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31岁的习近平以中共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身份首次访问美国，行程包括三藩市和艾奥瓦州。当时，他此行主要是考察农业和地方发展。

四十多年来，习近平先后以地方官员、中国国家副主席和国家主席等不同身份访美。随着职位转变，访问内容也由地方交流和经贸考察，逐步转为中美元首会晤和多边外交活动。

本周三至五（9月23日至25日）将是习近平第11次官式访问美国。过去的访问横跨中美关系多个阶段，既有地方层面的交流，也有在白宫、庄园和国际峰会上的高层会晤。

BBC中文透过历年照片，回顾习近平四十多年来的访美经历，以及不同时期行程和角色的变化。

县官出国——1985年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纪录，习近平第一次踏足美国，是作为中共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时为1985年4月，中共政权与华盛顿建交刚满六年之际。

习近平当时31岁，代表团连他在内共有五人：河北省束鹿县县长白润璋、石家庄地区外事办公室秘书夏文义、石家庄地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刘录清，和石家庄地区经济委员会主任于锡庆。

但这次行程的重点是到访有“美国粮仓”之称的艾奥瓦州（Iowa；爱荷华／衣阿华），习近平一行在小镇马斯卡廷（Muscatine）考察农业和畜牧业。

据接待单位艾奥瓦州姊妹省州委员会（Iowa Sister States）纪录，习近平一行在美国逗留了15天。

自马斯卡廷之旅后，习近平于1992年、1993年和2006年三度访美，前两次身份是中共福建福州市委书记，最后一次是浙江省委书记。

国家级回访——2012年

2008年，习近平升任中国国家副主席，晋身国家领导人。2012年，他首次以这个身份官式访美，来了个“回到原点”。

习近平此次行程历时五天，从首都华盛顿，到艾奥瓦马斯卡廷，再到加州洛杉矶。

庄园会晤登场——2013年

2013年6月7日至8日，习近平第六次访美，行程包括与时任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欧巴马）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Annenberg Retreat at Sunnylands）进行“庄园会晤”。

这一年60岁的习近平，刚接任了国家主席一职。这次是习近平与奥巴马第二次在美国会晤，但作为两国元首会晤，则是第一次。

亮相联合国——2015年

时隔两年，习近平再次踏上美国土地，而这次是正式的国事访问。

习近平整个美国行程历时七天。其中9月22日至25日是对美国的国事访问，随后三天则转往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

中国社交媒体上当时出现了责难外交部的声音，因习近平访美行程与时任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的访美行程重叠，习近平似乎被教宗“抢了风头”。

但与此同时，两位领袖同处美国，曾引起观察人士憧憬中梵元首能趁机会晤“破冰”，而这最终并未发生。

翌年，习近平再到华盛顿，出席第四届核安全峰会。

初会特朗普——2017年

2017年1月，特朗普首次就任美国总统。4月，习近平访美24小时，到佛罗里达州的特朗普私人俱乐部海湖庄园（Mar-a-Lago estate）会晤对方。

在这场峰会进行途中，特朗普下令空袭叙利亚。如此时机，引起了广泛讨论。

疫情后的“习拜会”——2023年

新冠病毒病疫情（COVID-19 pandemic）下，习近平自2020年起暂停外访活动将近三年。

2023年11月，习近平到三藩市（旧金山）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期间与“升任”了美国总统的“老熟人”拜登。

这也是习近平在2026年之前，最后一次到访美国。

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抵达华盛顿时，这将是他11年来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但他与美国的初次接触，早在他成为中国数十年来最有权势的领导人之前便已发生。

四十年前，习近平还只是一名来自中国北方的县级官员，前往美国中西部进行实地考察。

他在艾奥瓦州（爱荷华州，Iowa）逗留数天，学习农业知识，参观农场，并住在当地一户人家的郊区住宅中。

中国官方媒体大篇幅报道了他的这段寄宿经历，以及他与时任艾奥瓦州州长、后来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任内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特里·布兰斯塔德（Terry Branstad）的友谊，藉此凸显习近平与美国的私人渊源。

如今，美中关系已截然不同——双方在全球影响力上竞争激烈，并伴随着针锋相对的关税、技术管制和军事对抗。

现年73岁的习近平，早已不再是那名低阶官员。在近14年的中国领导人任期内，他改变了中国共产党以及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

失去一切的“太子”

习近平的故事，始于显赫的家世。他1953年出生于北京，是习仲勋的第六个孩子。

习仲勋是共产党革命家，曾参与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后来成为中共高级领导人和国务院副总理。

习近平童年时就读于名校，享有大多数家庭无法企及的特权。

然而，政治风向其后转向不利于他的家族。

1960年代初，习近平的父亲被指控为“反党”集团的一分子，被下放到农村的一家工厂工作，并被开除党籍。

作为被视为“反革命分子”之子，少年习近平被强制送往一个再教育机构。响应时任领导人毛泽东对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15岁的习近平与数以百万计的其他城市学生一同前往农村。

他在2004年的一次访谈中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去延安的专列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车底下我的亲属都说，你怎么还笑？我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这不是好事吗？你们哭什么呢？所以他们是破涕为笑。”

他最终落脚于中国西部陕西省的偏远山村梁家河，在那里一座窰洞中生活了七年，从事耕种、挑粪和挖沟等劳动。

他回忆那段岁月时说：“酸菜成为我最好的美味佳肴，以至于到后来，我到现在还想念那个酸菜。”

他形容自己曾对繁重的劳动感到“震惊”，起初也饱受飢饿和跳蚤困扰，但午饭前的抽烟休息时间让他得以喘息。

崛起之路

他22岁时离开农村，前往中国顶尖学府之一的清华大学攻读化学工程。

毕业后，他远离北京，在福建和浙江这两个沿海省份担任地方官员。这两省在1980年代中国经济开放后，成为全国最富裕的省份之一。

其父在毛泽东逝世后获得平反，这也帮助习近平获得中央政府和军队的职位，并在党内建立起人脉网络。

这些官员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他信任的领导核心圈子的一员。

习近平于1979年与前中国驻英国大使之女柯玲玲结为夫妇，但三年后两人离婚。

一位共同的朋友将习近平介绍给彭丽媛——她后来成为习的第二任和现任妻子。彭丽媛是一名军旅民歌歌手，她凭藉每年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的演出，早已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观众人数多达数亿。

对于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许多中国人来说，彭丽媛比她所嫁的这位省级官员更广为人知。

彭丽媛经常陪同习近平出访外国，这与中国历任“第一夫人”向来低调的形象大相迳庭。

两人的女儿、也是唯一的孩子习明泽于1992年出生。外界对她所知甚少，只知道她曾在美国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就读。

2007年，习近平在短暂出任上海市委书记后，晋升为中国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成员。五年后，他接替胡锦涛，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在成为中国领导人后，习近平以许多人始料未及的方式，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

习近平缔造的中国

在习近平执政的14年间，中国变得日益自信。

在对外方面，习近平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项目扩大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同时将北京塑造为“全球南方”的代言人。

与此同时，中国与许多主要民主国家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包括南海局势升温、对台湾施加的压力不断加大，以及与美国的竞争日益激烈。

然而，习近平的政治遗产也体现在中国国内政治管控的加强上。

在习近平治下，中国更加强调安全与政治稳定，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等地推出一系列措施。支持者认为这些措施恢复了秩序，但批评者则认为，这些措施大幅削减了公民自由。

他提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思想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他的两位前任都未能做到的事。

习近平还从宪法中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使他得以连任两届以上。

中国官方媒体将习近平塑造成一位严肃的人物，但他有时也展现出较为轻松的一面。

他曾谈及自己对足球的热爱，甚至与泰国总理开玩笑谈论自己对中国男子足球队表现的失望；他曾与英国前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共饮一杯啤酒；还曾调侃韩国总统，称在接受对方赠送的中国制小米手机作为礼物前，要先检查一下是否存在任何“后门”。

朋友还是敌人？

习近平与外国领导人的关系时有起伏，反映出中国整体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的变化。

没有哪位外国领导人比俄罗斯的普京与他更为亲近。自习近平掌权以来，两人已会面逾40次，习近平甚至形容普京是他“最好的知心朋友”。

他与特朗普的关系则更为复杂。尽管特朗普对华发动贸易战，但他常常对习近平表达友好之意，称其为朋友，并赞扬其政治实力。

至于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关系，习近平起初大力投入个人外交，两人在非正式会晤中交流，以凸显这两个亚洲大国之间的合作。但2020年发生的致命边境冲突，令双边关系跌至数十年来的最低点。

与那些以个人魅力或临场发挥著称的领导人不同，习近平很少将个人关系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当习近平本星期重返华盛顿时，他将不再是当年那位对艾奥瓦州农场感到好奇的县级官员，而是作为21世纪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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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在首份五年计划，提出带头推动“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引起外界关注港元地位会否受动摇。

根据特首李家超的说法，考虑用人民币而非港币结算的项目，包括公务员在中国大陆的培训费用，以及向广东省购买香港日常水源东江水的开支。

有经济学者对BBC中文指出，港府希望建立“示范作用”，未来甚至“可能连收税都收人民币”，增加其他国家在香港使用人民币买卖黄金、投资股票的信心。

分析指出，虽然港元作为法定货币角色不变，但随着中国减持美国国债，港府在外汇基金资产组合配置更多元化，未来购买人民币债券等，是“去美元化”的其中一步。

为何增加人民币支付？

港府在首份五年规划提出，政府会带头研究及推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强化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庄太量向BBC中文形容，以往港府在推动人民币方面，扮演制定政策、搭建金融基建角色，例如发行人民币债券、容许港股用人民币交收等。而现时角色是亲自下场，用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希望发挥带头作用，推动更多私人企业使用人民币。

他指出，港府正建立人民币收入及支出的系统。

收入方面，政府今年7月通过法例，容许双柜台证券人民币柜台交易的印花税以人民币计算和缴付，预计在2027年年中实施。

庄太量认为，政府未来甚至可能研究容许部分纳税人以人民币缴税，“我想政府慢慢就可能连收税都收人民币，如果有些外国公司在香港做内地生意，它收了人民币，它交税肯交（人民币），政府会收。整个机制就建立了，人民币可以再推远些，令更多人接受。”

他指出，当人民币在香港实体经济流通和应用场景越多，增加其他国家使用人民币的信心，让其他国家在香港以人民币买卖黄金、投资股票等。

庄太量补充，外汇基金持有人民币资产带来收益；港府近年有发行人民币债券，这些人民币收入可用于政府开支。

《明报》今年2月报导，政府各债券计划由2019/20年度起计算，新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达443亿元（518亿港元；66亿美元），占总发行额约8.5%，余下超过9成都是港元债券。

Orientis首席经济师徐家健指出，无论是港府主动发行人民币债券或用人民币支付开支，都是制造应用场景，让人民币在市场更蓬勃流通，“如果之前行了一步人民币发债，现在发债后会拿来用、买东西。他（港府）见市场不容易开始这类大规模的应用，就自己做先。”

他直言，撇除投资考虑，若实体经济欠缺人民币的应用场景，无论政府、私人企业或市民，本身都不会储备太多人民币，港府主动增加人民币支付，有一个示范作用。

港元地位会受威胁？

香港《基本法》111条订明，“港元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定货币，继续流通”。

香港金融管理局在官网问答表明，即使人民币实行完全自由兑换，局方并不预期港元的法定货币地位会有任何改变。

但在港府公布扩大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后，仍引起市场忧虑。

泛欧宏观经济顾问公司（Pantheon Macroeconomics）发表报告指出，港府史无前例地决定开始以人民币支付部分开支，此举势必引发人们对港元重要性及其信誉的担忧。

报告认为，尽管存在上述副作用，当局的意图在于进一步深化人民币生态系统，港府已发行人民币债券，因此寻找更多使用这些资金的途径，将有助增加发行量及流通量。

徐家健指出，当港府的港元开支需求减少，预计未来会储备部分人民币。但他指出，港元仍是香港法定货币，港元货币基础由外汇储备支持，只要港府持有足够的美元资产，并确保联系汇率不脱钩，就不会动摇市场信心。

学者庄太量认为，港元有法定货币角色，在联系汇率下与美元挂钩，港府亦持有不少美国国债资产，直言港府在跨境交易使用人民币支付开支只占很少数额，影响有限。

他认为有三个指标可观察香港是否改用人民币主导，“第一就是公务员出粮（支薪）；第二是私人机构出粮；第三就是买楼，如果发展商肯收人民币的话，最大这几笔完成，基本上人民币就会主导（多于）港币。”

随着中国国内减少持有美国国债，庄太量预计港府也会开拓更多人民币资产，让资产组合多元化，例如买人民币债券等，是逐渐“去美元化”其中一步。

资料显示，近年香港外汇基金增加非美元资产在投资组合内占比。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今年5月表示，截至2025年底外汇基金中美元资产占比低于80%，当局亦倾向将资产多元化，过去几年亦将所持美元资产年期缩短，冀在环球不确定性中增加流动性。

今年施政报告提出，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以及参与香港现货及期货市场。

双币流通的前景

同是特区的澳门，法定货币是“澳门元”，但市面商家有时更欢迎旅客使用港元。

徐家健指出，澳门例子反映法定货币以外，在双方同意情况下，另一个货币可能在商业交易更常用，例如不丹便很流行收印度卢比和美元作为交易货币。

他认为在日常交易层面，香港不少商家亦乐意收取自由行旅客人民币，但整体而言，人民币始终存在外汇管制，而港元自由兑换的优势更吸引，“日常需要支付人民币，可以准备多点；但是你用来储蓄、购买资产，始终都是港元。”

经济学者庄太量分析，澳门的经济依靠赌业和旅游业，由于不少游客来自香港，部分旅客更倾向使用港币交易，而非兑换澳门元，最终出现澳门元虽是法定货币，但港币在部分交易中反而较常使用的情况。

他指出，澳门例子反映一种货币在当地流通使用，与是否属法定货币是两回事；即使多种货币可以流通，一地的法定货币通常只有一种。

他认为，若未来美元不再是全球最主要的国际货币，香港届时可能需要重新考虑港元的联系汇率制度，例如寻找其他货币作为“锚”，或改与一篮子货币挂鈎。

资料显示，香港在英国殖民地年代，港元自1935年至72年曾与英镑挂钩，其后经历短暂与美元挂钩及自由浮动时期，港府最终在1983年10月宣布实施联系汇率，港元与美元挂钩，使港元汇率保持稳定在7.75至7.85港元兑1美元的区间内，制度沿用至今约43年。

哪些开支使用人民币？

目前港府使用人民币支付开支只占极少比例。

香港本地传媒在施政报告发表当日，引述政府消息人士解释，现时政府平均每月支付约2000万元人民币（2330万港元；298万美元）在不同开支，包括内地养老计划、公务员于内地培训等。

按2026至27年度政府整体开支预算8,434亿港元（7159亿人民币；1075亿美元）计算，目前一年约2.4亿元人民币支付，只占总开支约0.03%比例。

特首李家超9月18日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港府与内地的一些合约，考虑用人民币而非港币结算，例如公务员在内地培训费用、向广东省购买香港日常水源东江水的开支。

立法会披露资料显示，在2025至26年度，港府公务员学院举办内地培训的修订预算是3500万港元，购买东江水预算是52.82亿港元，合计涉及53.17亿港元（6.78亿美元；45.46亿人民币），占当年度港府全年开支修订预算约0.6%。

港府消息人士向传媒表明，不会用人民币支付公务员的薪金。

徐家健向BBC中文表示，现行的《雇佣条例》26条订明，雇主须用法定货币直接将工资付给雇员，而香港的法定货币是港元，故政府不能随意改用人民币支付公务员薪酬。但在其他商业交易范畴，只要双方同意，港府不一定要用港元支付。

他相信，港府日后向中国内地购买物资或支付工程款项，或改用人民币支付。

经济学者庄太量表示，未来港府向中国内地购买建筑材料等，或会改用人民币支付货款。他指出，港府主要开支包括支付公务员薪酬等仍需用港元，在这前提下，预计未来人民币支付占整体政府开支比例少于一成。

BBC中文向财政司司长办公室、公务员事务局和水务署查询，截稿前未有回覆。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Politico 和 MS NOW（前身为MSNBC）这三家美国媒体，在被禁止进入白宫后表示，他们将起诉特朗普政府。

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星期五宣布了这项禁令，指控这些机构就其团队撰写“虚构或谎言”的报道。这些公司表示，他们的记者在星期六被拒于白宫大楼门外。

他们在周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表示，他们正在采取法律行动，“捍卫政府无权决定媒体报导内容的原则”。

随后，当特朗普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时，美国各大电视网暂停了他们驻白宫的联合报道。

特朗普对诉讼消息作出回应，称这些新闻机构是“三流小丑”和“腐败堕落的媒体”，“轻视和贬低”他的政绩。

特朗普在其Truth Social平台上写道：“那些只会负面报道、并以不明‘消息来源’撰写虚假诽谤报道、危害我们国家安全的假新闻人士和刊物，不应被允许进入全世界最重要的办公室。”

他还补充说，他的团队“几乎肯定”会提出上诉。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禁止政府“削减”新闻自由——法院一直以来将这一措辞解读为禁止政府因报道内容而歧视媒体。

CNN、Politico和MS NOW的声明表示：“白宫在未经通知或正当程序的情况下，因不满我们的报道内容而撤销了我们记者的证件。”

“若不加以阻止，此举将威胁新闻自由，以及公众享有不受政府干预的独立新闻报道的权利。”

这些媒体机构于星期一向华盛顿美国联邦地区法院（US District Court）提起诉讼，要求法官尽快裁定特朗普的禁令违宪，并阻止其幕僚执行该禁令。

星期一早上，美国主要电视网退出了白宫联合采访的职责。联合采访机制让各媒体机构在向美国公众直播总统活动时互相分享素材，以节省成本和空间。

福克斯新闻（Fox News）华盛顿分社社长布莱恩·博顿（Bryan Boughton）目前轮值负责协调采访白宫的电视媒体团队。他在一封BBC看到的电邮中写道：“自即日起，驻白宫电视联合采访组（the TV pool）将不再对特朗普总统进行指定的联合采访报道。”

该邮件表示，此举是因为白宫“阻止”CNN履行其在特朗普纽约行程中的联合采访职责，并指“将不会安排替代的联合采访组”。

CNN是白宫电视联合采访组仅有的五家美国新闻机构之一，原定于星期一和星期二负责报道特朗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行程。

但星期一早上，位于白宫新闻区地下室、可容纳五人的CNN工作间空无一人，大门紧闭。这个工作间通常从清晨开始就会有人全天驻守。室内的屏幕和监视器均已关闭。

取而代之的是，一支CNN采访队在白宫范围的保安区域外，于公共人行道上进行直播。

ABC、CBS、CNN、福克斯新闻和NBC五家电视网发表联合声明：“公众在获取有关政府的准确、独立资讯方面拥有重大利益。”

“任何政府都不应该因为不满某新闻机构的报道而对其加以限制。”

这五家电视网被认为是唯一具备资金和基础设施，能够从白宫和总统活动现场发布直播报道的媒体。

目前，白宫的媒体席位仍然空缺，取而代之的是保守派电视台Real America's Voice被列为特朗普纽约行程的“次要”采访队。

多家美国媒体机构也宣布不会参与联合采访活动的报道，部分机构还表示不会分享特朗普活动的静态图片。

星期一稍后，特朗普与纽约市长佐赫兰·马姆达尼进行了一小时的会谈。其后，两人举行了记者会，由纽约当地媒体进行报道。

马姆达尼表示：“我告诉总统，我们将让所有新闻界成员都在这片草坪上出席，这是我所坚信的——不论观点或批评如何，我们都会与每个人接触。”

特朗普继续批评媒体，称记者们总是声称会抵制他，但“从不真正抵制”他。

同样在星期一，白宫在其网站上推出了一个名为Trump TV的串流频道，首播内容是特朗普七月访问拉什莫尔山（Mount Rushmore）时发表的讲话。

特朗普上星期宣布禁止CNN、Politico和MS NOW进入白宫时，并未提及促使此举的具体报道，但其后表示“这其实只是过去几年来累积下来的报道所致”。

这位美国总统还补充说，“可能还会有其他机构加入”被禁行列。

当有记者其后追问他此话何意时，特朗普回应道：“还有其他假新闻机构吗？嗯，你知道，《纽约时报》是假新闻，《华盛顿邮报》也是假新闻。”

今年二月，白宫宣布接管可接触特朗普的联合采访组，该组织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由白宫记者协会（White House Correspondents' Association）负责管理。

同月，特朗普政府采取行动，禁止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简称AP）的记者和摄影师进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Oval Office）或“空军一号”（Air Force One）等限制进入的场所，原因是该通讯社使用“墨西哥湾”而非“美国湾”的称谓。美联社已提起诉讼，案件目前仍在审理中。

过去也曾有其他政府尝试限制某些媒体机构的采访权限的个别事例。

奥巴马（Obama）政府曾在2009年试图将福克斯新闻排除在对一名政府官员的联合采访之外。

但在联合采访组其余四家电视网的反对下，福克斯新闻最终获准参与。与特朗普将CNN、MS NOW和Politico排除在外的做法不同，奥巴马政府当时并未试图将福克斯新闻排除在所有联合采访之外，仅限于那一次特定的采访。

特朗普一直频繁批评新闻机构，其政府已对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BBC在内的一系列媒体采取法律行动。

部分诉讼已促使有关媒体机构同意支付数百万美元的和解金。特朗普对BBC的诉讼仍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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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中共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即五中全会）将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

官方新华社星期一（9月21日）报导，政治局当天的会议审议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讨论稿，并将提交五中全会审议。这意味着，本届五中全会将以“全面从严治党”、即党的自身建设为核心议题，这一安排打破了历次中央全会渐次形成的议题惯例。

更令外界关注的是军方人事。中央军委目前大面积缺员，七名成员中仅剩习近平和张升民二人。由于党章明确军委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本届五中全会有权现场“补位”，无须等到二十一大。

按照惯例，五中全会本应聚焦下一个五年规划。但本届三中全会的延迟，使四中、五中全会的议题依次顺延：“十五五”规划已提前至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五中全会转而承接通常属于六中全会的党建议题。

在中共历史上，聚焦党建议题的全会往往影响深远，本次会议会否对习近平的权力地位作出新的表述，成为另一大观察焦点。

惯例：历届中央全会如何安排

中共每五年举行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2300多名党代表，并选举约200名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委员会，即通常所称的“党中央”。中央委员会在五年任期内召开七次全体会议，依次称“一中全会”至“七中全会”，各次会议的时间与议题逐渐形成了稳定惯例：

破例：一次延迟引发的议题顺延

本届中央委员会于2022年10月的二十大选出，任期五年。二十届一中全会于2022年10月召开，二中全会于2023年2月召开，符合在全国两会前安排国家机构换届的惯例。

破例自三中全会开始。本次会议原预期于2023年秋季举行，最终延迟近一年，至2024年7月方才召开。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后续全会节奏整体后移：原本的“2023三中、2024四中、2025五中”，顺延为“2024三中、2025四中、2026五中”。

议题也随之错位。2025年召开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按惯例本应研究国家重大政策部署乃至军委人事变动，但当时中国正处于空前的军队整肃漩涡，同时“十四五”规划行将收官、亟待审议新规划，四中全会的主议题最终被替换为审议“十五五”规划。

顺延之下，今年10月底召开的五中全会，转而承接了往年六中全会的议题：聚焦党建。

军方人事：军委大面积缺员待补

中央军委的人事变动，是本届五中全会另一个无法回避的关注点。本届中央军委原有七名成员，如今只剩习近平和张升民两人，其余先后落马。

解放军自实行军衔制以来，一度首次出现陆军上将全部被清零的局面，最少时仅剩的四名上将中，张升民来自火箭军，国防部长董军来自海军，韩胜延、杨志斌均来自空军，甚至无一个出身陆军的上将。

直到今年7月3日，中央军委晋升陆军上将张曙光（接任军委纪委书记兼监委主任）和空军上将王刚（升任空军司令员），现役上将人数才回升至6人。

中共党章的规定相当直接：“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这意味着五中全会在权限上可以增补军委副主席或委员，为眼下的大面积缺员补位，而无须等到二十一大。

历史镜鉴：聚焦党建的全会如何塑造政治格局

在中共历史上，聚焦党建议题的六中全会多次产生深远影响，其中有三次尤为关键。

十一届六中全会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六中全会，于1981年6月召开。会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并在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它不是一份一般的党建文件，而是为改革开放初期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路线定下了基调。

2016年召开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正式确认了习近平“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的地位。

2021年召开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是中共建党以来第三份历史决议，前两份分别是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次会议还提出“两个确立”，即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巩固了习近平的政治地位。

