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芬兰及爱沙尼亚之间的海底天然气管道及电缆受损。时值俄乌战争爆发，俄罗斯与北约（NATO）成员国交恶后，波罗的海（Baltic Sea）的海底基建屡见损坏，引发国际高度关注。

芬兰当局调查怀疑与在香港注册货柜船“新新北极熊”有关，认为船锚在海底造成拖痕及损坏，但目前未提出检控。至2025年5月，案件突然在香港法院提堂，被告是时任涉案船长，被控刑事毁坏等罪，他不认罪，至今还押超过一年。

本星期一（8月10日），案件再次于香港东区裁判法院提讯，裁判官宣布暂定于2027年1月11日开审，预计审期15天。

多名熟悉国际法的学者解释船舶管辖权机制，在一般情况下，在公海或专属经济区（exclusive economic zone, EEZ）的船舶受“船旗国”专属管辖；按目前国际法，若非领海范围，即使面对海底电缆或管道受损，沿岸国原则上无法拦截船舶或拘捕船员。

“新新北极熊”案件始末

2023年10月，波罗的海连接芬兰和爱沙尼亚的海底天然气管道与通讯电缆受损。

两国旋即展开调查，涉事的天然气管道“波罗的海连接管”（Baltic-connector）及电缆破损位置分别位于芬兰及爱沙尼亚的专属经济区，并非领海范围。

芬兰国家调查局怀疑与一艘悬挂中国香港特区旗的货柜船“新新北极熊”（Newnew Polar Bear）有关。然而，该船当时于芬兰专属经济区内，并不属于芬兰警察的管辖范围，故无权采取任何强制措施。

芬兰称已与中国联系，并向国际社会提出法律援助请求，以获取资讯。

与此同时，俄罗斯否认与损坏有关，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称相关指控是“胡说八道”。

中国外交部不久后回应指，中方与芬兰等方面保持沟通，希望有关方面以客观、公正及专业原则查明真相，并称愿意依据国际法提供协助。

至2024年8月，香港英文《南华早报》报导称中国已调查个案，指事故由意外造成，并已将结果通报芬兰及爱沙尼亚。中国外交部没有回覆BBC中文的查询。

同年11月，爱沙尼亚外交部曾公开呼吁中方回应法律协助请求，又指仍在等待中国当局完成有关“新新北极熊”及其船员的程序。

案件在7800公里外的香港审理

2025年5月，案件突然在香港东区裁判法院首次提堂，其后经过多次法庭程序，星期一再讯，裁判官押后至12月10日审前复核，2027年1月11日起审讯15天。

综合报导及法庭文件，被告是现年44岁的船长万文国，他持中国护照，由普通话传译员协助出庭，后来获法庭当值律师代表，否认所有控罪，没有提出保释申请，至今已还押超过一年；目前没有公开资料提及船长何时及在什么情况下被捕。

他被控一项刑事毁坏及两项海事处传票。

首项刑事毁坏罪控罪指，被告于2023年10月8日芬兰时间约02:00（香港时间07:00；格林尼治标准时间7日23:00）于芬兰湾（Gulf of Finland）公海的香港注册货轮“新新北极熊号”上，为当其时掌管或指挥该船只的人，无合法辩解而损坏芬兰和爱沙尼亚之间一条天然气管道及海底电讯电缆，罔顾该财产是否会被摧毁或损坏。

庭上曾披露，刑事毁坏的金额涉及4亿港元（5,100万美元；3.44亿元人民币；16.4亿元新台币）。

另有海事处两项传票控罪指，被告于2023年10月11日至12月6日违反《商船（安全）（货船构造及检验）规例》规定，船锚不足仍继续由俄罗斯前往中国的航程，以及同年10月28日至11月3日未按《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OLAS）规定提交每日申报予该船舶的公司。

万文国曾在庭上表示，船只自2024年1月已在天津港停泊，当时亦受中方当局调查，到香港后再被水警羁押，“不清楚事态发展”。

据报导，早于2024年9月海事处已发出两传票，要求被告2024年10月3日到东区裁判法院应讯。

就相关调查及检控情况，香港律政司、警方及海事处向BBC中文回覆称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不作评论。

负责调查的芬兰国家调查局刑事总警司里斯托·罗希（Risto Lohi）向BBC中文称，知悉香港进行相关司法程序；芬兰依该国法律，以涉嫌“严重刑事毁坏罪”方向持续调查该案，按目前所得资料，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货柜船“新新北极熊”造成相关损害。

他又指，芬兰与爱沙尼亚已成立联合调查小组，过程中亦与中国及香港相关单位等合作及交换资讯。

爱沙尼亚检控当局则向BBC中文表示，刑事訢讼仍在进行中，无法评论；香港法院裁决可能作为其刑事程序的书面证据。

谁拥有船舶管辖权吗？

法庭一度讨论香港是否有管辖权处理案件，裁判官亦曾询问控方会否考虑更高级别的法庭审理。

在星期一的聆讯上，辩方称不再争议司法管辖权，会聚焦在海事操作上；控方证人列表上有21人，包括船员；控辩双方分别会传召三名及一名专家证人。

控方又透露，事件的调查报告以芬兰语及英语撰写，预计审讯或需要爱沙尼亚语及芬兰语传译员。裁判官指法庭未必能安排相关翻译人员，请控方确认证人能否使用英语作供，并积极取得海外证人的英文书面陈辞，以节省翻译时间。

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名誉教授罗伯特·贝克曼（Prof Robert Beckman）是国际法中心海洋法律与政策课程的资深顾问，他向BBC中文解释船舶管辖权一般原则，在公海上航行的船舶受“船旗国”（flag state）专属管辖，即船舶注册所在地及其所悬挂旗帜所属的国家。

沿岸国（coastal state）在毗连海岸的12海里领海内享有主权，亦可设立专属经济区（EEZ）范围由领海外界起延伸至距离基线200海里。

他指出，在EEZ内，沿岸国就水体、海床及底土中的天然资源享有主权权利及管辖权，包括渔业、油气资源及矿产；但在其他方面仍与采用外国船舶受船旗国专属管辖的一般原则。

贝克曼表示，若外国船舶涉嫌在领海内切断海底缆或管道，沿岸国当局的刑事法律原则适用于领海内，可调查并扣押船舶；但若事件在沿岸国的EEZ发生，则该船仍然受船旗国专属管辖；除非获得船旗国同意，沿岸国无权在其EEZ内拦截涉事船舶，或拘捕船舶及船长。

就香港在“新新北极熊”事件中的角色，贝克曼称，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规定，船旗国有义务将悬挂其国旗的船舶或其国公民，在公海或EEZ内故意或因重大疏忽而破坏电缆或管道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

香港《刑事罪行条例》列明了刑事法律对在公海的香港船舶的适用范围。

贝克曼表示，“新新北极熊”的行为受事发时船旗国——中国香港特区——的管辖，而香港检控船长则是履行公约的义务。

研究海事安全及海洋法的澳州新南威尔士大学坎培拉分校（UNSW Canberra）教授道格拉斯·吉尔福伊尔（Prof Douglas Guilfoyle）向BBC中文解释，公约仍主要依靠船旗国将相关行为刑事化，而非由沿岸国直接执法，作为应对故意或疏忽损坏海底电缆的主要机制。

涉事船舶在事发时于香港注册，香港拥有最明确的检控基础。

“芬兰或爱沙尼亚直接受影响，可能有较强的利益（关系），但并不自动赋予对该船舶的刑事管辖权。”

“鹰S案”的启示

与此同时，亦有学者曾以“新新北极熊”为例撰文探讨，海底基建对沿岸国有重大利益，因此有必要赋予其更大的管辖权，并指近年将管道和电缆作为混合战争手段攻击其他国家的趋势，已改变近往日海洋法中沿海国与船舶及其船旗国之间的平衡。

事实上，芬兰在另一宗类似案件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

2024年12月25日——即在“新新北极熊”案一年多后——波罗的海芬兰湾的海底电力电缆“EstLink 2”及通讯电缆受损，位置同样在芬兰EEZ，维修费用达6000万欧元（6925万美元；4.67亿元人民币；22.3亿元新台币；5.4亿港元）。

一艘在库克群岛（Cook Islands）注册、属阿联酋公司的油轮“鹰S号”（Eagle S）其后被带至芬兰水域，当局登船调查。

芬兰于2025年8月起诉船长及三名船员严重刑事毁坏及严重干扰电讯罪，船锚被拖行90公里，被告不认罪；赫尔辛基地方法院其后以事发位置并非芬兰领海，裁定管辖权在船旗国或船员国籍所在国的法院，撤销指控，控方正提出上诉。

负责该案的芬兰国家副总检察长尤卡·拉佩（Jukka Rappe）向BBC中文表示，8月底前可能会有上诉裁决结果；他又指出，库克群岛并未表示有意提出检控，估计船旗国接触并审判船员的可能相当有限，并强调海底电缆连接对芬兰尤其重要。

外界关注案件突显现时国际法及海洋法就海底电缆管辖权的空白，因这些基建一般位于领海之外。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麦可·辛普利斯（Prof Michael Tsimplis）解释，“鹰S号”船长在芬兰海岸防卫队要求下驶入芬兰领海，故芬兰得以在领海内行使执法权；而“新新北极熊”则没有进入受影响国家的领海。

在何地法院审理案件，一直存在长期法律争论。

他指出，在航运业中，许多船旗国甚至不会提出刑事检控，要么缺乏意愿，要么无法接触被告，因此外界对制度缺乏信心。

面对目前船舶管辖权的限制，学者贝克曼指出，有一些波罗的海国家正修订法律，将故意破坏其EEZ内电缆或管道的行为纳入管辖范围，但相关措施已引发是否符合海洋法合法性的争议。

在学者吉尔福伊尔看来，灰色地带策略似乎日益盛行，不太清楚的是法律改革实际效用，因任何对船旗国具有约束力的新规则，都需要徵得船旗国的同意，但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出现。

37岁的王壮原本几乎已放弃寻找妻子的希望，直到他看到了那些制作精美的婚姻介绍广告。

广告承诺，他不必再浪费数年时间经营一段没有未来的感情，并表示可以为他介绍一位温顺、忠诚的女性。

“婚介人员说，贵州女孩很节俭，”王壮说。“他们告诉我，她们很会持家，能做家务，而且家境十分贫困，因此嫁到你家后，就会安定下来，跟你一起过日子。”

于是，王壮前往中国西南部贵州省省会贵阳，希望找到自己的灵魂伴侣。

当婚介机构为他配对到一名看似符合所有条件的女子时，他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那个人。在结婚之前，两人只见过几次面。

然而，几乎就在新生活开始的同时，一切也迅速画上句号。

“我的整个家庭都陷入了混乱，”他摇着头说。

一年多前，他发现妻子告诉他的一切都是谎言。直到今天，他仍在收拾这场风波留下的残局。

原来，她曾是卡拉OK陪侍小姐，结过三次婚，育有三名子女，患有严重性病，并且债台高筑。她甚至连年龄都是捏造的。

王壮正争取离婚，并且无法回到原本的生活，至少在追回部分毕生积蓄之前无法如此。他表示，婚介机构在向他介绍几名潜在对象后的短短数小时内，便向他收取了这笔费用。

“我父母责怪我。我失眠、焦虑，无法专心工作。”他说。

王壮的遭遇，是中国一场酝酿已久的人口危机的一个极端缩影。

数十年来，中国共产党规定夫妻只能生育一名子女。虽然当局于2016年1月改变政策方向，但到了那时，“一胎化”政策加上重男轻女的观念，已造成女性人口减少以及明显的性别失衡。

如今，中国男性人口比女性多出3000万人。这一数字超过英国男性总人口，也高于澳洲全国人口。

这使得像王壮这样年近40岁、生活在中小城市或偏远农村地区的男性，在寻找伴侣时选择十分有限。这些地方的女性知道自己供不应求，因此往往有更多挑选的空间。

“在我所在的城市，对男性的要求非常高。你需要有车、有房，而且家里最好还经营生意，”他说。

许多家庭还要求支付高额“彩礼”。这是中国延续已久的一项习俗，由男方家庭向女方提供金钱。在部分男性远多于女性的地区，彩礼已成为沉重的经济负担。

因此，贵州这类婚介机构提出的“一站式”快速解决方案，也就是所谓的“闪婚”，对不少人具有吸引力。

婚介服务在中国并非新鲜事，但许多机构似乎正将目标锁定在那些随着年龄增长、愈来愈难找到伴侣的脆弱男性群体。

这种情况已相当普遍，以至于中国官方媒体近期报道称，婚介行业出现“快速增长”，同时也“滋生了违法行为和乱象”。

目前难以确定这类诈骗在中国各地的实际规模，但问题已发展到足以引起官方关注的程度。2024年1月至2025年3月期间，检察机关办理涉及婚介行业相关犯罪案件，共有1546人被追究责任。

本月，由于相关问题引发“广泛社会关注”，五个部门联合展开全国范围的婚介行业专项整治行动。

在其中一宗案件中，据报一家婚介机构利用卡拉OK女服务员作为诱饵，骗取128名受害人超过250万元人民币（37.1万美元；1196万元新台币）。

“我认为政府可以推出针对‘闪婚’诈骗的专项行业监管措施，”北京市京师（南京）律师事务所的樊丙贺向BBC表示。

虽然贵阳已几乎成为这个蓬勃发展的“闪婚”市场的代名词，但几乎没有迹象显示这座城市本身是一个浪漫之都。

这些婚介公司的办公室位于一片密集楼宇之中，坐落在一个购物区上方。楼下，摊贩售卖当地水果，工人们则排队购买外卖酸汤米线。

然而，王壮当时深信这些机构值得信任。公司告诉他，他们会对配对对象进行全面背景调查；若他成为诈骗受害者，也有权获得赔偿。

于是他支付了费用，而相亲安排随即展开。

在婚介机构人员的全程监督下，王壮在短短几天内，于不同的“相亲室”先后见了七名女子。他询问对方来自哪里、是否有过婚史，以及是否育有子女等问题。

直到见到第八名女子时，他动了心。

他原本希望找一位未曾结婚、没有孩子，而且年纪只比自己稍小一些的对象。

“她穿着也很朴素，”他回忆说。“看起来内向、老实。”

两人总共见了四、五次面，每次仅有八至十分钟。

王壮表示，婚介公司明确要求双方不得交换电话号码，也不得透过私讯方式分享任何联络资料，否则将被罚款。

经过两三天考虑后，他认定对方就是自己要找的人，并同意支付一笔数额可观的彩礼。

“我花了30多万元人民币，”他说，一边拿着一叠已被翻阅多次的法律文件作为证明。

“如果把婚宴和其他开支都算进去，我总共花了大约40万至50万元人民币。”

整个过程都被婚介机构拍摄记录下来，制作成一系列精美照片，而这些影像后来也被用于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宣传其婚介服务。

在其中一段影片中，这对新人牵着手走在红地毯上，在浪漫音乐衬托下，面带微笑。

婚后仅仅数个月，讨债公司便开始打电话给王壮，声称他的妻子欠下债务。

王壮逐渐起疑，想知道她是否还隐瞒了其他事情。他查看了妻子的手机，发现她过往生活的相关资料，包括出生证明以及此前婚姻的文件。

当他与妻子对质时，对方提出离婚，但拒绝退还哪怕一分钱彩礼。

王壮表示，他曾试图寻找当初促成这段婚姻的婚介机构，但当他回到对方办公室时，对方早已人去楼空。

如今，住在贵阳出租公寓的王壮，把许多时间花在制作社交媒体影片上，提醒其他男性注意这类婚姻可能带来的风险。他居住的地方，正好位于聚集大量婚介机构的主要区域对面。

在贵阳，愿意接受采访的婚介机构并不容易找到。其中一家机构负责人同意在办公室接受BBC采访，尽管其合夥人之后要求记者离开。

办公室里铺着红地毯，上面散落着人造花瓣，为求婚仪式作准备。这名负责人表示，就在记者到访前几个小时，已有一对男女承诺结婚。

“中国的闪婚市场规模非常大，而且实际上是在过去两三年才真正兴起的，”他告诉BBC。

这些婚介机构表示，当地不少家庭过去并未严格遵守一胎化政策，因此女性人口相对较多。

“即使一个家庭已经有两个或三个女儿，他们仍会继续生育，希望生个儿子，”其中一名业者向BBC表示。

他们称，目前正尝试将这些女性介绍给来自中国中部省份的男性，例如来自河北的王壮。这些男性经济条件相对较好，但身边可选择的女性较少。

“客户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人。我们这门生意的目的，是帮助人们找到真正想共度人生的伴侣。”

其中一则广告更向潜在客户保证：“介绍对了，只需三天，胜过处三年的对象。”

如今，王壮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帮助其他遭遇类似骗局的受害者身上。

他的出租公寓里经常聚集着一些男子，他们有人正在寻找涉嫌欺骗自己的婚介公司负责人，也有人试图向那些结婚仅数周便离家出走的妻子追回损失。

在靠窗的一张摺叠床上，来自江西省的59岁男子徐汝林，从一个红色塑胶购物袋中取出自己仔细整理好的证据材料。

为了替儿子找到妻子，他透过一家提供“闪婚”服务的婚介机构，前后花费近50万元人民币。

父子二人一同来到距离家乡1000多公里外的贵阳。徐汝林的儿子在“相亲室”首次见到女方后，仅仅七天便与对方结婚。

徐汝林表示，在婚姻登记完成后，女方要求他们为她购买一部iPhone手机，并转帐约2万元人民币，称要用于自己的生意。此外，她还要求12万元人民币购买婚纱和珠宝首饰。

“我唯一希望的，就是她能真心安顿下来，和我们一起好过日子，”他对BBC表示。“她说想要一套房子，我也同意替他们买。一切都已经谈好了。”

然而，徐汝林称，女方与他们共同生活不到两周便离家出走。

她之后被警方拘留，而这对夫妻最终得以完成离婚手续。

徐汝林表示，涉事婚介公司的负责人也于今年1月被捕，但他至今仍留在贵阳，希望追回部分损失。

接受BBC采访的那名婚介机构经理承认，他们并不会对客户进行正式的背景调查。

“这些女性都是由当地媒人介绍的，而媒人对她们非常了解，”他说。“媒人知道她们的家庭背景，因为大家往往来自同一个村子。同样地，男方的媒人通常也很了解男方的情况。”

至于服务收费多少，他拒绝透露，表示相关资讯属于“商业机密”。

不过，他表示，如果男女任何一方提供的资讯不实，客户有权要求退还费用。

“我认为，在我们这里，客户告诉我们的资讯有超过90%是真实的，”他声称。

“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情况就是这样。”他说，“我们经常参加与当地警方举行的会议。如果有婚介机构被发现涉及婚姻诈骗，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对于那些失去毕生积蓄的人而言，这样的说法几乎没有任何安慰作用。

“我从来没想到，婚介机构收取那么高的服务费，又有她老家的媒人替她核实背景，公司还提供了那么多保证，结果那些女性提供的资料竟然全是假造的，”王壮说。

如今，他对追回损失已几乎不抱希望。

他也责怪自己落入骗局。

“愿意接受这种闪婚的人，通常都是本身有问题的女性。”

为了讨回被骗的钱财，他曾跪在贵阳警方办公场所外，恳求对方协助追讨损失；他甚至前往北京，希望敦促有关部门采取更多措施打击这类犯罪。

曾经处理过许多类似案件的律师范冰河表示，这类案件在法律上往往难以起诉。

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法律并没有专门针对此类婚姻诈骗设立独立罪名。因此，要提出刑事指控，受害人必须证明对方从一开始结婚的目的就是骗取财物。

“在我经手的案件中，嫌疑人往往辩称，他们当初确实是真心想结婚、好好过日子，只是在相处之后发现双方并不合适，产生矛盾，因此决定结束这段关系，”他说。

“在这种情况下，界线就变得模糊起来。感情问题本身就很难被证伪。”

要从空壳婚介机构追回款项，往往更加困难。这些机构经常在赚取足够资金后便关门歇业、销声匿迹。

王壮最终追回了部分款项，但并非全部。

“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之后，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结婚，”他说。

“本来要找到对象就已经很困难了。现在又花掉了这么多钱。我不会再考虑这件事了。”

王壮以及公寓里其他男子的人生，似乎都陷入了停滞状态。

“事情已经拖了快两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和她正式离婚，”他说。四周堆满了与案件有关的法律文件。

“我不知道这件事什么时候才能解决，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重新过上正常生活。感觉好像永远没有尽头。”

我们使用了人工智慧协助翻译这篇文章，它的原文是英文。在发布之前，BBC记者检查了翻译的内容。

按此了解我们如何使用人工智慧。

至少132人在哥伦比亚多年来最大规模地震中丧生，当局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由于担心更多人被困于倒塌建筑物下，死亡人数预计将进一步上升。

哥伦比亚地质部门表示，这场7.4级地震于星期一（8月10日）当地时间07:34（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2:34）发生，震源深度为103公里，震央位于乔科省（Chocó）。震感遍及极大范围，横跨哥伦比亚西部数百英里地区。

许多死者集中在哥伦比亚咖啡种植区城市佩雷拉（Pereira），周边城市及考卡山谷地区（Valle del Cauca）亦受到严重冲击。

地震震央位于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尔村（San José del Palmar, Chocó）附近，当地市长莱昂·法比奥·马林·蒙卡达（León Fabio Marín Moncada）表示，尽管进出道路受损，当地奇迹般没有出现死亡或受伤个案。

哥伦比亚首府城市协会在星期一的最新声明中表示，地震造成超过480人受伤。

距离地震震央约55公里的佩雷拉市遭受最严重的破坏之一。

经BBC核实的影片显示，该市主要广场玻利瓦尔广场（Plaza Bolívar）至少有一栋建筑物倒塌，大量原本聚集民众的开放空间散落瓦砾与尘土。

当地政府表示，该市都会区至少有40人死亡，65栋建筑物倒塌。其中15栋相信仍有人被困。

该市部分地区已实施宵禁，措施持续至星期二（11日）当地时间05:00。

位于佩雷拉以南约160公里、距离震央约200公里的卡利市（Cali）有32栋建筑物倒塌。

29岁的丹·卡特勒（Dan Cutler）来自伦敦，过去约两个月一直与伴侣在哥伦比亚旅行，目前身处卡利。

被地震惊醒后，他告诉BBC：“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他说：“我们穿着睡衣冲到外面。酒店没有重大结构性损毁，但墙壁出现表面裂缝，油漆和灰泥剥落。”

在马尼萨莱斯（Manizales）、基布多（Quibdó）、麦德林（Medellín），以及乔科和考卡山谷地区亦有死亡报告。

马尼萨莱斯至少有两人死亡。

安赫莉卡·阿维拉（Angélica Ávila）向BBC国际部（BBC World Service）表示，她当时入住马尼萨莱斯一家酒店。

她说，地震发生时墙壁出现裂缝。

她说：“所有人都在尖叫……我看到邻近建筑物扬起灰尘，砖块从墙上掉落。”

