請你想像你是一位德國公司的主管，正在和一家義大利公司談生意。你們會談相當順利，臨別前，對方的義大利主管為了表示親切，嘗試用你的母語（也就是德語）和你說再見。沒想到這句「再見」一出口，你就嚇到了，因為對方口中的「再見」不但不標準，而且相當粗魯，意思與其說是「再見」，不如說更近似於「你滾吧！」

對方看出你神色有異，趕忙道歉，並解釋說自己從未正式學過德文，他的德文都是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當囚犯時學來的。

如果你是這位德國公司的主管，你會如何反應？

（全文請到 轉角國際udn Global 閱讀。）

本集 Podcast 點此收聽。

在《死亡的臉》這本醫學散文的經典作品裡，作者 Sherwin Nuland 醫生指出，醫學生接受的訓練，就是如何在病人的臨床症狀，以及 X 光片、超音波攝影或電腦斷層等各種檢測資料中，準確地找出病因，並且為病人設計出一套最可能有效的治療方案。

正因為醫學生習於「解謎」，很自然地，每一場死亡，也都被想像成有著一個特定的病因。

但，許多時候，真正的死因就只是「老了」而已。

Nuland 醫生指出，「老」是一個不可逆的邁向死亡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在多數人身上，都是充滿了痛苦與折磨。

如果人終有一死，並且死亡的痛苦如此漫長，那麼，醫學的目的，真的就只是「找出病因，給予治療」而已嗎？還是在某一個時刻，醫師應開始為病人思考「如何死」？

歡迎收聽「衣櫥裡的讀者」Podcast 分享《死亡的臉》一書。

本集標題：臨終病人的願望，往往是很簡單的｜《死亡的臉》｜How We Die

🎧 收聽連結：https://closetreader.com/ep31

圖：Luke Fildes, The Doctor (c. 1933).

當下 Allen 決定走樓梯一路往下。在樓梯間他忍不住想：「到底是什麼樣的爛機師？有一整條赫德遜河給你迫降，為什麼會撞到大樓？」直到他走到了一樓地面，一位警察才告訴他：「我們認為這是蓄意的。」

Gary Smiley 是紐約市消防局的緊急護理人員。第一次撞擊發生後，他和其他隊員馬上開車通過布魯克林大橋，在雙塔之間設了一個緊急檢傷站。Smiley 回憶道，當時所有人都在焦急地提出各種猜測。他聽到有人指出，接下來恐怖分子一定還會引燃炸彈，「就像 1993 年的炸彈攻擊事件那樣！」這個理論一經發表，馬上就受到了歡迎，於是所有人都開始擔心炸彈在某處爆炸。

當天大部分的猜測，後來都被證明是錯誤的。這些焦急的猜測，其實都是在嘗試找出一個恰當的「原因」。有了原因，我們才能確認當前是什麼樣一個處境，也才能夠產生後續恰當的反應。然而 911 事件為美國社會帶來的，就是一個大規模「原因缺失」的狀態。

美國社會學家 Charles Tilly 就從「原因缺失」這個極其特殊的角度，切入分析 911 事件。他指出，「原因缺失」的狀態不僅僅存在於 2001 年 9 月 11 日當天早上，並且還延續到了事件過後很長一段時間裡。

911 過後的美國社會，被逼著不得不去問一些非常難以回答的問題：例如美國政府到底出了什麼差錯，竟然沒有阻止 911 事件？例如蓋達組織為什麼能夠強大到做出這種規模的恐怖攻擊？例如為什麼世界上會有恐怖主義？

所有這些，都是非常難回答、非常難有共識的問題。然而，如果這個問題沒辦法被回答的話，某一種在 911 事件中破碎掉的社會關係，是沒辦法被修復的。

例如，丈夫在 911 事件中喪生的 Breitweiser 夫人就曾經陳詞道，雖然各級政府官員和專家學者都提供了各種原因要來說明 911 何以發生，但對她而言真正的問題只有一個：「為什麼我的丈夫那天去上班之後，就沒有回來了？」

