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达国际物流”近日发布的“审书”公告，震撼了香港独立书店。

该公司表示，为配合《香港国安法》，要求书店或出版社事前提供书单，确认没有违法才会安排运输。

嘉达在两岸三地都有业务，是台湾、香港之间最主要的书籍物流公司，也是香港独立书店最常用的物流公司。

香港独立书店店主John（化名）向BBC中文表示，自己书店贩卖的书籍种类，有七成从台湾进口，如果物流公司拒运，会严重影响营运。

“做不到生意啦，你只靠香港（出版）的书，怎做生意？”

嘉达引发的骨牌效应

“嘉达”从运书到审书，源于香港警方国安处一场拘捕行动。7月15日香港田园书屋和留下书舍合共5人被捕，警方称一批由“境外寄港”的货物发现“具煽动意图”的书。

不到一周，嘉达就公开表态。

资料显示，嘉达在1997年成立，总部设在香港，同时在深圳、东莞及台湾地设有分公司，提供海、陆、空货运、商务代理、报关、仓储等服务，并自备中港车队及仓库。

香港独立书店店主John表示，书店一般向台湾两大发行商订书，发行商向不同出版社集齐书籍后，交嘉达以海运方式运输。现时嘉达要求审查书单，再运送图书，变相把握“审书”权力。

更严重的是，嘉达表明香港政府调查中的书店，会拒绝安排运输，意味早前被查的一拳书店、猎人书店、田园书屋和留下书舍在“拒运名单”中。有关书店除非另觅物流公司，否则面临台湾书籍“断供”的问题。

有熟悉业界运作人士表示，香港书店出售的翻译小说和文学，约九成半是台湾出版。虽然书店可以尝试找其他物流公司合作，有人承接之后，亦要观察海关会否再扣查，直言部份书店处境严峻，距离最坏情况只差一步，只要物流公司拒运或海关拒放行，便无台湾书可卖。

嘉达的表态亦带来连锁效应。

在香港做独立出版逾10年的Tom（化名）因为安全考虑，不愿意具名受访。他向BBC中文表示，嘉达表态后，另一间物流公司亦通知客户，暂时不接受从香港运送书籍到外国的委托，“（海关）未必有审查他们，只是他们害怕而已。”

他估计，物流公司不希望因为书籍被扣查，导致整箱货柜被扣押，影响日常业务。

台湾业者的“小警总”

台湾八旗文化副总编辑邱建智向BBC中文表示，这次嘉达明明白白表明立场，估计可能是该公司接比较多香港独立书店的案子，当下急于撇清关系。

至于港台间的书籍物流链，他不确定嘉达的占比，但肯定市场不只嘉达一间公司做相关业务。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7月23日表示，香港国安单位查“禁书”，但一直没有公布清单。他指，台湾图书业者心知肚明，把书运到香港时，心中会有一个“小警总”自我审查。

“小警总”是指台湾戒严时期，警备总部对社会无所不在的监控，在人民心中造成的恐惧与自我审查心态。

梁文杰提醒：“台湾作为华文出版唯一自由的地方，我们台湾出版社出版的书，毫无疑问会触犯到那边的禁忌。”

陆委会回覆BBC中文表示，据媒体报导，从今年3、4月开始，从台臺湾订购的书几乎都会被香港海关抽查，相较于以往数月才会遇到一次，现在检查更为频繁，显示香港已容不下多元的思潮与文化，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持续紧缩。

陆委会表示，香港各领域的国安红线持续扩张，各行各业的交流往来都面临国安风险，这也是全世界跟香港互动都会遇到的问题。陆委会提醒，如确有赴陆港澳需求，应避免携带政治、历史、宗教等书籍。

境外书籍的审查机制

拘捕行动发生前，香港海关已加强审查几个月。

香港政府对进口书籍的审查机制源于今年3月修订《港版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赋权海关抽查、查扣及充公涉嫌具煽动意图的物品。

到今年6月和7月，多间台、港书商发现不寻常状况：从台湾运书到香港，普遍遇上香港海关抽查。

香港作家邓小桦2025年起担任在台湾成立的“应该出版”总编辑，主力做文化、历史书籍出版。她向BBC中文表示，出版社6、7月两次运送非政治类，内容是香港主题或香港作者的文史哲图书返港都遇到抽查，出版社向物流公司通报书单，检查后获放行。

出版商Tom表示，应该出版的遭遇不是独例，几间独立书店和书商均反映，6、7月几乎每次从台湾运送书籍到香港，都遇到海关抽查。

“大家有时聊天会问，你的书有没有被海关查？有没有扣押？原来每个人都有。”

有熟悉业界运作人士向BBC中文表示，海关每次扣查，令物流时间延误约一星期。

拘捕行动如何改变业界？

而海关抽查，只是风暴前兆。

7月15日，香港一年一度书展开幕当天，香港警察国安处先后搜查独立书店田园书屋及留下书舍，并以“煽动罪”罪拘捕五人。

田园书屋是香港老牌独立书店之一，在1976年创立，已经有半世纪历史。留下书舍则是由一群前记者在2022年成立。

警方表示，国安处接获海关转介，在一批由“境外寄港”的货物发现具煽动意图的书。根据多间香港媒体报导，涉及书籍包括台湾出版的《唯红花绽放：习近平时代的认同与归属》。

书店店主John表示，事发后他审视一次书店出售的书籍，为安全起见，主动下架一本封面有习近平的政治书。

“最大问题是，我不知道哪些书不能卖......你不说，我怎知那本可以卖，那本不能卖？这个寒蝉效应让你觉得可能有风险的书，你都不敢卖。”

拘捕行动后不足一周，嘉达国际物流台湾分部在7月21日发公告，指为配合《香港国安法》，即日起公司“拒绝运输违反法规之书籍”，对于要运往香港的书籍，要求书店或出版社事前提供书单，确认没有违法才会安排运输。

无法捉摸的审书尺度

嘉达的“审书”尺度亦引起书店和出版社关注。

书店店主John坦言，没有可能逐一阅读新书内容才订货，相信物流公司亦难以分辨哪些书是违法，“那本《为唯红花绽放》，之前谁会想到这本书变成禁书？”

邓小桦表示，以往物流公司不知道具体付运的书籍清单，只掌握ISBN（国际标准书号）。当面对数以百计书籍，物流公司要审书亦很徬徨，“你可以想像一本书几万字，几十、几百种书，要如何检查有没有违禁？连违禁的定义都不清楚。”

根据《明报》7月报道，台湾嘉达职员解释，自《港区国安法》后，特区政府“动作很大”，提醒客户不要订购及运送“标题耸动”、“批评中国政府”及“让香港政府敏感”的书籍，又指公司内部不存在禁书名单，香港当局亦无提供。

BBC中文致电嘉达查询，公司职员婉拒受访。

BBC中文向香港海关查询，若运送涉违法的书籍，相关物流公司是否需负上法律责任。海关回覆称，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一员，一直严格把关，全力维护国家安全，若发现具煽动意图的物品，将会依法扣查有关物品并按情况转交警务处国家安全处跟进。

香港警务处公共关系部回覆BBC中文，指警方没有其他补充，并建议参阅7月16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立法会的新闻公报。

邓炳强当日表示，若书籍的内容是煽动他人憎恨政府或司法机构，便是违法。政府无意设禁书名单，强调书店与书商“有责任确保所售卖的书籍不会危害国家安全”。

香港《商业电台》8月1日报导，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若书店负责人对书籍内容有顾虑，最简单的做法是不发售，或在出售前自行阅读检视。

卖政治书空间缩小？

这次拘捕行动过后，涉案的田园书屋在7月29日宣布，将在租约期满后结业，未有解释原因，仅表示“感谢各位开业至今，50年来风雨同路，谢谢，保重。”

有熟悉业界运作人士形容，对业界而言，田园书屋在业内是“乖”的形象，而留下书舍早前亦已宣布将在8月底结业，结果仍然被捕，形容拘捕行动是不合常理和粗暴。当发生众多事件，业界一定会更考虑风险问题。

据BBC中文了解，有个别书店停止订购政治类书籍。

出版商Tom表示，港人喜欢看台湾出版中文书，不同独立书店都按自己风格选书，是传统连锁书店无法取代。他忧虑事件令书店选书更保守，“独立书店那边，台湾书的选择种类一定会减少，有一些以前觉得稍微敏感但还能买到的，现在都买不到了，因为没人敢进货。”

台湾八旗文化副总编辑邱建智透露，过去遇过几次书店决定不订某本书，理由是书腰上有“敏感”的关键字，他们不方便进货，其中一本书涉及流亡港人。

香港书店店主John在拘捕行动后，再审视一次订购的书单，目前新一批订购台湾书籍经嘉达顺利运抵香港。他坦言，如果嘉达日后拒运部分书籍，书店不会“夹硬嚟”（硬来），只能接受。

对于未来，他坦言每个小书店都会思考法律风险，“是有条红线，我不越过它，但亦尽量不退后太多，在合理位置做......你问我可以留，就留下继续做。”

黄钰涵算了一下，今年夏天她在各大招聘平台上投出去的简历，大概有两百多份。

她就读于厦门一所大学传媒学院，现在正进入求职季，大三下学期开始找实习机会。字节跳动、各大互联网公司的品牌市场岗位，招聘要求里几乎都会提到AI，“希望候选人能跟上AI行业发展的节奏，至少深度使用过一款AI产品”。

她投了，很多聊了几句就没了后续。“那段时间感觉自己就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

后来通过老师转介和学长的帮忙，才找到一份在上海的暑期实习。入职之后，从前辈口中听到最多的一个词，是“降本增效”。学长告诉她，现在尤其是大公司，基本都在大规模裁减员工，更别说实习生，因为AI可以替代掉很多实习生的工作。

黄钰涵的遭遇是中国年轻人严峻就业形式的缩影。2026届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1270万人，同比增加48万，连续第11年增长，再创历史新高。加上往届未就业和海归回流，全年求职大军超过1500万。

当历史上最大的一届毕业生群体走出校门时，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正在扩张的就业市场，而是一个正在被AI重新定义的就业市场。

雇主端的决策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沈凯玲对BBC中文表示，AI与以往的技术进步有一点非常不同：它对应届生刚进入职场前一到三年的经验积累阶段冲击较大。

“传统上，资历更深的员工会通过和新人协作来共同完成任务，同时也承担着培养新人的角色。但随着AI的应用，初级岗位的劳动力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刚进入职场的应届生来说，这一点很不利。”

作为雇主的庞国强（Chris Pang）验证了上述判断，他是一家国际贸易服务商GenPark的创办人兼CEO，他的企业利用AI工具做海外市场行销。

他的团队分布在上海、香港和新加坡。去年在香港招收了5位实习生，负责运营相关工作，表现不错。

但今年初，新一代以“龙虾”为代表的AI智能体（agent）工具大行其道。庞国强的公司也快速铺开AI agent工具。

今年夏天，他突然发现，不需要实习生了。

“从成本和效率的角度看，AI agent已经可以覆盖掉很多原本需要人工完成的运营工作。”庞国强说。对一个小团队来说，实习生承担的工作非常基础，时间也短，而招应届毕业生的磨合成本较高，效率上也会受影响。除非未来要拓展新的业务线，否则不再考虑招刚毕业的年轻人。

但他通过几家大型招聘平台，依然收到几千份简历，他“几乎没看”，只计划招聘一名在新加坡的业务负责人，通过猎头搞定即可。

冲击不均匀

沈凯玲副教授指出，AI取代的往往是教育水平相对较高、“非固定流程认知性任务”的岗位。这类工作在传统劳动力市场里的回报，通常高于体力劳动等其他类型工作。所以这一轮AI浪潮，特别冲击“接受高等教育应该有更好回报”的这种预期。

刚毕业的黄钰涵从事新媒体运营，她说撰写周报、月报这类基础工作，本质上是数据整理和归纳，“AI完全可以做，只要你把要求说得足够详细就行”，至于更有创意的品牌文案，AI只要大量学习品牌过去的调性和风格，就能写出很不错、甚至可能比人写得更好的文案。她认为自己的岗位未来“完全有可能被AI替代”。

但AI的冲击并不是均匀的。

同一个毕业季，不同领域的人才有截然不同的体感。对于一些研究性工作，AI的替代性没那么明显。

29岁的高同学今年从新加坡国立大学药学院博士毕业，已入职中国内地一家药物研发企业。在整个求职面试过程中，他没有太多机会用到AI。

“AI可以帮你看一些市场信息，给出建议和指导，但这些终究还是比较表面的东西。”

他工作的核心，是要处理理论和实验之间的落差，实操性强，强调实验的效果和产出。他说这恰恰是AI帮不上忙的地方，他周围的同事也对AI态度消极，既没积极应用，也不太看好。

AI在取代谁？

做医药研究的高同学，相比广告领域的黄钰涵更不容易被取代。这是行业问题，还是跟性别有关？

黄钰涵被问到性别和AI替代的关系时，她的直觉是“男女差不多”。她不觉得女生更容易被替代，理由是理科男生写代码一样被AI替代，计算机方向男生偏多，AI同样能自主生成代码。

数据给出的却是另一种答案。

2026年3月5日，Anthropic发布了一份关于AI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研究报告。报告提出了一种新的衡量指标——“实际暴露度”（Observed Exposure），直接利用Claude的真实使用数据来衡量各职业受AI影响的程度。报告结合美国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不同暴露度群体的劳动者画像。

结果显示，高暴露度前25%群体中，女性占比约54.4%，显著高于零暴露群体的38.8%，差距达15.5至16个百分点。研究生学历占比17.4%，是零暴露群体4.5%的近四倍。

报告指出，这一发现与传统认知形成鲜明对比：以往的自动化或全球化冲击通常最先影响低学历、从事常规体力劳动的劳动者，但这次AI冲击的“锋线”恰恰对准了受过高等教育、收入相对较高的白领群体。

反而是快递员、外卖员这些体力劳动岗位，吸纳了大量学历较低的男性就业群体。

悉尼大学商学院教授克林顿·福睿（Clinton Free）对此解读认为，过去十年间进入专业服务行业的女性大学毕业生数量已超过男性，这使女性在这波AI浪潮中的暴露度显著提高。

换言之，不是AI“针对”女性，而是女性集中的行业恰好是AI渗透最快的领域。

沈凯玲没有直接反驳报告的结论，而是从另一个角度切入：现在的职场很大程度上是为男性设计的，工业社会最初的职位设计、工作时间安排，都是围绕男性展开的，女性进入这样的工作环境后，制度层面并没有为她们做出太多调整。

而AI广泛应用之后，她希望，长期来看，女性能够藉此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在就业和创业领域贡献出自己独特的能力。

阵痛与机会

在AI的冲击下，学生们也各有选择。

沈凯玲观察发现，一种明显的两极分化：一端有强烈的动机想回到安全、舒适、传统的保护状态里，比如回到体制内；另一端则显得比较兴奋，想要尝试、想要突破。这两个群体比较明显地浮现出来。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新技术的冲击下，依然有大量失落的、毕业即失业的人口。中国国家统计局显示的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在排除了在校生之后，落在14%到19%之间。

沈凯玲补充，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和北美、欧洲有所不同。中国劳动力市场在非正式就业方面相对更灵活，工资的“刚性”相对较弱，也就是工资可以向下浮动调整。这一点很关键，因为当工资不能向下调整时，一旦就业出现问题，往往更难通过市场自身去解决。

“应届生起薪相对往年可能有所下降，但这个看起来负面的现象，某种程度上其实也缓解了就业难的问题。”

作为雇主的庞国强，虽然减少了雇用年轻人，但他认为未来依然有很多机会等着他们。他的判断是，过去很多经验需要几年的工作积累，但现在的年轻人可以借助AI快速获得接近资深员工的生产力，关键在于他们需要从执行者转变为问题解决者。真正有竞争力的人，是那些能把AI、行业知识和创造力结合起来的人。

沈凯玲的视野放得更加长远——人应该成为“human being”而非“human doing”。她说在AI的影响下，还想回到十年、二十年前那种朝九晚五、像螺丝钉一样在办公室里重复做同样白领工作状态，既没有必要，也不该是这一代年轻人未来职场生涯的样子。

“未来，不是日复一日重复做事的‘工具人’，而是能体现自己审美和独特性的‘活生生的人’。人越能真正体现出自己的审美、价值观和独特性，未来在这个经济社会里，可能反而会因此获得更多的经济回报。”

被扣押的缅甸领袖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翁山苏姬／昂山素姬／翁山淑枝／昂山舒吉）获准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一个代表团会面，这是两年半来首次获证实的外界接触。

军政府星期一（8月3日）发布的会面照片显示，昂山素季看来健康良好。

2021年，武装部队推翻其政府后不久，她便被扣押，并因被广泛认为是捏造的指控而被判监33年，尽管她其后获得减刑，并已被转为居家软禁。

尽管军方当局一再保证昂山素季仍然在世且状况良好，却从未提供任何具说服力的证据。

她的儿子金·阿里斯（Kim Aris）近月发起一场国际行动，要求提供这位81岁民主象征人物仍然在世的证明。

如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团获准与她会面，这是近四年来首次获证实她与政府以外人士会面。

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缅甸代表阿诺·德巴克（Arnaud de Baecque）率领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团队与她的合照显示，昂山素季神情放松且状况良好，但当局并未透露她的健康状况细节，也没有说明双方谈及什么内容。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表示：“此次探视是按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探访被剥夺自由人士的标准和程序进行，其中包括与杜（女士）昂山素季私下交谈的机会。”

金·阿里斯对这项消息表示欢迎，称这是五年多来其母亲首次出现的正面进展。

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这或许是第一步，但绝不能是最后一步。”

缅甸政府目前仍由政变领导人敏昂莱（Min Aung Hlaing）领导，尽管今年稍早举行了选举，但政府仍由军方主导。该政府正透过一系列对邻国的官方访问，试图结束其外交孤立。

外界向缅甸军方领导层提出的首要要求之一，是停止对反对派控制地区进行空中轰炸、展开谈判以结束内战，以及释放昂山素季。

迄今为止，军方一直拒绝这些要求，但会面的照片获公开发布，显示他们或许愿意接受最后一项要求。

日本和美国政府证实，双方上周联手干预外汇市场，以阻止日圆跌至40年来新低。

这是自2011年以来，美日首次联合干预汇市。当年，日本东部大地震和海啸造成重大灾难后，两国曾协同行动压低日圆汇价。

日本财务省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均表示，未来如有需要，双方将毫不犹豫再次采取联合干预行动。

此举凸显两国正努力防止日圆及日本国债遭抛售，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包括可能推高美国政府的借贷成本。

牛津经济研究院日本经济主管长井滋人向BBC表示：“美国同意参与这次协同行动，是因为这符合其国家利益，有望以较低成本带来显著效益。”

他补充说，预料两国未来一段时间仍会“间歇地协调干预”市场。

“即使实际干预规模未必特别庞大，但市场长时间保持对干预行动的警戒，已足以对投机者产生震慑作用。”

日圆长期疲弱，主要原因是日本央行的利率远低于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因此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较低。

日本央行最近一次加息是在今年6月，把政策利率上调至1%，是自1995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相比之下，美国联邦储备局的基准利率，目前介乎3.50厘至3.75厘。

此外，日本亦面临劳动年龄人口持续数十年下降、生产力偏低，以及高度依赖以美元计价能源进口等问题。

日本财务省周一（8月3日）表示，上周五与美国财政部共同采取的干预行动，“旨在应对近月日圆市场过度波动及无序走势”。

贝森特亦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这次“协调一致的外汇（干预）行动，已遏止日圆的无序波动”。

他又说：“我们强烈支持日本果断采取市场及货币政策措施，以纠正日圆被大幅低估的情况。”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向记者表示：“他们的日圆正在走弱，希望得到一点帮助，而我们一向都会支持日本。”

特朗普发表上述言论后，美元兑日圆一度下跌0.2%，报157.07日圆，较上月触及的40年高位164大幅回落；不过，在日本财务省发表声明后，美元兑日圆又回升至157.70。

日本央行数据显示，东京当局上周四在纽约市场干预时，可能已出售近590亿美元，买入日圆，其后再于周五与华府展开已获证实的联合干预。

美国尚未公布其干预规模，但路透社拍摄到的一张照片显示，贝森特上周五出席内阁会议时，面前记事本写有一行待办事项：“买入50亿至100亿美元日圆”。

谢全恩（Osmond Chia）对本文亦有报道贡献。

我们使用了人工智慧协助翻译这篇文章，它的原文是英文。在发布之前，BBC记者检查了翻译的内容。

按此了解我们如何使用人工智慧。

政治一周已很长。足球政治也如是。

上星期二（7月28日）早上，詹尼·因凡蒂诺（Gianni Infantino，恩芬天奴）身为国际足协（FIFA）主席，处于牢不可破的地位，掌握足球界最有权势的职位。

如今，在试图将国际足协赛事的股份出售予私人投资公司之后——而此举显然未让任何其他人知情——恩凡蒂诺的地位看来已受到威胁。

欧洲足协（UEFA）作为恩凡蒂诺最强烈的批评者，于上星期四（30日）打出王牌，威胁抵制所有国际足协赛事，包括世界杯。

如今，欧洲足球的管理机构察觉到罢免恩凡蒂诺的机会，而这很可能是其有史以来最好的机会。

但不满的足协远不止他们。

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足协（CONCACAF）曾与恩凡蒂诺密切合作筹办2026年世界杯，现已因应其计划，呼吁对国际足协领导层进行“全面审查”。

更具破坏性的是，亚洲足联（AFC）中原本忠于他的国家也对他避而远之。

之后，他又被两位最亲密的盟友抛弃，先是高级顾问卡洛斯·科代罗（Carlos Cordeiro；柯德洛／科德罗），其后是营运总监凯文·拉穆尔（Kevin Lamour；拉摩尔）。

在恩凡蒂诺于星期六（8月1日）凌晨改变立场后，UEFA再度发出沉重一击，发表强硬声明，表示已对他失去信心。

战线已经划定。接下来可能发生甚么事？

恩凡蒂诺会如何被赶下台？

恩凡蒂诺最快的离任方式，是像他的前任塞普·布拉特（Sepp Blatter；白礼达）在2015年那样辞职。

但恩凡蒂诺仍然保有支持者，他可能尝试坚持到明年3月，届时他将竞逐第四个、亦是最后一个主席任期的连任。

还有哪些可能途径？

国际足协理事会（FIFA Council）可透过紧急会议向恩凡蒂诺施压。

只要37名国际足协理事会成员中有19人提出要求，便可召开这类会议。

UEFA拥有九名成员，AFC七名，CONCACAF五名，非洲六名，南美洲足球协会（CONMEBOL）五名，大洋洲三名。此外还包括恩凡蒂诺及秘书长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Mattias Grafstrom；葛拉夫斯卓姆）。

BBC体育（BBC Sport）获悉，外界对能否取得19票仍有一些疑问。

若成功达到19票，会议必须在两星期内举行，而国际足协理事会可要求恩凡蒂诺提交辞呈。但他也可以直接拒绝。

然而，这将进一步增加压力。

下一步将是召开由211个国际足协会员协会组成的特别大会。若五分之一——即43个会员协会——“以书面提出有关要求”，便可召开有关会议。

因此，拥有55个成员国的UEFA可在任何时候启动特别大会。

从启动程序起计，至少需时两个月，但更有可能需要三个月，而且并不保证成功。

实际上，这将是一场变相选举，即使没有其他候选人参选，也需要取得106票才能通过不信任动议。

UEFA拥有55票，非洲54票，亚洲46票，CONCACAF 35票，大洋洲11票，CONMEBOL 10票。

非洲、CONMEBOL及大洋洲均未批评恩凡蒂诺的计划。

那么UEFA能否取得106票？

总共有136个国家正式反对这项投资计划，但投票否决一项提案，与投票罢免恩凡蒂诺并非同一回事。

在这136个国家之中，卡塔尔已公开表态支持他，而墨西哥则与CONCACAF的联合声明保持距离。

于是，问题便变成在3月选举前寻找合适候选人与他竞争。

恩凡蒂诺在2019年及2023年连任时均未遇到对手。若有人希望挑战其职位，宣布参选的截止日期为11月18日。

谁有可能取代恩凡蒂诺？

若UEFA及恩凡蒂诺最大的批评者必须透过选举途径解决问题，他们将需要找到一位能团结各方的领袖。

由于UEFA对恩凡蒂诺的反对立场十分强硬，欧洲候选人可能难以获得全球支持。毕竟，这可能被视为试图接管国际足协本身。

因此，必须有一位候选人能吸引CONCACAF、非洲及亚洲那些原本可能忠于恩凡蒂诺、但有机会被说服转投他人的国家的支持。

目前最有可能的人选似乎是CONCACAF主席维克托·蒙塔利亚尼（Victor Montagliani）。

与恩凡蒂诺一样，他在2016年当选时承诺推动管治改革。蒙塔利亚尼曾任加拿大足球协会主席，深度参与2026年世界杯的筹备与执行工作。他除英语外，亦能流利使用法语、意大利语及西班牙语。

