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部不确定性增加和内部面临结构转型压力的背景下，中国总理李强在2026年两会上交出了其任内的第三份政府工作报告。

这份长达数千字的报告不仅定调了这一年的经济目标，更被视为中国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政策蓝图。

报告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将GDP增长目标设定为区间值，具体增长目标数字为1991年以来最低，并罕见地将财政赤字率维持在历史高位。此外，连续五年国防预算增幅不低于7%，对台论述中用词出现升级。

增长目标三年来首次下调

今年增速目标的下沿较前两年的“5%左右”有所下移。李强表示，目标设定要为“调结构、防风险、促改革留出空间”。

李强表示，该目标与2035年远景目标“总体衔接”——中国官方规划届时人均GDP较2020年翻一番，测算下来年均增速不得低于约4.6%，4.5%的下限恰处于临界区间。

这是历史上第三次设定区间目标，此前分别出现在2016年（6.5%—7%）和2019年（6%—6.5%）。

外界分析认为，目标下调同时也显示出官方希望打破“速度崇拜”，将政策重心向高质量发展倾斜。

2025年中国GDP增速恰好完成5%的目标，总量达140.19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宏观研究集团政策分析师周政表示，北京设定的新增长目标，反映出当局面对复杂的国内挑战和艰难的全球贸易环境，选择了“脚踏实地”的务实态度。周政指出，在同步应对多项深度交织、需要时间化解的重大问题的同时，中国经济仍能保持这一增速，本身已是“了不起的成就”。

军费五年来增幅首次收窄

中国财政部在预算报告中披露，今年军费预算为1.91万亿元，同比增长7%，较过去三年7.2%的增幅有所收窄，仍连续第五年维持在7%或以上，显著高于4.5%—5%的GDP目标区间。

自2016年告别两位数增幅以来，中国军费一直保持个位数增长，但近年来始终跑赢经济增速。这一趋势在今年得到延续，也为北京推进军队现代化和装备升级提供了持续的财政支撑。

政府工作报告延续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域新质作战力量”等表述，显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地区安全环境下，军费开支仍将是预算优先项之一。

对台措辞由“反对”升级为“打击”

报告对台湾问题的表述成为各方关注焦点。

与2025年相比，今年对台表述同样采用两段式格式：第一段侧重政治立场与两岸关系定性，第二段侧重交流合作与民心工作。但两段的侧重比重发生了反转：2025年第一段偏短，第二段才包含“推进统一大业”的战略性表述；2026年则将“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前移至第一段，与政治立场并列，使第二段得以更专注于交流与融合。

具体差异如下：

措辞力度升级。“坚持贯彻……总体方略”改为“深入贯彻……总体方略”，以“深入”取代“坚持”，强调落实深度。

核心动词升级。去年“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调整为“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由防御性表述转向主动打击的姿态；同时在“分裂”后增加“势力”二字，将批判对象从抽象行为明确为具体的人和组织。

“统一大业”从2025年第二段前移至2026年第一段末尾，与“和平发展”并列，战略权重提升。

“完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制度和政策”改为“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从制度建设视角转向文化认同视角。

今年新增“落实台湾同胞享受同等待遇政策”，明确以台湾民众为工作对象，强化惠台政策的针对性。

结尾删去“坚定不移”四字，“携手共创民族复兴伟业”改为“共同开创民族复兴伟业”，语气略趋柔性。

高层人事：数位要员缺席

去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主席团名单中，中共政治局委员马兴瑞与另外13人均缺席。已官宣落马的6人亦不在其中，包括内蒙古原党委书记孙绍骋、原主席王莉霞、广西原主席蓝天立，以及军委原副主席张又侠、何卫东和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立。马兴瑞是这14名缺席者中唯一一位去向至今未明的官员。

此前一天，全国政协开幕，不担任政协职务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应出席并就坐主席台第二排。今年主席台上仅坐着包括习近平在内的21位政治局委员，马兴瑞、已被开除党籍和军籍的何卫东，以及被立案审查调查的张又侠，均未现身。

67岁的马兴瑞去年7月卸任新疆党委书记，官方当时通报“另有任用”，但此后始终未公布其新职，亦未宣布是否被立案调查。自去年11月起，他已接连缺席中共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以及今年1月的中央纪委全体会议等重要会议。

与此同时，多名在过去一年履新的省区“一把手”进入人大主席团，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中、辽宁省委书记许昆林、新疆党委书记陈小江，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包钢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韦韬。

CPI从“负转正”：温和通胀作为政策目标

在2025年首次把CPI目标调降至2%左右之后，2026年继续沿用这一目标，并在报告中罕见地将“由负转正”写入年度政策任务。

李强表示，希望通过改善总供求关系，推动价格总水平走出近年的通缩阴影，使消费价格“合理温和回升”，从而带动经济实现更为健康的内生循环。换言之，温和通胀本身已被视为一种政策成功，而非需要压制的风险。

这可能意味着，围绕消费的各类刺激措施——包括增加居民收入、财政“投资于人”以及对服务消费的定向支持——将在未来一年获得更高的政策优先级。

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成核心叙事

报告将“人工智能+”列为专条，提出培育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新兴支柱产业，并部署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及算力与能源的协同布局等新基建工程。

报告提到，2025年中国国产大模型已“引领全球开源生态”。此前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28%，新能源汽车年产量超过1600万辆，据行业数据，国内新车销量渗透率首次超过50%。

财政扩张创历史新高

面对地方债务压力和内需疲软，中国政府决定继续扩大财政支出。今年拟安排的赤字率为4%左右，赤字规模达5.89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加2300亿元。这是中国连续第二年将赤字率维持在4%左右的历史高位。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将首次突破30万亿元，比上一年增加约1.27万亿元。当局拟发行规模高达1.3万亿元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用于支持“两重”、“两新”建设，并额外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专门用于补充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资本。

乔治城大学研究员宁蕾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数据需要“打个折扣”，因为其他数据呈现的是一幅更为黯淡的经济图景。她补充说，房地产行业的危机对整体经济造成了严重打击，也是内需持续低迷的核心原因之一。房地产市场曾贡献中国经济总量的近三分之一，也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而如今许多地方政府已债台高筑。

为缓解地方财政压力，中央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4.4万亿元，强调完善专项债项目负面清单和自审自发试点机制，重点用于重大项目建设、置换隐性债务与消化政府拖欠账款。

李强将“遏制违规新增隐性债务”定性为“铁的纪律”，并提出充实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资源，有序推进高风险机构处置。有观察人士指出，上述措辞较去年更为严厉，反映中央对地方变相加杠杆的容忍度已到极限。

本周在京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又名“两会”）是中国上半年最值得关注的政策风向标，但这两个名义上关乎各大民生问题的政治大会和年轻人渐行渐远。

BBC中文对话7位35岁以下中国年轻人，他们均表示：“已经感觉不到‘ 两会’的存在，因为是否关注“两会”并不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直接的影响”。

中国年轻群体比以往更加依赖通过社交媒体捕捉信息、信息壁垒从未如此直观影响、塑造人的认知世界。和BBC中文对话的几位表示，由于关于“两会”的宣传、讨论逐渐变得“离地”、和年轻人的世界脱节，他们开始失去对“两会”的兴趣。

目前，没有直接数据能够展示有多少年轻人正在关注“两会”、亦或是不关注“两会”——对于中国媒体来说，承认“两会”失去其影响力是不可能、近乎危险的一个论调。但更为广泛独立研究更不可能。

2025年，《中国青年报》尝试在2007名年轻人中进行样本分析，但会关注该报且主动参与对话的本就以中共党员、预备党员或有志于加入中国体制内的年轻人为主，样本有多大代表性本就存疑。这份报告指出，以这2007名年轻人为例，近八成提出自己会关注“两会”相关议题。

同年，微博平台举办了《我最关注的“两会”建议提案》投票活动，排名第一的是“建议删除离婚冷静期条款”，有近70万网友投票给这一项。排名第二、第三位的分别是“建议增加景区女卫生间坑位”和“建议设家暴黑名单”。

这些就是年轻群体在微博、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上长期更关注的话题。

但微博上相关词条很快被平台下架，取而代之的是“抱歉，该话题内容未予显示”的提示。

而官方媒体口径上也更关注讨论AI发展、农村养老服务等安全又主旋律的议题。

“这让人觉得离地，”一个年轻人这样告诉BBC中文。

本周三（3月4日）政协会议开幕，全国人大周四开幕。从社交媒体上看，今年的“两会”较往年呈现出更紧的舆论管控趋势：直到周二，中国媒体才开始进行“两会”的提案铺陈，小红书、Bilibili等生活类平台将首页换成红色以提示民众有要事发生；抖音上，和“两会”相关的影片更是周三才开始逐渐出现。

但是从参与互动的评论区看，参与回复交流的账号用户往往年龄偏大、且重复着“生逢盛世，厉害了我的国”等口号。

“和自己没有关系”

张女士在2017年前往北京念大学，她说，四年本科时光也是她对“两会”关注度最高的四年——这并非因为她在一所“政治意识”更强的大学接受高等教育，而是因为每到“两会”期间，她就会遇到网购快递管制，让她意识到“‘ 两会’和自己有关”。

每到北京有类似重大政治相关事件发生时，进出北京的交通、物流都有影响。张女士回忆说，在自己念大一的时候，“两会”前后，她所关注的网店店铺会提前发布通告表示近期北京快递“停运”、或者委婉表示发货、物流或有延迟。

由于学校“党性原则”很强，张女士也会多看几眼“两会”相关的提案，尝试找到和自己相关联的议题。

她记得那是2018年，人大会议将审理宪法修正案，关于习近平是否会连任这个问题，校园内外都有很多讨论的声音。她听到自己的教授在课上旁敲侧击讨论这个政策的可行性，同学之间也有一些议论。

“我记得当时市内加强了安检，我买东西很不方便，那阵子我在微博上看东西并不方便，因为言论管控加重了，这些都在告诉我一个大事正在当下这个时空发生，”张女士这样说。

“但具体是怎样一个大事，我觉得大家都未必清楚，这更像是空气里弥漫着一个氛围，弹孔已经在墙上了，所以主席台上的人必须打出那一枪。”

家住西安的刘先生今年31岁，他形容称在自己“更年轻一些岁月里”，他也曾见过“围观改变中国”的舆论监督盛世，从“表哥”（一位官员被发现两手戴满名表，网友发现后快速质疑、并直接推动了一桩反腐案件）到“开大G进故宫”，刘先生说他在更年轻的时候曾一度以为自己赶上了一个时代。

“但我很快意识到，这是一个幻想，”刘先生说。“以前我特别喜欢看那些两‘ 两会’间的‘奇葩提案’，虽然古怪，但也能看到一些代表的想法，知道不同年龄层、不同教育背景的人在想什么。就算这些东西很古怪，我当时也觉得这是真正的人在思考、在尝试政治参与。但是现在就什么都没有了，所有的口径都在说同一个话，这个会对我来说也没什么意义了。”

以2024年的“两会”为例，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研究中心教授田宏杰发文建议增设煽动仇恨情绪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雅特聘教授姚洋还提议将女性退休年龄延长到60岁——因为女性的预期寿命大概在90岁。

2021年“两会”期间，陈静瑜提出可以将器官捐献率作为文明城市的考核标准之一，明确这一标准要达到上一年度全国平均的器官捐献率。

类似议案因违背公众预期引起一片譁然。

“我们的意见算意见还是异见？”刘先生这样笑说。“我当然可以关注‘ 两会’，但是有意义吗？”

刘先生说，在物流管控都放宽之后——快递经过二次安检依然可以寄往北京，和张女士一样，他开始感觉“两会”这个概念消散掉了。

明星代表

对于更年轻的中国民众来说，在和BBC中文的对话中，他们多次提到具体提案的有效程度。

张女士说，在经历了短暂的关于“快递管制”的适应期之后，她对“两会”的触感更多来自更为具体的提案。比如，她开始关注蒋胜男代表的提案——实际上，多位与BBC中文对话的年轻人表示，蒋胜男这样的代表让他们觉得“‘ 两会’稍微有了温度”。

在过去几年里，“两会”期间，作家出身的代表蒋胜男因其在性别议题上敢于发声、长期发声而成为一位备受关注的“明星代表”，相对独立一点的媒体争抢对她的专访。

“看到有一个活人在那边真的为我们老百姓真正关心的议题发声、恶性事件会促成一个提案的出现，我还是觉得很感动，和别的代表提出那些一眼就是为了给领导看的提案比，蒋胜男这样的角色让我觉得很感动，”张女士这样说。

2025年，蒋胜男提出要求删除离婚冷静期——在抖音、微博、快手等平台上，这是讨论度最高的提案之一。

五十二岁的蒋胜男一位来自浙江的全国政协委员，也是一位女作家。

2024年，她提出推进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要求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户无男性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这项议案在后来成功列入法律。2022年，她建议推进拐卖妇女儿童买卖同罪。2020年，她为“紫丝带妈妈”群体发声，将离婚后“藏匿小孩”的行为推上舆论关注重点。

“35岁边缘化问题，我是非提不可的；‘996’问题，我是非提不可的；‘紫丝带妈妈’的问题，我是非提不可的；拐卖妇女儿童的买卖同罪，我也是非提不可的。如果一个问题不是已经到了非提不可的程度，我也会再考虑考虑的，放到‘ 两会’去提了，那就是非提不可了，”蒋胜男去年在接受中国媒体《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说。

不难想到，她这一段话也在社交媒体上快速获得大量转发、评论和跟贴。

张女士说，能看到有一个人在“两会”履职、去把社会热点问题拿上去反复、多次提出，她觉得内心“很是安稳”。“两会”前后，蒋胜男的各种访问影片、对谈文章都有很高的关注度，在Z世代群体里快速获得很高的回应。

和张女士的体验极为相似，在过去几年里，以蒋胜男的提案为代表，和性别相关的议题一直是社交媒体上关于“两会”的舆论中心——不仅因为议题本身的重要性，还因为在过去几年里，性别议题逐渐成为动辄引爆中国舆论的议题，性别平等、人口拐卖、彩礼等问题总能快速冲上热搜——这些话题都是中国年轻女性更为关注的议题，因为和她们切身利益相关，又因为在过去几年里，以徐州铁鍊女为代表的性别议题相关的的恶性案件频发，进一步助推这些议题进驻舆论主战场。

舆论管控下的议题

微博平台2025年举办了《我最关注的“两会”建议提案》投票活动，排名第一的是“建议删除离婚冷静期条款”，有近70万网友投票给这一项。第二名是超过15万网友要求的“建议增加景区女卫生间坑位”，第三为近14.9万网友投票的“建议设家暴黑名单”，紧随其后分别是：

10项里有6项直接和性别议题相关，前5条全部是性别平等相关议题。即便如此，和建议删除离婚冷静期相关的词条被微博快速摘除，平台提示为“抱歉，该话题未予显示，以下为搜索词结果”。

这样的强制“降热度”在性别议题上非常常见，在中国党媒、国有媒体内部，性别议题被视作高敏感红线议题，是控制负面报道的一部分，在“两会”相关的更敏感政治报道里，和就业等议题相比，编辑部、平台会更谨慎操作、不予报道或放行。

如果报道口径和中央口径并不一致，平台和媒体会选择视而不见——这就导致了即便“建议删除离婚冷静期条款”呼声如此高，在微博等社交平台上，其可见度并不如其它议题，也导致了张女士这样的年轻人觉得“‘ 两会’离自己很远”。

在今年，蒋胜男继续在性别议题上发声——她这样的代表并不多。今次，她提出针对农村精神智力障碍女性强迫婚姻的专项治理建议，涵盖司法救济、婚姻登记改革等五方面措施，引发社会关注。

实际上，就在本周一，和“两会”相关的第一个热搜提案依然和性别议题强相关：人大代表方燕提出，如果根据《民法典》所规定的30天离婚冷静期，期间，家暴受害者有可能面临施暴者反悔、威胁报复等二次伤害的风险，因此，她提议修订为家暴情景并不适用于离婚冷静期。

2024年，有委员建议将法定最低结婚年龄降到18周岁，此提案因有明显的催生、催育意图受到热议，快速在微博上吸引了7100多万阅读量。热搜榜上紧随其后的是：

2023年“两会”期间最受关注的议题是“建议公务员考试取消35岁限制”。与之相关的还有：

2022年“两会”期间，的确有与会代表的提议“凭结婚证可查询配偶财产”以3.9亿阅读量高居热搜榜首，此外，“建议乳腺癌宫颈癌筛查入医保”的阅读量亦曾高达1.7亿，“对残害妇女儿童等犯罪当判死刑的判死刑”获9553.9万阅读量，“追诉拐卖人口犯罪将继续从严”获7631.9万阅读，“建议提高全职太太离婚时的经济补偿”的阅读量超过6000万。此外，“建议强制男性陪妇女休产假一个月”等提案亦获得大量关注，民众期望通过强调男性在整个生育过程中的责任和义务来降低对于孕产妇的职场歧视、以达到性别平等。

这些广受公众关注的提案在当年“两会”中占比很小，近年声量更有下降的趋势。

实际上，往前追溯不难发现性别议题每一年都是热点话题，只是管控口径逐渐有所变化，可见度亦逐渐降低——即便在民意投票里，一些提案备受关注，但词条亦有极大概率快速被平台审核，留民众自发建立新的词条接力传播，而这已经是中国社交媒体的新常态。

与之相对，就在今年初，中共党媒《人民网》亦在“两会”开幕前发布一项民调尝试提前统一口径，在并不言明多少位网友参与了调研的情况下表示根据网站网民的参与统计，“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全面从严治党”是民众关注重点，此外，“全面依法治国”、“科教创新”、“对外开放”等也是热议话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公开调研参与者中，有超过40%来自吉林这一个省份，参与年龄也并未言明。但即便在这样一个样本高度单一的模糊调研里，依然过半民众期望“两会”有更多讨论和就业相关，能够通过一些政策改善就业环境。还有过六成网民要求保障婚育权益，对婚恋、生育、养育家庭提出要求——而关于婚育具体要求是什么，即便有六成网友在热烈讨论，具体的议程、建议也被一笔带过了。

刘先生告诉BBC中文，这样的舆论管控让他觉得“没有意思”。

“你知道大家在讨论什么，大家都知道应该讨论什么，但可以被允许放上台面的就是那些安全的东西，那还要民众参与做什么？我不想只是上面不知道哪位领导希望看到的点击量数据，我宁愿直接不关注算了，这样显得没有在羞辱我自己，”他说。

上周六以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一连串空袭已摧毁或损毁至少11艘伊朗海军舰艇，BBC事实查核（BBC Verify）检视最新的卫星影像显示，伊朗导弹基地与核设施也遭到攻击。

位于南部的科纳拉克（Konarak）海军基地，以及坐落在霍尔木兹海峡、同时为伊朗海军总部的阿巴斯港（Bandar Abbas）基地的卫星图片显示，周一与周二有多艘船舰冒出大量浓烟。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表示，美国正在“歼灭”伊朗海军，并将摧毁该武装力量列为美国的三大主要目标之一。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证实，美国一艘潜舰于周三在印度洋向一艘伊朗军舰发射武器。

遭摧毁的舰艇中包括伊朗最大型海军舰艇——“马克兰号”无人机海上支援舰（IRINS Makran）。卫星影像显示，停泊在阿巴斯港基地的这艘舰艇冒出大量黑烟。

私人海事安全公司“领先”（Vanguard）表示，“巴扬多尔号”（IRIS Bayandor）、“纳格迪号”（IRIS Naghdi）和“贾马兰号”（IRIS Jamaran）也在此次空袭中被摧毁。该公司还声称，伊朗去年才下水的先进无人机航母“巴格里号”（ IRIS Shahid Bagheri）已被击沉——但BBC事实查核无法独立核实这一点。

情报公司MAIAR的分析人士则表示，在阿巴斯港至少有五艘船舰“遭到攻击或被击沉”。港口南端的卫星影像显示，莫克兰号冒出浓烟；另有两艘舰艇似乎受损，其中一艘清楚可见正燃烧中。

在科纳拉克，影像显示多艘舰艇受损，MAIAR告诉BBC事实查核，他们已确认有六艘舰艇受到破坏。

周一拍摄的照片显示，基地内有多座建筑物也已被夷为平地。

美军中央司令部（Centcom）司令、负责监督美军在中东行动的布拉德・库珀上将（Adm Brad Cooper）表示，包括伊朗“最具作战能力”的潜舰在内，共有17艘伊朗舰艇已被摧毁。

库珀在X上发布的影片中说：“数十年来，伊朗政权一直骚扰国际航运。今天，在阿拉伯湾、霍尔木兹海峡或阿曼湾，没有任何一艘伊朗舰艇仍在航行，而我们不会停止。”

据报部分被摧毁的舰艇可能因云层或浓烟遮蔽了卫星影像，或是在海上遭到击中，因此BBC事实查核尚无法独立核实。

斯里兰卡官员周三表示，一艘伊朗船只在其海域附近下沉，并已启动救援行动，目前有140人失踪。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随后表示，美军一艘潜舰在印度洋以鱼雷击中一艘伊朗船舰。

爱尔兰前国防军司令马克・梅莱特中将（Vice-Admiral Mark Mellett）告诉BBC事实查核，美国与以色列的攻击目前似乎已“基本抵消或至少压制”伊朗海军依靠大型军舰展开常规攻击的能力。

但他强调，伊朗仍保有在海上发动非常规攻击的能力，包括使用无人机、微型潜舰，以及“影子船队”——一支以隐匿船舶所有权方式运作的油轮网络。MAIAR分析人士也告诉BBC事实查核，随着伊朗的大型军舰持续成为美以攻击目标，德黑兰可能在未来数天转而依靠搭载反舰导弹的小型快速攻击艇。

此外，伊朗也具备扰乱商业航运的能力。梅莱特指出，伊朗可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航道设置水雷，或对油轮与关键港口发动无人机攻击。

图片显示导弹基地受损

特朗普总统将摧毁伊朗导弹基地及阻止其发展核武列为美军空袭行动的其他目标。

在周二晚间的声明中，库珀上将表示，美国已摧毁了数百个防空据点、弹道导弹及无人机。卫星影像亦显示，位于南部的霍尔古（Khorgu）和西北部的大不里士（Tabriz）导弹基地受损，而在科纳拉克（Konarak）空军基地，导弹储存设施和掩体也遭到攻击。

在克尔曼沙赫（Kermanshah）以西的乔卡巴尔克（Choqa Balk-e）无人机基地，仓库、掩体及无人机发射设备遭受严重破坏。

在伊朗东部、靠近阿富汗及巴基斯坦边境的扎黑丹（Zahedan）空军基地，一处雷达系统也被发现遭到摧毁。

卫星影像显示，最新一波空袭已针对纳坦兹（Natanz）的多项设施——该处长期被视为伊朗核计划的核心之一，去年曾两度遭到美国攻击。

在去年夏季的攻击后，伊朗否认特朗普总统声称美国已“彻底摧毁”核设施的说法。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表示，这些建筑物是行人及车辆通往该地下浓缩设施的通道，预计此次损坏不会造成“辐射后果”。

伊朗军事设施遭受破坏的全貌仍不清楚，空袭在周二晚间仍在持续，而以色列则攻击位于首都德黑兰、其所称的“安全总部”目标。

战争研究所（ISW）表示，“伊朗对以色列及阿联酋的导弹攻击减少，强烈表明摧毁其弹道导弹发射器的行动已取得相当成功。”

影像显示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总部遭受严重破坏。情报公司Vantor于3月3日拍摄的照片显示至少有六座建筑受损。国防大学和情报部也有受损迹象。

美军中央司令部前司令约瑟夫・沃特尔将军（Gen Joseph Votel）告诉BBC，许多攻击瞄准的是伊朗的“内部安全设备”，目标是削弱“政权控制民众的能力”。

自2月28日冲突爆发以来，伊朗首都及各地似乎也有大量民用建筑遭到攻击。

根据伊朗官员说法，南部米纳布（Minab）一所学校遭击中，至少造成160人死亡，其中包括儿童。

位于美国的“人权行动者新闻通讯社”（HRANA）则表示，自周六以来已有1,097名平民被报告死亡。

BBC事实查核将持续关注卫星图像，并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补充报导：托马斯·斯宾塞（Thomas Spencer）

美国与以色列军队仍在伊朗多处进行密集空袭，伊朗当局已推迟已故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的葬礼。

一名官员表示，有大量民众要求参加原定在德黑兰一座礼拜大楼举行的三天活动，相关基础设施需要准备。仪式原定于周三晚间开始。

同时，一名专家会议成员表示，这个教士机构已“接近”选定哈梅内伊的接班人。哈梅内伊于周六美以攻击伊朗初期的一次空袭中身亡。

伊朗则向以色列与设有美军基地的海湾国家发射导弹与无人机作为回应。

科威特卫生部通报，在伊朗攻击期间，一名女孩被落在住宅区的弹片击中而身亡。

同时，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表示，一艘美国潜舰在斯里兰卡外海的印度洋击沉了一艘伊朗海军护卫舰。国防部已发布攻击画面。

他向记者表示：“（该舰）以为自己在国际水域是安全的。但它最终被鱼雷击沉。安静地死亡。”

斯里兰卡国防部长、空军副元帅桑帕斯·图雅孔塔（Sampath Thuyyakontha）表示，舰上80具遗体已被寻获，另有32人获救，仍有数十人失踪。船上约有140人。

赫格塞斯并称，美军与以军将在数日内完全掌握伊朗上空，并“很快”控制该国。

他宣称：“这场战争从来就不是公平的，现在也不是。我们趁他们倒地不起时痛击他们。”他宣称。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拉里贾尼（Ali Larijani）则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已“将美国人民拖入一场不义之战”。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美以首波空袭中于德黑兰住所被杀，其妻子、一名成年儿子及多名高层官员同时身亡。

这名86岁教士的三天葬礼原订于当地时间周三晚间22:00（格林尼治时间18:30）在德黑兰大摩萨拉清真寺开始，让弔唁者瞻仰遗容。

但周三上午，德黑兰省伊斯兰宣传协调委员会主任告诉强硬派塔斯尼姆通讯社，已决定将仪式延期至“更适合的时间”。

塞义德·穆赫森·马赫穆迪（Seyyed Mohsen Mahmoudi）表示，原因是“大量民众希望参加葬礼，需要提供适当的设施以接待民众”。

哈梅内伊被杀后，国家媒体播放伊朗政权支持者在德黑兰抗议美以攻击的画面；同时，社交媒体上也出现反对者在首都及其他城市街头庆祝的影片。

哈梅内伊于1989年伊斯兰共和国创始人霍梅尼逝世后接任最高领袖。他长年牢牢掌控伊朗政治与军事力量，并以强硬甚至暴力手段镇压对统治体系的挑战。

去年12月底至今年1月初的全国示威期间，许多人呼吁推翻他或要求他下台。

人权组织表示，在其指挥下，安全部队以前所未见的力度镇压这次起义，造成至少6,480人丧生。

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理应由“专家会议”选出。

这个教士机构的88名成员每八年由伊朗人选举产生，但哈梅内伊确保入选者皆为保守派，会依其指引选出接班人。

其中一名成员、阿亚图拉·艾哈迈德·哈塔米大（Ayatollah Ahmad Khatami）在国家电视台表示，候选人“已被确定”，但未透露姓名。

他说：“最高领袖将在最合适的时机被确定，我们已接近结论。然而，目前国家处于战时状态。”