這個問題，當然是難以回答的。但 Charles Tilly 提醒我們，罹難者家屬之所以問這樣的問題，那很可能是因為罹難者家屬和他們的生活環境之間的關係、和這個社會之間的關係，都已經破碎掉了。他們需要一個恰當的原因，才能夠重新修復這些關係。

如果你對這個話題感興趣，歡迎你收聽「衣櫥裡的讀者」Podcast 第 12 集：「你為什麼遲到？」你回答的不是原因，而是你和對方的關係｜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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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圖書
原文書名：Why?
作者：Charles Tilly
出版年：2008
出版者：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這是二戰史上最慘烈的戰役之一。納粹動員了坦克和重兵，將列寧格勒團團包圍。在這期間，列寧格勒被切斷了一切的食物和飲水，各種物資只能沿著艱險的冰封湖面輸入，並且不時還要承受納粹軍隊的炮擊。事後根據蘇聯官方的統計，列寧格勒光是餓死的，就有六十萬人。

對古典樂迷來說，今天也有特殊的意義，因為列寧格勒被圍時，蘇聯最重要的作曲家蕭士塔高維奇，就在列寧格勒。

被困在列寧格勒的蕭士塔高維奇，在做些什麼呢？答案是：他正在寫作生命中的第七號交響曲。

圍城後的第二個星期，蕭士塔高維奇上電台宣布他正在寫作《第七號交響曲》的消息。他說：「我希望收音機前的聽眾知道，我們這座城市的生活還在正常進行。」

隔年3月，這首曲子完成了。先是在後方城市古比雪夫首演，後來到了莫斯科首演，到了8月份，終於在列寧格勒首演。

拖了5個月才在列寧格勒演出，是因為這座城市已經湊不齊一支交響樂團了。迫不得已，樂團向市民公開招募「懂得演奏樂器的人」，排練幾次之後，就在列寧格勒大劇院首演了。

列寧格勒的市民忍受著飢餓，還是爭相來到首演現場。場外的砲聲清晰可聞，骨瘦如柴的指揮奮力揮動指揮棒，演奏者們也彷彿用盡最後一絲力氣般地演出。演出結束後，不少樂手都被人用擔架抬出了劇院。

這次傳奇性的首演，沒有留下錄音，但根據某些現存的回憶紀錄，即便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當時那場演出仍然堪稱完美。

《第七號交響曲》的總譜經過拍照後，由蘇聯的飛機載運到了美國，隨後由托斯卡尼尼指揮紐約愛樂交響樂團演出，並且錄製成電台版本，向全世界播放。很快地，《第七號交響曲》成為了全球反法西斯陣營共同的音樂。

在這首四樂章交響曲的第一樂章，蕭士塔高維奇寫了一段極其恐怖的音樂。小鼓不斷敲出一個固定的、急促的節奏，聽起來就像是不斷進逼的槍聲。在這個節奏之上，蕭士塔高維奇讓一段令人不安的、沉重的旋律不停反覆、不停反覆。這段旋律完全沒有發展，完全沒有變化，唯一的變化只在於開始的時候，只有少數的樂器在演奏，後來不同的配器慢慢加入，於是原本隱隱的、幽微的不安，到最後變成森嚴的、令人透不過氣的龐大不安。

很多人都說，這段音樂象徵的是步步進逼的納粹軍隊。但，事情恐怕沒那麼簡單。在史達林死去之後，晚年的蕭士塔高維奇曾說過一段耐人尋味的話：「戰爭為蘇聯人民帶來了痛苦，卻也意外帶來了訴說痛苦的權利。」

意思是，在史達林統治之下，人民是沒有訴說痛苦的權利的。一旦訴說痛苦，也就意味著蘇聯的統治不夠好，那也就意味著你批評政府。批評政府，那就意味著你站到了人民的敵人那一方。

在蕭士塔高維奇三十歲那一年，史達林本人出席觀看他的歌劇。對早在音樂路上一帆風順的蕭士塔高維奇來說，這原本是又一次出風頭的機會，但隔天《真理報》卻刊出一篇樂評，將蕭士塔高維奇批得體無完膚，甚至稱蕭士塔高維奇「已經選擇向資產階級品味靠攏」。