习近平执政后的两次六中全会，均对其政治地位作出逐层递进的确认。本届五中全会同样是党建议题，会否出现新的提法，将是全会最值得观察的看点。

路透社、彭博社等多家通讯社报导，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周五（9月18日）向记者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计划下周亲赴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Joint Base Andrews），迎接前来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国事访问的礼宾程序高度程式化，但程式之中仍留有弹性空间，足以传递微妙的政治信号。东道国接机官员的级别，历来是观察双边关系温度最直接的风向标。

美国总统亲赴机场迎接外国元首极为罕见。若不计教宗访美的特例，这将是超过 60 年来美国总统首次以这种方式迎接他国元首。

这一决定发生在中美关系仍处于贸易摩擦和科技竞争阴影之下的时刻，其象征意义因此格外受到关注。以下从历史先例、中美互动礼宾变化，以及习近平近年出访所获接待规格三个层面，梳理这次安排背后的外交逻辑。

美国总统机场迎宾：历史上有多罕见

美国总统亲赴机场迎接来访元首，并非从未发生，但案例集中在特定年代。

肯尼迪总统图书馆的资料显示，1960年代，时任总统肯尼迪（John F. Kennedy）曾多次亲自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来访的外国元首，迎接对象包括加纳总统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秘鲁总统普拉多（Manuel Prado）、厄瓜多尔总统阿罗塞梅纳（Carlos Julio Arosemena）、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Ahmed Sékou Touré）、以及印度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等。

但与现在不同的是，肯尼迪执政初期，与其说去接机，其实是因为把欢迎仪式直接放在机场举行。

在肯尼迪执政后期，频繁穿越华盛顿迎到机场迎接，时常造成交通拥堵，所以他就改革了这个礼宾仪式，正式确定白宫南草坪为外宾抵达的正式欢迎舞台。此后，外宾飞抵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之后，由礼宾司长接机并乘直升飞机直抵白宫，再由总统在南草坪举行欢迎仪式。这成为了美国的外交惯例。

因此，更有可比性的是1959年，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亲自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在舷梯下迎接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而且这在当时也被事先公开和广泛报道，被视为冷战下微妙且罕见的礼遇。

不过近年来，在礼宾安排上，罗马天主教教宗是例外：1987年，里根（Ronald Reagan）在迈阿密机场迎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Pope John Paul II）；1999 年，克林顿（Bill Clinton）在机场迎接再次迎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Pope John Paul II）；2008年，小布什（George W. Bush）夫妇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教宗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2015年，奥巴马（Barack Obama）夫妇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

过去11年间，再无教宗访美。

与中方接待特朗普的规格相比

白宫传出的消息若果属实，则美方此次安排，规格已超过中方今年5月接待特朗普时的水平。当时特朗普抵达北京，到机场迎接的是国家副主席、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韩正。

特朗普第一任期访华时，接机人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杨洁篪。杨洁篪当时在中国外事领域拥有实际决策权，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序列，规格已属较高。

美国总统在中方接待序列中，历来享有比一般外国首脑更高的礼遇。多数外国元首访华时，接机官员通常为部长级，例如德国总理默茨（Friedrich Merz）、英国首相斯塔默（Keir Starmer）访华时，分别由外交部副部长和财政部长接机。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白宫向记者们透露的行程显示，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将陪同他一起访问美国，也算是释放友善信号，因为在5月份特朗普访华时，夫人梅拉尼娅·特朗普（Melania Trump）并未随行。

中国如何接待外国领导人

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访华时，享有与美国总统类似级别的接待。今年5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接机；2025年8月赴天津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时，则由政治局委员、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接机。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访华时，曾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亲自迎接，七常委之一出面接机极为罕见。但这一待遇延续的是中朝之间源自冷战年代的同盟式“兄弟情谊”，并不属于中国对外接待的常规序列。

在常规外交框架之外，历史上有两次美国总统访华所获接待规格超过了普京和金正恩。1972年尼克松（Richard Nixon）“破冰之旅”访华，当时中美尚未建交，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赴机场迎接，规格之高至今未被超越。

另一次是2009年奥巴马首次访华，接机的是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彼时习近平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国家副主席，且已被公认为接班人，这一安排被普遍视为超规格礼遇。

到了奥巴马第二任期，美国推出“亚洲再平衡”战略，中美关系出现波折，接机人选随即降为外交部长王毅。接机人选的升降，由此成为观察中美关系走向的晴雨表之一。

习近平经历过的领导人接机

近年来，习近平出访时获外国领导人亲自接机，已不算罕见事件。

最近一次是今年6月8日访问朝鲜时，金正恩亲自到机场迎接。这延续了中国领导人访朝的传统：此前胡锦涛、江泽民出访朝鲜，乃至更早年代周恩来以总理身份访朝时，均由朝鲜最高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

其他国家由元首亲赴机场迎接习近平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但通常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与中国关系密切，二是国家体量较小。2024年习近平访问塞尔维亚时，总统武契奇（Aleksandar Vučić）到停机坪迎接；同年访问匈牙利时，总理欧尔班（Viktor Orbán）到机场迎接；2025年访问柬埔寨时，国王西哈莫尼（Norodom Sihamoni）在机场迎接。

更早的一个特殊案例发生在2014年7月。习近平在赴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途中，在希腊罗德岛作技术经停。技术经停通常只涉及加油和短暂休整，并不安排正式外交活动。然而希腊时任总统帕普利亚斯（Karolos Papoulias）与总理萨马拉斯（Antonis Samaras）专程从雅典飞赴罗德岛，在机场迎接习近平并举行会谈。两国最高领导人跨城出迎一次过境停留，极为罕见。

这次超规格接待，背景是希腊当时仍深陷欧债危机，经济和就业形势严峻，又受到国际纾困计划的严厉财政约束，急需外来投资和基础设施项目支撑复苏。习近平此行距他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仅约十个月。此次会晤后，中希两国经贸合作明显提速：两年后的2016年，中远海运取得比雷埃夫斯港运营商的控股权，并持续加大对该港口的开发投入。

国际通讯社透露的习近平访美行程一览

9月23日（周三）

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

特朗普亲赴机场迎接，双方在该军事基地举行抵达欢迎仪式，这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同样极为少见。

9月24日（周四）：会谈与国宴

特朗普将在白宫迎接习近平与彭丽媛。

双方随后移步玫瑰园，进行仪仗检阅，再展开双边会谈。

梅拉尼娅·特朗普与彭丽媛将出席在华盛顿地区举行的另一场活动，白宫尚未公布具体细节。

晚间，特朗普夫妇将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与彭丽媛举办国宴。特朗普与习近平将在晚宴开始时分别致辞，出席嘉宾包括科技与金融界高管。

9月25日（周五）：茶叙、参观与离境

特朗普夫妇将在白宫为习近平与彭丽媛举办茶叙。

双方随后前往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参观美国建国文献。

习近平与彭丽媛启程返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随后离境。

数十年来，印度一直拒绝承认位于喜马拉雅山争议地区、由巴基斯坦与中国划定的边界，德里方面声称该地区属于印度。

但在上周，巴基斯坦与中国正式确立了这片偏远山区的一段边界，引发德里强烈反弹。

两国签署协议，成立巴中边界联合委员会。巴基斯坦称，该协议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将深化这两个印度地区竞争对手在边境管理、贸易与互联互通方面的合作。

德里拒绝承认这一举措具有任何法律依据，并表示不承认任何位于其主张为印度领土之内的巴中边界。

这消息宣布之际，正值一个特别敏感的时刻。

印中两国在“实际控制线”（LAC）一带经历多年军事紧张后，正寻求稳定双边关系。“实际控制线”是两国军队在喜马拉雅山脉大部分边界沿线的争议分界线。与此同时，北京与伊斯兰马巴德正在邻近的另一段边境深化合作，而印度也声称该地区属于自己。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兰迪尔·贾伊斯瓦尔（Randhir Jaiswal）表示：“巴基斯坦与中国之间不存在边界。我们拒绝所谓的联合委员会，该委会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该联合委员会处理巴中边界事务，包括沙克斯甘河谷（Shaksgam Valley）。这片面积约5,180平方公里的地区，于1963年由巴基斯坦划归中国，但印度声称其属于该国的拉达克的一部分。

印度方面称，该地区原属前查谟和喀什米尔土邦的一部分，在被划归给中国之前，已遭巴基斯坦非法占领。印度政府从未承认该协议，并认为其非法且无效。

这段历史解释了为何周三（9月16日）的声明如此敏感。

印度外交部表示：“巴基斯坦无权就其非法和强行占领的印度领土作出任何安排。”

巴基斯坦则表示，查谟和喀什米尔仍是争议领土，印度无权挑战其与中国于1963年签署的边界协议。巴基斯坦认为该协议有效。

德里希夫纳达尔大学（Shiv Nadar University）国际关系与治理研究系教授贾宾·T·雅各布（Jabin T Jacob）表示，这项新进展代表的是旧有机制的重启，而非全新的安排。

他对BBC表示：“《1963年中巴边界协议》中本来就规定设立联合边界委员会，目前唯一的问题是其正式启动的时间点。”

他表示，这一时机可能有多个原因，包括中国推进更广泛的边界定界工作，以及希望在巴基斯坦其他边境地区面临冲突与不稳定之际，将沿边境的交流与人员往来制度化。

雅各布表示，印度应该对这一发展感到“担忧”。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此举似乎无视了1963年条约本身的一项条款。

雅各布表示，协议第六条规定，一旦喀什米尔争议获得解决，无论最终由哪个国家控制该地区，都应重新谈判协议。

雅各布指出，对印度而言，问题还因国际资讯环境而进一步复杂化。

他表示：“与印度相比，中国在国际媒体和资讯领域占据相对主导地位，拥有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并活跃于社交媒体。这使中国能够在全球传播自己的叙事和地图版本，而印度则只能作出强烈抗议，但其他国家很可能不予理会。”

这种担忧与边境本身的实际管理是两回事。巴基斯坦与中国早已在这一地区建立广泛的基础设施和交通联系，包括中巴经济走廊（CPEC）和喀喇昆崙公路。

巴基斯坦前驻美大使、现任安瓦尔·加尔加什外交学院（Anwar Gargash Diplomatic Academy）和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侯赛因·哈卡尼（Husain Haqqani）表示，新成立的委员会既有实际作用，也具有政治意义。

哈卡尼对BBC表示：“两者兼而有之。这是一个加强边境与边界合作、防止非法越境，并保护与中巴经济走廊相关战略基础设施的机制。”

他表示，这也向印度传递了一个讯号，就是北京在看待喀什米尔问题时，仍然采取巴基斯坦的视角。

哈卡尼说：“中国从未接受印度在喀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中国看待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Gilgit-Baltistan）时，采取的是巴基斯坦而非印度的视角。”他所指的是巴基斯坦管治下喀什米尔的一个地区，该地与中国接壤，而印度则声称它是其领土的一部分。

哈卡尼表示，因应印度管治下喀什米尔的发展，伊斯兰马巴德的立场也有所演变。

他说：“巴基斯坦仍然认为，查谟和喀什米尔的最终地位尚未确定。但既然印度已在其控制的喀什米尔地区作出内部改变，例如撤销印度宪法第370条所赋予的特殊地位，那么巴基斯坦认为，把自1963年以来与中国实际上一直存在的安排正式制度化，并没有甚么问题。”

对北京而言，这项安排也符合其更广泛的政策模式，即利用与邻国的关系来管理并传达其对印度的立场。

哈卡尼表示，在喀什米尔问题上向巴基斯坦提供保证，对北京具有战略与地缘政治双重价值。

他说：“从战略层面来看，这进一步深化了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从地缘战略层面来看，它强化了印度对来自中国与巴基斯坦双线威胁的担忧。这让巴基斯坦感到满意，也符合中国利益。”

专家表示，这项声明发布的时机同样值得关注。

哈卡尼表示：“中国总是提前数月甚至数年规划其决策，因此启动联合边界委员会的决定必定早已作出。”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出席金砖国家峰会之后发布这项消息，其目的是向巴基斯坦传达对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安抚讯号；同时提醒印度，多边互动并不意味着中国对南亚的看法有任何改变。”

然而，雅各布提醒，不应将这一发展的所有面向都解读为直接针对印度的军事行动。

他表示：“截至目前，这对实际控制线并没有任何即时或明显的影响。”

这显示，上周宣布的重要性可能不在于喜马拉雅争议边界出现了立即变化，而在于印度长期拒绝接受的相关安排正逐步走向制度化。

贾伊斯瓦尔表示，印度的立场仍然“明确且一致”——任何试图使德里所认定的巴基斯坦非法占领印度领土合法化的行为，都是不可接受的，且无损于印度主权。

哈卡尼则认为，这场争议已超越边界法律问题本身。

他表示：“印度与中国在边界和疆界问题上的核心分歧，是地缘战略性的，而非地图绘制上的。因此，边界谈判与边境管理机制所能达成的成果终究有限。”

他补充说，巴基斯坦仍是“中国用以牵制印度的第二道威慑力量”，而北京与伊斯兰马巴德的互动将持续向德里传达这一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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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市长表示，乌克兰对莫斯科地区发动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击中了该市的主要炼油厂及一栋住宅楼。

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Sergei Sobyanin）表示，共有450架飞向首都的无人机被击落，并称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袭击。该地区的州长表示，至少有两人死亡、20人受伤。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证实，基辅（Kyiv）方面已用无人机和导弹击中该地区一处“关键”俄罗斯石油设施及一处物流基地，并称此举打击的是“维持战争机器运转的数十亿美元资产”。

与此同时，乌克兰官员表示，周六（Saturday）俄罗斯在基辅州和苏梅州（Sumy）发动的袭击，造成9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

俄罗斯与乌克兰近期均加强了打击力度，将能源生产与运输设施以及主要物流枢纽列为袭击目标。

地区行政长官安德烈・沃罗比约夫（Andrei Vorobyev）表示，周日（Sunday），索菲诺（Sofyino）一栋三层住宅楼遭无人机击中，造成一名44岁女子死亡，另有5人受伤，其中包括两名儿童。

州长安德烈・沃罗比约夫（Andrei Vorobyev）补充说，奥列霍沃－祖耶沃区（Orekhovo-Zuevo）一栋私人住宅遭袭，造成一名老年男子死亡。

社交媒体上出现的影片显示，莫斯科夜空中疑似出现爆炸，以及一座正在燃烧的仓库。BBC尚未核实该片段的真实性。

市长索比亚宁表示，一架无人机击中了首都一条林荫大道附近的一栋建筑物，以及该炼油厂；乌克兰军方官员称，该炼油厂有三个关键生产装置受损。

基辅国防部表示，该设施供应莫斯科地区逾三分之一的燃料，其部分汽油、柴油及航空燃油供应俄罗斯军方使用。

乌克兰国防部长表示，打击此类设施“直接削弱了敌方继续发动侵略战争并向其军事编制供应物资的能力”。

索比亚宁表示，此次大规模袭击是“企图破坏”俄罗斯正在进行的议会选举，该选举周日（9月20日）已进入第三天投票。这场选举受到克里姆林宫的严格操控，批评者认为选举既不自由、不公正，也不透明。

俄罗斯官方媒体援引俄罗斯选举委员会主席的话报道称，周日，在乌克兰境内由莫斯科方面控制的赫尔松（Kherson）地区，一辆巴士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其中一人是选举工作人员。

与此同时，莫斯科最大机场谢列梅捷沃机场（Sheremetyevo）警告乘客，机场当晚实施了“临时限制措施”，而首都的伏努科沃机场（Vnukovo）则暂停了所有进出港航班。截至周日上午，两座机场的限制措施均已解除，但双方均警告部分航班仍可能延误。

此前，据地区行政长官季穆尔・特卡琴科（Tymur Tkachenko）表示，周六，基辅州法斯提夫市（Fastiv）发生的一起俄罗斯袭击，造成一名母亲及其一子一女两名年幼子女死亡。

他其后表示，在基辅以北维绍罗德（Vyshhorod）发生的另一起袭击中受伤的一名儿童，也已在医院不治身亡。

乌克兰东北部苏梅州（Sumy）地方高级官员奥列格・格里戈罗夫（Oleh Hryhorov）表示，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击中了一辆汽车，造成车上4人死亡。

泽连斯基表示，周六，俄罗斯还用无人机袭击了赫尔松（Kherson）地区的一座修道院，造成一名神职人员死亡、另外4人受伤。

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曾在社交媒体上声称俄乌双方已同意不再打击能源基础设施，但过去一周，俄乌双方仍持续打击此类目标。

特朗普周五签署了一项制裁法案，通过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最大买家征收关税（其中包括中国和印度）来打击俄罗斯经济。

该美国立法授权美国总统，可对俄罗斯能源的主要买家征收100%的关税。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于2022年2月发动了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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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及出殡仪式，周日（9月20日）在香港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多名中共政治局常委并未亲自出席，但以致送花圈、发表唁电等不同形式表达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石泰峰奉命出任治丧委员会主任，代表中央赴港主持丧礼。

董建华于9月8日因病逝世，享年89岁。作为香港回归后首位离世的行政长官，他的身后安排具有指标意义：这不仅是北京对其个人政治生涯的盖棺论定，也将成为未来历任香港特首身后礼遇的参照范本。

治丧委员会由石泰峰牵头，副主任委员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以及现任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

仪式由梁振英主持，仅限受邀人士出席，灵柩覆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灵堂悬挂“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横幅。石泰峰在悼词中称董建华为“‘一国两制’的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及“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尽管没有任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亲临现场，但从主持治丧的官员级别和悼词措辞，都使其礼遇与二十年前另一场被称为“国葬”的告别仪式，即已故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的葬礼规格相仿。

为何派石泰峰？

董建华的葬礼规格并非无先例可循，因为他离世前最高级别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即中国的“副国级”，因此可参照香港另外两位已故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安子介的先例，即由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通常也称“常务副主席”）来主导和致辞。

石泰峰在中央的政治份量，早前已受到外界关注。

BBC中文网此前报道，他于2025年4月由中央统战部部长转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同时继续兼任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及政协党组副书记。

这一安排颇不寻常：政协副主席一职通常由统战部部长兼任，而石泰峰转岗关键的中组部长后，后仍保留此职。

这意味着，目前石泰峰同时掌握多重要职：中央组织部部长，负责考核和提拔中共高级干部，是全党最核心的人事权力机构；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兼党组副书记，主导政协日常运作；以及全国政协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掌管政协系统的党建与干部管理。

对比霍英东葬礼

香港主权移交以来，仅有少数香港领袖人物身后获得中央最高规格礼遇，2000年逝世的安子介与2006年逝世的霍英东均属此列。若论规格与政治象征意义，外界普遍将董建华此次葬礼，与2006年霍英东逝世后的治丧安排相提并论。

霍英东生前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其葬礼虽未被官方明言规格，但因出席人员级别之高，在香港商界人士中极为罕见，社会普遍视之为“国葬”。

当年代表中央赴港主持治丧委员会的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忠禹，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集体致送花圈，包括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各中央机构亦分别敬献花圈。

霍英东灵柩同样覆盖国旗，扶灵名单多达十人，包括董建华本人、许仕仁、郑万通、李兆基、何鸿燊、朱经武、曾宪梓、陈佐洱、朱维群及高祀仁。

两场葬礼均出现国旗覆棺、由全国政协系统主导治丧工作的共同安排。

但二十年过去，北京对董建华的定位已不止于爱国商人或全国政协领导人，而多了“香港回归后首任行政长官”这一历史角色。目前董建华丧礼的扶灵名单尚未公布，从现场照片看，也未见到中共中央总书记或其他政治局常委以个人名义署名的花圈。

各方对董建华评价

多名受邀出席丧礼的人士，向本地媒体回顾了对董建华的印象。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好难过，董先生是个伟大领袖，我们也很怀念他，他为香港做了很多事，他离任后仍创办中美交流基金会及相关智库，继续出谋献策。每当香港遇着危难时，他都发声，爱国爱港，是我们的典范。”

全国政协常委邱达昌则说：“有国旗盖过他（灵柩），石泰峰先生也很详细地讲述董先生对整个国家、香港的贡献，是‘一国两制’的第一个支持者，发挥得很好。不论是‘八万五’、中医港、科技城，都是当时时间的问题，其实长远对香港也是绝对正确，我觉得董先生绝对是一个好人。”

9月9日，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表对董建华的官方悼词，其历史定位相当明确：“‘一国两制’的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悼词高度肯定董建华对香港主权移交后政治秩序的奠基贡献，称其“一生爱国至诚、爱港至深、胸怀大局、立场坚定，为香港顺利回归与平稳过渡和‘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作出重大的历史性贡献”，并提及他在任内的口头禅：“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

现任特首李家超此前已透过新华社发表声明“沉痛哀悼”，称“董建华先生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我对董建华先生的辞世深感哀痛，他毕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存我们心中。我谨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特区政府亦转发历任特首的悼念声明。

董建华的继任者曾荫权说：“回归后跟随董先生工作，我亲身体会到他忘我的工作精神，终年无休，即使在周末亦心系公务、夙夜匪懈。”

梁振英则表示：“董先生宅心仁厚，以理服人，为我辈典范。请董先生安息。”

林郑月娥的声明说：“对我这位浙江舟山同乡的后辈，董先生是位十分慈祥的长者，在他家中闲话家常是多么令人怀念啊！向董建华先生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最深切的悼念！”

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也发表声明，对董建华逝世表示“诚挚哀悼”，并提到“董先生与英国渊源深厚，曾负笈利物浦大学修读海事工程，并毕生支持利物浦足球会”“董先生于香港历史关键时期投身公共服务，其贡献将为后世铭记”。董建华逝世后，多家政府网站及本地媒体主页一度转为黑白色，以示哀悼。

生平：从航运世家到特区首任特首

董建华原本并非职业政治家。他1937年生于上海，1940年代随家人移居香港，其父董浩云创办的东方海外航运集团，曾是全球最大的华资航运企业之一。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工程系后，董建华先赴美国工作，其后返港接手家族生意，并在1980年代全球航运业低潮期间带领企业渡过财务危机，因此在香港商界建立声誉。

上世纪90年代，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最后阶段谈判，北京开始物色香港回归后特区首任领导人。具有商界背景、立场亲北京且熟悉国际事务的董建华逐渐进入中央视野。1996年，他在推选委员会选举中胜出，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并于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移交当天正式就职。

董建华八年任期恰逢香港面对一连串重大挑战：亚洲金融风暴、楼市长期下跌，以及2003年的SARS疫情。

与此同时，作为“一国两制”实施后的首位行政长官，他也需要在中央政府与香港社会之间寻找平衡。

支持者认为，他在回归后的关键时期承担了历史责任，为特区制度运作奠定基础。

批评者则指出，他未能有效回应社会对民主发展的诉求，其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更引发回归后首次大规模民众抗议。

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宣布，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AI Force），并任命一位人工智能沙皇，此前外界对这项新兴技术发出了警告。

他在周六的社交媒体帖子中表示，其政府“绝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碍或扼杀”该产业的发展，并反驳了在更完善的保障措施到位之前放缓人工智能发展的呼声。

在他发表这篇贴文之际，一系列关于人工智能潜在危险的警告促使人们呼吁对该技术的发展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

特朗普没有提供其计划的细节或时间表。

“人工智能是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说是下一个互联网，但影响将更为深远、规模更为庞大，或许将占到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5%，”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并补充称，他希望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继续领先于中国。

随着全球两大经济体竞相在先进科技领域抢占优势，人工智能如今已成为中美竞争的核心议题，预计特朗普下周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也将讨论这一话题。

同时，特朗普表示，其政府将动用现行的刑事与民事司法体系，打击任何利用人工智能的不法分子。

他还重申了此前的言论，称外界对人工智能潜在危险的批评与担忧是一场“骗局”。

近几周来，现任和前任研究人员声称这项技术将危及人类——其中一人甚至表示，这项技术“杀死所有人类”的可能性超过 10%——这引起了人们的警惕。

各大人工智能公司一直在加紧研发更先进的系统，其中包括打造所谓的“超级智能”，即一种理论上比人类更聪明的技术。

人工智能巨头Anthropic、OpenAI与谷歌（Google），分别是聊天机械人Claude、ChatGPT与Gemini的开发公司，也均披露了各自出现安全漏洞或聊天机械人被用于“恶意活动”的事件。

Anthropic负责人达里奥・阿莫迪（Dario Amodei）近期呼吁放缓人工智能的发展步伐，并提出在全行业范围内减速与监管，同时对人工智能模型的开发进行独立监督。

OpenAI的山姆・奥特曼（Sam Altman）与xAI的伊隆・马斯克（Elon Musk）均表示，他们同意阿莫迪的建议。

Anthropic联合创办人杰克・克拉克（Jack Clark）向BBC表示，业界可能需要强制设置一个可由第三方核查的“紧急停止开关”。

上述警告已促使美国国会议员就这项技术提出立法建议，但奥特曼本周表示，华盛顿方面在跟上这项新技术的发展步伐以及如何对其进行监管方面一直力有不逮。他表示，公众应对人工智能企业维护安全的能力抱有更多信心。

