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黄之锋被控告中国《香港国安法》下的“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开庭，黄之锋认罪。

香港高等法院原将周三（9月2日）聆讯列为答辩及判刑（Plea and Sentence），但判刑押后至另日进行。

根据《香港国安法》，“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去年12月，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高等法院以“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判囚20年。

现年29岁的黄之锋涉及多宗案件，他自2020年底，因包围警总案、47人案的还押及认罪判囚，至今已失去自由逾2,100天。他原有望于2027年1月刑满出狱，如今“串谋勾结”案认罪后未知刑期长短。

控方罗列国安法前“国际游说”行程

案件于10:00（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2:00）在香港高等法院开庭。有别于之前的“勾结”罪审判，高院此次并未借用西九龙裁判法院的大型法庭开庭审理。

黄之锋身穿深蓝色长袖裇衫、戴黑框眼镜，出庭时向旁听席挥手。现场有旁听人士高呼“早晨呀之锋”、“之锋顶住呀”，黄笑着点头。

庭上读出控罪，黄之锋被控在2020年7月1日至11月23日期间，在香港与罗冠聪及其他身份不详的人一同串谋，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制裁、封锁香港特区或中国，或者采取其他敌对行动。

《国安法》指定法官谭耀豪询问黄之锋是否认罪，黄之锋回答“认罪”。

法庭继而宣读控方案情，指黄之锋和罗冠聪二人分别为2016成立的“香港众志”秘书长及创会主席。控方指二人早在2016年达成串谋，透过国际游说（international lobbying）达到“民主自决”主张。

控方提到，黄之锋和罗冠聪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曾多次参与国际游说，包括2016年到2019年间到过美国、德国及意大利，并出席欧洲议会人权小组委员会；在美国期间会晤当地政要，如时任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Nancy Pelosi）、时任参议员卢比奥（Marco Rubio）等。二人被指推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该法案于2019年11月27日生效，授权美国政府可制裁侵害香港人权的个人与组织，并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审查香港是否仍拥有足够自治、符合获得贸易特殊地位的资格。

除实体会面外，控方亦指黄之锋及罗冠聪提出多个国际联署，要求外国制裁港府并就国安法施压，包括要求美国等停止向香港警察供应装备。

《香港国安法》于2020年6月30日生效，控方指香港众志当日解散停运，罗冠聪离港；7月，黄之锋在Facebook发文提到自己不会删帖文及放弃政治立场，会继续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

案情指，虽然控罪时段由202年7月1日《国安法》生效后起计，但控方指二人在该法生效前已开始参与“国际线”，方式包括发起联署、到海外进行游说。

此外，案情又指7月17日，罗冠聪发起网上联署，要求以色列数位鉴识公司 Cellebrite 停止与香港警方合作、出售软件。10月，Cellebrite 发声明表示停止向香港及中国客户指供产品。罗当时发文指结果是联署成功的成果，并呼吁其他公司效应。

案情指，《国安法》生效后二人共同意图不变，藉分别留港及在海外，藉由交平台及国际媒体继续参与“国际线”。

控方读毕案情，法官问黄之锋是否同意案情，黄站立回答：“Confirm（确认）”。

辩方求情指“不及黎智英案严重”

案件随即进入求情程序。

辩方指，黄之锋于香港出生，2020年6月30日《国安法》生效时他只有23岁，同年11月他因另外一直还押至今，下月将满30岁。

辩方指，如果不计本案，他原本因47人案服刑至2027年1月，据了解，惩教署未有给予酌情减刑。

辩方指黄于狱中并无浪费时间，他阅读超过100本书籍，持正面态度，期望有一天获释后可以照顾年迈家人。

在量刑方面，辩方指“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仅有黎智英案作对比，指黎案远较此案严重，当时黎智英被视为主脑，量刑起点以监禁15年为计，另外没有作供的被告获三分之一认罪扣减，最终判处10年。

辩方求情，望法庭以监禁3至10年、较低量刑的起点来判决。

法官听毕辩方求情后，宣布押后判刑，日期另行通知。聆讯于中午12点前结束，黄之锋离开法院前，与在场旁听的前学民思潮成员挥手道别。

在开庭前的早上，高等法院外约40人排队轮候旁听筹，包括社运人士及多名黄之锋好友。现场有多名军装警员戒备。

前学民思潮成员、认识黄之锋十多年的Louis Lee对记者表示，黄原有望于2027年1月出狱，得悉再被控后，大家都不开心，但看到他（黄）在狱中继续努力读书、看书，也有不停向上去发掘新的兴趣，如学吉他和健身，“希望大家都学习到他”。

