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

【第20版：图书推荐】把遥远的故事讲到人们心里去

Fri, 02 Feb 2018 15:02:57 +0800

《西南边》，冯良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定价48.00元

书写西南边地隐秘历史。

没有谁不愿意被民族地区的文学创作的斑斓和异质所打动，但能够把遥远的故事讲到人们心里去，把奇异处理得很日常甚至很家常的作家并不多。现在出现在我面前的长篇小说《西南边》，却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它天然的旖旎、成熟、婉转流长，语言准确、活泼、风趣，叙述不拖泥带水，对话尤显生动，分明是一个相当老道与睿智的小说家所作，却又透露出那么一丝丝的野性、质朴、漫漶和死心眼儿。作者是谁？冯良。这是一个有点新鲜的名字，我们猜她定然是个有趣的人，且按下不表，后面会说到她。

我还记得小说最初的开头，“曲尼家的女儿阿果的光脚板扎了根刺”，故事就这样猝不及防地开始，像是被谁走过带起的“察尔瓦”（彝人的传统披风）撩了一下，你眼前便出现了半个多世纪前四川莽莽苍苍的大凉山世界，山岗，坡地，低地，谷地，男兵，女兵，还有一条瑰丽烂漫的霞光地带，那是故事的河流，缓缓运动起了叙述的语调。

千百年来，凉山彝人孤悬西南一隅，山青水白，林深石巨，兽奔鸟飞，不为人知。人民自号“诺苏”，骁勇、桀骜，互不服输。素无统一政权，黑彝，白彝，两个社会群体，黑彝独尊，自诩血统纯正高贵，白彝多为其百姓，另有蓄养的奴隶。内部各以家族号令，官家难以辖制，犹如铜豌豆一枚。世代与汉人彼此疏离，既争斗也友好。

即便解放军开进，大凉山彝族和平解放，黑彝奴隶主也都接受了一些新生事物，出任各种地方职务，但他们内心深处的骄傲仍然不能平息，如同早早写好的结局，埋藏在一支历史的悲歌中。

悲剧的因素在河床底处曳动，倒映在河面上的却是三对跨民族婚姻六个人的打打闹闹哭哭笑笑。他们既是共属平叛部队的战友，又分属不同阶层、地域、民族身份。他们既有攀比、竞争、出阴招、出昏招，又相互照应，共度难关。这另一条线索的进程，便是青春之纯真在时代冲刷下的时隐时现，他们再分崩离析也是“他们”，一个特定的时代杂糅的产物，古怪的情感共同体。

现在要说到“新人”冯良。这是个玩笑，冯良早在30年前可就成名了。1984年，冯良大学毕业自愿进藏工作，在那里，她成为“西藏新浪潮”的一员。1991年，藏族作家色波为《钟山》做了一年特约编辑，要选能够“冲出地区的作家”，最后只选出一篇《三姑二姑》，就是冯良的作品。在西藏作家群体中，冯良较早地走出了“自以为是的意象”，成为写不同文化背景相碰撞的故事最多的一位，也是最偏重于“写实”的一位。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西南边》某些方面显得“传统”——且慢！我先得赶紧声明，我喜欢这“传统”，因它“传统”得迷人，“传统”得正确。我相信冯良要在《西南边》里加一点魔幻色彩，加一点天马行空，加一点叙述圈套，完全不是难事。但她在讲述故事时并不额外关心技术问题，而是让故事把技术带出来。这难道不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技巧”？你不能不承认，她是胆大心细，又稳健又泼辣。

只要你读了《西南边》，就会发现，这绝不是一部“老老实实”“笨笨重重”的长篇小说，它一个最首要的艺术特征，就是，几乎是通篇以灵动、鲜活的对话构成，点墨敷彩，洋洋洒洒，且都是“川音”——冯良曾小小自夸，如果有哪一点是她可以自“炫”，那就是小说中的语言、语调和节奏，“我们四川人可以读出声来”。

也因了语言的调解功劳，这部令人怆然的小说写得并不悲，我们看到《西南边》里充满了俏皮话、正反话、那些披挂着政治思想与时代用语时而作矛时而作盾的话赶话，还有“团结话”——特别是“团结话”，如同在汉彝文化夹缝中生长出来的蓬蓬叶片，都被冯良捕捉到了，摇曳风生地呈现出来，妙极。

在《西南边》的深处，站着一个倔强的小女子冯良。冯良的父亲是汉人，母亲是一位早逝的彝家美女。我曾求证过，《西南边》中的曲尼阿果，那么羞怯、传统，一派天真的形象之中，就有着她母亲的影子。开玩笑自称“彝娘汉老子”的她，也曾为彝、汉两边的文化迥异而困扰和敏感；但这双方的存在也滋养着她，虽然偶尔会碰疼她，仿佛尴尬无解，但毕竟给予了她表述它们的自由，也传给了她即使悲伤也能被逗笑的强大本领。现在，冯良以《西南边》为“大凉山”填上了一块属于它自身的拼板，为三代“凉山彝”塑造了一组群像，也为她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留下了身份的注脚，文化的留念——欢喜哉！

【第20版：图书推荐】中国古典诗词，我们可以这样读荟萃历代各种体裁、风格和流派的1311首佳作于一册。

Fri, 02 Feb 2018 15:02:55 +0800

《中国古典诗词分类鉴赏辞典》，夏传才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定价298.00元

在中国历史的文化长河中，中国古典诗词堪称最优美的文字。它以最完美的形式、最精炼的表述，时而婉约至极处，时而豪放至无形，直抵人心灵深处。尽管星转月移，人世沧桑，中国古典诗词却已像血液融汇于我们民族的精神文化而永久流传，并以其独特的魅力充溢在人们的生活里。

有这样一本书，足让人一见倾心，欣喜驻足。

中国诗词历史悠久，门类众多。《诗经》是由口头文学转化为书写文学的第一部诗集，基本为四言体。战国《楚辞》上承《诗经》而又突破四言句式，完成了以六言为主体的“骚体”。汉乐府诗词在此基础上融汇乐府民歌发展为五言诗，魏晋南北朝发展为七言诗，到唐代形成了格律诗——律诗和绝句，宋代发展了词这种长短句交杂的新诗体，元代、明代又发展了散曲。所以，对中国古典诗词的正确理解应该包括诗、词、曲三大类。曲有各种曲调，词有不同词牌，诗有四言、骚体、乐府、古风、律诗和绝句，律诗有五律和七律，绝句有五绝……中国古典诗词的艺术形式多种多样，加之各种风格、流派，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中国古典诗词分类鉴赏辞典》呈现这漫长过程中每一次体制上的重大演变，这极其丰富而又集于一身的艺术形式，让中国诗词犹如沉淀三千年的漫天桃花，以其厚重的内涵、清丽的神韵、优美的语言和铿锵的音调，影响一代又一代人。

可以说，《中国古典诗词分类鉴赏辞典》是对清末以前中国诗词的总选本式分类阅读。此说归于本书的两大特点：一是总选本，二是分类阅读。

传世的中国古典诗词为数众多。据有关学者统计，现经整理出版的中国古典诗词中，诗、词、曲各体作品达五十万首以上。如此浩瀚的诗词遗产，对任何人而言，完成通读绝非易事。历代文人都曾做了数遍努力，力求从浩瀚的诗海中取其精粹，编集选本，有通史体、断代体、编年体、分类体；或唐，或宋，或明，各取一代，为断代选本；或诗，或词，或曲，各取一体，为诗体选本。《中国古典诗词分类鉴赏辞典》取以往各家之长，以思想性、艺术性为编选标准，注重引诗明理，所收诗词起于《诗经》，止于清末，从众多名篇中再做精选，同时充分体会古人学诗用诗的学说和当代人用诗的实践，荟萃历代各种体裁、风格和流派的佳作于一册，计1311首。此为总选本。

另外，历来的选本即使通史式和众体兼备，也一般为中文专业教材所用，受教学时数所限，选篇较少，且罕有分类。所谓分类，指作品的主题和题材相近者合为一类。鲁迅《且介亭杂文》序中说：“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知人论世。”所以，分类既便于择优集中鉴赏，也便于选择使用。《中国古典诗词分类鉴赏辞典》再取分类编集的优长之处，将所选入作品按照题材和主题分为国家兴亡篇、廉政反腐篇、抒怀感慨篇、情诗恋歌篇、女性世情篇等十八个篇目，且每篇目附赏析指要文字，所收诗词均按照朝代先后排序，且每首附名家鉴赏文章，便于读者分类集中阅读、比较鉴赏和翻检使用。此为分类阅读。

如此浩大的工程，无疑是重新赋予这优中选优的18类、1311首作品之常新的永恒的生命。

《中国古典诗词分类鉴赏辞典》中的鉴赏作品，汇集了中国古典文学界如唐圭璋、钱仲联、王运熙、吴调公、何满子、霍松林、田秉锷、王长华、王钟陵等权威专家、学者撰写的名作鉴赏。他们有着前无古人的独特建树，或在学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的理论素养颇高，文学鉴赏能力也高，对怎样鉴赏中国古典诗词有着非常的浓度和高度，对想了解古诗词的读者颇具吸引力及指导意义。

一首诗，不管它的形式有多美，如果没有“情动于中”，就不是好诗。《中国古典诗词分类鉴赏辞典》主编夏传才先生，终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育工作，并以诗寄托情感和理想，一生与诗词结下不解之缘，而约集有专业修养的文学工作者分别撰写鉴赏文字供读者作赏析参考，则是一种尝试。

自古“诗无达诂”。诗是文字极度精练后的一种状态，背后有着很大的解读空间。尝试将“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译为白文：“流浪小伙笑嘻嘻，抱着布匹来换丝，不是真心来换丝，找我商量婚姻事。”内容没什么变化，但文字所传达的信息却大不同。可见，一些古诗词一经翻译便完全没了味道。

《中国古典诗词分类鉴赏辞典》摒弃以往古诗词注释译解的模式，仅保留后人的鉴赏文字，只为体会最具延展性的开放式阅读。由此，我们可以无限地去感受书中这些美好的诗词，帮助我们去感受生命、思考生命、领悟生命。

【第20版：国际文化】可惊可叹滞销书

Fri, 19 Jan 2018 20:04:36 +0800

卷帙浩繁、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琳琅满目……提及类似词汇，读者联想到的应该少不了书。尤其是随着当前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的图书出版业步入了快车道，每年新出版的图书就有成千上万种，涉及的码洋、印数总额堪称天量。然而，当诸多图书在实体书店及网上竭力展示其风光表面的同时，恐怕很少有人想过，繁盛的背后，究竟掩藏着几多黯然神伤，不足为外人道也！

近日，国内首个滞销书数据报告由北京开卷信息有限公司发布。根据开卷监测系统统计，从2014年1月至2017年10月，综合实体店、网店及零售三个渠道数据，年销售数量小于5本的图书，占全部图书品种的34.5%；年销售数量小于10本的图书，占全部图书品种的45.19%。该统计还显示，2016年，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出版社自办发行单位年末库存65.75亿册（张、份、盒）、1143.01亿元。这些年销量不足10本的图书，为每年价值千亿码洋的出版业库存，贡献了重要力量。

这些数字，实在令人惊叹！它意味着，每年居然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图书品种可能要面临报废的命运；每年接近有一半的图书品种只能堆在仓库里落灰。它还意味着，亮丽码洋的背后，伴随着的竟是相关出版社颇显沉重的包袱与累赘。

综合各方面的调查来看，滞销书并非都是一些专业性强的冷门书，相反，不少市面上曾经的畅销书赫然在列。而从滞销书所涉的出版社来看，几乎各家出版社都有图书被清退，即便是那些知名大社也未能幸免。看来，市场化竞争条件下，没有出版社能够始终保持淡定，跟风出书在所难免；好不容易抓住了一个畅销选题，寄望“一口吃个大胖子”，不加节制地扩充印数也在所难免。只是，令这些出版社失望的是，无论他们逐利的热情再高、外在的招牌再亮，市场并不轻易买账，于是无奈，热脸贴了个冷屁股，徒落得库存堆积如山，及至最后数量不菲的滞销书不得不回炉，重新化为了纸浆。

我国书业市场上居然有着这么多的滞销书，它折射出经济文化资源的巨大浪费，也反映出当前的文化出版行业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比，尚存一定距离。而往往，一些出版社的经营处境越是艰难，他们就越经受不起滞销书的折腾。想一想，耗时耗资耗力策划、编印出的图书，卖出去的不过区区数本，严重入不敷出，如此倒霉事偶遇一遭或无不可，然而若总如此，出版社谈何健康成长，岂能不关门歇业？

关于图书出版，中关村图书大厦科技文艺部经理孟娜分析得在理，“越是大众类图书，可替代品种多的，销售周期就越短，所以出这样的书会冒更大的风险。”图书销售人员都能看明白的道理，想必出版从业者不会不清楚，然而即便他们心知肚明，可就是有人宁愿前赴后继、铺天盖地选择去“赌”，他们赌的就是出书的速度与数量。这不啻于一轮又一轮大面积地“击鼓传花”，总有人在哀叹中“中彩”，其结果不仅促成目前令人瞠目结舌的滞销书“战果”，亦助长着书业出版的虚浮景象。

无论从满足文化市场消费需求，还是从促进出版机构强筋健骨着眼，皆不能容忍这么高的滞销书比率持续存在下去了。多出版一些精品图书，努力推出无可替代的品牌图书，不只需要各个出版社喊在嘴上，更必须真正落实到具体行动中。而作为文化出版的研究与管理机构，也应在出版内容、出版数量、出版频次、出版方式等方面适时予以窗口指导，为相关出版社看清前路捻亮一盏指路明灯，减少滞销书的问世。

山西省长治市周慧虹

【第20版：国际文化】“快闪书店”是行为艺术又何妨？

Fri, 19 Jan 2018 20:04:35 +0800

两个月前，上海思南小广场的梧桐树下，多了一幢寓意“人文心脏”的钻石形建筑，精致、通透、有着温暖的木头质感。这是一家只有30平方米、只存在60天的“快闪书店”——思南书局·概念店。60天里，从李欧梵到孙颙，每天都有一位作家担任“特约店长”，与读者面对面，荐读，互动，分享创作感受和书房小物，带去美妙、鲜活的体验。1月3日傍晚，在作家和读者不舍的倒计时中，思南书局·概念店熄灯闭幕，暂别街头。（1月4日《光明日报》）

据报道，“快闪店”是短期经营某种商品的“游击店”，近年来兴起于欧美，虽然只是短短地经营几个月或十数天，甚或几天，却因独具创意和特色，吸引着大批年轻人。而上海这家“快闪书店”，据说在这一段时间，人气也是颇高的，常常是人头攒动。这固然与“快闪书店”每天请一位作家驻店，出任店长，与读者交流有关，也与“快闪书店”的服务方式新颖，能给读者带来更好的阅读购书体验密不可分。比如它的外部建筑设计、内部装修、书籍陈列都很精致，仿佛艺术品一般，且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自然就吸引人。

有人不无偏颇地认为，“快闪书店”不过是一场行为艺术，因为它只有60天的寿命。实际上，这家书店在黄浦区思南路营业60天后，据说会被移动到别处去，比如外滩、徐汇滨江等地，总之，据说要不停地“闪动”。可见，它是要做倡导全民阅读的星星之火，在多个地方“闪烁”，以期形成全民阅读的燎原之势。按理说，商业经营要讲究稳定，不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以追求更多的回头客。然而，以撒播阅读种子为己任的“快闪书店”却不这样，甚至具有牺牲商业利益、追求公益价值的气度，这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快闪书店”即使只是一场行为艺术又如何？只要它能拉近读者与书籍的物理和心理距离，只要它能激发公众的阅读兴趣，都值得肯定。就像《劳动报》在采访某嘉宾时，那位嘉宾所言，“喧闹的城市，剧烈的节奏，多少人忘记了书本、忘记了阅读，忘记了人生的要义？一个‘快闪书店’醒目突兀地耸立在街头，就是一种提醒，生活需要静美，生命需要阅读，否则就走上人生的歧途了”。目前不少实体书店都想追求“网红效应”，也意在引起网友对书店、对阅读的关注，有关注才会有阅读，书店搞一些行为艺术又何妨？

事实已证明，无论是书店玩“混搭”——开进医院、博物馆等，还是书店玩“快闪”、搞饥饿营销，以及书店玩“共享”——在卖书之时开展新书借阅服务，它们图谋长久书香的用意，已在慢慢实现，不少实体书店越来越吸引公众的关注，一些实体书店甚至摆脱了困顿，活得很滋润，这无疑是一种好现象，有助于积极推动全民阅读。书店与全民阅读“共兴衰、同进退”，全民阅读越兴盛，书店的生意也就会越兴旺。期待有更多书店转变经营服务理念，多打造一些带有社交化属性的“小而美”书店，让市民尽享阅读之便。

成都市武侯区何勇海

【第20版：国际文化】新华书店不卖教辅书过犹不及

Fri, 19 Jan 2018 20:04:34 +0800

2018年第一天，新华书店中山路店新装亮相。曾经占据半壁江山的教辅书集体退场，人们记忆中的新华书店，这次是真正的“大变脸”了。（1月2日《厦门日报》）

占图书总量六成的教辅书全部退场，这种“变脸”固然是一种勇气的体现，但是这种变化却有点过犹不及，并不值得点赞。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电子阅读已经成为很多人的选择，包括新华书店在内的很多实体书店都遭遇到网络冲击，陷入到经营困境中，为了自我救赎，很多书店还加大了教辅书籍的供给比例，甚至将教辅书籍作为主打产品，以此来缓解市场压力，化解经营危机，但是这家书店却将教辅书籍全部清退出场，这种行为的确令人刮目相看，但是这种行为也是一种经营极端。

首先，新华书店是一个公共文化场所，这个场所不仅具有阅读娱乐功能，也具有很强的教育功效，也就是说，新华书店卖教辅书并非不可，也是其市场价值的一种体现，在新华书店不仅可以增长知识，也可以接受教育，帮助学习，这就需要一些教辅类的图书，可是如今这家新华书店却将这些教辅书清理出去，这种行为不仅为中小学生等群体带来很大的不便，也违背着新华书店的经营定位和服务宗旨。

没错，教辅书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着学生负担，增加着家庭教育成本，但是教辅书并没有原罪，很多教辅书是对学习还是有用的，也是学习的必需的，如果一味对教辅书进行“封杀”，不仅不能减轻学生负担，甚至还可能给学生的学习带来不利影响，比如，为了购买教辅书一些学生可能要去更远的地方，这就给学生需要带来很大不便，而且如果购买不到需要的教辅书，也可能对学生的学习带来很大影响，甚至可能导致成绩下滑等，这显然是不应该的，因此，新华书店不卖教辅书不是一个好现象。

真正的文化供给，应该是各类书籍俱全，不仅有文学作品，有休闲读物，还应该有教辅书籍，面面俱到，这样才能满足不同读者群体的需求，才是全面健康的文化供给。而不是为了某种心理而厚此薄彼，这无疑是一种不理性不成熟的经营理念。

退一步讲，即使出于减轻学生负担的层面考虑，也不能一刀切地取消教辅书，完全可以采取其他措施来实现，比如，可以积极向学生推荐有用的教辅书，或者对学生的购买消费提供科学合理的意见和建议等，帮助和指导学生购买适宜的教辅书等，通过这些举措也可以达到减轻学生负担的效果。完全没有必要对教辅书下“封杀令”。

河南省西峡县刘剑飞

【第20版：国际文化】“老书店”转型关键要“拼气质”

Fri, 19 Jan 2018 20:04:33 +0800

看法

2018年第一天，新华书店中山路店新装亮相。曾经占据半壁江山的教辅书集体退场，人们记忆中的新华书店，这次是真正的“大变脸”了。此前几年，实体书店在电商的冲击下大量萎缩，新华书店也一度风光不再，教辅书成了支撑它的生命线，曾占店内图书总量的60%。此次教辅书全部退场，是该书店的最大变化，也更显其勇气和诚意。“2013年我们开始重新规划发展路线，确定了旗舰店、区域店、主题店、社区店四种模式，从形式和内容上对新华书店进行整合。”福建省新华发行集团厦门分公司副总陈晓滨表示，这是新华书店转型发展的一部分。（1月2日《厦门日报》）

实体书店的生命力，如果不能够来自于经营图书本身的稀缺性和价格优势，那就要在环境的文化含量上做文章，其初级作业自然少不了增塑文艺范儿，比如报道中的这家店，一方面把原来占比达六成的教辅书统统整合清理掉，让有这方面需求的读者去专门的教育书店选购，给更多的文学艺术等无用之书提供空间，另一方面是增加了产品种类，用旅游纪念品、饮食服务、指玩艺术等，拼凑出了一个据说高达18个卖点的文化复合体，这也就意味着一家图书“专卖店”也开始“卖花生瓜子矿泉水”了，进入书店的消费体验也就随即多元起来。与那些高达七八层、上层书籍踩着梯子才能够着的到顶式书架所制造出的压抑感相比，集合了更多物质和文化商品之后，整个书店会祛除很多精致气息，跟社区里附带销售几本畅销书的便利店一样，多了好些人间烟火气。“老书店”这么改一改，也未尝不是应对电商冲击的常规思路。

作为一家颇有年头和相当体量的书店，新华书店在很多人心中还有着更为复杂而微妙的情愫，不少三线城市和县城乡镇关于书店的最初印象即源于次。如今，和其他鳞次栉比出现又不乏昙花一现的民营实体书店相比，这家老书店的转型似乎总显得有些臃滞和别扭。从整体局面看，经营模式的调整只是在“术”的层面做小打小闹，如果不能真正从市场化程度和人文性水准上做根本性提质升级，让其血液中鲜亮而澎湃的主流叙事，与当下热络而丰盈的受众需求相对接，一切商品摆放位置和经营形态的闪转腾挪，都将可能成为一种自我封闭之下的虚无革新。

毫无疑问，书店的主打产品、镇店精品一定得是图书，而海量出版和电商疯狂的情形之下，实体店的比较优势，一是靠拼时间，岁月相守是无可比拟的竞争力；二是靠拼品类，书店必须确立自己的文化口味，在门类齐全、人无我有，以及购书指南、阅读服务、文化活动方面，完全应该有上佳表现，不必为了显示清高而完全拒绝教辅书，而是要基于独有的文化担当而提供精选实用的教辅书，同时也不能老跟着电商的畅销书单人云亦云，要有文化偏好和地方特色，集大成、重品质、有互动；三是拼空间，书店应该是阅读+思考的地界，有凳子，有可坐之处，书架不要太高，尤其不要高到需要抬头仰望、拾级而上，而且要让书香气息居于绝对优势地位，不能反而成为其他商品的陪衬或招牌，流连其中的人们哪怕不读书，就是发会儿呆、因为看见某个书名而浮想联翩、神游四海，独立自主思考片刻，这书店对某个个体也将留下深刻印记。

最关键的，是拼气质。从店主到店员，一定要有点读书人的样子，不能太精明，也不宜太“朴实”，老是一副上班人的脸孔，对读者爱答不理的固然让人心生烦厌，而胸无点墨、一问文化三不知、言谈举止离不开娱乐八卦那点事的卖书人形象，也更显单薄。说实在的，不管是“老书店”还是一些新书店，经营者的整体素质确实是个大问题，守着一屋子的书不看，气质谈吐没有一点改变，斜靠着一排汉译经典名著打王者农药打得满脸绯红，真是大悲哀。据说某些高校图书馆管理员往往是部分校领导和教授的学历不很高的家属，部分地方图书馆的管理员也不乏来自各级各部门“后院”，老书店里的新老职员怎么入职的姑且不做深究，但在岗位上忙里偷闲翻翻书，一天熏半小时也能变化气质呀！难道真是工作繁忙守着书顾不上看？反正总感觉那些真正“拥有”大量书籍的人们，反而不读书，反而对图书缺乏足够的敬畏，卖书人的素质上不去、意识不到位，实体书店与读者会心交流的最佳时机就错失了，再怎么靠其他产品找补，再怎么找几个神似酒吧或咖啡馆吧台服务员的收银员笑意盈盈地干站着，也于事无大补。即便因为新鲜而繁荣，也不过是没落之前打激素后的挣扎与“中兴”。

陕西省咸阳市张翼

【第20版：国际文化】夏尔科：用催眠术为歇斯底里症患者正名

Fri, 19 Jan 2018 20:04:32 +0800

让-马丹·夏尔科

以夏尔科的演示为内容的作品《萨尔佩特里埃医院的临床课》

创立于18世纪中的萨尔佩特里埃医院是一家大医院，主要收治巴黎穷苦而疯癫的女病人。这些可怜的病人，因为一直被普遍看作是“魔鬼附体”，长期遭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被训斥、谴责、鞭笞，甚至被拴上锁链。19世纪末，在大革命自由、博爱思想的启示下，菲利普·皮内尔医师（1745—1826）冒着生命的危险，首次进行大胆改革，解下他们身上的锁链，对他们施行人道主义的治疗。皮内尔强调，根据他的临床经验，他深信疯癫是一种疾病，是患者心理过分压抑的结果。这一观念深刻影响了欧洲其他的精神病院，改变了传统上对精神病的认识。

半个世纪后，1862年，让-马丹·夏尔科（Jean-MartinCharcot,1825—1893）来到萨尔佩特里埃医院。像皮内尔一样，他在这里的数十年努力，改变了人们对另一种疾病——癔病的认识。

夏尔科生于巴黎，1853年在巴黎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从1862年开始，与萨尔佩特里埃医院建立起终生的合作关系。夏尔科先是成立了一个神经科。虽然他的主要兴趣是在病理解剖学方面，1872年还被提升为病理解剖学教授，但是医院里大量难以治愈的癔病病人，深深地吸引了他的注意。

癔病也称歇斯底里（hysteria），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神经质”。病症的奇异表现，会让患者的视觉、听觉、味觉、嗅觉等器官产生特殊的感觉，甚至会使躯体的某一部位出现颤抖、抽动、痉挛和瘫痪。

这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病症。医学史家考证，从欧洲古代文献上的记载看，癔病大多发作在女性身上，以致一直被误认为是女性专有的病，"hysteria"一词就来源于希腊文中的"hyster"，意思是“子宫”。早期的欧洲医学著作坚信，一个女人的子宫如果出现位移，会因其功能障碍引起感情突变，发作歇斯底里，治疗的方法则是让子宫复位。男性没有子宫，自然也就不会得癔病了。这一看法影响深远。“心理分析”的创始人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开始学医的时候，本着自己不同于传统的认识，想尝试是否可以在男性病人中找到癔病患者。一位老医生知道后，竟感到惊奇不已。他大声叫道：“天哪，我亲爱的先生，你怎么能说出这样荒唐的话？歇斯底里是子宫的意思，男人怎么会得这种病呢？”

对癔病的兴趣促使夏尔科把很大的心力放在关注此病的研究和治疗上。此前，夏尔科对癔病多少也持有一点这种传统的看法。一次，他讲演之后，一位听众问起这个问题时，他就曾激动地回答说：“这经常同性感区有关——经常如此，经常如此，经常如此！”后来，从经验中，夏尔科注意到，患者的瘫痪、感觉缺失和记忆缺失，比较符合患者本人对于身体某一部分或器官的主观想法，而不符合全身的天然安排；他还注意到，癔病的痉挛性发作仿佛是一种独立的实体。于是，在1870年1月，一次在院内作的有关癔病和痉挛的讲演中，他表述了自己的这一研究成果。在这次讲演中，夏尔科指出，癔病不只表现在躯体方面，它还具有精神方面的特点，是一种“神经症”。随后的研究又使他相信，此病不仅出现在女性身上，也出现在男性身上；患者早期的精神创伤是发作癔病的诱因。

1882年，夏尔科在萨尔佩特里埃医院专门开设了一个“神经科门诊所”。每星期二上午，他都要在一大群医师的围观下，演示“这一迄今仍不了解的怪病”。弗洛伊德在1885年10月21日给他未婚妻玛莎的信中，曾这样描写他的风采：

10点钟的时候，夏尔科教授来了。他身材高大，大约58岁，头上戴着礼帽，很慈祥，眼珠是黑色的，稀疏的长发掠向脑后，脸上刮得光光的，两片嘴唇丰满而突出——一句话，他像一个精明的传教士，乐于过舒适的生活。他坐了下来开始给病人诊治。（熊向晖等译文）

在长期的治疗和研究中，夏尔科发现癔病的症状和催眠造成的症状几乎完全相同，往往都经历从嗜眠到僵直再至梦游的三个阶段：最先，病人陷入催眠状态，随后丧失对肌肉的控制能力，最后就无意识地做出各种动作了。

为支持夏尔科的研究工作，萨尔佩特里埃医院的神经科医师德西雷-马格卢瓦尔·布尔内维尔和夏尔科的助手、生理学家保罗·里歇为夏尔科提供了三位典型的癔病症女病人：露易丝·格莱兹，阿尔方西娜·巴尔和白朗希·维特曼。夏尔科在这三位病人身上的研究，对他认识癔病的性质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开创性研究，不但在本国引起了轰动，还吸引了欧洲许多国家和美国的临床医生与著名医学家纷纷前来。弗洛伊德就是在1885年底来的，他在夏尔科的指导下，继续他的神经病理学的研究。1885—1886年的19个月，被认为是弗洛伊德事业的转折点，使他认识到心理障碍的根源可能存在于心灵中，而不是存在于脑中。

每星期二上午的例行演示，来听夏尔科的人很多，其他职业的听众，包括作家、戏剧家、地方法官和哲学家，往往比医学界人士还多。

1885年，夏尔科对白朗希·维特曼和另一个癔病病人做了一次催眠演示。

白朗希·维特曼（BlancheWitt⁃mann,1859—1913）是一个著名的癔病病人，有“癔病王后”之称。白朗希17岁时，遭雇主奸污，陷入严重的困顿，夜做噩梦，被丢入病人拥挤不堪的慈善病房。随后，她和另外两个癔病病人都被一位所谓的“专家”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公开展示，还被当作摄影、绘画、雕塑和新闻故事的题材。夏尔科对她进行了彻底的检查之后，认为她的癔病症状是神经系统的问题，便接收她进了萨尔佩特里埃医院。夏尔科发现，白朗希会出现深度的痉挛，还有强烈的感情流露、戏剧性的幻觉和麻痹。据此，夏尔科相信自己判断的正确。为了证明他的这一看法，夏尔科在1885年对她和另一个癔病女病人进行了催眠演示。德里克·福雷斯特在他的《催眠术的演变》（DerekForrest:TheEvolutionofHypnotism, 1999）中这样写道：

……夏尔科的演示总是有其层出不穷的戏剧性，如今开辟出了新境界。1885年他对两个癔病女子的催眠演示，与麻醉和麻痹极为相似，这两人是遭遇上述波兹和佩因两个男人之后发病的。借助于对催眠对象的语言暗示，夏尔科能以逐渐形成的方式，人为地使其从肩膀到胳膊肘、从胳膊肘到手腕、从手腕到手指，最后使整条臂膊全部僵硬麻木。随后他又能使它松弛下来。演示的最后是，他以催眠后的暗示，在对象醒过来之后，拍一下其背部，就重新使其手臂麻痹和麻木。

福雷斯特说，夏尔科的这一演示效果，“与男性癔病病人在自然环境下产生的休克极为相似”。夏尔科相信，癔病是一种转换性反应，即病人潜在的焦虑转化成躯体的症状而表现出来。

但是，他的演示引起激烈的争论。批评的声音说，夏尔科不是在研究像白朗希这样的病人，而是在进行公开表演，白朗希已经不是一个病人，而成为以“癔病王后”而闻名的表演明星，如“有一次催眠中，白朗希就轻而易举被操纵成为一个女机器人”等等。但是，夏尔科不为所动，他坚持自己的认识，继续自己的研究。他深信，他在白朗希等人身上诱发的癔病是真实的，虽然他也承认夸大是癔病患者的特征之一，尤其是在被人注视的时候，她们会有某些夸大的表演。他对癔病的认识是，癔病发作时的种种症状，实际上都不过是一种感觉、运动或精神障碍，而不是某种实质性的疾病，因为这些症状都是可以通过催眠产生的。夏尔科一次次的演示最后获得了成功。

此前，夏尔科在1882年曾三次向科学院提交报告，科学院三次都拒绝了。但这次的医学成就终于赢得完全的接受。埃德温·波林在《实验心理学史》（1950年）中这样说到夏尔科的这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成功：“他替催眠的整个实质涂上了医学的色彩，赢得了赞同，从而为整个一代开业的年青神经病理学家创造了机会，得以踏上大致正确的征途……”（高觉敷译文）。这可以被看作历史性的定评。

【第19版：图书推荐】本版推荐

Fri, 02 Feb 2018 15:02:54 +0800

《绿色金融关系论》，王小江著，人民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定价79.00元

本书是近期针对绿色金融进行专项研究的著作之一，对绿色金融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的引领和导向作用。该书有两个较为突出的特点：特点一，具有理论的创新，一是研究起点的创新。该书以人类的基本特征——关系为研究起点，以哲学的视野论证绿色金融发生、发展和实践过程，提出绿色金融的发展是基于人类社会对生态环境的基本需要而产生，金融与生态、经济和社会之间既是一种主客体关系，又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和谐关系；二是研究逻辑的创建。该书以人类与生态关系、人类与金融关系和金融与生态关系的逻辑，论证绿色金融的本质、运动规律，提出绿色金融的发展必须以生态环境运行规律为基本约束，以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为基本标准。该观点为绿色金融的实践与理论研究提供基本理论支撑；三是对绿色金融的价值进行论证。作者提出应大力发展绿色金融，让绿色金融成为生态、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引导者、关系的协调者、环境风险控制者和环境保护的支持者。特点二，该书以马克思的实践论为基础，以数据为支撑，在回顾与评价中国近二十年绿色金融实践的基础上，以历史分析、比较分析、相关分析为基本方法，对绿色金融对实践关系的进行梳理与论证，推论出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主要矛盾与问题，提出基于关系理论的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模式、制度及体系等的工作建议。

《一日一诗》，李元洛原著，海滨编纂，湖南美术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定价128.00元

本书精选了365首贴合时节的古典之诗，主题多元，涵盖山水之趣、田园杂兴、思乡念旧、怀古伤今、赠友送别、修身养性等；每首诗搭配一幅意境契合、风致古雅的名家之画，一诗一画共读，倍增阅读美感；另有当代知名诗论家李元洛倾心品鉴，文字隽永，深入浅出，直抵作品的灵魂，带读者重新领略诗画之情、生活之美，在传统文化里，体察光阴的细微变幻，于日常生活中，感悟诗画的古典美学。

在每一个平淡的日子，品一篇字句灿烂的诗词，赏一幅古韵留香的名画，让传统的诗画艺术融入现代日常奔波忙碌的生活中，在清词古韵中寻觅一份中国传统文人的生活雅趣、生存哲学，收获一刻属于自己的惬意、静谧的时光。四季如歌，每日读诗，愿日日自然适意、与众不同。

【第19版：图书推荐】生活智慧的一把“金钥匙”

Fri, 02 Feb 2018 15:02:51 +0800

《“想”安无事》，党高明著，新华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

对“想不开”的人来说可谓是“治病”之书、“救命”之书。

我收到党高明同志大作《“想”安无事》一书时，首先想到的是箧中对联：“上马杀贼下马草露布，左手持螯右手执酒杯”。他从武警吉林总队政委岗位退下来一年两个月，就写出并出版近40万字的专著，这在共和国退役将军阵营中似不多见。

四年前，他将业余时间聚焦到官兵心理问题研究上。全国每年约20万人死于自杀，有心理疾患者更是数以千万计。部队也有类似轻生事件发生，调查结果大多与心理问题相关，有人戏称这是“心理问题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似乎人命关天的大事与心理问题沾边就可以“大事化小”。党高明同志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被有的战友们看淡了、看轻了、甚至看歪了，事关战友生命和部队战斗力的这个课题值得认真研究。他边调查研究，边思考写作，边讲课辅导，没想到部队上下反响强烈，官兵大称解渴过瘾。他受此鼓舞信心大增，系统学习心理知识，广泛搜集心理素材，反复研究心理案例，将两米多高的剪报（刊）资料分门别类、掰开揉碎，融入自己的人生阅历、生活顿悟，抱着对生命的敬重写下这部分上中下三篇共计二十一章的大作。

上篇“想不开，天大的事”。他从什么人最想不开、想不开有多可怕、人为什么想不开等方面破题，论述心思重的人、胃口大的人、心眼小的人、没主见的人、情绪化的人、性子闷的人、先天型的人等最容易想不开，想不开是人生的“死胡同”、生活的“断头路”、幸福的“休止符”。同时分析了想不开的七种原因，仅“价值观”就列出极端自私的价值观、极度偏见的价值观、极端追求的价值观、极度消费的价值观四项。然后用典型案例说话，用权威数字说话。

中篇“想得开，艰难的事”。人吃五谷杂粮，都有七情六欲，难免有想不开的时候。人可能在一件事上想得开，但很难做到在件件事想得开；可能一时想得开，但很难做到一辈子想得开；可能在别人的事情上想得开，但很难在自己的事情上想得开……想不开既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生命进化的结果，也是人心理与思维的互动、自我意识的保护。人们就是在想得开与想不开的斗争中实现人生价值，推动历史发展的。作者从确立科学思维方式、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保持健康心理状态等方面条分缕析，深入浅出论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穷达无常、心态正常的重要意义。历史上官场失意而文学有成者，唐有柳宗元，宋有苏东坡。柳宗元性情忧郁，一遇逆境便一筹莫展，忧能伤身，仅活了46岁。苏东坡性情开放，一贬再贬仍不失乐观旷达，比柳宗元多活了18年。“想得开”对柳难对苏易，这一现象给人启迪、发人深省。

下篇“要想开，容易的事”。想得开与想不开往往一念之间。想不开是魔鬼，一念之间天昏地暗；想开了是天使，一念之间海阔天空。党高明同志所说的想得开，并不是消极避世的躲进小楼，毫无原则的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的苟且偷生，看破红尘的破罐子破摔，而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上。他想通过大力倡导“想得开”，构建人们乐观豁达、健康向上的人生态度，远离烦恼，身心健康。为此他开出“处方”：合理认知无法改变的客观现状、牢记想得开的“九项原则”、阻挡想不开情绪的“三个盾牌”、送你一把“开心扇”等。他希望人们从中找到砥砺奋进的“定海神针”，乘上事业成功的“高速列车”，享受健康长寿的“灵丹妙药”。我不敢说这些“处方”都能“药到病除”，但党高明同志这种“悬壶济世”的情怀，还是值得点赞的。

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部书对“想不开”而有机会翻阅的人来说可谓是“治病”之书、“救命”之书，难怪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中国文联原党组书记胡振民在序言中说：“这是我目前看到的唯一从心理学角度全面论述人要‘想得开’的专著，是送给人们生活智慧的一把‘金钥匙’。”信然！

【第19版：图书推荐】骑回童年的自行车

Fri, 02 Feb 2018 15:02:49 +0800

《一辆自行车》，于大武文/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6年出版，定价39.80元

一辆自行车，让我们回味岁月。

自行车，这种有着两个轮子、能移动的人力机械，在上世纪80年代前的北京是令人羡慕的出行工具。改革开放后，自行车大量普及，形成了北京一道壮观的风景。每天早晚上下班的时候，马路上的自行车如潮水一般，那个阵势，现在的孩子们是想像不到的。到了90年代，小汽车开始进入百姓家庭，宽阔的车道全部被汽车占据，自行车渐渐隐没了身影。而今，在绿色经济背景下，自行车以共享的身份卷土重来，铺天盖地，让我们不禁想起曾经的自行车，曾经的快乐时光。

《一辆自行车》，以北京的胡同为场景，以一辆自行车为线索，采用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了一个男孩和自行车的故事。主线很清晰，故事很有趣。

一辆自行车，这在上世纪60年代前后的经济匮乏时期是稀有的物件，于是爸爸推来的这辆崭新的自行车让故事的主人公“我”着迷。它给主人公的童年生活带来无穷乐趣。小伙伴们在一起，有骑着的，有看着的，有追着跑的；掏档（斜着身子，把小腿穿过横梁下方的空档去踏脚蹬子）、跨大梁（屁股不放在座子上，而是站着踩踏），各种骑法都操练过；刚学时东扭西拐，学会后一路狂奔；在胡同里钻来钻去，在拐弯处行云流水；甚至让小伙伴站在后车座架上，像演杂技一般，还少不了大呼小叫。当然，也有正得意时被狠狠地摔趴在地上；新穿的裤子被刮破了口子；好端端的膝盖被磕破了皮。最后，车链子断了，车把也歪了，车子坏了。那是一个男孩儿时的经历，开心、神气、疯狂、畅快。

绘者的图画为整部作品增加了丰富的信息。皇城建筑的城墙门楼，胡同里房屋相连的百姓人家；老人拿着搪瓷缸子，盛满了水，在电线杆子旁下棋；孩子们放学后都不急着回家，男孩儿背着书包踢皮球，女孩则聚在一起跳皮筋儿。炎炎夏日，人们不像现在，躲在屋里吹空调，而是坐在院子里，拿着大蒲扇，吃着捞面条。没那么方便淋浴，就打来盆清水，放在院子当中，男人将双手撑住盆沿，家人给他们擦背。妈妈们很辛苦，又要带孩子，又要洗衣做饭。洗衣完全是人力的。洗衣时将盆里接满半盆水，放在地上，旁边放块洗衣皂，盆里再架起一块搓板，把脏衣服浸了水，搭在搓板上，抹上洗衣皂，在搓板上来回搓。孩子们多半也是调皮的，胡同的墙上常有他们的涂涂抹抹，有时是对别人的挑衅，有时是对招惹了自己的小伙伴幼稚的开骂，并以笨拙的笔法配合着形象的丑化。特别是书中人物的表情：老人的安详，孩子们的兴奋，看着自行车的入迷，跟爸爸提出要骑自行车时的怯怯，小伙伴们的惊奇与羡慕，闯祸之后的惶恐，都那么生动逼真，是文字所不易表达的。还有那只小花猫，有时慵懒地卧在窗台，有时在屋顶上溜达，更多的时候是颠颠儿地跟在主人的后面，用传神的表情，呼应着每一个情节。书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它，但它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透过这样一个故事，我们了解了那个年代的百姓生活，感受到浓浓的生活气息，体会到弥漫在整个故事中的一种情，那是家庭的亲情，父子的深情，邻里的温情，还有发小们的交情。记得有人做过这样的比喻，现在的楼房式居住是一个个集装箱的堆叠。应该说，这样一种密集的摆放拉近了彼此物理的距离，但人与人之间感情的距离却越来越远；热闹的是虚拟的网络世界，淡了的是现实的交往。也正因为如此，书中的故事让人感到亲切又温暖。

图画书，它的初衷无疑是给孩子们的，但又何尝不是给成人、老年人的呢？对现在的孩子们来说，《一辆自行车》让他们了解过去；而对当年的孩子们来说，《一辆自行车》让他们回味岁月，骑回童年。

【第19版：图书推荐】在“自我”与“他者”的跨文化实践中拓殖

Fri, 02 Feb 2018 15:02:47 +0800

《德国汉学视野下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与研究》，谢淼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定价52.00元

国内外第一部全面探究中国当代文学在德国传播和接受的学术专著。

在《世界·文本·批评家》一书中，萨义德曾指出，文化能够传播与交流的条件首先需要有一个源点或者类似源点的东西，其次是横向距离、接受条件和融通过程。在萨义德这里，满足了上述条件，文化间的“访问”和“旅行”就能真正抵达跨文化对话的深层，并以此来审视自我和他者，感悟文化间的“隔”与“通”。可以说，这对于探究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的译介与研究是有方法论意义的，因为这种研究思路所开拓的领地不是单向的，而是多元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意识到文化间的这种流通远非萨义德所说的线状传播那么简单，它实际上是一个网状结构。谢淼的《德国汉学视野下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与研究》不是将中国当代文学视为一个强势的“源传统”，而是将中国当代文学的传播置于德国汉学视野下予以全方位地考量。该著从德国大学体系内外的译介者的交叉互动、德国汉学组织结构的运作传统入手，梳理了中国当代文学在德国译介的路径与具体过程。由此，一个动态的德国汉学语境和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研究就建立起了关联，这也克服了萨义德关于文化间的交流从起点到终点的单向形态。事实上，异质文化只要一接触，彼此之间的互渗就不可避免，而这种互渗则是用“起点—终点”这样的图示无法准确予以概括的。

毋庸置疑，中国当代文学在德国的译介和研究是充满着争议的，既有被接受的好评，也有遭致诟病的批判。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这个“他者”而言，德国汉学界最初看重的是其社会学“史料”价值，而非文学艺术的审美价值。这实际上也体现了德国汉学界认知自我和他者的思维特质，这和鲁迅所谓的“入于自识”的说法是一致的。毕竟对于他者文化的接受离不开自我的文化传统、文化心理的潜在影响，并最终体现在文化过滤的具体过程中。这种从自我的因素出发去探求与外部世界的深刻关联的意识，让德国汉学家的译介与研究自觉地打上了本土的、民族的文化印记。在分析被容纳和被批判的两种“德国式”的接受时，谢著着重深掘了这两种接受模式背后的文化动因、思维形态等深层涵义。透过两种完全殊异的接受命运，我们既可以探究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化特性和存在的问题，又可以藉此来透视德国汉学界乃至德国文化界的社会风尚和精神特质。这显然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拓进与增殖，其意义不容忽视。

就译介和研究异域文学而论，译介和研究的对象、方式、取向本源于研究者内在的文化传统，也深受外在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结构的影响。因而，要系统地探询中国当代文学在德国的译介和研究议题，有必要将中国当代文学在德的译介与研究所受的内外影响开掘出来，以此返归其具体的文化生成场域，呈现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丰富图景。在这方面，谢著的深刻性在于，它将中国当代文学在德的译介和研究理解成德国汉学界重构中国形象的话语实践。循此理路，中国当代文学在德国的传播接受所衍生的一系列文化反应为德国翻译家、研究者提供了“他塑”中国的理论资源，从而折射出其理解和沟通异质文化的方案和思想。在此基础上，该书提出的诸如“中国在德国的形象经历着怎样的演变？中国形象在何种程度上介入了中国当代文学在德国的传播，而后者又在何种程度上更新了德国的当代中国形象？”等问题，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对于德国汉学界“他塑”中国形象的举动，谢著注意到了其理想化和妖魔化中国形象的两种路向，并深入地阐释了两种形象的纠结。这无疑是切中肯綮的。应该说，在西方思想界，作为“他者”的中国形象几经变化，都是为了适应西方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经由作家的过滤、选择和内化为一个形象想象体，因此，这种形象可以视为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诠释和想象。正是因为洞悉到德国汉学界的这种“想象比知识重要”的文化心理，著者才会抛却文化交往的迷雾，真正叩问中国形象构建背后所潜伏的文化偏离与误读。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该著着重分析了1980年代前后中国形象嬗变的历程，认清了两个阶段存在的既反省重构、又继承延续的复杂关系，关注到了译介、研究与中国形象建构之间从紧密渗透到相对游离的过程，这无疑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在德国的传播接受议题。正如昌切教授为该书所写的序中所说：“理解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根本就没有什么中外之分、国族之别”，德国汉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不会因为存在着一些不可避免的误读而无法沟通和理解，相反，这种在“误读”中的跨文化对话也蕴含着一种理解的新的可能性。《德国汉学视野下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与研究》没有止于误读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而是将这种误读视为一种独特的理解方式，体现了对德国学术传统的继承和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尊重。在此基础上，该著力图从歌德到顾彬的“世界文学”观和中国文学的互动关系来获得一种对于自身文化互补互参的价值立场，而这种立场无疑也是中国本土文化的立场。

《德国汉学视野下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与研究》是国内外第一部全面探究中国当代文学在德国传播和接受的学术专著。在访学德国的两年时光里，谢淼大量阅读和搜集德国汉学的第一手文献，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开阔博大而又细致缜密的理论视野。这其中既有历时性的文学传统的梳理，又有共时性话题的深入对话，还有具体个案的细致分析，充分展示了著者深厚的研究功力，为中国文学在异文化间传播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新途径与新范式。

【第19版：国际文化】近代早期英国人对疾病及健康的理解

Fri, 19 Jan 2018 20:04:31 +0800

福克·汉森

《佩皮斯日记》

塞缪尔·佩皮斯

据罗伊·波特（RoyPorter）教授研究，17世纪中期英国男性预期寿命大约是35岁，到1850年大约是40岁，1890年提高到44岁。死亡率高于出生率是近代早期英国（指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间大致是1500—1700年）社会的特点。各个年龄群体、各种职业和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都知道他们类似朝圣之旅的生命历程一直伴随着疾病的侵袭。生病是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死亡也并不遥远，人们周日去教堂，能感受着大量的“死亡证据”：教堂院子的墓地埋葬着他们的祖父母、父母、夭折的兄弟姐妹，有时甚至是他们自己的孩子。孩子们可能穿着过世的姊妹的衣服，新生儿继承夭折孩子的名字也很普遍。当时“人们用比结婚和洗礼更隆重的方式举行葬礼，新的世俗的文化对死亡赋予更重要的意义，而不仅仅是报纸上的讣告栏”。

一

疾病和死亡在近代早期英国人的头脑中挥之不去。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布道词、宗教性的著作中读到，也可以通过检索书本、杂志、信件、日记中的记载得到印证。（有些史家认为这样的材料从社会学上讲没有代表性，因为它只记录了少数人的思想，也就是说在近代早期一个大部分人是文盲的社会里，具备读写能力的人的思想不具代表性。至少在18世纪之前，来自妇女的第一手资料是欠缺的，这样的文献也没有反映儿童的想法。）信件和日记揭示了诸多社会现象，人们经常记下社区中邻居、朋友的死亡，疾病是一个恒久的主题——我们经常在日记中发现日记者本人、其家人和朋友的生病记录。并且，这些文献为更广阔的“疾病文化”提供了一个窗口，揭示了关于生命意义和死亡的信念、疾病的原因和目的、预防和治愈、身体与灵魂、肉体与精神的关系。塞缪尔·佩皮斯（SamuelPepys）和清教徒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Baxter）记载了他们对疾病的看法以及当时的社会状况：“在一个大众文化口口相传的时代，对疾病的治疗、死亡的预兆、患者的安慰，个人的经验非常重要。”在讲道坛上、《圣经》和类似的宗教著作中，疾病与健康都是恒久的主题。

对都铎王朝或斯图亚特王朝的人来说，甚至对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也是一样，“他们不认为疾病是外部的侵袭，而是重要的生命事件，贯穿人的一生，（疾病既是关乎）精神的、道德的、身体的、生命过程的；也是关于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这种观点部分源于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健康就是机体（身体）有秩序的工作，疾病是其不平衡的迹象。为了保持健康，人们需要坚持健康的饮食、运动、呼吸清新的空气、保证充足的睡眠等等。因此，基于近代早期对疾病的认识，人们与其说关注治疗，不如说更关注保健。

如果从生理学和心理学来讲，保持健康主要是过一种平衡的、有规律的、适度的生活，为何人们还会生病、死亡呢？人们普遍接受下面几个说法：

首先，恶劣的环境是疾病的罪魁祸首。在《论空气、水和所在》一文中，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指出：“谁若想准确地研究医学，就应该这样去做：第一，考虑一年的四季，季节会有什么影响，因为四季是不同的，而且变化很大。第二，考虑冷风和热风，各地共同的和某一地区特有的因素都在考虑之列。第三，我们也必须考虑水的性质，因为水的味道和重量是不同的，因此水的性质也有很大的差别。第四，当一个人进入一个陌生的城邦，他应该考察该城邦的位置以及日出情况，它处于什么样的季风中以及光线的方位，因为日出还是日落，影响是不一样的。”自古希腊开始，人们通常认为，过度拥挤、没有新鲜空气的城市是传染病的源头，那些住在沼泽地带或河口地区的人经常患疟疾。人们认为那里的土壤及水散发有毒的气体。埃塞克斯郡、肯特郡和萨塞克斯郡600个教区以上的死亡率指数表明，与近代早期英格兰其他地方相比，沼泽区的死亡率非常高。粗略估算得出的平均数字是死亡率高于50‰；婴儿的死亡率超过250‰，或300‰。在湿地，至少在近代早期，一些教区的死亡率一直高于出生率。

其次，人们普遍认为疾病可能是由巫师的符咒或者邪恶力量导致的。17世纪中叶以后人们对巫术、魔力或魔法的信仰减弱，这一时期疾病被归结为恶魔作祟并可以通过神奇的方法治愈的认识，逐渐只限于社会底层、乡下人。但是医疗奇迹的残留，例如把一个咳嗽的孩子在驴身体下过一下的做法，一直持续到19世纪。认为疾病是邪恶力量所致的观点一直被某些基督教派别所接受，即把疾病归罪于恶魔。18世纪，约翰·卫斯理（JohnWesley，卫理宗的创立者）就认为疯癫是由邪恶的力量引起的。

第三，人类的堕落被广泛认为是生病、痛苦和死亡的原因。由于人类的原罪，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他们把疾病和死亡带到人间，这是对他们违背上帝意志的惩罚。《圣经》警告妇女，由于这种堕落，“所以你要承受生产的痛苦”（《圣经》：《创世纪》，第3章，第16节）。17世纪，新教徒认为，世界已经很古老，并快速地腐朽：瘟疫、传染病、疾病、饥馑、灾荒和战争被广泛解释成世界末日的前兆。因此他们认为疾病是未来死亡过程的象征，是对死亡的提醒，死亡本身也是从这种痛苦中的解脱。“在临终的病床前，天主教和新教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天主教要为临终的人涂圣油，并且让其忏悔，新教则认为奇迹的时代已经过去，但这两种宗教都坚持，牧师或者教士应该掌管死亡，而医生在看到没有任何希望可以救治病人的情况下会离开。”因此，当时死亡是一种宗教行为而不是医学行为。

这样的观点对于理解疾病和死亡的意义重大，但是这并没有解释人们的困惑：为何是“我”生病？今天，我们大多数人认为疾病是人生的插曲，我们很少感觉需要对此赋予特殊的含义。在几个世纪之前的英国，生命风雨飘摇，死亡经常会出现在生命的某个阶段。在这种情况下，疾病的每个阶段都需要仔细检查其更深意义上的预示和含义。正如当时的日记家们记下的疾病与道德、精神与宗教的关系，疾病经常被解读为“因果”作用，即生病一定有其原因。如人们认为乱交者会患性病，无所事事的人会精神抑郁，父母的罪会影响到他们的孩子。即使是不信神的佩皮斯（英国日记作家）也把其生病归结为乱性的惩罚。

疾病被认为是上帝的“手指”，上帝使用疾病有更高的目的，可能会是对不信神的人的打击，正如《旧约》中讲到的埃及人遭遇的瘟疫。鼠疫被解释成一种“矫正”，是神的愤怒的一种提醒，警告邪恶的人改正他们的行为方式。当理查德·巴克斯特生病，因而避免了被卷入不愉快的生意，他认为是上帝之手挽救了他。17世纪中期，埃塞克斯郡的若瑟兰·拉尔夫认为被蜜蜂蛰了以后的刺痛可以用蜂蜜来缓解正是上帝的慈爱的表现，也就是说上帝对那些值得怜悯的痛苦提供现成的治疗方法。这样，身体的疼痛被认为是神的预先警告：在地狱，精神的折磨会更痛苦。

因此疾病被认为是上帝向人类揭示其旨意的方法之一。但是认为疾病是神意的观点并没有取代疾病也有自然原因并且需要医学治疗这一认识，如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Cromwell）对其部下说：“相信上帝，但同时保持你的火药干燥。”很少有人认为医学和宗教冲突，虽然一些苏格兰的加尔文教徒认为免疫预防水痘是一种不虔诚的做法，认为得水痘是上帝的旨意，预防它是邪恶的，但这样的宗教宿命论在17世纪的英格兰很少见到。

二

近代早期英国医疗文化集中在个体，人们关注上帝对人的目的，而不是关注有组织的、有机构的医学。这对人们采取对抗疾病的措施有直接的影响。

当时的日记和信件表明患者非常注意患病的原因，并且努力采取措施以避免。谨慎的做法是注意饮食、保暖（这是佩皮斯特别关注的）、锻炼。一些富人可以去有水疗的地方洗澡，如巴斯（Bath）和巴克斯顿（Buxton）；也可以饮用矿物质水；许多人还会吃补品或者节食；让当地的理发师兼外科医生给自己放血（当时“放血疗法”非常普遍）：这些都是让自己保持健康的方法。18、19世纪，强身健体和涤清身体有了更多的方法，包括健身、冷水浴、素食和禁酒。在近代早期，预防重于治疗，顺应自然比相信医生更重要，这种“顺势疗法”成为主导百姓医学的主要特点。

更重要的是保持身体适度的平衡，身体不要太热、太冷、太湿或者太干；这反过来又依赖维持身体运转的关键流体——体液（体液说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血液、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四种体液；这个理论是希波克拉底和盖伦学说的核心，是欧洲数百年来的主流理论；直到19世纪，它仍然对医疗实践和教学产生影响）的平衡，例如血液或者粘液。疾病被认为是身体平衡被破坏的结果：如果身体太热或者太干就会发烧；如果太冷或者太湿就会感冒；如果血液少、身体缺乏营养，就会憔悴；如果血液过多，例如吃太多的红肉或喝太多葡萄酒，一个人的血液会沸腾，会冲上脑子；“血热”的人容易中风。因此，疾病主要被看作是个人的、内部的，由于人生活方式不当引起的。而体液的“紊乱”（生病）可以通过恢复失去的平衡来矫正，比如草药、放血或者冷水浴（可以降温），丰富的食物和红肉（会治愈“贫血”）都是治疗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如果注意身体的平衡或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人们就不会生病。

当时人们认为从小的不适到发烧和大病，疾病的发作是与个人的机体和习性有关的。这种认识颠倒了今天的“医生依赖”（或者说今天对疾病的理解颠倒了近代早期的理念）：个体的健康不是掌握在医生手里，而是掌控在自己手里。这样的观念在当时医学并不发达的时代是有意义的——当时医生的治愈能力是极其有限的，也与流行的“自然的治愈力量”或“顺势疗法”的观念相吻合的，符合大多数人认为疾病应该自我治疗、健康应该自我掌控的共识。也就是说，近代早期的英国人接受这样的事实，即医生不是奇迹制造者，他们的健康最终是要自己负责的。这种认知决定了人们生病的时候采取的举措。

一些疾病的症状通常都有相应的解释，这些解释被记录下来。1663年，塞缪尔·佩皮斯患病：胃痛和发烧，他对引起这种不适的原因很困惑，认为是血液失调，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但是为何会这样，我并不知道，除非是由于我吃了大量的酸黄瓜。”面对这样局面的时候，有一个解释才让人放心，才会减轻人们的焦虑，同时也有助于患者作决定：是否需要求助专业的医生？今天，只要人们感觉生病了或不舒服就会去看医生。但在近代早期很少有人生病了就去看医生，即使病得很重的时候也不一定，除了某些总怀疑自己生病的患者。没有人认为医生垄断医学知识和实践；没有医生认为患者首先自我治疗侵犯了他的权威，这样做也不会使他动怒。

因此人们思考自己的症状，进行自我诊断，他们经常也会自己制药。一些家庭经常有储备丰富的“药房”，有一些自制的通便剂、催吐剂、止痛药、甘露酒、退烧药等等。至少到18世纪中期的时候，一些家庭通常都会储备商店买来的或者某个医生自己配制的药品，如“詹姆士的药粉”“乔治的阿司匹林”等等。人们也可以买到拿来就用的药箱。朋友、家庭成员、“女巫”（wisewoman）、牧师、乡绅都可以是寻求诊疗建议的人。当时的很多信件都涉及对疾病或意外伤害提供治疗的方案。配方书或健康手册充斥着治愈从鸡眼到癌症各种疾病的土法。

当时，自我诊断、自我治疗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几个世纪前的患者可能更依靠自己，而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依赖医生。当时的医生确实也没有诸多的、可资利用的诊疗技术。在麻醉术发明之前，外科手术极其痛苦，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会使用。在19世纪实验室医学发展起来之前，医生面对很多疾病或意外伤害都无力回天。因此，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士合情合理地认为，他们与医生讲同样的语言，与医生对医学有同样的理解。并且，当时没有只有处方才能购买的药物，所有药物都可以购买。直到19世纪，所有的药品，即使是危险的鸦片，都可以从药店的柜台买到。

总之，正如瑞典病理学家福克·汉森（FolkeHenschen）宣称的，“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还有史学家认为：“疾病是人类共同的、普遍的、恒久的生物性经验之一。疾病不仅是人类生活和生命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其存灭与盛衰，更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文明的变迁，有着紧密而复杂的互动关系。”近代早期英国人对疾病的看法及态度反映了当时医疗条件有限、医生人数有限的社会现实。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顺势疗法”以及“自我治疗”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同时，由于人们见惯了生老病死，加之基督教对来世的宗教安慰，人们对死亡也能无奈地坦然面对。但我们也要知道，“时至今日，疾病依然困扰着无数的个人和群体。人类不仅随时随地在‘感知’疾病，也在‘制造’疾病；不仅在‘界定’（frame）疾病，也在‘建构’（con⁃struct）疾病。”（林富士：《疾病的历史》）

【第19版：业界】央美绘本工作室推出熊猫绘本

Fri, 26 Jan 2018 15:04:24 +0800

本报讯 央美绘本工作室推出熊猫绘本，《熊猫宝宝》系列绘本将北京禹田文化传媒旗下童书品牌“孩子国”推出，2018年上半年与读者见面。

读者常常会发现，如果想给0～3岁的孩子选购一套绘本，选择很少。如果选择国外图书，其中的故事情节和文化习惯却并不全适合牙牙学语的孩子。《熊猫宝宝》系列绘本以国宝熊猫为主人公，主创团队采用中国传统绘画技法，以水墨结合手撕拼接，勾勒出憨态可掬的熊猫一家人。（鹿沫）

【第19版：业界】安徽文艺社《赵德发文集》首发

Fri, 26 Jan 2018 15:04:23 +0800

本报讯（记者舒晋瑜）1月11日，安徽文艺出版社在北京图书订货会首发《赵德发文集》。

安徽文艺出版社近年来秉持“以精品打造一流”的出版理念，致力于名家名作的精品化、板块化，该文集收入了赵德发创作的全部长篇和中短篇小说及散文的主要代表作品，展现了赵德发近40年来创作的丰硕成果。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表示，《赵德发文集》充分体现了作家创作的丰富性，从历史到现实，从乡土文学到传统文化，在所涉及的领域做出了非常独特的发现和创作。山东省作协副主席李掖平认为，赵德发从容穿行在山东传统文化深邃的历史和浩瀚的现实及未来之中，文字饱满、沉实。

【第19版：业界】摆脱蹩脚中式英语

Fri, 26 Jan 2018 15:04:22 +0800

本报讯1月12日，《我可能学的是假英语英语、中式英语和偏误英语》由石油工业出版社首发，该书作者为中国外文局资深定稿专家David。中国外文局前副主席王明杰，外交部翻译专家、中国驻新西兰、瑞典前大使陈明明，前外交部翻译室主任徐亚男，中国外文局前副局长黄友义等与会。

在该书中，中国外文局资深定稿专家DavidFerguson在多年中译英定稿的基础上，分类列举中式英语顽疾，中英对照地讲解地道英语和中国人正在使用的英语，并详细分析上千条常被滥用、误用的英语词汇、句型、表达方式。

【第19版：业界】王立群品读经典诗词

Fri, 26 Jan 2018 15:04:21 +0800

本报讯 1月11日，本届北京图书订货会上，《赏词如风——王立群品读经典诗词Ⅰ》由大象出版社推出。

该书为“王立群品读经典诗词”系列的第一本，是其回归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老本行的心血之作。王立群作为嘉宾在《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及即将推出的2018年《中国诗词大会》第三季中所阐释的诸多诗词理念，以及其在“喜马拉雅FM”中所作的诗词赏析的精华，都会在该系列中有所体现。

该书收录唐、五代、宋词作35首，多为李煜、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陆游等名家经典之词。与一般词评家不同，王立群品读词作时，除传统的“炼字”、词作感情的把握与赏析外，更着眼于词人的生平、词作的社会背景及词中所蕴含的历史文化方面的解读。

【第19版：业界】四川辞书出版社与崇文书局战略合作

Fri, 26 Jan 2018 15:04:20 +0800

本报讯1月11日，四川辞书出版社与崇文书局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暨《汉语大字典》（第二版缩印本）新书发布会在国展举行。

《汉语大字典》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形音义最完备的大型汉语字典，它的出版结束了新中国“大国家，小字典”的历史，被誉为“共和国的《康熙字典》”。为扩大字典的影响力，服务不同读者，出版社在继续深入打造专业内容的同时，探索专业内容的普及化。缩印本分上下两卷，较之九卷本，查询、使用更方便快捷。它不仅将继续对我国的语言文字规范和汉语语言文字的研究起到推动作用，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也具意义。（夏琪）

【第19版：业界】原创动画《豆小鸭》图书全版权花落天地社

Fri, 26 Jan 2018 15:04:18 +0800

本报讯 2018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天地出版社和优扬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举行原创动画《豆小鸭》中文图书全版独家权授权签约仪式。

四川天地社出版社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政表示，作为一家综合性出版社，天地社在少儿动漫出版这一细分领域的综合竞争力已跻身国内第一梯队。《豆小鸭》整合全球优秀创制团队资源，邀请美国小飞机工作室联合制作，是以3至6岁儿童为核心受众的中国原创系列动画片。目前，《豆小鸭》已成功发行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国产原创动画输出欧美国家的又一里程碑式迈进。据透露，《豆小鸭》系列短片和第二季正在制作中，将会陆续投放市场。（鲁大智）

【第19版：业界】苏少社“双效”丰收 2018年持续精品路线直击2018北京图书订货会：活动精彩纷呈，精品新书井喷

Fri, 26 Jan 2018 15:04:17 +0800

活动

本报讯（记者陈香）日前，2018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举行2018图书新品推介会。原中国版协副主席海飞，原山东作协副主席刘海栖，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纳杨，作家曹文轩、金波、王一梅、韩青辰、郭姜燕等与会。

苏少社30多年来坚持走精品出版路线：文学板块以原创儿童文学产品为龙头，荣获多项国家级大奖，在业内保持领先；婴幼读物板块和科普读物板块也屡有重点产品呈现，市场表现不凡。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苏少社《草房子》《青铜葵花》《我要做好孩子》《今天我是升旗手》《乌丢丢的奇遇》等经典品种继续领跑销量榜，“自然笔记”“蘑菇屋童话”“456数学童话”等新产品也强势进入少儿图书市场。

苏少社出版的曹文轩、黄蓓佳、金波、高洪波、梅子涵、王一梅、祁智、冰波等国内一线作家的产品，形成了丰富的常销和畅销产品集群，2018年都会有新品种跟进。单瑛琪、汤汤、小河丁丁、刷刷、韩青辰、孙卫卫、左昡、唐池子、郭姜燕等中青年作家也都会有跟进品种；这一板块最值得期待的一套新书是集中推出的曹文轩儿童文学奖获奖书系。

苏少社积极打造国际化原创产品，先后有近千种图书版权输出到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2017年末，《青铜葵花》美国版登上《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出版者周刊》三大童书榜。2018年，苏少社将升级版贸平台，尝试国际合作出版，推出“美丽童年国际儿童小说书系”和“暖心儿童成长小说书系”。

【第19版：业界】浙江新华2018供应商年会举行擦亮主业新出发

Fri, 26 Jan 2018 15:04:16 +0800

本报讯（记者陈香）1月12日，由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协同共赢创新超越”——2018·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供应商年会在京举行，来自全国的150余家出版单位出席年会。会议颁发了“年度优秀发行人”“最佳合作伙伴奖”等奖项，并进一步完善了2017年度供应商销售数据分析报告，有助于供应商梳理存在问题、找准市场定位。

浙江新华2017年的经营业绩继续保持高位快速增长，图书主业地位更加巩固，多元创新业务不断突破，科技创新应用有效提升，网点建设和门店改造升级扎实推进。浙江新华建成了智慧教育装备示范基地；上线了自助购书功能和机器人智能导购；加快建设大数据服务平台进行行业大数据开发推广；打造最美文化地标，“实、美、新”的改造升级书店不断涌现。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党委委员、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董事长王忠义表示，浙江新华2018年将着重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保持定力，挺拔主业不动摇，在主业细分领域做深、做实、做透，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二是项目拉动，推进文创园区建设，智慧教育装备示范基地运营、供应链金融平台打造以及与行业相关的投资收购项目。充分运用好文化+、出版+的独特优势，发挥资本和资产的作用，重塑商业新模式。三是坚持技术创新，推进中金易云大数据服务平台、智慧物流平台、全国书业电子发票服务平台等建设。同时，完成全省门市提升改造工程，打造主业突出的新商业时代阅读与文化消费新空间。

【第19版：业界】山东教育社举行2018年度新品图书研讨会

Fri, 26 Jan 2018 15:04:15 +0800

本报讯（记者舒晋瑜）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山东教育出版社在京举行2018年度新品图书营销研讨会。山东教育出版社社长刘东杰表示，阅读推广不是简单的发行工作，如何把书中的价值和文化真正传输给孩子，起到较好的“以文化人”的作用，需要进行专业的推广培训，培训家长、培训推广人员。

儿童文学作家、资深出版人刘海栖，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副主席张明舟，阅读推广人孙慧阳等与会。专家重点围绕山东教育出版社《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BIB）获奖书系》《瓦力·德·邓肯作品系列》两套一流图画书、儿童文学作品的出版价值及营销策略展开研讨。

【第19版：业界】2017年当当童书码洋增速60%

Fri, 26 Jan 2018 15:04:13 +0800

本报讯（记者成一村）由当当网主办的“关爱生命——第六届中国童书编辑与营销年会”1月9日在京举行，来自全国童书出版行业和教育行业的领军代表汇聚一堂，回顾与解读2017年中国童书市场趋势，共同探讨中国童书的未来。

众所周知，童书是图书市场发展最迅速的品类。会上，当当正式发布了2017年童书成绩单，并公布了近5年当当童书原创市场数据报告。在连续5年码洋增速超35%的基础上，当当童书2017年更是实现60%的高速增长，总销量达4.1亿册，儿童文学、图画书、科普百科三大支柱品类都保持飞速发展。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CBBY）主席、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李学谦，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夏顺华，儿童文学作家彭懿，儿童阅读专家王林，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蒲公英童书馆总编辑颜小鹂，青岛出版社少儿中心总编辑谢蔚，凤凰阿歇特文化总经理徐革非等与会。会议由中华读书报总编辑助理陈香主持。

2017年当当童书销售“亿元俱乐部”出版社升至14家，除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海豚传媒、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等大型的专业少儿社外，还有蒲公英童书馆、北京步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步印童书馆、爱心树童书馆等“小而美”的出版机构。

【第19版：业界】2017年当当图书交易400亿码洋刘震云任2018年阅读大使

Fri, 26 Jan 2018 15:04:11 +0800

本报讯（记者成一村）当当2018年供应商大会于1月10日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近千家出版社、图书公司的精英代表汇聚一堂。

据当当大数据，童书和小说是市场发展迅速、当当销量可观的两大图书品类，2017年码洋均达到超60%的高速增长。2017年当当亿元俱乐部超越40家，其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化学工业出版社、青岛出版社等10家出版机构为新增成员。目前当当在售图书500万种，2017年当当注册用户增长至2.5亿，年活跃用户达到4000万以上，转化率25%。据当当副总裁陈立均介绍，2017年当当图书交易规模高达400亿码洋，销售图书11.89亿册，动销品种130万。

于此同时，2017年当当发力新零售，加速当当书店布局。截至2017年底，当当已在全国开业160余家O+O实体书店，成功运营包括读书会、文化旅游专题推介、非遗主题巡展、书香节等近千场线上线下活动。

此次大会公布著名作家刘震云为2018年当当阅读大使。

【第19版：业界】AR技术颠覆传统教材教辅模式

Fri, 26 Jan 2018 15:04:10 +0800

本报讯1月11日，新华文轩出版传媒旗下四川教育出版社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行“基于AR技术的学科教材教辅解决方案”项目推进仪式。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副总经理李强介绍了新华文轩响应“十三五”规划，布局“互联网+教育”板块、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情况。“基于AR技术的学科教材教辅解决方案”是全国首个成功地将AR技术与学科教材教辅融合并应用于实际教学的整体解决方案，是前沿科技应用于教育行业的典范。（夏琪）

【第19版：业界】萧延中、尹继武对话“心理传记学”

Fri, 26 Jan 2018 15:04:09 +0800

本报讯（记者韩晓东）1月11日，“最隐秘的与最显赫的——揭秘心理传记”在2018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举办。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萧延中，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尹继武，中央编译出版社副总编辑、《希特勒的世界——一部心理传记》译者贾宇琰，就心理传记学学科展开深入对谈。

心理传记学是采用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人物的生命故事进行研究的一种跨学科研究取向，核心是质性的“叙事”。20世纪90年代，中国海峡两岸同时开始了对这一领域的探索。中央编译出版社已组织出版了三辑《生命叙事与心理传记学》，对中国历史人物展开了心理传记式的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此次出版的“心理传记学译丛”包括《希特勒的世界——一部心理传记》《革命道德：关于革命者的精神分析》《甘地的真理：好战的非暴力之起源》《作为革命者的斯大林（1879－1929）：一项历史与人格的研究》《希特勒的心态：战时秘密报告》《卢梭与反叛精神》《领袖：一项心理史学研究》《青年路德:一项心理与历史的研究》等。

【第19版：业界】博集天卷童书品牌“小博集”启动

Fri, 26 Jan 2018 15:04:07 +0800

本报讯（记者舒晋瑜）“小博集的成立为博集天卷的发展史开启了全新的纪元，丰富了产品结构，是博集天卷整体战略格局上一次新的突破和尝试。”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旗下全新童书品牌“小博集”隆重揭幕。

据悉，作为出版界一支年轻活力的生力军，小博集将立足于出版优秀原创作品，同时引进能为中国孩子带来启示的经典国外作品，将始终坚持“为孩子博集天下好书”的理念。小博集发布的产品板块及重点产品有：一是卡通漫画绘本，二是少儿国学经典，小博集成功签约“说给儿童的中国历史”系列图书和“说给儿童的世界历史”系列图书的全版权，并将会对这套书做较大规模的策划；三是少儿科普百科；四是名家匠心读物。

【第19版：业界】“书法中国”融合发展研讨会在京举行

Fri, 26 Jan 2018 15:04:06 +0800

本报讯（记者成一村）由河南美术出版社主办的“‘书法中国’融合发展研讨会暨系列融媒产品发布会”于1月10日在北京举办。

与会专家认为，河南美术出版社的融媒产品探索时间虽然不长，但有特色、有启发意义，“以小切口谋大格局”的实施路径，围绕书法板块，突破单一纸质图书产品形态，以自身在书法领域的内容积累为基础，向用户提供融媒图书、音视频课程、微电影、展览、大赛、培训等多方面多层次服务。

据了解，河南美术出版社立足“书法中国”产品线，从“中国最具代表性书法作品”48个经典碑帖入手，按照中央厨房式融合发展思路，针对书法爱好者拍摄了海量视音频内容，推出了一系列多形态的融媒产品。

【第19版：业界】王利明总主编　“中国民法典争鸣系列”丛书首发

Fri, 26 Jan 2018 15:04:05 +0800

新书

本报讯1月11日，本届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中国民法典争鸣系列丛书”首发。该书为厦门大学出版社策划、组织出版的关于中国民法典的权威学术著作丛书，由王利明教授担任总主编，柳经纬教授担任执行主编。

丛书按学者及其关于民法典的主要观点进行分卷，各分卷主要收录知名民法学者十余年来在不同场合发表或未发表的关于民法典体系的学术研究论文，按一定民法典体例汇编成册，进而分析不同学术观点对于中国民法典总则草案的影响和作用，为中国民法典的拟订和最终立法的审议通过提供精准的学术支持。丛书已出版七卷，收录的作者及分卷书名包括：《中国民法典争鸣·王利明卷》《中国民法典争鸣·柳经纬卷》《中国民法典争鸣·赵万一卷》《中国民法典争鸣·李永军卷》《中国民法典争鸣·尹田卷》《中国民法典争鸣·徐国栋卷》《中国民法典争鸣·温世扬卷》。中国民法典总则以及今后分则部分的立法，均在不同程度上吸收和采纳了以上权威学者的观点和建议。

【第19版：业界】吉狄马加：在诗歌中实现民族与世界对话

Fri, 26 Jan 2018 15:04:04 +0800

本报讯 1月11日，著名诗人吉狄马加的《吉狄马加的诗歌与世界》（四川人民出版社）新书分享会在本届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举行。吉狄马加表示，“我相信诗歌将会打破所有的壁垒和障碍”。

《吉狄马加的诗歌与世界》为世界各国诗人、学者、评论家对吉狄马加诗歌创作的赏析和评论，多角度解剖了这个优秀的彝族诗人诗歌创作的特点和成就，进一步挖掘出诗人对祖国、对民族、对自己同胞的眷念之情。《吉狄马加的诗歌与世界》布匣典藏版，采用中文与外文对照的方式排列，汇集了包含英语、德语、俄语、意大利语、阿拉伯语、孟加拉语、斯瓦西里语等在内的18种文字，54个版本信息，无论从语种还是容量来说，都是一本超级厚重的“大书”。（夏琪）