這篇評論沒有署名，但一般認為是遵照（或揣摩）史達林的意見寫就的 —— 史達林不喜歡這齣歌劇的風格。

樂評刊出之後，蕭士塔高維奇發現，平常會和他打招呼的鄰居都不再理他了，他的朋友也對他避之惟恐不及。人人都怕和這位《真理報》上點名批判的對象扯上關係。劇院將他的作品緊急下架，一時之間再也找不到人請他寫曲。

在這段時間裡，蕭士塔高維奇在自家門口放了一口皮箱，裡頭裝著他的隨身物品和換洗衣物，為的就是有一天，有人要來帶走他的時候，他不必讓老婆小孩看到自己狼狽的樣子，而是拎了皮箱就可以走了。

在政治環境的脅迫之下，蕭士塔高維奇當然是低頭了。他數次道歉認錯，數次更改自己的音樂風格，為的就是避免再度被列為「人民的敵人」。

隔年，蕭士塔高維奇交出了他的《第五號交響曲》，而這也是他第一次改變風格後的交響曲。在這首作品中，蕭士塔高維奇一改過去作品中常有的曖昧、複雜、不和諧，而是寫下了許多悅耳動聽、昂揚輝煌的段落。但，蕭士塔高維奇明明才剛經歷了一生中前所未有的低潮時期！

所以，面對這些好聽的音樂，曾經指揮過《第五號交響曲》的指揮家 Michael Tilson Thomas 的感受是：「我覺得那就像是有人拿著鞭子抽打你，但你還是必須說：『我好快樂！我好快樂！』」

回顧了蕭士塔高維奇的人生故事之後，重新再聽《第七號交響曲》第一樂章，那個不斷重複的可怕段落，很可能會向我們透顯出不一樣的意義。

有人說，這段音樂是早在列寧格勒被圍以前就構想好了的，因此它所象徵的，不是納粹向列寧格勒進攻的砲火，而是蕭士塔高維奇藉著戰爭，終於可以寫出自己在史達林政權下，不斷感受到的壓抑與驚惶。

「我的一生都在等待槍決。」據說蕭士塔高維奇在他晚年，曾經說過這麼一句話。我們今天聆聽蕭士塔高維奇的音樂，似乎不可能不去回顧當時的政治環境，也不可能不去揣想在史達林的統治底下，蕭士塔高維奇透過他的音樂，到底在向我們訴說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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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對蕭士塔高維奇的人生和音樂感興趣，歡迎你收聽「衣櫥裡的讀者」Podcast 第 24 集：寫作者可以從作曲家身上學到什麼？｜《音樂影響了我的寫作》

此時此刻，其中一個最被擔憂也最被討論的議題，就是阿富汗的婦女權益是否會再次受到極大的傷害。

二十多年前，塔利班第一次統治阿富汗時，女子大學關閉了，女生無法繼續上學，當然也不能繼續上班。女子外出時，必須穿著遮住全身的罩袍，並且必須要有男性親人陪同才行，否則就會遭到鞭打。婦女外出時，甚至連開口說話都不行，除非是回答男人的問題。

那些被限制在家戶內的女性，有多少人遭受到家暴，我們不得而知。我們知道的只是：政府把家暴問題當作家庭問題，不會介入。

未來阿富汗情勢將會如何發展，目前尚未明朗。但在近期的新聞報導中，我們已經看到有女學生被迫離開學校，卻無法搭上回家的巴士，因為司機拒載無人陪同的女生。我們也看到有婦女嘗試向外國駐軍求助，但卻不得其門而入。我們還看到有父母將嬰兒拋進英軍駐地，希望英國官兵接住孩子，帶他們離開……

2007 年出版的小說《燦爛千陽》雖然是一部虛構作品，但兩位主角經歷的許多事情，其實都是塔利班上一次統治阿富汗時真實發生過的事。此時此刻，我將這部小說拿出來重讀，也希望透過 podcast 節目，和你一起經歷這部令人感到深沉哀傷的小說。