另一名友人Candy表示，预料判刑达十年以上，“希望他平安”。

前社民连成员曾健成（阿牛）表示，黄之锋至今已坐监两千多日，希望法庭轻判，但称判刑结果“国家话事”，形容目前香港“由治及兴、鸦雀无声”。

“串谋勾结罪”可判囚终身

目前因民主派47人“串谋颠覆”案仍在赤柱监狱服刑的黄之锋，于2025年6月6日在狱中被捕，同日被押往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及起诉“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他是继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后，第二宗在香港被起诉“勾结外国势力”罪的案件，也是黄之锋第二宗涉及《香港国安法》相关的案件。

案件于2026年5月于西九龙裁判法院完成交付程序，转介到高等法院进行审判。黄之锋由大律师司徒子朗代表，控方由高级助理刑事检控专员刘德伟代表。

根据《香港国安法》，串谋勾结罪一经定罪，可判监3年以上、10年以下。若属罪行重大，则可判囚10年以上至终身。

黄之锋自2020年11月起，因2019年反修例示威期间的“6.21围警总案”被还押，其后被判刑。他在“47人案”中选择认罪，最终被判囚4年8个月，原定预计会在2027年1月获释。

各界回应

黄之锋被捕后，美国国务院透过电邮回覆《美国之音》，谴责香港当局对黄之锋提出新的国安指控、呼吁北京与香港当局撤销对黄之锋的指控，国际院发言人表示此举是对香港未来的悲剧性打击。

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批评美方“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黄之锋撑腰张目，恶意抹黑香港警方正常执法行动，赤裸裸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香港特区政府亦谴责及反对美方说法，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由于黄之锋所涉及案件的法律程序尚在进行中，任何人均不应评论有关案件。特区政府强烈敦促美西方国家、反华组织、反华政客等立即停止干预特区的内部事务和特区法院独立行使的审判权。”

国际特赦组织中国事务总监白舒然（Sarah Brooks）在黄之锋被捕后表示，这项针对黄之锋的指控，“突显当局对异见人士的恐惧，亦显示港府不惜一切手段，力求将这些人士长期关押，以持续打压香港的公民行动和社会参与。”

黄之锋曾领导学生政治团体学民思潮，后与罗冠聪等人创立政党“香港众志”，该党于《香港国安法》颁布前夕宣布解散，黄之锋及罗冠聪亦于法例生效前夕宣布辞去政党职务及退出。

被指涉案的罗冠聪于《国安法》生效前离开香港，目前获英国政治庇护。

2023年7月，罗冠聪被香港国安警察以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及“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悬红100万港元（12.76万美元；85.75万元人民币；403.68万元新台币）通缉。

自2020年11月被关押以来，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黄之锋被控多宗罪名，至今已身在狱中接近六年。

原定于2027年1月会被获释，但2025年6月一个早上，黄之锋于狱中再次被香港国安警察拘捕。这次的罪名是“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在此之前，他正在因中国《香港国安法》下的另一个罪名“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服刑。

2026年9月2日，黄之锋在香港高等法院审理案件时认罪，法官押后判刑。“勾结外国势力”罪最高可被判处无期徒刑（终身监禁）。

从学民思潮到香港众志

“面对《国安法》的打压，白色恐怖的来临，即使我们面对监禁，我们也不会放弃在这艰难时刻，呼吁香港人在这民主运动的低谷中互相扶持，那是更加可贵的。”

这是黄之锋被关押前，在香港法庭外会见大批传媒时，最后一次向公众作出的寄语。

现年29岁的黄之锋，早在中学的时候，已因社会运动而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2011年，当时只有14岁的黄之锋与其他中学生走在一起，自发成立了香港首个中学生政团“学民思潮”。

当时，香港政府正打算在中小学推行“国民教育”政策，计划将“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设定为必修课。2012年，由黄之锋担任召集人的学民思潮发起“反国教运动”，当时组织了约12万人在香港政府总部外集会，成功迫使政府暂时搁置政策。

黄之锋并未沉寂下来，之后一直活跃于各社会运动与政治运动当中。2014年，黄之锋与其他学运领袖在雨伞运动前夕，号召示威者冲入俗称“公民广场”的香港政府总部东翼前地，随后雨伞运动爆发。