“世界应该相信，我们会做正确的事，因为这是正确之举，而且我们深切感受到此事的重大意义，”奥特曼在三藩市一场会议上表示。

在英国，跨党派下议院议员与上议院议员均已指出人工智能带来的人权风险，并认为现行法律不足以应对这项技术的快速发展。

英国国会人权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Human Rights，JCHR）已发布一份报告，呼吁就人工智能制定新法案，以“应对此类威胁的规模与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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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权专家表示，有合理理由相信，美国在伊朗发动的两次袭击中犯下战争罪，事件造成至少177名平民死亡。

由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指出，今年2月对米纳布（Minab）一所小学及拉梅尔德（Lamerd）一个体育综合设施发动的导弹袭击，构成无差别攻击，并导致平民死亡及民用基础设施受损。

美国此前否认曾袭击拉梅尔德，并表示正调查米纳布事件的经过。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美方不认同报告中的调查结果。

专家还发现，伊朗当局在1月镇压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期间犯下危害人类罪。

他们表示，安全部队的杀戮行为遍及全部31个省份，其规模“令人震惊且前所未有”。

伊朗方面尚未就有关调查结果作出评论，但该国过去曾否认有关系统性侵犯人权的指控。

事实调查团在周四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警告说：“伊朗平民处于两难境地：一边是本国政府犯下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和危害人类罪，另一边是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致命冲突。”

在提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最新报告中，事实调查团的三名独立专家调查了冲突期间两宗造成最多平民死亡的袭击事件。

根据当地官员表示，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时，战斧巡航导弹击中南部城镇米纳布的沙贾雷赫·塔耶贝赫小学（Shajareh Tayyebeh Primary School），造成至少156人死亡，其中包括120名儿童。

事实调查团专家表示，该小学毗邻一处同日在袭击中受波及的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海军设施，但校舍标识清晰，且没有资料显示其被用作军事用途。

专家表示，根据所蒐集的证据，包括媒体报道指美军初步调查发现美军应对事件负责，以及美国是冲突各方中唯一拥有战斧导弹（Tomahawk）的一方，他们有合理理由相信袭击该小学的是美国。

专家还认定，该校是“预定打击目标，所造成的损害并非由偏离目标的袭击，或对革命卫队设施攻击所造成的附带损害”，并引述生还者称校舍曾两度遭到击中。

美军至今尚未公布对米纳布袭击事件的调查结果，但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曾表示，美军“绝不会以平民目标为攻击对象”。

同样在2月28日，精确打击导弹（PrSM）在拉梅尔德镇一个体育综合设施及住宅区上空散布钨弹丸云。根据当地官员表示，事件造成至少21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7名儿童。

事实调查团专家再次表示，该体育综合设施标识清晰，且没有资料显示其被用作军事用途。

他们得出结论称，有合理理由相信这次袭击是美国实施的，援引的证据包括美国是冲突各方中唯一拥有精确打击导弹的一方。

美国军方表示，当天美军没有对拉梅尔德实施任何袭击，并对认定所用武器为精确打击导弹的报道提出异议。

对于这两宗事件，事实调查团专家表示，有“合理理由相信，美国犯下发动无差别攻击的战争罪，导致平民伤亡或民用物体受损”。

事实调查团的报告还涵盖了伊朗当局对2025年12月及2026年1月席卷全国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所进行的暴力镇压。

专家表示，这次镇压较过往的打压行动出现前所未有的升级，其特征包括广泛使用致命武力，导致大规模死亡和受伤，以及大规模拘捕。

他们引述目击者、医护人员及死者家属称，安全人员部署在屋顶及其他高处位置，向人群发射突击步枪。

示威者亦因金属霰弹枪弹丸而头部、胸部及眼部严重受伤，部分人永久失明。

专家表示，随着镇压升级，安全部队袭击医疗设施，殴打及拘捕受伤示威者，并拘捕部分医护人员，令伤者不敢寻求可挽救生命的治疗。

他们还发现，抗议期间被拘留的数以万计的人士遭受酷刑、单独囚禁，以及被剥夺获得法律代表的权利。

专家警告称，政府此后进一步加强对示威者使用死刑，至少29名男子因与骚乱有关的指控而经快速审讯后被处决。

事实调查团的报告指出，由于无法独立核实镇压行动造成的死亡人数，因此未能确认确切数字，但认为有充分理由相信，死亡人数远高于官方公布的3,000人。伊朗政府称，其中大部分死者为安全部队成员或旁观者。

总部设于美国的人权活动通讯社（Hrana）表示，已确认超过7,000人被杀，几乎全部为示威者。

事实调查团专家总结指出，伊朗当局在镇压期间犯下“多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且有关行为构成“危害人类罪中的谋杀、监禁及其他严重剥夺人身自由、酷刑，以及其他不人道行为，而这些行为均是针对平民人口的大规模及有系统攻击的一部分”。

伊朗当局指控美国和以色列煽动骚乱，并将死亡事件归咎于其所称的“恐怖分子”和“暴徒”。

日本亚洲运动会将于周六（9月19日）开幕，住宿问题成为外界激烈批评的焦点。

其中，为数千名运动员而设的木制货柜屋，赛前被指漏水和床舖太小。

“身高超过两米（6呎7吋）的运动员，甚至无法在床上把腿伸直，这实在不合理。”韩国篮球协会副会长郑载龙（音译Jung Jae-yong）说。

他向法新社形容，这些住宿设施是“历来最差的”。

本届赛事于名古屋市及爱知县举行，超过1.7万名运动员及官员出席，比原先预计的人数多了2000人，过去数周以来外界都担心床位不足。

漏水的货柜屋

木制货柜屋将容纳约2000人，并设计为日后可重复用作灾害疏散设施，但一直饱受批评。

韩国篮球队一名成员上传影片，显示房间内有水管漏水及地面积水，并附上文字：“请帮帮我。”

上周名古屋遭遇破纪录降雨并引发大范围水灾后，入住货柜屋的运动员亦曾短暂疏散。一些比赛场馆亦传出漏水情况。

篮球官员郑载龙向法新社表示，其他参赛国家代表亦有相同住宿方面的忧虑。

印度当局甚至搭建了这些货柜屋的复制版本，让本国运动员预先适应相关住宿环境。

亚运住宿事务负责人松雄裕太（Yuta Matsuo）向路透社表示，主办方“充分了解各代表团提出的不满及忧虑”，强调正“采取具体措施改善运动员的住宿环境”。

有别于奥运会通常设有专属选手村，亚运的主办单位选择以临时住宿设施安置参赛者。

除货柜屋外，另有4000至5000名参赛者将入住一艘意大利邮轮。该邮轮已于周二停靠名古屋，其余与会人士则将入住酒店。

大会最初预计，将有1.5万名运动员及官员参加本届亚运会。但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于8月中旬表示，在新增结合足球与桌球元素的桌式足球（teqball）及板式网球（padel）项目后，参与人数将接近1.7万人。

亚运组委会主席兼爱知县知事大村秀章（Hideaki Omura）此前表示，当局原本只为1.5万人编列预算，对于新增运动员“既没有足够人力，也没有足够预算作出必要安排”。

他说：“根本没有地方让他们住宿。如果他们仍希望前来，就必须自行安排。”

不过，上月主办方与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表示，所有于7月截止日期前完成报名的“超过1.7万名”运动员及官员，均已获提供“符合亚运标准的住宿安排”。

声明表示：“所有最后准备工作均按计划进行，且进展顺利。本届亚运会有望成为数十年来最精彩的一届。”

菲律宾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托伦蒂诺（Abraham Tolentino）向法新社表示，虽然所有菲律宾运动员都已获安排床位，但部分官员及教练则入住“不同的酒店和Airbnb”。

本届亚洲运动会将于周六（9月19日）正式揭幕，并于10月4日闭幕。目前，篮球及足球赛事已经展开。

我们使用了人工智慧协助翻译这篇文章，它的原文是英文。在发布之前，BBC记者检查了翻译的内容。

按此了解我们如何使用人工智慧。

人工智能（AI）发展日新月异，业内一些具影响力的领袖却严厉警告说，要正视AI可能带来的危机。

譬如，Anthropic执行长达里奥·阿莫迪（Dario Amodei）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应该放缓，而两家竞争对手的高层——OpenAI的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和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也赞同他的观点。

美国矽谷的一些人士甚至认为，人工智能有朝一日可能会导致人类灭绝。

然而，应对这些风险也因两大人工智能大国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激烈竞争，而变得复杂。

作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经常从国家安全和经济优势的角度看待人工智能的发展，让人怀疑两国是否能够促成实质合作。

“如果国际社会期望美中就这些问题展开对话并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那么它这期望会落空，”奥斯陆和平研究所（PRIO）高级研究员伊拉里亚·卡罗扎博士（Ilaria Carrozza）说。

“在人类控制下的人工智能”

中国为人工智能制定了宏大计划，设想未来这项技术将融入农业、医疗和军事等社会和经济的各个领域。

可是，北京长期以来也一直警惕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

早在2017年，政府就表示人工智能可能侵犯隐私、威胁社会稳定和挑战国际关系准则。

此后几年，中国要求对社群媒体上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进行标注，禁止未成年人使用人工智能虚拟伴侣，并禁止使用深度伪造技术传播假讯息。

对此，香港城市大学教授曾敬涵向BBC表示，不像美国的政府机构和政策顾问，中国官方对“人工智能可接受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决定权”。

曾教授曾参与中美针对人工智能的非正式会谈。

对于人工智能可能失控的风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在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WAICO）会议上表示，这项技术必须“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

WAICO由中国倡议成立，致力于促进国际社会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对话与合作。

中国网路监管机构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简称网信办）在9月公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其中表示，须要对人工智能危害“人类生存发展的风险及时采取措施”。

可治理的技术？

尽管中国官方承认人工智能有可能脱离人类控制，但相较于美国，人工智能是否能够危及人类存续，在中国，并非相关讨论的核心议题。

北京认为，这只是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须要应对的众多问题之一。

曾教授表示：“中国的人工智能治理兼顾多个目标：支持经济发展、管理技术和社会风险以及维护政治权威。”

刘少山博士是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的具身智能中心主任，他对此表示赞同：“在中国的讨论往往更着重于可控性、滥用和社会后果，而在美国的讨论则更多地集中在人工智能失控或人类灭绝等假设性情境上。”

虽然中国官员忧心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但他们也相信，在中国经济成长放缓之际，人工智能将成为提振经济的重要动力。

譬如，腾讯、阿里巴巴、百度和字节跳动等中国科技巨头的人工智能模型，正与全球主要竞争对手一较高下。一些领先模型则来自零一万物、深度求索（DeepSeek）、MiniMax、月之暗面和智谱等新创公司。

这些公司都没有回应BBC的置评请求。

刘少山博士向BBC解释，北京正力求在培育人工智能产业和管控相关风险之间取得平衡。

“这与主张停止发展人工智能是两回事，”他说。

“谁赢了人工智能，谁就赢了。”

除了国内发展需求，北京也必须考量地缘政治因素。

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将人工智能发展描述为一场与中国的高风险竞赛。

“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中国……坦白说，我希望保持这种领先地位，因为谁赢了人工智能，谁就赢了，”他曾说。

中国国家安全部长陈一新在9月发表于官方期刊的文章中，也从地缘政治的角度阐述人工智能的发展，称其为“大国战略博弈的新赛道”。

尽管呼吁放缓人工智能发展的呼声主要来自美国业界人士而非政府官员，但地缘政治竞争使北京对此类呼吁保持警惕。

今年8月，就在阿莫迪发出人工智能风险警告前不久，中国官媒批评Anthropic的联合创始人将他的公司与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捆绑在一起。

中国央视运营的社交媒体帐号“玉渊谭天”发帖批评：“阿莫代伊（阿莫迪）的逻辑已经完成了两次放大：从‘我在做好事’，到‘我替你决定’；从‘我的国家在做好事’，到‘所有不配合的都应该被限制’”。

阿莫迪近日呼吁放慢人工智能发展步伐后，再度招致中国官媒批评。官媒特别点名他曾主张阻碍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

尽管双方互信不足，外界仍期待习近平与特朗普本月稍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峰会上，能够就部分议题达成共识。路透社报导，中方官员将人工智能视为峰会的重要议程。

对此，PRIO的卡罗札博士则向BBC表示，防范非国家行为者滥用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威胁关键基础设施等议题，或许能让中美双方建立一定程度的共识。然而，针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步调达成明确协议，恐怕仍遥不可及。

她说：“较有可能透过双边协商处理的，大概是那些即使达成协议，也不须要验证执行情况或揭露商业机密的议题。”

她同时指出，“至于限制任何一方开发人工智能模型速度的措施，美中双方不太可能达成共识。”

本文原以英文撰写，我们使用了人工智能协助翻译，并由BBC记者在发布前进行审核。了解更多关于我们如何使用人工智能的资讯。

台湾副总统萧美琴上周现身意大利外海小岛文托泰内（Ventotene），出席欧洲议会主办的自由与民主论坛。

此行发生在特朗普与习近平预定9月底于华府举行峰会的敏感时刻。峰会前，关税与对台军售正是双方谈判桌上持续博弈的筹码。与此同时，身处意大利的萧美琴没有踏入罗马总理府，也未与意大利外长会面，而是走向另一条路径：接受欧洲议会副议长的邀请，现身欧洲议会的场域中。

这场行程刻意保密，直到落地才公开。从台北出发，萧美琴一行辗转搭机、换乘陆路与渡轮，全程耗时约27小时。这种近乎隐蔽的行进方式，也折射出台湾外交处境的艰难：不被联合国承认，在北京持续施压之下，每一步对外接触都需谨慎铺陈。

台北将此行定调为外交突围，北京则痛批为“卑劣且徒劳”。更深的问题是：在中美高层重启接触的缝隙中，台湾尝试藉由欧洲打开外交空间，从去年布鲁塞尔欧洲议会到今年该议会在意大利的活动，台湾试图藉“非主权组织”的邀请，绕开多数欧洲国家的一中政策，突破究竟有多大？

北京强硬回应，欧盟降低调门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月1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措辞强硬，称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倚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毛宁还称，中方已就“台独”政治人物赴意大利出席相关会议，向意大利与欧盟提出严正交涉。

官媒《环球时报》刊出评论称，“真正发生危机时，欧洲政客不会替台湾民众承受断供停产的冲击；美国政客不会替台湾家庭承受战火风险”。

台媒《联合新闻网》则报道，论坛现场原计划悬挂的欧盟委员会标志，在活动当天被撤下。该报引述知情人士称，这显示欧盟委员会不愿因萧美琴到访而影响对华关系。

布鲁塞尔马腾斯中心（Martens Centre）学术委员会成员、曾任欧洲议会政治顾问的冯儒莎（Zsuzsa Anna Ferenczy）向BBC中文表示，萧美琴获欧洲议会副议长接待，凸显议会外交在形塑欧盟与台湾关系上仍具持久重要性。

“在此背景下，欧盟执委会代表取消出席接待萧副总统的活动，令人遗憾，也显得短视。此举可能削弱一场对欧洲具有战略价值的交流，而执委会显然尚未充分认识其重要性。”

北京对萧美琴的批评并不意外。2022年8月，时任台湾驻美代表的萧美琴主导邀请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访台，事后被中国大陆国台办列入“台独顽固分子”名单。2023年4月，时任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美国、与新任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后，国台办再对萧美琴实施“进一步制裁”，禁止她本人及家属进入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并表示将“采取一切其他必要惩戒措施，依法终身追责”。

外交上的“利基”切口

萧美琴虽获欧洲议会邀请，但在接待她的活动中，欧盟执委会代表又取消出席，现场也未悬挂欧盟旗帜，体现出台湾外交空间的狭窄。

但在这样的空间中，仍浮现出一条外交路径：交往对象既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是一个国际组织（即欧盟）；同时也不是其行政分支，而是其立法分支（欧洲议会）。这一双重错位，可以找到一个不容易受到中国压力的外交场域。

确切来说，虽然身处意大利，萧美琴并非受意大利政府邀请，而是应欧洲议会副议长皮娜·皮齐耶诺（Pina Picierno）与欧洲议会意大利办事处邀请，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

文托泰内本身是一个带有历史重量的地点。1941年，反法西斯政治犯曾在这座岛上写下《文托泰内宣言》，后来该文件被视为欧洲联邦主义思想的源头。

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南乐（Lev Nachman）认为，“即便场域相对利基（niche），正因避开过度挑衅，才让副总统级出访成为可能，仍属有意义的外交开口，也显示副总统不必只坐在台北，而能发挥她最擅长的外交功能。”

“利基”(niche）一词源自法语，原指墙壁上用以放置雕像或装饰品的小凹槽，后来引申为“狭小却精准”的细分市场或特定领域。

这条“利基”路径也有先例。去年11月，萧美琴出席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印太国会议员联盟”年会，也是台湾突破外交孤立的一次尝试——绕过欧盟成员国官方管道，转而透过欧洲议会或跨国议员网络参与价值导向的论坛。

冯儒莎评价称，两次出访表明台湾认真看待与欧洲的关系，并持续投入深化双方伙伴关系。

美中夹缝，台湾的自处与突围

若将萧美琴此行放入中美互动的时间轴来看，台湾议题正成为北京与美方博弈的筹码之一。习近平预计9月24日访问华府，成行前已传出，若美方在峰会前批准对台新一轮军售，不排除取消此次会晤。

在这样的背景下，萧美琴以副总统身份现身欧洲，被外界解读为台湾试图传递“不会被中美接触节奏吞没”的讯号。

冯儒莎向BBC中文表示，除了中国施压之外，当前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缩小“台湾需要欧盟做什么”与“欧盟愿意优先处理什么”之间的落差。她认为，双方都需要更清楚理解彼此利益，并在政治象征与具体实质利益之间取得平衡。

南乐则说，萧美琴此次低调访义，被视为台湾副总统少见的实质外交出击；过往最接近的对照是赖清德赴日参加安倍国葬，但层级与性质不同。她行前保密到家，抵达文托泰内后才曝光，发言务实克制，符合其长年外交官风格。

至于把此行解读成牵制特朗普与习近平的会面，南乐认为两者几乎没有连动，属一厢情愿之说。“北京最在意的仍是对台军售。”

但作为欧洲学者，冯儒莎同时强调，欧洲自身面对的挑战或许更大：“欧洲必须更坚定地界定自身利益、捍卫自身战略空间，并在外部行为者试图干预其内部事务时予以反击。归根究柢，问题不只是欧洲愿意为台湾走多远，而是欧洲是否愿意为自己发声。”

中美两国元首本月稍晚预定在华府举行的“特习会”，是全球瞩目的外交焦点，但截至目前，没有人能公开确认习近平是否真的会踏上美国国土。原因之一，是各方熟知的台湾问题。

据日本共同社上周末（12日）报道，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消息人士称，北京已告知华府：若美方在会谈前批准任何一笔新的百亿美元级对台军售案，中方有意取消这场原定于本月下旬举行的峰会。尽管特朗普（Donald Trump）已公开表示，将于9月24日在白宫接待习近平夫妇并举行国宴，但中国官方至今仍未正式宣布访美行程。

这一报道引发外界关注：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互动，是否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北京似乎不再满足于重申原则性表态，而是把包括军售在内的台湾议题，代入特朗普“交易式”外交风格。

英国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中国研究学院院长、当代中国研究副教授苏利文（Jonathan Sullivan）向BBC中文表示：“我们并不是说特朗普心里有一笔关于台湾的大交易，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但如果他的动机是要拿到‘一场胜利’，那么他为此可能动用的选项，比前任美国总统更多，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施压的力度。”

中美进入交易模式？

从北京与白宫的斡旋来看，台湾依然是北京口中不容触碰的“红线”，但操作手法确实变得更加交易化。据共同社报道，特朗普急于在11月中期选举前交出一份外交成绩单，因此极为重视这场峰会。中国正是抓住这一点，把“习近平是否赴美”变成一项筹码。

北京传递的核心讯息，其实与5月特朗普访京后的官方表态并无二致：台湾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发生碰撞甚至冲突”。但9月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一次不是峰会后的事后警告，而是在会面前就把军售议题直接摊上檯面。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TU）副教授骆明辉向BBC中文分析称，若说中国对美战略已经“根本性转变”为交易模式，恐怕还言之过早。

“虽然北京确实更往交易式做法靠拢，并试图把‘红线’往军售议题上挪，但北京担心的是国际观感，如果这笔对台军售恰好在习近平身处华府期间拍板过关，画面会非常难看，所以北京不太可能在这一点上赌运气，与特朗普硬碰硬。”

苏利文则指出，北京不会用“以物易物”的框架来公开表述任何关于台湾的讨论，但各方都清楚中国要什么，特朗普又需要什么。

“中南海愿望清单的首位，是美方明确表态‘反对台湾独立’，其次是进一步检讨已同意的对台军售包裹。5月峰会之后，有一批军售被暂缓，因此围绕军售的调整，看起来比较有操作空间。”

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MF）印太计画主任葛来仪（Bonnie Glaser）早在5月特朗普访京后便向《纽约时报》分析，习近平认为存在机会，能让美国“不只延后军售，甚至缩减规模，或是长时间不再出售”。上周共同社报道传出后，她在社交平台X上评论称：“对台军售会恢复，问题不是会不会，只是何时。未来两周不太可能，峰会之后则有可能。”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何瑞恩（Ryan Hass）则从特朗普的谈判手法切入分析。他曾尖锐评论，特朗普公开要求台北“冷静”，等同向北京释放了一个讯号：美国对台安全支持“是可以跟中国谈的”。

他批评，这种公开的可谈判性“就像斗牛场里的红布，刺激着北京去试探美国承诺的边界”。

换言之，这一新阶段的出现，并非北京突然发明了新的红线，而是华府主动把既有的红线摆上了谈判桌。

北京开始点菜：能用什么换到什么

苏利文向BBC中文指出，中国在出口管制、关税以及台湾问题上都有明确诉求，同时也握有一些可以包装成特朗普“胜利”的筹码，例如关键矿产出口、大豆进口，以及“对伊朗与俄罗斯发挥影响力”等。这使中国在谈判中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也让其能够开出更高的价码。

中国研究网站《Sinification》报道，今年5月底，在特习北京会后的一场对台问题专家座谈上，厦门大学教授李鹏承认特朗普难以预测，但认为两位领袖之间反复的互动，或许可以“稳住”这位美国总统，进而有助于两岸与中美关系的整体稳定。

另一位与会的台湾问题专家，上海东亚研究所教授王海良则强调，北京必须善加利用未来三年，塑造中美台互动中“正向、不可逆”的趋势，把华盛顿推向“非正式的光荣中立”，趁着这位“可塑性高”的美国总统仍在任上，“赶紧做工作”。

苏利文同时强调，特朗普本身也拥有一项优势，那就是他已经完全掌控自己的政党，建立了一套不可预测却又能全身而退的行事纪录，也不受意识形态或政策一致性的束缚。

因此，“如果真要想像哪位总统会跟中国做这种交易，那就是特朗普。总的来说，中国目前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可以再要更多。”

“但他们也清楚，一旦特朗普被逼到角落，可能做出不可预测、甚至伤害自身利益的举动。”苏利文说。

台湾位置被动，但不是无牌可打

此时此刻，台北正夹在中美之间的交易博弈，以及国内“朝小野大”的政治格局之中。今年5月，在野党掌握的立法院，将原本规划约1.25万亿新台币的国防特别预算大幅削减至约7800亿元，并删除了部分国产与非对称战力项目。

美国军事评论员艾克塞（David Axe）曾批评，这一削减等同砍掉了将台湾打造成“刺猬岛”的核心能力。近期立法院虽已通过无人载具相关条例，但朝野仍在采购方案与预算审核上持续拉锯。

台湾独立政治新闻网站“破土”主编、英国诺丁汉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丘琦欣（Brian Hioe）向BBC中文分析：“特朗普似乎总想把自己塑造成‘伟大交易’的撮合者。因此，对台北而言，赖清德总统的选择空间其实相当有限，但他可以透过与其他美国国会议员的联系，间接向特朗普施压，或是设法把最终结果包装成一笔能归功于特朗普本人的重大交易。”

“但更广泛来说，特朗普似乎仍对台湾抱持一定敌意，并偏好与北京进行交易，即便他同时也展现出愿意直接就对台军售进行谈判的态度，这是前任美国总统所没有的做法。”丘琦欣补充道。

苏利文则认为，赖清德总统目前能做的其实相当有限：台北已经把几乎所有筹码都押在美国身上，特朗普提出的要求，赖清德几乎都已履行，现在只能等着看这能换来什么结果。

台湾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先进半导体生产基地、运作良好的自由民主典范，同时也是美国忠实的盟友。