Podcast 收聽連結：【文學】一個阿富汗婦女的故事，也是妳我她的故事｜《燦爛千陽》｜A Thousand Splendid Suns

#衣櫥裡的讀者 #燦爛千陽 #阿富汗 #女性

他們做過一系列實驗，將靈長類關在籠子裡，在牠們手抓不到的地方擺放香蕉，同時在手抓得到的地方擺放棍子。

牠們只要利用棍子，就可以搆到食物，將食物拖進雙手可及的範圍，並且吃到食物。

黑猩猩、狒狒、巴諾布猿，無論哪一種靈長類，統統都做得到。

唯獨只有長臂猿做不到。

這是為什麼呢？

很久很久以後，科學家們才發現：長臂猿的智力沒有問題，而是他們的實驗設計有問題。

大部分的靈長類（包括人類）都擁有「拇指對生」的特性。拇指只要和其他任一手指合起來，就可以輕鬆抓握東西。

但是，長臂猿的拇指和其他手指是平行而生的。這讓牠們可以精準、有力地抓握樹枝，並在上面輕鬆移動。

但也因此，長臂猿無法輕鬆做出「從地上拾起東西」的動作。

於是，科學家改變實驗設計，不再要求長臂猿從地上拿起棍子，而是利用繩子將棍子懸吊在半空。這樣一來，長臂猿就能輕鬆完成任務了。

那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呢？

靈長類學家 Frans de Waal 指出：「每種動物都有牠的生活世界，動物們的智慧，是為了要解決牠們生活世界中的難題而發展出來的；就好比人類的智慧是為了解決人類生活世界中的難題一樣。身為動物行為學家，最重要也最重大的挑戰，是能否想像不同動物所面對的生活世界。」

在 Frans de Waal 的經典科普書 Are We Smart Enough to Know How Smart Animals Are?（台譯《你不知道我們有多聰明》）中，談到了更多因為「人類中心主義」而誤解了動物智慧的例子。

如果想知道更多，歡迎點擊收聽 Podcast 節目「衣櫥裡的讀者」第 27 集【動物學】動物有多聰明，我們可能知道嗎？｜Are We Smart Enough to Know How Smart Animals Are?

圖：Henri Rousseau, The Sleeping Gypsy (1897).

余英時對史料的掌握極其敏銳，下筆異常精準。

更讓我佩服的是，雖然學問深厚，但他的文筆總能保持平實曉暢，讓我這個非史學專業的讀者，也能見到中國思想史最精采的一面。

對此，我心懷感激。

在這集節目中，我將從一個普通讀者的觀點，談談余英時先生流傳最廣、讀者最多的一本書：《歷史與思想》。

🎧 「衣櫥裡的讀者」Podcast 收聽連結：26.【歷史學】余英時為什麼是史學大師？｜《歷史與思想》

🎵 本集內容
00:30 大學時代，第一次閱讀余英時的興奮與激動
02:55 為生民立命的儒家，如何成為統治者的維穩工具
12:29 清代為何興起「考據學」？思想史內部的解釋
26:38 一個普通讀者眼中的余英時
28:27 本集音樂介紹：舒伯特未完成的鋼琴奏鳴曲

🎵 本集音樂
Schubert: Piano Sonata No. 15 in C major, D.840 – II. Andante.

之所以有這種討論，當然是因為從西元前八世紀到西元後三世紀，在古代奧運會超過一千年的歷史裡，絕大多數選手都是一絲不掛的。

為什麼古代的運動員不穿衣服呢？

其實，如果我們抓住一個西元前的古希臘人，質問他「為什麼運動員都不穿衣服？」他恐怕也說不出個所以然。對他來說，運動員裸體上陣，是如此理所當然的事情，因此也不需要解釋。事實上，在古代文獻中，你還真找不到誰曾經討論過這個問題。

所以，假如我們真要對這個問題有所了解，恐怕必須換個角度問 ── 後來的運動員，為什麼不再裸體了？

用凡人之身挑戰命運

要回答這個問題，那就一定要涉及古希臘人眼中「人和身體的關係」的演變史，同時這也牽涉到「人和神的關係」的演變史。要弄清楚這段演變史，我們就繞不開西元前八世紀最重要的兩份文獻：《伊里亞德》和《奧德賽》。這兩份文獻有個共同的作者，那就是古希臘最偉大的史詩作者荷馬（可能也是最偉大的史詩表演者）。