【第19版：业界】“四大名著”有了升级版

Fri, 26 Jan 2018 15:04:03 +0800

本报讯“四大名著”有了升级版，“四大名著珍藏版”在本届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发布。这套书沿用人民文学出版社经典的文字版本，增加81幅著名画家戴敦邦的插图作品，附赠6幅实用图表。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四大名著”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为风行海内的经典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之初，即着手整理“四大名著”，整理工作先后由具有深厚文史素养的张友鸾、顾学颉、黄肃秋、冯其庸等一批学者型编辑担任。四大名著经过标点、注释，内容全，错误少，有助于读者领略古典小说的艺术魅力。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经过数百年的民间流传，于明代中后期写定，版本非常复杂，古代的各版本质量参差不一。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四大名著”整理本，经过整理者认真的比较和研究，选择好的版本做底本，并吸纳各本的优点整理而成。例如，《红楼梦》的版本较为复杂，早期抄本多以《石头记》为书名，在比较诸本之后，整理本前八十回以庚辰本为底本，并参校了甲戌本、己卯本、蒙古王府本、甲辰本等早期抄本，包括程伟元、高鹗整理的程甲本、程乙本；后四十回，以萃文书屋排印的程甲本为底本，又参校了其他三个程甲本和一个程乙本。（鲁大智）

【第19版：业界】陕师大社推出五卷本《在北师大课堂讲诗》

Fri, 26 Jan 2018 15:04:02 +0800

本报讯（记者舒晋瑜）1月12日，本届北京图书订货会上，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在北师大课堂讲诗》（五卷本）发布。该丛书选取食指、北岛、郭小川、顾城、王小妮、柏桦、余光中、洛夫、严力、张枣等百余位海内外优秀汉语诗人的代表性诗歌文本，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细致、生动的解读与赏析，体现自觉而宏阔的诗学视野与文学史意识。

《在北师大课堂讲诗》（第一辑）以食指、于坚、海子等二十多位著名诗人的作品为解读对象，将他们的创作放在新诗发展的整体脉络中进行讨论和评价；《在北师大课堂讲诗》（第二辑）选择郭小川、郑敏、李瑛等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史上不同历史时段、不同风格流派的代表性诗人的作品予以深入解读；《在北师大课堂讲诗》（第三辑）对当代不同风格、流派的诗人进行解读；《在北师大课堂讲诗》（台港澳专辑）选择纪弦、覃子豪、周梦蝶、余光中等不同历史时段台、港、澳地区近三十位代表性诗人，全面观照勾勒并呈现出台港澳地区现代汉语诗歌创作的流变轨迹与美学面貌。《在北师大课堂讲诗》（海外专辑）则以严力、非马、杨炼、张枣、庄伟杰等20多位海外流寓诗人的作品为解读对象，呈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外汉语诗人创作的完整诗学版图。

【第19版：业界】周锐推新作“大个子老鼠小个子猫”

Fri, 26 Jan 2018 15:04:01 +0800

本报讯（记者陈香）1月12日，儿童文学作家周锐新作“大个子老鼠小个子猫去哪儿”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首发。

该书为一套集童话百科小说为一体的游记。书中，周锐和“大个子老鼠”“小个子猫”一起畅游世界，以一种轻松的阅读方式，为小读者呈现历史地理课本上没有的世界百态。

周锐作品中构思巧妙的故事，利落风趣的语言，豁达宽广的情怀，构成了其独有的周式幽默的风格。

【第19版：业界】作家刘一达、宁肯对谈“老北京”

Fri, 26 Jan 2018 15:04:00 +0800

本报讯1月12日，本届北京图书订货会上，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主办的北京文化主题活动“老北京城市范儿——作家刘一达、宁肯对谈”举行。作家刘一达、宁肯分享了关于老北京的记忆，以及以散文笔触书写北京城、北京人、北京事的创作体会。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近来相继推出宁肯散文集《北京：城与年》与刘一达散文集《胡同范儿》。一页页穿透笔端的记忆里，有醇厚朴实的北京味儿，有人与城相互守望的脉脉温情，亦有50后作家对城之世态沧桑、人之内心风景的追问探寻。《胡同范儿》一书中，作者以原汁原味的北京语言，为我们描摹了一幅上世纪中后期老北京胡同大院里的百姓世俗画卷；《北京：城与年》则是在北京胡同长大的作家宁肯，对这座城市半个多世纪变迁的沧桑回忆。（夏琪）

【第19版：业界】“装在口袋里的爸爸”进入IP开发

Fri, 26 Jan 2018 15:03:58 +0800

本报讯（记者舒晋瑜）1月11日，春风文艺出版社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举行“装在口袋里的爸爸”IP开发及融合发展主题活动。

早在2002年，“装在口袋里的爸爸”系列的第一本书诞生，名字叫《爸爸变小记》。儿童文学作家杨鹏最初只创作了一部短篇，讲了一个爸爸变小的故事，发表在杂志上。春风文艺出版社年轻的编辑单瑛琪偶然读到了这个短篇作品，找到了杨鹏并希望他能继续创作下去，《爸爸变小记》于是成了春风文艺出版社“小布老虎丛书”中最受欢迎的作品。从2002年到2018年，“装在口袋里的爸爸”已经出版文字版图书31种，拼音版图书8种，累计销量超过千万册，销售码洋过亿。“装在口袋里的爸爸”漫画项目在紧锣密鼓制作之中，春风文艺出版社还斥资投拍“装在口袋里的爸爸”同名动画片。

【第19版：业界】万卷公司《魔法日记》嗨翻全场

Fri, 26 Jan 2018 15:03:57 +0800

本报讯（记者陈菁霞）1月11日，万卷出版公司首发引进版《魔法日记》系列青少读物。

《魔法日记》系列以一本能改变现实的“魔法日记”为主线，讲述了这本日记的拥有者——12岁的男孩费恩·斯宾塞在校园及家庭中发生的爆笑喜剧故事。该系列写作风格幽默自嘲，颇有憨豆风范。《魔法日记》已在土耳其、西班牙等多国出版，并一举获得英国趣味图书奖。该系列图书在中国仅仅上市一个月，首版就销售一空。

【第18版：网络时代】当网络取代诗歌，成了兴观群怨的新载体 “中国新诗百年论坛·南京”研讨会举行

Fri, 26 Jan 2018 15:03:56 +0800

千人一面，万人雷同。到处是相似的表情，到处充斥着温吞吞的叙事、油腻腻的小聪明、打情骂俏的口水，或者像家庭妇女一样嘟嘟囔囔的、琐碎的日常絮语……30多年来，中国现代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聊、低俗与坠落。

——徐敬亚

“用一生的时间去读诗，或研究它，有时也会自我质疑，也就是诗歌社会功能的降低和传播的边缘化。在纪念新诗百年的时候，似乎依旧需要再次为诗一辩。”在“中国新诗百年论坛·南京”研讨会上，大理学院教授耿占春指出，网络已经替代诗歌成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兴观群怨的载体。我们自己也是这样，每天早上会把电脑打开看看各个网站有什么新闻消息，其实网络变成了我们观察社会、反思现象、感受群体情绪、了解各种思潮涌动的窗口。

然而，耿占春说，最近一两年，电脑也不愿意打开了，因为偶尔看看手机就行了。诗歌无法像网络新闻一样介入和表达时代，即使一百年来新诗基本完成了胡适的期待，即从山林文学变成社会文学，与之同时，在新诗一百年里，诗意已经在白话中扎下根，极大地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力、穿透力和感受力。“我们能够非常明显地体察到现代汉语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几乎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社会能量。正是这种社会力量在背后推动着整个社会的进步。我们有新型的媒体，但我并不觉得一定要把诗歌和网络媒体巨大的社会功能相提并论，二者应该是互相呼应。当新闻事件从网络媒体消失的时候，无论这个问题是否解决，思考才应该真正开始。从这一点看，与网络相比，诗歌不应被妄自菲薄，它所特有的感受力和启蒙作用也不应该被这一点所遮蔽。”

诗人、学者们对新媒体时代诗歌的焦虑与思考，在“中国新诗百年论坛”上再次集中呈现。

21世纪后，诗歌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南开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罗振亚认为，民工潮，SARS、海啸、地震、雪灾、奥运、深度反腐，一系列事件敦促着诗人们根本无法将自己从置身的周边现实中抽离，而必须去参悟承担的伦理内涵和价值，更逼迫着诗歌必须谋求和现实关系的重建，甚至有时使诗歌以行动化的方式介入时代现实。

如白连春的《一个农民在地里侍候庄稼》仿佛带着农人的体温和呼吸，鲜活具体的农事细节及过程呼之欲出，更见出了农民命运和土地关系思考的深度，虽落笔于一个农民，却隐约闪回着诗人对人类遭遇的怜恤之光，底层的拙朴、酸楚和艰辛自不待言。而田禾的《一个农民工从脚手架上掉下来了》就是不折不扣的“问题诗”，一个工地“事故”的记录和曝光，指向的却是对社会良知和人类道德的精神拷问，“惊叫”与“平静”、死亡与冷酷等悖裂矛盾视象所包含的张力，赋予了诗歌一种强劲的批判力和情感冲击力。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诗歌向日常化世界的广泛敞开，诗人们自然不再满足于相对内敛的意象和象征手段的打磨，而尝试借鉴叙事性文学的长处，把叙述作为维系诗歌和世界关系的基本方式。”罗振亚说，由于和生存气息密切关联的对话、细节、过程因子的大量引入，使九十年代就已成熟的“叙事”晋升为一个显辞。

江非的《时间简史》短短的倒叙却有着类乎小说、戏剧的综合品质，浓缩着农民工特殊的生命长度，日常化的画面、细节刻写，清晰而沉静的情绪叙述，切入了乡土与人的命运的悲凉实质，也显示出诗人介入复杂生活题材的能力之强，使诗歌在抒情之外又开辟出了一个新的艺术生长点。因此，21世纪诗歌和现实关系状态的重建，将诗从“云端”请回了“大地”，生发于个体却通往人类深层情感和经验的意蕴发掘，一方面提升了现代诗的诗意品位，一方面强化了诗歌本体观念的骨质密度。

“有一句名言，蝴蝶扇动翅膀，在远方引起一场风暴。胡适的两只黄蝴蝶，掀起的不仅是诗的风暴，不单是横的移植，而是现代汉语的风暴，新文化运动的风暴。”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杨克认为，古典诗歌的东方哲学是中庸之道，是温仁敦厚、格物致知的写作。是文人进入日常生活的生存方式，唱和，应制。是曲水流觞的文字游戏。是在同一模式里比试高低。新文化运动带入源自西方的批判否定情神。而当下，面对的是又一场风暴——互联网风暴。不仅有线下的世界，同时有线上的世界。

杨克表示，自己是个有未来主义倾向的写作者，一直写介入式现代主义诗歌。“我不反对诗歌在线上线下同时呈现。比如微信，外国有人称之为中国新的四大发明之一。它改变了人类的支付方式，改变了人的交际方式，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存方式。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媒介即意识形态。假若没有纸的发明，没有印刷术的诞生，在竹简上写，不可能有长篇小说。同样，诗如果在线上传播成为常态，诗歌的声音要素会再度受到重视。诗人会一定程度回望口口相传的源头。也许下一代诗人会如此。所以我对新技术传播持开放拥抱的姿态。期待恢复兴观群怨的诗的景象。所以《杨克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三印后，授权当当、京东、亚马逊出电子书，我非常乐意。”

据悉，微信上杨克的诗歌朗诵最高一首收听为54万人，之前高的有几首十几万人，也有20多万、30万人的，原因是发在广州地铁的手机阅视平台上，上下班有几百万人乘地铁，他们看手机打发时间。

作为《作品》杂志的主编，杨克主动投入线上阅读的互动，“90后推90后”是少见的非编辑选稿的栏目，当期发稿的男女作者各推荐三篇90后小说，由500人的90后作者群投票各选一篇小说给编辑部采用，精选十多个投票者的点评同期刊发。杂志社另外留出一定数额的稿酬，每季度和年终由读者投票决定打赏稿费具体给哪些作品，大大提升了读者的参与度。去年第四季度的打赏投票公众号点击数近二十七万，不仅扩大了刊物的影响，也提升了所有作者的被关注度。

新世纪诗歌对拳头诗人和经典作品的输送不多，形成这种局面有多种原因。罗振亚认为，很多诗人纷纷关注身边的事物，过于崇尚个人情感的咀嚼与品味，没有考虑将自我的触须向外延伸，诗魂自然也就被淹没在日常生活的海洋中了。

新世纪诗坛有很多网络写手，更有数不清的在书斋里进行智力“游戏”的诗人，炮制着所谓的诗歌，这些诗歌的发生不是因为生命的感动和颤栗，生活的触发与召唤，而是书本和知识，是由于刺激好玩、发表方便和各种奖项与稿费的诱惑。甚至可以极端地说，他们完全是为玩而写，为写而写，其“硬写”过程即可视为十分可疑的“无中生有”。他们的作品看上去也不无细节的营造、情绪的起伏，有时技巧打磨得煞是圆熟，能够唬住一些读者；可仔细品味就会发现它们无关生活、生命、灵魂与情绪，匠气世故，四平八稳，是地地道道的“网上建筑”“纸上建筑”，或者说是充满“为赋新诗”色彩的伪抒情，没有走心、走脑的集体仿写，和“假大空”同样令人生厌的“假小空”，是对生活和生命本质更深层的背反和偏离。

而海南大学教授徐敬亚更为当下某些诗歌感到痛心：“纸张上的，电流里的，一派平庸、无聊的气息。千人一面，万人雷同。到处是相似的表情，到处充斥着温吞吞的叙事、油腻腻的小聪明、打情骂俏的口水，或者像家庭妇女一样嘟嘟囔囔的、琐碎的日常絮语……诗那一根根敏感、尖利、触电般的神经正在向世俗的镜像投降，诗歌那颗忧郁、悲悯、神子一样的头颅正一天天低垂。30多年来，中国现代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聊、低俗与坠落。从诗学角度看，它积年累月形成的三大弊端，我早已忍无可忍：第一，诗人整体意识松弛导致的碎片化。第二，诗人直觉系统的缺损导致的平面化，第三，诗人伦理人文价值的枯萎导致的空心化。”

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霍俊明在谈到中国新诗生态问题时，强调了新时代的诗歌和诗歌的新时代的区别，认为新时代的诗歌是一个急切的命题，而诗歌的新时代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他认为，在多种渠道的文化资本尤其是崭新媒介带来的诗歌“红利”利益均沾的同时，无论是普通读者还是诗人、评论家以及文学教育从业人士却在“乐观”、“进步”的表象下，恰恰忽略了资本和媒体环境形成的诗歌之“伪”和诗歌之“恶”——一边是王婆卖瓜，一边是牛二横行。尤其是公众、诗人和研究者对新媒体话语的认识不仅不深入、不全面、不客观，而且几乎忽视了媒体话语的多重性功能。

霍俊明引用“新的媒体不只是原封不动地传播内容的被动母体，它们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打造被‘发送’对象，把其内容改变成该媒体特有的表达”（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认为这甚至无形中形成了新的洗脑方式，这是一种柔软的近乎天鹅绒监狱一样的新一轮的规训，无论对诗人还是批评家而言都是如此。

资本和媒体塑造和规训了这个时代的诗歌生态。已近乎明日黄花的网络论坛、博客和微博，以及正逢其时的诗歌微信群和公众号，都使得缺乏共识、辨识度和公信力的现代诗进一步被稀释、压抑和遮蔽，尚未达成的统一性被进一步解体。这样说并不是忽视诗歌的当下“战果”，而是要强化邀呼嬉戏的“伪”“恶”的“诗歌病”正在无孔不入。这种“伪”“恶”最刺眼的表现就是“自我加冕”。

过江之鲫一样的籍籍无名的诗歌写作者转眼间就成了“网红”，各种文化资本的频繁介入和持续发力使得诗人的写作心态随之转捩。大大小小、名目繁多的诗歌奖及其奖金对诗歌写作者形成了极大的诱惑。面对发达资本与媒介时代的诗歌“伪”“恶”和批评的不作为，面对分化、分层的诗歌现状，写作者和批评者的尊严亟待重建。我们发出的吁求是重新做一个诗人，重新做一个批评者。这既是美学的问题，历史的问题，也是紧迫的现实问题。

吉林省作协副主席、《作家》主编宗仁发认为，无论是互联网还是纸媒，重要的不是传播手段，而是内容。面对互联网的冲击，传统纸媒没必要惊慌失措。我们要有些基本判断，那就是当今优秀的诗人和经得住检验的重要作品大多仍来自于传统纸媒。纸媒在今天要做的是把门槛再提高些，选择标准再严格些。不要跟着互联网的节奏，按照自己的节奏做自己该做的。以少胜多，以慢胜快，以原创胜复制。努力寻找超越时代诗人，努力寻找能成为经典的作品。

《花城》主编朱燕玲从主编角度，谈到了纸媒、新媒体、线下活动三者融合的重要性，并认为，当前纸媒和新媒体仍会长期处于一个并行的状态，新媒体环境下传统纸媒应梳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制定方案应对新媒体冲击。《花城》在“花城多元融合传播运营平台建设项目”的基础上，开展了一系列扎实细致的工作，如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平台的运营，规范杂志作者的数字版授权，与豆瓣网“豆瓣阅读”等平台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继续推动杂志电子版在线销售等。

《十月》主编陈东捷则围绕“互联网时代纸媒的应对策略”，历数了传播媒介变迁对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影响，认为每一次媒介改变都进一步促进了文学大众化的趋势和潮流的兴起。同时，互联网本身毕竟是一个媒介，并不代表精神的一个象征，我们应有包容的心态。

【第18版：网络时代】白烨：回望文坛四十年

Fri, 26 Jan 2018 15:03:55 +0800

白烨，陕西黄陵人。七十年代初毕业于陕西师大中文系并留校任教。八十年代初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后到文学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学术专长为作家作品评论与宏观走向考察。自八十年代初期以来，在当代文学的理论批评和作家作品评论方面，撰著了300多万字的理论批评文章，出版了《文学观念的新变》《文学新潮与文学新人》《文学论争二十年》《赏雅鉴俗集》《批评的风采》《观潮手记》《热读与时评》《演变与挑战》《边看边说》《新实力与新活力我看“80后”》《文坛新观察》等10部文学理论评论著作；另主持或主编有《年度中国文坛纪事》（1999-2016）、《中国文情报告》（2003-2016）等多种文学选本和年度文学现状概观图书。

网上文谈

栏目主持/采写：舒晋瑜

仿佛匆匆一瞬，回头看去，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从事文学评论已经四十年了。这四十年，是当代文学从劫后复苏到全面复兴，又到更大发展和更大繁荣的重要阶段。

“一个人会身处怎样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是无法选择的。我们有幸置身于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大发展的时期，见证了社会发展的天翻地覆，也见证了文学发展的波澜壮阔，自己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成长，走向成熟。我们与这个时代不可分割，与这个时代的文学荣辱与共，这是我回顾以往最为深切的感受。”白烨的文学评论，从一个侧面见证了这个历史的进程，并以自己的方式记录了这个进程的侧影。

【学术道路】从事文学批评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中华读书报：您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从事理论批评。那个时期您的评论关注点在哪里？

白烨：我从事文学批评，有一个过程。70年代后期，我在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我那时候相当痴迷诗歌，写了一阵诗，因对评论产生兴趣，又转向评论诗歌。那个时期，我还处于一个起步和演练的阶段，没有确定的方向。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当时此起彼伏的文学理论问题的争鸣方面，如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人性、人情与人道主义的讨论，现实主义的讨论，等等。在这方面，我参加了一些研讨会，写了不少会议综述，后来出了一本《文学论争20年》，就是以这些争鸣综述为基础的。

中华读书报：80年代以后，您先后出版了《文学观念的新变》《文学新潮与文学新人》《批评的风采》等。似乎从一开始，您就特别关注文坛新人。您秉持着怎样的原则从事批评？

白烨：那一时期，许多作家是文学新人，我们刚刚从事批评，也是新人。关注文学新人，实际上是关注同代人。新人会有新的追求，新的气息，这很吸引人。当时我先是关注“乡土小说”“知青文学”，接着是“改革文学”等，跟踪这些作家作品的批评，实际上背后都有一个为同代人助威、为先行者呐喊的意思在。

对于批评，我是逐渐加深认识与理解的。在我看来，文学批评是一种理性方式的美学观察，文学方式的人生互动，是一种“超现实”的审美对话。而文学批评的表述，应当是感性体验与理性辨析融会贯通。好的文学批评，一定是感性地表达理性，以简单诠释复杂。这些都是我所信守的一些基本原则，虽然至今未能完全做到，但一直心向往之。

中华读书报：您的很多研究成果出版后在学术界获得很大认可。您对文学和学术判断之敏锐、反应之迅捷、文章之果敢皆令人佩服。这些特点缘自什么？

白烨：这几部著述出版之后，有一定的反响，也获得一些奖项，主要是评论界对文学批评新人的宽容与扶持，并非有多大的价值。我的著述因为长于资料综述，比较切近现状，可能会给人们提供更多的资讯，起到了某些“探头”与“哨兵”的作用。

我在大学任教的专业是文艺理论，但很不喜欢空泛的理论，空洞的概念，我一直力戒自己陷于那种“空对空”导弹相互对射的泥淖。我喜欢那种把理论化在批评里，把批评内含在赏鉴中的文学批评。

中华读书报：90年代以来，您也先后参加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当代文学新潮》《中华文学通史》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经验》相关部分的撰稿。既有作家个体阅读经验的独到体悟，又能史学的宏观把握，文学的在场感与学术的历史感融通，使您具备了不一样的胸怀与视野。您觉得呢？从学术风格看，您认为自己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白烨：自90年代起，我先后参加过朱寨主持的《当代文学新潮》、张炯主持的《中华文学通史》、杨匡汉主持的《二十一世界中国文学经验》等重大项目的相关工作，撰写了其中的部分章节。在这些工作中，受到了文学史观、史识与文学思潮观察等方面的训练。

几位先生的历史感、大局观，对我都很有影响，尤其是朱寨。朱寨是当代文学学科的奠基者之一，他解析作品注重艺术分析，解读作家看重艺术风格，尤其是他基于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造诣，无论是观察具体的文学现象，还是评说重要的文学事件，都能历史地、整体地予以把握，而这些正是我缺少的。

就我的评论来看，一开始由于底气不足，自信不够，评论在追求客观中可能偏于诠释作家意图；八十年代中期受到文学主体性、批评新观念等理论的影响，开始在评论中体现主体意识，凸显文体意识。但总的来看，从观念到方法，都还偏于传统，但比过去有了更多的弹性。

【韩白之争】韩寒的谩骂让我很难应对，但我帮扶文学新人的决心没有动摇

中华读书报：自2010年来，您连续担任两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都做了哪些事情？

白烨：我在2010年上任之后，两个方面的事情让我有着特别的紧迫感。一个是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显得相对传统，已经不能适应变动不居的文学现状；一个是老学者、老教师退休的较多，而年轻的学者和青年教师参会的还不多，需要大力吸收和培养批评与研究的新人。

因此，我们在研究会下属机构组建了“新媒体文学委员会”和“青年批评家委员会”，一方面把研究的触角伸向网络文学，与三江学院合作开设网络文学编辑专业，为网络文学的可持续发展培养后备人才；一方面加大“80后”等青年学者入会的力度，并在年会上开设“青年论坛”专场，给年轻学者提供亮相的平台和交流的契机。今年下半年，我们还要和相关院校合作，举办一个全国性的“青年论坛”，让年轻学者发出自己的声音，得到更多的锻炼。

中华读书报：您曾有一个观点，文学批评既要“锦上添花”，更要“雪中送炭”。但是从海量的作品中如何发现这些作家的潜质？您有什么独到的办法？

白烨：我是说过文学批评既要“锦上添花”，更要“雪里送炭”的话，这是因为已经成名和著名的作家，跟进研究的人较多，有我不多，没我不少；而青年作家的创作，关注的人并不很多，他们需要经由评论的方式使自己进步，让更多人了解。我多看一部作品，多写一篇文章，多说几句话，都属于“雪里送炭”，为他们所真正需要。

发现青年作家，没有诀窍，就是阅读。对我们这些观念较为传统的评论者来说，可能还有一个更新自己的观念、打开自己视野的问题。如果不更新旧有的观念，不扩展自己的审美视野，也很难发现他们不同于我们的长处所在，更难以体察到他们蕴含在作品中的属于他们的锐意。

中华读书报：现在很多网络作品动辄上百万字，您看这些作品有何技巧？我记得最初新浪网评选网络作品，您还曾担任过评委，时过境迁，现在的网络文学和十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您如何看待网络文学的变化？

白烨：网络小说篇幅较大，字数很多，要看完一部作品很不容易。有时参加网络文学作品的评选与推选，还得阅读十几部长篇小说的电子版。这样的字数与部数，就只能是以浏览的方式阅读，通过浏览把握整体故事，感觉语言特点。

网络文学的变化很大，早年参加网易、新浪的原创文学作品评选，感觉跟传统文学的区别不大，后来很快出现了类型化的演进，网络小说由此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路子。

现在的网络小说依然在不断变化，这种变化显现出两个路向，一个是在类型化的走向上继续行进和不断完善，通过类型化形成通俗文学的完整样态；一个是通过IP开发和与别的艺术样式的联姻，形成娱乐化的产业链，使网络文学向网络文艺和网络文娱大力扩展。因此，网络文学从发展趋势上看，既方兴未艾，又在不断溢出文学范畴，走向跨界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网络文学与韩国的电视剧、日本的动漫，并称为“东亚文化三绝。”这个说法，也从另一角度表明中国网络文学的独步一时性和不可替代性。

中华读书报：您的一篇《80后的现状与未来》评论，韩寒却以千字短文《文坛是个屁》回应，成为2006年的文化事件。不知那场争论对您有何影响？十年过去了，您现在如何评价“韩白之争”？您为青年作家的成长投入很多精力，但是也会遇到一些不理解，您如何看待？

白烨：发生于2006年的被称为“韩白之争”的网络事件，看起来是偶然发生的，想起来可能偶然里头也有必然。

我在《80后的现状与未来》的博客文章中，对韩寒在文学写作上的评价并不高，还批评了他在《通稿2003》里贬低语文，否定老师的偏激言论，引发了他的极大不满。他的《文坛是个屁》的博文，几乎充满了恶语相向的谩骂，无论是他的态度还是他的语言，都超出了批评应有的范畴，让你很难应对。当时韩寒的粉丝很多，谁为我说话，谁就遭到围攻，于是解玺璋、陆天明、陆川、高晓松等名家都被卷入进来。

后来反观这一事件，我觉得我对80后一分为二的分析，对韩寒的批评，以及韩寒的回应和引起的反映，往深里去看，可能是两代人观念抵牾的短兵相接。在这场观念碰撞中，我被看成是“保守派”代表，韩寒们作为一种叛逆的新兴力量，通过批我宣泄他们对既有文学秩序的愤懑。但这场所谓的论争，像所有网络论争一样，后来很快变成了口水战，让我始料不及的，是由这场事件感受到的网络媒体的巨大能量，这种力量会紧紧地裹挟着你，令你难以轻易脱身。

构成多样又日益分化的80后，有各种文学走向和不同的代表，韩寒只是其中一类人的代表，他不能代表整体的80后。因此，这件事并没有动摇我帮助80后的决心与抉择。对于80后文学新人的帮扶，是出于前辈的责任，事业的需要，遇到一些不解与误解，在所难免，让时间去慢慢消化，而更多的80后作家成长起来，成熟起来，是更为重要的事情，是更为切实的回报。

【时代趋势】受众的年轻化、趣味的低俗化、网络的游戏化、影视的神幻化共同构成的泛娱乐化社会文化思潮已不可遏制

中华读书报：《文学蓝皮书》自2003年出版，已经走过十几年历程。见证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在编著过程中，您是如何梳理其发展和变化的？

白烨：《中国文情报告》（在2009年列入院蓝皮书系列，又称《文学蓝皮书》）2002年在院里正式立项，同时组建课题组，2003年开始出版。一年一本，现已出版到了2016年卷，共14本。

做这个项目的初衷，是感到文学自进入新世纪之后，因市场化、网络化、全球化等多种因素与力量的介入与推动，不仅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学现象、文学群体和文学事件，而且文学的关系变得复杂了，文学的形态变得纷繁了。但我们的文学界没有一个跟踪记录这种新进展、梳理这些新成果、观察这些新变化的年度考察报告。

文学领域与其他领域不同，现象很多，事件频仍，而且有显性的，有隐性的，怎么观察？如何概括？对我和课题组成员都是极大的考验。我们当时提出了几个基本原则：一是尽可能全面客观，二是尽可能简明扼要，三是尽可能表达己见。课题组成员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文学所当代室研究人员，一部分是中国作协相关人员，都是训练有素的中青年专家学者，大家按各人的研究所长，各就一个题材领域写作专题报告，然后由我总集成和撰写总报告。无论是分报告，还是总报告，都需要体现写作者的看法，并提出感觉到的问题，这还需要写作者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从丰繁的现象中抓出问题，并从自己的角度作出评说。

中华读书报：《中国文坛纪事》从1999年出版，在文学界已有广泛认可和影响。每年编选文坛纪事，是否需要耗费很大的精力？

白烨：《中国文坛纪事》看起来是一种时文选编，其实是用另一种方式对年度文学发展和文坛现状所做的梳理与记录。我们的研究界好像不大重视当下文学与文坛的资讯收集与资料积累，这其实是个很大的缺失。当下都会成为过去，每一年都会进入历史。盘点当下文学，记录年度事象，既是为年度文学做本账，也是为文学历史做积累。因此，我很看重这个工作，做起来也兴致勃勃。

《中国文坛纪事》（2003年）的“卷前小语”中写道：“本书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本以文坛各种重要事件和现象及人物为收录对象的时文选辑。它在作家作品之外提供的特殊视角和广阔视野，为观察当下文坛所不可或缺。”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当得起的。

中华读书报：在《文学蓝皮书》（2016-2017）的“总报告”里，您谈到了当下文坛的新症结，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应对？

白烨：当下文坛的主要症结是什么？不同的观察者会有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我们应该看到以网络文学为标志的新媒体文学的兴盛，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的文艺群体的崛起，以年青一代为主体的新的文学受众的激增，以及它们在形成新的文学形态、构造新的文艺类型、释发新的文学观念的同时，对整体文学构成的强劲而持续的冲击，对社会文化生活造成的广泛而巨大的影响，这些都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问题与新的挑战。

但更为明显的问题，是由受众的年轻化、趣味的低俗化、网络的游戏化、影视的神幻化共同构成的泛娱乐化社会文化思潮，目前正以不可遏制的走势四处漫泛和强力运行，成为左右社会文化生活的主要能量。

从广大文化受众的角度和广义文化生活的视域来看，这对当下的社会文化是一种既具丰富性、又带鲜活性的补充与拓展，但这种文化思潮在其基本取向上，不仅与传统文学相分离，而且与经典文学相游离，同时又以非主流化、非思想化、非价值化的基本倾向，对既有的文学传统和现有的文学秩序，乃至基本的文学观念，造成了有力的遮蔽，形成了内在的抵牾，构成了一定的消解。它们所带来的，至少是利弊兼有的双重影响，甚至以一味“向下”的趋势与我们所提倡的向上的文化构成极大的抵牾。

还必须要加以注意的，文艺与文化领域的这些倾向与问题，与我们之前遇到的倾向与问题，已全然不同，带有着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混杂与暧昧的诸多特征。这种社会思潮依托于文艺，借助于大众，适应了某种需要，满足着某些欲求，无论是分辨起来，还是应对起来，都格外不易，甚至极为困难，而这样的全新挑战与疑难问题，也全然超出了我们的已有经验。

【第18版：文化周刊·书摘】蒋彝其人其书

Fri, 02 Feb 2018 15:02:45 +0800

1938年11月，《星期日泰晤士报》于伦敦的伯爵广场举办全国书展，吸引了数千人前往参观，其中还包括玛丽王后和肯特公爵等知名人士。书展大受欢迎，主要有一个原因，包括成名作家、新进作家在内，总共几十位作家在那儿举办演讲；其中也有新书《伦敦画记》的作者蒋彝。蒋彝在挤得满满的演讲厅内，向七百多名听众就“一个中国人眼中的英国”发表演讲。面对听得入神的听众，蒋彝表示：“这个国家的人相信，中国人做事的方法完全不对。可有没有人想过，中国人对这国家的人也有同样想法？你们把名字摆在姓前面，我把我的姓‘蒋’摆在名字‘彝’前面。在中国，结婚之后开始谈恋爱。在英国，结婚之后，恋爱似乎自然而然就终结了。”演讲后，蒋彝以毛笔为听众在新书上签下他的中文名字，逗得大家非常开心。《星期日泰晤士报》报导：“他的签名大受欢迎。”

蒋彝已因几本力作而享有文名：介绍中国艺术的《中国画》（TheChineseEye，1935）、记述他至英国西北部湖区旅游经历的《湖区画记》（1937），以及《中国书法》（ChineseCalligraphy，1938）。这些书全都以英文写成，全都广受欢迎。他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获得这种成功，自然值得敬佩。而只要想到，他1933年来到英国时，英文能力还非常有限，就更令人刮目相看了。

蒋彝1903年生于江西九江一个富裕家庭。其父为著名肖像画家，对花鸟绘画情有独钟。蒋彝自幼接受传统教育，研习中国古籍，作古诗，练习书法、国画。在他成长过程中，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都为中国人的国家意识和文化生活带来极大震撼。受到当时先进思想冲击，认为唯有进步的科学才能造就新中国，蒋彝选择就读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化学系，并于毕业后在高中教了大约一年化学。不过，中国政治上的动荡和社会经济的不稳定，很快就促使他决定投身政治，以便参与社会革新与革命。他为扫除军阀、求得国家统一加入北伐军，随后在三个不同地方担任县长，包括他的家乡九江。后来，为了地方上一家外国石油公司，蒋彝和一名极有权力的军阀发生争执。他辞去政府公职，于1933年离开中国，前往英国，并打算一两年内束装返国。没想到，他在国外一直滞留了下去，直至1975年，才有机会重回中国，当时，距离他走出国门已经42年。

1933年，蒋彝刚到英国，便进入伦敦大学就读。1935年起，他于东方学院担任远东语言文化部助理讲师，当时庄士敦爵士是该部主任。后来，由于了解到中国医药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韦尔科姆历史医学博物馆（WellcomeHistoricalMedicalMuseum）于1938年聘请蒋彝，为其设立中国部门，安排展出。两年后，一场空袭中，他位于汉普斯特德林区（HampsteadHeath）附近公园山路（ParkhillRoad）的住处遭炸毁，蒋彝才搬到牛津，直到1955年移居美国。在英国20年间，蒋彝非常幸运，认识了许多艺术家、学者、诗人、剧作家，其中有中国人，有英国人。因其活跃的文化氛围，伦敦是极少数能够吸引中国流亡海外人士和知识分子的欧洲城市。他们经常聚会，讨论各种时新议题，互相支持。且举蒋彝在伦敦遇到的几位人士作例子：艺术家徐悲鸿、刘海粟，京剧演员梅兰芳，剧作家熊式一。同时，蒋彝也交了许多英国朋友，如骆任廷（James Stewart Lockhart）爵士、威廉·米尔纳（William Milner）爵士、赫伯特·里德（HerbertRead）和庄士敦爵士。能够进入这么优秀的知识分子圈，对他自然大有帮助，使他更明白文化交流带给双方的好处，也深层体会东西方文化的共通处。

到达英国不久，蒋彝就给自己取了“哑行者”（SilentTraveller）这名字。传统上，中文“哑”这个字隐喻了谦虚和智慧；在这儿，则强调出蒋彝在西方遭遇的种种困境，尤其是语言方面。这名字标示了蒋彝的新身份，也一辈子跟着他，经常出现在他的信件、明信片、签名上。这名字还是他12本旅行书的标题，书中记述了他在不同国家、城市的旅行经验，以及他对东西方相似之处的探索。

《伦敦画记》是继《湖区画记》之后出版的。湖区国家公园一直以令人屏息的自然美景，及与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的关联闻名。蒋彝1936年夏天至该区旅游后，即写了一本书。这书原本以旅游日记的方式写成。蒋彝陆续将手稿寄给几家出版社，得到的却是一封接一封的退稿信。出乎意料地，过了几个月，一家出版社决定给蒋彝的手稿一次机会。出版商对这书的销售前景毫无把握，只同意给蒋彝六本书，还不打算付他任何版税。艺评家赫伯特·里德写了前言，称赞蒋彝“胆大无畏地踏入我国的圣殿，以他自己的方式致敬。”里德赞美该书成功证明“华兹华斯的诗接近东方的某些情感和思想”。让出版商跌破眼镜的是，蒋彝的书非常畅销，头版一个月就卖光了。接下来再版的书，作者自然拿到了版税，而“哑行者”这一名号，也成了他随后旅行书的标志。

蒋彝对自己旅行书写的独特风格相当自信，在主题安排及叙述方式上，也复杂得多。这书包含了两部分：“伦敦景色”和“伦敦生活”。第一部分呈现了伦敦四季中和不同气候下的市容，突显了中国人对自然环境的敏锐感受；第二部分则遵循英文随笔作家写作传统，对儿童、书本、美术馆、食物、老年等各色题目进行深思。不过，整本书合起来，却是中国观察家以艺术化而诗意的方式重建了的伦敦。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伦敦画记》在西方读者间风靡，之前，他们只读过欧洲人所写关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书。忽然，他们发现了一个全新而陌生的声音在谈论他们的文化——他们那经常自视为较优越、较进步的文化。某种层面上，传统上身为观察者的西方旅行作家和人种学者，成了被观察的对象，角色颠倒了过来。蒋彝一点都不隐瞒他的族裔身份，还经常提到自己的文化背景，提到中国人。这种文学技巧不仅大胆，而且极具创意。《伦敦画记》这本书，如同蒋彝其他的书，无论语言结构、文章内容或用字遣词，都非常中国化，英文读者读来，必觉充满异国风味。不过，这些读者一定也会为他的幽默、智慧、简洁，甚至极具技巧的自贬所倾倒。另外就是穿插文中迷人的图画和书法了。他们很快发现，哑行者聒噪又温和，他笔下的中国人世故而具人性。

许多人喜欢抱怨伦敦的雾、雨和风，可是蒋彝却在恶劣的气候里发现了美，发现了乐趣。他喜欢“雨中漫步”，这使人“真正有机会欣赏大自然”。他告诉读者如何发现并欣赏现代城市之美。除了花、树、湖、公园里的鸭，皮卡迪利广场和蔚金特街上的人群这种都市里常见的景象，也可以让蒋彝惊叹、开心不已。他说，他喜欢观看雨中的人群，“我看不到他们的脸孔或身体，只见到移动的雨伞。如果那些伞是深蓝色的，我很可能还会将它们误认为海浪，正由我立足的地方不断往外冲刷。”

表面看来，《伦敦画记》说的是作者对一个城市的印象，实际却是对英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比较。在讨论伦敦景色时，蒋彝举出许多鲜活实例，比较并说明东西方的相似之处。蒋彝选择“找出世上所有人类的共同点”。他自相异之处寻找共同点。在这本研究伦敦的书里，当讨论到工作时间、儿童教育，甚至对爱情的期盼时，蒋彝指出，尽管语言、肤色、宗教、习惯不同，世界各地的人还是有许多共通之处，而这些共通之处正是未来互信、和谐共处的基础。

蒋彝也不吝于给读者介绍一些基本的儒家思想，即祖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为了强调智慧、真诚、同情，他经常提到儒家思想和道德规范，比如，孝道、子女尊敬并照顾父母及长辈的责任。他提到儒家思想时，一点都不教条。相对地，他让读者感受到一点中国大众哲学的趣味，并以一些精心挑选的实例、格言，唤起他们的好奇。

值得一提的是，蒋彝以不懂政治为由，几乎在所有书里，刻意避开这方面的话题。这种避谈政治的态度并非无知，而是体现了他一贯的坚定信念，认为在促进世界和平上，文化，必将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那同时也是他的策略，在20世纪30年代动荡不安的时代里，为自己寻得安身立命之道。

蒋彝一直让人觉得，他是个快活的人。他脸上总带着笑，文字总让人捧腹。然而，在他内心深处，却一直存在一股深深的悲伤、恐惧、焦虑和乡愁。蒋彝从不让人知道内心感受，直到晚年，他才承认，他并不似人们一直以为的那般快乐无忧。他怀念他的家人、他的故乡，书写旅行书，解读中国文化，使得哑行者乘着想象之翅，回到自己的故乡。

《伦敦画记》初版至今已超过70余年。伦敦的景物早已全非，人生的美和本质却仍一样。蒋彝的结语仍会不断萦绕我们心头：“我在伦敦看得愈多，对四周景物愈觉亲切；对伦敦生活的方方面面见得愈多，愈深深地坚信人道、爱和美。为什么人们要因种族和国籍产生间隙呢？”

（本文节选自《伦敦画记》序，作者郑达）

【第18版：文化周刊·书摘】风雨中的伦敦

Fri, 02 Feb 2018 15:02:43 +0800

大本钟下的伞海

一叶冲初暝

胸中块垒

喜雨亭

不久前，我在《泰晤士报》上读到：

在这世上神秘难解的事物中，天气为其中一项。至今，气象研究仍然无法探其奥秘。即使天气变化最稳定的地方，也没有一定之规。季风有时早、有时晚，雨量有时多、有时少，没有人说得出来，为何这一季如此，下一季却变了个样子……

这段文字谈的虽是“多变的雨”，却相当适切地道出了伦敦人的烦恼。对我而言，阅读邓波恩爵士在《标准晚报》上撰写的老专栏《降雨指南》，总是特别有趣。这指南似乎把雨水当成伦敦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了。下雨时，风总跟着来。不过，或许是因为那些挤成一堆的高耸建筑，我总觉得，伦敦的风不强，就连雨，也很少倾盆而下。那风虽冷，但一扫让人透不过气来的沉重湿气，让我倍感神清气爽。雨虽阴郁，但能让我换个角度观赏各种景物，总令我心情愉快。就这样，在这儿，我和两者都交上了朋友。

我喜欢趁着起风时，在伦敦的公园漫步，可以见到不停颤动的树枝、树叶，给风吹得或是全倒向一个方向，或是乱糟糟地混成了一团，同时发出一种奇特的声音，非常悦耳。有一回，在一个刮着强风的早上，我独自到温布尔登草地散步。我走到骑马道上，面对着一栋带风车的房子。右手边是一片柳林，虽然不老，树干和枝子的形状也不奇特，不是我们通常喜欢或是会加以临摹的，但看起来还是相当悦目。这些柳树似乎都没主干。西方人种树时，喜欢将树干砍得矮到接近地面，好让树枝四散着生长。这些柳树就是这样，长长、纤细的枝子全都没法顶住迎面吹来的风。我见到，每当强风由右边吹来，它们就会弯下腰，朝另一个方向往地上扫去，头还垂得低低的。有些柳树想站起身，但总徒劳无功。它们和风搏斗的景象，倒是提供给我一幅绝佳的画面。如果没看到这些柳树的叶和根，我恐怕早将它们误认为中国的竹子丛了。长长、纤细的竹子在强风吹袭下，往往也会出现这种景况。这些柳树并非垂柳，小小的枝子给风一吹，就让我想到祖国早春时节刚刚冒出嫩芽的竹子。我们一向觉得，柳树代表谦卑，还捎来了春天的讯息。如今，站在这儿看着它们，我不禁想起我国一首绝妙好诗中的两行名句：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而今，在这草地上，不仅没有飘零的花瓣打算沾湿我的衣裳，暮秋时节的杨柳风还不断地教我打着寒战。要不是双脚使劲站稳，我很可能就让强风给吹跑了。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仔细地观察着它们，然后，就那景色画了幅图画。

“我认为，”在《湖区画记》一书中我写道，“在雨中漫步才真正有机会欣赏大自然。”即使散步地点是雨中的伦敦街头，我也绝不改变看法。我觉得，经过烟熏又沾满煤灰的伦敦建筑墙面，大多数不堪细看，但是一旦隐身在水晶似的雨幕之后，却会变得美丽，还散发出一层柔和光泽。我踱着步，迷蒙细雨如常下着，有时还伴随阵阵强风，扑打在我脸上，带来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对这雨，伦敦人或许习惯了，脸上从不显露讶异表情；有些人看它来得太勤，或许感到深恶痛绝；也有些人，利用这机会，将那尘埃彻底洗个干净。无论如何，看着伦敦人雨中的脸孔，多少都能让我得到一些乐趣。当然了，他们是不会告诉我他们喜欢那雨的。从他们平静又毫无笑容的脸上判断，他们对那雨恐怕还有些意见。“下雨，下雨，不停地下雨。”许多刚到伦敦的人都会这样大吼。我总建议他们，到皮卡迪利广场、蔚金特街，或威斯敏斯特地铁站旁走走，看看雨中撑着伞、等候过马路的人群。

从前，我喜欢站在距离十字路口稍远之处，观看来来往往的人群。我看不到他们的脸孔或身体，只见到移动的雨伞。如果那些伞是深蓝色的，我很可能还会将它们误认为海浪，正由我立足的地方不断往外冲刷。有一回，我碰巧在沼泽门地铁站看到伦敦市长就职大巡游。那雨不断地下，愈来愈大。为了不淋雨，游行队伍的人大都躲到雨篷下了，表演内容根本看不清楚。有时我的视线会被前方撑开的伞面完全挡住，我还听到其他人不停抱怨。后来我向后退到围观人群之外，想要看看那些数不清的雨伞。我在一栋大楼的台阶上找到个立足点，放眼望去，马路另一头居然也出现了一大片雨伞。游行队伍才过去，马路两边的人群忽然聚到一处，在道路中间旋转着汇聚成一股大浪潮。我禁不住向着自己大喊：“噢，伦敦的伞啊！”那真是一场出色的雨伞展示会！我也一直觉得下面这幅景象非常有趣：公园里一两位老人，紧紧撑把伞坐在树下的公园座位上，四周则是沥沥下着的雨。他们通常都盯着地面，否则就直直朝前方看着远处，头部则一动也不动，类似我们家乡庙里的一些木制神像，只不过那些坐着的神像通常都会有仆从在后方撑把彩色丝伞。我差点就要向这些老人鞠躬了，就像小时候跟着祖父到庙里游玩，向着那些神像鞠躬一样。

有天早上，我正在蔚金特公园练习划船，天空忽然下起了雨。我心情丝毫不受影响，依然划我的船。奇怪的是，居然没几个人继续留在水面上。小船只剩几只，那画面反而更加赏心悦目。如果错过这两岸的迷蒙美景，就真的太可惜了。树木虽然看不清楚，各自独特的树形还是如我所期望般，得以稍稍分辨。我一向喜欢浮在水面上那层薄薄的蓝灰，令人神清气爽。正因如此，我得说，我喜欢雨天的伦敦，胜过那些黄黄灰灰、毫无生气之时。后来我就那次划船的经历写了首诗：

一叶冲初暝，微波荡不定。清凉送雨来，琅琅亦可听。雨仅湿我衣，不能败我兴。

那天晚上，我得出门拜访一位住在戈尔德绿地的朋友。出门时，雨下个不停，回家时，也仍飘着牛毛细雨。走向巴士站时，我内心忽然颇有感触。街灯蓝色光芒黯淡，除了照亮灯柱四周极小一圈地方，什么也照不到，我颇感诡异。即使雨声，听来也分外哀怨。我伸展双臂，屏住呼吸，想振奋自己，可是仍然无法改变四周气氛。后来我读到一首托马斯·哈代的诗，很能描绘那晚的景象：

雨水有夜晚做伴，

漆黑中降下，滴，滴，滴，我走过最后一根寂寞灯柱步伐缓慢，伤心低语，

两个一块游荡的人，苍白，垂首：沉重心事压抑他们脸孔

遮蔽他们双目，再也看不到时间地点。

噢，人终究还是人，对于事物的感觉不可能恒常，总会随着心情、环境不断变化。不久前，来自祖国和欧洲的战争消息让我忧心忡忡，我忍不住在压抑恐惧中喊出下面几句话：

胸中块垒总难平，谁挽银河洗甲兵？天亦如人多变化，时晴时雨不分明。

我没法再写和战争有关的事了。说来奇怪，虽然大多数时候伦敦经常因为雨水过多苦不堪言，但是只要稍微干旱，伦敦人就会开始焦急地谈论雨水的必要性。我在这儿的第二年，房东太太告诉我，因为缺水，政府不准拿水管为花园里的花浇水了，听得我如坠雾中。我试着同她讨论：伦敦雨水充沛，而且英国四面环海，怎么会有水量不足的问题呢？今年同样的问题又发生了。不仅报上不断发出警告，更有趣的是，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欣斯利主教已经下令，直至5月21日为止，教区内所有大小教堂每天都要祈祷降雨。过不久，雨开始下个不停。一天早上，女仆进来整理房间，我们如常打招呼，说些跟天气相关的话。我表示，就快下雨了。她立刻答道：“噢，我们需要雨水。”我真没想到她会那么说。她接着说：“我不喜欢雨，但我们得祈祷下雨，农民太需要雨水了。”另一天，我在尤斯顿街等巴士，一名男士停下和站在我身边的人说话。第一个人说：“真不幸，又下雨了。”但第二个人立刻就回答：“噢，我们农民需要这雨。这雨对我们而言是无价的。”第一个人仅说了声“我知道”，便继续往前走了。很显然，他是伦敦人。我一直没弄懂，雨水怎么那么听话，祈祷之后，便下来了！

说来奇怪，但事实上，每逢干旱，我们也会祈雨。我必须告诉读者，我们的夏天通常非常干，每年总有至少三四个月阳光极端炙热。依据古老习俗，夏季祈雨祭典上，我们会在祭坛献上珠宝、绸缎，敲钟打鼓，毕竟雨水对农作物非常要紧。接下来，地方官员有时会发布告示，禁止屠宰动物，以取悦佛祖。我小时候还看过更有趣的事，一群道士在龙王庙的祭坛上为求雨大做法事。土地公和海龙王都有呼风唤雨的本事。道士也许天天祈雨，忙个不停，可天空就是飘不下一滴雨。这时土地公或海龙王的神像就会给请下神坛，放在座椅上，摆在户外炙热阳光下。在中国各地，这类习俗又不完全一样。虽然没人敢直说想处罚神明，让他们也尝尝民间干旱高温之苦，可实际上做的就是这么回事。一旦木雕脸上的油漆开始在阳光下化开，人们就会说神明太热，流汗了，还会说，连神明也受不了这高温，就快下雨了。没错，长时间干热之后，总会下起倾盆大雨！那是事实。谁能怀疑神明的法力呢？我觉得科学家是在无事找事，可还喜欢解释，水蒸气凝结成水珠后，从天空降下就成了雨水。

中国人喜欢风，也喜欢雨。不光是我们的文人写了许多诗歌文章赞美风和雨，几个世纪以来，画家也由两者得到许多灵感。马远和夏珪是宋朝两位杰出画家，擅长以水波和树枝表现风吹动的方向。同时期的米芾和其子米友仁发明了一种新技法表现暴雨和毛毛雨。所有出色的中国画里多少都蕴含了风和雨。不只山水画如此，即使画的只是一枝竹、几棵松、一朵花，观画的人也都感觉得到其中的风或雨。我们的大师说过，他们喜欢对着风雨作画，因为心绪得以随之沉淀，画上的感觉也比较丰富。

我们一位文人说过，雨水使白天变短，黑夜变长。正是这样，诗兴开始涌现。在这儿且容我引用一段苏东坡的《喜雨亭记》：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则以名物，示不忘也。……“……始旱而赐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以乐于此亭者，皆雨之赐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伊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这只是个例子。许多知名厅堂被命名为“清风”或“大风”等，并没有迷信之意，只不过想纪念风雨带来的乐趣。我也继承了这习惯，因此，我喜欢伦敦的风和雨。

（本文摘自《伦敦画记》（英汉对照），蒋彝著、阮叔梅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年8月第一版，定价：55元。“哑行者画记”系列另有《湖区画记》《牛津画记》《爱丁堡画记》）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第18版：文化周刊·书摘】蒋彝：书画文中的他乡与故乡

Fri, 02 Feb 2018 15:02:41 +0800

与林语堂齐名的英语作家，“可口可乐”中文译名之父，独创“书画文合一”的哑行者画记，畅销欧美八十载。

【第18版：国际文化】以中国眼，记西方景 ——写在“哑行者画记”双语版前

Fri, 19 Jan 2018 20:04:30 +0800

蒋彝

蒋彝书法（《湖区画记》）

乔治·尤摩弗帕勒斯先生像（《伦敦画记》）

英文版《爱丁堡画记》书影

双语版“哑行者画”（四册）书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年8月第一版

1935年11月28日至1936年3月7日，国际中国艺术展在伦敦的皇家学院展出，史无前例地汇聚了故宫以及英国和其他数国收藏的中国绘画、书法、玉石、雕刻、青铜和陶瓷作品，盛况空前。在欧洲对中国艺术渐感兴趣之际，这展览也勾起了民众对亚洲文化与历史的热爱及求知风潮。

展览的许多相关刊物中，有一本《中国画》（TheChineseEye），由一位默默无闻的作者执笔，尤其突出。书名直指中国人观看事物的方式，特别是在艺术及大自然方面。内容不受学院专业术语束缚，妙趣横生，深富创见。这位老练的艺术家简明深刻地诠释中国艺术，对哲学、文学及美学的本质提出珍贵的洞见，最为重要的是，彰显了中西方艺术品味与技法的差异。的确，本书广受读者喜爱，出版一个月后旋即重印，再一个月后再次重印。

《中国画》的作者蒋彝，是一位旅居英国的画家兼诗人。蒋彝，1903年出生于中国东南部以瓷器出名的江西，家境富裕，幼年接受私塾教育，少时即习绘画诗词。时逢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文化大变，清朝于1911年被推翻，军阀内战祸延多年。同时间，外国势力竞相争夺中国的政经利益，当局穷于应付列强的瓜分割据，蒋彝因此进入大学主修化学，他相信科学必能建设富强的新中国。

但毕业后，他却走向完全不同的道路。他首先参加了统一中国的北伐，对抗军阀，之后连续出任三个地区的县长，包括家乡九江。体悟中国腐败的政局后，他的满腹理想和年少豪情也痛苦地随之烟消云散。1933年，他赴英国伦敦大学攻读政治学，梦想着一年后归国能致力于中国社会及经济的改革。但一连串出人意表的事件使他继续旅居海外，1935年他成为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教员，1938年起在韦尔科姆历史医学博物馆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移居牛津，1955年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之聘，迁居美国，直至1975年才得以归国，阔别祖国共42年。

一

蒋彝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时，发现校图书馆有不少中国游记，由传教士或外交人员所作。蒋彝大略浏览后，发现大部分作品“时有不实，或使人不悦”。这些书的作者为迎合西方“病态的好奇心”，大多集中描写鸦片鬼、乞丐及苦力等异国情调，他们根本没能真正了解中国。其中有些作者在中国只驻留数月，有些甚至不识中文。然而，这些书都颇为畅销，却只徒然助长偏见及误解。蒋彝因而认为，他应当发表在英伦的所见所闻，“旨在刻画人与人之间的相似之处，而不是彼此间的差异，或搜奇抉怪”。蒋彝决心，以自己的笔，纠正遭扭曲的形象和谬误的事实。与其义正词严地指责那些谬误，蒋彝选择“找出世上所有人类的共同点”。

1936年7月，蒋彝身居异乡，为处于中日战火边缘的中国家人感到忧心忡忡。他内心日夜受乡愁煎熬，于是在朋友的建议下，决定游历英国北部的湖区。湖区与英国许多著名诗人、作家渊源深厚。7月31日，蒋来到瓦斯特湖，接下来的两周，他在湖区游历、写作，还画了不少当地的速写。湖区充满恬静闲适，他称之为“我最快乐怡人的英格兰时光”。

回到伦敦，伦敦的乡村生活出版社社长约见蒋彝，会谈中他提到恒松郁生（YoshioMarkino）出版的《伦敦的日本画家》（AJapaneseArtistinLondon，1910），于20年前畅销一时，建议蒋彝可考虑以他的画作撰写一本《伦敦的中国画家》。蒋彝微笑回答：“这些年来我一直致力于此。”他拿出到访湖区期间所画的手稿与文章，自信足以汇编成册，社长同意将稿子带回审阅。翌日，乡村生活社长来电，告知蒋彝此趟旅程不够丰富，作品不足以付梓成书。至于画作，他担心以中国画的形式呈现湖区风貌，欣赏的人恐怕不多。

蒋彝将稿子投给为他出版《中国画》的梅休因出版社，却马上被退稿，之后他试了数家出版社，皆一一被拒。还未成名的作家想出书，的确不容易，更不用说是一位非英籍作家了。出乎意料地，过了几个月，乡村生活出版社决定给蒋彝的手稿一次机会，同意出版。不过，他们要求修改TheSilentTravellerinLakeland（《哑行者在湖区》）这标题，因为蒋彝的笔名“哑行者”似乎有阴险的含义，恐怕会引起苏格兰场的疑心。蒋彝辩称这是杞人忧天，并认为这书名能刺激销路。几经折冲，出版商妥协了，同意留下标题中“哑行者”这名词，但需加上副标题AChineseArtistinLakeland（《一名中国艺术家在湖区》）。出版商对这书的销售前景毫无把握，所以提出只同意给作者六本样书，不付他任何版税。让出版商跌破眼镜的是，《湖区画记》非常畅销，头版一个月就卖光了。接下来再版的书，作者自然拿到了版税，而“哑行者”这一名号，也成了他随后游记作品的标志。

二

蒋彝写了13本哑行者系列游记作品，其中12本已出版。头六本以英国为场景，依次为《湖区画记》（1937）、《伦敦画记》（1938）、《战时画记》（1939）、《北英画记》（1941）、《牛津画记》（1944），以及《爱丁堡画记》（1948）；其中《湖区》《伦敦》《牛津》《爱丁堡》四册影响力尤甚。之后，蒋彝书写的便是世界其他地方了。蒋彝的游记风格独特，全然不同于其他游记作品，以至无论是在图书馆或书店里，立刻就可以认出他的书。蒋彝亲自设计书本封套，横跨顶端的是作者以毛笔写的英文斜体字标题，下方是一幅彩色画，以及用毛笔写成的中文标题。书脊上的英文标题和作者签名，也是以斜体写成，不仅独特、悦目，还非常吸引人。无论随意翻阅或细心慢读，任何人都可以经由那些描述旅行经验的生动文字，夹杂其中为数可观的美丽彩色插画、素描，以及用书法写成配以英译的中国诗，明确感觉到他的创造力和天分。

哑行者以沉默之姿观察、记录下当地风土人情，内容新鲜，角度新颖，但他不是一个毫无存在感的“局外人”，他游历河山、观看展览、出入茶会，他和游伴攀谈，和孩童交朋友，还结交了不少当地文艺界上层人士，这对他体会异国他乡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文化思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还影响了他的写作风格。比如，关于英伦三岛的几册画记，从最初的《湖区画记》到后来的《爱丁堡画记》，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英国人机敏、幽默的表达在书中自如地运用。他汲取着他国文化的营养，同时又保持着鲜明的文化身份，这使得他笔下原本为人们所熟悉的事物得以重建，变得陌生而新奇；他脚步不停，画笔不停，思想也在中西文化中游走；他如孩童一般单纯地观察、发问，有时又像艺术家一样陷入深邃的思考；而以上特点同时体现在他的文字和图画里。

蒋彝在《伦敦画记》的《前言》中说：“在观察重大事件上，我一向没有太多自信，因此，我总是随兴浏览一些小地方。总有许多的小细节，吸引我去观看、注视、思考，并带给我极大乐趣。正因细小，它们可能就被其他人忽略了。”正是他与众不同的关注点和角度让读者眼前习以为常的情景，变得新鲜而有趣。

蒋彝喜欢将四周环境变得陌生，让日常景物变得不寻常，让习以为常的概念变得异常。在《爱丁堡画记》中，作者穿着格子裙，手拿呢帽，化身成“想象中的苏格兰人”。同样地，身穿中国袍子、手拿折扇、悠闲踱步的罗伯特·彭斯，也成了生于中国的儒者。更有甚者，一向让苏格兰人当作狮子看待的亚瑟王宝座，竟然变形成了大象。这种让熟悉事物陌生化的做法，基本上是在挑战现有的世界秩序，或是僵硬的思想体系，开阔我们的眼界，迎接全新的可能，必须具备洞悉力、勇气和想象力才行。只不过，这从来都不是作者的终极目标，那只是一个必要步骤，让作者借由重建后的景物，带给读者全新的视野和体认。蒋彝不断表示，他希望强调东西方的相同之处，并书写与评论他所观察的西方，让双方互相了解。由于此一重建过程，他才得以如本书中所述，强调苏格兰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共通性。他使我们了解，与亚瑟王宝座相似的大象，不只是亚洲人深爱的动物，还是“最值得尊敬”的动物。还有，中国古代的民歌与罗伯特·彭斯的诗作，在本质上是互相关联的。他也使我们看见，中国人和苏格兰人非常相似。因为，身为中国人的他可以被误认为“想象中的苏格兰人”，而一位上了年纪的苏格兰人，也可能类似“深不可测”的中国人。

蒋彝总是满怀着好奇，观察四周环境，探索那些看来琐碎的细节，好自其中寻找潜藏的意义。虽然有时流于浮面，甚至孩子气，他那轻松、对话式的评论却经常使人愉悦。不过，读者也不难发现，那些评论往往在简单观察中，带着深刻哲理。好比，长久以来，中国人一直尊崇海鸥为“闲客”，带着远大抱负，没有常见的恶行，或偏执的习性。不幸的是，蒋彝观察到，现代消费文化也为这些可爱水鸟带来了负面冲击。为了路人提供的食物，它们放弃了大自然孕育的鱼类：“由此可知环境对人影响之大，我绝对要谨慎！”在另一个例子里，电车上小女孩主动将多找的零钱归还车掌，也让蒋彝惊诧不已。接下来，在不算短的讨论里，除了肯定诚实、正直、免于物欲的束缚等德行，蒋彝还特别强调，在战后百废待兴的情形下，我们特别需要提升自己的精神生活。蒋彝认为，人类变得非常复杂，再也“无法理解小孩澄澈的内心世界”。“只要我们常保单纯心思和无瑕念头，世界和平一定能够长久维持。”

蒋彝的观察经常既具颠覆性又具启发性，挑战传统思想，并点醒我们，必须重新评估自己和周遭世界。《伦敦画记》中，他写到许多人喜欢抱怨伦敦的雾、雨和风，可是蒋彝却在恶劣的气候里发现了美，发现了乐趣。他喜欢“雨中漫步”，这使人“真正有机会欣赏大自然”。他告诉读者如何发现并欣赏现代城市之美。除了花、树、湖、公园里的鸭，皮卡迪利广场和蔚金特街上的人群这种都市里常见的景象，也可以让蒋彝惊叹、开心不已。他说，他喜欢观看雨中的人群，“我看不到他们的脸孔或身体，只见到移动的雨伞。如果那些伞是深蓝色的，我很可能还会将它们误认为海浪，正由我立足的地方不断往外冲刷”。读者一定也会为他的幽默、智慧、简洁，甚至极具技巧的自贬所倾倒。他们很快发现，哑行者聒噪又温和，他笔下的中国人世故而具人性。

蒋彝对自己旅行书写的独特风格相当自信，在主题安排及叙述方式上，也复杂多变。他一边记录下不同时令、气候下的周围景物，一边写下对自然环境的敏锐感受；同时，他自如地运用起英文随笔作家写作手法，对书籍、艺术、食物、服饰等各色题目进行深思。不过，这几本书合起来，却是中国观察家以艺术化而诗意的方式重建了的四地景色。他的描述印象化而片片断断，独特却精巧，一览无遗画出了这几座城市和地区的全景。

三

身处异国的人常常会面临文化冲击和身份认同的问题，这种焦虑感在从较为落后的遥远中国去到英伦三岛的中国人身上恐怕更加明显。蒋彝观察到，“我们之中有些人认为，融入伦敦生活非常困难，于是冷淡地置身局外。有些人不愿融入某些圈子，因为总有人在看了有关中国的通俗电影、书籍后，提出许多不好回答的问题”，他认为“这些全都源于‘自卑感’”。然而，蒋彝似乎完全不受偏见的束缚，反而一种自信、积极的心态主动谈论中英文化的异和同，其胸襟和勇气都让人感佩。

蒋彝从不企图隐藏自己的种族及伦理观念，他甚且进一步以自己的角色宣示了外来者的身分，暗地里调侃将东西方截然分开的蛮横藩篱。他的喜好别具一格：喜爱徒步胜于坐车，享受独处更胜友人相伴，亲身走入自然而不依靠观光指南。然而，他又能生动地以他个人特质背后的逻辑说服他的西方读者。例如，他宁可在德文特湖的路边休息，也不愿如其他游客般马不停蹄。路过的人只觉得这“惨兮兮的中国人”看来可笑，然而，能够欣赏如画美景，他乐在其中，其他所谓“自然爱好者”却错过了。他远观斯基多山“如伊丽莎白时代的贵族淑女坐在那儿，茶色及紫色的长裙和帐帘曳地，日落余晖中闪耀丽影”。划船则是另一桩例子，蒋彝与中国友人的控船方式似乎并不正统（面朝前方划桨），与西方背对前方行船的习惯方式完全相反，所以看来很蠢，但他自有一套实用及美学的道理。简言之，蒋彝的中国人身份在讨论西方文化时发挥了优势，而且能在东西方二者间异中求同，同中取异。

戈弗雷·霍奇森为《牛津画记》作序，写道：“蒋彝的文字之所以吸引我，在于他以全然博学多闻（他从未错用牛津俚语或爱丁堡方言）但同时又是个彻底外来者的角度，不动声色地观察西方的行事。”蒋彝注意到英国的阶级自负与种族傲慢，由于他诞生于充满自信的古文明，因此能以更高的眼界，稍挫其气焰。例如，他对牛津学联的一段回忆：“我与朋友正在楼上的读书室喝茶，突然间，房间角落一个裹着黑色大衣的巨大身影站了起来，像在演戏般，朝侍者伸出右手，说：‘我要盐巴，盐巴。’他无疑是牛津的毕业生，所以对这地方及侍者如此熟不拘礼。”这个反讽很斯文，但丝毫不减其辛辣。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哑行者画记系列在英国读者间风靡，之前，他们只读过欧洲人所写关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书。忽然，他们发现了一个全新而陌生的声音在谈论他们的文化—他们那经常自视为较优越、较进步的文化。某种层面上，传统上身为观察者的西方旅行作家和人种学者，成了被观察的对象，角色颠倒了过来。蒋彝不仅不隐瞒他的族裔身份，还经常提到自己的文化背景，提到中国人。这种文学技巧不仅大胆，而且极具创意。

表面看来，哑行者画记是作者对一个城市的印象，实际却是对英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比较。在讨论景色时，蒋彝举出许多鲜活实例，比较并说明东西方的相似之处。蒋彝也不吝于给读者介绍一些基本的儒家思想，即祖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为了强调智慧、真诚、同情，他经常提到儒家思想和道德规范，比如，孝道、子女尊敬并照顾父母及长辈的责任。他提到儒家思想时，一点都不教条。相对地，他让读者感受到一点中国大众哲学的趣味，并以一些精心挑选的实例、格言，唤起他们的好奇。

四

阅读蒋彝的游记作品，犹如欣赏艺术品。由于受过良好国画训练，蒋彝具有艺术家敏锐的感应力，能够精确观察，并以高超技巧优美地记述下心中印象。看同一样东西时，他总能掌握一些别人没发现的独特细节，发现一些有趣事物。大自然中的石头、树木、云朵、山峦、小鸟、动物，都是他最喜欢的题材。那些精致的小品文，融合了叙述、评论、回忆、轶事，就像画家画布上景物的细节。蒋彝知道，真正的艺术家必须突破表象，掌握最根本的形式和内在精神，以便最完美地呈现主题。他对爱丁堡古堡的描述，就具体说明了这点。蒋彝以不同观点，由不同景况向读者传达他的印象：阳光下、雨水中、黄昏时、风中、月下。这些小品文都是简单的文字意象，描述每日生活及日常事件，细节丰富，逐步呈现作者不经意新发现的意外和狂喜。一旦摆在一起，这些印象化的文字便会在读者心中激发起昂奋和诗意，类似莫奈的杰作《鲁昂主教堂》和《睡莲》系列带给观众的感觉。

《湖区画记》是哑行者系列的第一部，其中蒋彝13幅画作及若干首诗的中国书法题字，使它比其他本更具独特的异国艺术风格。所有画作皆为水墨画，中国毛笔以不同运笔速度及墨水量，可在宣纸上画出光和影。这些画作无疑是中国的（虽然与水彩有几分相似），身为读者，看见英国风景的黑白照和蒋彝的水墨画时，一定会惊讶两者竟很相似，并赞叹东方画家的观察丝丝入扣，捕捉住西方人忽略的风景神韵。尽管表面上大致相似，蒋的单色画风与黑白照片在本质上并不相同，“中国之眼”是其中关键，这是中国艺术家对西方文化的独特诠释。一台照相机可透过镜头机械地呈现风景，但中国画家则运用笔墨，观察、筛选、重构世界。蒋彝是少数先驱，试图以传统的中国艺术形式表现西方世界，而“哑行者”系列也证明了，他所试验的技法与题材都具扩张性，是最大胆且富原创性的作家之一。

蒋彝的表现手法根源于传统艺术，而传统艺术强调以简洁来反映大自然的真实面貌。中国的远古先贤曾热切思索此种表现，深信外表的肖似仅是次要，艺术性及个人情感的流露才是重点。老子的《道德经》开宗明义道：“道可道，非常道。”即点出这种自我矛盾。换言之，大自然超然独立于文字或艺术的语言之外，而语言，作为一种引向观念与知识的自主体系，却阻碍、扭曲我们对自然的认识。基于同样的理由，在中国艺术里，颜色、光线，甚至造型都被认为是无常且短暂的，并不重要，因此常以非写实的手法来表现。山水画不像照片，它不常模拟自然实景，然而矛盾的是，这样的表现手法却更忠于自然，因为它触及了自然的本质。蒋彝写道：“中国艺术家尽力挥洒胸中山水，而非自然中的山水，因之不以肖似为目的。然而，因为他们的作品是源于对大自然最纯粹的印象，本质上仍是种模拟。”

艺评家赫伯特·里德为《湖区画记》撰写前言，称赞蒋彝“胆大无畏地踏入我国的圣殿，以他自己的方式致敬。”里德赞美该书成功证明“华兹华斯的诗接近东方的某些情感和思想”。蒋彝的贡献如华兹华斯，主张“所有真实情感与思想都是相通的。人类和环境的关系本就是两种永恒的关系，天地不老人恒在，会变的是人类感知并表述这层关系本质的能力”。

哑行者系列初版至今已70年。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冷战、尼克松访问中国、柏林墙倒塌等重大事件，都为世界和东西方关系带来了巨大改变。然而，在此高科技和全球化的时代，蒋彝的书仍然可以启发今日的读者。湖区、伦敦、牛津、爱丁堡四地的景物或早已不同，人生的美和本质却仍一样，仍有待我们去发掘和珍藏。文化价值和习俗变了，人性基本上最终渴求的仍是爱、谅解与和平。蒋彝在《伦敦画记》的前言中引用了一首题诗：

时间，等待的人觉得太慢，

恐惧的人觉得太快，

悲伤的人觉得太久，

欢笑的人觉得太短，

但心中有爱的人觉得，

时间是永恒。

哑行者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热爱世界，他觉得自己属于最后一种。今天，我们将蒋彝的原作及其译文连同图画、书法一同出版，不仅仅是再版和介绍几部好书，还象征对蒋彝理念和文化贡献的认同和欣赏，让我们对生活、人类、世界有一个崭新的再认识。

【第17版：网络时代】《厘米学院》出版

Fri, 26 Jan 2018 15:03:54 +0800

腾讯QQ厘米秀联合阅文集团、北京九志天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妖狐文化召开“厘米秀官方小说《厘米学院》出版发布会”近日举办。腾讯QQ支付联合产品部总经理贺飏、阅文集团高级副总裁张蓉、九志天达董事长王春地共同出席发布会，宣布厘米秀官方小说《厘米学院》正式出版，实现了厘米秀IP打造进程的全面升级。

厘米秀是QQ推出的一款全新时尚互动类产品，结合个性角色、装扮、个性聊天动作、厘米岛等多重元素，受到了年轻人的喜爱，迅速俘获超过2亿粉丝。作为QQ厘米秀推出的官方小说，《厘米学院》以厘米秀产品世界观为基础进行延伸，是国内首部社交IP小说。

《厘米学院》小说的出版，意味着这部广受年轻人热捧的网络青春奇幻小说将跳出以往的线上传播形式，以电子书、纸质书等多维度形式进行IP化运营，这是继《厘米学院》小说电子版正式发布以来，厘米秀IP打造计划的进一步落地。（鲁大智）

【第17版：网络时代】游戏出版与新媒体融合论坛举办

Fri, 26 Jan 2018 15:03:53 +0800

在本月早些时候举行的2018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四川数字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召开了一场以游戏出版和新媒体融合发展为主题的论坛活动。

北京大学的信息科学博士王宇、四川数字出版传媒有限公司的资深编辑陈成、四川教育出版社的李珺、参与策划出版《法兰克百科》和《探秘川剧变脸》等AR出版物的周星等人在论坛上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夏琪）

【第17版：网络时代】第11届新闻出版业互联网发展大会举行简讯

Fri, 26 Jan 2018 15:03:52 +0800

由中国出版协会和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十一届新闻出版业互联网发展大会”近日在北京举行。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在会上发布了“2017年全国新闻出版业互联网发展报告”。

他说，世界期刊协会关于世界创新创资的报告显示，美国从2015年到2016年，从PC端向移动端的转移速度在大大加快。根据中国互联网中心的数据显示，2017年6月，中国网民数量已经达到7.51亿，手机已经成为上网最主要的工具。

2017年是知识分享全面爆发的一年，以知乎、得到等为领头羊的全面学习、知识付费，逐渐成为年轻人欣然接受的消费方式。同时涌现出的新型知识服务平台和知识服务方式，有为社交知识服务平台为主的，包括在行、知乎、分答、得到、问咖；有课程汇聚平台，包括网易开课、腾讯课堂、喜马拉雅、YY课堂；有垂直领域培训平台，插座学院、三节课、创业邦等；有社群型的阅读学习平台，包括十点读书、有书、樊登阅读会等等。

“各大平台占据内容生产的制高点，纷纷拿出巨资分发给内容创作者，微博以30亿资金扶持内容付费……所以知识付费的风口不但来了，而且还很强劲。”魏玉山说，尽管知识服务分享项目层出不穷，问题也不少，主要是知识内容泛娱乐化、倾向比较严重，靠明星，网红效应来带动消费，这其实和我们所提倡的，所主导知识分享，知识服务是不太一样的。

从目前各类平台发展状况看，教育出版积极融合新科技，数字教育平台渠道服务能力明显增强。

根据互联网协会的统计，截止到2017年的6月，在线教育用户已经达到1.44亿，数字教育不仅仅是在课程资源数字化、教学平台，还在向智慧教育转型。VR技术、AR技术、MR技术等新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在数字教育领域广泛应用，也大大提高学习的体验和学生的喜爱程度。传统教育与出版插上科技翅膀，正在成功转型。

数字阅读市场平稳发展，头部数字阅读平台引领市场，传统机构开始崭露头角。从2011年到2017年这几年间，中国数字阅读市场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用户规模破3亿，市场规模达到120亿，包括掌阅、QQ阅读、咪咕阅读、搜狗阅读、多看阅读、喜马拉雅、懒人听书、酷我听书等一些阅读平台，在市场上占据领先地位。

图书电商市场增长迅速，传统发行企业积极拓展多渠道开店，成效显著。图书消费业持续增长，整个2017年图书电商市场继续保持增长。

2017年传统出版发行企业积极拓展线上销售渠道，不但自建平台，还通过天猫、京东、当当等平台开店引流，实现业务拓展，成效显著。 (鲁大智)

【第17版：网络时代】当网络取代诗歌，成了兴观群怨的新载体 “中国新诗百年论坛·南京”研讨会举行

Fri, 26 Jan 2018 15:03:51 +0800

——徐敬亚

诗人、学者们对新媒体时代诗歌的焦虑与思考，在“中国新诗百年论坛”上再次集中呈现。

【第17版：网络时代】从《哈利·波特》到数字化发行大融合

Fri, 26 Jan 2018 15:03:50 +0800

2012年4月，波特魔（Pottermore.com）网站正式上线，Jk·罗琳（左一）由此进入数字发行领域。

“过去的一年，全球出版业止跌回升、出现复苏，这对于行业来说是利好消息。但在互联网背景下，图书出版业必须调整转型，借助互联网思维推动出版业发展。”1月12日，由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主办，龙源数字传媒集团等承办的新时代书刊数字发行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副局长、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邬书林在会上指出，出版业要充分认识信息技术及互联网革命带来的影响，关注未来信息技术对于提升出版发行工作水平带来的革命性变化。

邬书林注意到，国外著名出版公司的核心产品根据不同的需要出版纸质或电子版，最重要的核心期刊7800多种一步到位，全部数字化，并提供经济科学研究的各种各样的在线服务。由于信息技术提供了强大的支撑，有了无所不包的互联网，因此从2007年开始，发达国家已经不是做一般意义媒体载体的融合，而是将知识和信息传播介入到科学研究，和服务对象深度融合。这种融合将是一个重要趋势。

“哈利·波特系列纸质图书销量超过1亿册，系列电影创下22.3亿美元票房，主题游戏产值达到10亿美元，相关衍生品收益占整个产业链效益的70%。整个哈利·波特产业创造的价值已经超过了2000亿美元。”中央财经大学新闻传播系教授祝兴平以此为例，说明出版业外围的产业链收益更为可观。

数字化转型的道路在哪里？祝兴平说，快速变化的互联网时代应该紧紧抓住内容，这是最核心的资源优势，利用互联网平台和互联网技术的外在优势，以自主、合作或授权等方式构建起基于内容或数字内容延伸扩展的“互联网+”的内容经营模式，实现由“互联网+”向“内容+”的经营模式的转变。