两名伊朗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哈梅内伊的另一名儿子穆杰塔巴（Mojtaba）被视为接班人中的领先者。

现年56岁的穆杰塔巴是一名教士，被形容为在其父掌权期间累积相当影响力与财富；他与保守派及负责维护国家伊斯兰体制的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关系密切。

以色列国防部长则表示，任何延续对以色列与美国构成威胁的接班人都将成为“明确的清除目标”。

因网路封锁，难以联系伊朗人，但一名受访者告诉BBC，他担心战争将持续多年。

以色列持续扩大军事行动，其在军事更新中表示，自周六冲突开始以来，已向伊朗投下超过5,000枚弹药，作战特别集中于德黑兰地区。

以色列国防军同时宣布，周三已在伊朗境内发动多波攻击。

一名军事官员表示，逾100架以色列战机向德黑兰东部一处包含多个指挥中心的军事建筑群投下约250枚弹药。

以军还表示，已打击弹道导弹阵列与防空系统、导弹库存与生产设施，以及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的“防御与侦测系统”。

以军补充，一架以色列F‑35战机在德黑兰上空击落一架伊朗Yak‑130，并形容这是“F‑35首次击落载人战机”。

伊朗当局尚未即时回应。

以色列在区域多地亦发动新一波攻击。

报导指黎巴嫩有多人丧生；以军称攻击目标是真主党成员与设施。军方现正下令黎巴嫩南部平民“立即”撤离，以准备军事行动。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告诉BBC，以军已进入多个靠近“蓝线”——联合国划定的黎以边界——的黎巴嫩村庄。

周二晚间，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Brad Cooper）表示，美以联合行动“超出了我们的计划”。

他补充说：“简单来说，我们的重点是击毁所有能攻击我们的东西。”

伊朗国家通讯社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IRNA）周三报导，自冲突爆发以来，美以空袭已造成1,045名军人及平民死亡。

上述数字尚未能即时独立核实，但美国的人权组织“人权行动者新闻通讯社”（HRNA）周二深夜表示，通报的平民死亡人数已达1,097人，其中包括181名10岁以下儿童。

伊朗武装部队以数百枚导弹和无人机，回击以色列及邻近设有美军基地的阿拉伯国家。

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什基安（Masoud Pezeshkian）告诉邻国，在外交途径失败后，美以攻击“让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自我防卫”。

他表示：“我们尊重你们的主权，并相信区域安全与稳定必须由各国共同努力实现。”

此前，卡塔尔政府表示，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拉赫曼·阿勒萨尼（Sheikh Mohammed bin Abdul Rahman Al Thani）在通话中告诉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Abbas Araghchi），伊朗试图伤害邻国并将其卷入“与他们无关的战争”。

阿勒萨尼并“明确否认”阿拉格奇所称导弹仅瞄准美国利益的说法，指出攻击击中民用基础设施与住宅区。

周三清晨，科威特卫生部表示，一名11岁的女孩遭落下弹片击中后死亡。

自冲突开始以来，科威特已有九人丧生，包括六名美军、两名科威特军人及一名平民。

沙特阿拉伯当局则称，其位于海湾岸边的最大拉斯坦努拉（Ras Tanura）炼油厂遭遇无人机企图攻击，并表示未造成损害或中断。周一该厂曾因无人机引发火灾而被迫部分停工。

土耳其国防部亦表示，一枚飞向其空域的伊朗导弹已被北约在东地中海的空防与导弹防御系统拦截。

在卡塔尔，国家安全局宣布逮捕疑与伊朗革命卫队有关的两个小组、共10名成员，称其任务为监视基础设施并进行“破坏行动”。

以色列国防军并称，其防御系统已拦截更多伊朗导弹齐射，目前未传出伤亡。

过去五天内，以色列已有10人死于导弹攻击。

英国皇家海军的“龙号”驱逐舰（HMS Dragon）正被派往塞浦路斯增强安全，但预计要到下周才能抵达；两架直升机则会较早抵达。

英国亦预期美国轰炸机将于未来数日使用迪戈加西亚岛（Diego Garcia）与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

随着航班严重受阻，各国正努力协助希望离开中东的公民撤离。

伊莫金·詹姆斯（Imogen James）、弗雷娅·斯科特-特纳（Freya Scott-Turner）补充报导

这大概是一次无意中造就的对比。去年11月8日的那个周末，就在中国第15届全国运动会在大湾区开幕的前一天，座无虚席的北京“鸟巢”国家体育场也举行了另一场非传统的竞技赛事。

62196名观众在冬天摄氏8度的低温中欢呼呐喊了四个小时，见证一家中国电竞俱乐部夺下“王者荣耀职业联赛”年度总冠军，也创下单场电竞赛事现场观众人数最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获胜的战队“成都超玩会”队长孟家俊在现场大场呼喊：“太爽啦！”这次胜利也为他们赢得了2000万人民币奖金。

这像是电竞游戏向传统运动会发起的冲击，也可以是运动会看向未来的新可能——这取决于你怎么定义“体育”这件事。但是真实发生的是：电子竞技已经在探索与传统体育融合的路上越走越远。

在今年9月至10月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电子竞技（e-sports）将第二次作为正式奖牌项目出现，且项目由杭州亚运会的7个增加到11个。国际奥委会也在2023年就成立了电竞委员会，将举办电竞奥运会纳入日程。

对数以亿计的亚洲年轻人来说，这个浪潮是他们正亲身经历着的一部分，也代表着一种新的可能。

电竞谁在玩？

“身边每个人都在玩，感觉认识的人没有一个不碰的，”在菲律宾长大、18岁的香港学生王远诚（Calvin Wang）这样描述电竞在他成长环境中的存在。

他小学时开始玩手游《传奇对决》（中国游戏《王者荣耀》的海外版），起初并不喜欢且一直输，但在“每个空档都在打”的日子里，他“心里的东西被点燃了”，并且水平持续进步，直至把领他“入坑”的朋友们都甩在了身后。现在他正在与一家中国俱乐部商讨职业选手合约，而他的目标之一是代表香港参加亚运会。

“那会是我人生最大的荣耀之一，”目前主攻“MLBB”（Mobile Legends: Bang Bang，中文译《无尽对决》/《决胜巅峰》）的王远诚说。那是一款被列入亚运的中国手游。

他尚未入选港队，但表示这是他努力的方向：“我将不只是为自己打，是为这座城市，为所有相信我的人。”

当中可能包括一些或许会超出我们想像的群体。据中国半官方行业协会——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CADPA）的调查，早在2022年，中国35-44岁年龄段的电竞粉丝数量就基本与24岁以下粉丝不相上下，而女性粉丝比例超过40%。

电玩市场分析机构“尼科伙伴公司”（Niko Partners）的研究显示，亚洲近年的女性电竞粉丝增幅尤为显著：在2025年，东南亚女性每周观看赛事的时间上升40%；在中国，她们在观看电竞直播、阅读相关新闻、收听电竞播客（Podcast）等延伸内容的时数已超越男性，还逐渐成为线下赛事观众主力。而阿联酋、埃及等中东国家也开始针对女性观众制定发展策略。

这意味着电竞也像传统的观赏性体育赛事一样，受众结构正在重塑。而在某种意义上，电竞在亚洲甚至比传统体育更受欢迎。

上届杭州亚运会，电竞是所有项目中唯一因需求量大而要通过抽签购买现场门票的项目。据当时一些数据指，电竞赛事门票的抽签报名人数超过500万，每个人获得购票资格的机率仅有0.5%。

21世纪的“竞技场”

事实上，亚洲已然是全球电竞市场的中心。根据国际互联网市场调查公司舆观（YouGov）的数据，现今全球约80%的电竞迷生活在亚太地区，而中国是其中的领头羊——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大陆拥有4.9亿电竞粉丝，全球“经常观看电竞比赛”的人士中有20%来自中国大陆，与之比例相当的是菲律宾，台湾也占16%。

“年轻一代的消费能力在提升，消费观念在变化，”中国首都体育学院管理与传播学院院长王庆伟去年曾这样向中国官媒表示，并预言未来10年电竞行业会在中国有快速的发展。

庞大的市场和粉丝基础意味着商业营收的规模。“尼科伙伴公司”较早前的数据显示，亚洲在全球电竞行业收入中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中国占比34%。

亚洲各地的职业电竞体系相当成熟。自诩为“电竞宗主国”的韩国多年来有协会和媒体主导的职业联赛；在手游遍地开花的东南亚则具备让像王远诚这样的年轻人从小巷子网吧打到国际舞台的上升路径；中国大陆的电竞已像很多普及体育项目一样运作：地区性的俱乐部各自有自己的主场和分级明确的人才赛事体系。

在这些地区，行业能够多渠道地培养、评估选手——且能让他们能够以此谋生。近年来，明星职业选手也像体坛名人一样被包装推广：像《英雄联盟》名人堂选手、韩国人“Faker”（本名李相赫）和中国被称为格斗游戏“天王玩家”的世界冠军“小孩”（曾卓君）等，在各自领域都具有庞大粉丝号召力。

要说这一切如何发生，则绕不开亚洲电子产业和科技巨头的关键角色。以中国腾讯（Tencent）为例，它不只是一家科技和游戏公司，也是一个通过渗透日常的社交媒体、串流和游戏平台与庞大数量用户全方位联动的娱乐生态，而它对电竞领域的投入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其影响力。2023年的统计，游戏收入贡献了该公司近三分之一的营收，那一年杭州亚运7个电竞项目中，有4个是由腾讯开发和发行。

手机则被认为是另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因素。在亚洲很多地方，年轻一代跳过了个人电脑时代，用手机连网，这使得电竞不再受限于电脑和游戏主机，真正成了大多数人都能随时参与的事。“尼科伙伴公司”的研究与洞察总监丹尼尔·艾哈迈德（Daniel Ahmad）在2023年告诉《麻省理工科技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杂志，指出中国超过一半的电竞赛事是手游项目；而在东南亚和印度，这个比例也在攀升。

就像传统体育在西方起源并奠定游戏规则和实力版图一样，电竞在亚洲随数字时代一起，令亚洲年轻世代对于竞技的想象从运动场移向了手机屏幕，成为21世纪的新“竞技场”。

如果亚洲公司更多地成为这个赛道的规则制定者，就可能出现与传统体育不同的局面——不是亚洲追着世界跑，而是世界找亚洲合作。迪士尼、任天堂这些娱乐老牌，近年也在尝试与腾讯这样的公司合作开发手游。

又爱又“限”

这股浪潮背后也伴随着亚洲社会由来以久的顾虑。像众多以教育“内卷”著称的亚洲国家，长久以来都对游戏电竞抱持矛盾心态——它既像传统体育产业一样，代表着潜力巨大的发展机遇和民族自豪感来源，也因为被视为网络成瘾因素之一而受到限制。

韩国在2006年制定《游戏产业振兴法》，为电竞创造发展空间的同时对游戏实施年龄分级。中国一方面通过政府补贴、场馆建设，以及在高校开设电竞专业来促进行业发展，另一方面又对未成年人的游戏时长实施严格的限制措施（18岁以下每周上限3小时）——杭州亚运期间，据彭博社报导，中国还为了管理对成瘾性的舆论争议而限制电竞赛事的直播。

有着悠久的动漫和游戏传统的日本，似乎也未发展起与之匹配的电竞文化，即使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11个电竞项目中，有5个游戏由日本公司开发，与中国分庭抗礼。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在2023年的报导曾指，这些限制和文化观念可能会影响电竞战队挖掘人才和训练选手的方式，因为很多职业电竞选手也像任何传统项目的运动员一样，从十岁出头就开始系统训练。上届亚运会上参加电竞项目的中国选手平均年龄为20岁。

这些限制会不会影响人才培养，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答案。而电竞对于亚洲国家来说，不仅代表着对年轻一代中间的巨大影响力和收入潜力，也是重要的软实力输出。

多次在格斗游戏中击败日本选手的“小孩”会被一些粉丝称为“抗日英雄”，赢得《英雄联盟》亚运金牌的韩国战队也像所有韩国金牌运动员一样能够免除兵役——这是K-pop天团BTS成员都没有的待遇。

某些时刻，电竞对民族凝聚力的影响，似乎与传统体育赛场并无两样。

只不过，就目前而言，电竞与成为奥运项目，或者像足球、田径、游泳等传统体育一样的国家、民族情绪载体，仍有一段距离，而短期内似乎也很难看到亚洲家长会欣然让孩子放弃学业，去职业电竞训练营。

这些政策和文化上未解决的矛盾，或许更多地会成为像王远诚这样的年轻人的个人选择。

正在大学修读医学工程的他表示，正在努力兼顾课业和职业试训。对他而言，电竞不是学业的敌人，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成长。

“最特别的其实是人和人之间的连结——深夜团练、赢了比赛后一起庆祝、输了之后互相撑着的时刻，”他说，“这些体验会一直跟着你。”

他表示目前并不认为需要在电竞和“正常”职业中间二选一，但如果“真到了那一天”，他会像当初承诺父母那样，先选择学业。

“电竞教会我自律、团队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他说，“这些东西对任何职业都有用。”

刚过去的圣诞节，30多岁的阿仪一人在旺季花费几千元从香港飞到台北快闪三日两夜，只为了看电影《自杀通告》和《大蒙》。

关注学童压力及教育制度的《自杀通告》在香港送检逾四个月后，在去年12月中旬被指“不利国安”而无法上映，执导的是曾拍摄“反修例运动”纪录片《时代革命》的周冠威；《大蒙》则讲述台湾民国时期的“白色恐布”，至今尚未有在港上映的消息。

阿仪解释道，“好像自由又被剥夺了，所以我想去看电影，我想取回那个我可以选择看电影的自由。”随着近年有电影无法上映、舞台剧被临时取消的消息，她说“现在不去，真的没有机会看了”。

有港人在台湾举办包场观影活动，反应热烈；社交媒体也有帖文表示获悉无法上映消息“即刻买机票”。周冠威感谢观众的支持，但认为这种观影模式门槛太高，“不会成为主流”，“这是一个例子——表达了香港的可悲”。

有业界人士及学者同样认为，外地观影或仅属个别例子，并非趋势。

关注国安的电影检查制度

40多岁的书店店员王小姐在今年1月初也去了一趟台北，她坦言，《自杀通告》遭禁映是选择去台北旅游及观影的诱因，若电影能在香港上映，不会刻意飞往外地，身边也有朋友只是刚巧在当地旅行而顺道看电影。

她喜欢港产片，多年前曾以公众人士身份义务短暂担任电影检查顾问小组成员，向官方反映公众意见。

根据香港《电影检查条例》，影片必须事先通过电影检查，方可在公众地方上映。

《港区国安法》实施后，港府修订电检条例，自2021年11月起，规定检查员评审时须考虑电影上映会否“不利国家安全”。

王小姐直斥目前的电检审查“荒谬”，“你都搞不清它哪些上到、哪些上不到”。

《自杀通告》关注教育问题，故事设定在“架空世界”，并非在香港，拍摄地点在台湾，工作人员主要是台湾人，有来自台湾的资金，属商业片性质。

她问道，“我看完之后不明白有何问题，你看完之后不会想上街。导演又没有被捕，他活生生地在香港出出入入，到底发生什么事是过不到（审批）？”

周冠威是《十年》其中一名导演，这部2015年的电影以预想十年后的香港为蓝本，题材触及国安法、社会运动等，他执导的单元〈自焚者〉讲述有人以自焚对社运青年领袖的支持。《十年》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中国《环球时报》则曾发表社评形容电影为“思想病毒”。

后来，周冠威拍摄“反修例运动”纪录片《时代革命》，是团队中唯一具名工作人员，仿佛已成为“敏感人士”。

但他向BBC中文表示，过去未曾被国安或警察召见，至2023年，其电影《一人婚礼》仍然能在香港上映。

香港现行法例及指引订明电检决定期限14天，若涉及国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可准延期28天审批。

早在去年8月初，《自杀通告》已经送检，超过四个月一直未有审批结果，至年底才有正式通知。

在香港经营网购平台“如一”的前区议员朱江玮担心电影或未能在本地上映，于是在台湾11月首映期间举办包场活动，反应比预期热烈，150张门票近乎售罄，虽无法确定具体比例，但估算约有十多至20人是从香港飞抵台北的香港人，亦有在台港人现身支持。

朱江玮慨叹，以往毋须往外地观影，反问“有什么电影在香港看不到”，现时则担心日后会有越来越多电影未能在港上映。

香港电影、报刊及物品管理办事处去年回覆传媒查询时曾表示，新例生效至2025年7月，“因国家安全考虑”，有50部影片须修改内容，13部不核准上映，但没有提供具体片单。

BBC中文向电影报刊办查询目前数据、不提供片单的理由，《自杀通告》被认为不利国安及审批需时四个月的原因，处方回覆称依法处理所有电影送检申请，不评论个别个案。

翻查资料，至少7部台湾电影因电检而取消放映。

当中，台湾家庭剧情片《我家的事》原订于去年8月中在香港“夏日国际电影节”放映，片方其后指，因画面用字无法通过电检，为保持作品完整性无法配合修改，故取消活动。有台湾媒体曾引述消息，因片中有一幕出现“民国”一词，导致无法过审。

几名前往台湾观影的港人也向BBC中文表示，除了《自杀通告》之外，还有观看《大蒙》。

阿仪不讳言已有“自我审查”，认为电影题材敏感，质疑能够在港上映的机会。

这部讲述民国时代“白色恐怖”时期的台湾电影，由香港演员柯炜林主演，该片去年获得金马奖4个奖项，已通过香港电检，但暂未有在港正式上映的消息。

熟悉电影审查的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副教授吴国坤表示，坊间猜度电影能否上映，存在“小心翼翼”的情况，反映政治气氛仍然紧张，但往外地观影仅属个别例子，不确定是否属于趋势。

他说，电影检查虽会列明规则，“很多时候潜台词是不便宣之于口”，对于具体有什么原因导致无法通过审查，“它不会给我一个很清晰的解释”。

吴对于周冠威作品无法上映并不意外，但估计原因未必直接跟电影内容有关，而是与“过往的事”有关。在他看来，政治上一般“宁严勿松”，目前周冠威仍然处于“雪藏期”。

2024年，周冠威的前作《幻爱》一度重映，但戏院突然宣布取消放映及退款，未解释原因。

吴国坤认为，问题已不单纯在于电检，而是院线不敢上映，“这件事是一种心理，已经不能用明文的规则说得很清楚的事情。”

“走出去”的香港电影人

港府最终在去年底以“不利于国家安全”为由拒绝《自杀通告》上映，官方并无进一步解释。

“我觉得都是一个明证——香港电影失去自由”，周冠威说有一种“被判死刑”的感觉，同时打击电影业界的创作及投资气氛。他想过申请司法复核驳回决定，但律师认为意义不大，也担心败诉或被政府追讨逾百万讼费，最终作罢。

面对港人的异地观影潮，周冠威一方面感到开心、感谢，另一方面也认为这种做法不会成为主流，“坐飞机去看一部戏，这个门槛实在太高了，有多少人会这样做？”

BBC中文曾报导，有中国观众分别前往香港及台湾金门观影。

周冠威说，香港已是一个“不自由的世界”，观众需要到外地寻找观看的自由，“这只是一个例子去表达香港的可悲，并不是经济上有远景的一个发展方向”，失去香港巿场对追回成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仍难以依靠这类观众获得足够票房收益。

《自杀通告》投资约千万港元，周冠威的早期筹备过程已触礁，在香港找不到女演员、场地及资金，辗转下申请到台湾文化内容策进院的基金及获得各方人士的小额资金。他将电影背景转为架空世界，并移师台湾拍摄。

台湾文化内容策进院由台湾文化部成立，属行政法人中介组织，串联民间资源和政府政策，经费来自政府及不同机构捐助、研究、服务及营运等收入。

在异地发展，言语是其中一个障碍，周冠威需要透过翻译与工作人员沟通。他记得有一次希望演员表现得“伤感一点”，同是港人的摄影师为求加快进度便即时转达，但全场人却呆了，反问“怎样‘香港’一点”。

不标准的发音破坏拍摄氛围，周冠威只能补充道“想到香港就伤感”，调整现场状态。他说，“这个例子我记到现在，我也很伤感，为什么我要面对这些翻译上的阻碍、这样的艰苦艰难艰困要去到台湾？”

他表示，其电影发展的路向是“孤例”，但指香港政治、经济不稳，既无投资亦无创作自由，鼓励本地电影工作者应抓紧机会到外地发展。

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发言人田启文早前在台湾宣传电影《双囍》回港，他表示获邀拍摄，形容这一次台港合作新颖、有化学作用。

他解释，在港开拍电影“谨慎”，即使本地有电影发展基金推动，但基于香港巿场太小，难以收回成本，“你问十个投资者，十个也损手烂脚”，而各地包括马来西拉、泰国等地针对电影发展则提供资金回扣，故寻求与其他地区合作已是近年业界趋势，希望可以分担制作成本及开拓对方的巿场。“拍戏都是看‘计数’，哪里计算后有好处就去拍。”

田启文分析指，到台湾观影属“个别事件”，不是趋势，估计观众只是外游顺道观影。就《自杀通告》无法上映一事，他早前受访称，应厘清电影“不利国安”的原因，他向BBC中文补充指，不希望类似事件不断发生，担心影响投资意欲。

被问及会否影响创作自由，他表示个人来说，没有太多顾虑，反而担心“无戏开”。

学者吴国坤认为，电检条例在四年多前修改，业界早已消化其对于创作及投资等的影响，主流巿场亦熟悉规则，并分析称电影工业面临的问题主要在于投资不足、观众入戏院意欲低等长期问题。

还会有下一次的外地观影吗？

现时难以统计港人往外地观影的数据，据BBC中文接触的观众，对于这种模式能否延续下去，他们各有看法。

30多岁的阿晞是台湾旅游常客，一年往返三、四次，1月来了趟“电影旅程”观影，她说行动门槛不高，在时间及价钱上也可以接受，但“没有伟大到为了电影而飞过去”，日后会否再度成行，主要视乎本身对影片的兴趣，不会仅仅因为无法上映而离港，观影是“为我去玩的行程添加意义”。

阿仪没有后悔订一张机票只为观影，对于前景她不太乐观，“之后我想使（花费）这几千元的机会可能都没有。现在这部戏没能上映，代表下一部有没有人再投资呢？这是一个疑问”，还认为近日的香港电影金像奖风波意味着越见收紧的空间。

第44届金像奖将于今年4月举行，早前公布供选民投票用的“2025 年度香港正式公映电影片目”，但四部去年上映的电影包括《不赦之罪》、《今天应该很高兴》、《送院途中》与《地母》等并未列入片目，意味四片或已丧失提名资格。

金像奖协会董事局主席尔冬升早前表示，过去一个月想不出“令各方都满意的说法”，故决定不公开回应。田启文认为，金像奖主办单位或有其苦衷及原因，“没有必要深究或去找出为何人家难做。”

根据香港电影发展局网站资料，第39至41届金像奖均获政府批出逾950万元资助，惟最近两届已跌至800万及683.6万元。

《地母》主演范冰冰去年取得台湾金马奖影后，她早前深陷逃税风波，甚至一度传出被列为“劣迹艺人”遭“封杀”；其中两部电影《不赦之罪》及《今天应该很高兴》均由黄秋生主演，黄早年已被指因为支持2014年的“占领中环”运动（又称“雨伞运动”）而遭“封杀”，去年他主演舞台剧《我们最快乐》原定重映，该剧由庄梅岩任编剧，终在门票开卖前被取消。

黄秋生在回应金像奖一事时，曾打趣回覆传媒指要看其新戏，“可能要去外国睇啦”；亦有网民曾在黄的帖文留言问是否没机会看到他拍港产片，他回答“系（是）”。

留意事态发展的阿仪说，“最乞人憎的位置是你不知道原因，令大家‘白色恐怖’、自我审查，开始越来越害怕：如果迟些这套戏有个演员，找了他会否上（映）不到又会被打压，它是在做出这个氛围。”

在去年的首次海外包场活动后，朱江玮还是接到零星朋友查询，希望到台湾观看《自杀通告》。他决定与本地旅行社合办旅行团，结合观影与旅游，行程还包括参观人权博物馆。

然而，“如一”发出活动帖文几日后，便接到一名声称是香港旅游业监管局职员的电话，指称卓宝旅游已拒绝合作，故帖文资讯不正确，为保障消费者，要求修改或删除帖文，并强调“没什么政治立场”。

旅监局回覆BBC中文查询表示，就社交媒体上怀疑无牌经营旅行团的公众投诉，当局曾主动联络“如一”及卓宝旅游，卓宝指没有和“如一”合办旅行团，“如一”发布的宣传内容或不准确，可能构成无牌经营旅行代理商业务，局方随即联络跟进。

朱江玮说，目前活动暂时取消，事后曾联络旅游社，对方表示不合作，没有解释原因，“这个时势，我们也没有问，没深入问。”

美国一位联邦法官已为数千家企业开启了获得退还上个月被最高法院推翻的关税的途径。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周三下令，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退还去年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依《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征收的关税。

法官理查德·伊顿（Richard Eaton）写道：“所有依《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被征收关税的正式进口商均有权受惠于最高法院的裁决。”

退款程序仍不明朗。但这项贸易法院的决定对特朗普是一场挫折，因他先前试图以新关税取代原有措施，并对可能出现的退款局面表示不满。

此次裁决源自田纳西州一家过滤设备公司“阿特穆斯过滤技术”（Atmus Filtration）提出的诉讼，但法官表示，他将是唯一有权审理有关退税案件的法官。

在特朗普对新税率做出多次互相矛盾的说法后，美国财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表示，美国“很可能”在本周实施15%的全球关税，高于之前的10%。此举旨在取代最高法院推翻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关税。

特朗普政府透过IEEPA对大多数进口到美国的商品征税，估计共徵得约1,300亿美元（970 亿英镑）的收入。

包括全球运输和邮政公司联邦快递（FedEx）在内的多家公司已提起诉讼，要求全额退还这些关税。

白宫未立即回应置评要求。

政府正面临愈来愈多企业提出的索偿，这些企业均曾支付后来遭最高法院推翻的关税。

“我们支付关税”（We Pay the Tariffs）是一个旨在争取退税的小企业联盟，其成员丹·安东尼在一份声明中称这一裁决是“胜利”。

他表示：“美国小企业已等待太久。他们理应获得完整、快速、自动的退款流程，任何低于此的安排都无法接受。”