另一个选项是AFC主席萨尔曼·本·易卜拉欣·阿勒哈利法（Sheikh Salman bin Ebrahim Al Khalifa）。

他最初于2013年当选，之后在无人竞争下成功连任第四个任期，任期至2027年。

萨尔曼批准了该联会对恩凡蒂诺领导下国际足协运作方式的严厉批评，并带领拥有46个成员的联会共同发声，其中许多人都明白，对其整体足球支出而言，恩凡蒂诺计划所提供的资金数字极为庞大。

另一位可能性较低的人选是巴黎圣日耳门（Paris St-Germain）主席纳塞尔·阿尔赫莱菲（Nasser Al-Khelaifi；艾卡利法）。这位卡塔尔人同时担任欧洲足球球会组织（European Football Clubs）主席。

阿尔赫莱菲曾协助欧洲足球在另一场几乎令这项运动分裂的重大危机后重新团结，那就是胎死腹中的欧洲超级联赛（European Super League）计划。

理论上，这位卡塔尔人将是恩凡蒂诺的强劲挑战者。但看来他并不希望出任这一职位。而卡塔尔对恩凡蒂诺的支持，也可能成为问题。

恩凡蒂诺被赶下台的可能性有多大？

在任何其他行业，恩凡蒂诺都不太可能继续留任。

但足球当然不是一门普通生意。

别忘记，布拉特是在2015年辞职前一星期才刚刚成功连任；当时在贪腐丑闻压力下，他已别无选择。

那么，恩凡蒂诺会否选择继续抗争？

在星期六的声明中，他表示自己的目的是“在未来数天及数星期内，让所有相关方重新聚首”。

对恩凡蒂诺而言，展现悔意或许能让整场风波烟消云散。

也许这正开始发挥作用。继卡塔尔之后，2030年世界杯共同主办国摩洛哥于星期六晚上表态支持他。其后，埃及则赞扬恩凡蒂诺取消其宏大计划。

恩凡蒂诺或许正认为，只要能够每天争取更多会员协会支持，不信任投票成功的机会便会降低。

毕竟，他的支持基础多年来一直十分稳固，因此不难理解他为何如此有信心。

由于任何不信任投票最快也要三个月后才会举行，他仍有机会修补至少部分损害。

这是一场通往106票的竞赛，而时间拖得越久，恩凡蒂诺就越有机会说服昔日盟友，相信这只是一时失误。

对UEFA而言，问题在于能否创造一种局面，令恩凡蒂诺除了辞职之外别无选择。

要做到这一点，来自世界各地足球联会的批评声音必须持续。

但若有一件事能进一步损害恩凡蒂诺的地位，那就是主要赞助商与国际足协保持距离。

在2015年的国际足协丑闻期间，索尼（Sony）、阿联酋航空（Emirates）、嘉实多（Castrol）、大陆轮胎（Continental Tyres）及强生（Johnson & Johnson）等公司，均终止了价值巨大的赞助协议。

目前尚未出现这种迹象，但这场风波仍有可能持续发展。

阿历克斯·韦斯特（Alex West）的妻子生第一胎时经历了难产，令他留下难以磨灭的阴影。到了第二胎时，他原本希望一切能顺利得多。

结果，妻子的分娩确实比第一次顺利，但对他来说却并非如此。

“我当时恐慌发作，整个人崩溃了。我一直没有消化那段经历，也没有能力这样做。”阿历克斯说。

妻子第一次分娩留下的创伤一直没处理，加上他之后患上了产后抑郁症，令他不再想按照夫妇原本的计划，生四个孩子。

他回忆两个儿子出生后的那几个月时说，那段日子“一片灰暗”，生活仿佛失去了色彩，而身边的人都告诉他，当父亲一定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体验。

“我没有感受到大家所说那种爱和连结，没有那种大家都说我应该会有的感觉。”阿历克斯说。

不想再次经历同样的事情，他和妻子决定只生两个孩子。由于这个决定主要是由他提出，他认为“不应把（避孕的）责任放在妻子身上”。

于是，和近年英格兰数以千计的男性一样，阿历克斯选择接受输精管结紮手术（vasectomy）。

这项手术会切断输精管，并将其夹闭或封闭。输精管是连接两侧睾丸与尿道、负责输送精子的管道。这项手术俗称“剪一刀”。

根据英格兰国民保健署（NHS England）统计，2024至2025年度，当地医院及诊所共进行26,385宗输精管结紮手术，较2023至2024年度增加16%。

其中，35至39岁男性接受手术的人数最多，2024至2025年度约有8,400宗。

此外，30岁以下男性接受结紮的人数亦较前一年略有增加，2024至2025年度英格兰约有950名30岁以下男性接受手术。

对怀孕的恐惧

身为按揭经纪的阿历克斯，在20多岁后期决定接受结紮，但NHS医生建议他等到30岁后再作决定，以防日后改变主意。

到了2024年5月手术当天，他和妻子由肯特郡家中乘火车前往伦敦的诊所。

现年33岁的阿历克斯说，整个手术过程很快，而且几乎没有痛楚，“我戴上耳机，大概听了三首歌，他们就告诉我已经完成了。”

“真的很夸张，快得不可思议。”

来自美国的萨姆·奈特（Sam Knight）则表示，他一直知道自己不想生孩子。

“我发现自己总是处于一些有可能会有孩子的人生情境，这开始令我有点害怕。”萨姆说。

当时的伴侣意外怀孕后选择堕胎，当时22岁的萨姆认为，是时候作出改变。

“我意识到自己让另一个人经历了这件事，我不希望这种情况再发生。”

他联络纽约一家泌尿科诊所，和阿历克斯一样，需要向医生解释自己为何希望接受输精管结紮。医生提醒他，这项手术应视为永久性的，因为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才能逆转。

结紮复通有严格条件

由于年纪很轻便要求结紮，萨姆早已准备好回答医生可能提出的问题：你不觉得自己太年轻，还未能确定不想要孩子吗？将来会不会改变主意？你知道复通手术费用高昂，而且未必成功吗？

“（医生）其实告诉我，他最近才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萨姆说。“如果我半年前来，他一定会直接拒绝我。”

他在首次联络诊所后约数个月便完成手术。

医生提出这些问题，是希望确保他做的决定是自己能够承担的。根据苏格兰国民保健署（NHS Scotland）的指引，30岁以下男性接受输精管结紮后，日后感后悔的机率较高。

前家庭医生、现任MSI Reproductive Choices医疗总监的莎拉·萨尔克尔德医生（Dr Sarah Salkeld）表示，输精管结紮“非常安全，而且效果十分理想”。

MSI Reproductive Choices是一个诊所网络，为自费及英格兰国民保健署的病人提供各种避孕服务。

但她提醒，男性必须“认真考虑”这项手术是否适合自己。

“如果有需要，我们会为每位人士提供咨询⋯⋯确保他们掌握所有需要知道的资讯，才作出决定。”

她表示，NHS并不会例行提供输精管复通手术，因为接受复通有严格的资格条件。

NHS网站指出，男性仍可选择其他避孕方法，包括安全套，以及生育周期避孕法，即在女性伴侣最容易受孕的日子避免性交或使用安全套。

萨姆告诉医生，虽然他喜欢小孩，也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但他希望专注于自己作为电子游戏音效设计师的工作。

“我把人生都投入在这份工作上，而对我来说，养育孩子也是需要全心投入的人生大事。”萨姆说，“我根本没足够的心理空间和时间去做这件事，甚至也没有这个意愿。”

现年25岁的萨姆表示，他羡慕那些想成为父母的人，因为这种经历“显然充满美好和爱”。但他补充说：“我在音乐、艺术，以及我所从事的事情中，同样找到这些感受。”

2024年的手术及术后护理共花了萨姆约1,200美元（8,105元人民币；3.89万元新台币）。当时他仍受家人的医疗保险保障。

根据美国《全国家庭成长调查》分析约4,000名男性于2022至2023年的回应，美国18至29岁男性中，曾接受输精管结紮的不足1%。

最有可能接受这项手术的是40多岁中后期男性，其中15%表示曾接受结紮。

为人父母的牺牲与不确定性

在手术一星期后，萨姆经历了一次剧烈疼痛。萨尔克尔德医生指出，这是输精管结紮已知但较少见的副作用，不过疼痛几小时后便消退。

萨姆认为，这不应成为其他男性却步的原因，“整体而言，这笔钱花得值得，痛也值得。”

另一名受访男子则表示，为人父母所需承受的牺牲与不确定性，尤其是不知道孩子将来会成为怎样的人，促使他在27岁时接受输精管结紮。

回到肯特郡，对阿历克斯和妻子而言，接受结紮是最合理、也最有效的避孕方式。

他们花了几个月仔细考虑这个决定，因为阿历克斯已很清楚自己不想再增加家庭成员。

“我非常疼爱我的孩子。”阿历克斯说，尤其现在他们长大了，可以一起踢足球。

“如果再多添几个队员，那对我来说并不是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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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成千上万的台湾人会骑单自行车环岛，把它当作一种成年礼。如今，越来越多的旅客也开始骑单车环岛，体验到多数外人罕见的台湾另一面。

最近，一位住在台北的单车骑士 Ethan，沿着台湾偏院的东海岸一条紧贴悬崖的孤独道路骑行。

穿过一片茂密的森林后，他终于抵达海岸山脉的顶端，眼前是如玻璃般平静、向地平线延伸的浩瀚海洋。

“有些人说，如果你这辈子没有至少完成一次环岛，就不算真正的台湾人。”这位骑士开玩笑说。

“环岛”字面意思就是“绕着岛走一圈”，是许多台湾居民钟爱的旅程。

每年有成千上万人，从台北出发，顺时针绕行这条约 1000 公里（621 英里）的路线。沿途会经过北海岸壮丽的岩层与朴实的渔村、深入人烟稀少的东海岸、骑过岛屿南端的白沙滩，再奔往高度都市化的西海岸。

虽然环岛也可以开车或骑机车（电单车）完成。但，许多台湾人会在求学期间或进入大学前，选择骑单车完成这段旅程，作为一种“成年仪式”。

Ethan 向记者说，他业已完成四五次单车环岛。“每次我都会走不同的路线，绕大圈或小圈，”他解释道。

“台湾太美了，总是有新的风景可以看。”

“国家级”环岛路线的诞生

长途骑自行车在台湾已流行超过 50 年，台湾也被誉为全球最棒的骑行目的地之一。

但“骑单车环岛”这个概念真正进入台湾人的想像，该是在 2006 年电影《练习曲》（Island Etude）上映之后。

那部电影描述一名大学生花七天时间骑单车环岛的故事。

在电影中，这名学生造访了与台湾过去日本殖民时期相关的历史遗址、听古老的原住民民谣，并在乡下遇到了乐意提供床位或餐食的陌生人。从那之后，真实生活中的学生也开始追随他的脚步，希望同样能发现家乡岛屿的另一面。

随着越来越多台湾人骑单车环岛，台湾政府在 2015 年将这条环形路线正式命名为“台湾自行车路线第 1 号”，建立了某种“国家级”的单车道与道路网络。

用两个轮子环岛台湾

虽然大多数骑单车的人会从台北出发并在台北结束旅程，但在台湾环岛的美妙之处在于，你可以从任何地方开始——或者像我一样，只骑其中一部分。

前两次来台湾时，我大多待在人口稠密的北部与西部。这一次，我决计沿着岛上人烟稀少的东海岸，从台北骑到台东，骑行500公里，去瞧瞧多数旅人鲜少体验到的台湾另一面。

离开首都台北后，我沿着高架桥下的专用单车道前往港口城市基隆，在著名的夜市停下来吃汤包和滷鳗。

但是，真正的骑车乐趣，是在往东约30公里的海滨小镇福隆才开始。那里有一条历史悠久、长2.1公里的旧草岭隧道，已被改建成自行车道。

我在闪烁的灯光下穿过这段石砌通道，接着就来到台湾东海岸的北端——感觉像是进入了另个世界。

虽然，台湾岛屿的北部与西部被现代、向外扩张的城市所主导，但东部则根植于岛上的原住民文化。由于台湾中部有难以穿越的山脉，东部平坦土地也不多，20世纪多数汉人移民与开垦者都留在西部平原，这反而帮助东部偏远地区保留了原住民文化。

这种文化与地理上的分野，至今依然清晰可见。

台湾高铁无法穿越中央山脉，因此只能往返西部城市。在东部，你会感受到开阔的空间。群山更壮阔，棕榈树更高。因为它面对的是浩瀚的太平洋，而非狭窄的台湾海峡。

东部的海水更深、颜色更深蓝。雕刻的木制图腾柱、几何图案的马赛克，以及原住民饮食传统，都证明了在汉人与日本人到来之前，台湾早已是阿美族、太鲁阁族与卑南族等原住民的家园。

乡下的人情味

在这趟 11 天的旅程中，我大多住在家庭经营的民宿：山顶上的树屋、大理石峡谷口的小屋，以及空旷海岸边的民宿。

管理都兰“哇嘎哩共”（台语音译“我跟你说”）民宿的阿美族居民 Siloko Akila 告诉我，虽然环岛近年来很热门，但很少旅客会真正花时间深入体验东部的原住民文化。

“我们还需要吸引更多人来，”她补充道。

但当我问她都兰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时，她说：“这里的人很友善、温暖又乐于助人。这里就是有人情味。”

在民宿里，吧台后面正播放着一部纪录片，呈现阿美族人与自然的紧密关系。超过95%的台湾人有汉人血统，但现在有越来越多人想了解岛上的原住民族。

一位年轻的台湾客人告诉我，他在高中时选择学习一种原住民语言。到了晚上，Akila 和她的朋友开始用吉他伴奏，唱起动人的阿美族民谣。

这种像家人一样的好客之情，遍布全岛。

譬如，当我在北海岸爆胎时，一位台湾单车骑士停下来帮我补胎。当我在黄昏时抵达花莲瑞穗村，一家已经客满的民宿老板打电话给其他每一家旅店，直到帮我找到落脚处。到达后，住在那里的民宿一家人坚持请我吃炒面和猪肉汤。

一种“成年仪式”

虽然我只骑到台东完成了半圈环岛。但，许多人会继续骑上返回台北的路程，先经过南端垦丁——台湾最古老的国家公园。在那里，曾濒临灭绝的野生梅花鹿在常绿森林中自由漫步，白色沙滩环绕着岛上唯一的热带国家公园。

现年 30 岁的张雅凡（Yafan Chang 音译），在 2012年16岁时，随学校旅行完成了第一次环岛。

就像我遇到的许多骑士一样，她告诉我，整段路线中她最喜欢的部分是垦丁国家公园北边的一段山路。

“大概有12公里的上坡，之后就可以一路滑下去，”她回忆道。

“你在一片草原上，却能同时看到日落时闪闪发光的大海。”

骑了12天、只剩不到100公里时，张雅凡在台北外围遇到了台风，无法完成完整的环岛。几年后，她和弟弟、叔叔再次出发，因为他们觉得一定要看完整个岛屿。

“那种感觉非常有成就感，”她说。

此外，当她疲倦时，全岛各地的人都会鼓励她继续前进。

我自己也体验过这种感觉——路人常常从车窗探出头来比赞，或大喊“加油！”。

除了没有完成完整的环岛，我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安排更多休息日，好更深入体验台湾少有人探索的村落。

有一天，当我沿着东海岸骑行时，遇到了来自台湾的郭小姐（Doris Kwok）和陈小姐（Jessie Chan）两位朋友。她们告诉我两人其实是用步行完成整圈环岛的。当我问她们，为何选择走路，而不是骑自行车或开车 ？

郭小姐向我说了迄今仍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台湾实在太美了，一定要慢慢走一遍。”

台湾“环岛”网站提供实用建议，给想骑单车或开车走这条路线的人。最佳骑乘季节是3到4月或10到11月，可避开极端气温与夏季季风。

全球最大的自行车品牌之一捷安特（Giant）总部就在台湾；旅客可以在各地的捷安特门市租借单车，并在其他据点还车。7-Eleven 与全家便利商店到处都是，提供急需的补充水分、零食，以及洗手间与 Wi-Fi。

往南骑的过程中，这些历史与认同的层次逐渐展现出来。

如今，大多数台湾人信奉佛教、道教或民间信仰。然而17 世纪由欧洲传教士引入、目前仅约 5%台湾人是基督徒，信仰仍在这些偏远村落中存续。

从旧草岭隧道往南约100公里处，我在和平村看到了第一座教堂。白色的十字架映衬着高耸的山脉，主要服务当地的太鲁阁族居民。附近，也可以看到十字架竖立在传统马蹄形的汉人墓地墓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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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差几乎是长途飞行无可避免的副作用，而且会对人体造成多方面影响。

或许，我们本来就不应该感到意外：当我们以祖父母那一代人难以想像的速度，在短时间内飞越半个地球，身体自然会吃不消。

时差最明显的症状就是疲倦。凡是曾搭乘长途飞机，隔天还要硬撑着上班的人，大概都深有体会。然而，到了半夜，你的生理时钟却以为现在是白天活动时间，明明累得不得了，却偏偏精神奕奕，难以入睡。

时差不只令人疲惫，它对身体影响深远——细胞和器官受压，干扰细胞修复，改变肝脏和肾脏的运作。你可能会头痛、肌肉痠痛；消化系统受到干扰，恶心、腹泻或便秘。大脑同样受影响，出现“脑雾”，难以集中精神，容易忘记事情。这一切还可能伴随烦躁，甚至提不起劲、对事物漠不关心。

那么，我们可以怎样减轻这种长途飞行生活方式带来的种种不适？

真正元凶并非睡眠不足，而是生理时钟遭扰乱。生理时钟大约以24小时为一周期运作，提醒我们适当时间进食、睡眠和活动。

不过，生理时钟每天都需要稍作校正，因为它本身周期其实略长于24小时。为了与外界时间保持同步，眼睛内负责感光的视网膜神经节细胞会侦测天色开始变暗，随后向大脑发出一连串讯号，促使位于脑部后方的松果体分泌褪黑激素——促进睡眠的荷尔蒙。

整套系统由大脑一个名为“视交叉上核”（SCN）的区域负责运作。牛津大学昼夜节律神经科学（Circadian Neuroscience）教授、《Life Time》一书作者罗素·福斯特（Prof Russell Foster）形容，SCN就像交响乐团的指挥，让我们的生活按照日夜循环，有条不紊地运行。

至少，在搭乘长途航班之前，它一直都是如此。一旦跨越多个时区飞行，就好像乐团突然失去了指挥，整个系统开始失调。

不适的症状

有些人受到时差影响比其他人更严重，原因包括遗传因素及平日服用的药物等。一般来说，跨越的时区愈多、白昼愈短，或是向东飞行，时差症状往往愈严重。

对大多数人来说，时差虽然令人难受，但通常只是短暂而偶发。然而，有一群人却无法避免反复经历时差，那就是航空公司机组人员。他们每个人的排班不同，不同的排班对身体恢复能力可以有很大影响。

一项研究比较了两组女性空中服务员：其中一组航班之间休息时间较短，跨越的时区较多，飞行频率也较高；另一组的排班则较宽松，飞行次数和跨时区情况都较少。研究发现，工作安排较紧密的一组，其唾液中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水平较高。

短期而言并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每天早上醒来，以及面对压力时，都需要皮质醇帮助身体应付。不过，当长期暴露于高浓度皮质醇之下，便可能抑制免疫系统，并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时差对大脑的影响亦不止于荷尔蒙。

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UC Berkley）曾进行一项相当“折磨人”的实验：研究人员让仓鼠连续四星期按照一种睡眠时间表生活，其效果相当于每星期往返纽约和巴黎两次。

当仓鼠处于“时差”状态时，连平常轻而易举就能完成的任务，也变得困难重重。

真正令研究人员意外的是，这种影响持续了很长时间。即使一个月后，这些仓鼠仍未恢复最佳状态。

神经科学分析发现，仓鼠在出现时差期间，海马体产生的新神经细胞数量明显减少。海马体是大脑中与记忆密切相关的重要区域。

这项结果亦与另一项针对空服员的研究互相呼应。

该研究同样发现，大脑结构会出现变化。脑部扫描显示，工作排班较繁重的一组，其右侧颞叶平均比另一组更小。

因此，工作较繁忙的空中服务员在记忆测试中表现较差，也就不足为奇。

对于经常受时差困扰的人来说，坏消息还不止于此。

实验室研究显示，人为制造时差的小鼠，其肿瘤生长速度更快。福斯特推测，当人体的昼夜节律系统受到干扰时，身体可能失去在肿瘤早期将其清除的能力。

不过，也有令人较为安心的发现：当研究人员让小鼠恢复正常的昼夜节律后，肿瘤发展速度亦随之减慢。

另一项实验发现，长期时差会令小鼠出现一连串疾病变化：首先患上非酒精性脂肪肝（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之后演变成肝炎（hepatitis），再出现肝脏纤维化，最终发展为一种肝癌。

当然，这些研究都是在小鼠身上进行，而非人体，相关结果未必完全适用于人类。不过，经常跨越多个时区飞行的航空公司员工，确实患上多种癌症的比例较高。

一项于1990年代广为人知的研究发现，加拿大机师罹患前列腺癌的比率高于一般人。

较近期一项整合多项研究的统合分析指出，女性空服员罹患乳癌及黑色素瘤的比率，也高于一般人。另一项研究发现，女性空服员罹患任何类型癌症的机率高于一般女性，但男性空服员则没有出现同样情况。

然而，这些都属于观察性研究，因此无法确定癌症风险增加是否由长期时差直接造成。

要厘清真正原因并不容易，因为还有其他可能因素，例如飞行期间长时间暴露于宇宙辐射。

如果时差确实是其中一个原因，那么前述有关空服员脑部的研究，或许提供了一些线索：不同排班制度会带来不同影响，意味着谨慎的排班安排，以及足够的休息时间，或许能降低航空公司员工面对的部分健康风险。

缓解不适

至于一般人偶尔搭乘长途航班，目前并没有证据显示会增加上述风险。不过，如果你即将跨越多个时区，仍然可以采取一些方法，减轻时差带来的不适。

你可以在出发前就开始调整生理时钟。

如果是向东飞行，可以在出发前几天，每天比平常提早一至两小时睡觉；如果是向西飞行，则相反，每天比平常延后一至两小时入睡。

有些人会服用褪黑激素（melatonin）。理论上，它能透过向身体发出“快要入夜”的讯号，帮助重新调整生理时钟。

在2002年，《考科蓝文献回顾》（Cochrane Review）综合当时最可靠的研究证据后认为，褪黑激素有助减轻时差反应；但同时指出，仍需更有系统研究其药理及毒理学作用。

至于是否建议使用褪黑激素，则因各地医疗机构而异。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在官方旅游医学指引《Yellow Book》中，提供了使用褪黑激素应对时差的建议。

但英国国民保健署（NHS）则认为，目前仍缺乏足够证据证明其效果，因此并不建议使用。

褪黑激素本身亦存在一定风险。短期服用可能引起头晕及恶心；若长期每日服用，则与较高的心脏衰竭风险，以及因心脏衰竭住院和整体死亡风险增加有关。

任何人在开始服用新的药物前，都应先咨询医生意见。

即使只是短期利用褪黑激素应付时差，如果服用时间不当，也可能适得其反。

它可能令生理时钟更加混乱，反而使时差更严重。

一些网上的时差计算工具或许有所帮助。但即使如此，有些人仍然不喜欢褪黑激素带来的嗜睡感，也有人因患有癫痫等疾病，或因与其他药物产生交互作用，而不适合服用。

另一种较安全的方法，是在抵达目的地后控制自己接触光线的时间，以延后或提前调整生理时钟。这种方法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配合其他策略。