来自马尼萨莱斯的记者兼气象学家路易斯·费利佩·莫利纳（Luis Felipe Molina）在地震发生时身处家中，距离震央约150公里。

他解释，由于过去曾发生地震，该市实施“非常严格的抗震建筑法规”，因此他的住所能够抵御冲击。

他告诉BBC西班牙语世界网（BBC News Mundo）：“我有450本书，最后只有少数几本仍留在书架上。你可以听到玻璃碎裂和人们尖叫的声音。”

“那是一段可怕而令人惊恐的经历。”

哥伦比亚航空主管部门表示，多个地区机场受到损毁，包括佩雷拉、马尼萨莱斯、基布多、亚美尼亚（Armenia）、卡塔戈（Cartago）及布埃纳文图拉（Buenaventura）的机场。

首都波哥大方面，树木和交通灯剧烈摇晃，亦有建筑物出现裂缝的报告，但目前未有城市基础设施遭受重大损毁的消息。

远至邻国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及巴拿马亦感受到震动。

此次地震发生前不足两个月，委内瑞拉北部曾遭双重地震重创，造成超过6300人死亡。

哥伦比亚总统阿韦拉多·德拉埃斯普列利亚（Abelardo de la Espriella）已宣布全国灾难状态，赋予政府应对紧急情况的特别权力，包括重新调配预算。

这位新总统于上星期五（7日）才刚上任，如今立即面对一场可能定义其政治遗产的重要事件。

除了死伤情况外，他确认超过1500间房屋受损。

随着灾情规模逐渐浮现，多国领袖已表达支援意愿。

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鲁比奥／鲁比欧）表示，美方正“密切监察”地震情况，并已“准备提供支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则表示，欧盟正利用哥白尼（Copernicus）卫星系统协助救援行动。

萨尔瓦多总统纳伊布·布克尔（Nayib Bukele）向哥伦比亚人民表示声援，并提出提供人员及设备协助救援工作。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估计，约有150万人感受到接近7级的震动。

该机构指出，如星期一这场地震般的深层地震，通常较接近地表破裂的地震危险性低。

但这类地震可能以对建筑物具破坏力的方式释放能量，余震次数较少，但强度可能更高。

多年来，那些每年投入数千亿美元研发各类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人工智能）工具的科技公司高层一直坚称，这项技术最终将让人们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减少。

四年前，Google一名工程总监曾表示，人工智慧将在2025年前实现每周工作四天的愿景。

到了今年稍早，在上述预测提出一年后，OpenAI某种程度上也接过了这个主张。该公司正式呼吁企业开始测试每周工作四天制度，而且薪资维持不变，理由是人工智慧很快就能大幅提升人类劳动效率，因此企业界应及早做好准备。

然而，一名去年离职的前OpenAI技术员工向BBC表示，在他任职期间，公司从未真正试行过自己建议其他企业采用的四天工作制。

相反，他形容公司的工作文化往往十分艰苦，经常出现“危机会议”、周末加班，以及“极其残酷”的绩效考核制度，导致同事可能突然遭到解雇。

“你会在星期六或星期日进公司，只是为了赶上进度，或确保系统没有出问题，”这名人士说。

其他公司也曾宣扬类似观点，认为人工智慧最终将有效减少人们所需投入的工作时数，不论这样的改变是好是坏。

Anthropic曾表示，其热门程式编码工具及聊天机械人Claude已具备连续工作七小时而无需休息的能力，几乎相当于企业员工完整的一个工作天。

Meta行政总裁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则表示，今年将是“AI开始彻底改变我们工作方式”的一年，而这些工具让更少的员工能够完成过去无法想像的工作量。

然而，在Meta其后裁减约十分之一员工之际，Anthropic行政总裁达里奥·阿莫代伊（Dario Amodei）警告，随着AI工具不可避免地变得愈来愈高效，这可能意味着更大规模的职位流失。

尽管有这些说法，但在这些科技公司内部，那些不仅负责开发、同时也是AI工具使用者的员工表示，他们的工时远远超过每周五天、共40小时的标准工作周。

“冲刺期”文化

美国科技业从业人员的薪酬通常相当优渥。虽然投资银行、法律和医疗等行业长期以来也普遍存在长工时现象，但在科技产业，长达14小时的工作日并非一直都是常态。多年来，科技业更常见的是朝九晚五的办公室工作模式。

不过，这名前OpenAI员工表示，他每周至少工作70小时，远高于此前在其他科技公司任职时的工时。

如今，他在另一家同样专注于人工智慧的新创公司工作。他表示，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平衡已有所改善，在非“冲刺期”（sprint）期间，每周工时约为50至60小时。

所谓“冲刺期”，是科技公司常见的一种工作阶段，指的是新功能或新产品发布前数周，员工需要长时间工作的时期。

然而，在人工智慧企业，以及那些正全力推进AI专案的大型科技公司内，这类冲刺期可能变得极为激烈。

接受BBC采访的科技业人士表示，在OpenAI和Anthropic等公司，冲刺期可能持续数周之久，而员工在七天内的工作时数甚至超过90小时。

OpenAI和Anthropic均未回应BBC的置评请求。

被迫“征召”投入AI团队

在Meta，员工表示，今年他们突然被调往从事被公司视为紧急优先事项的人工智慧相关团队。

根据一名现任员工和一名前员工的说法，这种调动在内部被称为“征召”（drafted），因为员工根本没有选择权。

“他们直接把你调过去，”这名前员工说。“你不能拒绝，如果拒绝，就只能离职。”

他们表示，尽管Meta近期开始放宽这种近乎“要么接受、要么离开”的强硬做法，但在政策调整之前，许多员工早已被迫加入相关团队。

根据上述现任及前员工描述，在Meta的这些团队里，工作时间往往很长，员工经常加班到深夜、周末工作，而且即使不在上班，也感觉自己处于随时待命状态。

在美国，法律对16岁以上人士的工作时数并无上限。

相比之下，英国及欧洲多数国家的法律规定，每周工作时间上限为48小时，其中包括加班时数。

Meta员工补充说，公司目前的AI项目包括开发可用于软体工程及其他工作的人工智慧工具，以及建立AI模型基础设施，以评估模型在复制各类任务方面的表现。

“你实际上是在一群人的团队里工作，而大家的目标就是复制人类执行工作的能力，”那名前员工说。

他补充称，这项工作似乎“没有尽头”。

Meta发言人拒绝就此置评。

即使并未直接参与AI工具开发的科技业员工，也正因这项技术而面临更长的工时。

前Google员工阿明·沙利（Amin Shali）今年5月离开公司。他表示，AI对其工作造成负面影响，是促使他离职的原因之一。例如，由于内部工程系统出现故障，他经常必须彻夜工作。

他表示，随着Google将处理器、记忆体储存等关键运算资源优先配置给AI项目，这类情况变得愈来愈频繁。

Google发言人拒绝就此置评。

沙利向BBC表示，自从离开Google以来，他的睡眠品质和整体健康状况已有改善。

他说，自己逐渐意识到，在大型科技公司高度依赖AI工具的做法，“形成了一种不良文化，对工程师施加过度压力。”

节省下来的时间被新工作填满

一些最新研究显示，人工智慧工具不但未能减轻工作负担，反而可能让人们的工作变得更加繁重。

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UC Berkeley）的一项研究追踪了一家美国科技公司数百名员工长达八个月的AI使用情况。研究发现，员工“以更快的节奏工作，承担更广泛的任务范围，并将工作延伸到一天中更多时段”。

麻省理工学院（MIT）创新研究学者尼尔·汤普森（Neil Thompson）表示，即使是在人工智慧研发领域领先的科技公司，也不太可能只是要求员工部署那些理应能替他们完成部分工作的AI工具，然后就此减少工作量。

“结果往往是，即使确实节省了一些时间，这些时间也会被适应新流程、落实变革以及确保系统正常运作等工作消耗掉，”汤普森说。

UC Berkeley的研究指出，科技业员工工作量增加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必须持续核查AI工具产出的内容。

汤普森补充说，即使员工成功优化了AI工具的使用流程，人们往往也会用省下来的时间承担更多工作。原因可能是他们主动如此选择，也可能是他们认为必须这样做，以向雇主证明自己的价值。

“人们以为工作量减少20%，就意味着可以实现每周工作四天，”汤普森说。“但新的工作总是会出现。”

正如沙利（Amin Shali）所说：“如果AI现在真的已经替我们完成了这么多工作，那么理论上，至少应该有更多人的健康状况改善，睡眠品质提升。”

然而，现实情况似乎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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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因为缺乏对人类的关怀，而正是因为关怀人类。或许，那就是原罪。”

在参与1945年8月9日长崎原子弹轰炸30年后，美国物理学家菲利普·莫里森（Philip Morrison）向BBC坦率谈及史无前例的核爆发生前数天及数星期内所作出的各项决定。

莫里森在研制首批核武器的盟军绝密“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中担任重要角色，于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实验室工作。该实验室由他昔日的老师、罗伯特·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领导。

1945年7月16日，首枚原子弹“三位一体试验”（Trinity test）期间，莫里森身在现场，并曾在前往新墨西哥州的汽车上，把炸弹的钸核心放在自己膝上运送。此后，他前往塞班岛（Saipan）以南的小岛天宁岛（Tinian），协助组装用于长崎的“胖子”（Fat Man）钸弹（plutonium bomb），并于8月9日监督将炸弹装载至一架 B-29 轰炸机上。当日距离广岛遭轰炸仅三天。

莫里森表示，正是在天宁岛，美军兴建了他所形容的“世界上最大的机场”。

他在1945年12月向美国参议院委员会作证时表示：“一条巨大的珊瑚礁脊被削平一半，用来填平一片崎岖平原，并兴建六条跑道⋯⋯每一条都接近两英里长。”

破坏的规模

莫里森在证词中还披露了对日本城市进行燃烧弹轰炸时的庞大准备规模。

“港口里每天都停泊着油轮，装载着数以千吨计的航空汽油⋯⋯巨型飞机沿着长长的跑道滑行起飞⋯⋯每15秒就有另一架 B-29 升空。这样的情况持续一个半小时⋯⋯一次又一次，1,000架 B-29 在空袭中烧毁一座城市数平方英里的土地。”

相比之下，他表示：“原子弹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没有满载燃烧弹的船队。那里没有军械兵和他们的炸弹堆放处，取而代之是大约25名来自洛斯阿拉莫斯的人员、几座被改建为测试实验室的昆塞特小屋（Quonset，预制波纹钢建筑），以及一栋设有路障包围的建筑物。执行任务的飞机在午夜过后起飞。机场一片荒凉⋯⋯然后一架飞机沿跑道呼啸而过、腾空而起，朝敌方城市飞去，”他说。

尽管估计数字不一，但一般认为，长崎原子弹爆炸的初次引爆造成约4万人死亡，而其后五年间，直接因轰炸而死亡的人数超过10万。在广岛，至少8万人当场丧生，由于严重烧伤、创伤及急性辐射病等因素，累计死亡人数增至约14万人。

其后，莫里森作为官方科学损害评估小组成员，到两座日本城市勘察灾难性的破坏情况。他特别记得在广岛的一个时刻。

“一名日本官员站在废墟之中，对我们说：‘这一切竟然都来自一枚炸弹；这令人无法承受。’”他说。“一架飞机、携带一枚炸弹，就摧毁了一座城市数平方英里的范围，而且破坏得比1,000架飞机发动的空袭更彻底，也更令人无从抵抗或逃生。”

然而，他原本希望原子弹不必用于实战。他是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一群年轻物理学家的倡议者之一，主张在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前，先公开展示其威力。

1975年，莫里森向BBC主持人梅尔文·布莱格（Melvyn Bragg）表示，当年在天宁岛监督组装“胖子”原子弹时，他年仅30岁。

“我们希望邀请一个国际代表团到沙漠去，”他说，“但在战争环境下，那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势不可挡”的计划

这名物理学家形容，整个计划已“势不可挡”，即使纳粹德国即将战败已成定局也是如此。

然而，他解释说：“战争仍在持续。我们正一步步走向太平洋地区的一场大规模战役⋯⋯因此，要把它叫停是不可能的。”

莫里森认为，唯一可能改变这一进程的因素，是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罗斯福于1945年4月去世。

“如果说有什么机会能够大幅改变美国的立场，我会说，那就是罗斯福继续在世⋯⋯”莫里森说，“他是在研发工作进行期间去世的，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原子弹是否能成功运作，也尚未决定如何使用这些炸弹。”

他表示：“我认为，他是唯一一个同时拥有足够声望，以及足够实力，能够在政府内部扭转这股可怕动力的人。”

当哈里·杜鲁门（Harry S Truman）出任总统时，他甚至不知道这个计划的存在，直到宣誓就职后数小时才得悉相关情况。仅仅三个多月后，他便下令进行原子弹轰炸。

莫里森认为：“的确，是他作出了决定，但我认为公平地说，是这个决定造就了他。”

“要他在经过那么多年之后，突然改变整件事并将其叫停，无疑将是一个极其大胆的举动⋯⋯随着罗斯福去世，这个机会基本上已经消失了。”

莫里森认为，这种无法逆转的惯性同样体现在接连投下两枚原子弹的决定上。

“人们并没有把它视为第一枚和第二枚原子弹。下达给指挥官的命令是：‘投下第一枚炸弹，然后尽快投下第二枚。’”

他说：“若要在看到第一枚炸弹造成的巨大影响后说：‘好吧，我们先等等，不急着投下第二枚。’那么华盛顿必须有一位强而有力的人物出面才行。”

“这需要高层审慎思考，需要有能力打通复杂的指挥链条，并把正确的命令传达给正确的将领，”他说。

因此，两次原子弹轰炸最终如期进行，而莫里森透露，当时甚至已制订投下更多原子弹的计划。

“最初的决定是，如果有需要，我们将在一年内持续投下这些炸弹⋯⋯而我被告知要为此制定计划，”他向布莱格表示。“我拟定了一套计划、方案和时间表，安排了接替我的人选，也规划好了往返的相关事宜。”

然而，在他和其他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家亲眼见到轰炸后的景象后，他是否还能继续执行这项工作则不得而知。

“从理论上来说，我们非常清楚其短期影响，以及⋯⋯令人担忧的长期后果。但那仅仅是透过阅读书本和数据得知的，”他对布莱格说。

“而数字本身⋯⋯与亲眼看见活生生的现实、濒死的现实之间，存在极大的差距。对每一个人而言如此，对整个世界而言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我们知道这些事情，但我们并没有真正感受到它。”

他回忆起广岛遭原子弹轰炸当晚，太平洋岛屿基地上的反应。

“那天晚上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祝派对，但大多数科学人员都没有参加。空军人员、士兵们在喝酒。他们知道战争即将结束。那看起来、感觉起来，像是一场伟大的胜利。”

然而，莫里森回忆说，科学家们则是“坐在一起，神情忧郁，思索着⋯⋯世界末日”。

但在原子弹轰炸前的准备阶段，莫里森并不觉得自己应该退出曼哈顿计划。

“尽管我对此有坚定而执着的反对意见，我仍看不出自己当时还能作出其他选择。我根本没想过要停下来。”

当被问到，如果原子弹在纳粹德国战败前已研制完成，同盟国是否会把原子弹投向柏林时，他回答说：“噢，绝对会，而且毫不犹豫⋯⋯我们最主要担心的是德国人，而他们是我们的敌人，”莫里森说。

战后，莫里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并站在反对核子扩散的前线，推动“不要第三枚原子弹”运动。

他在1945年向美国参议院作证时表示：“毋庸置疑，和这个计划中的大多数科学家一样，我完全相信，绝不能容许另一场战争爆发。”

他同时认为，同盟国当时尤其应该做一件事。

“我坚信，应该发出适当的警告，”他说。“事后回顾，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不发出充分且适当的警告开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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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亚特兰大31岁的房地产经纪人蒙蒂卡·霍金斯（Monticah Hawkins）来说，MySpace 不仅仅是一个网站，更是一种仪式。

“在MySpace上你可以展现真实的自己，”她说。“上传未经修饰的照片，不加任何滤镜。就算你鼻涕都流出来了，也没人会评判你。”

曾经是全球最大的社群网路MySpace正酝酿着卷土重来。其所有者蒂姆·范德胡克和克里斯·范德胡克兄弟（Tim and Chris Vanderhook）表示，他们计划重新推出该平台，但尚未公布具体日期或产品细节。

拥有 MySpace 的 Viant 公司发言人表示，该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最新消息可以分享。

但光是“回归”这个概念就激起了人们对20多年前 MySpace 时代的怀旧之情，那时个人页面杂乱无章、喧闹嘈杂，充满了鲜明的个性。

它也引起了像梅丽莎·克里斯汀（Melissa Kristin）这样的创作者的关注，她是一位拥有超过90万粉丝的 TikTok 网红，在 MySpace 上长大，并记得 MySpace 是一个更私人的数字空间。

“那完全就是你自己的小世界，你自己的网路角落，”克里斯汀说。

这种自主感塑造了她如今在网路上的表达方式，她认为复兴的 MySpace 应该避免主导现代平台的演算法驱动和付费参与的模式。

“它最适合用来建立人际关系，而不是为了表演，”她说。

“只是想重温一下我们千禧一代收到好友请求和评论时的那种兴奋感。这让我们感到彼此之间有联系。”

MySpace 于 2003 年推出，并迅速成为一个文化中心，帮助北极猴子乐队（Arctic Monkeys）、阿黛尔（Adele） 和妮琪·米娜（Nicki Minaj）等艺术家找到了早期受众。

但其高度客制化的页面、自动播放的音乐和繁杂的布局最终却成了它的败笔。

Facebook 更简洁、更简单的设计吸引了用户，而 MySpace 在经历了多次重新设计和所有权变更后，最终还是淡出了主流用户群。

营销专家表示，任何复兴都将取决于能否从历史中学习。

阿克伦大学（University of Akron）市场学助理教授阿列克夏·福克斯博士（Dr Alexa Fox）表示，该平台是社交媒体领域的“先行者”，但对于许多用户来说，它变得过于复杂。

她认为 MySpace 最初的优势——音乐、创造力和个人表达——仍然能够引起共鸣，但前提是需要更易于使用的设计。

“它可以更方便用户使用，减少编码工作量，”她说。

曾为 Spotify 和 Adobe 领导行销活动的社群媒体策略师阿历克斯·米尔斯（Alex Mills） 表示，人们怀念的正是没有演算法的讯息流，而这正是“扼杀牠的东西”。

“大家还是想要一个资讯动态墙（feed）”，米尔斯说，“他们只是想要一个比那些一味迎合‘愤怒诱饵’内容的动态墙更好的版本。”

Gorilla 76 绩效行销主管凯文·麦克拉里（Kevin McClary）认为，MySpace 不应该试图与 Meta、TikTok 或 X 正面竞争。

“即使作为一个小众平台，它们也能获得成功并持续发展，”他说道，并认为它应该植根于2000年代的文化。

麦克拉里表示，充分利用 MySpace 的音乐特色可能是明智之举，从个人资料歌曲到2000年代主题的音乐节和周边商品。

他认为受众群体可能比以前用户更广泛，年轻一代会接受他们从未亲身经历过的2000年代初期美学风格。

麦克拉里说：“现在你会看到年轻一代购买老式傻瓜数位相机、MP3播放器，甚至是胶卷相机。他们显然对过去的东西很感兴趣。”

他表示，MySpace 可以透过成为一个植根于“特定时代”的平台来迎合用户对这种趋势日益增长的需求。他也指出，在其他平台上创作2000年代风格内容的创作者往往“受制于”演算法。

福克斯也认为差异化至关重要。

他指出，MySpace 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其他平台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功能上，例如 Reels 和短片。

她表示，可以添加一些流行的格式，但它们不应该定义这个平台。

她也看到了提供更和平体验的机会。她指出，如今的资讯流是“演算法驱动的人工智慧，无时无刻不在你眼前推送”。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一个能让用户拥有更多控制权或减少压力的平台，可能会脱颖而出。

对于像霍金斯和克里斯汀这样的粉丝来说，MySpace 的吸引力既有情感上的，也有实际意义上的。她们都表示，如果 MySpace 能保持最初的精神，她们会回归。

目前来看，它的回归主要是一种承诺——让人想起社群媒体还不太精致、更注重人情味的时代。

“你还会有那种感觉吗？”霍金斯说，“你还会觉得，‘天哪，有人爱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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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在夏天每天只需晒几分钟就够了，而另一些人则需要更长时间。

1923年，可可·香奈儿（Coco Chanel）地中海邮轮之旅归来时一身小麦色肌肤的照片，让晒黑和日光浴的风气流行开来。她的小麦色肌肤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也改变了西方人对阳光的态度。

从20世纪初到中期，日光疗法（heliotherapy）——即利用阳光进行治疗——曾被用于在疗养院治疗佝偻病（rickets）和肺结核（tuberculosis），“健康的小麦色肌肤”也曾被积极提倡。

一个世纪后，我们与阳光的关系变得复杂得多。过去50年间，皮肤癌发病率的上升促使医学界重新思考，公共卫生宣传也转向避免日晒，并大力推广使用防晒霜。过度日晒与皮肤癌风险之间的关联证据，至今仍然成立。

但近年来，所谓“适度”的日晒——即在正午时分进行有时间限制的短暂日晒——被发现对我们的心理健康、维生素D水平和免疫系统有益。研究还显示，它能降低某些癌症的风险，促进心血管健康，并改善认知能力和睡眠。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在获取益处的同时避开危害？我们到底需要多少阳光？

我们为什么需要阳光？

适度日晒有助于身体合成维生素D，而维生素D对骨骼健康和肌肉功能至关重要。一些研究显示，较高的维生素D水平与较低的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相关，也能降低罹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

阳光还能降低血压。当长波紫外线（UVA）照射到皮肤时，会触发一氧化氮的释放，使血管扩张。这能降低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风险。

一项对29,518名瑞典女性进行，为期20年的里程碑式研究发现，与日晒最多的组别相比，避开阳光的人全因死亡率是其两倍。相反，使用日光浴床则与总体死亡率和癌症死亡率上升相关。另一项2011年进行的瑞典研究发现，每月至少使用一次日光浴床、持续至少十年的女性，全因死亡率增加了90%。

澳洲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生理学教授丽贝卡·梅森（Prof Rebecca Mason）表示，保持充足的维生素D水平有助于“抑制炎症、应对入侵的病原体，并调节免疫系统，使其不会攻击自身的细胞”。