学民思潮于2016年宣布停运，同年由学民思潮和香港学联前成员牵头组成的政党“香港众志”成立，当时20岁的黄之锋是其中一名创辨人，并且担任该政党的秘书长。此举亦标志着黄之锋从学运领袖转型成为政治人物。

在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中，黄之锋本来计划参与当年的选举，但获告知因其“鼓吹或推动民主自决”而令他的选举提名无效。2020年，黄之锋参与了民主派初选，在九龙东以高票数“出线”，随后宣布参与当年的立法会选举，但参选资格亦被取消。

在2020年中国颁布《香港国安法》前夕，黄之锋及多名香港众志成员辞任职务，这个成立仅四年的年轻政党亦宣告解散。

北京眼中的“反中乱港”分子

黄之锋曾经在2014年登上美国《时代》杂志亚洲版的封面，亦被选为全球25位最具影响力的少年。

2017年，美国导演乔·皮斯卡特拉（Joe Piscatella）亦制作了以黄之锋为主题的纪录片《黄之锋：少年vs超级大国》（Joshua: Teenager vs. Superpower）。

2018年，有美国国会议员联署，提名黄之锋、罗冠聪及周永康角逐诺贝尔和平奖。

不管是在香港本地政坛或是在国际社会上，黄之锋一直拥有高知名度和影响力，在雨伞运动结束之后、反修例运动期间，他亦有向世界各地的政治人物进行不同的游说工作。2019年的时候，他曾与何韵诗到美国国会作证，呼吁通过《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

在北京当局眼中，黄之锋长期以来被视为是“反中乱港”分子。

在《香港国安法》颁布之后，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港澳办）、中国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香港中联办）曾批评香港众志以“中学生行动筹备平台”名义发起罢课公投反对国安法，并且点名批评黄之锋及郑家朗“为自己的罪行再添下重重的一笔”。

据报，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亦曾在2021年出席研讨会时，点名黎智英、戴耀廷、黄之锋为“反中乱港分子当中的极端恶劣者”。

国安法后的长期关押

自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黄之锋因参与社会及政治运动而涉及多宗刑事案件。

雨伞运动后，他与另外两名学运领袖周永康及罗冠聪，因“公民广场案”被裁定“非法集结”罪与“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罪罪名成立，律政司认为刑期过轻而上诉，法庭改判三人入狱六至八个月，三人入狱后再就刑期提出终极上诉，香港终审法院最终维持原审中社会服务令或缓刑的判决。

“公民广场案”是黄之锋首次因参与社会运动而入狱。之后他亦被控在雨伞运动旺角一带清场期间，因违反禁制令而藐视法庭，经上诉刑期后由入狱三个月减至两个月。

黄之锋于2019年6月17日服刑完毕，随即参与当时已经爆发多天的反修例运动，于6月21日因围堵警察总部而被控煽惑他人、组织或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等罪名。

在《香港国安法》颁布之际，外界盛传黄之锋是“头号目标”之一。

他曾在入狱前夕接受过BBC访问，自国安法实施后，他被不明车辆跟踪的情况愈来愈频密。当被问及有什么事情发生在身上最糟糕的时候，黄之锋表示：“被秘密特工逮捕，立即引渡至中国（大陆），被送进北京的黑监狱，而且诉讼是在中国（大陆）而非香港进行。”

民主派47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是黄之锋首宗被控与《香港国安法》罪名相关的案件，他选择认罪，最终被判囚4年8个月，连同其他控罪，原定预计会在2027年1月获释。

获释前不足两年，黄之锋再被控告另一宗“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名，人权组织形容，这是香港政府力求将异见人士进行长期的关押。

根据《香港国安法》，该罪行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去年12月，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高等法院以“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判囚20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抵达吉尔吉斯斯坦（Kyrgyzstan，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合组织），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据路透社报导，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普丁）、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印度总理莫迪、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等成员国领袖都到场。

此次峰会于8月31日至9月1日举行，主题为“上合组织25年：携手迈向可持续的和平、发展与繁荣”，正式的元首理事会将于9月1日召开，另设“上合组织+”会议。

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也是美以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约半年后，伊朗元首首度与中、俄等成员国领袖同场——这让今年的峰会格外受到外界关注。

从边境安全合作到地缘政治舞台

上合组织成立于2001年6月，由中国、俄罗斯及中亚四国共同创立，初衷是解决边界争端、打击“三股势力”——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随着伊朗与白俄罗斯先后在2023和2024年加入，成员国已扩增至10个，组织的政治对抗色彩也逐年上升。