但要留意，并非单纯“多到户外晒太阳”就可以。关键在于要在正确的时间接触光线。某些特定时段，你甚至可能需要戴上太阳眼镜，避免光线进入眼睛。

例如，假设你早上出发，向西飞行，跨越五个时区，那么抵达目的地后就应该到户外活动。光线会告诉大脑现在仍是白天，抑制褪黑激素及其他促进睡眠讯号的分泌。

即使躺在酒店床上十分诱人，你仍应保持清醒，一直撑到当地的就寝时间。

另一个方法，是在接受光照的同时配合运动。一些小型研究发现，运动有助调整生理时钟。

对于专业运动员的建议是，即使仍有时差反应，也应继续训练，但强度应维持在低至中等水平。

最重要的目标，是尽快让生理时钟与目的地的时间同步。有些人深信，一登上飞机便立即把手表调到目的地时间，会有所帮助。

另外，也有研究显示，在飞行途中按照目的地的时间进食，同样有助身体适应新时区。

这一点在飞机上并不容易做到，因为除非你坐头等舱，否则通常无法自由决定何时进食及吃什么。

不过，即使无法在飞机上做到，只要从抵达后开始按照当地用餐时间进食，仍然有助调整肝脏及胰脏等器官的周边生理时钟，从而帮助身体重新调节新陈代谢。

如果以上方法听起来都太麻烦，还有最后一项研究值得记住。

英国萨里大学（University of Surrey）一项尚未经同侪审查或正式发表的研究，访问了一群并不经常搭乘长途航班的旅客，询问他们对时差有多担心。

结果发现，越担心自己会出现时差的人，实际出现的症状也越严重。这意味着，当一个人因负面预期而令结果变得更糟时，“反安慰剂效应”可能正在发挥作用。

因此，不妨采取各种有助减轻时差的策略，但同时也别过分担心。

随着时间过去，身体本来就会自然适应新的时区。

一般而言，向东飞行后，生理时钟每天大约可调整一小时；向西飞行则每天约可调整一个半小时。大约一星期后，通常便会恢复正常。

到时留下的，将只是旅程的回忆，而不是时差带来的不适。

*免责声明： 本文内容仅供一般资讯参考，不应视为取代你的医生或其他医护专业人员提供的医疗建议。BBC不会就任何读者根据本文内容自行作出的诊断承担责任，也不会对文中所连结的外部网站内容负责，或认可当中提及或推荐的任何商业产品或服务。如你对自身健康有任何疑虑，请务必咨询家庭医生或其他合资格医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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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名于周四游泳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Ceuta）的移民，大多数现已返回摩洛哥，由西班牙士兵与警察护送至边境。

但这波异常涌入至少造成67人死亡，他们的遗体从海中被打捞上来，身旁漂浮着被丢弃的泳圈与蛙鞋。

本周事件也在政治上震撼欧洲，再次暴露出各方在敏感移民议题上的分歧。

同时，这也留下未解疑问：究竟是什么引发这波突然涌入？是社群媒体上承诺“轻松进入欧洲”的贴文突然爆红，还是有更有组织、甚至刻意安排的行动？

政治

无论原因为何，西班牙社会党首相对各方反应感到愤怒。

佩德罗·桑切斯（Pedro Sánchez）斥责欧盟部分国家在这场危机中“攻击”西班牙，只顾打政治算盘，而非提供支持。

他主要指的是义大利。

义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Giorgia Meloni）所属的极右政党“义大利兄弟党”（Fratelli d'Italia）迅速发布移民在休达街头奔跑的画面。

贴文配文嘲讽道：“这就是义大利左派如此推崇的桑切斯模式。”

梅洛尼随后宣布，她将暂停义大利与西班牙之间允许人员自由流动的《申根协定》，理由是安全威胁。

马德里对此极为愤怒。

在西班牙看来，危机已经受到控制，而休达本身并不属于申根区，因此摩洛哥移民本来就不可能不受检查地前往欧洲大陆。

梅洛尼心知肚明。

但她明年将面临选举，所属执政联盟正面临一个新兴、激烈反移民政党的挑战而流失支持。

这是一次展现强硬立场、挽回选票的机会，而她立刻抓住了。

西班牙是“软柿子”吗？

不过，义大利并非唯一认为西班牙对移民态度过于宽松的国家。

梅洛尼呼吁紧急召开内政部长会议（订于周二举行）的提议，获得近二十位欧盟国家元首连署，要求消除所有可能成为“拉力因素”（pull factors）政策。

他们最主要针对的，是西班牙具争议性的政策：允许数十万名无证移民申请居留与工作许可，并“合规化”（regularise）其身分。

西班牙政府的考量很务实：国家人口老化，需要劳动力。

但，本周涌向休达海滩的人群，并非要去申请一项早已结束的计画。

桑切斯本人则指向西班牙最高法院近期的一项裁决：判决指出，从海上进入的人不能被立即遣返。

这位左翼首相认为，法院裁决被蛇头曲解并用来承诺一条轻易进入欧洲的途径。

不过，涌向休达的人群并不需要付钱给蛇头。因为，大多数人是摩洛哥人，而这条路线广为人知。

此外，讯息其实是透过网路传播的。

这些移民曾向BBC展示社群媒体贴文，内容是有人高喊“西班牙开放了”，并跳入海中。

我们查核过的多个帐号显示，年轻人穿着潜水衣与蛙鞋，或是自己拍摄游泳中的画面，混杂着休达境内的照片。

有些帐号只活跃了几周，却有数万个赞。

他们的所有承诺都是假的。

那些兴奋抵达休达海岸、亲吻土地的人，最终一无所获。没有食物、没有住所，也无法进入欧洲大陆，大多数人很快就掉头返回。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么，移民是否像几年前在白俄罗斯那样，被“武器化”了呢？

如果是，是谁做的？

目前我们只看到那些正在享受结果的人。

西班牙《国家报》（El País）记者安德烈亚·里齐（Andrea Rizzi）写道，全球右翼正在“因喜悦而过度兴奋”。

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 川普）因西班牙反对他对伊朗的战争而感到愤怒，他谈到一场“灾难”和一次“入侵”。

与梅洛尼一样，他也面临即将到来的选举。

莫斯科也在幸灾乐祸：它乐见欧洲陷入混乱与分裂，任何能削弱乌克兰盟友的事都对它有利。

至于摩洛哥，它把责任推给“犯罪组织”。但，该国边境守卫一定看到了人群逐渐聚集。

上次发生类似事件时（规模较小），西班牙与摩洛哥正因前殖民地西撒哈拉问题而关系紧张。

目前双方也出现新的紧张气氛。

桑切斯明确表示不会把责任归咎于摩洛哥，并称拉巴特是“良好的盟友”。

但是，他的批评者认为这是姑息，并表示他应该“展现强硬”。

后果

目前，西班牙正忙于保护休达，防止进一步事件发生。

它正在把边境围栏延伸至海中，在防波堤上安装一长排橙色浮标，再由船只巡逻，以吓阻未来的游泳者。

下周，欧盟内政部长将讨论强化外部边界，民粹右翼因此更为振奋。

从西班牙前往义大利的旅客，将在未来几周面临警察随机检查证件。

因此，实际变化并不大。

除了那数十名年轻生命——他们受社交媒体画面吸引而往进入大海，如今却被装在棺材里送回摩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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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他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前提是能与伊朗“迅速”达成协议。

这位美国总统在 Truth Social 发文表示，他已决定“取消这次攻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一项协议”。他称，该协议将包括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特朗普表示，这项决定是在与以色列协调下作出的。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可能正计划于周末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猛烈打击。

德黑兰早前指责美国加剧紧张局势，并表示任何与华盛顿合作的区域国家都将“被战火吞噬”。

特朗普在帖文中表示，美国已“严阵以待，准备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采取行动，其军事威慑、实力与力量的程度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未见”。

但他表示，在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要求”下，他已取消这些打击行动。这些国家要求他暂缓任何攻击，以便有时间达成协议。

他似乎暗示协议谈判已有进展，称“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一致”。

他写道，“这将包括立即、全面和完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伊朗尚未回应特朗普的宣布。

美国政府此前敦促身处中东各地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并做好准备在区内局势“升级”时离开。

这份周六发布的安全警报表示：“目前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保持谨慎并提高警觉，并应为航班取消、空域间歇性关闭，以及潜在的出行中断作好准备。”

多个消息来源早前向 BBC 在美国的合作伙伴 CBS News 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原本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严厉的轰炸行动之一。

消息人士向 CBS News 表示，该计划是在特朗普周五的内阁会议期间提出的。

消息人士称，在该次会议上，当记者仍在场时，特朗普被听到表示：“我们将非常猛烈地打击他们（伊朗人）。到了某个时候，他们会说：‘我们真的再也承受不了了。’”

Axios 报道称，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于周六与特朗普通电话，并对潜在的打击行动“表达关切”。路透社亦报道了这次通话。

自从旨在暂停战事的停火协议于6月破裂后，华盛顿与德黑兰一直相互进行打击与反击行动。

本周稍早，美国表示已完成对伊朗的一波“大规模”打击，以报复针对区内美军的一次弹道导弹袭击未遂。

美国已封锁伊朗港口并轰炸伊朗境内目标；而伊朗则向中东多国境内的美国资产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并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发动攻击。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石油运输的重要水道。

美国和以色列于2月28日开始对伊朗发动打击，而战争爆发导致油价大幅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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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五（7月31日），网上广泛流传一张社交媒体帖文的截图，声称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食物中毒身亡。

截图中的帖文作者为前记者秦枫，她在同日已表明被“冒名”发布消息，并称流传的截图属伪造。

截至目前，中国官方媒体未有发布任何相关消息。

这则假消息其后迅速在中文社交媒体传播，多家媒体亦作出报道或查证。

假消息如何传出来？

星期五北京凌晨时分，海外社交媒体上流传着一张“微博帖文”截屏，从表面看来是拥有1462万追踪者的中国知名媒体人秦枫于04:11（格林尼治标准时间星期四20:11）所发表。

帖文写道：“前领导人，包括夫人LYQ，HHF晚餐时，食物中毒，尽力抢救，4点的时候走了⋯⋯”

帖文并未点名提及胡锦涛，但缩写“LYQ”疑似影射胡锦涛夫人刘永清，“HHF”则疑似影射其儿子，中国民政部副部长胡海峰。

从截屏上看，虽然头像与秦枫微博帐户相符，但帖文格式并不符合微博网页版、苹果iOS版与安卓（Android）版应用的现行排版，且日期也只写着“7-31”，并无年份。秦枫名字旁边的“博主”表示格式也存在明显差异。

BBC中文记者查看秦枫微博帐户，并无显示该帖文。

然而，台湾多家传媒报道了这则消息，但亦表明仅是网上传言。其后，镜新闻与今日新闻报导了秦枫辟谣的消息。

直至晚上，在经认证的秦枫微博帐户中，有网民追问胡锦涛帖文的问题，秦枫留言称：“一眼假的P图，相信的都是电诈基本盘，怪不得电诈园如此规模⋯⋯数量之多⋯⋯”

尽管秦枫已否认发文，该截图仍引起大量讨论。谷歌旗下Google Trends显示，“胡锦涛”相关搜寻热度迅速上升。

中共中央干部传统会在每年7月至8月间，从首都北京移师河北秦皇岛北戴河“避暑”办公，并召开会议，长期有说法称参与者包括退休干部。如今该惯例已演变成“北戴河休假”，而这次有关胡锦涛的传闻正是在此时机出现。

每逢北戴河期间，由于高层活动公开资讯有限，外界往往容易出现各种揣测和传言。

官方公开资讯有哪些？

在官媒《人民日报》上，83岁的胡锦涛最近一次被提及，是在今年3月11日容是在已故中国国务委员宋平宋平病重期间和逝世后，胡锦涛“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宋平同志逝世表示沈痛哀悼⋯⋯”

在此之前，2月14日，《人民日报》报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其他党政领导人，趁春节前夕“看望老同志”。当中也提到了胡锦涛。

另一方面，据中国民政部机关报《中国社会报》报导，53岁的胡海峰最近一次公开活动，是在6月30日于浙江杭州一场民政部法治宣传活动上致词。

胡锦涛最近一次广为人知的露面，要数2022年10月22日中共“二十大”闭幕会议。当时胡锦涛在会议中途被搀扶离席，对习近平讲话的场面，引起广泛关注。

至于秦枫，她曾任凤凰卫视记者及中文台台长，目前微博有1462万追踪者。

本文按事态发展经数次修改并列入最新的事实核查资讯，最新版本包含秦枫表明涉事帖文截图属冒名伪造。

在现代战争中，环绕地球运行的人造卫星几乎未曾受到波及；但到了21世纪，太空或许已不再是安全的避风港。

2022年2月24日凌晨约3时，乌克兰及中欧数以千计的卫星数据机突然断线。数小时后，俄罗斯正式入侵乌克兰。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航空航天安全项目主任卡丽·宾根（Kari Bingen）说：“俄乌战争打响的第一击，不是坦克驶进乌克兰，而是针对一套商业卫星系统发动网络攻击，后来被认定是俄罗斯政府所为。”

“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们想削弱乌克兰军方和政府的通讯能力。”

现代战争的第一枪，可能不再是步枪或导弹，而是一行针对地球轨道卫星的恶意程式码。

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在陆地、空中、海底互相对峙，同时亦在鲜为人知的太空展开角力。如今，太空轨道上的紧张局势再次升温，而且已公开展现在世人眼前。

这次的赌注十分庞大，因为全球价值6,260亿美元（约4,790亿英镑）的太空经济，都可能受到威胁。

今年2月初，有消息披露，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两枚俄罗斯卫星很可能已截取至少12枚欧洲卫星的通讯。这些拦截行动可能令俄罗斯情报部门读取卫星传送的敏感资料，甚至理论上有机会夺取卫星控制权。

过去数年间，地面望远镜和轨道摄影机多次发现两枚俄罗斯人造卫星“Luch-1”和“Luch-2”在轨道上作出多次可疑机动。

其中，它们曾多次逼近欧洲一些最重要、虽然已服役多年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包括“Intelsat 39”。

这类卫星运行于距离地球极高的轨道，因此看起来仿佛一直悬停在地球表面同一位置上空。这样的轨道位置使它们成为通讯、导航及军事用途的理想平台，同时也令它们成为潜在敌对势力极具价值的攻击目标。

西方国家如今正制订应对方案，以防日后与俄罗斯等强权发生冲突时遭受类似攻击。

法国卫星追踪公司Aldoria高级轨道分析师诺伯特·普赞（Norbert Pouzin）表示：“当一枚卫星非常接近另一枚卫星时，就像一场心理战：究竟谁先动手？另一方又会如何回应？”

这种互相试探的行动，被形容为太空版的“缠斗”（dogfight），只是战场已由天空移到太空。

这些行动似乎是俄罗斯混合战策略向太空延伸的一部分。混合战包括利用非军事手段，例如干扰通讯系统，以削弱对手。

俄罗斯认为卫星是美国及其盟友的“阿基里斯之踵”，因为西方已高度依赖卫星运作。一旦成功干扰卫星，无论民用还是军事基础设施，都可能受到重大打击。

英国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RUSI）太空战专家朱莉安娜．苏斯（Juliana Suess）说：“无论是在太空还是在地面，俄罗斯一直都有这种行为。”

“我们不断看到他们测试界线，例如无人机闯入波兰领空，或俄罗斯卫星逼近其他通讯卫星，不论那些卫星属于西方政府还是商业公司。这种情况我们已经看了超过十年。”

自冷战以来，各国一直发展“反太空武器”，目的在于摧毁、干扰或削弱卫星及其他太空基础设施，以取得军事优势。

这些武器形式繁多，包括像上述攻击般的网络武器，也包括干扰及伪装卫星讯号，更有听起来充满科幻色彩的雷射武器及电磁脉冲（EMP）。

这些武器可由地面、空中，甚至由另一枚靠近目标的卫星发射，用来瘫痪或摧毁卫星。

此外，还有动能武器，例如由地面或空中发射的导弹，又或由另一艘太空飞行器射出的飞镖状弹体，同样足以摧毁卫星。

宾根表示：“针对卫星的网络攻击已经司空见惯；电子战，包括干扰和伪装讯号，在乌克兰战场极为普遍；中国亦在区内部署了大量干扰设备，配合部队使用。”

“伊朗也部署了干扰器。坦白说，现在甚至可以在eBay买到低功率GPS干扰器。”

一些国家更曾测试真正的太空武器，例如利用导弹击毁轨道上的卫星。

宾根指出，美苏早于冷战时期已开始发展这类技术，而中国2007年的反卫星导弹试验则改变了整个局势。当时，中国击毁一枚已退役的气象卫星，产生数千块太空碎片，预计其中不少将在轨道停留长达70年。

2008年，美国公开执行名为“焦霜行动”（Operation Burnt Frost）的任务。

宾根表示：“美国利用军舰发射的导弹防御拦截器，击落一枚发生故障的美国卫星。”她说，这项行动是出于安全考量。

其他国家也加入了太空武器竞赛。印度展示了利用导弹防御拦截器摧毁卫星的能力，与美国及中国相若。

宾根补充：“俄罗斯最近一次是在2021年11月，也就是入侵乌克兰前三个月。那是在向我们发出讯号？还是纯粹军方测试？”

普赞指出，美国官员曾推测，俄罗斯测试过某种“共轨武器”，即由卫星发射的某种子弹，而非发射另一枚卫星。不过，俄方否认有关指控。

动能武器造成的大量太空碎片，可在轨道停留多年，令人忧虑出现“凯斯勒效应”，即太空碎片互相碰撞，不断产生更多碎片。

苏斯认为，这种科技的测试背后可能有更黑暗的目的。

“他们（俄罗斯及中国）知道，我们正监视这些太空资产，也知道我们看得到它们逼近其他卫星。”

“所以，他们是在展示能力，令我们知道，没有任何领域是真正安全的，太空也不例外。”

宾根则说：“最大的问题永远是：他们究竟想做什么？是在向我们示威？测试技术、作战程序和战术？还是在收集情报，为真正动手那一天做准备？我们不知道。因此，我们只能按最坏情况作准备。”

至少，在俄乌战争爆发前，专家一直都在问这些问题。

太空核武

2022年，即入侵乌克兰前数周，俄罗斯发射“Cosmos 2553”卫星。

两年后，美国表示，这枚卫星可能属于俄罗斯研发太空核武计划的一部分。外界相信，这种武器可用来摧毁整个卫星网络，例如一直支援乌克兰抗俄的SpaceX“星链”（Starlink）系统。

俄罗斯否认有关指控。

事实上，把核武部署到太空并非天方夜谭。

1962年，美国曾在太空引爆核弹，测试是否会产生电磁脉冲。电磁脉冲可令电子设备失效、干扰无线电通讯，甚至形成人工辐射带，瘫痪卫星。

这项名为“Starfish Prime”的试验，确实产生远超预期的电磁脉冲，导致数枚卫星在其后数日及数月内失效。

其后，美苏都曾进行规模较小的相关试验。1964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正式禁止在太空进行核试验。

苏斯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资讯，现时轨道上并没有携带核武的卫星。”

“但要制造一枚，我相信任何拥有核能力的国家都做得到。”

那么，俄罗斯真的会部署吗？

即使真的建成，苏斯认为俄方真正使用的可能性仍然很低。

她指出，俄罗斯盟友中国如今对太空技术的依赖程度亦愈来愈高，几乎追上美国，“对俄罗斯而言，只有在最后关头才有可能动用。”

这类爆炸产生的碎片，甚至可能引发“凯斯勒效应”。苏斯解释，爆炸造成的辐射，或会意外令人类在数月甚至数年内无法进入太空。

未来的反太空武器又会如何发展？

普赞说：“我们知道，中国的太空计划正快速推进，新技术及新硬件的研发和测试速度都很快。”

他指出，从西方政府近年资助的研究可见，大量资金正投放于研发小型“守护者卫星”。

这类卫星可保护极具价值而又脆弱的重要卫星，亦可派往检查其他卫星。

日本、法国、印度及德国均已表示，计划建造或已开始建造这类“保镳卫星”。

宾根则指出：“任何拥有导弹、掌握基本轨道定位资讯，又知道卫星沿固定轨迹运行的国家，例如伊朗或朝鲜，都有能力发射导弹拦截卫星。”

不过，即使击落一枚甚至数枚像星链这样的大型卫星星座中的卫星，也未必足以瘫痪整个网络。

这并不代表核武器是唯一可行的选项。

另一个构想，是利用935个由无人机、气球或飞机搭载、同步运作的小型干扰器。中国一项研究指出，这些干扰器可组成一道电磁屏障，覆盖约相当于台湾面积的范围，足以阻断星链的讯号。

苏斯说：“太空强权因误判而引发危机的风险，只会愈来愈高。如果有卫星突然解体，而附近刚好有一枚可疑卫星，人们势必会问：这究竟是一次蓄意、恶意的干预，还是一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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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公司（Apple）周四（7月30日）警告，旗下最受欢迎产品正面对日益严重的供应限制，预计将受到“重大”影响，令华尔街市场感到忧虑。

尽管公司公布，截至最新一季收入按年增长16%，达1,090亿美元（7,354亿元人民币；3.53兆元新台币），部分受惠于iPhone销售表现超出预期；盈利亦按年增加26%，达290亿美元，但消息公布后，公司股价在收市后交易时段仍下跌逾7%。

即将卸任的行政总裁库克（Tim Cook）表示，供应限制的影响目前已反映在Mac电脑供货情况上，未来情况预料将进一步恶化，并扩展至影响iPhone及iPad产品。

他说：“目前我们正面对一些非常严重的供应限制，而供应链可作出补救的弹性亦十分有限。”

苹果表示，其中一项供应限制涉及产品所需的关键晶片零件。

Mac及iPhone等装置均需要采用配备“先进制程”的微处理器──即让晶片能够更高速运作的技术。目前，大部分相关晶片均由位于台湾的台积电（TSMC）代工生产。

不过，库克强调，核心问题其实并非供应，而是需求远超预期，尤其是iPhone及Mac产品。截至6月底止季度，iPhone销售按年增长22%，Mac则增长25%。

今年较早时，苹果曾表示，iPhone 17需求极为强劲，其上市成绩是公司历来最佳。

库克补充：“坦白说，这并非一般的供应问题，而是需求预测问题。未来一季，我们将会忙于设法解决供应方面的挑战。”

苹果亦表示，公司毛利率在过去三个月比原本高出2%，原因是收到关税退款。根据BBC计算，这意味着苹果大约获得11亿美元的关税退款。

库克表示，苹果打算“把有关关税退款重新投资于美国。”

公司早前曾宣布计划未来四年投资6,000亿美元，扩展更多美国本土制造业务。

目前，中国仍然是苹果产品最大的生产基地。

库克亦谈及苹果即将重新公开推出的人工智能语音助理Siri。近年，随着OpenAI及Anthropic等公司推出聊天机械人，苹果一直被认为难以令Siri保持竞争力。

目前，新版本Siri AI仍处于公开测试版，即正式全面推出前的测试阶段。

库克表示，新版Siri代表“将会是苹果迈向AI未来一个极为庞大的机遇。”

他又指出：“（新版Siri）能够直接在装置本身运行，本身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策略，也可以说是一项竞争武器。”

至于新版Siri何时能在欧洲推出，库克表示公司仍正与欧盟监管机构磋商，希望最终可以做到“让所有地方、所有用户，都能够在同一时间使用。”

亚马逊云端业务大幅增长　刺激股价上升

相比苹果，投资者对亚马逊未来业绩的忧虑明显较少。业绩公布后，亚马逊股价在收市后交易时段急升10%。

虽然公司因持续大举投资人工智能项目，录得负76亿美元自由现金流，但旗下核心业务增长足以抵销华尔街市场的忧虑。

自由现金流是反映企业支付营运及投资开支后，仍然剩余多少现金的财务指标。换言之，在过去一年，亚马逊的支出明显高于流入公司的现金。

行政总裁贾西（Andy Jassy）表示，公司旗下亚马逊网络服务（Amazon Web Services, AWS）云端业务收入增长37%，创下四年来最佳表现。

他说：“AWS正处于高速增长。”