梳理这三点，苏利文认为，“后两项特朗普大概不太在意，他真正在意的是晶片，这对台湾仍是一项有利因素。我们或许可以透过这次美中峰会，观察民进党‘全力押注硬威慑、背靠美国’这一选择最终会得到怎样的回应。”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钟志东上周在台北一场会议上则强调，当前的中美关系可以用“短多长空”来理解。

他进一步解释，台美关系必须放在中美关系的整体结构中看待：1979年，美国即便需要联合中国共同抗衡苏联，也未曾接受北京要求停止对台军售的诉求。因此，在当前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升高的背景下，美国在对台军售议题上向中国让步的空间，实际上比过去更低。

“特习会前，美方大概率不会宣布大笔对台军售案，但这并不代表美国正在对中国妥协。”

无论习近平最终是否成行，对台军售议题都不会就此消失，只会转入下一轮交易。北京把峰会当作杠杆，华府把军售当作筹码，台北则既要应付立法院内部的预算拉锯，又要设法让自己出现在“餐桌旁”，而不是“菜单上”。

美国宣布已在地球轨道部署一种太空武器，引发外界关注究竟有哪些武器已被部署在太空，以及它们可能在各大强权争夺该领域主导地位的过程中扮演甚么角色。

华盛顿方面在公告中透露的资讯不多。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迈因克（Troy Meink）表示，这种“在轨”武器对于保护美军部队免受敌对行动威胁是必要的，但并未透露该武器的能力细节，也没有说明其何时进入轨道。

那么，这种武器可能是甚么？而太空军事发展的整体情况又是如何？还有哪些国家可能拥有类似武器？

自太空时代开始以来，太空一直是一个军事化领域。早在1960年代末，苏联就已在太空部署武器。其“卫星歼击者”（Istrebitel Sputnikov, IS）计划由多颗卫星组成，设计上可释放爆炸弹体，产生大量碎片进入另一颗卫星（通常是美国卫星）的飞行路径。

如今，先进军事力量在太空部署卫星，用途广泛，包括侦察、安全通讯、侦测导弹发射，以及为精确打击提供定位资讯。

随着战争日益科技化，分析人士预计太空军事硬体的使用将持续增加。

英国皇家三军联合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RUSI）军事科学副研究员、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太空政治学副教授布莱登·鲍文博士（Dr Bleddyn Bowen）表示，他只能对美国公布的这种武器作出推测。

他在BBC第四电台晨间新闻节目《今日》（Today programme, BBC Radio 4）中表示：“我预期这可能是一种电子战或无线电干扰平台，属于非破坏性的反卫星武器。”

他表示，这类武器在地球上已经存在，能够干扰卫星通讯。“如果切断无线电连结，那么你的卫星几乎就失去作用。”

鲍文也不排除另一类风险更高、破坏性更大的武器，其可能造成碎片和破坏。

他说：“较不可能的情况是某种动能杀伤载具，也就是可释放弹体撞击并摧毁卫星的载具。”

他补充说：“具备近距离检查和抓取能力的卫星也是另一种可能。”

至于俄罗斯和中国等竞争对手是否已在轨道上部署类似武器，目前很难判断。

前 RUSI 研究员、德国国际政治和安全事务研究所（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SWP）研究员朱莉安娜·苏斯（Juliana Suess）向BBC表示：“如果看中国和俄罗斯，两国都曾展示过相关活动。”

“例如俄罗斯，我们曾观察到一些迹象，显示可能是在进行伴飞轨道武器测试。我们看到一些情况，似乎表明他们在轨道上发射过弹体作为测试。”

“还有其他例子，但在不了解美方（这件武器）具体细节的情况下，很难作出比较。”

然而，尽管部署在轨道上的这种武器可能不寻常，但美国，以及其俄罗斯和中国对手，长期以来都拥有可瞄准并发射至太空的武器。

在之后接受BBC访问时，鲍文淡化了中国对美国公告的批评。中国曾警告太空军备竞赛风险，但鲍文形容这是“五十步笑百步”。

他说：“如果你早已熟悉这个领域⋯⋯你就知道俄罗斯和中国政府说这些话有多么空洞。”

他补充说：“美国、俄罗斯、中国以及印度都已研发不同类型的反卫星或反太空武器，而俄罗斯和中国也已在太空部署大量具有武器潜力的技术。”

事实上，在过去10年间，俄罗斯和中国进行了更多被称为交会邻近操作（rendezvous and proximity operations, RPO）的太空机动行动，即靠近西方卫星飞行。

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俄罗斯国防与安全研究高级讲师罗德·桑顿博士（Dr Rod Thornton）向BBC表示：“理论上，这些RPO卫星可以透过实体碰撞，或把对方推离轨道而成为猎杀卫星。”

鲍文补充说，中国已展示“太空拖船能力”。

他说：“一种载具可以靠近卫星，抓取它，并把它移动到另一条轨道。”

他表示，这项能力可能带来正面效益，例如清除太空垃圾，同时也能使正常运作的卫星失去效能。

然而，某些类型的太空武器也可能产生大量太空垃圾。

伦敦国王学院太空安全与武器化专家马克·希尔伯恩博士（Dr Mark Hilborne）表示，直接上升式反卫星导弹测试——例如中国于2007年进行的一次测试——会在轨道上留下大量碎片，而且持续时间极长。

苏斯表示，那次测试产生的碎片至今仍在轨道上，依然具有危险性。

她说：“造成损害的不一定是巨大的金属碎片。考虑到轨道运行速度，即使是一小块塑胶也可能造成破坏。”

核威胁

桑顿表示，俄罗斯在太空武器和卫星数量方面的不足，是以导弹能力来弥补的。

他说：“俄罗斯拥有可从地面发射进入太空、攻击低地球轨道卫星的导弹。他们也拥有反卫星导弹，可由飞机在高空发射。”

“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北约（NATO）拥有远优于俄军可调用数量的卫星，因此他们大力投资反卫星武器，以某种程度上‘拉平战场’。”

桑顿还提出一个令人警惕的想法：“作为最后手段，俄罗斯也可以向太空发射核武器，而电磁脉冲（EMP）爆炸会在广大范围内烧毁任何未经强化防护的卫星。”

那么，太空爆发核冲突的可能性有多大？只有在地面也已经发生核冲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鲍文表示：“太空中可能发生的事情，实际上不会孤立出现。可能甚么都不会发生，也可能会发生某些事情。”

既然用于太空的武器早已存在多年，为何美国此时才作出这项宣布？专家一致认为，这并非重大技术突破，而更像是一种政治讯号。

鲍文认为，这可能是对中国发展的一种回应。

他说：“中国在过去30年中实现了军事现代化。”

“它在太空部署了更多军事卫星，也提供了更多值得美军锁定和打击的目标。”

“美国如今更有理由发展太空武器，因为中国在太空领域的脆弱性已逐渐接近美国所面对的情况。”

这种局面似乎造成了一种奇特的不平衡。

桑顿表示，如果爆发太空战争，俄罗斯将是“最大赢家”，因为相较于中国和美国，它拥有的卫星很少。

他说，太空战争将涉及“向太空发射的导弹、专门设计用来推动或摧毁目标的机动卫星，以及地面雷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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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I）行业近日爆发一场罕见的公开争论。

上星期六（9月12日），Anthropic行政总裁达里奥·阿莫代伊（Dario Amodei）率先呼吁放缓人工智能发展步伐，OpenAI的山姆·奥特曼（Sam Altman）及xAI拥有者伊隆·马斯克（Elon Musk）两位竞争对手随即表态支持。

同一时间，数天前离开Anthropic的研究员雅各·科克森（Jacob Coxon）向BBC表示，开发这些系统的员工“真心为人类的未来感到恐惧”。

然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星期日（13日）在访问爱尔兰期间，公开淡化了这些警告。他形容提出风险论调的是“一些负面势力”，并断言“他们所提出的那些事情根本不会发生”。

特朗普没有直接回应放缓发展的建议，反而强调中美竞争的重要性:“我们在人工智能方面领先中国⋯⋯坦白说，我希望保持这个局面，因为无论谁赢得人工智能，谁就赢了。”

这场交锋背后，是一个悬而未决的核心问题：所谓“放缓”究竟意味着甚么，又该如何落实？尽管业界高层相继发声，但至今没有人给出具体的执行方案，监管专家、投资者与科技公司之间的分歧，也远比表面看到的警报更为复杂。

与此同时，多宗人工智能系统“失控”的事故近期陆续曝光，加上各国政府正大力推动这项技术应用于公共服务与经济增长，使得放缓发展的呼声，在政策层面显得格外棘手。

业界罕见同声示警

多年来，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人物一直不乏对存在性威胁的警告。

2023年11月，全球首届人工智能安全峰会于英国布莱切利园（Bletchley Park）举行，当时焦点集中在最强大人工智能模型可能带来的最严重威胁。

彼时，许多人认为这仍属科幻范畴，真正的威胁相对平凡得多，例如失业和考试作弊。三年过去，当年发出类似警告的不少人士,如今似乎已不再那么确定。

上星期六，达里奥·阿莫代伊（Dario Amodei）呼吁放缓发展步伐，以“降低出现严重问题的风险”，奥特曼和马斯克均表示认同。这名Anthropic行政总裁同时强调，任何放缓都必须有所限度，以免让中国反超领先。

他提出了一项三点计划，包括在人工智能模型开发过程中进行独立监测、行业层面的监管，以及全球性监管。

科克森除了向BBC表达对人类未来的忧虑外，亦欢迎放缓发展的想法，但同样认为此举需要与中国协调一致，否则难以真正落实。

中美竞赛阴影下，无人愿意率先让步

外界普遍认为，美国十分担心在打造最强大人工智能的竞赛中输给中国，这也是特朗普政府淡化风险警告的关键背景。

中国向来不甘于屈居第二；业界人士普遍反映，即使个别公司暂停发展，其他公司也不会停下来，只会被抛在后头。这种局面,令人联想起冷战时期核裁军运动最炽热的阶段——当时各方面对的同样难题是，没有人愿意率先让步。

放缓发展的呼声，因而在中美竞争的现实框架下，显得步履维艰。

除了地缘政治的顾虑，另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是：放缓发展究竟该如何落实监管，又由谁来监督执行？依赖人工智能公司自行公开其正在进行、以至选择不做的工作，需要极高程度的信任,而科技行业向来未能真正赢得这种信任。

“没有人对‘放缓’一词给出过实质性的解释，”EZ Primary Research行政总裁艾德·齐特隆（Ed Zitron）表示。“在每家人工智能公司里都安插一名METR（Model Evaluation and Threat Research；模型评估与威胁研究机构）的人员，就像那位离开 Anthropic 的人一样？搞民主而全球性的‘协调’？这些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齐特隆并指出，停止训练人工智能模型将使美国企业在面对中国竞争对手时处于劣势：“他们的利润率或许会有所改善，但他们的产品将被中国的实验室封存并提炼出来，如同被琥珀凝结一般。他们或许得改变定价策略。我实在不知道这一切要如何运作。这可能会刺破泡沫。但目前我们对‘放缓’究竟是甚么意思，掌握的资讯十分有限。”

安全事故频发，风险已非纸上谈兵

促使业界重新审视发展步伐的，不仅是理论层面的存在性威胁，还有近期陆续曝光的具体安全事故。

今年8月，OpenAI表示已放缓训练部分最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速度，以提升安全性。这家ChatGPT开发商指出，正在增加新的防护措施，原因是其人工智能代理绕过了安全防护机制，入侵了科技初创公司Hugging Face。

同月亦有消息披露，全球其中两款最强大的人工智能工具，在企图发起网络攻击时，曾制造虚假的人类个人档案以图欺骗他人。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AI Security Institute, AISI）表示，其中最严重的一次事件中，Anthropic的Mythos AI设立了模仿真人的虚假帐户，并透过发送私讯试图取得某项服务的存取权限，事后更试图隐藏相关证据。

这些事故，为“放缓论”提供了现实层面的支撑，也让争论不再只停留于假设性的未来风险。

责任在谁：公司行为失当，而非技术本身

曾就人工智能问题向联合国提供意见的著名电脑科学家温迪·霍尔教授（Prof Dame Wendy Hall）认为，目前的危机完全在于相关企业行事不够负责任。

她将现况比作一名农夫，田里养着一头公牛，公牛逃脱并造成破坏，农夫却怪责公牛：“这当然不是公牛的错——而是农夫的错。”她指出，围栏显然不够牢固，而这正正就是目前人工智能防护措施所面对的问题。

但假如这些防护措施变得过于严苛，又会否反过来扼杀这项技术的发展？

一些人认为，背后存在着一种更为隐秘、出于政治动机的推动力，意图透过规则层面的整肃，“将人工智能监管至消亡”——立场偏保守的智库Capital Research Centre调查研究员帕克·塞耶（Parker Thayer）本周在X上如此表示，其贴文浏览量接近800万次。这是一个极端且未经证实的观点，但也反映出，并非所有人都认同监管能够拯救局面。

华盛顿政治分歧：规管与创新之争

多名人工智能业界高层上周末的呼吁，在华盛顿引发讨论，当地国会议员正面临压力，需要就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潜在风险采取应对措施，但两党立场明显分歧。

众议院议长、共和党在众议院的最高领袖麦克·约翰逊（Mike Johnson）星期日在CNN《State of the Union》节目中接受主持人杰克·塔珀（Jake Tapper）访问时，敦促各方勿仓促推行人工智能监管,并认为此举可能“扼杀美国的创新能力”。他表示：“假如国会就这样一头冲进去，召开某种紧急会议试图监管人工智能，我们就会在这场竞赛中输给中国，这对每一个美国人来说都是一种威胁。所以，我们必须取得平衡。我们需要有稳健的人来掌控方向。”

众议院民主党少数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Hakeem Jeffries）则主张国会应采取“果断行动”。他在美国广播公司（ABC）《本周》节目中告诉主持人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George Stephanopoulos），美国应放缓“发展步伐，以保障美国民众，并确保人工智能能够安全地推进”。

同时担任特朗普科技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的科技投资人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则呼吁业界自行规范，而非依赖政府监管。他在X上发文写道：“别再装作你们需要别人批准了。所以，尽管去推进这个前沿领域吧。你们正是设定这个前沿领域的人⋯⋯以此作为条件，要求采用你们偏好的监管框架，看起来就像是在对公众和政治体制进行勒索。所以，直接去做就好了。”

不过，在人工智能监管问题上，国会并非完全没有共识。今年7月，一批众议院民主党与共和党议员联合提出跨党派法案《前沿法案》（Frontier Act），旨在为人工智能建立全国性的安全与监督框架。该法案共同提案人、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洛丽·特拉汉（Lori Trahan）本周在X上写道：“安全研究员纷纷辞职，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正突破实验室的掌控，而各公司仍在不断加快竞赛。国会早该摆脱观望姿态，切实履行职责了。”

无论放缓发展最终能否落实,目前笼罩人工智能行业的这场风暴,或许已对处于领先地位的企业造成难以逆转的声誉损害。正如霍尔教授所言：“你会投资一家声称自己将导致人类灭绝的公司吗？”

报导：BBC科技和AI编辑佐伊·克莱曼（Zoe Kleinman）、丹·塞尔斯（Dan Sales）、汤姆·麦克阿瑟（Tom McArth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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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目前部署在东亚的两艘航空母舰已双双离开印太——“林肯号”（USS Abraham Lincoln）结束近九个月、支援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部署后，先驶往泰国休整，已于9月6日启航离境；母港位于日本横须贺的“乔治·华盛顿号”（USS George Washington）则被调往中东接替“林肯号”的任务。这意味着，印太地区目前没有美国航母“驻留”。

长期以来，航空母舰一直是白宫应对台海紧张局势的关键工具，通常在危机时刻部署，试图稳住局势。

此次空窗期恰逢2027年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长期被一些分析视为北京可能对台湾采取行动的敏感年份。但却可能出现中国同时部署三艘航母、美国在东亚为零的局面。

因此美国军事部署，特别是航母的变化究竟是暂时调度，还是会改变区域对美国介入意志的判断？台湾如何面对？

美军航母：盟友的“心理保证”

美伊战事爆发、俄乌战争未歇，加上庞大的军费压力，让华府的军事部署再度成为外界焦点——印太地区一定程度上被当成了中东战场的后勤仓库：驻韩美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被讨论调往中东；日本横须贺的航母被派去接替“林肯号”；亚太航母部署出现真空；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也被压缩。

其中，航母动向格外引人关注。美国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美中关系分析师埃文·桑基（Evan Sankey）向美联社说，航母给美国盟友的是心理保证。印太区域没有航母，“会加强一种整体感觉：美国正被中东局势分心。”

华府保守派智库哈德森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非常驻研究员长尾贤博士（Dr Satoru Nagao）向BBC强调，美军航母在西太平洋的角色主要是政治性的：“部署航母，是在展示美国的存在，以及国家的介入意志。如果没有可部署的航母，这个地区的人们就会担心：一旦中国入侵台湾或其他地方，美国是否真有意介入。”

长尾贤同时指出，缺少可部署航母是政治问题；就军事层面而言，“并没有那么严重”。

双重讯号

台湾《联合报》则以“疑美论”视角刊出社论以分析：美军因伊朗战事而调动航母与导弹部署，除了反映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对曾反对他的国家（如韩国）“有仇必报”的一贯作风外，也向依赖美国的盟友台湾敲响“不要只想依靠美国”或“靠山山倒”的讯息。

不过，美国空军退役上校、海洋透明倡议组织“海洋之光”基金会（SeaLight Foundation）主任鲍威尔（Raymond Powell）向BBC中文强调，他更担心的不是军事空窗本身，而是它向这个地区释放的讯号：“北京会把它解读为美国衰落、分心的象征”，而中国官媒也已在大力推动这套叙事。

台湾该担心吗？

那么，台湾该担心吗？

站在北京的角度，长尾贤认为，北京“一直想”升高灰色地带施压，但在特朗普政府下会更谨慎：“中国对他有所忌惮，因为他难以预测。特朗普对委内瑞拉和伊朗行动都没有犹豫过。这代表北京不能小看他。若换成拜登，我认为（印太）情况反而更危险。”

鲍威尔则向BBC分析，北京的策略仍以灰色地带行动与政治战为主，也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说服区域相信美国太弱、太分心，现在正是接受即将到来的“中国主导秩序”、及早让步的时候。

“中国真正要说服区域各方的是：中国崛起、美国退缩已是定局，接受这个定局，才是通往安全与繁荣最稳妥的路。”鲍威尔称。

也有分析人士将焦点放在印太地区近期陆续展开的选举周期上：“这套‘美国救不了你’的论述，在马尼拉、台北这类即将举行选举的地方特别有杀伤力，北京显然有意藉此影响选情走向。”

换言之，这场空窗期更像是一次压力测试，而非开战倒数计时。测试的对象，一端是台湾的社会心理，以及日本、菲律宾对美国承诺的信心；另一端则是军事上的反应速度——五角大厦能多快用潜舰、陆基战机和两栖打击群补上航母留下的空缺。

“意图”比航母的变化更重要

日本国际教养大学（Akit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中国研究副教授陈宥桦则向BBC中文指出，台湾及其盟友真正该留意的，其实是美国对中国吓阻“意图”的变化，而非航母是否实际在场。

他解释，今年5月特朗普访问北京、与习近平达成所谓“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后，根据台湾官方资料，解放军在台海的“灰区”行动频率于同月达到高峰，随后中国在南海的动作也呈现同样的上升趋势。

“因此，比起美军航母是否实际部署在东亚，北京对‘美国是否有意破坏中美关系’的判断，可能才是驱动解放军灰色地带行动的真正主因——这一点，在习近平即将访美之际尤其值得观察。”

此外，陈宥桦向BBC中文提醒，严格来说，不能说现在东亚没有航母，资料显示林肯号已于9月6号离开泰国，并且表示会继续在第七舰队的责任范围内执行任务。

陈宥桦强调，即便美国暂时没有任何的航空母舰打击群在东亚，美国对北京的武统的吓阻能力也不会消失。因为各航母打击群本就长期在全球各地巡弋：一旦台海有事，美军随时可以紧急调动航母驰援，1996年台海导弹危机期间，美军“尼米兹号”就是从中东紧急调来的先例。

最后，多数受访专家认为，对台湾而言，眼前真正的风险并非“美国一走、中国三艘航母明天就来封锁”，这更接近疑美论者的想像。

真正的风险，其实是一场关于认知与意志的拉锯战：北京用三艘航母入列、绕台军演与西太平洋远航训练，把“美国顾不上台湾”植入到该区域的叙事之中，以动摇台湾及其盟友的信心与人心。

随着伊朗战争持续干扰全球其中一条最重要的航运通道霍尔木兹海峡（Strait of Hormuz，荷莫兹海峡），数千公里以外另一个战略咽喉也成为新的角力焦点，那就是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重要通道——巴拿马运河。

最新一轮交锋上周在联合国上演。美国警告，中国在巴拿马运河周边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可能威胁全球贸易和安全。

北京驳斥这项说法，指责华盛顿以此为藉口，企图扩大对运河的控制。

夹在两国之间的巴拿马则重申对运河拥有主权，并强调运河将永久保持中立。

巴拿马运河是甚么？它如何运作？

巴拿马运河是一条全长80公里的人工水道，横跨巴拿马地峡，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

船只毋须再绕道南美洲最南端的合恩角，大幅缩短航程和降低运输成本。

船只使用运河时，需要按照大小、船舶种类和货物等因素缴付通行费。埃及的苏彝士运河也采用类似的收费制度。

巴拿马运河利用一套船闸系统，把船只提升至高于海平面的加通湖，再在另一边海岸逐步降低至海平面。每艘船通过运河，都需要使用数以百万加仑计、来自加通湖和附近水库的淡水。

这种对淡水的依赖，令运河容易受到干旱影响。当水位下降，当局可以限制船只的最大吃水深度，迫使船舶减少载货量，也令整条航道的运输能力下降。

为何通过运河的船只增加？

全球最大国际航运协会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Bimco）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通过巴拿马运河的船只总数按年增加8%，平均每天有38艘，已接近运河的最大通行能力。

Bimco又指，伊朗战争爆发后五个星期内，通过巴拿马运河的船只数量按年急增16%。

霍尔木兹海峡承载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贸易。随着战事令船只通过这条航道变得更加困难，亚洲买家愈来愈多转向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供应商，采购原油和成品油。

这些货物有不少经巴拿马运河往返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大海域，令运河通行时段的需求增加。

船流激增也导致等候时间延长，预约通行时段的竞争更加激烈，优先通行的溢价更创下纪录。据报有营运商为了更快通过运河，在拍卖中支付数以百万美元计的费用。

北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政治学教授奥兰多·佩雷斯（Orlando J Pérez）说：“巴拿马不像霍尔木兹那样，是一个关乎运输量的咽喉。它所承载的东西性质不同，约占全球海运贸易5%，但美国接近40%的集装箱运输都经过这里。”

“霍尔木兹是能源咽喉，巴拿马则是一个主要经济体的供应链咽喉。两者都很重要。”

巴拿马运河还面对愈来愈大的环境限制。

加通湖水位仍低于历史平均水平，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因此对船只实施吃水限制，从2026年9月15日起，更将调整每日允许通行船舶数目，从36艘减至32艘。官员把这种情况与更广泛的气候变化所造成的降雨减少联系起来，当中包括厄尔尼诺现象（El Niño；圣婴现象）。

这些限制令人再次想起2023年的严重干旱。当时船舶通行数量受限，导致大量船只长时间轮候，供应链也受到干扰。

分析人士警告，如果水位进一步下降，运河通行量可能再次受限，对全球贸易造成更大压力。

巴拿马运河有甚么历史？

美国在20世纪初兴建巴拿马运河，其后一直控制运河及周边的巴拿马运河区，直至1977年在美国总统卡特（Jimmy Carter）任内谈判达成《托里霍斯-卡特条约》，订下把运河控制权移交巴拿马的时间表。

移交工作在1999年12月31日完成。

如今，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按照保障运河中立地位及国际航运通行权的条约，营运这条水道。

美国对中国有甚么忧虑？

这场争议的重点与其说是谁拥有运河，不如说是谁对它具有影响力。

数十年来，总部设于香港的长江和记实业透过旗下的巴拿马港口公司，按照与巴拿马政府签订的特许经营协议，营运位于运河太平洋和大西洋入口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

虽然长江和记和中国都没有参与巴拿马运河本身的营运，但美国官员愈来愈关注与中国有联系的企业在运河周边的存在，尤其是在港口、物流和交通基建方面。

今年较早时，巴拿马最高法院裁定，长江和记港口特许经营权所依据的法律框架违宪，令紧张局势进一步升温。

佩雷斯说：“华盛顿把与中国有联系的港口营运商，视为在这项美国曾经控制的战略资产附近建立的据点；北京的看法是，巴拿马身为一个小国正受到施压，被迫推翻一份合法合约。”