许多分析认为，上合组织正加速演变为由中国与俄罗斯主导、用以抗衡美国与西方体系的重要外交舞台——尽管其成立宣言明确写明，该组织“并非针对其他国家的联盟”。

比如，去年天津峰会上，普京抨击西方国家挑起乌克兰战争，习近平则谴责“恫吓行径”，被分析认为是暗指华盛顿才是美中紧张的麻烦制造者。路透社形容这是对美国“几乎不加掩饰的点名”。

今年外界关注的是：在伊朗及乌克兰战火尚未平息之际，作为上合组织“话事者”的中国，会针对这些区域冲突发出什么讯息？随着区域政治局势变动，上合组织能否从一个对外发声的平台，进一步成功凝聚成员、将政策落到实处？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侯氏台湾研究”（Hou Family Fellowship）研究员王哲谦（Felix Brender）向BBC中文分析，长期以来，上合组织往往长于象征意义与原则性宣言，短于执行。换言之，中国如今正推动更具体的合作，包括新的安全机制与上合开发银行，但真正的问题是：其他成员究竟准备投入多少实质内容？

“北京明确地将上合组织视为‘新型国际关系’的证明，”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MF）印太项目执行主任葛来仪（Bonnie Glaser）向BBC中文表示。“中国希望证明，全球南方能够建立一套独立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包括其金融体系——之外的机构。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展示它提供公共产品、支持发展的模式。”

伊朗问题的考验

伊朗于2023年加入上合组织，与俄罗斯保持密切军事关系，也与中国维持能源往来。此次峰会在中亚举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确认亲自出席。

今年7月，上合组织外长会的声明已对中东局势及伊朗周边情势表达关切，重申2025年《天津宣言》的立场：对伊朗领土的军事打击违反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并对伊朗最高领袖遇害及遇难者家属表达慰问，同时主张以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冲突。这使伊朗问题成为此次峰会的焦点之一。

多方分析指出，德黑兰此行的重点不在寻求集体军事介入——毕竟迄今中、俄均未显示派兵意向，经济援助规模也相对有限。伊朗更可能希望峰会文件延续对“使用武力”的定性，藉此凸显自己并非孤立无援，为争取重建资金、解冻资产累积声援。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副研究员、中东与伊朗问题专家阿纳希塔·莫塔泽德·拉德博士（Dr Anahita Motazed Rad）向BBC中文分析，伊朗是在极沉重的经济与战略压力下出席这次峰会。

她认为，在美国海军封锁并限制其石油出口与贸易、通胀、货币贬值与民生压力同时加剧之际，这次峰会不只是展示战略伙伴关系，更具有十分急迫的经济目的。

“德黑兰清楚，中国与上合组织不会提供北约式的军事保障。中国很可能支持伊朗，但也会十分谨慎，避免与华府正面冲突，”她说。

中南海的下一步

柏林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分析员伊娃·塞瓦特（Eva Seiwert）曾向BBC中文解释，上合组织扩大后，其地缘政治影响力一度大为提高，让中国和俄罗斯开始有底气向外界展示，两国远非在国际上孤立无援——“相反地，中俄的多边倡议在全球南方国家中的吸引力甚至在不断增加。”

中国外交部此前表示，习近平将与各国领导人就深化各领域合作、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并就上合组织的高质量发展及参与全球治理改革作出规划。

对此，葛来仪向BBC中文分析，北京希望成员做到：对上合开发银行作出资金承诺；在相互结算中更多使用本国货币；加强供应链整合及对华贸易与投资；扩大执法、网路安全与情报共享合作（未必包括防务）；并公开背书中方理念及习近平提出的各项倡议，包括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

不过，这类牵涉中亚、印度、俄罗斯等多国利益的大型项目该如何落实，一直是这类国际结盟组织长期被质疑之处。

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教授阿尔乔姆·卢金（Artyom Lukin）也向港媒《南华早报》指出，作为欧亚大国多边对话论坛或外交表态的场合，上合组织确有一定价值，但不能被视为能交出具体成果的高效组织。

“它首先是清谈场所（talking shop），其次还是清谈场所。几乎人人都明白这一点。”他说。

新加坡国际关系评论员邓铭杰向BBC中文分析，中国自2022年起在上合组织所做的事，是把上合从“反三股势力、守边境”的组织，推向一个综合性的欧亚平台，并把全球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项倡议嵌入这套多边外壳。