整体而言，亚马逊销售额按年增长20%，达2,000亿美元；同期盈利更增加逾一倍，达630亿美元。

市场研究公司弗雷斯特（Forrester）分析师特蕾西·吴（Tracy Woo，音译）表示，亚马逊云端业务的增长令人印象深刻，而公司整体业绩亦“清楚显示，其基建投资正好回应市场需求，而非过度超前部署。”

不过，她亦指出，亚马逊最新预测今年人工智能投资将增至2,200亿美元，高于三个月前原先预计的2,000亿美元，这一点仍令她略感忧虑。她关注的是，如此庞大而且持续增加的投资，在未来数年能否真正带来足够回报。

“更大的问题是，当这些产能于2027年及2028年陆续投入运作时，这些长期承诺、产能、电力供应、租约，以及各种保证安排，是否仍会持续构成经济风险。”她说。

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本月稍早在宾夕法尼亚州国防与创新峰会上台时，身旁有美国几家最大国防企业总裁簇拥，他心中只有一个讯息：制造更多武器，而且要更快。

“我们拥有世界最好的品质，”特朗普告诉聚集在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的武器制造商，身旁有“战争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但我们需要一点速度。”

白宫将这次峰会定位为振兴美国工业、强化美军作战能力的双管齐下策略，用赫格塞斯的话说，就是打造“自由兵工厂”。

然而，几乎没人提及的是，今年稍早在“史诗之怒行动”（Operation Epic Fury）期间，以及之后持续的相互打击中，美军在伊朗近40天的激烈作战中，消耗了大量精密且难以制造的武器。美国迄今表示，这场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2538亿元人民币；1.21兆元新台币），其中绝大部分花在弹药上。

到4月8日脆弱的停火生效时，根据白宫说法，美军已打击伊朗境内超过1.3万个目标。同期，美国防空系统拦截了超过1700架伊朗无人机与弹道导弹。

如今，美国已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谈判进行。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一篇报导指出，特朗普被建议搁置升级冲突的计画，因为这会进一步耗尽美国的库存。周一（7月27日），特朗普驳斥有军火短缺问题，他向《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说：“我们拥有的弹药远多于世界上任何人，而且远多于我们所需。”

这在美国政府内部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是敏感议题。

上个月，当被追问此事时，赫格塞斯也否认弹药库存正在减少。

但他的立场似乎已有所改变。

上周，他向参议院拨款委员会表示，五角大厦需要再追加870亿美元，以解决“关键短缺”问题，包括装备。

确切的弹药消耗量与剩余库存仍属机密。但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汇整的公开数据描绘出库存严重耗尽、短期内难以补充的严峻画面。

“这取决于弹药种类——但制造一枚导弹需要一到五年，这是底线，”已退役的海军陆战队上校、CSIS资深顾问马克·坎西安（Mark Cancian）分析。他一直在研究这个议题。

“而且你无法加快这个速度。”他说。

但是，美国真的消耗弹药快到可能难以履行其军事职责与目标吗？

枯竭中的美国军火库

这场战争中使用的关键弹药可分为两大类：长程对地攻击系统，以及用来拦截伊朗来袭攻击的空中与导弹防御系统。

在使用量最大的对地攻击系统中，包括战斧陆攻导弹（Tomahawk Land Attack Missile）。这种导弹通常由舰艇或潜舰发射，可打击远达1600公里外的目标。这些武器让美国能对坚固的军事目标——例如指挥掩体或强化军事设施——进行精确打击，而不必让有人驾驶的飞机涉险。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估计，战争期间已发射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库存可能要到2031年才能恢复到战前水准。该智库还指出，最新版本的战斧导弹每枚成本约260万美元。

不过，在这场战争中使用的防空系统里，消耗最严重的是爱国者（Patriot）导弹系统。

这是一种地面发射的导弹，用来拦截飞机，以及弹道导弹与巡航导弹。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估计，冲突期间使用了多达1430枚，而战前库存估计约有2330枚。

每枚爱国者拦截弹成本约400万美元——这是昂贵但有效的选项，一再被用来击落成本仅2万至5万美元的伊朗无人机。

而且，这些弹药很难补充。

坎西安向BBC分析：“制造一枚导弹需要好几年。如果你今天投入资金，也要三到四年才能拿到导弹，有时甚至要五年，我们现在拿到的，是2023年才拨款的导弹。”

另外，美国也使用了较新、更先进的系统，称为终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或称“萨德”（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它的射程与拦截高度都比旧型的爱国者系统更远、更高。

供应原本就有限，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估计美军发射了190至290枚，而战前库存估计只有360枚。

目前全球仅有九套“萨德”连在运作，其中七套属于美国。因此，若持续大量消耗，可能会让美军失去这套对防御俄罗斯、中国或朝鲜（北韩）等国弹道导弹威胁至关重要的系统。

萨德如何运作？

发射车可装载八枚拦截导弹。

台湾及印太区域成焦点

事实上，美国与伊朗的战争正好发生在常被称为“戴维森窗口”（Davidson window）的时间点之前。在部分美国军事规划者眼中，中国在此期间对台湾发动入侵的可能性会升高。

这个具争议性的概念是美国在太平洋军事思维的核心，源自2021年一场国会听证会。当时负责该地区美军的菲利普·戴维森海军上将（Adm Philip Davidson）警告，入侵“会在未来六年内”发生。2023年，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预测，中国将在2027年前做好入侵准备。

中国长期誓言要与自治的台湾“统一”，视台湾为分离的省份，且不排除使用武力。

美国是否会防卫台湾并与中国开战，一直是激烈辩论的话题。尽管立场模糊，美国仍持续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

坎西安将弹药短缺称为“脆弱窗口”，在此期间若太平洋发生冲突，美国“将无法拥有所需的优先弹药深度”。

他认为，这增加了美军面对中国可能在太平洋冲突中投入的庞大导弹与飞机武库时，措手不及的风险。

美国官员表示，中国密切研究了美国在伊朗战争中的防空系统。近年来，中国大力投资导弹技术，包括比伊朗使用的导弹与廉价无人机远更先进的高超音速滑翔导弹。

北京也大力发展大规模“无人机蜂群”战术。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认为美国耗尽的库存纯粹是负面因素。

前中央情报局资深人员、曾任国防部长办公室中东政策顾问的雅各布·奥利多特（Jacob Olidort）指出，在实战中使用这些武器也传达了强大讯息。

“武器之所以能产生吓阻，不仅是因为国家拥有它们，也因为它们展现了使用这些武器的意愿，”现任保守派的智库“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America First Policy Institute）美国安全政策主任奥利多特说。

他还补充，美国“以精准、创纪录的速度削弱伊朗军事能力的成功，向包括中国及其野心在内的其他对手发出了讯号”。

欧洲情势

事实上，武装盟友与保留美国自身库存之间的明显张力，其实早已在乌克兰问题上上演过。

早在2025年10月，也就是“史诗之怒行动”开始前几个月，特朗普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导弹，理由是必须避免耗尽美国库存。

这起事件预示了如今伊朗战争后，围绕更广泛武器库存取舍的辩论。

基辅称迫切需要爱国者及其他防空系统，以抵挡一波又一波的俄罗斯无人机与导弹攻击。

“除了能源价格之外，这场（伊朗）战争也意味着美国库存的耗尽，以及防空系统制造商的耗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今年3月接受BBC访问时说。

“所以我们（乌克兰）也面临资源耗尽。”他说。

泽连斯基也具体点出了担忧：美国每月大约生产60至65枚导弹，一年约700至800枚，但“史诗之怒行动”第一天就使用了803枚。

不过最近，特朗普出乎许多欧洲官员意料，提出让乌克兰有权在国内生产爱国者导弹。类似的安排已在德国与日本存在。

曾在国防部工作13年、现为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专家的伊莱恩·麦卡斯克（Elaine McCusker）向BBC分析，乌克兰对抗莫斯科的经验，以及美国对抗伊朗的经验，可能有助于发展更便宜、可大规模生产的系统，来补充现有的高价装备。

“我们早就知道，不希望用600万美元的拦截弹去打1000美元的无人机，”她说。“我认为我们现在更聚焦在这个解决方案上，也有更多人关注如何制造更多成本不那么高的可消耗性方案。”

后续影响

尽管如此，短期内对弹药耗尽的前景并没有太多警讯——不是因为美国库存无限，而是因为伊朗的状况远比美国糟糕。

“美军拥有充足的弹药、军火与库存，足以实现特朗普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甚至更多。‘史诗之怒行动’也暴露出与美国作对会有什么后果，”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Anna Kelly）在发给BBC的声明中表示。

“即便如此，总统仍敦促我们的国防承包商持续生产更多‘美国制造’的武器，”她补充道。

美国中央司令部近期宣布的打击，主要集中在削弱德黑兰威胁霍尔木兹海峡（Strait of Hormuz；荷莫兹海峡）船只的能力。这条重要航道目前受到伊朗与美国的封锁。

伊朗在美国与以色列一波又一波的打击后，军事损失远大于美国，而且该国在短期内几乎没有能力弥补这些短缺。

“很多评论把伊朗描绘成拥有几乎无限的武器库存，”联合反对核伊朗（United Against Nuclear Iran）政策主任杰森·布罗德斯基（Jason Brodsky）向BBC分析。

他又强调“我认为我们必须意识到那里存在限制，而且美国已在相当大程度上削弱了他们的国防工业基础。”

他补充说伊朗“大规模生产所需导弹、无人机及其他武器系统的能力”已大致被摧毁。

根据布罗德斯基的说法，伊朗剩余的库存正被导向他所称的德黑兰“王牌”——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在他看来，这项能力正在消退。“伊朗政权在这方面的时间正在耗尽。”

目前与伊朗的可控冲突——布罗德斯基称之为美军的“重心”——对华盛顿来说具有即时优先性，即使官员也承认，忽视更广泛的库存问题将是“不负责任的”。

“印太地区目前是较为遥远的威胁，决策者必须排定优先顺序，而中东现在正吸引着总统的注意力。”他说。

目前，每一枚射向伊朗目标、送往乌克兰前线，或为台湾预留的导弹，都来自一个持续缩小的库存池。

尽管如此，华盛顿仍押注能撑过这场冲突，同时让生产赶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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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政府宣布，以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风险”为由，禁止新的外国制人形机械人进口美国。这其中许多由中国制造，而中国正与美国竞逐发展机械人技术和人工智能（AI）。

星期二（7月28日）公布的这项措施适用于先进机械人，包括人形机械人和四足机械人。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亦禁止进口电力逆变器（power inverter）——这类设备用于数据中心和太阳能板。FCC表示，它们同样可能对美国经济构成风险。

中国外交部星期三（29日）回应称：“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

在此之前，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评论称，北京长期反对华府以“毫无根据的藉口”将贸易问题“政治化”，并实施制裁。

FCC主席布伦丹·卡尔（Brendan Carr）表示，该机构正尽其所能“保障美国关键供应链的安全”。

FCC已将这些产品列入其“受管制名单”（Covered List），即被认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商品和服务名册。

禁令适用于新的外国制先进机械人设备和电力逆变器，但不会阻止销售或进口任何先前已获FCC批准的现有型号。

FCC表示，使用外国制逆变器可能使海外企业能够关闭设备、窃取数据、进行远端存取和监控，让“外国政府行为者”得以介入，或以其他方式透过网络攻击加以利用。

FCC补充，使用美国以外制造的机械人可能让“恶意行为者监视美国人、提升外国情报机构的能力，或远端操控机械人”。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表示，北京将对任何损害其利益的举措“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回应，并敦促各国共同合作，以“积极和有益的方式”发展人工智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三则说：“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BBC已联络中国主要机械人生产商宇树科技（Unitree）、优必选（UBTech）和智元机器人（AgiBot）置评。

随着特朗普政府试图解决与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中国出口产品一直受到美国严格审视。

尽管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出口国，但由于美国征收高额关税，中国电动汽车实际上已被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

华盛顿亦已禁止向中国出售最先进的美国半导体，以保护国家安全、减缓北京的军事现代化进程，并维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亦警告，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可能因被指窃取美国知识产权而面临制裁。

作为回应，中国政府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靠的是自身的不懈奋斗，也得益于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

美国显然希望避免重演去年供应链受压的情况。当时中国收紧稀土出口管制，而稀土是电子产品的关键原材料。

中国科技企业迅速开发可用于工厂和家庭等场景的人形机械人。

这些企业亦迅速向企业和公众推广其产品，抢在美国人形机械人竞争对手，例如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旗下特斯拉（Tesla）和波士顿动力（Boston Dynamics）之前占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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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正对60个贸易伙伴实施新关税，这些国家占其进口总额的绝大部分，理由是这些国家未能有效阻止强迫劳动产品的进口。

欧盟、台湾、日本、南韩及瑞士所适用的新关税，加上原有的最惠国（MFN）关税后，总税率将为10%或12.5%。

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余38个国家，则适用12.5%的关税。美国曾指控中国将维吾尔族少数民族拘押于劳动营，并涉及强迫劳动；中国政府否认相关指控。

这些关税将于周五（7月24日）生效，适逢今年稍早实施的临时10%外国商品税即将到期。

此举是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重返白宫后，重燃全球贸易战的最新升级行动。今年稍早，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以紧急权力对全球实施的许多关税违法，促使政府寻求其他途径推行其旗舰贸易政策。

上个月，白宫首次提出对数十个国家商品课徵10%至12.5%关税，理由是这些国家在打击强迫劳动方面做得不足。

周四，美国贸易代表詹姆森·格里尔（Jamieson Greer）表示，在总统指示下宣布，这些关税正式生效。

格里尔表示：“今天的行动将开始纠正这既是人权侵犯、也是扭曲贸易的做法，以改善各地劳工的福祉。”

此外，格里尔还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该条款规范美国对妨碍或限制美国商业行为的贸易执法措施。

事实上，本周稍早，特朗普政府已援引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对加拿大产品课徵50%关税。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四表示，最新关税是针对贸易伙伴“未能实施并有效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生产商品的禁令”而实施。

这些新关税适用于美国前60大贸易伙伴，涵盖99.4%的美国进口商品。该办公室指出，特朗普已将采纳禁止进口强迫劳动商品的禁令，列为与其他国家签订互惠贸易协议的“关键”部分。

目前已有10个贸易伙伴同意在协议中纳入此类禁令，其他国家也在回应美国近期调查后实施禁令。

目前已经“承诺采纳并有效执行”强迫劳动进口禁令的贸易伙伴，将面临10%关税；尚未这样做的国家则适用较高的12.5%税率。

格里尔称，对“迅速采纳强迫劳动进口禁令的贸易伙伴感到鼓舞，并期待确保其有效执行”

智库欣赫基金会（Hinrich Foundation）贸易政策专家黛博拉·埃尔姆斯（Deborah Elms）表示，新关税显示特朗普政府“决心”继续推动其关税策略。她告诉BBC，受影响国家很难证明自己已采取足够措施防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

亚洲协会（Asia Society）政策研究所经济安全专家温迪·卡特勒（Wendy Cutler）分析，这些关税可能提高企业和消费者的成本，但由于许多商品获得豁免，影响可能会减轻。大多数贸易伙伴会对新关税感到失望，并可能专注于透过与其他国家达成协议来“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其他国家的反应

部分国家已对此宣布做出回应，包括巴西。

巴西政府称此举“毫无正当性”且“武断”。巴西政府在声明中表示，华盛顿选择“操弄工人权利这一重要议题”，以支持其保护主义贸易政策。

面临新12.5%美国关税的巴西表示，将根据其“互惠法”采取措施，并考虑其他贸易伙伴。本月稍早，美国已对巴西的家具、机械、糖和其他进口品单独课徵25%关税，但豁免了牛肉和咖啡等部分商品。

日本政府周五表示，对美国新关税“感到遗憾”，并强调其贸易符合国际规则。

澳洲贸易部长唐·法雷尔（Don Farrell）称这些关税“完全没有正当性”，并表示将继续敦促华盛顿取消对澳洲商品的所有关税。

特朗普的招牌政策

特朗普长期主张，关税能保护美国工人并提振美国经济。2025年4月，他在所谓的“解放日”对全球贸易伙伴实施最高50%的关税，旨在解决他所认为的美国遭受不公平待遇问题。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这些关税，认定总统越权，并导致数百亿美元的退款。

此后，白宫寻求其他方式实施进口关税，包括作为临时解决方案的全面10%税率（该方案将于周五到期）。华盛顿也已对巴西和加拿大等国实施其他关税。美中之间的关税战目前处于暂停状态。

特朗普还利用关税向墨西哥等国施压，处理非贸易议题。政府目前正在调查16个国家（占美国进口绝大部分）有关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指控，可能会进一步实施关税。

我们使用了人工智慧协助翻译这篇文章，它的原文是英文。在发布之前，BBC记者检查了翻译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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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月之暗面”（Moonshot AI），遭白宫一名顾问指控大规模窃取美国顶尖AI模型的能力。

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的科技政策顾问克拉齐奥斯（Michael Kratsios）表示，月之暗面透过一种称为“蒸馏”（distillation）的技术进行有关行动，即较弱的AI模型从较强的模型提取答案，以提升自身能力。

克拉齐奥斯周三（7月22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月之暗面还取得受限制的辉达（Nvidia；英伟达）先进伺服器使用权限，以训练其AI模型。

BBC已联络月之暗面、Anthropic、白宫及辉达寻求回应。

克拉齐奥斯在社交平台X上表示，美国政府掌握资讯，显示月之暗面透过“蒸馏”（distillation）Anthropic旗下Fable AI模型的能力，来开发其K3模型。

Kimi K3于上周发布后迅速受到全球关注。许多人认为，这款模型缩小了西方与中国AI模型之间的差距。月之暗面表示，其K3模型的能力足以与美国顶尖技术竞争。

克拉齐奥斯还称，月之暗面很可能同时使用了搭载辉达GB300 Grace Blackwell运算平台的伺服器进行训练。

出于担心先进晶片可能被中国军方利用，美国于2022年开始限制辉达最尖端晶片出口至中国。此后，多国政府加强打击相关晶片的走私行为。

在回覆BBC查询时，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引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周三的发言。林剑表示，中方反对将经贸和科技问题“政治化”。

林剑并称，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呼吁各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方向。

克拉齐奥斯提出上述指控前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曾表示，美方将检视中国AI模型是否窃取美国竞争对手的技术能力。

贝森特周三进一步表示，若中国企业透过“工业规模的蒸馏攻击”进行知识产权（IP）盗窃，美国将考虑实施制裁。

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我们支持开源AI及其带来的创新。但开源不代表美国的知识产权可以任人取用。”

中国政府尚未就最新指控公开发表声明，但此前曾表示，中国AI的发展成果源于自身努力，也得益于国际合作。

在美方加大对中国AI企业审视之际，特朗普预计将于9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月之暗面宣布，将于7月27日把Kimi K3作为开源模型发布。这将成为同等规模模型中首批可供开发者及公众自由下载和客制化使用的模型之一。

今年6月，Anthropic曾指控中国电商及科技巨头阿里巴巴透过蒸馏攻击，“非法”提取其Claude AI模型的能力。

Anthropic当时呼吁美国国会惩罚涉嫌发动相关攻击的企业，并加强措施防止美国技术遭窃取。

白宫今年4月曾表示，将与美国AI企业加强合作，以打击外国竞争对手窃取技术的“工业规模行动”。

克拉齐奥斯当时在一份备忘录中表示，这类行动旨在“系统性削弱美国的研发能力，并获取专有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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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个追踪核试验的美国地震学家因间谍罪名被拘留近两年，他的家人表示。

据人质倡议组织“全球触及”（Global Reach）称，54岁的陈友麟博士（Dr Chen Youlin）于2024年11月前往北京探亲期间被捕。在看不到北京将释放陈友麟的任何迹象后，其家人决定公开发声。

同为地震学家的妻子荣玉仿博士（Dr Rong Yufang）表示，陈友麟与中国同行密切合作，而相关指控“既不正确，也与他所从事工作公开且具合作性的性质不符”。

他已发表的研究主要聚焦朝鲜（北韩）。朝鲜是中国的亲密伙伴，并因其核武计划及地下核试验长期受到制裁。

目前尚不清楚陈友麟的工作是否以及如何涉及北京的核计划。美国情报显示，中国正发展新的核武库，并曾进行秘密试验，但北京予以否认。

在星期二（7月14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此案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表示：“中国是法治国家，司法机关依法办案，不存在所谓‘错误拘押’。”

在中国，间谍罪定罪可被判处终身监禁或死刑。

目前，陈友麟是唯一被认定为“遭错误拘留”的美国公民。

荣玉仿透过 Global Reach 发表声明称：“我已经超过600天无法与丈夫通话，并对他的健康和福祉感到担忧。”

她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中国当局就其工作对丈夫进行了超过100次讯问，而且在被拘留的最初13个月内，他不被允许见律师。

陈友麟出生于中国，2011年成为美国公民，现居于马萨诸塞州（麻省）波士顿。

他专门利用地震学数据识别核试验，并参与多个由美国政府资助的项目。荣玉仿表示，他与中国同事的合作始终是“透明地”进行。

她补充说：“他所做的，正是中国政府表示希望看到的人文交流。”

陈友麟的研究包括于2020年12月发表的一项研究，该研究分析了亚洲各地包括中国所记录到的地震数据，以改进核试验监测及爆炸当量估算的方法。

据 Global Reach 称：“美国政府内部怀疑，陈友麟被捕是因中国进行了违反《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核试验而引发。”

该组织表示，陈友麟的专业知识将给中国提供“尽可能深入了解美国地震监测方法的机会，以建立反制措施，从而规避该条约”。

该条约旨在禁止地球上一切核爆炸试验，但一些“具核能力”国家至今仍未批准条约。其中包括美国和中国，两国均已自愿暂停爆炸性核试验。

2020年6月，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首个总统任期内，其政府指责北京在中国西北部的罗布泊设施进行秘密地下核试验。中国驳斥有关指控，称其毫无根据且出于政治动机。

另一个美国人质倡议组织弗利基金会（Foley Foundation）表示，陈友麟的健康状况令人关注，指出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及高胆固醇。

基金会表示：“在遭不公正监禁期间，他无法获得可靠的治疗和照护，而这些正是他所需要的。”

马萨诸塞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埃德·马基（Edward Markey）表示，北京对待陈友麟的方式“损害了（中美）伙伴关系，也可能令其他学者却步，不愿与其在中国的同行交流”。

他在星期二发表的声明中写道：“我希望外界对其遭不公正拘留的关注增加，将迫使中国政府做正确的事，释放陈友麟。”

有关陈友麟被拘留的细节曝光一个月前，中国证实已拘捕另一名美国学者、专注缅甸研究智库的主管敏辛（Min Zin）。

北京指控敏辛从事间谍活动并危害中国国家安全。

每当你在网上购物按下“购买”按钮时，你所订购的商品很有可能在几分钟内便开始进入处理程序。

越来越多情况下，这段流程的起点，是一台矮小的银色地面机器人。它会滑行至货架底部，将整个货架抬起，再把货架运送至仓库另一端，交到等待中的工作人员面前。

BBC到访位于中国东部城市合肥的极智嘉（Geek+）工厂时，看见一队队这类机器人在出厂前完成制造及测试，然后运往全球各地的仓库。

英国一些最大的零售商，包括乐购（Tesco）、阿斯达（Asda）及Next，现时均采用该公司的技术。

极智嘉表示，透过将这些重复性的搬运工作自动化，零售商可以提高拣货速度，在人类难以到达的位置存放更多货物，同时减少出错。

自主移动机器人只需利用地面二维码标记及安全围栏便可投入运作，有别于传统仓库自动化，需要依赖固定输送带系统及永久性基建。

极智嘉去年在香港上市，是2025年规模最大的机器人企业上市之一，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自主移动机器人供应商。

英国多年来一直面对生产力增长疲弱的问题。经济学家指出，如果企业希望提高效率，更广泛采用机器人技术将是不可或缺的一步。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26年发表的《英国中小企业科技采用》报告指出，机器人等技术将是提升生产力的关键。