未来美国的进口税政策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去年四个月，特朗普宣布对数十个国家征收“解放日”关税，税率由10%起跳，部分甚至升至50%。

这些关税引发了一系列贸易谈判，各国纷纷争取降低税率，以换取投资和其他方面的承诺。

但最高法院上月裁定，这些关税以及先前以“紧急权力”名义对墨西哥、加拿大及中国商品宣布的部分关税均无效。

2月28日，美国与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目标涵盖伊朗导弹基础设施、军事指挥系统及核设施，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袭击中身亡。

伊朗随即展开反制，打击目标从以色列延伸至海湾多国的美军基地，并将矛头对准一条牵动全球经济的咽喉水道——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过往船只发出警告，称将击毁任何试图通行的船只，此后，三艘油轮在波斯湾受损，一名船员遇难，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量在袭击发生后骤降70%。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拉斯塔努拉炼油设施遭伊朗无人机袭击，被迫部分停工；卡塔尔（卡达）国家能源公司宣布暂停液化天然气生产。

一个数字可以说明这条海峡的分量。霍尔木兹最窄处仅约30公里，却承载着全球约四分之一的海运原油贸易，每月约5亿桶石油经由此地流转，另有全球20%的液化天然气途经此地。上述因素叠加下，布伦特原油在3月1日亚洲盘开盘后，最高冲至每桶82.37美元，单日涨幅最高达13%；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在3月2日单日暴涨约50%。

对于中国而言，压力更为显著。2026年头两个月，依赖进口的中国石油供应同时受压于三个方向：1月初美国军事力量逮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后，委内瑞拉对华装船全面停止；伊朗遭到美以军事打击，令中国最大的受制裁石油来源陷入高度不确定性；而霍尔木兹的实际停摆，将威胁进一步延伸至中国每天逾700万桶的中东合法采购。中国多年来苦心构建的“原油供应体系”，正在同步承压。

两月内，中国两大石油来源巨变

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长期维持在70%以上。2025年，中国海运原油进口总量约为1027万桶/日，全年进口创历史最高纪录。

Kpler是一家总部位于巴黎的大宗商品分析机构，通过卫星图像与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实时追踪全球液货运输，是原油贸易领域最常被援引的独立数据来源之一。其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日均进口伊朗原油约138万桶，占海运进口总量的13.4%。

对伊朗而言，这个买家更为关键：同期中国购买了伊朗全部海运出口量的80%以上，是伊朗原油最大的出口市场。双方的依赖关系并不对称⸺伊朗石油没有中国就几乎没有买家，中国失去伊朗则有替代选择，但代价不菲。

委内瑞拉方面，Kpler与另一家船舶追踪机构Vortexa的数字存在轻微出入：前者数据约为日均38.9万桶，占海运进口的4%；后者数据约为47万桶，占比4.5%。两家机构追踪方式不同，但量级基本吻合。合并计算，这两个受制裁来源约占中国海运原油进口的17%至18%，绝对量在176万至185万桶/日之间。

吸引中国持续采购的核心，是价格。长期以来，委内瑞拉Merey原油的到岸折扣约为ICE布伦特基准价下方15美元；路透社援引交易员称，自2025年12月以来，伊朗轻质原油折扣已升至每桶8至10美元，而9月时仅约6美元。对于长期在极窄乃至负利润率下运营、近期又受国内成品油需求低迷持续挤压的中国地方炼油厂而言，这每桶8至15美元的差价，是决定一家炼厂当月盈亏的关键变量。

中国的“茶壶”炼油厂

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原油出口长期处于国际制裁阴影之下。北京拒绝承认单边制裁的合法性，但仍在贸易环节保持距离：中国进口的伊朗原油，通常由贸易商在马来西亚或印度尼西亚完成“船对船”过驳换单，以第三国原产地名义进入中国。路透社指出，自2022年7月起，中国海关数据中已不再出现任何来自伊朗的进口记录——官方统计与实际贸易，在数字层面已完全脱钩。

承接这类灰色生意的，是俗称“茶壶”的地方独立炼厂。“地炼”这一分类起源于1998年的行业重组：政府将加工能力100万吨/年以上的炼厂划归中石油、中石化两大国企，100万吨/年以下的82家小型炼厂则交由地方政府管理。“茶壶”的绰号来自国际能源行业，因为这些企业购油方式与中国大型国企迥异——不签连续长期合同，而是间歇性分批采购，零散得如同茶壶注水。

山东省是这些企业最集中的地方，根源可追溯至1960年代“胜利油田”周边兴起的地方炼厂，起家于地方政府允许收集油田泄漏原油加工的政策，逐渐形成集聚，一度被业界称为“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约占全国地炼总产能的70%至80%。

2015年是这段历史的转折点：中央政府向独立炼厂发放原油进口配额，山东地炼由此获准直接进入国际原油市场，迅速成为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受制裁油的主力买家。哥伦比亚大学能源政策研究中心的报告将这一年视为“茶壶”崛起的关键节点。截至目前，地炼总产能约占中国全国炼油总产能的四分之一。

这个体系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合规风险之上。2018年华盛顿恢复对伊朗制裁后，中石油、中石化随即停止直接采购，将灰色渠道的风险留给地炼承接。特朗普政府2025年1月就任后，将打压中国地炼纳入极限施压战略的一部分，在当年内分四轮对中国茶壶炼厂实施制裁。Kpler分析称，每次点名之后，未被制裁的地炼都会阶段性暂停伊朗原油新订单，在评估被列名风险后才陆续恢复采购。

短期的缓冲

2026年1月3日，马杜罗被美军逮捕，委内瑞拉主要港口面向亚洲的装船随即全面停止。航运数据显示，亚洲海域的委内瑞拉来源浮仓从年初的约1600万桶，在短短一个月内腰斩至1月28日的826万桶。

所谓“浮仓”，是原油交易中将货物存放于停泊近岸油轮的一种安排——货主可以等待价格时机快速出货，也可绕开某些港口的监管流程。在受制裁原油交易中，浮仓兼具“灰色仓库”与“流动缓冲池”的双重功能。委内瑞拉浮仓的快速消耗，直观呈现了这场断供的烈度。

价格随之发出信号。路透社援引交易员称，马杜罗被捕后，委内瑞拉Merey原油即期折扣从ICE布伦特下方约15美元收窄至10至11美元，但市场基本停摆——折扣变小了，成交量也几乎消失了。

“委内瑞拉事件对中国独立炼厂冲击最大，因为它们可能失去折扣重质油的来源，”Sparta Commodities分析师June Goh对路透社表示，“但考虑到俄罗斯和伊朗的原料油充足，加上仍在海上的委油船货，我们预计地炼并不需要高价抢购非制裁原油，因为经济上不划算。”

地炼随即将目光转向伊朗现货。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称，这些炼厂正积极寻求伊朗重质（Iranian Heavy）和帕尔斯（Pars）油种，并已开始提取储存于中国保税罐区和近岸油轮上的伊朗重质原油。当时折扣约为布伦特下方10至12美元/桶，是最廉价的可用替代选项。

这套缓冲机制，在短期内确实奏效。截至1月中旬，伊朗浮仓规模高达约1.66亿桶（Kpler数据）至1.70亿桶（Vortexa数据），相当于伊朗约50天的产量，其中约一半停泊在新加坡附近海域，构成地炼可随时调用的“现货缓冲池”。Kpler高级分析师徐沐雨（Xu Muyu，音译）1月初曾估计，亚洲海域的委内瑞拉浮仓仍可覆盖约75天的中国需求，但消耗很快。她当时预计中国小炼油厂将在3至4月间完成向俄伊供应的正式切换。

换句话说，委内瑞拉的缺口被伊朗暂时填补，替代链在量上是通的——但此时伊朗本身已卷入战火，这一替代方案正在被地缘政治以比预期快得多的速度关闭。

霍尔木兹的阴影，替代供应的代价

比制裁渠道收窄更深远的风险，来自霍尔木兹海峡。中国超过一半的海运原油来自中东，折合逾700万桶/日，几乎全部途经这条水道。制裁渠道受损打击的是折扣灰色来源，霍尔木兹危机威胁的是中国购买的合法主流原油。

高盛在冲突初期的情景分析中给出两种测算：若伊朗油气基础设施遭严重打击、每日减少约175万桶供应持续六个月，布伦特峰值可能升至每桶90美元；若霍尔木兹实际封锁，则有可能突破100美元。

其实在这次大规模军事打击发生之前，中国已在商业层面悄然开始切换。路透社2月16日报道，中国对俄罗斯石油的进口正连续第三个月攀升，即将创下历史新高。Vortexa估计，2月中国日均接收俄油约207万桶，较1月大幅增加；同期伊朗对华交油量从约125万桶/日下滑至约103万桶/日。该机构分析师解释：对地炼而言，“俄油眼下比伊朗更可靠，因为大家都担心军事冲突会影响伊朗的装港作业。”

但这条路并非坦途。自2022年起，G7国家对俄罗斯石油建立了“价格上限”机制，核心逻辑是：谁想使用西方的航运、保险和金融服务，就必须保证买油价格不超过上限，否则服务中断。这个上限一路被压低，2025年7月欧盟第18轮制裁将其下调至每桶47.60美元。

与此同时，西方将打击矛头转向俄罗斯赖以输油的“影子船队”——那些没有西方保险、悬挂方便旗、游走于监管灰色地带的老旧油轮。欧盟累计对近600艘此类船只实施制裁；截至2025年底，经由被制裁船只运输的俄油交付量已下降约76%。

大西洋理事会能源制裁追踪项目的报告概括：中国已成为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三国受制裁原油的“主要目的地”，而这些贸易流量的走向与规模，“与制裁的严厉程度和执法力度直接相关”。这句话的另一面，是承认只要执法力度不够，替代链就会持续运转。

问题在于，执法力度正在加强。美国财政部2025年10月对Rosneft和Lukoil直接实施制裁后，中国国有石油公司随即暂停了俄罗斯海运原油采购——大西洋理事会将此视为次级制裁向中国买家施压“确实有效”的一次实证。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2025年11月的报告则直接点明，相关制裁权力的扩展“创造了通过加大执法力度进一步施压的机会”。

替代供应在量上目前仍然能顶上，但支撑它的每一个环节都在承受更大的压力——委内瑞拉渠道被切断，伊朗卷入战火，俄罗斯被制裁的广度和力度正在快速升级。折扣红利还在，但获取它的代价，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累积。

来自苏格兰的英国工党议员乔安妮・里德（Joani Reid）表示，她从未见过任何令她怀疑丈夫会“触犯法律”的事情。她的丈夫大卫・泰勒（David Taylor）早前与另外两名男子因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

较早前，大伦敦警察厅（Metropolitan Police；伦敦都会警察）表示，三名年龄分别为39岁、43岁和68岁的男子已在伦敦和威尔士被捕，行动属于《国家安全法》下的反恐调查的一部分。

警方并未透露三人的姓名，他们目前仍被拘留。周三，警方对位于伦敦、卡地夫和东基尔布莱德（East Kilbride）的多处住所进行了搜查。

在泰勒被捕后，里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她“并未参与”丈夫的商业活动。

她补充说：“我和我的孩子都不是这项调查的一部分，媒体机构不应将我们当成调查对象。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媒体机构尊重我的孩子的私隐。”

里德于2024年当选为东基尔布莱德及斯特雷文（East Kilbride and Strathaven）选区的议会议员。她补充，自己从未去过中国，也从未在下议院谈及任何与中国相关的事务。

“我从未就任何与中国相关的议题提出质询。”她说。

“据我所知，在担任议会议员期间，我从未接触过任何中国企业、任何中国外交官或政府雇员，也没有代表中国利益向大臣或其他任何人提出任何关注，即使只是巧合。”

她补充说，子是一名相信“言论自由、自由工会和自由选举”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崇拜或为中国共产党独裁政权辩护的人”。

在里德发表声明数小时前，大伦敦警察厅表示，一名39岁男子已在伦敦被捕。

警方补充，一名68岁男子在威尔士波伊斯（Powys）被拘留，另一名43岁男子则在威尔士庞蒂克伦（Pontyclun）被捕。

警方表示，三人均被指控违反《国家安全法》第三条，涉嫌协助外国情报机构。这项法律于2023年推出，针对被指控从事损害英国利益行为的嫌疑人。

大伦敦警察厅表示，他们得到了威尔士及苏格兰反恐警察的协助。

一个与在庞蒂克伦被捕男子相关的地址正进行搜查。外面的一辆汽车也被搜查并拍照。

泰勒曾担任威尔士工党政治人物的顾问，并曾是工党竞选北威尔士警察及犯罪事务专员的候选人。

威尔士政府表示，不会就警方正在进行的调查作出评论。

威尔士议会（Senedd）内的保守党议员已向首席部长提出紧急声明的要求。

与此同时，苏格兰警察发言人表示，警方代表伦敦反恐警察部门牵头的一项调查，在东基尔布莱德的一处住所进行搜查。

伦敦反恐警务部门负责人海伦・弗拉纳根（Helen Flanagan）表示，大伦敦警察厅近年见到国家安全相关的案件“大幅增加”，但警员正努力“打击怀疑有恶意活动的地方”。

这次拘捕行动发生在基尔·斯塔默访问北京仅数周之后，当前政府正寻求谨慎地重启英国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

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丹·贾维斯（Dan Jarvis）在议会表示，如果中国干预英国主权事务的行为被证实，将会施加“严厉后果”。

他告诉议员：“本届政府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打击任何国家行动者针对英国的外国干预活动。”

他补充，英方已就相关指控通知伦敦及北京的中国官员。

丹·贾维斯还表示，若有人认为英国不应与中国建立一个“可运作的工作关系”，那将是“天真”的想法。

在下议院回应丹·贾维斯时，影子内阁办公室大臣亚历克斯・伯格哈特（Alex Burghart）表示：“除非英国勇于面对这些威胁，否则我们的国家将继续被轻视。”

伯格哈特提到此前涉及中国的间谍案最终告吹，以及近期政府批准在伦敦市中心建设中国“超级大使馆”，尽管反对者警告该处可能成为间谍活动基地、并且带来安全风险。

保守党党魁凯米・巴德诺赫（Kemi Badenoch）在X上发布影片称：“据报道，一名现任工党议员的配偶因从事间谍活动被捕，一同被捕的还有一名前工党议员的伴侣。”

“这些男子是依据《国家安全法》被捕，涉嫌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直接针对我们的民主。”

“中国正针对英国、针对我们的议员。够了。”

她同时批评基尔·斯塔默在一月访问北京、以及政府批准在伦敦建设新的中国大使馆的决定。

补充报导：艾拉·基普林（ Ella Kipling）

伊朗表示，将“点火焚烧”任何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而这是全球最繁忙的石油运输通道。

通常情况下，约20%的全球石油与天然气经由这条位于波斯湾的狭窄航道通过。但伊朗将军萨达尔·贾巴里 (Sardar Jabbari) 表示，德黑兰现在“不会让一滴石油离开该地区”。

伊朗对美国与以色列攻击的回应，已造成国际贸易不确定性与中断，油价急升。

事实上，若封锁海峡，将进一步推高全球商品与服务成本，重创中国、印度、日本等全球最大经济体——这些国家是经由此航道进口原油的主要买家。

霍尔木兹海峡是什么？位于何处？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航运路线之一，也是最关键的石油运输咽喉。

海峡北侧为伊朗，南侧为阿曼与阿联酋（阿拉伯联合大公国，UAE），入口与出口宽约50公里（31英里），最狭窄处仅33公里，连接波斯湾与阿拉伯海。此外，海峡水深足以容纳全球最大原油油轮，为中东主要石油与天然气生产国及其客户所使用。

美国能源资讯署 (EIA) 估计，2025年每天约有20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相当于每年近6000亿美元（约4470亿英镑）的能源贸易。

这些石油不仅来自伊朗，也来自伊拉克、科威特、卡达（卡塔尔）、沙乌地阿拉伯（沙特阿拉伯）与阿联酋等波斯湾国家。

封锁航道的影响

每月约有3000艘船只通过该海峡。

分析师警告，只要对通过船只的威胁持续，油价与运输成本就会越高。全球风险管理公司首席分析师阿尔内·洛曼·拉斯穆森 (Arne Lohmann Rasmussen) 向美媒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事实上它已经关闭，因为没人敢通过。你可能遭攻击，无法取得保险或保险极贵，因此得等到安全局势好转……若来自海峡的石油与天然气中断，对市场将有重大影响。”

他还补充：“虽然没有实体封锁，但伊朗的威胁加上无人机与导弹攻击，让油轮不敢通过。”

事实上，全球基准布兰特原油周一短暂触及每桶82美元（约61英镑），上周末至少三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遇袭。根据路透社，已有约150艘油轮滞留。

此外，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数据显示，从中东到中国运送石油的超级油轮租船费用，已从上周价格几乎翻倍，创下超过40万美元（约29.83万英镑）的新高。

封锁这条关键航道也将伤害沙乌地阿拉伯等高度依赖能源出口的波斯湾国家。

相较之下，伊朗每天出口约170万桶石油。根据伊朗央行估计，截至2025年3月的财政年度，伊朗石油出口收入达670亿美元（约500亿英镑），为过去十年最高。

封锁也将重创亚洲。美国能源资讯署估计，2022年约82%离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与凝析油目的地为亚洲国家。

中国估计购买伊朗出口至全球市场石油的约90%。

由于中国利用这些石油制造产品再出口全球，油价上涨也可能导致全世界消费者物价升高。

伊朗如何封闭海峡

联合国规则允许各国控制海岸线外12海里（约13.8英里）的领海。

在最狭窄处，霍尔木兹海峡及其航道完全位于伊朗与阿曼领海内。

专家指出，伊朗最有效封锁方式之一，是使用快速攻击艇与潜艇布雷。而且伊朗正规海军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可能攻击外国军舰与商船。

然而，大型军舰可能成为美国空袭的容易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 (Donald Trump，川普) 表示，其目标之一是摧毁伊朗海军。

伊朗快艇常搭载反舰导弹，该国也操作多种水面舰艇、半潜式船只与潜艇。

事实上，美国过去曾动用军力重新建立海峡海上交通。譬如，1980年代晚期伊朗-伊拉克战争期间，对石油设施的攻击演变成“油轮战争”，双方攻击中立船只施加经济压力。其中，运载伊拉克石油的科威特油轮特别脆弱。根据美国海军研究所，最终美国军舰开始护航，成为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海面作战行动之一。

替代路线能弥补损失吗?

多年来，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威胁促使波斯湾石油出口国开发替代路线。

沙乌地阿拉伯运营一条长1200公里的管线，每天可运输最多500万桶原油（EIA数据）。该国过去也曾暂时改用天然气管线运输原油。

阿联酋将内陆油田连接至阿曼湾富查伊拉港的管线，每天输送量至少150万桶。

石油可改走这些替代基础设施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但路透社报导，这将导致每日供应减少800至1000万桶。

每年春天，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两会”（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会议）都是观察中国政治经济走向的重要视窗。 2026年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和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分别于3月4日和3月5日在北京开幕。

今年“两会”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是涉及年度政治议程，更是为中国“十五五”开局。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本次人大会议建议议程中明确包括审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五年规划纲要草案》，以及审查2026年计划和预算草案。 这意味着，今年“两会”不仅要回答“今年怎么办”，还要顾及“未来五年怎么走”。

从目前已释放的政策信号、经济数据和外部环境变化来看，以下几个焦点值得重点关注。

经济增长目标

“两会”一向最受市场关注的。全国人大代表会议开幕当天， 该国总理李强会做一年一度的政府工作报告，透露未来一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配套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分析指出，今年的问题可能不是“目标会不会继续定在5%左右”，而是北京是否愿意接受一个略低、但更现实的增长目标，并用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来支撑它。

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为今年定下方向：“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因此今年“两会”值得关注的，不只是政府工作报告里的增长数位，更是这个数字背后的政策安排。

比如赤字率会不会提高、地方专项债规模如何安排、是否继续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以及更重要的，政策资源会不会更明确地转向消费和民生。

中国经济目前呈现出一种增长达标、但体感偏冷的状态。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5.0%，但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与上年持平，生产者物价指数（PPI）下降2.6%; 进入2026年1月，CPI同比仅上涨0.2%。 这意味着，虽然实际增速仍有韧性，但价格持续低位反映出需求仍然偏弱，企业提价能力不足。

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牛犇（Neil Thomas）撰文指出，多个地方政府下调经济增长目标“标志着中国领导层在长期发展战略中，从高速增长转向高品质增长，并日益重视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平衡发展与安全。 “ 他因此预计，本次两会中，中国很可能将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至历史新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月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将放缓至4.5%。 该机构表示，国的增长模式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国内需求疲软。 部分原因是长期房地产市场低迷，加上社会保障体系薄弱，削弱了消费者的消费意愿。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经济近年的增长在相当程度上仍依赖出口和制造业投资支撑。 但在外部贸易环境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背景下，出口很难长期充当增长主引擎。

对北京而言，问题已经不只是要不要扩大内需，而是是否愿意通过更实质的民生与社会保障改革，来降低家庭负担、改善消费预期。

因此，“转向消费拉动型增长成为首要政策重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

根据官方媒体《中国日报》的统计，在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中，仅有一个上调了GDP目标，12个保持不变，18个下调。 其中，北京、上海和江苏这三个过去的目标与全国数据高度一致的省级行政区，均将2026年的GDP增长目标设定为5%左右; 而全国人口最多、经济最强的广东省则设定了 4.5%至5% 的目标区间。

“十五五”如何开局

与往年相比，今年“两会”的另一个看点，是将要出台的“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如何定义未来五年的增长模式。

北京近期释放的信号显示，“内需主导”将继续是核心表述。 《人民日报》2月刊发的新华社电文引述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话相关内容称，2026年经济工作要“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并提出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方向。

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在出口和制造业投资方面表现出一定韧性，但居民消费恢复并不如意。 房地产长期调整让家庭财富缩水。 与此同时，社保和公共服务保障不足，也使许多家庭维持较高预防性储蓄。 换句话说，内需不足不只是短期波动，更涉及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结构性因素。

因此今年“两会”值得关注，在提振消费方面，会不会出现更具体、可执行的的政策安排。 比如社会保障、医疗、养老等减负措施是否推进; 服务消费是否获得更系统的支持，财政资源是否更多专项居民端，而不只是投资和产业端。

这也是“十五五”开局方向的关键所在：北京是否准备把“内需主导”从政策口号，转化为资源配置上的优先事项。

不过，从市场和分析人士的判断看，即便方向明确，政策推进节奏也可能较为谨慎。 大和证券分析师本月在一份报告中表示，中国可能会继续提供消费刺激措施，但预计推出的措施将是渐进式的，而非大规模刺激。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銮对BBC表示，中国的长期目标应是将部分工业补贴转向消费支援，以释放消费潜力。 但他同时指出，在自上而下的体制下，地方政府是否有财政空间、以及如何配合中央落实，是主要难点。 他对今年“两会”出现较激进刺激措施不抱太大期待。

科技自主进入“深水区”？

近年来，北京反复强调“高水准科技自立自强”。 今年两会，外界关注，这将如何转化为可执行的政策安排。

中国面对的外部压力正在变得更具体，包括关税不确定性、出口管制、供应链重组，还是跨境合规审查趋严。对企业的影响是直接进入投资、采购和研发决策。 也因此，北京将在两会上如何表述科技、产业与安全，被视为观察未来一年中美关系与政策走向的重要窗口。

具体来说，在半导体、工业软体、人工智慧基础设施、关键材料等领域，哪些被明确列为优先方向； 资金与政策资源如何分配；中央与地方如何分工；以及是否提出更清楚的机制，避免地方政府一哄而上、重复投资等问题。

观察普遍认为，过去几年，中国科技政策的重点较多放在“补短板”与动员资源。 当前的挑战已不只是投入更多资金，而是如何提高投入效率、改善协同机制，并让政策支持与市场筛选之间形成更稳定的平衡。 换句话说，所谓官方语境里的“自主创新进入深水区”，关键不在于口号是否更强硬，而在于执行层面能否更精准。

也有分析人士提醒，“两会”越来越像是政策与成果的“展示视窗”（showcase），而未必是重大政策方向的“试验场”（testing ground）。 吴木銮教授认为，在这样的框架下，今年“两会”可能更多会展示中国科技产业的可见成果，例如机器人等产业发展，而不一定会清楚交代人工智慧等关键领域下一步政策推进的具体路径。

“在中美竞争持续的背景下，科技自主已成主轴，但主轴之下的执行细节，未必都会在两会场合完整展开，”他说。

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高级分析员亚历山大·布朗（Alexander Brown）近日在一次论坛中指出，北京正在产业技术发展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之间权衡，“这两大优先事项是习近平当前面临的两难抉择。 ”

本次“两会”召开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将访华，他的行为对中国经济政策至关重要。 布朗指出，如果我们看到北京更倾向于强调科技自主，则说明他们对近期的前景感到忧虑。 若国内市场成为主攻方向，则表明北京认为，国内市场才是推进长久目标的核心所在。

政治权力配置

距离下一次中共全国党代表大会（二十一大）仅剩一年半时间，届时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三任期将届满，下一步的高层人事变动定会受到更多关注。 两会上，外界通常关注谁在场、谁缺席，谁被安排在重要坐席上，谁被边缘化等。 这些资讯一定程度上向外界透露政治整肃与权力配置的最新状态。

牛犇分析称：“两会期间通常不会发布重大的人事公告，但出席情况往往能揭示哪些官员陷入政治困境。”

去年十月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原有376名中央委员中仅有315人出席，出席率仅为83.8%，明显偏低，被视为多轮清洗行动的信号。 放到两会语境中，虽然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缺席可能有疾病、行程冲突等正常原因，但在当前政治环境下，未说明原因的缺席往往会引发纪律审查或政治失势的联想。

外界会关注一些长期“失联”的官员是否继续缺席。 比如新疆前党委书记马兴瑞持续数月未公开露面，若其继续缺席，可能会被视为其已事实出局，只是在等流程对外公布。

另外，军方代表团规模与人员变动，可能是观察第三任期权力整肃深度的视窗。

军方系统是在本届人大中被撤换与辞任最多的系统，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比例。 若今年解放军代表团明显缩小，或多名理论上仍具人大席位的军方高层未出席，这不仅是反腐进展的旁证，也会被视为习近平继续重塑军队指挥链、压制潜在派系摩擦的信号。

就在两会召开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罢免19人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其中包括九名解放军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五人为上将。

据媒体统计，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全国人大代表人数已从2023年2月的281名，减至243名。