阳光已被证明能改善睡眠并提升认知健康。晨光中含有蓝光波长，会让大脑意识到现在是白天，从而增加皮质醇并抑制促进睡眠的荷尔蒙褪黑素。这让我们感觉更清醒、更有活力。更多接触日间光照可以改善认知表现、反应时间和记忆力。一项涉及超过36万名参与者的研究发现，日间日晒（特别是约1.5小时）与罹患失智症风险降低相关。

日晒还会提高大脑中化学信使血清素（serotonin）的水平，帮助我们感到更平静、更专注。研究显示，在阳光充足的病房中接受治疗的重度抑郁症患者康复得更快。与此同时，日光照射不足会增加出现抑郁症状、情绪低落和失眠的风险。

我们需要多少阳光？

虽然建议因年龄、地理位置和肤质而异，但专家通常建议短时间、高频率的日晒。

梅森表示，就维生素D合成而言，在“正午时分、少量多次”进行日晒最有效，因为此时中波紫外线（UVB）水平最高。

对于浅色皮肤的人，梅森建议每周大部分日子进行规律的短暂日晒，每次让手、手臂或腿部裸露几分钟即可。在紫外线极强的地区，则应改在上午中段或下午中段进行日晒。

深色皮肤的人可能需要明显更多的日晒，因为较高的黑色素水平意味着通过阳光合成维生素D需要更长时间。一项研究发现，在英国的春季和夏季，深棕色皮肤的人需要在正午日晒约25分钟，才能产生足够的维生素D。

梅森说，皮肤非常白皙、本人或家族有黑色素瘤病史，或身上痣很多的人，罹患皮肤癌的风险较高，需要采取更多防护措施。这同样适用于正在服用免疫抑制剂的人。

“他们仍然可以进行几分钟的日晒——但最好是在更短的时间内暴露更多皮肤，并且更频繁地进行，而不是在更长的时间内较少频率地进行，”她说。这种方式在接近正午时最有效，因为与一天中其他时段相比，此时UVB相对于UVA的比例更高。虽然UVB是导致皮肤癌的主要原因，但它对合成维生素D必不可少。在一天中较早或较晚的时段，你获得的UVB较少，却会暴露在相对更多有害的UVA之下——UVA与皮肤老化相关，也在皮肤癌的发展中起作用。

不过，梅森强调，在那之后，“他们需要仔细地遮盖好皮肤”。

在罕见情况下，例如白化病患者，可能完全不适合进行无防护的日晒。

在冬季，人们需要在户外待更长时间才能产生足够的维生素D，具体取决于皮肤暴露的面积以及你所在的位置。梅森说，在世界上某些地区，例如墨尔本和霍巴特，冬季的UVB不足以产生具有实际意义数量的维生素D。

“我们只需要少量到适量的日晒就能保持健康，”波士顿哈佛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和布莱根妇女医院（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医学教授乔安·曼森（Prof JoAnn Manson）说。曼森强调应避免长时间无防护的日晒，特别是在10:00至16:00之间，并补充说，无论是户外运动还是外出办事，偶然性的日晒都是有效的。

“日晒的利弊平衡因人们的肤质和肤色而异，”英国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皮肤病学与光生物学教授莱斯利·罗兹（Prof Lesley Rhodes）说。

研究显示，深色皮肤能更好地抵御紫外线引致的DNA损伤，而浅色皮肤即使在极低紫外线水平下也容易受损，这凸显了制定个性化日晒建议的必要性。深色皮肤的人黑色素水平较高，黑色素可作为抵御有害紫外线的天然屏障。

紫外线指数

紫外线指数（UV Index）衡量到达地面的紫外线辐射总量（包括UVA和UVB），以0（无光照）到11+（辐射极高）的等级表示。

但梅森表示，虽然你需要多少防晒保护取决于你的肤质和周围的紫外线强度，但所有人，包括深色皮肤的人，在阳光下都应该戴太阳眼镜。

澳洲和新西兰开创了全球先河，在2024年更新日晒指南时采用了更个性化的方法，根据肤质和皮肤癌风险将其人口分为三组。

过度日晒有哪些风险？

过度晒太阳并不会增加维生素D的产生，但会增加晒伤、色素沉着和早衰的风险，也是导致皮肤癌的主要原因。

在英国，一年内新确诊的黑色素瘤病例（最危险的皮肤癌类型）创下历史新高，首次突破两万例。非营利机构英国癌症研究中心（Cancer Research UK）表示，过度暴露于紫外线或使用日光浴床是部分原因，估计每10例病例中就有9例本可避免。皮肤癌也是美国最常见的癌症类型，今年美国预计将有11.2万人被确诊为侵袭性黑色素瘤。

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限制日晒至关重要，因为研究显示，一个人在生命最初20年所接受的日晒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罹患皮肤癌的可能性。（更多阅读：为什么仅靠防晒霜不足以防止晒伤）

过度日晒还会导致白内障。这种出现在眼睛晶状体上的混浊斑块通常可以通过手术轻松治疗，但如果不加处理，最终可能导致失明。医生建议人们佩戴UV400镜片的太阳眼镜，以保护眼睛免受有害光线伤害。

气候变化如何加剧日晒风险

气候变化会增加皮肤癌风险，因为更温暖的大气条件使更多太阳辐射到达地球表面。过去20年间，斯堪的纳维亚地区（Scandinavia）的黑色素瘤发病率以每年不到4%的幅度上升，这与该地区更频繁的热浪和更长的夏季直接相关。生活在以往较凉爽地区的人也不习惯采取防护措施，例如戴帽子、穿防晒衣物和涂防晒霜。

如果日晒不足会怎样？

罗兹说，如果你生活在阳光稀少的地方，你很可能会出现维生素D水平偏低的情况，尤其是在冬季。深色皮肤、接触户外机会有限、有光敏感问题或遮盖皮肤的人，都面临维生素D缺乏的风险。

长期缺乏维生素D可导致骨骼畸形，例如佝偻病或骨软化症。佝偻病最初在17世纪的英国作为城市流行病出现，当时煤炭的大量使用让伦敦等城市烟雾瀰漫，阻挡了紫外线到达皮肤。

不过，维生素D缺乏可以通过补充剂轻松纠正。而围绕所有成年人是否需要服用维生素D补充剂的争论，则更具争议性。补充剂的建议因年龄和各国具体指南而异。（更多阅读：每个人都应该服用维生素D吗？）

在一些冬季日照有限的国家，例如美国和加拿大，在蘑菇、谷物食品和乳制品等食品中添加维生素D是常见做法。

专家警告，切勿摄入过量维生素D。每日摄入超过4,000国际单位（100微克）被广泛认为是有害的，因为这可能导致高钙血症，从而削弱骨骼，并损害肾脏和心脏。

在可可·香奈儿引领晒黑风潮一个世纪后，我们对阳光利弊的理解，已被不断演变的健康建议和防晒宣传所塑造。

正如梅森所强调的，少量多次是最佳方式。通过优先选择正午时分短暂而频繁的日晒、采取防护措施，并避免长时间日晒——尤其是在一天中日晒最强的时段——我们既能获取阳光的益处，又能将晒伤和皮肤癌的风险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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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和阿曼均表示，关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Strait of Hormuz，荷莫兹海峡）交通的新安排的谈判进展“积极”，目前已进入后期阶段，这使得人们希望恢复航运交通。

近几日，谈判的重点是开辟一条可能的新航线，伊朗和阿曼将分担这条航线的责任。

但随着乐观情绪升温，伊朗公开列出了一系列要求，表示美国必须予以满足，伊朗才会重新开放这条至关重要的水道。其中许多要求远远超出了伊朗和美国6月17日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内容，而另一些要求则重申了先前的诉求，但现在将其与重新开放水道挂钩。

那么这些条件是什么？美国能够满足这些条件吗？

在官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IRIB）播发的声明中，前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现任最高领袖顾问穆罕默德·巴格尔·佐勒加德尔（Mohammad Bagher Zolghadr）警告称，美国必须“纠正”其行为，并满足一系列要求。

声明指出，“纠正行为”意味着：

1. 绝不以任何言语威胁伊朗，也绝不侮辱这个国家的神圣之物

伊朗表示，美国必须停止威胁伊朗，并保证此类威胁不会再发生。这主要是一项政治和安全诉求。虽然停火协议隐含着双方克制的前提，但公开要求美国保证不再威胁未来，似乎是一项更广泛的战略条件，而非先前公布的临时协议条款中明确包含的内容。

2. 永远停止对伊朗及其在黎巴嫩、巴勒斯坦、也门和伊拉克的盟友的战争和侵略

伊朗坚持要求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不仅是针对伊朗的行动，还有针对其在黎巴嫩、巴勒斯坦、也门和伊拉克的盟友和伙伴组织。 6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提到“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这明确了其他国家，并实际上寻求更广泛的区域安全保障。

3.解除海上封锁，并从伊朗周边撤出其部队（海军和空军）

根据6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本应在30天内结束封锁，但这与重新开放海峡并没有直接联系。

4. 对伊朗在两次侵略战争中遭受的损失支付全额赔偿

这指的是2025年的12天战争以及最近发生的战争。先前预计，在6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之后，赔偿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进行谈判。然而，现在德黑兰公开将赔偿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直接挂钩。

5. 解除对伊朗人民“残酷和非法”的制裁

制裁解除时间表原本就被认为是最终解决方案谈判的一部分。因此，伊朗在此并未提出一个全新的问题。真正的新情况在于，伊朗坚持将制裁解除与海峡重新开放明确挂钩。

6. 无条件释放被冻结和被盗的伊朗人民资产

这并非一项新诉求。此前，人们就曾讨论过解冻被冻结或扣押的海外资产的问题。

这六项条件扩大了伊朗目前所说的重新开放海峡必须满足的条件。

BBC中东分析师塞巴斯蒂安·厄舍尔（Sebastian Usher）表示，这标志着伊朗立场的强硬：“这些条件一直存在于谅解备忘录框架协议中⋯⋯但其时机和机制似乎大不相同。”他说，德黑兰可能觉得自己更有优势，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仍然关闭”。

然而，美国外交政策智库昆西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执行副总裁特里塔·帕尔西（Trita Parsi）在接受BBC国际部电台《周末》节目（Weekend, BBC World Service）采访时表示，他相信伊朗人自己也知道这些立场是夸大的，他们很可能会放弃这些立场。

他说：“公开场合的要价并不一定反映在谈判桌上。”

帕尔西也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谈判策略：“他们很可能只是想拖延这个过程。”他说，伊朗政权中的许多强硬派人士认为，伊朗在6月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速度太快了。

然后，该协议仅维持了几天就破裂了，双方在协议签署几天后就再次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攻击。

帕尔西表示，伊朗国内一些人认为，如果伊朗将谈判拖延更久——进一步推高油价，从而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特朗普总统（Donald Trump；川普）或许就不会如此迅速地下令打击伊朗目标。显然，伊朗不愿重蹈覆辙，再次犯下这样的“错误”。

尽管如此，他仍然预测，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可能很快就会达成。

那些等待轮船或关注油价的人都会希望他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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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因清洁与保安工作，街头艺术家班克斯（Banksy；班克西）的三件艺术作品已花费纳税人近 15 万英镑（20.2万美元；136.5万元人民币；653.1万元新台币），预计费用还会增加。

最大的一笔单项支出与 2025 年 9 月在皇家司法院（Royal Courts of Justice；高等法院及上诉法院）绘制的一幅壁画有关，迄今为止，移除工作和保安费用已超过 8.5万英镑。

英国司法部表示，他们已花费5万英镑，试图清除位于凯里街这座二级历史建筑外墙上的壁画。此外还花费了3.53万英镑用于加班费和保安费用。

这笔支出是透过《资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申请向BBC披露，可能会再次引发关于班克斯的作品是破坏行为还是有价值的公共艺术的争论。

班克斯于1990年代从布里斯托（Bristol）的涂鸦界崭露头角，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街头艺术家之一，他以壁画和装置艺术而闻名，这些作品经常一夜之间出现，并吸引大量人群。

最新的费用与一幅壁画有关，该壁画描绘了一名戴着假发的法官用法槌殴打一名抗议者，该壁画于2025年9月8日出现在伦敦皇家司法院。

班克斯将这张图发布在他的网站和 Instagram 帐号上，声称这是他自己的作品。

皇家法院使费不断攀升

英国皇家法院和审裁处服务局（HM Courts and Tribunals Service, HMCTS）的一位发言人表示：“皇家司法院是一座列入保护名录的建筑，HMCTS有义务维护其原有特色。”

伦敦都会警察（Metropolitan Police；大伦敦警察厅／苏格兰场）证实：“（2025年）9月8日星期一，警方接获报案称皇家司法院侧面遭到刑事破坏。”

“目前尚未有人被捕，调查仍在进行中。”

法院工作人员封锁了现场并安排了警戒人员。清除壁画的工作随即展开。

但他竟然在历史悠久的法院大楼上作画，引发了争议。

在野保守党影子司法大臣尼克·提莫西（Nick Timothy）表示：“令人愤慨的是，纳税人的数万英镑——甚至可能更多——将不得不用来清理班克斯留下的烂摊子，而班克斯似乎认为他有权肆意破坏公共建筑而不受惩罚。”

“我们的法院是国家正义和法治的象征。”

“应该制止班克斯的破坏行为，并让他承担给他人造成的损失。”

然而，艺术评论家埃斯特尔·洛瓦特（Estelle Lovatt）为班克斯的作品辩护，并指出这对旅游业的好处：“有些人参观白金汉宫（Buckingham Palace），有些人参观班克斯的艺术作品。”

“他的作品能将人们团结起来，而政治却能将我们分裂。他就像吹笛人或城镇公告员一样。”

“如果你的建筑上出现了一幅壁画，可能会引来很多人围观，这可能会让人感到害怕，但他让艺术变得平易近人，因为画廊不收取门票。”

这并非班克斯第一次在受保护的建筑物上作画。

他在布里斯托的早期作品包括一幅在乔治亚风格房屋上的壁画，画中描绘了一个男人从窗户上吊下来。

最初尝试清除油漆并未完全成功，因此承包商得在现场使用“雷射技术”。

伦敦西敏市议会（Westminster City Council）将检查法院的外墙，如果认为清除工作不彻底，则必须采用另一种清洁方法。

作为最后手段，可能需要拆除并更换受损的石砌结构。

有关方面已提交一份登录建筑许可（Listed Building Consent, LBC）申请，以便在班克斯涂鸦的那面墙上安装栏杆。

如果获得批准，安装护栏所需费用目前尚不清楚。

“旧债未清”

这幅法院壁画并非班克斯首幅造成公共机构损失的作品。

今年4月，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附近的滑铁卢广场（Waterloo Place）出现了一座手持旗帜的男子雕像。

旗帜遮住了男人的脸，他似乎即将从基座上跌落。

班克斯在 Instagram 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展示了这件夜间装置艺术作品，并声称对此事负责。

拥有这块土地的西敏市议会表示，他们事先对这座雕像毫不知情。

当局表示，他们已花费近6万英镑用于安全屏障、行政管理以及支付保安人员看守的费用。

针对一项资讯自由请求，西敏市议会表示：“该雕像的所有权现在归土地所有者市议会所有。”

“市议会已通知该艺术家的经纪人，正在审查短期、中期和长期方案。”

BBC已要求对此声明做出进一步澄清。

2024年8月，班克斯在伦敦金融城警察局（City of London Police）的一个岗亭（sentry box）上画了一些食人鱼。

该哨岗安装于1990年代，是爱尔兰共和军（IRA）袭击伦敦金融城后采取的安保措施之一。

班克斯在岗亭上作画后，岗亭被拆除，花费了2200英镑，再也没有被替换。

它已被存放起来，将于11月伦敦博物馆（London Museum）重新开放时展出。

这些作品提醒人们，班克斯在布里斯托成名30多年后，其影响力依然不减。在布里斯托，他留下的壁画至今仍是该市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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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波特》（Harry Potter）书迷与影迷成功促使一条耗资数亿英镑、连接英国与爱尔兰的电力联网改道，此前他们投诉该工程将干扰小精灵多比（Dobby）的“纪念碑”。

价值4.3亿英镑（5.8亿美元；39.3亿元人民币；188.5亿元新台币）的 Greenlink 电力互联项目，透过一条长125英里（201公里）的电缆，将英国国家电网与爱尔兰连接起来，路线介乎爱尔兰共和国韦克斯福德郡（County Wexford）与威尔士彭布罗克郡淡水西湾（Freshwater West, Pembrokeshire）之间。淡水西湾是《哈利波特》电影中虚构角色多比之死场景的拍摄地点。

项目经理西蒙·勒德拉姆（Simon Ludlam）在《能源革命播客》（The Energy Revolution Podcast）中表示，该电缆原本“将直接穿过”这处纪念地，之后粉丝开始向其公司致电，“打来数以百计的电话”。

他说：“事实上，我们相当接近一些真正的青铜时代（Bronze Age）遗址，但我们避开了多比的墓地。”

创办了埃契亚能源公司（Etchea Energy）的勒德拉姆表示，一次有关该项目的BBC新闻采访在粉丝得知计划内容的风声后，演变成一场公关噩梦。

他在播客中表示，在那次录影采访期间，他曾指出电缆将铺设于地下的位置，并说：“我们拍完那个镜头后，我就回到伦敦，之后几星期节目播出了。”

“然后我们收到数以百计的电话，我是说数以百计的电话。”

他表示，一名同事告诉他来电内容，指“据说我们将直接穿过多比的墓地”。

“我说：‘多比？多比是谁？我不认识多比。’”

“我说：‘他是一本虚构小说中的虚构角色，整件事都是虚构的，你们在说什么？’”

“（那名同事）说：‘不，这件事非常、非常严重。’”

勒德拉姆表示，之后他与规划人员讨论“究竟应如何重新规划电缆路线，以避免接近多比的墓地”。

他补充说：“很多人对此感到非常高兴，而项目现在正推进中，多比也很高兴。”

电缆所接近的青铜时代遗址曾在彭布罗克郡议会有关该电力互联项目的规划文件中被提及。

文件指出，在地下电缆路线附近挖掘的考古探坑“发现了一个倒置陶器容器的边缘，其材质显示这可能是一个约公元前1700年至前1500年的青铜时代领圈式骨灰瓮，通常与人类埋葬有关”。

这并非多比墓地首次逃过拆迁厄运。

2022年，英国国民信托（National Trust）在完成咨询后，同意让该纪念地保留，但呼吁游客不要留下纪念品。

由于该海滩的生态环境敏感，粉丝被要求不要在这座由鹅卵石堆砌、并写有留言的模拟墓地上留下袜子。

台风白海豚在中国东部登陆之际，当局从上海等地疏散逾百万名居民。

气象部门表示，白海豚台风于当地时间星期天（8月9日）17:30（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9:30）在浙江省玉环市第一次登陆，最大风速达每小时151.2公里——几乎刷新两周前台风红霞时速162公里纪录——约一小时后又在温州市再次登陆。

台风导致区内交通停顿，单是上海星期一（10日）便有1000班航班取消。

中国当局早前已就白海豚台风发出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但到星期一早上已将其下调为热带风暴。

风暴正向中国内陆移动，当局仍警告直至星期三（12日）将持续出现暴雨、严重水浸及山泥倾泻风险。

预计星期一山东、河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各省及上海市将有强降雨。

地方政府已呼吁民众避免户外活动，多个主要旅游景点仍然关闭，包括上海迪士尼乐园和乐高乐园的部分区域，以及外滩多个观景平台。

官方媒体片段显示，深受游客欢迎的上海昔日法租界徐汇区周边有地舖商户遭洪水淹浸，民众在没及脚踝的积水中步行。

多家官媒报导，浙江温岭一名九岁男童被卷入大海后失踪。中国官方未有通报任何伤亡。

气象预报员表示，浙江部分地区未来数日的降雨量可能达250毫米至500毫米。

在浙江省省会杭州，当局已豁免所有公共停车位收费，供在强风和洪水期间寻求避难的司机使用。

在省内其他地区，温州当局已转移约90万名居民，并开放逾1000个紧急避难所；而台州市则约有39万人撤离家园。

在沿海的福建省，海事部门已暂停数十条客运渡轮航线，并叫停逾100个离岸建设项目。

据官方中国中央电视台报导，白海豚在登陆前移动距离长达6000公里，显示其生命周期超过一般台风平均水平的三倍。

央视报导又指，该风暴环流范围庞大，并具有强大的降雨能力。

有关这场风暴的不实资讯显然在中国互联网迅速传播，官媒报导称已有两人因散播相关内容被拘留。

其中一名60岁男子利用人工智能制作虚假影片，声称有人在风暴期间从上海一栋建筑物堕下。

另一名32岁男子则重新剪辑其他社交媒体用户发布的风暴片段，而其呈现方式被认为具有误导性。

白海豚台风在吹袭中国之前，曾为菲律宾、台湾北部部分地区及日本冲绳岛带来暴雨。

菲律宾民防办公室表示，受白海豚台风及本周较早前风暴带来的季风豪雨影响，当地已有八人死亡。全国有逾7000人在疏散中心暂避。

在日本冲绳，县政府表示有五名长者受伤，但没有生命危险。当中三人因强风而跌倒。

与此同时，在香港，天文台星期天录得摄氏36.9度的历来最高气温纪录，当时台风为这座城市带来暖空气。

西北太平洋的台风季通常介乎5月至10月，其间台风较为常见。

今年是强厄尔尼诺（El Niño）年，专家表示这意味台风可能发展得更加猛烈。

补充报导：BBC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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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沃德茨基（Ben Wodecki）习惯了环游世界，也习惯了看到航空公司机组人员的工作。

但在6月飞往拉斯维加斯时，这位科技记者看到了从未见过的景象：神色担忧的机组人员冲到飞机尾部。“他们眼中闪过一丝恐惧，神情凝重。这不仅仅是有人生病那么简单，而是某种影响到他们自身的事情。”

随着浓烟升起，惊慌失措的乘客从飞机后方涌出。真相大白了，一名乘客在飞行途中使用电池组，电池组过热后起火，引燃了座椅。

沃德茨基说，机组人员将装置放入一个装满水的容器中。他解释说，随后飞机“快速而有力地”降落在拉斯维加斯的哈里·里德国际机场（Harry Reid International Airport, Las Vegas），消防人员在跑道上迎接了飞机。

例常飞行以戏剧性的方式结束——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乘客们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强烈地听到关于携带由电池供电设备——特别是锂电池——上飞机的危险性警告。

其中包括警告乘客不要试图取出滑入座位的设备，并恳请乘客不要将锂电池设备放在托运行李中。

据英国民航局（Civil Aviation Authority, CAA）的乔纳森·尼科尔森（Jonathan Nicholson）称，对于航空业而言，锂离子电池“即使不是头号风险，也是近年来排名前三的风险之一”。