经合组织表示，考虑到英国拥有深厚的制造业传统，该国采用机器人的程度“令人意外地低”。报告指出，虽然英国企业已广泛采用成熟的数码技术，但在机器人及自动化方面仍然落后。

这也为极智嘉等企业带来商机。

英国拥有欧洲其中一个最大的电子商务及物流市场，但不少仓库仍处于自动化的早期阶段。

英国已经成为极智嘉在欧洲最大的市场。其英国合作伙伴MotionTech目前已在10个仓库部署超过2,000台机器人。

MotionTech客户总监巴里·彭伯顿（Barry Pemberton）表示：“客户希望得到能够快速部署的解决方案。”

“他们希望在更小的空间内，做到更高货量、更高储存能力、更快速拣货……最终还能减少人手。”

他说：“目前英国似乎正面临非常严重的人手短缺。这些技术对维持企业发展、满足市场需求，确实十分重要。”

不过，代表近600万名英国工人的英国职工大会（Trades Union Congress，TUC）表示，机器人技术应该用来提升生产力及改善工作，而不应只是为了削减劳工成本。

在回应英国政府有关新人工智能及创新策略的咨询时，职工大会敦促政府确保工人能够参与有关自动化的决策，并要求雇主投资于再培训。

职工大会在报告中表示：“让科技专家、工人及工会共同合作，可以协助引导英国的研究与创新，朝着符合工人对自动化的优先需要发展……避免出现以削减职位、但生产力偏低的自动化模式。”

中国在机器人领域跑出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推动发展其所称的“新质生产力”下，机器人产业已成为北京的战略重点。

随着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政策制定者愈来愈认为自动化是提升生产力及维持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必要手段。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研究员陈凯尔（Kyle Chan）表示：“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故事，直接建立在中国电动车产业生态系统之上。”

他指出，原本为电动车开发的电池、电动马达、摄影机、感测器及半导体，如今愈来愈多被应用到中国的机器人产业。他将这种现象形容为“重叠的产业生态系统”。

其中一家代表这种跨界融合的企业，是中国电动车制造商小鹏汽车。小鹏去年推出人形机器人“Iron”。

公司创办人何小鹏表示，他已不再将小鹏视为一家单纯的汽车制造商。

“我们希望小鹏成为一家高科技公司。”他向BBC表示：“未来，任何汽车公司都将转型成为一家汽车与机器人公司。”

分析人士表示，中国推动机器人产业的策略，很可能重演其电动车成功打入全球市场的路径。

本土企业正利用中国强大的制造能力、密集的供应链网络，以及快速产品开发能力建立先发优势。

陈凯尔表示：“中国正有意识地建立在这些既有优势之上。”

“并将其延伸到新的领域，无论是人形机器人、工业机器人，还是送货机器人。”

美国电动车企业特斯拉（Tesla）亦正追求类似愿景。其人形机器人“Optimus”是公司重点发展项目。

行政总裁马斯克曾表示，Optimus最终可能成为比汽车业务更大的生意。

然而，中国主导全球机器人产业的雄心在本周遭遇打击——美国宣布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进口新型外国制先进机器人。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回应表示，北京一直反对美国将贸易问题“政治化”，以及基于“毫无根据的藉口”实施制裁。

下一个前沿

目前在英国仓库运作的中国制机器人，主要是为了解决货物搬运问题。

极智嘉表示，公司下一个目标是将仓库内其余所有流程全面自动化。

极智嘉传讯主管刘燕宇（Yanyu Liu，音译）表示：“我们正致力研发……端到端的无人仓库解决方案。”

这意味着，未来将逐步实现拣货、搬运，以至最终包装货物等各个环节的自动化。

在中国，包括智元机器人及宇树科技等企业，正向人形机器人投放数以十亿计资金。

然而相比现时的仓库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的商业模式仍未十分明确。

如果带轮机器人已能够以低成本、可靠且高效率地搬运货物，又或者只配备机器手臂的机器人已可完成其他自动化工序，那么人形机器人究竟能解决甚么问题？

开发人员表示，工厂、医院及办公室原本都是按照人类工作方式设计，因此人形机器人未来或许可以直接在这些不同环境中工作，而毋须重新设计工作场所，以配合自动化设备。

不过，专家及开发人员一致认为，目前技术仍未成熟，不足以胜任部分需要更高灵巧度的重复性工作。

MotionTech客户总监巴里·彭伯顿（Barry Pemberton）表示：“我不认为（人形机器人）会改变未来将会部署的技术或自动化模式。”

“它们肯定会是一种互补（complementary）的技术。”

目前，中国企业已占全球绝大部分人形机器人的部署量。然而人形机器人要真正普及至仓库环境，可能仍需数年时间。

对英国而言，在生产力压力及劳动力短缺共同推动自动化需求下，当地仓库正逐渐成为中国下一项重大科技出口产品的早期试验场。

贾尔特森·阿卡纳特·楚马尔（Jaltson Akkanath Chummar）进行补充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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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和学术诚信监督平台“撤稿观察”（Retraction Watch）上周四（7月23日）披露，中国一位6岁女童2025年在接受基因编辑实验治疗后死亡。

由于事件涉及多项争议，包括动物实验阶段已有严重安全警号但仍做人体试验、家属签署的同意书没列明致命风险、女童死后一直没公开、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另一期刊但没提及受试者死亡、研究资金由家属支付一事并未披露等，引起了大众讨论。

直至周日（7月26日），进行这项实验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已经成立专项工作组进行全面调查。

翌日，据中国媒体报道，上海市杨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已经介入跟进。

发生了什么？

2025年3月24日，中国一名6岁的女童在交大附属新华医院接受对CHD3基因突变的碱基编辑治疗后，一周内死亡。《科学》报道指她出现血栓性微血管病及严重免疫反应。

直至《科学》杂志公布这项消息前，新华医院和操作团队从未公开披露这起死亡事件。

《科学》杂志披露，该女童因智力发育迟缓，在幼儿园的学习进度落后于同龄人，送医做基因检测后，确诊Snijders Blok-Campeau综合症，她的CHD3基因有一个单碱基变异，其中一个原应为C的碱基变成了T。

交大脑科学研究中心的神经科学家仇子龙负责给女童的基因治疗，他是全球众多致力于将碱基编辑器应用于罕见病儿童个性化治疗的研究人员之一。女童父母相信研究团队及医院，因此决定接受这项实验性治疗，他们其后为这项疗法提供约86万美元资金。

根据《科学》杂志，治疗方式是通过向脊髓腔内注入大量病毒颗粒、期望病毒到达脑内神经元，并修复致病的单个碱基，希望恢复CHD3蛋白功能。

然而，注射后的数日内，女童出现发热、尿量减少、血小板骤降等症状，被转入ICU。注射后约一星期死亡。

医院将这起死亡案件判定为与治疗相关，主要病理机制被归为“血栓性微血管病/免疫性反应”，这是病毒载体或相关免疫刺激可能触发的严重炎症或血栓并发症。

为何引发争议？

《科学》与“撤稿观察”的调查认为，这宗事件除了女童死亡本身外，更涉及多项科研伦理及监管争议。

1. 安全警号下仍进行人体试验

根据《科学》杂志取得的资料，研究团队在猴子身上进行相同疗法的测试时，部分动物已出现中度至重度肝损伤，亦有猴子出现肾损伤迹象。然而，这些毒理研究结果并未提交予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多名基因治疗专家认为，这些安全信号本应促使研究暂停、降低剂量或进一步验证，而非直接展开人体试验。

2. 家属是否获得充分知情同意

《科学》指出，女童家属虽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但文件并没有清楚说明治疗可能导致死亡的风险。多名生物伦理学者认为，这是全球首次针对大脑进行的碱基编辑人体试验，除了潜在效益外，已知及未知风险均应充分向家属交代，让他们作出知情决定。

3. 女童死亡消息没有公开

女童于2025年3月接受治疗后约一星期死亡，但事件一直未有对外公布，直至《科学》与“撤稿观察”展开调查才曝光。报道引述专家指出，如此重大的安全事件应及早向科研界披露，让其他从事类似研究的团队掌握相关资讯，避免重蹈覆辙。

4. 《自然》论文未提及人体试验

研究团队于2026年2月在《自然》（Nature）发表相关动物研究，但论文没有提及已有人体试验，也没有披露受试者已死亡。女童家属早于2026年2月已向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投诉，要求调查事件，并要求撤回研究团队发表于《自然》的论文。

《科学》的报道引述《自然》的回应表示，编辑部在审稿期间并不知道这宗死亡事件，若当时掌握相关资料，将会纳入编辑及审稿考量。

部分受访专家则认为，这可能涉及论文是否充分披露重要资讯的问题。

5. 研究资助安排是否充分披露

《科学》报道指出，女童家属为开发这项个人化疗法提供逾86万美元资金，但相关资助安排并未在《自然》论文中披露。有学者认为，这涉及利益冲突是否充分披露的问题。

6. 监管制度是否足以应对高风险研究

报道指出，这项研究属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毋须按新药临床试验程序接受中国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审批，而是主要由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科学》引述专家质疑，对于全球首创、风险极高的人体基因编辑治疗，现行监管制度是否足以保障受试者安全。

7. 非致命疾病应否承担如此高风险

女童患有罕见的Snijders Blok-Campeau综合症，会影响智力及神经发育，但一般并非致命疾病。《科学》引述多名专家指出，在缺乏充分安全数据的情况下，让患有非致命疾病的儿童接受全球首次人体基因编辑试验，在医学伦理上存在重大争议。

事件责任谁属？

《科学》访问多名遗传学、病毒学及生物伦理学专家，他们认为研究团队淡化了试验风险，忽视动物研究已出现的安全警号，并在成功机会有限的情况下仍展开人体试验。

报道引述美国德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从事基因治疗研究的史蒂文·格雷（Steven Gray）的意见：“这项试验本来就不应该进行。”

报道指出，早于2025年9月，上海市杨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已因新华医院未按规定办理相关研究备案及履行监管责任，对医院作出行政处罚，罚款2.4万人民币。

不过，报道表示，根据官方文件和女童父母提供的材料，医院是依据一项无需国家监管机构批准的规定允许仇子龙进行试验性治疗，研究负责人仇子龙未受到任何公开处罚。

调查发布后的三日，即7月26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已成立专项工作组全面调查，强调“坚决反对违背科研伦理违规开展医学科学研究”，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翌日，中国媒体《新黄河》引述上海市杨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称，相关部门已介入跟进。

网上舆论反应

在中国民众常用的社交平台微博和抖音上，不少网民讨论“为什么敢在人身上做基因编辑”上。有网民指出，为什么实验已经在四只灵长类动物身上显示有风险、却依然被放在人类身上实行了、甚至向家属收费了？

一则微博留言获六千多个按赞：“毒理报告已经有明显的肝脏损伤风险还要继续诱骗家长，这没人性的疯子啊。”

另一则有1.5万个按赞的留言称：“花人家的钱，拿人做实验，最后自己名利双收是这意思吧⋯”

此外，有网民对事件一直没被披露感到不满，“这样的案例如果不是《科学》这样的大咖位杂志披露，这样的事件发生后还会被处理吗？没有被曝光的案例又还有多少呢？”

贺建奎事件

这起事件亦令人再次关注中国近年对基因编辑技术的监管，以及2018年轰动全球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2018年，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宣布一对经基因编辑的双胞胎女婴诞生，引起全球科学界及中国社会广泛争议。中国官方其后对事件作出严厉批评，贺建奎因非法行医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

此后几年，中国陆续完善有关人类基因编辑及生物医学研究的法规和伦理审查制度。不过，仍有专家曾向BBC表示，现行监管未必能涵盖所有私人企业或新兴研究模式，面对快速发展的基因编辑技术，监管部门仍可能面临挑战。

澳门前民主派立法议员区锦新遭澳门当局以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罪嫌羁押满一年，其身处海外的家属表示，家人接近一年无法与他联系。

美联社星期四（7月30日）引述区锦新女儿区翰怡称，家人无法为其委托辩护律师，而其父亲处于“外界难以联络”的监禁状态。

区锦新2025年7月30日被澳门司法警察以《澳门国安法》下的“勾结境外势力”罪嫌拘捕后羁押。今年7月9日，特区初级法院宣布完成预审，控告其干犯“颠覆国家政权”等三罪，并称已为其“指派律师”。

美联社称中国澳门特区政府未有对事件置评。BBC中文亦已联系澳门当局寻求回应。

被捕一年间，家人无法委托律师

目前身处英国的区翰怡向美联社回忆，其父亲被捕前曾告诉她，如果遇到麻烦就“过好自己的生活”，不要理会他——因担心安全，自父亲被捕后，区翰怡没有再返回澳门。

一年前区锦新被捕时，澳门司警发声明，指控他涉嫌自2022年起“勾连一境外反华组织”，提供“大量不实且具煽动性的资料”，另外同时涉嫌与多个境外反华实体长期联系，提供“不实的资讯”以作宣传和传播之用，藉此引起外界对中国中央和澳门特区政府的仇恨、破坏2024年行政长官选举，并引导致外国对澳门采取敌对行动。

今年7月中旬，区翰怡也曾接受葡新社（LUSA）访问，忆述父亲被捕的情况。

“他们（司警）毫无预警地来到我家，先带走我母亲，然后开始在我家蒐证，不久之后又带走了我父亲。”

区翰怡表示，从未想过这种事会在澳门发生——甚至其父亲也这样认为。

“在香港，或许还有可能；但在澳门，想都不敢想⋯⋯他（区锦新）会说：‘这绝不可能发生。澳门不一样。’”

《澳门国安法》早于2009年通过，但一直未有动用过。在2020年《香港国安法》颁布后，澳门国安法于2023年再大幅度修订。2026年，区锦新成为该法首名被起诉的人。

区翰怡向葡新社表示，过去一年家人无法探望区锦新，只能透过当局安排的社工了解情况。“社工也没有说太多，只说他（父亲）吃得好，一切都好。”

区翰怡又称家人曾尝试委托律师到监狱，但被拒绝进入，而该律师后来也无法接手案件。

她对美联社说：“现在我们仍然无法与他讨论案情，无法为他提供律师，让他能够好好地为自己辩护。”

英国大律师米高·波拉克（Michael Polak）为区锦新的海外律师代表。他向对葡新社表示，曾花大量时间联系澳门其他律师，但这些律师“都觉得无法接手”。

澳门中葡文媒体《澳门平台》曾经报导，区锦新的家人在寻求律师不果后，向澳门律师公会求助，但不获回应。

BBC中文无法独立核实这些说法。

突发完成预审，由“官派律师”辩护

今年3月，澳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法案》，允许国安案件可以闭门审讯、强制参与的律师要先通过国安委审查，取得特别许可；如果审查不通过，被告就要更换律师。

在案件沉寂将近一年后，7月9日，澳门初级法院无预警宣布区案已于2日——即一周前——完成预审。

法院认定区锦新为“实行正犯”，以“既遂方式”触犯三罪：“颠覆国家政权”罪、“与境外组织联系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及“违反保密”罪。

若被法庭裁定有罪，区锦新将面临最高30年监禁。

根据法院声明，区锦新于预审时已获法院“指派律师”辩护。法院指出，此举为基于“国家安全利益保护的必要”，而律师亦得到国安委发出具约束力的审查意见书。

但声明没有交代“审查意见书”内容，也未提及“官派律师”的身份。

区翰怡向葡新社表示，家人并不知道该律师身份：“无论我们发送多少封电子邮件、联系哪个部门，他们都置之不理。”

这与香港审理“黎智英案”有着重大分别。

2020年12月，77岁的《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遭起诉《香港国安法》下的“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未审先囚”超过三年， 但他在羁押期间仍能与家人见面，并自行选择本地执业的大律师代表——除了聘用英国蒂莫西·欧文御用大律师（Timothy Owen KC）被挡。

今年3月，澳门修订国安法时，葡裔法律学者祈东耀（António Katchi）曾向BBC中文指出，“澳门的修法比香港更进一步”，形容国安案的被告将陷入“以一敌众（all-against-one）的局面”。

目前区案已从初院刑事起诉法庭移送刑事法庭，但尚待排期正式开审。而根据《国安委法案》，案件可闭门审理。

葡方：需“某种程度低调”处理

区锦新拥有葡萄牙国籍。不过，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1998年12月针对中国《国籍法》在澳门实施的释法案规定，凡具有中国血统的澳门居民，不论其是否持有葡萄牙证件，都是中国公民。

去年区锦新被捕后，欧盟曾发出声明，谴责澳门当局逮捕这位欧盟公民，形容事情的发展加剧了人们对澳门“政治多元化和言论自由持续受到侵蚀的担忧”。

中国外交部驻澳门公署对欧盟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表示支持澳门当局“依法惩处反中扰乱澳门秩序的分子”。

律师波拉克向美联社表示，葡萄牙驻澳门总领事馆曾要求探视区锦新，但被当局拒绝。

葡萄牙外交部此前表明“正透过葡萄牙驻澳门总领事馆密切关注此事”。其又称事件“获得葡萄牙当局高度关注”，承诺将本着1987年《中葡联合声明》的精神，“在未来政治层面的会面中提出”。

不过，2025年9月，葡萄牙总理蒙特内格罗（Luís Montenegro） 访问澳门，与特首岑浩辉会面。当时蒙特内格罗向葡语记者表示，二人没有谈及区锦新案。

蒙特内格罗称，处理此案需要“必要的谨慎”及“某种程度低调”，但他保证没有遗忘此事。

在葡萄牙共和国议会，自由党（Livre）、左翼集团（Bloco de Esquerda）及“自由倡议”（Iniciativa Liberal）三政党曾就区锦新被捕一事发声，向议会提交谴责动议草案，要求政府争取释放区锦新。

从小学老师，到任逾20年议员

区锦新原是一名小学老师。在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参与筹组“澳门民主发展联委会”，提出“回应中国民主运动、推动澳门民主发展”，成为澳门此后30年“六四烛光晚会”的组织者。

他自1993年起担任澳门市政议员，在1999年主权移交后与同属新澳门学社的吴国昌相继成为立法会议员；连同于2016年当选的苏嘉豪，成为立法会内唯一三名民主派议员。

2021年，担任超过20年议员的区锦新宣布不再寻求连任，多年竞选拍档吴国昌与苏嘉豪则于同年被选委会撤销参选资格。当年终审法院驳回上诉，理由是组织六四悼念属“诽谤”中国政府、可视为不拥护澳门《基本法》。民联会后因压力于2023年解散。

不过，区锦新在卸任议员后，仍常在Facebook和媒体采访中敢言评论时政。他最后一则Facebook帖文写在被捕当日，评论澳门第四条与氹仔的跨海大桥。

而在事发两日前——去年7月28日——他也有发文评论澳门当局取消12名候选人参与立法会选举一事，批评北京提出的“爱国者治澳”原则，实际是把“自由开放阵营”的立法会参选者都扣上“非爱国者”的帽子。

前香港立法会议员，初选“47人案”刑满获释被告人胡志伟上周抵达伦敦后遭英国边境部队（UK Border Force）扣留近10小时，并拒绝其入境。英国内政部经一轮交涉后改变主意，让胡志伟以一般访客身分逗留。

胡志伟上周三（7月22日）清晨从香港飞抵伦敦希斯罗机场（London Heathrow Airport；希斯路机场），以英国国民（海外）（BN(O)）护照入境，但被扣查。英国《泰晤士报》披露此事，并称他原拟申请政治庇护。

胡志伟接受BBC中文专访时否认此说法，但确认英国边境部队（UK Border Force）实际上已拒绝他入境，只是给予他七日“入境保释”（immigration bail）。他须在本周期满后到机场边防报到，接受遣返。

至周一（27日）下午，据BBC中文了解，内政部与胡志伟进一步沟通后，已正式批准他入境英国，意味着他不会于周三被遣返或递解出境。胡志伟其后也向BBC中文确认已获准逗留。

一名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则对BBC中文称，就胡志伟一事，“特区政府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

港府上周回应香港媒体提问时称，胡志伟已服满刑期，“依法享有《基本法》及《香港人权法案条例》赋予的权利和自由”。

BBC中文亦已向英国外交部及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寻求最新评论。

出发前曾向英驻港领事馆查询

曾任香港民主党主席，63岁的胡志伟之前涉及三宗刑事案件，两宗与非法集结相关。

胡志伟因2020年维园“六四”集会案及“七一”游行案，被中国香港特区法院分别判囚四个半月及10个月，2021年1月初，他遭中国香港国安警察拘捕并搜查住所，其后被指未有按法庭要求交出所有旅游证件，当中涉及BNO护照，被法庭取消保释而还押。

其后，他在民主派初选“47人”案就“颠覆国家政权”罪认罪，法官裁定他属积极参与者，被判囚四年五个月，至今年6月30日刑满出狱，在囚日子逾2000日。

胡志伟对BBC中文表示，儿子及太太分别于2022年及2023年前往英国定居，期间只靠每个月一次10分钟的长途电话通话及书信联系，故希望尽快与家人团聚。

出狱后，他着手预备前往英国旅程，并购买来回机票，曾预计于数个月后需回港就诊。

胡志伟称，他在出发前曾向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人员了解和沟通其入境会否有任何烦恼或问题，“得到的信息就是不会有的”，又引述领事人员指会向英国边境部队说明其犯罪纪录及探亲行程。

不被信纳入境仅为探亲

7月22日英国夏令时间06:00（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5:00；香港／北京／台北时间13:00），胡志伟搭乘英航（British Airways, BA）客机，从香港抵达伦敦希斯罗机场。他手持有效期至2029年的BNO护照入境。

BNO护照与中国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均可免签入境英国六个月，但特区护照须预先办理电子旅行授权（ETA）。

胡志伟表示，他在入境查验柜台已被问话，其后被带至羁留室再作问话，期间仅获得一次机会以电话联络早已在机场等待的家人。

胡志伟称，在查问过程中，他强调是次入境目的为探亲，亦曾向对方表示，有长远计划与家人团聚；期间也透露自己的刑事记录。

“留在英国是一个很有可能的选项，但这些选项与我这次入境的安排，或我的考虑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矛盾。”

内政部关员最终向胡志伟发出两份文件，一份为“拒绝入境通知（Notice of Refusal Permession to Enter）”，另一份为“入境保释条件通知（Notification of Condition of Immigration Bail）”。

胡志伟被告知，他不被信纳是次入境仅为探亲，不属“真实访客”（genuine visitor），仅提供七天入境保释，须于7月29日16:00到机场报到，其后将被递解出境，返回香港。

胡志伟说，拒绝入境文件中列出了多项理据，当中提及他表明无意图在英非法逗留，但曾提及会寻求在英定居的方案，又指他在港居于父母家中，过去五年无业，前往英国的机票由儿子支付，故当局“不认为其与香港建立了足以促使你离开英国的社会经济或金融联系”。

胡志伟另接受美联社访问，称指边防人员认为他“可能有其他目的”（could have other goals），包括寻求长期居留（seeking long-term residency）。

胡志伟向BBC中文称：“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挫折，因为我都不知道怎样走下一步，亦不知道应该怎样去面对这一件事。”

英国《泰晤士报》上周三报导胡志伟被拒绝入境的消息后，多间香港与海外港人媒体跟进，胡志伟继而获准“入境保释”。

管理边境部队的英国内政部周一对BBC中文重申不评论个案，但“英国政府始终坚定支持在英港人社群”。至下午，BBC中文获悉，内政部已正式批准他逗留，胡志伟随后也向BBC中文证实已获准以旅客身份逗留英国，并已取回护照。

胡志伟向英国港人媒体绿豆发放片段，表示在周一下午收到边境部队文件，正式批准其入境及逗留六个月。但他指出，今次获得的安排，只是法规之外的酌情处理，政府说明个案不构成先例，事件未释除港人出入境英国的疑虑，希望当局进一步澄清入境程序，避免折腾港人。

胡志伟感谢为他奔走、发声的人，“这份情志，我永志不忘”，又指渴望与分隔五年半的家人相聚，平静生活。

内政部资料称，英国边境部队人员遵循严谨的保障程序，内政部公布的拘留政策亦表明，只会在必要的最短时间内羁留相关人士；自2021年推出“香港BNO签证”途径以来，已有逾23万人获批签证，当中逾17万人已经移居英国。