军费开支与国防预算

每年两会，国防预算都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的议题之一。 今年的焦点在于：在经济成长放缓压力、地方财政紧张、外部安全环境持续紧张的情况下，北京会如何设定军费增幅。

2025年中国国防支出预算为1.7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2%，增幅与前两年持平; 而同年经济增长目标为5%左右。 这种“军费增幅高于GDP目标增速”的组合，近年已成常态。

外界关注，北京是否延续这一节奏。 如果国防预算增幅继续明显高于经济增速目标，可被视为在财政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国防现代化仍被视为优先事项；如果增幅略有回落，则可能被视为财政统筹压力上升，或是预算安排更强调节奏控制，而非方向转变。

“中国国防预算很可能再度增长。 具体数额尚不明确，但考虑到国际形象考量，预计仍将延续近年个位数增幅的策略。” 德国墨卡托研究中心（MERICS）分析员李爱玲（Helena Legarda）指出。

“地面部队及其他数名高级军官（非最高层将领）被撤职，历经数轮整顿后现役高层已所剩无几，这显示军内持续进行整顿行动。 我们预计今年两会将重点聚焦于发展先进作战能力、提升战备水准等长期目标。 ”

即使官方不会在两会场合详细拆解预算，外界仍会留意政府工作报告、预算报告及军方代表团表述中哪些词被强化。

“今年极有可能成为焦点的问题，是确保党的对军队的领导权，并强化解放军内部的政治教育——这延续了近期围绕解放军各级领导人和将领的各种表述。 ”李爱玲说。

除此之外，2026年两会对军费的表述，也会被放在中美竞争与区域安全紧张的背景下解读，对内强调安全需求与现代化必要性，对外则强调防御性、透明程序与合理稳定增长。

这种双重叙事在过去几年已相当稳定。 外界留意是否出现细微变化，例如更强调外部风险与备战需求，还是更强调国防支出占GDP比重等说法。 官方如何拿捏这个平衡，将影响国际市场与周边国家对中国安全政策讯号的解读。

一名伦敦女子在香港向警方报案指控性侵，之后却被裁定犯有勒索罪及妨碍司法公正罪，目前面临监禁。

来自伦敦东区哈克尼（Hackney）的25岁女子伊莎贝尔·罗斯(Isabel Rose) 于2024年初飞往香港探访一名先前在泰国旅行时认识的男子。

在她向警方报称遭到性侵后，这名因法律原因不能公开姓名的英国籍男子被捕，其后获无罪释放。

经过审讯后，法官表示控方已确凿无疑地证明对罗斯的两项控罪成立。

罗斯在过去两年保释期间被困香港，目前已被还押候判，量刑聆讯定于7月22日进行。

她的法律团队在湾仔区域法院向坐在被告栏哭泣的她解释了这一裁决。

此案的核心是，罗斯指该男子强暴她后，被控向该名男子索取金钱。控方指称，罗斯在指称袭击发生后不久向该名英国籍男子要求5,000英镑，其后又要求10万英镑，并威胁报警。

他们认为这些付款构成勒索，而她向警方报称的强奸案属虚假。

罗斯则坚持自己确实遭到强奸，并表示她所寻求的赔偿最初由男子主动提出。

在裁决前，罗斯接受BBC访问时表示：“我在72小时内报警，但我提出的指控很快被完全撤销，反而是我自己面对勒索指控。”

“要一次又一次重述那段经历非常困难……我觉得自己才是受害者。”她说。

在狱中度过生日

罗斯告诉BBC，她为了打官司已花费数千英镑在住宿和法律费用上。

“她23岁来到这里……现在将在狱中度过26岁生日。”罗斯的母亲贝尔（Aysha Bell）说。

“我们谈的不只是身体问题，还有心理健康。”贝尔补充说。

英国慈善机构Sistah Space的福拉尼（Ngozi Fulani）向BBC表示：“今天的裁决对在境外报案的性暴力幸存者所受对待，以及英国政府在此类情况下向英国公民提供的领事支援是否足够，提出了严重且迫切的疑问。”

这家总部位于伦敦、支援受家庭及性虐待影响的非裔及加勒比裔女性的慈善机构，正呼吁政府在外交、经济和法律上向罗斯提供更多支援。

香港警方拒绝就此案置评。

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表示不会就个别案件细节发表评论，但指会向海外英国国民提供领事协助。

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根据“一国两制”模式维持自身的法律制度。

在香港，车牌有价有市。3月1日，一个英文单字“H”的自订车牌以2000万港元（260万美元）成交，成为历来第四贵的车牌。

在经济下滑的背景下，车牌拍得2000万，拍卖中心负责人笑言：“有钱人还在这”。

香港的车牌一般为两个字母四位数字的组合，但车主可以自订车牌：8个字以内、英文或数字组合，比如“YES BOSS”、“SOLAZY”或者是“HAPPY888”。

车牌统一由运输署审批安排拍卖，底价5000元，但热门车牌的成交价可能拍得几万到千万元不等——在这个奢华的都市，这是车主突显自己地位或幽默感的一种方式。

自订车牌计划从2006年开始，曾因疫情中断。今年运输署推出49个特别车牌，总成交近3,000万元。

原为政府开源之举

香港最早的车牌只有四个数字的组合，由1至9999。数量用完之后开始配上“HK”和“XX”字头。1956年，政府开始再发行“AA”字头，按英文字母顺序编配车牌。

翻查政府文件，自订车牌的计划在2004年的预算案中首次提出。当年香港经历完沙士疫情（Sars，非典），在2003/2004年度政府的财政赤字达490亿元，审慎理财是当下政府的目标。

为了开源，政府推行自订车牌号码计划。据其估计，新计划可每年带来7,000万元的额外收入。自订车牌计划最后在2006年正式推行——第一次拍卖会共拍卖210个号码，收入超过1,100万元。

自订车牌有一定限制。例如总数不得超过8个，而为避免和数字混淆，不得使用英文字母“I”、“O”及“Q”。另外，车牌号码又不能低俗不雅或令人反感，不能带有三合会含意，或在执法方面造成混淆。

目前，香港车牌有部份字头被保留。例如“AM”给予政府专属车辆，立法会行政管理委员会拥有的车是“LC”开头，“ZG”则代表解放军驻港部队的车辆。

自订车牌亦不得令人相信，该号码的车属于政府或任何公共机构。

好意头、幸运数字卖最贵

有人自订车牌为好玩、与众不同，而大多卖得高价的车牌似乎都带有风水意味，讲意头。

目前，香港最贵的三个车牌全是英文单字：“W”，2600万元；“R”，2550万；“D”，2020万。

车牌拍卖中心负责人颜文翰曾经解释，“W”意指“Winner”，有赢家的意思。“R”则有超级跑车的意思，在九宫飞星术数中代表数字9，象征九运，未来20年都会有旺气。至于“D”则在龙年拍卖，象征“Dragon（龙）”和“Dollar（钱）”。

今年“H”车牌卖得2000万。颜文翰说，“H”两只脚落地，站得稳；在九宫飞星也象征数字8，代表马年旺财。

除此之外，带有幸运数字“8”的车牌也很受欢迎，例如今年同场拍卖的有“GG 8888”、“2288”，两者分别81万和47万成交。

车牌拍卖所得会拨入政府奖券基金（Lotteries Fund），资助非政府机构的推行社福服务。

敏感数字、特别字词引关注

但有些车牌号码引起关注。

自2022年6月4日开始，挂上“US8964”车牌的一辆保时捷跑车每年均会在铜锣湾市区行驶。三年来，该车主均被警方以非法改装为由截查，甚至拖走车辆检验。

2025年，车主招先生接受《独媒》采访时表示，家人过去一年受不明人士跟踪滋扰，决定移居外地，安排该车辆运离香港，并转让“US8964”车牌。

招先生又指过去几年曾追问警方，被截查是否因为车牌数字，但没有得到回覆。

另外去年11月，有市民欲申请“YUT G0R”为自订车牌号码，但署方认为有关车牌影射某政府部门首长的俗称而拒绝。

“YUT G0R”是“一哥”的粤语读音，在香港泛指警务处处长。

但该市民不服，提出司法复核。其认为运输署错误理解审批准则，又提到过去亦有“1 G0R”车牌获批，显示署方缺乏一致、客观或可预期的标准，决定不合理。

中国十天叫停“个性化车牌”

中国大陆也曾发生类似个性化车牌争议，最后计划仅试行10天就被叫停。

为了解决靠关系和人情取得特定车牌号码的现象，以及提供人性化的选择，2002年8月公安部向北京、天津、杭州、深圳四城市发放“2002”式机动车号牌。车主可以自订最多6个字符组成的车牌。

政策推出后，有人选了代表自己家人的生日号码，也有人“图吉利”、取“一路发”的意思选了“京A 168-168”。但除此之外，市面还曾出现“USA”、“FBI（美国联邦调查局）”、“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等字样的车牌。

社会质疑车牌涉嫌商标等侵权问题，以及部份“SEX（性）”等字样的车牌有伤风化，令公安部门撤回计划。据大陆媒体报导，政策推行首一周逾7000个车主获新牌。

香港在推行期间，也曾有议员提出有关疑虑。当时政府回应，法律意见认为，单字及短语没有版权；在商标方面，由于自订车辆登记号码非用作货品及服务，不应构成侵犯的问题。

美国、澳洲也可以自订车牌号码，昆士兰政府更容许车主在车牌加上emoji表情符号。台湾则未开放自由选号的自订车牌政策，但车主可以竞标公路总局推出的热门号牌。

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Ali Khamenei）在美以联手空袭的首波攻击中丧生，使这个伊斯兰共和国陷入自1979年以来最为危险的时刻。

这次行动锁定伊朗高层军政领导人物，华盛顿形容其为试图瘫痪伊朗指挥架构的决定性行动。

到周六晚间，有关哈梅内伊身亡的报导已广泛流传，引发外界在数日前仍难以想像的场景。

影片显示，伊朗多座主要城市出现零星庆祝活动，海外伊朗庞大侨民社群中也出现类似景象。对许多人来说，最高领袖的遇害似乎标志着历史性的决裂——这是多年来民众抵抗运动未能实现的突破。

美国总统与以色列总理在空袭后的公开声明中皆使用直接强硬的语言。

美国总统唐纳·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呼吁伊朗人民把握机会“夺回你们的政府”。

以色列总理班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亦作出类似表述，认为政权更迭既“令人向往”也“可达成”。

尽管美国所称的“史诗之怒行动”（Epic Fury）的军事计划看似紧密协调、且主要由美国掌控，但对于伊朗民众发出的政治吸引力则更难预测。

周日早晨，伊朗国家电视台正式确认哈梅内伊身亡，并迅速宣布成立一个由三人组成的临时委员会接掌行政权力。

根据伊朗宪法，选出新最高领袖的权力属于“专家会议”，这是一个由88名教士组成的机构，成员由民选产生，任期八年。

然而，选举程序存在一项关键限制：所有“专家会议”候选人都必须经“监护委员会”审核并批准。

这个12人组成的监护委员会本身与领导架构密切相连：其中六名由最高领袖直接任命，另六名则由司法部门提名并经议会批准，而司法部门首长同样由最高领袖任命。

实际上，哈梅内伊对负责挑选其接班人的机构拥有重大影响力。

政权迅速行动，力图展现延续性与稳定性。

当局透过启动宪法机制并启用临时治理安排，意在传达讯息——尽管最高领袖身亡，体制仍完好无缺。

外界不可避免地开始猜测可能的接班人选。

在伊朗，提前公开潜在候选人并不常见，选拔程序也在闭门情况下进行。

然而，在专家会议内部，据理解有一个小型委员会负责审查并收窄人选，一旦正式程序开始，可能会向全体会议提交一份候选名单。

会议皆以闭门方式进行，投票结果亦不对外公布，限制外界的审视。

近年来，外界曾猜测哈梅内伊的长子穆杰塔巴（Mojtaba）可能是潜在人选。

然而，随着多名他父亲最信任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据报在近期空袭中身亡，内部权力平衡可能已发生变化。

1989年6月的先例——当时哈梅内伊本人在并非广泛被视为热门人选的情况下成为最高领袖——提醒人们，结果可能会出乎意料。

选拔程序可能快速推进，甚至在短短数日内完成。

在军事层面而言，伊斯兰共和国遭受重创。

报导指出，多名高层指挥官在首波空袭中杀，而幸存官员在空袭行动持续之际仍面临威胁。

脆弱感十分明显——指挥中心受损、领导层遭斩首、决策被迫进入危机模式。

然而，伊朗已展现其反击能力。

在空袭后首两天内，伊朗部队对多个阿拉伯国家的美军基地，以及以色列境内的目标发动攻击。

导弹首次击中杜拜的非军事地点与科威特的一座民用机场，大幅扩大冲突的地理范围。

这一升级表明，即使失去领导层，伊朗仍保有作战能力及使用这些能力的意志。

这场危机目前正面临进一步区域冲突升级的风险。

从伊朗领导人的角度来看，如果冲突扩大，其在中东各地的武装盟友加入战斗，德黑兰或许能获得一些筹码，从而迫使伊朗停火，或者至少避免在美国和以色列强加的条件下彻底投降。

另一方面，持续的军事压力，加上再次爆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可能会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推向体制崩溃的边缘。

如果安全部队出现分裂或拒绝服从命令，任何正式的宪法过渡过程都可能迅速失去意义，被局势的发展所掩盖。

未来数日将显示，在其长年领袖身亡后，伊斯兰革命卫队与其他高压力量能否保持团结。

目前，所有可能性都仍然存在。

伊斯兰共和国看似比空袭前处于更弱势地位——失去核心领袖人物、丧失关键指挥官，并面临持续军事压力。

然而，它仍拥有制度架构、武装力量与反击能力，使得政权更迭的道路远非单纯。

哈梅内伊之死使伊朗进入一个动荡且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

接下来的发展取决于德黑兰能否在持续空袭下维持内部控制、抗议是否积聚动能，以及战火会在区域内蔓延到何种程度。

随着各方测试自身军事极限与政治意志，事态走向可能在未来数日内变得明朗。

美国与以色列连续第四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宣称，伊朗的防空系统、空军、海军及领导层“已不复存在”。

以色列军方表示，已经打击伊朗总统办公室、一处秘密核设施，以及一名驻德黑兰的革命卫队指挥官；美军则称已摧毁指挥设施、导弹发射场和军用机场。

伊朗当局未有回应。不过，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红新月会表示自上周六以来，全国已有780人遇难。

伊朗则以导弹和无人机反击，袭击以色列及设有美军基地的海湾国家。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Marco Rubio）表示，周二晚间一架无人机击中迪拜（Dubai，杜拜）美国领事馆旁的停车场，“在该处引发火灾”。

沙特国防部表示，数小时前，两架无人机击中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Riyadh）的美国大使馆，引发“小规模火灾”。

美国与以色列于上周六联手攻击伊朗，在首轮空袭中击毙最高领袖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及多名高级官员。

特朗普表示，美方目标是摧毁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力与海军力量，阻止其发展核武，以及削弱其对区内代理组织的支持。他亦呼吁伊朗民众藉此“夺回你们的政府”。

特朗普周二在白宫表示：“我们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他们几乎所有的武器都被摧毁了。他们的导弹数量正在减少。”

他又重申，上周六共有49名伊朗领袖“被清除”，并称“今天又打击了新的领导层”，但未有提供细节。

当有记者问及冲突结束后希望由谁接任时，特朗普回答：“我们心目中的大多数人都已经死了。”

不久后，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外行动部队——圣城旅（Quds Force）黎巴嫩军团的临时指挥官在德黑兰的一次空袭中丧生。

声明指出，该军官名为达乌德・阿里扎德（Daoud Alizadeh），指他近期曾敦促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Hezbollah）攻击以色列。自周一真主党向边境发射火箭与无人机后，以军已在黎巴嫩发动数十次空袭。

以军亦表示，已打击德黑兰郊外一处秘密设施，指控一批隶属国防部的科学家在当地“运作以发展核武所需能力”。

伊朗当局未即时回应，但一再强调伊朗核计划完全出于和平用途，并无发展核武意图。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表示，根据卫星图像确认伊朗地下纳坦兹燃料浓缩厂的入口建筑“近期出现部分损毁”，但补充称：“预料不会有辐射后果，浓缩设施本体未见进一步影响。”

伊朗原子能组织（AEOI）亦表示，在被其所称的“犯罪攻击”之后，纳坦兹核设施没有放射性物质泄漏的记录。

纳坦兹设施去年6月在为期12天的伊朗与以色列战争期间遭美军严重破坏，外界相信浓缩铀被埋于地下。浓缩铀既可用作反应堆燃料，也可制造核武。

美国与以色列近期均未表示曾打击纳坦兹。

周二稍早时间，以军称夜间向德黑兰的总统办公室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大楼投下炸弹。

以军补充说：“该建筑群是伊朗恐怖政权最核心、最重要的总部。此次打击进一步削弱该政权指挥与控制系统的运作连续性。”

其后，美国遥感卫星运营商与情报分析公司Vantor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总统办公室及多个主要政治与军事设施遭严重破坏，包括司法综合大楼、情报部、国家广播机构IRIB的建筑，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总部。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其部队已摧毁革命卫队的指挥与控制设施、防空能力、导弹与无人机发射场，以及军用机场。

伊朗媒体报道，负责选出最高领袖继任人的宗教机构——专家会议（Assembly of Experts）办公室，周二亦在中部城市库姆遭轰炸。

经BBC核实的两段影片显示，该建筑几乎被完全摧毁，邻近建筑亦严重受损。

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IRIB称，事前已撤离相关建筑内的人员，未有伤亡报告。

强硬派塔斯尼姆通讯社报导，伊朗军方表示，东南部克尔曼省一处陆军航空基地遭导弹袭击，造成13名人员死亡。

伊朗红新月会周二表示，过去四天全国共发生1,039次美以空袭，造成至少787人丧生。当局未说明死者中有多少平民，也未提及是否包括军方人员。

不过，总部设于美国的人权活动者通讯社（HRNA）则称，截至目前已有742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176名儿童。

周二，南部城镇米纳布（Minab）街头挤满哀悼人群，为伊朗当局称于上周六空袭中丧生的儿童举行葬礼。

官员表示，沙贾雷・塔耶贝赫学校（Shajare Tayyebeh school）遭击中，至少165名女学生与教职员死亡，并将责任归咎于以色列与美国。

以军周日表示，不知悉当地有任何以色列或美国空袭。美国国务卿周一对记者称，美方“不会蓄意攻击学校”，但国防部正在调查“是否属于我们的行动”。

卢比奥说：“我们没有任何兴趣，坦白说，也没有任何动机去攻击民用基础设施。相反，伊朗才是在攻击民用设施。”

伊朗武装部队为回应行动，向以色列及设有美军设施的邻近阿拉伯国家发射数百枚导弹与无人机。

革命卫队一名发言人周二警告攻势将更加猛烈，并对国家电视台表示：“地狱之门将会越开越大。”

以军表示，自冲突开始以来，大多数射向以色列的导弹与无人机已被拦截，但仍有部分导弹落地，造成10人死亡。

在科威特，有6名美军人员在伊朗袭击中丧生，另有两名科威特士兵及一人死亡。

阿联酋另有3人死亡，巴林1人丧生，阿曼海岸外一艘油轮上亦有1人死亡。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谴责伊朗对其领土发动攻击，并向记者表示这些行动“不会得不到回应”。

伊朗亦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承载全球约20%的石油与天然气运输。革命卫队准将易卜拉欣・贾巴里（Ebrahim Jabbari）警告：“任何试图通过海峡的船只都将被焚毁。”

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Sir Keir Starmer）周二表示，在英国皇家空军阿克罗蒂里基地（RAF Akrotiri）跑道遭伊朗制无人机击中后，他已派遣防空驱逐舰“龙号”（HMS Dragon）前往塞浦路斯。

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亦表示，已下令“戴高乐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前往地中海东部，以协助保护塞浦路斯。

美国和以色列表示，已在伊朗部分地区取得空中优势，使战机能够随意打击目标。

它们也展现了某种情报优势——这种主导地位让它们能够找到并击杀多名伊朗高层领导人。

但这背后的战略是什么？其中一项答案是：聚焦于制造混乱。

这场行动的第一步并不是打击最高领袖建筑群的攻击，而是美国网络司令部和太空司令部，以及其以色列对口单位的黑客行动。

根据美国军方官员说法，他们使伊朗失去理解局势的能力，阻止其沟通与进行回应。

利用这种优势，多名高层领导在不同地点遭到攻击。这些官员过去数月来被中情局（CIA）、摩萨德（Mossad，以色列情报局）等机构追踪。

这很可能是透过长期渗透伊朗通讯系统的技术手段，以及由摩萨德操控的地面人力间谍所达成的。

成果令人震惊：总参谋长、国防部长和革命卫队司令等人都在被击杀者之列。

外界普遍认为，以色列主导了这些攻击。

美国表示，自己也在开战初期对伊朗的指挥控制中心、弹道导弹基地以及情报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Dan Caine）在周一的简报会上表示，这些行动的明确目的，是“使伊朗陷入眩惑和混乱”。

美国与以色列的野心是要令伊朗瘫痪。

然而，德黑兰早已预期其领导层可能遭到锁定，高层官员被要求在死亡情况下指定多名接班人（且必须保密）。

知道风险存在，但上周六上午仍有这么多伊朗政权高层同时聚集开会，导致多人被击杀，实属令外界意外。

那么，这些斩首行动对战争进程意味着什么？

短期而言，这可能让伊朗更难组织回应。针对领导层的攻击所带来的混乱在军事上带来优势，但同时也存在风险。

目前仍不清楚跨越中东的导弹和无人机齐发，是事先制定的既定政策进入自动反应模式，地方指挥官是否自行作主，是否有某个中央机构在透过有效指挥链发布命令。

下一个问题是：大量高层被除掉后，是否会从根本上改变伊朗在“继续战斗”和“寻求出路”之间的判断？

一份战前由美国中情局完成的情报评估预测，最高领袖被移除后，革命卫队内的强硬派可能会掌握更多权力。

任何新领导人都必须思考：政权的生存，是靠继续战斗才能保住，还是和美国谈判、实际上迎合美方要求才能保全？

但如果新领导人也持续遭到击杀，那么不论任何决策或谈判，都会变得更加困难。

美国也许希望能出现某种类似委内瑞拉的德尔西·罗德里格斯（Delcy Rodríguez）那样的人物——她接替马杜罗掌管了国家，被认为正在和美国合作——但目前并不清楚伊朗是否存在这样的人物，或是否具备统治国家的能力。

因此，最后也是更关键的问题是：这些斩首行动是否会使政权更迭的可能性提高？

历史表明，单靠空中力量很难奏效，而美国也未表现出派兵登陆的意愿。

美国可能希望通过摧毁安全与情报部门，能让民众起义成功——毕竟今年1月的示威已遭血腥镇压。

特朗普总统再次呼吁伊朗人民发动此类起义，甚至承诺向放下武器的安全部队成员提供豁免。但伊朗政权根深蒂固，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持权力。

尽管未来领导局势仍不明确，以色列和美国的首要目标似乎是尽可能重创这个政权。

若因此出现变革，伊朗人民或许会欢迎——但风险也将落在他们头上。

杀死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的攻击，并非如外界预期在深夜发生，而是在上午展开。

这是因为美国与以色列决定利用数小时前取得的一项关键情报。

数月来，他们一直在寻找伊朗高层官员可能同场开会的时机，而他们得知哈梅内伊将于星期六（2月28日）早上出现在德黑兰市中心一处建筑群内。

他们同时掌握了其他伊朗高层军事与情报高官于同一时间开会的位置。

数月以来，美国与以色列一直追踪这名最高领袖的行踪。他们使用的具体方法属机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的贴文中曾暗示：“他无法避开我们的情报以及高度先进的追踪系统。”

这可能来自线人报告，但更可能是对伊朗个别人士进行的技术性追踪。

在去年六月的12天战争中，以色列锁定与伊朗核计划相关的科学家与官员，据报透过渗透电信与手机系统来掌握个别人士的行动。

这其中包括不时追踪与关键官员有关的保镖行踪。

长期而言，这有助于建立“生活模式”，从而预测与理解其行为，同时寻找脆弱时刻。

伊朗知道最高领袖已成为敌方的目标，然而在这数月间未能发现并应对这些弱点，显示伊朗安全与反情报工作存在重大失误，或显示以色列与美国有能力持续调整方法、找到新的追踪方式。

伊朗方面也可能认为白天发动攻击的可能性较低。

《纽约时报》指出，此次获得的情报来自美国中情局，但交由以色列负责实际攻击。

迹象显示，双方分工于下：以色列聚焦打击领导层目标，而美国则较多锁定军事目标。

关键在于，这些情报对伊朗最高领袖及其他官员的行动提供了足够的提前预告，故能规划以战机发动与远程导弹攻击的行动。

计划并非只是单一的“斩首式攻击”，而是将一次攻击作为更大行动开端的信号。行动提前是为了抓住这次时机。

以色列战机飞抵德黑兰约需两小时，但目前仍不清楚其投射武器时的具体距离。

在作出决策后，据报以色列战机于当地时间约上午9:40使用了30枚炸弹攻击该处建筑群。

这或许是因为最高领袖当时仍在使用建筑群下方的地下掩体作为防护（但据报不是该政权最深的掩体）。

可能需要投放多枚弹药，才能确保深入地下和击中目标。

伊朗首都的其他地点也遭到打击，包括总统马苏德·佩泽什基安（Masoud Pezeshkian）的办公室，他之后发表声明表示自己安全无恙。

伊朗方面已确认另外三名高级国防官员身亡，包括国防委员会秘书阿里·沙姆哈尼（Ali Shamkhani）、国防部长阿齐兹·纳西尔扎德（Aziz Nasirzadeh），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穆罕默德·帕克普尔（Mohammad Pakpour）。

战机发动攻击时，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正值深夜，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部分高层官员聚集于此监察事态。

直到数小时后，伊朗最高领袖遭击毙的消息才获得确认。

伊朗此前已为这种可能性做好准备，有报导指，不仅哈梅内伊，其他多名高层官员的接替方案亦已制定。

这意味着，这次杀戮行动将对冲突走向造成何种影响，目前仍不明朗。

在攻击伊朗并除去该政权最高领袖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已经下了一个巨大的赌注：他相信自己能在过去总统失败的地方成功，藉由美国军事力量重塑中东。

如果美国成功完全摧毁伊朗核计划，并仅靠空中力量实现德黑兰政权更迭，特朗普将宣称这是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胜利——即便华盛顿似乎并没有明确的后续计划来处理伊斯兰共和国之后的局面。

但如果这场由五角大厦命名为“史诗之怒行动”（Operation Epic Fury）的军事打击失败，或引发更广泛的地区大火，需要美国持续介入，特朗普可能损害自己的遗产，并影响共和党在11月期中选举中保住国会控制权的机会。