他补充说，美国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全球每周有两起与锂离子电池相关的事故影响整个产业。这些事故包括乘客事后才发现自己把设备遗留在托运行李中，以及设备在机场行李提取大厅或飞机上冒烟或起火等情况。

但后果可能更加极端。 2025年1月，一架釜山航空的飞机在韩国金海机场停机坪上被摧毁，调查人员得出结论，罪魁祸首是遗留在头顶行李舱内的移动电源电池组。

这促使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发起了一项全球运动，鼓励乘客“带着锂电池，聪明出行”（Travel Smart with Lithium Batteries）。

尼科尔森解释说，飞行本身并不会使锂离子电池技术更加危险。相反，他表示，“在3.2万英尺（9600米）高的飞机客舱内处理锂离子电池问题要困难得多”。

尼科尔森表示，锂电池相关事故的普遍性归因于“更多的人、更多的航班、更多的设备”。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US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FAA）表示，电池安全是首要任务。其数据显示，“已确认的事故数量持续增加”，截至7月15日，今年已确认发生51起事故。

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专门研究电池技术的首席工程师皮埃尔·库比亚克（Pierre Kubiak）补充说，虽然手机、移动电源、平板电脑和笔记型电脑是人们带上飞机的最明显的便携式设备，但智慧手表、智慧眼镜和电子烟也越来越常见。

“锂本身不会燃烧，燃烧的是其中的有机材料和塑料，”他解释说。 “关键是它会迅速升温，温度非常非常高。我的意思是，温度会很快超过摄氏700到1000度。”

大约十年前发生的一系列手机起火事件，让锂离子电池的危险性真正进入了公众的意识。

库比亚克表示，这源自于设计缺陷，制造商此后已解决了这些问题。他还补充说，韩国在该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但要控制来自东亚的廉价电池组、电子烟和其他品质控制堪忧的电子设备的泛滥却并非易事。“价格决定一切，”他说。此外，他还补充说，乘客们常常因为使用不合适的充电线和疏于保养设备而加剧了这个问题。

这使得航空公司别无选择，只能重申警告，并坚持采用行之有效的方法，确保员工接受过培训，能够在事件发生时迅速处理。

英国民航局的尼科尔森表示，“最重要的是用水浸泡冷却”，尽管一些航空公司确实使用了专门的密封装置。但也因此，这些装置必须放在客舱内，而不是头顶行李架上，更不能放在货舱里。

尼科尔森补充说，顾客似乎都能很好地接受这些警告和限制。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往往不了解有多少设备依赖锂离子电池技术。

库比亚克补充说，目前还没有经济上可以取代锂电池技术的方法。科技和个人设备产业对这项技术投入巨大。

库比亚克表示，钠离子电池也是一种替代方案，但目前这项技术的成本是锂电池的两倍。 “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解决方案，也是我们必须采取的社会解决方案。”

他建议应该更加重视现有技术的安全保障。 “我们并不一定希望禁止所有飞机使用电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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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西部偏远地区发生大火，并快速蔓延，自周五首次发现以来面积已翻了一番，数千人被迫逃离家园，当局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据卑诗省野火服务处称，鲍德山脉（The Bald Range）大火目前已蔓延至卑诗省萨默兰、皮奇兰及其他地区，过火面积超过 39 平方英里（103 平方公里）。

卑诗省省长戴维·艾比（David Eby）周六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一名消防官员将这场火灾比作“炸弹爆炸”。

艾比说，火焰非常高，甚至形成了自身的天气系统，产生了闪电。

“房屋被摧毁，财产被摧毁。由于情况变化太快，有些人被困，需要救援，”省长说。

紧急状态赋予省政府特殊权力，包括旅行限制和物资供应保护，以防止哄抬物价，以及额外的资源来协调救援工作。

根据 2021 年人口普查，萨默兰市（Summerland）人口约 12,000 人，而皮奇兰市（Peachland）约有 6,500 名居民。

据官员解释，鲍德山脉野火引发了今年夏天最大规模的疏散事件，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已有超过 2 万人撤离家园。

“很多农场都受到了影响。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建筑物被摧毁。他们仍在全力扑救这场大火，”萨默兰市长道格·霍姆斯（Doug Holmes）告诉路透社。

“我们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他补充说。

事实上，根据卑诗省公共医疗机构 Interior Health 称，数百名居住在萨默兰护理机构（包括老年公寓）的居民正在被转移到更安全的地区。

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建筑物在火灾中被摧毁。 附近的奥肯那根（Okanagan、皮奇兰和奥肯那根-西米尔卡明（Okanagan-Similkameen）地区也发布了疏散令，部分地区也发布了疏散警报。

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报道称，奥肯那根地区有许多马匹，居民一直在努力将它们疏散。

当地居民告诉加拿大广播公司，一些无法转移动物的居民敞开大门，希望动物们能自己找到安全的地方。

据该媒体报道，一些主人也会在宠物身上画上标记，以便日后更容易辨认。

今年夏天，加拿大各地发生了数百起野火，光是7月份安大略省就有近200起野火燃烧，导致多伦多的空气品质在几天内达到世界上最糟糕的水平之一。

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飘到了美国部分地区，包括明尼苏达州和纽约州，导致美国总统特朗普（川普）威胁要对美国的北方邻国加征新的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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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今年5月访问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后，美中双方定调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图在竞争中寻找可控互动，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

然而，短短数月内，特朗普在全国电视演说中突然重提“中国干预美国大选”指控；美国随后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经济体加征新的301条款关税（中国税率达12.5%），立即引发北京强烈不满与反击。

这些举措背后，双方各自打着什么算盘？

多名接受BBC中文访问的学者认为，目前双方仍在“管理竞争”的框架内互相试探，真正的考验将是预计9月举行的特习会。

五月后的起伏：从“战略稳定”到相互试探

自五月来，美中互动似乎呈现“一边推进合作、一边施压”的双轨模式。

两国高层沟通并未中断。中国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卢比欧（Marco Rubio）在马尼拉举行约90分钟会谈，双方形容为“务实、积极、建设性”。王毅甚至称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此外，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访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访华等接触也密集展开。

与此同时，摩擦并未停止。

特朗普公开指控北京长期介入美国选举，中国外交部即刻反驳，并要求华府“停止无端抹黑”。

7月下旬，美国宣布新一轮301关税后，北京谴责有关措施为单边行为，但并未立即采取报复，而是重申自身立场与政策底线。

台湾议题同样持续牵动双边关系。

特习会后，美国暂缓一笔对台超过百亿美元的重要军售，台湾立法院在野党同时又一次封杀对美采购无人机预算。

上周，美国在臺协会（AIT）刊登一则消息，被认为是首度美官方公开台湾海巡署船舰与美国海岸防卫队船的合影，并称“支持台湾在海事执法交流等全球议题上做出实质贡献”。台湾政治评论者邹景雯称“这绝对是第一岛链区域的再一件大事。”

整体而言，5月会谈后，美中一方面维持高层沟通、经贸与执法合作有进展，另一方面就台湾、关税与南海问题仍不断有所过招甚至摩擦。

专家：双方仍在管理竞争

美国智库太平洋论坛（Pacific Forum）兼任研究员蓝若思（Elizabeth Larus）向BBC中文表示，特朗普向习近平发出了模稜两可的讯号。

她指出，一方面，美方对中国在乌克兰与伊朗战场上的军事支持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却愿意讨论向中国出售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

她还说，特朗普也没有明确回应中国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台湾周边与南海的挑战。

“如果美国将中国视为安全威胁，则需要采取更强硬的军事手段。”她说。

不过，美国布鲁斯金学位秦江南（Jonathan Czin）近日在《外交事务》撰文称，美中目前的状态，与其称为“稳定关系”，不如形容为“相互保证的干扰”（mutually assured disruption）。

他指出，特朗普将美国带回中东的泥沼当中，使得北京得以透过经济及军事等优势，好整以暇地面对分身乏术的华盛顿。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苏利文教授（Jonathan Sullivan）亦持相似看法。

他认为，特朗普在北京会谈时已处于相对弱势，“现在情况更糟了”。他指出，特朗普正在输掉一场战争，更糟的是美国根本无法从中东抽身。

“明显地，北京乐于看着特朗普尽全力加速美国的衰落，以及削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敌人正在犯错时，就别去打扰他。”

不过，新加坡独立国际关系评论员邓铭杰则提醒，不宜将局势简化为“美国分心、中国得利”。

他指出，中国经济正在放缓，北京并非单纯受益，而是以克制态度管理风险。

他还说，北京的回应并非被动，而是精准地告诉华盛顿红线所在，并选择在红线尚未被跨越时不升级，反映出其在制约下仍能以纪律管理关系的能力。

九月特习会将谈什么？

多名学者认为，若9月特习再次会晤，预计重点将是“管理竞争”，而非“解决问题”。

邓铭杰认为，习近平的优先事项是“争取时间”，包括延长休战、在对台军售上克制，以及在晶片议题上争取喘息空间。

“双方都宁愿握着最强的牌，而非打出去，因此才会出现休战与对话机制，而非真正解决。”他说。

蓝若思教授则预计，特朗普可能提出中国增加采购数十亿美元美国农产品（除2025年10月作出的购买大豆承诺外）、放宽对辉达（Nvidia 英伟达）高端晶片的限制、 人工智慧议题，以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行等议题。两人也可能讨论彼此加征高额贸易关税。

蓝若思还说，特朗普可能再次提到释放黎智英，以及中国在伊朗问题上的角色。

专家一致认为，台湾问题仍是美中关系的核心。只要特朗普不批准对台军售，不直接触碰台湾问题，关税或AI晶片的问题，都不会让习近平九月访美的计划生变。

“但特朗普需要一些东西，中国也想要得到些什么，例如美国公开表态反对台湾独立。”苏利文说。

对台湾来说，邓铭杰强调，美国对台军售案每多一个月未签署，台湾就多停滞一个月。他认为，更大的问题不是这笔军售案本身，而是它所立下的先例，台北需要有自己的战略应对。

苏利文则表示，美台战略利益仍高度重叠，目前尚未到需要恐慌的程度。

“现在也很难做更多推测，因为六周左右的时间，在‘特朗普时间单位’里简直可以是‘永恒’。”

在现代战争中，环绕地球运行的人造卫星几乎未曾受到波及；但到了21世纪，太空或许已不再是安全的避风港。

2022年2月24日凌晨约3时，乌克兰及中欧数以千计的卫星数据机突然断线。数小时后，俄罗斯正式入侵乌克兰。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航空航天安全项目主任卡丽·宾根（Kari Bingen）说：“俄乌战争打响的第一击，不是坦克驶进乌克兰，而是针对一套商业卫星系统发动网络攻击，后来被认定是俄罗斯政府所为。”

“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们想削弱乌克兰军方和政府的通讯能力。”

现代战争的第一枪，可能不再是步枪或导弹，而是一行针对地球轨道卫星的恶意程式码。

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在陆地、空中、海底互相对峙，同时亦在鲜为人知的太空展开角力。如今，太空轨道上的紧张局势再次升温，而且已公开展现在世人眼前。

这次的赌注十分庞大，因为全球价值6,260亿美元（约4,790亿英镑）的太空经济，都可能受到威胁。

今年2月初，有消息披露，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两枚俄罗斯卫星很可能已截取至少12枚欧洲卫星的通讯。这些拦截行动可能令俄罗斯情报部门读取卫星传送的敏感资料，甚至理论上有机会夺取卫星控制权。

过去数年间，地面望远镜和轨道摄影机多次发现两枚俄罗斯人造卫星“Luch-1”和“Luch-2”在轨道上作出多次可疑机动。

其中，它们曾多次逼近欧洲一些最重要、虽然已服役多年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包括“Intelsat 39”。

这类卫星运行于距离地球极高的轨道，因此看起来仿佛一直悬停在地球表面同一位置上空。这样的轨道位置使它们成为通讯、导航及军事用途的理想平台，同时也令它们成为潜在敌对势力极具价值的攻击目标。

西方国家如今正制订应对方案，以防日后与俄罗斯等强权发生冲突时遭受类似攻击。

法国卫星追踪公司Aldoria高级轨道分析师诺伯特·普赞（Norbert Pouzin）表示：“当一枚卫星非常接近另一枚卫星时，就像一场心理战：究竟谁先动手？另一方又会如何回应？”

这种互相试探的行动，被形容为太空版的“缠斗”（dogfight），只是战场已由天空移到太空。

这些行动似乎是俄罗斯混合战策略向太空延伸的一部分。混合战包括利用非军事手段，例如干扰通讯系统，以削弱对手。

俄罗斯认为卫星是美国及其盟友的“阿基里斯之踵”，因为西方已高度依赖卫星运作。一旦成功干扰卫星，无论民用还是军事基础设施，都可能受到重大打击。

英国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RUSI）太空战专家朱莉安娜．苏斯（Juliana Suess）说：“无论是在太空还是在地面，俄罗斯一直都有这种行为。”

“我们不断看到他们测试界线，例如无人机闯入波兰领空，或俄罗斯卫星逼近其他通讯卫星，不论那些卫星属于西方政府还是商业公司。这种情况我们已经看了超过十年。”

自冷战以来，各国一直发展“反太空武器”，目的在于摧毁、干扰或削弱卫星及其他太空基础设施，以取得军事优势。

这些武器形式繁多，包括像上述攻击般的网络武器，也包括干扰及伪装卫星讯号，更有听起来充满科幻色彩的雷射武器及电磁脉冲（EMP）。

这些武器可由地面、空中，甚至由另一枚靠近目标的卫星发射，用来瘫痪或摧毁卫星。

此外，还有动能武器，例如由地面或空中发射的导弹，又或由另一艘太空飞行器射出的飞镖状弹体，同样足以摧毁卫星。

宾根表示：“针对卫星的网络攻击已经司空见惯；电子战，包括干扰和伪装讯号，在乌克兰战场极为普遍；中国亦在区内部署了大量干扰设备，配合部队使用。”

“伊朗也部署了干扰器。坦白说，现在甚至可以在eBay买到低功率GPS干扰器。”

一些国家更曾测试真正的太空武器，例如利用导弹击毁轨道上的卫星。

宾根指出，美苏早于冷战时期已开始发展这类技术，而中国2007年的反卫星导弹试验则改变了整个局势。当时，中国击毁一枚已退役的气象卫星，产生数千块太空碎片，预计其中不少将在轨道停留长达70年。

2008年，美国公开执行名为“焦霜行动”（Operation Burnt Frost）的任务。

宾根表示：“美国利用军舰发射的导弹防御拦截器，击落一枚发生故障的美国卫星。”她说，这项行动是出于安全考量。

其他国家也加入了太空武器竞赛。印度展示了利用导弹防御拦截器摧毁卫星的能力，与美国及中国相若。

宾根补充：“俄罗斯最近一次是在2021年11月，也就是入侵乌克兰前三个月。那是在向我们发出讯号？还是纯粹军方测试？”

普赞指出，美国官员曾推测，俄罗斯测试过某种“共轨武器”，即由卫星发射的某种子弹，而非发射另一枚卫星。不过，俄方否认有关指控。

动能武器造成的大量太空碎片，可在轨道停留多年，令人忧虑出现“凯斯勒效应”，即太空碎片互相碰撞，不断产生更多碎片。

苏斯认为，这种科技的测试背后可能有更黑暗的目的。

“他们（俄罗斯及中国）知道，我们正监视这些太空资产，也知道我们看得到它们逼近其他卫星。”

“所以，他们是在展示能力，令我们知道，没有任何领域是真正安全的，太空也不例外。”

宾根则说：“最大的问题永远是：他们究竟想做什么？是在向我们示威？测试技术、作战程序和战术？还是在收集情报，为真正动手那一天做准备？我们不知道。因此，我们只能按最坏情况作准备。”

至少，在俄乌战争爆发前，专家一直都在问这些问题。

太空核武

2022年，即入侵乌克兰前数周，俄罗斯发射“Cosmos 2553”卫星。

两年后，美国表示，这枚卫星可能属于俄罗斯研发太空核武计划的一部分。外界相信，这种武器可用来摧毁整个卫星网络，例如一直支援乌克兰抗俄的SpaceX“星链”（Starlink）系统。

俄罗斯否认有关指控。

事实上，把核武部署到太空并非天方夜谭。

1962年，美国曾在太空引爆核弹，测试是否会产生电磁脉冲。电磁脉冲可令电子设备失效、干扰无线电通讯，甚至形成人工辐射带，瘫痪卫星。

这项名为“Starfish Prime”的试验，确实产生远超预期的电磁脉冲，导致数枚卫星在其后数日及数月内失效。

其后，美苏都曾进行规模较小的相关试验。1964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正式禁止在太空进行核试验。

苏斯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资讯，现时轨道上并没有携带核武的卫星。”

“但要制造一枚，我相信任何拥有核能力的国家都做得到。”

那么，俄罗斯真的会部署吗？

即使真的建成，苏斯认为俄方真正使用的可能性仍然很低。

她指出，俄罗斯盟友中国如今对太空技术的依赖程度亦愈来愈高，几乎追上美国，“对俄罗斯而言，只有在最后关头才有可能动用。”

这类爆炸产生的碎片，甚至可能引发“凯斯勒效应”。苏斯解释，爆炸造成的辐射，或会意外令人类在数月甚至数年内无法进入太空。

未来的反太空武器又会如何发展？

普赞说：“我们知道，中国的太空计划正快速推进，新技术及新硬件的研发和测试速度都很快。”

他指出，从西方政府近年资助的研究可见，大量资金正投放于研发小型“守护者卫星”。

这类卫星可保护极具价值而又脆弱的重要卫星，亦可派往检查其他卫星。

日本、法国、印度及德国均已表示，计划建造或已开始建造这类“保镳卫星”。

宾根则指出：“任何拥有导弹、掌握基本轨道定位资讯，又知道卫星沿固定轨迹运行的国家，例如伊朗或朝鲜，都有能力发射导弹拦截卫星。”

不过，即使击落一枚甚至数枚像星链这样的大型卫星星座中的卫星，也未必足以瘫痪整个网络。

这并不代表核武器是唯一可行的选项。

另一个构想，是利用935个由无人机、气球或飞机搭载、同步运作的小型干扰器。中国一项研究指出，这些干扰器可组成一道电磁屏障，覆盖约相当于台湾面积的范围，足以阻断星链的讯号。

苏斯说：“太空强权因误判而引发危机的风险，只会愈来愈高。如果有卫星突然解体，而附近刚好有一枚可疑卫星，人们势必会问：这究竟是一次蓄意、恶意的干预，还是一场意外？”

我们使用了人工智慧协助翻译这篇文章，它的原文是英文。在发布之前，BBC记者检查了翻译的内容。

按此了解我们如何使用人工智慧。

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本月稍早在宾夕法尼亚州国防与创新峰会上台时，身旁有美国几家最大国防企业总裁簇拥，他心中只有一个讯息：制造更多武器，而且要更快。

“我们拥有世界最好的品质，”特朗普告诉聚集在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的武器制造商，身旁有“战争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但我们需要一点速度。”

白宫将这次峰会定位为振兴美国工业、强化美军作战能力的双管齐下策略，用赫格塞斯的话说，就是打造“自由兵工厂”。

然而，几乎没人提及的是，今年稍早在“史诗之怒行动”（Operation Epic Fury）期间，以及之后持续的相互打击中，美军在伊朗近40天的激烈作战中，消耗了大量精密且难以制造的武器。美国迄今表示，这场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2538亿元人民币；1.21兆元新台币），其中绝大部分花在弹药上。

到4月8日脆弱的停火生效时，根据白宫说法，美军已打击伊朗境内超过1.3万个目标。同期，美国防空系统拦截了超过1700架伊朗无人机与弹道导弹。

如今，美国已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谈判进行。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一篇报导指出，特朗普被建议搁置升级冲突的计画，因为这会进一步耗尽美国的库存。周一（7月27日），特朗普驳斥有军火短缺问题，他向《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说：“我们拥有的弹药远多于世界上任何人，而且远多于我们所需。”

这在美国政府内部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是敏感议题。

上个月，当被追问此事时，赫格塞斯也否认弹药库存正在减少。

但他的立场似乎已有所改变。

上周，他向参议院拨款委员会表示，五角大厦需要再追加870亿美元，以解决“关键短缺”问题，包括装备。

确切的弹药消耗量与剩余库存仍属机密。但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汇整的公开数据描绘出库存严重耗尽、短期内难以补充的严峻画面。

“这取决于弹药种类——但制造一枚导弹需要一到五年，这是底线，”已退役的海军陆战队上校、CSIS资深顾问马克·坎西安（Mark Cancian）分析。他一直在研究这个议题。

“而且你无法加快这个速度。”他说。

但是，美国真的消耗弹药快到可能难以履行其军事职责与目标吗？

枯竭中的美国军火库

这场战争中使用的关键弹药可分为两大类：长程对地攻击系统，以及用来拦截伊朗来袭攻击的空中与导弹防御系统。

在使用量最大的对地攻击系统中，包括战斧陆攻导弹（Tomahawk Land Attack Missile）。这种导弹通常由舰艇或潜舰发射，可打击远达1600公里外的目标。这些武器让美国能对坚固的军事目标——例如指挥掩体或强化军事设施——进行精确打击，而不必让有人驾驶的飞机涉险。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估计，战争期间已发射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库存可能要到2031年才能恢复到战前水准。该智库还指出，最新版本的战斧导弹每枚成本约260万美元。

不过，在这场战争中使用的防空系统里，消耗最严重的是爱国者（Patriot）导弹系统。

这是一种地面发射的导弹，用来拦截飞机，以及弹道导弹与巡航导弹。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估计，冲突期间使用了多达1430枚，而战前库存估计约有2330枚。

每枚爱国者拦截弹成本约400万美元——这是昂贵但有效的选项，一再被用来击落成本仅2万至5万美元的伊朗无人机。

而且，这些弹药很难补充。

坎西安向BBC分析：“制造一枚导弹需要好几年。如果你今天投入资金，也要三到四年才能拿到导弹，有时甚至要五年，我们现在拿到的，是2023年才拨款的导弹。”

另外，美国也使用了较新、更先进的系统，称为终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或称“萨德”（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它的射程与拦截高度都比旧型的爱国者系统更远、更高。

供应原本就有限，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估计美军发射了190至290枚，而战前库存估计只有360枚。

目前全球仅有九套“萨德”连在运作，其中七套属于美国。因此，若持续大量消耗，可能会让美军失去这套对防御俄罗斯、中国或朝鲜（北韩）等国弹道导弹威胁至关重要的系统。

萨德如何运作？

发射车可装载八枚拦截导弹。

台湾及印太区域成焦点

事实上，美国与伊朗的战争正好发生在常被称为“戴维森窗口”（Davidson window）的时间点之前。在部分美国军事规划者眼中，中国在此期间对台湾发动入侵的可能性会升高。