“图书和期刊的发行也面临着数字化发行的理论建树和实践问题。”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院长范军指出，数字化阅读已经超过了传统的纸质阅读。但传统书刊数字发行的份额只有1.37%，这是极不相称的。书刊数字化发行的产品形态、行业标准是什么？未来市场的发展前景如何？数字发行所涉及到的政策、标准、商务模式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为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智能书店的出现，我们认为它离不开两大背景。一是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科技在发行渠道的成熟应用，二是全民阅读深入的推进以及实体书店的振兴。在这样的背景下，智能书店作为个创新性的文化产业迎来了发展的机遇。”四川文轩云图文创科技公司总经理袁莎说，智能书店是给读者提供24小时自助阅读服务的一个终端，主要部署在社区，是实体书店的一个延伸。用户可以借书，可以在终端实现图书的借还,同时也可利用整个供应链的优势，除了在终端、也能通过手机应用在文轩网进行购买，实现无缝对接。新华文轩智能书店走到了用户身边，以共享阅读模式为基础，24小时开放，无人值守，自助使用，同时也给读者用户带来了低成本和便捷的用户体验。

数字发行需要什么样的基础生态建设？龙源数字传媒集团执行总裁汤杨介绍了基于“三终端四平台”的发行体系方案，以及“名刊会”、数字书刊亭的具体发行工具。北京发行集团董事长李湛军介绍了利用书店自办电商体系的发行模式。日本公司代表张晶介绍了基于按需印刷的数字发行模式。

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副理事长、龙源数字传媒集团董事长汤潮指出，随着各出版单位开始高度重视数字、在线阅读，努力发展全民阅读平台，受众“专场”阅读已成重要趋势，电子书、手机、数字书刊亭、分众大屏端已成为全民阅读的新装备。应该说，未来书刊发行将全面走向智慧发行，也就是数字发行。

【第17版：电脑书城】IT风云播报

Fri, 02 Feb 2018 15:02:40 +0800

无人驾驶公交车在深圳福田试运行：近日，阿尔法巴智能驾驶公交系统在深圳中心城区福田保税区首发试运行。这是全球首次在开放道路上进行的智能驾驶公交试运行，目前该系统已初步实现无人驾驶，可进行人车辆检测、减速避让、紧急停车、障碍物绕行变道、自动按站停靠等功能。为了确保交通安全，在此次试运行中，还是有人类司机坐在驾驶位置上以防止不测的发生。在试运行中，一共有4辆全电动公交车以10-30公里/小时的车速进行运行，整个路段的长度达到了1.2公里的线路运行，途中设三个停靠站。

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公布2017年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12月3日上午10时30分，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开幕，在全体会议结束后公布了2017年的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经过投票和审定，最终评审出年度18项代表性的领先科技成果，其中独立发布14项，推荐委员会发布4项。14项成果包括：苹果AR、百度DuerOS、ARM安全架构、微软人工智能小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阿里巴巴ET大脑、亚马逊AWSGreen-Grass、华为3GPP5G预商用系统、摩拜无桩智能共享单车、特斯拉垂直整合能源解决方案、高通5G芯片组实现的全球首个5G数据链接、滴滴基于大数据的新一代移动出行平台、世界首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基于“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系统的重大应用成果。除了以上14项独立成果，组委会还联合发布了入围的4项先进技术，分别是：腾讯人工智能开放平台、Watson健康助力“健康中国”、下一代互联网关键技术IPV6、机器触觉(SynTouchinc)。

谷歌AI中国中心正式成立：12月13日举行的2017年谷歌中国开发者大会上，谷歌云首席科学家李飞飞在演讲中宣布成立谷歌AI中国中心，中心落地北京，该团队将由李飞飞、李佳率领。李飞飞在现场郑重宣布，Google中国AI中心将从北京开始，是由一小群最优秀的AI研究院组成。Google云研发负责人李佳博士和她将会领导Google中国AI中心的研究工作，并与谷歌云、GoogleBrain以及中国本土的团队紧密协作。

迪士尼宣布以524亿美元收购21世纪福克斯部分资产：近日，迪士尼宣布将以524亿美元收购21世纪福克斯的部分资产，后者旗下的20世纪福克斯影业、NatGeo、StarTV、Sky和Hulu的股份以及区域体育网络股份等都将归于迪士尼。在双方完成交易后，21世纪福克斯至少会在初期保持独立，不过此后该公司可能会与默多克旗下的新闻集团合并。福克斯的CEO詹姆斯·默多克则可能在迪士尼担任高级职务。

WiFi将全面覆盖高铁并推广刷脸进站：12月17日第十九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中国铁路总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黄民表示，目前京沪高铁复兴号动车组实现了WiFi全覆盖，今后将推广到全部高铁，同时还将大力推广人脸识别系统，实现“刷脸进站”。

工信部：2018年将加快普及百兆宽带降低流量资费：近日，在2018年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工信部表示“2018年，电信业务总量、互联网行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分别增长50%、30%和13%左右。同时，2018年还将加快百兆宽带普及，实现高速光纤宽带网络城乡全面覆盖、移动流量平均资费进一步降低”。

腾讯京东57亿入股唯品会：12月18日，腾讯、京东、唯品会共同宣布，三者达成最终协议。根据协议，腾讯和京东将分别斥资购买6.04亿美元和2.59亿美元的唯品会A类普通股(合计8.6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7亿元)。腾讯和京东将分别持有唯品会7%和5.5%的股份。

苹果公司就“降速门”事件发致歉声明：近日，苹果“降低老款iPhone手机速度以保护电池稳定性(iPhone降速门)”事件在全球闹得沸沸扬扬。面对“iPhone降速门”的持续发酵，苹果罕见的发布了致歉声明。苹果在声明中表示，明年开始，对于过保的iPhone6或之后的机型，电池更换费用从原来的79美元降至29美元，持续时间为2018年1月下旬到2018年12月。具体到国内用户，更换电池的价格将从608元下调到218元。除此之外，苹果公司还将在2018年年初发布操作系统更新，让用户对电池寿命有更多的了解。

【第17版：电脑书城】本版推荐

Fri, 02 Feb 2018 15:02:39 +0800

《数据结构Python语言描述》，[美]KennethA.Lambert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年12月，69.00元

本书是通过Python编程语言学习面向对象设计和数据结构的入门教程。通过清晰的示例、按部就班的讲解以及众多实用的练习，本书教你通过Python理解并使用数据结构。使用多态和继承来设计集合类；集合接口的多个实现；不同的集合实现的时间空间代价分析。

《Python数据科学入门》，[俄]德米特里·齐诺维耶夫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年11月，49.00元

本书以Python语言讲解数据科学基础知识，涵盖了数据采集、清洗、存储、检索、转换、可视化、高级数据分析（网络分析）、统计和机器学习等内容。

《毫无障碍学Python》，邓文渊著，水利水电出版社2017年10月，58.00元

本书从第一行Python代码开始，就让您轻松感受到学习Python的乐趣。本书经过一线Python开发师的精心设计，巧妙地把Python的基础知识点融入到了流行、精彩但又经过精心处理的商业案例之中，突出了学习目标的同时，简化了学习难度。

《Python程序设计教程》，杨年华、柳青、郑戟明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10月，39.50元

内容简单易懂、层次脉络清晰、难度适中，内容、案例、难点安排恰当，非常适合教学。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精选经济管理类案例，针对非计算机专业的本科生编写。

《Python数据分析实战》，[印尼]伊凡·伊德里斯（IvanIdris）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08月，79.00元

本书从数据分析的基础内容入手，比如matplotlib、NumPy和Pandas库，介绍如何通过选择色彩图和调色板来创建可视化，之后深入统计数据分析，将帮助你掌握Spark和HDFS，为网络挖掘创建可迁移脚本。

（编辑整理：雷洋）

【第17版：电脑书城】愿“科学网红”多些更多些

Fri, 02 Feb 2018 15:02:37 +0800

如今，国家一再强调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科普已经不再只是媒体等科普工作者的职责，而是全体科学家应当承担的义务。科学家应当放下身段，多与媒体和公众接触，以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实验室里封存的成果传播出来。而在这一过程中，科学家要做的就是少一些公式术语，多贴近大众生活。

如果无人机也有智慧的话，那么经过一飞智控（天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飞）董事长兼CEO，天津大学教授、博导齐俊桐“调教”出来的无人机，搞不好比你还要聪明！这些安上了“大脑”的“高智商”无人机，正在不知不觉中改变我们的生活。而给无人机安上“大脑”的年轻博导齐俊桐，也逐渐从幕后走向了台前，成为了网友眼中的“教授网红”。这位年仅36岁的青年博导并不排斥自己的“爆红”，“科学家其实应该进入‘网红’圈，占据一点分量。”（1月9日《扬子晚报》）

“网红”是“网络红人”的简称。在看脸时代，颜值高的人、娱乐明星吸引粉丝成为“网红”，人们早已见怪不怪。不过近来，知识型人才，异军突起，科学家开始成为“网红”的新迹象，则令人为之一振。比如，2016年5月，河北科技大学一名叫韩春雨的副教授赚足了大众的眼球，成为了“网红”科学家，其缘由是其作为通讯作者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生物技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成果。2017年6月，知名摄影测量与遥感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先林用了数十年磨得掉漆的办公桌，以及在高铁上穿着旧皮鞋、坐二等座修改报告讲稿的形象，引起广泛关注，刘先林也因此被誉为“网红”院士。因此，天津大学80后博导齐俊桐成为“科学网红”，自然再次博得了舆论的广泛关注。

对于“科学网红”，点赞者居多，但也不乏批评者。有人认为，“科学网红”是“哗众取宠”，科学注重严谨性、严肃性，而“网红”更注重娱乐性、趣味性，“科学网红”与科学精神格格不入。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长期以来，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媒体上很少能看到科学家的身影，也很少能听到科学家的声音，科学家成了被忽视的一群人。谈及此，不少科学家“痛心疾首”，将其部分归咎于媒体和公众对科学和科学家不够重视，归咎于这个社会的科学素养、科普力度跟不上，并呼吁相关部门加强重视。殊不知，别人的重视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自己的表现。科学家群体也应反躬自省：在社会生活，科学家是不是有自我边缘化的倾向，是不是没有勇于顺应时代潮流、主动发声？科学家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有诸多原因。其中，没有“网红”精神，不能认识到自己发声的重要性，恐怕是目前最需重视的。

相比之下，“科学网红”受到公众追捧，既为科学家做科普提供了新思路，将科学知识带出了象牙塔，也有助于消弭科学家与普通公众之间的鸿沟，更让我们看到了科学精神、科学价值的宝贵回归。众所周知，“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是个资深的科学家“网红”，他的故事，对于中国水稻技术的推广和科学精神的弘扬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今，国家一再强调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科普已经不再只是媒体等科普工作者的职责，而是全体科学家应当承担的义务。科学家应当放下身段，多与媒体和公众接触，以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实验室里封存的成果传播出来。而在这一过程中，科学家要做的就是少一些公式术语，多贴近大众生活。

愿更多科学家以接地气的方式现身，愿“科学网红”多些更多些！

【第17版：电脑书城】推进顶层设计加强我国网络治理法治化工作

Fri, 02 Feb 2018 15:02:36 +0800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部署，是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路线图，是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任务书。新时代、新征程，加强我国网络治理法治化工作任重道远，务须在战略上要推进顶层设计的体系化，努力做到系统创新，在战役上要推行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努力做到管理创新，在战术上要推动实现路径的信息化，努力做到科技创新。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众所周知，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须政府主导,多措并举，多管齐下，多方参与，尤其要加快完善相关规则体系，实现中国互联网治理模式和治理能力的法治化、科学化和现代化。

网络安全靠法治。当前网络社会治理进入历史发展新阶段，需要进一步加强网络治理法治化，以适应不断涌现的新需求与新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以强国兴邦的使命担当、纵览风云的时代视野和锐意创新的战略勇气，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建设“法治中国”“平安中国”、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形成了加快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治理篇”，堪称“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那么在网络空间，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加强网络治理法治化，当以“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为指引和统领，既要靠法治化服务来保障国家网信强国之路，也要用信息化手段推动网络治理法治化进程。

一、加强网络治理法治化，战略上要推进顶层设计的体系化。网络空间是虚拟的，但运用网络空间的主体是现实的，须加强自上而下体系化设计和自下而上的规范化应用。要靠法治化服务来保障国家信息化战略，用法律手段来规制网络行为、打击网络犯罪、建立信用体系。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都应该遵守法律，依法构建良好网络秩序，做到依法治网、办网、上网。

回顾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中国互联网治理历程，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始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将互联网发展纳入全面深化改革布局，明确要求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改革。十八届四中全会更为明确地将“依法治网”纳入“依法治国”范畴，明确提出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工作。随后，中国互联网法治体系建设加速开展，推动网络安全标准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配套衔接的工作也在加快推进。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出台是中国在网络安全立法领域跨出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大步，也是中国互联网治理模式转变和治理能力提升的一个缩影。

进入新时代，更要进一步加快网络立法进程，完善依法监管措施，化解网络安全风险，依法依规重点加强对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和新应用的管理和法制工作，尽快研究出台与国家战略配套的《国家大数据法》、《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

二、加强网络治理法治化，战役上要推行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正如习总书记所指出的，网络安全是共同的而不是孤立的，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维护网络安全是全社会共同责任，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广大网民共同参与，开放共治、民主法治、科技创新，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水平，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同促进互联网健康持续发展，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的能力。其中企业要承担企业的责任，党和政府要承担党和政府的责任，网站应负主体责任，政府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监管，形成密切协作、齐抓共管、良性互动的局面。要建设网络良好生态，发挥网络引导舆论、反映民意的作用，始终以人民为中心，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为网络事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加大引进人才、深化人才体制改革、制定吸引人才举措的力度；建立符合网信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和人才评价、激励、成果归属、利益分配等机制，建一流的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培养网信人才。

三、加强网络治理法治化，战术上要推动实现路径的信息化。信息化社会，仍然用信息化手段来推动或开创一项工作，是当前最好的实现路径。同样，依赖信息化手段加强网络治理法治化建设的的技术业已成熟，依靠全体网民参与网络社会治理的时机亦已到来，依托个人信息打造国家信用体系的条件均已具备，要适应新型技术发展，制定核心技术发展纲要；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加大科技投入，打造国家级网络治理法治化信息平台，推动核心技术成果转化、强强联合、协同攻关。加快推进电子政务和信用体系建设，打破信息壁垒、提升服务效率，让百姓少跑腿、信息多跑路，解决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的问题等。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高度重视社会治理问题，明确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并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举措，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部署，是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路线图，是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任务书。新时代、新征程，加强我网络治理法治化工作任重道远，务须在战略上要推进顶层设计的体系化，努力做到系统创新，在战役上要推行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努力做到管理创新，在战术上要推动实现路径的信息化，努力做到科技创新。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以高屋建瓴的战略思维、求真务实的实践思维、勇于创新的改革思维和哲理厚重的辩证思维，提出尊重网络主权、维护和平安全、促进开放合作、构建良好秩序的四项原则，是推动网络社会治理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的总要求和指南针，必将引领我们共同构建人类网络空间的命运共同体，实现我国网信强国之梦。

【第17版：国际文化】设拉子的光辉和诗意

Fri, 19 Jan 2018 20:04:28 +0800

哈菲兹陵墓

描绘哈拉智被处死的阿拉伯古画

莫克清真寺内景

莫克清真寺外观

按语：2017年10月30日至31日，笔者在伊朗塔巴塔巴伊大学参加了由国际儒学联合会、塔巴塔巴伊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共同举办的“国际儒学论坛——德黑兰国际学术研讨会”，并顺访德黑兰和设拉子两座城市。笔者对伊斯兰文化名城设拉子印象尤为深刻，特撰文记述此行。无疑，了解伊朗的文化及人民，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全面地认识伊朗目前的局势。

一

汽车载着我们，在设拉子老城行驶。穿过了一条曲里拐弯的巷子后，莫克清真寺（Masjed-Nasir-al-Molk）就在眼前。

对于参观清真寺，我其实并无太多期待。此前，我曾去过多个历史悠久、美轮美奂的中东名寺，如开罗爱资哈尔清真寺、大马士革倭马亚清真寺、耶路撒冷阿克萨和岩顶清真寺、伊斯坦布尔蓝色清真寺，等等；也曾见过数个精美绝伦、堪称建筑奇迹的当代大寺，如阿布扎比的扎耶德清真寺、卡萨布兰卡的哈桑二世清真寺、马斯喀特的卡布斯苏丹清真寺，等等。

当有着130多年历史的莫克清真寺呈现在眼前，我的意料似乎得到了印证。主体建筑只有两层，波斯风格的外墙上，彩釉雕饰繁复而精美，因外墙总体呈粉红色，所以这里也被游客称为粉红清真寺（PinkMosque）。庭院不大，蓝天下的建筑，在位于庭院中央的水池中留下清晰倒影。蓝天，绿水，粉红色外墙，水池边盆栽的鲜花，一切是协调而令人愉悦的。但是，较之记忆中的那些古今名寺，眼前的清真寺只能用质朴、低调来形容。

惊奇，始于跨进清真寺门槛的那一刻。光，光束，透过一扇扇彩色的玻璃，射入这个略显幽暗的空间，投射在色泽艳丽的地毯上，投射在雕琢精美的石柱上，投射在粉红色的内墙上，投射在不同肤色、不同着装的游客身上，让人仿佛置身一个五颜六色、造型多样的万花筒。在这个光影和色彩的世界里，绛红色，粉红色，彩色，豁亮，幽暗，分别在不同的局部担当起主角。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照角度不停变化，光束形成的角度、图案与色彩，也不断地变幻，让这光和影的神秘世界处于动态中。于是，仿佛火焰在燃烧，鲜花在绽放，蝴蝶在飞舞，彩旗在招展。为眼前的神秘景象感到震撼的游客们，在发出一阵阵惊叹之余，纷纷拿出相机和手机，在花饰和光影的地毯上，摆出各种造型，记录下难忘的瞬间。也有人盘坐在清真寺一隅，安静祈祷，或默诵手中翻开的书卷。他们默然的身影，为这色彩绚丽的空间，增添了几分肃穆和神秘。

二

在我的记忆里，还从未有过这样一个光影构成的神奇世界。是的，这是完全陌生的印象。可是，我为什么又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当天深夜，被这既陌生又熟悉的强烈印象纠缠得无法入眠的我，终于从记忆里搜索到似曾相识感的源头——伊斯兰苏非主义的神灵观、宗教观。按照苏非大师伊本·阿拉比（1165—1240）在名著《智慧珍宝》中的阐述，真主（神灵）启示世人的是同一条正道，但它并不被一个宗教所独占，而是为所有宗教分享。世间之所以存在不同的宗教，并非因为源泉——真主——不同，而是因为作为接受者的民族和个体存在差异。作为光源的太阳是唯一的，但是阳光洒落在不同方位，照耀在不同玻璃上，其呈现的色彩和造型就有所不同；美，也由此而产生。因此，真理是唯一的，但是被拥有不同需求、不同禀赋的民族接受后，就表现出外在的多样性。伊本·阿拉比的这一理论，脱胎于之前的波斯苏非大师苏哈拉瓦迪（1153—1191）创建的“照明学说”。根据照明学派的理解，真主之光主宰着整个宇宙，离开光的照明，一切不复存在。光又是人类知识的源泉，人类在光的照明下，获得知识和真理。人的精神修炼之路，即是寻求光之照明的过程。

由此，我几乎可以肯定，莫克清真寺的设计者，在用自己的设计理念，传达他对照明学说以及伊本·阿拉比思想的理解。所以，外表低调、质朴的莫克清真寺，不仅有着令人惊艳的内在之美，而且还含有丰富的思想内蕴——而这，恰恰也是设拉子这座波斯名城之特征的写照。

外表并不显赫的设拉子，不仅以“玫瑰、夜莺之城”著称，还是一座对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有过深远影响的历史名城。阿拉伯语语法的奠基人西伯威，阿拉伯语散文巨匠伊本·穆格法，苏非大师哈拉智，波斯伟大诗人哈菲兹和萨迪，都在设拉子或其附近出生，并在这里留下许多遗迹。他们为伊斯兰文明书写了极为辉煌的篇章，是伊斯兰文明中省思、批判、灵性、觉悟和智慧的重要源泉。但是，从这里走出的几位大师，也见证了伊斯兰历史上知识与权力的紧张关系，以及宗教认知上正统与异端间的激烈碰撞。

三

散文作家伊本·穆格法（724—759）的许多著作，都表达了他政治改革的理想。在传世之作《卡里莱和笛木乃》中，他借动物对话的方式，抒发了自己虽为一介文人却心系江山社稷的情怀与志向。在此书开篇，他借哲学家白得巴之嘴，精心陈述了写作缘由，字里行间体现出他对君王既轻蔑，又畏惧，同时又有所期待的复杂心迹：“哲学家有了学问，可以无求于君王；帝王纵有万里江山，却不能无求于哲学家”；“君王暴虐，只有用学者的劝导和哲学家的哲理去医治。哲学家有责任纠正君王的错误，君王也有义务接受学者的劝导”；“我不愿意别人在国王和我去世后议论我，说白得巴生于荒淫无道的大布沙林王时代，却不设法制止国王的恶行……我认为，只有置生死于度外，直言进谏，劝导国王，才能博得后世哲学家的原谅；所以我勇往直前，不计成败”。因此，《卡里莱和笛木乃》这部动物寓言故事绝非供人消遣的闲书，而是一部以春秋笔法传达深意的醒世之作。书中既有处世治家的忠言，也有教人顺从君王但不可阿谀逢迎的道理，更有作者对政治清明、君王仁政的期许和设想。然而，极具讽刺意味和悲剧色彩的是，伊本·穆格法虽然明白“在帝王面前不讲话比讲话好，能管住自己的舌头是最好的美德”这个道理，但终究没有管住自己的舌头，因言得罪了巴士拉的省长，最后遭凌迟之刑而惨死。

与伊本·穆格法因为政治而丧命不同，苏非大师哈拉智（857—922）是伊斯兰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宗教殉道者。在他身上，苏非主义的厌世倾向，对宗教精神向度的追求，对侧重教法、教义的体制式宗教的挑战，都得到了集中体现。他潜心于禁欲、苦行的宗教功修，沉醉于对真主的爱恋，以期达到人主合一的神秘状态。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合一体验：“我的精神与真主，如同麝香与安息香混合在一起，又如醇酒和清水交融。”据说，他赴麦加朝觐回乡后，曾叩打导师祝乃德的家门，导师问道：“外面是谁？”他答道：“我是真理（Anal-Haqq）”。这便成了后来最为世人熟悉的哈拉智传法心言。在世人看来，此言与“我即真主”一样惊世骇俗，但哈拉智却用诗句对“人主合一”境界作过富有哲学意味的阐释：“我即我所爱，所爱就是我，精神分彼此，同寓一躯壳，见我便见他，见他便见我。”不过，这样的异端思想很难为正统宗教人士所容，最终，宗教法官依据《古兰经》（7：124；5：33）的经文，对他作出施以磔刑处死的判决。

据传，哈拉智欣然接受这样的判决，因为他渴求被杀。在他看来，爱的旅程即是人遭受苦难的旅程，爱者的肉体应该被清除掉，才不复成为羁绊，爱者才能实现与主的真正合一。在前往刑场的途中，他戴着脚镣，一边跳着舞，一边诵念着关于神秘陶醉的诗歌。当沿途民众向他投掷石块时，他的朋友希伯利向他投了一枝玫瑰，哈拉智因此叹息一声，有人问他为何叹息，他回答：“别人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而他应该是知道的。”后来，“朋友扔过来的玫瑰，比任何石块的伤害还重”这句话，就成了民间的谚语。最终，哈拉智被交互砍去手脚，然后钉在绞刑架上斩首，尸体火化后，骨灰抛洒在底格里斯河中。

哈拉智的壮烈殉道，使他被后世的许多苏非奉为圣徒及追求合一体验的精神导师。他那种为追求理想和爱而坚韧不拔、近乎疯狂的意志，面对苦难和考验而一无所惧的牺牲精神和勇者姿态，不仅深刻影响了历代苏非信徒，为后世无数革命者、叛逆者提供了巨大的精神慰藉，也为诗人、作家们贡献了丰富的灵感源泉。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埃及诗人阿卜杜·萨布尔、伊拉克诗人白雅帖等当代阿拉伯诗坛名家，都曾为哈拉智写过诗篇。在以哈拉智为灵感创作的诗集《设拉子的月亮》里，白雅帖写道：“在我爱的童年森林里/哈拉智是我每一旅程的伴侣”。

伊本·穆格法和哈拉智均被酷刑处死，标志着权力与正统的胜利。但这一胜利却是悲剧性的，其后果是，后世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智力创新的空间日益受到限制，文明创造的能力逐渐衰退，消极影响甚至延续至今天。

四

设拉子还是诗歌的故乡和圣地。在设拉子人面前提及这座城市，他们最为自豪的，是这里诞生了波斯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两位诗人：哈菲兹和萨迪。他们和菲尔多西、鲁米（莫拉维）、海雅姆、内扎米、贾米等伟大诗人一起，让古代波斯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级的诗歌王国。哈菲兹等人的诗作尤其倡导个人的精神自由，表达热爱生命、爱情至上的价值观，并具有神秘的波斯和苏非气息。这些作品译介到欧洲之后，对欧洲文艺复兴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歌德曾受波斯诗歌启发而创作了抒情诗集《西东合集》，他和恩格斯、黑格尔等文化巨匠都对哈菲兹表达过由衷的赞美。

古波斯诗人在其祖国更是深受人民热爱，其作品被世代传诵。时至今日，不少设拉子年轻人结婚时还保留着一个习惯：前往诗人哈菲兹和萨迪的陵墓献花。两位诗人的陵园不仅是游客必到的景点，而且还是当地民众，特别是青年人光顾最多的去处。他们或成群结队在此聚会、休闲，或孑然一人在此冥想、阅读。我们去过的几处设拉子名胜都有书店，所有书店都出售古代诗人的诗集，波斯语原版和多种外语的译本琳琅满目，印刷之精美，比起《古兰经》毫不逊色。以诗人头像创作的细密画等工艺品也随处可见。毫不夸张地说，伟大的波斯诗歌塑造了这个民族独特的精神气质，也使伊朗的伊斯兰呈现出一种异彩。因此，当深受苛严、保守的宗教思想影响的许多穆斯林纠缠于鸡毛蒜皮的琐碎问题，例如西瓜要怎样切、牙签要怎样用，才符合先知在世时的习惯，甚至还为虾的形象是否丑陋、是否属于虫类（有教法学家认为形状丑陋的动物不能食用，虫类也不能食用）而争论不休的时候，爱诗的伊朗人却在吟诵、体味这样的诗句：

大家在爱者和被爱者的合一里，齐声轻吟，

这才是真正的宗教，其余的不过是散落的脚镣手铐。

——鲁米

我已知道如此之多我无法再把自己称作一个基督徒、印度教徒、穆斯林佛教徒或犹太教徒

——哈菲兹

五

游历伊朗，能明显感到这是一个极有文化底蕴的国度，也能明显感受到在阿拉伯国家已经不多见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以及豪迈强健、浪漫洒脱的精神气质。无论是来自神权的戒律、来自政治的压制，还是来自西方的污蔑和制裁，都未能改变这样的气质。因此，在政治和宗教的表层之下，另有一个活力难抑的民间。我们此行的观感是，即便是按照规定必须披戴黑色头巾的伊朗女性，也大都知书达理，落落大方，对外人表现出超乎想象的开放和自信——根据常识，去伊斯兰国家旅行，一般不能随便给女性拍照。但在“胡姬貌如花”（李白语）的伊朗，我们碰到的所有佳丽，都笑盈盈地欢迎拍照，有的还摆出各种姿势配合。这是出于美的自信，更是出于一个文明的自信吧。

而今，当大马士革、巴格达、萨那等伊斯兰名城在战乱的痛苦中哀叹、呻吟之时，伊斯兰文明的异彩，却依然在波斯的设拉子、伊斯法罕等地栩栩生辉。这其中奥秘何在？或许，恰恰是那些伟大的诗人和各个领域的创造者所呈现并播撒的自由开放精神，在庇护着、激励着内外重压下的伊朗人民，让他们历经苦难而自强不息。这种精神，曾经创造了伊斯兰文明辉煌的过去，又让这一文明在未来的浴火重生成为可能。它不仅是波斯和伊斯兰的财富，还是全人类的财富。

从短暂的伊朗之行回国，已过去两个多月，但是，莫克清真寺那一道道神奇的光辉，却依然清晰地在记忆里闪亮。同样萦绕在记忆中的，还有那些令人砰然心动的诗句：

亚当子孙皆兄弟兄弟犹如手足情

——萨迪

你生而有翼，为何竟愿一生匍匐，形如虫蚁？

——鲁米

我们只有一个原因

追随真主，来到这个世界：

鼓励笑声，

自由，

舞蹈和爱……

——哈菲兹

【第16版：书评周刊·科学】我们今天如何对话博物学

Fri, 19 Jan 2018 20:04:27 +0800

2017年12月8日博物学文化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促使我以中国古代文学为基础，思考如何与研究科学哲学、西方博物学的专家一起，共同对话博物学文化这个主题。

一、以两位隐者为中介对话自然

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博物文献，还是西方早期的博物研究，都涉及人对自然万物的认知。这里仅列举两位与自然对话的隐者作为典型，一位是中国的陶渊明，一位是美国的梭罗。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他的田园诗描写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意生活，还有“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审美画面。但他描写的菊花是什么品种，他看到的“飞鸟”又是什么鸟，没有人去追问这样的问题，因为，中国古典文学的思维逻辑和审美情趣在于：“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种境界是由多种物象自然关联而呈现出来的瞬间，只能意会，不可言传，而且“会心处不必在远”。

梭罗的故事和思想早在民国时期就被介绍到了中国，1940年的《改进》杂志连载了白石翻译的美国学者T·德莱塞的文章《梭罗的思想》，还附有《梭罗略传》，次年出版了《梭罗》一书（“世界大思想家丛书之三”，改进出版社1941年）。文章评价“他不欢迎专门化或专门的学识，因为他认为这些并不跟人与自然现象的相对关系相符合”。他认为“人是大地的产儿”，“是宇宙的一分子”。梭罗是1845年搬到瓦尔登湖畔隐居的，他的《瓦尔登湖》近年来在中国又有几种译本出版，受到读者欢迎。

两位隐者相隔1500多年，我们今天透过陶渊明的影子去观看，会觉得似曾相识——梭罗就是美国版的陶渊明。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两位崇尚自然的隐者不期而遇。陶渊明的田园诗文和梭罗的散文《瓦尔登湖》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然而，不止于此。两位哲人各有其文化传统和思想资源，却殊途同归，特别耐人寻味。“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种观念表达了人对非自然生存状态的自觉反省和自我矫正，在今天依然是我们与先贤对话、与自然对话的中介，也是博物人生的生动教材。

二、以民国学者为桥梁沟通中西

中国古代有源远流长的博物文化，但是没有博物学这个学科。借鉴民国时期学者的视野，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博物文化与西方博学科对接的过程。例如，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指出：“特余所谓中学，非世之君子所谓中学；所谓西学，非今日学校所授之西学而已。治《毛诗》《尔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诸学；而治博物学者，苟质以《诗》《骚》草木之名状而不知焉，则于此学固未为善。”他将中学与西学对比，又说学问本无中西，本无新旧。那么，《诗经》《尔雅》《离骚》都可以看作古代的博物文献。或者说，中国古代的博物学与文学有共同的源头。1914年中国的《博物学杂志》创刊号发表薛凤昌《中华博物学源流篇》一文，追溯了“吾国博物学源流之大概”。1918年蔡元培为《植物学大词典》作序，也提到中国的植物文献“《尔雅》之释草木虫鱼鸟兽及本草是也”。而胡朴安1928年出版的《诗经学》一书有一篇专门谈“《诗经》之博物学”。

在当时中西对话、古今对话的语境下，中国学者开始以西方的“科学”尺度，梳理中国的典籍文献，将中学与西学相提并论。其实中国古代的博物“多识”之学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发展脉络，与利用显微镜考察自然对象的博物科学，是没有渊源关系的。值得反思的是，由于西方博物学科的教材进入中小学，中国传统的综合的博物文化就此中断。我们今天提倡复兴博物学，应该进一步追溯中国本土的文化源流，不仅与古人对话，也与民国学者对话，但不必拘泥于西方的“科学”尺度了。就当今的博物图书编写而言，与其用西方博物学去解读诗经、楚辞、唐诗等文本，不如呈现古代“多识之学”与咏物文学的内在关联。

三、以博物文化为主题突破学科

在当今全面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博物之学作为国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传播空间。从孔子所谓“多识”之学到近代提倡的中华博物学；从陶渊明到王维、苏轼、辛弃疾等向往自然的文人，许多收藏在古籍中的文字、图像文献都可以活起来，为我们讲述中国的博物人生、博物文学、博物故事，让我们体验“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兄弟”的交流，感悟大自然所蕴含的“真意”。

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提出：由于媒介技术的发展，人类已经进入了“地球村”。

从博物文化的角度来看，“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不是简单的怀旧心态，而是“地球村”的共同话题。什么是自然？在水泥建筑的丛林中，如何找回“悠然见南山”的境界？博物文化蕴含着哲学思辨、诗意情怀、人文精神，源远流长，生机无限，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危机，批判现实，追求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未来。因而，中国源自诗教的“多识”之学具有重新阐释的价值，也是世界博物文化、生态文学的一种重要样本。

博物文化在今天已经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刘华杰等学者从科学哲学领域出发，大力提倡复兴博物学，已经初见成效。分别于2015年、2017年举办的博物学文化论坛上，来自不同领域的博物文化研究者和爱好者以图书、绘画、影像、教育活动等形式，呈现出博物文化丰富多彩的成果，令人耳目一新。一个生气勃勃的博物文化群体正在集结起来，突破了学科分割的樊篱，走向了“复得返自然”的广阔天地。围绕博物文化这个主题，我们可以与自然对话，与先贤对话，与现实对话，也与未来对话。

【第16版：书评周刊·科学】工业文明，我偏不喜欢 ——《稻香园随笔》评论

Fri, 19 Jan 2018 20:04:26 +0800

《稻香园随笔》，田松著，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6年3月第一版，30.00元

好友田松2016年8月曾经赠我一本他的随笔集——《稻香园随笔》。当时心想，随笔嘛，闲来看看吧。然而，翻开一看，则既收不住眼，也收不住心，一气看了好几篇，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

引用刘钝先生的话，田松有很多“金句”。如“我们是行走的塑料”“遥远的罪恶与你我有关”“要年薪多少才能日日欢歌”，以及“我们人这种动物为什么要喝牛这种动物的奶”，等等。由于田松后来集中于研究垃圾，因此也被戏称为“垃圾教授”。2010年8月第四届全国现象学科技哲学会议中，在呼伦贝尔草原上行走的大巴上，他发起关于“垃圾”的现象学讨论，我还不以为然。后来，发现，垃圾的研究，就是城市研究，就是文明的研究，也是介于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政治哲学研究之间的重大议题。

田松的文字风格，随笔最适，这可以不羁绊他天马行空般的思想自由，使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如他自己所言，随笔更容易表达思想，成为思想生长的沃土。他出身物理，做过文青，做过小报编辑，拿过科学史的理学博士学位，也拿了哲学博士学位。跨界是他的本行，他在纳西族等民族生活的地方做过人类学调查，他喜欢与不同民族打交道，这些经历使得他的视野与常人不同，因此他开始质疑全球化的工业文明，也质疑在中国大地上刮起大一统的现代化之风。

田松的《稻香园随笔》，以随笔散文的形式，以故事作为引子和线索，为类比与比喻做材料，为其反思与批判做铺垫。每个故事都有其背后的蕴含，这些故事要么是他亲历，要么是其所见所闻，要么是见诸于报道的公开事件，有时他也会让笔端行走于武侠小说或其他题材，只要可用，拿来便是。这种方式，使得文本看上去，散、杂，但是你读多了，多读了，会发现这一切叙事，都是有一条或两条主线的。那就是对人类文明与个体实存状态的反思。

所以，《稻香园随笔》的主题，即工业文明批判，或文明反思与批判，是串起他文字珠子背后的一条主线。他自己在《稻香园随笔》后记中说过，他现在所作的绝大多数学术工作的基本思想，在“稻香园随笔”中都已经表达过了，有些只是一个萌芽，有些已经相对完整。在我看来，其实，从“稻香园随笔”第一篇文章“金花银朵的夜晚”，其关于文明批判，特别是科学批判与工业文明批判的思考，都已初露端倪。他问，为什么中华文明几千年的价值，要由近几百年来传入的科学予以肯定？在科学传入之前，中国文明的价值就无从判断了吗？为什么我们不能有自己的尺度来评价自己的文明？在这篇“金花银朵的夜晚”中，他触及“科学及其进步的标准”“社会进化的观点”，还有人类不同种族、民族、地域之间以及与动物之间的理解，“幸福观”与幸福感，不同文明的价值等等话题。而后面的文章，在我看来，都是对第一篇提出的问题的回应与审视，譬如，“现代化的胡萝卜”“凭什么你可以过别人的生活”，是对现代化的批判；“古道尔的选择”“做个有道德的物种”“唤醒文明柔软的心弦”涉及的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感受到他者的疼痛，为他者的疼痛而疼痛，他认为，这是我们一切道德的根基和源泉；“要年薪多少才能日日欢歌”“刀耕火种的生存智慧”是对传统生存智慧的颂扬，也是对现代化的批判；“一个民族需要理想”“一个民族需要传统”是对痛失传统与社会秩序失衡的悲鸣……读过整本《稻香园随笔》，我发现有两个字或词或其相关含义是频繁出现的，或者这就是田松的关切：“失去”与“重建”。失去了什么？失去了传统，失去了土地，失去了生活的意义，他不断而且反复述说这个事情。重建什么？重建传统，恢复自然，找回意义。他用他的眼睛所观察到的、心灵感受到中国传统乡村和城市中的人与事，以比喻、类比的方式讲述着一个又一个“失去”的故事，期盼着众生能够体察到他的盼望，恢复和重建意义。

他说，“首先必须放慢工业文明的脚步，停止工业文明对传统文化的侵害，让传统的生存智慧重新获得话语权”（见“什么知识，改变谁的命运”）。从田松笔尖流出的文字里对于现代工业文明的批判是犀利的。他说的没错，总体上，这是一个浮华的时代，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一个寡廉鲜耻的时代，一个不择手段的时代，一个顾头不顾尾的时代（见“当星空不在”）。在“科学的技术到底满足了谁的需求”中，田松终于找到了为什么这个时代是这样的答案，是资本。在技术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事实上，是资本作为纽带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他开始认识到，“自工业革命之后，技术从起点上以及归宿上根本上就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而是‘为了’满足‘资本增值’的需求”。于是，田松所说的人类食物链，成为了“资本食物链”，是一条贪吃蛇。田松于是也有了新的发现：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与科学结成了越来越紧密的同盟，于是，科学逐渐由神学的婢女变成了资本的帮凶。我在上课时，曾经以瓦特发明蒸汽机为案例，讲述蒸汽机的发明是：科学+技术+资本=发明的创新与商业化。没有资本，蒸汽机发明是注定失败的。蒸汽机的发明谁最得利？谁最反对？资本最得利，工人最反对，说工人阶级是机器的同盟军，是最先进的生产力，那都是不顾历史的“故事”。最先进的生产力都是为资本服务的。这点上，我与田松殊途同归。

有人批评田松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说你既然批评科学和工业文明，那你为什么使用手机和最先进的电脑，比谁都“绺”（东北话，是“好、顺、快”的意思）？说他站着说话不腰疼，自己过着现代化的生活，就让别人做人类学的标本，不惜阻碍人家的发展与进步（见“要年薪多少才能日日欢歌”）！在这样的时代，还有这样的学者，不顾一切地揭露真相，从现代化的阵营中和现代技术的座架中，反思这个阵营与座架的问题，已然不错，这不是比在这个座架中，悠然自得的，身在黑暗的座架笼罩之中而不知其真的人，要好上多少倍吗？

在田松的笔端，多次出现歌与酒，在“轻骑踏月不忍归”中，提及我们在雁荡山唱歌喝酒的故事，德德玛的“草原夜色美”中的“轻骑踏月不忍归”成为他文章的标题。“让我们停下来，唱一支歌儿吧”，虽然引入了经济学链条，解释了为什么现代文明是建立在垃圾山的旁边，但仍然希望我们不要失去歌唱，我们需要停下来，一起唱一支歌儿吧。田松这个东北汉子，内心深处藏着温情，希望歌声悠扬深沉，能够持续不断……我作为蒙古族，还没有完全丧失说唱就唱的能力，而且喜欢唱歌，唱歌喝酒让我们保持着民族的个性与品格，但是我仍然在现代文明面前很悲哀。我知道，唱歌是无法挽回传统与民族复兴的，所以，这种欢歌笑语瞬间就成为挽歌。

细思量，真的很恐惧。文明的发展，究竟会将人类带入何种境地？

【第16版：书评周刊·科学】生态文明呼唤经济学范式的变革

Fri, 19 Jan 2018 20:04:25 +0800

《21世纪生态经济学》，[美]赫尔曼·E.达利、[美]小约翰·B.柯布著，王俊、韩冬筠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5月第一版，98.00元

如果说当代西方主流经济范式是服务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那么随着工业文明的式微和生态文明的崛起，这种经济范式的不合时宜就成为一种必然。生态文明呼唤经济学范式的变革。由世界著名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达利和小约翰·柯布共同完成的《21世纪生态经济学》一书为我们需要的范式转换提供了一种哲学思路和经济学方法。达利和柯布作为西方生态文明思想的发起者和倡导者，并不否定市场经济对人类发展所起的历史性作用。但是，他们认为：我们当前及未来所面临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主流经济学中的一系列“错置”。这些“错置”包括：

（1）经济学数学化。“经济学家对经济学进行的是科学研究而非历史研究，这个选择决定了它的命运。一方面，这使得发展强有力的分析和预测工具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则造成严重扭曲。”换言之，当经济学家专注于数学模型的时候，由于过于沉缅在抽象的概念和模式上，从而忘记了这种模式或假设所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忘记了真实具体的经济生活及其发展变化。

（2）市场的错置。市场只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手段，然而资源配置并不是经济的全部意义。一方面，在经济体系内部，市场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比如市场竞争具有自我消亡的倾向。即竞争的累积效应会导致垄断，扩张的结果使规模经济变得规模不经济。那么原先市场因为充分竞争而使利润保持在正常水平以合理配置资源的初衷就被打破了。还有公共产品和外部性等诸多问题。另一方面，在经济体系外部，市场只关注效率而无法处理社会公平问题。况且，如果把经济过程看作涵盖生物圈的整体系统的一个开放子系统，市场也不会站在资源使用总量相对生物圈而言最优的角度，去思考限制自身规模的增长。就是说，它同样无法顾及生态公正的问题。

（3）经济衡量的错置——GDP。主流经济学对GDP的疯狂崇拜导致了众多经济社会的异化。达利和柯布认为：将GDP作为经济单一衡量方式会误导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正确理解。我们也看到：现在世界各地的人们相信“美好生活”的标准是由消费的多少来决定，国家的发展则依据产量的增加来评判。GDP之外的生态健康、社会公平与正义、社会文化的多样性、社群的健康构建等等影响人类幸福指数的因素统统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

（4）经济学假设前提的错置——理性经济人。总体说来，马斯洛需求心理分级中那些不表现为市场活动的快乐与痛苦，是不在经济学所说的效用范围内的。例如人与自然界中植物和动物的共情，人与人之间在赠与或合作之下建立的快乐等等。新时代下太多的例证揭示并不只有对物质的欲望才是人类经济行为或人类行为的唯一驱动力。然而主流经济模型却假设人是自利的，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现实中，我们看到自利的人对共同体道德环境的腐蚀作用，但是从来没有人仔细思考，究竟“人”对自我价值的终极定义是什么。达利和柯布认为“经济人”的假设造成某种对经济系统的扭曲；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模型的使用所塑造的经济理念和市场环境强化了现实中人的自利行为，使人逐渐脱离关心共同体的模式走向自私自利。

（5）对土地使用的错置。土地在演绎法的需要下也被抽象化。在主流经济学这里，土地首先被当作财产的一部分而从产权和地租的角度加以研究。其次，在土地同人的关系中，土地被认为是被动要素，人是主动要素。经济学的这种价值观来源于笛卡尔（《21世纪生态经济学》，P110），笛卡尔将世界分为精神主体和物质客体，形成主客二分的二元论。这为经济思想提供了背景和假设的基础：即人的主观欲望才是价值核心，土地以及其他一切都是为了满足这种“核心价值”的外在客体。毫无疑问，主流经济学对土地的认知是从“物质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角度展开的。但物质世界的现实性又一再告诫人类：土地是生产要素，但它绝非仅仅如此。土地在广泛意义上代表所有自然资源，包括所有需要土地供养的生物。（《21世纪生态经济学》，P111）人类与土地的依存关系远远超越主客二分，土地除了在物质层面为人类提供产出，同样有精神层面和灵性层面的内涵。人类栖居于土地，也成为土地的一部分，繁荣并滋养土地。人类和土地原本是共生的整体关系。主流经济理论将土地客体化和商品化的结果是：可耕种土地和土地中的不可再生资源从“相对稀缺”的境地变成“绝对稀缺”。其结果恰恰满足了少部分人对定价的控制权，但难道这不是以对人类整体享有资源的权利和对后代人的资源折现为代价的吗？

分析至此，我们不难看出，主流经济理论中的一系列“错置”都源自：工业文明的哲学观和价值观。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的，对应工业文明的主流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哲学观是笛卡尔式的主客二元论，建立在这之上的工业文明价值基础是“物质主义”和“个人中心主义”。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工业化、城市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个人利己主义等一些相生相伴的名词所共同呈现的特征是：（1）扩张、增长癖。在横向和纵向上都有体现。横向扩张表现为劳动分工要求突破市场大小的限制，所以交通运输、城市化、国际贸易就为其提供了足够规模的市场。纵向扩张表现为工业革命后人类转向依赖化石燃料能源和矿产，人类不断向地球纵深攫取资源。（2）不能容忍闲置。市场经济要求资源最优配置——不论是时间、金钱还是土地，只要闲置，就会因为没有获利而感到焦虑。这也导致全球对资源配置竞赛般的不断升级。

“增长癖”在社会文化和个人心理方面发展出了心理扩张和霸权主义。不仅资本主义霸权横行世界，我们的社会也充斥了小霸王式的人物，很多孩子在幼年时期都得到来自家长和社会的霸王式教育。与此同时，“不能容忍闲置”的工业化秉性则塑造了人类社会的集体焦虑和恐惧。特别是社会中的小人物，不论多勤奋，依然时刻担心被社会抛弃。所以努力、不断往上爬，甚至不惜利用一切手段攀附权贵就成了社会文化的暗语。被纳入工业文明体系的人就像进入了一个飓风漩涡圈，生活处于高度旋转的强力控制之下，不得有半点留白。

“物质主义”和“人本主义”将主流经济理论装在狭小的空间格局下，所以它无论怎样都无法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城市病”问题；也无法从根本和深层次上考虑人类福祉的问题。当今世界新的图景和语境要求我们突破学科藩篱，从更大的哲学和伦理构架下，怀抱人文情怀，关注除经济增长、阶级关系之外的人类发展与合作机制。

达利和柯布在书中，建设性地提出了共同体经济学范式。共同体经济学范式的哲学基础是怀特海创立的过程－关系哲学思想。过程思想认为整个宇宙是由事件所构成的，而非物质构成。在事件中，没有实体是可以完全独立或完全依赖他者的。同时，所有实体都是过去的继承，这种继承为他们所可以接受的对事情的决定程度以及可以实现的自由度提供了语境。（CarolJohn⁃ston,The Wealth orHealth ofNations. Cleveland,Ohio ,ThePil⁃grimPress,1998,p127）

在这样的哲学背景下，共同体经济学反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将满足人的需求当作唯一目的，因为经济不是统治自然，而应该为作为整体的系统的福祉服务。

书中指出了共同体经济学范式对当今主流经济学范式做出修订的一些具体方案：包括：（1）经济学的研究目标，应该从“经济增长”这一单一维度转向对“共同的福祉”（commongood）的追求、对公平与正义的追求。经济学应该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荣、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共荣以及人民大众的幸福安康作为发展的根本内容。（2）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应该从“理性经济人”转向“健康人”。这需要我们对健康有正确理解。健康其实并不是一种恒定的状态，而是一个频谱，在这个频谱中，是逐渐走向健康还是逐渐走向疾病表现出一种动态的可能性。谁都知道：腿断了即便治愈再也不可能完好如初。但是在上了年纪的时候，保持相对健康却是可能的，他取决于我们采用健康的方式还是不健康的方式来对待疾患。所以在经济系统中应该重新设计标准来衡量社群是正在走向健康还是走向衰弱。（CarolJohn⁃ston,The Wealth orHealth ofNations,p124）（3）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应该从过度量化、模型化、演绎化转向吸纳其他学科的方法，包括历史的、批判的方法，归纳法、案例法等等。（4）经济学学科发展应该从自我的学科崇拜中走出，同环境学、生物学、物理学进行联姻；同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进行联姻，这样才有助于克服经济思想与其他学科的隔离，在更大的背景和支撑下获得经济学思想新的洞见。

【第16版：书评周刊·文史】历史地理并不那么远

Fri, 02 Feb 2018 15:02:33 +0800

《给孩子的历史地理》，唐晓峰，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1月第一版，49.80元

北京大学唐晓峰教授的《给孩子的历史地理》出版了。

我们的中学课程中有历史、有地理，但没有“历史地理”，这看上去是门更“专业”的学问，离孩子有点远。其实不然。如果说“历史地理”的特别之处，那就是它可以把“时间”和“空间”真正联系起来，把历史中一个个远去的故事拉到当下。孩子是最善于“体验”的，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最原初、最敏锐、最新奇、最具有当下性。而空间的问题本身并不是臆造的，正是由体验而生。正如唐晓峰在书中反复强调的，地理的问题，不都在地上，还有很大一部分在人的脑子里。也就是说，它同“我”的意识以及“我”对周遭生活世界的感受有直接的关系。

而当我们进入学校，开始学习背诵各种历史、地理知识，这些知识好像慢慢就和我们自身的体验“失联”了。甚至当我们离开学校，去一个地方旅游时，脑子里装的、耳朵里听的还是各种各样的“知识”，而不是亲身的感受。这本书处处以平实生动的文笔，让孩子们从书本里回到一种人切身的感受里。比如我们都知道的行政区划，县的建制是最古老的，从战国就有，在秦朝就普遍使用了。本书还提到，中国人说老乡，必须说到县才算亲；而省的出现则要晚至元朝，有的省出现得更晚，感情和文化的认同就淡了些。当然，还有一些概念比如“九州”，这是我国最早的区域划分，现在早已不这样用了，但中间的“兖州”“扬州”“荆州”作为城市名还存在，并且，“九州”本身已经成为了华夏文明区域的代名词，里面有国族同一的情感在。还有我们用的地图，看起来是客观的，实际上里面也有许多“人”的因素。地图的视角相当于人对世界的“鸟瞰”，而怎么“看”世界，不同朝代不同，不同国家也不一样，每个人包括地图的绘制者，都希望自己的国家是世界的中心。在这本书里，历史地理的问题，总能回到人的问题。

人的经验很多也都能回到历史地理的知识中去。我们在大地上看到的任何遗迹：城墙、建筑、桥梁、田埂甚至废墟，都有祖先生活的痕迹。书中提到许多很小的孩子都可以亲身感受的细节，怎么从地砖看北京中轴线，怎么通过桥拱的形态判断古代南北交通方式，怎么从道路的命名看中西对统治者的不同态度等等，从中我们可以体察到古人的智慧和思想。书中还引了许多课堂上就学过的诗文，那里面不但有古代城市和乡野的面貌，还有先人们的喜怒哀乐。“一骑红尘妃子笑”是如何通过古代驿站系统实现的，“春风得意马蹄疾”如何体现唐长安城笔直的大道的规划，宋开封城繁华开放的夜市“瓦子”又如何让子弟流连……读到这些，仿佛我们也回到了那时那地，感到自己同古人“心有戚戚焉”。其实，不必外寻，每个华夏子孙从生活里，就能真实地感受到先祖的烙印：在乡音里，在饮食里，在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中，甚至在我们的性格里。

从地理角度看“历史”，“历史”就不是一个个“事件”，而是呈现出一种绵延的样子。这绵延的结果就是文明，它从曾经在此生活的祖先最终会“落实”在生活在同一片土地的我们身上。而从“历史”角度看“地理”，也更容易发现，环境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密切，它直接影响了文明的进程。

这本书让我们知道，历史地理并不那么远，文明也不远，它就在我们的日常中，在我们血液里，也在我们的未来里。对孩子来说，这本书不仅容易读，而且需要读，历史感和环境意识会帮助他们创造一个更好的中国。

【第16版：书评周刊·文史】钝感力的魅力

Fri, 02 Feb 2018 15:02:31 +0800

《钝感力》，[日]渡边淳一著，李迎跃译，青岛出版社2017年12月第一版，32.00元

《钝感力》是渡边淳一著名的励志随笔。在《钝感力》这部书中，擅长创作情感小说的渡边淳一抛开了情感话题，如一位亲切的朋友面对面地交谈一般，将一碗热腾腾的心灵鸡汤奉上。

在书中，渡边淳一对“钝感力”一词进行了阐述，“钝感力”即“迟钝的能力”，是一种处世态度也是一种人生哲学。拥有钝感力的人更容易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生存下去，也更容易达到别人达不到的目标。而且拥有钝感力的人不仅可以“独善其身”——保持自己身心健康与平衡，也可以“通达天下”——与周围的人乃至整个社会和谐共生。

这部作品的行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脱离文学性的，但是正因为如此，整部作品给人一种意外的亲切感。试举几例：“钝感力是保持身体健康的动力。它不会造成器官的消耗，会让人保持良好的心态，降低癌症的患病率，可以让人更为悠闲自在、胸襟开阔地长寿下去。”“是否拥有钝感力，将决定将来你和伴侣的婚姻能否长久，你们的未来是一片光明还是常被乌云笼罩。”由于作者渡边淳一曾是医学专业出身，所以他可以从生理学的角度出发对钝感力的合理性做出理性的叙述。但同时他又是一个文学家，有着文人独有的细腻而锐利的眼光，可以赋予钝感力感性的色彩，让读者从感情的维度上更易于接受。

整部作品的中心词“钝感力”，即从容面对生活中的挫折伤痛。磕磕绊绊的爱情，如坐针毡的职场，暗流涌动的人际关系，这些压力会一点点侵蚀人的健康，而钝感力就是粗糙人生的润滑剂、沉重现实的千斤顶。同时渡边淳一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钝感力的五项铁律”：1.迅速忘却不快之事；2.坦然面对流言蜚语。3.对嫉妒讽刺常怀感谢之心；4.面对表扬，不得寸进尺，不得意忘形；5.认定目标，即便失败仍继续挑战。事实上钝感力就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该书于2007年2月在日本上市，当时的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针对舆论指责上台不久的安倍内阁欠缺领导能力，传授了自己秘招。他告诉安倍，对于近在眼前的事情必须迟钝一点，钝感力非常重要，不要总把民意支持率的起伏挂在心上。就在他说这话的第二天，东京各大书店里上柜的《钝感力》被抢购一空，首印的4万册马上供不应求，连续数周高居全日本畅销书排行榜首位，仅用三个月时间累计印数迅速超过100万册。该书也引发日本民众的热烈追捧，“钝感力”这个新词也迅速成为日本最新的流行语，有“爱情钝感力”“政治钝感力”“职场钝感力”等等词组。日本人好像一下子意识到迟钝的魅力，开始忙里偷闲，无时无刻不在享受木讷，难怪日本评论界称此名词是“世界性的发现”。

这一独特的人生智慧，也许值得我们拥有。

【第16版：书评周刊·文史】观念史视野里的晚明文人生活美学

Fri, 02 Feb 2018 15:02:30 +0800

《晚明文人日常生活美学观念研究》，曾婷婷著，暨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10月第一版，49.80元

在一种糅杂着繁荣与颓败、开放与压抑、新创与沉滞的复调式的精神氛围中，阅读曾婷婷博士的著作《晚明文人日常生活美学观念研究》，会不由自地为之吸引、为之兴奋、为之感慨。

中国美学思想研究是一个成果丰硕、充满挑战的领域，但也是深受西方美学话语风格浸润的。西方的美学体系基本上是依存于哲学殿堂，是哲学体系（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的逻辑派生物。这和中国美学的秉性品格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美学的生命诞生于历史上中国人的道德生活和艺术生活，而这两者又天然地寄存在生趣盎然的日常生活当中。西方美学崇尚体系化建构，因此，美学范畴是结成美学体系的纲领网节。研究美学史，必是以范畴梳理讨论为要务。而曾婷婷在这本著作中所采取的方法，则是观念史的研究。她不是从范畴的语义层面，而是从生动活现的审美经验层面来提炼和辨析一个时代的美学观念。

美学观念的研究，广义上说也是思想史的一种类型。豪舍尔在给伯林的《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所作的序言中对观念史作这样的概括：“观念史力求找出（当然不限于此）一种文明或文化在漫长的精神变迁中某些中心概念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再现在某个既定时代和文化中人们对自身及其活动的看法”；“它强调各种观念和情感、思想和实践行为、哲学、政治、艺术和文学的互通性”，“它的研究焦点，是某个文化或时代特有的那些无所不在、占支配地位的形成性观念及范畴”。由是可见，观念史的研究和范畴史的研究各有其不同的侧重。范畴史研究，比较注重理论性或专业性的文本，并以理论概念的词语作为分析基元；而观念史研究则要以更加广泛的材料作为支撑，场景、物件、形象、概念、抒情、事件、行为都可能成为观念分析的基元。这对于研究者来说是相当有挑战性的。什么材料才可以作为适当的观念史材料？对这些材料的梳理和阐释如何聚焦于核心的或居于支配地位的观念？或者说，如何从分散的材料当中提炼出一个时代的核心观念？这是对研究者的文献功夫、洞察力和理论概括力的考验。

曾婷婷的这部著作，给她自己提出了挑战。她选择了晚明这个人心浮动的特定的时代，选择了一批政治失意而放浪形骸的才子文人的日常生活，选择了内容驳杂风格各异的小品文作为基本文本，试图从中把握从日常生活行为到精神生活的一以贯之的审美观念。

近百年来关于晚明小品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典文学领域。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晚明小品文一度作为性灵解放先驱的文字得到新式文人们的垂青。鲁迅曾说，“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这话是在民国四十四年那个“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氛围里说的，他从“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看出晚明小品文里的光彩。这种具有强烈的社会改造使命感和抗争意识的评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衡量晚明小品文乃至所有文学价值的主要尺度。当人们逐渐走出那个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的年代，其阅读文学的视角和价值尺度也会有所丰富和调整。晚明小品文所体现的精神生活的复杂性、多面性乃至矛盾性便在研究者的视野中呈现出来。

晚明美学是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一个奇葩，她不仅在面貌和本质上区别于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主流文化，而且也有别于以道家思想为依归的审美精神。就前者而言可一目了然，而对于后者则尚需辨析。晚明美学的世俗性、物质性、身体性、感官化、娱乐化、都市化，是区别于以往美学观念的重要特征，由此也深刻影响到明清小说、戏剧和工艺创造的辉煌成就，开启近代艺术和思想解放的先河。小品文的品类虽小，其所折射的思想流变的取向却耐人寻味。回到我们今天的矛盾交织的时代，重新阅读晚明小品文，透过张岱、袁中道们的充满性灵和梦呓的文字，去体会繁华旧梦的日常生活，也犹如通过历史透镜折射出中国人的审美兴味和精致理趣。

曾婷婷在晚明小品文中提炼概括出来的“欲”“闲”“癖”“奇”“生”等五大美学观念，既是对晚明文人群体的社会生存方式和思想类型的全面解读，更是对晚明美学独创性价值的深入发掘。她以五大观念为框架勾连起丰富的文本资料，旁征博引，读来并无隔涩胶柱之感，倒是觉得立论坚实可靠，有血有肉。

给我最多启示的，是这项研究通过中国美学的经验向西方美学的一些既定法则提出的补充和挑战。例如，“欲”可以成为一个美学观念吗？柏拉图主义界定了审美观照的反欲望模式，灵肉二元论的观念，一直贯穿在西方美学的传统中，直到现代主义出现，西方美学才正视由欲望和身体所唤起的审美经验。曾婷婷在晚明小品文里面发掘出“欲”的内在审美价值，她认为，晚明文人日常生活之“欲”是建立在生命快感基础之上的，但又不仅仅满足于感官享乐，而是通往审美。晚明对欲望的重估包涵着对人生价值的重新思考。在任情放诞的背后，是晚明文人的精神挣扎与自我意识的觉醒。在欲望和审美之间，身体是中介。晚明小品文所展示的对身体感官经验的迷恋是对于宋明理学道统的反叛，通过珍重人的自然本能，凸现人的生命价值，将“体舒神怡”合并为一个完整的审美体验，将感性欲望作审美提升。

曾婷婷对于晚明小品文中记载的文人“癖好”的美学讨论也很有新意。她指出：在西方，审美是智慧，是超越，而“癖”作为一种非理性的情感投入与耽溺，在西方美学史上是没有地位与价值的，通常被视作生理或心理的“畸变”；即使其中包含有审美成分，也是一种病态的审美。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对“癖”的宽容，是出于对生命的深刻体验与理解。而到了晚明，追求“癖”的多样性、丰富性、独特性，竟成为风标时尚。这里面有社会政治和理学道德观念压抑的原因，但主要的却是由于晚明物质文化和都市生活的条件催生了新的“物-我”关系。“癖”之所以可以作为新的美学观念，指涉的正是物与我之间的关系。“癖”的主体是否发自天性，悟自本心，真正与物相投契、相感发，也是“癖”能否成为审美活动的重要指标。她写道：“晚明文人对物质世界的深入了解，不仅在于回到大量的文献中去搜寻前人对名物世界的观察与领悟，依‘细究物名’‘了解物性’‘辨明物用’等几个角度，建立起一个纸上认知的名物世界，还经由自己的亲身体验与实践，建立起独特的美感经验，以获得对物质世界细腻的辨知与领悟。”“‘癖’一方面反映出一种反抗社会世俗价值的意图，另一方面则显示一种以‘癖’来寄托、承载生命价值、意义，透过‘癖’让生命超拔于世俗世界之上，以‘癖’来创构一个理想世界，进入新的人生境界。有所癖好者，对物的全情投入，正是离弃世俗世界，进入特殊生命理想境界的入口。”这样的阐释有深刻的见地，可以说在中国美学观念史研究方面是一个有示范意义的尝试。

晚明美学的当代意义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历史的发展有时候会呈现出表象上的类似性。从曾婷婷的著作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中国美学注重经验鉴赏达到了极为精致的程度，这和某种粗鄙化的世俗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比。日常生活美学，绝不等于审美经验的尚丑或粗鄙化，即便是后现代西方美学的理论范式已经宣告审美价值的终结，中国美学的深厚传统和人文底蕴仍将焕发她的魅力来继续滋养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将其从物质功利主义和感官消费主义的洪流中带入审美绿洲，并终将改变其日常生活哲学。

【第16版：书评周刊·文史】文化学视野里的上古弃逐文学

Fri, 02 Feb 2018 15:02:29 +0800

《弃逐与回归：上古弃逐文学的文化学考察》，尚永亮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0月第一版，48.00元

如果怀抱生命的真诚，却无辜被抛入茫茫黑夜，你是否还有勇气继续希望的追寻？那被怨慕煎熬的孤独魂灵，飘荡在死寂的荒野里，什么才是它最终的结局？或许，尚永亮先生的新著《弃逐与回归——上古弃逐文学的文化学考察》能给我们新的启示。

尚先生研究贬谪文学有年，硕果等身。如果说他此前的《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等著述已深刻透视了唐五代时期的贬谪现象及其文化内蕴，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那么这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新著则将笔触延至上古，以沿波讨源的方式来解决“为什么”“怎样发生”等问题，并借助文化学的宏阔视角，明晰钩沉出弃逐文学的早期样态及其向后世贬谪文学的流变。

新著首章即开门见山，以东西方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型弃子故事介绍其基本特质：主人公生即被弃，因得救助而英雄归来的经历，已呈现了弃逐文学的基本框架“弃逐——救助——回归”；其中承载的必经磨难方能成长的命运认知，及蕴含的生命哀乐体验，正是其特有的文化原型。但文化考察的深度，更体现在历史取代神话以后。从次章直至文末，由若干政治斗争、宫闱阴谋、孝子血溅、弃妇悲啼、逐臣呼号等交织起的历史个案，就像一台晦涩难解的史诗大戏，令考察难度陡升。但新著却能从纷乱表象中抽绎头绪，抓住其背后贯穿始终的“阴阳”文化和日益严重的“家天下”伦理政治境域，剥析出“弃妇——弃子——逐臣”及相应的“夫——父——君”异体同构，在两者明显的强弱之势中，解读出妇、子、臣既因现实被弃而“怨”，又因内心对夫、父、君的依附而“慕”，从而形成极具古代中国文化特色的“怨慕”心理，以及该心理的实质是弃逐与回归这对难以调和的矛盾。此一结论的得出，无疑让所有晦涩都消解为明朗。在弃逐向贬谪流变中愈发明显的“弃逐——回归”叙事框架、“发愤以抒情”书写模式、讽刺进谗者与信谗者的表现方式，以及在贬谪文学中发展得更为完备的执着意识和超越意识，等等，各种文学本位要义的由来，都在这里找到了答案。而在此演绎推理过程中，新著本身也呈现出不少值得关注的特征。

一、多维度文化视野中的文学流变

以文化视角考察文学流变，需充分关注介入流变的各种文化元素之于文学的影响，具相当难度。新著却以多维视角解决了此一难题。通览全书可知，神话、伦理、文献、政治、心理、历史等视角遍布各处，其间虽有主次之分，但又相互关联，彼此渗透。如第三章重点从伦理学视角考察忠孝型弃子，但借助实证手法对骊姬之乱的考辩还原却相当精彩；第五章以政治历史视角考察楚汉文学主题之嬗变，却不乏心理学、美学视角的介入。其呈现的，实际是以多维交叉之互文方式驾驭复杂文学现象的宏观特征。

这里有横向的考察，亦有纵向的掘进。从全书探讨的主要对象看，以后稷为代表的神话传说型弃子、以申后宜臼母子与申生重耳为代表的“家天下”型弃妇弃子兼逐臣，以屈原贾谊为代表的已渐具中古政治色彩的楚汉逐臣等，在时序上呈现出清晰递进的特征，从中可见由弃子弃妇演变为逐臣、由家庭遗弃发展为政治贬谪的演进脉络，以及伴随新文化元素而生成的文学特点。以《诗经》弃妇逐臣诗与屈原楚辞间的流变钩沉为例：弃妇诗中隐藏着“家天下”文化中上行下效的堕落，当第三者基于私利介入时，弃妇对“妻道”的坚守远不敌夫婿的好色薄情，故诗歌具有明显的哀怨叙说特征。与之相类，《诗经》逐臣诗因臣子无辜遭谗而见放，在文学上呈现出怨慕交织、刺谗、借美物自喻和即景抒怨的比兴特征。在春秋用诗场合，弃妇诗的伦理内蕴被引申至政治、道德领域，文学指称渐向君臣过渡，由此导致弃妇诗与逐臣诗的交合；而当这些文化元素和文学特征叠加上屈原独特的生命际遇，男女与君臣的对应遂被定格且发展为更具系统性的象喻范式，并形成“朗丽哀志”“惊采绝艳”的骚体诗风。如此看来，视角多维，而注重交融；以横向为主，又寓纵于横，是新著用以考察上古弃逐文学的利器，也由此赋予全书不同于众的特点。

二、注重个案剖析，立论都自文献爬梳检讨中来

历史个案凝聚着丰富的文化元素，对之深入索解，可以从中发现极具价值的编码信息。虞舜的屡遭迫害，褒姒的以色邀宠，骊姬的祸乱晋国，虽为人耳熟能详，却鲜见从弃逐文化角度深究者。新著别辟蹊径，聚焦于此，条分缕析，层进层深，特别重视故事内在的结构特征和施动者、受动者、救助者的角色定位，从中发掘出各自的独特内涵及其间的共通规律，这对深化文学的文化考察，具有相当意义。

全书几乎每个观点的确立，都从对个案的剖析和文献爬梳检讨中自然生出，作者宛如立于蝉和螳螂身后的黄雀，时刻关注研究对象的蛛丝马迹和各种异动，既努力发掘新材料，也不断从旧材料中解读出新问题。这样一种立足文献的考论方式，使新著实现了自身与研究对象的高度融合。以考订《小弁》作者为例，新著对史上三种主要观点，即汉赵岐《孟子章句》注“《小弁》，亲之过大者”时确立的“伯奇说”、《毛诗序》的“太子之傅说”、宋朱熹的“太子宜臼说”，一一细加辨析，并广征自宋至清各家说法和大量文献，联系汉人以孝治国背景，发掘前二说立论的思想根源，认为其所以“依违其间，闪烁其词”，关键在于“宜臼的品德是毛、赵二氏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汉人之谬既被揭示，遂联系文本再予考索，一方面为“太子宜臼说”找到充分依据，一方面对今人主张的“弃妇说”深入检讨，指出其致误之因。由此，新著俨然邀约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学术对话，真理在各种声音的碰撞中越辩越明、越辩越信。

三、悲悯的人文情怀与深刻的哲学反思

文学文化学研究的灵魂，恐不单在文艺层面的审美开掘，亦不在对审美背后零碎文化基因的探寻，那望向苍穹的目光，是如此期待一个关于“人”的答案：“人”何以如此？什么才是“人”的终极命运？也许，这才是新著摄人心魄之真正秘门。

除早期神话传说外，几乎在流变的每个阶段，新著都会提醒读者注意“家天下”伦理政治模式。因为正是古老的阳刚阴柔文化支撑着该模式，确立了君、父、夫在国在家的绝对权威，勾勒了一幅由君明臣忠、父慈子孝、夫信妻贞组建的“完满幸福、颇具吸引力的家国关系图卷”。然而，弃逐案例分析中呈现的却是别样情形：在申后、宜臼与申生、重耳两个事件中，褒姒和骊姬都是因美貌而获君主专宠，施其进谗伎俩的；而《诗经》弃妇诗中“夫”的“二三其德”，也与卫君淫乱导致的“国俗伤败”风气相关。至于申生之死，不仅来自骊姬的谗毁，也不无晋献公与骊姬合谋的助力。当权力享有者的私欲凌驾于伦理和道德，接二连三的弃逐事件便无可避免地发生了。由此推进一步，在那些“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弃子、弃妇、逐臣的内心深处，除了悲怨，还存在一种极为浓郁的回归情结。这既是归属感的需求，也是长期处于“家天下”文化传统中，一再压抑自我人格，将恭谨、服从内化为自我心性的结果。换言之，即便强权者的私欲让他们遭到巨大伤害，他们仍对其怀有忠慕；即便现实已残酷揭示出“家天下”的虚妄，他们仍在内心依恋它。甚至那些钻营谋私的进谗者，也内含某种悲剧性的因素：“褒姒、骊姬之流在品尝到因一己之私破坏宗法继承制所带来的短暂喜悦之后，紧接着面对的，便是此一破坏导致的毁灭性的苦果：朝纲混乱、民怨沸腾、诸侯离心、四邻交攻。”由此，“家天下”被真实还原为由君、父、夫之可恶、被弃者之可悲、进谗者之可怜组成的连环格局，当该格局终结于被弃者以死明志，而进谗者与信谗者也在西周之亡、晋国之乱、郢都之破等类似事件中覆灭时，不仅历史的虚妄与荒谬得到有力揭示，更重要的，是隐身于人性深处之恶亦被曝光，从而充分表达出对私欲肆意凌虐道德，终将所有人都送入毁灭的悲悯。当弃逐文学作为该文化的产物在古代史中持续出现时，这份悲悯亦因其穿越时空的广度与深度而具有哲学反思的意义。《易》中已倡“有孚”，然而历史却一再上演正道直行的艰难。也许，在“观念与生命、理性与感性、超我与本我”之间进行永恒斗争，正是人类注定的命运。任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人类永远不会停止对生命真谛的探寻。如果说弃逐代表生命必然的考验，那么回归，正是人类的终极选择。

【第16版：书评周刊·成长】刘兴诗爷爷这样讲中国的“地球故事” 本版推荐

Fri, 26 Jan 2018 15:03:49 +0800

“刘兴诗爷爷讲地球”是海燕出版社推出的原创科普少儿读物，全书共5册，分别为《地球的故事》《山野的故事》《水的故事》《矿物、岩石、土壤的故事》和《古生物的故事》。

刘兴诗先生为我国知名地理学家，是成都理工大学地质学教授，多年从事地理地质学研究；同时，他也是闻名遐迩的科普、儿童文学作家，被誉为“中国科幻文学”的鼻祖之一，著作等身，出版作品达200多部，所著作品曾获全国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多种国家级奖项，可谓卓然大家。

虽说今年已经86岁高龄，刘兴诗依然保持了勤奋、执着的工作态度，笔耕不辍，为少年儿童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精品力作。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地理学家，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满怀爱国激情和报国情怀，数十年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名山大川，开展艰苦卓绝的地质勘测工作。期间风餐露宿、困难重重、饥寒交迫，但他和队友们以奋进高昂的精神面对艰难，考察中多次历险，在山洞、荒山、险滩、戈壁绝处逢生。

作者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深深地眷恋着大自然的美好，用丰富多彩的科考经历讲述动听的中国故事。

“刘兴诗爷爷讲地球”以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活泼生动的叙述方式向儿童读者介绍了关于地球的科普知识，是作者在多年科普创作基础上的扛鼎之作。每本书分为40~50个专题，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地球、水、岩石、山野、古生物等方面的科学知识，既有对科学规律的宏观勾勒，也有远古传说的纵横介绍，还有对地理、地质知识的精细解读，加上惟妙惟肖、颇富传奇色彩的故事讲述，以及作者真情实感的表露和抒发，可以说，本书是科学知识与文学作品的极佳结合。

书中内容多是一手地质科考材料和亲身经历，不是简单的纸面知识的搬运和粘贴，很多考察场景都有明确的发生时间、地点及事件经过，不同于市面上一般常见的科普读物，具有很强的现场感和史料感。

另外，本书结合内容配有近600幅精美彩色地理景观图片，加上作者亲笔手绘的多幅地质考察素描图，图文相得益彰，带来赏心悦目的阅读体验。

《刘兴诗爷爷讲地球》系列，刘兴诗/著，海燕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39.50元/册

【第16版：书评周刊·成长】快乐的大森林

Fri, 26 Jan 2018 15:03:47 +0800

《快乐的大森林》，唐安兴/著，薛广民/绘，团结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38.00元/册

这是一套颇为有趣且寓含诸多科学知识和生活常识的系列童话。

作者唐安兴以其丰沛的想象力和饱凝爱心的笔触，为我们植种出一片快乐的大森林。

在这片大森林中，生活着各具性格各有特点的小动物们：聪明活泼且有点淘气的小兔灰灰和他天真可爱并对其有点崇拜的妹妹跳跳，以及他们的伙伴朋友，有点胆小有点小气的小松鼠球球，有点憨憨的呆萌的小熊萌萌，顽皮机灵的小猴皮皮，温和善良的小鹿点点，聪明爱美的小狐狸聪聪，百事通晓的森林医生猫头鹰大叔，还有瘦高瘦高的热心肠的农牧场主罗大里先生及热情勇敢颇有绅士风度的牧羊犬欢欢。这是一个快乐的大家庭。

在他们之间，发生着各种奇妙的有趣的、每每出乎意料的故事。有的令人忍俊不禁，如《水怪哔啊噗》。有的让人一场虚惊，如《长鼻怪和胆小鬼》。有的则情感脉脉暖如春日，如《彩色的树叶群》。而《戴耳套的小兔》则亲情娓娓，令人回味。

通篇谈来，给人一种童趣盈盈、想象迢迢、耐嚼耐品的感受。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将科学知识、生活常识与故事的发生发展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不仅没有硬锲强塞的夹生之感，反而更为作品添色加彩，增强了作品的价值和容量。

钱锺书先生曾有广为人知的名言：假如你吃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又何必认识那个下蛋的鸡呢。

钱先生是以此婉拒登门者，诙谐而得体。但通过对作者的认知了解可以更好地理解作品。这与通过作品而认知作者，是一条双向的通道，可以互为补益。

与作者唐安兴相识相处多年，于其人其作有所了解。唐安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并且有着较为丰富的一线教育的实践经验和心得。后自主创业，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共同创办师恩教育公司，其主打产品“趣味科学DIY”已成品牌，很有一定市场影响美誉度，甚得众多幼儿园及高端培训机构的认可。后又创办知道乐教育公司，同时其还着力用心于儿童文学创作，现系北京作家协会会员。

曾在与唐探讨分析其发展前景时坦率而言：儿童文学创作方面，大家林林，幼儿教育领域名家济济，幼儿科普产品市场，更是能人拥拥。单说哪一方面，若想建树有成，均可谓路远峰高，但能持三方面之长，聚而合之者，成优势为特色，恐怕就稀而可待了。唐亦以为然并实之践之。牛刀小试，遂有此书。更有别具特色的配有玩教具产品的科学系列童话将随后陆续推出。

作为钟情于幼儿科学知识的普及推广，痴迷于幼儿教育科学产品的研发，同时笔耕不辍于儿童文学领域的一位有心人，我相信其会有更多的潜力和更广深的拓展空间。

【第16版：书评周刊·成长】徐玲和她的亲情系列写作

Fri, 26 Jan 2018 15:03:46 +0800

《给你我的所有》，徐玲/著，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2016年4月第一版，22.00元