美国总统在周六早些时候宣布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时，表明了这件事的严重性有多高。

“美国英雄可能会牺牲，”特朗普说。他主张，这是为了对一个自1979年夺权以来在中东制造混乱的政权造成损害，所必须付出的必要代价。

“47年来，伊朗政权一直高喊‘美国去死’，”特朗普说。他后来补充：“我们不会再忍受了。”

但是，在全世界等待伊朗政权在最高领袖死亡后将如何回应之际，仍有待观察特朗普是否能避免陷入长期军事行动。

另一个开放问题是，他能否说服美国民众——尤其是大多反对美国海外干预的MAGA基本盘——支持在中东的又一次介入。

这对特朗普来说是关键时刻。他一年多前重返白宫时承诺结束所谓的“永远战争”（如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但却已在伊朗、委内瑞拉、叙利亚等多国发动军事行动。

美以轰炸是在白宫警告后展开的：若该政权不同意放弃核武计划、停止生产弹道导弹、并切断对哈马斯（Hamas）和真主党（Hezbollah）等代理团体的支持，就将遭到攻击。

在该地区集结庞大军力后，特朗普周五晚间在佛罗里达海湖庄园 (Mar-a-Lago) 与高级顾问一同监控攻击进展。

据熟悉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在华盛顿，副总统JD·万斯（JD Vance）、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Tulsi Gabbard）及其他高级官员聚集在白宫战情室，透过电话会议线与特朗普实时跟进轰炸。

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的死亡标志重大升级，但分析人士警告，这可能会失控超出特朗普掌控。

“骰子已经掷出，美国现在必须全力以赴实现政权更迭。问题在于，没有地面部队是做不到的，”海军研究生院教授穆罕默德·哈菲兹（Mohammed Hafez）表示。

伊朗对该地区多个美国盟友，包括巴林（Bahrain）、阿联酋（United Arab Emirates）、卡塔尔（Qatar）等地的报复性打击，显示该政权打算比去年美国攻击后更积极反击，他补充说。

“伊朗政权的策略将是制造一场影响全球经济、美国经济的地区冲突，这对特朗普绝非好事，”哈菲兹说，他是伊斯兰政治暴力与中东政治专家。“这可能会使局势陷入泥潭。”

中东长期冲突可能影响特朗普在该地区的其他优先事项，例如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后重建加沙（Gaza，加萨），以及加强与沙特（Saudi Arabia，沙乌地阿拉伯）的关系。

这也可能在国内疏远支持者，尤其在他因生活成本及其他国内议题和民调受挫之际。

据一位特朗普第一任期的高级官员（目前仍与团队关系密切，并了解内部政策讨论）透露，近几周来，多位高级官员对在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行动表达担忧。

据称这些分歧在私下显现，而特朗普公开威胁攻击伊朗，并下令自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来最大规模的中东美军集结。

特朗普在周六选择发动攻击、结束数周猜测后，对任务展现信心。但他也发出混杂讯号，引发对美国战争目标的新疑问。

“我可以长期作战、接管整个国家，或在两三天内结束，”特朗普告诉美国媒体Axios，“并让进一步打击的威胁持续存在。”

他后来在社群媒体上表示，“沉重且精准的轰炸……将在本周持续不间断，或视需要持续多久。”

这些言论凸显批评者所说的特朗普外交政策随性风格，以及他对在发动军事攻击前为国会议员与公众铺路缺乏兴趣。

特朗普的盟友与支持者则认为，正是这种非传统做法，让他取得成功，包括加沙停火协议及欧洲对北约（NATO）的财务承诺增加。

不过，特朗普事前几乎没有向美国公众详细说明为何与伊朗开战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他本可在上周国情咨文演说中提出论点，却选择不做。

事实上，美国总统未先寻求国会批准就发动军事行动。但大多数共和党人在周六表态支持。

“伊朗正为其邪恶行为付出严重后果，”众议院议长麦克·强生（Mike Johnson）在声明中说。“特朗普总统与政府已尽一切努力，透过和平与外交途径回应伊朗政权持续的核野心、发展、恐怖主义、杀害美国人——甚至他们自己的人民。”

但是，缺乏与国会协调激怒了民主党人，以及党内部分反对美国打击的人。

“唐纳德·特朗普正把美国拖入美国人民不想要的战争，”美国前副总统暨2024年民主党提名人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在声明中说。她补充：“我们的部队正为了特朗普的选择性战争而置于险境。”

此外，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表示，政府未向国会与美国人民提供“威胁范围与迫切性的关键细节”。“特朗普总统忽冷忽热的发泄与冒险更广冲突的循环，并非可行策略，”他说。

民主党人在周六的强烈反弹显示，特朗普可能被迫在主导中东新战争的同时，在国内打一场政治战——正值11月关键期中选举前的初选开始。

据两位匿名消息人士透露，众议院民主党人将于周日晚间召开会议，讨论对军事行动的回应。

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Hakeem Jeffries）表示，民主党人下周将继续推动对限制特朗普在伊朗战争权力的决议案进行表决。

“逮捕另一国领袖很容易，就像在委内瑞拉那样，但接下来几天要做什么？”一位资深众议院民主党助理说。政府“尚未阐明策略或目标”。

特朗普周六早些时候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采访时谈到伊朗时说：“他们迟早会打电话问我，我想要谁当领导人。我这么说只是略带讽刺。”

虽然11月的中期选举对于决定特朗普在剩余任期内能够取得哪些成就至关重要，但正如以往总统所经历的那样，他决定在中东发动非同寻常的军事行动，在塑造其政治遗产方面，或许会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进入2026年，高市早苗在众议院改选中大胜，中日关系没有任何解冻迹象。

中国商务部2月24日宣布，对40家日本知名企业实施严格的军民两用物项实施出口管制；几乎同时，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在国会确认，将于2030财年内在距离台湾东北海岸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03式中程地对空导弹（Type-03 Chu-SAM改良型）。

上周，中国解放军在中国农历新年期间开赴西太平洋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出动一艘航母以及数十艘舰艇与战机。《纽约时报》一篇分析文章指出，在这次演习之前，美国近几周才与日本、澳洲、菲律宾等盟国在该区域举行一系列军演。上周六，美加海军舰队更驶过台湾海峡。中国的演习明显带有对美日等盟国的回击意味。

有分析因此认为，这些事件不仅再次凸显台海议题的高度敏感性，更反映印太地缘政治的深刻变化。日本在高市早苗领导下，似乎延续东京长期以来将军事部署重点从北方转向西南的战略。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主任夏曼（Christopher Sharman）教授向BBC中文分析，以他个人观察，与那国岛距台湾仅110公里，在北京眼中，这项部署不仅是对偏远日本岛屿的防御升级，更是一个具体步骤，显示东京正在为未来可能的台湾冲突做准备，并可能接受在其中扮演角色。

对此，日本国际教养大学助理教授陈宥桦向BBC中文表示，日本在西南地区部署导弹，应视为日本从北方转向西南的长期战略转型一部分，而非短期政治姿态。将在与那国岛部署的改良型03式中程地对空导弹，其计划早在2022年就已确定，属于跨政党、跨政府的十年战略共识。

台湾淡江大学全球经济学系教授蔡锡勲回覆BBC中文称，在与那国设立导弹部队，与台湾合作确保“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目的是抑止日本南西诸岛（Nansei shotō）被占领之风险，同时强化第一岛链防卫能力，形成“日本＋美国＋台湾对抗中国”的模式，这与日美近年提出的印太战略一致。

此外，针对中国向日企祭出的出口管制，华府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长尾贤（Satoru Nagao）向BBC中文指出，经济制裁作为外交手段并非新鲜事，尤其俄乌战争后，各国都在因应对单一市场的依赖风险。现在，中国希望以此迫使高市早苗收回涉台言论，同时试探高市内阁的弱点。“无论如何，从长远来看，中国将对许多国家实施这类限制。”

与那国岛：日本军事西南化的标志

2月24日，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宣布，日本计划于2030年度（2030年4月1日至2031年3月31日）在冲绳的与那国岛部署陆上自卫队防空导弹。日本共同社称，这是日方首次公开具体部署时间。

同日，中国商务部发布2026年第11号及第12号公告，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禁止任何两用物项出口给其军事用途；另20家列入“关注清单”，要求严格审查最终用户与用途。

2月25日，小泉进次郎进一步公布与那国岛导弹部署细节，预计装备的Type-03 Chu-SAM系统射程约50公里，具360度全方位能力，可同时追踪100个目标，并攻击12个目标，主要用于拦截来袭飞机与弹道导弹。小泉强调这是防卫性措施，旨在强化西南诸岛防线。

与那国岛位于日本最西端，晴天时从台湾东海岸即可望见，已从宁静渔村转变为军事前哨。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这里目前驻紮约160名日本自卫队员，负责海岸监视，并计划2026年起部署电子战部队。这项部署被视为日本回应中国在东海与台海军事活动的最新一步。

陈宥桦教授向BBC分析，冷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本防卫重心主要集中在北海道，反映当时来自莫斯科的威胁。但大约2010年前后，在野田佳彦首相任内，日本开始将战略重心由北海道转向西南地区。“这一区域从九州南部延伸至奄美大岛、宫古、石垣与与那国，长期以来是日本领土防卫最薄弱环节，兵力最少，却在面对中国威胁的最前线。”

他解释，安倍晋三任内，2013年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正式制度化这一向西南倾斜的再平衡策略，具体包括2016年在与那国岛设立沿岸监视部队（主要监控解放军活动），2019年在奄美大岛与宫古岛部署导弹部队，包括12式地对舰导弹及03式地对空导弹。2022年岸田文雄任内，日本通过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首次引入“反击能力”，并计划部署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导弹。他强调，日本防卫转向西南的主要驱动，仍是中国军事活动扩张，包括钓鱼岛周边与台湾附近的灰色地带行动与军事胁迫。

蔡锡勲教授则指出，所谓日本“国家正常化”是高市路线的核心。他注意到高市在今年1月19日记者会上的表态：“守护全体国民的生命与生活是国家终极使命，外交与安全保障政策极为重要。这绝非右倾化，只是成为‘普通国家’。”

然而，定居中国的美国学者、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资深研究员唐根（Einar Tangen）向半岛新闻网批评，日本在与那国部署导弹是“计算好的升级，将增加区域紧张”，因为宣布时机选在高市访美前，他认为高市在强化右翼基本盘并远离战后和平主义宪法，从中国视角，这是东京干涉台湾问题，激化北京回应。

陈宥桦进一步解释，与那国的导弹部署本质上仍属防御性，03式导弹并非进攻武器，而是用于拦截50公里左右来袭的飞机与导弹，保护岛上设施与平民。另外，这一较短射程也代表与台湾安全关联性较低，无法覆盖台湾空域。他认为此次部署部分出于岛屿居民忧虑，他们担心在区域冲突初期成为第一波攻击目标，强化地方防卫不仅是吓阻，也为了从安全感方面安抚与保障当地民众。

不过，防卫学者长尾贤强调，与那国岛部署仍与台湾有关。他说，中国若想在台湾东面的太平洋侧部署军事力量，必须跨越台湾与与那国之间的海面与空域。因此，日本在此部署导弹，将使中国军事力量落入有效范围。台湾太平洋侧的补给线至关重要，弹药库及其他储存隧道出入口都面向太平洋，防止中国在该侧部署极为关键。东京决定部署射程50公里的地对空导弹覆盖到这一通道的一半距离，对中国而言不是好消息。

中南海在军事方面可能如何反制高市内阁的军事战略？夏曼教授告诉BBC，解放军可能增加在与那国岛附近海域的海军与海警行动频率与规模，也可能调整在东海争议的尖阁诸岛（钓鱼岛）周边船只活动节奏或组成：“无论具体回应为何，北京的讯息将是：此类部署——以及任何暗示日本介入台湾冲突的言论——都带有真正的升级风险。”

中国制裁影响几何？

根据新华社公布，此次中国制裁日企清单涵盖三菱重工集团子公司、川崎重工航空、IHI集团、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等军工与重工业巨头，以及斯巴鲁（SUBARU）、ENEOS石油等民用企业。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永干称，此举为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履行防扩散义务”。

日本政府迅速回应，内阁官房副长官佐藤启称“绝对不能容忍、极其遗憾”，并向中国驻日大使馆提出抗议。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连）会长也表达遗憾，担忧影响汽车与电子产业供应链。

中日贸易高度相互依赖，中国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2024年日本对华出口约1564亿美元，占出口总额18-20%；进口额约1671亿美元，占进口总额20-25%，主要涉及电子机械、汽车零件与稀土等。日本高度依赖中国稀土供应（占全球90%以上），用于电动车与电子产业，中国依赖日本高端半导体设备与精密机械，两国双向依赖但非对称，日本更易受供应链断裂影响。中国此次制裁聚焦军民两用物项，包括稀土、晶片设备、导航系统、无人机部件等，成为继2025年稀土限制后的又一次升级。

分析称，本次出口管制主要针对军工如三菱重工与川崎重工，短期内可能影响日本军事化进程与相关产业（如航空与船舶）。日本则可能加速供应链“去中国化”，转向东南亚或澳洲，但寻找替代稀土来源需时间。

彭博社报导，尽管日本从中国购买稀土数量减少，但今年1月日本对中国稀土依赖程度却增加。根据日本海关数据，1月进口稀土中约76%来自中国，比去年同期高出3.4个百分点，原因是从其他国家进口量下降。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发展经济研究所荣誉研究员大西康熊在日媒专栏分析，日本经济对中国依赖度也很高。中国的“制裁”措施使这种依赖质变为具有风险的关系，是问题所在。

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宋国友此前向官媒公号《玉渊谭天》强调，制裁日本的效力不只体现在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震慑日本。他说，中方公开点名制裁，就是明确信号，“意味任何继续与其合作的企业和个人，都必须认真评估被中国制裁的现实风险。”

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2月13日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文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陷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严峻困难局面，“责任完全在日方”。

郭凤仪（Anna Kwok）得知父亲因国家安全罪名在香港被捕时，她感到震惊，但她说：“同时也有一种预感，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

现年29岁的郭凤仪是社运人士，于2020年离开香港，香港当局其后通缉她，并悬红100万港元（约12.7万美元；9.43万英镑）。

周四（2月26日），香港法院以违反国家安全罪行为由，判处其父亲郭贤生监禁八个月。这是首宗涉及海外被通缉社运人士家属的国安案件判刑。

69岁的郭贤生早前被裁定“企图处理潜逃者财产”罪成。案情指，他曾尝试在一份保单中提取约1.1万美元，他是在女儿两岁时为她购买该份保险。

批评者指出，对郭父的定罪和判刑，标志着港府对海外政见人士的打压已扩展到其家人，做法越来越像中国大陆的高压路线。

香港政府否认有关说法。政府发言人回覆BBC查询表示，执法部门和法院对个别人士采取的行动，“与其政治立场、背景或职业无关”。

郭凤仪是34名被香港警方国安处通缉的异见人士之一。她被指参与2019年的大规模民主示威，其后涉嫌勾结外国势力及违反《香港国安法》。

去年，她的父亲和兄长因涉嫌处理其资产被捕。兄长其后获释，父亲则被按《基本法》第23条起诉，该项本地订立的法律是北京制定的《香港国安法》之延伸。郭父否认控罪。

当局表示，相关法律针对叛国、分裂国家等行为，对维持稳定属必要之举；但批评者认为，这些法律被用来打压异议声音。

郭凤仪认为，父亲被起诉是为了压制她在海外的倡议工作。她现为设于华盛顿的“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该组织曾游说美国国会重新审视香港驻美经济贸易办事处的运作。

她说：“我爸爸的案件显示，香港的政治自由正跌至新低。香港政府向北京学习，决心打压任何形式的自由，或任何香港人敢于发起的行动。”

香港警方回覆BBC表示，他们“依法办事”，并“谴责任何恶意抹黑警队及煽动公众恐慌的企图”。

北京的惯用手法？

郭凤仪并非唯一一个海外的社运人士，家人遭警方传召。

根据媒体报道，自2023年以来，警方已就至少19名被当局称为“潜逃者”的人士，向最少50名家属问话，范围涵盖直系亲属、堂表亲及姻亲。

即使被视为亲北京的人士也在名单之中。在2023年，时任亲北京的立法会议员容海恩，曾因其家翁袁弓夷涉嫌违反国安法而被警方问话。袁弓夷为居于美国的社运人士。容海恩已与家翁公开划清界线，她当时表示配合警方行动及支持执法。

去年2月，另一名居于英国的前民主派区议员刘珈汶的两名姑姐及姑丈，据报被香港国安警带走协助调查。警方当时向法新社表示，向与潜逃者有关人士蒐集情报属正常做法。

刘珈汶认为，家人被带走，可能与她抗议中国在伦敦兴建大型使馆计划有关，意图恐吓她。

约在同一时期，她在英国的邻居亦收到信件，指若将她交给中国使馆可获9.5万英镑赏金。类似信件亦寄给至少另一名在英港人社运人士。

美国及英国政府谴责有关悬红行径，形容是“跨国镇压”。

香港政府则向BBC表示，“有责任追究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人士，即使他们已潜逃海外”。

去年12月，刘珈汶表示，其邻居还收到用她为制作对象的伪造色情照片，这是她离港后遭遇的最新恐吓手段。

她对BBC说：“这肯定是想令我们自我审查、闭嘴，同时也是情绪勒索。”

“警方经常说，希望我们回到香港面对司法审讯。所以我认为，这正是他们想达到的目的。”

多名社运人士指出，这些做法是北京惯用的手法。人权团体长期指控中国当局恐吓或拘留流亡异见人士的家属。

刘珈汶表示，这对海外港人社群产生寒蝉效应，部分人担心在港家人受影响，选择避免出席流亡民主派人士举办的活动。

“他们想我闭嘴”

2019年，数十万港人走上街头，反对一项容许将疑犯移交中国大陆受审的修例草案。

抗议其后演变为民主运动，成为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以来，对政府最严峻的挑战。

北京于2020年颁布《香港国安法》，称此举对维持香港稳定至关重要。批评者及人权团体指，该法将社会运动及批评政府的行为刑事化，营造恐惧气氛，扼杀香港原本活跃的公民社会。

过往不少示威者多被控非法集结或公众妨扰等罪名，但在《香港国安法》下，他们面临更严厉刑罚，最高可判终身监禁。

至今已有数以百计人士因国安罪名被捕，包括前立法会议员及知名民主派人士，例如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他本月较早前被判囚20年。

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律中心（Georgetown Center for Asian Law）高级研究员黎恩灏对BBC表示：“过去几年，国际社会已认识到香港政府正把法院和法律武器化，用于政治打压。”

他说，郭凤仪父亲的案件只是最新例子。

“这宗案件的根本问题是，这名所谓潜逃者根本不应被视为罪犯。”他指出，对在海外行使言论自由的“非暴力倡议者”发出悬红通缉，“并不符合国际人权标准”。

香港政府在声明中表示，“任何被控刑事罪行的人士均有权获得公平审讯”。

政府又指，被通缉人士“并非因为‘行使言论自由’而被通缉，而是因为他们在海外持续公然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包括要求外国对香港及中国内地实施‘制裁’”。

郭凤仪则表示，港府希望藉判刑对她及其家人杀一儆百。

“当然心理上会感到内疚，”她说，但她也提到更大的使命：“我想传达的很简单。即使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也必须继续下去。”

“香港政府肯定想令我噤声。他们想我停止发声，”她说。“但显然，他们失败了。我现在正跟你说话。”

BBC中文补充报道

因参与记录“新疆再教育营”的中国公民关恒逃到美国四年后被移民当局关押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其庇护申请半年后获得美国移民法官的批准，他也于2月初获释。

但关恒说，他农历新年，也是他到美国后的第五个新年（春节），过得并不轻松。关恒的案件于1月28日获批，根据程序，美国国土安全部在30天内保留上诉权利。

“目前仍未肯定美国当局会否上诉，感到有点担心。”

接受BBC访问时，关恒忆述得悉庇护申请获批时的感受，“当时最主要的感觉还是就是如释重负吧，就是没有那么焦虑了。”

对于接下来的打算，关恒希望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后，能够先找一份工作，让自己能在美国过活维生。

2020年的时候，关恒前往新疆秘密拍摄“再教育营”的设施，并于2021年离开中国、前往美国途中将影片发布，为国际人权调查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人权组织称，新疆地区有超过100万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被拘留。北京则多次否认及驳斥相关指控，并称有关维吾尔族的人权报导属于谎言、假新闻。

经历了接近半年时间的监禁，对关恒来说，这也加深了他对自由的感受。关恒说，过去在中国的时候，“我只是觉得被关到监狱、失去去自由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具体有多可怕，我感受不到，我也不能完全想象到。”直到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失去人身自由之后，他才更意识到自由的重要性。

“监狱里面最主要的就是……失去了自由，然后吃饭都是监狱里的伙食，对整个人的精神也是蛮大的冲击，但是同时也有机会认识到一些，非常多不同国家的移民。”

被关押的半年

去年8月一个清晨，当时仍在睡梦中的关恒被一阵闹声吵醒。

他透过窗户观看，发现屋外出现众多执法人员，“我就知道他们是冲着我们这个房子来的。”

关恒忆述，那时ICE的执法人员持有搜查令，但搜查的目标是住在同一个房子的其他房客，“来抓他们的过程中撞见我。”

居住在二楼的他，穿好衣服、打开房门之后，身穿防弹衣、拿着手枪的ICE人员已经站在门外，把他带到楼下搜身并且核查身份后，发现关恒并非透过正常途径进入美国，“然后就把我抓走了，因为就符合他们抓捕的标准吧。”

关恒说，这次的突击搜查让他感到吃惊、措手不及，也是完全预料之外的事情，“当时我的心情是很难过，也很担忧。”

那时候，关恒已经在美国生活了接近四年的时间，尽管特朗普于2025年1月重返白宫，并且扬言要大规模逮捕和驱逐非法移民，但他觉得被逮捕一事，仍然离他很远。

“因为我当时就觉得，我来美国都已经三、四年了，而且也没有犯罪纪录，而且我也在正常工作、报税，所以我觉得不会专门跑来抓我。”

但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内，在庇护资格仍未获准、被视为非经合法途径进入美国的情况之下，均有机会遭到ICE的逮捕。

关恒说，被逮捕之后，执法人员给他两条出路，见法官或自愿离境。

随后，关恒被关押在纽约州布鲁姆县监狱（Broome County Correctional Facility），等候移民法庭的审讯及案件的结果。

意外被捕，并且遭到关押，这对关恒的心理带来很大的冲击。在被关押的半年里面，他的心态也有过高低起伏的变化，有时候比较稳定，但未来的不确定性，也为他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

最糟糕的时候，他曾经担心过自己的庇护申请会被拒绝、并且会被遣返回中国，“我又瞭解到我的这个法官的（庇护申请）通过率也不是很高……我当时就感觉这个大环境实在是太糟了，我这个案子也可能过不了。”

关恒甚至想过，签署自愿离境，“让家人给我买一个那种非直航的机票，我可以在飞往中国的这个途中，在中转机场直接跳下来，直接跳机不走了，这样我至少有机会既不回中国，又能很快离开监狱，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一些在外面的朋友知悉关恒的处境之后，为他换了一个辩护律师，也告诉他不要再想自愿离境的事情，并鼓励他“你一定要坚定的留下来，去见法官、去争辩你的案子。”

关恒的父母在他小时候已经离异，已定居在台湾多年的母亲在得悉儿子的事情之后，数度从台湾前往美国为他寻求援助，加上得到外界的协助之后，他的心情慢慢调整起来，“到最后就是开始一直等，那是个漫长的等待。”

案件随后受到公众及媒体的广泛关注，其中美国国土安全部曾试图将关恒遣送至与中国关系密切的非洲国家乌干达，引发舆论担忧，最终当局撤回该动议。

秘密实地记录

来到美国之后，关恒一直留了在纽约，送过外卖、开Uber、也开过卡车。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未拿到给予寻求庇护者的工作许可证。

尽管享受到了免于恐惧的自由，但日子过得并不容易，最拮据的时候，是蜗居在一处地下房内，靠着超市里的冷冻食物度日。

“一直到有工作许可之后，那个生活才慢慢好起来。”关恒说。

在美国生活的四年间，关恒形容自己过着比较低调的生活，家人不在身边，也没有太多认识的朋友，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独自生活、处理各种问题与状况。

“在我被抓之前，我在美国生活的这几年，我就是很低调、默默独自生活，很多时候遇到有问题我都是自己面对、自己解决，我都尽量不去求别人来帮我。”

关恒说，其中一部分选择低调的原因，是因为把在新疆拍摄下来的影片发布之后，遭遇到很多网络上的攻击与谩骂、个人资料被公开、在中国的家人也曾被警察问话。

“这些东西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所以当时对我的心里影响其实蛮大的，”关恒说，那些攻击谩骂为他带来的负面影响，加上没有家人和朋友可以在身边让他倾诉，“所以我其实就是…我就不想再去面对这些事情，就是因为我当时已经是够焦头烂额。”

今年38岁的他在国内做过数份工作，甚至还开过餐厅，偷渡离开中国前是一名自由职业者。

他于2021年10月有了离开中国，偷渡进入美国的念头，主要是希望把拍摄并已制作的影片公开发表，“我想要来美国是因为我当时想要把我那些影片、做好的影片发表出来，最主要的就是新疆的这个影片。”

2020年的夏天，关恒在翻墙后阅读到美国媒体BuzzFeed News关于新疆再教育营的报导后，在疫情期间受到其他中国公民记者的启发，故希望能到实地拍摄及记录，除了见证历史，亦能诉说一个与官方版本不同的“再教育营”敍事。

在此之前，他曾于2019年到过新疆旅行，但其时并不知道有关“再教育营”的一切，只感受到当地严密的监控、检查。

过去关恒已有多年的翻墙经验，在墙外吸收的各种资讯下，孕育了其对中国政府的批判看法，他判断关于新疆“再教育营”的报导具有可信性，故希望能到现场求证及记录。

2020年10月，他只身一人驾车进入新疆，依照BuzzFeed News报导里卫星资料标注的位置，前往多个疑似曾被用作“再教育营”的设施，用长焦镜头秘密拍下各种建筑物的外观，包括高墙、警卫塔与铁丝网。

关恒坦言，在拍摄的过程中感到害怕，也意识到这样的拍摄具有风险。这个过程，历时三天。

影片的后期制作是在中国的时候完成，但他意识得到，若果要把这些影片公开，前提是必需要离开中国。

“不发表影片的话，就没有人知道我所拍摄和记录的这个事情，也就无法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些维吾尔人的遭遇……但是如果在国内就发表这些影片，我又会遭到中国政府的逮捕和判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带来的焦虑感，我只能选择离开中国，然后去美国去。”