在盲詩人荷馬的口中，「神」和「人」的界線是不明確的。《伊里亞德》最重要的主角阿奇里斯，就是一位半人半神的英雄。他的爸爸是人，媽媽是海神忒提斯。阿奇里斯出生時，忒提斯抓住阿奇里斯的腳踝，將他浸泡在冥河裡，使他擁有金剛不壞之身。可惜腳踝被抓住的地方沒泡到水，「腳踝」也就成了阿奇里斯全身上下唯一一處同凡人一樣可以被傷害的地方（一生驍勇的阿奇里斯，最終的結局也正是被人用箭射中腳踝而死）。

在古希臘人的觀念裡，人不只可以和神結婚生下後代，人甚至可以挑戰神的諭示、挑戰自己的命運。在西元前五世紀的悲劇《伊底帕斯》裡，一位國王生下了兒子伊底帕斯，就在這時國王聽見神諭，說伊底帕斯將來會「弒父」，殺了自己的爸爸，於是國王令人將伊底帕斯帶到野外丟棄等死。

在《伊底帕斯》裡，這是人對命運進行的第一次挑戰，同時也是一場失敗的挑戰，因為奉命丟棄伊底帕斯的人心生憐憫，將伊底帕斯轉送給了鄰國的人。後來，伊底帕斯輾轉得到鄰國國王收養，成為了國王的養子。

不明白自己身世的伊底帕斯，有天也聽說了那個揭示自己命運的神諭。為了不要傷害父王，他決定逃離這個他從小長大的國家。這是人對命運進行的第二次挑戰。當然，這仍然是一場失敗的挑戰，因為伊底帕斯最終回到了原本出生的國家，並且在一場馬車意外中，親手殺死了自己的生身父王。

人挑戰神諭、挑戰命運，當然是會失敗的。但古希臘人就看重這種挑戰的精神，即使失敗了，仍然會被認為是了不起的英雄。

事實上，這份「挑戰精神」正是古代奧運會裡最震撼人心的奇景。在奧運會場上，運動員的最高目標與最高榮耀，就是一次次打破人們以為的人類身體極限，一次次追求「更快更高更遠」。

取得冠軍的那些選手，當他們回到了自己的城邦，不僅會得到整個城邦的景仰，還會得到一尊屬於自己的雕像，上面銘刻著他在奧林匹亞獲得冠軍的事蹟，然後雕像會被放到宙斯神殿裡，永遠流傳下去。

在古希臘人的觀念裡，所謂「英雄」就是那些凡人之上，卻又不是神的存在。奧運會場上最傑出的冠軍，在當時的人眼裡，不折不扣就是凡人之上、僅次於神的「英雄」。《奧德賽》裡，荷馬也明白說了：

「運動場上，人靠著他的手、靠著他的腳所取得的勝利，是人世間任何榮耀都比不上的。」

到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在西元前八世紀到前五世紀這三百年的時間裡，人靠著一副凡人的身軀，就可以去挑戰極限、挑戰命運、挑戰神和人的界線。對古希臘人而言，身體並不羞恥，身體也並不污穢。唯有透過身體，人才有可能取得人世間的最高榮耀。雖然身體最終一定會衰朽、會消失，但身體所乘載的挑戰精神，是可以不朽的。

從蘇格拉底到亞里斯多德：心智的重要性漸漸超過身體

四百年之後，原初的「奧運精神」也慢慢有了轉變。

在西元前四世紀的《申辯篇》裡，蘇格拉底因為「腐化年輕人」和「不敬神」而遭到起訴，接受雅典公民的審判。《申辯篇》就是蘇格拉底自我辯護的最後陳詞。很多人不知道，在《申辯篇》其中一段裡，蘇格拉底提起了奧運。

白話點翻譯，蘇格拉底大致的意思是：「雅典公民們啊！你們用公費供養奧運會的冠軍，給予他無上的光榮，但你們是怎樣對我的？我是一個追求正義、追求美德、追求智慧的人。我比那些奧運冠軍更值得你們尊敬、更值得你們供養、更值得你們給予獎金。但你們準備判我死刑。」（Apology 36B-E）