徐玲

不可思议的巨大起伏形成的猛烈撞击，让读者在急切的追寻中全身心沉入徐玲用文字导演的亲情大戏里。

捧读《给你我的所有》，阅读时那份激荡心底的力量，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

苏烨星和余煜辰，两个毫不相干的女孩，因为家庭重组成为了一对姐妹。姐姐上初二，妹妹上小学五年级，两人性格有着天壤之别，姐姐像一朵优雅馥郁的玫瑰，妹妹却像长满刺的仙人掌。妹妹总想霸占姐姐的一切，就连姐姐刚收到亲爸爸寄来的生日礼物都不放过。妹妹还不时制造恶作剧，挑战姐姐的忍耐底线。对于妹妹的任性和自私，姐姐开始选择包容，当姐姐最终无法忍受而爆发时，却从妈妈口中得知了一个有关妹妹的秘密，妹妹是个可怜的女孩，她妈妈生她的那天难产而死，她没有喝过一口奶，没有享受过一次妈妈的吻。面对灾难深重的妹妹，姐姐开始忘我地呵护和疼爱妹妹，可妹妹不但不领情，还变本加厉地对待姐姐，不仅在过年之前把姐姐赶出家门，还成功策划了爸爸妈妈的离婚。上善若水，真爱无我。书中的妈妈、爸爸、外公等每一个人都像姐姐一样非常善良，惟有妹妹总也不愿进入大家努力营造的爱的港湾。

书中情节安排处处出人意料，如书中的爸爸是特别重要的角色，是两个重组家庭的核心，是妹妹和姐姐发生冲突时最好的缓冲，但就是这样无比重要、无可替代的角色，却在妹妹和姐姐的相处达到水火不容的境地时突然撒手离去。断崖式的情节设置，让读者阅读时产生的种种预测顷刻间化作一片空白。生活总在不经意间给人制造出无法预知的痛苦或惊喜，正是这种不可思议的巨大起伏形成的猛烈撞击，让读者在急切的追寻中全身心沉入徐玲用文字导演的亲情大戏里，并自觉完成一次心灵洗礼。

综观“我的爱”系列，每一部都和《给你我的所有》一样别出心裁，让人难以忘怀。在第一部《我会好好爱你》中，小熊为了让爸爸妈妈和好，想尽办法，不时给爸爸打电话、发邮件、QQ留言。在寒假里，小熊瞒着妈妈，独自一人坐火车到千里之外的长春去找爸爸。事实是在小熊还没有迈进少年的门槛时，爸爸就已离开了人世，为了保护小熊的成长，妈妈和家人千方百计、小心翼翼地隐瞒事实的真相，直到小熊跨入12岁，亲人们才告诉了有关爸爸的事情。在第二部《我和老爸的战争》中，两个互不服输的男人，牛牛和父亲赵天平，每时每刻都不忘折磨与争斗，但天生的角色注定他们之间的战争永远无法分出输赢。在第三部《我想和你在一起》中，秦小琲苦苦挖掘的秘密，竟是一个晴天霹雳。不仅妈妈是假的，就连从小生活在一起，一直将自己奉为公主的爸爸也是假的。在第四部《全世界请原谅我》中，妈妈在聪聪最需要关心的时候竟“不负责任”地去出差了，直到聪聪中考结束，看到病床上的妈妈时，才如梦方醒，妈妈并没有出差，而是身体里长了瘤不得不住进医院动了大手术。

现实越是残酷、读者越是不忍直视的时候，徐玲的作品愈加散发出独特的温暖和独到的光亮。作品中善良的姐姐在身患重病时，依然想着妹妹，并将妹妹不接受她的原因归结到自己身上，“忽然醒悟，‘给你我的所有’不过是一句挂在嘴边的客套话，顶多是一句誓言，我真正给了煜辰什么？我突然出现在她的生命里，迫使她变得警惕，变得焦躁，变得无所适从。从一开始害怕被我分享父爱，害怕我取代她小主人的位置，到失去爸爸后小心地在我面前保持自尊……”作品中善良的妈妈同样如此，面对不知感恩的妹妹，依然义无反顾不知疲倦为妹妹付出一切。

亲情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姐姐和妈妈忘我的爱的暖化下，妹妹冷冷的心开始默默作出回应。她用一幅幅画记录下了一家人曾经的点点滴滴，并在姐姐当初给她的留言纸上写下了自己的心声：“零岁那年，妈妈给了我她的所有，然后走了；去年，爸爸给了我他的所有，然后走了。你给了我你的所有，我希望你永远不要走。苏烨星，亲爱的姐姐，谢谢你对我这么好，谢谢你让我学会爱，从此以后，我会给你我的所有。我们是分不开的星辰，在一起才会熠熠生辉。”

的确，徐玲要与读者分享的不只是浓浓的亲情，还有超越亲情的大爱。付出即是拥有，给予才是幸福。读过《给你我的所有》的读者，会更加珍爱生命里的每一个人。

【第16版：书评周刊·成长】《麦秸垛上的小豆子》：贫瘠童年的“白昼之光”

Fri, 26 Jan 2018 15:03:45 +0800

《麦秸垛上的小豆子》，肖定丽/著，新世纪出版社2017年6月第一版，25.00元

肖定丽

自然的怀抱与人情的润泽里，贫瘠童年也能觅得源源不断的快乐和炽热浓烈的梦想。

一位作家自传式地书写一部基于个人生命经验的童年文学作品，一定需要极大的勇气。她需要解剖自己，需要打捞记忆，需要向读者打开心扉，需要与一切难以释怀或行将释怀的过往发生和解。肖定丽的长篇小说《麦秸垛上的小豆子》，就是这样的一本真诚之书。

《麦秸垛上的小豆子》里还原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豫南农村孩子的童年生活。在贫瘠的豫南平原上，一个家有五姊妹的乡村家庭，父亲蛮横粗暴爱发脾气，母亲软弱但温柔慈爱，而主人公小豆子，自记事起就一直得不到父亲的疼爱，后来因为有了弟弟，才获得了姊妹中唯一的上学名额。在父亲那里难以获得的温暖，是童年难以释怀的怅惘和无奈。不过爱读书的小豆子依然珍惜来之不易的上学机会，背着破裤子缝的书包，枕着书变成的枕头，跌跌撞撞又高高兴兴地圆了自己的读书梦。

小豆子同时也背负了来自生活的重压，忍受着缺穿少吃的困窘。小豆子因为落水丢了镰刀、奋力割草的辛苦无人理会，险些丧命的恐惧无人安慰，最后还被罚没饭吃时，纸间的辛酸也一路弥漫到了读者心里。当小豆子因为玩得太疯而丢了那只大姐从远方寄来的蓝色布鞋时，她的惊惶、难受、害怕都让人感同身受：“我抱着那只天蓝色的鞋子，希望它能变大变大再变大，带我到很远的地方，飞到半空中去，那样，爸就打不到我了。”

天性乐观的小豆子，从未被清苦的生活打倒。在父严母慈的家庭环境下，顽强坚韧的小豆子一直用心感知着这世界的善意和温情，在自然的怀抱与人情的润泽里，觅得了源源不断的快乐和炽热浓烈的梦想。小豆子的童年，同样有来自人间的“白昼之光”：有爱、有趣，还有梦。

爱来自慈爱的母亲和体贴的三姐，来自远游在外的大姐和形影不离的玩伴多多，甚至也来自面目冷峻的父亲。因为母亲的坚持，小豆子如愿上了学，在艰难拮据的家境下也总能得到温柔的疼爱；在生活中处处照顾着小豆子的三姐，在远方如同仙女般为小豆子满足心愿的大姐，都让她感受到姊妹的浓情。好友多多的存在是小豆子童年里的一抹亮色，她们彼此陪伴，又一起成长。

至于父亲，在讲故事时难得的温柔模样，也让小豆子感到了父爱的温暖。作为小豆子原型的作家肖定丽本人，曾在《父亲送给我的世界》一文中如此描摹讲故事时的父亲：“父亲的眼睛里流淌出甜蜜与闪亮，仿佛从秋日收获的田野里带回来的一束光，里面跑着鹌鹑，飞着雀群，蹦着蚂蚱，弥漫着吸满阳光的稻米流动时散发出的香气。”

心中有爱的小豆子无惧清贫、无惧困苦，反倒在广阔的田野大地，在书声琅琅的菁菁校园里，拥有了无边无际的乐趣。像一切自在生长的孩子一样，小豆子爱吃又贪玩，天真又机灵。在《麦秸垛上的小豆子》里，我们常常因为小豆子说出的稚拙之语和所做的有趣之事而忍俊不禁。描摹这童稚童趣的作家，一定有一颗永远不老的童心。

支撑小豆子前行的力量，不仅仅来自爱和生趣，更来自炽烈灼热的梦想。小豆子爱玩，但更爱上学，上了学，又爱上了阅读，迷上了写作。家境贫寒的小豆子常常吃不饱，但“有书不会饿”，有字就要认，常常四处搜罗书籍来读，读到痴迷，读到忘了时间，甚至读得忘了高考！幸而有伯乐陈老师的鼓励，也因为自己心中对文学梦的渴求，小豆子在艰难的环境中始终没有放弃阅读和写作。当文章终于开始发表、稿费陆续到来的时刻，小豆子也终于走上了一条专注写作的道路——成为了“一个给孩子写书的人”。

《麦秸垛上的小豆子》带给读者的，不止是它流丽清新的文本特质，而更在于它朴拙动人的情感内蕴。在一个物质贫瘠的年代和地域，不少作家笔下的童年，满是艰涩和伤感。而肖定丽“举重若轻”，着意于书写童年贫寒生活中的温暖片段，这源于作家本人对于真、善、美的不倦追求。

【第16版：书评周刊·成长】解读《布罗镇的邮递员》：童话的温情会牵制文本的深度吗

Fri, 26 Jan 2018 15:03:44 +0800

《布罗镇的邮递员》，郭姜燕/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6年版，18.00元

郭姜燕

童话的温情常会牵制文本的深度，但是人类若没有“希望”可以寄托，更难在充斥“工具理性”的当下获得生命的观照和情感的滋养。

郭姜燕的《布罗镇的邮递员》出版后，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屡获殊荣，绝非偶然。在一个三面环山、北面是茂密森林的“布罗镇”，邮递员阿洛独自前往人类不敢涉足的黑森林，开启了一段时空里的奇遇。少年的归去来、文化意蕴的时间、诗性隐喻的空间，让这个流畅、温暖的童话不时闪烁着对生命和自然的哲思。可以说这个人物和故事的出现，赋予儿童找回人类生命家园的力量，展现了中国原创童话的文化自信。

少年阿洛的形象，萌发于现实，诞生于想象，丰满于文学。他没有哈利·波特的荣耀疤痕和传奇身份，没有《魔戒》中弗罗多的天赋使命。无父无母、瘦弱矮小的阿洛是小镇里最不起眼的少年，他走进黑森林送信，结识了许多神奇的动植物，化解了人类和森林动植物多年的仇怨，修复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可依傍的唯有善良、真诚和热情。少年自由穿梭于小镇与森林，遇见能够计算时间的松鼠、爱讲故事的獾、吹笛子的人、瘸腿雪狐、精于刺绣的刺猬、魔法师老鼠、神秘的小绿蛇、吃字的怪物、小树精；又能在小镇中安抚镇长的驴子，令图尔、老孟等从事屠宰行业的人放下屠刀……所有的故事情节既是天马行空的，又充满了某种可辨识的社会现实。

例如精于刺绣的“云裳”秀坊坊主，靠手艺挣钱，又怕别人偷学技艺，总是背着别人没日没夜地赶工期。但他始终绣不出“最真诚的微笑”，竟变成了一只刺猬。这显然是一个关于金钱社会里“人的异化”的隐喻，然而刺猬比《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利幸运的是，他无需蜗居在斗室中饱受家人的歧视和虐待，森林收留了他，让他在无欲无求的放逐中找回了自我；甚至只要在三年内得到“一个人类最真诚的拥抱”就可以变回人类。童话的温情常会牵制文本的深度，但是人类若没有“希望”可以寄托，更难在充斥“工具理性”的当下获得生命的观照和情感的滋养。少年阿洛不再是传统童话意义上的拯救者、历史关键人物，他给刺猬的最真诚的拥抱已经超过了三年时效，他甚至不是托尔金所归纳的童话的要义在于“关注愿望的满足性”，阿洛既没有能够让失去青春容颜的采弥返老还童，没有让巨人麦加加摆脱老鼠的躯壳，也没有能让瘸腿雪狐找到自己的母亲……他是这个亦真亦幻的世界里诚朴的邮递员，传递问候与和解，分享温度和信心。

很多故事都掩埋在时间深处，在充满文化意蕴的追溯、遥望中，通过经历者的回忆、在场者的选择、见证者的反思，形成视角的相异、交叉和碰撞，生成文本的丰富性，也使作品产生了神秘性和趣味性的阅读效果。这种叙事策略既是对布罗镇和森林的过去、当下和未来的重新认识与积极介入，也是少年自我的一次次心灵洗礼。阿洛第一次走进森林是为钟表匠特洛送信给松鼠，这封信顺利送达，这是给松鼠写了半辈子忏悔信的特洛始料不及的，由此揭开了人类背弃与动物的友谊、偷走“时间”计算方式的黑暗“历史”。这个叙事起点留下了探索时间深处缝隙、实践当下以期改变未来的可能。故事中很多章节既独立并联，又借阿洛的积极介入而彼此勾连。来自遥远城堡的宫廷乐师，沉湎于过去的痛苦，徘徊在小镇与森林之间。阿洛持之以恒的问候让他有了回归故土的勇气，有了吹奏出舒缓愉悦笛音的能力。而他的笛音又唤醒了黑暗森林的鸟鸣。这个环环相扣的情节抚慰了时光里的缺憾和伤痛，给了阿洛救赎过去、改变当下、创造未来的信心和期许。

“布罗镇”和“森林”是一个充满诗性隐喻的空间。人类对森林的过度砍伐，对动物的乱捕滥杀，使得二者相互仇恨，老死不相往来。现代文明所许诺的美好生活并没有使双方和谐相处，恰恰相反，人类不断地捕杀会唱歌的鸟儿，习惯了没有鸟鸣的生活；而森林也变得愈加死寂黑暗，所有的动物都在昏睡，拒绝甚至围攻人类对它的涉足。这一剑拔弩张的对立空间里，携带武器擅自闯入的屠夫图尔、图格父子，要么困于深山，要么头破血流。唯有毫无设防、坦荡荡的少年信使阿洛，穿梭在二元对立的危险空间里，并以一腔赤诚渐渐打开了僵局。布罗镇有钟表匠、菜农、屠夫、铁匠、“朱记”烧饼铺、养兔子专业户老孟等，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小镇。这其中最具讽刺幽默感的是镇长和他的驴子，从镇长的权利傲慢里折射出小镇的混沌、无序。小镇连医生也逐渐走光，更显颓败。如果再没有一股新生力量注入，布罗镇的生态与人心都将会更加的荒漠化。事实上，拯救小镇的力量源泉恰恰是其仇视的森林：散发异香的花树治好了采弥的病痛，隐匿于森林的大船最终拯救了洪灾中的小镇居民和森林动物。通过这个“诺亚方舟”式的结局，布罗镇和森林的恩怨在这场劫难中化解了。

阿洛的信使身份赋予了儿童改变历史现状的巨大信心，但是对这一可能性的书写，郭姜燕是非常节制的，平凡少年阿洛对小镇和森林的探索，既是积极主动的，又是谦卑友善的。童年生命状态与自然生态意识，融洽地奔驰在郭姜燕的写作里。布罗镇和森林，从彼此对立，到相互接纳之间构成的张力、缝隙和弥合，使这个童话文本具有较强可读性的同时又达到了的一定的高度和深度。尽管少年阿洛的信使之旅不乏有“集体期待”的被裹挟意味，各司其职的人物形象、充满必然性的情节设计，难脱童话创作“类型化”的窠臼。但是平凡少年阿洛找回了人类失落的生命家园，不仅关于想象力、童话品质，更是一种比一般环保或生态意识更为深刻的“命运共同体”的理解。

【第15版：文化周刊】一个去“蔽”存正的艺术典范

Fri, 02 Feb 2018 15:02:27 +0800

《邹忌讽齐王纳谏》是我国古代的有名篇章，它出自《战国策》中的“齐策”。由于其写人记事，手法高明，说理言事，取譬确当，富有逻辑力量，长期以来，一直为人们瞩目。今天我们见到的多个古典文学选本，此篇大都入选；我国清代的著名选本《古文观止》，它也名列其间。《古文观止》的编者，不仅在文章间指示其表现手法，结尾处，还用了这样一段文字夸赞此文：“邹忌将己之美，徐公之美，细细详堪，正欲与此参出微理。千古臣谄君蔽，兴亡关头，从闺房小语破之，快哉。”

古人的评价，我们可以参考。可用今天的眼光看，这篇数千年前的篇章，到底有哪些高明之处，有哪些文章之美？它包含了怎样的服人的情理，以及它还能给我们哪些有价值的启示呢？我们不妨做一点探析。

《邹忌讽齐王纳谏》首先给人的印象，是人物之正，人物之美。这“正”，是由“美”引起的。文章开笔，便写到邹忌之美：“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貌美，就难免有些自爱；自爱，又有些不大自信，所以就有了与妻妾及友人的谈论：“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这一节，一般看去，应该是邹忌越来越自信的过程。因为无论妻、妾、客人，都异口同声。从叠加效应和一般推论，似乎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己比徐公美。可从后面文章看，还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邹忌愈来愈疑惑的过程。否则他可以十分满足，沉浸在自己比徐公美的结论之中。

故此，他在第二天见到徐公后，就有了撇开他人结论的自我审度：“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表面的审度之后，在一些人，会产生一些负面情绪，或嫉恨徐公，或埋怨妻、妾、客人。邹忌不这样，他由此开始了究诘地思考，并得出自我的理解和判断：“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读到这里，笔者觉得邹忌是一个总能站在他人立场思想的人，不偏颇，不迁怒，从这个角度看，由品貌到品格，他是一个很“美”很“正”的人。

邹忌之外，此时的齐威王也是一个能够听取意见，有错必纠，闻过则喜的有威权的“正”人。下面的文字可以证明。邹忌在想通这些问题后，立即想到了自己的国度，想到了大王：“于是入朝见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尽管邹忌官尊为齐相，可在威王面前说这一番话，说“王之蔽甚矣”（你被蒙蔽得太深了），即使今天看，还是含有指责的意味，说起是很冒昧的。

可齐威王并不见怪。“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所以说威王“正”，是他不仅能接纳邹忌的看法，还能采取方法解决受人蒙蔽的问题。“当面”“上书谏”“谤讥于市朝”的声音，许多肯定绝不好听，可威王不仅听进去了，还采取了有力的解决措施。因此，这些批评声，便由当初的“门庭若市”到“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再到一年后“虽欲言，无可进者。”

听到、听取了大家的“谏言”，解决了国度出现的问题，齐国因此而变得强大：“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看看，由于内政修明，国家强盛了；通过朝廷的善政，国内得以治理，就可以将外部势力折服，“此所谓战胜于朝廷。”这该是多么令人感慨的结果呵！

笔者在此格外强调一个“正”字，是觉得我们几千年前的祖先，是那么善于从“正”的方面去思考和理解问题，理解人。邹忌虽然听到了一些“假话”，可他能从实际出发，明晓自己的身份、权力可能带来的使人偏爱、畏、有所求的不良结果，而不是把责任简单推给他人，去责难他人，以维护自己的所谓颜面。这一点，齐威王也做得很好。当他听到邹忌说自己被“蔽之甚矣”的逆耳之言，并没有首先觉着自己的权威受到攻击和威胁，对邹忌不满而排斥，而是觉着这些话从大局出发，有道理，首先肯定其为“善”，继而颁下鼓励人们为国家考虑之“令”，让大家充分提意见、建议，使自己可以从中找到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在实际中去加以解决。人们关心这个国家，大大强过几个大臣和自己的局限。这样的胸怀和大局观，从好的、善的方面去思考和理解他人，笔者以为就可以称之为“正”。

《邹忌讽齐王纳谏》一文，十分善于写人。譬如比邹忌更“美”的徐公，在文章中一直没有正面出现，也没有对他的“美”详加描述。可在邹忌之美的映衬下，他的“美”便足够令人想象了。这等侧写手法，在今天看仍相当高明。该篇在融理于事方面，也十分突出。它从邹忌谈美、论美、比美这些似乎十分具体，又非常个人化的事情说起，居然得出了受“蔽”可能导致国家不稳不盛的大道理来。这篇短文还为后世留下了一个有名的成语：“门庭若市”，形容求谏令下之初，来进言者熙熙攘攘，如同市集般的情形。此外，这篇文章受到人们长期瞩目，笔者以为还与其中的逻辑力量有关。譬如邹忌感知自己听到假话时，对妻妾客人的心理推衍是十分确切的；随即，他用类比推理的方法，得出齐威王也“蔽甚矣”的结论。这里运用的推理方法，环环相扣，形成合乎情理、难能动摇的逻辑线索，让人们赏读文字之美的同时，感受到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这应该是此文流传千古的内在骨骼支撑吧。

【第15版：文化周刊】漫说“镜”界

Fri, 02 Feb 2018 15:02:25 +0800

唐代铜镜

十八岁那年，我获得一枚铜镜。那是在参加集体劳动中，无意间挖开了一座古墓。墓呈L状，有耳室，砖砌护，但尸骨未存。耳室里有两只彩色陶罐装满了“开元通宝”铜钱，在一只罐上，盖着这枚铜镜。罐旋即被打碎，钱被哄抢了，镜在我手中。说不清什么原因，我以前从未听说过和见过铜镜，但我一看见它，就立刻喊到：“铜镜！”

这铜镜精美极了！直径足有20厘米，镜的背面，泛着银光，两只扬翅起舞的凤鸟，栩栩如生；镜面像是有一层亮亮的黑漆，隐约能映出人影，和墓中的红绿色铜钱相比，几乎没有任何锈迹。我知道这是件文物，把玩几天后，便把它交给了铺镇文化站的赵站长。日后，赵站长把它上交给了汉中博物馆。许多年过去了，我在策划拍摄大型历史专题片《栈道》时，不经意地向汉台博物馆馆长郭荣章先生说起这件事，方知这枚铜镜已被省文物馆作为一级文物调往省上。郭老先生不知我何意，曾托人向我打听：“是不是黄部长想要上缴文物奖励？按国家规定，只能奖励30元钱。”我哑然失笑，但从此便开始关注研究和搜集铜镜了。

而今，镜子是再寻常不过的日用品了。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镜子除照面整容外，还象征着财富、尊贵、爱情、避邪甚至有着某种超自然力的诡谲。

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镜出现之前，人们肯定是在清澈平静的水面上看到自己的衣冠容貌而认识自己的。由此启发，古人便以盆盛水照面整容。盆分贫富，显贵人家用青铜盆，寻常百姓用陶盆，但都是盆，又都用于鉴容，于是把这种照镜子的方法称为“监”。这是一个象形文字，在古篆中，上为两只大眼，下为一器皿，作俯视状，生动传神。再以后，打磨光亮的铜器照人效果更好，于是铜镜便诞生了，这时的两只大眼下面的器皿变成了“金”字，“监”成为“鉴”。这便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鉴别、借鉴词汇的最初成因，它们原始的含义是照镜子。

镜子一直是爱情的象征。截止当今，男婚女嫁，镜子也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新娘的嫁妆，娘家人可以陪嫁汽车洋房、万贯家财，但绝不能少一面圆圆的镜子，而且要贴上一个红红的喜字，尽管镜子并不值钱，但这是一种仪式，一种传统，代表圆满，代表今后过日子，更代表夫妻的恩爱。那句脍炙人口的成语“破镜重圆”不是讲述一个凄婉、忠贞的爱情故事么？经常出现在恋人口中或赞美爱情的歌曲中的“长相思，毋相忘”不是最早出现在汉代铜镜的铭文上么？说到铜镜上的爱情，不能不说唐朝，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开放的、诗歌的、无以伦比的时代。我最初上交给博物馆的那枚铜镜，就是唐代象征着比翼双飞、忠贞不逾爱情的“鸾鸟”镜，也只有唐朝，才能铸造出这样热烈奔放、精美绝伦的铜镜！不仅如此，唐镜铭文上所表达出的爱情诗歌，也正是这个开放、大气朝代的写照：

当眉写翠，对脸传红绮窗绣晃，俱含影中

又如：

兰闺腕腕，宝镜团团；曾双比目，径舞孤鸾；光流粉黛，彩散罗纨；可怜无尽，娇羞自看。

这铸造在铜镜上的诗，分明是一封情书。可以想象，这些传情的诗句，很可能就是那些娇美的怀春少女所写，交与工匠铸造，然后怀着一颗娇羞期盼的心情，通过类似红娘那样的伶俐丫环，送给自己中意郞君的。

再如：

冬朝日照梁，含怨下前床。惟寒以叶带，镜转菱花光。会是无人觉，何用早红妆。

这也一定是一位闺中少妇对自己或为官、或为商、或浪迹天涯、或移情别恋的丈夫发出的哀怨之叹，然后用铜汁浇铸出凝结着自己凄楚、孤独、痴情的铜镜，并传递至今。

这些对爱情的表达方式，出现在精神开放的唐朝！

铜镜是强盛、尊贵的象征。从黄帝亲自制作轩辕镜开始（现代考古说齐家文化已有铜镜的雏形），到玻璃镜广泛使用为止，铜镜几乎涵盖了中国的全部历史，但只有汉镜和唐镜，犹如花中牡丹，雍容华贵，无论造型、题材、纹饰和铸造工艺，都达到我国古代铜镜的巅峰。以后的朝代，尽管也不乏精品，但总体上江流日落，每况愈下。铜镜是时代之镜，折射出每个朝代的强弱盛衰，只有在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繁荣的强汉盛唐，才能铸造出让后世惊叹不已的艺术之镜！

在汉镜中，我尤其喜欢王莽时代的禽兽规矩镜。它一改过去凝重和玄秘的纹饰，大胆地把类似字母的“T、L、V”几何图型和飞鸟、瑞兽作为主题纹饰，鲜活而生动，充满着蓬勃向上的生命力。这与王莽这个“篡汉贼子”很不相称。翻阅史料，倒觉得王莽是历史上一位改革家，他的打土豪分田地，解放奴隶的改革措施，还真有点“社会主义”。只是他太莽撞，太急于求成了，没有“摸着石头过河”，在天下刘姓的正统思想和既得利益者的庞大势力面前，他只能以失败告终。但，规矩镜留了下来，依然标示着这个时代积极进取的朝气。

唐朝，是一个海纳百川、对外开放的朝代。盛唐时期的铜镜几乎个个是精品，海兽葡萄镜、双鸾衔绶带镜、金银平脱镜、螺钿镜、掐丝珐琅镜……这些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铜镜，无不散发出盛唐的万千气象。唐朝也一定为自己制作的精美铜镜而自豪，向法门寺佛祖灵骨敬献供品中有铜镜，向外国元首和使臣赠送礼品中有铜镜，就连唐玄宗过生日，也精制铜镜以赠群臣，并把这一天称为“千秋金鉴节”，为此，唐玄宗本人还亲笔赋诗一首——

铸得千秋镜光生白炼金分将赐群臣过像见清心

……

千百年过去了，唐镜依然散发着迷人、神奇之光，看见它，不由使人一次次梦回唐朝！

不知什么时候，什么原因，铜镜成为中国人避邪攘灾的宝器，而且位居传统的避邪之物之首，连玉石、桃木都居它之后。我想，古人一定是诧异镜中为什么能反映出一模一样但又摸不着、取不走的人形物影，而认定它有一种镇妖降魔、去病消灾的魔力，因此，不仅梳妆用镜，打仗用镜（护心镜），建房盖屋在房脊、中樑上镶镜，就连陪葬品中，也少不了一面镜子，为的是给死者取得光明，不受邪魔侵扰。

在众多有关铜镜的神怪传说中，恐怕人们知道最多的是《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了，王熙凤毒设相思计，把贾瑞整得死去活来。贾瑞求跛足道人治病，道人取出一面双面可照的铜镜，镜上錾有“风月宝鉴”四字，递与贾瑞道：“此物出自太虚幻境灵空殿上，警幻仙子所制，专治邪思妄动之症，有济世保生之功。所以带它到世上，单与那些聪明杰俊、风雅王孙等看照。千万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紧，要紧！”贾瑞从反面一照，只见一个狰狞的骷髅，吓得魂飞魄散；但一照正面，就见凤姐风情万种的招他叫他，于是，挡不往诱惑，晃悠悠进入镜中，与凤姐云雨一番，反复几次，终于一命呜乎。

“风月宝鉴”的两面，昭示着一明一暗，一正一邪，一存一亡。千百年来，镜子的功能被无限发展延伸了，政治家用它来比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军事家把它作为知彼知已、克敌制胜的武器、科学家用它来探测微观世界和浩淼太空。而我保存着儿时的一种幻想，这人世间，假若真有一面照妖镜该多好，能让一切魑魅魍魉，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也想有一面“风月宝鉴”，给好人疗伤治病，让贪欲之人，得到应有的报应！

【第15版：文化周刊】“明驼”黯然五十年

Fri, 02 Feb 2018 15:02:22 +0800

上中学，读过《木兰诗》不知道“明驼”，是一种遗憾；知道“明驼”，就又是一种懵懂。查过无论新旧辞书，都让人一头雾水。

上世纪60年代初，将原中学语文课本之《木兰诗》中“明驼”一词删除。其首要原因，应该不是学术上的选择，而是1958年之后新文化对旧文化的革命。因为要在教材中解释“明驼”，必然离不开《酉阳杂俎》。而《酉阳杂俎》道佛人鬼无不毕集，存在大量封建文化糟粕。要实行“教育革命”，从教材中剔除“明驼”，并不需太多借口。何况宋元版本早有先例，无需谁来充当杀驼的刀手。

就是那样，前辈教育家们校订的“愿驰明驼千里足”，一下变成了只有部分宋元版本可考的“愿驰千里足”，有的干脆把千里足说成千里马。

如今，网络时代了，在下更不想劝人再去搬那些辞书，且就网释“明驼”，聊作如下比对：

360百科：明驼

明驼是指善走的骆驼，出处《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毛篇》。

(1)善走的骆驼。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毛篇》：“驼，性羞。《木兰》篇‘明驼千里脚’多误作鸣字。驼卧，腹不贴地，屈足漏明，则行千里。”

清·孔尚任《桃花扇·逃难》：“似明驼出塞，琵琶在怀，珍珠偷洒。”

郁达夫《题〈文姬归汉图〉》诗：“朔风度雁门，雪没明驼足。”

一说为骏马名，头似骆驼而毛色亮白，即白驼。

(2)唐代驿使名。杨慎《丹铅总录·明驼使》：“唐制：驿置有明驼使，非边塞军机，不得擅发。”

其他网站，包括此前百度百科，大抵都是这种解释。把《酉阳杂俎》说成“明驼”的出处；把近人郁达夫、清人孔尚任、明人杨慎相关“明驼”的引用或演绎，来证明什么叫“明驼是善走的骆驼”。这样拉杂附会，不知谁能看来不懵懂？

在下专注《木兰诗》的问题，痴心给读中学的孩子找回“明驼”，已用了二十几年的努力。实在看不下这种解释，于2017年10月11日下午，对百度百科“明驼”这一词条做了重新编辑，且被百度通过更新大致如下：

明驼míngtuó

（1）明驼是北魏鲜卑民族文化传说中一种神骏灵异的骆驼。

（2）它的出处是北魏乐府民歌《木兰诗》。上世纪50年代叶圣陶等人校订初中课本《木兰诗》“愿驰明驼千里足”。其依情酌理的根据，除了《酉阳杂俎》原证其出处，应该还参考了宋太宗时《文苑英华》作“愿得鸣驰千里足”（鸣驰乃手民之误，当是鸣驼），宋徽宗时《竹庄诗话》作“愿借明驼千里足”，南宋曾慥《类说》卷五一《古乐府》辑录为“愿驰千里足”。

北宋末的郭茂倩《乐府诗集》现存国家图书馆，其《木兰诗》所在卷次于宋版缺失，今见乃元代版本补充。其“愿驰千里足”，是否元版据南宋时期编著的《类说·古乐府》《古文苑》《绀珠集》等传本刊刻而来，就都是无法考证的事情了。

（3）晚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毛篇》：“驼，性羞。《木兰》篇‘明驼千里脚’多误作鸣字。驼卧，腹不贴地，屈足漏明，则行千里。”无论权威辞书怎么编，也否认不了这是本词出自《木兰诗》的最早书证。

（4）段氏所引虽只“明驼千里脚”五个字，但其是为训解明驼，而非考察该诗残缺，或搜罗散失版本，是可信其引自唐代通行版本。

（5）《木兰诗》产自北魏，但北魏孝文帝废止族语归化汉语文字，明驼一词失去语源依据，致唐人多误作“鸣驼”，段氏才有按某种骆驼生物性状的误解。其后《木兰诗》二百年流传，汉人并不信服段氏之误解，更疏薄大西北的鲜卑文化，到两宋某些版本，该诗不仅失脱了明驼一词，还将“千里脚”改成了“千里足”，以致今人从汉文化意象理解，有几十年在中学课本里给学生说成是千里马。而历代文学作品，则多以白驼为明驼意象。

（6）所谓唐代驿使名，最早是宋人乐史小说体《杨太真外传》，所编杨贵妃勾结安禄山，有明驼使暗送龙脑香情节。到明人杨慎订讹此事，在《丹铅总录·卷十三》复引段成式说明驼，进而妄言唐代驿置有明驼使，还“非边塞军机，不得擅发”，以强调杨贵妃私发违制。而唐代典籍并无相关明驼使的任何记载。假设有的话，段成式初仕即为雠校典籍的朝官，焉能不知本朝驿制而作那番误解。

（7）最新考证：“明驼”之“明”字，乃鲜卑语“千”之音译。“明驼千里脚”作语素拆分：脚，本指腿胫。俗语“脚程”，指行进速度。千非确数；千里，极言其速而已。明驼的“明”字，在翻译上是借用了原诗句中“脚程千里”的词素，来结构了一个汉语名词，且极符汉语相关神明灵异的联想，再与原诗句的语素重构为符合汉语语法的诗句。

这不是个简单的对音直译，所以在北魏孝文帝后渐行无解。若说是突厥语“骑驼”的音译，要真那么简单明了，唐人不比我们更了解当时突厥的驼队吗？何以还误作“鸣驼”？更况突厥语形成规模较晚，成之于文字难说没受鲜卑语音影响而另有与“驼”的构词。

（8）试想木兰回乡之路，沙丘碧草，蓝天白云，山川辽阔，金曦流溢，壮士英姿，明驼神骏，别一番气度雍容，别一番异族风情，岂是汉语千里马所能构此佳境！

以上“百度百科”更新内容，本文引述略有补充修订。

事实无言，史迹难明处，更当苦苦探寻。明驼一词，所代表该诗文本的原创性、民族性、地域风情、文化情致、人物品格、人物定位、及其社会价值取向等等至关重要的文史意义，决不该被某些版本的删除或误解简单抹去（参见拙文《千里千年明驼路》——发表于《语文教学与研究》《〈木兰诗〉关键存疑再探》——发表于《中华读书报》）。

在下村愚浅陋，这番搬弄，涉及民族语言实在勉为其难。譬如上面说到，西北民族学院教授刘文性先生，在1994年《语言与翻译》第一期中有《明驼·的卢·纥逻敦释》一文早曾认为，《木兰诗》中“明驼”一词来自古突厥语。对此，自己就无力考证其语源。举要在此，是觉得其说至少比今360、搜狗等网上百科说得明白。

小文敬奉，意在抛砖引玉。但愿学界专家，能从语源学方面考据得更加清楚可信，以使“明驼”早日回归中学教材。

【第15版：文化周刊】“发现”与“发明”谁更重要 ——20世纪上半叶相关学术论争漫谈

Fri, 26 Jan 2018 15:03:43 +0800

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中，陈寅恪写了这样意味深长的断言：“近年中国古代及近代史料发现虽多，而具有统系与不涉傅会之整理，犹待今后之努力。”20世纪初以来，伴随着甲骨文的出土、敦煌文物的发现等，中国史学有了令人振奋的发展，为何陈寅恪仍然不够满意，而“犹待今后之努力”呢？恐怕关键就在于他对“发现”之学的质疑。

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之基本框架，大致形成于20世纪最初10年至20年代末，对此陈寅恪曾在1931年所写之《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有较为详细的评判。虽然此文对当时学术界发展状况很是不满，几乎所有学科均遭其质疑乃至贬斥，但既然他能够提及各个学科，则说明至少该学科发展框架或体系已经大致确立。一般认为，王国维从事学术研究并出成果始于20世纪初，较陈寅恪约早20年。在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建立过程中，王国维主要起奠基和开创之作用，陈寅恪则进一步发扬光大并在王国维去世后一直坚持他和王国维提倡的学术理念和治学原则，其中最著名者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十字方针”。此外，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及其弟子顾颉刚、俞平伯等，章太炎及其弟子周氏兄弟、黄侃、钱玄同等一批大师级人物，也为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构做出重大贡献，其中胡适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之治学“十字真言”也曾对中国学术发展影响至深至巨。这里且不论述他们各自观点及影响大小问题，只是将“发现”和“发明”两个概念作为切入点，看一下在当时中国学术界，一般认为“发现”重要还是“发明”重要，并由此评述这些大师级人物各自学术研究路径之大致形成及走向。

中国传统学术，通常既重“发现”也重“发明”。一般而言，“发明”比“发现”更为难得也更为学术界重视（这里只谈人文社会科学，就自然科学而言，如何理解“发现”与“发明”是另一个问题），盖“发现”是所谓的从无到有，只要有新材料出现，就能说有新的发现，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甲骨文的出土以及敦煌文物的被发现。而“发明”则往往是材料仍为旧有，但却能从中看出新问题并得出新的见解，这自然更难，因为这对研究者之眼光、研究方法和视角有更高要求。总之二者区别大体如王国维所说：一是悬问题以觅材料，一是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中国古代治学，在褒赞意义上一般多用的是“发明”而非“发现”。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慎到等）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后汉书·徐防传》：“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宋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公於六经长《易》《诗》《春秋》，其所发明，多古人所未见。”再如明文徵明《明故嘉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公行状》：“时举子学《易》多事剽掇，以求合有司，於经义初无发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明杨德周撰《舆识随笔》·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则谓“是书杂采经史奇字，抄撮成帙，多引原注，发明甚少”，显然也是把“发明”视为更高标准。至于现代，鲁迅有“查出了前人未知的事物叫发见，创出了前人未知的器具和方法才叫发明”的观点，此说带有杂文口吻，不一定代表其真实意见。不过在另一篇文章中鲁迅却十分肯定学术研究中“发明”的重要：“所以现在的中国，社会上毫无改革，学术上没有发明，美术上也没有创作；至于多人继续的研究，前仆后继的探险，那更不必提了。”同时代另一位经学大师刘师培则早在1908年所撰写之《(共产党宣言)序》中就认为：“欲明欧洲资本制之发达，不可不研究斯编(注：指《共产党宣言》)；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之后又在《经学教科书》第三十篇《近儒之〈易〉学》中这样使用“发明”一词：“江都焦循作《易章句》，其体例略仿虞注。……复作《易图略》《易话》《易广记》，发明大义，成一家言。”显而易见他也是看重“发明”者。而郭沫若之所以对刘师培之《管子斠补》评价不高，根据也是在于“多列类书徵引文字之异同，少所发明”。至于在今天的人文社会学科研究中，“发现”与“发明”其实也常混用，但通常将“发明”用于新的思想观点提出，而在文物考古、搜集整理史料时，更多用“发现”一词。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近现代学术理念对传统中国学术产生重大影响，此时恰逢敦煌文物大发现、甲骨文出土及清廷大内档案流出等，使得新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一时震动域内。不过王国维对这种状况并不满意，认为中国学术这种表面上的繁荣究其然不过是又一次受动性文化接受过程。正是这样清醒的认识，使他成为主动对传统学术理念进行改造并吸收西方学术思想的成功者。而陈寅恪直到20世纪30年代，还是认为中国学术界依然问题很多：“西洋文学哲学艺术历史等，苟输入传达，不失其真，即为难能可贵，遑问其有所创获。社会科学则本国政治社会财政经济之情况，非乞灵于外人之调查统计，几无以为研求讨论之资。教育学则与政治相通，子夏曰士而优则学，学而优则士，今日中国多数教育学者庶几近之。至于本国史学文学思想艺术史等，疑若可以几于独立者，察其实际，亦复不然。”至于原因，他们不约而同归因于国人的急功近利态度，从小处看是误把学术当作获取个人名利的工具，从大处看则是导致在引进西方学术时普遍采取的短视行为（这里暗含有对胡适一派之走向“疑古”及对陈独秀一派走向政治的质疑）。当时，面对不断引进的西方学术理念以及不断问世的新史料，学术界出现了一些不好的倾向。借用另一位大师级人物黄侃的概括，就是“近人治学之病有三：一曰郢书燕说之病。一曰辽东白豕之病。一曰妄谈火浣之病。”大致意思是治学中要么曲解原意以讹传讹；要么穿凿附会，一味求新求怪，而无视事实真相。

针对这些状况，王国维、陈寅恪除坚持学术独立、治学严谨和方法科学外，也更加重视“发明”之学。王国维指出，当西方文明破门而入，我们惟一的出路就是“相互激荡，相互发明”。针对中西文化不合之说，王国维认为西洋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如同诸子之学与儒家的关系，“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在之后的《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中，王国维认为：“哲学与美学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其有发明此真理(哲学家)或以记号表之(美术)者，天下万世之功绩而非一时之功绩也。唯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真理”一词前面王国维也是用“发明”而非“发现”真理，足见他对“发明”一词的格外看重。至于陈寅恪，则一贯强调发明之学胜于发现。如他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下册》所写审查报告中，之所以对冯著给予肯定，原因就在“此书于朱子之学，多所发明”。其实在其早年留学海外所写之《与妹书》中，已可窥见陈氏对“发明”之学的重视：“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德俄法等之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因藏文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不仅王国维、陈寅恪认为“发明”胜于“发现”，当时不少大学者亦持此种观点。如梁启超对王国维的评价是“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梁启超区分新旧史家的标准之一就是旧史家不能发明“公理”、指导国民之精神。他说：“虽曰天演日进之公理，不得不然，然所以讲求发明而提倡之者，又岂可缓耶？”再如蔡元培，也是一向提倡“发明”之学。1917年蔡元培在一次讲演中就说：“且就前人研究已到地步追迹探究，而为更进之发明，不故步自封，不墨守旧，故能精益求精，日有所发明”，显然认为学术研究重在“发明”。蔡元培还指出，所谓“大学”者，应以兼容思想治学，强调兼容是为了发明，向西方学习不是为了欧化，而是“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

不过，胡适这方面的态度有些暧昧，对于二者异同似乎无意进行辨析，他认为：“所谓‘新发现’、‘新发明’，都是依据已知的学问，推演出一种未知的物事或未知的理论。正因为一切发明都是积聚下来的文化水平、学术基础。……每一步的新发展（即是发明），都是前一个时代的文化总成绩的产儿，都不是偶然从天上掉下来的。普通的文化水平到了相当程度，某种学术的前人成绩到了相当地步，那么，才智的专门学者遇着当前的疑难时，自然会寻出相当的新解决。这个新解决（发明，或发见），有时只有一个人独自寻得，或先后不多时独立寻得。一人独得的发明，固然是他的时代的文化总成绩的恩惠；而那两人以上同时独立寻得同样的结果，更可以证明一切发明都含有时代的意义”。他还这样说：“知足的东方人自安于简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自安于愚昧，自安于‘不识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发见与技艺器械的发明；自安于现成的环境与命运，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乐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图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顺民。”在这里“发见（现）”和“发明”为并列关系，只不过一个专指理论，一个专指科技，没有轻重之分。而另一位大师级人物顾颉刚作为“疑古”学派的中坚人物，自然对“怀疑”一词更情有独钟，不过具体到“发现”与“发明”，他也是相对偏爱使用后者：“怀疑不仅是从消极方面辨伪去妄的必要步骤，也是从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启迪新发明的基本条件。对于别人的话，不经过思索，都不打折扣的承认，那是思想上的懒惰。……只有常常怀疑、常常发问的脑筋才有问题，有问题才想求解答。在不断的发问和解答中，一切学问才会起来。许多大学问家、大哲学家都是从怀疑中锻炼出来的。……古往今来科学上新的发明，哲学上新的理论，美术上新的作风，都是这样产生的。若使后之学者都是墨守前人的旧说，那就没有新问题，没有新发明，一切学术也就停滞，人类的文化也就不会进步了。”这里明显可以看出顾颉刚所受胡适的影响，即首先要发现“问题”，如何发现呢，当然是敢于“大胆怀疑”，而最终解决问题本身就是“新发明”。

此外，同样是重视“发明”，若仔细分辨，陈寅恪较之王国维似更强调“发明之学”的重要，对此不妨看另一学术大师黄侃的观点。黄侃常喜欢说的就是“所贵乎学者，在于发明不在于发见（现）。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他这样说在于他一直认为王国维的学问不过是“发现之学”，自然给予轻视。1930年他对来访的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说：“中国之学，不在发见，而在发明。”黄侃认为，罗振玉、王国维的“发现之学”的根本局限在于“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而且学风过于浮躁不正：“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炫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如果排除所谓的门户之见和过于偏激之词，则黄侃对罗、王的指责不能说全无道理。

而且，黄侃对发现与发明的看法甚至影响到他自己的著述。他之所以五十岁之前不著述，是因为他对著述特别是“作”看得太重，认为只能在有所发明后才能“作”。他认为：“初学之病有四。一曰急于求解。一曰急于著书。一曰不能阙疑。一曰不能服善。读古书当择其可解者而解之，以阙疑为贵，不以能疑为贵也。”他既然如此看重“作”，则如果自认学术上没有什么重大发明，又怎能随意著述？这里我们且举一个黄侃自认为小有“发明”的例子。南北朝时孔稚珪的《北山移文》之开头“钟山之英，草堂之灵，驰烟驿路，勒移山庭。”其中的“驰烟驿路”历来视为不可解，因为山灵勒移于山，何故先言驿路，且“烟”与“移”词类也不相对。黄侃认为，其实这一句应为“驰烟驿雾”，两句合起来，“止是飞檄二字之意”。至于原因则在于古人先是把“雾”讹为“露”，然后抄写中又烂脱为“路”，遂不可解。为此黄侃还以王勃《乾元殿颂》中的“绳幽驾险，驿雾驰烟”作为例证，并且说王勃还有“驰魂雾谷”等用法以为进一步佐证，结论当然令人信服。类似的例子在其日记中还有很多，可惜他不肯过早著述，很多观点未能以更系统方式闻之于世。

而且无论发现还是发明，显然都与材料有关，前者更是完全依赖新材料。针对当时历史学和文字学过分看重史料的风气（如傅斯年甚至提出“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口号），黄侃更有这样的断言：“无论历史学、文字学，凡新发见之物，必可助长旧学，但未能推翻旧学，新发见之物，只可增加新材料，断不能推翻旧学说。”自然，黄侃在提及新发现之史料时偶尔也有意气之辞：“自鸣沙石室书出，罗振玉辈印之以得利，王国维辈考之以得名，于是发丘中郎乘四处，人人冀幸得之。”说罗振玉得利也许不错，但说王国维是为了出名则显然过分。事实上，王国维根据当时所问世之新材料，确实做出很多新发现，而这些发现放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甚至全部中国学术史上，又确实是属于填补空白或属于纠正谬误的新“发明”。由材料的“发现”到观点的“发明”，正是王国维的贡献。因此，黄侃对王国维的治学理念和方法的批评即便不是错误，至少也属不当。而且即便黄侃自己，后来也意识到新材料的价值，开始有意识搜集和利用出土的甲骨文材料，这在其日记中有很多记载，不赘。

其实黄侃并不是一味轻视发现之学，只是认为王国维等过分依赖新材料而有所不屑，潜意识中大概以为，如果自己也有罗振玉、王国维那样的千载难逢之机遇，掌握大量的新材料，不仅能做出如他们那样的新发现，而且“发明”也会更多。自然这纯属笔者臆测，不过黄侃一向自负，有如此想法当也自然。那么，对于晚清以来西方学术理念和方法的引进，黄侃又是什么态度呢？他认为：“治中国学问，当接收新材料，不接收新理论。”由此可见黄侃之守旧立场，不过较之其师章太炎之拒绝承认甲骨文，已经是很开放态度。而且到了后期，黄侃对于“发现”与“发明”之态度，较之前期已经有所变化。今人杨晓、黄亚栋在《黄侃“在于发明,不在于发现”治学原则的创新意蕴》之文中，认为后期的黄侃在治学中开始兼顾方法与事实两个方面，承认“发现新材料”也是一种替代性的“发明”研究，不再将“发现”与“发明”两者作严格对立。最终，黄侃认为“发现”与“发明”二者都是创新，只是形态不同，纠正了他对两种方法非此即彼的狭隘认识。黄侃并且重新论证所谓“作”的三层含义：一曰发现谓之作；二曰发明谓之作；三曰改良谓之作。一语不增谓之述。”这说明他不再纠结于新材料与旧方法，意识到对于学术研究而言，任何一种发现、发明，都是“作”，也都是学术创新。

而纵观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历程，大致经历三个阶段，从关注哲学到研究文学再到经史之学。无论哪个阶段王国维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却其天才因素外，他所创立和使用的科学研究方法也起到关键作用。对此陈寅恪有这样精辟的总结：“王静安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从王氏之具体实践，可以发现他在运用前两种方法时，因多使用新材料所以多为新的发现。而运用第三种方法时，则主要体现为新的发明，即材料往往是旧的，但思想见解是新的。不管怎样，陈寅恪作这样的归纳总结，说明他对王国维的“发现”和“发明”同样重视。

不过陈寅恪自己似乎更看重新的发明，而他所使用的也很少是新材料而是常见材料甚至是旧材料。当陈寅恪任教清华之时，所能利用的新材料已经很少，如何在学术研究中“大有发明”，自然需要研究者视野开阔和眼光独到。所以陈寅恪更加注重从那些已经被视为老、旧的材料甚至伪材料入手，试图给予全新的解释并有所发明。对于如何识别材料真伪和利用材料，陈寅恪给出这样的见解：“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迳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昔人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其误固不俟论。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断断致辩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陈寅恪更高人一筹的是，他不仅认为很多旧材料乃至假材料有利用和研究价值，而且认为即使前人的一些错误观点，也可以成为很有价值的材料：“若推此意而及于中国之史学，则史论者，治史者皆认为无关史学，而且有害者也。然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时，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背景，实无异于今日新闻纸之社论时评。若善用之，皆有助于考史。故苏子瞻之史论，北宋之政论也；胡致堂之史论，南宋之政沦也；王船山之史论，明末之政论也。今日取诸人论史之文，与旧史互证，当日政治社会情势，益可藉此增加了解，此所谓废物利用，盖不仅能供习文者之摹拟练习而已也。”让我们看一个陈寅恪利用普通材料却能得出新见解的例证。

慕容廆（269年—333年），鲜卑人，慕容部首领慕容涉归之子，前燕建立者慕容皝之父。他在位四十九年，因向往汉族文化实施了很多汉化措施，促进了鲜卑慕容部落的封建化进程。慕容廆之所以如此，在于他出生于一个倾慕汉文化的鲜卑部落酋长之家，而他与汉族文人名士的特殊关系则是另一重要因素。据记载著名文学家张华任幽州刺史时，曾会晤过年方十四的慕容廆，对他十分欣赏：“君至长必为命世之器,匡难济时者也”。而慕容廆与汉族另一名士高瞻的交往，也是促其改变对汉族文化态度的重要因素。高瞻字子前，渤海蓨人。光熙中调补尚书郎，值永嘉之乱，返还乡里。后跟随崔毖入辽东，最后战败随众降于募容廆，募容廆一直以礼相待。但无论慕容廆如何善待高瞻，后者总是以病为由拒绝合作，终于忧郁而死。不过，高瞻如此态度反而使慕容廆深受感动，也对汉族文化有了更深刻理解。以上材料均见于《晋书》，但陈寅恪却敏感地在阅读他书时将二者联系起来。在看了《北堂书钞壹陆拾》所引晋明岌临死前要求家人在其墓前刻上“晋有微臣明笈之冢”一则记载后，陈寅恪即指出“此条可与晋书壹佰捌慕容廆传附高瞻事相参考”，并得出结论说，由此可证明慕容氏虽然归降慕容廆，还是遥奉晋朝。陈寅恪进一步论述说，那时“中原汉族流人之在辽者实多遗臣正士优秀分子，故能融合华夷以开后来隋唐统治阶级之先，非偶然也。”并进一步做出大胆猜测：“高齐杨隋先世皆与燕有关，李唐以冒认西凉为祖，致令溯源不明，恐先世亦与燕有关也。”看来，陈寅恪之所以能够以种族与文化二者来概括中古以来中国文化发展主要脉络，当与其善于从常见材料中有所发明有直接关系。

最后要说的是，王国维、陈寅恪也好，黄侃也好，他们在那个时代之所以强调“发明”之学，其实就是为了实现中国现代学术的独立，这“独立”其实包含有两层意思：一个是要求实现中国学术体系和思想的独立。这并不意味着拒绝向西方学习，而是谋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一个是要求实现“为学术而学术”的独立，拒绝把学术研究沦为单纯的服务工具。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眼光和视野早已超越时代，至今仍有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第15版：文化周刊】一部《金瓶梅》，写尽中国古代服饰

Fri, 19 Jan 2018 20:04:24 +0800

《金瓶梅插图集（明代崇祯刻本）》，广西美术出版社，1993年

日本早稻田大学金瓶梅藏本。康熙影松軒金瓶梅，堪称孤本。兰陵笑笑生撰，张竹坡批点。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

说《金瓶梅》里的服饰为中国古代服饰的集大成者毫不为过，服饰是如此的丰富与繁华，显现出中华文化的悠久与灿烂。就服饰而言，无论是服饰的制度、服饰的多样、服饰的生产、服饰的价位，还是服饰与人物的关系，以及通过服饰来传达追求人性的解放和人性的幽微，凡此种种小说的美学意义与历史取向，在中国的古典小说里，没有任何一部可以与之相颉颃。

《金瓶梅》里有两位主要人物，一为潘金莲、另一为西门庆。书中对眼花缭乱的服饰的描写，也正是从这二人开始的。

头上戴着缨子帽儿，金铃珑簪儿，金井玉栏杆圈儿；长腰身穿绿罗褶儿；脚下细结底陈桥鞋儿，清水布袜儿；手里摇着洒金川扇儿，越显出张生般庞儿，潘安的貌儿。（《金瓶梅词话/第二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一印。本文如没有特别指出的，均出自这个版本）

头上戴着黑油油头发髢髻，一迳里踅出香云，周围小簪儿齐插。斜戴一朵并头花，排草梳儿后押。难描画，柳叶眉衬着两朵桃花。玲珑坠儿最堪夸，露来酥玉胸无价。毛青布大袖衫儿，又短衬湘裙碾绢纱。通花汗巾儿袖口儿边搭剌。香袋儿身边低挂。抹胸儿重重纽扣香喉下。往下看尖翘翘金莲小脚，云头巧缉山鸦。鞋儿白绫高底，步香尘偏衬登踏。红纱膝裤扣莺花，行坐处风吹裙裤。

第一段写的是西门庆的服饰，第二段写的是潘金莲的服饰。在《金瓶梅》一书里，作者不仅深谙当时的社会、世俗和人情，而且对服饰、服饰制度及服饰的变化也相当的熟稔。重要的是，《金瓶梅》写服饰还有更重要的关节，那就是对旧制度的挑战。《礼记/玉藻》专讲服饰制度，并在《礼记/深衣》指出：“古者深衣，盖有制度”：君臣有别、尊卑有别、老幼有别、男女有别、士庶有别。从《后汉书》至《清史稿》，辟有（与车并列）的专志“舆服志”。服饰与制度密切相关，《金瓶梅》却开辟了服饰的另外写作。《金瓶梅》里的服饰，展示出了灿烂中华文明的另一种风采。

《金瓶梅》里的女性服饰

月娘的：穿着银鼠皮袄，遍地金袄儿，锦蓝裙；金莲的：两个大红遍地金鹤袖，衬着白绫袄儿；李瓶儿：貂鼠皮袄……这还只是妻妾冬装一部份。平日子的则更讲究。

月娘有时穿“大红路绸对衿袄儿，软黄裙子；头上戴着貂鼠卧兔儿”，有时又穿“头戴银丝髻，周围金累丝钗梳，珠翠堆满，上着藕丝衣裳，下着翠绫裙，尖尖趫趫一对红鸳，粉面贴着三个翠面花儿”等。我们知道吴月娘是西门府上大娘，穿戴自不一般。第二十四回，西门与众妻妾在正月十六喝“合家欢乐”酒。作者写道：“西门庆与吴月娘居上，其余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孙雪娥、西门大姐都在两边同坐，都穿着锦绣衣裳，白绫袄儿，蓝裙子。惟吴月娘穿着大红遍地通袖袍儿，貂鼠皮袄，下着百花裙”。此处，因服饰制度，妻妾的等级是相当清楚的。不过，《金瓶梅》的杰出在于：这种服饰的制度，以及在服饰制度上的等级，并没有妨碍《金瓶梅》充分显示市民社会兴起时的平等诉求。

服饰于《金瓶梅》，当然具有小说家言的“炫技”。但是“炫技”，不仅展现出一部杰出的市民小说断不能缺少的“道具”，同时又建构了文本自身。春梅先是大房吴月娘的丫鬟，后成了宠妾潘金莲的丫鬟，接着又成了西门庆的“情人”，再以后又成陈经济的“情人”，最后，则成了周守备的正牌夫人。因此，春梅的服饰前后有极大的变化。作丫鬟时，大约是“头戴银丝云髻儿，白线挑衫儿，桃红裙子，蓝纱比甲儿”（见第二十九回）。到了守备夫人时，春梅的服饰是“打扮的粉妆玉琢，头上戴着冠儿，珠翠堆满，凤钗半卸，上穿大红妆花袄，下着翠兰缕金宽襽裙子，带着丁当禁步，比昔不同许多”（见第八十九回）。春梅服饰的流变，可见服饰制度的投射。宋惠莲，本是西门庆仆人来旺的媳妇，成为西门庆宠爱的“地下情人”之后，“一套绿闪红缎子对衿衫儿、白挑线裙子。又用一方红销金汗巾子搭着头，额角上贴着飞金并面花儿，金灯笼坠耳……月色之下，恍若仙娥，都是白绫袄儿，遍地金比甲”；“被一阵风过来，把他裙子刮起，里边露见大潞红裤儿，扎着脏头纱绿裤腿儿，好五色纳纱护膝，银红线带儿”。事实上，《金瓶梅》写惠莲服饰，写得这般光彩和这般的性感，从某种意义上看，则是为惠莲“命薄”吁不平。

服饰于此，我们可以管窥到作者的趣味和价值取向。不仅惠莲的服饰与西门府上众妻妾的服饰相近，而且像爱月儿、吴银儿这样属于娼门的女性，在服饰上也被“一视同仁”。如吴银儿的服饰“头上戴着白绉纱髻、珠子箍儿、翠云钿儿，周围撇一溜小簪儿。上穿白绫对衿袄儿，妆花眉子，下着纱绿潞绸裙，羊皮金滚边。脚上墨青素缎鞋儿”；爱月儿的服饰“新妆打扮出来，上着烟里火回纹锦对衿袄儿、鹅黄杭绢点翠缕金裙、妆花膝裤、大红凤嘴鞋儿，灯下海獭卧兔儿”。

等级、性别、尊卑里的人，都追求服饰的华丽，在《金瓶梅》里确实是一种众生平等的暗喻。《宋史/舆服五》指出“士庶之间、车服之制至于丧葬，各有等差。近年以来，颇有逾僭”；“诏县镇场务诸色公人并庶人、商贾、伎术、不系伶人，只许服皂、白认、铁、角带，不得服紫”；“倡优之贱，不得与贵者并丽”等；《明史/舆服三》对士庶妻妾服饰也有明确规定“不许用大红、鸦青、黄色”等。无论按宋季服饰制度还是明季服饰制度，《金瓶梅》于服饰制度上的僭越与叛逆，仅服饰而言，这部小说反礼教的价值取向非常鲜明。

仕宦大家王招宣府的寡妇林太太的服饰，则又有另一层深意。招宣府林氏的服饰是：“妇人头上戴着金丝翠叶冠儿，身穿白绫宽绸袄儿，沉香色遍地金妆花缎子鹤氅，大红宫锦宽襕裙子，老鸦白绫高底鞋儿”。这一套服饰，是西门庆众妻妾、丫鬟以及有的娼门女子所没有的。崇祯版绣像本《金瓶梅》有200幅插图，独林氏服饰唯一。其他女性服饰都没有花纹，林氏的服饰描有花纹（即妆花缎子鹤氅）；其他女性没有头饰，即便有，也只是束带与简单的钗簪，独林氏头上有冠。这表明林氏的“命妇”（祖上是所谓的“太原节度邠阳郡王”）身份，同时叙述了林氏久寡的欲望与西门庆以粗鄙之人征服上层女子（“命妇”）的“业绩”（对此，清人张竹坡曾给予招宣府主人痛斥“一丑招宣”）。可见《金瓶梅》里的服饰描写与叙事，不仅在于作者对于服饰的展示，同时也是对人物性格与命运的一种叙事。

《金瓶梅》里的男性服饰

女性服饰在《金瓶梅》里是服饰叙事的重头戏，但男性服饰的描写与叙事，同样是其整个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门庆的第一次亮相，作者用了九个“儿化”的词来写西门庆服饰。此形象即土豪标准像。到了西门庆贿赂做上了“金吾卫衣左所副千户”一职后，西门庆的服饰，有了重大的变化。西门庆官职刚到手，就“使人做官帽，又唤赵裁缝率领四五个裁缝，在家来裁剪尺头，攒造衣服”；迎请朝廷大员着“青衣冠带”；去京都拜见位极人臣的蔡太师“戴上忠靖冠”和“穿上外盖衣服”。此时的西门庆，毕恭毕敬，不再是阳谷县寻花问柳的土豪，而是一位像模像样的官员。

全书虽写的是大宋故事，但所有场景都发生在明期（《金瓶梅》初刻大致在隆庆万历年间，即公元16世纪中期），服饰于此，既给我们留下（近）古代服饰的样式和（近）古代服饰的制度的真实记录，又留下了许多想象空间。

西门庆本是阳谷县的地痞土豪，即使当了“金吾卫衣左所副千户”（宋并无此官职；《明史/官职》记有“金吾”等十九卫，“副千户”一职，从五品），他更多的时间，仍是在阳谷县做生意和找女人。所以西门平素最喜的服饰是“五彩飞鱼氅衣，白绫袄子”，尤其是“白绫”。“白绫”在《金瓶梅》里，并非吉物，相反，是西门庆与他的女人们的凶兆和死亡的转喻。西门庆的女人，大都喜欢穿红色的服饰。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宋惠莲等，包括一身豪装的林太太在西门庆面前也穿的是“大红裙”。一白一红，极具性感和文本暗喻，同时也见证了色彩于服饰是服饰制度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像《金瓶梅》这样用于人性的善恶、用于人物的性格、用于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中国文学里是罕见的。

《金瓶梅》里的服饰既是“道具”更是文本

《金瓶梅》里的服饰花样繁多、流光溢彩，几为穷尽其有：皇亲国戚、达官贵胄、士子商贾、命妇庶妻、小姐丫头、贩夫走卒、朝服礼服、官服民服、时装职装、外套内衣……在《金瓶梅》里，连一些过客，如只出现一次的兵勇等的服饰，都写得极为认真、决不马虎。当然，一些服饰或许是“小说家言”，尤其是官服，如提刑官的服饰。提刑官一职独见宋，即“提点刑狱司”里任职官，品级大约在三至四品之间。查《宋史/舆服四/诸臣服下》并不见“黑青水纬罗五彩洒线猱头金狮补子圆领，翠蓝罗衬衣，腰系合香金带”之制度；再查《明史/舆服三/文武官冠服》也不见此制。可见其杜撰的意味。即便是杜撰，《金瓶梅》也有根据。《明史/舆服三/文武官冠服》标出三品四品的文官服为“孔雀”(三品)、“云雁”（四品），武官为“虎豹”，《金瓶梅》将其“虎豹”转为“金狮”。并在“金狮”之前，还加一“猱头”。猱，是一种类猿动物，猱作为服饰制度的标识，均不见宋明两季官职服饰制度。“猱头金狮”显然具有搞笑的元素。此“搞笑”以及另一些场景里的服饰“展演”，把服饰的现实与超现实、真实与虚构，结合得天衣无缝。仅此，足显《金瓶梅》文本的讽喻与反讽的卓尔不群。

《金瓶梅》的服饰研究目前尚很薄弱

《金瓶梅》里所涉及到的服饰制度及服饰的丰富性，是当时及后来的文学作品（包括《红楼梦》在内）所没有的。与《金瓶梅》几乎同时期的《水浒传》（说唱成于元末明初、刊刻于明中期、通行本于明晚期），服饰描写与叙事算是丰富的，沈从文晚年的鸿篇巨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有专节论及《水浒传》及明人绘水浒画。沈先生指出“衣着形象描写相当清楚”，男性方面的特点是“素朴”。沈先生也指出《金瓶梅》里的服饰“衣着首饰，反映相当真实具体”。不过，从沈先生的论述看，存在两个方面的疑问。一、沈著有专节论述《水浒传》而没有《金瓶梅》的专节；二、《金瓶梅》里的服饰不是素朴而是华丽的（前文所引即可证明）。

哈佛学者田晓菲在《秋水堂论〈金瓶梅〉》（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一书里，以教化叙事不如人性的复杂和幽微叙事，反复申诉“词话本”不如“绣像本”。如田晓菲说西门庆的形象，“绣像本的描写比词话本中那个比较常见的、比较漫画化的浪荡子形象更加复杂和全面”。其实，就服饰而言，“词话本”比“绣像本”丰富多了。特举一例：“词话本”第五十九回写郑爱香儿的服饰“头戴着银丝髻，梅花钿儿，周围金累丝簪儿，打扮的粉面油头，花容月貌，上着藕丝裳，下着湘纹裙”；《绣像本》（康煕三十四年金瓶梅藏本影松軒本/日本早稻田大学藏）只一句“却说郑爱香儿打扮的粉面油头，见西门庆”。

两两比较，前者因为服饰的“繁褥”，活脱脱展示出一个娼门子弟在有钱客人面前的作态；后者，文字的意味寡谈了许多。“词话本”里的服饰描写与叙事，除了作者有些“炫技”外，实际上是小说人物形象与人物关系的重要“构件”。如果这个话题有些“靠谱”，那么，如同“金学”远不如“红学”那样“显学”，《金瓶梅》的服饰研究似乎也很薄弱。

再举几件个案，以证《金瓶梅》的服饰描写与叙事前无古人。张岱的《陶庵梦忆》写尽晚明繁华，对于庙宇、楼台、街市、居家、人物、器物、酒肆、茶楼、美食、游冶、戏曲、评书、礼祀、节庆等等，都有详尽且妙笔生花的记录，却没有服饰的记录。晚明屠隆的《考槃馀事》，几乎写尽人间乐事器物，共分“书”“画”“纸”“墨”等十五笺，只在“起居器服笺”中有很少一部分谈及服饰。谈及的也只是简单的“禅衣”“道服”“冠”“披云巾”和“文履”（顺便一说，后人有人认为屠隆是《金瓶梅》的作者，仅此看，我是不相信的）。

如果再作横向比较，更能看出《金瓶梅》在服饰描写与叙事上的史学价值和美学价值。初版于1930年的《图说日本服饰史》(高桥健自著，李建华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是日本服饰史的筚路蓝缕之作。这部服饰史（起于大约公元6世纪的“飞鸟时代”至仿效欧美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明治时期”）所提供的服饰样品与个案，总共不过300件左右。如果专门编一部《金瓶梅服饰谱》，其样品和件数肯定不会少于《图说日本服饰史》。

一部《金瓶梅》写尽天下服饰！一部《金瓶梅》集古代服饰之大成！一部《金瓶梅》就是中国古代服饰的博物馆！

《金瓶梅》里的服饰旨在寻求市民生活平等的趣味

有繁花似锦的描写与叙事，《金瓶梅》还不止于在服饰的制度，更在于打破制度以寻求市民生活平等的旨义和趣味。《金瓶梅》里的服饰，还涉及到服饰织造的规模与服饰的商品价位（这对于明代经济研究一定大有裨益）。

先说规模。第四十回有专门写西门庆府上为其妻妾做衣服的章节。一段是：“西门庆衙门中回来，开了箱柜，拿出南边织造的罗缎尺头来。每人做件妆花通袖袍儿，一套遍地锦衣服，一套妆花衣服。惟月娘是两套大红通袖遍地锦袍儿，四套妆花衣服”；一段是：“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四个都裁了一件大红五彩通袖妆花锦鸡缎子袍儿，两套妆花罗缎衣服。孙雪娥只是两套”，月娘则有“一件大红遍地锦五彩妆花通袖袄，兽朝麒麟补子缎袍儿；一件玄色五彩金遍边葫芦样鸾凤穿花罗袍；一套大红缎子遍地金通麒麟补子袄儿，翠蓝宽拖遍地金裙；一套沉香色妆花补子遍地锦罗祆儿，大红金枝绿叶百花拖泥裙”。在此，西门庆为妻妾共做衣服“三十件”。“词话本”为此专为西门府上做衣服的赵裁缝提写了一首六言长排（“绣像本”无此诗）。起首便称“我做裁缝姓赵，月月主顾来叫。针线紧紧随身，剪尺常掖靴靿”。从裁缝的繁忙到服饰的呈现，其规模和数量，几乎难以估计。

西门庆从开药铺和坑蒙拐骗发家，到后来开段（缎）铺（西门庆黑吃了别人的钱所开）。这表明：一、服装生意也许比药铺更赚钱，二、当时对服装的需求都很旺盛。第六十回“西门庆立段铺开张”，开张货物“共装二十大车”，开张喜宴“十五桌”。西门庆的狐朋狗友、三大姑六大舅，还有官场中人夏提刑的礼物，其场面之铺陈和热闹，可见当时服装业的繁荣——这哪里是沈从文先生所说的“素朴”？

再说服装的价位。李瓶儿一件皮袄六十两、祭李瓶儿孝绢二十两，西门庆为梳笼粉头李桂姐、出手就是五十两银（为李讨四套衣服），第四十回提到赵裁缝为西门府上做衣服工钱五两等。可见，服装动辄以两、几十两计。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金瓶梅》里其他地方涉及到银两价位的话题。第七十回里有一张皇帝嘉奖众大臣的钱物清单，皇帝奖赏最高者五十两，最低者五两。与西门府上妻妾的服饰价位比，皇帝嘉奖的最高价位，不值李瓶儿一件皮袄，皇帝赏给某大臣的五两，只是赵裁缝为西门府上众妻妾做一次衣服的工钱。

再看，西门府上的丫鬟买出卖进，大约一个值四两至七两（见第三十回，李瓶儿买一丫头，讲价从七两五钱讲到七两成交；第三十七回，四两一个）；西门庆纵欲身亡后，西门府上作“鸟兽散”，曾是西门庆小妾的孙雪娥只卖了八两（见第九十回）……据一明小品所载，在明一季，平民的生活每年大约一两五，戚继光的士兵军饷月银一两。明中期一两白银兑换铜钱十钱（一千文）。那么一钱可以做什么呢？第六十八回，西门庆请娼门四女献唱，打发的钱是：四妓女每人三钱、厨子五钱、倒茶小儿每人二钱、丫头桃花儿三钱。可见一两银子是可以做许多事的。这般看来，西门府上的服饰，大都是“天价”。

《金瓶梅》中奢华服饰与“本朝之制，敦尚节俭”的对比

凡涉明史，我们知道，“本朝之制，敦尚节俭”（明·刘侗等《帝京景物论/方逢年/序一》），但我们在《金瓶梅》里看到的却是如此奢华的服饰。明自万历进入它的后期，明后期有两大社会现象：一是明皇的怠政（如明神宗自万历十六年后便基本不上朝，须知万历一朝共四十八年），二是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其经济与文化非常繁华。对于后者，《剑桥中国明代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写得清楚：“在向整体化迈进的步伐加大的同时，明代中国农业的专业化和商业化程度急剧发展，丝、棉、瓷器产业快速增长”。

《剑桥中国明代史（下）》还特别指出“这些地区的中心都市，如苏州、松江、嘉兴、南京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业已成为中国丝绸业之都的苏州……甚至农村附近的一些小集镇也变为兴旺的染色、上浆及相关行业的中心”。海外史家于此注意到了“丝”与“棉”在明代中后期的快速增长，以及与丝、棉、绸、缎相关的产业和工艺的繁荣。由于日益壮大的服饰产业所带来的赋税与管理等，明中央政府专设“织染杂造局”（《明史/职官四》）。

正是这一“快速增长”与“繁荣”，为《金瓶梅》里锦绣灿烂的服饰（尽管有些是小说家言）提供了施展天地的平台。“节俭”于此，因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多元，便“销声匿迹”。我们知道，《金瓶梅》事件发生的地点在一个叫阳谷县的地方。阳谷县，在《水浒传》里明确指定为在山东（小说中有山东方言）。如果通过《金瓶梅》的小说文本来看，再通过小说中描写的西门府上的亭台楼阁来看，很显然，它们与江南的园林近似。崇祯绣像本《金瓶梅》的插图（200幅没有画工的署名，仅几图有刻工的署名）有可能出自陈洪绶等明末著名画家之手，而陈老莲的出生地和谋生地，正是明后期中国出版业最为盛行的闽浙地区。如果从“绣像本”的200幅插图所提供的背景看，小说里的事件、人物，特别是生活细节，很有可能发生在江南，至少有清楚的江南场景（小说中曾提及漂亮的绸缎来自“南边”）。

明后期江南地区的商业繁荣，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和多元，由此推动了戏曲和小说的发达，于是《金瓶梅》应运而生，书里对服饰的描写和叙事所达到的万千气象也应运而生。

【第14版：文化周刊】那些著作等身的中外作家

Fri, 02 Feb 2018 15:02:20 +0800

二十卷本《王力文集》封面

误会了巴尔扎克

外国作家们都喜欢在出版的作品扉页或卷首印上一两行或一段“题赠”，有的题赠给亲人、导师、恋人或朋友，也有的题赠给自己所崇拜和追慕的某位遥远的“精神偶像”。例如海明威，他写在《老人与海》上的题赠，就是献给自己的责任编辑的。

法国文豪巴尔扎克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有“题赠”。他在长篇小说《两个新娘的回忆》（“私人生活场景”之一）扉页上留下了一大段题赠献辞，是献给女作家乔治·桑的。献辞如下：

亲爱的乔治，拙作的题赠诚不能给您的大名锦上添花，您的大名倒必将以其神奇的辉煌反照拙作；然而，我并非有意借光，也不是故作谦虚。我谨借以证明我们之间的真正的友谊。这友谊在我们外出旅行、天各一方时继续不断，更不因工作繁忙和世情刻薄而稍有淡漠。这种感情无疑是永不变质的。凡拙作所题赠的朋友们的大名，均使我在卷帙浩繁的著述所引起的痛苦中，得到一种愉快，因为拙作问世，无一不伴随痛苦，别的姑且不说，仅我咄咄逼人的多产，就招致多少非难，仿佛我眼前的世界并没有如此丰富似的。乔治，如果后世有哪位专事考证残本孤笈的行家，发现拙作所题赠的大名，尽是一代赫赫伟人，且襟怀高尚，友谊圣洁，堪称时代的英豪，不亦为一大美事么？我岂不能更为这种牢靠的幸福而骄傲，少为总有争议的成功而沾沾自喜么？对于认识您的人来说，能自称是您的朋友，实在是一种荣幸，正如敝人有幸，自称是您的朋友。特·巴尔扎克。1840年6月于巴黎。

撇开对乔治·桑的颂扬和致

敬不说，巴尔扎克在这段献辞里还借机发了一点“牢骚”。那就是，许多同行，甚至包括读者，对他那“咄咄逼人的多产”的误解和非难，以至于他只好反唇相讥，说出“仿佛我眼前的世界并没有如此丰富似的”这样的话语。

巴尔扎克是一位异常多产的作家，一生留下了160多种作品，仅《人间喜剧》就包括长篇、中短篇小说96部，作品里写了2400多个人物，而且是在不到20年的岁月里完成的。这些作品，从各个侧面、全景式地展示了19世纪上半叶法国各阶层的社会生活，被称为了解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而且也成为人类文学史上一座罕见的文学丰碑。

但是，许多同行和评论家往往只看到了他的高产，甚至总是对他的写作速度能否保证作品的质量心怀狐疑，却对他在这些作品背后所付出的超常劳动量、异于一般作家的耐心视而不见。这对巴尔扎克来说实在有点不公平。他需要利用合适的机会“辩解”一下，包括利用写给乔治·桑的献辞。

从巴尔扎克的一些传记里，我看到他有一个“创作时间表”：从半夜到第二天中午，一直在写作；也就是说，他一坐就是12个小时，修改稿件和写作；然后，从中午到下午四点，阅读各种报刊杂志；五点用餐，五点半才上床睡觉；到半夜又起床，继续工作。每天的时间安排都是如此循环。

他的传记作家说：“每过三天，巴尔扎克的墨水瓶就得重新装满一次，并且得用掉十个笔头。”

巴尔扎克每创作一部作品，总是将原稿和修改稿保存起来，最后装订成一大厚本，作为礼物赠给知心朋友。他大量的手稿也因此得以保存了下来。这些修改稿的数量相当惊人，比如，他每创作了一部200页左右的小说，修改后的稿子就会相当于原稿的十倍以上。他的出版人都熟知，他每写一部，少则修改几遍，多则十五六遍。有时候，他会把出版社排出来的印刷校样修改得面目全非，几乎等于重新写出了一部新作。这也正是巴尔扎克所说的“拙作问世，无一不伴随痛苦”的一个原因吧。