2021年，关恒开始思考前往美国的方法。当时，“走线”的方式仍未在中国人之间流行起来。他在研究资料之后，决定先到香港，然后飞往对中国免签证的厄瓜多尔，再到巴哈马，并在巴哈马处购买了小型充气船，在海上漂流近23小时后，偷渡进了美国的佛罗里达州。

“我意识到会有危险，我意识到我不一定能活着到美国，”关恒说，当时已经把制作好的影片上载到Youtube上，并且已排定好影片的发布时间，“可以说孤注一掷吧，反正人能不能活着到美国是一回事，但是我这影片是一定要发表。”

到达美国之后，关恒提交了庇护的申请，开始了他在美国低调、独自一人的生活。

在被ICE逮捕之前，他的庇护申请一直处于等待的状态，移民局亦未有提供确切庇护面谈的日期，但在被捕之后，“就进入了快速的流程，跳过了之前的那个庇护面谈，就直接进入移民法庭开始审这个案子。”

关恒的案件最终于1月28日在纽约州的移民法庭举行听证，美国联邦移民法官查尔斯·奥斯兰（Charles Ouslander）正式批准了关恒的庇护申请。

法官查尔斯·奥斯兰宣判时表示，关恒的证词可信，并有充分理由担心若被遣返会遭到迫害。

据BBC在美国的合作伙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 News）去年12月报导，特朗普政府试图撤销数以千计仍在移民法庭审理的庇护案件，认为申请人可被遣送至与美国签署“安全第三国”协议的国家，包括瓜地马拉、洪都拉斯、厄瓜多尔和乌干达。

无国界记者北美执行主任韦默斯（Clayton Weimers）在关恒的裁决有结果后表示，“他拍摄的维族集中营影片协助揭露新疆的可怖情况，具有无可估量的新闻价值”，指关恒的庇护案为新闻自由在现任（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罕见的胜利。

关恒的代理律师陈闯创告诉BBC，关恒的案件有其独特性，主要是在于他在中国的时候没有受到直接的政治迫害，但关键是他的情况在离开中国之后发生变化。陈闯创指，在特朗普重新上台之后，尽管美国庇护相关的法律没有改变，但目前是加强收紧、更严格地解读各种庇护申请的案件，“确实在这个范围内更严格了。”

农历新年期间，台北西门町一家酒吧有变装皇后穿着清宫服装，性感热舞。

这晚的主题是《甄嬛传》，台下年轻观众都是剧迷，一开口便能倒背如流剧中的经典台词：“贱人就是矫情”、“皇上，你害得世兰好苦啊”、“终究是错付了”。

台湾兴起“甄嬛热”，与近年网路平台的马拉松直播密不可分。每逢过年，《甄嬛传》不间断在YouTube上播出，年轻人边看边留言，成为了新年“文化习俗”。

有趣的是，不少《甄嬛传》忠实粉丝本身是“排斥中国”的“台独支持者”，引发了不同的文化和政治解读。

直播聊天室的“谐音梗”

陆剧《后宫甄嬛传》改编自流潋紫创作的同名小说，讲述清朝雍正年间，主角甄嬛在选秀入宫后经历斗争，最终成为皇太后的故事。该剧于2011年首播，共有76集，由孙俪、陈建斌、蔡少芬等中港演员领衔，当时在华语圈掀起“宫斗剧”热潮。

中国政府2019年下禁令，各大卫视全面停播宫斗剧，直到2025年《甄嬛传》才在北京卫视重播。

但同一时间，该剧继续在海外走红。2022年疫情期间的农历新年，不少民众选择“宅在家”，台湾一个电视台于YouTube平台上24小时不间断直播这部经典剧，观众一边追剧，一边在直播聊天室留言，成为了集体活动。

这演变为每年的“传统”。据台媒报导，2025年有多达26天、12轮的播出，累积观看人数突破2,000万。今年首轮“皇上驾崩”剧情播出时，就有逾6.7万人同时在线观赏。

32岁的“资深粉丝”冯纬丞，至今已第四年观看直播，他说最喜欢看网友在聊天室创作“谐音梗”，并用时事话题对应《甄嬛传》的剧情。

他说今年其中一个梗，来自年初一个Threads影片，有中国学生到早餐店吃饭，用中国腔调问“我再问一遍”，带动“中国腔”模仿潮。“比如说剧里面有个温太医，大家就打成‘ven’温太医，就学‘中国腔’。”

从线上到线下

甄嬛迷也将热情带到现实生活。

今年，台北西门町一家同志酒吧首度举办甄嬛主题变装皇后秀，演出者米乐悉心还原甄嬛的宫廷造型，并特别制作手工轿子，重现剧中“熹妃回宫”经典场面。

他对BBC中文说，自己是《甄嬛传》的大粉丝，熟悉剧中每个重要情节：“每年跟着马拉松，比如吃年夜饭或者打扑克牌，不管做任何事情，电视永远都是播着那个《甄嬛传》的马拉松。”

台下观众也交流着对这部陆剧的喜爱。有参加者表示已经“十刷”，有人说是大学的时候，妈妈推荐她看的。他们认为《甄嬛传》既讲述了姐妹情谊，也展现了勾心斗角、复仇快意，甚至是职场生存、社会学的教材。

超脱两岸政治

近年两岸关系持续紧张，台湾人越来越警惕对岸“文化入侵”，但甄嬛热不只没有受到影响，甚至不少剧迷都是支持台独的“深绿”人士。

剧迷冯纬丞在家里看直播，身后就挂着“独立建国”的旗帜，他坦言内心感到矛盾。“比较常被讨论的问题是说，既然你那么讨厌中国，为什么要看中国的剧？但是也有一部分的人吵着说，政治归政治、剧归剧这样。”

“我好像目前还找不到一个完整的理由，去圆说即便我这么台独，但我还是喜欢中国的剧。如果说单纯论艺术角度，它在里面没有偷渡‘统独’的议题，因此我才不排斥这部剧吧。”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嘉颖对BBC中文分析，“甄嬛热”并未受到两岸关系的影响，是因为该剧拍摄于2011年、习近平上台前，当时中国政府对于统战台湾的积极度不如现在，“它（作品）是比较关于人性或社会多一些，和明显的统战会有一些距离”。

另一方面，他认为热潮反映了台湾民众对“中国”概念的模糊，人们并不排斥“中国文化”本身。“中国政府说台湾在‘去中国化’，但中国文化这个现象是大于中共、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于国民党⋯⋯它就是人家喜欢中国文化的一些不同呈现，而这个可能有一些方面不符合中共现在对于中国的诠释或定义。”

2024年，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提及《甄嬛传》，表示乐见台湾民众喜爱陆剧。

台湾陆委会则在回覆BBC中文查询时强调，台湾民众能自由选择收看各个国家的影视作品，又表示《甄嬛传》在大陆一度被禁，批评对岸“以政治干预影视自由”，无法获得台湾民众认同。

来自中国安徽、两年多前透过“走线”进入美国，目前生活在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Baton Rouge）的陆干坤说，过去两年的农历新年，他都会飞去洛杉矶、拉斯维加斯等其他城市，与朋友见面聚会，并且度过节日。

但今年他并不打算这样做。

“留在自己的城市，没有计划出去……也怕被ICE（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抓到”，陆干坤告诉BBC中文。

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在竞选总统期间，曾承诺将会实施更严厉的移民政策和更严格的执法措施，他曾经明确表示：“上任第一天，我就会展开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罪犯驱逐行动。”

美国国土安全部去年底发声明指，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有超过250万名非法移民离开美国，超过60.5万人是透过执法行动而被遣返，其余则是自行离境，并称这是“破纪录”的一年。

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执法行动亦屡次引起争议，去年在洛杉矶的执法和拘捕行动惹起民众不满并引发大规模的抗议行动；而今年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执法行动中，执法人员开枪射杀两名平民，同样引来民众的愤怒及触发大规模街头抗议。

陆干坤说，去年他看着这些消息的时候，本来还没有太大的感觉。直到去年年底，ICE的执法行动在他所居住的路易斯安那州展开，每天在街头上看到ICE的车辆与执法人员，“看到ICE深入到社区抓人，觉得这离我很近。”

另一方面，他的一些朋友遭到ICE的抓捕，这同样令他感到担忧。

华人社群的心理负担与压力

现年40多岁的陆干坤是在2023年11月抵达美国。

他说，2022年11月在深圳市中心广场参与“白纸运动”之后，一直遭到派出所约谈、“喝茶”，并且填写了保证书，“不参与这些事情。”

随着后来一些认识的参与者陆续失联，陆干坤说他开始感到害怕，也开始思考离开中国的事情。

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数以万计的中国人从中国出发，抵达中南美洲的国家之后，再历险到达美墨边境、非法进入美国境内，并在入境后寻求庇护。这种偷渡方式被称为“走线”。

到达美国之后，由于有朋友在路易斯安那州，于是他选择定居于此，提交了政治庇护的申请之后，他也获得了庇护工卡，开始展开在美国的生活。

只是，陆干坤没有想到，特朗普上台之后，会对无证移民造成如此巨大的冲击。这段时间，即使没有遭到执法上的实际影响，但他坦言ICE的执法行动让他构成了心理上的负担和压力，也对华人社群带来一定的影响。

在美国执业数十年的移民律师黄笑生告诉BBC中文，在移民政策及执法措施收紧之后，对于透过“走线”方式偷渡入境美国、逾期滞留在美国的群体会受到较大的影响，“这一类人现在处于极度焦虑过程中，每天生活在害怕被逮捕、被遣返中。”

黄笑生说，这一年有关移民的业务明显下降，“来的人愈来愈少”；然而，另一方面，有关驱逐出境辩护方面的业务大幅增加，“原先是一半一半（移民业务及驱逐出境辩护的比例），现在基本上是5%和95%......immigration（移民）这一块，亲属移民的话，很多人觉得美国不是灯塔，大家也对美国不感兴趣了。”

黄笑生又指，目前申请绿卡变得“非常的难、非常的慢”。大多数偷渡至美国的移民，在入境之后都会透过申请庇护的方式留在美国。根据美国智库“移民研究中心”（Center for Immigration Studies）去年底发表的研究，2024年2月，政治庇护的批准率为51%，其后开始逐渐下降，直到特朗普上台之后，进一步下降至2025年8月的19%。

被ICE关押的三个月

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5年约有17.8万名中国人在海外申请庇护。2024年则有约18万人，当中有约14.7万人选择美国为其申请庇护的国家，占整体总数约82.5%。

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人在美国的申请庇护者的数目当中排名第八，在整体320万寻求庇护者当中占约4.6%。

针对华人移民的执法行动于过去一年时有发生。去年11月，在纽约市一名中国籍男子郑飞（Fei Zheng，音译）及其6岁的儿子郑元鑫（Yuanxin，音译）到ICE总部进行例行报到时被拘留，并遭到强制分离，当时曾引起广泛广泛。据《纽约时报》报导，两人已被遣返回中国。

在2024年同样透过“走线”方式偷渡进入美国的刘亮，在去年10月一次例行报到中，遭到ICE的逮捕，并且被关押了三个月。

今年37岁的他，同样曾经参与过“白纸运动”的抗议。刘亮告诉BBC中文，抗议发生的时候，他正在云南大理旅行，看到乌鲁木齐火灾的消息后感到愤怒，于是当时与数十人一起走上街头，“一起唱国际歌，后来被派出所的人追我们。”

在广东工作的他，回到广东之后，被要求到派出所登记及报到，让他感到有点麻烦。然而，导致刘亮想要离开中国的念头，是在中国结束疫情的“清零”政策、开始解封之后发生。

在各地解封之后，中国经历了一波感染新冠疫情的高峰，刘亮忆述，当时有不少认识的长辈离世，回到老家湖南之后，他参加了很多场丧事，“心里面特别不舒服......太难受，不断喝白事的酒。”

这让他开始想要离开中国。

在此之前，他的妹妹及妹夫已经来到了美国。由于有亲人在美国，毫无悬念地，他亦选择了美国作为落脚的国家，经历了30多天的“走线”之后，终于入境美国。刘亮说，自己算是拜登政府时期，几乎最后一批“走线”到美国的中国移民，“那时候是比较宽松。”

在美国的第一年，因为亲人定居在洛杉矶的缘故，刘亮也选择留在这个城市。他回忆说，那是比较顺利的一年，“第一年的生活，所有的东西都是按部就班去做，都比较顺利。”

过去在中国自行创业的他，在美国主要是以送外卖的工作为主，但他坦言对这样的生活感到满意，“我在进入美国之后，一直把移民局对我的要求排在第一，不管是要求我去现场报到、家访、各种视频通话......按时按点遵守他们的要求。”

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刘亮感受到对待移民方面的收紧，但没料到自己会受到影响。

生活了一年半之后，他从洛杉矶搬到旧金山，亦因此需要转为到旧金山的移民居局办公室报到，刘亮称，第一次去办手续及报到的时候，没有被告知不能离开湾区75英里的范围外，“旧金山比洛杉矶严格。”

随后，去年7月刘亮到了一趟洛杉矶，“当时说每周二都要在手机上拍照打卡，我在洛杉矶的时候刚好是周二，然后拍照上传了……一拍照上传，他们就发现我在洛杉矶。”

直到去年10月，当刘亮再到旧金山的移民局进行例行报到的时候，获对方告知出现这则违规纪录，“我一去现场，他们就把我逮捕了，然后说你有一条违规纪录......我也很无语。”

刘亮忆述，在被逮捕的当刻，心情感到沉重，“抓捕我以后，我也已经做好了准备，我要在里面上法庭。”

在被关押之后，由于认为自身遭到ICE的非法拘留，刘亮透过律师向法庭申请“人身保护令”，在关押了三个月之后，今年1月底终于获得释放。“刚进去的时候，虽然比较愤怒，心里面有不甘，但通过这90天在里面，每天按照他们的作息......在里面也让自己得到了一段时间的休整吧。”

在美国执业的移民律师陈闯创告诉BBC中文，尽管相对于ICE整体执法逮捕的移民人数中，中国人的比例较低，但在过去一年看到个案明显增加，“如果是移民违规或刑事问题的，确实是更容易进入执法机关的视野。”

陈闯创说，针对华人社群的无证移民，其中一类是在报到的时候被捕，“近三个月，向ICE不定期报到的人，被抓的例子是多了起来，尤其是当事者中有移民违规的情况，例如没有定期报到，错过一次就有可能被抓。”而另一类则是ICE怀疑涉及刑事纪录、获得搜查令后上门进行拘捕。

退休移民官、基督教角声布道团纽约事工总干事陈炽牧师接受BBC中文访问时指，一些华人餐馆、超市、美容店、按摩店、洗衣店等也是ICE会进行调查及执法行动的地方，这些行动也会引来华人社群的担忧。

刘亮说，今年的农历新年不会离开旧金山，但妹妹及妹夫会特地从洛杉矶过来，与他一起过年。

尽管经历了被关押的三个月，但刘亮认为，在扣留中心里面，自己能够得到比较人道的待遇，“他们会根据你的身体吃不同的饮食......一日三餐会根据不同营养的搭配，包括医疗，你只要跟officer（长官）报告，他们都能让你即时就医。”

这些待遇，也让他仍然相信美国的法治，并且对于自己的庇护申请感到乐观，“美国还没让我失望”。

“你知道那句话，说每个人每天都有同样的24小时吗？那是假的，”31岁、来自圣保罗的朱莉安娜·帕萨雷利（Giuliana Passarelli）说。她是某位百万富翁的私人助理。“他（我的老板）还拥有我的24小时。”

帕萨雷利的工作，是替这名35岁的企业家处理一切他不想亲自面对的事情——无论是挑选昂贵西装、筹办生日派对，还是替孩子购买学校用品。

但她的日常有时更加奢华。她回忆说，有一次老板临时召她前往法国，只因他想提一辆法拉利。

“他买了一辆特别版、收藏级的车，我必须连夜收拾行李。我们飞到那里，去了巴黎附近的一个小镇，我还得处理把车运回巴西所需的所有文件，”帕萨雷利说。

她的工作没有固定时间。有时她得替老板预约牙医；有时则要带他的狗去看兽医。

“你知道那种忙到不可开交的一天，突然想到：‘糟了，我忘了买牙膏’？他不会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不会忘记。”

如今，帕萨雷利的TikTok帐号已累积超过500万个赞，并拥有14万多名追踪者。她在影片中分享自己作为“百万富翁保母”的幕后点滴。

她说，当她接手一切事务时，老板就能“把大脑切换到飞航模式”。

“就像你照顾两岁小孩时，眼睛一秒都不能离开一样。对他来说也是如此。我对另一个人的人生负责，随时都可能出现变化。”

帕萨雷利拥有广告学学位，并取得市场营销研究所文凭。她离开了广告公司与活动策划的工作。

“我其实很喜欢原本的工作，但始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无法想像自己每天朝八晚六，被困在电脑前。”

机会出现在疫情期间。一位熟人向一名百万富翁推荐她担任助理。经过五分钟面试，对方便决定让她试用。如今，她已为他工作五年。

这份工作也有古怪的一面。帕萨雷利说，有一次老板读到一篇关于百万富翁迷上迷你鸡的文章后，决定跟随这股风潮。

这种原产于马来西亚、体型比大多数品种更小的玲珑鸡，如今在圣保罗乡间被当作宠物饲养。

“他抱着两只来到办公室，我真的成了迷你鸡的保母，”她说。

这些昂贵的雀鸟如今住在老板一名员工的农场里。不过，帕萨雷利仍会收到牠们的照片和近况更新，再转交给老板。

时间就是地位

圣保罗高等广告与市场营销学院（ESPM）教授克里斯蒂娜·普罗恩萨（Cristina Proença）负责“当代奢侈品商业与市场”课程。她表示，帕萨雷利的工作并非新事物，而是超级富豪家庭中长期存在的家务角色——如管家与家佣——的演变。

“传统富裕家庭一直如此。有些家庭甚至出现世代服务的员工，长期支撑整个家庭运作，”她说。

她补充说，收入金字塔顶端的财富日益集中，使这类高度专业化服务的需求增加。随着市场转向更专属的服务，超个人化成为关键。

“私人助理对客户瞭若指掌，能为对方量身打造完全符合需求的体验——真正独一无二、他人无法接触的东西，”普罗恩萨解释。

最令人渴望的并非物质，而是时间。“当我们谈到聘请这类人员，其实是在透过购买他人的时间，为自己争取时间，”她说。

“这本身就成为一种地位象征：拥有时间。”

这位教授表示，她不喜欢“百万富翁保母”这个称呼，认为它把使用私人助理的人幼儿化。

“这暗示这个人没有能力独立生活，”她说。

对富人而言，聘请这类服务的逻辑并非如此。

“最简单的事情都可以外包。有时只是递上一杯水这样的小事，”她说。

位于圣保罗的卢·沙维耶（Lu Xavier）自称为“专门招募家政人员的精品公司”，专注服务于高端家庭。

甄选家政人员的过程包括“犯罪纪录查核、推荐信审查、债务纪录查询，以及核实过往体检证明”。

女商人卢西亚娜·沙维耶表示，她是在发现市场缺口后创办自己的公司。她与高收入家庭合作超过25年，其中大部分时间担任全职管家，期间开始质疑传统中介机构的做法。

“我给他们需求条件，他们却送来不合适的人选。我才意识到，尤其在服务品质方面市场存在缺口，”她说。

从管家到园丁，她的公司招聘各类家政专业人士。谈到私人助理，她强调一些具体条件——首先是熟悉奢侈品市场。

“你必须知道该打电话给哪家花店、该聘请哪家餐饮服务、如何筹办晚宴。如果不了解这个世界就无从谈起。”

尽管这个职业在社交媒体上日益受到关注，卢西亚娜强调，低调至关重要。

“许多家庭要求签署保密协议，他们不喜欢曝光，”她提醒。

除了国际旅行与奢华环境，私人助理的工作也意味着个人牺牲，并需要特定技能。招聘方认为，临时应变能力、强大的组织能力与流利英语都是必要条件。

需要高度弹性

在巴西中部戈亚尼亚，29岁的若昂·维克托·马克斯（João Victor Marques）过着与帕萨雷利相似的生活。他在奢侈品领域的职涯，曾带他前往摩纳哥、杜拜、伦敦与苏黎世，并为一名英国企业家工作。

“我工作中最不寻常的时刻之一，是在荷里活演员李奥纳多·狄卡皮欧（Leonardo DiCaprio）于摩纳哥停泊的游艇上共进晚餐。我前老板的丈夫受邀参加晚宴，我们也一同前往，”马克斯回忆说。

因思念巴西，他决定回国。如今，他在本地为一名被称为“汽车旅馆女王”的女企业家担任私人顾问。

“我负责她整体生活，包括家务、日常事务，以及所有汽车旅馆的市场营销，”他说。

马克斯表示他独自居住，但平日都住在老板家中。

他毫不掩饰自己对接触超级富豪世界的着迷。对他而言，这份职业代表着向上流动的机会。

“我一直都有不错的生活，尽我所能拥有最好的，但从未奢华——只是基本所需。吸引我的是能亲身体验这一切，而且还能因此获得报酬。”

然而每天与极端财富为伍，也带来复杂情绪。《2026年世界不平等报告》形容巴西的不平等程度“属于全球最高之一”。

帕萨雷利承认，在社会差距如此明显的国家，每天目睹高额消费令人震撼。

“当然会影响你。你看到不同的现实，有时会觉得极不公平。有时我会想：‘天啊，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其实不必如此，”她说。

“但……当我意识到自己只是做好本分工作时，我便放下了这种批判。”

她认为，自己社交影片的成功，在于展示一个与多数人生活相距甚远的世界。

“我没有兴趣教人任何事，也不会开课教你如何成为百万富翁的保母，”她说。

“我不是要让你渴望名牌手袋——我只是让你知道这个世界存在。这就是他们的日常。”

在台湾，Amu（化名）的右脚踝留下了一道长达十五公分的褐色伤疤。那是他来台第二年的印记，机械在工安事故中卷入他的右脚，造成严重骨折。

“我吓坏了，”他对BBC中文回忆。那一夜他辗转难眠，但不是因为疼痛，而是因为恐惧，如果因此失去工作，他将被债务彻底压垮。

今年32岁的Amu来自印尼爪哇岛中部。七年前，他怀抱赚钱成家的梦想来到台湾。和数十万名来台工作的外籍移工一样，他为了支付高昂的仲介费借贷，即使工作了一年多，薪资仍在填补债务的缺口。

Amu最初受聘于台湾中部一家小型金属零件工厂，薪水是当时台湾最低工资新台币2万3千元，他每天工作九小时，操作冲压金属的重型机械。

对Amu而言，债务始终是他最深层的恐惧。他缴交的新台币9万5800元（约美金3045元；人民币2万1025元）仲介费，相当于他当时四个月的基本工资。虽然台湾基本工资是印尼的六倍，但扣除劳健保、宿舍费、寄回家乡的生活费及在台开销后，所剩薪水几乎只能用来偿还债务。

2021年初经历工业意外后，他的右脚接受了两次手术，但因失去工作能力，雇主一度试图解约，并拒绝支付医疗费与工伤期间薪资。

他无力负担疗养院费用，只能留在工厂宿舍休养，以泡面果腹；为了保住工作，即使右脚仍麻木刺痛、无法久站，半年就后重返工作岗位。

“我必须继续工作，生病会好，但欠钱没有办法好。”

强迫劳动

Amu的经历反映了台湾外籍移工面临的弱势处境，不少人因为债务缠身，而落入国际定义的“强迫劳动”。

台湾自1980年代开始引进外籍移工，目前人数达85万人，主要来自印尼、菲律宾、泰国与越南。这套聘雇制度长期依赖跨国仲介系统运作，费用不透明导致工人深陷债务。

台湾国际劳工协会（TIWA）理事长陈秀莲向BBC中文指出，台湾多数移工面临的困境并非遭受胁迫而“非自愿”工作，而是“半自愿”的——虽然表面上“选择”来台工作，但实际上被“债务”绑在强迫劳动系统中，不得不接受超时加班及诸如文件被扣留、薪资遭扣留、宿舍环境恶劣，甚至言语与管理上的霸凌等。

这些人权议题引发国际关注。2025年9月，美国对台湾知名自行车品牌巨大（Giant）实施“禁止进口令”（WRO），理由是其供应链存在“强迫劳动”风险，包括：工人因债务被迫劳动、遭遇恶劣的工作与生活条件，以及企业滥用移工的弱势处境。事件爆发后，巨大股价一度重挫。

有仲介业者指出，台湾政府允许仲介向移工收取仲介费，使得企业在招聘程序“符合台湾法令”的情况下，仍可能因供应链涉及高额仲介费而遭到国际质疑。

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强迫劳动指标共有十一项，包括恶劣的生活与工作条件、过度加班、拖欠工资、恐吓与威胁、身体或性暴力、债务束缚，以及限制行动自由等。

美国福特汉姆大学法学院教授珍妮佛‧戈登（Jennifer Gordon）接受BBC中文访问时表示，只要某个产业相对于台湾本地工资“属于低薪”，并依赖持“绑约签证”的移工，同时工人还必须自行支付仲介费，“就存在高度强迫劳动风险。”

“高到不合理”的仲介费

来自印尼东爪哇的29岁工人Dika（化名）去年首次来台工作，但不到一年，他已感到后悔。

“我常常想要逃跑，但没地方可以跑。”他向BBC中文形容自己的债务困境。

来台前，他支付了近新台币14万元仲介费，分三次以现金缴交，并向亲友借贷。同时，他还签下一笔7万5000元的“劳工信用贷款”，总支出超过21万元。

印尼政府规范仲介收费上限约新台币4万5000元，但实际情况往往相差甚远，移工也常不清楚费用用途。Dika说，他从未拿到书面文件，仅有口头纪录，“那是用我的名义缴给（印尼）政府的钱，分成七期，每月缴一万多元，如果不还款，还会收到法院的催缴单。”

每月领薪日，他第一件事就是到便利商店缴费。“那是一大笔费用，但这就是规矩，不付钱就没有工作机会。工作到现在，我才刚还完信用贷款，根本还没开始赚钱。”

依照台湾法规，仲介收取移工服务费有严格上限，头三年的每月最高收费分别为1800元、1700元、1500元。超收、要求“买工费”或直接从薪资扣除皆属违法。但移工在母国缴交高额仲介费却是公开的秘密。

多项调查显示，移工来台的仲介费因国籍而异。越南移工最高，常超过新台币18万元；印尼工人通常为8万元，疫情后飙升至14万元。对于无力支付的工人，仲介常以薪资扣除或与银行合作贷款形式包装费用，要求移工来台后分期偿还并加计利息。菲律宾移工的利息支出甚至几乎等同仲介费本身。