說完這段最後的申辯，陪審團便以 281 票比 220 票，判處蘇格拉底死刑。

在這裡，我們不討論蘇格拉底的自負，也不討論雅典公民的愚昧，我們要討論的是：在蘇格拉底的申辯裡，他明明確確把「心智」的重要性放到了「身體」之上。對蘇格拉底來說，心智上的鍛鍊，比身體上的鍛鍊更值得追求，也值得更多的榮耀。

這種高揚心智，貶低身體的看法，到了蘇格拉底學生的學生亞里斯多德那裡，愈發變本加厲。亞里斯多德嚴格禁止學生鍛鍊身體。他認為智性上的追求，和體能上的追求，彼此是互相排斥的 ── 如果某段時間你想求學問，那你就不能去練體能；而如果你想練體能，那你就不要來找我亞里斯多德求學問。

亞里斯多德過世四百年之後，在演說家「金嘴狄翁」（Dio Chrysostom）的講稿裡，甚至出現了一段極盡貶低運動員之能事的文字：「那些沒有用的人，都應該被切了，做成宴會上的一道菜……我真心認為，那些運動員的智能比不上豬。」（Oration 7.11）

隔幾段，金嘴狄翁又說：「一隻野兔或一隻鹿，都可以輕鬆跑贏一個奧運會的短跑冠軍。而這個世界上，沒有比野兔和鹿更懦弱的動物了。」（Oration 8.14）

蘇格拉底的下場，是被判處死刑。但是到金嘴狄翁之後，在各行各業的文獻裡，都可以看到許多貶低身體的說法。

西元二世紀，對後世影響力極為重大的醫學家蓋倫曾經這麼說：「那些運動員即便是在夢中也未曾想過心智方面的事。他們的思考能力如此低下，他們甚至不知道自己擁有大腦。他們完全無法進行邏輯思考，他們和那些愚笨的動物一樣缺乏心智。」（Exhortation to Medicine 10-12）

基督教：「壓抑身體」成為了榮耀靈魂的方法

西元三世紀以降，基督教在歐洲迅速興起。前述這套貶抑身體的看法，基督教一方面對它有所承續，另一方面又有所開創。

與此最直接相關，也最著名的一段文本，當然就是《創世紀》裡，亞當和夏娃面對裸體時的反應。當伊甸園裡的兩人第一次察覺自己赤身露體時，他們驚覺那是「不對的」，他們感到「羞恥」，他們想要趕快找東西把身體遮起來。

到這裡，身體的重要性不但比不上腦力，身體甚至成為了羞恥感的來源，成為了需要隱藏起來的東西。

不只如此，基督教的興起，同時帶來了一場觀念上的質變。「身體」的對照物不再是「心智」了，而變成了「靈魂」。

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裡有一段話，他說：I maltreat my body and enslave it. (我折磨我的身體，叫它服從於我。)

保羅並不是說 I maltreat myself，我折磨我自己；他說的是 I maltreat my body，我折磨我的身體。很清楚，body 並不是 self。「身體」並不能夠代表「我」。那什麼可以？那是靈魂。在基督教的觀念裡，真正重要的不是身體，而是靈魂、只有靈魂。為了保全靈魂，人可以、也應該要對肉體（尤其是肉體的慾望）施加壓抑、施加否定，施加折磨。唯其如此，人才能夠使自己的靈魂得到拯救。

七世紀的蘇格蘭僧侶 Dryethelm 做過一件從任何標準來看都了不起的事 ── 他讓自己盡可能一天 24 小時，一年 365 天都浸泡在河水裡，靠著別人供給的食物活下去。在冬天最寒冷的夜晚，他沒有起來；在他年老幾乎不堪負荷的時候，也沒有起來。

這不是對自己命運的挑戰，這不是對身體極限的挑戰 ── 那是一千年前的古希臘觀念了。到了基督教的時代，僧侶 Dryethelm 之所以做這種看似挑戰極限的事，為的是盡可能折磨身體，盡可能貶低身體，盡可能否定身體產生的任何需要、任何慾望。唯其如此，才能夠得到基督教意義上的非凡榮耀。而這份榮耀，當然也不是給他自己的，而是給凡人永不可能挑戰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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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對這類話題感興趣，歡迎你收聽我的 Podcast 節目「衣櫥裡的讀者」。