从这个意义上讲，巴尔扎克不仅无愧为一位“伟大的作家”，同时也当得起是一位“敬业的作家”。

“我的产业是多么美……”

英国大作家威尔斯年届八十的时候，这样说道：“让我感到自豪的是，在那宏伟的文物圣殿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目录里，可以找到在‘威尔斯’名下的著作达600种。”凭着这皇皇600种留给后世的著作，威尔斯应该感到自豪。

已故德语文学翻译家张威廉老先生，生前曾颇为惋惜地说过，南京大学图书馆曾花费重金购进了一套143卷本的德文版《歌德全集》，但是长期以来却只有他一个人借阅过。抛开张老先生的惋惜不说，我从他这里第一次知道歌德全集竟然有143大卷之多！歌德作为世界文化巨擘，由此也可得到证实了。

歌德活到83岁，一生写下了大量的抒情诗、诗剧和小说，同时他又是一位植物学家、矿物研究家及色彩学、光学专家。如此巨大的作品量，证明了歌德一生对时间的珍惜。我想到歌德的一段小故事：有一次，他看到他的小儿子奥古斯特·瓦尔特在一本纪念册里摘抄了别人写的一段诗：“人生在这里有两分半钟的时间，一分钟微笑，一分钟叹息，半分钟爱，因为在爱的这分钟中间他死去了。”歌德觉得这段诗反映了一种颓唐、迷惘的情绪，便提笔写道：“一分钟有六十秒钟，一天就超过了一千。亲爱的儿子，要知道这个道理，人能够有多少奉献。”两首诗正好反映了两个人对人生截然不同的态度。歌德正是懂得这个道理，一生笔耕不倦，分秒必争，才写出卷帙浩繁的不朽之作。

歌德在逝世前曾这样写过：“从根本上看，只有辛苦和工作，别无其他。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在以前七十五年的生命旅程中不曾有过四周真正的舒适生活。一切好比一块应该步步向高处滚去的巨石，永不停息地朝前滚动。”他也曾这样告诫年轻人：“我的产业是多么美、多么广、多么宽，时间是我的财产，我的田地是时间。”大师原来是这样炼成的。

遥念故人知羞惭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有几位比较多产的作家。张恨水是现代言情小说大家，他活了72岁，写作生活逾半个世纪，留下作品竟有3600万字之多，光长篇小说就有57部。他是中国文坛上鲜见的几位高产作家之一。据香港报界闻人柳苏先生说，曹聚仁一生著作有4000万字以上，而刘以鬯的作品则超过了7000万字。这样的著作数量，当属凤毛麟角。北岳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62卷本的《张恨水全集》，是我所见到的近现代作家中卷数最多的文集。

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也都属于多产作家。这几位作家的全集（包括译文集），都达到了30卷、40卷、甚至50卷。

我有一套《王力文集》，厚厚20大卷。当我翻阅着这一卷卷朴素的大书时，感到面对的是多么美丽、丰富的母语世界。这种崇高和神秘的感情，是我从语言大师王力先生的书中获得的，我对我们古老而伟大的母语有了一种无限的景仰感和膜拜感。汉语，不仅仅是我们赖以生存和交往的工具，也不仅仅是我们的全部文化与文明的载体，它是我们最初的和最后的语言与回忆之乡，是我们古老、智慧而苦难的民族的最沉重的档案，甚至是我们全部的记忆与命运。

使我惊奇的是，这20大卷、800万字的《王力文集》并不是这位勤奋的汉语学家的全部著作。从第20卷卷未附录的一份《未收入〈王力文集〉的王力先生著述目录》中得知，20卷文集之外，还有《老子研究》《博白方音实验录》《伦理学》等早期著作，《龙虫并雕斋琐语》《龙虫并雕斋诗集》《诗论》等等文学创作研究著作和由他主编的《古代汉语》等，总共11部专著、17篇论文，以及20多部外国文学翻译作品没有收入。他把一种伟大的劳动发挥到了极限。

顾颉刚先生是我国史学大师、历史地理学家、民俗学家、红学家，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的《顾颉刚全集》，也有62册、2500万字之多。这个数量在中国近代学者和著作家当中也是少见的。全集分为八个部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有13册，收顾氏“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论述以及夏、商、周至春秋史实的考辨等；《顾颉刚民俗论文集》2册，收顾氏民俗学三部专著《吴歌甲集》《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妙峰山》及相关文章；《顾颉刚读书笔记》17册，收顾氏自1914年至1980年间积累的近200册读书笔记，约600万字；《宝树园文存》6册，收顾氏在文化、教育、边疆和民族等领域的散文；《顾颉刚书信集》5册，收集书信约1800通；《顾颉刚日记》12册，收顾氏六十余年的日记；《清代著述考》5册，是顾氏早年对清代五百多位学者的著述、版本的辑录和研究；《顾颉刚文库古籍书目》2册，是顾氏一生藏书（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书目。全集中将近1000万字为首次出版。

中国当代作家里，据我所知，像叶永烈、张炜、贾平凹、梁晓声、叶辛等都属于多产作家之列。叶永烈的各类作品据说已有2000万字；张炜的作品前几年就已达1500万字；贾平凹、梁晓声的作品也都在1000万字以上。

中外作家，凡能称之为“文豪”的，如歌德、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雨果等，其文学作品除了创造和抵达了人类的思想和文学艺术的峰巅，仅仅从数量上看，也往往著作等身，是一般作家所难以企及的。遥念故人，应知羞惭。没有一种孜孜不倦地执著于自己所热爱的事业的精神，哪里能有如此的收获和成果。

【第14版：文化周刊】《八述奇》：百年前记述西方社会的一部奇书

Fri, 02 Feb 2018 15:02:17 +0800

收入“走向世界丛书”的《八述奇》，岳麓书社2016年版

《八述奇》是清末外交官张德彝（1847-1918）八次旅西所作的最后一部日记。记事起于光绪廿七年十月奉旨任出使英、义（意大利）、比（比利时）国大臣，止于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回国（1901.3——1906.4）。全书二十卷，约四十七万字，据北京图书馆所藏清抄本点校。

作为外交官，《八述奇》自然要记述外交活动，但其重点是记述外交礼仪活动和交际应酬，涉及中英、中西之间的重大外交活动反而不多。书中记载了赴英途中往西班牙祝贺国王加冕典礼；抵英后向维多利亚女王呈递国书，并参加新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所说“西方各国遇有喜庆之事，不讲馈送礼物，虽送亦仅些须而已。惟雅洲各国，送者良多”，即是说，西方各国不注重送礼的繁文缛节，而亚洲各国则讲究送礼。以祝贺英国新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为例，“欧洲各国皆无馈赠”，日本天皇赠送镀金大瓶二，皇冠、菊花宝星各一；印度翟埔尔的王公送来一“假象，周身满饰珠宝”，价值连城；更有另外一个王公别出心裁，“奉一母狮以贺加冕，由孟买以轮船运来，不惟备生牛以喂狮，且备米粮以饲牛也”。光绪三十年五月，奉敕在“红十字会原约”和“保和公会”文件上“画押”，涉及中国加入国际红十字会的重大史事。

在科技方面，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新发明，张德彝极为关注，如图画和摄影之传真、摩托车（作者称之为谋土尔喀，即Motorcycle译音）、马可尼等人之无线电通信、可视电话、特技自行车、偷拍相机、地下铁道之创建、救火所用的氧气呼吸机,书中均有介绍。对于正在普及的汽车记述最多，并说汽车已用于军事。当时伦敦的公共交通工具主要是马车，但张德彝已经看出，马车终将被汽车所取代。随着汽车的使用越来越广，“伦敦车夫必经考试，得有凭单（即驾照）方准御行”，于是有人“设一学堂，专教用车之法”。此外如记伦敦汽车租赁价格、汽车须“按辆挂号保险”、汽车比赛、禁止开快车都是研究城市交通史的好素材。

西方官员不摆官架子、不讲官威官风给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书中记述，伦敦公车往来方便，作为驻英公使，作者偶尔乘座，“因上中下三社会人皆可座也”，而使馆“同人多非之”。而英国皇后之弟丹麦王爵阿勒达玛、英国国君之侄希腊王爵卓志，“曾同乘公车街市游览……一路上下易车皆与人俱，乃鲜有诧异者，何也”？作者轻车简从与晚清个别外交官的官老爷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张德彝的前任——驻英公使罗稷臣回国时，同行者就有夫人、四个儿女、四个侄子、一个内弟、一个教读。

在经济方面，书中介绍了全世界最著名的保险公司——劳埃德保险公司。其前身为英国罗艾德保船行。罗艾德早年在临海某街开咖啡馆，航海船主及水手往往在其咖啡馆喝酒聚谈。罗艾德“为人精明，留心航海并水道地理，每向各船主采源询委，苟有所闻，既参考之于心，复画图以示众。”后来更“考明钢铁之性及泛海船只得宜之式”，于是创立了罗艾德保船行，专门为航海船只提供保险。他为各国船只提供的保险保单即有“两大册，厚逾半尺，长尺余，宽约八寸”。其他保险公司“保险之货物，行主亦必察所载之船名曾否列入罗册，属册中之甲乙何等，由何年所保，保若干年，用以定保险价值。船名若为簿中所无，则保险货物之值即加数倍云”。书中提到，还有专门为英法海峡航行提供保险的公司，“若付以三本士，彼给凭单，倘遇险则偿千镑。人以为出资少而有巨利为质，罔不费三本士者，然十数年来，车船均无险事也”。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三日的日记，更记载形形色色的保险险种:“西国历来兴办人命保险，保火险，后有为其犬马保险，均与赌钱相似，视乎彼此运气。近又有为善歌者保咽喉险，善舞者保脚指险，善鼓琴者保手指险。据云保指险之常价，乃失一手指赔三十镑。一脚指赔四十镑。”作者感叹说，“保险日奇，不知将来何所底止”。

书中有两处提到了世界上最古老、最著名的拍卖行--苏富比(又名索斯比)。一处称之为索色庇叫货场,另一处称之为索斯碧叫货铺。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初八日记载：“西人亦重名人之手书，其价每出人意外，不知其所贵者何。”三日前索斯碧叫货铺中拍卖“乃勒森致哈米屯夫人一函，七十一镑。哈米屯夫人致乃勒森两函，五十镑五先”。按乃勒森今译纳尔逊，为英国海军名将。哈米屯夫人今译汉密尔顿夫人。两人的爱情故事，颇具传奇色彩。

书中介绍了西方的申请破产制度，作者称之为“禀官报穷”：“闻英民业商，有因亏折无力周转将至闭歇者，可以禀官，称曰‘报穷’，乃将其出入及亏折之数详细呈官，官核是实，既允准歇业，则其人即不得列为上等人，而人亦咸耻之。凡其人往日被欠之户，按欠项多寡均分。然所得之数，无论几成，皆作了清，不能彼此更加理论，在西国此为商家不得已之下策也。”

在教育方面，光绪三十年八月五日的日记介绍了英国刚刚兴起的“妻学馆”（即家政学堂），“专教幼女学治家之法，大略谓须知其所应知及经纪理财各要题”。次日日记记载了法国的妻学馆，“凡幼女入学，以十二岁至十五岁为率，学期百日，于持家、针线补缝、厨工烧煑及妇女分所应知之事，无论贫富，一生皆宜切记者”。

在医学方面，书中介绍了西方新发明的急救法：“今电汽车渐多，人或受恐吓而致死。名医新传解救法，云人惊仆即救之，舁之扶之者毋赤手，或戴手套，或以衣襟包手，或用新报裹手，使病人仰卧，解松颈钮衣扣，或卷衣或取他物垫其肩下，则头倒仰下垂。启其口，以帕裹指抽掣其舌尖，一伸一缩，一分钟掣十五次。别一人握其肱臂，使之向前直伸而摇荡之，并使其肘忽（勿？）触地，与救溺者同。延医诊治，需二点钟可复生。”

社会风俗方面，书中记载了西方的愚人节（作者称之为“舞弄日”）、西方接吻成规、妇女洗花澡、西班牙斗牛、英国国王入伦敦城之古老仪式。

此书既然是以“述奇”为名，当然对奇风异俗不吝笔墨。有老妇少夫,有美国男子登报征婚、亦有少妇登报征婚因未寻到佳偶少妇状告报馆赔偿、还有寡妇征友被骗报官、有男女同浴、有厌恶男子之女士所创办的女会馆。最令人称奇的是丹麦男子和德国女士在狮笼中举行结婚典礼，可谓旷世奇闻：“在某城有丹男霍安娶德女博尔格为妻，成礼不在教堂而于狮子笼。笼巨甚，圈狮五头，教士海班中立唪经，新夫妇跪听，虽有弄狮人执双手枪大皮鞭镇吓，而此三人者可谓忘形矣。笼置于溜冰所，楼阁宽敞，弄狮人以‘狮笼成婚’四字传出，引人围观。人多好奇，来者肩摩踵相接也。卖票入款，新夫妇竟与弄狮人预约匀分，新夫妇得一百一十镑，老教士亦有所获焉。”虽然新奇刺激，也有不错的收入，但总觉得是在拿性命开玩笑。

对于社会新闻，作者津津乐道。其记英国首相生性喜好盗窃，令人匪夷所思。“夫偷窃者，贫者卑鄙之行也，然亦有富而生盗心者，每有所至，意本非窃，而濒行不免阴纳少许物于怀，医书谓之少阴之性，西人亦有之。闻前英相兼外部大臣德尔贝生性好窃，一日自赴司特兰街镜铺购看戏千里镜，多不如意者，临行终放一枚于衣兜。铺知其故，不问不索，至期帐讨所值。德诧异，令铺伙入而询之，伙指谓桌上镜，言前于某月日时，侯爷由本铺带回者。德沉思少时，大笑，偿如数。”

英国的名胜古迹，最有名的是巨石阵，张德彝首次向国人作了详尽介绍。

此书记涉及中国的史事不多，但有二条记载值得一提。一是八国联军侵华与英国《泰晤士报》《日日电报》失实报道有密切关系。明明是德国驻华公使被杀，上述两报却报道说是西方各国驻华公使皆被杀害，甚至还说各国公使在临死前将妻子先行杀害，如此耸人听闻的不失报道对西方采取一致行动、入侵中国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书中记载，当义和团运动蓬勃兴起后，“扰及帝都，凶焰方炽之际，英之《泰晤斯》及《日日电报》，咸由驻上海采访人飞达伦敦，谓驻京各国使臣均经被害，该两报皆经据电登录。而《日日电报》并云，各公使于未遭害之先，预将妻子自行戕毙……各国闻此凶耗，无不怒发冲冠，因各派雄师，冀为使臣雪恨”。二是作者批驳了华人蛮野外国文明之说，他摘引各国的相关报道指出：“美国诸处欺侮华人姑莫论，他如英国向华人掷番菽伤耳巡捕不理，德国男子搂华人亲吻巡捕不理，俄国雪床载华人过冰江加倍索钱巡捕不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外国人一旦在中国有事，势必大动干戈，“在北京，前于辛丑春，有人自黄墙内以绳系砖块打纸鸢，砖坠墙外，恰落一义国妇人前，竟屡次行文外务部，强索其人；地方官无法，乃捉一卖油炸果之贫人处决完案，以安其狭窄惨虐趁势欺人之心”，显而易见，西方是对本国文明，对他国野蛮。

美中不足的是，书中年代、数字记述有自相矛盾之处，点校者作了技术处理。有的记述纯属无稽之谈，例如光绪三十一年十月的日记，就连篇累牍记述了十二个鬼故事。

【第14版：文化周刊】洪深与段公爽的处女剧作

Fri, 26 Jan 2018 15:03:42 +0800

作家、学者施蛰存先生在《中国现代戏剧的先驱》一文中言：“洪深先生是我国话剧运动中最努力、最有成绩的先驱者之一，他的成就是很可惊人的。他不但富于舞台经验，而且对于剧本之作之技术亦有深切的研究。”虽然目前已出版《洪深文集》《洪深文抄》等作品集，但仍存在大量的洪深作品散佚集外，有待学界加以搜集、整理与研究。

笔者最近在汉口《抗战》周刊第1卷第15期（1937年12月18日出版）上找到了一篇署名“洪深”的《〈华北的烽火〉序》，未见前述两种文集收录，亦失记于《洪深研究专集》《洪深年谱》《洪深年谱长编》等研究资料，当是洪深的一篇佚文。全文如下：

芦沟桥的炮火，掀起了中华民族争自由的巨浪。我们是爱好和平，嫌恶穷兵黩武的，可是自“九一八”以来，以和平为口实，以侵略为目标的伪善者，却在毫无止境地向我们袭击。因而就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这问题是：要生呢？还是要死？如果要死，那就很简单；我们只要一如往昔地，醉生梦死、逆来顺受就行了。要生呢，就须拿必死的决心，去担负起比死更艰难的重任。最后，我们是选择了一条难的道路——我们要生，才能消灭了伪善者的无止企图。

由“七七”，由“八一三”我们已经具体地喊出了对于这种要求的巨吼。但想要它能早日实现，却需要整个民族中每个人一致地兴起。数月来的抗战成绩，不能否认是给了敌方以相当的打击；不过我们自□（按：此字原刊漶漫）所受的挫折呢，却不能说是将士们的不奋勇，及武器的不犀利，而是此刻仍然有（按：此字似衍）无形地还有许多汉奸在认贼作父，阻碍了抗战的前途。为了能获得抗战的最后胜利，长期的军事抵抗和肃清汉奸这两种工作，实在是同样地重要。

当我偕同“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第二队”经过陇海线各地，来到汉口的时候，蒙公爽兄以他的处女剧作《华北的烽火》见示。恨我因工作忙碌，竟在行箧中搁置了一月之久。拜读完毕后，使我连想起芦沟桥事变发生后的几篇创作。其间虽颇多可观，可是我却依然很喜爱这册《华北的烽火》；尤其第二幕对于平津紧急时那种汉奸集团之描写，可以说在目前还是非常切要的。

戏剧对于唤起民众这一工作，是具有很大的力量的。我希望公爽兄在这方面，能继续地多做工作。（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于大冶县石灰窑）

《抗战》周刊创刊于1937年9月11日，逐页题名《抗战周刊》。编辑人何梦雪、段公爽、杨世骥，发行人唐性天，出版者署河山学社。该刊是政治性刊物，也间或发表文艺作品与评论，田汉、谢冰莹等曾为其撰稿。值得注意的是，与《抗战》周刊同名且几乎同时的尚有上海《抗战》三日刊，创刊于1937年8月，主编韬奋（邹韬奋）。

由文末括注可知，《〈华北的烽火〉序》一文写于1937年12月，此时洪深身在湖北大冶。查《洪深年谱长编》，1937年12月下仅见“演剧二队也常到武昌及四乡演出”的记载，失之简略。陆刚健《洪深两来黄石掀抗日热潮》（载《黄石文史资料第25期》，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等文章则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洪深在大冶的一段史实：1937年11月底，洪深、金山率领救亡演剧二队队员冼星海、王莹等人，由武汉来到大冶，先后在黄石港、石灰窑等地演出至12月初，与当地煤矿工人与周边农民广泛接触，激发了底层民众的爱国热情。1938年1月1日，田汉、马彦祥主编的汉口《抗战戏剧》第1卷第4期便刊登了《救亡演剧第二队在石灰窑伤兵医院演出〈九一八以来〉》《救亡演剧第二队在黄石港的观众》等照片。

本文是洪深为好友公爽的处女剧作《华北的烽火》所作序言。公爽即段公爽，参与编辑《抗战》周刊，并以“爽”“公爽”等署名在该刊发表政论文章。据有关资料显示，段公爽原名段森林，1906年生于湖南城步。1926年入国民党。三十年代接编《武汉日报》副刊《鹦鹉洲》，并时常写点杂文短论。1937年12月，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成立，段氏与何梦雪、胡风、冯乃超等24人被选为理事。1938年创办《武汉日报》宜昌版，任分社主任。1940年调往西南边陲的西康省，任西康《国民日报》社社长。抗战期间出版过《给保卫鄂西的军人》（1939）、《入康记》（1941），分别由武汉日报宜昌社、西康国民日报社印行。段公爽对于戏剧素有研究，曾在1937年《文艺月刊》第10卷第4、5期合刊发表《论“剧本荒”》一文。除洪深外，段氏还与胡风、向培良、锡金等文学家多有往来。

洪深结合当前的抗战形势与文艺现状，肯定了段公爽的《华北的烽火》，并鼓励他继续以戏剧为“唤起民众”的有力工具。本剧以卢沟桥事变为背景，是一部爱国之作。1938年2月至4月，沙汀、艾芜、聂绀弩、张天翼等作家曾集体创作了一部反映华北抗战的通俗长篇小说，连载于广州《救亡日报》，题为《华北的烽火》，这是学界比较熟悉的一部抗战文学作品。然而段公爽的同名剧作早已湮没无闻。笔者遍检书刊，未见有论著提及此剧，故难以确证它是否曾在报刊发表或出版过单行本。洪深所读到的册子，可能是该作的手抄本抑或油印本。原剧当已佚失，洪深的序言由此成为迄今为止关于此剧的唯一评论文字，不仅有助于洪深生平创作与文艺思想的研究，而且留存了战时戏剧的一份史料。

【第14版：文化周刊】了解人性透视时代 ——20世纪现代作家日记选本考

Fri, 26 Jan 2018 15:03:41 +0800

作为观照自我、反思自我和记录社会的话语形式，日记魅力非凡。进入20世纪，日记写作再现高峰，为现代文学、思想和社会等领域的多元透视与解读提供了史料来源。

作为一种观照自我、反思自我和记录社会的话语形式，日记叠累了非凡的魅力。进入20世纪，日记写作再现高峰，作家多有或长或短的日记传世。时代的变易、思想的嬗递、文化学术的承转、风习的迁移以及个人的心态起伏等均囊括其中，为现代文学、思想和社会等领域的多元透视与解读提供了价值不菲的史料来源。

现代作家日记兴起的原因大致如下：一、传统积淀，萌蘗于李唐时代的日记在两宋后有了充足发展，随着创作实践渐次丰富，这种表现作者心灵私语的书写样态演化成了一种重要的文体。二、日记本身的魅力，如周作人说到：“日记类是我所喜欢看的。”郁达夫指出在个人嗜好上，“最喜欢读的，是他的日记”。朱光潜更是将记日记与读日记视作人生乐趣，“我们都是人，了解人性是人性中一个最强烈的要求，我们都有很浓厚的好奇心，要窥探自己的深心的秘密和旁人的深心的秘密。在要求了解之中，我们博取同情也寄与同情。我们惊奇发现旁人与自己有许多相同，也有许多不同。这世界不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却也不是一个陈腐单调的世界。因为这个缘故，记日记与读日记都永远是一件有趣的事”。三、日记往往直抒胸臆，以真为旨归，写作时较少顾忌，与“五四”前后的人性解放思潮深相契合，写作主体的表达与倾诉欲望空前强烈，无论是在公共空间或是私人领域，总是试图展示真实的自我。四、现代出版的成熟为日记刊行保驾护航，现代稿酬、版税体系的规范化为写作者提供了实物保证与经济支撑，诱使文人学者参与其中。自然，亦有其他因素的作用，据郁达夫透露，当时的教育部曾要求留学生撰写并上交日记，也客观上扩充了日记的数量。

一

现代作家日记的传世大体依赖单行本、编选本、报刊登载以及收入文集、全集等，乐齐《现代日记文学述略》提及了现代日记选本的出版情况，惜过于简略，而据笔者考证20世纪有逾30种选本传世。需要说明的是，瞿世镇编《模范日记读本》等以日记命名的书籍实为中小学教学或辅导类教材，不列入讨论范围。

阿英是现代作家日记选编的关键人物之一，据现有资料判断，戴叔清（阿英）编选，上海光明书局1931年底出版的《模范日记文选》是第一部专门的现代日记选本，选录了胡适等10位作家10种作品。编者将读者定位于青年作家、大中学生和日记习作者，希望“想探求日记作法门径的青年们，能从这里面获得写作的方法；已经从事日记写作的，能因此使自己的技术，向优秀方面发展；那想了解自己所钦仰的作家们的，能在这里面把握得更深入的认识；研究社会史的人，也可以从里面寻得若干的史料”。他在每篇日记后都作了简要的说明与点评，如对鲁迅的评价：“（他）所作日记，和他的很多杂感的作风类似，大都是讽刺的，旁敲侧击的，从日常的生活现象之中，抒写出他自己对于现实社会生活的愤慨，仅就所节出的看去，他就是从政治当局一直讽刺到徐志摩诗哲，头发梳得光光的药铺店伙。在这儿，展开了他的性格。他随时随地的用着批判的精神，写了他自己的日记。”阿英独具只眼，不仅较早意识到日记文体的重要性和独特性，予于汇编，所选作品也皆为精品佳制，树立了高标杆，再版数次，1977年还易名《中国名家日记》由香港新文学研究社出版。早在1929年，阿英就编过《语体应用文范本》（上海亚东图书馆），涵括日记、小品、书信三种文体，日记部分收作品7种，并作有说明与注释，开启了为日记选本作注解的先河。1933年6月，阿英化名阮无名编选的《日记文学丛选（语体卷）》（上海南强书局）出版，择定了作品四卷：第一卷“记游日记”，收陈衡哲《北戴河一周间》，钟敬文《海行日述》，梁启超《伦敦初旅》；第二卷“社会考察日记”，收郭沫若《灾区视察日记》，高歌《洛阳日记》，巴金《京沪五日间》；第三卷“私生活日记”，收周作人《苦雨斋日记》，鲁彦《船中日记》，郁达夫《水明楼日记》，徐志摩《眉轩琐语》；第四卷“读书日记”，收鲁迅《日记与夜记》，胡适《读书日记》，顾颉刚《写歌札记》，俞平伯《孟子解颐零札》，附录张资平《岁望小农居日记》。编者对每篇日记的写作时间，登载刊物或出版日期，基本内容和特色作了说明，并写了引语。有学者从文体上肯定了该选本的价值，指出它首用“文言”和“语体”区分了古典日记和现代日记，确立了现代日记在新文学中的地位，分类和说明也是科学的。

二

1932年12月出版，沈仲文编《现代日记文杰作选》（上海青年书店）选录了11位作家13种作品，多为名家名作，也紧跟时新作品，如周作人《苦雨斋之一周》刚由《现代》杂志于同年9月刊出。其中杨振声《广州大火下的日记》为其他选本所无，它初刊于1928年《现代评论》三周年纪念增刊，记述了1927年底广州起义时男女老少因战争引发的恐慌，大火将城乡燃为灰烬的惨烈景象，以及民众混乱无序地逃往香港的仓猝情形，现实意义极强。

1933年10月，新绿文学社编《名家日记》（上海文艺书局）出版，选了7家11种日记。编者从类型区分的角度分析了它们的特征，如《胡适日记》乃“修业日记的代表作”，可见证作者的生活方式、政治主张、哲学见解，其时的民风、政教和学术，以及对宗国危亡的睠怀；吴稚晖《茶客日记》为“社交日记之良模”，将作者身历其境的场景描绘得精微入骨，通过生活断片呈现了社会活动的姿态；鲁迅《马上日记》系列为“感想日记的梗概”，代表了日记的另一种作法，即预定给第三者看的，偏于感想，笔墨间隐含幽默，与杂感和随笔一致；周作人《苦雨斋一周间》可以“明琐事日记的特色”，用简练的文字，写细小的事物；从郭沫若日本可见“旅行日记的一斑”，描刻细致有趣，意深境幽；徐志摩《眉轩琐语》别示“恋爱日记的一例”，记录了情人间的琐细生活与绵密情感；郁达夫《水明楼日记》《病闲日记》是“文艺日记的范本”，即文艺家写文艺事的作法。该集子1934年4月再版。1937年3月，改由中华书局再版。1943年10月，成都中华书局又版，因周作人附逆，删除了其作品。

现代作家日记编选的另一位关键人物赵景深所选《现代日记选》（上海北新书局）于1934年10月出版，收录9家14种日记。他为作者写了小传，简述了日记的收录情况及文本特点。他注解了人名、地名等，并自许“在同类书中实均为第一次详细的加入。关于《庐山日记》和《西游日记》，我参考了许多别人的游记，大半取材于《古今游记丛钞》、《新游记汇刊》以及《新游记汇刊续编》；关于《访日本新村记》，我参考了周作人的《艺术与生活》以及武者小路实笃的《人的生活》和《新村》，都相当的用过一些工夫。”赵景深还是两次日记征文的主持者，1934年他从《青年界》举办的《暑假日记》征文中择取了19篇编成《青年日记》，并一一点评。另一次大规模征文发生于1937年6月，他在《青年界》（第十二卷第一期）编了一期“日记特辑”。同年8月，他将约稿编成《日记新作》（上海北新书局），共计121种短篇日记。这部选本作者甚多，内容庞杂，形态多元，许多日记未被作家文集、全集收录，辑佚价值极高。某些作品价值不菲，如向许广平约来了鲁迅1936年10月10、11日日记：“十日晴。上午张维汉君来。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并邀玛理往上海大戏院观Dubrovsky，甚佳。下午三弟及蕴如携晔儿来。晚内山书店送来命运の兵及わもらせ绘集各一本，共泉二元四角。何太太及雪儿同来。夜为《文艺周报》作短文一篇，共千五百字。又发热几三十八度。十一日，星期，晴。上午孔若君寄赠《中国小说史料》一本。得费慎祥信。得增田君信，即覆。寄烈文信。寄河清信。同广平携海婴在法租界看屋。午后访内山君谈。下午须藤先生来诊。”编者提到“此为鲁迅先生逝世八九日前的日记，甚可珍贵，蒙景宋女士赐刊，谨此志谢。”此前的选本所录鲁迅日记多为“马上系列”，这两则日记应该是最早公开刊登的《鲁迅日记》部分。

1935年5月，姚乃麟编《现代创作日记选》（上海中央书店）出版，选录12家18种日记。编者谈到了编选之难及选录原则：“编选日记的困难之处，是收罗材料的不易。在现代我国的文坛上，日记作品的产量真是多得不可开交，而有些名称上叫做日记的东西，实际上并不能算是属于日记的一类。既不像散文或杂感，也不像随笔或小说。失去日记的真面目不必说，而且连篇累牍地使人看了觉得索然无味，只是浪费时间和精神而已。”又评价了各种日记，如郁达夫“每篇有山水幽情之趣，令人读了会悠然神往”，鲁迅“描写一切事务精详备至，早已博得大多数读者的赞扬”，丰子恺“有天真稚憨之态，颇堪玩味”，郭沫若“为不可多得的佳作”，周作人“文笔简洁，朴素可爱”，巴金、田汉“具有独到的风格”。

三

作为一种“泛文类”写作，日记的文体边界相对模糊，常与其他文类混同，这在选本上也有体现，1936年4月，钱公侠、施瑛编《日记与游记》（上海启明书局）出版，它将鲁迅、郭沫若、田汉等人的日记与俞平伯、孙伏园、钟敬文等人的游记萃为一集，编者谈到了原因：一、日记、游记的写作、刊载不少，但符合自家标准，适合读者浏览的不多，合集能让读者以一本书的钱读到两种读物；二、有些日记和游记难以区分，特别是以月日为经，以地方为纬的记游文，硬作分排实属多此一举。入选作家的写作特点和风格得到了较详实地介绍，如鲁迅“日记像他的别的作品一样：句子是异常的老练，笔调是异常的冷酷，往往一针一见血，叫人家看了，感到一种啼笑不得的情绪，可是不单以冷嘲擅长，他的冷嘲后面，还带着沸腾的热血。正像俄国的柴霍甫一样，他的作品，虽然全是sarcasto，但批评家叫它是‘含泪的微笑’。”而1936年是日记选本出版较多的年份之一，俊生编《现代日记文选》（上海仿古书店，收12家17种日记）于5月刊行，朱益才编《现代日记文精选》（上海经纬书局，收10家10种日记）于8月刊行。

民国时期，现代文学地理被不同的政治势力分割为几块，也相应地产生了不同的文学形态，日记选本亦受此影响，1939年2月，蔡芝华编《日记文选》（奉天文艺书局，康德六年）出版，从年份标记和出版地可见它是在“伪满洲国”控制范围内刊行的，收录了黄庐隐《归乡日记》等8种作品，不过编者混淆了日记与日记式创作，它的一大亮点是半数以上为女性作家作品。其实，之前已经出现以性别为归类依据的选本，如张立英编《女作家日记选》（1933年12月，上海开华书局）收录陈学昭《家庭生活》，王文宣《日记三则》等19种作品。同于1935年4月出版的两个集子：王定九编《当代女作家日记》（上海中央书店）收录丁玲、陆晶清、黎缇维等13人14种作品；上海女子书店版《少女日记》收录简玉璇、余沧粟等8人作品。1936年5月出版，俊生编《现代女作家日记选》（上海仿古书店）收录王识心、熊湘等17人19种作品。李蓼编《少女日记》（1945年5月，重庆青年文化出版社）则收录丁绿珊、蔡文星等8人作品。

有些选家将中外名人或作家日记辑为一集，如1934年3月出版，谢美云编《模范日记文读本》（上海光华书局）选录了异邦日记，它对日记作了四种分类，第一部分：鲁迅《马上日记》，郭沫若《新生活日记》，郁达夫《新生日记》，许钦文《伏中杂记》，田汉《蔷薇之路》，郁达夫《水明楼日记》，“举凡日常的生活、感想等等都记述在内。”第二部分：胡适《庐山游记》，冰心《旅途日记》，张资平《群犬》，周全平《三航记》，周作人《访日本新村记》，“是一种游记性的日记，记载旅途的景物和个人的观察。”第三部分：冰莹《从军日记》，寒星《流浪日记》，木村毅《西班牙记游》（陈涛译），“是一种社会性的日记，里面非特记载个人的生活，也记载社会的生活。”第四部分：沈从文《不死日记》，《曼殊斐儿日记抄》（陈西滢译）“是着重于内心书写的日记。”每篇日记后面均有“编者的话”，指明了日记的特殊性及作法，如论鲁迅《马上日记》：“鲁迅的日记，和他的小说及杂感一样，是带着多量的讽刺性的。我们看他的马上日记，就可发见出他除了关于生活的记述外，其余的都是他的感想和他对于社会的讽刺。如这篇里面的对于政治当局以及文学家诗哲等等的讥讽，他随处是用了一种批评的精神的。”又如陈子展编《注释中外名人日记选》（中华书局，1935年10月）收录吴稚晖、托尔斯泰等7人9种日记。编者对日记里的信息或难解处加了注释，如鲁迅“马上日记”系列有注释18个。再如卫明编《中外作家日记》（1943年8月，桂林普及出版社)收录陈衡哲、徐志摩等15位中国作家日记16种，曼殊斐儿等5位外国作家日记5种，附录“日记文学创作（小说的插曲）”部分收录作品3种。编者为每种日记均配上了副标题，如胡适《读书日记——出卖灵魂底小曲》，托尔斯泰《新年日记——生命的升华》，大体点明了日记的内容或写作者的心境。

另外，有些理论著作也收录了日记，如1931年出版，钱谦吾（阿英）《语体日记文作法》“附录”部分选录了冰心《旅欧日记》等5种日记。1933年出版，贺玉波《日记文作法》“文范论”部分列举了周作人《访日本新村记》等11种日记。1934年出版，林华《日记文作法讲话》“日记模范”编收录了郭沫若《新生活日记》等5种作品，又精切地评价了这些作品。

有些集子信息不全，仅知大概，如顾凤城、顾瑞民选注《当代名家日记选》（上海汉文正楷印书局）收录吴稚晖等人日记20余种；钱一鸣编《名家模范日记》（1947年8月，上海博文书店）收录胡适等人日记；《名家日记文抄》（未见日期、出版社标注），收录郁达夫等人日记，以及翼人《怎样写日记》一文。

四

1949年后，日记选本出版较少，至1989年才有乐齐编《现代作家日记》（文心出版社）刊行，收录40家44篇日记，多为长篇日记的节录，编选的目的在于“集中展现中国现代日记文学的发展道路及其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和为文学爱好者提供简明的日记读本，作为学习的范文。它兼顾了日记的题材、风格、类型等，选录的均为代表作；每篇日记前对作者及其日记作了扼要的介绍与提示，也对正文里的一些人名、事件和外文等作了注解。该集子通史意识明显，有助于读者从历时性角度明晰现代作家日记在20世纪上半叶的写作和出版状况。

1996年，张品兴等编《名家日记学生读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精品学生文库”之一）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选录了徐特立、鲁迅等人日记22种。集子内容丰沃，所选篇目多为有过一定影响的名作，反映了写作者的不同经历和感受；读者定位为正在长知识和确定人生理想阶段的学生，可读性和人格修养的指引成为编者追求的目标，故恽代英、李公朴等强调以天下为己任，刻苦学习、严于自律等品格的作品得以入选，目的是“希望读者，尤其是青年朋友，能效法这些名家，用心记日记。在日记中，记下自己生活的痕迹，录下自己成长的足迹，写出自己多彩无憾的人生。”为了方便学生明了文本所指，又在每种日记后加有题解。同年出版，杜连茹、韩雪峰编《名家日记》（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学生经典文库》之一）则直接以中学生为服务对象，选录作者99人，既有政治人物、作家学者，如列宁、鲁迅等，也有普通战士、运动员，如雷锋、郎平等。

1998年，“中国现代作家日记丛书”第一辑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收录胡适、郭沫若、叶圣陶、茅盾、郁达夫、郑振铎、阿英、柔石、沙汀、蒲风十位作家不同时期的全部或部分日记。丛书的主要特点有：选择的都是名家，他们对中华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厥功至伟；选择了存世日记中文化价值更大，可读性更强的部分；尽量保持日记原貌，仅做了文字、标点方面的技术性处理；以少而精为原则，增加了一些注释；每册前均有分册编者所作前言，总论了该家日记的概貌、特色与价值。这是迄今为止体量最大的现代作家日记丛书，已成为作家研究、日记研究的关键史料来源之一，但也有缺点，如部分注释对人物评价不够客观。

1999年10月，丛丛主编《名家日记精选》（“新编名家精品书系”之一）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收录日记30种，它时间跨度大，作者多而杂，林则徐、曾纪泽、鲁迅、俞平伯、邵式平、皮定均等赫然在列。编者简述了作者的生平事迹，日记写作的状况和基本特点等。该选本有助于读者了解近代以来官员、士子、文人和革命者的日常生活，以及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

总体而言，这些日记选本特色鲜明，内容丰富却不免繁乱，如某些选本不够精审，篇目有凑数之嫌，与其他选本有重复；某些选本文体意识不明确，将日记与日记体创作混为一谈；某些选本摘录篇幅参差不齐等。尽管如此，还是以精品居多，为了解现代作家日记的写作与出版提供了关键的实物资料。

【第14版：文化周刊】《林以亮佚文集》补遗

Fri, 19 Jan 2018 20:04:23 +0800

宋淇与妻子邝文美

宋淇（1919-1996），又名林以亮，是现代著名剧作家宋春舫之子，他本人亦是中国现代文坛上颇为活跃的一位作家。宋淇从30年代末即开始发表作品，就读光华大学、燕京大学时广交好友，与张芝联、吴兴华、夏济安、柳存仁等志趣相投，一起创办了同人刊物《文哲》《燕京文学》《西洋文学》，开始了人生中重要的一段文学活动。上世纪40年代上海沦陷时期，宋淇与傅雷、钱锺书、周煦良等沪上名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49年5月，宋淇举家迁往香港，后与张爱玲结识，他仍笔耕不辍，在文学翻译、评论以及红楼梦研究上皆有建树，对香港文坛产生了颇多影响。

中国大陆学界对于宋淇早年的文学活动关注不多，陈子善教授曾编《林以亮佚文集》（香港皇冠出版社，2001年），分上、下编收录了宋淇未曾结集的佚文，尤其是上编将宋淇在大陆时期所发表的诗歌、散文及批评钩沉出来，首次对宋淇早年的文学活动进行介绍，陈子善还写有《理性的闪光——宋淇早期佚文小议》，对宋淇在《新语》上发表的小品进行评点，这对于重新认识这位现代作家的意义自不待言。陈子善在《林以亮佚文集》“编后记”对宋淇介绍时提到了他的多个笔名，如宋悌芬、欧阳竟、余怀、杨晋等。宋淇的笔名确实有很多，宋以朗在《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一书中提到有林以亮、余怀、飞腾、杨晋、唐文冰、欧阳竟、欧阳询、旁观清等。因为笔名太多，后来宋淇本人也有很多想不起来。笔者在翻阅1952年香港《人人文学》（第3期）时发现一篇剧作《寻妻记》（独幕剧），署名欧阳竟，疑似宋淇佚作。据考证发现，这篇剧作早在10年前就已经发表，1941年，宋淇、吴兴华合编的《燕京文学》（第3卷第2期）最后一期曾刊出一篇同名剧作，署名“竺磊”，该作与1952年《人人文学》所刊内容基本一致，无疑出自同一作者。不仅如此，宋淇还以“余怀”为笔名重新发表了《燕京文学》上的旧文《易卜生的价值》（署名欧阳竟）。众所周知，“欧阳竟”是宋淇常用的笔名之一，他在1948年赴港之后，在《人人文学》上发表了多篇作品，还以“梁文星”为笔名发表了吴兴华的诗歌，以“欧阳竟”重新发表10年前的剧作，可能意味着对过往人生经历的怀恋，而这个时期开始以“林以亮”“余怀”为笔名介入文坛，又意味着一种新的人生的开始。循此线索，可以断定“竺磊”应为宋淇的笔名，同时可发现其早期佚文多篇，均未收入《林以亮佚文集》。

1939年，因抗战中断的燕京大学重开，借读于光华大学的宋淇北上继续求学，开始用“竺磊”作笔名在《燕京新闻》副刊“松岛”上发表文艺消息，多是对西洋文学动态的报道，足见他对世界文坛的关注。1940年冬，宋淇在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并留校任教。《燕京新闻》上还登载了相关消息：“寒假毕业于西语系之同学宋奇君，现留校任助理，教一年级英文，并协助柯宓喜女士编纂一年级英文班所用之法文课本。”（《燕京新闻》1941年2月8日）。9月，宋淇在《燕京新闻》刊载散文《燕京的“静”的所在》，可谓构思巧妙、令人叫绝。作者在开篇即赞扬，“燕园的景物，真可谓游不胜游，记不胜记”。然而却并不写燕园美之所在，他所要描写的是燕园的公墓，是为“静的所在”。透过这篇散文，也可看出宋淇对燕京的感情之深。10月，宋淇与燕大同人在《燕京新闻》上开辟了一个新栏目“副叶”，所刊登的文字皆是同人从看书读杂志中获得，这种新形式使得《燕京新闻》更加多样化。1941年6月，“副叶”因故停办。宋淇在上面发表了《恐怖的宣传者“好好爵士”》《英国书税案》《评〈日报期刊史〉》《真正的危机》，翻译了E.M.Foster《亡国后的文化》、MaryE.Watts《妇女版》、DirkvanDerHeide《妹妹和我》等作品。此外，宋淇还在《燕京新闻》“译丛”上发表了O.G.Villard的《记者生涯的回顾》、SvlviaLucas的《张伯伦夫人》。

谈及宋淇早期的文学活动，不能忽略他与吴兴华合编的《燕京文学》，该杂志创刊于1940年11月，他们创办这份刊物的缘由在创刊词里说得很明白：“我们沉默了很久，很久，而现在我们再也忍受不了这沉默，我们要说话，我们要歌唱”。第一期首篇推出的文章就是宋淇的《谈何其芳的散文》（署名欧阳竟），直言不讳地指出何其芳散文存在的缺陷，并且对现代散文的走向表达了个人忧思。应该说，这是一篇很见锋芒的批评，实际上反映了燕京文学同人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洞察与反思。此后，《燕京文学》每期都有宋淇的文章，涉及诗歌、批评、小说、散文等多种文体，可以看出宋淇丰沛的创作热情，他所使用的笔名有三个，即宋悌芬、欧阳竟、竺磊。因以宋悌芬、欧阳竟为笔名的文章皆已收入《林以亮佚文集》中，故本文不再探讨。

《谈曹禺的戏剧》（第1卷第3期）对在30年代就已成名的剧作家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进行批评，指出三部剧作存在的不同问题，并对曹禺的创作寄予期待。早前，宋淇对曹禺的戏剧一直很关注，他在《燕京新闻》（1939年12月16日）发表《评〈日出〉公演》，在1940年4月27日发表《话剧报道》，对抗战时期的剧作家的活动进行了报道，其中涉及到曹禺的新作《北京人》。燕京剧团公演《雷雨》后，《燕京新闻》（1940年5月4日）专版刊出“雷雨公演集体批评”，宋淇写了《一个天才》。其中，燕大西语系主任谢迪克也发表了批评文章《忠实的演出》，在此之前，谢迪克就对曹禺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日出〉批评》一文中认为“《日出》在我所见到的现代中国戏剧中是最有力的的一部。它可以毫无羞惭地与易卜生和高尔绥华兹的社会剧的杰作并肩而立”（《月报》第1卷第1期）。

在《燕京文学》第2卷第1期，宋淇发表了一篇小说《某太太》，通篇由某太太与丈夫的电话通话组成，但丈夫却未发一言，整部小说形式独特，诙谐幽默。第2卷第2期发表的《表》是一篇回忆性的散文，是宋淇对现代散文写作的实践。正如他在《谈何其芳的散文》中所说，“我们的散文，和所有其他国家最好的散文传统一样，应该自然，简单，有力，直接，一句话，就是有生命。即便在赤裸，坦白里，我们也能找到美丽，这才是真正的美，因为这是生命的美”。宋淇的这篇《表》，确实让人看到了“生命的美”。第2卷第3期发表书评《现代英美剧作家》，是对巩思文著作的介绍，宋淇在文末提出了关于“melodrama”译名的不同见解，还对李健吾的翻译提出异议，足见他的看法之独特。《燕京文学》第2卷第4期专辟“易卜生特辑”，刊发了四篇文章，其中有两篇出自宋淇，一篇是《易卜生的价值》（署名欧阳竟），一篇书评《野鸭》（署名竺磊），宋淇这一时期对易卜生的关注颇多，他还在《沙漠画报》（第4卷第15期）发表了《易卜生的国民公敌》。十多年后，宋淇在《人人文学》上重刊《易卜生的价值》时在文末加了一段注释：“这篇小文写成于十三年前，惭愧得很，这些年来，我并没有对易卜生下进一步的研究，所以对文中暂时的结论并不能予以彻底的修改。最近看到吉思特顿的论文，他也认为易卜生的思想大成问题，倒是他的技巧有令人心折之处。此外，除了Downs写了两册研究易卜生的书之外，西方对于易卜生的兴趣，无论在上演和阅读上，毫无疑问已在减低了。我自己对文中所说，特莱顿的本身价值或许不如他历史上的价值这一点，认为有点过分。对一个作家没有下过功夫，而贸然就下结论，无论如何，无论如何不是一个睿智的举动。”其实，这番话实在也很能表现宋淇一贯的批评态度。第3卷第2期是《燕京文学》的最后一期，宋淇发表了《寻妻记》，是一篇独幕剧。有意味的是，《燕京文学》从创刊到停刊，首期第一篇和末期最后一篇文章都出自宋淇，他既打头阵，又压轴，可以说，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燕京大学被日军强迫关闭，《燕京文学》也因此停刊。

除了《燕京新闻》和《燕京文学》这两个文学主阵地外，宋淇还在燕大新闻系学生主办的《燕京水星》（第1卷第1期）上发表小说《鬼》。同时，宋淇在光华同人主办的《西洋文学》上也发表了很多译作，他也是《西洋文学》组稿队伍的重要一员，以“竺磊”为笔名翻译了JeromeWeidman的《半夜回家》。根据目前资料所见，宋淇以“竺磊”为笔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翻译了萨洛扬的《牧羊人的女儿》（1949年《今译文丛刊》第1期）。

正如陈子善教授在《林以亮佚文集》编后记所言，透过这些佚文，“从中可清楚的看出青年林以亮的艺术趣味和爱好，可明晰的把握心智成长的轨迹，”当然，宋淇的这些文学探索和实践，不仅反映了他一个人的心路历程。他与吴兴华、夏济安、柳存仁等同人群体的文学活动，都体现了40年代的文学青年对介入现代文坛的渴望与坚持。

【第14版：文化周刊】不能忘却的纪念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六十载记

Fri, 19 Jan 2018 20:04:22 +0800

书房中工作的齐燕铭

1958年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大会。这个大会的召开，是我国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以后，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有了全面规划和统一部署，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创造了一个古籍出版高峰，不但制订了我国第一部古籍出版规划，还大力培养古籍人才，在古籍图书出版方面，更是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成立背景

党和国家对出版工作非常重视，新中国成立之际专门成立出版总署开展工作。几年的时间，我国的出版事业初具规模，完成了对私营出版业的改造，成立了一批公营出版单位。图书出版随之有序开展，但古籍图书仅有几家出版社零散整理出版，编辑力量严重不足，出版也没有计划性。1956年，为了集中优势人才和出版资源，更好地开展古籍图书的出版工作，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成立提上了议事日程，成立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1956年5月15日，文化部向中央宣传部呈送《关于我国古籍出版工作规划的请示报告》（《文化部党组关于我国古籍出版工作规划的请示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8》，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2001年，第94页）。报告中提出要加强对古籍出版工作的统一领导，并要与学术研究工作密切结合，拟成立古籍编审委员会，吸收科学院、北京大学、文化行政部门、出版机构的负责人等各方面学术专家和出版专家参加。统一掌握古籍的出版方针，审定选题计划和重要稿件，并建议“由齐燕铭同志担任主任委员”。报告中还提出，将文学古籍刊行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和财政经济出版社的古籍资源，并入刚成立的古籍出版社。

1957年，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开始着手抓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这一年，他专门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呈送了《关于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报告》，并将1956年报告中拟成立的“古籍编审委员会”修改落实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1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批准了齐燕铭的报告后，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思路也基本成形。1958年1月，齐燕铭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的具体方案，包括古籍小组工作方针、任务，古籍小组成员19人名单，确定古籍小组办事机构事宜，以及古籍图书出版计划等，呈送给中宣部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党和国家领导对此非常重视，很快批复了这个报告。

正式成立

1958年2月9日至11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大会，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齐燕铭、古籍小组办公室主任金灿然、部分古籍小组成员，以及各地专家和出版单位代表共百余人参加大会。

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作了关于古籍整理出版的方针和作法的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对古籍整理出版的方针、对象、方法问题提出了五点希望：“一、按轻重缓急，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方法，定出合乎需要的规范。二、从古代典籍中整理出一套基本名著丛书。三、出版几套选本，正面的反面的都可以选。四、编写辞书和一般读者需要的辞典。五、培养整理古籍的青年队伍。”（《康生、周扬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会上的讲话（摘要）》《光明日报》，1958年2月22日）。齐燕铭在大会上说：“几年来，各方面对中国古籍的整理出版，已经做出一些成绩，但也存在着出版重复、质量不高和与读者需要不符合的缺点。因此，亟须加强领导，根据党的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遗产的政策，按照学术研究、教学工作以及社会读者的需要，制定比较长远的规划。”（《康生、周扬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会上的讲话（摘要）》《光明日报》，1958年2月22日）。

古籍小组成员郑振铎、翦伯赞、潘梓年在大会上分别就文学、历史、哲学的古籍整理出版草目计划作了说明，会上对规划草案展开了讨论。发言的有与会代表冯友兰、杜国庠、徐森玉、吴晗、邢赞亭、嵇文甫、金兆梓、章行严等人，他们对加强整理古籍出版工作表示一致拥护，并分别对规划中的书籍分类、书目编选，以及培养人才、组织专家等问题发表了意见。成立大会上，明确提出“在规划小组的领导下，应该动员和组织有关力量，在十年至十五年之内，分期分批地把我国古代和近代以至‘五四’以前的主要学术著作有计划有系统地整理和出版”的目标。

第一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共有19人：叶圣陶、齐燕铭、何其芳、吴晗、杜国庠、陈垣、陈寅恪、罗常培、范文澜、郑振铎、金兆梓、金灿然、赵万里、徐森玉、张元济、冯友兰、黄松龄、潘梓年、翦伯赞。小组组长齐燕铭，金灿然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主任。古籍小组成员均为当时中国文史哲、出版各界著名专家学者。小组成员中，金灿然时年45岁，是最年轻的一位，年龄最长者为张元济，时年91岁，其他专家大都在50至70岁之间。

古籍整理出版小组下设文学、历史、哲学三个分组，其成员集中了这三个专业方面的一大批一流专家学者。兹照录如下：

文学组：召集人郑振铎、何其芳，成员有：王任叔、王伯祥、王瑶、余冠英、邢赞亭、吴晓铃、林庚、阿英、孙楷第、徐嘉瑞、徐调孚、章行严、陈翔鹤、冯至、冯沅君、游国恩、杨晦、叶圣陶、隋树森、赵万里、钱钟书、魏建功、罗常培、谭丕谟。

历史组：召集人翦伯赞，成员有：于省吾、尹达、白寿彝、吴晗、吴泽、汪篯、周予同、周云青、周谷城、邵循正、金兆梓、金毓黻、范文澜、徐中舒、徐炳昶、徐森玉、翁独健、夏鼐、宿白、张政烺、陈垣、曾次亮、贺昌群、傅乐焕、齐思和、邓广铭、邓拓、顾颉刚、阎文儒、聂崇岐。

哲学组：召集人潘梓年、冯友兰，成员有：王维庭、石峻、朱谦之、李达、李俨、吴则虞、吴泽炎、杜国庠、汪奠基、林宰平、林涧青、侯外庐、胡曲园、孙人和、唐铖、容肇祖、陈乃乾、嵇文甫、杨荣国、赵纪彬、刘盼遂、谢无量。

成立古籍小组及设立小组成员，这种模式开风气之先，在出版单位和古籍整理专家之间搭建了一架桥梁，密切了二者的关系，在推动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后六十年的时间，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古籍小组的成立，为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立下了规则。

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当年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六个重点：一是整理和出版中国古代名著基本读物；二是出版重要古籍的集解；三是整理和出版总集或丛书；四是出版古籍的今译本；五是重印、影印古籍；六是整理和出版阅读和研究古籍的工具书（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编：《功在千秋的事业——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成就》，中华书局，2003年，第38页）。

开展活动

古籍小组成立后，工作有序、全面推进，在制订规划、培养人才、整理出版古籍图书方面，取得了开创性成绩。

由小组成员郑振铎、翦伯赞和潘梓年担任召集人，主持文学、历史、哲学三个组分头起草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专家们从浩瀚的古籍中选出有价值的古籍项目，并列出拟采用的版本，1958年6月，《整理和出版古籍计划草案》完成，共计收入6791种古籍整理项目，其中文学部分3383种，历史部分2095种，哲学部分1313种。这个规划因为规模过于庞大，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难度，古籍小组将其调整为《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三至八年”规划草案共有500种古籍整理出版项目，分为“干部和学生读物”、“科学研究工作者和教学工作者的参考书”两部分，面向着两类不同的读者群，这个规划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更易为读者所接受。

规划的制订，对摸清我国保存的古籍家底、有计划有系统地开展整理出版工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部规划虽然因为项目过多没有得到全部落实，但因其搜罗完备，并列出详细版本，在颁布多年后仍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第二部规划，因为明确了读者群，所收古籍项目更有针对性，且规模适中，在实施过程中完成率较高。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成立之初，将培养古籍整理出版人才作为工作重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古籍人才严重不足，这制约了我国古籍出版事业的发展，系统培训专业人才很快被古籍小组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59年3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第二次会议上，正式决定委请北京大学开设古典文献专业，为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培养专门人才，专业学制5年，毕业生优先输入到中华书局工作。同年9月，在各方的大力支持下，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开始招生，古籍小组成员齐燕铭、吴晗、金灿然等，中华书局的编辑宋云彬等人都多次到北京大学为古典文献专业学生进行授课、座谈。1964年，第一批古典文献专业的学生毕业，为专业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输送人才11人，到1968年，共有三十余位古典文献专业学生毕业分配到中华书局。

发展历程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从1958年至1966年，具体开展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随着“文革”的爆发，古籍小组工作陷入停顿。直到1981年，古籍出版工作才再次迎来转机，这一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明确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以此为契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重新组建，12月10日，《关于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通知》发布，明确了古籍小组组长为李一氓，副组长为周林、王子野，小组成员共53人。1982年3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制订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

此后，古籍小组先后隶属于国务院、文化部、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现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部门，小组组长由李一氓、匡亚明、陈岂之、于友先、石宗源、龙新民、柳斌杰等人担任，小组成员、顾问也经过了若干次调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名称也转变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

在古籍小组的发展历程中，齐燕铭和金灿然的名字是不能忘记的，他们有着开创之功，不计名不计利，为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奠定了发展的基础。值此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六十周年、齐燕铭去世四十周年、金灿然诞生一百〇五年之际，仅以此文向他们致敬。

【第13版：文化周刊】对遥远国度当代之星的深切致意

Fri, 02 Feb 2018 15:02:16 +0800

2012年元旦期间，收到了周宪老师约请翻译当代意大利美学家马里奥·佩尔尼奥拉的著作《当代美学》的信件。与那一封信相伴随的，还有周老师寄来的南京大学出版社新出版的若干本美学前沿丛书。这些书、那封信，倍增节日的欢乐气氛。接受了这个翻译任务之后，我的阅读生活，基本上就与这一本《当代美学》脱不开干系了，而且我的课堂，也常常被这一本书所影响：在译作完成，但还没有出版以前，我用这一本书的英文版作为硕士研究生“专业外语”课程的材料，在译作出版后，则使用它作为另一个年级的“20世纪西方文论”选修课的教材，并且鼓励学生在译文中寻找“可商榷的内容”；而我自己呢，光是将英文书稿“处理”成中文译稿，就“进行”了5遍；然后是连续3个学期的课堂讨论，甚至，有一年的硕士生入学考试，英语面试，也是从这一本书的英文版中物色了一些合适的段落！所以，大概5年来，我的阅读和教学，常常是基于“马里奥·佩尔尼奥拉”及其所言及的东西。所以学生会在他们必须提及马里奥·佩尔尼奥拉的时候，自觉地在脸上浮现出一种“不怀好意”的笑，说：“就是那个马里奥……”——最近一段时间，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同事、同行和朋友，他们说正在阅读这一本《当代美学》，那时候我都会油然而生感动之情，因为他们所读到的佩尔尼奥拉的著作，是经由了我这个中转站的。到底是不是将这一位当代杰出的意大利美学家的最新力作很好地完成了中文传递？这是需要读者阅读之后才能评判的。我在这一本书的翻译、校对、材料的核实以及语言的打磨过程中，所经历的，则全部都是向一个遥远国度的杰出学者的致敬和学习。

《当代美学》是一部格局非常宏阔的书，它表现出作者对于把握和描绘一幅20世纪全球美学基本概貌的雄心和抱负。尽管美学领域的话题拓展是非常快速的，但总体而言，即便是在学术界，碎片化的、体制化的、以经济利益和权力追求为特点的写作风气，依然是非常盛行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试图将作为整体状况的20世纪美学提炼出一些能够在读者中获得普遍认同的“关键词”，并将这些关键词在美学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加强和变异的轨迹进行具体描述，而且还能让原本已经非常熟悉这些素材的读者有所会心，这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其次，《当代美学》格局之宏阔，不仅表现在作者对于全书的架构上，而且表现在作者对于不同地区和文化背景中的美学的评价态度上。对于中国读书界而言，在阅读西方文学艺术尤其是理论著作的时候，常常会面临一种双重的体验：一方面，我们在西方思想中得到大量有力的启示，同时，我们又时刻在警惕着可能存在于这些作品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甚至是“霸权主义”的立场。但是这种警惕，在阅读佩尔尼奥拉的著作《当代美学》时，很快就被解除了。因为他的这一本著作，正是在关注到西方文化的种种危机之信号之后，对全球美学的种种深思。在以西方美学的基本成就为基础建构了该书的基本框架之后，佩尔尼奥拉怀着一份深切的关注和由衷的欣赏之情，将长期被欧洲和北美学术界忽视了的亚洲各个地区和拉丁美洲各个地区的美学成就，进行了尽可能详细的介绍和分析。这些介绍和分析，尤其是对于中国美学的评价，让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很自然就获得了一种外在于自我的对自我进行审视的视角。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自我审视是重要的，如果我们并不能很自觉地进行自我审视的话，借助于一个他者的眼睛，就是非常宝贵的。《当代美学》在论及中国美学时的宝贵性，正在于这里，在于作者特别清醒又特别包容的评价态度中。

《当代美学》的书写语言，是非常有魅力的。有魅力的语言是思想睿智的最好体现。在这一本书中，作者所引述的文献极为丰富，而由于作者对这些文献的特别熟稔，所以在论述过程中，显得特别轻松，语言也处处闪烁着自信和幽默。比如，当他讲到西方美学在当代的深重危机时，他引用了丹托对“干预”一词的使用。他写到：

丹托认为，那种自我伤害的艺术行为看似是极端的，但实际上只是可怜的、徒然的。一个很合适的例子是，有一个艺术家，他将自己放在一个塑料袋里，然后让人将自己丢在加利福尼亚的高速公路上。这个实验是他的一件艺术作品。幸运的是他活着回来了。这个表演与构成了西方艺术之核心组成部分的干预（disturbation）警示作用毫无干系。丹托使用“干预”这个词汇，目的是利用这个词和手淫（masturbation）一词在发音上的相似性：这简直是美学在原本已经十分痛苦的死亡之路上所挨到的最后一击。

这样的段落，既有鲜明的思想立场，又有相当严密的论证过程，而语言，又是那样的机警有趣。作者将自己的论述和引述的文献完美的交融在一起，让读者在获得启迪的同时，难免会心一笑。而这样的段落，在这一本书中，真的是比比皆是。

我常常以各种方式加强自己和“意大利的”某个人物和事物之间的联系，比如罗伯特·巴乔正当年的时候，我正好是一个学生时代的假球迷；比如卡尔维诺还不那么为国内读者熟悉的时候，我正好比大多数卡尔维诺的粉丝早一些开始了对他的阅读、评价和推广；或者又比如，我在费里尼的电影里面所获得的对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幽默感的认知，要远远的多于任何一位电影导演；然后，我以尽可能近距离的方式接触了马里奥·佩尔尼奥拉的著作《当代美学》。这些经验，总是以各种方式印证着读书人最在意的责任、智慧、友情和好时光，因为这一切，总是那样美好地散发着只有思想、学术和语言才能承载的诗意人生的光芒！

【第13版：文化周刊】马里奥的书房

Fri, 02 Feb 2018 15:02:14 +0800

元旦过后没几天，我的意大利同事贝尔蒂尼发来一个微信，说是他刚刚得知马里奥昨天刚刚去世，接到这个消息，感伤袭上心来。有些人你天天见到，可没什么印象；有些人只见过一次，却难以忘怀。对我来说，马里奥就是这样的人。

我和马里奥的谋面真是好事多磨。十多年前他和我约好在罗马相见，当我准备行程时突然接到他的邮件，告知他在巴西度假时病了，不得不在医院接受治疗。于是，行程不得不取消。2010年我在法国讲学，他说你来罗马吧，只要两小时，不必受从中国飞到欧洲的十多个小时的劳顿之苦。于是，我便飞抵罗马，他派了个学生到机场接我，到了饭店，发现马里奥已在大堂里等候。初次相见彼此觉得如老友重逢，因为已相识多年，连寒暄都免了。他说一会儿去吃午饭，然后带你看看真正的罗马。

在我结识过的欧美大牌学者中，马里奥的确是个很特别的人。与一些彬彬有礼却隐藏着傲慢的学者不同，马里奥是一个内心亲近中国的欧洲思想家。他在其《仪式美学》中文版序言中坦言：“虽然直到不久以前，均未能有幸对中国的美学和哲学有深入了解的机会，其实内心直觉一致告诉我，在中国人丰富情感与我的作品之间，存在着某种深深的统一。在其后涉猎中国美学家著述的过程中，我也为其中的一些观点所深深打动。”（《仪式美学》页1）多年前他告诉我在写一本全球当代美学的专著，想把中国当代美学纳入其研究视野时，我着实为他的热情所感动。后来他便派给我一个苦活，帮他收集有关中国当代美学的英文资料。对于这样一位深谙西方美学的哲学家，这还真是个挑战性不小的活儿。

午餐后马里奥领着我在罗马转悠，我们去了外国游客通常不去的街巷，有热闹的广场，也有静谧的街道，满眼皆是充满意大利风情街景与居民。走着走着他领我进了一间门脸和空间都颇感局促的咖啡店，只能站着喝一小杯咖啡。走出咖啡店，马里奥告诉我，那可是全罗马最好的咖啡店。这着实让我惊讶了一番，说实话，真还没在意那全罗马最好咖啡是啥味道。不一会儿，他又带我走进一家书店，书架上挑了两本他的意大利文美学著作，说是待会儿签上名送给我。作为一个“老罗马通”，他一路走，一路述说着街道和建筑的历史故事，他的导游远比“孤独星球”的旅游指南精彩得多。走着走着，来到了一幢老建筑前，马里奥拿出钥匙开门进去，我这才知道是到了他的工作室—书房。

书房空间并不大，有两间屋子，一间比较大一些，书架上满是各类学术书籍，是读书写作的空间。另一间稍小些，里面还放着一张小床，大概是思考写作疲惫时休息用的。书房虽不大，却很是温馨，装饰简朴中透露出意大利人特有的品位。马里奥告诉我，他的住家和书房不在一起，他如果不在罗马大学办公室工作，就是在这间书房里阅读和写作。没想到他学术研究和家庭生活分属两个不同的空间，不知是因为罗马房价太贵无法拥有一个大宅子，还是有意要将生活空间与思考空间分离开来。高度浪漫化了的海德格尔的森林小木屋，被很多人解释为是哲人追求“诗意栖居”所致，其实真实的原因非常简单，为了逃避其孩子的纷扰而求得一个静谧思考的空间。在罗马这个拥塞的古老城市里，马里奥的书房设在别处，一定也有他的考虑。不管怎样，他的许多重要著作大概就是在这个小书房里孕育而生的。

屋里书架上满是学术著作，主要是意大利文的著述，也有不少是德文和法文本。在欧陆美学界，德国和法国美学的影响总是不可小觑的，中国美学要进入西方知识界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相较于圈子很小的西方汉学，我以为西方主流学者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关注可能更为重要，也更有影响。在日益全球化的“理论旅行”背景中，中国美学理论向西“旅行”值得关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马里奥对中国当代美学的关注完全是自发的，他在其《当代美学》中专门辟出第六章“美学与文化”，分两节讨论了两位有代表性的美学家梁漱溟和李泽厚。

在马里奥精致的书房里，我们讨论很多问题，从德国美学的影响，到意大利当代艺术，还有中国和日本的美学。马里奥不时从书架上抽出几本书，述说一些他认为重要的美学家和美学概念。其实，意大利当代美学亦有相当影响，克罗齐之后，瓦蒂莫、艾柯、阿甘本均为有世界影响的美学家，马里奥实际上也是和他们比肩的人物。近些年来一直想请阿甘本来华讲学，通过意大利上海总领馆和我的意大利同事做了很多尝试均无果，后来我便想到马里奥。然而他的回复令我意外，他坦陈和阿甘本曾是多年挚友，不过后来闹翻了，彼此不再联系，所以他不便邀请。看来，大学者学问做得大，脾气也不小。我们云里雾里地一直聊到天黑，他太太回来，我们便在离他书房不远处的一个街边餐厅晚餐。坐在街边，一边品着意式美食，一边看着当地人悠闲地走过，仿佛一头扎进了罗马人的生活之中。

马里奥的《当代美学》意大利文版2011年在博洛尼亚出版，两年后英文版由布鲁斯伯里出版社刊行。英文版尚未面世，他就把电子版发我先睹为快。读后我觉得该书应有中译本，于是就请陕西师大文学院裴亚莉教授担纲译介，她曾游学哥伦比亚大学，专业出身又是美学和文艺学，是很合适的译者。裴亚莉教授花了几年时间终于杀青，《当代美学》中译本2017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算不上鸿篇巨制，提纲挈领地考察了当代美学的主要问题，难能可贵的是该书建构了一个阐释当代美学的新的框架，首先是将西方当代美学的逻辑构架概括为生命、形式、知识和行为四部分，前两个是康德《判断力批判》发展，后两个是黑格尔《美学》的延伸。除此而外，又提出了情感与文化两个部分，前者表现在解构主义中，后者反映在非西方的美学思考里。马里奥尤其关注布克哈特关于西方文化衰落的预言，所以非西方的哲学和美学便成为解答布克哈特预言的另类方案。他注意到非西方的审美经验和文化，已经发展成为抗拒西方现代性的别样的现代性路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中国当代美学便进入了西方语境。

马里奥将中国当代美学置于一个世界性的比较语境中加以考量。对马里奥来说，最关心的是中国美学有何种非西方的方案，所以梁漱溟以儒家仁学为核心的审美方案便有了独具一格的世界意义。马里奥虔信梁漱溟的方案解答了布克哈特的难题，尤其有趣的是他参照西学来阐发梁漱溟的“仁学”美学。他认为“仁”的概念博大精深无法翻译，既接近于席勒的美育观念，又接近于康德的审美无功利思想，其核心是“人的可完善性和追求完善的责任”（《当代美学》页218），因而又与阿奎那的“壮美”概念相似。

马里奥的书房，四周皆是当地居民生活味很浓的区域，嘈杂的声响和富有地中海调调的丰富色彩，拥挤而毗邻的老房子，尤其是屋顶杂乱密集的电视天线令人印象深刻。但就是在这里，马里奥写出了这些富有激情和思想的美学著述。我知道马里奥早年曾是一个激进的左派知识分子，毕业于都灵大学，那也是瓦蒂莫和艾柯就读过的学校，马里奥和他们曾经是“战友”。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六十年代后期和法国情境国际组织关系热络，其领袖人物德波与他友谊深厚。年轻时虽很激进，但马里奥的晚年往往宽容和平和许多，这是许多欧洲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马里奥回归学术，钟情美学，不过他关怀天下的习性未变，据他说，他主编的杂志Agalma在欧洲美学界小有影响。不过，这一切都已是翻过去的一页了。

马里奥去了天国，他在那里会有一间书房吗？见到上帝他会怎样呢？英国女作家沃尔夫曾想象读书人如何面对末日审判时，她写道：“有时，我至少梦想着当末日审判来临时，伟大的征服者、律师、政治家来领取他们的奖赏——他们的皇冠，他们的桂冠，他们的刻在不朽的大理石上的不可磨灭的大名时，当上帝看见我们胳膊下夹着书本走来时，他会转向彼得，不无嫉妒地说：‘瞧，这些人不需要奖赏，我们这儿没有可以给予他们的东西，他们热爱读书！’”

是的，马里奥无需上帝奖赏，他在另一个世界里要做的还是读书和写作。

【第13版：文化周刊】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

Fri, 02 Feb 2018 15:02:12 +0800

作为国家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财政部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资助项目、天一阁藏古籍珍本数字出版工程的重要成果——由龚延明先生主编的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的整理横排繁体本，2016年5月由宁波出版社出版。这套《选刊》对此前宁波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明代41科《登科录》及另外4种进士名录、38科《会试录》和277种《乡试录》进行了全面校勘和部分标点，使往日稀少难见的珍贵科举文献，从深藏于阁中的镇馆之宝，变得普及易得，既嘉惠学林，便于科举研究者的使用，又推向社会，满足广大读者的检阅。这是传统文献整理出版和科举史界的一件大事，也是普及科举文献的一件大事。

科举被国外学者誉为中国对世界文明贡献的第五大发明，而明代就处于中国科举发展的鼎盛时代，同时也是《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等科举名录流传下来最多的朝代。其中，《登科录》发轫于唐代，《会试录》和《乡试录》则都是明代出现的。《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分别是每科殿试、会试和各直省乡试按规定程序举行考试的第一手官方记录，是研究科举最为可信、权威的核心文献，但可惜流传至今的并不多。据统计，海内外现存自宋至清历代《登科录》仅为64科，其中明朝就有58科，占了总数的90.63%；而在其中，天一阁独家收藏的有40科，占了现存明代《登科录》的68.97%。现存明清《会试录》《乡试录》分别有53种和300余种，其中，天一阁分别藏有明代《会试录》38种、《乡试录》277种，也同样构成了现存《会试录》和《乡试录》的主体。

明代《登科录》包含“玉音”、“读卷及各类执事官名单、官职与出身”，“恩荣次第”也即殿试程序，“第一、二、三甲进士名单及其家状”，“皇帝策问一道”，“一甲三名对策（程文）”等六个部分；《会试录》包含“前序”，“知贡举官、考试官、同考试官及各类执事官的名单、官职与出身”，“三场考题”，“中式举人名单、身份及本经”，“三场程文”，“后序”等六个部分；《乡试录》结构则与《会试录》相仿。三《录》各部分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如每科《登科录》的家状，记载了该科每位进士的甲次、姓名、籍贯、身份、本经、字、中式年龄、出生月日、上三代名及其身份、母亲姓氏及其封号、上三代存殁情况、自身婚姻状况、乡试及会试名次等信息，从而为人们研究进士的地域分布、平均中式年龄、社会流动等情况提供了可靠依据。又如，三《录》所载考题和程文，也为后人提供了评价科举考试内容以及进士、举人知识结构与文化素养的第一手资料，从中可知时下广为流传的科举考试脱离实际、中式者知识面狭窄的说法并不完全符实。再如，在《会试录》和《乡试录》的序文中，一般会有对该科考试程序、考试官和各类考务官的职掌、应试人数和录取人数的记载，这就为后人研究当时的考试制度以及统计当时乡、会试的录取率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2006至2010年，宁波出版社曾分三批把经天一阁博物馆整理的天一阁藏《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以《明代科举录选刊》为总名影印出版。然影印本，没有标点，阅读困难；漫漶讹误较多，未经校勘，不便使用。此次由龚延明带领的团队，对天一阁藏明代三级科举录，进行了点校和整理，由宁波出版社推出了横排本15册（1237万字）的新版本。相比于影印本，此次整理横排繁体本具有以下几个突出优点：

一是对影印的天一阁所藏明代41科《登科录》和《嘉靖十一年进士同年序齿录》《崇祯十三年庚辰科进士三代履历》《国朝河南进士名录》《皇明进士登科录》以及38科《会试录》和277种《乡试录》进行了全面校勘。影印本中有大量的异体字甚至讹字，如“徳”、“靣”、“貟”、“竒”、“畧”、“脩”、“呉”等字，在横排繁体本中，都相应改作“德”、“面”、“員”、“奇”、“略”、“修”、“吴”等标准字，从而显著提高了该书文本用字的规范性，也大大便利了读者对文本的阅读、理解和征引。

二是对《登科录》《会试录》不仅进行了校勘，而且进行了分段标点，这无疑对提高读者阅读速度、减少误读和准确理解文本原意具有重要意义。《登科录》对进士的中式年龄和出生月日是连在一起记载的，如某某进士“年三十九月十五日生”，在没有标点的情况下，读者很容易把该进士的中式年龄误读作“年三十九”，而有了标点，呈现为：“年三十，九月十五日生。”就可有效避免这种误读。又如，《登科录》和《会试录》中的程文以及《会试录》中的序文都是不分段的，这就给今人的阅读造成很大障碍，而《登科录》和《会试录》横排繁体本的分段标点就排除了这一障碍。另，《登科录》对进士“家状”有严格的书写格式，故凡遇进士上三代有多项官号需要写入时，因书写空间有限，就会造成字小挤压的情况。如万历二年二甲进士孙鑛，其上三代“曾祖新赠礼部尚书加赠荣禄大夫祖燧巡抚江西右副都御史赠礼部尚书谥忠烈加赠荣禄大夫父升南京礼部尚书赠太子少保谥文恪”等55个字被挤压在不到一竖行的空间内，自然难以辨认；而横排繁体本经重排标点后变为：“曾祖新，赠礼部尚书，加赠荣禄大夫。祖燧，巡抚江西右副都御史，赠礼部尚书，谥忠烈，加赠荣禄大夫。父升，南京礼部尚书，赠太子少保，谥文恪。”就清晰可辨且文意明白了。

三是主编龚延明先生在该书《总序》中迭出新见，对科举制、明代科举及其科举文献的历史作用和价值都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如他指出“中国科举制具有塑造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立身治国形象、打造中国大一统和合文化形态、建构东亚儒家文化圈与催生现代西方文官制度产生的价值”。“科举与国运相联系，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皇帝权力的象征之一，是国家机器正常运行的的重要标志，是调节国家政策的杠杆，是士大夫梦想所寄，是凝聚民心的纽带”。又指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离不开科举研究，否则绝不可能完整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与文化。”认为相比于宋代《登科录》，明代《登科录》的“家状信息量增加了”，但削去了进士参加会试的次数，“这说明在明代进士登第更为艰难，举数多，在家状中列出，没有积极意义”。以上观点，无疑对于促进科举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13版：文化周刊】《庄子》研究与中国哲学的范式及“合法性”问题

Fri, 26 Jan 2018 15:03:39 +0800

中国哲学的范式与“合法性”是一个相关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头等大事。因此，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彻底的清理。本文囿于篇幅，只能述其要略。期望学界视为引玉之砖，进一步深入讨论这个问题。

学者与工匠的接榫处：运用范式处理材料

学术研究说到底，就是如何用范式来处理材料。在同一范式下，新材料的发现有助于学术的创造和突破。例如王国维的《殷墟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利用甲骨文新材料考证《史记·殷本纪》之正误，成为现代中国历史学研究的典范。在这个意义上，新材料可以说是推进学术前进和发展的“新能源”。而面对同样的材料，运用新的范式则是学术创造的新契机。例如汤用彤运用亚里士多德哲学范式对魏晋玄学的研究，是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里程碑，至今仍然是中国哲学的一座巅峰。因此也可以说，新的范式是推进学术前进和发展的“新技术”。