他补充说，运河的中立地位如今正受到考验。

不过，智利大学国际研究所荣誉教授豪尔赫·海涅（Jorge Heine）形容，这场争议“完全没有必要”，并指出长江和记参与巴拿马运河周边港口业务可追溯至1997年，也就是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前数个月。

“他们所做的只是管理集装箱及相关港口业务，”他说。“他们并不营运运河本身。”

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多次表示，中国在巴拿马的影响力已经过大，并提出美国可以重新控制巴拿马运河，但巴拿马强烈拒绝这项主张。

特朗普政府也指责北京采取报复行动，增加对悬挂巴拿马国旗船只在中国港口的检查。

中国如何回应？

今年4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形容有关指控“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指责华盛顿将港口问题“泛政治化、泛安全化”。

他反问：“谁长期霸占巴拿马运河、武装入侵巴拿马、肆意践踏巴拿马主权和尊严？谁在觊觎巴拿马运河、妄图将本应永久中立的国际航道变成自家水渠、蔑视地区国家主权？答案不言自明。”

北京表示，尊重巴拿马的主权和运河的中立地位。

去年8月，在联合国一场公开辩论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批评美国：“美国炮制谎言、无端攻击中国，无非是为其控制运河寻找借口。”

与此同时，巴拿马总统何塞·劳尔·穆利诺（José Raúl Mulino）强调，巴拿马对运河拥有主权，并形容运河的中立地位是应对个别和全球威胁“唯一且最佳的防御”。

甚么令争议升温？

中美两国围绕巴拿马运河的分歧，早在今次中东危机之前已经存在。外界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国投资、战略基建和地区影响力，而且这些忧虑不只涉及巴拿马，也遍及拉丁美洲。

分析人士把目前的争议形容为一种地缘政治“外溢效应”，也就是一个地区的冲突，加剧另一个地区的大国竞争。

海涅说：“由于中东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巴拿马承受的压力有所增加，中美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紧张关系也随之升温。”

佩雷斯也有相同看法。“无论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是红海，我们都一再看到类似的剧情上演，”他说。“围绕战略水道的争端，会变成更大规模地缘政治角力的舞台。”

而负责管理这些咽喉要道的中小型国家和地区，例如巴拿马、也门和海湾国家，往往要承受“大国争端所造成的代价，却几乎没有能力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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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下称《国防动员法》）已于2026年8月28日经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将于同年10月1日正式生效。这是该法自2010年施行以来的首次大幅修订，引发关注。

多位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修法的核心，是把原本集中在战时的资源整合与战争准备工作，大幅前移到平时，并将“军民融合”正式写入法律，藉此降低未来进入战时或紧急状态时的协调成本。新条文全文未提及“台湾”二字，却把“统一”写入立法目的。

“这部法律涵盖从紧急状态到战时的完整光谱，台湾自然也包含在内。”位于华盛顿的安全分析公司Arclight Labs总监霍夫曼（Dr Samantha Hoffman）向BBC中文表示，更关键的是，动员体系在平时就已负有持续满足战备需求的义务，这意味着等到动员令真正下达时，其所依赖的条件早已就位。

霍夫曼在即将出版的新书《中国的国家动员》（China's Mobilization State）中写道：“即便只是部分成功的动员、只动用其中一部分资源，都可能对中国的对手造成灾难性冲击。”

美国独立智库“战争研究所”（ISW）中国研究员卡瑞斯（Jackson Karas）则向BBC中文指出，事实上无论此法是否修订,一旦爆发冲突，在中国的台商企业很可能都将面临重大威胁。

他表示，中国已多次演练以民用船只为远洋海军部署补给、向海滩卸载部队、隐蔽发射导弹与无人机，以及执行侦察任务。一旦民用资产被广泛用于军事目的，台湾及其区域盟友将更难识别目标，也更难获得预警。

BBC中文采访多位专家，解析此次修法背后“军民融合”的核心逻辑，以及为何在中国的台商会出现焦虑反应，还有台北与美国盟友是否需要对此保持警惕。

从“徵用”到“征收”：军民融合入法

《国防动员法》自2010年施行后从未经历大幅修订。此次修订案于8月28日经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10月1日生效，全文共14章82条。新法规定，为应对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及“发展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国家可依法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平时与战时的快速转换，将经济与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

中国官媒的口径高度一致，强调此次修法是为对齐“总体国家安全观”与新军事体制，条文本身未点名任何特定国家或地区。

旧法的重点主要放在战争时期民力如何分工调用，相较之下，新法调整幅度更大：“预备役”被更宽泛的“后备兵员”取代；民用资源的徵调方式由单一的“徵用”扩大为“征收、徵用”并列；同时新增数据服务保障、供应链安全评估机制，并要求新兴领域的动员能力。

新法还首次明定，18至60岁男性、18至55岁女性原则上须担负国防勤务；金融、交通、电信、能源、医疗、粮食等关键领域，在动员期间均可采取特别措施。

霍夫曼向BBC中文分析指出，这次修法其实早在外界预期之中，旧法部分条文早于2021年便已暂停施行，等待相关改革成熟后再正式入法。

她说，这些改革在结构上包括改善这个庞大体系的跨部门协调，以及民兵单位的持续专业化：民兵虽仍是规模庞大、可供动员的人力与资产储备，但其重心已从过去偏重“数量”，转向偏重“专长”，逐步具备无人机操作、网路安全、人工智慧等专业能力。

她特别提到，新法把民用资源的处置方式从原本的“徵用”（暂时使用后归还）扩大为“征收”，意味着国家在必要时可以强制取得民间资产，这一改动格外引起外界关注。

台湾淡江大学助理教授洪耀南向BBC中文表示，从新法可以看出，中共正汲取俄乌战争的教训。

他解释，对北京而言，此次修法最重要的意义,是把国防动员从过去偏重兵员、物资与后勤徵用,提升为一套“全社会、全领域、平战快速转换”的制度。换言之,修法不只是军事法规的技术性更新,而是要让中央在危机或战争爆发时,能够迅速将中国的经济、科技、交通、能源、金融、网路及民间产能,转化为国防力量。

卡瑞斯也认同，修订后的法案将中国动用民间关键资产的管道予以制度化，并扩大了可被动员的民间部门范围，以服务国家目标。他告诉BBC中文，中国的“胜利理论”很大程度依赖动员民间部门来弥补军力短板，尤其是在无人机、新兴科技与船只领域。新法让民用无人机得以迅速扩产、形成数量优势，也让民用渡轮可以补足军用海上运输的不足，以维持登陆据点的补给。

从军事体制角度，洪耀南补充说明，2015年中共军改后，中央军委、国务院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动员权责一直有待重新界定。此次修法强调“军地衔接”与“平战转换”，正反映出北京希望防范危机发生时出现指挥混乱、地方不配合，或资源无法及时调度的风险。

卡瑞斯总结道，如今要在中国民用资产、民用产业与军事生态系之间划出清楚界线，正变得愈来愈困难。他说：“但这也是北京刻意设计的结果——民间机构、船只与产业，以及中国对它们的动员能力，正处于这项努力的最前线。”

台湾要担心吗？台商的疑虑从何而来

新法通过后，中国官媒统一口径，驳斥外界将修法与战争、台海局势挂钩的解读。

中国《环球网》社评便斥责西方及台湾部分舆论藉此修法读出战争讯号，称：“中国国防能力越发展、越制度化，地区和平就越有保障。那些从中读出战争信号的人，只能说，他们心里都预先装着各自的‘战争剧本’。”

然而，台商忧心资产与物资在战时遭到徵用的声音，仍不断传出。台北多家媒体便引述相关说法称，台商在陆资产可能被认定为“发展相关资源”而遭强制取得。台湾学者洪浦钊也向台媒指出，即使新法强调徵用有补偿机制,补偿标准如何认定、救济管道为何,才是真正决定资产是否安全的关键。

面对台湾舆论的质疑与台商的焦虑，中国国台办于9月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向台商喊话，强调程序法定、权益受保障,合规经营“无需顾虑”。台湾在野的中国国民党立委李彦秀则在立法院表示,新法的宣示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不过，霍夫曼博士向BBC中文强调，此次修法对企业的实际影响极大，因为相关义务已被常态化、制度化。她说，根据新法，在中国境内营运的每一个实体——包括外国企业——都属于可动员资产，涵盖设施、设备，乃至数据、软体等智慧财产，均可能被徵用。

洪耀南则向BBC中文回应称，台湾不必因为一部法律就认定战争迫在眉睫，但也不能因为国台办一句“无需顾虑”，就假设台商自然不受此法规范。

“北京的承诺是政治语言，法律赋予的却是实际权力；风险评估应该看权力能做什么，而不是只听官方说目前不会做什么。”

卡瑞斯则将讨论范围扩大到美国及包括台湾在内的盟友对中投资框架。他认为，外界或许应该认识到：无论是对中投资,还是向中国企业出售具军民两用性质的设备，都可能产生军事效应，即便合作对象名义上是中国民营企业、合作领域是关键新兴科技，也不例外。他告诉BBC中文：

“说到底，中国的民间与军事领域不能被视为彼此分离的实体，而是为达成国家目标而相互支撑的生态系支柱。”

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解约逾百名应届毕业生一事持续发酵。上海证券交易所9月9日向星宇股份下发监管工作函，香港交易所亦已延缓其上市审核程序。此前，星宇股份董事长周晓萍已就此事公开道歉。

事件源于今年7月，星宇股份招聘440名高校应届毕业生，原定出任研发、技术及管理岗位。然而入职仅一个月后，公司便开始集中约谈部分员工，要求他们在“主动离职、领取半月工资补偿”与“调往生产一线、按实习普工薪资结算三个月”之间二选一。

遭约谈的毕业生将录音、合同、招聘材料等证据整理成册，发送给星宇股份的下游客户，包括大众、宝马、奔驰等跨国车企。目前，大众中国与奔驰德国总部均已确认就此展开专项调查，港交所也已将相关投诉转交个案处理。

由于事件转折点正是应届生向境外下游企业投诉，才促使各方迅速介入，中文互联网网民将此类做法戏称为“告洋状”，即借助海外力量施压，才能推动问题解决。这一说法也在网络上引发了关于中国劳工权益保障体系的广泛讨论。

事件始末：从约谈施压到跨国介入

根据中国媒体此前报道，星宇股份人力部门在约谈过程中，多次以“未来背景调查”等说辞向受影响的应届生施压。毕业生随后将前后录音、招聘信息及入职合同整理成上百页证据文件，抄送星宇股份合作的多家海外车企，使一起劳资纠纷迅速演变为涉及ESG合规与海外客户关系的多重危机。

公开资料显示，星宇股份2011年2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是中国最大的汽车照明产品供应商，在全球设有16个研发中心、12座工厂，与全球销量前十的整车企业中的9家建立配套合作关系，客户包括比亚迪、大众、通用、丰田、奔驰等。

此前，港交所因用工合规问题延缓上市进程的案例并不罕见，今年7月刚递交上市申请的星宇股份，如今也进入了这一流程。

8月31日，奔驰以“供应商的严重道德和劳动失当行为”为主题，直接回函投诉人，表示已将相关内容转交内部专家及外部业务合作团队进一步审查。

9月1日，大众中国新闻发言人向《上海证券报》记者证实，公司已启动针对星宇股份的投诉专项调查，并表示：“尊重劳动者合法权益，是大众汽车集团开展所有经营活动恪守的核心原则，这一点同样贯穿于我们供应链体系的管理之中。”

中国地方当局也开始行动。8月25日，常州市人社局调查确认，星宇股份共与107名应届毕业生解除劳动合同，并认定企业在协商过程中“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造成不良影响”，其人力资源总监已被停职。

此后，星宇股份公开道歉，承诺向涉事毕业生发放3个月求职补助；若3个月内仍未能重新入职，将再给予6个月工资补偿。

应届生身分与劳工维权

这起事件暴露出两个核心争议：其一，直接受影响的应届生权益应如何保护；其二，中国国内为何缺乏可以受理、纠正违规用工的组织机构。

在中国就业市场中，应届毕业生身分具有特殊价值，它与考公、事业单位及国企央企校招、各地人才引进政策直接挂钩，互联网大厂招聘也往往给予应届生更优厚的待遇。正因如此，不少学生在未能如愿就业时，会选择延毕以保留这一身份。

对于刚结束一个月培训便被威胁解约或转岗的星宇股份应届生而言，失去工作意味着同时错过秋季招聘、丧失应届生身分、留下职业空白。在当前中国就业市场持续低迷的背景下，这几项叠加的损失尤为沉重。

换言之，企业将自身招聘决策失误的成本转嫁给了毕业生。

7位向BBC中文匿名讲述的中国劳动者，分别来自媒体、互联网大厂及车企，他们表示，企业单方面毁约的案例近年时有发生，处理方式大同小异：给予少量补偿，劳动者自认倒霉，事情往往便过去了。

星宇股份事件之所以走向不同结局，关键在于107名毕业生将完整证据链提交给了更重视合规的海外下游企业。这些跨国车企普遍执行供应商行为准则和严格的ESG（环境、社会及治理）指标，比如《欧盟市场禁止强迫劳动产品条例》。

一位曾在德勤负责中国企业出海业务的人士向BBC中文透露：“如何帮中国企业绕过、或美化数据以让ESG达标，一直是我们比较头疼的部分，企业会在审查时提前关灯、让员工提早离开，营造‘准时下班’的假象，但我们知道情况并非如此。”

“告洋状”背后的舆论分歧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应届生大规模向下游企业投诉的做法被称为“告洋状”，意指唯有让境外知情，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

在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企业用工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克扣工资、未依法缴纳社保、拖欠薪酬、超时加班不予补偿等情况并不少见。

比如，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蔚来就曾被员工家属曝出，一名员工半年内加班时长高达500小时、三次被送急诊，公司人力部门仅将此形容为“自愿行为”。

此次星宇股份事件经多家中国媒体集中报道多部门介入处分后，网民揶揄称，“告洋状挺好的，西药就是快，中药就是没用”，亦有劳务中介发文称将不再与星宇股份合作。

“这些年轻人干得漂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沈凯玲得知事件始末后赞叹道。

她向 BBC 中文指出，星宇股份在招聘时动机不良、后续解约手法粗暴，涉事毕业生的维权诉求合情合理，且始终在合法范围内行事。

在她看来，这反映出中国年轻一代懂得在现行商业秩序中据理力争，正在尝试打破“靠压榨劳动者维持优势”的旧有模式，有潜力成为更公正规则的推动者。

“他们原本就是被虚假招聘信息欺骗的一方，如果经历数十年寒窗苦读后，面对如此粗暴的对待还要选择逆来顺受，那才是整个社会的可悲与可耻。”沈凯玲说。

沈凯玲指出，星宇公司的违规也应当让我们去反思是不是这个经济形势本身就是有毒的。这折射出，一些公司不是在通过创新、独到科技优势，去赢取市场；而是通过压低成本出优势，这样的公司撑起了中国当前经济的大头，是否意味着这样的环境在倒逼企业做坏事？

和企业的降本增效相对的，是新时代中国劳动者与国际接轨的事业和认知。沈凯玲提醒，奔驰、大众的快速回应也是这些公司所在地劳工百年来争取自身权益的产物。

最后，对于“吿洋状”这种说法，沈凯玲认为，有矮化中国劳动者的嫌疑，这个叙事看低了年轻人的自救手段，而他们本来已经学会了在新时代的经济土壤中、利用信息去维系自身权益。

“此外，这个说法还将现代商业文明理所当然、本该有的供应链合规监管曲解为低三下四的乞怜，这样的叙事逻辑，反而用民族主义的马甲，合理化了本国企业傲慢践踏劳动法的行为。”

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们宣布，“西敏寺（Westminster）的时代即将结束”。

威尔士党（Plaid Cymru）、新芬党（Sinn Féin）及苏格兰民族党（SNP）三党均主张本国脱离联合王国。周一（9月14日），三党的民族主义领导人们签署了一份协议，指出威斯敏斯特的任何一届政府都无权“阻碍民主”。

不过，在联合记者会上，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文尼（John Swinney；约翰·斯温尼）与北爱尔兰首席部长米歇尔·奥尼尔（Michelle O'Neill；米歇尔·奥尼尔）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的杨伟思（Rhun ap Iorwerth；伦·阿普约沃斯）则拒绝就本国公投提出时间表。

英国执政工党（Labour）及在野英国改革党（Reform UK）指责威尔士党想要分裂英国。

其后，约翰·斯文尼及杨伟思领导的政府另行签署一项协议，同意合作就资金安排及权力下放（devolution）事宜向英国政府争取“公平待遇”。

这是权力下放实施以来，威尔士、苏格兰及北爱尔兰首次同时由主张脱离联合王国的首席部长执政。

三人周一以各自政党代表的身份参与会面。新芬党主席玛丽·卢·麦克唐纳（Mary Lou McDonald）也出席了会议。

谅解备忘录中写道：“对于这几个岛屿上、乃至全世界正在关注此事的人们而言，再没有比这更清晰的信号，说明西敏寺的时代即将终结。”

“西敏寺任何一届政府都无权阻碍民主，或损害人民自决这一原则。”

“我们承认，各党在宪制立场上存在分歧，每个国家都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表内，决定自身的未来。”

威尔士党已排除在2030年下届议会（Senedd）选举之前举行独立公投的可能性。

在新闻发布会上，杨伟思表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威斯敏斯特运作不畅”，“权力确实需要更贴近人民和社区”。

他表示，5月的威尔士议会选举赋予其政府“变革的授权，使威尔士更加自信、更加繁荣，并更好地掌控自己的未来”。

他说：“威尔士应该拥有作为一个国家所需的力量、资源和公平待遇，以建立我们人民应得的未来。”

苏格兰民族党领袖约翰·斯文尼表示，周一是“英国宪政历程中的关键时刻”。

他表示，5月各国的选举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各国首席部长都相信“他们的国家应该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

他说：“自决原则是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

他称安迪·伯纳姆（Andy Burnham）为“联合王国最后一任首相”。

“因为如果苏格兰人民在全民公投中有独立这个选项，他们一定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新芬党的麦克唐纳称周一的会议是“历史性的”，他说：“我们有权举行全民公投。我们有权决定我们的未来。”

“我们绝不接受或容忍任何首相告诉我们，这项权利不容讨论。”

北爱尔兰首席部长米歇尔·奥尼尔表示，这三个地区“各具鲜明特色”，各有各的优先事项。

但她表示，“我们共同的立场是，西敏寺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好好为我们的人民服务”。

米歇尔·奥尼尔在北爱尔兰的权力分享行政机构中任职，该机构中，民主统一党（DUP）副首席部长艾玛·利特尔—彭杰利（Emma Little-Pengelly）指责这位新芬党政治人物“企图将首席部长职务工具化”。

在北爱尔兰，首席部长与副首席部长拥有完全相同的职权。

BBC威尔士（BBC Wales）询问杨伟思，该谅解备忘录对威尔士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要求威斯敏斯特不要阻挠威尔士独立公投，杨伟思回应称，“威尔士人民自身未来，应由威尔士人民决定”。 被进一步追问时，他说：“时间表将由威尔士人民在被说服之后自行制定，我的工作就是去说服他们。” 威尔士政府目前并无权力举行此类公投，但杨伟思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希望看到这项权力下放。 周一稍后，约翰·斯文尼与杨伟思代表威尔士政府及苏格兰政府签署了一项协议。 这份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指出，双方将“就英国资金安排的运作方式及本国宪制未来的相关权力，争取更公平的待遇”。 协议指出，两地政府将在多个领域展开合作，包括应对儿童贫困问题，以及最大化与欧盟（European Union）关系所带来的益处。

在第二场记者会上，约翰·斯文尼拒绝就改革巴尼特公式（Barnett Formula，决定威尔士拨款方式的机制）表态支持。 威尔士历届政府长期呼吁改革巴尼特拨款公式，指其令威尔士处于不利地位。然而，也有观点认为，苏格兰在该公式下实际上受益良多。 安迪·伯纳姆在出任首相前曾主张改革，但他近期访问威尔士时，却淡化了改革的可能性。 约翰·斯文尼表示：“联合王国各地区的财政安排各不相同，我们都必须就各自国家的议题、利益与观点提出诉求。” 杨伟思则表示：“苏格兰目前已经享有的部分灵活性，至少也应下放给威尔士，这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

上周三首相答问环节（Prime Minister's Questions）上，安迪·伯纳姆似乎暗示，若有明确的民意支持，苏格兰有可能举行第二次公投。

他将此情形与北爱尔兰边境公投（border poll）的条件相比较，并解释《贝尔法斯特协议》（又称《耶稣受难日协议》）明确规定，当“国内出现明确共识、民意变化已达到必须考虑这一呼声的程度”时，北爱尔兰事务大臣将考虑是否举行公投。

“我认为苏格兰的情况也完全一样，”他补充道。

约翰·斯文尼对这一语气上的明显软化表示欢迎，但安迪·伯纳姆随后澄清，另一场苏格兰公投仍属“禁区”。

2014年9月的独立公投中，苏格兰以55%对45%的比例投票决定留在联合王国内。

威尔士的情况与苏格兰不同。

杨伟思在5月议会选举后，成为威尔士首位非工党籍首席部长，他此前已表明，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推动威尔士独立公投。

他的政府打算成立一个国家委员会，为威尔士独立的未来计划“奠定基础”。

与此同时，威尔士部长们正在寻求将更多权力移交给威尔士，包括警务和青少年司法事务——安迪·伯纳姆已表示，他对这个想法“持开放态度”。

杨伟思表示，安迪·伯纳姆在“向一个国家下放权力，与向英格兰（England）某个地区或城市下放权力有何不同”这一问题上，“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我希望和他建立良好的关系，我相信他也希望和我建立良好的关系，”他说。

英国政府表示：“首相致力于在英国所有四个地区推行变革，并坚信联合王国的团结。”

地方领导人将于下个月与首相会面。

工党驻威尔士领袖肯·斯凯茨（Ken Skates）表示：“威尔士党自大选以来未曾为民众带来任何实质成果。”

“他们显然只想利用权力来分裂英国、削弱威尔士，并将时间耗费在为本党政客争取更多权力上。”

威尔士保守党（Welsh Conservative）议会领袖达伦·米勒（Darren Millar）表示：“首席部长不应执迷于独立议题，而应专注处理威尔士国民保健署（NHS）所面临的危机，以及威尔士学校水准下滑的问题。”

英国改革党威尔士领袖丹·托马斯（Dan Thomas）表示：“首席部长连国民保健署的轮候名单或本地教育体系都处理不好，却似乎有时间告诉我们一件人尽皆知的事——他想要分裂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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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群在炮火下成群结队涌上战场的敌人，他们似乎对无人机和自动武器火力带来的危险浑然不觉。这是一支宁愿自杀也不愿投降的精锐幽灵部队，他们有数以千计的人在战斗中阵亡，然后似乎从战场上消失。

2024年底，朝鲜（北韩）士兵被平壤派往与俄罗斯部队并肩作战，以击退乌克兰对莫斯科领土发动的攻势。他们付出了沉重代价，在部署的1.3万人中，多达3000人阵亡。

最终，他们调整了战术，并与俄罗斯共同将乌克兰部队逐出库尔斯克地区（Kursk）。从作战层面来看，此后几乎再没有关于他们的消息，但据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表示，朝鲜部队及其武器装备即将大规模重返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

上月，泽连斯基警告，多达5万名朝鲜人员将被部署到俄罗斯，修正了早前3万名士兵的估计数字。他呼吁韩国（南韩）为乌克兰的防空系统提供支援。

但在付出如此惨重损失后，朝鲜为何仍要派遣更多人为俄罗斯作战？而最初派出的士兵又发生了甚么事？

首尔峨山政策研究院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中心研究员梁旭博士（Yang Uk；양욱）表示：“他们仍然在那里，他们正在保卫俄罗斯领土，以防范乌克兰再次反攻。我们相信，一些工兵部队或工人可能位于顿巴斯地区（俄罗斯占领区），但那些不是作战部队。”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HUR）估计，仍有8500名朝鲜军人身处俄罗斯境内。他们被编成四个旅，作为“北方”部队集群的一部分行动，并负责保护俄罗斯联邦库尔斯克州的国家边界，防范乌克兰方面的越境行动。

HUR向BBC发表声明称：“他们没有参与积极的作战行动。朝鲜人民军部队没有出现在乌克兰暂时被占领的地区。”

朝鲜史上首次

对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而言，库尔斯克部署是一场赌注，也是朝鲜历来派遣到海外规模最大的作战部队。（1973年，朝鲜在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期间向埃及派遣了1500名军事人员和教官；而在1960年代末，估计有87名朝鲜飞行员曾协助北越对抗美军。）