这个具争议性的概念是美国在太平洋军事思维的核心，源自2021年一场国会听证会。当时负责该地区美军的菲利普·戴维森海军上将（Adm Philip Davidson）警告，入侵“会在未来六年内”发生。2023年，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预测，中国将在2027年前做好入侵准备。

中国长期誓言要与自治的台湾“统一”，视台湾为分离的省份，且不排除使用武力。

美国是否会防卫台湾并与中国开战，一直是激烈辩论的话题。尽管立场模糊，美国仍持续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

坎西安将弹药短缺称为“脆弱窗口”，在此期间若太平洋发生冲突，美国“将无法拥有所需的优先弹药深度”。

他认为，这增加了美军面对中国可能在太平洋冲突中投入的庞大导弹与飞机武库时，措手不及的风险。

美国官员表示，中国密切研究了美国在伊朗战争中的防空系统。近年来，中国大力投资导弹技术，包括比伊朗使用的导弹与廉价无人机远更先进的高超音速滑翔导弹。

北京也大力发展大规模“无人机蜂群”战术。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认为美国耗尽的库存纯粹是负面因素。

前中央情报局资深人员、曾任国防部长办公室中东政策顾问的雅各布·奥利多特（Jacob Olidort）指出，在实战中使用这些武器也传达了强大讯息。

“武器之所以能产生吓阻，不仅是因为国家拥有它们，也因为它们展现了使用这些武器的意愿，”现任保守派的智库“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America First Policy Institute）美国安全政策主任奥利多特说。

他还补充，美国“以精准、创纪录的速度削弱伊朗军事能力的成功，向包括中国及其野心在内的其他对手发出了讯号”。

欧洲情势

事实上，武装盟友与保留美国自身库存之间的明显张力，其实早已在乌克兰问题上上演过。

早在2025年10月，也就是“史诗之怒行动”开始前几个月，特朗普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导弹，理由是必须避免耗尽美国库存。

这起事件预示了如今伊朗战争后，围绕更广泛武器库存取舍的辩论。

基辅称迫切需要爱国者及其他防空系统，以抵挡一波又一波的俄罗斯无人机与导弹攻击。

“除了能源价格之外，这场（伊朗）战争也意味着美国库存的耗尽，以及防空系统制造商的耗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今年3月接受BBC访问时说。

“所以我们（乌克兰）也面临资源耗尽。”他说。

泽连斯基也具体点出了担忧：美国每月大约生产60至65枚导弹，一年约700至800枚，但“史诗之怒行动”第一天就使用了803枚。

不过最近，特朗普出乎许多欧洲官员意料，提出让乌克兰有权在国内生产爱国者导弹。类似的安排已在德国与日本存在。

曾在国防部工作13年、现为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专家的伊莱恩·麦卡斯克（Elaine McCusker）向BBC分析，乌克兰对抗莫斯科的经验，以及美国对抗伊朗的经验，可能有助于发展更便宜、可大规模生产的系统，来补充现有的高价装备。

“我们早就知道，不希望用600万美元的拦截弹去打1000美元的无人机，”她说。“我认为我们现在更聚焦在这个解决方案上，也有更多人关注如何制造更多成本不那么高的可消耗性方案。”

后续影响

尽管如此，短期内对弹药耗尽的前景并没有太多警讯——不是因为美国库存无限，而是因为伊朗的状况远比美国糟糕。

“美军拥有充足的弹药、军火与库存，足以实现特朗普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甚至更多。‘史诗之怒行动’也暴露出与美国作对会有什么后果，”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Anna Kelly）在发给BBC的声明中表示。

“即便如此，总统仍敦促我们的国防承包商持续生产更多‘美国制造’的武器，”她补充道。

美国中央司令部近期宣布的打击，主要集中在削弱德黑兰威胁霍尔木兹海峡（Strait of Hormuz；荷莫兹海峡）船只的能力。这条重要航道目前受到伊朗与美国的封锁。

伊朗在美国与以色列一波又一波的打击后，军事损失远大于美国，而且该国在短期内几乎没有能力弥补这些短缺。

“很多评论把伊朗描绘成拥有几乎无限的武器库存，”联合反对核伊朗（United Against Nuclear Iran）政策主任杰森·布罗德斯基（Jason Brodsky）向BBC分析。

他又强调“我认为我们必须意识到那里存在限制，而且美国已在相当大程度上削弱了他们的国防工业基础。”

他补充说伊朗“大规模生产所需导弹、无人机及其他武器系统的能力”已大致被摧毁。

根据布罗德斯基的说法，伊朗剩余的库存正被导向他所称的德黑兰“王牌”——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在他看来，这项能力正在消退。“伊朗政权在这方面的时间正在耗尽。”

目前与伊朗的可控冲突——布罗德斯基称之为美军的“重心”——对华盛顿来说具有即时优先性，即使官员也承认，忽视更广泛的库存问题将是“不负责任的”。

“印太地区目前是较为遥远的威胁，决策者必须排定优先顺序，而中东现在正吸引着总统的注意力。”他说。

目前，每一枚射向伊朗目标、送往乌克兰前线，或为台湾预留的导弹，都来自一个持续缩小的库存池。

尽管如此，华盛顿仍押注能撑过这场冲突，同时让生产赶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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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政府宣布，以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风险”为由，禁止新的外国制人形机械人进口美国。这其中许多由中国制造，而中国正与美国竞逐发展机械人技术和人工智能（AI）。

星期二（7月28日）公布的这项措施适用于先进机械人，包括人形机械人和四足机械人。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亦禁止进口电力逆变器（power inverter）——这类设备用于数据中心和太阳能板。FCC表示，它们同样可能对美国经济构成风险。

中国外交部星期三（29日）回应称：“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

在此之前，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评论称，北京长期反对华府以“毫无根据的藉口”将贸易问题“政治化”，并实施制裁。

FCC主席布伦丹·卡尔（Brendan Carr）表示，该机构正尽其所能“保障美国关键供应链的安全”。

FCC已将这些产品列入其“受管制名单”（Covered List），即被认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商品和服务名册。

禁令适用于新的外国制先进机械人设备和电力逆变器，但不会阻止销售或进口任何先前已获FCC批准的现有型号。

FCC表示，使用外国制逆变器可能使海外企业能够关闭设备、窃取数据、进行远端存取和监控，让“外国政府行为者”得以介入，或以其他方式透过网络攻击加以利用。

FCC补充，使用美国以外制造的机械人可能让“恶意行为者监视美国人、提升外国情报机构的能力，或远端操控机械人”。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表示，北京将对任何损害其利益的举措“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回应，并敦促各国共同合作，以“积极和有益的方式”发展人工智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三则说：“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BBC已联络中国主要机械人生产商宇树科技（Unitree）、优必选（UBTech）和智元机器人（AgiBot）置评。

随着特朗普政府试图解决与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中国出口产品一直受到美国严格审视。

尽管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出口国，但由于美国征收高额关税，中国电动汽车实际上已被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

华盛顿亦已禁止向中国出售最先进的美国半导体，以保护国家安全、减缓北京的军事现代化进程，并维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亦警告，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可能因被指窃取美国知识产权而面临制裁。

作为回应，中国政府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靠的是自身的不懈奋斗，也得益于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

美国显然希望避免重演去年供应链受压的情况。当时中国收紧稀土出口管制，而稀土是电子产品的关键原材料。

中国科技企业迅速开发可用于工厂和家庭等场景的人形机械人。

这些企业亦迅速向企业和公众推广其产品，抢在美国人形机械人竞争对手，例如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旗下特斯拉（Tesla）和波士顿动力（Boston Dynamics）之前占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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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正对60个贸易伙伴实施新关税，这些国家占其进口总额的绝大部分，理由是这些国家未能有效阻止强迫劳动产品的进口。

欧盟、台湾、日本、南韩及瑞士所适用的新关税，加上原有的最惠国（MFN）关税后，总税率将为10%或12.5%。

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余38个国家，则适用12.5%的关税。美国曾指控中国将维吾尔族少数民族拘押于劳动营，并涉及强迫劳动；中国政府否认相关指控。

这些关税将于周五（7月24日）生效，适逢今年稍早实施的临时10%外国商品税即将到期。

此举是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重返白宫后，重燃全球贸易战的最新升级行动。今年稍早，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以紧急权力对全球实施的许多关税违法，促使政府寻求其他途径推行其旗舰贸易政策。

上个月，白宫首次提出对数十个国家商品课徵10%至12.5%关税，理由是这些国家在打击强迫劳动方面做得不足。

周四，美国贸易代表詹姆森·格里尔（Jamieson Greer）表示，在总统指示下宣布，这些关税正式生效。

格里尔表示：“今天的行动将开始纠正这既是人权侵犯、也是扭曲贸易的做法，以改善各地劳工的福祉。”

此外，格里尔还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该条款规范美国对妨碍或限制美国商业行为的贸易执法措施。

事实上，本周稍早，特朗普政府已援引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对加拿大产品课徵50%关税。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四表示，最新关税是针对贸易伙伴“未能实施并有效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生产商品的禁令”而实施。

这些新关税适用于美国前60大贸易伙伴，涵盖99.4%的美国进口商品。该办公室指出，特朗普已将采纳禁止进口强迫劳动商品的禁令，列为与其他国家签订互惠贸易协议的“关键”部分。

目前已有10个贸易伙伴同意在协议中纳入此类禁令，其他国家也在回应美国近期调查后实施禁令。

目前已经“承诺采纳并有效执行”强迫劳动进口禁令的贸易伙伴，将面临10%关税；尚未这样做的国家则适用较高的12.5%税率。

格里尔称，对“迅速采纳强迫劳动进口禁令的贸易伙伴感到鼓舞，并期待确保其有效执行”

智库欣赫基金会（Hinrich Foundation）贸易政策专家黛博拉·埃尔姆斯（Deborah Elms）表示，新关税显示特朗普政府“决心”继续推动其关税策略。她告诉BBC，受影响国家很难证明自己已采取足够措施防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

亚洲协会（Asia Society）政策研究所经济安全专家温迪·卡特勒（Wendy Cutler）分析，这些关税可能提高企业和消费者的成本，但由于许多商品获得豁免，影响可能会减轻。大多数贸易伙伴会对新关税感到失望，并可能专注于透过与其他国家达成协议来“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其他国家的反应

部分国家已对此宣布做出回应，包括巴西。

巴西政府称此举“毫无正当性”且“武断”。巴西政府在声明中表示，华盛顿选择“操弄工人权利这一重要议题”，以支持其保护主义贸易政策。

面临新12.5%美国关税的巴西表示，将根据其“互惠法”采取措施，并考虑其他贸易伙伴。本月稍早，美国已对巴西的家具、机械、糖和其他进口品单独课徵25%关税，但豁免了牛肉和咖啡等部分商品。

日本政府周五表示，对美国新关税“感到遗憾”，并强调其贸易符合国际规则。

澳洲贸易部长唐·法雷尔（Don Farrell）称这些关税“完全没有正当性”，并表示将继续敦促华盛顿取消对澳洲商品的所有关税。

特朗普的招牌政策

特朗普长期主张，关税能保护美国工人并提振美国经济。2025年4月，他在所谓的“解放日”对全球贸易伙伴实施最高50%的关税，旨在解决他所认为的美国遭受不公平待遇问题。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这些关税，认定总统越权，并导致数百亿美元的退款。

此后，白宫寻求其他方式实施进口关税，包括作为临时解决方案的全面10%税率（该方案将于周五到期）。华盛顿也已对巴西和加拿大等国实施其他关税。美中之间的关税战目前处于暂停状态。

特朗普还利用关税向墨西哥等国施压，处理非贸易议题。政府目前正在调查16个国家（占美国进口绝大部分）有关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指控，可能会进一步实施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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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本报导包含形容残割女性生殖器的内容，请斟酌阅读】

上周，哥伦比亚成为拉丁美洲首个将残割女性生殖器（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FGM）列为非法的国家，活动人士称此举是一个里程碑。

正如BBC西班牙语世界网（BBC News Mundo）记者何塞‧奎托（José Carlos Cueto）在哥伦比亚报导，尽管法案在该国国会获一致通过，其背后是为了消除这种危险且往往是秘密的程序，而曾进行过的一场长期斗争。

卡拉·基诺内斯（Carla Quiñonez，化名）的女儿只有六个月大时，孩子的曾祖母便对她施行了残割女性生殖器。

基诺内斯说，当祖母把孩子交还给她时，婴儿发烧、肿胀并且出血，不停哭泣。

“我质问祖母，但她说这很正常，而且我不能告诉任何人。”

最近的医疗中心路途遥远，因此，基诺内斯母亲身为助产士，试图以草药为婴儿减轻痛苦。她也曾向基诺内斯的祖母提出质疑，但这名长者根本不听。

“她说男人会取笑有阴蒂的女人。”

哥伦比亚的残割女性生殖器行为

残割女性生殖器是指出于非医疗原因，部分或全部切除女性外生殖器，以及对这些器官造成其他伤害。

这种做法可导致并发症，包括大出血和感染，以及晚年经期和分娩期间的并发症。它也会使女性难以体验性愉悦。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出，目前全球仍在世的女性和女孩中，约有2.3亿人曾遭受切割，其中绝大多数位于非洲。

30岁的基诺内斯一直致力在哥伦比亚根除这种做法。在她所属的恩贝拉（Emberá）原住民社群中，这种做法至今仍然存在。

她与其他活动人士以及哥伦比亚国会议员共同推动这项倡议，并在促成禁令出台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她说，直到长大后，她才意识到私下发生的到底是什么事情。

“我一直很疑惑，为什么看起来女婴比男婴更常在出生后不久夭折。”

“我记得我一位年幼的表妹，她在出生时由我的母亲接生。她出生时很健康，却在三天后去世。”

“我问母亲原因，她告诉我，婴儿是死于一种名为‘jai’的祖传疾病。”

基诺内斯如今相信，那些据称死于“jai”的女婴，实际上是死于与残割女性生殖器有关的并发症。

一名儿科医生的观点

2020年至2026年6月期间，哥伦比亚共记录了240宗残割女性生殖器个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受害女孩年龄不足6岁。但儿科医生戴安娜·拉莫斯·莫斯克拉（Diana Ramos Mosquera）表示，她相信这只是“冰山一角”。

她在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咖啡种植区城市佩雷拉（Pereira）的圣豪尔赫大学医院（San Jorge University Hospital）工作。她说，在为因其他疾病前来求诊的女孩进行检查时，曾发现疤痕、灼伤和残割的痕迹。

她回忆，其中一名女孩就诊时阴道口已被封闭，这意味着她成年后很可能无法来月经或进行性行为。

“她需要经历重建手术，”拉莫斯医生说。

她认为，残割女性生殖器是一种基于性别的暴力和性暴力形式，会带来终身后果，但她表示，必须透过教育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只是惩罚。

“这些社群中的一些成员真心相信自己没有造成伤害，”她说。

“文化不会杀人”

大恩贝拉民族约有30万名成员，是哥伦比亚最大的原住民社群之一，其人口也分布于厄瓜多尔和巴拿马。

关于为何该社群成员会实施残割女性生殖器，但同样做法在拉丁美洲其他地方却鲜少见到，其中一种说法认为，这是由来自非洲国家的奴隶带入当地。

这或许能解释其在里萨拉尔达（Risaralda）、乔科（Chocó）和考卡山谷（Valle del Cauca）等相邻省份的普遍程度。这些地区要么拥有大量非裔哥伦比亚人口，要么与其聚居地接壤。

另一种说法认为，数百年前一名双性婴儿的诞生，使该社群对阴蒂产生恐惧，许多年长女性相信，如果不将其切除，阴蒂会长成阴茎。

还有人认为，这源于父权观念，即女性若拥有与性愉悦相关的器官，更有可能行为不检。

无论其起源为何，哥伦比亚大恩贝拉民族全国人民联合会（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the Peoples of the Great Emberá Nation of Colombia）法律代表兼首席原住民议员胡利安娜·多米科（Juliana Domico）驳斥这种做法属于文化的一部分。

“我们的文化是我们的服饰、工艺、舞蹈和语言，而不是一种会夺走生命的做法。文化不会杀人。”

她表示，这项新法律是多年来在社群内倡议工作的成果：“我们希望这项法律能转化为公共政策，并获得足够资源得以落实。”

威胁与敌意

基诺内斯是倡议改革的人士之一，但她表示，曾因此而收到威胁，尤其是来自男性的威胁。

传统而言，男性不应知悉这项仪式。然而，要废除这种做法，往往只能与男性领袖讨论，因为许多恩贝拉女性使用同样名为恩贝拉语（Emberá）的原住民语言，未必一定学过西班牙语。

这也可能妨碍女性为自己的孩子寻求医生的帮助。基诺内斯表示，当她们有时候面对一些缺乏了解且带有偏见的医护人员时，问题会进一步恶化。

她说，当女儿因患上泌尿道感染发烧而带她到医院求诊时，一名护士斥责她“野蛮”，并告诉她这是她应得的。

“他们甚至威胁要把我的女儿带走，交由儿童福利机构照顾。”

“从那时起，我宁愿不带女儿去医院。我用草药和药物为她治疗。我从不离开她身边。”

“无可避免的对话”

基诺内斯表示，恩贝拉社群内部正在发生变化，如今女性已开始讨论是否应继续进行残割女性生殖器。

她说，其中一位祖母反思自己曾对孙女施行残割女性生殖器，令她深受触动。“她说自己从未怀有恶意，只是想避免孙女遭到男性批评。”

谈论不同的生活方式可能会很痛苦，她说，“在没有阴蒂的情况下长大的女性，无法想像一个不同的身体。”

将来，她也将会难以向自己的女儿谈论此事，但她说，“这是一场无可避免的对话”。

“我们所有人都应该了解自己的身体，并且能够毫无羞耻地去谈论它。”

插图由BBC西班牙语世界网视觉新闻团队的丹尼尔·阿尔塞（Daniel Arce）绘制。

若您身处英国，需要与残割女性生殖器有关的咨询与支援，可浏览BBC Action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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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台湾国防部年度“汉光演习”将于8月5日展开，为期十天九夜，延续去年起采用的扩大版十天制，动员常备与后备兵力约2万人。

今年演习首次在南北地区进行后备部队“全旅动员”，演习重点包括淡江大桥阻绝演练、反封锁护航、战时武器生产线转移测试。

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汉光演习目的在验证台湾持久作战能力，若真正进入战争情况，军方目标是“击溃敌人，让全面入侵的作战失败”。

军事专家分析，演习焦点已不仅限于传统“反登陆”作战，而是延伸至纵深防御与持久作战，强调“军民结合”，并扩展至城市防御和韧性训练。

值得注意的是，继去年汉光演习美军或美方观察人员的出现更为频繁，预计今年参与的美方人员进一步增加，台美防务合作正逐步走向公开化与制度化。

1. 阻绝淡江大桥

今年的汉光演习安排多项首次科目，其中最受瞩目的，是在5月刚通车的淡江大桥进行阻绝演练。军方将首次在这座跨淡水河的重要交通枢纽测试防御与阻断能力。

台湾国防部在记者会表示，今年演习想定设定为共军藉年度性联合军事演习名义，遂行大规模登陆作战训练，并完成攻台前的最后整备。演习依序展开四大作战阶段，包括平战转换与备战部署、战力防护与保存、联合反登陆，以及纵深防御与持久作战。

淡水河防是近年台湾在大台北地区防务部署焦点。淡江大桥位于淡水河河口，依路况一小时内可通往台北市区。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委任副研究员揭仲向BBC中文分析，近年台湾防卫构想逐渐转向强调“纵深作战”，意在将敌军引导至海滩后方的城市区域，运用都市设施与地形地障，以消耗其兵力。他强调，如果淡水河与淡江大桥遭到控制，纵深防卫将失去效用，后续桥梁被夺下，敌方部队即可直入台北市区。

“若中共掌握淡江大桥，并结合淡水、八里与观音的登陆基地，将形成大型运输枢纽，对首都卫戍作战不利。”

自2023年起，汉光演习在“联合反登陆”后增列“纵深防卫”与“持久作战”等科目。从过往强调第一战线吓阻，进展到实际作战演训。

去年演习中，台湾军方出动快速布雷艇，在台北港及淡水河口外布雷；近年来则多次于演习期间在河道设置阻绝设施，去年更在其上安装炸药并首次公开爆破。

2. 海上反封锁护航

除了陆上演练之外，台湾军方也加强了海上反封锁的操演。

国防部作计室联合作战处处长吕文元日前表示，因应共军在台海周边的灰色地带袭扰与封锁威胁，军方将整合海军与海巡兵力，执行海上执法、海域巡护、航道安全维护及物资护航，并在西太平洋进行相关演练，强化联合作战能力。

这一动向引起国际关注。华府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中国计画资深研究员柏南（Jack Burnham）日前撰文分析，台湾此次扩大演习规模，与中国近两个月加强对台湾的海上胁迫背景有关。

他指出，自6月以来，中国海警船在台湾东部海域的巡查力度明显升高；而在去年12月的最后一次大型演习周期中，中国军方提出“岛链外全方位威慑”的目标，意在切断台湾与太平洋更广阔区域的联系。

台湾军事专家揭仲指出，持久作战仰赖稳定补给，这对部队与民心士气至关重要。相关演练模拟战时海军水面舰队在台湾东部维持海上交通线，海巡舰艇也将转往东部，协助物资运输入港；外围则由海军与空军执行反封锁护航。

他强调，这些部署虽不易在陆地上察觉，但去年已进行演练，今年的联合防御操演也纳入其中，并预计成为未来汉光演习的重要项目。揭仲推测，台湾军方与美军近年已针对战时如何突破共军的“联合封锁作战”，从海路对台湾实施运补，进行过计划协调。

揭仲解释，可能的模式是美国联合日本等国，在台湾东面西太平洋划设安全区，以维护区域海上交通与日本、韩国的经济安全为由，并由美日负责保护进入的商船，禁止其他国家军舰与军机进入。

“当运补船进入安全区后，由美军确保航行安全，抵达与国军议定的交接点后，再由台湾海空军接手护航，尝试进入花莲或苏澳港。”

目前台湾国防部与官方并未证实或释出在演练项目与美方的合作项目。

3. “军民结合”的武器生产线

值得留意的是，由于战时国防工业设施恐遭瘫痪，台湾军方将首次测试转移武器生产线，结合军民设施。

国防部联合作战处处长吕文元少将在记者会中指出，演习将模拟位于台北市南港的台北军备局202厂进行战时转移，并在发布紧急命令后，动员“民用工厂”投入“全系统组装”的军事生产。