由此可见，学者的工作其实与一些工匠的工作非常类似。裁缝的工作就是用一种服装的样式来处理一段衣料。服装的样式也是一种范式，比如西装、旗袍、马褂、长袍等；衣料比如棉布、毛呢、裘皮、丝绸等就是材料。各种不同的材料自然价值不同，服装样式自身也含有各种经济、文化和审美等价值。一种时尚的样式会引领大众的服装趣味，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设计师的功能、价值和意义由此体现出来。而同样的样式由于衣料的不同，构成一件服装的价值也有天壤之别。比如相同样式的一件丝绸旗袍显然比棉布旗袍价值高出很多，一件裘皮大衣的价值更是一件棉布大衣所无法比拟的。这个道理也存在木工、石工、玉工等工匠之中。玉工的工作就是如何把一块璞玉制作成一个人物、动物、植物等形象或装饰配件。物体形象和配件形状是一种形式，也是一种范式，璞玉本身就是材料。就像高明的裁缝做出一件漂亮得体的服装、高明的玉工制成一个巧夺天工的作品一样，学者研究成果的价值和水平的高下，也取决于对那些作为研究对象的文本材料的解释深度和解释本身的自洽程度，研究的范式自然蕴含在创造过程之中。可见与工匠一样，如何运用范式处理材料是学术研究的两大基本元素。

从工匠的工作我们知道，第一，玉工和裁缝在制作一件作品时，必须对于材料（璞玉和衣料）进行雕琢、裁剪，正所谓“残朴以为器”，“白玉不毁，孰为珪璋！”（《庄子·马蹄篇》），因而必然打破了材料本身的天然（璞玉）或原初（衣料）统一性；第二，在作品成型过程中，材料除了被采用的部分，一定会有剩余，而且成为废料（对于这件作品来说）。因此，无论一个多么高明的工匠都不可能穷尽所有材料的用途；第三，材料的意义都是被工匠在制造过程中揭示出来的。材料本身不存在与作品之间天然的或必然的联系。一段璞玉或衣料，它不会必然要成为什么样的玉雕形象或某种服装，也不可能只能成为某种玉雕形象或某种服装。它们对于工匠开放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当然，完美的作品形式和材料之间的恰当，往往给人们产生天然、自然的错觉，而这正是大匠手艺展示出的天才。

学术研究也同样如此。由此，我们必须指出学术研究通常存在的一些误区和盲点。第一，任何学术研究过程都会改变原始文本（材料）的原初意义统一性；第二，任何学术范式都无法穷尽原始文本（材料）本身的意义，必然会存在一些原始文本（材料）解释之后剩余的“废料”；第三，任何范式与原始文本之间都没有必然的、天然的联系。因此，原始文本（材料）本身的意义都是被解释者解释出来的。而且，原始文本（材料）的解释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故而对于原始文本的解释永远不会终结。因此，在原始文本的真伪问题解决之后，逻辑自洽是学术研究包括自然科学的终极法则。

《庄子》可能一经面世就有各种评论。今日见到荀子所谓“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解蔽篇》），就是关于《庄子》的著名论断。可见源远流长的《庄子》研究应该起始于战国。概而言之，《庄子》研究的历史也是《庄子》文本新材料的发现，以及《庄子》文本用某种范式被如何处理的历史。从材料方面来说，自西晋郭象编订《庄子》以来，新材料的发现只有少数写本和汉简，没有构成对于《庄子》现存文本结构的根本冲击和甚至局部颠覆。从范式方面来说，古代中国关于《庄子》的研究，都属于诸子学的范式。这种范式在形式上，不外注疏、点评、纪传、诗文等等。著名的郭象注、成玄英疏、陆德明《庄子音义》是这种范式的典型。清末郭庆藩的《庄子集释》集中呈现了这种形式。在内容上，这种研究范式则运用古代中国学术的话语体系，评论《庄子》的思想情感、才性智慧，展示出中国古典学术的思想风貌。《庄子·天下篇》是运用这种范式的典型：

寂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巵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瓌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调适而上遂矣。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

从学术评价到语言风格，这段文字都给人极为强烈的冲击。

《庄子》研究的纯粹诸子学范式一直延续至清末民初。嗣后肇启了《庄子》的文学、哲学研究先河。时至今日，《庄子》的诸子学研究范式不仅没有终结，而且有着崭新的推进和发展。不仅清末民初的王先谦、章太炎、钱穆、蒋锡昌等皆有杰作，而当代庄学大家王叔岷的《庄子校诠》也是这种范式的代表性成果。但是，纯粹哲学范式的《庄子》研究，今日仍然难得一见，可谓凤毛麟角。其中首要的问题在于，今日的《庄子》研究在诸子学和哲学之间仍然存在观念和方法上的重大含混和模糊。当然，《庄子》的哲学研究范式，也不可能与诸子学范式截然断裂。因为对于《庄子》的任何研究都必须依托于文本，而文本的解读最终离不开字词的训释和版本知识。尽管如此，哲学的范式与诸子学范式之间的界限依然是十分清楚的。在学术的主旨和精当的表述上如果将二者混淆，将会大大损伤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甚至使研究成果沦为不伦不类之物。这其中的核心问题还是在于“什么是哲学”，进而“什么是《庄子》哲学”。

回答这个问题自然涉及到中国学术的古今之变以及中西学术的体系性差异。

西学东渐，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国人向西洋学习的内容和重点，从器物层面转向制度和学术文教。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从传习方式上直接肢解了传统的学科分类。及至一批现代大学在中国建立之后，古代中国的知识体系即“四部之学”，在制度上就完全被西方现代的知识体系所取代。以现代中国大学为标志的所有知识传承与创造活动，几乎全部都是在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范式之下实现的。简言之，当下中国的知识体系就是现代西方的知识体系，这个体系大致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与古代中国的“四部之学”相比，这是一个全新的知识体系。

具体而言，在由“四部之学”向现代科学知识体系转换过程中，自然科学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几乎是直接接轨，没有遗失。对于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来说，这种转换虽然遇到一些难题，但并不尖锐。然而，在人文科学中如何整合“四部之学”，则是困难重重。检视一百年来的中国人文学科研究历程，文学研究基本上实现了与传统集部之学的分治和对接。中国的历史学研究也实现了与史部之学的基本分治与对接。而考古学更是崭新的。虽然古代中国有两次重大考古材料发现，即汉代孔壁藏书和西晋汲冢竹书发现，但都不是考古学。从甲骨文发掘开始，中国考古学正式启程。然而，与文学、历史学、考古学等情况有所不同的是，虽然从胡适、冯友兰、汤用彤、张岱年开始，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也建立了现代学术的范式，与“四部之学”进行了明确的标识，可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关于中国哲学的范式问题却很尖锐地提出来了。

“中国哲学”之意义辩证

哲学是一门源自古希腊的学问，在西方历经两千多年长盛不衰，发展成为波澜壮阔的大潮。而在西学东渐一百多年之后的今日中国，中国古代是否有“哲学”却成为一个问题。“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这一命题，一度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其实，从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的著名论断来看，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轴心时代”那些不同地域、民族的先知们的思想，是否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如果中国的先哲老子、孔子、孟子、庄子们的思想理论，在基本问题和意义旨归上，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们具有本质的相同或相通，那么，他们就可以一起被称为哲学家，而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也就随即迎刃而解。

人类的历史演进是一个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发展的过程。文化和文明的成果凝结在人类对于世界和自身的思考和认识之中。全部人类的历史也展示出这种思考和认识的阶段性特征。人类从脱离动物界而成为人类的初始，就具备一个不同于动物的本质特征，即人类除了具有生存和繁衍的动物本能之外，还有理性的思考能力。思考的内容不仅是日常的经验活动，还包括一些超越经验的问题。例如：人类和宇宙万物是什么？人类和宇宙万物是从哪里来的？宇宙万类运行的法则是什么？宇宙万类是否具有一个共同的基质，即具有根本的统一性？早期人类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和解释，都是在本氏族的宗教和创世神话中表达出来的。因此，18世纪意大利学者维科（G.Vico1670——1744）提出，是否具有原始宗教、婚礼和葬礼，是地球上所有民族成为人类的标志。同时他认为，人类从初始的蒙昧阶段进入文明社会，必须经过原始宗教、神话诗歌再到哲学。哲学不同于原始宗教和神话诗歌，在于它对人类和世界最根本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是从宇宙万物自身而不是从神秘的外在力量例如人格神之中来寻找答案。

由此可见，从原始宗教、神话诗歌到哲学是人类文明与思维的飞跃。哲学的出现，是一个民族思维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一个民族思维成熟的标志。故西方是在荷马史诗之后，才有古希腊哲学。被誉为西方第一个哲学家的泰勒斯（Thales盛年约在前585/584），就是因为他说出了“万物的本原是水”。这个论断首先是对于世界本源的思考，其次是这个看法跳出了原始宗教的窠臼。伟大的希腊哲学由此展开。

中国古代的先哲们所思考问题，从本质上看，与西方哲学家一脉相通。但是，虽然中国古代哲人与希腊哲学家思考的问题大致相同，甚至在思维方式上也是一致的，表述方式却有很大不同。先秦时期的老子、孔子等人的著述，是箴言警句和语录对话体，类似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两汉以后的哲人著述基本采用对于先秦典籍的注疏、笺证方式。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系统而又完整的哲学著述，在古代中国没有发现，即使是《庄子》《荀子》等也不完全与之相同。当然，更应该说明的是，中国古代先哲不可能有现代学科意义上的自觉的哲学学术建构。

因此，即使像对中国古代学术基本无知并充满偏见的黑格尔，也没有否定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从后来的世界历史来看，具有完整哲学思想和理论体系的民族，在古代只有古代希腊、印度、阿拉伯和中国。在文明的进展和民族思维的进化上，中国哲学出现的进程与“轴心时代”完全一致。而有些民族则至今没有出现影响世界的哲学体系。因此，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智慧宝藏，也是全人类的智慧瑰宝。近代以后，欧洲、美国特别是德国、法国哲学，成为现代哲学的领军。中古以后，中国没有出现产生世界影响的哲学家。

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这是当下中国学者反思的重点问题之一，也是建构中国哲学的起点之一。

由此可见，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本来不是问题。当然，20世纪末叶提出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其中隐含着一种意识，是对于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质疑。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在1919年面世，真正开启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先河，也初步建构了中国哲学的研究范式。其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论稿》等一批著作相继问世。这一代学者筚路褴褛，为中国哲学的研究范式和学科创建，做出了奠基性的工作。整个20世纪蔚为大观的中国哲学研究，正是得益于这个坚实的基础。但是，“五四”一代学者的工作毕竟处于前无古人的草创阶段，他们建立的中国哲学范式缺点非常明显。因此，在对“五四”学者所建构的中国哲学范式的反思中，当代学者提出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总其要略，即认为“五四”一代学者还没有彻底融会贯通中西哲学的内在思想和理路，从而将中西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简单、粗糙的对接。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都是基于19世纪的西方哲学观念。这些问题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很多困难和障碍。很显然，这些看法基本上还是在“五四”一代学者建构的中国哲学范式之内的探索和思考。

然而，还有一些学者对于“五四”一代的学者的批评则十分尖锐，甚至完全否定了他们的工作价值。这类学者的根本看法也可以归结为一点，即认为中国古代先哲的思想在整体上与西方的哲学范式不能兼容。而如果我们用西方哲学的范式将他们的思想硬性转或整合，则必然造成中国古代思想的变异、遗漏甚至消失。他们举证很多具体的概念、范畴，例如“道”、“气”、“理”等，以及像“有生于无”之类命题，论证其与西方哲学范畴和思维逻辑之间的不可互释以及不可通约性。这类批评者还有一种深深的忧虑，觉得再沿着“中国哲学”的范式进行研究，古代先哲思想的菁华、我们的国粹就会丧失殆尽。这里也展示出一种逻辑：他们正是由否认“五四”学者建构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延伸到否认整个中国古代哲学的“合法性”。

我并不否认这些具体的论点和论证。问题在于，尽管“五四”一代学者所建构的中国哲学范式存在很多缺陷和问题，但是他们所建构的这个范式是否完全不能成立，从而不具有“合法性”？批评“五四”一代学者的这些具体的论证，能否整体性颠覆“中国哲学合法性”的结论？

古代中国先哲的思想与希腊哲学家的思想具有本质的统一性。这一点我们无需再作赘述。问题的关键在于今日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是否在本质上遗漏、丢失甚至毁弃了古代先哲的思想。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也有大道可循。首先，从根本上说，学术的发展就是不断创造和扬弃的过程。即使在中国古代也不例外。例如，孔子死后“儒分为八”，除了思、孟学派和荀子之外，其他儒家学说在历史中也渐渐消失，不能见到清晰的师承。现在出土的相关简帛只是一鳞半爪，不见全貌。《汉书·艺文志》所谓“九流十家”之说，有很多家我们现在也所知甚少。墨家学说，特别是与逻辑相关的诸多名家命题的原本含义，今人则基本不解（例如“山与泽平”、“今日适越而昔至”等，今日一些解释非常牵强）。而从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代理学、明代心学直到清代朴学，每一时代都有一个时代的学说。在新知识产生过程中，旧的知识遗失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的。而且，试图复原和回归古代思想家的思想原义，只是一种理想，永远不可能实现。无论人们如何皓首穷经、搜肠刮肚，也不可能展示孔孟老庄等人说话的原初意指。以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当代哲学解释学，揭示了知识和学术发展的这种规律。可见，以造成中国古代学术和思想的遗失为理由,来谴责、否定用哲学范式研究古代中国学术思想，是不能成立的。

其次，用现代哲学语言来表述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不可能完全切中其意涵，甚至有较大的疏离，也是学术研究不可避免的问题。即使在西方哲学中，不仅古希腊语、古拉丁语具有其他语言难以翻译的词汇，近代的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等也有只能以本民族语言表达的思想（例如Dasein）。但是，这些不能解决的难题都不能成为否定普遍的哲学范式存在的理由。哲学在西方包括俄罗斯，是一门没有任何争议的学科。因此，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差异，现代语言与古代语言的差异，不会影响人们对于哲学的基本问题所达到的共识，也从来没有阻挡世界哲学的研究和蓬勃发展。而思想的差异和理解的艰难，从某一方来说，也是哲学学科的一种特征。所有的哲学问题和思想理论，绝对不可能像数学公式那样明晰。由此可见，尽管现代汉语对于古代中国学术思想的表述有种种缺憾，尽管哲学术语与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有一定的疏离，尽管哲学与“四部之学”具有一定的差异，但这些缺憾绝不是否定建立古代中国哲学的充足理由。现代中国的学术没有任何理由自说自话，自绝于世界知识体系之外。

因此，尽管在范式、体例、术语和甚至核心命题方面，“五四”一代学者的中国哲学著述在今日存在很多争议。但是，这些著述毕竟为今天中国哲学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脱离这个基础则很容易失去中国哲学研究的科学性。这些著述中存在的问题，是中国哲学研究前进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恰好能够推动中国哲学的进步和发展，并在世界哲学的平台上真正实现中国哲学的创造和辉煌。因此，今日中国哲学研究，首先应当在胡适、冯友兰、汤用彤、张岱年等人建立的中国哲学范式基础上前行，同时必须有批判意识和超越的视野。而要实现对于“五四”一代学者的超越，必须具有坚实的西方哲学尤其是20世纪哲学训练，必须沉潜浸入“四部之学”内部脉络，在中西学术的本质层面，实现哲学学科的对接。

《庄子》哲学研究中的问题及其与“国学”之关系

《庄子》的哲学研究也同样存在一些重大问题。这些问题的要害之处，就是讨论一些不属于哲学范畴的命题和概念，偏离了哲学的范式。例如很多研究《庄子》哲学的著述，将“精神自由”、“心灵超越”等话题作为讨论的核心问题。这些问题与其说是哲学问题，倒不如说是宗教问题。因为在现实中，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受到法律、伦理等规范的约束，不能完全自由。但是，人们的精神和心灵是自由的。每个人都可以任意想象自己的生活，选择自己崇拜的权威、偶像和趣味。没有任何世俗的力量可以阻挡人们的精神自由和心灵超越。而且只要在行为中遵纪守法，也允许人们对于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法律进行怀疑。可见在世俗生活中，精神自由、心灵超越从来不是问题。只有在宗教领域中，信仰不属于理性，不允许教徒对其基本信仰进行怀疑和挑战，宗教要掌控人们的精神和心灵，因此才会讨论精神和心灵的归属问题。实质上，在宗教中只有信仰的精神自由，没有不信仰的自由。否则则为异端。

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庄子》中的“心性”问题，虽然与哲学问题相关，但这个问题在一般的讨论中语义被混淆，内涵模糊不清，基本上游离了哲学的范式。仅在汉语层面，我们知道“心”可指心灵、心脏、精神等等，“性”可指本性、性情、性格、人格等等。如果要对应英文概念，“心”可指mind、heart、spirit等，“性”可指nature、character、personality等。而把“心”“性”二字结合一起，其意涵至少有几十个组合。可以推论，由此类话题揭橥“《庄子》哲学”之深意宏旨，不免大而化之，不着边际。如果《庄子》哲学研究只是围圈在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中，那么，严肃的学术界实在无法对此进行正常的思维对接。这些话题实质上就只能成为一些人的“独白”了。

而与此同时，《庄子》中很多极为精湛的哲学思想却被遗弃或者遮蔽，例如《庄子》精微而系统的怀疑论哲学可与古希腊怀疑论媲美，《庄子》高妙的语言哲学可与20世纪语言哲学相通，等等。这些地方像未开垦的处女地，至今仍然有巨大的思想宝藏深埋在文本之中，没有被开光、发掘。

此外，《庄子》的哲学研究也很容易与“国学”纠缠不清。众所周知，在“四部之学”中没有“国学”概念。“国学”名词的出现与近代西学东渐相关。由于新文化运动，西方现代学术观念及其体系几乎全盘引进中国。在这样的大潮之中，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被人们弃之如敝屣。因此，自19世纪末叶起就有人担心中国传统文化会落入消亡的命运。他们试图力挽狂澜，在西方学术的汹涌大潮中守护中国传统的学术。于是，他们将所有西方知识统称为“西学”，将中国传统学术统称为“国学”，以“国学”与“西学”分庭抗礼。至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以“学衡派”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以“昌明国粹”为口号，创办刊物，大力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可见“国学”是与“西学”相对的概念。与“国学”名称相应的还有“国医”、“国乐”、“国术”、“国文”、“国语”之说等等。但是，当时“国学”的教学与研究活动，基本上被安置在“书院”这些现代教育的边缘地带。

应该强调的是，20世纪上半叶倡导“国学”者的目的，是在现代学术体系（实质上也是西方的学术体系）之中，把中国人的学术创造及其成果，与西方人的学术创造及成果区别开来。“国学”的概念并没有涉及用中国古典学术分类即“四部之学”，来替代现代学术分类。从“国医”、“国乐”、“国术”、“国文”、“国语”等名词即可知，这些名称还是对接现代西方学术中的医学、音乐、体育（武术）、文学、语言等学科，而不是经、史、子、集四部之称。

今日中国又重现“国学”热潮。不但各种“国学班”遍及各地，网络和民间的“国学”更是风生水起。著名学府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都相继成立国学院。如果是加强对于传统学术的基础训练和古籍整理，引导大众阅读经典，重温传统，这些当然是有益无害之举。但不可否认，今日流行语中“国学”的所指仍然含混不清，不像“儒学”所指那样明确。有很多人用“国学”来专指研究古代中国的文学、历史、哲学、考古、语言学等学问，“国学”一词在这里也只能是一种模糊的划分和说法而已。正因为如此，近年来高校成立的国学院，其教学和研究基本上还是延续现代学科分类进行操作运行。几乎所有这一类国学院的课程设置、专业方向以及学位授予等活动，还是按照文学、历史、哲学、考古、语言学等现代学科进行。因为现实很无情，如果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方法来进行这些国学院教学和科研，我们无法想象如何进行日常运转。此外，四部之中除了包括今日人文学科的文、史、哲、考古等学科，也包括今日所有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按照“四部之学”的“国学”教学、科研，是当下国学院所无法承载的。

由上述可知，作为诸子学的传统《庄子》研究，理所应当属于“国学”范畴。而作为现代学术的《庄子》哲学研究，也不能完全排除在“国学”之外，因为今日诸多国学院的课程和科研项目与“《庄子》哲学”是吻合的。这种约定俗成的力量给今日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也带来很大的误区和混乱。可以想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学”一词仍然会使用，而且红火。但是，我们一定要明晰“《庄子》哲学”与“国学”只是在某个约定俗成的意义层面相交，明晰“《庄子》哲学”是完全不同于“四部之学”的现代学术范畴。在具体的语境中，我们要防止“国学”一词造成的误会和误区，并由此带来学术的混乱和误导。

【第13版：文化周刊】评论界“检阅”现代女作家

Fri, 19 Jan 2018 20:04:20 +0800

冰心所开启的中国现代女作家的文学风景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呈现出绚丽多姿的景象。由黄人影（阿英）编，上海光华书局1933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女作家论》收集了时人评论当时九位女作家的文章二十余篇，其中的第一篇署名毅真的文章《几位当代中国女小说家》具有全书的总论性质，文中称：

几年来，在文坛上能稍微占一席地位者，如冰心，庐隐，CF，沅君，学昭，凌叔华，白薇，曙天，陈衡哲，沈性仁，杨袁昌英，林兰，张娴，高君箴，陆小曼，蒋逸宵，丁玲，雪林，等等，加在一块儿，也不过一二十人。

这个名单可能的确构成了当时中国文坛女作家的较为完整的点名簿，涵容了冰心、庐隐、冯沅君、陈学昭、凌叔华、白薇、陈衡哲、袁昌英、丁玲、苏雪林等可以载入后来文学史书写的知名作家。此外作者提及的在文坛崭露头角的作家中，曙天即吴曙天，《语丝》撰稿人，作家章衣萍之妻。沈性仁，乃北大教授、社会学家陶孟和的夫人，“五四”时期曾翻译戏剧《遗扇记》（即《少奶奶的扇子》）于《新青年》发表，并与徐志摩合译《玛丽·玛丽》，1925年翻译房龙的《人类的故事》，在中国掀起“房龙热”。高君箴，文学研究会的“才女”，郑振铎夫人，和郑振铎合译童话集《天鹅》。蒋逸霄，则是天津《大公报》编辑、记者。与吕碧城、陈学昭、彭子冈、杨刚等同为天津《大公报》史上的著名女杰。而CF（或CF女士）据赵景深的说法是译过王尔德的诗歌，也出版过诗集《浪花》的张近芬，而北新书局的创始人李小峰的夫人蔡漱六则称CF女士和林兰（也常署名林兰女士），均是李小峰的笔名，被毅真误读为女作家。

尽管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女作家的总体数量算不上太多，“不过一二十人”，但蜚声文坛的成名女作家却不可谓少。因此三十年代初的文坛集中出现了几本关于中国现代女作家的研究性著述，如黄英（阿英）的《现代中国女作家》（上海北新书局1931年版），草野的《现代中国女作家》（北平人文书店1932年版），贺玉波的《中国现代女作家》（有上海现代书局1932年的版本以及上海复兴书局1936年的版本），以及黄人影（阿英）编的《当代中国女作家论》（上海光华书局1933年版）。与此呼应配套的，还有《现代中国女作家创作选》（雪菲女士编，上海文艺书局1932年版），是现代文学史上较早的女作家新文学作品的选集。这些著述和作品选的问世，集中展示了现代女作家的实力，也说明女作家从五四伊始到三十年代初期，开始形成了渐成声势的创作群体。而评论界对此“现象级”的女作家创作的批评和总结，堪称正其时矣。

署名雪菲女士的编者在《现代中国女作家创作选》前记中指出：“虽然大家都很努力的在从事于女作家作品的研究，并选编各种各样的选集，而相应着这些研究，使读者们能很经济的，在少数作品里，认识并接近女作家们作品的选册，到现在却没有人做。”编者认为这本《现代中国女作家创作选》的刊行因此至少有三点“意义”：

第一，是含有总检阅的意味，读了这一册书，可以了解女作家们对于文学运动的努力，以及她们整个的发展。第二，中国的女作家人数虽不能说多，但她们的作品亦不能说少，有此一书，可以使读者们即不尽读全书，亦能了解主要女作家全体；这也可以说是一部介绍的，入门的书。第三，我希望这一部选集的刊行，能引起无数的女性读者的创作的兴味，全国女学校里，能以得到一种适当的文学教本或课外读物。

编者的“总检阅”的初衷，可谓气魄宏大志向高远，而为“全国女学校”编辑一本“适当的文学教本或课外读物”的立意，则反映出使女作家的新文学创作进入文学教育体制的努力。本书选入了十位女作家的十六篇作品，分别为冰心三篇：《超人》《爱的实现》《赴敌》；黄庐隐一篇：《苹果烂了》；陈衡哲两篇：《络绮思的问题》《小品二章》；冯沅君两篇：《隔绝》《隔绝之后》；凌淑华（凌叔华）两篇：《有福气的人》《春天》；丁玲一篇：《莎菲女士的日记》；苏绿漪（苏雪林）两篇：《鸽儿的通信》《收获》；谢冰莹一篇：《给S妹的信》；袁昌英一篇：《活诗人》；白薇一篇：《姨娘》。其中有些篇目是曾经在文坛影响一时的作品，如冰心的《超人》、冯沅君的《隔绝》《隔绝之后》、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等。

如果说，《现代中国女作家创作选》对女作家的选择多少反映的是编者个人趣味的话，那么，黄人影（阿英）编的《当代中国女作家论》所收录的关于女作家的评论，则体现了评论家的立场和判断，更能反映出文坛所推重的重要女作家。《当代中国女作家论》目录以女作家为单元进行编排，计有：丁玲，评论二篇；白薇，一篇；冰莹，四篇；沅君，一篇；绿漪，一篇；冰心，七篇；庐隐，二篇；陈衡哲，一篇；凌淑华（凌叔华），一篇。其中评论文章的作者署名方英的三篇，署名钱杏邨的三篇，应都是编者黄人影（阿英）本人的作品，而阿英为推介女作家所做的工作也在30年代堪称独步文坛。从阿英选入的评论文章数量上看，冰心以七篇高居榜首，也说明了冰心在文坛独领风骚的地位。而其他女作家则大体上势均力敌，平分秋色，冰莹虽选入四篇评论文章，但都是讨论《从军日记》的，并不意味她的名声大于其他女作家。

如果把阿英所选入的女作家与“雪菲女士”进行对照，会发现两者所选作家重合度很高。证诸前面所提到的几本评论著作所论及的作家，可以看出评论界对三十年代初期的重要女作家有基本的共识。如黄英（阿英）的《现代中国女作家》，论及谢冰心、庐隐、陈衡哲、袁昌英、冯沅君、凌淑华（凌叔华）、绿漪、白薇、丁玲九位作家。贺玉波著《中国现代女作家》论及谢冰心、庐隐、凌淑华、丁玲、绿漪、冯沅君、沉樱、陈学昭、白薇、陈衡哲十位作家。草野的《现代中国女作家》论及谢冰心、黄庐隐、绿漪、冯沅君、丁玲、黄白薇六位作家。另有《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发表的署名赵奇的文章《现代中国的几位女作家》则推举了冰心、庐隐、凌叔华、绿漪、冯沅君、丁玲六位作家。通观上述评论界的著述可以看出，冰心、庐隐、绿漪（苏雪林）、冯沅君、丁玲、凌淑华，堪称是30年代初期评论界大体形成共识的六大女作家。

毅真在文章《几位当代中国女小说家》中则集中讨论了五位作家：“我要谈的几位女作家，乃是经过一番审慎的选择的。我选择的标准，乃以时代为重，摘其能代表时代，而其作品又能为侪辈中之佼佼者，共得五人。此五人即冰心女士，绿漪女士，凌淑华女士，沅君女士和丁玲女士。”作者围绕“爱”的主题以及女作家对“爱”的表现方式，把五位作家分为三派：第一期，以冰心、苏雪林为代表的“闺秀派的作家”；第二期，以凌叔华为代表的“新闺秀派”；第三期是以冯沅君和丁玲为代表的“新女性派作家”。这种分类方式稍嫌简约了一些，而以“爱”为线索也忽略了女作家的丰富性。倒是贺玉波的著作《中国现代女作家》对十位女作家的讨论，视野较为开阔。如第五章《自然的女儿绿漪女士》，对苏雪林的评论从以下诸种角度展开：“绿漪女士的作品与工笔的草虫画”、“自然景物的描写”、“对于珍禽异兽以及草虫蝶蜂的爱好”、“美丽的文字和纤细的描写”、“不懂结构”、“绿漪女士的性格和言论”、“对于大自然的爱好”、“个人主义”、“自然的女儿的解释”、“宗教的信仰”、“绿天和棘心”、“狭义的国家主义”、“对于绿漪女士的希望”……评论的角度既多重又不乏具体针对性。比较难能可贵的是贺玉波对各个女作家创作中的缺陷的洞察，如认为绿漪“不懂结构”，称陈学昭思想贫乏和“不懂技巧”，冯沅君则叙述死板、“没有结构”，都不乏真知灼见。而从事一种“公平的批评工作”的确是贺玉波的自觉追求，正像他在本书的序言中所说：“在这本书里面找不出存心捧腿或毁骂的地方，完全以作品的思想与技巧为批评根据。”或许正因如此，1934年3月4卷5期《现代》杂志上关于贺玉波著《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广告词称：“本书是本极有系统的研究著作，所研究的当代女作家，有十余位，都是可注意的第一流作家。各篇都能独立，对个人的生活思想作品，以及生平，均有极精密的研究，而且观点与思想极为准确纯正。”不过“极为准确纯正”的措辞则显然有些过誉，贺玉波这本专著的问题是对女作家显得过于苛刻，有时难免成为“酷评”。如对凌叔华的总结：

作者因为是个大学教授的夫人，生活环境舒适，所以装满一脑子的享乐主义的思想。所以她的作品里充满着物质赞美和幸福歌颂的气味。甚至于有些作品简直谈不到什么思想。

作者的创作态度不严肃郑重。因为她是个有闲阶级的夫人，便养成了无聊、轻薄、滑稽、开玩笑的恶习。而这种恶习便很充分的表现在她的作品里，使人读到那种作品时，发生一种轻视厌恶的心理。

这种批评多少有轻侮人格之嫌，倒显出批评家自己的态度“不严肃郑重”，实在有违“公平的批评工作”之初衷。

这样的评论显然难以给女作家们创造一个良性互动的批评环境，有时激起女作家的不满和反弹也是很自然的。沈从文在《记丁玲》中所反映的丁玲对批评界的意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如钱杏邨诸人，就莫不陷入那个错误中，既不明白那些作品中人物型范所自来，又不理解作者在何种时代何种环境里产生她的作品，所知道的实际只那么少，所说的却又必然的那么多，这种印象地得出若干论点，机械地说出若干意见，批评的意义，除了在那里侮辱作者以外，可以说毫无是处。关于她的任何批评，登在什么刊物上，为她所见到时，总常常皱了双眉轻轻地说：

“活在中国许多事情皆算犯罪，但从无人以为关于这种胡说八道的批评文章是罪过。故第一个作了，还有第二个照抄来重作。没有可作了，还在小报上去造谣言增加材料。中国人好讲道德，一个女人不穿袜子在街上走走，就有人在旁批评：‘真不要脸！’为什么有些人把别人文章读过一篇，就乱来猜一阵作者为人如何，对于社会革命如何，对于妇女职业观如何，胡扯那么一大套，自己既不害羞，旁人也不批评一句‘真不要脸’？”

这个人在各方面皆见得十分厚道，对于文学批评者却一提及时总得皱眉。那原因不是批评者对于她作品的指摘，却常在批评者对于她作品荒谬的解释。一切溢美之辞皆不脱俗气的瞎凑，带着从事商业竞卖广告意义的宣传，她明白这点，加上她还留下了某一次被商人利用而增高其地位的不快印象，故在写作上她日益出名，也日益感到寂寞。1930年左右，她有一次被一群青年大学生请去某大学演讲时，到了那里第一句话就说：

“各位欢喜读我的文章，找我来谈谈，可不要因为我怎么样出名，因为我文章得到如何好评而起。请莫相信那些曲解作品侮辱作者的批评文章。我的文章只是为宽泛的人类而写的，并不为寄食于小资本家的刻薄商人方面的什么批评家写的。”

如果说丁玲的激愤的措辞针对的是无良批评家，而凌叔华即使对朋友善意的溢美之词也不买账。1927年《花之寺》问世，《新月》在第1卷第1号广告栏中刊出了徐志摩给《花之寺》的序文：“写小说不难，难在作者有人生，能运用他的智慧化出一个态度来。从这个态度我们照见人生的真际，也从这个态度我们认识作者的性情。这态度许是嘲讽，许是悲悯，许是苦涩，许是柔和，那都不碍，只要它能给我们一个不可错误的印象它就成品，它就有格；这样的小说就分着哲学的尊严，艺术的奥妙。”“《花之寺》是一部成品有格的小说，不是虚伪情感的泛滥，也不是草率尝试的作品它有权利要求我们悉心的体会……”“作者是有幽默的，是恬静最耐寻味的幽默，一种七弦琴的余韵，一种紫兰在黄昏人静时微透的清芳……”这段文字充满了志摩式的华丽，欣赏和称赞溢于言表。但不知何故，这篇序文在《花之寺》正式出版之际没有收入书中。而《花之寺》问世后，批评界一致把凌叔华与曼斯菲尔德相比。如沈从文道：“叔华女士，有些人说，从最近几篇作品中，看出她有与曼殊斐尔相似的地方，富于女性的笔致，细腻而干净，但又无普通女人那类以青年的爱为中心的那种习气。”苏雪林在《凌叔华的〈花之寺〉与〈女人〉》一文中也称：“如仿人家称鲁迅为‘中国高尔基’，徐志摩为‘中国雪莱’之例，我们不妨称凌叔华为‘中国的曼殊斐尔’。”而最早把凌叔华比作曼斯菲尔德的恐怕是徐志摩。晚年的凌叔华在一次答记者问中回顾说：“记得《写信》刚发表当天，徐志摩一早来恭贺我，赞我是中国的曼殊菲尔，我当时心里极不服气，就愤愤地说：‘你白说我了，我根本就不认识她！’”（郑丽园：《如梦如歌――英伦八访文坛耆宿凌叔华》，1987年5月6日、7日台湾《联合报》）这里或许有女作家意气用事的成分，但在彰显了女作家的自尊的同时，也昭示了批评界尽管不乏蜂拥而上的批评，但真正缺乏的是给女作家们以切中肯綮的教益者。或许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这种天敌的关系，在女作家这里体现得更为鲜明，因为与男性作家相比，她们所面临的文坛大环境或许更为恶劣，女作家本能地产生自我防护甚至戒备之心，也是大可以理解的。

【第13版：文化周刊】孔老对话与儒学反思

Fri, 19 Jan 2018 20:04:19 +0800

历史就是这样奇怪，儒学在遭受毁灭性打击，几乎被铲除殆尽之后，又一阳来复，顽强挺过那段屈辱的时光，再度呈现复兴之势，以致出现“儒学热”。当儒学处于低潮时，我们敬佩那些坚持己见，不随波逐流、出卖良知的人，如梁漱溟先生，在他身上真正体现了儒者“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的独立人格和大丈夫精神。那么今天儒学研究处于高潮的时候，我们又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杜维明先生强调，儒学首先应自我反省和批判，只有经过反省和批判，重新确立自己的根基，儒学才有可能真正获得新生，迎来又一次的复兴。我觉得杜先生的看法很有价值和意义。

儒学的反省和批判可以有多种方式，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儒道对话，通过与道家的对话，儒家完成自我反省和理论重建。我们知道，孔子当年雄心勃勃踏上政治舞台，开始社会、人生的探索，创立儒家学说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老子，他“适周”，去了当时的首都今天的洛阳，向身为“守藏室之史”的老子请教去了。二人围绕周礼有一段对话，虽然话不投机，甚至老子对孔子有所批评，但孔子依然感叹“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见《史记·孔子世家》《老子韩非列传》）最近两年，我经常讲到：一部中国哲学史要从孔子问礼于老子讲起，孔子何所问？老子何所答？这是理解中国哲学的关键。读懂了孔老对话，也就读懂了一部中国哲学。然而遗憾的是，司马迁对这场重要对话的记载并不让人满意，他更多停留在人情世故、处事原则上，从这个角度展开叙述。毕竟，司马迁只是一个史学家，是无法深入到两位哲人的思想深处的。不过我想，或许我们可以通过了解孔子、老子的核心理念和思想主张，在这个基础上重建或者说再现孔老之间的对话。

儒家的核心概念是什么？仁义。道家的核心概念是什么？自然。仁义如何理解？孔子的仁既指成己，也指爱人，通过成己达到爱人。从消极的方面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从积极的方面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这虽是儒学的基本义理，但推敲起来仍有不少问题。例如，这里的“己”如何理解？是个体之“己”，还是普遍之“己”？如果是普遍之“己”，那么又如何达到这种普遍的认识呢？如果说孔子当年生活在一个礼俗的社会，价值相对单一，容易形成共识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所生活的多元社会，问题要复杂的多。你想要的，也是别人想要的吗？你所追求、实现的，为什么也要求别人追求和实现呢？当年“夫人以仁发明此道”，就是有鉴于周文疲敝和礼崩乐坏的现实，希望以仁释礼，为礼重新寻找内在的价值根据，这当然有划时代的意义，孔子确立其在文化史中的地位也在于此。但老子的思路则有所不同，在他看来，爱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控制、专断，所以只讲仁爱还不够，更重要的是符合自然，所以他的核心概念是自然。自然如何理解？刘笑敢教授说是自己如此，我认为自然实际包含了两层含义：自己如此和任其如此。任其如此是道和圣人的品德，自己如此是万物和百姓状态；道、圣人的任其如此，成就了万物、百姓的自己如此；前者是任其自然，后者是自然而然，二者构成自然的完整内涵。有人说老子、道家反对仁义，不讲爱，恐怕不符合事实。老子讲“我有三宝”（《老子》67章），第一宝就是慈，慈不就是爱吗？老子用慈不用爱，就是要避开人们对爱的狭隘理解，强调要符合自然地爱，自然而然地爱。老子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5章），天地生养万物，岂能不仁？惟其不控制、不操纵也。故在老子看来，“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51章）。剔除或否定了占有、主宰、控制欲望的才是真正的德、真正的爱。所以道、天地并非没有仁、没有爱，它们生育万物、养育万物，其实都是仁，都是爱。只是它们又不居功、不自傲，不主宰、不控制，不加干涉，顺其自然，尊重万物的特点与个体之“己”。圣人效法天地与道，自然应以天道的方式去仁、去爱。套用老子的表达，不仁而无不仁，无爱而无不爱。正因为不爱--控制、占有的爱，所以万物才得其爱，正因为不仁--干涉、操纵的仁，所以百姓才得其仁。理解了仁义与自然的分歧和不同，我们便可对孔老对话做出分析和判断。孔子想以仁释礼，通过“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重建礼乐秩序，突出的是君子的担当和责任，故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子担心的是，如此建立起来的礼乐秩序是否自然？是否考虑或尊重了百姓的个体之“己”？孔子的理想固然高远，气魄固然宏大，勇气固然可嘉，但这种理想、气魄和勇气背后是否蕴含着一种独断呢？是否会强人所难而不宽容呢？解读孔老对话，恐怕要从这里去思考。

孔、老当年的不同选择决定了儒、道不同的价值取向，儒家积极入世，富有理想，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故常常以圣贤自居，居高临下地去安人、安百姓。道家清醒冷静，富有智慧，更多关注的是文明发展的负面后果，对仁义道德保持高度警惕，希望通过自然、无为做出适当的矫正。老子、道家也不是不讲爱，而是警惕人们以爱的名义滑向专制和独断。所以，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与道家的任其如此，表面上似乎是相互对立，实际上却构成相互补充和完善，儒家可以通过与道家的对话完成自我的反省和批判，反之亦然。我们读过张载的四句教：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想读到这段文字时，很多人都会热血沸腾，充满了自豪感和责任感，因为它对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做了完美的表达。但是换一个角度，如果站在道家的立场，以上内容其实是值得检讨和反省的。例如，你在什么意义上可以为“生民立命”？有学者考证说张载原话是“为生民立道”。但不论是“立命”还是“立道”，都是我来确立民众的命，规定其生命的意义。孟子说过，“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但这是对个体、自己而言，我确立对于命运的态度。张载将其扩展到民众，是否有过分膨胀、自大的嫌疑呢？其实历史上有儒家学者对这个问题做出反思的，就是王夫之。王夫之写过《张子正蒙注》，自称“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说明他对张载的学说十分认同，并心向往之的。但王夫之也写过《老子衍》《庄子通》《庄子解》等著作，受到道家的影响，正是在与道家的对话中，使其对张载式的儒家信念提出反省甚至挑战。王夫之的看法，至今读来仍觉精辟：“自圣自贤，必将临人。”如果总是以圣贤自居，必然会产生强烈的支配欲、控制欲。“谓民之生死在我，则贼其民。”如果自认为可以控制、主宰民众的命运，实际就是在残害民。王夫之的逻辑是，“民未尝不自知爱也，而乌用我爱？”老百姓都知道爱护自己，不一定需要你去爱护。“物之自治，天之道也。”真正的爱护是让百姓能够自治、自理，这才是最好的爱护，是符合天道的。所以，“帝王之道，止于无伤而已”。统治者不要伤害百姓，给老百姓发展的空间，让其自治、自爱就可以了，而不必事事去关心民、爱护民，更不必为其立命了。王夫之是一位真正的儒者，但他却有自我反省、批判的精神，这种批判的精神就是来自于道家，是他与道家的对话中获得的。所以，儒家需要道家，仁义需要自然，符合自然的仁义才是真正的仁义。同样，道家也需要儒家，自然也有需要仁义，包含了仁义的自然才是有温度的自然，结合了儒家的道家才能表现出济世的情怀。

【第12版：文化周刊·书摘】一年到头吃什么呢？去问问土地就行了！

Fri, 26 Jan 2018 15:03:38 +0800

一年十二个月，我从一无所有的厨房“榨”出菜肴来，品尝四季的味道。八月是凉拌豆腐的季节，九月是松茸的季节，十月是野果成熟的季节。我认为，“精进料理(素菜)”就是“吃土”。

一月

我从九岁开始在禅宗寺院的厨房里生活，如果问我有何收获，大概首先就是学会做素斋吧。禅宗为了培养小僧侣，不会不厌其烦地灌输难懂的经典，而是将难懂的道理融化在日常的细微小事中予以教育。例如将洗东西剩下的一点水随手泼到院子里要是被和尚或师兄看见，就会大喝一声：混账!不许糟蹋东西！如果辩解说这是洗东西剩下的脏水，没什么可珍惜的，不明白为什么要呵斥我。对方便立即回击道，每一滴水对草木都是宝贵的。为什么想都不想就这么浪费？即便要泼掉，走出院子，泼到需要水的树根上。这么一说，觉得有道理。如果和尚或者师兄有点学问的话，会告诉你先师的事迹：“昔有滴水和尚，将一勺水泼在院子里的时候，师父教导他要珍惜水，顿时恍然大悟。”

不论什么事情都是这样，怎么烧水、怎么烧火、怎么使用抹布、怎么使用笤帚、怎么泡茶、怎么喝茶、怎么煮粥、怎么蒸饭，从早到晚，每人都在干着自己的活儿，要是该做而没有做，马上就有人过来提醒，这种时候总是受到祖师们是如何从小事悟出大道理的教育。

我九岁进入寺院，算是年龄大的，还有更小的孩子，五六岁就进入寺院。他们从小就以没有血缘关系的和尚为父，无论多小的事情，只要做错了，就在和尚的指导下予以改正。因为大和尚从小就是这样受教育长大的，所以现在对小和尚也这样教育。其实这是好事。亲生父母对孩子有很多注意不到的地方，虽然和尚对小和尚的严厉教育会让父母亲感觉自己的孩子可能受苦，但过后想起来，这的确是一件好事。我的素食烹调就是得益于这样的教育。

幸运的是，我从十六岁至十八岁在等持院担任东福寺管长尾关本孝长老的隐侍。所谓隐侍，就是长老的助手。本孝长老当时六十六七岁，由于担任东福寺管长时期的一些事情，离开本山，成为遁世管长，驰名于佛教界。在巡锡四国八十八寺的时候受到赏识，晋山为等持院住持。后迁往奈良慈光院，在该寺迁化。他担任等持院住持不长的时间里，我作为隐侍跟随他两年。这个时期，他身体相当健康，居住在隐寮，过着僧堂与师家的生活。我不是云水僧，还是一个中学生。放学以后，就急急忙忙赶到隐寮，给长老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等。当时的饮食，即兼任典座的经历使得我今天能够勉勉强强地做素菜，让与本孝长老有同样口味的人感到喜欢。

隐寮里总有客人，每到傍晚，必备酒菜。长老直接吩咐菜品，我在厨房忙于准备。当时的等持院相当贫穷，虽然是菩提寺，也藏有室町时期的珍宝文物，但寺院的厨房里不会有丰富的食材。隐侍要利用这有限的食材做出饭菜来。与其说是“做”，不如说是“榨”。我想，这就是长老教给我的烹调法的根本。

长老一有时间就到菜地里，除草施肥，每天要干大约一个小时的农活。菜地的蔬菜品种也比较齐全，因为是在京都，所以有水菜、茄子、扁豆、番杏等。当然，这些蔬菜各有各的季节性，不是同时生长。到了冬天，大雪覆盖，就比较困难，从铺着苇席的地头会长出菠菜、芜菁，寒冬则有小芋头、野山药、慈姑、百合根这些东西。不能去地里摘菜的时候，只好打开篮子，拿出里面的干香菇、萝卜干、干羊栖菜等。平时骑自行车出去买东西，也就是买豆腐、油豆腐这些便宜货，因为伙食费有限。如果买贵的东西，会受到师兄的严厉训斥。

从一无所有的厨房“榨”出菜肴来，这就是“精进”。当时不像现在这样，商店里的东西应有尽有，必须看“土地”办事。正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精进料理（素菜）”就是“吃土”。所谓“吃时令蔬菜”就是“吃土”。因为选取的都是地里刚刚长出来的蔬菜，精进料理也由此焕发出生命力的光彩。典座职（负责禅寺饮食的人）必须把厨房与土地紧密结合起来。这是本孝长老教导的烹调的根本理念。当然，长老并没有明确告诉我这个道理。来客人的时候，他会说：“承弁啊，来客人了。这么冷的天气，你就是到地里，那些蔬菜也都还在冬眠吧。不过，你还是想办法弄出两三道菜吧。”

“承弁”是我的僧名。无酒不成席，我首先把酒烫热，酒壶放在盘里，再加上炸海带做下酒菜，端出去。然后回到厨房里盘算做什么菜。

烤慈姑是我当时擅长的手艺。我后来还俗，在菜店看到堆积如山的慈姑，城里人却敬而远之，任其干瘪，不由得落泪。慈姑一般是煮着吃，或者做拼盘，我则喜欢把洗干净的慈姑放在铁丝网上架在炭炉上烤。整个烤。要有耐心，文火慢慢地烤，刚刚还在泥土里的慈姑，接着出现条纹般的裂纹，与升腾的白气一道，带着独特苦味的香气扑鼻而来。烤慈姑不要总是翻动。因为是文火的“烤”，不是猛火的“烧”，所以不能急。当然，外皮也不剥掉。烤到一定时候，外皮呈黄褐色，再逐渐变黑。到这个火候，翻动慈姑。这时，外皮变得焦黄，恰到好处，有的地方露出里面黄色的果肉，如同栗子。如果慈姑较大，我就用菜刀切成两半，放在盘子里端出去。如果是小慈姑，盘子里则放两个，边上一小撮盐。这是嗜酒的长老最喜欢的食物。

我现在极少看电视里的烹调节目，偶尔一看，发现节目里表演用刀削掉慈姑的外皮，感到吃惊。而且削皮的方式，就像把小孩子穿的棉袄或者衣服整个剥下来一样，只剩下很小很小的身体。这似乎就是雅致。当然是用来做拼盘的，但看上去分辨不出是芋头还是慈姑。慈姑本身有苦味，但外皮发甜，将外皮以及里层的果肉一起削掉，过于浪费。而且，慈姑的外皮极薄。

削芋头皮与之相似。小芋头具有独特的外形，用刷帚把泥土刷干净，露出茶褐色纵向条纹的外皮。我们运用独特的方式刮皮，多少留下一些。就是把带泥土的芋头放在大约三斗大小的桶里，放满水，将顶端钉有横向木板的棍棒插进去，双脚踩在桶沿上，双手转动棍棒。在棍棒下端的横板搅动下，芋头互相碰撞摩擦，大约二十分钟，芋头皮浮在水面，开始露出里面美丽的芋头肉。就这样保存起来，用作食材。不要用刀把皮削掉。可是，在电视上表演的厨师麻利地把芋头削成郁李那么小，把那么厚的芋头肉毫不可惜地扔掉。这样的做法让芋头难过。它刚刚还在雪下的土地里。这让整个冬天温暖着芋头、孕育着芳香的泥土感到难过。芳香，对，也可以叫作香味。芋头埋在土地里，要比放在塑料袋里保留更多的香味。

淘米洗菜等，自己动手亲见，精勤诚心而作。不可一念疏怠缓慢，一事管看，一事不管看。功德海中，一滴也莫让。善根山上，一尘亦可积欤。

这是道元禅师《典座教训》中的一段话。临济宗也有“百丈清规”，是百丈禅师制定的日常饮食的规矩，有相似之处。其中说浪费一片山芋皮，作为佛家弟子也是不合格的。

淘米、摘菜洗菜等，典座必须亲自动手。亲切地审视食材，一点细微之处也不能放过，不可有瞬间的疏忽怠惰。不可察看一处，而放过另一处。积累功德，大海之一滴水这样微小的事情也要亲自过问。积累善根，高山之一粒尘土这样微小的事情也不可马虎。须知滴水成海，积土成山。

我就是这样在厨房里一直坚持修行。如今我在轻井泽的山庄迎来第三个冬天，自己烧菜，在一般人看来，我的生活显得十分小气吝啬。想想吧，洗菜的水都舍不得倒掉，带皮的芋头看上去也许脏兮兮的，烤慈姑还留着一些翻翘起来的外皮，拼盘里的小芋头也是带皮的。这难道不是最自然而然的吗？这世界上没有不带皮的芋头和慈姑。有的话，也是怪物。如果味道不好，那无话可说，决定成败的就是食材本身的甜味，所以只能依靠泥土的力量。正因如此，厨房旁边的三亩地可以说是典座的生命线。把落叶扫在一起堆积起来，把草木灰堆积起来，挑一个雨后把这些埋在地头，肥沃土地。这与膳食直接相关。

我在这里谈到典座，但我是以隐侍的身份进入厨房的，这在僧堂是不可能的。等持院不是僧堂。后来寺里有了很多必须进入僧堂修行的小和尚。师兄弟们从僧堂回来，经常向我们讲述僧堂的规矩。由于我身负守护长老的责任，既是隐侍，也从事典座的工作。这赋予了我后来制作精进料理的力量。说起来，我并没有引以自豪的拿手菜，只是可以说具有品味当地时令菜蔬的聪颖，此外别无特长。

我之所以把这些文章取名为“吃‘土’的日子”，也是因为我的精进料理、即向本孝长老学习的烹调法就是每天吃“土”。我现在居住的轻井泽位于日本的高原地带，冬天的蔬菜品种很少，而且田地里生长的是高原地带独特的东西，但四月至十月这段时期品种丰富，还有其他地方没有的蔬菜。于是，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每个月两三次我让家政妇休息，亲自下厨房做菜，并把自己所做的素菜写在文章里向大家介绍。

下面这道菜不是我的拿手菜，只是为了博取大家的赞扬，便将京都送来的水菜油炸或水煮。这种普普通通的做法，是任何家餐馆都有的所谓“妈妈的味道”，但是，我的水煮方法与一般餐馆的不一样，可以把食材的甜味提上来，没有别的味道混杂在一起，香气纯正鲜美，客人也吃得津津有味。好吃而不开口表扬，固然有点在意，但哪一盘最先一扫而空，就证明那一盘好吃。不管客人怎么众口一词说好吃，我绝对不加菜，这也是禅宗的方式，对好吃的东西要格外珍惜，所以量少。

说来说去，调味在于人。例如使用（甜味）料酒的话，就索性不要用酒。因为觉得用酒调味，很浪费。本孝长老喜欢喝酒，看到我用酒调味，就训斥我。这个习惯，我保留至今。在寺院的时候，酒由长老直接掌管，放在小和尚不能随便出入的隐寮的佛龛下面。如今我住在轻井泽，一户之主，但烹调还是很少用酒，不是我吝啬，而是因为这样的教育铭记在心。

一月的轻井泽，早晚寒气凛冽，气温在零下十五度，天寒地冻。土地、树木都进入冬眠状态。其实，与其说是睡眠，不如说是死亡。虽然院子的角落里还生长着黄连、款冬、鸭儿芹等，但附近一带已经没有绿色的菜，地里的大葱、萝卜叶都枯萎卷缩，菠菜挂着霜柱蔫头耷脑。有些地方哪怕积雪很厚，扒开一看，雪下还生长着绿油油的青菜，但轻井泽不一样，这里是万物枯死的世界。那么，在这里吃什么呢？

从秋末开始，我就开始储存过冬的蔬菜。小芋头、土豆、大葱，全都堆放在狭小的水泥地下室里。冬天，走进这个粮食储藏室，像轻抚般小心地把一棵棵蔬菜拿出来，有的做汤料，有的水煮，当然还有干货，如腐竹、冬菇、裙带菜、羊栖菜、萝卜干、海带等，把这些东西撒在蔬菜上。

希望大家理解我在寒冬从储藏室取岀蔬菜时，那种哪怕是一个小芋头都会爱惜地抚摸的心情。外面是零下的严冬，寒风呼啸，火炉的烟顺着烟囱喷在寒天里，立即冻结，一点儿也没有散开。这个时候，我感觉手中的芋头是多么难得。阳光和煦的春天不能早点来吗？我幽怨地望着冰雪覆盖的田地，一边自言自语“善根山上，一尘亦可积欤”，一边用刀细心地刮掉芋头皮。

这是我从正月至二月的日常生活，品尝时令菜蔬的日子尚未到来。

十二月

冬眠的山峦的确寒冷孤凄。从秋初开始，地里、山上到处蓬勃而出的蘑菇、野果如节日般热闹，五彩缤纷的收获品令人陶醉，以致一直没有讲述环绕我家四周的美丽景色。前面净叙述饮食的话题，如果描写山川树木、风花月雪的色彩变化、脱下红妆进入冬季的阳光那细腻微妙的变迁，又会带来难以尽言的快乐和惆怅。

说快也快，我家院子角落里的大栗子树整整一个夏天遮天蔽日，后来，繁茂的绿叶变成金黄色，到十一月末，变成茶褐色，寒风吹刮，落叶纷纷，铺满整个庭院。当然，与之相呼应的是，枫叶着色，辛夷也着色，再看松树和枞树，杂木林的叶子红黄交织，相映成趣。尤其是黄栌、卫茅、丝棉木等的叶子如同喷涂红颜料一样如火如荼，真想让读者亲眼目睹这样的景色。然而，红叶也经不起大风的摧残，只要刮两三天，便落英遍地，然后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如枯木一般指向天空，徒余赤裸裸凄凉萧瑟的模样。这个时节，所有的树木都进入冬眠状态。寒霜初降，早晚生起火炉，但脖子四周还是感觉寒冷。浅间山的山顶早已初雪降落，如撒了一层盐。

我一天到晩拿着竹笤帚在树下搂扒落叶，堆成几座小山，等到晴天，点火焚烧。夏天割的草堆在院子的角落里，作为地里作物的肥料，已经枯黄，相当潮湿，把这些枯叶和枯草一起燃烧，就不会烧成熊熊烈焰，而是冒烟，一整天噼噼啪啪响，有时突然啪地蹿出一股火苗，有时只是白烟袅绕。我有时用银纸包着土豆放进火堆里，有时是土瓜。还是挑一个形状合适的土豆洗净后用银纸包着放进火堆里有意思。

差不多快忘记的工夫，拿根木棍把土豆搅出来，剥开银纸再拿一根细树枝戳一下土豆，如果能戳进去，就说明烤熟了。然后摆在院子的石桌上，撒点盐，或者抹上黄油，用匙子舀着吃。噢，这种美味。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土豆，微妙的味道让舌尖迷恋。

上面介绍焚烧落叶时的两个乐趣，把松树枯叶集中到一起焚烧时，我还用来烧水温酒。我家院子里有二十多棵松树，秋冬时节，落叶纷纷而下。我用耙子把落叶搂到一起。找一个空闲的傍晚，摆放两三块浅间石，算是简易的炉灶，在落叶里添加一些薪柴，点火焚烧。铁壶置其上，酒壶置其中，把刚才烧烤的土豆放在旁边加热，用匙子舀着，抹上黄油，同时品味日本酒。吃得饱饱的，可以省去晚饭。寒冬傍晚的乐趣令人忘却时间。

较早以前的事情，大概也是十二月，去三岛市山脚下的龙泽寺拜访中川宋渊长老的时候，列车在中途发生故障，到达时正是晚饭的时间。长老带我们来到庭院里，寒风习习，松林颤动，地上铺着红毛毡，院子的边上有小石头垒起的炉灶，一个云游僧用手扒拉附近的落叶焚烧。炉灶上放置着茶壶。我喝过热腾腾的一杯茶后，长老从隐寮里端来高脚酒杯，里面斟着“拿破仑”白兰地，与我干杯。一会儿，一个云水僧把裙带菜放在松叶的火焰上烤，烤好后，放在和纸上，摆放在毛毡上。我伸手取过裙带菜，那种清香与白兰地的醇香糅合在一起。

长老说：“该去敲了吧。”

我一时不知何意，只见一个云水僧立即跑出去，一会儿从松林对面的钟楼传来撞钟的声响。那钟声打破暮色将临的林间的寂静，丝丝缕缕，在耳边回荡。松叶焚烧的白烟，悠悠袅袅，在长空缭绕，仿佛与钟声一起消失。

所谓的风流，莫非就是如此？这也是长老教给我的。我无法忘记，当时白兰地在舌尖上的西洋味道竟奇妙地变成乡土风味渗透到腹中。银纸包裹的土豆置于焚烧松叶的石头旁边，加上温酒的情趣，这是在龙泽寺体味的感动。回到轻井泽，出于这种感动，我在杂木林里也试着体验，尽管我的心底能听见钟声，但周边传来的尽是野狗吠叫的声音。狗吠就狗吠吧，既然来到这块土地，就用这块土地的落叶焚烧出情趣来。如果到处都是龙泽寺的钟声岂不大煞风景？

我之所以说冬天是寂寞的，是因为土地在冬眠。看看地里，坦率地说，有生气的就是萝卜、菠菜、大葱这些，没有夏天的热闹风采。早晚，地头垄沟挂着霜柱。这一带的霜柱又粗又高，寒冷的早晨，整个地面如同金刚山的全景图，伫立着白色的冰柱，萝卜、大葱当然都受冻。一切都在沉睡。大地紧绷着身子，好像要把睡梦中的蔬菜摇醒。这个季节，我不能不说吃“土”的日子已经结束。到了十二月底，连焚烧落叶的心情都没有，独自钻在被炉里或者窝在火炉边，我也在冬眠，只有饭还必须吃。

那么，从早饭开始都吃些什么呢？基本上就是干货箱（洋铁皮的大箱子）里的东西，萝卜干、裙带菜、海带、腐竹、挂面乌冬面、干蘑菇、葫芦干等。要经常检查，不能发霉，可以用来做酱汤或炖菜。另外，地下室里储藏着萝卜、芋头、土豆、地瓜、大葱、洋葱、牛蒡、胡萝卜等。有这些东西，对于我一日三餐的粗茶淡饭就足够了。如果吃腻了，就拿出我去京都、若狭等地，乃至九州、东北地区讲演时顺便买来，并一直珍藏的当地土特产如瓶装海藻之类。这些东西可以做东京风味的佃煮，也可以舀到碟里直接吃。梅干、果酒的渣都可以做凉菜。当然，只要去超市，有不少温室栽培的蔬菜，生拌或熟拌都可以。虽然土地冰冻，但只要动动心思，还是有储藏货的。

菅平、高峰的滑雪场就在附近，去那边滑雪的客人经常顺便到我家里来。我就把大锅吊在火炉上，煮“无名汤”招待他们。这种“无名汤”有点像寺院经常吃的松肉汤，但所用的食材都是我冰箱里的东西，不管什么全都放进去一起熬，所以不知道起什么名字好，就随意称为“无名汤”。

对于那些酒友，可以用烤山药招待。把长有须毛的山药横切成约二寸长，放在炭火上烤，但要离炭火远一点，也可以放在火炉上。一会儿，横切面出现龟裂，扑哧扑哧地冒出蒸汽。须毛也烤成焦黄色。手按一下，感觉发软，说明已经烤熟。装盘，一小撮盐放在旁边。我曾介绍过慈姑这样的做法，二者一样。如果有萝卜的一夜渍，那就更好，不再需要别的下酒菜。

这些就是我在冬天的精进料理的重头戏，我轻井泽的厨房会努力度过孤寂的冬天，迎来新春。

“拈一茎草建宝王刹，(中略)纵作莆菜羹之时，不可生嫌厌轻忽之心。”这是道元的《典座教训》中的一段话。这部著作的独到之处，在于强调不认为烹调充其量不过是厨房工作，而是在如何做饭、如何用心、如何创意上下功夫，这样的行为才是人最为尊重的工作。我经常讲述这个道理。现在想起来，少年时在寺院，饭前的诵经叫作“五观偈”。那时不知其意，只是跟着前辈的僧侣唱诵。

一、计功之多少量彼之来所。二、忖己之德行全缺，不应供。三、以防心离过乃贪业为宗。四、正以为良药治疗形枯。五、为成道故今受此食。

我今年六十岁，内心深处依然铭记此偈。下面按照我的理解来解释一下，也许有误：

一、面对此食物，首先要想到厨师的辛苦，来之不易，表示感谢。此食物进口之前，受到许许多多人的关照，也经历许许多多的辛劳，所以一粒米都不能浪费。

二、经常反省自我：自己有资格获得如此珍贵的食物吗？必须端正心态。

三、修行就是洗涤心灵的污点。就是息灭佛所说的贪、嗔、痴三毒吧。为了克服贪婪之心，现在我接受这次饮食。

四、为了保持这副身体，将其当作良药接受这次饮食。

五、为了悟道，到达与佛一样的境界，接受这次饮食。

我的解释弥漫着佛教气息，然而，“佛”“修行”终于与我这个凡夫俗子无缘，转换到“文学”“读书”领域后反而牢记心间。如此说来，可以理解，吃饭做菜就是为了加深自己的“生业”，即“道”。如果我们轻视疏忽每天的饮食，那就是每天对“道”的松懈怠惰。

总之，我十二个月一直在山庄的厨房里实践着每天吃“土”并十分随意地记述自己的感想，然而，可以说，我十二个月里不停地认真思考“精进料理”的“精进”的含义。要说“荤俗”，我明白，但不明白“精进”。这不明白的地方，我通过具体的食材，与物对话，经过一年的时间，如今意识到原来这就是“精进”，不寒而栗。有的东西是实践出真知。不精进就不明白什么叫“精进”。我明白了这个道理，这是萝卜和菜叶教给我的。

尘世之乐趣甚多，首先是吟咏风花雪月，以其为风雅之道。就中色欲之乐，世间之情趣莫过于此。此外，亦有人得诸艺或种种手艺，以此为乐。此中有创新料理者，招同好交流，彻夜谈论，不舍其趣也。

《歌仙之组系》作者冷月庵主所说的这种乐趣，就存在于我对素食的精进之中!

（本文摘自《今天吃什么呢？去地里看看》，［日］水上勉著，郑民钦译，南海出版公司2017年10月第一版，定价：45.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第12版：文化周刊·书摘】《四世同堂》英译全稿的发现和《饥荒》的回译

Fri, 19 Jan 2018 20:04:18 +0800

老舍先生

《四世同堂》完整版首度面世（老舍著、赵武平译补）。首次完整收入小说第三部《饥荒》散逸的后16章（段），比现行所有版本多出10万多字。由于文革时期原稿第三部丧失，《四世同堂》一直没有完整版本出现，这次根据最初未经发表的英文译稿重新译回的第三部后16章，《四世同堂》得以完整出版，恢复了一代文学名著的原貌，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

两年前的夏天，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在武汉出简体字版的时候，我刚好也在哈佛大学，找出他写给老舍译者浦爱德的一通信札。从抬头能够看出，此信的转交者，是位于纽约第三大道七五〇号的哈考特—布瑞斯（Harcourt,Brace）公司，也就是《四世同堂》的美国出版社。

这是一封从未发表过的信，确切地说，是一封文学求援信。信以英语写成，打印在纽约州立大学教育学院信笺上，落款日期为一九六〇年八月四日，距《四世同堂》在美面世已有九年。他当时已至波茨坦的纽约州立大学英语系执教，还在为次年三月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做扫尾工作。在此信札之中，夏氏对“亲爱的浦小姐（MissPruitt）”谨慎而又诚恳地说：

带着浓厚的兴趣，读过TheYellowStorm以后，我才得以明白，此书是老舍（舒庆春）自一九四六年起在上海出版的，由三部分构成的《四世同堂》之删节版。

我的论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今冬将在耶鲁大学出版。我看过这部小说分别以《惶惑》和《偷生》为名的第一和第二部，但没有见过第三部《饥荒》，似乎所有美国大学图书馆也均无此书。因此，我想求助于您。我相信，您是《四世》的译者，手上应有一部《饥荒》，而且译书时候会经常用到。我故而冒昧请教，不知可否赐告您所用此版《饥荒》出版者的名字，以及出书时间和地点？如蒙惠示，我会感谢不尽，因为这个信息，将使拙著之参考书目更臻完善。我看过该作品一九五〇至五一年，在上海《小说》月刊的连载，但全部内容仅限于此。

此外，我还想知道，能否劳驾您，把自己的《饥荒》，借我使用一周左右？身为现代中国小说史研究者，无以通读原著，只能仰仗您的TheYellowStorm，来了解《四世》后续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发展，我深感愧疚。您的善意，我将铭感不忘。

夏札附于浦爱德档案之中，现存施莱辛格图书馆。就档案本身来看，不能确定浦爱德曾经有过回复。但据夏氏之后的老舍评论，不难推断完整的《饥荒》，最终还是与他无缘。

一如夏氏所言，《四世同堂》的前两部，和第三部之前半部（在一九四五年所写《四世同堂》“序”里，老舍以“段”代“章”，说依照计划写来，第一部为三十四段，后两部各为三十三段，最后合在一起，全书一百段），先后在重庆《扫荡报》“扫荡”副刊（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至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连载《惶惑》），《世界日报》“明珠”副刊（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至十二月十五日连载《偷生》），和上海《小说》月刊（一九五〇年五月到一九五一年一月连载《饥荒》前二十段）发表。

其间，一九四六年一月，《惶惑》（上册）作为赵家璧编辑“良友文学丛书”新编第一种，以《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上册）》之名（一九四五年五月在重庆付排），由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印行。三月，《惶惑》（下册）以《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下册）》为名，由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印行。十一月，《偷生》以上、下册形式，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印行（每册定价国币四十元），增加后记一篇。出国已逾半年的老舍，在这篇后记里，谈了前两部的出版经过。他说：

本书写成于重庆，即交给良友公司发行，但该公司以种种关系到胜利后半年才在上海印成书，而初版售罄后，也未见再版。现在良友公司的营业尚未恢复，我已向他们将过去所有该公司初版之《赶集》《离婚》及本书版权按约一律收回，而本书纸型也由我备价购回，交晨光公司出版。本书在良友出版时原名《四世同堂》，其实是《四世同堂》的第一部，现在第二部《偷生》也已交晨光公司同时出版，所以这第一部改名为《惶惑》，连同将来出版的第三部《饥荒》，全书总名还是称为《四世同堂》。老舍三十五年十月一日纽约。

然而，不知出于何因，或者受谁干涉，《饥荒》的后半部最终未能发表。在致《四世同堂》日译者铃木择郎和桑岛信一的信（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五日）中，老舍说：“需要对《四世同堂》全部加以修改，因此第三部不宜发表。何时能着手修改还不知道。现在工作繁忙，无闲暇顾及。这实在对不起各位，但也无奈。”及至“文革”，老舍被抄家后，《饥荒》手稿散佚。此后，再也无人能说清，此书原貌到底如何。

幸运的是，时隔六十五年，这个令人困惑的疑问，终于在哈佛大学有了解答的可能，那就是浦爱德档案中的《四世同堂》英译文稿，包括了完整的《饥荒》译稿。

一、浦爱德档案里的老舍

从施莱辛格图书馆官方网站展示的馆藏目录看，浦爱德档案不仅有老舍其他未刊信函，而且还包括浦译《四世同堂》全稿。根据该档案的检索指南（Pruitt,Ida.Papers, 1850s1992： A FindingAid），以及其他资料，大致可以了解浦爱德的生平状况：爱达·普鲁伊特是作家、教育家、社会工作者和基金募集者。她一生热心推动中美民间友谊，于一九五九和一九七二年，两次突破禁令访问中国。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在费城辞世，享年九十六岁。

几个月后经友人引荐，我致信哈佛燕京图书馆马小鹤先生，再次得到确认：《四世同堂》译稿果然仍在哈佛施莱辛格图书馆。不久，等我在耶鲁大学的出版研究课结束，就于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从纽黑文转至麻省剑桥后，等不及马先生的陪同，就在旅舍搁下行李，直接赶到图书馆所在的拉德克利夫学院——那里也是美国女性研究重镇。

在随后的一周，经过施莱辛格图书馆的配合和授权，我先后调阅到编号为MC465的十一盒浦爱德档案，细致研究了分装在编号为5355的常规档案盒中，标有《四世同堂》（“FourGenerations：OneHouse,194548”）说明的数百页材料。

按照图书馆的归纳分类，《四世同堂》档案分两部分：其一为全部译稿；其二是同翻译和出版相关的通信、笔记、卡片和零稿。

（一）译稿

《四世同堂》英文译稿，冠以“FOUR GENERATIONS INONEHOUSE”之名，打印在相当于A4纸张大小的、薄近透明的白纸上；文稿按先后顺序，每两章，或三到五章，整整齐齐分组装于三十个乳黄色的文件夹内。译稿有三部分，即第一部（BookⅠ）和第二部（BookⅡ）的初译稿（编号1327至1345，均为三十二章），以及初译稿若干零页，稿面上有繁密的改动笔迹，字体潦草，难以辨认；第二部另有一份修订誊清稿，篇幅从三十二章，缩至三十一章（编号1346至1350）；以及第三部（BookⅢ），也就是《饥荒》的译稿（编号1351至1356），共三十六章。

由此可以推断，《四世同堂》全书，实际上的篇幅不是原来老舍设想的一百段（章），而是一百〇三段（章）——这实在是一个引人兴奋的新发现。

（二）信件

劳埃德一九四八年七月八日讨论三方合同补充修订内容，附以合同修订条款数页的来信，以及他（代理人）、老舍（作者）和浦爱德（译者）共同签署的《四世同堂》英译版权代理合同；哈考特公司编辑丹佛·林德里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日来信，以及他所寄来之《四世同堂》（前页frontmatter）清样六页（作者其他作品目录，《骆驼祥子》《离婚》；标以英文书名“TheYellowStorm”和中文书名“风吹草动”的扉页；版权页；目录；和主要人物表，两页）；浦爱德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九日致具体负责删节译稿的编辑格林·戈斯林论译稿信；浦爱德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日和五月二日关于购书事宜的两封信，并哈考特公司《四世同堂》三份版税清单；和夏志清来信一页。

（三）笔记

老舍手写主要人物表（两页），及人物介绍（两页）；老舍谈中国人名习俗的手稿（三页）；老舍手绘小羊圈地形草图（一页）；小羊圈地形图刻印样（一页）；老舍手绘“清水脊”和“花墙子”门楼图（一页）；老舍手稿（第十章后冠晓荷告密钱孟石的故事梗概，两页）；有手写批注的植物名词解释（上列“槐树”“赤包”“茴香”“茵陈”与“茵陈蒿子”“蒿子”“府绸”和“鲶”等词，一页）；浦氏翻译笔记（一页）；诗行“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英汉翻译对照（一页）。

（四）卡片

卡片上的内容，应是浦爱德用打字机，从不同的书报资料上引录的，其中包括：老舍战时大事记（一张）；老舍著作及其英译简介（一张）；丁易的老舍评论片段（引自北京外文出版社一九五九年英译版《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六张）；《四世同堂》中富善先生营救瑞宣后段落英译稿（两张）；白芝论老舍《老舍：在他的幽默里的幽默家》摘要（引自《中国季刊》一九六一年十至十二月号，九张）；夏志清的老舍评论摘要（引自《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张）；赛珍珠《四世同堂》评论摘要（一张）；以及标以“（《离婚》）理想：张大哥”“理想：老李的爱情”“中国人遇到马克思主义者：老舍”“小说：鲁迅”和“小说的未来在过去？”（引自纽约时报杂志格莱迪斯·施密特文章）等题目的文摘（七张）。

（五）零稿

时间为一九四五年八月的《骆驼祥子》无署名书评稿（四页）；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约翰·K.哈钦斯《离婚》书评剪报（一页）；赛珍珠的《四世同堂》书评底稿（两页）；题为“艺术教育”的无名文稿（八页）。

二、《饥荒》的译稿

如所周知，《饥荒》的创作，和《四世同堂》全书的翻译，大致情况是这样的：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浦爱德由中国回到纽约，即从次年二月前后开始，同老舍合译前两部，当时《饥荒》写作也刚开始。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惶惑》前十章译稿完成，受到老舍最早的代理人亨丽埃特·赫兹批评，但得到赛珍珠肯定。一九四八年七月，《惶惑》和《偷生》译稿完成，交给新的代理人劳埃德审阅。随后，老舍在创作《饥荒》的同时，也陆续把写好的文稿，交给浦爱德翻译。一九四九年二月，老舍写完《饥荒》，于二十六日致信楼适夷说：“《四世同堂》已草完，正在译。这就是为什么还未回国的原因。”八月，《饥荒》余下部分翻译完成后，于二十五日交到劳埃德手上。此时，距离老舍十月十三日从旧金山启程归国，时间只有一个半月左右。

《饥荒》完成六十余年来，从无机会完整发表。虽然该书所谓“后十三段”，一九八〇年经马小弥根据哈考特版本“复译”成中文，但内容与浦爱德原稿不同，也与原作本身相差甚远。可是，哈佛《四世同堂》英译稿，尤其是《饥荒》的译稿，究竟是不是全稿？如果不全，缺了什么？还有，同原译稿相比，哈考特版又有哪些删改？

这些问题的回答，也许可以根据原译稿，从篇幅、篇名、结构、情节和人名等方面入手，逐一进行分析。

三、《饥荒》的回译

回译，“不完全是翻译”，因为它“就是例如原来中文，给人译成英文，现在要把英文还原”（思果《翻译研究》）。它是一个曲折而繁难的“翻译还原”，或者说，是一个“文本复原”的尝试，是要用从英文译回的中文稿作基础，辅以相应的修正，恢复原著的本来面貌。若单图简单、省事，把原著晾在一边，只求对原译负责，那么照英文译出即告万事大吉。问题是，依此而来的译文，是老舍的吗？

是，也不是。

说是，是因为英译稿的完成，从头至尾，老舍都在场。他是原著者，更是合译者。他参与、认可，且同意将英译成稿交出，由编辑另行删汰。在一些通信里，浦爱德说过，译稿的变动，老舍自己的主张而外，都是两人议定的结果。所以，以英译为据的文稿一出来，原著的叙事结构、思想内容和人物命运结局，即毕露无遗。这些无疑都是老舍的创造。

说不是，则是从风格上说，译者和老舍并不契合，译稿无法等同原著。老舍是语言运用的艺术家，是“一个渐渐的自觉的艺术家的小说家”（借李健吾论沈从文句），他要求自己“在用语言表达思想感情的时候，不忘了语言的简练，明确，生动，也不忘了语言的节奏，声音等等方面”。相对而言，译者不是“全面语言的运用者”，即令有心像老舍那样，追求“文字之美”，也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别的权且不说，单就照顾“文字的律动音节”来说，就简直无法企及。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天然的缺憾。

不用说，译稿不全面修正，和原著就有距离，也谈不上成功。所以，设尽方法缩小，甚至消除两者间的距离，在求“神似”的同时，也求“形似”，成为还原的理想。而实现这个理想，无非自设悬鹄，用“出于一种学究的或儿气的志愿”，细致体会《四世同堂》的语言风格，也参考作者其他早期作品，整理出老舍的字汇和词汇表，拿它作为用字选词的典范，同时以老舍的语言运用“条规”为原则，对译文的字词和句子作相应调换。唯其如此，才能在由释读、翻译和修正构成的还原上，也以“一言一词皆有根据”相要求，回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老舍，而不是五十年代以后文风发生明显变化的老舍。

（一）释读

原稿辗转保存，历经六十余载，依然大体完好，只有不多几处微见瑕疵。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打印墨色不匀，再加岁月磨蚀，致使部分文字漫漶；二是未经编校，文稿有讹误，亦可见阙漏。因此，动手翻译之前，要进行释读和校勘，即参照一九四六年版《惶惑》和《偷生》，一九五〇年《小说》月刊连载的《饥荒》章节，以及一九五一年版哈考特版本，判别原译稿和原著的差异，同时辨认模糊字词，标记拼写异常与错误，以及语句缺失。

《饥荒》未曾全文发表，全面校勘译稿，自然无从谈起。但故事的连续性、人物的发展和情景的呼应，加上哈考特版对原著的后半部尚有难得的保留，又能使译稿得到部分校勘，从而确定译文中明显的专有名词变化。此外，在错译鉴定和语句补阙方面，类似“理校”式的“对勘”之法，也能收到一定之效。