关注在英港人权益的“蒲公英互助网络”（Dandelion Solidarity）6月份曾连同多个海外港人团体，向英国内政部发联署信，指有部分港人在面对刑事案件刑满出狱后，仍面对监管、离境限制与政治风险等。

信中提及，在香港制度下，政治案件被包装成普通刑事案件；在英国入境制度中，这些人可能因“刑事纪录、适格性或是否有违公共利益”等入境审查标准（criminality, suitability or public-good rules）而被视为“不符合入境要求”，未能透过旅游免签或其他签证计划入境。

海外港人媒体稜角其后报导，内政部庇护政策部门覆函，确认刑满获释的示威者无法在海外申请赴英寻求庇护。

而在确认边境部队释放胡志伟后，英国伦敦民间组织“香港监察”（Hong Kong Watch）发表声明称，胡志伟“获准临时入境英国，意即遣返威胁仍然有待审查”，“事件令人深感担忧”。

胡志伟：“不需要申请庇护”

胡志伟接受BBC中文访问时表示，担心遣返纪录会导致他日后出入境其他国家有困难，亦无法再次入境英国。

“当我被移离英国回到香港的时候，我怎样能够再回来呢？我再回来的时候，我会面对什么困难呢？我随时有可能会面对和家人永远的一个分别。”

他又怀疑，会否有其他持BNO护照港人面对同类风险。

因应香港局势，英国政府2021年1月31日推出英国国民（海外）签证（BNO签证），给予拥有BNO身分的香港人及其家属前往英国工作、学习、生活的权利，居住满五年后便可申请永久居留，再居住一年便可申请入籍，故外界又将计划俗称“5+1”。

英国政府称这项移民计划是“履行英国对香港人的历史及道德责任”。

目前，BNO护照持有人可以在抵英后才申请居留许可，毋须走庇护程序。

《泰晤士报》最初引述胡志伟友人称，他到英国是要寻求庇护。胡则向BBC中文表示，过去的案件已服刑期满，没有其他案件在身，亦有资格可透过申请BNO签证定居，并不需要寻求庇护。

至于早前《泰晤士报》与BBC中文早前接触到的消息人士均称，事件涉及胡志伟在边境办理入境手续时的文件行政问题。胡志伟表示，不知道是什么文件。

胡志伟忆述，当天约15:30才获准入境。“没有想过，经过五年半的囚禁，开开心心来到这里，跟家人见面，得到这样的糟遇。”

他在机场与家人见面一刻相拥而哭。“无话可说，因为没想到是这个结果”。

胡又指，平日需要服食治理高血压、高血糖和高血脂的长期药物，被拘留期间，须额外经医护人员检查。家人在机场一直等待，未能联络得上，只能辗转透过不同消息查询其情况，一度误会其身体状况突然恶化。

“其实这就是一个很不必要的折腾。”

他过去几日暂住伦敦友人家中，“没有办法放开怀抱去轻松一下”。

“三天之后就够钟了，那怎么办呢？”

他曾于上周四、五透过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向内政部递交资料，领事人员仅称收悉，目前未有任何回覆。

狱中生活

回望过去逾2000日的监狱生涯，胡志伟不欲多言，他说刑期都是单独囚禁，按既定时间生活。

“时间过去了，我都希望向前看。”

胡表示，最困难的时期在还押初期，因过往他总在家中负责“庶务”，入狱来得突然，简单如各类帐号密码未能向家中好好交待，授权书亦无助妻子代为处理各类行政事宜，“她沮丧，而我很无力”。

在狱中，他透过读报感知社会变化，不时担心自己在囚会影响家人安全。后来，曾在英国修读大学的儿子决定前往当地升学，妻子亦会一同前往，让他卸下担子和压力。儿子目前已修毕硕士课程，在当地就业。

“如果我儿子和我的太太能够很安心地生活，就算是面对监禁也好，我也会有一个比较坦然的态度。因为会少了一个顾虑。”

系狱期间，他的双亲先后离世，监狱主管部门惩教署曾一度拒绝他外出奔丧，并建议他视像方式瞻仰父亲遗容，但他认为难以接受，觉得对父亲不敬，他最后获香港特区高等法院批准，在押送下外出治丧；母亲离世后，他获准外出奔丧25分钟。

他记得，当时可简单为父亲披麻戴孝及瞻仰母亲遗容，又指父母曾在中国经历文化大革命，一方面担心胡志伟从政的决定会引致“不可想象的风险”，另一方面也谅解和理解其工作，

“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始终做了我爸爸妈妈的儿子这么长的时间，但最后都不能够去送他们一程，”胡志伟说。

他曾领导的民主党亦于2025年底正式解散。

这名前任主席没有透露何时获悉解散消息、党友曾否跟他讨论什么，他仅称“不在其位”，“始终是他们的决定，他们有了集体决定，有了结论的话，我们都是尊重他们的决定”。

出狱后的几星期，胡志伟曾与街坊、朋友会面，喜欢足球的他说偶尔看过世界杯赛事，目前只能专注眼前的事，“就是英国，因为这是对我来说，最大的头痛问题。”

“这五年半的监禁，我们都是在一个很努力，为社会办事的过程中得到的结果。在来到英国探望朋友、亲人的过程里面，遭遇二次的伤害，我觉得这个是难以想像，难以接受的。”

“如果我的书被视为煽动性材料，那么我想，身为作者的我也会被视为煽动者，”美国华裔记者冯哲芸（Emily Feng）说。

她所着的《唯红花绽放：习近平时代的认同与归属》，据报是香港警方国家安全处搜查两间独立书店时检走的书籍之一。

香港警方没公布涉案书目，也没证实冯的著作与案件有关。不过，冯哲芸参与BBC国际部电台节目《周末》（Weekend）时说，事件令她认为，现在前往香港可能有风险。

“我大约四年来一直无法返回中国大陆采访，现在我觉得，就连前往香港也可能有一点危险。”

就冯哲芸有否违反相关法律、是否被禁止入境香港，香港警方回覆BBC查询表示，会按实际情况和依法采取行动。

7月15日，香港警方搜查独立书店“留下书舍”及“田园书屋”，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五人，他们于两日后获准保释候查。

警方在行动中检走一批书籍及物品。包括香港《明报》等多家传媒报道的《唯红花绽放》，是怀疑涉案书籍之一。

警方其后发声明表示，涉案刊物内容包括煽动他人憎恨香港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及执法部门。

搜查行动翌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被问到，当局会否公布禁书名单，让书商知道哪些书籍不可出售。

邓炳强说，当局针对的是书籍内容，而不是书名，法例已经清楚界定何谓煽动意图，“犯法便是僭越红线。一旦犯法，有证据便拘捕；够证据便起诉。”

他又说：“作为卖书商是有责任确保所售卖的书籍不会危害国家安全，正如售卖食物的人，亦要确保所卖的食物不会令人进食后肚痛、不是毒药、不会违法。”

对于警方是否针对某类书店，邓炳强否认。他说，任何店舖或个人如展示或出售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当局都会采取行动。

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任何人“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最高可判监七年；如与“外部势力”勾结犯案，最高刑期为十年。

冯哲芸是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的国际记者。其著作《唯红花绽放》今年4月出版，记录了20名抗争者的故事，包括维权律师、武汉新冠封城日记作家等。出版社为台湾卫城出版。

冯哲芸在《周末》节目中形容，这是一本“颇为温和”的书。

她说，该书“描写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普通人、他们在身份认同方面的挣扎，以及控制身份认同为甚么对中国共产党变得非常重要”。

“在我看来，这可能只是一次温和、不偏不倚的新闻调查，探讨中国普通人如何生活，以及如何在政府管治下挣扎，”她说。“不过，这在中国是一个敏感议题。”

冯哲芸说，她在中国采访相关题材时，经常受到监视和阻挠，因此从不预期该书可以在中国大陆出版；随着香港的国家安全法律实施，她也没有料到这本书会在香港出售。

她称，几个星期前，她收到短讯，称自己的书可能在搜查行动中被检走。

“我很震惊，”她说。“它被当局检走令我震惊；而香港竟然有人出售和入口这本书，也同样令我意外。”

冯哲芸表示，她至今仍不知道是甚么触发搜查行动。她曾与报道拘捕事件的香港记者联络，尝试了解他们从书商那里取得的消息，但“掌握的情况仍然很不清楚”。

“我依然不知道，究竟是甚么触发当局突击搜查并拘捕这些书商。”

香港出版灰色地带“已经改变”

香港曾经是中文政治书籍的重要出版及销售中心。中国大陆没有发行的书刊，过去可以在香港书店公开出售，也吸引大陆旅客到香港购买。

冯哲芸形容，香港以往处于中国大陆出版审批制度以外的一个“灰色地带”。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书籍须取得国际标准书号（ISBN）及相关批准，但香港书商过去有较大空间，自行判断哪些书籍值得出售。

她说，《唯红花绽放》由台湾出版社翻译成中文时，出版方根本没有申请在中国大陆出版所需的ISBN，“因为我们很清楚不可能获批”。

“但香港处于一个灰色地带。严格来说，香港也要遵守这套ISBN制度，然而，当时实际上没有人认真查核，书商基本上可以自行决定。”

“很明显，情况已经改变。”

2019年，香港爆发大规模示威，一年后，北京在香港实施《香港国安法》。香港立法会其后在2024年通过本地《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

今年6月30日是国安法实施六周年，香港政府表示，两套国家安全法条订明，香港特区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依法保障《基本法》和适用于香港的国际公约所订明的言论、新闻和出版等权利与自由。

然而，有书店负责人表示，当局没公布哪些书籍违法，令出版商和书商难以判断界线。

香港警方在2026年已先后采取多次涉及独立书店的拘捕行动，令外界更加关注香港出版空间的变化。

冯哲芸在访问中提到，2015年五名与铜锣湾书店有关的人士先后失踪，其后证实被中国大陆当局扣查。

铜锣湾书店及母公司巨流传媒的出版物通常涉及中国领导人的个人生活。当局指控其“非法经营”书店、贩卖有关大陆政治的“禁书”。

她认为，当年的事件与如今的书店搜查有“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

“他们被带到中国大陆拘禁，原因是出售北京的共产党所不喜欢的书籍，当中既有政治和历史书籍，也有——坦白说——八卦小说。”

她说，两次事件的分别在于，香港警方现在可以引用刑罚较重的国家安全法相关法条。

“香港警方现在有《国安法》作为依据。坦白说，人们即使只面对严重程度低得多的指控，一旦被捕，也可能被判处长得多的刑期。”

冯哲芸在节目中又提到，警方在今次搜查行动中带走一名书店女职员的照片，令她落泪。

该名女职员当时身穿写有“我是书店店员”的黑色上衣，双手戴着手铐。照片其后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我是书店店员”成为声援香港独立书店和言论自由的标语。

冯哲芸说，看到该照片令她落泪，“它是一张非同寻常的照片。”

“那名女子不但穿着一件写有‘我是书店店员’的上衣，她即使双手戴着手铐，仍然昂首挺胸。她看起来无比自豪、庄严。”

她说，事件发生后，自己曾经连续五、六天感到内疚，尽管理性上明白自己未必需要为拘捕行动负责，“我知道这并不合乎逻辑。”

冯哲芸指出，搜查前数天，香港一份立场亲北京报章曾刊文批评两间书店；搜查又在香港书展开幕当周发生，而两间书店未获准参展。她认为，这些都是当局本来已打算令两店停业的迹象。

对冯哲芸而言，事件不只是一本书能否在香港出售的问题。

“我不但感到意外，也一直为整件事哀伤，”她说。

文首的图片中，冯哲芸的照片由其本人提供，来源是An Rong Xu。

去年11月至今，在多地驻海外的中国领事馆外墙上，多次出现抗议标语、异议人士头像等投影。

尤其在一些重要纪念日，包括上月的“六四”周年，在美国、德国、澳洲等地的中国领事馆外墙上，出现“It's my duty”等标语。

中国官方并未就此做出过公开回应，BBC已联系中国外交部置评，截稿前未获回覆。

活动负责人表示，曾受到中国大陆抗议行动的启发。去年，在中国重庆一栋大楼外，罕见地出现过政治异见的投影标语，发起人在英国遥距地启动投影设备，事件引发外界广泛关注。

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高级中国事务研究员林和立认为，随着技术成本下降，中国大陆近年出现了不少具标志性的公开抗议活动，民间亦开始尝试透过不同技术来表达异议，他认为日后或会出现更多的仿效行动。

在海外与中国的政治投影

去年11月，在“白纸运动”三周年当天，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外墙上出现了大型的政治投影，包括曾在“白纸运动”期间出现的口号“不要独裁要民主”。

这一活动由海外人权组织“中国行动”（China Action）发起，该组织成员主要分布欧美国家，透过一系列非暴力的不合作方式进行抗议。

至今，“中国行动”已于8个月的时间内，在全球多个领事馆——包括华盛顿、柏林、悉尼（雪梨）、多伦多等——展开了不同系列及主题的政治投影，并将此命名为“光覆之路”，目前已进行了26场投影行动。

他们透过光影方式来呈现与六四相关的影像及政治标语、纪念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要求释放黎智英等多名异见人士、讽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等等。

组织发言人苏雨桐告诉BBC，在构思“白纸运动”三周年行动的时候，除了思考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去表达政治诉求外，也希望行动能够具有创意，能够吸引到更多年轻一代的参与。

苏雨桐忆述，最初几次的投影行动中，使领馆人员并未有回应或阻挠行动。随着行动愈渐频繁、规模扩展到全球多个城市，一些使领馆也开始出现了“反制”行动，因此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成功投影。

她说，“反制”包括开启强光照明系统以覆盖投影在墙上的图像，以及雇用专职的保安公司设置路障，导致行动者难以靠近。

“甚至封堵了进去使馆的道路”，她说。

重庆标语投影事件启发

苏雨桐指，组织的行动受到去年“重庆标语投影事件”的启发，认为在当局多种高科技监控手段下，民间社会亦能以科技、具创意的方式去作出应对。

2025年8月，在中国官方举行“9·3大阅兵”前夕，一栋位于重庆大学城的大楼，外墙罕见地出现了政治异见的投影标语。

当时，大楼外轮流出现了多个巨型的反共投影标语：“起来吧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反抗夺回自己的权利！”、“不要谎言要真相，不要奴役要自由”。

这场投影抗议据报持续了大约50分钟，中国警方才于酒店的房间找到光束的来源，房间里空无一人，但留下了一封手写信，“请尽量不要助纣为虐”。

行动发起人戚洪当时已带着妻儿离开中国，在英国透过远程的方式启动投影，并将一切以摄影机记录下来，把画面在网络上发布，引起广泛关注。

戚洪接受BBC访问时表示，过去几年，中国出现了不少民众以举牌、横额、贴标语的方式抗议，“但他们很快就被消失了。”

当中最著名的是在中共二十大前夕，北京四通桥上出现的横额，呼吁结束中国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甚至出现了要求习近平下台的口号。抗议者彭立发（网名彭载舟）随后被捕。

“我在想，有什么方式既能够达到我的效果，也尽可能保证自己的安全，”戚洪说，在研究了各种方案后，最终认为投影的方式较为可行。他说，地点选在重庆大学城，一方面是受到白纸运动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希望在中国的年轻人心中埋下一颗种子。

但他没有想到，这会启发海外的组织以类似的方式行动，回忆起当时采取行动，主要是因为“憋得太久了……实在憋不住了，每看到年轻人站出来，我都是心血澎湃。”

X帐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发布了这次行动相关的帖文，引来关注，至今已有超过2000万人观看。

戚洪在重庆投影之后，他的家人也遭到了中国公安的盘问，“第二天我的哥哥都收到了询问”。尽管他已有心理准备，但没有料到一些并不认识的远房亲戚亦受到波及。

林和立向BBC中文分析，海外行动者与在中国境内进行的投影行动有性质上的不同，“在国内的是由民怨积怨而发起，海外则是由一些离散了在海外的NGO去办。”

林和立认为，在中国境内的行动会带来更大和更直接的影响力，“没有其他方法宣泄，他们的愤怒一定要使用这些所谓的行为艺术去宣泄。”

他表示，这会更直接触动到政权的反应，而重庆的投影事件亦反映出在严密的监控系统下，民间仍然能透过相应的技术去作出突破。

他指，这类型的政治投影行动虽会为当局带来一些挑战，但实际成效也遭到质疑，“虽然会受到鼓舞，但也会质疑有效程度会去到哪里。”

林和立预计，随着技术发展及AI科技的进步，未来或会出现更多仿效及类似的行动。

“中国行动”的苏雨桐称，经过这一连串的行动，她及其组织成员在中国的家人都遭到骚扰。

“登门警告、甚至通过各种途径的施压”，在德国已生活多年的她形容，这一次的骚扰比以往的力度来得更大。但她表示，将会继续在各地进行投影行动。

其他国家的政治表达

事实上，以投影方式在公共空间表达政治性诉求在其他国家并不罕见。

2017年，纽约的格林堡公园（Fort Greene Park）曾经出现过美国中央情报局前技术人员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 的投影肖像。

2019年，一个指称英国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为“骗子”的影像亦曾被投影在白金汉宫及温莎城堡外。

此外，今年亦有一群海外的香港艺术家发起名为“自由之光”的行动，以游击方式在全球多个不同城市，将《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肖像投影在一些地标及建筑物外。

今年年初，伦敦多个地标如首相府、国会大厦外亦有出现了“释放黎智英”等字眼的巨型图像。

位于纽约的新学院（The New School）副教授格伦·施鲁姆（Glenn Shrum）2017年接受美国《PBS新闻》访问时解释，使用投影“作为涂鸦的替代方案”是近年才成为一种可能性，这跟投影设备的成本下降有关。

整整50年前，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中国河北省唐山市发生7.8级地震，约24.2万人遇难。

那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去世，再加上一场惨烈的地震。于是，在中国人的记忆与叙述之中，它不仅是一场自然灾难，更被视作那个充满变数与转折的“巨变之年”里，一个带有浓厚宿命论色彩的历史注脚。

但这场灾难与政治的纠葛，往往掩盖了灾难本身的诸多细节，而它真正意义上的“影响深远”，不仅体现在地质层面——它的余震甚至在44年后再次袭击唐山，更深植于中国社会的肌理之中，如今全国通行的120急救制度，正是在唐山地震后建立起来的。

半个世纪，已悄然流逝。在唐山大地震50周年之际，我们回溯五个鲜为人知的细节，以为纪念。

细节一：2020年还在余震

2020年7月12日，唐山古冶区发生5.1级地震，北京、天津均有震感。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随后确认，这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余震，距离主震已经过去44年。

一场地震的余震持续近半个世纪，几乎颠覆了大多数人对地震的认知。比如，地震多发的日本，余震通常几天到十几周内衰减殆尽，唐山的余震为何能持续如此之久？

答案在于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日本地处板块边缘，唐山地震则不是板块边缘地震，而是板块内地震，发生在欧亚板块内部一条此前不为人知的断层上。

南卡罗来纳大学地震学家普拉迪普·塔尔瓦尼（Pradeep Talwani）在《板块内地震》一书中，将唐山列为全球板块内地震的典型案例，指出其驱动力来自印度板块以每年约5公分的速度向北推挤欧亚板块，碰撞产生的应力向大陆内部远距离传递，而中国华北正处在这个远场应力场中。

研究显示，板块边缘地震的余震衰减快，通常数周到数月内结束；板块内地震的余震衰减极慢，可持续数百年，因为板块内部岩石圈刚度大，断裂带释放应力的过程更加缓慢和持久。

换句话说，唐山大地震作为板内地震，它的地壳应力累积得特别慢，而它的能量累积过程长达数千年。

地震学界有个大致的经验规律，即余震的持续时间大概是主震累积能量所用时间的十分之一。既然唐山地震累积了上千年的能量，那么它的余震活动理论上就可能会持续上百年。

除了2020年的这次余震之外，在过去的44年里，唐山地区已经发生了26次5级以上的余震。专家预计，这种零星的余震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细节二：历史地震死亡人数前三都在中国

正因为唐山不处在板块边缘，不属于地震多发地带，1976年之前这座城市几乎没有抗震设防的概念。而地震发生时，震源就在城市正下方，深度仅12公里，属于城市直下型地震。

结果是，全市约97%的工业和民用建筑被摧毁，约24.2万人遇难。

而有历史记载、伤亡更多的地震只有两次，它们同样发生在中国，同样属于板内地震。

一次是1556年陕西华县大地震，《明史》记载“官吏、军民压死八十三万有奇”，是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至今未被超越。

排第二的是1920年宁夏海原大地震，8.5级，约26万人死亡，被称为“寰球大震”。第三次便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

1960年智利大地震，9.5级，是人类有记录以来震级最高的地震，死亡人数却仅约6,000人。

背后的区别在于，三次发生在中国的死伤严重的大地震都是板内地震，当地没有抗震的经验，再加上人口密集；而对于智利大地震，当地的建筑防震级别较高，人口也更稀疏，使得地震的伤亡没有那么大。

进入21世纪，有两次大地震的规模也都逼近唐山大地震：2004年的印度洋大地震，联合国的口径为22.9万人死亡；2010年海地大地震，联合国口径是22万人死亡。

细节三：其实已有预报

唐山大地震在凌晨发生，让睡梦中的人们猝不及防，这是造成伤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其实，关于这场地震，已有预报。

综合《中国新闻周刊》的调查性报导及张庆洲《唐山警世录》的记述，唐山大地震发生一年之前，辽宁海城发生7.3级地震，中国地震局成功做出临震预报，伤亡大幅降低。

这次成功在中国地震局内部催生了分歧：一派认为华北仍有大震危险，危险区正向唐山、滦县一带收缩；另一派则认为华北已不具备大震条件，后者占了上风。

但1976年的异常信号越来越密集。6月，国家地震局收到15份预报意见，平时每月只有3到5份；7月中旬，北京地震队报告“建队以来最明显的七大异常”，唐山本地群测点水氡值异常，冷口温泉水温异常升高2度，老鼠成群出洞。

7月14日，距离唐山大地震爆发两周前，全国地震群测群防工作经验交流会甚至特地选在唐山召开。

地震局京津组组长汪成民口头通报，“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他后来承认这是“越轨行为”。7月27日上午，汪成民终于等到副局长查志远听汇报，查志远的决定是“下星期开一次会研究一下”，此时距地震还有15个小时。

但在7月14日这场会议上，河北省青龙县科委主任王春青听到这个消息后，火速回县汇报，县委书记冉广岐结合本县监测数据，7月25日越级发布防震预警，商店门窗全部打开防止砸人，居民搬离房屋。

三天后地震来了，青龙县47万人无一人震亡，1995年联合国派团实地调查确认此事，1996年向冉广岐颁发纪念章。

细节四：毛泽东批阅的最后一份文件

地震发生后，联合国、英国、日本、美国等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出援助意愿，均被婉拒，中国政府宣布“谢绝外部提供的援助”。

1976年的中国正处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尾声，毛泽东已83岁，重病在身。

地震当天凌晨，中南海的建筑物也在晃动。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传》记载，毛泽东生前批阅的最后一份文件，就是《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一个多月后，9月9日，毛泽东去世。

死亡人数的公布也经历了漫长过程。24.2万这个数字直到1977年11月才由国家地震局正式公布，距地震已过去一年多，此前中国境外曾有“70万”的猜测。

32年后的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中国接受了国际援助，日本、俄罗斯、新加坡、韩国等国的救援队陆续进入灾区。2008年9月25日，公布了69,227人遇难、17,923人失踪的信息。距离地震发生已过去四个多月。

但颇具争议的是，此后多年，汶川地震遇难人数未再更新，17,923人的失踪并未按照“推定死亡”而纳入到遇难人数的统计之中。目前，对于汶川地震死亡人数的官方表述，仍停留在2008年9月那一次发布的统计数据之中。

细节五：急救电话从555678到120

1976年的唐山本地医疗急救体系非常薄弱，更没有现代意义的“统一急救号码”或无线电调度；震后唐山本地医疗设施几乎全部被摧毁，电话、道路、医院同步瘫痪。

震后的急救只能依赖周边的北京和天津。而当时即便是首都北京，也只有一部急救电话：555678。背后是十几辆破旧救护车，没有无线电调度。37岁的急救医生李宗浩据报是当晚的总值班，电话像潮水一样涌进来，根本接不过来。