他指出，这套公式从2018年青岛峰会一路稳到2025年天津峰会，向中亚国家展示：“中国资本是现成的未来；俄罗斯的安全品牌仍有用，但不再独家。”

“整套东西说穿了，就是共识旗帜下的中国工具箱。成员加入自己感兴趣的部分，没有人被要求成为盟友。北京不要求同盟式义务，它要的是背书、参与，以及不要阻挡（中国），”邓铭杰说。

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王哲谦也向BBC中文分析，北京试图证明中国能够提供领导力，为更趋多极的秩序注入更多制度实质。但对于制度化应走到哪一步、成员愿在多大程度上靠拢中国主导的议程，各方共识则少得多。

“伊朗危机正是这套愿景的重要检验。伊朗等于在问：当一名成员面对美国强大的军事与经济压力时，上合组织这套替代性的多极体系究竟能提供多少实际支持？”莫塔泽德·拉德博士说。

上合峰会结束后，习近平将紧接着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这是他十年来首度到访埃及。9月1日，他已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称两国关系源远流长，将进一步加强战略伙伴关系。此后，习近平将于9月13日前往阔别七年的印度，出席金砖国家（BRICS）峰会。

中国西藏与尼泊尔边境山洪暴发，至今造成过千人遇难、超过4000人失联。

在泥石流灾难过后，危险并未结束。

事发河谷上游已形成两个堰塞湖。与此同时，原本散布在喜马拉雅山区的冰川湖，在灾区内有10座被标记为高风险，专家形容它们是“定时炸弹”。

外界担心，一旦这些天然“水坝”溃堤，恐将带来二度灾害。

堰塞湖的成因为何？高山冰川形成的湖泊会带来哪些隐患？预警措施是否能减轻危害？BBC中文整理出相关资讯。

何谓堰塞湖？

这次泥石流主因，来自于喜马拉雅山脉朗当利龙峰南坡约5,200公尺处冰川崩裂，引发洪水，挟带大量岩石泥土向河谷下游俯冲，8小时内淹没西藏、尼泊尔沿岸近200公里的流域。

泥石流不仅影响了原先的河道形状，部分河域也因土石堵塞而阻断了水流，因而形成新生的湖泊，即为堰塞湖（barrier lake）。

堰塞湖坝体由松散的土石构成，结构极为不稳定。一旦水位超过坝顶或者坝体本身在冲刷下被掏空，即可能出现溢流、甚至溃堤的状况，为下游带来洪害。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赞助的地表灾害中心（CLaSH）指出，卫星云图显示在泥石流后，灾区上游至少形成了两座堰塞湖：一座出现于冰川崩落处的正下方，为冰岩坠落后造成的冲击坑；另一座则位在吉隆口岸上游的东林藏布河沿岸。

中国官媒央视8月31日报导，后者目前已自然排空，河道恢复正常，然紧急状况还未解除。中国水利部指出，冲击坑堰塞湖周边冰川仍可能继续崩落。卫星影像也显示，灾区流域内14个冰湖中有10个属高风险，有溃决之虞；且下游沿岸山体不稳，也有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堰塞湖并非喜马拉雅山区独有，两岸各地都曾发生类似案例。

台湾花莲马太鞍溪上游就曾在地震及台风降雨等影响下，导致土石崩塌而形成堰塞湖。2025年9月，该堰塞湖发生溢流，30分钟内倾泄出近6,000个奥运标准泳池的水量，重创下游光复乡市区，造成19人死亡、157人受伤。事发前，专家曾提出多项工程方案试图减少湖水体量，但因地处偏远等因素而无法执行。

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后，周遭山区也因山崩而形成了超过两百座堰塞湖。其中，规模最大的唐家山堰塞湖总量一度达3.2亿立方米，当地政府撤离24万人，空投多台挖掘机、推土机等器械挖凿疏洪道进行人工泄流，成功阻止湖泊溃堤，避免了伤亡。

然而，相较于唐家山堰塞湖的山体结构相对稳定、下游河道宽广且容洪空间较大，此次事发的中尼边境不仅地形狭长，其冰川地质环境也较不稳定。冻土消融、冻融加剧等现象，也加速岩盘的松动和瓦解。而堰塞湖与下游间的海拔落差，也代表一旦溃堤，洪水流速会更快、破坏力更强。