尽管血流成河，这场赌注却获得回报，为这个孤立且贫穷的国家带来无数利益，改变了其经济与军事前景，也可能成为未来更深入军事合作的蓝图。

梁旭表示，朝鲜人“现在知道现代战争是怎么回事了”。

被派往俄罗斯作战的士兵来自“暴风军团”，是朝鲜武装部队中的精英。高度孤立、极权统治的朝鲜是一个军事化程度极高且受到深度思想灌输的国家。

起初，俄罗斯和朝鲜都未承认他们的存在。乌克兰部队于2024年11月首次与他们交战，而首批朝鲜战俘直到翌年1月才被活捉。

直到2025年4月，俄罗斯才首次正式承认他们的角色。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Valery Gerasimov）当时称赞了他们在战场上的“英雄主义”。

梁旭续称：“朝鲜士兵非常勇敢，尤其是‘暴风军团’的士兵。他们愿意为国家而死。但问题是，热情并不代表高效的作战技能⋯⋯在库尔斯克战役早期，他们付出了大量流血牺牲，但他们从现代无人机战争中吸取了教训。”

“炮灰”是乌克兰第95空降突击旅士兵“苏丹”（Sultan）对朝鲜部队的形容。他曾于2024年底的库尔斯克战役中与他们交战。

他近日在基辅回忆说：“他们会先派出一个大型突击群，然后再派15至20人到同一位置，之后还会再增派更多人。朝鲜人作战方式不同。他们持续移动。这让他们获得一定优势，但并非决定性的优势。”

他表示，他们与俄罗斯盟友之间的沟通似乎不佳，而且士兵装备不足。

战斗结束后，“苏丹”和部下会搜寻敌军尸体，以寻找文件和情报资料。在俄军死者身上，他们能找到个人物品、身份证明文件和装备。“但当我们专门搜查朝鲜人时，发现他们身上只有弹药。我们检查了所有小口袋，没有任何文件，甚么都没有。”

其他乌克兰士兵则表示，朝鲜人缺乏防弹衣、冬季衣物和头盔。

在一段令人不寒而栗的乌克兰突击影片中，一名受伤的朝鲜士兵俯伏在积雪覆盖的树林地面上。当乌克兰士兵接近时，他高喊领袖金正恩的名字，随后用手榴弹在下巴下方引爆自尽。

2025年4月，在平壤新成立的海外军事作战功勋纪念馆追悼仪式上，金正恩赞扬那些宁愿自杀也不愿被俘的英雄。

在俄罗斯国防部长安德烈·别洛乌索夫（Andrey Belousov）出席下，他向亲属发表讲话时表示，他们是“毫不犹豫选择自爆、自杀式攻击，以捍卫崇高荣誉的英雄”。

尽管朝鲜从未正式公布库尔斯克行动的死亡人数，BBC韩语（BBC News Korean）根据纪念场所分析估计，约有2300名士兵在为俄罗斯作战时阵亡。

乌克兰情报机构HUR则认为有3000人阵亡，1500人受伤。

但除了战斗经验之外，朝鲜为何愿意在一场外国战争中牺牲如此多精锐部队？

横财一笔

首尔国家安全战略研究院（INSS）高级研究员林秀虎（Lim Soo-ho；임수호）表示，部署士兵为朝鲜带来了急需的经济收益，也是一场地缘政治胜利。

他估计，向俄罗斯出售武器及派遣部队，已为这个贫穷国家带来接近100亿美元（671亿元人民币；3176亿元新台币）收益。

他告诉我：“朝鲜每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估计约为300亿美元，这意味着，他们在两年半内透过武器出口及部队部署，赚取了相当于全年GDP三分之一的收入。对一个像朝鲜这样规模较小的经济体而言，影响非常显著。”

作为提供人力的交换条件，朝鲜获得粮食、石油及硬通货。中国表示遵守对平壤的制裁，但俄罗斯并非如此。

而同样重要的是，与俄罗斯的合作改变了朝鲜长期依赖中国的局面。

因此，在去年9月的北京，金正恩得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并肩而立，出席三位领导人的首次公开会晤。虽然未必完全平起平坐，但已不再只依赖中国。

林秀虎表示，这一点意义重大，“这是一场重大的地缘政治转变”。

“过去在遭受孤立、局势艰难时，朝鲜往往首先向韩国、日本，尤其是美国伸出橄榄枝，寻求关系正常化。这一直是朝鲜半岛外交的模式。但如今与俄罗斯关系趋于紧密，金正恩主张世界已进入新冷战、多极化体系。”

这种始于经济与军事权宜考量的安排，如今似乎正发展成更深层且更长期的关系。在今年召开的朝鲜劳动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金正恩信心倍增，谈及祖父金日成与父亲金正日未曾实现的成就。

但未来仍有风险。迄今为止，没有朝鲜人在乌克兰本土或俄军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作战。若情况改变，将带来外交后果，尤其是在韩国。韩国是乌克兰的盟友，尽管迄今仅提供“非致命性”援助。

这一点也是泽连斯基不断强调的内容，他正敦促首尔提供先进军事装备，包括防空系统。他表示，自6月以来，俄罗斯沃罗涅日地区（Voronezh）一直在准备接收新一批朝鲜部队，并声称平壤正准备向俄罗斯转移更多弹道武器。

他在7月一次总统讲话中表示：“俄罗斯正在帮助朝鲜学习现代战争、改进武器并获得真实作战经验。这对亚洲所有处于朝鲜导弹射程范围内的国家都构成威胁。”

只有两名朝鲜士兵在与乌克兰部队作战期间被活捉。考虑到有1.1万至1.4万人参与库尔斯克战役，这个数字低得惊人。（据韩国国家情报院称，另有一人曾被活捉，但其后因战斗相关伤势身亡。）

和那些宁愿自杀也不愿被俘的同袍一样，这两人原本都无意生还被捕。

其中一名被俘士兵在乌克兰监狱接受韩国文化广播公司（MBC）纪录片团队采访时表示：“对朝鲜士兵而言，成为战俘本身就是一种罪行。那根本不是选项。我们不能成为战俘。”

白平刚（化名）在一次无人机攻击中受伤后躺了四天才被俘。他误把乌克兰士兵当成俄罗斯盟友，因此被诱使投降。

另一名战俘李康恩（化名）向记者金英美（Kim Young-mi；김영미）表示，自己对仍然活着感到内疚。乌克兰士兵在战场上发现他时，他因手臂和下颚严重受伤而几近失去意识。

他解释说：“我身上没有手榴弹或刀具可以自爆（结束生命）。”

他形容战争初期有大量同袍死于无人机攻击，战场“瀰漫着血腥味”。他说两人都不想返回朝鲜。李康恩表示，他相信家人会因自己被俘而遭到“清洗”。两人都表示希望前往韩国，而首尔方面亦愿意接收他们。

只有俄罗斯，而非平壤，要求遣返他们。

但乌克兰仍希望藉此向首尔施压，争取军事援助，因此未承诺将他们移交韩国当局。基辅表示，将遵守国际人权义务，不会强制遣返战俘。

他们的命运仍未决定，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将有更多朝鲜人加入俄罗斯的战争。对平壤而言，他们的服役具有巨大的经济和政治价值；而俄罗斯也迫切需要他们。

在莫斯科全面入侵乌克兰四年半后，俄罗斯正面临严重兵力短缺。西方及乌克兰情报机构估计，俄军每月损失的兵力比徵募到的人数多约6000人。因此，莫斯科不得不依靠来自哥伦比亚、肯尼亚、喀麦隆和朝鲜的外籍战士来维持兵力。

对俄罗斯和朝鲜而言，这是一种互利关系，是一个需要付出代价的联盟。最终，朝鲜将继续派遣士兵参与俄罗斯的战争，但前提是这样做仍然有利可图。

页首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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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政权移交后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

中国官方新华社报导，董建华星期二（9月8日）香港时间近22:00（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4:00）在香港逝世。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1985年《中英联合声明》签订，香港主权于1997年7月1日从英国移交中国成为定局。但直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找他握手，引发“钦点特首”传言之前，社会大众大概没有谁会想到，董建华会跟香港移交后的执政班子扯上关系。

主权移交之日，子承父业15年的董建华卸下航运大亨的身份，披上从未穿过的政治人物外衣，正式成为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但最终因为一场疫症和一次失败的国安立法，董建华黯然辞职。

新华社星期三（9日）早上简短报导了董建华逝世的消息，讣告说：“‘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董建华办公室于当天凌晨公布其死讯时说，董建华“安详辞世，摰亲随侍”。据香港媒体报导，董建华是在跑马地养和医院辞世。

在新华社报导董建华死讯后，现任香港特首李家超发表声明“沉痛哀悼”。李家超说：“董建华先生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我对董建华先生的辞世深感哀痛，他毕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存我们心中。我谨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

特区政府紧接转发了前特首曾荫权的声明——曾荫权在2005年董建华辞职后接任其职务。

曾荫权说：“回归后跟随董先生工作，我亲身体会到他忘我的工作精神，终年无休，即使在周末亦心系公务、夙夜匪懈。”

“董先生那儒雅的笑容、百折不挠的坚持、长远的管治眼光及深沉的家国情怀，我将永志不忘。他一生为香港鞠躬尽瘁，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将永垂青史。”

曾辅助董建华选举工作的另一位前特首梁振英于凌晨时分透过 Facebook 发文哀悼董建华。他说：“董先生宅心仁厚，以理服人，为我辈典范。请董先生安息。”

香港媒体又引述前特首林郑月娥的声明说：“对我这位浙江舟山同乡的后辈，董先生是位十分慈祥的长者，在他家中闲话家常是多么令人怀念啊！向董建华先生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最深切的悼念！”

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也对董建华逝世表示“诚挚哀悼”。使馆表示：“董先生与英国渊源深厚，曾负笈利物浦大学修读海事工程，并毕生支持利物浦足球会。”

“董先生于香港历史关键时期投身公共服务，其贡献将为后世铭记。”

从一个危难到另一个危难

董建华祖籍浙江宁波定海县（今浙江舟山定海区），1937年在上海出生，是五兄弟姊妹之首。父亲董浩云有“船王”之称，母亲顾丽真是宁波航运巨头顾宗瑞之女。

曾经，特区政府官网上记载董建华的生日为5月29日，但董建华2017年接受官方中国中央电视台等媒体专访时称实为7月7日——二战期间日军策动北京卢沟桥事变当天。

1948年12月国共内战末期，董浩云举家从上海南迁香港。与国民政府关系密切的董浩云，把长子董建华送进知名亲共学校中华中学，后来董建华首届特区政府的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是其校友。

1954年夏，董建华入读英国利物浦大学海事工程理学士，1960年毕业，之后在父亲的指示下到美国商界工作学习。

1969年，董建华回到香港总公司工作，不久遇上“海上学府号”大火。父亲董浩云斥巨资购入这艘老旧邮轮，希望用来办学，却在1972年1月9日这场“香港有史以来所发生的最大火警”中翻沉，主持翻修的董建华及时逃生。

后来，董氏父子购下另一艘规模较小的邮轮，改装成“宇宙学府号”。这艘“海上学府号”的继承者结果成为了董建华踏上仕途的踏脚石——1989年3月29日，董建华随“宇宙学府号”首航抵达上海，期间接触到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上海市市长朱镕基。

1982年4月15日凌晨，董浩云心脏病发逝世，享年70岁。董浩云晚年仍锐意扩充船队，但1970年代两次世界石油危机造成航运业衰退，导致董氏集团与在香港上市的东方海外欠款数以十亿计港元。董建华与弟弟董建成因而背上负债累累的家业。

董建华尝试寻求台湾资金应急不果，1986年9月2日获知名的“亲共商人”霍英东注资1.2亿美元，让东方海外度过难关，但也因此，香港舆论长期议论霍英东是否代表中共政权出手襄助。

十年后，董建华在宣布参选首任香港特首之后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承认有中方参与，惟拒绝透露具体人士的身份。霍英东其后表示当时纯粹在商言商，绝非中方有意拯救。但董建华自此开始与中共一方增加接触，却是不争的事实。

从商场到政坛

尽管毫无从政经验，董建华1992年3月获“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邀请加入行政局，成为港英政府高层一员，早早埋下他成为首任香港特首的伏线。

1996年1月26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记者与镜头面前，从众多筹委认出董建华并主动与其握手，让董建华被“钦点”为香港特首之说不胫而走。

未几，董建华正式竞逐特首职位。1996年12月11日，由筹委会选出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推委会）投票，董建华从398名推委中取得320票，压倒性当选为第一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

1997年7月1日凌晨，香港主权移交大典后不久，董建华在时任中国总理李鹏面前正式宣誓就任。

已故港英政府布政司（即今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钟逸杰爵士（Sir David Akers-Jones）曾在BBC访问中这样评价董建华：“在所有的人选中，董建华似乎是符合所有条件的人选。他和世界各地都有很好的关系，他是个国际性的人物，因为他的船运生意，还有在中国的知名度，所以在北京、在台湾他都相当出名。”

在BBC香港移交特备节目中，董建华说：“我希望五年之后，我们会见到稳定、充满热情、民主的香港，看到法治的香港。我们会看到以身为中国人为荣的香港，我们会看到继续繁荣的国际大都会，我们会看到香港对中国的现代化作出重要贡献。”

卸任的彭定康总督当时对BBC说：“他（董建华）要面对的挑战是向香港人证明，他是代表他们应付北京的人，而不是代表北京应付香港的人。”

“建华八年”

董建华当选后，在众多场合说“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这句口头禅。

当时中国政府因不满彭定康在1992年施政报告中提出的民主化政治改革方案“破坏平稳过度”，决定废止英属香港立法局过渡成香港特区立法会的“直通车”方案，自行成立临时立法会（临立会），1997年2月起在深圳开始运作。

1997年4月9日，候任特首办发表《公民自由和社会秩序》咨询文件，建议依照特区筹委会法律小组意见，恢复《公安条例》和《社团条例》中本已被港英立法局废止的条文，包括游行集会得事先申请、社团必须向政府注册等，同时引入禁止香港政治组织接受外国与台湾财政援助等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元素。

临立会在6月14日通过该建议，7月1日政权移交当天生效。彭定康政府、香港民主派等纷纷批评董建华候任当局收紧港人自由，民主派将之称为“恢复恶法”。媒体进行的民意调查也反映董建华民望旋即下滑。

特区成立不久，董建华于10月8日向临立会发表其首份施政报告，提出在十年内实现70%居民自置住房的目标，推出包括确保每年至少建造8.5万个住宅单位的“八万五建屋计划”，出售25万个租住型公共房屋单位的“租者置其屋”计划等。

但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已经爆发，大幅增加房产市场供应冲击私宅楼价，引起民怨，“八万五”政策被悄悄搁置。

随着金融风暴越演越烈，加上国际知名金融投机活动人士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在外汇市场狙击港元，时任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团队于1998年8月动用特区政府巨额储备入市干预，虽然击退了索罗斯，但一直坚持奉行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的特区政府，刹那间持有总值1180亿港元（150亿美元）的股票，引起争议。

时隔19年，董建华在2017年生日之际出席一场演讲会，回忆透露当时自己曾致电中国副总理钱其琛，询问北京会否支援香港对付国际炒家，结果被钱其琛拒绝，钱其琛还提醒他北京在“一国两制”下不会干预香港内部事务。

专门研究竞争力的前香港大学学者米高‧恩莱特教授（Prof Michael J. Enright）曾对BBC说：“我认为实际上，1998年，香港政府决定干预股市，可能是挽救了香港股市，免于崩溃。我觉得人们低估了这个做法，要是香港股市出现了麻烦的话，就会扩散到世界各地的。”

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不景，董建华在1999年11月宣布兴建迪士尼乐园，以图吸引中国大陆游客。然而，特区政府控股的乐园自2005年开业之后长期亏损。

这只是给董建华招致骂名的多项所谓“大白象”工程之一，兴建科学园、数码港、中药港、西九龙文娱艺术区等构思接连出台，其中数码港有相当面积土地最终被房地产富豪李嘉诚之子李泽楷发展成豪华私人住宅，引来舆论与地产界的“官商勾结”指控。

在他的首个五年任期接近完结之际，董建华提出改革由公务员晋升的高层官员体系，推行西方内阁式“高官问责制”，原本是公务员之首的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于2001年1月宣布提前一年多退休。陈方安生多年后对媒体表示，辞职是源于无法说服董建华放弃推行“高官问责制”，她认为这制度最终没能加强特区政府官员向市民问责，也没能培养政治领袖。

董建华2002年7月在没有对手竞争下连任特首。2003年2月，特区政府公布根据《基本法》第23条制定的《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民主派及其支持者普遍认为条文含糊苛刻，严重威胁言论、新闻自由等领域。

在几乎同一时间，SARS冠状病毒疫情（又称非典、沙士、萨斯）爆发，一直持续至6月，造成299人死亡。香港市民不满特区政府没能及时掌握疫情，加上不满“23条立法”，结果触发7月1日大规模游行抗议。50万群众沿途叫喊“董建华下台”等口号。

与董建华相识多年的已故香港自由党创党主席李鹏飞在其回忆录中批评董建华：“他要强行立法，情况就如在骆驼背上的放上最后一根稻草，民怨一触即爆发。他的管治不单只失败，而是崩溃。”

董建华9月初宣布撤回“23条立法”。他在2017年对《明报》说：“从中央的角度，是要做23条立法，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没有国家安全法，当（香港）有这个犹豫后，中央开始对香港怀疑，而有怀疑后，不可以说你把人家推开就当没有事情发生过，（中央）就开始有戒心，为甚么香港会这样？”

直至2023年主权移交纪念日前夕，香港第五位特首李家超终于再度提出“23条立法”的时间表，并最终在2024年3月落实。

根据1990年颁布的《香港基本法》原版，特首产生办法“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立法会选举办法“最终达至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而相关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均订明，2007年后的选举办法如须修改，“须经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2004年初，董建华成立“政制发展专责小组”，研究2007年特首选举与2008年立法会选举等议题。但中国全国人大在4月通过决议，否决自该两次选举起推行普选。同年“七一”游行以争取普选为主题，主办方民间人权阵线当时称有53万人上街抗议，刷新了2003年的纪录。

12月20日，董建华率领香港特区官员出席澳门特区成立五周年活动，顺道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述职。胡锦涛当着一众港澳媒体记者与镜头前对董建华班子说：“要认真回顾香港回归七年多来实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的历程，总结经验，查找不足，不断提高施政水平，把香港管理、建设得更好。”

香港舆论普遍把胡锦涛的言论解读成对董建华训话，北京要求董建华辞职之说迅速传开。在2005年1月发表的施政报告中，董建华首次承认“制订政策的时候，未做到凡事想市民所想、急市民所急”。当记者追问他能否完成余下任期，董建华还说：“一定会把这个工作做好，而且做得更好。”

2月底至3月初，董建华将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传闻迅速扩散，似乎为其体面下台铺路。2005年3月10日，董建华证实已向北京提交“辞职报告”，下台传言成真。

董建华在政府总部会见记者时说：“我今年将近68岁，岁月是不饶人的。我的健康更因为长期的每天16至18小时的工作而受影响。”

“我发觉如果我站立得太久，我是不行的。”

董建华辞职自此有“脚痛下台”之称，一些媒体把他执政的日子称为“建华八年”。

BBC当时问彭定康勋爵是否乐于见到董建华下台。彭定康说：“不，他是香港一位很认真的公职人员。我不认为他本来就很想做这份工作，而且也有点时不与我。他要应付亚洲金融崩坏，要应付SARS大流行疫症，对他来说很不容易。他勤奋地工作，尽了力了。他没甚么时间去管民主。”

先后担任过港英立法局、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和香港环境局副局长的陆恭蕙当时对BBC分析说，董建华的管治能力几乎每天都受到挑战，这给北京添忙添乱，使北京产生董建华的办事能力言过其实的观感。董建华也没能与当时上场不久的胡锦涛班子建立良好关系。

创办香港智库思汇政策研究所的陆恭蕙，后来在与研究员黎文燕的合着中进一步评论说：“董建华的政策偏好反映出他想建立一个仁慈和儒家家长式政府的理想。然而，他并不是常常清楚明白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策略和运作，以及很多他自以为得意的计划是建基于一些错误的个人奇想。”

“董建华对那些持相反意见的人感到厌烦，有时更恼火无法抑制，尤其是要他在立法会回答议员问题时。结果到了最后，他尽量避免接见那些反对他的意愿和政党。”

“位列仙班”

辞职后的董建华马上啓程到北京出席全国“两会”。2005年3月12日，董建华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全国政协）副主席，跻身中国国家领导人序列。

董建华其后从事“民间外交”工作，2008年成立中美交流基金会，除了到美国不同地方演说，也偶有就香港时局发表评论。

2014年9月末，香港爆发“雨伞运动”，民主派示威者再次要求特首和立法会普选，但被时任特首梁振英与北京当局强硬回绝。11月，董建华成立“团结香港基金”从事政策倡议，香港舆论普遍将之视为他重返香港政坛，过问香港政局之举。

2017年，董建华80岁寿辰之际，董家以492亿港元（43.4亿美元）出售其全部东方海外权益予中国国营企业中远海运。《福布斯》杂志估计，截至2023年，董建华及董建成家族财产达65亿美元，列中国香港富豪榜第12位。

2019年，香港发生“反送中”示威，再次凸显香港民主派支持者与北京之间的矛盾。全国人大先后颁布《香港国安法》和《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以国家安全名义加强对香港的控制。

董建华高调唱好北京决策，出席中国中央政府驻香港国安公署的揭牌仪式，又发表讲话支持整顿选举制度。

董建华卸任香港特首之后的部分言论与活动

2021年3月5日，84岁的董建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全国政协会议上跌倒，引发外界揣测其健康状况。他之后仍有出席公开活动，但缺席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中共建政72周年升旗礼，是他首次缺席这类仪式。至近10月中，发言人证实，董建华于9月份曾接受手术，正在康复休养。多家香港媒体称，董建华是在玛丽医院住院接受心脏手术。

12月19日，香港举行北京整顿后的首次立法会选举，董建华缺席选举委员会界别投票，理由同样是留家休养。

2022年3月4日，中国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开幕，再也不见董建华的踪影。董家公关代表不久前已对外表示，董建华预计不会赴京开会。

2022年7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香港主持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庆典，董建华同样没有出席，董家公关交代他正在休假。官方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委托相关方面向董建华转达问候。

2023年1月17日，全国政协十四届委员名单公布，董建华名字并未出现其中，意味着此时已85岁，久未露面的董建华卸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退出国家领导人行列。同年9月，他卸任团结香港基金主席。此后的中共建政周年、选举投票等活动，再也见不到他的踪影。

2026年9月8日，董建华辞世。没有了航运巨子与国家领导人的光环，他以平民身分离去。其办公室发声明称：“董建华先生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

近年来，欧洲在电池产业作出了一些大胆尝试，也出现了几次备受瞩目的失利。

瑞典的北伏（Northvolt）和挪威的 Morrow 均已申请破产，而欧洲亦担心自己错过了另一场技术转型。

随着越来越多交通运输和工业活动从化石燃料转向电力，电池很可能会成为一项增长型产业。

然而，新产品推向市场所需的时间，加上激烈的竞争，尤其是来自中国的竞争，意味着需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

答案会否存在于几乎小得难以想像的尺度之中？愈来愈多投资者和研究人员认为确实如此。

一纳米（nanometre；奈米）等于十亿分之一米，正是在这个层级上，一些最具影响力的工作正在进行。

荷兰科技公司 LeydenJar 行政总裁克里斯蒂安·鲁德（Christian Rood）表示：“如果你能够把这项技术做成，它将影响许多产业，但这是一门高风险的生意。”

LeydenJar 以18世纪电池前身“莱顿瓶”命名，该公司利用一种称为等离子体沉积的技术，制造更轻、更高效的负极材料，而负极是所有电池的重要组成部分。

矽（Silicon；硅）是一种用于负极的高效且廉价材料，但纯矽会在电池运作和充电过程中膨胀和收缩，导致其出现裂纹。

然而，透过等离子体沉积（plasma deposition）技术，LeydenJar 可以逐层制造出超薄纯矽箔，能够抵抗开裂，从而显著提高电池寿命、充电速度和能量密度（根据 LeydenJar 的数据，最高可提升50%）。

鲁德说：“一般来说，纯矽负极（pure silicon anode）会分崩离析，但这项技术保持稳定，因此这是一项非常出色的发明。”

“我们解决的是电池产业的瓶颈。”

商业规模生产将于2026年底开始，但要走到这一步已经花了10年时间，这正是所谓深科技（Deep Tech）创新所需时间和投资的典型例子。

LeydenJar 的工厂位于荷兰城市埃因霍温（Eindhoven），这并非巧合。该地亦是艾斯摩尔（ASML；阿斯麦）及其他重要晶片产业企业的所在地。

鲁德表示：“许多人从理论上谈论生态系统；我可以告诉你，这是我们竞争优势的来源之一。”