李宗浩后来被派往唐山一线做“检伤分类”，他后来向中国的媒体回忆，唐山地震造成3,000多位截瘫患者，其中相当一部分不是地震直接造成的，而是救援不当导致的二次损伤：热心但缺乏医学常识的人把伤者从废墟中“拽”出来，转运途中一路颠簸，本可避免的脊髓损伤变成了永久性瘫痪。

正是唐山大地震暴露出巨大的制度空白。本地救援急救体系能力不足，全国救援系统缺乏统一调度，因此伤员的转运和救助造成了大量不必要的损失。

这种无力感驱动李宗浩此后数十年奔走呼吁。1988年，北京急救中心落成，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化急救中心，全国统一的“120”急救电话正式启用。这一个电话号码背后，需要的是统一的指挥调度中心、分级分流机制等一整套国家层面的管理规范。

一位曾多年担任急诊科管理工作的退休医生向BBC中文解释，“120”这个急救号码的关键，不在于号码本身，而在于它背后的“托底”作用：只要有人拨通这个电话，就意味着背后一整套急救体系会随之启动，前来救助。

这位退休医生强调，在中国这样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让这套体系真正落地并持续运转，本身就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而这套体系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离不开当年那批医生在唐山大地震的惨状与无力感面前所积攒下的努力与决心。

“中泰一家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7日在中国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Anutin Charnvirakul；陈锡尧）时，再次强调这句话。

正因两国目前在各个层面的密切关系，人权组织十分担忧泰国会同意将被羁押于泰国移民局外国人拘留中心的中国异见人士遣返回中国。

就在阿努廷访华前数天，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呼吁泰国政府不要遣返至少四名中国异见人士及中国媒体工作者，称“中国政府在阿努廷总理于7月16日至20日访华前，加大对泰国官员的施压”。

这四人分别是：59岁的前《财新》知名调查记者白兆东，49岁的西藏及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谭翼翔，自称为“香港议会”团体成员兼法轮功修炼者、56岁的张信燕，以及中国民主党成员、曾举办六四天安门事件悼念活动、54岁的周俊义。

近日，人权观察泰国高级顾问苏奈·帕素克（Sunai Phasuk）在泰国总理访华期间向BBC泰语（BBC News Thai）透露，他们得知谭翼翔早于今年6月已被遣返中国，“无人知情，甚至连谭先生自己的律师也不知道”。

在泰国领导人按计划访华前，50多个国际人权及新闻组织发表联合声明，紧急呼吁泰国政府不要将白兆东遣返或驱逐至中国。

联合声明指出：“若被遣返回中国，白兆东将面临严重风险。”

其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于7月17日向媒体表示，根据现有资料，白兆东在中国涉嫌敲诈勒索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对此，发表联合声明的人权组织表示，这些都是“捏造出来的虚假指控”。

林剑表示：“中国已向泰国提出引渡请求，希望泰方早日将其引渡回国。”

7月16日，曼谷南区刑事法院开庭审理张信燕律师提出的申请。该申请要求法院根据《2023年防止及打击酷刑与强迫失踪法》，调查移民局阻止张信燕前往加拿大是否合法。律师认为，在已有第三国愿意接收的情况下，相关权力理应终止；此外，移民局于7月13日至15日期间拒绝律师会见张信燕，是否构成违反强迫失踪相关法律。

根据《Prachatai》报导，法官最终驳回了张信燕代表律师的申请。不过，在庭审中，移民局调查科第三组组长瓦查拉蓬·甘乍那干警察上校（Pol Col Watcharapol Kanjanakun）透露，张信燕因逾期居留，于2026年5月7日被移民局拘留；而中国当局于7月7日致函泰国，要求延后原定于7月8日将张信燕送往加拿大的安排。

由于原籍国反对将张信燕送往第三国，因此总理阿努廷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须决定应将她送往何处。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此案涉及国际关系，因此她至今仍被羁押于移民局外国人拘留中心。

回顾过去数十年间发生的事件，不难理解为何人权组织对泰国可能将中国记者及异见人士遣返回中国深感忧虑。

根据人权观察报告，2015年，泰国当局曾将中国维权人士董广平及姜野飞遣返回中国，尽管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已确认两人的难民身分。其后，董广平于2026年再次逃离中国，并获加拿大重新安置。

去年，泰国政府将40名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而目前无人能够核实他们的处境。类似情况亦曾发生于2015年，当时泰国当局允许中国派遣飞机从曼谷接走逾100名维吾尔人。

2025年底，泰国还将缅甸克伦邦妙瓦底府水沟谷（Shwe Kokko）创办人佘智江移交中国。该地被指为缅甸大型诈骗中心之一。泰国依据引渡法将佘智江移交中国当局，尽管其法律团队质疑遣返程序“存在异常”。

此外，自去年以来，泰国当局亦协助中国政府安排飞机降落达府湄索国际机场（Mae Sot International Airport, Tak），接走涉及妙瓦底网络犯罪及网上诈骗案件的中国公民，累计已超过1000人。据泰国公共电视台（Thai PBS）报导，最近一次行动于7月9日进行，中国当局派出3架航班接走逾300名中国公民。

这一切都引发了一个问题：泰国是否正在成为中国当局跨境执法体系的延伸？

泰国如何权衡来自中国的要求？

人权观察泰国高级顾问苏奈认为，泰国正推行一种带有“朝贡国”色彩的政策，即“以讨好中国为重”，藉此换取经过盘算后可获得的利益，不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国家及领导人层面的关系深化方面。他仍质疑，泰国从中国获得的究竟是否真是自身所需要的，抑或其实是“由中国决定愿意给什么”。

“中国在演说或发表声明时经常引用‘亲如兄弟，并非外人’这类说法，但实际上这根本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一种中国长期占东南亚小国便宜的关系。”

他认为，泰国评估后认为“讨好中国”比遵守国际规范或禁止将人遣返至可能遭受迫害地区的“不驱回原则”（non-refoulement）更加方便和容易。从谭翼翔及张信燕两宗最新个案可见，泰国愿意配合中国提出的要求，阻止与北京立场不同的难民及活动人士。

苏奈表示：“从阿努廷最近访华期间展现出的态度来看，我看不到任何希望，认为泰国会反抗中国利用权力施加影响和压迫。作为朝贡国的地位正变得愈来愈明显，而中国也将愈来愈能够发号施令。”

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Fondation pour la recherche stratégique, FRS）研究员孟尚恩（Simon Menet）向BBC泰语表示，在将中国异见人士遣返回国这一问题上，并非泰国无法拒绝，而是泰方在权衡后往往选择配合中国政府的要求，因为这样做通常不会对泰国利益造成太大损害。

他认为，非政府组织（NGO）的施压对泰国政府影响有限；就连美国，在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执政下，人权议题亦非首要政策重心。

“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们不这样做呢？”孟尚恩说，并补充指，将异见人士与跨境刑事案件嫌疑人送往中国的做法，也反映出泰国在不同个案中的权衡计算有所不同。

他说：“例如佘智江案，花了相当长时间才被送回中国。某程度上，他具有更高的战略价值，而将他留在泰国对泰方而言是一种优势。至于中国政治异见人士的案件，则必须从泰国角度认真衡量成本与利益。我不认为目前泰国所需承担的成本高到足以让其拒绝遣返这些异见人士。”

日本关西外国语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专家马克·科根博士（Dr Mark Cogan）解释，中国对泰国执法与司法体系的影响主要透过两条途径进行。第一条是清晰可见的正式途径，例如1993年《中泰引渡条约》等正式协议，以及透过泰国法院执行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红色通缉令等公开合作机制。

然而，涉及中国国家安全、追捕中国难民或异见人士的个案，泰国则会面临来自外部的非正式压力，即所谓的“看不见的手”。

这位日本学者表示：“许多人权组织把这种现象称为‘跨国镇压交换市场’（Swap mart of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而且不只适用于中国。”

科根指出，近年来泰国经常在两国领导人会晤期间遣返中国异见人士，而这种模式至今仍是一个“谜”，尚未有明确解释。

他指出，去年泰国遣返40名维吾尔人，时间点正是在时任总理佩通坦（Paetongtarn Shinawatra）访华约三星期后。尽管那次访问属于双边会谈，与相关议题并无直接关联。而最近，则是在阿努廷准备赴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出现要求泰国不要将白兆东遣返回中国的呼声。

科根说：“这是一件很神秘的事，因为从这种模式看来，似乎涉及泰国希望得到或必须得到的某些东西，又或者某种共同利益。”

他补充，自己曾在俄罗斯摇滚乐队Bi-2事件中看到类似模式。该乐队反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成员于2024年1月在布吉演出期间被捕，一度面临被泰国遣返俄罗斯的风险。最终他们并未按照俄罗斯当局的施压被遣返，而是选择前往以色列。

科根指出，俄方要求泰国遣返Bi-2乐队成员之际，正是泰国努力增加俄罗斯旅客人数的时候。

他说：“这显示泰国旅游业在经济上的脆弱性；与此同时，俄罗斯又施压要求遣返这些强烈反对普京的音乐人。几乎每次高层互访似乎都会发生这类事情，而且不仅仅是中国如此。”

“因此，我认为这里正在发生的情况就是所谓的‘选择性迁就’（selective accommodation）。这种现象一直存在。泰国会在一些不损害自身国家安全的小问题上，对其他国家作出让步。这些措施能够让其在实际操作上获得更多便利，同时有助推动其所追求的更大经济、贸易或外交利益。所以你会在越南看到这种情况，在俄罗斯看到这种情况，而在中国身上更是如此。”

尽管与中国合作日益“紧密”，泰国仍试图维持与中国之间的权力平衡

中国外交政策专家孟尚恩向BBC泰语表示，回顾过去可以发现，泰国一直以来都相当擅长处理来自中国的安全诉求。其中一个明显例子，是2011年“糯康事件”后湄公河流域的巡逻安排。当年两艘中国货船在金三角水域的湄公河上遭到袭击，造成13名中国公民死亡。

这宗中国公民遇害事件引发对糯康的追捕。糯康是一名来自缅甸掸邦、涉及毒品交易和抢劫活动的人物。此外，亦有来自泰国帕孟部队（Pha Muang Force）的军人被控共同伤害他人及毁尸。

孟尚恩指出，当时泰国试图限制中国在泰国领土上的调查范围，并坚持采取“协调巡逻”（coordinated patrol）模式，而非“联合巡逻”（joint patrol）模式。在中国、老挝、缅甸及泰国为保障商船安全而展开湄公河巡逻时，泰方拒绝让中国船只进入泰国水域航行。

孟尚恩认为，泰国长期以来一直努力在回应中国诉求与维护自身主权之间取得平衡，但2025年出现的一些重要动向显示，这种平衡正在发生变化。

这位法国学者表示，泰国同意让中国警察长期进驻湄索县数星期甚至数月，以处理缅甸妙瓦底一侧的跨国诈骗问题，以及时任中国公安部部长助理刘忠义频繁现身泰国边境城市，都是显示中国在泰国影响力平衡已不同以往的重要迹象。

孟尚恩说：“刘忠义在2025年多次前往泰国，也像他到访湄公河流域其他国家一样，督促打击诈骗集团。然而，有时他前往泰国北部时甚至未有事先通知曼谷当局。这类情况涉及泰国主权问题，也反映出中泰安全合作中的信任问题。”他谈及刘忠义的相关行动，而刘忠义目前已不再担任该职务。

他指出：“有时候，泰方同意这样做是基于泰国自身利益，因为他们面对大量自身无法处理的犯罪活动。但与此同时，中国也会利用这种合作来推进自身利益，有时甚至会将合作范围扩展至超出最初与泰方达成协议的程度。我认为这一直是与中国谈判的特点，也就是说，你必须小心，不要让伸出援手变成让对方把整条手臂都拿走。”

另一方面，孟尚恩还指出，近年泰国警方与中国的合作愈趋密切。以目前曼谷都会警察局的监控系统为例，其采用了华为（Huawei）的技术。

至于地方层面，他表示：“一些小型泰国警察局可能愈来愈依赖中国及中国商人，尤其是在资金和贪污腐败方面。”

不过，孟尚恩同时强调，泰国警方并非只着眼于中国。

“泰国警方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同样保持非常密切的合作，尤其是泰国警队中一些敏感且核心的部门。例如中央调查局（CIB），他们其实没有那么信任中国。”这位法国研究人员说。

中国有哪些压倒性权力？

当谈到究竟是什么令中国在与泰国的谈判中拥有较高筹码时，和平与冲突研究专家科根博士认为，这并非所谓的软实力，而是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中国是东盟国家的首要经济伙伴，同时也是泰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

他表示：“经济压力、经济规模，这不是软实力，而是强制性权力。”

这位日本大学的专家进一步指出，泰国在新冠疫情（COVID-19 pandemic）后的经济复苏环境“非常艰难”。整体经济形势未见明显好转，尤其是旅游业极为脆弱。政府正努力吸引游客回流，希望藉此带动经济复苏；但与此同时，又面临来自美国关税政策的贸易战压力。这种情况无形中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对泰国的议价能力，因为泰国缺乏足够多元的市场选择来分散风险并应对危机。

因此，在泰国经济脆弱且缺乏稳定替代选项的情况下，中国作为区内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自然成为重要依靠。科根认为，这也是泰国缺乏动力拒绝中国要求的原因之一。

他说：“如果出现某种奇迹，泰国经济状况改善，并能以与越南相若的速度增长，那么他们或许会有更大意愿说‘不’，例如直接表示‘我不会引渡这些人’。但我看不到这种情况会在短期内发生。”

此外，他补充说，中国的强制性权力还包括区域内其他机制，例如透过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等代理国（proxy states）扩展影响力。同时，中国位于湄公河上游的水坝，也使其在控制流向流域各国水电大坝的水量方面拥有优势。此外，中国经常使用“兄弟”、“一家人”等外交话语，营造友好及非正式关系的氛围，以促进各项合作顺利推进。科根认为，这些因素同样构成了中国较强的谈判筹码。

泰国要付出什么代价？

科根博士认为，泰国在配合中国要求，尤其是在将难民或异见人士遣返回中国的案件中所付出的代价，令人遗憾的答案是：“泰国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因为国际社会对泰国在此类问题上的观感，并不会影响推动该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活动。

“你认为人们会因为不想支持把人遣返回中国大陆，而不再来泰国旅游吗？不是的。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来泰国吗？因为成本太高，因为油价太贵，因为他们自己国家的经济状况不佳。中国人为什么不来泰国？不是因为遣返问题。那完全是另一回事，而是因为对自身安全的担忧，因为存在跨国犯罪问题。但在遣返、强制迁徙或强制驱逐这些议题上，我看不到有什么影响。”

另一方面，人权观察泰国高级顾问苏奈则认为，泰国推行“迎合中国政策”须付出多方面代价。

其中包括在全球人权舞台上的公信力受损。他相信，泰国将在今年11月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审查时面临严格检视。此外，他亦认为，这些事件可能成为泰国实现于2028年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目标的障碍。

他还认为，泰国持续向中国的强制性权力让步，不仅影响人权议题，也使泰国在其他涉及广大民众利益的问题上缺乏与中国谈判的意愿与能力。例如，中资矿场在缅甸排放污染物进入泰国北部流域、“灰色中国人”在泰国从事非法活动，以及随之而来的贪污问题等。

苏奈表示：“即使你不在乎人权，仍然有许多更具体、更实际的后果值得关注。”

中国对泰国的影响力如何？

这位法国专家指出，尽管中国并未直接将东南亚称为自己的“后院”，但该地区是中国周边外交（peripheral diplomacy）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周边外交正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之一。这种邻国外交模式受到地理位置、区内庞大华侨华人社群，以及彼此之间深厚历史和经济联系等因素影响。

孟尚恩表示：“有时候，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关系被比喻为一个大家庭，或以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等形象来描述。这反映出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之间紧密互助合作的理念。这种理念直接影响中国安全机构的战略与运作。湄公河流域几乎成为中国执法行动的试验场，在这里推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项目，例如澜沧江—湄公河综合执法安全合作中心（Lancang-Mekong Law Enforcement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Center），以及设于柬埔寨金边的双边警务协调中心。”

不过，他认为区内各国对中国影响力的回应并不相同。

他指出，缅甸是“中国警务力量渗透程度全球最高的地区之一”，中国能够在当地开展其他地方难以见到的行动。此外，若缅甸军政府不配合相关要求，中国还可透过与其关系密切的民族武装组织向军政府施压。

至于老挝，中国的影响力同样非常强大，特别是在北部金三角经济特区。中国能够在当地推行各种行动，而老挝政府几乎不会介入。

“不过，老挝同时也在警务和安全合作方面维持与越南的某种平衡，即使它高度依赖中国。”

谈及柬埔寨时，他表示，虽然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具有极大影响力，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在安全事务上总能如愿以偿。他认为，柬埔寨并不会轻易满足中国的所有要求。

他举例说，与柬埔寨领导层关系密切的太子集团（Prince Group）高层陈志，曾受到美国及英国制裁措施施压。中国花费相当长时间才令柬埔寨同意以引渡方式将其移交中国当局。

回到泰国的情况，孟尚恩认为，尽管泰国在多方面受到中国影响，但相较区内其他国家，泰国其实拥有更大的对中谈判空间。

“此外，泰国从未沦为殖民地，并且在主权、独立性以及与不同伙伴维持多元关系方面，在区域内具有较强地位。这使泰国比柬埔寨、老挝或缅甸拥有更多外交操作空间。”

他表示：“当中泰两国利益一致时，双方的安全合作很可能进一步深化。尽管中国在执法领域的角色正如前文所述持续演变，但泰国依然奉行多元外交政策，并与美国、日本、韩国及澳洲等主要伙伴保持紧密合作。此外，目前泰法双边合作也相当活跃。这显示泰国知道如何在必要时妥善与中国打交道及发展关系。”

人权观察泰国高级顾问苏奈则持不同看法。

他认为，如今完全可以说，泰国及湄公河流域其他国家正逐渐“成为中国权力运作的延伸，包括中国各类执法机制的延伸”。

他特别提到，中国正在推行一项名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新法律。人权组织认为，该法部分条文可能有助中国政府打压居住海外、批评中国共产党体制的人士。

苏奈表示：“也就是说，只要有中国人居住的地方，中国便视之为具有某种域外管辖权。这是一种殖民时代氛围的回归，而这些国家却没有提出异议。如此一来，你实际上就成了中国域外管辖权体系的一部分，并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中国的殖民附属地。”

近年在泰国，“泰国省”（Mon Ton Tai Guo）一词常被作为惯用语或带有讽刺意味的说法，用来戏称随着北京在泰国的影响力日益增长，泰国正逐渐成为中国的另一个省份。

苏奈说：“从现在开始，‘泰国省’这个说法已不再只是玩笑，而正逐渐成为泰国事实上的现实状态。”

“如果有一座桥可以通向厦门，我们土地、房价都会翻一倍，可以互惠生活在这岛屿的每个人。”金门商家李钟灵向BBC中文说。

他口中的那座桥并不存在，却是他和不少金门居民多年来想像的未来。

李钟灵回忆，过去金门街头曾因两岸旅游热络而人潮拥挤，游览车载着团客往来穿梭，大型免税商场引进高档精品品牌。然而近年，受疫情与两岸关系紧张影响，旅游业与商家均遭遇明显冲击。

“金门靠的就是观光跟游客，如果有一座桥可以通往厦门，我相信在地居民一定很赞成，因为方便了，可能开车就过去了。”

这样的想像，也是北京描绘的未来。中国政府在金门隔海不到3公里处，盖了一座新机场——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预计今年启用。

根据中国官方规划，翔安机场设计中包含多项与金门连结的构想，不仅有为金门旅客设置的“专用通道”，并预留“金门航站楼”用地，甚至规划跨海“厦金大桥”，试图连接厦门、大嶝岛与金门，迈向“同城化”。

这座新机场折射出金门居民内心的矛盾。岛上有居民忧心噪音、空污与生态冲击，担心两岸交流深化后，会破坏原本宁静的岛屿生活，甚至陷入更多政治角力与国安风险。

另一位金门人宋先生向BBC中文表示，翔安机场将为他的工作与旅行带来便利，但对厦金大桥等规划仍持保留态度。“厦门近年发展很快，但我们是两个国家，制度、文化跟生活品质还是不同。”

新机场如何“延伸”到金门？

金门是台湾的离岛，距离中国大陆海岸约10公里，与厦门隔海相望。

如今，从金门西北沿岸望去，翔安机场的庞大腹地、塔台、航厦与跑道已然成形，成为不少居民日常生活中最直接的景象。

自2013年起，中国开始在大嶝岛与小嶝岛之间进行大规模填海造陆，使大嶝岛面积几乎增加一倍，最邻近金门处仅约3公里。

官方规划显示，翔安机场定位为中国华南地区的重要航空枢纽，也被赋予连接金门的功能。

今年6月，翔安机场业主单位兆翔机场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葛红斌透露，航站楼内已规划为金门旅客设置“专用通道”，并预留“金门航站楼”用地。他指出，台湾民众可透过厦金“小三通”抵达厦门五通码头，搭乘直达专线前往翔安机场。

当局同时规划兴建“厦金大桥”，未来从金门到机场的交通时间可望缩短至10至15 分钟。

中方规划的厦金大桥采“两段式”设计，分为厦门段与金门段。厦门段连结厦门与大嶝岛，预计于2026年底海上主线通车，2027年底全线通车；“金门段”则由大嶝岛翔安机场延伸至金门西北沿岸。

中交二航局厦金大桥项目联合党支部书记王超日前另表示，工程已预留向金门延伸的接口。

台湾方面长期否定中方提出的“通桥”计画。台湾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接受BBC中文专访时表示，厦门与翔安机场有既定的连结，但台湾并未制定相应通桥政策。

他强调，当前中共更积极对台湾施加复合性压力，通桥涉及敏感国安问题。“只要相关规划是为了‘促统’或‘融合发展’，台湾政府就不会配合，也没有相关政策或准备与构想。”

情感工程：“金厦同城化”的想像

金门与厦门因地理相近，自古往来密切，形成深厚的历史与文化连结。然而在两岸分治后，交流受到限制，两地的发展路径逐渐分歧。

厦门是中国最早设立的经济特区之一，人口接近四百万，近年聚焦于高科技制造与商业贸易的发展。而金门常住人口仅约六至七万，产业以观光与特色农产为主。

对部分金门人来说，如今与厦门的发展差距“仿佛两个世界”，隔海高楼林立，繁华令人向往。

清华大学社会所副教授、长期研究金门的沈秀华向BBC中文分析，基础设施不仅是交通或经济工程，更往往“牵动人心”，承载着居民的情感投射：一方面象征便利生活、经济繁荣与未来可能性；另一方面，若计画未能落实或引发政治争议，则可能伴随失望与挫折。

她指出，翔安机场与“厦金大桥”的规划，正把部分金门居民多年来的地方发展期待具体化，是中国对台统战策略的一部分。“北京藉由兴建交通设施，并延伸至社会交流与互动，透过‘情感工程’影响台湾社会认同，进一步推动两岸融合。”

自1980年代起，便有中国学者提出以跨境交通建设连结台湾与福建的构想，试图透过桥梁或隧道模糊两岸边界，重新定义领土关系。

长久以来，部分金门地方政治人物积极倡议与厦门“通桥”或深化连结的基础设施。支持者认为，一条以经济与民生为出发点的桥梁，不仅能衔接金厦小两岸，也能替台湾搭起“无形的情感连结”。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在金门选举造势时曾直言：“这条桥盖好，金门问题就解决一半。”

今年4月，金门县议长与副县长前往金门西北部五龙山一带，视察“厦金大桥”金门端的预定地，公开表示地方政府应展现积极态度。

金门大学国际暨大陆事务学系教授卢正锋向BBC中文指出，在两岸推动“融合发展”政策的背景下，翔安机场的落成与启用，对金门民众形塑出“金厦同城化”的想像，也在两岸尚未能进行官方或第三方观光旅行公会谈判之前，成为一种政治宣传与“善意释放的手段”。