新华社引述中国水利部吉隆灾害应急处置专家组组长李勤军表示，河道坡降、冰雪作用等因素，都加大了堰塞湖风险处置的难度。

冰川湖的潜在威胁

除了堰塞湖，此次灾区内既有的冰川湖（glacial lake）也可能对下游带来更多的灾害。

冰川湖主要是在冰川侵蚀后的洼地形成的湖泊，大多分布在高纬度与高海拔地区。随着全球暖化加剧，一旦冰川湖上游发生冰川崩塌，或者湖体本身冻土溶解，就有可能导致溢流或溃堤，带来灾害。

历史上最严重的冰湖溃决事件（Glacial Lake Outburst Flood, GLOF）发生在1941年12月，当时秘鲁冰川湖帕尔卡柯查湖（Lake Palcacocha）溃堤，泥石流淹没下游的瓦拉斯市（Huaraz），近5,000人死亡。

2025年7月，西藏吉隆的普热普冰川也曾发生过冰湖溃决，造成尼泊尔11人死亡、17人失踪。那场灾害与此次中尼边界的泥石流，都发生在同一个流域。

这次泥石流中被掩埋的吉隆口岸，在去年夏天的洪灾中就已遭受重创。当时不仅连结中尼两国的友谊桥被冲断，口岸也被迫关闭整修，直到今年1月1日才恢复通行。《纽约时报》报导，在过去一年内，当局不仅更新了应急方案，设立24小时哨所监控水位变化、建设新防洪系统、还在8月初进行了“冰湖溃决地质灾害应急演练”。

然而这些准备仍无法防范灾害的发生。中国当局表示，监测显示冰川崩落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有6、7分钟的时间。许多专家也指出，冰河崩落预警难度极高，即使掌握到讯息，留给下游反应的时间窗口也有限。

此次泥石流后，印度政府旋即宣布将在4,000公尺高的盖潘冰川湖（Ghepan glacial lake）建立预警系统。然而，根据总部位于尼泊尔的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统计，喜马拉雅山区有超过54,000座冰川、25,000座冰川湖，许多更是座落在难以抵达的深山中，难以逐一排查。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地理学家拜尔斯（Alton Byers）向科学期刊《自然》表示，冰湖溃决所造成的洪灾将变得越来越频繁，但关于冰川的研究和监控相当有限。

“这类事件基本上是无法被预测的，”他说。

印度商务部长皮尤什·戈亚尔（Piyush Goyal）上周率领该国史上规模最大的企业代表团访问日本，寻求扩大两国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关系。此行正值日本加大进军亚洲第三大经济体的力度，其趋势日益明显。

如果你走访孟买、德里或班加罗尔的购物中心或商业街，很难忽视愈来愈多已在印度设点的日本消费品牌。

服饰巨头优衣库（Uniqlo）、无印良品（Muji）以及高端运动鞋品牌鬼冢虎（Onitsuka Tiger）进入印度已有一段时间，但仍在快速扩张。

利基型企业也已进入市场。日本家具制造商宜得利（Nitori）最近进军印度，而连锁便利商店罗森（Lawson）也正准备进入，据报计画从孟买开始，于2050年前在印度开设1万家门市。

不仅是零售业。在外国金融机构纷纷缩减印度银行业投资组合之际，日本银行正积极竞购印度金融资产。

日本最大银行三菱日联银行（MUFG Bank；三菱UFJ银行）去年完成收购印度影子银行施里拉姆金融（Shriram Finance）20%股权，交易金额达44亿美元（296亿元人民币；1,395亿元新台币），成为印度金融业史上最大规模外国投资。

去年，三井住友银行（SMBC）亦成为印度Yes Bank最大股东，持股24.22%。

如今，在亚太地区，日本企业已成为印度快速崛起的全球能力中心（global capability centres, GCCs）生态系统最大贡献者。

根据德勤（Deloitte）近期报告，超过100家日本企业在印度设立GCC。GCC是跨国企业设立于海外的创新中心，负责研发、企业策略、人工智慧开发等关键业务功能，以及众多其他重要工作。

“日本企业不得不把成长希望寄托于印度。由于日本本地人口在过去16至17年间持续下降，不仅国内需求正在放缓，市场规模更是在持续萎缩，”获铃木汽车（Suzuki）支持、近期宣布在印度设立2亿美元基金的影响力投资基金 Next Bharat Ventures 创办人维普尔·纳特·金达尔（Vipul Nath Jindal）向BBC表示。