（二）翻译

老舍“并不太喜欢阅读译文”，可他对翻译，又别有见解。

在《谈翻译》里，他指出“搞创作的有遣字选词的自由，搞翻译的却没有；翻译工作者须随着原文走，不能望文生义，随便添减”，希望“最好是译者能够保持原著者的风格”，而且还说：“保持原著者的风格若作不到，起码译笔应有译者自己的风格，读起来有文学味道，使人欣喜。世界上有一些著名的译本，比原著还更美，是翻译中的创作。严格地说，这个办法也许已经不能叫作翻译，因为两种不同的语言的创作是不会天衣无缝，恰好一致的。这种译法不能够一字不差地追随原文，而是把原文消化了之后，再进行创作。不过，这种译法的确能使译文美妙，独具风格。”

他这番大道理，于一般翻译而言，应无问题。但用于回译，似又不大讲得通。——回译者，犹如一仆二主，需要“双重忠实”：要对原译者负责，还不能远离原著者。

如是而言，则只可寄望译文忠实，不能奢求“比原著还更美”。所以，翻译的第一稿，信达而外，不必在乎“雅”，亦无须计较其他。假若期待“独具风格”，那就等修正时，用老舍的字汇，再图译文“神形具备”。

（三）修正

从初译至定稿，前后修改四次。初稿的修订，重在保证译文准确、信实、通达顺畅；随后的修正，主要是用老舍的字汇和词汇，对字词进行替换，同时调整语句。

第一稿的修正，重在订正专有名词，别的原译改动，基本维持原样：“名不正言不顺”，人名和地名确定无误，还原方可免出差错。

人名及其称呼，看似简单，其实不然。以小妞子来说，还有两个昵称：瑞宣、韵梅夫妇喊她“妞子”，或“妞妞”；小顺儿和奶奶喊她，和小妞子自呼其名，都是“妞妞”，“妞子”不会挂在他们口头。但在英译里，LittleNiuNiu之外，只有一个NiuNiu——究竟是“妞妞”，还是“妞子”，一时很难把握。

又如李四爷的称呼，也因人而异，一变再变。“李老人”“李老者”“李四老人”“李四大爷”“四大爷”和“四爷”，交叉迭现，无一定规律。英译虽有Old ManLi，Fourth MasterLi，Fourth Master，和FourthUncle，却与中文并不完全对应。还原的时候，难免左右支绌：一个FourthUncle，到底是“四爷”，还是“四大爷”？

语境决定称呼，还原不可大而化之，因为在老舍心目中，称呼不是小事：

我们应当与小说中的人物十分熟识，要说什么必与时机相合，怎样说必与人格相合。顶聪明的句子用在不适当的时节，或出于不相合的人物口中，便是作者自己说话。顶普通的句子用在合适的地方，便足以显露出人格来。什么人说什么话，什么时候说什么话，是最应注意的。

（《言语与风格》）

其他如地名及其关联词汇的还原，同样不能马虎。

提及国家和民族，也可一看“thesonofHan”之译。《饥荒》第二十一章之后，几次出现这个词组，以及相关的“thegoodsonofHan”，似可译“汉族的儿子”，和“汉族的好儿子”。但将之与上下文同读，感觉殊为异样，很不像老舍笔墨。反观本书前文，“汉奸”通篇可见，“中华民族”亦不稀罕，唯独不见“汉族”一词——足见老舍的民族观念，甚是近于梁启超之说，即“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遍俗称所谓汉族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他显然已弃用“汉族”之说。不过，将“汉族的儿子”改作“中华民族的儿子”，或“中华之子”，又不大好用在老舍笔下。在直觉中，与其译“son”为“儿子”，不如译成“男儿”更为恰切；后者虽不见于本书，却在老舍其他的作品中相当多见。

说到字词的替换，有必要提一下语言的时代变化。一九五五年汉语规范化运动之后，老舍习用的词汇，不少遇到了新的情况：（一）为他词替代，如“自傲”（“自豪”），“恨恶”（“憎恨”），和“助援”（“援助”）；（二）与他词并用，却比较少见，如“菜蔬”，“苦痛”，和“带孝”；（三）仍还通用，但部分意思已不复存在，比如“火炮”失去“爆竹”和“鞭炮”之意；与传宗接代相关的“香烟”，为“香火”取代。也就是说，还原中不当心选错词，即会导致语言的“时代错乱”。这是一个不好回避的麻缠问题。

在成语、方言、俗谚，乃至虚字和标点的运用上，老舍有自己的讲究，因而他所用的句式，也会与他人有别。比如，关于成语和俗话，他说：

书本上的成语在适当的地方也可以用，但不能完全仗着他们美化语言。在叙述中，“适可而止”这句成语是可以用的，不必改用北京的俗语“该得就得”。可是，在写两个北京劳动人民讲话的时候，也许用“该得就得”更合适一些。何去何取，决定于生活。把“适可而止”放在一位教授嘴里，把“该得就得”放在一位三轮车工人的口中，也许是各得其所。这一雅一俗的两句成语并无什么高低之分，全看用在哪里。

（《语言与生活》）

所以，通观本书不难注意，有些常见成语，如“含辛茹苦”“千方百计”“面面相觑”和“咬牙切齿”等，不会现于他的笔端；他用到的一些成语，也和通常所见有别，如“羞恼成怒”“愁眉苦眼”（或“愁眉皱眼”）和“挨家按户”。

至于方言俗语，他的运用，似乎也非如一般所想，是“有闻必录”的，比如他不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是将这个俗语加以改造，说成“睁一眼闭一眼”（《惶惑》第三十一章有“儿子们自有儿子们的思想与办法，老人们最好是睁一眼闭一眼的别太认真了”句）。但是，他究竟如何“改造”，因为没有证据，还原时极难把握。

一般来说，虚字的使用，似可稍微随便。老舍不然，他主张“……少用‘然而’‘所以’‘但是’，不要老用这些字转来转去”（《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

他的语言运用，显然有一些界限，是不可逾越的。

同样，老舍用到语气词，尤其在对话当中，也不马虎。他说过：“语言要准确、生动、鲜明，即使像‘的’‘了’‘吗’‘呢’，这些词的运用也不能忽视。”（《语言，人物，戏剧》）而在本书当中，为表示惊叹、感慨或者疑问，用得很多的“呕”和“什吗”，几可视为老舍文风标志之一，但它们似乎已从现今人们的书面语里消失了——还原的时候，要想法找回来，还得用妥当。

到了最后一次，亦即第四次译稿修订，则是对标点的调整。在原译稿中，老舍用得频繁的惊叹号很少见；他节制而用的破折号，却用得极为普遍。为了与原著保持“形似”，我参照老舍的写作习惯，尽量对部分标点，作了相应替换。

有人说翻译老舍——不管是“复译”还是“回译”，犹如修缮古代文物建筑，要有修旧如旧的工夫，做到亦步亦趋，无过雷池一步；文字要尽量模仿老舍，甚至追随他擅长的北京方言俚语表达习惯。这是个过高的要求。照此而行，也容易使译者陷入另外一个误区，那就是“过度翻译”，让译稿中出现老舍不用，至少不会用在《四世同堂》中的土语，那就有过犹不及的嫌疑了。这也是我要尽力避免的，我更在意译文的忠实和准确，不会允许自己违背史识。

在定稿前夕，我又想起这样一段话：

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出现一种新的《四世同堂》版本，它既包括目前出版的最全的中文单行本的全文，即按老舍中文手稿排印的前八十七段，也包括由英文节译本转译回来的后十三段，全书共一百段，正好是老舍原来计划和实际完成的一百段。

这是老舍的夫人胡絜青，为以哈考特版为底本所补译文字，所写下的肺腑之言。现在，目前的这个新译稿，使得老舍的原作，达到了一百零三段。尽管它不是老舍原来计划和完成的手稿的全部，但我相信，也衷心祈望这个本子，能让新一代的读者，更进一步接近老舍原著。这也勉强可以说，是对老舍蒙冤辞世五十周年的一点微薄纪念吧。

（本文节选自《四世同堂》（完整版）译后记，作者赵武平，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9月第一版，定价：89.00元（全三册））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第12版：出版史】接力传薪走特色出版之路 ——访团结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梁光玉

Fri, 02 Feb 2018 15:02:10 +0800

2012年12月，民革中央领导出席人物传记音视网上线仪式

2017年8月24日，“2017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报告发布礼”在新国展隆重举行，团结出版社继2014、2015、2016年之后，第四次入选“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百强出版社”。

在全国六百多家出版社中，隶属民革中央的团结出版社委实算不得大。2017年，年出版图书900多种，出版码洋1.4亿。不过五十来人的出版社，连续四年获得该项荣誉，表明团结出版社的图书在图书品质、思想价值、学术水平、作者知名度、出版机构品牌等各方面在行业中都处于优势地位，并获得业界认可。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成立于1987年的团结出版社，和中国大多数中小型出版社一样，在出版界的风起云涌中被裹挟着往前，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却以特色树品牌，不断创新，探索出了一条中小出版社的改革发展之路。是的，团结社并不具备一些大型综合出版社的实力，出版资源相对匮乏，他们长期以来勇敢面对市场，不断探索出版社内部机制改革，没有把自己局限于某一领域，而是立足自己的独特资源，大胆开拓，勤勉耕耘，显示出不俗的胆识、执着的坚守和人文追求。思想开放，政策灵活，在复杂之多变的出版形势下不但立于不败之地，而且能够不断发展壮大，这种竞争实力从何而来？

一

1987年12月，团结出版社正式成立。首任社长是当时的民革中央宣传部长，著名红学家蔡义江。尽管直属于民革中央，但当时全国八万多民革党员分散于各行各业，团结社并无独特可夸的资源可用。至1997年，团结出版社成立的前十年或可归属为“初创阶段”，什么都敢尝试，野蛮生长却充满勃勃生机。那一时期，出版了宣传民革和统战工作、宣传孙中山思想的一些书籍，如《论“台独”》《台湾前途与“一国两制”》《邓小平论祖国统一》《毛泽东与党外朋友们》《周恩来与党外朋友》《中山精神读本》等，在社会读者和民革党员中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团结社遭遇发展的低谷，出现过一些曲折，曾经出现过年账面亏损的困境。1992年10月，张宏儒担任团结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上任伊始，他大胆改革，按照国家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提出的“控制总量，调整结构，提高质量”的要求，调整出书结构，出版社的社会形象得到改善。同时，对出版社内部人员结构进行调整，科学设置岗位，尝试出版社内部机制改革，整合出版资源，充分利用社会力量策划高品质图书，推出了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图书：《中华人物史鉴》《中国小百科全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二十五史通鉴》《辞书集成》等几十种大型文史类图书，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也为出版社积累了一定的固定资产和资金。

1997年，团结出版社正式实施三项制度改革。正是这一年，34岁的梁光玉调入团结出版社，担任编辑部主任，2009年初开始担任社长助理。二十年来，梁光玉见证了团结社的锐意改革：第一步，进行责任制改革，对编辑部和发行部实行效益目标管理，对其他职能部门实行岗位目标管理；第二步，实行聘任制改革，对各部门负责人和全社职工在年终考核的基础上实行一年一聘；第三步，根据效益目标、岗位目标和岗位变化，调整工资、奖金的发放。2007年，团结社年出版图书150余种，出版码洋近4000万元，出版社的面貌有了大的改观。

从建社开始，民国内容便是团结出版社的主要特色。但初创时期的相关出版物，无论是规模还是质量都算不得上乘。至20世纪90年代末，团结出版社明确提出了“整合出版资源，走特色出版道路”的出版理念，以民国人物传记图书为龙头，初步形成了出版特色，相继出版了“蒋氏家族书系”、“民国人物书系”等，形成富有特色的基本选题板块，并在社会上有了一定反响。

“客观讲，民革中央和团结社有渊源，有民革中央的背景，有作者资源，民国图书是团结社最早的特色。”梁光玉说，一是品种多，二是集中，民国图书以“民国人物”为中心，出版了“民国人物大传”书系，以“民国万象”为框架，出版了《民国春秋》系列和《民国商业》《民国电影》《民国时尚》《民国艺术》等图书。也有讴歌全民抗战伟大历史事件的图书，如《国殇》，这部描写国民党正面战场抗击日本侵略的图书，2005年出版后一年之内重印11次。2015年，十卷本《国殇》隆重亮相市场，成为纪念中华民族抗战胜利70周年的重点图书。另外，以“民国珍本丛刊”为阵地反映民国时期学术文化成果，如《中国古代史》《中国绘画史》《中国医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等近三十种；以“民国珍本小说”为系列反映民国时期优秀的文艺作品，均取得良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梁光玉回忆说，对传统文化和经典的挖掘，也是从张宏儒社长开始的。针对读者阅读心理需求，他们曾策划出版了一系列文化生活读物。如描述艺术家、成功人士的人生轨迹的相关图书：“目击历史系列”、“世界文化名人名传”、“演艺名星系列”等。其中，《顾准传》《才情人生乔冠华》《一生守候》《穿越艺术》等图书都获得了不错的市场反响。团结社还将经典作品重新锻造，策划了符合当代读者审美习惯和阅读习惯的图书，如“归去来书坊”系列、“天地大美系列”等；以及提倡高雅健康的生活方式，培养生活情趣的图书，如“琥珀家庭书坊系列”等。1997年，推出围绕“庆祝香港回归”的主题出版物，仅青少年读物就发行几千万册，奠定了团结社的人文特色。再比如《西方的中国形象》《中国的西方形象》，这套书从中西双方的史料里爬梳整理，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直到现在也仍具有现实意义，如果没有国际视野，“一带一路”就是闭门造车；也是那一时期，团结社的发行和营销初具规模，开始按市场的营销模式操作刘克亚的《都是英语惹的火》，半年内发行量达到十多万册，不巧遭遇非典，图书市场骤冷，否则该书会有更好的表现。

2010年7月，在时任社长兼总编辑王大可的带领下，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团结出版社完成了改企任务，成为中央出版单位第一批完成改制的出版社之一。

2011年10月，在担任近十年常务副社长之后，梁光玉挑起了团结出版社的社长重任。上任伊始，他没有“点燃”通常的“三把火”，而是平静地思检过往，带领班子成员一起，倡导要始终结合团结社的出版特色，继续挖掘民国“富矿”，专注文史社科，并以人物传记为重点，借力于转企改制的政策红利，打造了“人物传记音视网”“中国近现代名人传记多媒体数据库”以及“人物传记（非虚构）多媒体服务平台”，抢先一步，走上了传统出版与新媒体出版的融合之路。

二

梁光玉，1980级复旦大学中文系学子。“自由而无用”的理念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复旦校园里盛行，也曾在他的心中扎下挥之不去的根须。然而当进入出版行业，这一极具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职业，使他在理想主义和现实生活的碰撞中迅速调整了心态，培植了人文出版的执着理念，无论是在先前的工人出版社还是在他供职二十多年的团结出版社，一步一个脚印，以品质和特色立身，以制度和管理保障，稳中求进，不急不躁，稳健向前。

他认真地对“自由而无用”辩解：要从形而上的层面理解这句话。文化是自由而无用的，因为文化浸润于独立的思考和自由的表达，故不能为物所役，汲汲于功利。出版工作开启民智，则必须追求品质和社会效益；优秀的出版物能够提升人格、开阔视野，助人战胜平庸、提升格局，这也是社会功能的体现。“我喜欢读的书，用心编的书，无非也是人文情怀的融合和体现，能从中得到心灵的满足。”梁光玉说，我们说的“无用”，是指不能太急功近利。具体到出版，就是要有理想，要有家国情怀、人文情怀，本着这个原则，团结社的出版，一重原创，二求品质，三要创新。对选题严格要求，抵制注水的大路货。

出版要有独特的技术含量和文化视野，但涉及更多的是冒险精神。作为一个资深编辑，梁光玉自然不止一次有过“冒险”经历。早在1993年，他拿到了陕西作家程海的《热爱命运》书稿，在当时的工人出版社并不被看好，一个无名作者、一部纯文学作品，赔钱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梁光玉认准了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拿定主意即使考核指标不合格也要出版。果然，《热爱命运》出版后一个月印了三十几万册，成为“陕军东征”的扛鼎之作。

凭着几十年的编辑实践，梁光玉似乎摸到了一些出版的脉搏。出版业处处暗藏商机，但也潜伏着同样的危机，需要十分敏锐的感觉和强烈的市场意识，需要准确判断，大胆决策，需要远见和智慧，这对出版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2013年3月12日两会闭幕当天，当聆听到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中国梦”的宏大阐释，他就抑制不住激动，立即组织有关高校的专家学者，策划《中国梦青少年读本》。由于编写队伍权威，图书内容颇具特色，抢占市场时机领先一步，该丛书立即畅销全国，当年发行总量超过五百万册，取得了两个效益的丰收。

2013年，梁光玉兼任团结出版社总编辑后，率领班子成员进一步明确出版社的指导思想：一是继承前辈披荆斩棘开拓下来的平台，承继传统特色不松懈，始终坚持为统战工作服务，为民革工作服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二是坚持人文精神，坚持图书品质；三是利用改制后国家的政策，大胆开拓，结合本社特色发展新媒体平台，拓展数字出版空间。梁光玉和团结社的同仁一道，凭着对出版业的了解和大胆的革新，凭借对市场灵敏的嗅觉，果断决策，摸索出一条中小出版社改革发展之道。

1995年，团结出版社出版的《燃烧的太阳》石破天惊，让读者首次看到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用血肉和生命昭示出的一个大义凛然的民族形象。2005年，《燃烧的太阳》重新修订，以《国殇：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隆重面市，成为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一道亮丽的风景。该书上市后几度名列全国社科畅销书榜单前列，再版达二十余次，发行二十余万册。经过十余年的精心策划，团结出版社又陆续出版了九部《国殇》，包含《国民党空军抗战》《国民党海军抗战》《中国远征军抗战》等，基本涵盖了抗日战场正面战场的各个方面，《国殇》书系成为团结出版社的著名品牌图书。2015年6月，这套全景反映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史实的纪实丛书又全新再版上市。十部《国殇》完整展示了中华民族悲壮惨烈的抗战全景，体现了中华儿女威武不屈、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

2017年8月13日，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举行“从四行仓库保卫战看民族复兴精神”读书会，梁光玉应邀出席并向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捐赠《国殇》。

为隆重纪念中华民族抗战胜利70周年，团结社策划了抗战研究书系《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系列丛书（20册），该书获得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并荣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第五名。

在三十多年的编辑生涯中，梁光玉既关注重点作者，和那些知名作家、学者交了不少朋友；同时，对那些籍籍无名但具有创作潜质的写作者也格外倾注心血。当年在工人出版社，他策划编辑的《长颈鹿文学丛书》，就是专门收罗文学爱好者长篇小说处女作的系列丛书，反响颇佳。《我的祖父马连良》的作者马龙、《民国风华——我的父亲黎锦晖》作者黎遂、《人间事都付于流风——我的祖父周立波》作者周仰之等，都不是专业写作者，却在他的推动下写出一部部掷地有声的佳作。比如周仰之女士，是工科学习背景，长期在海外工作，通过朋友介绍认识后，梁光玉当即鼓励她写好此书，并与她一起策划，继《我的祖父周立波》之后又完成了《梦思故国静听箫》。他发现，周仰之的叙述看似不十分讲究章法，但那种聊天式的写作风格，容易拉近和读者的距离，具有一种独特的风格。更为重要的是，周仰之对祖父的评价，虽只是一家之言，却为文坛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是一部不多见的有广度、有深度、有温度、有厚度的长篇散文纪实作品。这部作品2016年出版后，入选当年度《中华读书报》传记·纪实类十佳作品。

梁光玉认为，传记人物有永恒的魅力。所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读一部优秀传记相当于和一个非凡的人物漫谈。任何时代，读任何书都不如优秀的传记更有意义，《史记》独步历史两千多年，其非凡的魅力即源于此。名人传记是传记的常青藤，但同时他也关注普通人的大历史，提出“小人物，大历史”的理念，认为小人物的传记是大人物传记的补充和丰富。每一个小人物的历史都折射出时代的阳光。在这一理念的推动下，人物传记出版成为团结社的名片，目前为止，团结社的人物传记出版物在全国六百多家出版社中动销率、品种率均名列前茅。

2016年，“出版界图书馆界全民阅读年会(2016)”开展了全民阅读2015～2016年好书推选活动，确定了50种上榜书目，团结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的《孙中山大传》荣登好书榜。

2016年以来，为进一步搞好政治交接、深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各民主党派部署开展了“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专题教育，启动了多党合作历史传统记录工程。2017年,也是政治交接正式提出20年。20年前的1997年换届，民主党派老一辈领导人首次提出了“政治交接”这一重要课题。正是着眼于深化政治交接提供生动素材、营造良好氛围，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中央开启了《大道——多党合作历史记忆和时代心声》的编写工作。各民主党派中央现任和曾任领导同志、代表人士等结合个人经历感悟和履职实践等，纷纷提笔撰写文章，有的老同志因年事已高难以动笔，依然坚持通过口述等方式，追忆过去，表达心声，令人感动。各民主党派中央编写组同志承担了包括很多历史解读文章在内的撰写任务，他们加班加点，认真查阅历史资料，乃至多次不远千里飞赴外地当面采访有关人物，付出了很多辛劳和汗水。

为了做好该书的出版印制工作，团结出版社成立了社长兼总编辑梁光玉、副社长赵广宁牵头，骨干成员包括总编室主任、编辑室主任、出版部主任在内的项目团队，针对该书出版周期短、编辑任务重、彩色印刷工艺复杂的种种困难，严格制订工作流程表，各个环节之间、各个岗位之间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同时与中央统战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积极沟通，确保书稿万无一失。编校、排版、封面设计、印刷装订等每个环节都一丝不苟、夜以继日、争分夺秒，社领导还多次下厂监制把关，终于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2017年，《大道——多党合作历史记忆和时代心声》出版后得到统战系统、各民主党派有关领导的高度肯定和赞许，广大民主党派成员纷纷点赞。该书获得《中华读书报》年度百佳作品，短短三个多月，该书发行量达到五万册。

三

评判一家出版社的地位和社会影响力，既要看出版物，更要看出版管理。如果没有形成一套相对合理而又稳定的制度，即便有过鼎盛春秋，也难以持久。“我们有很多内控措施规范管理，一是内容二是编校，三审三校非常严格，前两年还增加了印前质量抽查，不仅严保导向准确，内部档案管理和书稿管理也很到位。”从2015年开始，团结社提出质量管理年，如今已经三个年头。严格的制度措施，也提高了员工的积极性。

梁光玉的骨子里，既有文人的理想主义情怀，也有创新精神和责任意识。作为一家出版社的领头人，梁光玉的个性色彩也为出版社注入了难得的活力。

多年来，出版界流行的一种观点，总讲数字出版会冲击传统出版业，但梁光玉坚信，有品质的阅读不会消亡。优秀的原创纸质图书一定有独立的市场，他经常以此来鼓励同仁，希望大家多策划一些这样的好书。

的确，出版业已经形成巨大的改革潮流，由于电子读物的迅速兴起，更使传统出版业面临严峻的挑战，但对于智者勇者强者而言，这也正是革故鼎新，脱胎换骨，开拓进取的大好时机。

作为第一批改制的出版社，梁光玉设想更多的是如何利用改革红利，借助转企改制的东风，进一步扩大发展。“人物传记音视网”就是他带领团结社同仁依托丰富的人物传记图书资源，精心筹备而搭建的一个风格独特的网络平台。

2012年12月“人物传记音视网”上线试运营，成为华语世界首家“人物传记音视网”，使优秀传记图书不仅可以读（电子书），还可以听（音频作品），可以看（视频作品），实现了优质传记图书的立体开发，满足了数字时代不同人群对传记作品不同媒质的鉴赏需求，为传统纸质传记图书的数字化变革开创了一种崭新的模式。

“我们这一届班子，除了继承传统之外，配合改制政策，开拓新的领地，始终没有脱离出版特色。”梁光玉说。团结社在“人物传记音视网”的基础上还打造了“中国近现代名人传记多媒体传记数据库”，承担完成近五百位近现代名人传记的音视频作品和数字图书。2015年，团结社还完成了数字出版转型升级项目，基本确立了由内容提供商转向信息服务商的发展思路。通过“双网双微”（双网，即团结出版社官方网站与“人物传记音视网”；双微，即团结出版社官方微博与微信平台）建设，团结出版社培养锻炼了一支懂技术、有实战经验的年轻数字出版队伍，为今后提供更优质的数字信息服务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梁光玉表示，2016年申请成功的“人物传记（非虚构）网络服务平台”项目，是一个跨终端的自助出版服务平台，实现了手机移动端和电脑PC端的同步使用。既可阅读别人的故事（“我读”），也可以写自己的故事（“我写”）；既可用以音频的形式听书（“我听”），以视频或图片的方式看别人的故事（“我看”），还能以音频的形式描摹自己的精彩人生故事（“我说”）。同时，优秀的选题可以由编辑加工后出版发行。其创新点在于以人物传记（非虚构）为核心，多媒体表现形式为载体，旨在“为普通人立传，小人物大历史，用大数据传承”。下一步，团结出版社将继续推进和深化传统出版流程的数字化升级改造，开启“人物传记（非虚构）网络服务平台”的项目建设，完整充实“人物传记音视网”与“中国近现代名人多媒体传记数据库”。

越是高远的理想，越需要集聚团队的智慧。梁光玉胸怀宽厚，这种人格赢得了出版社同仁的尊重，为团结社的发展赢得了内在动力和发展空间。“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梁光玉的人才意识首先体现在其求贤若渴的态度，以及追求群贤毕至的局面。“最重要的是人才，最缺的也是人才。既要用好现有人才，充分提供锻炼的平台机会，也要引进人才，实现对人才的激励机制。”梁光玉笑言自己的人才观“很粗糙”，就是德才兼备。通过人才调配引进，出版社的平均年龄大大降低，文化程度和专业化程度得到提高，出版社的整体业务素质也得到较大提升。

“船小好调头”。团结出版社管理上也自有好处，容易“一竿子插到底”，只要发现好的选题，便会突破现有程序，迅速决断开展工作。梁光玉不喜欢教条，一心想着出版高质量的书，赢得读者。对他来说，出版活动是不能割裂开来的，它包括与作者的关系，也包括图书的销售、广告的观念及图书的实际发行。这种开阔的视野，既来自大学里中西兼通、学才兼备的学者、教授的熏染，也来自梁光玉自己的勤勉多思。他常常鼓励编辑们和一流的学者和作家打交道，鼓励大家出版有人文价值，有传承价值的好书，出版有温度，有品质的原创作品。他说：“争取多编几本拿得出手、有创新意义、有独特的价值的好书，这样的好书，对人性，对民族有温暖、有关怀，会像蜡烛一样照亮一个人。”

【第11版：书评周刊·文学】《家谱》：一册生命护照

Fri, 02 Feb 2018 15:02:08 +0800

《家谱》，梁平著，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11月第一版，48.00元

“蝉形带钩的青铜，/比其他青铜更容易怀想，/更容易确定自己的身份。/如果带钩上见了血，那只蝉，/就不再飞翔，那一定是，/生命的最后一滴。”在梁平看来，家谱不仅是一本身份证，还是一册生命护照。

“一只没有祖籍的鸟，/锋利的羽毛，划破/水成岩褶皱里的深睡眠。”（《文笔峰密码》）“有鹰眼的指认，/我手里石头的基因，/一目了然。//石头的斑驳里，/我查看它的家谱……”（《树化石秘籍》）在诗者梁平这里，连鸟也是有祖籍的，树和石头也是有家谱的。

家谱，又称族谱，是以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以及家训等的史类文献。简言之，系对血统及其附着物的忠实记录。编纂家谱的目的，乃是将代表家族的文化符号即血统、家风和家族荣光传递下去，传达给家族的每一位成员。我以为，梁平把自己这本新诗集命名为《家谱》应该有这层意思，这番考虑。

我很喜欢《青铜·蝉形带钩》。“蝉形带钩的青铜，/比其他青铜更容易怀想，/更容易确定自己的身份。/如果带钩上见了血，那只蝉，/就不再飞翔，那一定是，/生命的最后一滴。”在梁平看来，家谱不仅是一本身份证，还是一册生命护照。

对于一位诗者来讲，诗就是他的宗教——他的道。诗者行走江湖，出入庙堂，或低吟或高啸，林林总总，峰路各异。不同的诗者，抱守着不同的道。有什么样的诗者，就有什么样的道。什么样的血型，生养什么样的诗者。暗夜里，血液举着血型的灯火，寻找自己的同类。进一步讲，诗者的血型——诗者人生历练的血型、知识结构的血型、思想观念的血型、胸襟格局的血型、先天才华的血型，决定着诗者的道的血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句话，没有人本，哪来文本。“我对中国新诗发展到今天的这种坚实和多元的形态充满了乐观，坚定我乐观的理由，正是因为中国有诗歌的操守，中国更有诗人的操守。”（《启幕：以诗歌的名义》）在这里，梁平指出了诗人、诗歌及其多元形态的外浮表象与骨肉勾连。

对梁平的诗歌血型做一季田野考察就会发现，他的诗歌浑身上下从明面到内里都透呈着一股清澈的向上的劲力，不疾不徐，娓娓道来，却“安静得可以独自澎湃”（《燕鲁公所》）。他写历史的风云与诡谲，一定让历史给当下以启发与意义。他写当下的浮华与怪象，一定会以历史为参照和背景。他写他物他者，必定会将自己的人生经验、生命感悟和血型比对化入其中，增加诗歌的亲近感、可信度和柔韧性。旁观者的姿态，如何能深入脊髓？他对语言、叙述、结构和词性判断与选择，都建立在明白、通透和晓畅的基底上，并以此植造出与自己血型匹合的诗骨，进而实现诗的苍茫巍峨而非诗的奇峰异谷。为达到这一效果，他放下诗歌项序中的高贵与傲慢，在民间表达中去接受山河、市井与俚俗的教育，去侍候巴茅、蝼蚁和一个怪梦的眼神——可以推断，引入口语，老老实实一行不漏打标点符号，正是这一教育这一侍候的成果。作为诗坛名宿，如此认真、规矩地爬在桌案上打标点符号，恐怕除他无二。

梁平曾用一部厚重的诗论集《阅读的姿势——当代诗歌批评札记》（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版）公开了自己对诗歌的秘密心得和面面观。“我希望我的诗歌与社会息息相关，与生命息息相关，与我们身边的人息息相关，成为现代社会的真实版本。即使这样的写作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招惹，也比长时间地自娱自乐好。”（《感谢重庆》）生命即血脉。命令自己的诗歌与生命运道同呼吸，与诗写对象同脉搏，与时间大地同俯仰，与先人血型同方向，当是梁平的诗道源流与本相。

“诗就是引领我们走向还乡的路，并最后让我们回家止歇。同样喜欢字源学的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诗的阐释》中说过一段经典的话：诗人的天职是返乡，唯通过返乡，故乡才作为达乎本源的切近国度而得到准备。”（江弱水《诗的八堂课》）这个故乡，既有物质的故乡，也有精神的故乡。《家谱》由“为汉字而生”“蜀的胎记”“巴的血型”三册（三部分）构成。笼统概之，后两部分属物质故乡，前一部分属精神故乡。精神故乡，乃是为汉字而生、以汉字为命的梁平，对汉字的长头膜拜与无底线昄依。

考察《家谱》中的作品会发现，正写，是作者的主要打法。正写就是大踏步向前，迎着困难上，逢山开道遇水架桥，一条道走到黑，又走到亮。面对实实在在的龙泉驿，梁平就实实在在写：“那匹快马是一道闪电，/驿站灯火透彻，与日月同辉。/汉砖上的蹄印复制在唐的青石板路，/把一阕宋词踩踏成元曲，/散落在大明危乎的蜀道上。/龙泉与奉节那时的三千里，/只一个节拍，逗留官府与军机的节奏，/急促与舒缓、平铺与直叙。/清的末，驿路归隐山野，/马蹄声碎，远了，/桃花朵朵开成封面。”（《龙泉驿》）大道至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乃正写的最高境界。“一个优秀的诗人一定要和你自己所生存的这个社会有瓜葛，即要具备理解、分析、把握这个社会的能力。”没有这个能力，无从正写。

“所以，我把诗歌的形式和技巧置于我的写作目的之后。”之后，不等于拒绝。于是乎，正写的同时，梁平辅以巧叙。“在笔尖上做一次深呼吸，/所有的包袱都能卸下，/云淡风轻。”（《文笔峰密码》）这个就是正写中的巧叙。一语双关、一词多义、偷梁换柱、无中生有、借子打子，等等，以及诙谐与调侃，都是梁平巧叙美学范阈的惯用技法。

梁平写了这样的诗：“如果汉字失去了重量，/不如像我，清冷地坐落一酒家，/温壶酒，烤几条深涧里的鱼，/然后在苍茫里，/与山交换八两醉意。”（《再上庐山》）梁平说了这样的话：“诗歌是一种永远的痛。诗歌的本质不是风花雪月，真正优秀的诗歌是在摒弃风花雪月之后的发现和批判。尽管，我们可以把它深藏于内心。”

【第11版：书评周刊·文学】“燕山雪携带星光”

Fri, 02 Feb 2018 15:02:07 +0800

《一只奔跑的神兽》，王竞成著，文汇出版社2017年8月第一版，41.00元

王竞成的诗歌越写越内敛，越写越深入内心，即使是在写外部世界也是在审视内心的需要。在诗人眼中，“浪得虚名的时间在时间中腐烂/它们都将死去/所有的名声/一块充饥的面包满山秋色/胜过一个诗人的桂冠”。

王竞成是一个充满情义的人。在他这三百多首短诗中，满篇的深情，有对父母双亲，有对心中的爱人，有对艺术和诗歌，有对故土。他的诗歌越写越内敛，越写越深入内心，即使是在写外部世界也是在审视内心的需要。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忘我的王竞成。

在短诗《小溪的情书》中诗人写：多少年只写了一行/弯弯曲曲寄向海洋。

短短只有两句，却有千钧之力，这形象的画面，同时具有比兴的效果，借所咏之词表达着内心的坚贞和不可抗拒的信念。爱就爱得这样执着这样一如既往，爱得如此浩荡。在外人眼中清浅的小溪却能汇成浩瀚的海洋，这样的爱日积月累足以撼动人心。

在《为什么呢》里，诗人这样写：为什么会喜欢上诗歌/满天的星辰啊/有多少爱与痛聚集我的体内/我零星的甘露能扑灭几颗飞扬的尘埃/遍地的野草啊/我短暂的青春怎能从故乡绿到天涯

这样壮烈而不失热望的呼唤可以代表多少代痴迷诗歌，并将文学理想建立在诗歌王国之上的赤子。他们爱上诗歌，就等于爱上了贫困爱上了孤独爱上了心灵的煎熬。因为诗歌是敏感的，诗歌是真诚的，诗歌是炽烈的，爱上诗歌就爱上了真理就爱上了纯洁。而我们的现实生活并非处处令人满意，诗人就是现实中最痛苦的一群。甚至可以说诗人是另一个性别，他们有英雄的豪迈有时候却有女人的柔情，他们的内心如此细腻，矛盾，阳光而充满幽暗。所以，他爱上星空，爱上了自我挣扎，爱上了理想和浪漫，其实就爱上了痛苦。让青草一路绿到天涯的理想是如此绝望。

在《雪后的月亮》中，诗人写：天上的母亲/一朵朵降生的雪/都是您的孩子/我是其中最小的一粒/但愿我是一个短命儿/精血回归大地/来年春天/岩浆一样沸腾的思念/长成您墓前的草绿/母亲/您在天堂永恒/儿跪在地下守灵

对亡故母亲的思念，让诗人如此血性的诗歌，肝胆相照地表达什么叫爱，什么叫没娘后的绝望。母亲似乎活在天上了，我就是那一颗从天而降的雪花。而这样美好的意象经过诗人的描绘突然有了别样的含义。在他心中，他就是那个雪花等着早点融化并早早化成春泥，长出绿草，只为了守护在母亲的墓前。丧母之痛痛彻肌骨，只有真正的亲人离逝，才有这样的悲情流露。

诗歌《在山上》诗人完全将自己融入自然，和石头的对话中，我们看到了淡薄和对时世的透彻认识。人们把名字刻在石头上希望不朽，希望自己就是山了，而真正的大山并不轻视人类而总是在人类堕落的时刻让他们感受到生的希望。诗人在和山对话其实在告诫着人类的虚妄。《燕山夜话之深秋》这首诗歌同样在检视人类的生存，探讨生之意义。在诗人眼中，“浪得虚名的时间在时间中腐烂/它们都将死去/所有的名声/一块充饥的面包满山秋色/胜过一个诗人的桂冠”。一切功名都可以如流星瞬间消失，而人总归要回到他来的地方，所有人的结局不过就是一掊黄土，当看清终极的命运，人类是否该珍惜那些温暖的生活，珍惜那些曾经忽略的幸福。

上山砍柴下河提水/守着出生的老屋品尝生活的盛宴/几只母鸡小院里啄食/

眯着眼睛看一只只下蛋/浪得虚名啊那是青春的浪漫/一个诗人的头衔/怎抵得上一日三餐的清淡

是的，当经过之后，这样的感触是如此理智。在一个承认自己是诗人需要勇气的年代里，努力做一个好人，一个健康的人比做一个落魄的诗人来得更加完善和值得。因为人生还有许多值得我们珍惜的所在。当我们了解了生存比其他虚无更重要时，生命的尊严才找到了正途。

在诗歌《趵突泉短歌》我们看到了诗人敏感地对待时光的感慨。“名气大了/水小了/难道是英雄气短/还是江郎才尽/你这七十二泉的大哥/也老了/心血来潮的澎湃/日日见少”这似乎是英雄末路的悲哀。当功成名就后，大多数人在光环中忘记了局限，也丧失了激情。如同经常干旱的趵突泉水，让多少仰慕他的远客失望而归。

诗歌《月亮》如此凄迷，令人垂泪。八尺男儿出此断肠之诗，这就是诗人的离奇之处，在他们的世界深处，藏着常人觉察不到的深情，秘密的深情。诗人是人类灵魂的引导者，他替人们找到哀情，找到诉说不出的怨艾。他其实通过文字，给人们的心灵找到了抒发的通道。读这样的诗歌，一个悲哀的人在悲哀后会振作，因为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和他一样在团圆夜中仍旧漂泊的人。似乎生命就在时间的河流里打捞寂寞。

月亮要中秋了/她憋足了劲/要圆/圆还不够/要亮/她的样子/看上去失魂落魄/她赶路/她离故乡越来越远/中秋/天下人团圆/她一点一点/破碎

她，这轮绝色的月亮，一步一行，她的美令人醉。这是世上最美的月亮，坚强地用笑脸迎接团圆，但却是在步步远离。这样的美是写满悲声的。

在他的诗歌中经常出现的是大雪，经常写到的是燕山。燕山是他目前的居住地，而“大雪”意象则贯穿了他多年的创作。在诗歌《燕山落雪》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个人理想的独白。借助一场大雪，诗人说：“燕山雪携带星光/月色/而来/更多的天籁/甚至流水的节奏/凝结为漫天飞舞的晶体/山上的树/一夜花开/行走在外的人/刹那间头白/鸟声绝迹/万径无踪/突入而至的白/使天上星辰坠落/人间尘埃消隐/深秋的黄栌/枫树也心慌意乱/这是一场真正的独白/白的冷峻/白的万劫不复/它让骨缝中的黑也戛然而止。”那象征美好和纯洁的大雪此刻如同诗人的独白和宣言，他似乎看到了雪的力量，也看到了雪的无畏，正是在与雪的亲近中，诗人将自己融入大雪，呼喊着内心的力量，用自己的信念和尊严书写那粲然的白：洁白无瑕，问心无愧。是宣言是独白还是檄文？诗歌的多种可能都得到了显现，而且用词讲究，手法娴熟，充分地显示出多年诗歌训练和人生历练达到的游刃有余。

王竞成的诗歌创作量大，质量上乘，我只选其中的一小部分短诗评之，透一斑可观全豹。我相信在今后的阅读中，仍旧有不断的惊喜出现在我的视野中。

【第11版：书评周刊·文学】鸠摩罗什与传统文化 ——访西北师大传媒学院院长、作家徐兆寿

Fri, 02 Feb 2018 15:02:05 +0800

《鸠摩罗什》，徐兆寿著，作家出版社2017年9月第一版，46.00元

鸠摩罗什始终在问道，《荒原问道》也是在问道。正如作者所说：“只书写一个古代的鸠摩罗什，不涉及当下，并非我之所愿。为了使鸠摩罗什参与当下，我引入了一条副线，写当代的几个学人，写我的种种思考。”

徐兆寿有着多重身份。上世纪80年代末，他自诗歌起步，出版过《那古老大海的浪花啊》等诗集，谢冕、李小雨等诗评家都曾对他的诗歌有过很高的评价，谢冕甚至为他作序，称徐兆寿是“当代中国的堂·吉诃德”。

从2002年出版《非常日记》起，他的“非常系列”畅销，又因和性学专家刘达临的《非常对话》等研究著作，甚至坐上了“青年性学三杰”的头把交椅。而在2003年之后，徐兆寿开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这使他的精神发生了重大变革。

他的新作《鸠摩罗什》被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评论家陈晓明誉为是“中国西部文化的刻碑之作”。

中华读书报：当年《非常日记》作为首部直面校园问题的性心理自传体小说出版，是有一些争议的。

徐兆寿：当时受到了很大的批评。我始终认为阅读者并未读懂这部小说。我所讲的主人公的性心理变态问题只是人物的一个侧面，他根本的问题是信仰缺失，找不到人生的意义。这是我要写的真正的问题，但似乎很少有人看到这些，批评者也少有人提及。现在来看这部小说，也许写得还是粗糙了一些，当时不到十天就写完了，修改得也不多，但它仍然是我最好的小说之一。

中华读书报：此后你陆续出版了一系列作品，如《非常对话》《非常情爱》，冠以“非常”，是希望表达怎样的思想？“非常系列”于您而言有何意义？

徐兆寿：因为《非常日记》的流行，将我一下子带入到了畅销书作家的行列。我希望告诉误解我的人们，《非常日记》中呼吁的关于人性的那些东西是有根据的，所以就写了一本两性文化方面的著作《非常对话》，这是我与著名的性社会学家刘达临先生的对话集。我的第三部书就命名为《非常情爱》。这三本书表达了一些共同的东西，身体、爱情、信仰对于一个人来讲，必须融为一体，否则就会面临生命的种种危难。

“非常系列”对我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使我重新踏上文坛（1997年之后曾经放弃了写作），并且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继续出版了几部作品，但另一方面，因为《非常日记》的负面影响，很多人对我有一种偏见，把我纳入流行小说家的行列，也遭致很多批评。不过今天来看，也要感谢那些批评。没有批评，等于就没有成长。

中华读书报：在《荒原问道》中，已出现了夏木和陈子兴两位主人公在道统失落年代的寻道；《鸠摩罗什》的写作，通过对鸠摩罗什的塑造，使我们对传统文化有了进一步了解。两部作品关于“道”的理解和书写，是否也有一些关联？

徐兆寿：有很大关联。《鸠摩罗什》是写一个历史人物，那时正是儒道两家与佛教的融合时期，是新的文化生成之时。《荒原问道》则不一样，它写的是百年以来几代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文化强势进入，而传统文化又被强势抑制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在缺乏精神主体性之时接受西方文化而遇到的种种精神之难，小说中的两代知识分子一直在追问道为何物，一个（夏木）是面向古代，找到了自己的精神之路，但不是人人都能践行的精神之路，另一个（陈十三）是接受了西方文明，同时也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从而面向西方积极进取的精神之路，但它没有结果，未来的路是陌生的，未知的。两部作品从本质上都在探讨两个问题：今天中国传统文化还能给中国人带来福音吗？我们又如何面对外来的西方文化？

中华读书报：听说在写作中，你曾经废弃了一稿，从头写起。这种勇气并非所有作家都能具备的。你觉得目前的这种叙述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了吗？

徐兆寿：不是一稿，是废了两稿。第一稿三万字，第二稿是十二万字，可以独立成册，哪天有出版社愿意出版的话，可以再出一个学术型传记的《鸠摩罗什》。第三稿是目前这个文本。在写作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历史素材的限制，也不想太过演绎，总体上还是要为鸠摩罗什立传，所以有些放不开手脚。到了《卷外卷》中，才感觉回到了小说的写作中。因为这个原因，我不知道把这部作品称为传记还是小说。如果称为小说，则细节处和一些人物的刻画方面肯定有些不足；如果称为传记，则《卷外卷》完全是不需要的。我想，可能称其为一种新的传记体小说或小说体传记较为合适。总体来讲，由于我个人的思想修为还不够，还远未能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尤其是当我思考得越多，当我对佛教了解得越多时，就越是觉得它远未完成。

中华读书报：写作中你觉得最难处理的有哪些？

徐兆寿：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鸠摩罗什两次破戒。第一次破戒是情与欲、小我与大我、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之间的种种对话，这关乎到鸠摩罗什对佛教的信仰问题。鸠摩罗什第二次破戒就难以处理了。皇帝给他十位歌伎，他后来要了这些歌伎。这个怎么理解呢？现代以来的作家从现代性精神的支配上处理，认为人性至上，一定要把鸠摩罗什写成一个充满矛盾、复杂的人，但最终是要赞扬人性的光辉，否定神性的存在。施蜇存写得非常棒。但是，我注意到一些佛教网站，佛教徒们都谴责鸠摩罗什的第二次破戒，认为他如此不破戒，就可以成佛了。我通宵地看佛经，当看到鸠摩罗什非常喜欢且最早翻译的佛经《维摩诘经》时便豁然开朗。维摩大士是有家室的，有子女的，他如此做是要把俗世中的人引渡到佛国。他的法力是其他菩萨都很难达到的。魔鬼波旬带了三千天女给众菩萨，没有一个菩萨敢于接受，这时，维摩大士把三千天女带回了家。他教她们佛法，把她们个个都教育成佛的弟子，这样就斗败了魔鬼。我便借用这个佛法来超度鸠摩罗什的这次破戒。如此一来，鸠摩罗什在佛界便能站立起来了，也就有了一般修行者无法拥有的法力。

第二个是鸠摩罗什吞针事件。不管他是通过幻术还是真正的法力，总之，想描写一个拥有神力的鸠摩罗什。这样，他的舌舍利也就自然而然地生成了。

第三个是鸠摩罗什在凉州的生平资料非常稀少，无法描写那十七年。我便开始读五凉历史，然后专门到武威考察，经历了很多研究和思考才开始写作。我想重新解释一个问题，即没有凉州的十七年，就不可能有后来的鸠摩罗什。同时，也想以那段历史来解读鸠摩罗什如何遭遇中国文化中的儒家和道家文化，并与佛教进行融通的。

中华读书报：《鸠摩罗什》贯穿两条线索，为什么这么设置？

徐兆寿：我一直在想，只书写一个古代的鸠摩罗什，不涉及当下，并非我之所愿。为了使鸠摩罗什参与当下，所以就引入了一条副线，写当代的几个学人，写我的种种思考。

中华读书报：写作《鸠摩罗什》，你觉得自己有哪些收获或提升？

徐兆寿：在写作的过程中，阅读了大量的佛经，思考了很多问题。这是我的福分。这部小说使我从小我开始走向大我，它还使我越来越明白一个问题，即文学在根本的意义上是有教育意义的。

《鸠摩罗什》出版后，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研讨会目前已经举办了七八次，且还将举行若干次。之所以有这样的影响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之前的长篇小说给我带来了一定声誉；二是人们对鸠摩罗什以及佛教的兴趣。

中华读书报：你曾出版过《我的文学观》《中国文化精神之我见》等学术著作。到目前为止你出版过多少学术作品？作家和学者的双重身份，对写作有何帮助？

徐兆寿：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出版30多部书，其中文学类著作12部，学术专著10部，合著3部，主编7部。从近十年的经历来看，我一大半的精力在管理学院，一小半精力在做研究，仅仅拿出很少的精力在进行文学创作。在作家群里，我是一位学者，而在专业的学者们那里，我又是一位作家。似乎有些不伦不类，但这就是我。

中华读书报：鸠摩罗什始终在问道，《荒原问道》也是在问道，这种“问道”，是否也是你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道”？为何这么执着于“问道”？

徐兆寿：我想来自于几个方面。一个大概是我天生敏感，第二是对哲学的喜欢，培养了另一种思考的方式，第三是我陆续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概论》课程，我常常拿两者进行对比研究。而这些研究后来都成了我小说的素材。

中华读书报：你希望通过这部作品，达到怎样的目标？

徐兆寿：一是想让人们知道佛教是汉代进入中国，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二是想通过写鸠摩罗什这个高僧大德，把佛教进一步通俗化；三是想通过小说的方式试着融通儒释道与西方文化。

【第11版：书评周刊·文学】小说家的炼魂术

Fri, 26 Jan 2018 15:03:37 +0800

《中国奇谭》，刘汀著，作家出版社2017第一版，35.00元

刘汀的十二“记”，既是真实的，又是大胆狂放的，这狂放主要在虚构，在想象。

刘汀的身份是多重的，他是诗人、青年评论家，还是文学刊物编辑。现在，或许到了这样一个时刻，他需要回答作为小说家的刘汀如何在人间的问题：用虚构，而不是时下大行其道的非虚构；从空中抓取现实的人物，而非表现日常生活的本来面目；这一切的最终目的是以虚构来实现小说的可能性和他个人创作的可能性。于是，有了这样一本书：《中国奇谭》。《中国奇谭》包蕴着一个青年小说家的蓬勃野心，是小说家炼魂术的尝试与实践。

《中国奇谭》收录十二部短篇小说，分别讲述十二个当代中国小人物的故事，他们的欢欣和悲凉，他们的寻常和意外，他们的静止与穿越，乃至偶尔的幻化。既然是讲述小人物，免不了世事家常和柴米油盐，但刘汀却以最现代的方式打开时间与空间的大门，让他们获得游走的可能，在各种遭际中一次次烤炼自己的灵魂，最终走向自己的归宿，而这归宿往往是他们所不愿意的去处。

刘汀的小说，最“奇谭”的部分往往是对存在思考最深入的部分。《换灵记》中，一个天才的诗人为了生存去火葬场工作，一怒之下偷了五个骨灰盒而进了监狱。出狱后和别人交换灵魂后成了一个成功人士。当自己的灵魂写出那首期待已久的长诗后，他的死期也到了。这首长诗的名字叫《灵》。换灵的事情表面荒诞不经，实际上却写出了这个时代与人性的真实。耐人寻味的是，天才诗人的名字竟然是一款车的名字，写出那首诗的时候，他的灵魂在涪城身上。涪城，即浮城。《倾听记》中的倾听亦是讲述者，倾听是他存在的理由，失语的他却是小说的讲述者，这本身就构成了一个荒谬而真实的存在。《神友记》中的死神一旦有了人性就变成了人，成了“我“的朋友，为“我”报仇后，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我”一直在等待死神，可他不再出现。《石囚记》中的非正常家庭造成了一个人的变态成长与死亡，似乎只有死亡才是唯一之路，一直向上，通往天堂。《劝死记》是疯子的狂言呓语，所有的事件仿佛都是幻象，其中有这个时代的真与痛。《制服记》中的他因为一次次的意外事件，身上的制服由警察到城管到囚犯。《牧羊记》中的牧羊人爱情失败，对方被折磨而亡。他把自己的悔恨和情感转移到一只白羊身上，在回忆中老去。《黑白记》中的老洪因为经常乘车的女孩转发的一条微信临时改变了自己的公交车路线，却因此让这个刚刚整过容的女孩被毁容。《秋收记》中的秦婶在秋收的季节里几乎一无所有，仍然顽强地活着，她的内心独白是难以阻挡的意识流，一泻千里。一切似乎都是意外，但又都是必然。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奇谭》中的十二篇小说，写作方式各有千秋，所涉题材亦复杂多变。在其同龄写作者大多衷情于书写都市经验与个体成长的时候，刘汀将关注点集中于都市的底层挣扎者，把目光投向农村的生命，孤独无依的农妇，生活单调而内心复杂的牧羊人，所有貌似温顺无知但情感充盈的生命……“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先生此语堪作刘汀之声。

《中国奇谭》中的小说均以“记”为题，题目都是三字，可见作者下笔之用心。“记”，重要的一层含义是记载，记录，它强调真实性，也就是非虚构性，当下一些非虚构的作品名就用了这个“记”字。然而，刘汀的十二“记”，既是真实的，又是大胆狂放的，这狂放主要在虚构，在想象。名为“记”，却不遗余力地彰显小说的虚构本质。《炼魂记》和《黑白记》中的主人公都叫老洪，但他们根本不是同一个人，这恰恰显现出虚构的特点。《虚爱记》是最能展示作者初衷的一篇。名为“虚爱”，自然是虚构的爱情。英属是名叫隶仁的一个北漂小说中的人物，他和一个叫小兽的女孩的爱情完全不是他所期待，因为他生活在一篇名叫《城市、爱情和死亡》的小说里。隶仁也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他来自小说家刘汀的小说。小说中的隶仁写小说，他有虚构的权利，但英属同样有虚构的权利，他以“应该是这样的”和“复述”来实现虚构。小说中所有的人物和他们的爱情都是虚构的，但他们有关爱情的欢欣和悲伤却都是真实的。《虚爱记》可以看作是刘汀的小说观的巧妙实践，它是一篇元小说。它让人想起三十余年前，马原的小说《虚构》。马原说：“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现在，刘汀说：“隶仁不知道，他也是另一个虚构人物。那个作者叫刘汀。”先锋文学出场时表达了对此前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观的反抗，而刘汀则想反抗他面对的强大的非虚构洪流，他们共同的方法是虚构。可见，奇谭之奇，不在故事，而在方法。某种程度上，刘汀将自己的反抗本身当作“奇谭”，正因为此，这十二篇小说中的许多书写如秋水横流，语言中有种力量无法阻挡，甚至裹挟着些许的泥沙。

正视自己所处的时代与写作，正视和剖析自身的写作，并以自己的写作来阐释自己的小说观，这是作为小说家的刘汀。在他看来，虚构是流动的，每当一种虚构形式具有了文体般的稳定性，它就要寻找新的躯壳。他说：“它应该是一个不死的魂魄，借助不同的小说文本而生。”显然，《中国奇谭》是刘汀从现实中抓取的那些人的灵魂之烤炼，也是刘汀对于虚构本身的魂魄之烤炼。

【第11版：书评周刊·文学】文学史的散文化叙述

Fri, 26 Jan 2018 15:03:36 +0800

《亲历文坛五十年》，吴泰昌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7月第一版，39.90元

那些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坛星空灿烂的“大家”，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暗淡了星光而隐进了历史的星河。吴泰昌本人就是一位置身于这条星系中的陪伴者。

纯粹的历史写作其实大多是一种应用文体的写作，其叙事方法是从史实的本身去着墨的。文学史也不例外，因为文学史本来就是历史的一个特殊门类，专门的“中国文学史”以及现、当代文学史的版本不下数十种，但当然是通识的文学史家眼光对历史的断代等作出自己智慧的见解，除了语言风格的不同，在叙事上大多强调实证性。新近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亲历文坛五十年》一书，则通过作者的亲身经历，以朴实的纪实风格和非虚构的叙事行文，娓娓道来五十年中国文坛的“人”和“事”。作者吴泰昌先生是蜚声文坛五十年的编辑家、散文家，也是一位卓著的文学史家。

与“亲历大家”系列一人一本不同，这本《亲历文坛五十年》是从吴泰昌先生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见诸报端的文章中精心选辑出版的。从选编的数量上看，尤以作者写于本世纪头十年的数量为重，记述的频次为高。可见，那些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坛星空灿烂的“大家”，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暗淡了星光而隐进了历史的星河。吴泰昌本人就是一位置身于这条星系中的陪伴者，他见证过星星的运行并努力地记载着星星的轨迹，像一个文坛的值勤哨兵，更是一位星空的仰望者。所以，流淌于他笔端的言语，总是那样的真诚温情而又凝神聚气，有时候捧书读着、读着就随着文中的意象而如同一起走进了现场，仿佛读者自己正在与某一位“大家”的亲切会面。全书由39篇记述作者自大学时代始，见识过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30位人物往事，就如同30个人物的小传，多数篇章则是一般的文学史研究者无从见到的珍贵史料。吴泰昌不愧为一个文艺编辑大家，他善于将散帙的素材或者是不为人们关注的小事，通过记忆这把金梳理出一出出精彩的头绪，在文学史的开掘中，做着既拾趣又拾零的精巧又精细的工作，为丰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作了有益的贡献。不过，如果我们说《亲历文坛五十年》具有史学的价值，那么作为一种学术传统和学术意识的史学写作，作者在结合自己置身于一种特别的历史情境时，其写作时对传统的延续以及方式方法，或多或少地产生可能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在延续中会保留一些鲜为人知的东西，但是它是合理而有情趣的，这些都需要读者在阅读中去感悟。

吴泰昌不乏史学写作的功夫，就像书中他自己述说的一样：“1958年，北大中文系三年级学生在集体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同时，又着手编写《中国小说史稿》《中国现代文学史》，这几项活动我都参加了。”近百年前，北京大学校史上著名的“文科教授案”就曾倡导：习文学史者，在使学者知各代文学之变迁及其派别。从游国恩、林庚、王瑶到朱光潜、钟敬文等北大中文系的魁星，在史实的演进上赓续着北大中文系文学史的传统。这一文脉至少影响了在北大浸濡长达约九年时光的吴泰昌，比如，我们读他的散文，时常能触摸到史实的温存。他在写往事时，或者是对历史的钩沉中，时常从一个特定的历史线索切入，但是他从不像史家们那样纠结在史实中反复地梳篦，也就是说他不拘泥在某时某刻发生的某件事上，但清晰而跳跃着任由自己的思维去发掘、联想、展开，抒写出自己的所见所闻，抒发出自己的所思所感，汪洋恣意而收放自如。譬如，书中选定的关于巴金先生几个篇章就是这样，写作者自己与巴金本人及一家结下的友谊，过程是平铺直叙的，甚至是一次散步路上的偶遇，但其中透出的情感则是细腻的；写巴金与冰心之间的交往，则更是具象化的白描，没有一丝的修饰。在题为“巴金这个人……”中，两位“平时以姊弟相称”的文学大师既散发着长者的智慧，又充满童稚一般的可爱。我们在认真地阅读之后，感到吴泰昌先生的有心与细致，他总是随身记着笔记、随身带着相机，这样他写下的文字以及作为一种印证的影像，从来不是靠虚构获得的，相反是一种朴素的真实感打动读者。入选书中的这些文学大家生前都对吴泰昌如此自觉的史料意识和文化责任感极为赞赏，难怪有人写道：“钱锺书称举其‘兼有史料价值和轶事笔记的趣味’，吴组缃看重其‘日常生活和人情事理的描述’，孙犁推许其‘文字流畅，考订详明’。”所以，这本《亲历文坛五十年》的价值贵在“亲历”，带着鲜明的个性色彩，为我国文学史留下了大师们一个又一个真切精彩的瞬间，殷鉴了让人回味遐思的历史畅响。相得益彰的，则是吴泰昌的这些具有文学史家的笔法和体验，又总让我们在阅读时饱览着散文的色彩。

吴泰昌是散文作家，他最早闻名于文坛的是那本散文集《艺文轶话》，1989年获中国作协举办的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后来在他各个时期的散文写作以及他的“亲历大家”系列丛书中，他的文字朴实而凝炼，不尚语言的华丽，继承着“五四”以来的优秀传统。在《亲历文坛五十年》中，通过感受作者由于对人物的熟识，由于对散文创作的驾轻就熟，无论是前辈大师的精彩谈话和点点滴滴的待人处事，还是对相关图片、信件、资料中，都能触摸到不同人物的个性，其人格的张力潜在于吴泰昌的随意、恬淡的语言叙述中。对每一个人物的叙述，虽然都在一个一个的故事中展开，细节极其丰富，但从不会因为着力于那些生动的细节而游离于主题之外，往往他用冷静、简练的语言，有时候则用朗朗上口的生活化语言，写出大家们内在的深刻，写出这些有着不同常人阅历人物的个性。他们中随便一个人的一个细节往往曾影响过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进程。咸宁干校的往事，是印在那一代文学大师们脑海中的集体苦难记忆，吴泰昌也不例外。所以，这段时光也成了本书的重要内容。在“走进叶家大院”一文中，除了对这个坐落在北京东四八条幽深的四合院，行文不繁，简明扼要，像一幅老北京的民俗画，自然、素净，对叶圣陶老人的起居习惯、为人为文等都作了惟妙惟肖的叙述，令人亲切甚笃。作者本人曾长期在《文艺报》社工作并担任领导职务，对该报的过往与今生都了然于心。此次选辑这本《亲历文坛五十年》，一方面在布局时将“忆茅公”一文列为全书的开篇，一方面在结构文章时倾注了对茅盾先生的全部热爱。当我们徜徉在这些鲜活、具体、生动的故事中，我们不仅领略到一位文学史家的举重若轻，而且还能品味到一位散文家建构历史的语言魅力，全书显现着文学史的散文化叙述，让读者完成一次史实审读与语言审美并行的阅读之旅。

【第11版：书评周刊·文学】纪实文学创作中的丰富与真实 ——访作家鲁顺民

Fri, 26 Jan 2018 15:03:34 +0800

《潘家铮传》，鲁顺民著，中国电力出版社2016年第一版，96.00元；《天下农人》，鲁顺民著，花城出版社2015年9月第一版，36.00元

潘家铮作为科学家的科学精神，作为工程师的创新与担当，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还有作为父亲的慈爱，以及作为普通人的无奈与懦弱，在《潘家铮传》里都有反映。

从赵树理、马烽那一茬作家开始，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晋军崛起”的张石山、李锐、成一，山西的文学创作以农村题材小说创作见长，在文坛影响甚巨。然而对作家鲁顺民而言，与其说在文学上对他影响较大的是作家，不如说是费孝通这样的社会学家。他觉得文学作品表现的农村距离真实的农村很远。

抱着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农村的态度，鲁顺民利用业余时间着意搞了一些农村调查，一发不可收拾：《380毫米降水线——世纪之交的北方农村和农民》《失忆的蛟龙》《王家岭的诉说》《礼失求诸野》……与其说，这是一些关于农村的纪实报告文学作品，莫若说是一些随笔与笔记。直到开始接手写《潘家铮传》，鲁顺民才意识到自己成了一个专门从事纪实文学创作的作家。

中华读书报：作品可读性很强。虽然看上去很厚，但是引人入胜。可否简单谈谈您是如何与这个选题结缘的？这次写作对您有怎样的挑战？

鲁顺民：2012年7月，潘家铮先生去世，中国电力出版社请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赵瑜来撰写潘家铮的传记，当时，赵瑜兄参与过策划和拍摄《大三峡》。潘家铮先生晚年的全部精力几乎都投注在三峡工程，由赵瑜兄来撰写潘家铮的传记，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但是这个时候，赵瑜兄给我打电话，说让我来写《潘家铮传》。他讲，你是在黄河边上长大的，对河流有感情，以前也写过黄河，水电也好，水利也好，实际上就是与河流对话的产物，你应该能写好的。

这样，我就接下了这个任务。随着写作的深入，越来越感到从小对河流的认识和感情还真的起了作用，水利科学也好，水电科学也好，实际上是从另一个角度对河流的整理与审视。

中华读书报：在写作之前，您经过怎样的准备？

鲁顺民：潘家铮先生是享有国际声誉的水电专家和结构力学专家，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长期主持中国水利水电技术工作，又有很深厚的诗词修养和文学修养。他自己留下来的文字就很多，其中有一本自传体的散文集《春梦秋云录》，出版于1991年，之后又再版两次，可见其影响力。其实，如果把这些文章稍加串联加工，就可以给出版社交差，但是这样做显然不厚道，而且与自己对这部传记的期许有很大的差距。我看这个散文集，目的是要从这些片断式的人生记忆中得到信息提示，寻到线索，再根据这些提示和线索一点一点一步一步追索潘家铮先生的科技人生轨迹，不仅要把传主一生的科技人生总结出来，而且要把传主作为一个文学人物生动地塑造出来。

我搜集的资料大致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潘家铮先生的著作与文章。潘家铮先生一生著述甚丰，全集编定共十八卷，计一千多万字。另外一部分，是大量阅读工程建设资料。这些世界性技术难题的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潘家铮先生在他的文章里谈得比较简略，有的甚至一笔带过，所以搜集和阅读这些工程技术性资料显得很有必要。

中华读书报：看得出来，您的采访特别扎实，写得非常生动。能否谈谈写作《潘家铮传》中，最深的体会是什么？

鲁顺民：因为是第一次把科学家作为一个写作对象，感慨很多。为什么科学的声音如此微弱？为什么科学的东西传达不出去？所以，在写作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小的野心，是不是能够通过这本书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基础建设？是不是能够把科学的声音传达出去？我希望把潘家铮先生当作一个文学形象来写，而不是干巴巴地为他做一个技术总结。

潘家铮先生去世之后，他女儿整理他的遗物，在书房里有一大堆笔记本，除了每天必记的日记之外，我翻捡过他大量的工作笔记。他的工作笔记的内容相当庞杂，也特别细致。梳理潘家铮先生个人成长与科学成就，不得不感慨，这样的天才人物之所以成功，有他的道理在。像潘家铮这样的科学家和杰出的工程师，不断的思考问题是他的生活方式，在思考里有无穷的乐趣在，这可能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

中华读书报：通过阅读，我也认识了潘家铮的丰富和多面。很多老一辈的科学家都是学贯中西，文学等各方面修养非常丰厚。尤其是他对科幻小说的写作，更是出乎我的预料。通过写作，您对潘家铮有哪些新的认识？

鲁顺民：潘家铮先生在谈治学的文章里，屡次谈到他的文学梦。这与他小时候的训练与阅读有关系。从六七岁开始就跟着父亲读《四书》《五经》，他的祖父是一位举人，父亲早年毕业于东南大学教育系，从小受过严格的家学训练。他的藏书里面，文史哲类的典籍恐怕可以和技术方面的书籍平分秋色。我还注意他订阅的杂志，由巴金主编的《收获》杂志，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订到他去世前的2011年。

说到他的文学创作，我觉得他首先应该是一个诗人。他在十多岁就开始模仿着做律诗、竹枝词，从小就以诗人自期的，一生诗歌创作不辍，从留下来的传统诗歌作品来看，他是有自己的诗学主张的。其次再说他的其他文学修养。潘家铮先生小时候不大安分，千方百计搜求各种志异、演义小说来读，十一二岁模仿《西厢记》作曲词，像模像样。他自己回忆说，他的第一篇小说创作于十四岁。

倒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的科幻小说逐渐引起读者的注意，应该讲，他的科幻小说创作观念与他的科普观念还是一脉相承的。他有一本很精彩的科普作品，叫做《千秋功罪话水坝》。他的科学幻想，有已有的科学技术支撑，幻想的未来是可能变成现实的。在科幻领域，这种小说被称为“硬科幻”。我在阅读他的科幻作品时，特别注意到这些作品创作的时间，集中在1984年到1994年这十年中间。这十年恰好是他担任三峡工程论证小组副组长兼技术总负责人到三峡工程上马的那一段时间，也是关于三峡工程争论最激烈的十年，他是技术总负责人，压力可想而知的大。作家卢跃刚在他的文章里写到，有一次组织专家到法国考察大坝工程，潘家铮一到小旅馆就把自己关起来，除了阅读法方提供的技术资料之外，就是写小说。写小说，是缓解压力的最好方式。或者可以讲，文学为他撑起另外一片精神的天空。科学寻求世间万物之间的确定性，而文学则在探索世界的可能性。这两者都对潘家铮有无穷的吸引力。

中华读书报：掌握了那么多素材，您在取舍上是怎样考虑的？写作中，是否也有为尊者讳的顾虑？您觉得这部作品在多大程度上呈现了真实的潘家铮？

鲁顺民：按照传记写作的惯例，先期为传主做过一个年谱。在构思全书的时候，一是全面反映他的成长经历，一是突出他在科研和技术上的贡献。为尊者讳的问题当然也考虑过，比方，关于三峡的争论，关于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设想等等，都是社会上争议比较大的话题，也涉及到一些当事人。写作的时候，材料都是现成的，我觉得还是写出来比较好。我觉得这部书把潘家铮作为科学家的科学精神，作为工程师的创新与担当，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还有作为父亲的慈爱，以及作为普通人的无奈与懦弱，在书里都有反映。这部书里的潘家铮，应该是饱满的，丰富的，甚至是复杂的。

中华读书报：在写作中，如何处理真实与合理想象的问题？

鲁顺民：纪实作品与小说的最大区别，怕就在于不需要作者的想象。目前的文体分类，把文学作品划分为虚构作品和非虚构作品两大类，这个分类的界限很清楚。传记文学作品，显然属于非虚构作品，既是非虚构，就不可以虚构，人物、事件、时间、地点都必须是真实的，否则就是小说。我在写作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想象的东西在里头，哪怕是合理的想象，每一个细节都有原始材料的支撑，都是有来头的，哪怕是一个小细节，都是采访和阅读材料得来。

中华读书报：可否谈谈《天下农人》这部作品？

鲁顺民：《天下农人》这部作品，就是2000年到2010年左右，差不多十年的农村调查报告的一个结集。在编辑的时候，有两条线，一是呈现现实的农村和农民的生存状态，内容包括日益凋敝的农村；二是呈现历史变迁中的农村和农民，从1947年土改开始，一直到改革开放，通过这条线，反映农村七十多年的变迁。因为调查比较详细，反映也真实，出版之后的反响还是有一些的，获得了第七届冰心散文奖和2012-2015年度赵树理文学奖。

【第11版：书评周刊·文学】为巴蜀风云人物立传

Fri, 19 Jan 2018 20:04:17 +0800

《成都笔记》，蒋蓝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11月第一版，55.00元

蒋蓝的著作里，有一座从蜀地的山林旷野里，从废旧的砖石缝里，从寂寂无名的草木里滋养生成的逶迤建筑，它看似封闭保守，实则开放叛逆，它是蒋蓝的“成都”，也是你我的“成都”。

“树举起闪电一饮而尽/天空龟裂/向更高处塌陷/剩下树，和树的酩酊大醉//反刍的时间/空气里浮满树幼年的小手/身体被火的利斧劈开/树汁的星星喷射到高空……”，这是蒋蓝在“成都地区多民族诗人、作家与评论家迎新联谊会”上朗读的《雷击之树》中的句子，那些让人惊栗的隐喻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那天是2013年1月19日，是我与蒋蓝老师第一次在同一空间出现的日子。遗憾的是我当时忙于会务，没有主动与这位个子高大的作家攀谈。

随后几年，“蒋蓝”这个名字不时出现在好友罗安平与梁昭的微信朋友圈中，就连我回家乡邻水参加“匠心读书会”的活动，也能从家乡书友的口里听到“蒋蓝”这个名字。原来身边这么多朋友都在读蒋蓝！最新出版的《成都笔记》是一部为古今巴蜀风云人物立传的书，与另一部表述四川古今文化的非虚构散文集《蜀地笔记》构成姊妹篇，前者是蜀地“人物卷”，后者是蜀地“风物卷”。用“蜀地”与“成都”这两个地理名称连接“笔记”，容易唤醒蜀人对蜀地久远历史的固恋与矜夸，同时也提醒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来理解地方文化书写。不过，与“蜀地”一词本身侧重“中央”之与“四方”的关系不同，“成都”尽管也对应着一个客观的地理区域，但它更像是一个动词，是一个靠无数生灵血肉之躯与精神之树数千年来层叠累积、造化孕育而成的都城。就像蒋蓝在第一篇《蜀人自古足英雄》中所言，“文化是城市的灵魂，特色是城市的标志，城市最大的特性是文化性。”假如没有蜀人，蜀地的灵魂从何谈起？所以，是蜀人造就了成都，成都滋益了蜀人。

《成都笔记》凡三十四篇，分为“蜀地异人传”“踬踣者外传”与“蜀地心史”三编。蒋蓝的随笔杂记带有强烈的个人体验，他敢于用笔记为我们熟知的历史人物写传，在于他对正史的精确掌握以及民间史的烂熟于心，当然还有他多年来养成的徐霞客式的文学田野考察的功底。蒋蓝用稳健又峭拔的笔力，将正史与民间史、人物访谈与图像实物资料杂糅在人物故事中，使得叙述线索看似毫无章法可言，但故事的枝蔓与人物悲喜的命运又在彼此的缠绕错结中，自见分晓，随后便有种醍醐灌顶的感激与酣畅淋漓的欢喜。当然，在阅读中，也会对内陆腹地的天下之府，对巴山蜀水与蜀人，生发出别样的深情来。

《成都笔记》三编中，“蜀地异人传”编中的“异人”非怪异之人，而是“天赋异秉”，“峭拔其上，独立于世”的雄奇。“踬踣者外传”编中的“踬踣”原意是“遭受挫折”，蒋蓝引用孙中山的话语，用“踬踣者”借指那些“以坚毅不挠之精神，与民贼相搏”的人。“外传”与“正传”相对，显然蒋蓝写的不是正史，而是民间史。“蜀地心史”编由二十一篇文章组成，讲述了晚清以来入蜀的21位文人的故事。这部分历史书写，可以称作“入蜀文人踪迹探寻史”，资料多来源于蒋蓝深厚扎实的文学田野考察。

因为蒋蓝重视文学田野考察，其写作常被视作“文学人类学式的书写”，蒋蓝也因此被称为“学者型文化创作者”。关于这两点，我深有同感，不再赘述。除此之外，在我看来，蒋蓝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儒侠”。他坦承，书生剑气，一直为他供给“活着”的血气（《铸剑者龙志成》），因为这血气，他在叙述中，会忽然跳将出来，对他感兴趣的事物做蒋蓝式的极致想象，比如恐惧或是鲜血。蒋蓝叙述中的这种跨越，应与他对“中道”的理解有关。蒋蓝认为，必须有能力去实现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跋涉，才可能获得一种冰炭相遇所构成的消融，直至恬然（《画家钟知一：于牛角间了悟中道》）。蒋蓝的书房里挂着一把剑，他以笔为剑，在折叠的历史踪迹间挑拨开一道缝隙，剑光射进黑暗，那些被史籍遮蔽的部分，终于在蜀地鲜活复原起来，在历史的镜像里生长为一束光，照亮我重新审视生养我的巴蜀大地的漫漫路程。

《成都笔记》中，蒋蓝除了对蜀人与入蜀之人踪迹与心史的追寻，还特别注重地方性知识的收集。对孤陋寡闻的我来讲，纳溪竹海的“竹飙”与“脆蛇”，报春花科的“四块瓦”，唤起我步出房间走向山野的欲望。我知道，当我重新面对我所身处的蜀地时，它将不再是我以往所认知的蜀地了。在蒋蓝文字的昭引下，我将会用心去触摸那些从未被我认真关注过的建筑、植被、街坊、饮食与风俗，在触摸里，我将第一次真切感知那些我从未看见的历史。

写到这里，我想起蒋蓝评价流沙河先生的话语来，他说，就展示成都的历史、文化、风物、习俗、遗构而论，沙河先生完成的是一座“纸上成都”的逶迤建筑，为蜀地葆有了弥足珍贵的文化记忆（《布金满地流沙河》）。实际上，蒋蓝的著作里，也有一座从蜀地的山林旷野里，从废旧的砖石缝里，从寂寂无名的草木里……滋养生成的逶迤建筑，它看似封闭保守，实则开放叛逆，它是蒋蓝的“成都”，也是你我的“成都”。

【第11版：书评周刊·文学】《书人为伍》：抒写书人书事

Fri, 19 Jan 2018 20:04:16 +0800

《书人为伍》，姚峥华著，岳麓书社2017年9月第一版，38.00元

姚峥华与她所写的名家比肩而立，推心置腹。正像俞晓群先生序言中所说：“更喜欢她写亲朋好友的文章，禁忌少，敢下笔；因为熟悉，不必看资料，故而行文流畅，言辞亲切。”

2013年以来，连续读到姚峥华抒写书人书事的四部文集，2017年10月，《书人为伍》如期而至。这书名有着双关的趣味，既说明它属于“书人”系列的第五部，也仿佛是作者“入伍”书人的一个宣示。

与书为伍，与书人为伍，固是雅事，然殊非易事，对于女性而言尤其如此。虽然中国大张旗鼓地宣传男女平等，可是书人队中，女性数量仍大大低于男性。即以此书为例，十九篇文章中，以女性为主角的只有三篇（即以“书人”系列五部百余篇计，女性主角也不到二十人）。姚峥华话书记人，衡文论道，“从这些关于他人的叙述，我们也看到隐藏其中关于她自己的身影”，所以初安民先生的序，就以《第二十位作者》为题。

不免有人会羡慕姚峥华的得天独厚。就像她笔下的张曼菱：“都是如今听来艳羡不已的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奇怪的是，怎么都让张曼菱碰到了呢？”姚峥华长期在深圳主持一家报纸的阅读周刊，而深圳不但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所以两岸三地的诸多文人学者，就都让姚峥华碰到了。

机遇固然重要，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写好他碰到的人，更不要说成为这些人的知心朋友。姚峥华在本书中两次写到詹宏志，“每天被派到某一个作家家里拿稿子，一年之后台北文坛所有最伟大的名字都认得”。无独有偶，扬之水“也是城东城西如此跑腿，与众多老先生因此结缘并修为获益，后来自成一家”。无论台北还是北京，有此类“跑腿”机会的人，决不止于这两位，但把握机遇如这两位的，又有几人？