“真正让我们与众不同的是半导体与电池领域之间的交叉融合。当你在实验室证明原理之后，产业化需要你与半导体技术及供应商合作。”

“这代表很多风险，但也带来大量机会，不论是在专利方面，还是在保护整体知识产权方面。而在美国或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困难得多。”

在荷兰以及更广泛的欧洲地区，有多家规模较小的深科技初创企业正寻求在电池市场发展纳米技术（nanotechnology）。

其中之一是位于荷兰代尔夫特（Delft）的初创公司 Powall，该公司正在开发商业规模设备，用于为当今电池原材料粉末进行纳米涂层。

同样地，尺度极其微小，而这项技术同样源于半导体产业。

单个粉末颗粒以微米计量，而涂层则以纳米计量，涂层透过一种称为原子层沉积的技术施加。

Powall 行政总裁罗德里克·科伦（Roderik Colen）告诉我，这套系统为调整和提升当今电池性能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科伦解释说：“你的电池在使用数千次后性能会下降，而采用纳米涂层可以减缓这种性能衰退或老化。”

“你可能拥有一种令人兴奋的新材料，具备更高容量或快速充电能力，所有这些创新发展通常都在某一方面表现非常出色，但耐久性却存在问题。”

而这意味着它们永远无法成为商业产品。

“这正是我们介入的地方，我们提供保护性涂层，实际上使这些新材料变得可行。”

粉末和涂层材料由气体运载，并透过化学反应结合。

科伦表示，这是一个精确但灵活的过程，几乎可以无限调整。

“你可以非常精准地控制涂层厚度，而这会对性能产生影响。”

无论是 LeydenJar 还是 Powall，都没有试图自行制造完整电池，而两家公司都与亚洲客户建立了商业合作关系。

但 LeydenJar 的鲁德表示，像他们这样的公司可以巩固欧洲在这场全球竞赛中的地位。

“最容易比较的例子是半导体产业，那里确实存在一场争夺最佳晶片技术的竞赛。”

“ASML 并不生产晶片；它专注于晶片生产中的关键步骤，因此能够在整场半导体竞争中拥有一席之地。”

“这也是我们的目标，也就是让我们的电池负极独一无二，从而在供应链中占据重要地位。”

那么，这些抱负如何配合欧洲在电池产业方面的目标呢？

亚历山大·布朗（Alexander Brown）在总部位于柏林的独立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MERICS）担任高级分析师。

“我认为让供应链中的一部分设在欧洲是很好的，如果那部分能够是技术非常先进、并有机会带来高利润的环节，那就更理想。”

但他警告说，虽然“合作与竞争可以同时存在”，尤其是中国仍将持续努力减少对其他地区的依赖。

“中国正非常努力地开发本土技术替代方案，包括这些利基技术。”

“中国希望取代 ASML 并不是甚么秘密，他们正非常努力朝这个方向迈进，而且最终实现这个目标并非不可想像。”

“因此，我认为欧洲在开发精良、高品质产品方面拥有传统优势，而这些产品可以在全球各地找到市场。”

“但我也认为，这不应成为（欧洲政策制定者）唯一的策略。”

在如此专门化的领域工作，其挑战不仅限于技术层面。

LeydenJar 已经达到商业规模，但鲁德表示，在欧洲筹集资金并不总是容易。

鲁德说：“欧洲有足够的资金，但其风险承受态度与亚洲和美国有很大不同。”

他解释：“这意味着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必须同时与不同资金来源合作。”

他列举了政府补助、债务融资、欧洲投资银行的支援，以及愿意购买公司股份的投资者。

鲁德说：“他们设下许多具挑战性的条件，而且都希望进行自己的尽职调查。这是一项艰巨工作。”

Powall 的科伦表示，欧洲——尤其是荷兰——是一个“创新强国”，而只要愿意承担风险，电池技术能为欧洲提供发挥影响力的机会。

“这是一个相对年轻的产业，各地都在兴建工厂。他们正在寻找合适的技术。因此你有机会发挥重要作用，因为需求规模非常庞大。”

也许欧洲在这项产业中的位置，不在于建设庞大的超级电池工厂，而是在规模光谱的另一端。

正如科伦所说：“微小改变，可带来巨大差异。”

本文原以英文撰写，我们使用了人工智能协助翻译，并由BBC记者在发布前进行审核。了解更多关于我们如何使用人工智能的资讯。

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BRICS Summit）上，东道主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招待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Masoud Pezeshkian）、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普丁），以及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立德（Sheikh Khaled bin Mohamed bin Zayed Al Nahyan）等多国领袖，参观为纪念金砖国家成立20周年而举办的“创新印度”展览。

周六（9月12日）峰会结束后那纸联合声明对中东战争表达“关切”，路透社形容，印度这次是把伊朗与阿联酋从对立位置拉回同一张纸上的外交测试。但更被国际所聚焦的，是中印关系的变化。

原因何在？

这是习近平七年来第一次踏上印度土地。众所周知，中印两国关系过去几年因边界问题高高低低，但近年来，在美印关系也有所起伏之际，印度是否转向与中国和解交好？ 换言之，习近平此次高调亲赴印度出席金砖峰会，是否象征中印“破冰”？

对此，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ICU）国际关系教授奈吉（Stephen Nagy）向BBC中文解释，印度和中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双边关系解冻，而是将结束美伊冲突视为共同目标。他说：“因为这场冲突已对两国经济及其维持社会经济发展和稳定的能力造成了负面影响。”

新加坡国立大学（NUS）政治系副教授庄嘉颖则向BBC中文分析，印、中、阿联酋在不确定的国际环境和美国对全球造成的压力下，原则上自然有原因推进彼此合作的关系。但他强调，印中双边的分歧是否能成功搁置，甚至有效管理，仍然是未知数。

庄教授告诉记者，中国对伊朗的支持，是否会对阿中合作造成阻力，也有待观察：“联合声明要伊朗克制，在文字上看看起来是阿中双边稍微互相让步。不过这样的声明是否有实际效应，在这个时间点，还未能分辨。”

中印关系回温

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本届峰会主题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目前此一机制包括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被视为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重要平台。

中印关系在2020年边境爆发冲突、造成两国官兵伤亡后急遽恶化。直到去年莫迪赴天津参加上合组织峰会，双边气氛才开始回暖。

今年3月，印度放宽部分对中国投资限制，并考虑加快审批两国企业合资项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25年中印双边贸易额增长12.4%，达1550亿美元（1.04万亿元人民币；4.91兆元新台币），是十年前716亿美元的两倍多。

因此，习近平这次亲赴印度与莫迪会面，成为全球焦点。

根据中国官方新华社，习近平在峰会场边与莫迪会晤约40分钟。报导称，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

习近平说，近两年两国关系从“再出发”到“再提升”，机制交往恢复、贸易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印方声明则强调“分歧不应变成争端”，边境和平安宁是发展关系的“必要基础”。

中印是否因此破冰？ 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林民旺对新加坡《联合早报》分析，这是关系持续改善的进程，但两国历经数十年最大低谷后，“还有很大的工作要做”。

林民旺认为，主因是美国对中印往来的影响仍然很大。“印度如果跟美国关系稍微有点改善，又会对改善跟中国关系的意愿下降。”

换言之，北京真正关注的，不是金砖场合能不能与印度握手，而是新德里会不会与美国越走越近——例如美印同属四方安全对话，以及军售、科技合作。

近年特朗普掀起的全球关税战造成印美摩擦，让中国见到缝隙。习近平此行场边会晤，像是要把印度往回拉一点，至少让德里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美方篮子里。

华府智库史汀生中心（The Stimson Center）中国项目主任孙韵博士向《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解释：中国对印度的核心关切，一直是印度与美国的对齐；所以北京当然不会放过重新在德里拿回一些牵引力的机会。

但是，英国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查塔姆研究所）南亚高级研究员巴杰帕伊博士（Dr Chietigj Bajpaee）也向《联合早报》表示，习访印对建立互信有意义，但只要中印边境争端等根本性矛盾依然存在，双方关系就只能是“战术性缓和，而非战略性重置”。

可以说，外界分析多指中印两国藉这次金砖峰会“试水温”，温度从过去的冰点慢慢回升一点。但边界与贸易问题，不大可能因一场峰会立即全面改善。

安全分析网站 War on the Rocks 近期写道：印度可以同时交朋友，但“没有哪个伙伴能替代美国的分量来平衡中国”。

换言之，中印在金砖场上的握手，因此比较像印度向白宫传递“我们有选项”，而非向北京承诺“我们转向”。

莫迪要的是战略自主的能见度；习近平要的是把印度从美方轨道往回拉一小步。特朗普的关税战，以及美以在伊朗掀起的战火，刚好给了中印关系一个需要解冻的理由。

联合声明不提美国 但美国无所不在

此次峰会联合声明《新德里宣言》于12日由11个金砖成员一致通过。宣言对中东及伊朗战争“深表关切”，呼吁“最大程度克制”，但没有直接点名美国、以色列及伊朗；同时关切攻击民用基础设施与核设施的安全问题，并要求保护主权、贸易、能源与航运。

事实上，宣言里关于伊朗战争的段落只有两段，却耗掉印度数月斡旋。

今年5月金砖外长会甚至发不出联合声明，主因是德黑兰坚持谴责美以打击其核设施与基础设施，阿联则要求“对等谴责”伊朗攻击波斯湾邻国。

周六的最终文本凸显双方都有退让：声明没有直接点名美国或伊朗，只用“中东／西亚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并加上“回顾各自国家立场”作为保护伞。

对此，印度独立媒体 The Wire 认为，这是2月底美以对伊朗开打以来，金砖首次就这场战争达成共识文本。阿联酋愿意签字，意义不在“站队伊朗”，而在承认：作为华盛顿在海湾的安全伙伴，它仍需要金砖这张“非西方”桌子，以免能源通道与主权叙事完全被战争绑架。

“从这个意义上讲，阿联酋签署关于伊朗战争的联合声明，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代表着金砖国家在面对美国对伊朗冲突的处理方式日益不明朗的情况下，共同努力稳定各自经济。”奈吉教授向BBC分析。

前印度驻阿联酋大使苏迪尔（Sunjay Sudhir）则更直截地对路透社说：“结束战争的关键在于美国与以色列。印度所做的，是让困难的对话继续。”

总之，无论中印关系还是伊朗议题，美国都不在这场峰会上，却决定了峰会的气氛：印美关系紧绷，反而促使新德里“重新投资”与中国的关系。也因为美国不在场，与会领导人更能计算关税、能源与安全的下一步——为本月底习近平访美这场更重要的大戏衡量利益、预作准备。

香港支联会被指煽动颠覆政权的案件，历经5年，三名核心人物的判刑结果尘埃落定。

前主席李卓人被判囚7年，邹幸彤的刑期最高，达7年3个月；在开审前认罪的何俊仁被判囚5年2个月。

散庭时，李卓人作出罗马天主教“划十字”的手势，并向公众席鞠躬。邹幸彤向公众席飞吻，亦有向律师挥手示意，带着笑容捧着文件；何俊仁转身离去。

在这段日子陪伴同行的李卓人妻子邓燕娥面对罪成结果，她说是预料之内，“但还是觉得不公平，是荒谬的。”就判处的刑期，邓燕娥说判得太重，“不过我知道李卓人心安理得，我们也无可奈何”。

她说，曾有数以百万计香港巿民曾进入维园，支持烛光，“判刑是对很多人的一个刑罚”，又向李卓人说，“撑住，撑到底”。

前支联会常委刘家仪说，李邹二人将就定罪及刑期上诉，向曾经点起烛光的人们道谢，“我们会等待他们每一位‘毕业’（刑满出狱），一齐等他们平安回家。”

1989年的北京之行

这几年间，69岁的邓燕娥试过不同路线，慢慢摸索出最佳方案：在上班人潮过后，从新界的家出发，转乘三种交通工具，大约1小时45分钟就可以抵达位于港岛南端的赤柱监狱探望丈夫。

丈夫李卓人是前支联会主席，在他还押期间，邓燕娥每星期都会走四趟这段路。

二人年轻时一同在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工作，主力劳工权益，总是“寓拍拖于工作之中”，1985年结婚，至今同行超过40年，是香港工会圈子中知名的“工运夫妻”。

1989年的北京之行，成为李卓人一生的转捩点。

当时，北京爆发民运，香港持续关注事态发展，5月有百万人走上街头声援，“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成立。月底，李卓人以支联会代表团团长身份，连同100万港元捐款与香港学联成员一同赴京声援运动。

李卓人在返港途中被中国公安带走并扣押三天，签署悔过书、捐款遭没收后，方得获释回港。

邓燕娥其时在英国读书，只透过亲友得悉他被带走的消息，她随即决定返港。下机之时，发现候机大堂有大批群众，才知道李卓人即将抵港，“一出来我们就抱头痛哭”。

邓燕娥覆述，李卓人多年来仍然记得，在天安门广场与学生领袖见面的情景，以及看到工人自治联合会（工自联）帐幕及工运领袖韩东方所带来的感动，“中国终于有独立工会”；镇压之前他被人们劝说催促离场，返回饭店，整晚也听到枪声。

自此，六四成为李卓人一生的承担。

“他看过这些人真的站出来，真心真诚想要有民主、反贪腐。不断有人站出来，不怕被捕、坐监，要求中国改革，”邓燕娥说，“令他觉得在港生活自由，这样有机会，为何不做些事支持他们、与他们一起呢？”

在邓燕娥看来，亲历六四的李卓人，眼见参与者遭镇压和灭声，因此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事件平反。

她说，支联会的工作与“危险”沾不上边，因活动希望广泛巿民参与，往往会申请警方的“不反对通知书”，确保合法。

八九民运同时催生香港职工联合会（职工盟）。

工自联很快被定性为“非法组织”，邓燕娥说，“我们即刻想到，在中共政权底下，不可能有独立工会。”距离1997年政权移交的日子还远，职工盟于1990年创立，夫妻二人也转职至此，组织高峰期有逾80个属会，涵盖不同行业。

李卓人曾参与多场大型工潮，在罢工现场与工友分析事态、确定策略，一起吃饭、静坐，“几日也不会见到他”。邓燕娥形容他是香港独立工会发展的栋梁及摩打。

李卓人担任多届立法会议员，至2011年与张超雄等人成立工党。

几头马车并行，生活过于忙碌，李卓人身体接连出现高血压、高血糖和高血脂“三高”、胃酸倒流等问题，邓燕娥曾劝说他放弃支联会的工作，但李卓人只回说不可以。

“一生人遇过最差的情况”

2019年，香港爆发大模规社会运动，李卓人卷入多宗案件，包括反修例示威及其后的六四集会。

他们卖掉旧居，改为租住单位。

邓燕娥记得，李卓人当时仍能保释，白天应讯，晚上回家布置新居，没有刻意准备可预期的监狱生活。他曾说，“当然不用预备啦，我真的没那么傻，要坐的时候就要坐，为什么还没坐的时候，你就先苦定？”

新居最终只住了两星期，2021年4月，李卓人被判囚，多宗案件控罪的总刑期达20个月，后来因上诉得直获减刑6个月。

他于大屿山的石壁监狱服刑期间，被起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撇开监狱探望的舟车劳顿，邓燕娥要重新适应生活，她说多年来只曾因为外出公干及读书而短暂分开。

对于她来说，更大的转折在于巨大的社会改迁。中国《香港国安法》实施后，一手创立的职工盟亦紧随多个公民组织的步伐，宣告解散。

“周围的事物不断崩坏，身边的人个个也处于差不多的状态，我想这是我一生人遇过最差的情况，”她感到沮丧。

面对丈夫被起诉的罪名，她觉得难以接受。“我又觉得很嬲（愤怒），又不可以做些什么，又不可以出来抗议。我们以前做的事都不能做，所以是很辛苦的。”

2021年10月，邓燕娥听从丈夫建议，前往英国探望已移居的女儿，因疫情延至2023年3月返港。当时李卓人已刑满，但因支联会案而被继续还押候审，被转送赤柱监狱。

在一次探访后，邓燕娥于监狱外被警方国安处以“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拘捕，其后获准保释，相关罪名的最高刑期是终身监禁，“严重过阿人”。

对于案件，她一度感到恐惧，定下来后只有愤怒，又指多年工作与劳工相关，想不到为何要调查。超过一年后，她才获归还护照。

与此同时，邓燕娥胞妹、邓燕梨被指取走与案相关的证物，她承认“妨碍司法公正”罪，判囚六个月。裁判官当时指出，没证据显示邓获取干扰证物，亦无影响胞姊的控罪。

“我们都是互相撑着”

来到支联会案审讯，李卓人不时在庭上哽咽流泪。

现年69岁的他，讲述自己70年代在香港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被“认识中国、关心社会”，或称“认中关社”的思潮影响，令他投身基层运动，也关心中国民主。

控方曾问及，李卓人是否对中共领国家有极大敌意，他回应称，“我心中无敌意，只有爱”，基于对人民的爱，希望国家有改革。

李卓人在香港工会圈子中素有“喊包”（爱哭的人）的别号，邓燕娥说，没想到他去到法庭也一样，“我觉得，真是永远的李卓人。”

邓燕娥则相对理性，没怎样哭过。“就是想到他为什么无缘无故要这样坐牢呢？自己会很不开心，会觉得心是沉下去了。”

丈夫被关押初期，邓燕娥曾试过在列明不准探访的日子走到监狱，回头看才意识到自己当时的焦虑与绷紧。过了一阵子，她慢慢认清事实——“李卓人不会很快出来”。

“我们自己都要‘掂’，都要硬净才行。如果不是的话，我们是不会支援到对方的。”

在沮丧之中，她逐渐找到积极生活的方法，“我会做一些我可以做到的事”。在频频探监之际，她会安排时间游泳、健身，多阅读写作，也跟有类似经历的同路人互相支持。

她觉得，李卓人也明白这种心态，并采取“报喜不报忧”的策略，把“荒谬”变成“搞笑”，“每件事他总找到正面的一面去说。”

各被告早于2021年被捕，案件定于2025年5月开审；李卓人说天气炎热，可以到法庭“叹冷气”；后来延至11月，他则改称天气转凉了，晚上睡得较好，白天出庭会较精神。

邓燕娥说，“他都知道，他都不可以令我担心，我们都是互相撑着。”

“我想人们记得阿人”

在囚五年多，李卓人经历母亲逝世，缺席女儿的婚礼；曾在狱中跌倒，手腕轻微骨折，去年还做了胆切除手术。

邓燕娥说，他很大程度上已适应狱中生活，平日会看NBA、阅读，学法文，为囚友担任翻译。“他说，现在每天就是思考如何好好度过今日，这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

热爱美食的他，闲时会收看烹饪节目，不时抄下食谱，叫邓燕娥跟着烹调，也会建议女儿尝试各地的著名餐馆。有一次，李卓人特意抄录《红楼梦》与蟹相关的诗句，邓燕娥忆述，“叫我跟朋友吃蟹时，拿这封信去读那些诗给他们听，令到蟹宴更有雅兴。”

今年是农历马年，李卓人寄来一张手绘的“马上平天下”挥春，引述古人有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说“我最成功就是齐家。”

5月是两人的结婚周年纪念，他秘密委托女儿，为妻子挑选礼物。邓燕娥说，李卓人是90分的丈夫和爸爸，“剩下那10分就要努力了，始终他给家庭的时间都比较少。回看不是有很大问题，我们三人的关系很好。”

邓燕娥近日连番接受不同采访，“我想人们记得阿人，他已经（在监狱）五年多了，我不想他就这样消失，”她说，“他是一个好好的人。”

邹幸彤的选择

刘家仪感冒发烧，访问三度延期。

她匆匆赶来，甫坐下便说，“我成日跟邹幸彤说，你快点出来，你欠我这样多餐‘打边炉’（吃火锅），我惊我猝死，来不及食。”

二人相识十数载，战友情谊始于支联会。

50多岁的刘家仪是前支联会常委，也是“天安门母亲”组织成员。邹幸彤在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回港，2010年曾在支联会短暂任职，后又担任义工，再当选副主席。

在刘家仪眼中，邹幸彤像“吸水海绵”般吸收知识，不时问及中港民主运动历史。

邹幸彤曾在关注中国劳工权益的组织工作，一方面成为其转投法律的契机，另一方面目睹维权人士不断“坐监、释放，再坐监”，让她相信“民主运动必然要这样走”。

刘家仪说，“必然要有人去走（这段路），而她不介意做走的那个。”

年纪相差虽逾十年，但两人的价值观相近，不时深宵打边炉、喝酒聊天，早已谈及坐监的心理准备。

至2019年，香港爆发反修例运动。

已取得大律师资格的邹幸彤与刘家仪讨论，应以什么身份参与。刘家仪劝说，当时被捕者众多，需要法律支援，“你不要入去‘坐’，要帮忙保释”。

然而，局势很快将众人推向不同位置。

2020年，中国《香港国安法》实施；民主派人士陆续因不同案件遭还押或入狱，多个老牌组织包括民阵、教协等宣告解散。

“以她的为人，又是学霸，什么也不混，飞出去，我觉得她都有一片新天地。”

刘家仪说，客观条件上，邹幸彤“有选择”。“那些东西放在面前，是她觉得需要考虑选择的东西吗？我觉得不是。”

2021年9月，支联会及三名核心成员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李卓人、何俊仁呼吁解散组织；邹幸彤则表示反对，不愿助长恐惧，认为自行解散会让当局打压更肆无忌惮，“不可能换到任何‘好处’。”

“不要想累不累”

最终支联会解散，结束32年历史。

刘家仪强调，会员大会上有四票反对，“我们不是一致通过解散的”。

此后，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再没有悼念晚会。

刘家仪没有停步。

2023年的六四前夕，她与另一名前支联会常委关振邦在维园禁食悼念，以“煽动”之名被捕，其后获准保释。

2024年5月尾至6月初，刘家仪连同在狱中的邹幸彤、其母亲及舅父等8人被捕，被指涉嫌透过“小彤群抽会”社交专页“利用某个将至的敏感日子”发布煽动帖文，被外间视为“23条”《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立法后首宗案件。

就邓燕娥、刘家仪的案件，BBC中文查询案件进度及会否检控，香港警方没有正面回覆，仅表示采取任何行动，均按实际情况依法处理。

《国安条例》第88条禁止泄露调查资讯。刘家仪表示，不便回应案件细节。

最近两年的6月4日，她形容“由于不可抗力的因素”，选择以乘搭电车方式悼念，“因为这是最靠近维园的方法”。

不时有人问道，“是否一定要去维园”，刘家仪会反问，“你拜山会否去酒楼？我拜山当然要找拜山的地方，30几年来，我们都是在维园向六四死难者致哀。”

“我们首要的原则，是信守我们跟六四的生者和逝者的承诺，会继续记住、继续讲，直至这件事得公平的对待，直至天安门母亲的诉求得到回应。”

这几年来，刘家仪持续探监，陪伴邹幸彤及几名被捕者的家人、协助准备法律资料，搜罗狱中所需物资。她相信“坐监不只是几个人的事，是香港民主运动的事”，刘家仪说，“只不过她真的是我们的朋友，所以会帮多一点。”

去年刘家仪的父亲中风，母亲骨折，目前没有正职的她来回奔走，近来仍忙得平均每日只睡四小时，“得闲死唔得闲病”。

她尽量不要想累不累，“攰，真的很攰，很攰，但是谂的话，又不会变不攰，不如不要谂。”

“多谢这场官司”

相对而言，在刘家仪眼中，邹幸彤似乎打不死，拥有极高的精神能量，但也曾因为无法感知社会情绪而一度泄气。

邹幸彤因两宗六四集结案件被判囚22个月，刑满后仍一直还押。

“想像她是停留在2021年的香港社会，到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刘家仪说，邹幸彤曾经怀疑“全世界只有她一人在发声，她在努力的自由民主，社会是否已无人重视？无人理会？”

但对方转身又“神采飞扬”，继续埋头不同案件，亲自抗辩，入禀司法复核，挑战女囚犯须穿长裤的规定，“支联会拒交资料案”最终上诉得直，获撤回定罪及判刑，目前还“超前部署”，已开始准备煽动颠覆案的上诉。

邹幸彤母亲曾在庭外说，女儿在还押情况下打官司，“她写的每一个字，经历很多艰辛，希望大家可以仔细地阅读她所写的。”

刘家仪指，邹幸彤在夜里只靠着走廊微弱的灯光，俯伏在墙身或地下撰写陈词，“不要想像有书枱”；天气酷热，汗水会滴落至信纸，黏着手臂。

支联会案经过24天的审讯，刘家仪尽量抽空出席每一场聆讯。

她曾听到有人声称跨境而来，收钱排队旁听，“我觉得有时造成这种中港的矛盾，是这些点点滴滴的东西。为何不可以公道些？有心去听的人就去听，而不是这样去霸占法庭。”