他表示，与此同时，日本传统的海外扩张市场吸引力正日益下降。

“在地缘政治紧张与经济环境变化下，对中国的投资大幅下滑；美国市场则因关税和本土竞争而更具挑战性；其他东南亚经济体市场规模则较有限。”

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度成为日本企业推动长期业务成长的自然目标市场。

近15年前，两国签署贸易自由化协议，政府层面的经济合作因此加速发展。

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2014年上台后，将双边关系提升为“特殊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订下将在印度营运的日本企业数量增加一倍的目标，并启动多项旗舰计画，包括使用日本新干线技术建造的印度首条高速铁路，连接孟买与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

但如今，推动这波投资周期的主力已是日本民间企业。

在今年7月、配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首次正式访问德里举行的重要峰会上，日本企业透过约120项协议宣布投资125亿美元，涵盖半导体至绿色能源等产业。戈亚尔则表示，日本原订对印度投资10兆日圆（629.5亿美元；4,230亿元人民币；1.98兆元新台币）的目标可能提前达成。

金达尔表示，除了大型企业外，许多日本中小企业（SMEs）也积极寻找进入印度市场的机会。

滨松市是铃木、本田（Honda）和山叶（Yamaha）等企业的诞生地，也是日本制造业中小企业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该市最近成立“滨松印度委员会”，研究当地中小企业如何拓展印度市场。

近年来，日本对印度兴趣升温，同时对中国净投资下降。东京大学的西泽利郎教授最近撰文指出，这反映的是“日本企业自主推动市场多元化策略，即基于商业考量的资本重新配置，而非决策者主导、从中国转向印度的地缘政治转变”。

但日本企业并未大规模撤离中国。雪梨智库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印度事务首席舒鲁蒂·潘达莱（Shruti Pandalai）告诉BBC，它们正在做的是“在多年供应链中断与地缘政治紧张之后降低集中风险”。

她表示，印度可作为对冲中国相关风险的工具，而东京的经济安全优先事项与德里的制造业雄心也日益重叠，这强化了双方关系，即使东京政治更迭频繁亦然。

“历届政府设定的目标不减反增。这显示两国关系已不只是领导人之间的外交，而是已深植于双方官僚体系、企业与战略规划之中。”

对资金短缺的德里而言，日本资金在关键时刻到来。

潘达莱表示，印度不断扩大的对中贸易逆差一直是严重忧虑事项，而深化日印合作长远而言可能逐步降低中国在关键矿产及高端制造等领域的影响力。

但专家指出，要全面拓展这段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仍面临许多挑战。

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研究员普拉特纳什里·巴苏（Pratnashree Basu）在《Scroll》撰文指出：“日本仍深度嵌入中国制造业网络，而印度的参与程度则较不平均，但在若干关键领域依然具有重要影响。”

“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相互依存限制了协同行动的空间，因为这类措施将带来重大商业成本，或引发中国直接的经济报复。”

此外，在印度经商仍然不容易。

税务不确定性、繁琐官僚程序，以及土地和环境审批延误，都是外国投资者，包括日本企业长期面临的挑战。

一名前日本部长最近公开将高铁项目延误归咎于德里政府，称印度不断“推动自身利益”并且“反复改变承诺”。印度政府随即驳斥相关批评。

中国官方媒体也迅速注意到这些“分歧”，并以此作为例子，凸显印度执行合约能力存在缺口。

这也凸显出，尽管德里持续签署一系列大型经济与国防协议，但若要避免日本投资动能中断，仍必须付出更多努力，尤其是在其愈来愈难吸引其他来源的持续外资之际。

我们使用了人工智慧协助翻译这篇文章，它的原文是英文。在发布之前，BBC记者检查了翻译的内容。

按此了解我们如何使用人工智慧。

影片就那短短的几秒钟。

在尼泊尔与西藏边境中方一侧的吉隆（Gyirong），一道黑色高墙从建筑物后方出现。起初，它看起来几乎像一团乌云。随后，它逐渐成形并加速前进：洪水、泥浆、巨石、冰块和岩石沿着山谷奔涌而下。闭路电视画面上的时间戳记显示：当地时间10时59分53秒。

随后几分钟内究竟发生了甚么，至今仍难以完整重建。但灾难发生前后的零散影片与卫星影像，已开始揭示破坏的规模。边境设施的大部分似乎已被冲走，曾经挤满谷底的建筑如今已不复存在。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是8月26日洪水重创的地区之一。