Amu说，身边的越南同事为了偿还仲介债务，几乎不眠不休，每天仅睡两小时，假日也不出门，只要雇主要求便立刻上班，靠药物与补品支撑体力。

“他们像鬼一样不断工作，只为了尽快赚到钱寄回家。我想这么做也没办法，身体已经无法支撑。”

工伤后，雇主不跟他续约，但他才刚还清债务，正要开始存钱，没有离开台湾的理由。他因工伤纪录使求职困难，辗转15家仲介公司才重新找到工作。如今，他在一家拖鞋工厂任职，采按件计酬，每天工时长达15小时，月休仅有两天。

“如果做太慢就赚不够钱，大家都不能停下来，要不断加班。”

台湾一间人力仲介、美家人力仲介公司总经理许家畯向BBC中文表示，移工所需的文件与机票费用“应该在5万元以内就能完成”，高额收费往往是“台湾仲介与当地仲介的分润”。他坦言，海外仲介费用多在母国收取，台湾政府虽有规范，但查证困难，除非业者自律，否则难以有效管控。

台湾国际劳工协会（TIWA）理事长陈秀莲指出，现行仲介费“已经高到不合理的程度”，但雇主往往认为这是工人与仲介之间的问题，与自身无关。她批评，制度对台湾厂商而言几乎是“零成本”，业者透过引进低廉劳力持续压低生产成本。

“台湾的雇主、仲介甚至政府都在享用强迫劳动的红利，弱势移工进到这个结构里面，更容易被管理与控制。”她说。

高危险环境

在少子化与高龄化的趋势下，台湾各类劳力密集的工作多由外籍移工承担。目前台湾有超过50万名“产业移工”，是外籍劳动人口的最大宗，其次为家庭看护工。

产业移工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尤其是金属制品与电子零组件领域，多属高危工作环境，制造业移工因工伤而致的“职灾失能率”是台湾本地劳工的两倍以上。台湾监察院曾纠正劳动部，认为移工在工厂设备老旧、语言障碍与安全训练不足的情况下，职灾事故频传。

今年26岁、来自越南的阿宗（化名）曾在台湾工作了7年。他先前工作的工厂缺乏台湾年轻劳工，台籍员工多为六、七十岁的高龄者。“其实工作都靠我们在做，如果我们不做，他们也做不来，但我们一直不受到重视。”他向BBC中文表示。

阿宗在同一间工厂工作多年，从未获得加薪，也不能参加台籍员工能去的员工旅游与年节尾牙，初来台时，他还曾因工作不熟练被同事警告可能遭遣返。在台湾，若移工表现不佳、不适任工作，雇主可单方面跟移工解约。解约后移工若无法找到新工作，便将被遣返。

他已支付近新台币20万元仲介费用，债务压力使他更勤奋工作，担心造成任何疏失，连遭遇工伤也不敢抱怨。前年底，他在工厂工作时因司机操作高推车未注意，切断一根手指，公司支付医药费并提供休养，劳保补偿约新台币10万元。

“工厂并不安全，新进员工缺乏经验特别容易受伤，但我们来台湾就是想赚钱、好好工作，只要公司没有那么坏，还可以接受，就不会想提出问题。”

他的一名朋友在台湾工作时切断三根手指，仅获得10万元赔偿，随后遭公司与仲介送回越南。“生气是生气，但也不知道怎么帮忙，只能想办法帮他找新公司。”

债上加债

在台湾，移工与雇主的工作契约为三年，期满后才可“自由转换”。合约未满期间，除非雇主同意，或因雇主死亡、歇业、不可归责于移工的劳资争议等合法事由，移工才能向劳动部申请转换。

陈秀莲指出，这制度使移工在台无法自由转换工作，尤其在受伤或遭遇劳资争议后，往往缺乏制度保障与仲介支持，多数移工缺乏法律知识、难以举证，即使移工成功获准转换雇主，“就业机会仍由仲介掌握”，要透过仲介支付“买工费”，换了新工作仍陷入债务循环。

2025年，劳动部查获十家仲介公司违法向移工收取转换工作的“买工费”。今年41岁的印尼移工Dido（化名）就是受害者之一。他来台近十年，换过四份工作，每次都被仲介要求支付3万5000元至6万5000元不等的费用。

“我一开始不愿意付钱，但发现那样就找不到工作，只能付钱赶快上工。”他说。

Dido最初因结婚，希望让家人生活更好而来台工作。他支付近新台币20万元仲介费用，涵盖机票、文件、食宿与培训等支出，并因此四处借款。此后的“买工费”更增加了债务压力。他坦言，年纪渐长后已无选择，“无论工作好不好，我都愿意做。”

美家人力仲介公司总经理许家畯解释，由于法令程序复杂，雇主多半委托仲介规划名额。当雇主解除聘雇关系后，仲介便掌握是否“承接在台移工”或“重新引进海外移工”的权力。

“由于海外引进利润更高，仲介往往说服雇主选择新聘海外移工，使得在台移工转换雇主更加困难。”

不过，他指出，这一现象逐渐转变。随着台湾部分产业推动“零收费政策”，雇主若要从国外引进移工，必须自行承担3至5万元的仲介成本。相比之下，承接已在台的移工则不需额外支付费用。

移工“零收费”政策

为了避免移工陷入“债务束缚”及强迫劳动风险，国际劳工组织（ILO）以及渔业等相关公约明确提出“由雇主支付招聘费用”的原则，也被称为“移工零收费原则”。

2019年起，台湾电子产业在全球最大电子消费品联盟“责任商业联盟”（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 RBA）的压力下，率先落实“移工零收费原则”。台积电、宏碁、台达电等电子巨头要求合作的仲介不得向移工收费，费用由雇主承担。

美国是全球少数积极执行强迫劳动进口禁令的国家之一。根据《1930年关税法》第307条，美国海关暨边境保护局可在“合理怀疑”商品涉及强迫劳动时，禁止其进口并发布暂扣令，必要时还可课以罚款或要求企业提供资讯。

美国学者戈登表示，该条文原意在保护美国企业，避免受到依赖强迫或监狱劳动的进口商品竞争，如今也成为美国调查企业海外供应链劳动条件的重要工具。

戈登解释，“支付招聘费用”本身未必构成强迫劳动，若工人能透过合理薪资偿还，例如高收入专业人士支付招聘费用后仍能负担生活，收入足以弥补支出，就不一定属于强迫劳动。“但若费用高到超过工人可负担范围，使其陷入债务束缚、无法脱离雇主或仲介控制，则符合强迫劳动的定义。”当债务与缺乏流动性的签证制度结合，更是形成强迫劳动的关键因素。

去年美国暂扣令实施后，台湾自行车公司巨大与美利达也相继采取行动。巨大在2025年1月1日宣布新政策，所有新聘移工的仲介费、服务费及相关规费均由公司全额负担；在被美国海关点名后，更进一步扩大至所有现职移工的补偿机制。

美利达则在巨大事件后宣布全面实施“零付费政策”，并补偿现职移工过去支付的仲介费。

产业的焦虑

目前“巨大”的产品仍在美国海关的暂扣令之下，尚未获得解除。这次制裁直指强迫劳动问题发生在台湾本土，并对台湾拥有超过40万名移工的制造业带来警示。

台湾全国工业总会曾在多场座谈会表示，随着供应链审查在欧美成为新常态，业界普遍担心遭受波及，政府应尽速调整移工法规，符合国际标准。

美家人力仲介公司董事长林淑如向BBC中文表示，要让台湾业者全面采行电子业大厂推动的“零付费政策”并不容易。台湾制造业以中小企业为主，资本规模与获利能力不如电子业巨头或自行车大厂，“若所有仲介费突然都由雇主承担，对产业是很大的压力。”

她指出，“零付费政策”也面临仲介阻力。部分仲介业者夸大成本，让雇主误以为若要符合国际劳工组织规范，每聘用一名移工需支付20万元以上，导致业者却步。但事实上，她也有落实“零收费政策”的客户案例：移工仅需自行负担出国文件与机票，雇主支付约一个月基本工资（约两万多元）作为仲介费，即能符合国际供应链的合规要求。“只是很多雇主并不清楚真实成本。”

林淑如观察，近期因台美关税影响，中南部许多业者景气不佳。在推动“零付费政策”或其他改善措施时，若倡议方式不当，可能使议题演变为台湾人与外籍移工之间的对立。她认为，政府应更清楚向产业说明现状，并提供诱因，例如增加移工配额或产业辅导，改革应循序渐进。

由于现行台湾企业在招聘程序上“符合台湾法令”，这意味着巨大事件并非单一事件，任何供应商都可能因供应链涉及高额仲介费，而遭美国海关以“强迫劳动”为由扣留产品。林淑如指出，海外仲介费涉及母国监管，改革可先从台湾方面着手，例如废除现行法规允许仲介向移工收取每月服务费。

修法迫在眉睫

台湾超过一半以上的职位与供应链相关，若不改革移工处境，将直接冲击本土经济。

2月13日，台湾与美国正式签署“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内容包括要求台湾接轨国际劳动规范。台湾劳动部指出，未来将修法禁止留置劳工身分证件，并在三年内落实禁止制造业及渔捞业移工支付招募费。

台湾劳动部长洪申翰向BBC中文表示，政府计划三年内修法，改善移工聘雇制度，并禁止制造业和渔捞业向移工收取招募费。他指出，移工人权必须符合当代标准，避免受到债务约束；随着国际供应链品牌对劳工保障的要求日益提高，部分台湾产业已接获改善通知，法规也须与国际接轨。

“我们需要更重视强迫劳动问题，改善数十年累积的聘雇模式。”洪申翰说。

他并透露，在修法前政府将推动多项改革与辅导措施。劳动部已针对强迫劳动发布指引，并与经济部讨论后续计画；仲介评鉴将纳入防止强迫劳动的指标，移工证件遭扣留问题也将透过修法明确禁止。此外，劳动部正检讨政府的直聘制度，简化流程，让雇主更愿意直接聘用移工，而不需透过仲介。

阳明交通大学科技法律学院副教授邱羽凡向BBC中文表示，台湾现行法规允许仲介向移工收取服务费，与国际趋势存在明显落差，应予以废除。“没有人反对仲介收费，但标准必须合理，不应由移工承担，因为这是雇主的人事成本。”

邱羽凡强调，除了美国政府的压力之外，欧盟也将自2027年起分阶段实施《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规章》，禁止涉及强迫劳动的产品在欧盟市场销售或流通。这意味台湾业者必须建立透明、合规的尽职调查机制，否则恐失去欧洲订单。

美国学者戈登表示，若要预测美国下一个“禁止进口令”是否会针对台湾制造商，她坦言“完全无法预测”，但制造商是否应该担心？“答案是肯定的，只要工人处于符合强迫劳动定义的环境，就应该感到忧虑。因为我们必须彻底消除强迫劳动。”

戈登认为，台湾政府改革的核心在于两点：其一是允许移工在签证条件下自由更换工作；其二是明确规定招聘费用必须由雇主支付。另外，移工应享有与本地劳工同等的薪资与劳动权益，并能加入工会或其他组织。

仲介业者许家畯指出，若台湾与国际接轨“零收费政策”，将迫使传统劳力密集产业正视转型问题。过去雇主在使用移工时成本相对低廉，但若未来必须支付仲介公司服务费，整体成本势必上升，业者可能因此减少依赖外籍移工。“这将产生以量治价的效果，促使业者重新思考用工模式，并加速导入自动化、人工智慧与机器人技术。”

长远之道

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蓝佩嘉向BBC中文表示，近年来国际人力市场也出现变化，移工有更多选项，不仅可以来台湾，也能前往日本、韩国、香港与新加坡。新生代移工的权利意识更高，也更善于利用科技管道寻求资讯与保护自己。

她指出，台湾雇主若要吸引移工，就必须改善劳动条件；而少子化与长期缺工的趋势，也意味着台湾需要思考如何培养稳定且具技术的劳动力，并让移工能在台湾长期安居，甚至成为未来的移民。

目前台湾产业移工的工作年限上限为12年。虽然政府已提出“留才方案”，允许资深移工在特定条件下不受年限限制，但并未普遍落实。

来自印尼的Amu还能在台湾工作四年，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有机会延长停留，雇主曾明确向他说过，这份工作不能续约，他只能尽可能在期限内努力赚钱。去年，他存到一些积蓄结婚成家，但压力仍未减少，“我在家乡的房子的地基才刚盖好。”

在台湾工作七年的阿宗去年则离开台湾回到越南，他认为在台湾工作已无发展性。原工厂始终将他视为最低廉的劳工，制度限制也使他难以转换到工作条件更好的工厂。

目前，阿宗正准备申请来台湾读大学。在台期间，伯宗学会了中文，也存下一些积蓄。他说，读大学是自己的梦想。“我们来台湾，有人幸运，有人不幸运。我可能还算是幸运的吧？”

对于中国人来说，农历新年（在中国大陆也称春节）最重要的两天就是年三十和年初一，在今年就是2月16日和17日。按照传统，这是閤家团圆的日子，并造就了中国“春运”这个大迁徙奇观。

张云溪的这个除夕夜是在机场附近的酒店度过。

张云溪16日上午乘飞机抵达深圳的家，在年夜饭上就职业规划问题和父亲爆发一场在她眼里近乎是每年惯例的争吵，而后她砸了一些碗盘，扔下两个红包，告诉爸妈这是今年尽孝的钱，然后收拾本就不多的行李，一早飞回了工作和生活的上海。

“我辛苦工作一年，打拼自己的道路，我的爸妈在此道路上没有任何关心、更谈不上助力。一年回家一次，开口就是要我考编考公（公务员和有政府编制的职位），他们以为自己是谁，对我的人生捆绑，指指点点？”

张云溪在电话那头平静地地告诉BBC中文，背景里是中国央视春节晚会热闹音乐。“我已经不理解团年的概念了，这不是团聚，这是一年一次的羞辱大会，我的尊严被扔在地上摩擦，交由我的至亲肆意评判。”

实际上， 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看淡春节家庭团聚，已不再把“春节回家”作为必选。名为“第一批不孝女已跑路，出租房才是我的家”的标签在中国社交媒体小红书和抖音上悄然走红。

相关搜索词条还有“已经回不去了”、“不想呆在家”等。而直接和今年春节相关的数十条帖子能在一天之内快速收到数十万点赞和数千条评论。

在上万条网友讨论家庭关系不和的贴文里，“婚恋”和“职业规划”是最常见的问题根源，以此为核心蔓延出去的关于生活习惯、生活作风的讨论和争执也是导致这些网友和家人关系紧张的诱因。有的是被父母辱骂“不结婚就是不孝、丢人”，有的则是被父母斥责“能和你玩到一起的能是什么好东西”。

来自四川的陈辰在香港工作。早在12月她就已经向家里人表达心意：新年春节一定不回家。

她还记得远在成都的父母当时打来的那通电话里歇斯底里的问责：“养你这么大，翅膀硬了，现在有本事了，过年都不回家，你要死外面吗？”

陈辰挂了电话，把父母的联系方式拉黑一阵。后来还是向父母解释说，春节期间是她预定好的搬家时间，安排很紧凑，她没有时间、亦没有金钱回家。电话那头的两位这才安静下来，接受了27岁女儿的“通知”。

为何逃离春节

实际上，陈辰的春节安排非常简单。她说，所谓“搬家”只是借口中的一环。除夕当天她打扫了家里卫生，给墙头装上自己喜爱的可调节暖灯，然后去吃一顿火锅。晚上去酒吧，不醉不归。

陈辰在大学期间即有交往一位男友长达三年并同居过。由于人生规划不一致，这段感情并没有走向婚姻，陈辰的母亲对此非常生气，反复质问她“发生过婚前性行为还有谁会要你？你像个婊子”，并要求她去祈求前男友和她复合、甚至娶她。

这些言行使得陈辰患上抑郁，心理医生建议她远离刺激源，也就是自己的原生家庭。

她母亲还常常以“某某家的准媳妇”眼光审视陈辰的言行举止、甚至人生选择，她妈妈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你这么做的话，婆家会不满意”。

“我一直想问我妈妈，我到底是她的孩子，还是她努力为别人家培养的奴仆，”陈辰这样说。“我是家里的独生女，对她（母亲）来说，我同时也是一个外人，我的所有权属于未来另一个男人、另一个家庭”。

关于家的讨论

27岁的徐女士（小红书账号@破晓者VK）也选择远离安徽、在深圳独自过年。

“我在外地工作，平时一个人处理工作、应付生活，遇到什么事都得自己扛，也扛下来了。在外面我是独立的成年人，能做决定、能解决问题。但每次一回家，我就被自动‘降级’成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孩子，”徐女士这样告诉BBC中文。

在过去一年里，中国社交媒体上关于“原生家庭”的讨论诸多，从丝瓜汤文学的兴起到电子爸妈的兴盛，随着Z世代逐渐成为中国社交网络上的主力军，独生子女政策下长大的新一代年轻人开始掌握社媒主要话语权，而困扰他们许久的家庭问题就循环往复出现在主要社交平台上，成为大众抱团取暖的议题。

徐女士告诉BBC中文，她能理解父母并非有恶意，但“他们的方式让我很难受”。

“他们会挑我各种毛病——工作不够稳定、没对象、不会来事、穿得不够得体……好像我的人生处处都不对劲。而最让我想逃的，是他们那种‘完成任务’的思维方式，”徐女士说。

“在他们看来，结婚生子是必须完成的任务。孩子结婚了，他们的任务就完成了；孩子没结，他们的人生就不完整，孩子的人生也不完整。于是他们带着这种焦虑，一遍遍地催、一遍遍地安排相亲、一遍遍地用‘我们也是为你好’来让我内疚。”

徐女士坦言自己在生活上已经要独自肩负很多压力，好不容易得来的春节假期，回家却意味着更多的焦虑、催促和道德绑架。

“一想到要回家，心理上就提前开始紧张。我身边很多朋友也有同感，”她说。

“过年回家不是充电，是耗电。”

1月24日，中国国防部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中央军委委员、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

这位75岁的解放军最高现役将领、习近平的“红二代”陕西老乡突然倒台，让最了解中国政治的人士也感到震惊。长期以来，张又侠被认为得到了习近平的信任，因此得以在72岁“超龄”留任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并在几轮暴风骤雨般的军方整肃运动中岿然不动，但这些判断如今都成为了历史。

张又侠出事的传闻，始于20日中共省部级领导干部学习班，官媒画面显示张又侠、刘振立缺席。而仅仅八天前，张又侠还端坐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会场。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与之形成对比强烈的是，另一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是在公众视野消失7个月后才得到官宣。

这起事件标志着自2022年中共二十大后的中央军委7人核心领导层已有5人出局，目前仅剩习近平和新晋军委副主席、纪委书记张升民两人。

“可以说这是一次地震级事件，”曾与张面对面会谈的前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向《纽约时报》表示，习近平“对一个与自己有如此长期关系的人下手，这令人震惊，也引发了许多疑问”。

“但张又侠的问题并非一夜之间，”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政治研究员牛犇（Neil Thomas）在发给BBC中文的电邮中表示，多年来传言不断的张深陷政治漩涡。他长期掌管解放军装备采购系统——这正是腐败丑闻的“震中”。前“副手”李尚福倒台，几位前秘书被查，胜利日阅兵被边缘化。种种迹象早已浮现。张又侠的清洗，与其说是晴天霹雳，不如说是一场缓慢酝酿的丑闻终于爆发。

牛犇进一步称，张又侠倒台令人惊讶之处在于，习近平在剷除政治腐败团夥时，会放过圈内的高级保护人。张又侠明年二十一大后便要退休，让他悄然退场本是轻而易举。但习近平选择不这样做。

对于中国解放军而言，现在的局面也是史无前例的——在习近平上台前，根据公开资料统计，中共历史上被处理的上将仅有一位黄永胜，他在1971年因林彪叛逃事件牵连而被处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都无上将被处理。习近平上台后，已有25名上将被开除党籍、军籍，其中除了徐才厚、郭伯雄等八人在习上台之前就已是上将，其余都是他任内提拔，又在他任内被查。

官方定性：“严重践踏”而非仅“破坏”

对于张又侠下台的原因，众说纷纭，中国官方的公开理由都在《解放军报》1月25日发表的社论之中。

牛犇（Neil Thomas）在邮件中分析，官方公告称，张又侠和刘振立是“经党中央研究”后被清洗的，据他所知，这种措辞在军队清洗公告中是前所未有的。这暗示了习近平本人异常高度的介入，考虑到撤换军委最高级别作战指挥官的敏感性，这是合乎逻辑的。

上述社论指出张又侠和刘振立的“七宗罪”：

相比之下，三个月前何卫东落马时为“五宗罪”，且措辞和定性都要比张又侠弱得多。

最显著的差异在于“军委主席负责制”的相关表述。去年对何卫东、苗华的表述是“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而对张又侠则在“破坏”之外，还加上“严重践踏”的表述。

“军委主席负责制”是中共军队最高领导制度，其核心内涵是确保最高军事指挥权和决策权高度集中于军委主席一人（目前即习近平），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制度于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正式写入党章，上升为中共党内必须遵守的根本政治规矩。

此外，对于何卫东、苗华，官方定性是“严重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信任”，对于张又侠和刘振立，则在这句话后多了两个字，“严重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信任重托”。

第三条，何卫东、苗华“严重损害部队政治生态”，而张又侠和刘振立则“严重助长影响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危害党的执政根基的政治和腐败问题”。

这句话将张又侠的问题明确定义为“政治和腐败问题”的混合体，且“政治”排在“腐败”之前。在中共话语体系中，腐败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性质就变了。这意味着张又侠不仅仅是贪污受贿，而可能涉及到了权力斗争、派系活动或对中央权威的挑战。而这两种问题，都“危害党的执政根基”，且张又侠又被指“严重助长”这两种问题。

牛犇认为，习近平已将“自我革命”作为自己第三个任期的组织原则。这场结合了反腐败、意识形态灌输和政治纪律的运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清洗，重塑了党国体制和军队。自我革命是他解决“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实现问责”这一难题的方案。

争议：“泄露核秘密”

《华尔街日报》1月25日援引知晓中共高级别内部通报会内容的“知情人士”称，张又侠被控向美国泄露中国核武器计划的“核心技术数据”，包括导弹制导系统参数和核弹头小型化关键技术。报道称，部分证据来自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前总经理顾军，后者在1月20日（张被查前四天）被宣布接受调查。

然而，这一指控立即遭到多位专家质疑。牛犇也在X平台质疑，“张又侠要如何做到这一点？他必须从核工业集团获取机密，然后传递给特工。但他的通讯受到监控，几乎从不单独会见任何人。这需要一个庞大的共谋网络才能长期不被发现。而且，这意味着一位久经沙场的将军要背叛过去几十年赋予他生命意义的一切。”

牛犇认为，更可信的解释是北京为了正当化对张又侠的清洗，编造了最严重的罪名，即便真实原因只是严重的腐败和不忠。

《华尔街日报》报道还称，张又侠被控收受巨额贿赂以换取官员晋升，最引人注目的案例是推动李尚福在2023年升任国防部长（李后于同年10月因腐败落马）。

对此，牛犇评论这种说法稍微更合理一些，但是鉴于2012年以来政治环境的变化，如果张和李真敢这么做，那说明他们若非极其无知就是胆大包天。这听起来太像习近平掌权前的那些腐败案子了。

牛犇认为最可能的解释是，张又侠被卷入了过去几年震动装备采购系统的腐败丑闻，这也是李尚福落马的原因。他的政治罪名是腐败和在腐败共谋中包庇他人，这已经属于搞团团夥夥的政治行为了，以及未能落实习近平打造廉洁高效军队的愿景，从而辜负了习近平的信任和忠诚。

军中政治斗争

也有观点认为，张又侠落马的核心原因是权力博弈，而非单纯腐败。

“我们能不能最终达成共识：这根本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腐败’或者无能？这是一系列更深层的关于不忠诚的指控。”前美国中情局中国分析师、现任乔治城大学高级研究员韦德宁（Dennis Wilder）表示，在摧毁了何卫东的派系之后，张又侠在军中变得权势滔天。在中国历史上，强势的军事领导人往往有违抗文职领导人的传统（想想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或是林彪）。习近平想要开启他的第四个任期，他不允许任何东西挡他的路。

对于海外观察人士而言，这种视角不难理解，过去十年，中国军队中的派系斗争被深入讨论——一方是张又侠为首的“西北-装备系”，包括李尚福等人；另一方是苗华、何卫东为核心的“东南-政工系”，扎根福建第31集团军。

诸多人事变动也在佐证这种猜测的逻辑：2017年，苗华接掌政治工作部，但与分管政工的上司张又侠产生权力重叠和矛盾；2022年，二十大军委副主席争夺战，72岁的张又侠连任，67岁的苗华未能上位，但东南政工系推出了资历更浅的何卫东任军委副主席；2023年，国防部长李尚福（张又侠阵营）落马；2024年，张又侠反击，苗华被停职检查；2025年，四中全会，何卫东落马，主管纪检的张升民升任军委副主席，与张又侠并列，一度被认为军队反腐风暴暂停；但仅仅三个月后，张又侠落马，且官方定性更为严重。

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庄嘉颖向BBC总结道：“张、刘二人的倒台凸显两点：习近平的地位依然不可动摇，以及北京的信息受到极大限制，这助长了不确定性。”

事件影响：军心、台湾

解放军自实行军衔制以来，首次出现陆军上将全部被清零的局面。目前仅剩的4名上将中：张升民（火箭军）、国防部长董军（海军）、韩胜延和杨志斌（均为空军），没有一位陆军上将。

“解放军正陷入混乱，”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莱尔·莫里斯（Lyle Morris）告诉BBC，仅剩习近平和一名军委委员的情况是史无前例的。

他补充说，中国军队现在出现了“巨大的领导层真空”。当被问及究竟是什么导致如此多高级将领被清洗时，他说：“有很多谣言在流传。目前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但这肯定对习近平不利，对其在解放军中的领导力和控制力不利。”

《解放军报》社论明确指出张又侠“对战斗力建设造成极大破坏”。对何卫东和苗华则无此条。苗华长期负责政工，而刘振立作为总参谋长，负责具体的作战指挥，张又侠在习近平第一个任期担任总装备部/装备发展部部长，继任者为已经落马的李尚福，他们的问题直接影响到军队备战打仗的核心能力。

社论还罕见地回应了“反腐越反越腐”的质疑，辩解称这不是“越反越腐”，而是“越挖越深”。但挖到张又侠，已经是挖到了天花板——他已是中国地位最高的军人。

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1月26日表示，台湾正密切关注中国军方高层的“异常”变动，并将利用多种手段研判北京的意图。他强调：“军方的立场是基于中国从未放弃对台使用武力这一事实。”