军事专家揭仲分析，若要持久作战，敌方必然会试图破坏生产设施，因此演练将模拟将部分产能移转至民间工厂，或结合军方与民间设施，以维持生产能力。

揭仲认为，这样的规划尤其针对中小型无人机的战时生产，“台湾可能借鉴伊朗的经验”，即便遭受敌军持续轰炸，仍能利用民间设施持续生产无人机，只要关键零组件有足够储备，就能在简易工厂完成组装。

柏南也指出，此次演习也将强化执法、军事与民事人员之间的协作。汉光演习历来以应对两栖登陆作战为核心，但近年已逐步延伸至城市防御与韧性训练，

4. 台美防卫互动走向公开？

“汉光演习”自1984年起举办，前身为“中美联合军事演习”，台美断交后改由台湾自主举行。美军在台训练部队长期属敏感议题，双方过去刻意保持低调，但近年美军或美方观察人员在演习中现身的情况愈加频繁。

台湾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苏紫云博士告诉BBC中文，今年7月的联合防卫操演中已有媒体发现外国人参与部队行动，“预料在接下来的汉光演习中，将有更多友盟人员加入”。

苏紫云认为，台美防务互动如今“更制度化”，今年大量动员后备部队，本身就是与美国战略沟通的一环；而汉光演习结束后、由台美双方共同编组的“AAR”（After Action Review），也将透过美军分享实战经验。

今年，台美双方在公开表述上也展现更多互动。国防部长顾立雄日前更罕见公开承认，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在各层面协助台湾提升防卫作战能力，台美军事合作“比大家想像的更密切”。

美国在台协会（AIT）近期则公布照片，显示美国海岸防卫队与台湾海巡署舰艇并肩航行，凸显双方在海上安全领域的合作。AIT并宣布，美国灾害管理与人道援助卓越中心发布《2026年台湾灾害管理参考手册》，协助国际工作者深入了解台湾的灾害管理体系。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亚洲研究学者萨克斯（David Sacks）日前接受《华尔街日报》访谈时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5月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后，曾表示不希望“跑9500哩去打一场战争”，这番言论在台湾引发对美国安全承诺可信度的担忧。

萨克斯分析，如今美方选择公开部分美台安全合作，例如联合海巡巡逻，很可能就是为了回应这类质疑，并恢复台湾对美国的信心。

中国方面目前尚未对台湾汉光演习作出正式回应。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日前引述当地军事专家批评，台湾军方在淡江大桥进行阻绝演习是“闹剧”，并指民进党政府刻意升高操演规模以加深岛内民众对战争威胁的恐惧感，为地方选举造势。

在最高法院驳回他先前取消美国出生公民权的尝试几个星期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再次试图缩减美国的出生公民权（birthright citizenship）。

总统星期四（8月6日）签署了两项行政命令，其中一项扩大了现有对“非公民”的定义，这些非公民的子女不符合出生公民权的条件。

第二项命令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即孕妇来美国分娩以让她们的孩子成为美国公民的做法。

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说道：“这件事本应在几年前就发生，但我们现在正在处理它。”他批评最高法院驳回了他之前终止这项已有150年历史政策的请求。

第一份行政命令称：“我的政府已经防范了恶意外国势力，利用我国的慷慨欺骗美国公民，所带来的风险。”

该命令禁止在美国出生的婴儿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如果父母双方均为非美国公民，且其中一方是外国恐怖组织成员、外国政府雇员、试图通过欺诈手段获得公民身份，或者居住在联邦法律不授予公民身份的美国属土。

出生在美国属土——例如波多黎各（Puerto Rico）——的人享有出生公民权，这项权利由联邦法律明确规定。

特朗普及其政府成员多次抨击生育旅游，包括指责对手俄罗斯和中国利用出生公民权力渗透美国。

特朗普星期四在椭圆形办公室宣布行政命令时表示，美国已有数十万名婴儿透过生育旅游出生。

无党派研究机构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表示，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得出的最全面估计，每年约有2.2万至2.6万名婴儿因“生育旅游”而在美国出生。该研究所称，政府数据显示，2024年有9600名婴儿的母亲居住在国外。

国土安全顾问兼白宫政策副幕僚长史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星期四站在总统旁边说：“人们来到这里假装是游客，假装是访客。”

“但他们来这里的真正原因是想生个孩子，让孩子自动成为美国公民，然后离开我们的国家，生个美国公民的孩子。”米勒并补充说，这些孩子随后就能享受福利、投票权，以及“所有其他只属于美国人的权利和特权”。

米勒表示，根据《移民和国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的一项条款，总统有权禁止生育旅游。该条款赋予总统权力，可以对哪些人可以进入该国设定例外和限制。

2025年，特朗普上任不久，便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试图终止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所保障的出生公民权。

一场法律战将此案提交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于6月裁定特朗普2025年的政策不能成立，出生公民权仍是法律。

这项决定对特朗普限制谁可以在美国生活、工作和成为公民的持续努力是一个重大打击。

特朗普星期四在椭圆形办公室宣布行政命令时表示，最高法院做出了“一个糟糕的、非常不公平的决定”，“我们的国家因此遭受损失，我们将走向不同的结局”。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C Davis）法学院教授赵健民（Prof Gabriel Chin）告诉BBC，虽然该命令的部分内容可能成立，但其他方面“引发了一些严重的宪法问题”。

赵健民教授表示，总统确实拥有一定的权力，可以限制专门以生育子女为目的进入美国的人。

“但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一旦一个孩子在美国出生，我认为总统就无权决定这个孩子不是公民。”他并补充说，特朗普政府最近在最高法院的败诉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称生育旅游与美国数百万新生儿相比只是“沧海一粟”。

赵教授说：“这是一种不寻常的现象。”

本文原以英文撰写，我们使用了人工智能协助翻译，并由BBC记者在发布前进行审核。了解更多关于我们如何使用人工智能的资讯。

更衣室里一片忙碌，球员们正进行赛前准备。有的人拉筋热身、重新绑紧球鞋，有的人彼此拥抱。

“要一如既往地坚强，因为我们代表的是阿富汗女性。”中场球员法蒂玛·海达里（Fatima Haidari）对“阿富汗女子联队”（Afghan Women United）的队友说。

房间里随即响起掌声。墙上挂着阿富汗国旗，现场播放着一首爱国歌曲。球员们一边合唱，一边努力忍住眼泪。

教练在她们步出球场前，带领全队作最后一次围圈打气，说出鼓励的话。对这群女性而言，球场是一个多年来一直被告知“不属于她们”的地方。

这支由23名现居海外的阿富汗球员组成的代表队，今次来到新西兰参加集训，并与库克群岛（Cook Islands）进行两场非正式友谊赛。

这也是自国际足球协会（FIFA）今年4月裁定她们未来可代表阿富汗参与正式国际赛事以来，全队首次重聚。

过去，她们若要代表阿富汗参赛，必须获得阿富汗足球协会（Afghanistan Football Federation）批准。

但自塔利班于2021年8月重新掌权后，这已变得不可能。塔利班对女性及女孩施加广泛限制，包括禁止她们接受中学及大学教育、从事大部分职业，以及参与有组织的体育活动。

阿富汗女子国家足球队成立于2007年，其后无法再继续作赛，队员亦成为撤离行动的对象，陆续被安置到澳洲、英国、葡萄牙等国。

经过多年争取，最终促成了一支难民代表队成立，也就是如今的“阿富汗女子联队”。随着FIFA作出新裁决，球队现时终于有机会争取晋身奥运及世界杯等国际大赛。

如今，球队齐聚新西兰，每位球员都对能再次并肩作战感到兴奋。作为分散居住在不同国家的寻求庇护者，她们过去五年一直难以办妥旅行文件，因此始终无法以完整队伍一起集训。

比赛前一天，在奥克兰的酒店里，马诺日·努里（Manozh Noori）身穿T恤和及膝短裤，留着一头短发。她说这种打扮经常遭亲戚批评，认为她“太像男人”。

23岁的她接受BBC《全球女性》（BBC Global Women）访问，谈起家人时声音开始颤抖。

她停顿了一下，深吸一口气，望向别处，才继续说下去。她没有落泪，但情绪十分明显。

如今居于澳洲的努里，童年时在喀布尔（Kabul）的街头与男孩子一起踢足球。

她后来在电视上看到女子足球比赛，便偷偷加入本地球会，一步一步晋升至阿富汗最高水平。

她知道哥哥一定不会同意，因此比赛时一直戴着面罩，希望减低被认出的风险。

六年间，她赢得联赛冠军、全国锦标，以及多项个人奖项。

最终，她的成功已无法再隐瞒。约在2018年，队友说服她接受一次电视访问时除下面罩。那段访问连同比赛精华一起登上新闻。

她知道，哥哥很可能会看到。“我真的很害怕，”她回忆说。“我一直想着：‘他一定会看到我，他一定会知道。’”

情急之下，她甚至试图关掉家里的电源，希望阻止家人看新闻。但消息很快传到哥哥耳中，她说，哥哥勃然大怒。

“他不停大叫，”努里说。“‘你不是说自己在读书吗？你不是说想当老师、想当医生吗？这到底是什么？’”

她说，哥哥甚至威胁，如果她不停踢球，就要跟整个家庭断绝关系。“妈妈一直哭，她对我说：‘我们靠他供养，如果没有他，我们怎么生活？’”

努里后来一度停止踢球，但最终还是回到球场。她说，另一位住在德国的哥哥寄钱支持她，帮助她继续追梦。

2021年塔利班重新掌权后，努里决定逃离阿富汗。离开前，她先把自己的足球奖牌和奖杯埋在老家的花园里。

四年多过去，它们依然埋在那里。

“总有一天，我会回去把它们挖出来。”说到这里，她短暂露出微笑。

“足球帮助我把妈妈和妹妹带离阿富汗。”她搬到澳洲并逐渐站稳足球员脚步两年后，也成功把母亲和妹妹接到澳洲。

妹妹因此得以重新接受教育。她说，虽然哥哥一直反对她们从事体育运动，但始终支持她们读书。“我希望哥哥现在已经知道，我不是坏人。”

当努里与队友准备在奥克兰迎战时，不少人都说，足球是支撑她们熬过阿富汗近代最动荡岁月的重要力量。

“如果我不是足球员，我今天仍然会留在阿富汗，成为数以百万计不能读书、不能发声、不能选择自己未来的女孩之一。”现居澳洲的穆尔萨尔·萨达特（Mursal Sadat）说。

现年24岁的她，目前担任足球教练、青年工作者，同时也是难民权利、女性权利及人权倡议者。

她说在阿富汗时，自己经常受到批评和骚扰，还常被人说没有人会娶踢足球的女人。

如今，她已与一名仍留在阿富汗的男子订婚。她说，未婚夫及其家人都支持她的工作，也支持她代表国家队。“他们对我说：‘妳是我们家的骄傲，我们真的很幸运有妳。’”

球员们冒着奥克兰的大雨步入球场迎战库克群岛。她们把所有能量和决心都带进比赛，丝毫没有受到天气影响。毕竟，她们曾经面对过比这更艰难的环境。

后卫纳吉玛·阿雷菲（Najma Arefi）回忆，因女子队总是被安排到最差的训练时段，自己年少时常要在摄氏45度以上高温下训练。

即使如此，她仍然坚持下去。

22岁的她，最终协助来自赫拉特（Herat）的球队夺得全国冠军。

她说，那场胜利改变了当地人对女子运动的看法。

“赫拉特到处都有我们的广告牌。”她回忆说：“大家都很自豪。越来越多家庭开始让女儿踢足球。”

塔利班重新掌权后，她来到英国，目前居住于英格兰北部唐卡斯特（Doncaster；唐卡士打）。

她形容自己性格外向。如今，她在学院修读刑事司法，继续踢足球，也能够自主决定人生。“拥有这种自由，真的不可思议。”

然而，她承认，每当想到阿富汗女性仍然失去自由，内心总充满愧疚和悲伤。

“数以百万计的女孩没有机会读书，也不能追逐自己的梦想。我觉得自己必须好好把握每一个机会。”

“有时候，我对自己施加太大压力。”说着说着，她泪流满面。

她特别感谢创立阿富汗女子足球队的哈莉达·波帕尔（Khalida Popal），多年来一直推动FIFA承认这支流亡海外的球队。她说，在“无需塔利班批准的情况下获得FIFA承认”是历史性的一刻。

她表示，这个正式身份，“将会是我一生都引以为傲的事情。”

BBC向塔利班体育主管艾哈迈杜拉·瓦西克（Ahmadullah Wasiq）查询FIFA支持阿富汗女子队一事时，他拒绝评论。

不过，他表示，希望FIFA能够重新访问阿富汗，恢复对当地足球发展的支持——塔利班重新掌权后，FIFA大致已停止相关支援。

FIFA过去曾表示是否恢复支持，取决于女性能否重新参与足球运动。

奥克兰的两场比赛结果并不理想。首场比赛，阿富汗队以0:1不敌库克群岛。三天后，她们虽然全力应战，仍以0:3再次落败。

然而，对这群球员而言，这两场比赛的意义远远超越两场失利。

她们重新踏上球场，向世界证明：即使流亡海外、与家人分离、经历多年不确定的生活，阿富汗的女子足球员从未选择消失。

中国公布新出入境管理规定，赋权边检人员“劝返”出境公民等，引发讨论，一些评论甚至质疑此为“闭关锁国”之举。

将于9月15日实施的新规定授权边境人员“必要时可劝阻”公民前往高风险国家和地区。此外，在海外“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公民回国后会被禁止出境，科研技术人员亦被纳入管控。移民中介在新规定下也被加强监管。

学者向BBC中文指出，新规配合近年中国“国安考量”治理大方向，人口流动与科技贸易、数据等领域一样，纳入国安法律框架，成为政府“可运用的法律工具”。新规适用于所有中国公民，也适用于所有在中国生活工作，或计划前往中国的外国人。

中共官方《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指控西方媒体“热衷于对规定进行恶意解读”，并称“闭关锁国”之说是“无稽之谈”。

这篇8月4日的社评称：“当今世界，地缘政治冲突此起彼伏，跨国犯罪、电信诈骗、非法移民等问题交织叠加，技术安全、产业安全风险日益凸显⋯⋯此次出台《规定》，正是在中国全面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背景下，针对出境入境管理中出现的新挑战新问题作出的及时回应。”

《环球时报》称：“安全是开放的前提，开放是安全的目的。新规不是给开放踩刹车，而是给交往系上安全带。”

边防人员有权“劝阻”民众出境

在7月31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共有19条条文，将于9月15日实施。当中引发民众焦虑的一条，是赋予边防人员“劝阻”出境的权力。

根据规定，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等“移民管理机构”在审批公民申请出入境证件以及边防检查时，应提醒公民避免前往最高风险的国家或地区，“必要时劝阻”其出境。

另为核实出入境者身份及申请原因，移民局等机关人员亦有权要求其“出示、提供有关文件、资料、电子数据等信息”。如认为其提供虚假资料，则有权不予以证件或不准其出入境。

有即将前往日本旅行的网友在社交平台表示“有点恐慌”，不知道最终能否出境。有人留言嘲讽：“日本是灵活性高风险地区”。

从中国领事服务网纪录可见，自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论后，中国外交部已先后在当月、12月、今年1月和3月发文，“提醒”中国公民“避免前往日本”。

近年，中国在加强对于公职人员及被视为敏感领域人士的出境限制。

去年《纽约时报》报导称，一些地区除了公务员外，部分公立学校教师、医生、银行和国有企业员工都被要求上交护照。此次新规公布之际，也有社交媒体帖文描述“登记备案的国家工作人员”如何被阻止在网上办理普通护照。

BBC中文未能独立核实这些说法。

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中心执行主任汤姆·克罗格教授（Prof Tom Kellogg）向BBC中文指出，条文很可能被当局用来阻止民众前往“一些因政治或经济原因而成为中国政府针对的国家”。

他同以日本为例，表示2023年日本启动福岛第一核电厂核处理水排海后，中国曾对日本水产实施禁运措施。“当时有些人担心，这些限制措施带有政治动机，而非真正基于公共卫生考量。”

但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中国却迟迟未呼吁公民撤离乌克兰。克罗格说，新规的第一条虽提到“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但他认为现实并没有真正的执行机制。

海外言论行为可影响未来出境

在新规下，中国公民在海外的言行或影响未来出境。

目前，中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仅列出六种不准公民出境的情况：持无效证件者、刑事案件被告、有未结案的民事案件且法院决定不准出境者、危害国安者等。

新的《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订明，“中国公民在境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回国后六个月至三年内不准出境；该决定由省级政府作出。

克罗格形容，“这是另一项旨在控制中国公民在海外‘做什么、说什么’的工具。”

他表示，在中国维权人士、律师以及自由派知识分子曾告之，他们在获发护照及出境前，须向负责监察他们的政府官员承诺，“在海外不会批评中国共产党，也不会与‘敏感人士’会面”。BBC无法独立核查此说法。

克罗格指出，新规实施后，未来任何人在海外批评政府——即使那些本身“不在政府的关注范围内”的人，要禁止其出境，都将变得有法可依。

他强调，虽然法规有时间限制，但他猜测对部分人而言，“禁止离境的时间很可能会远远超过这个期限”。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教授高树超（Prof Henry Gao）亦向BBC中文指出，政治异见人士会是首当其冲受影响的对象，但他提醒，由于“国家安全利益”等定义宽泛，加上执行权下放至省级政府，规定未来可能适用于更广泛的人群。

根据新规定，决定机关须向不准出境的人员提供书面理由——但涉及国安、刑事案件侦查等情况，则可以不告知。

高科技从业者被纳限制对象

技术安全行业人员亦被纳为限制对象。

新规指，违反出口管制或技术进出口管理、可能危害国家产业或技术安全者，可被限制出境；被列入反制清单、不可靠实体清单等的外国人亦不准入境。

此例引发外界担忧，从事半导体、AI及数据行业的从业者的出境自由将受限。

今年3月，中国AI新创公司Manus拟将以25亿美元出售予Facebook母公司Meta，触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审查交易，公司的执行长肖弘、首席科学家季逸超亦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发改委）约谈。二人被告知审查期间不得离境。

高树超教授指出，该项规定眼前最可能针对科技及科研人员，但由于条文的措辞广泛，认为未来受影响的也可能延伸至整个产业链。

“这种不确定性，很可能削弱人才流动，增加跨国企业营运的困难，也令国际科研合作变得更加困难。”高树超说。

2025年10月1日，中国方推行面向海外科研人才的“K字签证”，如今新规却限制国内相关人士出境。不过高树超指出，从政府角度而言，两项政策反有“互补作用”：“一方面吸引全球人才，另一方面加强对本国战略性人才流动的控制。”

“至于这种组合是否能成功，则是另一回事。”高树超说，如果高技术人才认为自己未来的流动自由受限，最终反而可能削弱中国吸引及留住人才的能力。

首明文监管移民中介，接公务员申请须举报

除了出入境限制，新规也首次对移民中介进行规管。

新规订明，所有收费提供出入境政策咨询、证件代办和手续办理的机构及人员，必须向移民管理机构全面备案；境外企业和机构不得在中国境内提供出入境服务。

《人民日报》刊登“司法部、公安部、国家移民局负责人”对新规定的问答，称中国于2018年取消“因私出入境中介服务机构准入许可”后，中介服务机构数量快速增长，“出现了机构底数不清、部分机构违法违规办理业务、损害出境入境人员合法权益等问题，影响行业规范健康发展，危害国家出境入境管理秩序”，因此须增加相关规定。

新规特别订明，中介如遇公职人员、军人委托“违规办理”外国国籍、境外永居或居留证件，中介不得办理，并须向监察机关等报告。

有主打中国客户群的加拿大移民中介公司职员向BBC中文表示，理解新规的逻辑是整顿中介乱象，但认为新规并未深入了解行业的专业度便一刀切，“海外有自己的移民（中介）监管协会，一旦触犯法规惩罚比国内更严格”。

面对外界对资料提取的担忧，这位职员指出海外移民公司对客户私隐相当严谨，称“国内机构无法达到”。

高树超形容，新规定令公务员海外流动及取得境外居留资格受到更严格审查，反映政府越发重视政治忠诚及体制内的人员管理。

虽然新规未有订明中介须向政府通报客户资料，但高树超说，当监管越趋严格，中介未来可能变得更加审慎，把“合规”放在客户利益之上。

在此情况下，他形容中介“实际上成为政府监管体系的延伸，而不再只是独立的专业顾问”。

曾被中国以间谍罪驱逐出境的前香港城市大学美籍华裔教员李少民撰文评论说：“毛时代谁能出国？当然是组织最信任的人。能出国本身就是一种特权。今天倒过来了：越是自己人，越不能让你随便走。”

目前担任美国弗吉尼亚州欧道明大学（Old Dominion University）国际商业教授的李少民在社交平台X上写道：“这说明了甚么么？不信任。不仅不信任老百姓，甚至更不信任自己的干部，不信任自己提拔的人。”

官方说法

在新规公布之际，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了一系列专家解读文章。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成协中解释，近年海外安全风险高度叠加，新规完善了出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保障，从被动保护转型至“积极风险防范”。

他指出，新规进一步明确不准出境的情形，“对于维护国家安全与利益，具有极强的现实必要性与迫切性”。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涉外安保学院副院长郭永良则表示，新规定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透过“出境前、出境中、出境后”全过程各环节的“无缝衔接”，“形成了协同保护公民海外安全的完整闭环”。

他形容，制度赋予了政府部门“主动识别风险的权力和责任”，推动出入境工作“从传统的国门管控向跨境全周期综合治理转型”，“提升海外安全风险整体防控能力”。

自2020年开始，中国相继制定《出口管制法》、《反外国制裁法》，并修订《反间谍法》等。克罗格教授对BBC中文说：“在习近平时代，我们一再看到，一种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思维被套用到不同的政策领域，而这只是最新的一个例子。”

克罗格指出，在出入境方面，过去人们已经看到各行各业的人在出境时受到不同政治审查，而新规下，目前可见从事高科技领域的人士“可能位居名单最前端”。

但克罗格也说，规定的涵盖范围远不止于某一个领域。“它适用于所有中国公民，也适用于所有在中国生活、工作，或计划前往中国的外国人。”

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今年的版本删除了“攸关日本安保”等字句，仅保留“台海情势稳定对国际社会稳定很重要”，引人注目。

周二（8月4日）发表的这份白皮书提到中国军舰在太平洋的活动不断扩大，并称中国的相关军事活动是“严重关切事项与空前大的战略挑战”。中国外交部周三（5日）称已就日方“无端抹黑”与“炒作”提出“严正交涉”。

该白皮书写道，鉴于日本周边的安保环境愈来愈严峻，日方将持续依托日美同盟，同时深化与志同道合国家的安保合作，强化吓阻力。

台湾舆论因此关注，台日关系是否因此变化，高市早苗首相对“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评论及回应是否有所折衷。台湾外交部目前未见对日本这份最新文件有任何评论。