在第 25 集節目裡，我藉由古典學家 David Young 的著作，探討古希臘的「奧運精神」到底是什麼。

🎧 收聽連結：https://closetreader.com/ep25

圖：Edouard Manet: Olympia (1863)

比賽前，單車界根本沒人聽說過 Anna Kiesenhofer 這號人物。她沒有教練，沒有隊友，一身裝備都是自己張羅購買的。奪金後，記者問她對未來有何期盼，她說：「回到奧地利時，希望有人來機場載我。」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 1988 年漢城奧運以前，奧運完全是業餘選手的天下。因為從前的奧運會，是嚴格禁止職業選手參賽的。

例如 1972 年，當世界滑雪冠軍 Karl Schranz 準備第四次參加奧運時，就因為接受過滑雪用品廠商的贊助，被國際奧委會判定失去資格。美國的鉛球冠軍 Brian Oldfield 則因為參與過一場獎金不到一千美元的比賽，而失去參加奧運的機會。

從前的奧運會，為什麼要嚴格遵循「業餘原則」呢？根據國際奧委會的官方說法，那是因為「古代奧運會都遵循業餘原則」，既然如此，那麼現代奧運會當然也應該堅守業餘原則才對。

的確，現代奧運是繼承了古代奧運而來的，但我們怎麼知道西元前八世紀的希臘人，到底是怎麼玩奧運的？這就是個紮紮實實的學術課題了。

佛羅里達大學的古典學教授 David Young 就是古代奧運的世界級專家。他寫過一本書，專門反駁奧委會的觀點，書名叫做 The Olympic Myth of Greek Amateur Athletics (古代奧運會的業餘迷思)。

David Young 認為，所謂的「業餘原則」，恐怕是 19 世紀才被發明出來的概念。在古希臘的文獻中，根本找不到類似的觀念。而事實上，古希臘的運動員也是實實在在的職業選手，他們靠著參加比賽換取金錢。在奧運場上贏得冠軍的運動員，甚至可以從此躋身富裕階級。

David Young 的書出版四年之後，奧運會就全面開放職業選手參賽了；隔年，這本書被美國奧委會選為年度最佳圖書。

這一切，當然不完全是 David Young 的功勞。但透過他的作品，可以讓我們看到一顆現代的學術心靈，怎樣一次次逼近人類智性的極限。Young 從極其有限的材料中，透過縝密的邏輯推敲和想像力的飛越，重建出盡可能準確的古代奧運圖像。這，可是絲毫不遜於奧運賽事的頂級展演。

如果你對古典學教授眼中的古代奧運感興趣，歡迎你收聽我的 Podcast 節目「衣櫥裡的讀者」。在最新一集裡，我將藉由 David Young 的著作，說明古希臘的「奧運精神」是什麼，以及它如何被 19 世紀的歐洲人所誤解，從而誤打誤撞形塑了今日的「體育」。

🎧收聽節目：25.【歷史學】古希臘的「奧運精神」到底是什麼？｜A Brief History of the Olympic Games

圖：Panathenaic amphora, a victory prize from ca. 530 BC.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 本集內容
00:30 文革期間，小說家余華如何學習寫作
03:22 蕭士塔高維奇《第七號交響曲》的可怕插入部
10:34 蕭士塔高維奇的人生故事：說謊是為了活下去
19:37 布拉姆斯的人生故事：愛上恩師的老婆
27:58 布拉姆斯的不幸：生在瓦格納的年代
33:37 我如何開始聽起了古典音樂？
34:49 貝多芬的作曲方法，影響了我的寫作
37:23 介紹貝多芬《第四號鋼琴協奏曲》
40:58 音樂是一趟旅程
44:25 播放音樂

📖 本集圖書
書名：音樂影響了我的寫作
作者：余華
出版年：2012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 本集音樂
Beethoven: Piano Concerto No. 4 in G Major, Op. 58: I. Allegro moderato · Berliner Philharmoniker, Wilhelm Kempff, Ferdinand Lei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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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Woman at the Piano by Henri Matisse (1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