“清洗不会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控制台湾的野心。这取决于整个中国共产党，尤其是习近平，”庄嘉颖认为，清洗可能产生影响的是作战决策。没有顶尖的军事专业人士，或者军事专业人士被吓到后，关于对台升级和侵略的决策将更加集中在习近平身上，集中在他的偏好和倾向上。

牛犇则把解放军大清洗对台湾的影响拆分成了两部分：

短期来看，最高指挥部的混乱使得任何重大的军事升级都成为风险更高的提议；指挥链的中断和高层领导的不稳定，增加了针对台湾尝试复杂行动的成本；

长期来看，一支更廉洁、更忠诚、更具能力的解放军可能会成为胁迫台北和威慑华盛顿的更可信工具。

有观点认为，清洗消除了能向习近平提供专业建议或提出异议的人物，反而增加了台海风险。

牛犇反驳称，习近平过去14年的行为显示，他是精明的风险管理者，而非鲁莽的赌徒。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他持续试探底线，却始终避免可能引发战争或美中直接对抗的行动。他偏好“灰色地带”战术——循序渐进强化中国地位，而非孤注一掷。

“红二代”：世交神话的破灭

张又侠曾被视为习近平在军中最核心的盟友。两人的父辈是革命战友，都是陕西籍的西北军领袖。

但实际上，张又侠和习近平在早年并无交集，两人在北京所上的并不是同一所学校，之后，习近平到陕西下乡，而张又侠到云南服役。到1980年代初，习近平回到北京，在国防部任秘书；而张又侠开赴中越战争的前线并立下战功。

直到2012年习近平上台，张又侠出任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两人才真正意义上共事。

2017年，习近平将张又侠提拔为政治局委员兼军委副主席。2022年二十大，72岁的张又侠打破退休年龄惯例被留任，排名从第二副主席上升到第一位。这被视为习近平对其“信任重托”的明证。

然而，正如《解放军报》社论所言，张又侠“严重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信任重托”——比何卫东多了“重托”二字，暗示习近平曾将重大使命交付给他，但最终被背叛。

韦德宁挑战“习张是铁杆盟友”的观点，描述张又侠为“一个强硬、粗俗的老山羊”，并强调“虽然他曾与习结盟，但他从未真正是习的下属”。作为1979年和1984年两次对越作战的实战英雄，张又侠可能对仅在军队总部做过三年秘书的习近平作为军队统帅的敬畏不足。

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助理教授唐志学（Joseph Torigian）发推文表示，“从我们现在掌握的关于中国精英政治历史的证据来看，对我而言，浮现出的核心经验之谜不是副手为什么选择不忠诚因而被清洗，而是副手即使忠诚为什么也会被清洗。”

军委补缺推迟到“二十一大”？

《解放军报》称此次清洗将“推动人民军队换羽重生”。

目前距离中共“二十一大”还有 18 个月，届时将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委。

牛犇估计，可能会将大多数晋升推迟到“二十一大”，利用这段过渡期更积极地审查候选人，并削弱根深蒂固的庇护网络。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最近的全体会议上有机会，习近平并没有急于填补军委的空缺席位。这种克制表明了谨慎。”

解放军仅存的几位上将中，牛犇认为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和中部战区司令员韩胜延会有机会。

东部战区应对台海与东海局势，在当前台海紧张与中日关系趋冷的背景下尤为关键。杨志斌曾长期在东南沿海空军系统任职，担任过空军福州指挥所司令员、南部战区副司令员等职，对台海局势知之甚详。

中部战区则负责首都北京的防卫，地位特殊。而且去年“九三阅兵”，韩胜延打破惯例担任阅兵总指挥，检阅过程中他也乘坐汽车，向习近平汇报，并陪同习近平检阅。

两人共通之处在于，都是空军出身，在去年12月刚晋升上将——这是2025年解放军唯一一次晋升上将仪式。

在美国与以色列发动一场前所未有、以推动政权更迭为目标的军事行动之后，伊朗领导层正面临分析人士所称的“生死存亡考验”，而这场危机目前既看不到明确的解决方向，也没有低风险的收场途径。

距离去年6月那场为期12天的冲突仅过去六个月，美国与以色列部队展开联合行动，打击伊朗境内的政权与军事目标。

以色列军方表示，伊朗已对以色列发动报复性打击。同时，杜拜、多哈、巴林和科威特等地也传出疑似伊朗发动的攻击。这些地点设有美军基地，或与美国结盟，区内其他地方亦有类似通报。

为何是现在？

对于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CFR）资深政策研究员艾莉·格拉迈耶（Ellie Geranmayeh）而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行动时机与定调上的安排，几乎毫不掩饰其政治目标。

“特朗普公布的作战策略毫无疑问显示，他至少目前的终极目标是政权更迭，”她说。“他没有为伊朗领导层留下任何退路，除了投降。”

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Truth Social发布影片讲话，呼吁伊朗安全部队投降，否则将“面临必然的死亡”。

他还表示，伊朗人民正迎来“几代人以来唯一的机会”，去“接管你们的政府”。

格拉迈耶形容，这次攻势在规模上具有历史性意义。“这是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前所未有军事行动，而且随着伊朗展开广泛反击，已为地区动荡打开大门。”

英国智库皇家联合研究所（RUSI）资深研究员哈·A·赫利耶（H A Hellyer）指出，这并非一次“先发制人的打击”。

“行动发生在谈判期间，而区域调解者在不知情下被用来为既定军事计划提供掩护，”他说。他补充，并无证据显示伊朗即将发动攻击，足以为美以的先发制人行动提供正当理由。

就在空袭前数小时，负责调解美伊谈判的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阿尔布赛迪（Badr Albusaidi）表示，谈判已接近取得突破。

“如果我们给外交所需的空间，和平协议已触手可及，”他在周五对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表示。

袭击发生后，他在社交平台X上写道，他感到“沮丧”，并表示“积极而认真的谈判再次遭到破坏”。

“这既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无助于全球和平事业，”他说。

“我为将因此受苦的无辜民众祈祷。我敦促美国不要进一步卷入。这不是你们的战争。”

德黑兰的生存逻辑

这场行动的规模与公开宣示的目标，已将伊朗统治者推入专家所称的“生存模式”。

“对伊斯兰共和国的领导层而言，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格拉迈耶说。“无论是其安全体系还是意识形态基础，如今都在为一场对美国与以色列的长期战争做准备。”

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Abbas Araghchi）在声明中表示，德黑兰将依据“合法自卫权”，动用“所有防御与军事能力”以维护伊朗的完整。

格拉迈耶认为，如今在德黑兰看来，“最大程度的升级”已不再是谈判筹码，而是攸关生存的抉择。

赫利耶也表示认同，指出伊朗迅速回应“反映出德黑兰对这项威胁的高度重视”。

“其反应的速度与协调程度显示，相关权力早已预先授权，并立即展开全力回击，”他说。

格拉迈耶表示，迅速展开报复有两个目的：“一是展现决心，履行他们此前的承诺，将任何由美国发动的战事扩展至整个地区；二是在战火中失去相关资产之前，先行加以运用。”

她说：“德黑兰希望迅速提高美国与以色列的代价，（寄望迫使）他们在政权于国内动摇前退让，”她说。

英国智库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中东与北非项目主任萨南·瓦基尔（Sanam Vakil）也持相同看法。

她指出，当伊斯兰共和国“为生存而战”时，“他们唯一的生存之道，是迅速把战火扩散至整个地区，尽可能令更多国家陷入不稳，使这场战争对整个中东产生重大后果。”

格拉迈耶警告，尽管近期遭受挫折，与伊朗结盟的区域盟友——即所谓“抵抗轴心”——仍可能因为同样面临生存风险而动员，增加多线作战的可能。

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资深伊朗问题研究员丹尼·西特里诺维奇（Danny Citrinowicz）在为大西洋理事会撰写的简报中指出，攻势持续时间愈长、范围愈大，这个区域国民卫队网络被启动的可能性就愈高，“从而在地理范围与持续时间上进一步扩大冲突”。他曾在以色列军事情报部门服役25年。

他认为，美国与以色列选择此时出手，是基于判断伊朗政权“虚弱且脆弱”。他说，两国相信大规模而集中的联合行动可能严重动摇伊朗，甚至引发内部变化。

但若这一判断有误，后果可能十分严重。

“什么才算胜利？这样的行动如何收场？这些问题尤为关键，因为目前的攻势不太可能迫使伊朗政权投降，或与美国达成未来协议。在现阶段，外交途径似乎希望渺茫，”他说。

“这是一场‘全有或全无’的对抗，因此所涉及的风险远高于那场12天的行动。”

冲突将如何结束？

专家认为，战略终局仍高度不确定，且风险极高。

“这可能是美国在中东一场新的长期战争的开端，”格拉迈耶警告。

她补充说：“从这场震慑式军事行动启动，到实现特朗普所期望的政权更迭，过程可能漫长而颠簸，而且局势很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失控。”

赫利耶也表示认同，他说：“冲突很可能持续数天甚至数周，多个战线协同升级，区内大国将面临沉重压力，必须设法降低平民伤亡风险，并控制局势失稳。”

他说：“即便是批评伊朗的美国亲密盟友，如今也面临报复风险，以及一旦伊朗政权混乱崩溃所带来的不稳定局面。”

他认为，虽然“原则上”政权更迭或许受到欢迎，但这些国家反对局势升级，并将寻求降温，“只是目前尚未看见明确路径。”

格拉迈耶呼吁国际社会“动员起来，减少这场战争造成的损害”，对华盛顿与德黑兰施加强大压力，在被拖入一场血腥泥淖之前，“找到外交出路。”

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一直尝试理解梦从何而来、目的为何。但如今，一些睡眠研究者相信，我们很快可能不仅能解读梦境，甚至能塑造它。

研究“梦境工程”（dream engineering）的科学家表示，透过在入睡时植入特定想法，未来或许能引导人们在睡眠中所经历的内容。

初步研究显示，这项技术可能有助于提升学习能力、激发创造力，甚至减轻创伤。

梦可以被“导演”出来？

美国麻萨诸塞州布伦特里镇的作家兼艺术家威尔·多德（Will Dowd）表示，他觉得自己已变成一名“半职业的做梦者”。

由于退化性疾病影响了他的视力和行动，他无法再阅读，于是开始尝试一种名为“梦境孵化”（dream incubation）的技术，也就是在入睡时播放短音讯，向大脑植入提示。

“我想知道，我是否能用文学来对我的梦进行‘编程’，”他说。

透过在入睡时播放诗歌录音，多德发现自己的梦境变得极为生动：穿越被洪水毁灭的神秘城市、或在月光照耀的海浪上和狐狸并肩奔驰。

“我会形容这像是注入了喷射燃料的梦，”他说。这些梦成为他即将出版新书的素材，更重要的是，它们让他产生“逃离”的感受：“我好像去过另一个世界又回来了。”

科学基础

梦境孵化并非新概念。古希腊和泰国文化中曾以神殿作为获取梦境启示的场所。但现代对于影响梦境内容的兴趣，始于2000年代初期，当时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史提克戈德（Prof. Robert Stickgold）发现，玩过俄罗斯方块的人在入睡时常“看见”掉落的方块，这被称为“俄罗斯方块效应”。

“我们当时非常兴奋，因为这是第一次证明梦境内容可以被影响，”史提克戈德说。

如今，如哈佛与麻省理工学院（MIT）合作的认知科学家亚当·哈尔·霍洛维兹（Dr Adam Haar Horowitz）等研究者，正在开发更直接引导梦境的科技。

他协助打造的“多尔米奥”（Dormio，拉丁语，意思是“我正在睡觉”）装置会在使用者入睡时监测生理讯号，并在进入“入睡前幻觉状态”（hypnagogia）——也就是开始浮现强烈影像的时刻——播放语音提示，例如：“记得梦到水”。研究显示，在接收到提示后，有超过七成受试者 表示梦到了特定内容。

霍洛维兹的兴趣源自个人经验：他在童年创伤后，母亲曾在他睡着时轻声给予安慰提示，这让他的噩梦开始改变并逐渐消失。“它改变了我的梦，我也不再那么害怕。”他说。

他认为梦境工程开启了一个全新科学领域：当梦境可以被引导后，就能建立可比较的受试者群体，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治愈创伤

对某些人而言，梦境意外成为处理悲伤的途径。来自加州的玛丽·卢卡斯（Mare Lucas） 在儿子萨恩（Zane）在少年时期过世后做噩梦多年，但在接受乳癌手术后，她从麻醉中醒来时，做了一连串生动且充满爱意的梦，梦中都是萨恩。这些梦似乎终止了她多年的噩梦。

“我已经两年半没有做过一次噩梦了，”她说，“它改变了我的人生。”

她的经验正由史丹佛大学的研究团队深入调查。皮莱琳·西卡（Dr Pilleriin Sikka）表示，虽然麻醉并非正常睡眠，但许多病患在麻醉状态下会做出特别正向的梦，若在手术后以较慢的方式唤醒患者，这些梦似乎能带来疗愈效果。

研究人员希望，未来这能用于帮助有创后压力症候群（PTSD）、广泛焦虑和忧郁症患者。

“也许未来甚至会有用于治疗的梦境诊所，”她说。

伦理问题

随着梦境工程受到更多关注，相关的伦理讨论也迅速出现。

2021年，美国啤酒品牌“库尔斯”（Coors）推出一支梦境孵化广告，鼓励人们在入睡前观看充满山谷、瀑布与戴高帽会说话的鱼的超现实画面，希望人们在睡梦中梦到该啤酒。

这种做法遭到部分科学家强烈反对，其中包括史提克戈德与霍洛维兹，他们公开批评商业用途的梦境操控。

“广告产业应该离我们的睡眠远一点，”史提克戈德说，“那是我们最后的隐私堡垒。”

但哈佛大学的梦境研究者迪尔德丽·巴瑞特（Dr Deirdre Barrett）认为这些担忧被夸大了，她表示和一般广告相比，梦境影响依然微妙许多。她曾在“库尔斯”的广告构思阶段提供专业意见，认为这反而能让大众认识梦境孵化的概念。

BBC曾向“库尔斯”的母公司莫尔森库尔斯（Molson Coors）反映这些批评，但该公司未回应。

为什么人会做梦？

对霍洛维兹而言，梦境工程不仅关乎科技，更关乎重新夺回人生中的重要时光。

“一天的三分之一加起来是一年的三分之一，也就是一生的三分之一，”他说，“梦是我们能做更多事、思考更多、构筑更多的地方。所以对我来说，梦境工程是一种宣示：‘我不想再失去我三分之一的心理体验了。’”

随着研究持续推进，梦境不再只是被动的心灵边界。它逐渐成为一个受到争论的领域：一方认为梦境是可以被积极探索并用来强化心理健康的空间；另一方则担心它会变成企业用来推销产品的另一个平台。

*本文内容依据BBC国际部（BBC World Service）《纪录片》（The Documentary）栏目的其中一集撰写

有一张照片显示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夜间和已被判性犯罪的英国名媛吉丝莲·麦克斯韦（Ghislaine Maxwell）一起游泳。

另一张照片拍到他在滚石乐队（Rolling Stone）一场香港演唱会的后台，与已故金融家、现已在全球臭名昭著的性犯罪者杰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一起面露笑容。

第三张未标日期的照片中，克林顿倚靠在一个热水浴池旁，旁边是一位因保护身分而被涂黑脸部的人。

多年前，克林顿和爱泼斯坦的联系已为外界所知。克林顿此前声称，他和爱泼斯坦的关系是因自己卸任总统后致力于慈善工作而建立的。

如今，美国司法部公布的照片与电子邮件，提供了这段关系的更多线索，也揭示了麦克斯韦在幕后所做的努力，如何促进两人之间的联系。

这些新公开的资料，很可能在本周五（2月27日）由共和党主导的国会委员会对克林顿提出的尖锐质询中扮演核心角色，使他成为最新一位因与爱泼斯坦交往而受到检视的权势人物。

文件并未显示克林顿涉及任何不当行为；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位爱泼斯坦受害者指控克林顿，也没有证据显示他了解爱泼斯坦的罪行。克林顿的发言人表示，这些照片已有数十年历史，而且克林顿早在爱泼斯坦的罪行曝光前便已停止与他往来。

然而，新资料似乎指出，在2000年代初期，当克林顿以慈善使命重新定位身份、需要为克林顿基金会（Clinton Foundation）及后来的“克林顿全球倡议”（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募集资金时，他的生活与爱泼斯坦有了交集。

当时，爱泼斯坦是一名资产管理人和环球社交圈中的富豪，与当时的女友麦克斯韦共同在白金汉宫与棕榈滩等地穿梭，结交世界各地的权势人士。

电子邮件中没有克林顿与爱泼斯坦直接通信，但两人频繁出现在麦克斯韦与克林顿最亲近的助手道格・班德（Doug Band）的往来中。

麦克斯韦与班德在2002至2004年间的电邮往来透露一种亲密、带有奉承与性暗示的关系。他称她为他的“社交媒人”和“情人”；她则称赞他的社交能力和外型。

这些大量的通信，有助于理解为何美国前总统与爱泼斯坦的关系如此紧密，以及克林顿与爱泼斯坦阵营如何努力维系这个连结。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班德有不当行为。

文件显示，麦克斯韦和班德协助安排了“克林顿全球倡议”的会议，也参与安排克林顿搭乘爱泼斯坦的私人飞机。根据飞行纪录，他至少搭乘该飞机24次。

克林顿发言人表示，这些行程包括“为克林顿基金会工作而安排的停靠”。

飞行纪录及相关文件也证实，克林顿早在2006年爱泼斯坦遭起诉前，以及2008年因诱使未成年人卖淫而入狱前，就已终止往来。当时身为纽约州参议员的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并未陪同丈夫参与任何涉爱泼斯坦的行程，也表示不记得曾与他见面。

克林顿副幕僚长安赫尔・乌雷尼亚（Angel Ureña）向BBC表示：“克林顿总统对爱泼斯坦的罪行一无所知，也没有任何东西需要隐瞒。”他说克林顿没有寄出爱泼斯坦文件中的任何电子邮件。

“我们已经告诉媒体我们所知的一切有关克林顿总统与爱泼斯坦旅行的信息,”他说。“事实就是事实，真相就是真相，而且都站在我们这边。”

旋风式旅行

2002年9月21日，根据飞行纪录，克林顿搭上爱泼斯坦的私人飞机，与多位名人展开了一趟穿梭多个非洲国家的旋风之旅。

这次行程与克林顿和爱泼斯坦之间的联系一样，都受到高度媒体关注。

克林顿当时透过发言人告诉《纽约》杂志，爱泼斯坦“既是非常成功的金融家，也是投入公益的慈善家”，而他“特别感谢爱泼斯坦在最近的非洲之行中，就民主化、扶助贫困、公共服务与对抗爱滋病等议题所提供的见解与慷慨协助”。

杂志形容两人的关系带有交易性质：“克林顿被爱泼斯坦吸引的原因很简单：他有一架飞机。”

“爱泼斯坦先生提供了一架足以容纳我、我的工作人员和美国特勤局随行人员的飞机，以便协助我前往基金会的慈善工作地点。”克林顿在上个月提交给国会、并由BBC取得的宣誓声明中如此表示。

他说，他和工作人员搭乘该飞机前往“视察基金会的项目、参加会议与活动”，并表示自己从未造访过爱泼斯坦的私人岛屿。

根据飞行纪录，从2002年2月到2003年11月的近两年间，克林顿搭乘爱泼斯坦的飞机前往欧洲、非洲、亚洲、俄罗斯，以及离家较近的迈阿密和纽约。当时，克林顿的团队正试图为基金会筹募资金——根据维基解密（WikiLeaks）公开的一份备忘录，金额高达1亿美元（约7430万英镑）。

近期公布的旅途中照片包括克林顿与工作人员一同步行、与地方官员握手时的笑容。

但同时，也有一些照片已引起立法者的质疑与好奇：一张未标日期的照片中，克林顿和麦克斯韦一起游泳；另一张则显示他在热水浴池旁倚着，而旁边那人的脸被遮蔽。此外，还有先前公开的那张照片，显示一名年轻女子坐在他旁边的扶手上。

麦克斯韦在2025年向司法部的证词中说，她是爱泼斯坦与克林顿之间的关键连结。爱泼斯坦曾在1990年代初期参加白宫活动——与当时其他数百名受邀者一样——并与当时的总统克林顿合影。

她向副司法部长陶德・布兰奇（Todd Blanche）表示：“爱泼斯坦去过白宫，但他们并未见过面。他们之所以会认识，是因为我。”

目前因性犯罪被监禁的麦克斯韦，其律师并未回覆BBC的置评请求。本月她被传唤至众议院委员会作证时，以宪法赋予的避免自我入罪权利为由拒绝回答问题。

她于2021年因替爱泼斯坦招募并贩运四名未成年少女以供性剥削而被定罪，当时他是她的男友。爱泼斯坦在2019年于监狱中自杀，当时正等待性交易指控的审判。他先前在2008年因引诱未成年人卖淫而被定罪，并因一项被广泛视为宽松的协议而入狱一年，当时他已被指控贩运数十名女性与女孩。

麦克斯韦去年向布兰奇表示，如果不是因为她，克林顿根本不会搭上爱泼斯坦的飞机。

“是我要求爱泼斯坦提供飞机的，”她说。

“我认为能参与如此了不起的事情是一种荣幸和特权，并有机会和一位我认为非常不凡的人相处。请注意，我没有任何其他意思，只是把他视为一位非常卓越的前总统。”

麦克斯韦担任“媒人”角色

在克林顿担任总统的第二任期中，没有任何一位幕僚比班德（Doug Band）与他更亲近。班德的名字常与克林顿同时出现在飞行纪录上，显示他们与爱泼斯坦及麦克斯韦一同出席国际行程。

班德自称是克林顿卸任后角色的“主要设计者”，并表示自己在“克林顿全球倡议”的创立与发展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他后来共同创办了一家顾问公司，去年估值23亿美元。

班德在1995年以白宫实习生身份进入所谓的“克林顿世界”。他在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一路晋升，后来进入椭圆形办公室，成为总统副助理。

在2000年克林顿卸任后，他继续担任其首席顾问，协助克林顿从总统身份转型为活跃于全球舞台的资深政治人物。

班德在2002与2003年与克林顿及麦克斯韦同行，造访的地点包括伦敦、摩洛哥、香港、日本、汶莱、挪威、西伯利亚和中国。

最近公布的电子邮件显示，麦克斯韦与班德之间发展出轻松调情式的互动。

在邮件中，班德以昵称麦克斯韦为“小包”和“宝贝蛋糕”。

麦克斯韦则在邮件中说班德是个“超级猛男”，她“迷恋”他，说他“像一匹马”。

在最近曝光的邮件中，班德称她为他的“社交媒人”和“皮条客”。

“但同时，你也是我爱人，”他写道。

BBC多次试图透过公开纪录中的电话和电邮联络班德，但未收到回应。他并未因与爱泼斯坦相关事件而被指控任何罪行或不当行为。

本月较早前，他向《纽约时报》表示，当年与麦克斯韦的通信发生在他尚未结婚、仍在二十多岁时。他称她为“恶劣的人”，并否认曾与她有任何肉体关系。

最近公布的通信内容往往混合行程安排和暧昧语气。他们保持密切联系，讨论彼此的行程，以及何时会和爱泼斯坦或克林顿同时在纽约。

根据飞行纪录，伦敦是经常造访的地点之一，包括在2002年9月非洲行程的途中。最近公布的一本未标日期、标示为“克林顿 伦敦／非洲”的相簿中，有克林顿参观邱吉尔战时指挥室的照片。

在与爱泼斯坦同行的旅程结束数周后，班德向麦克斯韦询问：“安德鲁的地址是什么？我要寄一封晚餐感谢信给克林顿。”她回覆说：“白金汉宫 SW1，伦敦，安德鲁王子殿下。”

爱泼斯坦文件中的电子邮件显示，班德寻求麦克斯韦协助撮合人脉，有利于“克林顿全球倡议”。

班德请她协助安排会面，其中包括摩洛哥活动大亨理查・阿蒂亚斯（Richard Attias）。他在达沃斯扮演连结全球精英的重要角色——后来也对“克林顿全球倡议”起了同样作用。

麦克斯韦告诉班德，她会“在星期一和阿蒂亚斯谈谈，帮你安排。”

她在2004年2月写道：“他在达沃斯参与多年，可能是你最重要、甚至唯一需要谈的人。我认为与他可能的合作能带来很大的机会——我有一些想法要和你谈，但要等我先见过他。”

阿蒂亚斯向 BBC 证实，他之后确实与班德见面。他说，他最初在达沃斯与克林顿谈话，提出利用克林顿的国际影响力来推动全球变革的可能性。

他表示，他与班德合作，将这项构想化为“克林顿全球倡议”的实际计划。

麦克斯韦去年向美国司法部表示，作为协调者，她在此过程中“非常核心”，并“协助引入关键人员”。阿蒂亚斯称她是一个“催化剂”。

他告诉 BBC：“吉丝莲是主要联络人，确实是她让我与克林顿总统的左右手道格・班德取得联系。”

2005年9月16日，克林顿在纽约首次举行的“克林顿全球倡议”大会登台。这场旨在成为美国版达沃斯、并解决“世界最紧迫挑战”的活动，是克林顿卸任后巩固其全球影响力的重大时刻。

他在会中主持一场由重量级人士参与的座谈，包括英国前首相东尼·布莱尔（（Tony Blair，贝里雅，托尼·布莱尔）、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以及时任美国国务卿康多莉莎・赖斯（Condoleezza Rice）。

“希望从未认识他”

在他2024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克林顿写道，他“一直觉得爱泼斯坦有些怪异，但完全不知道他所犯下的罪行。”

“他伤害了许多人，但我对此一无所知，而且当他在 2005 年首次被逮捕时，我早已和他断绝联系。”

克林顿的副幕僚长乌雷尼亚拒绝就班德与麦克斯韦及爱泼斯坦之间的牵连、以及其可能在前总统的“全球倡议”中扮演的角色向 BBC 评论。他说：“我们会让其他人自己描述他们的关系。”

乌雷尼亚也没有回答关于爱泼斯坦档案中的照片——包括克林顿在热水浴池中、和麦克斯韦游泳、以及与一名坐在他扶手上的女子同框——的任何问题。

班德在大约2015年与“克林顿世界”决裂后被排除于核心圈外。他在2020年向《名利场》（Vanity Fair）表示，自己曾试图在2002年非洲行程后，劝前总统远离爱泼斯坦。该杂志报导，班德表示他当时不知道爱泼斯坦的罪行，但感到不安，因此建议上司切断关系。

在回忆录《公民：我在白宫之后的人生》（Citizen: My Life After the White House）中，克林顿表达深深的悔意。

“最终，即使搭乘爱泼斯坦的飞机让我能亲自视察基金会的工作，但事后这些多年来的质询，完全不值得，”他写道，“我真希望我从来没有认识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