对此，台湾政治学者洪耀南投书台湾央广新闻网分析，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评论所谓“台湾有事”引发日中关系紧张，因此，今年白皮书中的“存立危机事态”只出现在安保法制的一般性说明，完全没有与台湾连结。

他说：“这是官僚体系处理政治过热的典型手法：撤掉北京可以直接引用、抗议的句子，留下更完整的作战判断。”

台日关系专家、淡江大学蔡锡勲教授向BBC中文说，有关台日关系因此变动的说法是反应过度。他解释，在防卫白皮书中，台湾被列为日本同志国盟友章节中，“同盟国·同志国（盟国和志同道合国家）等的协力与连携来应对”，这已经说明台日关系的深化。

蔡锡勲教授认为：“台湾很多人，包含台湾政府没有接收到日本的用词‘同志国’，没有适当回应此用词，很可惜。日本无法单独面对中国、北韩、俄罗斯，所以日本和台湾的防卫协力已经进入新阶段，而不是一直停留在旧阶段用词。”

白皮书说了什么？

今年的白皮书进一步指出，中国近年持续强化台湾周边军事活动，将军机、军舰部署常态化，并透过大规模军演施压，意图打击赖清德政府、牵制美台安全合作，以及加剧台湾社会分裂。

白皮书引用日本防卫研究所分析显示，2025年中国相关行动不减反增，包括“海峡雷霆-2025A”与“正义使命-2025”等军演，呈现实战化、宣传化与常态化三大特征。

演练涵盖精准打击、海空封锁、海警协同及“斩首作战”，封锁范围扩大，并透过虚实交错影片进行认知作战，试图对台湾及国际社会施压。

分析刚出炉的白皮书，洪耀南说，今年最敏感的变化，是涉台措辞。他认为，历年白皮书谈到台海，惯用一句定式：台湾情势的稳定，“不仅攸关我国安全保障，对国际社会的稳定也非常重要”。不过，2026年版在〈台湾周边动向〉与〈美台关系〉两节都保留后半句，却删掉“攸关我国安全保障”。

此外，2025年版本，东京称台海和平稳定已成为“包括我国在内，整个国际社会”日益关切的问题；2026年版改成“不仅印太地区，整个国际社会”。

因此，洪教授说，日本再次从句子里消失。三处删改，方向一致：“中国威胁没有淡化，日本却主动退出台海论述的主语位置。”

蔡锡勲教授则向BBC中文解释，《防卫白皮书》第74页针对中国明文指出：“其军事力量在质与量上均在快速增强”，这已成为“日本及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事项”，“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性挑战”。

蔡教授强调，白皮书中提及日本应透过包括日本防卫力量在内的综合国力，以及与同盟国‧同志国等的协力与连携来应对，其中，台湾作为日本“同志国”，东京提出的“新型作战方式”是日本与台湾合作的新领域。

此外，今年白皮书首次增设“新型作战方式”专章，借镜俄乌战争中无人机、AI、卫星与电子战的复合攻击模式。对于中国航母在太平洋的活动、中俄联合军演，以及中台军事平衡快速向中方倾斜，都给予高度警戒。

中日关系持续紧张

事实上，观察中日关系的最近变化，紧张关系似乎仍未平息。

本月初，东京确认中国在东海“日中中间线”西侧推进设置新构造物，已是2026年以来日本至少第三次就类似设施表达“极度遗憾”与强烈抗议。

日本外务省认为，这些设施若建成将成为中方在中间线西侧的第24座相关设施，背后不仅是资源开发，更是对准美国在亚洲的防线，探测特朗普政府对印太盟友承诺的程度。

譬如，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周二在记者会也抨击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他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敦促日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从高市早苗去年“台湾有事”发言后，北京持续采取选择性经济与旅游制裁，日本则加速与菲律宾等国的海上安全合作，双方都在集结力量、寻求震慑彼此。

譬如，英国《经济学人》称，中国对日本等美国传统盟友以灰色地带战略施压，背后是试探美国对印太盟友的安全保障。

不过，新加坡独立国际关系评论员邓铭杰也向BBC中文分析，台湾与日本和韩国能否或正在进行更深度的协作——在几乎完全以华盛顿与北京为框架的区域对话中，几乎没有受到关注。

因此，邓铭杰向记者强调，日本其实能当作指标判断美国处理区域关系的战略走向：“若高市早苗调整‘台湾有事’的说法，表示与北京维持稳定正在优先。若她不这么做，则代表东京的吓阻逻辑仍在起作用。第三种结果更可能出现：言论在不正式撤回的情况下，悄悄淡出。”

此次新版白皮书持续强调日美同盟毫不动摇，并深化与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正是高市内阁在此背景下的战略选择：对内写足备战理由，对外避免再为日中紧绷的关系添柴加火。

缅甸军方领袖敏昂莱（Min Aung Hlaing）星期四（8月6日）抵达泰国展开正式访问。这是他自2021年发动政变、推翻昂山素季领导的民选政府以来，首次到访泰国，此行他期盼能打破外交孤立局面。

敏昂莱早已因涉及2017年大规模驱逐穆斯林罗兴亚人（Rohingyas）而受到制裁。他一直遭国际社会孤立，被禁止前往西方国家，并被指控犯下反人类罪。在一场因既不自由也不公平而广受谴责的选举后，他在4月获宣布为总统，并卸下军方总司令职务。

在一场打击涉华诈骗园区的风暴中，缅甸反政府武装一度占上风，但随着中国施压和提供支援，军政府恢复元气，期盼推翻军人专制统治的数以百万计缅甸老百姓迎来了黯淡前景。

BBC驻东南亚记者乔纳森·赫德（Jonathan Head）与新闻制作人罗璐璐（Lulu Luo）稍早前到过泰国湄索（Mae Sot），了解当地滞留缅甸人的处境。

“总有一天我们会重获自由。”

这位22岁的年轻人将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但如今，在缅甸经历了五年内战之后，他已经厌倦了战争和政治斗争。

“我想尽我所能帮助我们的人民。但我选择另一种方式，一种非暴力的方式。”

这名年轻人是大量从缅甸逃往泰国边境城镇湄索（Mae Sot）寻求庇护的其中一人。

他在一个位于后街僻静角落的小黑屋里接受了BBC的采访——这是慈善机构为帮助新移民而设立的一系列安全屋之一。

他们大多一无所有，精疲力竭。在缅甸的经历给他们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创伤，而且处境非常脆弱。由于在泰国没有合法身份，这些安全屋成了他们唯一的避难所。

2021年，17岁的他参加了缅甸全国反对军事政变的抗议活动。

当这些抗议活动被军队镇压后，他像许多年轻的抗议者一样，前往民族反叛武装控制地区接受军事训练。

他回到仰光，加入了一支城市游击队，在警察局等目标外安置炸弹。“我当时就觉得，非暴力抗议并不是争取自由的正确途径。”

但他很快就被抓获，并被判处七年监禁，在因虐待囚犯而臭名昭著的永盛监狱（Insein Prison）服刑。

他去年获释，由于仰光警察严密监视其家人，他逃往了湄索。正是为了家人的安危，他才不愿透露姓名。

对于数百万冒着生命危险、背井离乡反对军政府统治的缅甸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时期。

他们一直梦想着一场革命，将缅甸改造成一个更民主和包容的国家，并将军队从政治中清除。

相反，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所认为引发内战的罪魁祸首，权力不断得到巩固。

6月，缅甸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将军受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隆重欢迎，这标志着两国共同努力，将敏昂莱的形象，从沾满鲜血的独裁者，转变为越来越为邻国所接受——即使未必受到尊重——的文职总统。

中国的外交和军事支持，对于帮助这位在2021年推翻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翁山苏姬／昂山素姬／翁山淑枝／昂山舒吉）民选政府的政变者，从其政变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中恢复过来，至关重要。

数百个为抵抗政变而成立的叛乱组织占领了不少国土，过去一年里，军政府重新夺回大部分失地。

今年早些时候，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选举，将主要反对派团体排除在外，使得敏昂莱得以将自己塑造成一位合法当选的领导人。

那么，那些曾经期盼截然不同未来的人们该何去何从？许多人实际上被困在湄索。

这座城镇是缅甸和泰国之间主要的贸易门户，一直以来都居住着大量缅甸人，尽管人数时有波动。政变以来，难民的涌入更是加剧了这个现象。但你很少能在街上看到他们。

他们大多没有合法身分。他们非法越过象征着缅泰边界，狭窄的莫艾河（Moei River）来到这里，时刻生活在被泰国警察逮捕和驱逐的恐惧之中。

他们也担心在缅甸的家人会遭到报复。一位三年前变节反对派的前军官告诉BBC，她现在每个月只敢离开在湄索租住的房间两次。

对于刚抵达的人来说，安全屋为他们提供短期庇护，通常最多六个月。这些安全屋如同迷宫一般，由许多小房间和基本的公共设施组成，隐藏在城市的小巷深处。

每扇门后都隐藏着令人心碎的个人故事。

这位被关在永盛监狱的年轻城市游击队员描述了狱警的日常酷刑和性侵犯。他还说，正是监狱让他改变了对这场斗争的看法。

“我曾希望革命会更好。但他们（起义团体）根本没有团结起来，反而互相争斗，我不喜欢这种局面。我目睹了战争造成的许多伤亡，我无法忍受看到这样的景象。”

身为家中的长子，他也觉得不能冒生命危险抛弃家人。“所以我放弃了武装斗争——不仅是武装斗争，还有其他形式的斗争，比如政治斗争。我想用其他方式帮助我们的人民。”

他全心投入庇护所的儿童教育工作中，并尽其所能地支持仍在狱中的朋友们。

“我努力让他们看到希望，革命还没有结束，我们仍然有机会迎来胜利。”

我们出现在安全屋里，引来了其他居民，每个人都希望诉说各自的故事。

人群中包括曾参与反抗军政府人民防卫部队的前成员、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的一名官员，以及几名逃避强制征兵的年轻人。

他们普遍反映，虽然他们仍然相信革命，但五年过去了，他们已经筋疲力尽，需要赚钱养家。湄索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这里还有一位名叫殷殷昂（Yin Yin Aung）的20岁女子，她和丈夫以及年幼的儿子在一起。

他们从实皆省（Sagaing）出发，历经1000英里（1609公里）的艰辛旅程才抵达湄索。实皆省是抵抗军事政变最强烈的地区之一，并遭受了可怕的报复，包括无情的空袭。

她的村庄赫托马尔（Htomar）位于一个军事基地和叛乱分子控制区之间。她描述了两年多前士兵占领村庄的那一天，他们开枪扫射，驱赶村民。

“电话信号中断时，我们就知道出事了。我听到三声枪响，看到人们在房屋间奔跑，喊着军队来了。我们没带多少东西。我父亲带了一袋米，这样我们就能有东西吃，然后我们一路跑，直到到达森林深处和山丘之间。”

她补充说，那里甚么都没有，所以他们只能喝河水，也用河水洗澡和上厕所。他们生病了，有些人死了。但他们在森林里待了六个月。

一个月后，士兵们离开了村庄，但殷殷说，村庄已被彻底洗劫一空，房屋周围还埋设了地雷。

谁也不敢回去。

在此期间，她生下了儿子，但孩子患有腹疝（abdominal hernia），需要手术治疗。

连续几个星期，这家人一路向南向东，六个月前抵达湄索。这是他们居住的第二个安全屋；他们在第一个安全屋的居住时间已达到上限。

他们尽量避免租房，这样她就可以存钱给儿子做手术。

并非所有人都对军队的成功感到沮丧。

在另一间安全屋里，我们遇到了一位从仰光酒吧酒保变成反抗军的男子，他带着妻子和两个月大的婴儿。

他们离开了饱受战争蹂躏的克伦邦（Karen State）——他在那里是眼镜蛇纵队（Cobra Column）的一员，眼镜蛇纵队是反对派中战斗力较强的部队之一——来到湄索生下他们的孩子。

但他似乎很渴望重返战场。

“我相信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场革命终有一天会成功。因为他们（军方）正在与整个国家作战。他们正在与他们本应保护的公民作战。他们不可能获胜。”

眼镜蛇纵队与克伦民族联盟（Karen National Union, KNU）并肩作战，该联盟装备相对精良，与中央政府对抗已近80年，士气仍高。

但今年，其他人民武装力量都面临困境，因为中国施压削减了对他们的武器和技术供应。相应地，缅甸军方则受惠于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训练和新装备。

路易斯（Louis，化名）是仰光的一位企业家，政变后他前往克伦邦加入反叛武装。

“我认为这是我作为公民的责任，即使我已经40多岁了。我想如果我现在不加入，我会后悔一辈子。”

他也曾被军政府抓捕和监禁，但他成功说服军政府，他是一名克伦族战士，而不是因政变而兴起的公民不服从运动的成员。

那至少意味着他受到的待遇没有那么严苛。但去年获释后，他认为家庭的需要比革命更重要。

“头两三年，我们士气高昂，干劲十足。但是战争旷日持久，许多人都有其他责任，这些责任不会停止。像我一样，我的孩子正在长大，他们需要良好的教育，需要更好的生活。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在这种压力下，我们都变了。”

许多被招募参加缅甸内战的人都是年仅13岁的儿童。一位活动人士致力于将他们从反叛武装中解救出来，并将他们带到她在湄索一栋旧房子里建立的庇护所，在那里，她努力为他们争取工作经验。

适应过程很艰难。年纪最小的男孩已经习惯了军旅生活，而且他们的家人仍在边境另一侧作战。他们觉得陪伴家人是自己的责任。

她说：“有时候我会因为这场革命而感到沮丧。政变前，有些村庄还是朋友，现在却因为一个村庄支持军队，另一个村庄支持抵抗运动，而反目成仇。”

她认为他们是时候改变策略了。“我们必须为这场革命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不仅要考虑武器，还要考虑教育和医疗。现在有很多流离失所的人住在难民营里。我们该如何帮助他们？”

殷殷昂被湄索一家私立医院告知，她必须为儿子的手术筹集3.8万泰铢（1140 美元；8500元人民币；3.7万元新台币）的押金，这对她和她的丈夫来说几乎是一笔不可能支付的巨款。

由于没有官方身份，他们无法享受泰国公立医疗系统提供的医疗服务。在理想情况下，她想回到自己的村庄，但她说，只要敏昂莱还在掌权，她就只能留在泰国。

“这一切都是他一手造成的。所以，如果你问我们是否能在他继续掌权的情况下生活在那里，答案是否定的。如果可以选择，我宁愿把我的父母接过来。”

尽管敏昂莱脱下了军装，但他对反对派的战争并未停止。

6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报告称，从去年8月宣布选举到今年1月底选举结束期间，至少有702名平民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大部分死于空袭。

由于分散在数百个武装团体中且武器匮乏，抵抗力量近几个月来节节败退，但仍控制着该国大片地区。然而，缅甸邻国的外交斡旋迄今尚未促使缅甸政权做出任何实质让步。

这一切都让数十万缅甸战争难民——包括湄索的难民——陷入了令人绝望的困境。

殷殷昂现在的家是一间狭小、光线昏暗的房间，后面还有一个非常简陋的浴室。对于一个三口之家来说，这实在太小了。

其他19个房间里的人也生活在同样的条件下，每个人都背负着战争带来的可怕回忆。

在湄索的流亡生活看不到尽头，六个月后殷殷昂可能又要再搬家了。

本文原以英文撰写，我们使用了人工智能协助翻译，并由BBC记者在发布前进行审核。了解更多关于我们如何使用人工智能的资讯。

在金明日终于抵达美国洛杉矶机场，下了飞机，迎向家人的那一刻，女儿金婷雅（Grace Jin Drexel）有着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

“我爸爸的整个身体瘦下去了很多，”金婷雅告诉BBC中文，有那么一瞬间，她认不出眼前的人是自己的父亲。

她的父亲金明日于2007年成立锡安教会，属于基督新教，是中国其中一个最大规模的非官方家庭教会。教会最初坐落于北京，只有约20名信徒，2018年由于拒绝接受政府要求在北京教会场所安装保安摄像头而被取缔。后来在中国40多个城市开设分堂，据信约有一万名信徒。

去年10月，57岁的朝鲜族牧师金明日及多名教会成员被中国当局以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拘捕。被关押接近九个月后，金明日获得释放，并且随即被安排送往美国。

外界视金明日的获释为外交上罕见的例子。过往，在中国被关押的政治犯通常是被定罪后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获得释放，例如著名民运人士王军涛、王丹、魏京生等人。

金明日抵达美国当天，正值美国独立日250周年。这次的释放，被外界视为是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于5月访华后直接促成的结果，但中美双方都没有就事件正面回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去年被问到该事件时，曾表示依法处理宗教事务，坚决反对以所谓宗教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在接受BBC中文专访的时候，金明日形容“做梦都没有想过”能够重获自由，并且与家人团聚。

获释

北京时间7月3日中午，位于广西北海看守所的人员把金明日领出，他原本以为，又是另一个被带去问话的日子。

离开了看守所，警方把他带到了高铁站，乘坐高铁列车前往广州，但没有任何人告诉他，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金明日记得，在高铁车厢内，一位貌似是负责人的人问他，“金牧师，你知道你要去哪里吗？”

“我说，可能去隐秘的地方吧。”金明日回答，“他就…哎呀，金牧师，你往好处想吧。”

列车抵达广州高铁站后，警车把他接送到了广州白云机场。

那时候，金明日隐约猜到，他可能会被送出中国境外，“北海也有机场，要去北京的话，就直接从北海坐飞机就可以了，所以很可能是可能要送出去了。”

在白云机场的贵宾室里，中方人员向他宣读检察院的决定，“他们大概的内容是，金明日2007年开设锡安教会，2020年以后在各地方扩展教会的势力，以此谋利，涉案金额有多少，然后证据确凿，犯罪事实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我们决定不起诉你了。”

金明日说，自己听不明白，认为当中的逻辑关系并不成立，但那时候，他意识到，应该快要获释。

随后中方人员把他带上飞机，上了飞机之后，一名来自美国大使馆的人员告诉他，中国政府答应将他释放，飞机的目的地在美国洛杉矶，“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他们是让我去美国跟家人相逢。”

“我真的有点懵，”金明日忆述，对于突然重获自由，这是自被捕以来未曾想过的事情，即使在狱中透过辩护律师得悉特朗普曾于访华时提及过自己的名字，“我实际上没有什么指望的。”

今年5月，特朗普在结束访华行程的时候，曾向媒体透露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提及过金明日及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案件，“我认为他正在非常认真地考虑那位牧师。”

对于自己的获释，为什么被选中，他说，“为什么不是黎智英先生，而是放了一个家庭教会的牧师…这个我们不是特别能够知道。”

在美国机场与家人重逢，金明日最初并没有特别的感觉。

“有的人说，在特殊情况中有心灵的保护机制，”金明日忆述，这种保护机制，让他的反应变得迟钝、木纳。

金婷雅也说，最初看到父亲的那刻，他的脸上充满着压抑、忧愁的感觉，“以前我爸爸一直是那种很喜乐、很包容的样子。”

直到金明日看见刚刚出生才一个月的孙子，抱着婴儿的时候，眼泪才忍不住哗啦落下，“我真的回到了家，还有这样的小Baby抱在怀里，突然有感觉了。”这是金婷雅与丈夫的第三个孩子，以金明日另一个名字以斯拉（Ezra）来命名。

大抓捕

金婷雅是在得悉自己怀孕之后一周，就迎来了父亲被捕的消息。

她形容，尽管身为牧师子女，在中国当局打击基督徒的语境下，曾经有想过或许会有这一天出现，但真正到来的时候，“那一天，听到我爸爸被关进监狱里，就是天塌下来了。”

金明日记得，去年10月10日晚上，他在广西北海的家中晚饭的时候，遭到了当局拘捕。

前一天，同是锡安教会的牧师王林在深圳宝安机场被警方拘捕，是首名被捕的教会成员，亦掀起了这次“大抓捕”的序幕。

翌日，锡安教会在中国各地的分堂，包括北京、上海、浙江、山东、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有超过30名牧者及信众被警方带走。大约一个月后，18名锡安教会的成员被当局正式逮捕，目前有九人取保候审，八人仍被关押。

此次的抓捕，被外界视为是对家庭教会更广泛及进一步的打压。

官方2018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约有3,800万新教徒和近600万天主教徒。除了官方认可的“三自教会”外，据维权人士和学者估计，还有数千万中国人参加未向官方注册的教会，这些教会通常被称为“地下教会”或“家庭教会”。

2018年，中国实施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要求宗教场所需向官方登记，否则属于违法。当年属于北京其中一间最大的家庭教会锡安教会亦遭到取缔。

金明日忆述，当年曾经有过被捕的心理准备，于是先安排家人到美国，再独自一人回到中国。但那年未有出现抓捕事件，教堂被取缔后，疫情期间锡安教会转到线上进行礼拜。至疫情放缓后，过去几年在40多个城市也建立了多个堂点，以发展线下的聚会。

有别于官方“三自爱国”体系主张宗教组织不应受外国势力影响，不少未注册的家庭教会则基于信仰，认为教会不应受政府控制，因此拒绝加入官方体系。

去年发生的抓捕，金明日形容是自2018年以来，锡安教会面临过最严重的打压。

这大半年来，当局针对基督徒的行动未有停止的迹象，包括浙江温州非官办教会教堂疑遭拆十字架、秋雨圣约教会在主日聚会期间遭武警闯入并将领袖及信徒带走问话。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学者邢福增告诉BBC中文，锡安教会属于2000年后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具有一定代表性，“除了重视传福音外，也十分重视社会关怀及文化使命”。

此外，教会以“堂会化”（churching）及公开化的发展模式，并且重视学生及知识分子的宣教，能够形成动员或组织的力量，“均成为中共眼中极具威胁的组织力量。”

邢福增指，其他受压的家庭教会，大多由大堂会改回小团契形式低调活动，相比之下，锡安教会或秋雨圣约教会等被取缔后仍持续维持运作，“锡安由北京转向全国不同地方发展，并加强以网上形式活动”，并且发展急速，相信是当局这大半年间大规模逮捕牧者及信徒领袖的原因。

施压

金明日坦言，对于被捕，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我们是有信仰的人，所以一进去（监狱）以后，我就特别地在神面前祷告，现在我是需要特别的你的恩典。”

在金明日与其他锡安教会成员被关押期间，他们的家属一直在外面奔波，希望争取被捕的人士尽早获释。金婷雅也全身投入，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她的父亲以及其他成员。

几乎整个孕期，她都处于担心、忧虑及紧张的情绪当中，这段时间，她到过美国国会作证、出席论坛、接受媒体访问，也曾经遭到监视，“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压力”。

另一边厢，在狱中的金明日最初被控“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后来有官方人员告诉他，将改为刑罚更高的“非法经营罪”和“诈骗罪”。