在她看来，案件同时重温支联会历史，也是30多年香港的历史。支联会曾经陷入世代之争，被批评为“大中华胶”、“帮大陆人”，悼念方式“行礼如仪”。刘家仪说，有年轻人在审讯后分享称，终于明白港人为何重视六四，过去几代人如何推进民主运动。

“多谢这场官司，我觉得这是很多事情的大和解，几代人的大和解。”

她忆述，庭上曾经播放2019年六四集会的片段，当中包括天安门母亲张先玲及见证者李兰菊的发言。

当时法庭内同声一哭，“一刹那，大家一齐被拉回去我们的初心，”刘家仪哽咽道，大家没有因为香港近年的社会变迁而失去善良，“香港人的初心好简单，就是见到好惨，觉得追求民主自由⋯⋯死了很多人，我们要继续帮他讲这件事出来。”

“我们已经尽做，做到最后战到一兵一卒。”刘家仪说，“虽然他们在犯人栏，我们在外面，大家一起走到最后这一步，与有荣焉。”

“仍然是同在”

曾任支联会主席的74岁何俊仁是案中最年长被告。

在判刑庭上所见，何俊仁依旧皮肤黝黑，身型及脸容则较往日清减，他身穿灰色恤衫及深灰色外套，戴着耳机，神情严肃。

何俊仁是民主派元老，在学期间已积极参与1970年代学运，于香港大学毕业后成为执业律师。

1989年，他与司徒华、李柱铭及李卓人等人成立支联会；翌年则创立香港民主同盟（港同盟），其后与汇点合并为香港民主党。

自1995年，何俊仁已晋身英属香港立法局，其后担任中国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至2016年。2010年，他以时任民主党主席身份与中联办会面，促成政改；2012年，何俊仁代表民主派参选特区行政长官，最终落选，梁振英当选特首。

在香港政坛之外，何俊仁多年来也关注中国事务。

他跟进二战中国慰安妇索偿问题，并亲赴钓鱼台宣示中国主权。

2007年，何俊仁成立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过去多次声援中国被捕维权人士，包括“709大抓捕”的律师；惟关注组同样于2021年9月宣告解散。曾被北京当局拘押的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在何俊仁陪同下公开事件。

2021年，何俊仁因反修例运动期间的十一游行及翌年的六四集会案件服刑。其后，他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并于开审前认罪，审讯期间毋须出庭。

案件集中讨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纲领，对此，何俊仁过去曾受访表示，有人曾问及可否停止喊“结束一党专政”，这等于跟共产党对着干；他当时回应称，“结束一党专政又不是要你共产党死，我说你可出来参选的，选到你便赢，赢了你便执政。”

求情期间，代表何俊仁的大律师沈士文表示，何俊仁的癌症经治疗后情况稳定，目前仍要服药，盼法庭顾及他年龄而酌情额外减刑。何俊仁终被判囚5年2个月。

在8月底的求情聆讯上，邹幸彤表示不会“求情”，法官多次提醒其陈词会否影响其他被告；邹又指，案件将港人结束一党专政的声音传至全世界，法官闻言笑称“你应该多谢我们”，邹回应“对啊”。

刘家仪记得，她在庭内，看到何俊仁和李卓人也笑了。

在她眼中，各人以不同方式回应案件，何俊仁认罪，李卓人交由律师代表，邹幸彤自辩。

“三种方法我们也用尽了，无论什么方法也好，依然是together（同在），最后大家也是笑的。”

台湾将在今年11月28日举行“九合一”地方选举，选出直辖市长和县市长在内9类地方公职。

其中，蓝绿差距较小、全台人口最多的新北市，被视为决定胜负的重要战场。

分析指出，这场选举不仅是针对总统赖清德的执政信任票，亦是2028年总统大选的起跑赛。对于两岸路线遭党内质疑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而言，此役也是她能否取得总统大选提名的关键。

相较于“抗中保台”，此次选举议题更聚焦于民生经济。选前三个月，赖清德宣布派发一万现金、在野阵营则提出三项公投提案，都被外界认为是选举前的政治攻防的一环。

2028总统大选前哨战

台湾的地方选举又称“九合一”选举，历届选举多数落在总统任期中段的年底，故被视为总统的“期中考”。

对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而言，他不仅须扛起选举成败的责任，力求2028连任的他，也需维持气势，稳固党内共主的地位。而对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来说，假如她希望参选2028，这也会是她显示领导力的重要一役。

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张峻豪对BBC中文分析，在国会朝野对峙不断的背景下，民进党若能守住甚至扩大地方版图，等于替少数执政增添一定程度的正当性；反之，就可能被迫在国会调整路线。

他续指，国民党的压力则落在郑丽文身上，这是她接任党主席后的第一次全面检验，党内对其两岸主张本有分歧，一旦败选，她的路线很可能被拿出来检讨，内部对抗性也会随之升高。

民众党方面，张峻豪认为，这次能在地方拿下多少议员席次、斩获多少中间选民选票，关系到它往后的生存策略。在“蓝白合”的情况下，如果无法展现地方实力，民众党的空间恐被国民党挤压。

“蓝白下一阶段要不要合、又要怎么合，都会被这次的结果牵动。”

从“九合一”看党派势力消长

“九合一”的意思，是把九类地方选举合并于同一天投票，选出县市长、市议员、乡长、里长等。有关安排自2014年起沿用至今，选举每四年一次。

此次选举约有1965万名选民，当中60万人为“首投族”。中央选举委员会表示，地方选举加上公投，预计需动员30万名选务工作人员。

外界将焦点放在层级最高的地方首长竞选，共计22席的直辖市长、县（市）长选举，以此判别执政民进党与在野国民党及民众党的势力消长。

上一届2022年地方选举中，在野蓝白阵营夺得13个县市的首长席次，而执政绿营只有5个。当时选举显现了国民党坚强的基层实力，时任民众党籍的高虹安选上新竹市长，奠定了第三大党的民意基础。而民进党的挫败，也显现其地方经营能力的衰弱。

此次2026年选举中，绿营试图在新北、嘉义、彰化、宜兰等县市翻盘，蓝营除了守城外，也试图插旗南部的高雄市。

新北市成焦点

这次选举中，新北市被视为决定成败的重要战役。

绿营候选人为现任立法委员苏巧慧，在野阵营则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礼让下，由国民党推派前行政院秘书长李四川参选。

纵使现任国民党籍市长侯友宜在2022年选举中以62%的得票率高票当选，但以目前民调来看，新北市民的蓝绿支持度已回档到五五波，其中关键变数为数量庞大的中间选民。

在2026年4月的美丽岛民调，新北市民支持民进党及泛绿的比例约34.4%；而支持国民党、民众党及泛蓝的比例约31.6%，多达27.1%的选民表示自己是“中立或看党不看人”。

另一份由新台湾国策智库调查的民调结果相仿，有26.5%受访的新北市民政党倾向是“不偏任何党”或“未表态”。

“因为中间选民每次投票都可能投不同政党、甚至不去投票，所以候选人有没有比较吸睛的政见或者让人喜欢的特质是很重要的，”国立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学系教授刘嘉薇向BBC中文说。

她表示，目前两位候选人在主要政见上还没有很突出，所以目前选情走向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外界观察“蓝白合”

“蓝白合”的成败也是此次选举外界观察重点之一。

在主要县市首长选举上，蓝白在新竹市与嘉义县共同支持无党籍候选人；白营则在蓝营礼让下仅在嘉义市提名张启楷，并在其余县市支持国民党候选人。

然而，在更加地方层级的选战上，蓝白却出现了分裂的状况。在新竹县竹北市的市长选举中，蓝白就在谈判破局后各自推派了自己的候选人，引发争议。

学者张峻豪向BBC中文表示，随着民众党在地方支持度下滑，国民党对蓝白合的态度似乎也有所改变。

“蓝白要合，当然也就是因为白有相当程度的支持度。如果在某些地区，蓝营本身就可以去囊括选票的情况下，为何蓝营需要蓝白合？”他强调，国民党对蓝白合的真正盘算是在2028总统大选，而非此次地方选举。

此外，地方选举也让三大党外的其他小党有参与议员与村里长等基层公职选举的空间。去年底，时代力量、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台湾基进与台湾绿党合作成立“台湾前进阵线”，一同推派35位候选人参选议员及乡镇市民代表，挑战民众党的第三势力共主地位。

然而，张峻豪也提醒，所谓第三势力的选民投票意愿有多高，仍是一大问题。

“随着民众党整体支持度下滑，我在地方上听到的是反蓝绿的中间选民对于政治已经越来越冷感了，他们现在整体政治参与度都在下降。到了选举时，他们会愿意出来投票吗？”

公投再次绑定大选

与本届九合一选举同日举办的，还有“废除非核家园”的公投议题。这是台湾自2018年来，第四次与核能相关的公投案。

有鉴于2018年地方选举时，10件公投案绑定大选举办导致选务混乱，出现了边投票边开票的情况，民进党政府在2019年修法，将公投案与主要选举年错开，引来在野的国民党批评。

凭藉国会多数，国民党、民众党提案再次将公投绑定回大选。新版《公投法》于2025年底三读通过。

学者刘嘉薇向BBC中文表示，公投若与大选分开举办，容易导致选民疲劳，使投票率下降。

“我认为公投跟大选绑在一起对公共政策的讨论比较有帮助。这样有助于提升投票率，候选人也能藉机论述。”她说。

一名男子身着粉色清凉裙装，蹲在地上擦地。镜头暧昧地缓缓上移，数次掠过裙摆，男子朝镜头害羞一笑。画面一转，一名西装女性正专注工作，她走近男子，轻抚他的头；随后一个小男孩抱着一箱“好丈夫”拖把走向男子，说这是送给他最好的礼物。

评论区里，不少网友写道：“这个辣弟（对应‘美女’一词的新造词）好美”，或“这才是真正让我想下单的广告”。

这段影片首发于抖音，并非真实广告，而是对传统“好太太”系列家居广告的性别反转创作。这个夏天，“性转”已成为中国互联网上最受瞩目的创作热潮：数以千计的创作者涌入这股潮流，借助升级至 Seedance 2.5 版本的 AI 视频生成模型，制作出各类性别对调的短片，迫使观众重新审视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性别刻板印象。

在抖音上，“性别反转”话题标签已有2.1万人参与，累计播放2.7亿次；对应“美女”一词而生的“辣弟”标签参与人数达3.1万，播放量达11.3亿次；“女性视角”标签则有8750人参与，播放量超过4.2亿次。

来自湖北的田女士和嘉女士，今年7月一头栽进这股性转创作潮。过去三个月里，两人的帐号已产出100多条性别对调版本的影视剧及广告片段，吸引超过100万粉丝、逾1150万个赞。

“我们原本只是抱着‘大不了无人问津’的心情做影片，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喜欢我们。连年纪很小的妹妹也拍影片声援我们，我的家人不再催婚，也少用了侮辱女性的词汇，这让我很感动，”田女士说。整场采访中，“感动”是她使用频率最高的形容词，也是她影片评论区里最常出现的字眼。

什么是性转版广告

这股潮流源于讽刺性别偏见的博主“阿喵”。过去两年，她持续针对中国社会的重男轻女现象、性别暴力事件与性别不公创作短剧小品。今年年中，她发起倡议，号召网友与她一起拍摄性转版短片——许多场景只要把男女角色对调，日常叙事中固化性别偏见的痕迹便立刻显现。

于是，经典的“好太太”系列广告以“好丈夫”的形象重出江湖：镜头前穿着清凉的不再是女性,而是男性。另一段影片里，四五名穿着宽松T恤的女性簇拥着一个妆容精致、身着露脐装与超短裙的男孩，男孩自称“小蛋糕”，撒娇要求大家都宠着他，女性们只是相视一笑。“昭妹”这个名字也被创造出来，作为“招娣”（意为招来弟弟）的对照组——在这个性转世界里，女孩成了家庭里更受期待诞生的性别。

田女士和嘉女士都曾是全职广告人，亲眼见过整个行业如何透过客户要求与市场期待，将女性身体高度性化、无视女性的真实感受。田女士坦言，刚开始制作性转影片时，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畅快：“原来这些男的这么多年一直这么爽。”

得益于影片生成AI“Seedance 2.5”的推出，这类创作不再需要完整的剧组与演员筛选。只要调试好模型，田女士和嘉女士就能让笔下的男性角色，穿着明显不舒服却很美丽的服饰，娇羞地出现在镜头前。

田女士说，做性转影片的第三个月，她盯着工程文件里生成的“辣弟”，忽然生出“他真的好美”的感受。她形容，那一瞬间，这个角色就像一个可以被她任意操控的水晶球摆件——没有自己的灵魂，她能随意拿捏他的妆容、服饰、动作与表情，让他在镜头前做出任何她想要的动作。田女士说，那是她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客体化”的力量。

“如果说反转视频对我来说最大的影响，是让我更深刻地意识到，这种结构性的异化下对女性的忽视，它由来已久，又根深蒂固。”田女士这样说。

一场“新文化运动”

在中国互联网上，性转浪潮并不止于影片与场景创作，网友们进一步要求重新审视语言本身的规训力，从日常用词入手改变性别叙事。这场运动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日常用语、童话与民俗故事的叙事，以及女性历史的可见度。

BBC中文2024年已报导，中国网民要求重新审视日常用语，避免用词在潜移默化中固化性别刻板印象。例如形容人做事拖泥带水、瞻前顾后的“婆婆妈妈”一词被认为带有性别偏见，网友主张改用“公公爹爹”——在“矫枉必须过正”的号召下，一场造字造词运动由此拉开序幕。

网民也开始反思，中文里许多女字偏旁的字都带有浓重的侮辱意味——正如歌手谭维维在《小娟》中所唱的奸、娼、婊、婪等字。以“婊”字为例，本义是指衣着华丽、注重打扮的女子，近代却演变为一个纯粹的侮辱性称谓。“嫉妒”一词也被指存在问题：两个女字部首连用，隐含女性彼此倾轧的刻板印象，网友主张改用更中性的“忮忌”一词，率先采用这一写法的新闻与出版机构因此受到网友追捧。

童话与民俗故事同样被要求重新解读，因为它们是最朴素、最直接触达年轻一代的叙事形式，其影响贯穿几代人。牛郎织女的故事被重新定性为一场性别暴力事件：牛郎偷窥并盗取仙女的羽衣，强行将她留下；童话里常见的女巫反派形象，也被重新诠释为“一名博闻强识的女性，在父权制的裹挟下做出妥协”。

21岁的博主“椰树特洛夫斯基”在8月初加入这股潮流，随后一个月内发布了四条性转版童话故事，吸引超过4万名粉丝。她出于安全考虑，要求匿名接受BBC中文访问，并将自己的创作灵感与思考，归结为“女本位”思想的觉醒。

“我以前很喜欢看童话公主故事，最近才意识到这些故事对女性有很多规训，而且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外貌叙事的盲从、习惯性期待被他人拯救等。其实原著里的仙杜瑞拉身上还有很多珍贵的品质，像善良、坚韧，这些才是女孩子们真正值得学习的地方。”

女本位、父权制、强女叙事、弱女叙事……这些原本带有学术色彩的词汇，如今大量涌现在中国互联网上。与BBC中文对话的5位博主无一例外都使用了这些词语——它们已经成为中国社交网络上的常用语。

网友们的挖掘并未止步于此，她们开始自发搜寻历史上被埋没在男性叙事之下的女性。武则天的政绩被重新审视；伞的发明者，也从相传的鲁班，考证修正为他的妻子云氏；嘉靖年间改良制窑工艺的“一位无名女子”的贡献也被重新肯定。在中国正史里，留名的女性向来甚少，“某氏”“佚名妇人”“某某之妻”等称谓，常常一笔带过许多做出卓越贡献的女性——如今，中国网友开始追溯她们真正的名字与故事。

田女士告诉BBC中文，她正在筹备的下一个系列，正是讲述中国历史上被忽略的女性角色。

“明明她们人数众多，却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留下。现在我们讲述她们的故事，未来的女孩们就会知道，自己拥有无穷的可能性，而她们也是历史的一部分，”田女士说。

阻力：AI 的侷限与平台的谨慎

田女士告诉BBC中文，如今制作这些影片明显轻松许多，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今年Seedance 2.5的迭代升级。这套AI影片生成系统让她们不必再寻找合适的演员拍摄，既能更好地还原原片的“氛围”，也能摆脱实际拍摄场景的种种限制。

但这种摆脱并不彻底。田女士说，制作影片前，她们会先建一个去性别化的“白模”角色；可只要给这个角色套上一件普通裙子，模型就会“智能”把他变成大胸、大波浪卷发的性感形象，即便她反复告知AI，这是一名穿裙子的男性，AI依然难以理解。

此外，她们的影片时常遭下架，平台给出的理由也颇为含糊。有时说她们让男性角色穿得太少，但穿得更少的女主播，依然能在同一平台直播；有时平台则指她们“挑起性别对立”。

田女士笑着说：“作为一个博主，每次哪个影片流量特别好，我就会担心它是不是快要被下架了。所以有时候一个影片播放量冲到几百万，为了避险，我反而会自己把它隐藏起来，过段时间再放出来。哪有博主像我这样，害怕自己流量太好的？”

嘉女士补充说，抖音平台本身似乎也在学习如何把握性别议题讨论的尺度，“最近明显比6月的时候好多了。”

田女士说，自从开始制作性转影片，她的后台讯息每天都“非常精彩”，上百条留言涌入：有些是言辞难听的男性留言，但更多是来自各地女性的肯定与感谢。

“之前还有位大姐，看得感动想直接给我们打钱，我们拒绝了好几次她还是坚持，最后我们没收，但真的很感动，”田女士说。

学者：并非完全是进步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数码社会学讲师葛亮向BBC中文表示，这波性转潮流有明显值得肯定之处，但也存在固有的局限，最终能走多远，取决于外部环境的发展程度，以及这场出圈的性转影片热潮能否被推向下一个阶段。

葛亮指出，AI生成影片作为一种更平民化的实践，本身就能让更多人反思既有的固定性别表达，也让女性主义与酷儿文化，随着影片与用词，渗入日常生活。从积极的一面来看，这种操作置换甚至颠覆了“男性凝视女性”的传统位置，为女性赢得了更多元的表达空间。

葛亮同时提醒，这种性别反转终究没有跳出二元性别、异性恋的框架体系，本质上只是形象的简单对调，对整个社会结构所能形成的挑战依然有限，称不上颠覆性的力量。更何况，就目前而言，这种创新仍停留在分散的民间个体层面，依赖兴趣驱动生产与传播。

葛亮还指出，AI技术的迭代大幅降低了这些影片的生成门槛。在泥塑影片盛行的年代，创作者至少要学会剪辑、制图才能完成创作表达；但在AI时代，任何人都可以借助AI还原自己想像中的场景——学界称这一现象为“AI民主化”。

“但也应该注意到，AI本身是训练数据被高度污染的产物，这会限制创作者的表达。”葛亮说。

“这波潮流究竟能走多远，还是要看整个外部环境能把它推到什么高度，同时也依赖创作者之间的团结。但就目前来看，即便在女性群体内部，关于‘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为女性’依然存在冲突与争议——不仅是顺性别女性与跨性别女性之间，还有已婚女性与未婚女性之间……这种内部的割席，同样削弱了团结向前的力量，”葛亮说。

田女士也提到，她发布影片后，同样收到过网友的质疑：一个强悍的女性，为什么仍然要穿高跟鞋？一个处于权力上位的女性，为什么还需要维持火辣的身材以保持性吸引力？

“这种时候我就会意识到，即便是我这样的创作者，身上也还有一些没有纠正过来的性别刻板印象。被指出来之后，我觉得，其实我们所有人，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田女士说。

对某些人来说，建立人脉（networking）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对大部分人来说，想到要接近自己不认识的人并试图建立职业联系，往往会感到恐惧。

无论你是正在寻找第一份工作、努力在工作中晋升，还是希望转换职业，建立人脉网络，都能帮助你找到机会并建立联系。

但建立人脉并不一定意味着要在正式活动中与人攀谈——它可以是在工作场所喝咖啡时面对面聊天，也可以是透过偶然的谈话，或者透过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在线进行的。

根据领英（LinkedIn）的一项研究，近一半（44%）的Z世代表示，缺乏合适的人脉是获得入门职位的最大障碍。

领英首席传播官李佛奇（Nicole Leverich）分享了她拓展人脉的秘诀，我们也向纽约市的市政工作人员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以了解哪些方法对他们有效。

先利用好你已有的网路

每个人都可以开始在网上建立自己的人脉关系网。

“一旦你与你的同学、以前的教授、暑期工认识的人、家人和朋友建立联系，你会惊讶地发现自己拥有多少人脉，”李佛奇说。

她告诉BBC：“即使您的社交网络很小也不要气馁，因为现在没有社交网络并不意味着您永远都不会有社交网络。”

即使没有明显的业界的人脉，也不该因此而却步。

李佛奇在美国俄勒冈州的小镇长大，大学毕业后搬到旧金山，当时她并不认识任何从事通讯产业的人。

她说，在找到第一份工作后，“我主动承担了很多其他人不愿意做的苦差事，并在工作中逐渐建立起了人脉关系。”

做好功课：别忘了说谢谢

李佛奇还告诉BBC，若你想在网路上联系某人，关键是要表明你已经做好了功课。

在回覆信息时，你应该“引用他们发布的内容或建立一些共同点”。

请确保你的请求“清晰明确”，并且他们能在五分钟内完成。最重要的是，别忘了说谢谢。

她说：“你会惊讶于有多少人愿意帮忙，但我却很少收到感谢。我不是说要人家多感激我，但一句简单的“谢谢”就能让我下次更愿意帮忙你。”

未雨绸缪

李佛奇还建议，建立人脉关系可能会让人感觉像是在做交易，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最好在你需要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之前就建立关系。

如果你知道自己想在某个特定行业工作，“那么在你开始找工作前一两年就开始寻找该领域的人”。她说。

当你与他们接触时，想想你能为他们提供什么回报。

“如果你随意打电话给我说你想找份工作，我帮你的可能性远不如你打电话来寻求五分钟建议的可能性大。”

她还向BBC解释，你也不一定要直接给别人讯息，可以先回覆贴文或留言。

多做几组

面对面的人脉拓展可能会让人感到畏惧，尤其是在职业生涯初期，但请记住，在人脉拓展活动中，每个人都是为了交流而来。

对此，李佛奇建议，要开始一段对话，可以从一些简单的事情入手，例如称赞别人的穿着，自我介绍，并询问他们为什么在那里。

“多练习，一开始可以先参加活动15分钟或半小时，然后再逐渐增加时间。”

当你想继续时，不要想太多：“我会直接切入正题，说，‘很高兴见到你’，我需要确保我能在这环境里好好工作。”

“如果你想委婉地结束对话，可以说类似，‘我需要去喝杯水，很高兴认识你’，这样的话。”

不要害怕听到“不”！

当然，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是一回事，但真正走到陌生人面前开始交谈，甚至毫无预警地在网路上给某人发讯息，又是另一回事。

在销售行业工作的泰勒（Taylor Crow）向BBC说她“相当擅长”建立人脉，因为这是她在大学期间优先考虑的事情。

“我在学习期间，透过领英发送了200多条陌生私信，并联系了我想去的公司里的人。”

她承认这“非常尴尬”，但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工作，她不得不这样做。

她的同事，24岁的维姬（Vicky Peterlin）也同意这种说法。 “关键不在于擅长人脉，而是不要害怕主动与人接触。”

她向BBC说：“我曾想过自己没有资格进行这些对话，但后来你意识到没有规则，发送电邮和讯息是免费且容易的。”

“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被拒绝，但那也没关系啦。”

据此，格林威治商学院（Greenwich Business School）导师凯瑟琳·利奥波德（Katherine Leopold）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她向BBC分析，最大的障碍是踏出第一步，但如果你不踏出这一步，你就“把自己排除在外了”。

她建议，各机构收到的申请数量“绝对庞大”，所以尽量亲自与雇主见面，向他们展示你最真实的经历。

“一定要告诉他们：我拥有这项技能，我掌握这方面的知识，所以我相信有了我加入，你们的团队会更强。”

“说出你的目标是什么。”

麦迪逊（Madison Brown）目前从事技术合作方面的工作，此前曾在企业工作了10年。

很多年轻人向他咨询职涯建议和机会，他说他们中的许多人其实可以更清楚地说明自己想要什么。

“说出你的目标或你想从这次互动中获得什么，这并没有错。”

他还补充说，做自己很重要：“如果你真诚待人，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向你敞开大门”。

本文原以英文撰写，我们使用了人工智能协助翻译，并由BBC记者在发布前进行审核。了解更多关于我们如何使用人工智能的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