2023年，中国国务院将福建定位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并推出居住证、就业与创业优惠等措施，逐步将台湾部分群体纳入中国经济与社会体系。

2026年4月，台湾在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北京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会面后，北京随即公布“对台十大措施”，其中包括支援金门共用翔安新机场，以及推动“新四通”政策，涵盖金门与厦门的通桥、通电、通气及已实施的通水。中国国台办也表示，支持金门共用厦门新机场，是“回应金马乡亲期盼”。

沈秀华副教授指出，中国透过“厦金大桥”的论述与宣传，将尚未存在的建设塑造成既定事实，该工程实际上未接壤台湾领土，却刻意以此命名，营造“工程已完成、等待金门接续”的氛围。

2025年，福建省金门同胞联谊会曾邀请金门前县长率团走访“厦金大桥”厦门段施工现场，亲眼见证工程进展。同年11月，台湾艺人欧阳娣娣也在厦门参访大桥工地，身穿工程服体验粉刷桥面，并在镜头前表示期待未来能透过大桥往返“家乡”。

沈秀华指出，北京在处理“厦金大桥”的方式，与近来进入频频台湾领空与领海的行动逻辑一致：透过持续进入台湾主权范围，塑造“事实已存在”的印象。这种策略不仅对金门地方社会形成压力，迫使地方领袖表态，也可能进一步影响台北中央政府的政策立场。

2023年，金门一名前县议员曾推动“金厦大桥”公投案，并获得734份提案人连署。不过，内政部认定该议题属“非地方性公民投票”，最终驳回申请。

在地看法分歧

在金门，多名居民向BBC中文表示，翔安机场启用后将多一个飞行选择，带来交通便利，但这份期待也伴随着隐忧。

金门人宋先生说，他因工作需求时常需要飞回台湾本岛，但不时会遇到买不到机票，或在雾季班机延误、取消的情况。“翔安机场启用，等于多了一项选择，生活品质也会因此提高。”

他解释，翔安机场距离近，加上“小三通”航班选择多，票价也比飞回台湾本岛相对便宜，对金门居民而言，若要进行国际旅行，这也是一个便利之选。

目前金门居民若要搭乘国际航线，通常需先从金门尚义机场飞往台湾本岛的桃园或台中清泉岗国际机场，转乘国际航班；或透过“小三通”搭船到厦门，再由高崎国际机场转机。

不过，宋先生对厦金大桥的规划持保留态度。他认为，盖桥所牵涉的问题过于复杂，不仅涉及两岸制度差异，还包括收费管理、司法管辖等实际问题，例如若有通缉犯藉由桥梁逃逸，将引发法律与安全争议。

“厦门近年是发展很快，但我们是两个国家，制度、文化跟生活品质还是不同。”他认为翔安机场与跨海桥梁能提供更多选择，但是否真正落实充满不确定性，最终仍取决于政府的政策立场。

另一名金门居民洪先生则向BBC中文表示，目前尚义机场已能满足日常需求，翔安机场对他影响有限。他指出，两岸局势紧张之下，若严峻的政治问题无法解决，再便利的交通设施也难以真正落实。

宁静生活会否被破坏？

在金门街头，多数民众都不愿公开谈论“通桥”或翔安机场的议题，因为地方小，他们担心一旦表态便被贴上标签。

有居民私下对BBC中文指出，当地仍担忧台海冲突的可能性，大桥若建成，可能在中共犯台时增加金门遭受攻击的风险；也有一名女士强调，她更希望维持相对安静的生活环境，不希望因为跨海大桥带来大量人潮与噪音，破坏原有的宁静氛围。

金门县议员董森堡早前在县议会质询时表示，忧心翔安国际机场距离金门过于接近，庞大的运量恐对金门造成空域重叠、飞安疑虑，以及噪音与空污等严重冲击。

而在翔安机场正式营运之前，部分改变已经显现。

金门在地生态专家洪清璋向BBC中文表示，翔安机场的建造已对金门生态造成长远影响，尤其是抽砂填海造陆所带来的淤泥问题，造成金门潮间带底栖生物窒息死亡，食物链受到破坏，并影响牡蛎养殖业者生计。

洪清璋指出，翔安机场在兴建过程中是否曾进行完整环境影响评估，对岸并未对外透露；金门县政府多年来也未公布任何相关研究。他强调，翔安机场从施工到营运，对金门生态的影响是“缓慢但持续”的，许多物种已经消失，虽非短时间能察觉，但变化正朝不利方向发展。

2026年至今，中国香港警察国安处已搜查四间独立书店，拘捕11人，全部以“煽动罪”罪嫌被捕。警方均称在行动中检取“具煽动意图的书籍”，但一直没有交代具体书籍为何。

自2020年中国《香港国安法》生效后，每年香港都有不同书籍被下架、消失或点名。

香港特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多次强调，政府不会设下“禁书名单”，称法例已清楚说明何谓“煽动意图”。

一名书店负责人向BBC中文表示，业界从无清𥇦的指标判断何谓“禁书”，“它（政府）觉得书有问题也不会跟你说，到你知道时，已是国安抓你了。”

无论是被下架还是被搜查检取，这些书籍的特征或勾勒出政府审查的逻辑。

BBC中文梳理这些年，曾被图书馆及书展下架、被建制媒体点名，以及近来国安警察在搜捕行动中被检走的书籍，还原香港如何一步步走入“禁书时代”。

官方整治：图书馆下架潮

香港的“禁书潮”由公共图书馆开始。

2020年6月30日深夜，《香港国安法》生效。六日后，主管公共图书馆度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康文署）率先以“内容可能违反国安法”为由，下架九本书，包括学者陈云有关本地论述的《香港城邦论》、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的《我不是英雄》和前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的《边走边吃边抗争》。

随后数年，大批书籍相继下架。据香港《明报》报导，截至2023年5月，公共图书馆下架接近200项资料，主要涉及作者背景或个别议题。

下架的对象针对政治学者及泛民主派人士，如已故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立法会前议员吴霭仪等，另外亦有资深传媒人区家麟、谭慧芸。

北京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相关书籍与新闻纪录片全部被下架。批判中国的书不复存在：如余杰的《卑贱的中国人》、《纳粹中国》等。

2023年，《明报》宣布结束政治漫画家尊子40年历史的政治漫画专栏，图书馆随后亦将其著作全数下架。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同年表示，图书馆需要“确保没有违反香港任何法律”，至于被下架的书，称公众可以在私人书店找到，“如果他们想买，就买得到。”

一名香港本地书店负责人对BBC中文表示，在当时的时空里，独立书店的确仍有身位填补市民需要。

“以前听到公共图书馆有书下架，我们很开心的，因为我们马上拿（相关的书）出来卖⋯⋯三两天就卖光了，补货也来不及补。”因为担心风险问题，这名负责人要求匿名。

“不过，当然现在就很难在香港再做到这件事。”他说。

建制报章：持续点名批评

2021年的香港书展，是《香港国安法》颁布后的首届。针对独立书店和出版社、指控个别的书籍违反国安法的投诉举报氛围出现。

在书展首日，有亲政府组织向警察国安处举报书商“有种文化”及“山道文化”，出售怀疑违反国安法的书籍，包括有关2019年反修例运动的《逆权教师》、《元朗黑夜》；有关2014年雨伞运动的《每一把伞》，以及香港史论着《如水赴壑──香港历史与意识之流》。

书展开幕之际，隶属中国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香港中联办）的《文汇报》亦有点名批评书籍，认为其“美化黑暴、诋毁国家”。

“山道文化”前负责人杨子俊向BBC中文忆述，当年警方曾接报到场巡视，但认为书籍“无问题”。不过翌日书商被拒参展，主办方香港贸易发展局没有说明原因。

杨子俊事后分析，被拒参展的出版社均曾展出社会政治类书籍，作者或者有社运背景，猜测贸发局经过“风险评估”取消资格。

当时，香港贸发局副总裁周启良称，书展是自由开放的平台，不会作任何审查，但参展商都要遵守香港法律；若贸发局接获投诉，会交特区政府电影、报刊及物品管理办事处（报刊办）进场巡视，或要求参展商收起刊物。

2024年3月23日，俗称“23条立法”的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生效。在该年的书展，再有书被贸发局“建议下架”。

涉及的书籍种类不同，有文学、诗集、新闻评论及心理书籍，但共同的元素是后社运记忆与经历。

当中包括前立法会议员邵家臻的《坐监情绪学》、《字里囚间》、区家麟的新书《最后的信仰——新闻伦理十二讲》、《二千零四十七夜》；香港作家廖伟棠的《末日练习》等。另外亦有描绘社运参与者创伤、作家梁莉姿小说《日常运动》，以及离散港人访谈集《异乡港孩》。

被贸发局“建议下架”书籍的“界限书店”负责人廖咏怡对BBC中文说，主办方称收到投诉，“但我也不知道是谁投诉。”

廖咏怡说自己有下架书籍，但到2025年书店被拒参展。

而在这一年，亲政府报章也开始瞄准独立书店，密集式点名批评。

2025年7月，在主流书展以外，“猎人书店”联同多间出版社和独立书店举行“民间书展”，强调“无审查”。

《文汇报》连日刊登〈赶绝“软对抗”系列〉报导，点名猎人书店售卖“反中乱港”作家的作品，质疑书展充满“软对抗”意味。该报提到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留下》，其形容刘在书中“唱衰完善后的选举制度”。

该报记者另外暗访“一拳书馆”，指书店藏有前公民党创党成员，资深报人韦安仕（Steve Vines）的《香港新贵现形记》，批评该书“唱衰香港回归祖国”、“煽动市民的反政府情绪”。记者又向店员查询，发现书店仍有出售《黎智英传》。

位于旺角的“乐文书店”于1984年开业，亦首次被点名为“黄丝书店”。

报导称其“暗中贩卖”大量抹黑政府、煽动市民仇视的“软对抗”书籍，当中包括《苹果日报》专栏作者颜纯鈎的《香港我的爱与痛》，称该书指香港“一国两制”管治方针“已经破产”是抹黑、企图破坏市民对政府的信任。

当时有关点名未有引发任何行动。然而一年后，上述书店均成为警察国安处搜查的对象。

走向执法：首定调“煽动”书籍

2026年，警察国安处动用《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煽动罪”，于3月及6月搜查深水埗“一拳书馆”及“猎人书店”，并拘捕其负责人。

警方于行动中检走多箱书籍，据本地媒体报导，已知被检走的有壹传媒前董事祈福德（Mark Clifford）撰写的《黎智英传》。

祈福德曾于社交平台X表示“难以置信”。他嘲讽，香港书店能卖希特拉的《我的奋斗》，但卖《黎智英传》就有可能被判监七年。

业界当时要求政府列出禁书名单，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设“黑名单”会“便利犯法”，政府的责任只是说明法例。

7月15日，警方再搜查独立书店“留下书舍”及“田园书屋”，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五人。

田园书屋是香港最老牌的独立书店，于1976年开业；留下书舍则于2022年由多名资深传媒人创立。

同日《文汇报》报导指，两书店从境外“偷运煽动性书籍来港出售”，借文化推广之名“煽仇煽暴荼毒社会”。

报导又称，留下书舍经常宣传“反政府意识”及由“反中乱港政客”撰写的书籍，如邵家臻的《狱外之囚》、《字里囚间：明就明唔明就黎明》、《坐监情绪学》，以及刘慧卿的《留下》等。

警察国安处特别提到，7月15日的行动警方是“接获香港海关转介”，指在一批由境外寄到香港的货物中，发现“具煽动意图”的书籍。

据本地媒体报导，被检走的书籍包括美籍华裔记者冯哲芸（Emily Feng）的《唯红花绽放：习近平时代的认同与归属》。

这是港府首次公开表明基于“海外进口书籍”作出行动。今年3月，港府公布《香港国安法》第43条新细则，授权海关人员只须合理地怀疑某物品具煽动意图，即可充公物品。

界限书店负责人廖咏怡表示，自3、4月开始，从台湾订的书都几乎每次都被海关抽查。“之前有试过（抽查），可能几个月才一次，但最近就经常都有。”

不愿具名的本地书店负责人对BBC中文表示，他不相信海关曾阅读书的内容，“对他们来说不符合成本效益”。

但这位负责人表示很难判断，到底是政府内部有流通着“禁书清单”，还是只是海关“一打开（箱子），看到‘习近平’三个字就报国安”。

《唯红花绽放》今年4月出版，作者冯哲芸纪录了20名抗争者的故事，包括维权律师、武汉新冠封城日记作家等。出版社为台湾卫城出版。

卫城出版总编辑洪仕翰接受台湾《联合报》报系转角国际网站访问时说，他认为书籍“相对温和”，“没有张牙舞爪地说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内容，而是呈现中国老百姓“日子怎么忽然就过不下去了”。

BBC中文曾联络冯哲芸请求回应，她表示未掌控足够讯息，不便评论。

“禁书”的回响

7月16日，邓炳强在立法会会议上再次表示无意设禁书名单，重申政府是针对书的内容执法，而非书名本身。他又称，书商有责任确保所卖的书不会危害国家安全。

书店经营者廖咏怡表示，书店店长其实无法阅读所有书籍内容，“有人说不适合的书就全部都不卖的话，那就没什么书可以卖。”

目前未知当局针对独立书店行动会否持续。邓炳强表示：“一犯法有证据，我们就抓；够证据，我们就控告”。

在台湾，香港书店被搜查事件引起社会关注。

“留下书舍”店员被警方带走时，身穿写有“我是书店店员”字样的上衣，双手被反铐，但表情从容不迫。有关照片在社交平台广传，有网友形容腰板挺直的模样展现了“文人的风骨”。

许多人在Threads上发文声援，纷纷接力写上“我是书店店员”；不少网友也购买被《唯红花绽放：习近平时代的认同与归属》作声援。该书在数小时内登上网络书店博客来中文书第一名，目前在台湾网络售书平台显示断货，出版社已表示紧急再版。

赖清德总统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他表示，台湾曾经历查禁书刊、压抑言论的戒严年代，深知民主自由得来不易，向所有在困境中坚守岗位的书店及文化工作者，表达关切与敬意。

在国际上，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与无国界记者组织（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RSF）均对最新一轮搜查事件表达了关切。

7月17日早上，留下书舍创办人岑蕴华及另一店员获准保释。曾长年从事新闻工作的岑蕴华身穿黑色上衣，背面写着，“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

“其实书店并没有说站得很前，也没有说做了什么好惊天动地的事，他们只是守住某些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底线。”一名熟悉书店及出版业人士对BBC中文说。

“你（政府）没有话不能卖，那我就卖啰，仅此而已。”

7月初，梅尔森·阿劳霍（Mailson Araújo）像往常一样在社交媒体发布自己在健身房的照片，展示身材。这令他成为职业健美运动员和拥有数万名追随者的健身网红。

他身穿红色背心，展示出那种几乎不可思议地发达的肌肉手臂，看起来仿佛属于超级英雄。

数小时后，这名35岁巴西人在其位于东北部巴伊亚州（Bahia）家中感到不适后去世。

虽然阿劳霍的死因尚未确认，但他是多名突然离世的健美运动员之一。

今年5月底，巴西最知名的年轻健美运动员之一加布里埃尔·甘利（Gabriel Ganley）因心源性猝死（sudden cardiac death）去世，终年22岁，去年另外两名分别为30岁及40岁的巴西健美运动员亦因心脏相关疾病死亡，其中一人是在比赛期间离世。

世界各地也有类似死亡个案，包括2017年于26岁时去世的美国健美运动员达拉斯·麦卡弗（Dallas McCarver），以及2023年于30岁时去世的德国健身网红兼健美运动员乔·林德纳（Jo Lindner）。

那么，为何一些看来强壮健康的健美运动员，会在相对年轻时突然死亡？

一项于2025年发表的研究阐述了竞技健美运动的风险。研究人员追踪约2万名于2005年至2020年间参加该运动管理机构赛事的业余及职业健美运动员。

这项发表于《欧洲心脏杂志》（European Heart Journal）的研究发现，职业健美运动员因心源性猝死，即心脏突然停止跳动而死亡的可能性，是业余参赛者的五倍以上。

心源性猝死在年轻健康人士中相当罕见，通常与潜在心血管疾病有关。

研究共发现121宗死亡个案，其中46宗被归类为心源性猝死。

死亡者的平均年龄为45岁，但在仍积极参赛的运动员中，平均死亡年龄仅为34.7岁。

研究主要作者、意大利帕多瓦大学（University of Padova）的马可·韦基亚托博士医生（Dr Marco Vecchiato）表示，导致这些健美运动员死亡的因素可能有多个，包括增强表现药物的“广泛使用”、比赛前快速减重，以及“极端力量训练”。

丹麦研究人员于2025年在《循环》（Circulation）期刊发表的另一项研究，追踪了1,189名已知使用同化类固醇的男性，并在11年间将他们与近60,000名普通男性作比较。

研究发现，类固醇使用者患上扩张型心肌病变的可能性接近一般人的九倍。这种疾病会削弱心肌。他们心脏病发作的风险高出三倍，而心脏衰竭风险则增加超过三倍。

除了造成其他健康问题，例如精子数量下降及勃起功能障碍外，同化类固醇亦可提高血压、加速动脉粥样斑块积聚，并引发心脏本身的结构变化。

事实上，在《欧洲心脏杂志》研究中，研究人员检视了已故健美运动员的验尸报告。

在许多个案中，报告显示死者心脏肥大及左心室肥厚——即心脏主要泵血腔室增厚，而这可能增加心律不整及心脏衰竭的风险。

在部分个案中，毒理分析及公开报告揭示死者曾滥用同化药物（anabolic drugs），而这类物质通常不属于验尸检测项目。

年轻去世健美运动员的验尸结果，往往显示其心脏肥大。

其中一宗最广泛报道的个案，是美国健美运动员达拉斯·麦卡弗。他是该运动最具知名度的明星之一，于2017年以26岁之龄去世。验尸结果显示，其心脏重达833克，超过成年男性预期心脏重量两倍。

2022年一项检视美国健美运动员验尸报告的研究发现，他们的心脏平均重量比正常值高近74%，左心室壁厚度则比预期高出最多125%。

在另一项独立研究中，研究人员分析了意大利及西班牙涉及健美运动员且与同化类固醇（anabolic steroid）使用有关的法医报告。

多宗个案显示，20多岁的年轻运动员已出现心脏肥大、心肌严重增厚，以及晚期冠状动脉疾病。

一名24岁健美运动员的主要冠状动脉阻塞程度超过75%，尽管他并无已知家族心脏病史。

内分泌学家兼运动医学医生克莱顿·马塞多（Clayton Macedo）表示：“心脏和其他肌肉一样，也是一块肌肉。”

“我常说，只要看看病人的肱二头肌（biceps），我便大概知道其心脏有多大，因为心脏会与身体其他肌肉一同生长。”

在不使用类固醇的情况下进行重量训练，可能令心脏增大，这是良性且健康的适应过程。

但巴西心脏学会（Brazilian Society of Cardiology）巴伊亚分会主席路易斯·爱德华多·丰特莱斯·里特（Luiz Eduardo Fonteles Ritt）表示，若在高强度重量训练同时使用类固醇，心脏除会增大外，还可能逐渐失去正常收缩功能。

他说：“这可能进展为心脏衰竭，最终达到无法逆转的程度。”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心脏增厚也可能是遗传性疾病。

里特表示：“这当中存在灰色地带。”

“可能是由基因决定的心脏疾病。可能与同化类固醇有关。可能与训练有关。也可能是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没有所谓安全使用同化类固醇的方法”

前健美运动员罗德里戈·戈埃斯（Rodrigo Góes）向BBC巴西网（BBC News Brasil）表示，他一直以自然方式参赛至30岁，其后决定在医疗监督下开始进行类固醇“周期使用”。

所谓“周期使用”（cycling），是指使用者在通常持续数周的期间服用同化类固醇，然后停用一段时间，让身体恢复。

戈埃斯说：“对身体的效果令人难以置信。”

“你的肌肉增长速度远快于自然训练。身体更精瘦，肌肉恢复也更快。这正是它如此具诱惑力的原因。”

然而，即使他所形容的剂量相当谨慎，而且是在医疗监督下使用，戈埃斯仍出现脱发、压力、失眠及严重夜汗等副作用。

但他表示，最严重的影响是心理层面。

“我始终无法接受整套注射程序。某程度上，我感觉自己像个瘾君子。这样说或许不容易，但我觉得自己在做错事。”

现时戈埃斯积极倡议反对滥用类固醇。

“没有所谓安全使用同化类固醇的方法。医生能做的是控制损害，但损害始终存在。”

“我只看肱二头肌便已知道”

量化类固醇对健康造成伤害的一项挑战，在于许多国家并没有系统地追踪与类固醇相关的死亡个案。

在巴西，并无与同化类固醇有关死亡率的官方统计数据。许多其他国家也不会例行记录类固醇使用是死亡的促成因素。

相反，死亡通常按直接死因分类，例如心脏病发作、中风或心肌病变，而非增强表现药物所扮演的潜在角色。

法医表示，由于同化类固醇与人体自然产生的荷尔蒙极为相似，因此在死后往往难以检测，令其使用情况容易被忽略。

综合上述因素，要准确掌握有多少死亡个案可能与增强表现药物有关，十分困难。

马塞多说：“我每天都在处理这类情况。”

“我只看一个人的肱二头肌便已知道。不幸的是，当我看到那样的肱二头肌时，我通常已明白他的心脏受到损害，或正开始受到损害。多数情况下，代价都会在之后出现。”

补充报导：路易斯·巴鲁乔（Luis Barrucho）

我们使用了人工智慧协助翻译这篇文章，它的原文是英文。在发布之前，BBC记者检查了翻译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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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员正努力扑灭法国与西班牙的重大野火，两国迄今已有超过33万人撤离。

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地区（Gironde）的火势正因前所未见的“火积云”（pyrocumulonimbus），又称“火云”（fire cloud），而加剧。

科学家有时将这类云描述为火灾产生的雷暴，因为火势本身提供了形成云所需的能量。

火积云如何形成？

野火产生的大量热能，使火势上方的空气迅速上升，将烟雾、灰烬与水蒸气带入高空大气。

空气上升后冷却，水蒸气凝结成云。

如果火势够强、大气又够不稳定，这朵云就能发展成高耸的积雨云（cumulonimbus）——也就是与雷暴相关的那种云。

火云产生的紊流风会把余烬向四面八方弹射，使野火变得难以预测、更难扑灭。雷击也可能引发更多火势。

法国消防当局将波尔多附近的火势归咎于此现象，并表示该国此前从未见过这种情况。

整个欧洲在夏季饱受强烈、破纪录的热浪侵袭，雨量极少。这让各地变得干燥，容易发生野火。法国、西班牙与英国都已出现严重的森林大火。

扑灭火势的努力可能因另一波热浪而变得更为复杂。譬如，本周稍后欧洲预计再有热浪来袭，法国气温可能高达摄氏40度。

参与应变的资深官员警告，吉伦特的野火很可能“燃烧好几个星期”，完全扑灭可能需要数个月。

为何危险 ?

在高温、强风与湿度极低等极度危险条件下，火积云更容易形成。

此外，科学家预测，气候变迁很可能增加这类事件发生的机率。

火积云过去被视为相当罕见的事件，但在2019至2020年澳洲“黑色夏季”（Black Summer）森林大火期间便曾出现类似情况。当时，极端的“火风暴”形成，甚至制造了自己的天气系统。

那是澳洲史上数一数二最剧烈、最具灾难性的火灾季节，至少造成33人死亡——包括四名消防员，并烧毁全国超过11万平方公里（1,100万公顷）的灌木丛、森林与公园。

新南威尔士州（New South Wales）消防官员当时回报，火风暴的余烬落在火线前方30公里处，是平常距离的三倍。

当时美国太空总署（NASA）将火积云形容为“会喷火的云中之龙”，因为它们像烟囱一样把烟雾抽入地球大气，同时抛出雷电、强风与雨水。

同样地，在2021年夏季的加州，席卷美国西部的剧烈野火也产生了火积云。

烟雾云在加州及周边各州的火势上方高达1.6公里。

彼时加州消防官员称，那个火灾季节共有超过7300场野火，烧毁100万公顷土地，至少造成三名消防员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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