金明日说，对方告诉他，如果认罪，会继续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把他起诉，“我跟他说，无论是非法信息网络罪，还是非法经营罪、诈骗罪，把基督的教会当作诈骗罪，我一概不承认。”

“他还有说，你呢，想当英雄，但是你得考虑到你的同事啊，你的同事都有家，孩子们也很小，你得考虑他们呢，”金明日说，这一番话，曾经使他心里有过动摇。

“最后我是这么回答的，你们不要偷换概念，在我看来，不是因为我顽固，（所以）他们遭受这样不公平、痛苦的这种惩罚，是因为你们太恶。”

金明日并不认为自己建立教会、传福音是犯罪行为。中国宪法规定，中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来到美国，重复自由之后，金明日内心一直惦挂着仍在狱中的锡安教会成员，获释的这一个月来，他一直奔波于不同的行程中，发声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锡安教会的案件。

据总部设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称，案件目前已被正式起诉至北海市银海区人民法院，八名被告的律师及家属陆续收到检方提交法院的起诉书。据悉，案件将于8月10日召开庭前会议、并于8月14日开庭审理。

“我虽然自由了，但这个自由实际上也有很大的负担，还有因为太多的人还处在很艰难的环境……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吧，告诉（外界）我们中间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希望大家也继续关注。”

一个由海洋生物学家组成的国际团队警告，关闭霍尔木兹海峡（Strait of Hormuz）是一场“迫在眉睫的生态危机”，也是“巨大的国际生物安全威胁”。团队的报告发表于期刊《生物入侵》（Biological Invasions）当中。

科学家表示，由于船只已滞留数月，这让准入侵物种得以有前所未有的时间来依附船只。

生物学家指出，一旦这些船只恢复航行，并且驶往全球各地的目的地，可能会引发一场“大规模、海洋生物入侵的超级传播事件”。

报告指出，自2月以来，估计有1,500艘船只滞留在波斯湾—阿拉伯湾（Persian/Arabian Gulf, the Gulf；海湾），阿曼湾（Gulf of Oman）也有数百艘船只。

“最坏的情况”

许多海洋微生物、藻类及无脊椎动物会在船只长时间停止移动时，迅速依附并生长于船只上。这种现象被称为生物污损（biofouling）。

报告的主要作者、美国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海洋生态学家马里奥·坦布里教授（Prof Mario Tamburri）解释：“有一类的生物，通常是无脊椎动物和藻类，我们称之为固着性或定栖性生物，牠们的一生都附着在某个表面上生活。”他与来自美国、阿根廷、葡萄牙、沙特阿拉伯、新西兰、芬兰、南非、加拿大和以色列的科学家共同发表这项警告。

坦布里解释，每当你把一个新的结构放入海洋中，它都会首先被细菌和其他微生物定殖（colonised），并形成一层微生物薄膜。

“然后，这层生物膜会被大型藻类例如海带的孢子，或无脊椎动物例如藤壶、蠕虫等的幼体所定殖⋯⋯这些群落随后会持续生长和扩张，因为牠们需要坚硬的表面去栖息。”

海湾的水底几乎没有坚硬的地面。坦布里解释，其海床主要由泥、淤泥和沙组成，因此这些生物一旦遇到像船只这样可供依附的坚硬表面，便会迅速依附上去。

而且，由于海湾在全球航运航线中具有核心地位，它既是船只从世界其他地方带入这些生物污损生物的地方，也是船只停泊不动时累积这些生物的地方。

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大量超大型船只已长时间处于闲置的状态。

研究人员形容这个情况在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坦布里指出，例如2021年埃及苏伊士运河堵塞事件仅持续六天，而2024年美国巴尔的摩港（Port of Baltimore）塌桥所造成的干扰，也只是令“少数船只”受影响约11星期。

根据科学家说法，海湾地区的船只通常在港口停留一至三天后便会离开。他们表示，超过10天时间，入侵物种便可能在船只上迅速累积。

2023年，国际海事组织（IMO）建议，长时间闲置的船只在恢复航行前，应采取措施处理生物污损的问题。

多艘船只已在海湾地区停泊数月。

坦布里说：“如果要设计一个船舶生物污损、入侵物种传播的最坏情境，你不可能设计出比这更糟糕的情况。”

此外，许多海洋无脊椎动物和藻类会因应季节变化而繁殖。

当霍尔木兹海峡于2月底关闭时，海水正开始升温，准备进入夏季。

“这种升温往往会触发生物繁殖、产卵、生长，寻找新的栖息地、以及可供生长的新表面⋯⋯如果这次关闭发生在隆冬，风险会较低。”坦布里解释。

报告指出，一种适应能力极强的河口藤壶致密纹藤壶（Amphibalanus improvisus），已透过航运扩散至世界各地，并已在海湾地区发现。在摄氏30度时，每只成体每天可释放多达36只幼体。

报告还指出，单一船只在这段停泊期间，可能已释放出数以百万计的幼体。

坦布里表示：“问题就在于其庞大的规模、范围和影响程度。而且，由于离开该地区的船只航程遍及全球，它们会前往世界各地。”

“巨大”的破坏

坦布里表示，如果这些生物被带到新的栖息地，可能造成“巨大”的经济及生态损害。

他补充说，牠们可能排挤原生物种，并导致局部灭绝，冲击渔业及水产养殖业，甚至堵塞发电厂的冷却系统。“一旦入侵物种建立族群，尤其是在海洋生态系统中，这会非常难以清除。”

报告作者表示，这些生物还可能携带有害寄生虫和病原体，海湾地区温暖的海水可能更有利于耐热藻类的生长。如果被引入其他地区，未来气温一旦上升，它们可能比当地原生物种更具适应力。

而污损对船只本身也不是好事。

当这些生物生长时，会增加船只重量和在水中的阻力，从而减慢船只的速度。

坦布里解释说：“船只最终需要燃烧更多燃料来维持航速。”

“即使只是船体表面长出一层微生物膜，也可能令燃料消耗增加2%至5%，”他解释。“如果附着了大量藤壶和贻贝等生物污垢，燃料消耗可能增加25%。”

含有毒性杀菌剂的防污涂料已被研发出来，以驱除这种不受欢迎的海洋生物附着物。

“当船只经常航行时，这些涂料效果很好⋯⋯但当船只长时间闲置时，它们的效果没有那么好。”坦布里解释，因为涂料“会被生物污损的生长而压倒”。

考虑到航运流量、航程时间及环境条件等因素后，研究人员辨识出数个特别容易接收这些物种的港口。

这些港口包括沙特阿拉伯的吉达（Jeddah）、印度的孟买（Mumbai）、斯里兰卡的科伦坡（Colombo）、新加坡、埃及的亚历山大（Alexandria）、希腊的比雷埃夫斯（Piraeus）、西班牙的阿尔赫西拉斯（Algeciras），以及荷兰的鹿特丹（Rotterdam）。

坦布里指出，环境条件相似的港口，例如温暖、咸水港口，可能会“极易受到影响”。

国际合作

科学家表示，在理想情况下，这些闲置船只应在离开海湾前进行清洁。

但要清理如此大量、体积庞大且严重受生物污损影响的船只是一项挑战。

专家表示，收集和处理这些生物体非常重要，可以防止它们逃逸到水中，并避免损坏含有毒素和微塑胶的防污涂料。

这些生物可以透过机械人等技术在清理船只时一并被收集起来，但坦布里指出，由于相关技术仍相对新颖，海湾地区大多数水下清理服务并不会收集这些残骸。他补充说，鉴于严重生物污损船只的数量庞大，处理能力也是一大问题。

考虑到问题的规模、恢复航运及撤离受困船员的迫切性，以及各种物流限制，科学家表示，要在船只离港前进行充分清洁，不是一个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他们表示，国际合作将会非常重要，而预计会接收来自该地区船只的港口应做好准备，以在船只抵达时进行清洁，减低入侵物种传播的风险。

坦布里说：“我们相当肯定，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后，将会有外来物种被引入。”

“有些入侵物种可能默默无闻——它们就在那里，但并不引人注目，也不会造成重大影响。而另一些则会造成重大影响。”

研究人员表示，这是否会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生物入侵超级传播事件”，相较于船上滋生了什么生物，现在更多地取决于国际社会未来的应对。

我们使用了人工智慧协助翻译这篇文章，它的原文是英文。在发布之前，BBC记者检查了翻译的内容。

按此了解我们如何使用人工智慧。

黄钰涵算了一下，今年夏天她在各大招聘平台上投出去的简历，大概有两百多份。

她就读于厦门一所大学的传媒学院，现在正进入求职季，大三下学期开始找实习机会。字节跳动、各大互联网公司的品牌市场岗位，招聘要求里几乎都会提到AI，“希望候选人能跟上AI行业发展的节奏，至少深度使用过一款AI产品”。

她投了，很多聊了几句就没了后续。“那段时间感觉自己就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

后来通过老师转介和学长的帮忙，才找到一份在上海的暑期实习。入职之后，从前辈口中听到最多的一个词，是“降本增效”。学长告诉她，现在尤其是大公司，基本都在大规模裁减员工，更别说实习生，因为AI可以替代掉很多实习生的工作。

黄钰涵的遭遇是中国年轻人严峻就业形式的缩影。2026届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1270万人，同比增加48万，连续第11年增长，再创历史新高。加上往届未就业和海归回流，全年求职大军超过1500万。

当历史上最大的一届毕业生群体走出校门时，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正在扩张的就业市场，而是一个正在被AI重新定义的就业市场。

雇主端的决策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沈凯玲对BBC中文表示，AI与以往的技术进步有一点非常不同：它对应届生刚进入职场前一到三年的经验积累阶段冲击较大。

“传统上，资历更深的员工会通过和新人协作来共同完成任务，同时也承担着培养新人的角色。但随着AI的应用，初级岗位的劳动力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刚进入职场的应届生来说，这一点很不利。”

作为雇主的庞国强（Chris Pang）验证了上述判断，他是一家国际贸易服务商GenPark的创办人兼CEO，他的企业利用AI工具做海外市场行销。

他的团队分布在上海、香港和新加坡。去年在香港招收了5位实习生，负责运营相关工作，表现不错。

但今年初，新一代以“龙虾”为代表的AI智能体（agent）工具大行其道。庞国强的公司也快速铺开AI agent工具。

今年夏天，他突然发现，不需要实习生了。

“从成本和效率的角度看，AI agent已经可以覆盖掉很多原本需要人工完成的运营工作。”庞国强说。对一个小团队来说，实习生承担的工作非常基础，时间也短，而招应届毕业生的磨合成本较高，效率上也会受影响。除非未来要拓展新的业务线，否则不再考虑招刚毕业的年轻人。

但他通过几家大型招聘平台，依然收到几千份简历，他“几乎没看”，只计划招聘一名在新加坡的业务负责人，通过猎头搞定即可。

冲击不均匀

沈凯玲副教授指出，AI取代的往往是教育水平相对较高、“非固定流程认知性任务”的岗位。这类工作在传统劳动力市场里的回报，通常高于体力劳动等其他类型工作。所以这一轮AI浪潮，特别冲击“接受高等教育应该有更好回报”的这种预期。

实习中的黄钰涵从事新媒体运营，她说撰写周报、月报这类基础工作，本质上是数据整理和归纳，“AI完全可以做，只要你把要求说得足够详细就行”，至于更有创意的品牌文案，AI只要大量学习品牌过去的调性和风格，就能写出很不错、甚至可能比人写得更好的文案。她认为自己的岗位未来“完全有可能被AI替代”。

但AI的冲击并不是均匀的。

同一个毕业季，不同领域的人才有截然不同的体感。对于一些研究性工作，AI的替代性没那么明显。

29岁的高同学今年从新加坡国立大学药学院博士毕业，已入职中国内地一家药物研发企业。在整个求职面试过程中，他没有太多机会用到AI。

“AI可以帮你看一些市场信息，给出建议和指导，但这些终究还是比较表面的东西。”

他工作的核心，是要处理理论和实验之间的落差，实操性强，强调实验的效果和产出。他说这恰恰是AI帮不上忙的地方，他周围的同事也对AI态度消极，既没积极应用，也不太看好。

AI在取代谁？

做医药研究的高同学，相比广告领域的黄钰涵更不容易被取代。这是行业问题，还是跟性别有关？

黄钰涵被问到性别和AI替代的关系时，她的直觉是“男女差不多”。她不觉得女生更容易被替代，理由是理科男生写代码一样被AI替代，计算机方向男生偏多，AI同样能自主生成代码。

数据给出的却是另一种答案。

2026年3月5日，Anthropic发布了一份关于AI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研究报告。报告提出了一种新的衡量指标——“实际暴露度”（Observed Exposure），直接利用Claude的真实使用数据来衡量各职业受AI影响的程度。报告结合美国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不同暴露度群体的劳动者画像。

结果显示，高暴露度前25%群体中，女性占比约54.4%，显著高于零暴露群体的38.8%，差距达15.5至16个百分点。研究生学历占比17.4%，是零暴露群体4.5%的近四倍。

报告指出，这一发现与传统认知形成鲜明对比：以往的自动化或全球化冲击通常最先影响低学历、从事常规体力劳动的劳动者，但这次AI冲击的“锋线”恰恰对准了受过高等教育、收入相对较高的白领群体。

反而是快递员、外卖员这些体力劳动岗位，吸纳了大量学历较低的男性就业群体。

悉尼大学商学院教授克林顿·福睿（Clinton Free）对此解读认为，过去十年间进入专业服务行业的女性大学毕业生数量已超过男性，这使女性在这波AI浪潮中的暴露度显著提高。

换言之，不是AI“针对”女性，而是女性集中的行业恰好是AI渗透最快的领域。

沈凯玲没有直接反驳报告的结论，而是从另一个角度切入：现在的职场很大程度上是为男性设计的，工业社会最初的职位设计、工作时间安排，都是围绕男性展开的，女性进入这样的工作环境后，制度层面并没有为她们做出太多调整。

而AI广泛应用之后，她希望，长期来看，女性能够藉此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在就业和创业领域贡献出自己独特的能力。

阵痛与机会

在AI的冲击下，学生们也各有选择。

沈凯玲观察发现，一种明显的两极分化：一端有强烈的动机想回到安全、舒适、传统的保护状态里，比如回到体制内；另一端则显得比较兴奋，想要尝试、想要突破。这两个群体比较明显地浮现出来。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新技术的冲击下，依然有大量失落的、毕业即失业的人口。中国国家统计局显示的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在排除了在校生之后，落在14%到19%之间。

沈凯玲补充，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和北美、欧洲有所不同。中国劳动力市场在非正式就业方面相对更灵活，工资的“刚性”相对较弱，也就是工资可以向下浮动调整。这一点很关键，因为当工资不能向下调整时，一旦就业出现问题，往往更难通过市场自身去解决。

“应届生起薪相对往年可能有所下降，但这个看起来负面的现象，某种程度上其实也缓解了就业难的问题。”

作为雇主的庞国强，虽然减少了雇用年轻人，但他认为未来依然有很多机会等着他们。他的判断是，过去很多经验需要几年的工作积累，但现在的年轻人可以借助AI快速获得接近资深员工的生产力，关键在于他们需要从执行者转变为问题解决者。真正有竞争力的人，是那些能把AI、行业知识和创造力结合起来的人。

沈凯玲的视野放得更加长远——人应该成为“human being”而非“human doing”。她说在AI的影响下，还想回到十年、二十年前那种朝九晚五、像螺丝钉一样在办公室里重复做同样白领工作状态，既没有必要，也不该是这一代年轻人未来职场生涯的样子。

“未来，不是日复一日重复做事的‘工具人’，而是能体现自己审美和独特性的‘活生生的人’。人越能真正体现出自己的审美、价值观和独特性，未来在这个经济社会里，可能反而会因此获得更多的经济回报。”

当丽莎·里斯（Lisa Rees）在4月开始服用第一剂减重药物时，她原本只希望能减掉几公斤。

然而她没料到的是，这个她形容为药物“最好的益处”的副作用：除了吃得比较少之外，她现在也明显喝得更少酒了。

丽莎以前出去玩一个晚上会喝掉两瓶葡萄酒，但现在，这位来自英国南威尔斯、今年46岁的她，只要喝了两三杯之后，就会觉得“身体上根本再也喝不下去了”。

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研究探讨减重药物与饮酒量之间的关联。

这类药物品牌，包括周纤达（Wegovy）、猛健乐（Mounjaro）和胰妥赞（Ozempic）等，都含有司美格鲁肽（semaglutide）或替尔泊肽（tirzepatide），后者能模拟一种名为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的天然激素。

这激素会抑制食欲，让人长时间有饱足感，进而帮助减重。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的克里斯蒂安·亨德肖特博士（Dr Christian Hendershot）表示，初步研究显示，由于这些药物会影响大脑的奖赏反应，因此可能降低对酒精和尼古丁等物质的渴望。

他在2025年发表了一项小规模研究，结果显示有酒精使用障碍的受试者，在服用胰妥赞（Ozempic）期间对酒精的渴望有所减少。

酒精使用障碍（有时被称为酗酒）被英国国民保健署（NHS）定义为以有害方式饮酒。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安舒茨医学校区（University of Colorado Anschutz）上周发表的另一项研究也发现，口服形式的GLP-1药物，可让轻度至中度酒精使用障碍患者减少大量饮酒的天数。

服用这些药物的人向BBC新闻表示，酒精对他们的影响各不相同：有些人说对酒精的渴望消失了、喝酒会让他们感到恶心或不舒服的饱胀感，或是比较快就喝醉；也有人表示，自己与酒精的关系并没有任何改变。

在开始服用周纤达（Wegovy）之前，丽莎表示她每周会和朋友一起喝掉六到八瓶葡萄酒。但她有时也会担心自己是否喝太多、会不会伤害健康。

根据英国国民保健署（NHS）的建议，一般人每周不应固定饮用超过14单位的酒精，大约相当于六杯中等份量的葡萄酒或六品脱（pints）啤酒。

长期过量饮酒可能导致肝脏损伤、高血压，并增加罹癌风险。

丽莎向BBC说，自从开始用药后，她的饮酒量已经减少超过一半。最近她参加一场日间音乐祭时，在九个小时内只喝了三杯葡萄酒。以前的话，她会喝掉两瓶酒，再加几杯调酒（伏特加混合饮料）。

事实上，酒精一直是丽莎社交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2010年代后期，她曾有几周完全不喝酒，结果发现朋友开始不再邀请她参加聚会，这让她后来又重新开始饮酒。

这一次，丽莎说她仍然期待喝葡萄酒，但只要喝了两三杯之后，就完全再也喝不下去了。

“我还是觉得自己有参与其中，因为我还是有在喝酒，只是喝得少很多了。”丽莎解释。

多年来，来自英格兰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45岁的沃伦·汤马斯（Warren Thomas）习惯在下班后偶尔和家人喝杯啤酒，每个月也会和朋友来一两次比较尽兴的饮酒聚会。

但当他和正在服用减重药物的朋友提到自己打算开始施打猛健乐时，朋友们警告他，这可能会影响他的饮酒量。

沃伦向BBC表示，他在6月中旬打了第一剂之后，不到24小时就感受到了效果。“我就是完全不想喝酒，”他说，“对酒一点胃口都没有。”

上个月他去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时，只喝了两杯啤酒就觉得“头有点晕、整个人有点飘飘然”。

“我现在对酒精的耐受度已经是零了。”他说。

英国国家处方集（British National Formulary，一本医生与药师常用的用药指引）并没有针对服用减重药物的人是否应该停止饮酒，提供正式建议。来自，伦敦国王学院医学教授、同时也是医师的罗素·赫恩教授（Prof Russell Hearn）告诉BBC。

但他会谨慎地提醒患者：“酒精含有大量热量，如果你的目标是减重，那么在服用GLP-1药物的同时减少饮酒，搭配饮食调整，绝对会对减重更有帮助。”

对丽莎和沃伦这样的人来说，饮酒量减少是一个意外的好处。

但，对刚毕业的20岁费伊·古德温（Faye Goodwin）却觉得，这影响了她的社交生活。

费伊告诉BBC，她一喝酒很快就会感到恶心，有时还会吐，或出现严重的胃酸逆流。

费伊主动联系了BBC Your Voice。她从18岁开始就在施打猛健乐，因此几乎不知道在没有减重药物影响下喝酒是什么感觉。不过她表示，自己曾有一个月暂停施打，那段期间就能正常喝酒，不会感到恶心。

在菲这个年纪，酒精是社交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她强调。

她解释，有时候如果施打猛健乐当天刚好要出去玩，她会把注射时间延后一天，因为她觉得药物对酒精的影响，在施打后的一两天内最为强烈。

如果她当天已经打过针，偶尔也会婉拒和朋友的聚会。

即使她有喝酒，通常也会比其他人喝得少很多。她觉得这影响了她结交与维系友谊的能力，也让她在剑桥求学的日子变得比较辛苦——因为很多社交活动都以饮酒为核心。

她解释：“明明知道自己会一直清醒地坐在那里，看着其他人喝酒玩得很开心，这很难真正享受聚会。而且很多时候，就算我试着喝一杯葡萄酒之类的，也会因为强烈的恶心感而喝不完。”

事实上，针对一般大众的观察性研究显示，服用减重药物的人整体饮酒量会下降，但目前的临床试验多半聚焦在有酒精使用障碍的人，而不是偶尔饮酒的人。

亨德肖特教授告诉BBC，相关资料“累积得非常快”，并补充说美国已有一些机构开始以标示外使用（off-label）的方式，将这类药物开给有酒精使用障碍的人。

进行口服减重药与酒精相关研究的约瑟夫·沙赫特博士（Dr Joseph Schacht）则指出，在监管机构能核准这类药物用于治疗酒精使用障碍之前，还需要更大规模、受试者更多、时间更长的研究。

南威尔斯大学研究成瘾问题的达伦·奎尔奇博士（Dr Darren Quelch）向BBC指出，目前仍有许多未解的问题，包括：没有肥胖或糖尿病的人，为了治疗成瘾而使用这些药物是否安全？以及这些药物是否负担得起。

这类药物也可能产生一些副作用，包括罕见但严重的胰脏炎。

研究人员也正在探讨，GLP-1药物是否有可能用来治疗其他成瘾问题，例如吸烟与鸦片类药物成瘾。

沃伦告诉记者，开始施打减重针之后，他已经不太想再和朋友出去喝酒了。“我真的不太想去……对喝酒完全没有欲望。”

虽然他从来不认为自己的饮酒有问题，但这个改变对他来说仍然很受用。

“在没有特别努力的情况下，就能完全戒掉，感觉非常清爽。”他告诉BBC。

本文原以英文撰写，我们使用了人工智能协助翻译，并由BBC记者在发布前进行审核。了解更多关于我们如何使用人工智能的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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