作为一个采访者，首先必须具备与被采访者对话的能力。面对专业学养不同、性格心态各异的人物，如何让对方打开心扉，畅所欲言，如何理解并捕捉他们的事业亮点、思想辉光，所需要的就不仅是技巧，更是底蕴。看《书人为伍》中，由黄子平说到公民社会，由马未都说到收藏心理，由刘克襄说到城市规划和生态保护，由吕敬人说到书籍设计的理念与实践，由张辛欣说到自我放逐和寻根……“视野变得广阔，议题伸展得更宏远”。她似乎很欣赏黄子平的说法：“在一个现代社会或者说公民社会，这种无数的‘小圈子’的交谈是非常重要的，它们的出现也是非常自然的。法国的思想家把它叫作‘无限交谈’，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限’。”然而，一个有限的对话者，又怎么能激发对方的“无限”！

写作者的心态同样重要。有的写手，面对名家前辈，习惯性地取一种仰视角度。有的写手，似乎一定要蛮横地踩到别人的肩上去，才能显出自己的高明。有的写手专门隐身暗处，窥看名人的鞋底下是不是粘着臭狗屎，以示自己独具只眼。有的写手对人家的文章学识尚在懵懵中，就忙着令“天下英雄皆入我彀中”。

新闻作品最常见的问题，是所写人物的平面化、脸谱化。姚峥华写年度十大好书的“评委脸谱”：“手管不住脑，口管不住心的，笔下没大没小的三言两语划拉起来，专挑好玩的场景或是细节写”，决无脸谱化之病。说来轻巧，其实这得力于观察与思辨的能力。她说摄影家肖全“作为一个观察者、体验者，一个参与者，他为那个时代年轻的文学和艺术而拍”，她自己也正是这样一位观察者、体验者，尤其是参与者，为这个时代的书人书事而写。所以她笔下的人物，常有“转侧看花花不定”之感。花本是立体多面的，只有相应变换观察与刻画的角度，才能写出多面，写好多面。变换的流转自然，是一种风格；活泼跳荡，是另一种风格，更形生动的风格。

在《看书识王强》中，她透露温源宁的《一知半解》“是我写书人系列的启蒙”，文中并提到钱锺书比较温源宁与哈兹利特的文风：同样是从侧面来看人物，同样是若嘲若讽，同样地在讥讽中不失公平……她分析朱天心的文字“里边有一个强烈的‘我’存在，这个‘我’有强烈的‘态度’存在，这个‘态度’有强烈的‘标准’存在，而这个‘标准’又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存在”，连用四个“强烈”，显示出一种“强烈”的喜爱。她强调朱天心的“不写的自由”：“不须为读者为市场写，不须为出版社写，不须为评论者和文学奖而写，以至可以诚实地自由地面对自身时有的困境。”

这或许就是姚峥华的诀窍吧。

【第11版：书评周刊·文学】马笑泉：我自觉可以写出更好的长篇 70后作家访谈

Fri, 19 Jan 2018 20:04:15 +0800

《迷城》，马笑泉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1月第一版，36.00元

我自觉可以写出更好的长篇，这是一种建立在某种直觉上的自信。《迷城》的创作考验和锤炼了我的沉稳和细密，有了这个底子，下一部长篇我会写得恣肆一些。

“《迷城》中写书法，见字见心，见字见人，从中不难想象马笑泉的深厚书学功底。在这个路径上，笑泉做了很好的示范。”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力荐马笑泉的作品，并对湖南作家做出概述：“如临其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湖南作家，如王跃文，如阎真，如马笑泉，都别具一种写实如生的绝技。看似寻常，却需具特别的定力与耐心。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马笑泉，1978年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出版有长篇小说《银行档案》《巫地传说》，小说集《愤怒青年》，诗集《三种向度》等。《迷城》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长篇小说，作品以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为叙述跨度，以一个具有两千五百多年历史的南方县城为标本，试图从官方和民间两个向度解读基层政治文化，同时呈现传统文化在社会转型时期所表现出的积极作用和自身局限。

评论家、《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认为，《迷城》在引人入胜的情节内，有着强大的思辨力。主要人物选择了位于正道并担当正义，但必须以巨大的勇气和智慧面对正道之外重重叠叠的诱惑、觊觎、构陷与杀机。而这一复杂情境的正反两面，都可以既在传统文化中找到存在依据又能够在现实中得到情理解释。这部长篇正是带着这样的思辨深度，才使得好看的官场生态题材小说，有了向中国故事的精神深处和人类生命的价值底线探问的思想气质。

中华读书报：《迷城》从鲁乐山遇害写起，结局却以未能破案告终。这么设置，是为了呼应“迷城”吗？

马笑泉：应该反过来说，是“迷城”之名呼应了这部小说。

中华读书报：能谈谈《迷城》的写作过程吗？哪些部分对你来说处理起来较有难度？

马笑泉：这部小说酝酿于2009年，2012年动笔，2016年定稿，可以说，经过了一个比较充分的素材发酵期，写得也比较从容。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时时会遇到障碍，能不能走下去，就看创作者有没有定向爆破的能力。当然，创作者也可以借助叙述技巧绕着走，比如说：留白。不过，有的留白是真留白，比如汪曾祺的小说留白，有的所谓留白实质上是回避叙事难度。以我的经验，只要在关键节点回避一次，整部小说就会无可避免地弱下来，再精巧的描写也无法弥补。而且此后很有可能不断回避，最后在苍白无力中草草收尾。所以每当遇到叙述障碍，暂时攻不破，我宁愿停下不写也不愿绕过去。比如写到鲁乐山终于出殡时，我觉得很难让他的灵柩动起来。当然，我也可以跳过不写。毕竟，经过前面一系列复杂的明争暗斗，遗体运回了家乡，鲁家人也终于答应按时出殡，至此不再生枝节，在读者那里也可以交代了。但我直觉到他的灵柩如何被抬出灵堂这个过程中潜伏着本章的最强音，如果我不能将它弹奏出来，就算别人察觉不出，却瞒不过自己，那股创作的心劲就会削弱，这部小说就很有可能陷入华语长篇小说普遍存在的前半场不错，下半场潦草的局面。当我聚气深思，终于破关时，全书第一个真正的高潮便出现在笔下，并为后来人物的走向夯实了基础。在此过程中，我个人自觉功力又增进了一层。此非虚语。技巧是技巧，功力是功力。技巧之类，读过一些经典小说就能明白，但要把它们转化成自身功力，就需要在创作实践中不断克服叙事难点。《迷城》的创作，对我而言，是一个长功力的过程。写完后，我对长篇的驾驭能力又上了一个台阶。

中华读书报：作品中杜华章在迷城的作为和感情经历是重点。但是在阅读中总觉得他对于情感的处理，有些轻松。

马笑泉：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男女情感问题最规范的处理方式是：发乎情，止乎礼。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理想的设定，与现实人性并不吻合。杜华章是发乎情止乎情，他天性中有才子气，能够做到这点，已属难得。他跟梁静云，起于一见钟情，这大概属于你所说的“轻松”，但越往后走越艰涩，这是因为复杂的社会因素渗入了单纯的两情相悦。而我觉得，在男女情感问题上，两情相悦才是最大的道德。至于小说中某些干部，那是发乎欲止乎动作，还不能提到男女感情这个层面上来谈论。这种曹雪芹所指认的“皮肤淫滥之蠢物”，到今天也并未绝种，甚至在某些场域还抬头撞见低头也撞见。

中华读书报：对于传统文化中“道”的维护，是否也暗含了你的某种希望？

马笑泉：传统文化中的“道”，确实是《迷城》的深层结构，但主要是体现在鲁乐山、梁秋夫和圆镜和尚身上，当然，也包括杜华章。他们的“道”各有不同，但合起来可构成传统文化中“道”的全体。但即便如此，他们也不足以破解“迷局”。我只是呈现，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有没有一条新“道”，就留给读者去思考了。

中华读书报：你强调自己的小说是政治小说而非官场小说？

马笑泉：小说就是小说，小说家一定要摆脱任何流派、任何主义、任何风格的束缚，始能自由驰骋，肆意生长。《迷城》写县城的官场和民间生态，《巫地传说》写巫气弥漫的湖湘山野，《银行档案》写一家县级人民银行的众生之相，《愤怒青年》却是写边缘青少年的爱恨情仇，题材不同，风格各异，而皆出于我心我手，何曾是一个套子所能罩定？

中华读书报：作品的某些细节描写得很细，比如对于书法，有时候会感觉过于细致，看得出来你对书法有相当的研究。但是，是否也带来笔墨过多，甚至影响叙述节奏的问题？

马笑泉：透过书道来写人物性格，应该说，是《迷城》的一大特色，我在这上头确实是不惜笔墨的。至于叙述节奏，是由人物性格和表达诉求共同决定的。像《愤怒青年》那种快刀烈马的节奏，是与小说人物处于青春裂变期的性格和边缘社会狂野的风貌相匹配的。而《迷城》这部小说，主要出场人物都已久经世事并各有所成，心理结构趋于稳定，性格和行为习惯如果发生某种变化，也是又细又慢的。同时迷城作为一座南方古城，气质是慵懒的，节奏是缓慢的。这二者都决定了我几乎通篇都采用慢镜头，有的重要场景还多角度呈现。在这个阅读日益粗放的时代，《迷城》的精细也许有些不合时宜，但我只能这么写。

中华读书报：《迷城》真实地描写了现实生态，反映复杂环境对人的心灵的扭曲，也描写了基层官员在现实面前的人性的挣扎和无助。这部作品完成后，有怎样的反响，你对《迷城》满意吗？

马笑泉：《迷城》是我首次尝试对这个时代进行整体性表现。从目前来看，这部小说的整体感和细腻度都得到了专家和读者们的肯定。但我不认为它会是我最好的长篇。

中华读书报：为什么？是已经发现这部小说存在的某些问题，还是对自己未来的写作充满信心？

马笑泉：我不认为这会是我最好的小说，也就意味着我自觉可以写出更好的长篇，这也算是一种自信吧，不过却是建立在某种直觉上的自信。《迷城》的创作考验和锤炼了我的沉稳和细密，有了这个底子，下一部长篇我会写得恣肆一些，而不用担心写飘了写滑了。还有一层意思是，我之前的两部长篇《银行档案》和《巫地传说》各具特色，整体上都足以与《迷城》比肩。

中华读书报：在银行、在媒体都待过较长的时间，你的写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专业作家之前的经历，对你的写作有怎样的影响？

马笑泉：我长期处在修行的状态中。也就是说，无论是写作还是你所说的生活（其实写作也是生活之一种），对我而言，都是修行。我希望能以此抵达生命的圆满。

我16岁发表诗歌，21岁发表小说，起步算是比较早。青年时期先后在县城银行和地级市报社度过，那18年的经历，和童年、少年时期的体验一起，共同构成了我写作的一个巨大来源。另一个同样巨大的来源是阅读。

中华读书报：70年代生的一批作家多多少少曾受国外译作的影响，不少作家据此形成的写作风格一直沿袭至今。在你的写作中，受哪些外国作家的影响比较大？

马笑泉：我受国外译作的影响主要是在主体意识和思维方式方面。卡夫卡、博尔赫斯和萨拉马戈对我的写作有实质性影响。至于在语言风格上，我好像对翻译腔有天然免疫力，不管我读多少译作，一下笔仍是中国腔调、华语韵味。

中华读书报：不少青年作家会选择自己最擅长和熟悉的领域进行创作，这使得他们的作品有较高的辨识度和比较固定的读者群。你对自己的写作有怎样的要求？

马笑泉：我现在基本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节奏：长篇和中短篇轮着写，三到五年出一个长篇，不写长篇的时候就写中短篇。无论是长篇还是中短篇，只要开启写作进程，就以每天千字左右的产量推进，很少中断。说到规划，中短篇我不做太具体的规划，跟着兴奋点走。但我会把具有某种共通性（题材、风格、地域背景等等）的成品攒在一起，使之成为一本有整体感的书，而非可以随意拆散的集子。长篇方面我倒是有个“三城”的大致规划：《迷城》写县城，下一部写一个地级市，最后一部写省城，切入点不同，人物和故事不同，各自独立成书，但合起来，又可视为我个人对这个时代的整体性描述。不管是何种体裁的写作，我都要求自己尽量做到：精确。

中华读书报：可否谈谈你目前的生活状态，在北师大研究生班就读，有何收获？

马笑泉：年近四十，还能在大学里当一回学生，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奇妙的体验。北师大开阔了我的视野，拓展了我的思维，同时也让吾母大大地高兴了一回——我终于替她老人家圆了大学梦，而且读的还是北师大这么高端的学府。既然有幸来此，那就安心读书和创作，以求不辜负这番上等机缘。

【第10版：书评周刊·社科】《出土简牍与中古史研究》序

Fri, 02 Feb 2018 15:02:03 +0800

《出土简牍与中古史研究》，孔祥军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12月第一版，50.00元

我的年轻朋友、史学新锐孔祥军博士关心的知识领域一向相当广阔。早前他读学位时，先从事文学，后研究历史地理；从那时起到现在，陆续出版了好几部专书，在高手如林的历史地理学界已经占据了一个相当的位置。近年来他又集中精力于经籍的校勘、整理和研究，已有成果出台，而大规模的工作正在进行之中，给予我重大的期待。

纸上文献固然是祥军耽读玩味的重心，地下文献也在他的视线之内，近年来陆续发表了好几篇专论，分别取材于青川秦墓木牍、睡虎地秦墓竹简、云梦龙岗秦墓简牍、居延新简、里耶秦简、肩水金关汉简、郴州苏仙桥晋简等等，就此与纸上文献对勘研究，深入探讨了若干非常专业的问题，订正了此前的不少失误。简帛之学是近年来的显学，祥军预此胜流，而能不陷于枝节琐屑，不追求惊人之论，始终坚持其平和通达、守正出新的学术风格，这是很可贵的。加以数年，必能有更多的创获。尽管也许他志不在此，兼顾应当还是可以的。用一只眼盯住地下，也正是史学家的本分。

因为专业的关系，我一向更关注祥军中古史方面的论文，《“挟天子以令诸侯”史事考实》《汉魏禅代史事考实》《曹魏封王史事考实》《〈高僧传〉弘法起信考》诸文当初发表时，都曾给我强烈的兴奋。唯求实方能求是、求新。历史学的基础自来就在一个“实”字，不可信之史书谓之“秽史”，不靠谱之论文向无专名，或可谓之“霾文”，盖其云山雾罩之中必有甚多之有害颗粒也。

祥军近来将他的单篇论文编为一集，其中的文章除研究出土简牍、汉魏史事者外，更下及唐宋，还有几篇学术性书评，皆自出机杼，各有精彩。在关于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的述评文章中，他阐述大师钱穆的治学理念道：“有了一定的根基后，大可抛开细密考证的路数，从简单的史学研究上升到对国学全部问题做融会贯通的理解，将自己的精神注入其中，做到‘有我之境’。”祥军现在的成果，大抵都还是在“根基”部分的劳作，但他并不以此自喜自限，多有登高望远之志。具备这样的思路，必能与时俱进，修成正果。

祥军富于春秋，前途未可限量，而一向谦逊，不弃衰朽，要我在他新集的正文之前写几句话。临颖欣然，不免把平时闲谈所及特别是谈而未透的几点拿出来清谈二三，借以寄托企予望之之意，并供读者参考，批评。

【第10版：书评周刊·社科】经典的生命在于当下 ——写在《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首批十种出版之际

Fri, 02 Feb 2018 15:02:02 +0800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袁行霈主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

由中宣部等部门支持和指导、国家图书馆组织编纂的《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首批十种图书已经出版发行。这是践行《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最好举措。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的“魂”和“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九大报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论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文化繁荣昌盛，文化自尊自信，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润泽滋养。“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进行文化创造、实现文化进步的重要内容。《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的出版，就是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一次尝试。

中华传统典籍浩如烟海，首批遴选的十种经典包括《周易》《尚书》《诗经》《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管子》《孙子兵法》《史记》，这是中国古代最具权威性的典籍。它们代表了中华文化的源头，是中华文化经典中的经典，蕴含着最重要、最原始的文化基因。经典的价值不言而喻，《隋书·经籍志》曰：“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纲纪，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上述十种图书，就是具有这样高度的经典。作为思想文化滥觞的经典要籍，对后来的影响可谓既深且广，中国历史上自汉代以后的各种文化、思想、学术，大多都是发源于此而蔚为大观的。1912年，陈寅恪回国后拜访史学家夏增佑，夏老感慨自己不懂外文，只能读中国书，但可惜都看完了，现已无书可看。陈寅恪当时不解，后来明白夏老说的是实情，因为中国真正的原籍经典不过几十种而已，后来的书都是在原籍经典的基础上互为引述参照。而上述十种图书，正是其中的精华。

古老的经典不是古董，它有强大的生命力，对于每一个时代来说，它都是鲜活的。但是必须承认，由于内容的深奥和文字的障碍，今天的大多数读者难以读懂这些经典，为此，我们应该找到一条走近经典的路径，打通古今，让经典的活水浸润今人的心田。《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正是一条引读者走近经典的路径，也是搭建在传统典籍与大众之间的桥梁。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不是古籍整理，也不是艰深的学术专著，但也不同于对经典的通俗讲说和惯常的译注，它是思想性、学术性和大众性的有机统一。这一定位要求必须保留原汁原味的文字，因为这是原典的精髓。考虑到文字的艰深，《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采用创新的体式，围绕原典文字，前面有“导读”，举一书之纲，展典籍原貌，对作者生平、成书过程、主要内容、历史地位、时代价值等一一进行介绍；原典文字后有注释，释疑解难，注音串讲，简明扼要；点评最见新意，篇末点评综述要旨，旁批则标于书页一侧，引人注目。这样，就使读者沿着解读专家指引的路径，一步步走近经典，一窥堂奥。就像我们参观历史博物馆，讲解员不会空对空地枯燥介绍，他一定会引领参观者走近文物，而凝视文物展开丰富的想象，对参观者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同样的道理，导读、注释、点评，都是为了帮助读者融入经典，与经典大师跨越时空进行精神对话。旁批的特色尤为突出，或画龙点睛，或谆谆告诫，言约义丰，语短情长。如《尚书·君陈》对“尔惟风，下民惟草”旁批曰：“强调政事维艰，上行下效，不可不谨慎。”又《尚书·君牙》对“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旁批曰：“居安思危。承平之世当存忧患意识。”如当头棒喝，发人深省。

朱自清在《经典常谈》里说：“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就是说，经典的价值不是功利性的，要想从中获取功名利禄难以实现。经典的文化意义关乎心灵，影响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这是比知识更高一层的智慧。经典的生命在于当下，与现实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寻求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深度契合点，以当代眼光审视和解读古代典籍，启发读者从中汲取古人的智慧和历史的经验，借以育人、资政”，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的编纂要求和追求目标。

《尚书》是政书之祖，解读者在“导言”里不仅阐释它的文献价值，还总结出四个方面的当代价值，突显出古老经典经过现代阐释所具有的巨大张力。内文的点评也往往联接古今，例如，《尚书·伊训》篇“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一段，篇末点评进行深刻剖析，旁批则以古鉴今：“‘三风十愆’危害极大，具有现实警示意义。”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反腐败文告，对今天仍有极强的鉴戒作用。

又如《论语》一册，解读既富有时代气息，又新意迭出。解读者总结孔子思想的八项要点，有五项着眼于人格追求和修身处世，如“君子——理想人格追求”“修己安人——君子之道”“孝悌忠信——君子之德”“贵和中庸——待人处世的智慧”“行己有耻——自觉修身精神”等，赋予孔子思想新的内涵。这样做是力图把原典中蕴含的文化基因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相协调。解读者既体悟涵泳经典的内蕴，也时刻关注世道人心，如此才能激活经典，融入当下。内文的点评多处以古喻今，让人读后回味不已，如《论语·雍也》篇“子谓子夏”章，旁批曰：“今日的学子，也应以做君子为目标。首先为君子，其次为专家。”关注当下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又《论语·先进》篇“子贡曰：‘师与商也孰贤”章，篇末阐释“过犹不及”得体到位，又进一步评曰：“过比不及好，不仅子贡这样想，也是人们易犯的通病。”这样就不仅仅停留在本章，而是上升到古今存在的普遍现象，读者有耳提面命之感。旁批则与此呼应，简练精绝：“宁过勿不及，古今通病。过犹不及。戒之！戒之！”

与《尚书》《论语》不同，《庄子》汪洋恣肆，以寓言为主构成奇特世界。奇丽诡谲的形象背后，仍然有着丰富的时代价值。在解读者总结的六项时代价值中，“异质对话”最具新意。解读者综合《齐物论》中“道通为一”和《则阳》中“万物殊理，道不私”的哲理，用现代话语“异质对话”进行概括。前者启示我们，“不同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的民族，以及不同政治制度、社会价值的国家”，要在同情了解的基础上进行对话与沟通；后者强调的是要打破自我中心，尊重多元价值。当今世界冲突不断，尊重文化多样性，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庄子》对当今世界的重要启迪。

【第10版：书评周刊·社科】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尽绵薄之力 ——《李慎明论金融危机》自序

Fri, 02 Feb 2018 15:02:00 +0800

《李慎明论金融危机》，李慎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12月第一版，89.00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我们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金融工作和金融安全。2017年4月2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必须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扎扎实实把金融工作做好。”（《人民日报》2017年4月26日）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认真学习和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的思想十分重要。

愿拙作的出版，能为我们构建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尽绵薄之力。

我的第一个职业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13师的新闻干事，1978年当解放军报的记者，1983年给王震同志当秘书，1994年到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1998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从来没有专门学过和从事过经济特别是金融工作的人，怎么就论起了“金融危机”？

1997年，我在解放军国防大学基本系整整学习一年，较为系统地学习、研究了国际战略学，收获甚大。大家都知道，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战争则是政治表现的最高形式。真正要了解战争、懂得战争直至警示战争，就必须首先懂得经济。我个人还认为，广义的战争中，包括了金融战，并且这是当今和平与发展时期隐性战争表现的主要形式之一。也就是1997年在解放军国防大学学习之时，我开始关注世界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到2000年底，就世界特别是美国经济，我就蒐集了10本厚厚的相关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有260多个二、三级学科。1998年8月到社科院工作后，又接触了不少不同专业的非常有见识的老中青专家学者，进一步拓宽了自己的知识面，加深了自己对国际战略其中包括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的认识。

1999年4月，在社科院召开的一个国际问题研讨会上，我第一次提出了美国经济潜伏着严重危机的观点。参加会议的新华社一位资深记者，事后还特地写了份内参上报，强调与会100多位专家学者，没有一位学者赞成关于美国经济潜伏着严重危机的观点。

毛泽东多次谈到，要认真听取不同意见。陈云说，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此后，我又认真研究了一些专家学者不同意美国经济潜伏着严重危机的理由，但也更加坚定了自己关于美国经济潜伏严重危机的看法。这就有了到社科院工作后的第一篇研究报告：《世界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我急需抓紧组织并抓紧进行国际战略问题研究》，该文刊发于1999年8月13日、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信息专报》第108期、109期上。报告解密期过去后，又公开发表于《求是·内部文稿》1999年第23期，改题为：《世界格局变化与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在此篇报告中的第二部分“21世纪前二三十年甚至上半个世纪，整个世界将极不平静”中第4点，我谈到：

美国经济潜伏着严重的危机。关于美国是否已经形成比较严重的泡沫经济这个问题，时下言人人殊。有人认为，“美国经济永远是一块繁荣的绿洲”。但我们也需注意，国际著名投资家、美国对冲基金的掌门人乔治·索罗斯在1999年初即说：“美国经济呈现出与1987年时的日本完全相同的资产泡沫，这种状况仍在加剧”，“下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很可能在资产泡沫高潮结束后的美国发生”。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在同年3月下旬也表示：尽管美国经济总体状况良好，但是，世界经济的增长正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美国，这会使美国招致危险，而且“这种危险日益增加”（《美国存在着“资产泡沫”问题——索罗斯就世界金融问题答记者问》，刊《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1月22日）。美国的专家还认为：“全球增长的不平衡模式正在美国经济中形成泡沫。这些泡沫最终会破裂，并且引发衰退。尽管几乎没有经济学家认为今年美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在下个世纪出现衰退的危险正在加大’。”（同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也告诫国会：“在饱受金融灾难折磨的世界经济中，美国不可能永远是一块繁荣的绿洲。”（同上）上述分析和评述提醒我们，必须重视对美国泡沫经济的研究和应对。假若在21世纪二三十年代直至中叶前后，美国的泡沫经济破灭，将会给世界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战争往往与经济危机如影随形。大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有可能带来世界性的战争，尽管不一定是世界大战。因为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往往会选择战争来摆脱经济危机的阴影。美国倘若衰落，将会给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带来崛起的机遇。旧有的平衡一旦被打破，围绕争夺新的世界霸权的角逐便会进入白热化，新的维护民族权益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也会风起云涌。

现在大家读上述相关论述时就会发现，我对美国经济潜伏严重危机没有更多阐发自己的观点，而主要引用西方特别美国国际著名投资家、美国对冲基金的掌门人乔治·索罗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等四位政要的观点加以佐证。为什么？“春江水暖鸭先知”，这四位大家才可能有说服力。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作此预测，谁人注意？！我的主要目的，是想引起国内各界特别是相关人士对美国可能出现的经济危机的重视。我所强调的只是：“美国的泡沫经济破灭，将会给世界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战争往往与经济危机如影随形。大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有可能带来世界性的战争，尽管不一定是世界大战。”这一结论，可能现在仍具有极为强烈的针对性和现实性，并更加需要我们高度关注的。

研究国际政治、世界格局和国际战略，就必然要研究世界特别是美国经济，这就有了自己近20年来的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系列看法。我的学生整理出了16篇，2017年7月间，先后在微信、微博、网站上发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社科文献出版社要结集出版时，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电脑里的资料，又新发现如下四篇。一是2001年2月笔者在《人民日报》社在海南三亚召开的“全球化论坛”上的讲稿，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5期，题为《试谈新世纪的全球化指导原则与实践》。二是2005年12月27日笔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四届国际论坛“全球经济失衡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研讨会上的发言，刊于《国际经济评论》2006年第2期，题为《如何看待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三是2011年8月16日发表于《环球时报》的《李慎明：更大金融灾难或还在后头》。四是《红旗文稿》2010年第10期上的《七大资源匮乏呼唤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上这四篇，都有不少新观点、新资料。比如，2005年12月27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四届国际论坛“全球经济失衡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研讨会上的发言时说：“经济全球化和新的高科技革命，可以使美国摆脱正常的商业周期危机的影响，但却无法使其摆脱长波周期危机的规律”，“美国经济这一轮严重的经济衰退甚至是大萧条延期到来的时间越长，其衰退程度便会愈加严重。这正如同洪水正在集聚，如果不及时疏导，而是仅加固堤坝，将来的堤坝就会垮得越惨”。

敝帚自珍。笔者对拙作《七大资源匮乏呼唤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十分看重。文中说：“在未来一些年内，我国所面临的所有新情况、新困难中，可持续发展的七种资源可能出现相对匮乏的情况是最重要、最基础性的。”这七个资源是土地资源、政府投入性资源（笔者原称城乡居民存款再投入资源，刘国光同志看了初稿后，建议改为此提法）、物质资源、环境资源、市场资源、劳动力资源、外资资源。文中又说：“30年来，全国耕地净减少了2亿亩左右。2亿亩左右耕地进入房地产商品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对拉动全国GDP的增长，增加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收入，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但如果今后农业科技没有较为重大的进步，就不可能再有较多的耕地资源进入商品领域，否则就会与确保粮食这一战略性资源的安全发生根本性矛盾。”最近重读《毛泽东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又有了新收获。毛泽东说：“现在我们都不算土地的价值。从古以来，没有不被破坏的房屋，但是有不被破坏的土地。我国现有十五亿八千万亩耕地，组成部分是留下来，是人们千秋万代的劳动所经营出来的。到现在我们也是每年把自己的劳动加到上面去。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经济学家最好能算算土地的价值。”（《毛泽东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下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579页）这也进一步加深了笔者对土地资源特有的重要性的认识。此文的最后结论是：“从一定意义上讲，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节‘收入分配方式’刻不容缓。这‘一个转变’和‘一个调节’是当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牛鼻孔’。抓住了这两个‘牛鼻孔’，就牵住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牛鼻子’，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可能打开新的局面。”

当今国际金融危机仍在深化，有时形势发展变化也很快。对当今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格局如何看呢？2017年10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了第八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笔者把自己在论坛上的发言《国际金融危机与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也收入此集子之中。这样也就反映了笔者新近一个时期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看法。2017年5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中明确提出：“从历史维度看，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在同一讲话中，他还明确指出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的主要依据是：“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人民日报》2017年5月15日）这篇发言的主要内容是阐发对习近平总书记对上述判断的思考。这样，本书总共为21篇，一并奉献给各位读者，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笔者这样一个外行怎么敢对国际金融危机作出判断预测，并这么笃信？在给学生授课时，笔者曾几次给他们讲：“我本人真的十分愚钝，如果能明白一点事理的话，完全是因为真心信仰马克思主义，结合实际认真读一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真信真学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另外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必须站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的立场上读。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很快得到全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深深拥戴，根本一点，就是他在西北黄土高原上山下乡那近八年间，在贫苦百姓那里凤凰涅槃、脱胎换骨而完成自己世界观的转变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的问题；世界观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这是至理名言。我们应该牢记，不应该忘记。”

是为自序。

（作者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第10版：书评周刊·社科】“不只是一部个人史，更是一部西南联大史” ——俞国林谈《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

Fri, 26 Jan 2018 15:03:33 +0800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书影

郑天挺先生，摄于1939年

郑天挺先生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四日日记

编者按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中，中国学人砥砺奋进，钻研学术，培养人才，西南联合大学“刚毅坚卓”之精神，八十年来，激励人心，不曾少歇。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先生，在西南联大担任总务长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主任等职，所见所闻，繁多具体。值得庆幸的是，郑先生当时所记日记内容充实，巨细靡遗，实为研究西南联大校史、近代学术史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更值得庆幸的是，郑先生日记历经数十年风雨得以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于近日由中华书局出版，学界和普通读者都可以很方便地利用了。该书点校者为中华书局学术出版中心主任俞国林先生。在《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出版的第一时间里，俞国林先生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讲述了《日记》整理出版的幕后情况，并披露了《日记》的一些重要内容。

中华读书报：你是什么时候知道郑天挺先生有日记留存下来的？

俞国林：对于郑天挺先生这个人而言，因为编纂《孟森著作集》的缘故，是早已经知道的；再者，他曾经主持中华书局《明史》的点校工作，作为对书局历史比较感兴趣的我来说，更是比较熟悉的。所以，与郑天挺先生的哲嗣郑克晟先生常有联系。大概是2005年年底吧，读到何炳棣先生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其中引到了郑天挺先生1944年的日记，并有一页书影。当我看到这一页文字的时候，非常激动。第一时间与郑克晟先生去了电话，得到的消息是日记都在，有几十本……你不知道，我当时有多么兴奋！

中华读书报：据说为了出版这部日记，你努力了十年，最终才得到了家属的一致同意。

俞国林：第一次联系克晟先生，知道日记之体量时，即商请出版。因为郑先生所处的时代、地位与他的经历，所记内容肯定非常可观，这对于有史料癖的我来说，肯定是极具吸引力的。

但是克晟先生说，姐弟四人，得一致同意才可以。好在马上过春节，他们四个人会聚一下，届时商量商量。待到春节过后，我与克晟先生电话联系，克晟先生说商量过了，有不同意见。说让我再等等。

之后的每年，我都会电话两三次，询问可能的好消息。又询问郑先生其他遗稿，或者可以编纂的图书。2007年，封越健教授送来《郑天挺先生学行录》书稿。考虑到2009年是郑先生诞辰110周年，南开大学也将举办纪念会议。克晟先生拿出郑先生当年的讲课卡片（郑先生开有隋唐五代史、元史、明史、清史等课，卡片即为课程讲义），请南开的老师整理，希望也能够出版，作为纪念。后来，《元史讲义》与《学行录》在纪念会议之前正式出版。《隋唐五代史讲义》于2011年出版，《明史讲义》亦于2017年出版。《清史讲义》还在整理过程中。

2012年4月18日，曾给孙卫国教授去过一封信，说道：“克晟先生来电，要我帮他找一张照片。今日弄得，发给你，请帮忙转呈是荷。照片原效果不佳，只能如此。郑老之日记，犹时刻不能忘怀，总是心病，多年萦绕，渐成‘心魔’矣。一笑！”也大概是那个时候，克晟先生说三人已同意。之后，我也还是一如既往地每年询问两三次，特别是春节过后的那次联系，最是令人期待！

去年8月底，孙卫国教授来电，说克晟先生让他告诉我，日记可以出版了。9月1日，又发来微信说：“如果兄近期能来，我们就可启动郑老日记的整理工作。”当即复之曰：“老兄之力也！小弟十来年之努力与等待，终于‘落听’！”遂于9月9日拜访克晟先生，观看日记原稿，摩娑不能掷。

中华读书报：近年来西南联大受到多方面的关注，那么这部日记会带给我们哪些新的信息？

俞国林：《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起1938年1月1日，讫1946年7月14日，中缺1941年5月至12月、1942年7月5日、1943年3月22日至4月10日、1945年11月4日至12月31日。其起讫时间，几与西南联合大学相始终。其中1941年5月至12月是记了不慎遗失了，其余缺失的是未曾记的。

我们本来以为这部日记的内容不会很详细，但到全部点校完成，发现与之前我们的认识有很大出入，因为日记记得非常详密，且很多事情，又因为郑先生特殊的身份，一般人是不知道的。西南联大的《除夕副刊》曾出版过一册《联大八年》，其中“教授介绍”一节里对郑先生的描述是：“联大最忙的教授之一，一身兼三职，是我们警卫队队长。虽然忙碌，却能开晚车做学术研究工作。”看过他的日记之后，对郑先生工作，我总结为四个“务”：

一、总务。郑先生是联大总务长，总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各种工作、人事的纷繁错杂，其中矛盾棼丝难理之状况，想而可知。如经费的申请与分配、宿舍的建设与管理、岗位的设置与变动、教工的安顿与调动、学生的招收与教育……诸端，均须一一过问。特别是后来在资源匮乏、物价飞涨的情况之下，如何正常发放工资，如何合理地核算生活补助，都是关涉到每一位教职员工的切身利益，郑先生1941年1月21日日记说到某次米贴之核算：

先期请诸人自填眷属人口表，并须请同事一人、系主任一人为之证明。北大二同事以为觅人证明有辱教授人格，深表不满。乃今日发现某教授之女公子新归某助教者仍填于女家，而未声明何时已嫁。又有某主任生子仅四月，亦照填一岁，而未声明何时出生。尤奇者有某教授夫人月内可分娩，而其子之名已赫然填之调查表矣，且曰依外国法律，婴儿在母胎已享有人之权利矣。

此种事体，需得制定一个可使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且须三校统一，其难可知也。日记作为郑天挺先生记录事务、梳理思路的重要工具，记载大量有关校务的事件和处理措施，故谓为西南联大的校史级材料，殆非过誉。

二、所务。郑先生是北大文科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是傅斯年。大家知道，当年流行一句话，叫做：“正所长是傅所长，副所长是郑所长。”由于傅斯年主要精力用在史语所，所以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具体事务都是郑先生负责的。郑先生1939年5月31日日记：

今后研究生之生活拟采取书院精神，于学术外，注意人格训练，余拟与学生同住。

1940年11月27日日记：

开文科研究所委员会，讨论迁川问题，考虑甚久，不无辩难。至夜十二时三刻，始决定仍迁李庄。

后为延聘胡适、陈寅恪、钱穆、向达等担任导师，又为图书利用之便，迁研究所学生到李庄，与史语所一起，并请史语所董作宾、李方桂等代为指导，多所努力。

三、教务。郑先生是历史系教授，按照联大规定，担任总务长后可以不用教学，但是郑先生坚持承担教学任务，白天忙于各种行政杂务，晚间还得拼命读书，以备第二天之讲授。王永兴回忆道：“日间，先生在校办公室处理有关财务、人事诸大端以及教课；夜间，在宿舍楼读书、备课、研究、撰述，虽非通宵达旦，但深夜不眠乃经常之事。”郑先生日记里也有记载，如1941年1月29日日记：

用菜油灯灯草三根，读《明史》至十二时，目倦神昏，始寝。盖明日须讲述，不得不详读详考之也。

四、家务。郑先生是一个人在联大生活，又住集体宿舍，伙食不是集体吃，就是下小馆子；衣物开始都是请人清洗的，如1938年12月21日日记：

校中今日发薪。余薪三百六十元，除五十元基本生活费外，按七折发给，应支二百六十七元。扣所得税四元七角，飞机捐八元零一分，印花税六分，实领二百五十四元二角三分。

此日记载：“洗衣○.一○元”，按当时郑先生的收入来说，这笔洗衣钱可谓是相当便宜了。但到了1941年1月12日日记：

洗衣一件。近顷以来，所自作之事若浣衣缝袜，盖不胜记，今浣衣手破，不可不记也。尝谓自抗战后最进步者为时髦太太，其次则为单身先生，盖昔日所不愿作、不屑作、不能作者，今日莫不自作之也。

日记内对清洗衣物、缝补袜子之事记载不多，但从“浣衣手破，不可不记”来推断，在经济拮据情况之下，这种事情，大概得三天两头“作之”的。

中华读书报：能否请您多披露一些郑先生日记的内容？

俞国林：郑先生朋友众多，并一直住集体宿舍，且位处“枢机”，接待、拜访，几乎是每日的“必修课”。除了公务酬对之外，郑先生的交际绝大多数属于学人交往，如与梅贻琦、蒋梦麟、陈寅恪、冯友兰、汤用彤、傅斯年、潘光旦、董作宾、陈雪屏、罗常培、钱穆、姚从吾、叶企孙、贺麟、雷海宗、罗庸、潘家洵、章廷谦、闻一多、毛准、林徽因、金岳霖、向达、唐兰、魏建功、吴大猷、周炳琳、曾昭抡、查良钊、张奚若、邵循正、吴宓、吴文藻、朱自清、吴晗、梁漱溟、李方桂、陈省身、邓广铭、游国恩、张政烺……以及1946年为北大复员事提前到北平，与北平教育界、文化界的交往，如与余嘉锡、陈垣、沈兼士、俞平伯、启功、溥雪斋、周祖谟、黄公渚、黄君坦……在何日，于何处，谈何问题，言及某事、某君、某书等，无不缕述清晰，今日治近代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者，于郑先生日记中可得无数之线索也。

郑天挺关心民生疾苦，对当时的社会有深入观察，在日记中记载了许多体现当时生活的信息。关于物价、薪资、补贴等的记载，变化的情况，如1938年9月16日上海日记：

独往绿阳春进膳，一菜一汤索价至一元八角，上海生活抑何贵也！

11月30日昆明日记：

独至小有天进膳，牛肉一簋，饭一盂，价一角五分。此近来最廉之一餐也。

待到抗战胜利后，物价飞涨，却倒了过来，昆明物价远远超过重庆、南京、上海，如1945年10月1日南京日记：

由店家介绍至美龙镇便饭。凡唤炒虾腰八十元，红烧划水七十元，烧菜心三十元，炒肉丝五十元，干贝炒蛋七十元，什景豆腐汤四十元，花雕半斤七十五元，饭三客三十元，此与昆明、重庆不可相衡也。

10月7日上海日记：

九时在大中华食包面而还。三时再偕子坚、雪屏上街购物，在建康商场为晏儿购织锦衣料一件，价千七百五十元。此两月前昆明阴丹士林布六寸之价也。最贵时每尺三千。六时在一品轩晚饭，三人共用五百五十元。饭后无聊，至茶馆听清唱。寂无一人，候至八时始开场。

〔付早点一○○元，晚饭一八五元，听唱二○○元，小刀一把三六○元，衣料一七五○元，臭虫药一○○元，书报一○○元，洗衣七○元，本日用二八六五元。〕

也就是说，此时上海一件衣料的价格，两个月前在昆明只能买到六寸。8月24日所记昆明一日之用度：“付西红柿斤三○○元，鸡蛋十个一四○○元，晚羊肉五○○元，雯送礼四○○○元，雯用二五○○元。”足见此时昆明通胀之高了。

我们读书时，教科书上有过一句“走过马路两三条，物价也要跳三跳”来形容当时物价飞涨的情况，郑先生1943年7月26日日记：

至大街购物，有美国胰子，一处二百十元，一处一百五十元，两处相去不足百步，索价相差五六十元。

这些详细的数据，是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手素材。

郑先生的日记，作为西南联大八年的生活记录，其中对当时学者的清贫与坚守，以及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兼课、写报头文字等，叙说至真。如1943年3月郑先生将赴重庆开会，没有合适的衣服可穿，其17日日记记载：

膺中来谈，以棉袍一件，托其夫人修理，五年未制新衣，领袖皆破，日日在校，人人皆穷，固无伤。若入渝则太不整齐，故托为补缀之。

“日日在校，人人皆穷”八字，道出了当时教授们的整体生存状况。而对于工资的发放，同一年的9月1日日记：

自余任总务长，必于月底发薪，未尝稍迟。昨日以上月有人事更动，手续未齐，定今日发。及入校，闻仍未发，为之大怒，询之，乃因刚如未至，无人代常委盖章，遂命人往寻，责令下午必发。今非昔比，同人中盖有不能迟半日者也。

读此最末一句，唯剩感慨而已。为了生计，有些教授还到处兼课，或者给报纸写无聊之文字，如郑先生1944年1月7日日记：

近半年来，昆明各报星期论文每篇酬八百元，小报无聊文字每千字酬二三百元，同人争先恐后，余甚耻之。曾语端升，非贫无立锥，绝不为小报写稿也。

郑先生即使到了连吃一个鸡蛋都觉得奢侈的时候，也没有兼课，也不曾写过一篇无聊文字，践行着“君子固穷”的高尚品格。

应该说，《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不仅仅是郑先生个人，同时也是西南联大师生在这一时期教学、研究、工作、学习、生活的重要记录，更是抗战时期那些满怀爱国热忱的中国知识分子保存文化火种、投身教育救亡的真实见证。

中华读书报：郑先生学识渊博，那这本日记涉及学术思考内容有哪些？能举些例子吗？

俞国林：我们知道，当时郑先生与孟心史先生是公认的明清史研究的代表人物。1938年，郑天挺四十岁，正是学术展开的黄金时期。他到西南联大后，确实是打算全心研究学问的。无奈，为维系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作运转正常，出任联大总务长，协调各种关系，占去大量精力。就在这种情况之下，郑先生还是写出了很多扎实的考订文章，后来结集为《清史探微》，于1946年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其目录后所做小记曰：

比岁僻居无书，蓄疑难证，更不敢以言述作，独念南来以还，日罕暇逸，其研思有间，恒在警报迭作、晨昏野立之顷，其文无足存，而其时或足记也。

在联大最开始的几年里，当时几位历史系教授的所带去的图书合起来，还配不齐一套二十四史，所谓“僻居无书”，可见资源确实匮乏之极。而“警报迭作、晨昏野立”更是实情，跑警报是家常便饭，且还有一套“完美的流程”（日记里记了很多次这种经历，还粘着一张日寇散发的传单，很有史料价值）。

清末民初，因为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学术界研究明史特别是南明史蔚然成风，未几而“日就衰歇”（朱希祖《晚明史籍考序》）。待九一八事变之后，东三省沦丧，民族危亡，学术界又重新掀起研究明史之热潮，将满腔孤愤寄托于此段历史之研究，希望能从中探索和总结经验教训，找到民族救亡之路。同时，这一时段的研究还体现出较为特殊的含义，即“《春秋》大义”的民族思想，实是对“伪满洲国”“汪伪政权”的否定，所以又有正统之辨。

在郑先生的日记里，也体现在这类著作、论文的构思。其中最重要的，莫若1939年夏与傅斯年先生商定《明书三十志》事，郑先生7月10日日记：

孟真来，不值，留字云：“前所谈《明书三十志》，兹更拟其目，便中拟与兄商榷其进行之序。果此书成，盖以编年明史，可不必重修矣。弟有心无力，公其勉之。”读之惶愧，诸友相期，远逾所胜，可不黾勉以赴之耶！

11日日记则详细记录了傅斯年所拟《明书三十志》目录。傅斯年先生是非常看重此书的，计划五年完成。可惜时当乱世，且他们二人又事务繁杂，合作计划未能完成。

同是这一年年末，郑先生读方孝孺《释统》三篇及《后正统论》以及杨维桢《正统辨》，即拟作《明初之正统论》：

一述中国传统之正统论，二述杨维桢之正统辨，三述明太祖对元之态度，四述明初诸人对元帝统之意见，五方孝孺之正统论，六述方氏意见之影响。

此文应该没有完成。在郑先生留下来的明史讲义卡片里，有这一时期的不少卡片，其内容为“明初正统观念”，有“明初人对于世变之观念、元称金为虏、明人目元代为胡虏之言论、辽金元应为变统、金元人之正统论、方孝孺之正统论、朱子论正统、杨维桢之《正统辨》、胡翰之正统观、王袆之正统论、陆深之正统论”等论述。将授课讲义卡片与《日记》合观，我们便能大致勾勒出郑先生拟著述的宗旨趋向。

当代学人，倘有心，可以接棒对这些问题继续探研，这未尝不是《日记》当下价值的另一重体现。

中华读书报：日记常常是一个人内心活动最真实的存证，在郑先生的日记中，我们能看到他在西南联大时暨其前后的心境变化吗？

俞国林：读了郑先生日记，再联系到其前后的人生境遇，让人感受到郑先生这个人，其一生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悲苦中度过的，实在是一个悲剧的人生！不过郑先生性格坚毅，胸怀广阔，能度一切苦厄。

郑先生六岁父丧，七岁母亡，即寄养到姨父母家，由表舅梁巨川先生监护，并由表兄张耀曾、张辉曾对其进行教育。1921年8月13日，在北京与周稚眉结婚。在之后九年间，又先后到福建、南京、杭州等地工作，直到1930年11月随蒋梦麟校长回北大，才算过上比较稳定的生活。可惜1937年2月27日，周稚眉因手术失败辞世，留下五个孩子（最小的才三岁）。未几而卢沟桥衅起，郑先生后来的日记中回忆此时情况：

当二十六年，敌陷北平，全校负责人均逃，余一人绾校长、教务长、文理法三学院院长、注册主任、会计主任、仪器委员长之印。临离北平，解雇全校职员、兼任教员及工友。（1940年8月31日）

二十六年今日，倭虏启衅，其年冬，余将北平北大诸事结束，并协助教授同人南下，资遣职员同人及工友毕，余遂只身南下，留儿辈于北平。（1946年7月7日）

至于二十六年冬，余照料北大同人南下，一一叩门送钱，告以天津接头地址。（1946年7月14日）

郑先生是强忍悲痛，抛家别子，处理好日寇入城后之北大残局，保障了当年长沙临时大学开学北大教授之陆续到岗。

在日记里，郑先生对于父、母、妻子的生日、祭日，每次都登记。其对妻子的思念，可谓触处皆是。1940年4月28日日记：

余每梦亡室，多一恸而觉。魂苟相值，何无深罄之语？幽明虽隔，鬼神洞鉴家中之事，何劳更问？亡室没于正月初七日，诸友多来相伴。正月十五日诸友皆归，儿辈已寝，余睹物心伤，悲悼无主。偶取《金刚经》书之，忽然宁帖，百念俱寂。余之感宗教力之伟大以此，余之感人生不能不有精神寄托以此，故为亡室诵《金刚经》不下数百遍，而在北平陷落后尤多，此均无人知者。

看到梅花，会想起，因为郑夫人另字艹小梅；吃到扬州风味，会想起夫人之手艺；喝酒打牌过了头，会想起夫人之告诫；听闻其他女眷吵架，就忆及夫人之处世原则……

1942年2月21日日记：

今日为亡室周稚眉夫人五周年忌日。自夫人之逝未五月而卢沟桥变作，又一月而北平陷。余处危城者四月有半，轻装南来，无日不以夫人为念。……昨夜偶忆五年前夫人入医院情形，其悔痛又不止泫然也。

这种思念，似乎已经内化为一种精神，一种执念。

除了对妻子的思念之外，对五个孩子的挂念，那更是随处可见。遇到每个孩子的生日，都有记录在内。其中有一句诗，“万里孤征心许国，频年多梦意怜儿”，先后提到三次，1946年7月7日日记：

余遂只身南下，留儿辈于北平，含辛茹苦者九年，而气未尝稍馁，固知必有今日。九年中所怀念，惟儿辈耳。余诗所谓“万里孤征心许国，频年多梦意怜儿”，即当时之心境。

1943年8月14日，郑先生长女郑雯经过千辛万苦，只身一人自北平抵达昆明。郑先生对她的关心与照顾，流露在后来日记的笔墨之间，让人看着都感到非常温暖。1945年9月3日，郑先生为北大复员事先行北上，留郑雯在昆明继续读书。郑先生这一时期的日记，截止于1946年7月14日：

晏儿得友人李君电话，谓报载前日中央航空公司飞机自沪飞平，在济南失事，名单中有雯儿之名。初不敢信，以前得来函，须十四日以后动身也。姑打一电报，询张三姐雯儿是否北上。少顷，买报读之，仍疑信参半，而友好来电话询问者不绝。十一时许，雪屏夫妇、杨周翰夫妇及王逊同来相慰。余详度之，若非实确，必不能列其姓名，更念雯儿向极活泼高兴，而今春来信时，有衰索意，于是为彷徨不宁，然仍不能无万一之望。下午欲睡不能，两次登榻，三次倚枕，一瞬即醒。王世仪来，以其家刻书籍为赠，强阅之。比晚再取报纸读之，玩其语意，绝难幸免，悲伤之馀，弥增悔痛。余若不为接收先回，绝不致置其一人留滇。孟真以五月四日来平，余若早以回平飞机事询明告之，绝不致使其搭车赴沪。儿以六月十□日到沪，余若早日写信安其心，绝不致急急搭中央机北来。天乎！命乎！至于二十六年冬，余照料北大同人南下，一一叩门送钱，告以天津接头地址，而此次雯儿在昆，无人照料，余固不敢以怨也。九时余让之衔父命来相慰。上午六哥来，下午君坦、公渚来，久谈，均不知此事。十二时大风雷雨，灯灭就寝。

每次校读到此篇文字，其中“两次登榻，三次倚枕”“强阅之”“弥增悔痛”“天乎！命乎！”“余固不敢以怨也”“大风雷雨，灯灭就寝”数语，都不禁动容。而一年前的1945年8月20日，郑先生日记记载道：

饭毕，偕雯儿还舍，谈考试及回家事。

回家，回家。如今家还在，人却回不来了。这种锥心之痛，比起九年前的丧妻之痛，更是绝望！

郑先生此后的日子如何，心境如何，我们很难知道。郑先生性格中有一切以学业为重，绝不能以家事干扰事业之意志，故其内心之痛苦，更是他人无从感觉得到的。但长女郑雯之丧，对郑先生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直到五年之后的1951年6月9日，郑先生才重开日记的写作，引首专门题一句，曰：

自雯儿之亡，久停日记。日月如驶，新生请自今始。

所谓“新生”，就是对此前五年痛苦心路最为贴切的解释了。

中华读书报：你之前编辑过《翁心存日记》《管庭芬日记》《许宝蘅日记》《黄侃日记》《朱希祖日记》《顾颉刚日记》等重要日记，一定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这次亲自点校《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说是以古籍整理的标准和要求来进行的，那么在点校过程中有困难么？又是如何解决的？

俞国林：我们知道，晚近以来的日记，大都是以稿本形式保存下来的，校订起来都有很大的难度。一是需要辨识文字，一是需要施加标点，还有一个难点，就是很多日记记事文字简略甚至缩写。而对于古籍整理，我们有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经验，有很好的规范、标准、要求，但对于近现代文献的点校工作，如何设定才能所得比较到位，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前几年编校《陈梦家学术论文集》，通过不同时期、不同形式、不同用字、不同格式的学术论文进行统一的编辑校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并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发表。所以，当这项重任落实到我身上后，我思考了好久，最后决定以古籍整理的方式、方法、要求、标准来点校《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这应该说也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既然遵照古籍整理标准点校这部日记，所使用的方法不外乎陈垣先生提出的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四法。因为只有手稿，所以对校法用不到。

好在郑先生的日记，基本都是楷体书写，比较规范，文字辨识难度不大。难的有两点，一是标点，一是人名用字。我专门在凡例里列了两条，以作说明。关于标点的：

日记原无断句标点，今施以新式标点。盖每日所记之人来我往、开会授课、去赴归还、吃饭睡寝等，所用语词不一，文字长短各异，今之断句标点，亦仅就便于阅读而已。

比如“归舍午饭。饭后昼寝至三时，急入校”“归舍。午饭后小睡。三时入校治事”“饭后归舍小睡。四时入校”等；其他各种断句之长短，并不完全一致，也并不一定是最合适的，只是尽量求一个辞达其意而已。

关于人名用字的：

日记内人名字号，用字不一，多同音互作者。遵循“名从主人”原则，凡名、字、号本人有互作者，如立厂立庵、今甫金甫、枚荪梅荪等，俱从原稿；如无互作者，如慰堂（有作渭堂）、序经（有作序金）、觉明（有作觉民）等，则为改正，并出校说明。

这部分最为麻烦，因为“名从主人”，有的时候确定起来非常困难。其校改原则，首先是本校，如吴晓玲夫人石氏在日记中共出现四次，分别写作石淑珍、石素贞、石素真、石素珍，但实名作素珍，点校时皆据此改正。大概郑先生第一次见到某人，日记里常记以同音之字，后来再出现，好多都作正字了。其次是他校，如陈大铨原作“陈达铨”、田培林原作“田沛霖”、金熙庚原作“金希庚”、沈嘉瑞原作“沈家瑞”等，皆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教职员卷》在册名录校改。

其他还有两种校改情况比较有意思，一是校而不全改（或只出校）。郑先生与张荫麟熟识，1938年12月26日日记：

朱谦之约在新雅饭店便饭，同座有顾颉刚、张荫麟、吴辰伯、汤锡予、容元胎、罗莘田。

张荫麟字原作“张应麟”，根据顾颉刚先生同日日记改。再者，1939年10月11日日记：“饭后至张荫麟笔庄买笔。”这个张荫麟笔庄肯定有误，盖当时昆明笔庄除郑先生日记其他地方所记刘松伯、张学文外，尚有张学成、张学义、张学明、张学庆、张鹤麟等二十馀家，所以颇疑此处荫字为“鹤”字之误。此处出校而不改正文。

一是校而改之，1939年10月28日日记：

晚至龙街颖孙处，饮馔饭后，听颖孙抚琴，张充和女士昆曲。

张充和原作“张冲和”，冲和是成词，意为淡泊平和，郑先生大概是根据此意，在第一次登载入日记时，用了这两个字。等到第二天，钞录李白《暖酒》诗书赠张女士时，肯定是向他人问了张女士的大名后才写的上款，这件作品还在，写的就是“录呈充和先生教”。据此校改。

在《日记》点校过程中，有些地方还得进行史事参稽、文献考订工作，如1944年12月15日日记：

又外报载，连日我克独山上司、下司、六寨、南丹，车河由敌人之退，并无接触。

车河原作“车全”，由于没有说明所据报刊名称，所以就只能据《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以及《独山县志》等文献来校改。当然，但凡对原稿有校改处，皆出校说明。

我期待能通过这项工作，探索近现代文献“深度整理”的某些路径和可能性。做得不到位，还是做得过了头，这方面经验不足，真还希望得到读者诸公的批评指正意见。

中华读书报：《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后还附有“人名索引”以及“人名字号对照表”。为何想到制作索引？日记索引的制作是不是十分繁琐？

俞国林：索引是西方文献传统中的一个善例，近现代出版中已经广泛采用。这部日记里所涉及人物，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与著者有直接关系者，如校内同事、行政官员、亲戚朋友以及各类办事人员（如银行、基建、医院、邮局、军队）等；一是与著者无直接关系者，如同时人物、历史人物、国外人物以及书本记载人物等，非常丰富。

郑先生记人，多称以字、号及别称，没有字号的称名，也多有名、字混用者。其他比如名同而姓异、名异而误同、此人之字适为他人之名、未详姓名字号用字而以同音字代替等各类情况，很是淆乱。比如日记里提到“王某”“夏君”“路小姐”等，我们经过与上下文或相关史料考订，确定应为王家祥、夏鼐、路嘉祉等。又比如徐嘉瑞字梦麟，蒋梦麟字孟邻，日记内单作梦麟时，指谁？蒋夫人，是指蒋梦麟夫人陶曾穀，还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李辑祥字筱韩，又作小韩，而徐晓寒又称徐小韩，日记内单作小韩时，又是指谁？这些称谓，我们都需要与上下文联系，才能确定到底是谁。

如果没有以通行的姓名字头的人名索引，里面涉及的很多人，真还无法第一时间确认是不是同一个人。所以，制作一份比较切实详尽的《人名索引》，很有必要，要找谁，按图索骥，即可觅得。

由于很多人都是以字、号、别称、昵称、官称、简称、亲属关系及其他代表人物之称谓等记载的，所以我们还专门制作了一份《人名字号别称对照表》，以便读者能够与姓名对照。当然，限于水平和能力，《人名索引》与《人名字号别称对照表》中，名与字、号、别称等的归并并不完整，或有姓名、字、号互易，甚或一人分作二条目暨二人并作一条目等情况，这也是希望得到读者诸公批评指正的。

【第10版：书评周刊·社科】《辽史补注》陈寅恪序署年斠讹求疵录

Fri, 26 Jan 2018 15:03:29 +0800

《辽史补注》，陈述撰，中华书局2018年1月出版。据其《出版说明》，此书“是陈述先生倾毕生之力完成的一部史学著作。这部书始撰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到一九九二年陈先生去世之前，才基本完成”，“是陈述先生在广泛吸纳前人成果、搜辑辽代文献并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集成之作”（第1—2页）。

书前有陈寅恪并顾颉刚两序，陈序之落款为“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九日陈寅恪书于桂林雁山别墅”（第2页）。然考陈氏行实，此年侨寓香港，迟至次年（1942年）五月始至桂林，详见《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蒋天枢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6月版，增订本）、《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卞僧慧撰，中华书局2010年4月版），则当时不得称“书于桂林雁山别墅”，其序署年或有疑窦。

今所幸者，陈序手稿尚存，乃复核之，其署年作“三十一十一年”，内衍“十一”两字，则即民国三十一年，相当于西历之1942年。陈序先后刊于中国文化服务社读书会所编《读书通讯》1942年第56期（第9页），以及陈述所编《辽金史论集》1991年第5辑（文津出版社，第1页），署年皆作“三十一年”，可证“一九四一年”之非。1980年10月，蒋天枢编《陈寅恪文集》经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其中《金明馆丛稿二编》所收陈序题为“陈述辽史补注序”，署年则作“壬午”（第235页）。2001年7月，陈美延编《陈寅恪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陈序署年又作“一九四二年岁次壬午”（第265页）。两者虽与初貌稍异，然纪年甚明确。因此，无论《辽史补注》陈序所据何本，“一九四一年”之署年当有讹，应予斠正。

【第10版：书评周刊·社科】汪中的学术创新

Fri, 26 Jan 2018 15:03:28 +0800

《新编汪中集》，田汉云点校，广陵书社2004年版，120.00元

汪中（字容甫，1744～1794）是乾嘉学派中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但同那些终身埋头于典籍、干巴巴的学者不同，他的故事很多。两百多年过去了，若干八卦传说在他的故乡扬州一带仍未衰歇，例如他的狂傲和喜欢骂人，又如他不幸的婚姻，还有他家的门联“海内存知己，高堂有老亲”，都为人们所乐道——他父亲死得早，家里极穷，是母亲千辛万苦带大的，他对高堂极其孝顺，以至大书于门首。一般的学者当然有学问，可惜文章大抵以干巴巴的居多，汪中则诗文皆属一流水平，骈文尤为绝顶高手，在文学史上很有地位。

汪中创作和研究的成果，数量都不算很多，而含金量极高，现已全部收入《新编汪中集》。近日重读此集，深感这位前辈乡贤最值得注意的乃是他的思想超前、学术创新。在当年许多学者醉心于一字一句地细抠儒家经典的时候，他却在好几个比较大的方面开辟了新的道路。

一是还原儒家经典的本来意义，反对宋儒之妄加改造。

汪中精研经学，对于名物制度、古书真伪、语言、史事等各个侧面都有开创性的研究，所著《明堂通释》、《左氏春秋释疑》《释三九》《周公居东证》等，都是一流水平的大文章。批评宋儒的典型之论如关于《大学》的定性，《大学》原来是《礼记》中的一篇，作者不明，而宋代理学家却指定为孔门高足曾子的著作，说是学习儒家理论体系纲领性引论性的大著作，朱熹且对历代相传的文本加以改编，分别其“经”（正文）、“传”（阐释），调整其顺序，还自己动手补写了一段“传”，列为《四书章句集注》之首（参见顾农《朱熹对〈大学〉的改造与发挥》，《中华读书报》2017年5月3日第10版）。这种经过整容大手术形成的文本，后来却成了新的经典，规定为国家科举考试的依据。汪中在《〈大学〉平议》一文中指出：

《大学》，其文平正无疵，与《坊记》《表记》《缁衣》伯仲，为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于孔氏为支流余裔。师师相传，不言出于曾子，视《曾子问》《曾子立事》诸篇，非其伦也。宋时禅学盛行，士君子入之既深，遂以被诸孔子。是故求之经典，惟《大学》之“格物致知”可与傅合，而未能畅其旨也，一以为误，一以为缺，举平日之所心得者著之于书，以为本义固然，然后欲俯则俯，欲仰则仰，而莫之违矣。习非胜是，一国皆狂。（《新编汪中集》，田汉云点校，广陵书社2004年版，第281页）

这样的议论是很大胆的，而含有对于学术史的深刻理解。汪中又进而指出说：

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明乎教非一术，必因乎其人也。其见《论语》者，问仁，问政，所答无一同者。闻斯行诸，判然相反，此其所以为孔门也。标《大学》以为纲，而驱天下从之，此宋以后门户之争，孔氏不然也。宋儒既借《大学》以行其说，虑其孤立无辅，则牵引《中庸》以配之。（同上）

这里根据孔子“因材施教”的一贯风格，指出《大学》中的意见必不出于孔子本人。把《大学》抬到极高的地位，再加上《中庸》，置于《论语》《孟子》之前，构成所谓“四书”，完全是宋儒“变易孔氏之义”之所为，这种做法是不合适的。汪中这样的观察有理有据，击中了理学的要害。朱熹在康熙年间已被请进孔庙配祀，敢这样批评他是不容易的。

凡重大的创新，总是难免要得罪权威。汪中一辈子不得意，同他因创新而言论大胆有很大的关系。在那个时代，理论创新要付出代价。

二是开创研究子学之风，寻求儒家经典主线以外的思想资源。

汪中用很大的力气研究荀子、墨子等先秦诸子，创立了新的研究方向，大大活跃了学术空气，后来影响很大。

汪中指出荀子是孔子的重要传人，也是战国至西汉初经典传播的关键人物，历史贡献极大。汪中指出：“盖自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自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也。”（《荀卿子通论》，《新编汪中集》，第412页）他看重孔-荀一线，大大高于孔-孟一线。荀子后来之被边缘化是一个至今值得研究的大问题。

汪中对墨子的研究更为深入，他看出了墨学曾经乃是显学，其中精华甚多。虽然汪中整理研究《墨子》的有关成果未能完全面世，却已经相当惊世骇俗，有人因此骂他是“名教罪人”，甚至提出要“褫其生员衣顶”，用行政手段予以打击。

此外汪中对《老子》《庄子》《吕氏春秋》也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发表了许多高论。当时虽没有太大反响，后来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颇多采用其说者。在汪中的时代，治子书者亦非无人，大抵热衷于考证个别字句一类琐细问题，像他这样能高屋建瓴畅论其学术史意义的颇为少见。

三是汪中有志于撰写一部有系统的思想学术史《述学》，可惜未能完成。

从遗留下来的一些材料看去，其规模非常宏大——他的《述学》一书以及《补遗》《别录》只是其中很少的一点片段和若干准备材料。这是非常可惜的。

汪中只活了五十岁，没有地位，没有官职，从小就穷，后来也一直潦倒，身体不好，婚姻不幸，他的学术工作只能在辛苦谋生之余断断续续地进行，这一切都逼得这位富于创造性的天才远远未尽其才！晚年汪中因几位学者型高官之荐，得到检理四库全书的差事，可以全力从事学术工作，但身体已经很差，不久就匆匆病逝了。

缪钺先生在《汪容甫诞生二百年纪念》一文中说过：“康熙、雍正以还，理学已成强弩之末……故容甫直斥理学为‘宋以后愚诬之学’（《大清候补知县李君之铭并序》）。乾隆之时，考证之业极盛，治考证须有才识，始能有创见，有发明，非徒记诵而已。然风气既成，趋附者众，横通者流，游谈杂览，亦自附于学术之林，此又容甫之所深鄙。”（《缪钺全集》第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182页）汪中的学术工作同理学末流及汉学庸众完全异趣，终成一代精英，尽管他毫无名位，还得罪过若干要人。

汪中后来被列入扬州学派，该派人才辈出，成果甚多，而扬州及其周围一带在先贤感召下从事汉学者亦复实繁有徒。从后来的情况看去，按规矩做考证写注释搞汇编的甚多，也有不少成绩，而创造性开风气的贡献比较少了。试看宝应学者刘恭冕（他的叔祖刘端临是汪中的好友）写于同治五年（1866）之《论语正义·后叙》云：“先君子少受学于从叔端临公，研精群籍，继而授馆郡城，多识方闻缀学之士，时于毛氏《诗》、郑氏《礼》注，皆思有所述录。及道光戊子（1828），先君子应省试，与仪征刘先生文淇、江都梅先生植之、泾包先生慎言、丹徒柳先生兴恩、句容陈丈立始为约，各治一经，加以疏证。先君子发策得《论语》，自是屏弃他务，专精致思，依焦氏作《孟子正义》之法，先为长编，得数十巨册，次乃荟萃而折衷之。不为专己之学，亦不欲分汉宋门户之见，凡以发挥圣道，证明典礼，期于实事求是而已。”这里提到的一批学者后来都在辛辛苦苦地做学术工作，如“先君子”刘宝楠（1791～1855）从事《论语正义》历时二十七年，未能完成，由其子刘恭冕续成；刘文淇（1789～1854）做《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80卷），几代人接力进行，迄未完成。此外梅植之、柳兴恩、陈立、包慎言等等，也都是很用功的学者，但大部分人似乎都存在一个长年低头拉车、只求“发挥圣道”、创造性有所不足的问题。用“发策”（抽签）的办法决定各人做哪一经的疏证，有点像是现在申报项目做一个什么课题的样子，尚未研究而已有题目和大纲，这样的项目能有多少创造性的含量呢。多下抄撮功夫虽然也可以形成汇编性的成果，但这种事情汪中大约是不肯做的。回顾这一段学术史，人们不是可以获得许多宝贵的启发吗！

【第10版：书评周刊·社科】是知津矣：对高考议论文写作的反思

Fri, 19 Jan 2018 20:04:14 +0800

《说理与思辨——高考议论文写作指津》，余党绪著，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2017年10月第一版，39.80元

中国人常说道与术。电视剧《三国》里，诸葛亮对姜维说：“凡兵法韬略，说透了，不在术而在道，在于阴阳变化，虚实奇正，术是表，道才是根本，你若悟透了，比学会上千种阵法更重要。”兵法韬略如此，文章写作亦如此。余党绪新书《说理与思辨》，正是求道指津之作。该书虽然聚焦高考议论文写作，并没有流于分析应试策略、写作技巧，更非罗列作文素材、高分满分作文，而是追本溯源、条分缕析地从思维上、原理上对议论文的核心——“说理与思辨”进行一番说理与思辨，以期读者对议论文写作乃至高考作文有一个更深入全面，也更冷静理性的认识与思考。

当前语文教学该何去何从？站在硝烟弥漫的高考彼岸，驻足风云变幻的改革渡口，可谓渺渺茫茫，迷津难觅。近日，“部编本”语文教材的总主编、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先生更是发出“高中语文特别是高中作文教学，全线崩溃！”的哀叹，看似耸人听闻，背后却是深深的关切和忧虑。对此，长期身处教学一线的余党绪并没有简单地坐而论道，而是身体力行，上下求索。当许多教师纠结于课堂教学的细枝末节，孜孜于高考应试的方法策略时，他却在致力于探寻语文教学乱象背后的深层病因。他意识到，高中生正处在思辨能力和价值观趋于成熟的时期，给他们以思维方式上的引导和训练，是语文教师最大的责任。从2000年起，怀抱着“让埋头读书的孩子，抬头用自己的眼睛，看清这个真实的世界”的教学理想，余党绪将批判性思维引入语文教学，探索并实践一种全新的思辨性阅读和思辨性写作。而《说理与思辨——高考议论文写作指津》的推出，正是他十多年潜心钻研、辛勤躬耕的思想结晶。

“说理才是硬道理。”该书一开始，余党绪便带着我们层层剖析，回归常识，厘清议论文写作的初衷与核心。什么是议论文？议论文，又叫说理文，是一种剖析事物论述事理、发表意见、提出主张的文体。写议论文是为了“说理”，为了表达自我的思想、态度与论点，这本应成为一个基本常识。然而，朴素低调、不起眼的常识往往容易被人忽略，特别是当我们面对高考的激烈竞争时，当写作成为一项谋取分数的手段，很多人往往更喜欢炫耀辞采华丽的文字，编织离奇古怪的故事，展示知识见闻的博杂，却忘记了议论文的写作初衷，原本是为了说清一个道理、阐述一个论点。书中以一篇网上盛传的高考满分作文（《在铭记与遗忘记的两岸》）为例，指出其致命问题就在于它是一篇“不讲理”的议论文，全文只是堆砌一些华丽的辞藻、编织一个精美的骨架，再罗列一些名人、典故和诗句。作为一篇对写作教学有着强烈价值导向的满分作文，不仅名不副实，更是误人子弟。这篇“初看很美，细读不堪”的文章所暴露的，正是当前高考作文写作中存在的许多共性问题，比如没有明确而清晰的观点、议论缺乏清晰的逻辑线路、语言的内涵外延不明、观点俗套、缺乏冲击力等等。

究其根源，问题在于当下学生普遍缺乏思维训练，缺少理性分析能力，写出来的文章自然容易“不讲理”。正如温儒敏先生指出的：“高考作文应该拥有更多思辨性，而不是堆砌名人名言、用典，尤其是近年来作文的‘文艺腔’偏重，也得适当纠偏。”注重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让学生回归理性，强化思辨，乃当务之急。

余党绪在书中反复强调，议论文要讲理，要讲理，就要思辨。思辨是一种对人和事物进行多角度思考的活动。而现实中，一般考生作文的通病则往往是停留在表面的“是什么”上，忽视在“为什么”上的深入开掘，缺乏思辨，人云亦云，再怎么旁征博引、文采飞扬，也只是“漂亮”地说一些“正确的废话”。

知名媒体人柴静在《看见》里提到“第二落点”，即遇到新闻事件时，柴静常常会思考落点在哪里？能有新意么？价值观能高于别人么？寻找“第二落点”，发掘事件本身的复杂性、矛盾性，其实就是一个思辨过程，这与余党绪所提倡异曲同工：议论文关键要思辨，要揭示出更深层次的矛盾，讲出更深一层的道理来。在书中“辨证分析”一节，余党绪提出要换个角度看问题、多个角度看问题，“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历史地看问题、发展地看问题等等，总之，特别强调“矛盾”与“多元”的眼光，主张灵活地辨析问题，用矛盾的眼光理解问题，从而发掘事物的多元价值和多重意义，以此以对抗机械主义和教条主义。同时，他还特别注重辩证分析中的“人文眼光”，因为目中无“人”的辩证分析看起来很“辨证”，但却是冷漠的，甚至是诡辩的，无论怎样变换视角，都不能违背“以人为本”这一底线，可谓全面且深刻。而对于他一直推崇提倡的判性思维，余党绪并没有花多少笔墨去强调其重要性，倒是老老实实地从“理性的反思”“批判者的姿态”“识别假设前提”及“警惕思维陷阱”四个方面做对其进行冷静的分析与反思，让批判性思维更好、更合理地在实践中得到运用，这是理性，更是苦心。

毋庸置疑，思辨的前提之一，是占有丰富的材料。事实上，我们并不缺少材料，天文地理、人情世故、飞潜动植等包罗万象，市面上也有大量“材料集锦”之类的迎合写作需要的书，但在写作中，考生却常为“材料”而苦恼，何以然也？余党绪指出，是因为没有让材料成为写作的资源，而没有辨析、思考、质疑和整合的过程，是难以转化为写作资源的。

宋代理学家陆九渊曾提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之说，在此不妨借用一下。对于材料的占有，余党绪提倡“我注六经”式的转化。正如他喜欢用“案例”一词，而非常用的“例子”。“堆砌再多的例子，也不能自行证明观点，‘举例子’不能算是一种证明方法。只有自己通过‘案例分析’，亦即阐释例子中所包含的因果关系，并做理论上的分析，才有说服力。”市面上流行的高分满分作文宝典和材料大全，往往将一些名人轶事、时事新闻、名人的片言只语收集起来，像中药铺一样，分为诸如爱国、立志、勤学、心灵等类别，考生在粗粗浏览一遍之后，就可根据题目开方抓药，而这其实是在纵容和鼓励投机。

余党绪希望学生们能够慢下来，沉下来。与其散漫无边地去搜集乱七八糟的材料，还不如认认真真地读上几本书，研究几个人物，深究几个案例，不仅吃懂、吃透这些材料，而且让它化为自己的血肉，写作上岂不左右逢源，如鱼得水。

《论语·微子》里有这么一则对话：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长沮之冷语，却道出了言外之意：孔子应该知道他自己的方向，也即是自己的目的地。“是知津矣”后比喻能够辨识路径。某种程度上，这本《说理与思辨：高考议论文写作指津》正是带领着我们在迷雾中辨识路径，透过对高考议论文写作的深入探讨和深刻反思，培养我们自主、清晰、求真、谨慎、公正、开放等思维习性和批判性思维。愿这本指津之作，令更多的师生受益，知津而远航。

【第10版：书评周刊·社科】一场关于“围墙为何倒塌”的哲学对话

Fri, 19 Jan 2018 20:04:12 +0800

《对与错的真相：四人对话录》，[英]蒂莫西·威廉森著，徐召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7月第一版，35.00元

蒂莫西·威廉森（TimothyWil⁃liamson）是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当代著名哲学家，他在知识论、逻辑学、形而上学和语言哲学等领域均有建树，著述颇丰。威廉森的专业著作大都有很强的原创性和技术性，不太好读。2015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Tetralogue一书，可以说是他少有的通俗哲学读物。2017年7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四川大学哲学系徐召清博士翻译的该书，书名为《对与错的真相：四人对话录》。我有幸在第一时间得到此书，认真品读之后，颇受启发，颇多共鸣。

不论是在严肃的哲学讨论还是日常的言语争辩中，人们总能碰到各种形式的相对主义立场。从相对主义者的视角看，各种针锋相对的立场之间实际上没有真假对错之分，他们喜欢用“从某某的视角看”这样的限定来消解知识、真理的绝对性和权威性，并且认为相对主义可以给人们带来一种所谓的“平等”“解放”和“自由”。威廉森写作此书的重要目的就是要批判知识、真理和道德问题上的相对主义立场，比较特别的是，这种批判是以四人对话的方式展开，而不是一般性的哲学论文。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古代的《论语》到休谟的《自然宗教对话录》、伽利略的《两个世界体系的对话》，再到拉卡托斯的《猜想与反驳》，对话体一直是一种表达哲学思想的重要方式。同当代哲学中流行的诗歌化和形式化的表达方式不同，对话体既没有太多的云山雾罩，也不涉及太多的技术行话和逻辑推理。因此，对于普通的读者而言，对话以一种更直接的方式展现出不同观点之间的交锋，并且随着对话的逐步深入，读者自身的思考也呈现出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尽管在一般性的对话中，写作者都会借助参与对话的一方表达其自身的观点和论证。但是，究竟接受哪一种具体的观点对于读者而言具有开放性，换言之，读者必须在理解对话内容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思考来比较不同观点之间的优劣以及评估相关论证是否可信，以最终确定接受哪种观点或提出新的观点。威廉森正是希望以这种平易近人的方式开启普通读者的哲学探究之旅，在各种观点的辨析和论证的建构与评估中完成对相对主义的批判。

本书一共包含四个幕次的对话。第一幕对话从一列火车上的两位旅客关于“花园里的围墙为何倒塌”这一问题的解释开始，鲍勃作为一位巫术的信仰者，主张用巫术来解释上述现象；而莎拉作为现代科学理论与方法的拥护者，主张用科学理论来解释上述现象。可以说，这种神话、宗教与科学之间不同世界观的交锋不仅存在于西方社会，在当代中国社会也表现得非常突出。而以扎克代表的相对主义者的加入使这场争论变得更加尖锐，相对主义者认为各种竞争的观点之间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他们试图摧毁人们对于知识、真理、善这类绝对主义话语的信仰，以寻求所谓的“平等”“解放”和“自由”。罗克珊娜是第四位参与对话的人，她是一位逻辑学家的化身，表达了威廉森自己对于相对主义的批评。

徐召清博士在准确把握四位对话者各自立场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原文，向读者忠实而完整地呈现了几位对话者的观点和论证。他在译文中穿插了少量但非常必要的注释，能够帮助没有太多哲学背景的读者更好的理解原著中的一些专业术语与哲学论证。此外，他所使用的语言既符合我们现代汉语中日常的表达习惯，平实易懂，又不乏一些珠玑妙语，非常传神地将英文原文的丰富内涵展现出来。我相信读者们一定能从他的译文中深切体会到威廉森哲学思想的风格。

正如威廉森在为本书所做的中文序言中提到的，通过阅读和倾听四幕对话，读者能够从中学会如何更加清晰、精确和深入地思考（抽象）问题，避免被各种肤浅的先入之见或偏见所蒙蔽。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开启哲学的探究，反思和澄清自己生活中那些未经批判的常识，从而使自己变得更加理性，更接近真理。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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