就在边境另一侧，尼泊尔拉苏瓦县拉苏瓦加迪（Rasuwagadhi, Rasuwa；拉苏瓦堡）破坏同样广泛。连接尼泊尔与中国的中尼友谊桥被冲走，尼泊尔的移民及海关设施亦未能幸免。聚集在口岸周围的小型贸易聚落蒂穆雷（Timure）遭到重创。

身在加德满都的水文学家阿杰伊·迪克西特（Ajay Dixit）表示：“这是一条连接加德满都与西藏的历史交通路线。该地区地质脆弱，以深峡谷和坡度陡峭的河流为特征，水流速度极快，夹带大量泥沙，还可能冲下巨大的岩石。”

这条路线仍是尼泊尔与中国之间的重要门户。在这里，前往冈仁波齐峰（Mount Kailash；冈仁布钦峰）朝圣的人，与往返尼泊尔和中国的商人、货车司机、海关人员、游客及边境居民交会。

洪灾发生当日上午，可能有超过100名印度人在口岸内或附近。根据印度外交部资料，至少275名印度人在尼泊尔仍然失踪。

尼泊尔移民局一直试图重建灾难发生前最后几个小时通过拉苏瓦加迪的人员情况。

电子纪录显示，共有89名尼泊尔及外籍人士完成离境手续，前往西藏；另有四人登记入境尼泊尔。

移民系统记录的最后一笔交易时间为当地上午8时35分03秒（北京时间10:52；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2:50），距离吉隆闭路电视（监控视频）画面中洪流出现不到10分钟。

四名移民局员工——包括拉苏瓦加迪办公室主管——在洪灾中失踪。他的遗体其后在下游很远处被寻获。负责记录最后几笔交易的一名女性官员至今仍然失踪。

当日上午办理离境的外籍人士中，包括32名印度人、12名中国公民及九名美国人，以及来自英国、加拿大、澳洲和意大利的旅客。

拉苏瓦加迪高级出入境助理蒂卡·拉姆·波卡雷尔（Tika Ram Pokharel）是其办公室已知唯一幸存的人员。当天他前往加德满都参加考试。

但他表示，电子纪录只能反映当日上午边境情况的一部分。

移民关卡位于加特科拉集市（Ghatte Khola Bazar），距离蒂穆雷以北约1.5公里。从那里再前行2公里，便可抵达标志着中尼边界的友谊桥。沿途分布着商店、酒店及停车区，供旅客和车辆在过境前聚集。

波卡雷尔表示，尼泊尔关卡于08:00开门。旅客完成出境手续后，可以直接前往边境，或在该区域等候再过境。

波卡雷尔说，当天08:20他致电一名同事时，对方告诉他口岸异常繁忙。他表示，约有300至400人正等待离开尼泊尔前往西藏，另有一些从中国一侧抵达的人也在现场。

波卡雷尔告诉BBC：“那些当日上午完成尼泊尔出境手续的人，我认为并未能在中国一侧完成入境程序。”

波卡雷尔说，旅客办妥移民手续后，从尼泊尔关卡步行至友谊桥需时15至20分钟。

前一天下午较晚抵达的旅客，有时需等到翌晨边境重开才能通关；而团体旅客或巴士乘客，通常会等所有人完成手续后再一同前行。

这使得外界难以确定洪水来袭时，这89人身处何处。

根据尼泊尔水文与水资源研究中心（Centre of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整理的时间线，08:37——即移民系统记录最后一笔交易后不到两分钟——地震监测仪器就在边境上方山区侦测到异动。研究人员其后认定，这一讯号源于部分冰川崩塌，而这场崩塌引发了洪灾。

中国表示，泥石流从源头抵达边境口岸约花了7分钟。

当时在口岸的人，可能正前往友谊桥、在加特科拉等候，或准备前往中国一侧设施通关。

然而，每个人当时的确切位置目前未能确定。

而加特科拉本身远不只是等候区。波卡雷尔表示，当地有50至60栋房屋，以及酒店、本地商店和四个水力发电项目办公室。

这里也是来自加德满都巴士的终点站，同时是司机、助手、导游及货运工人在等待海关放行期间的据点。前往西藏的旅客常常从前一天起就在这里排队。

波卡雷尔说：“我有40至50位亲密朋友失踪了。”

波卡雷尔认为，当地伤亡人数可能远高于官方数字。他估计，可能有“2000至2500人”遭洪水波及。但这一数字仅为他的估算，尚未获得独立核实。

波卡雷尔表示，出入境关卡本身位于距离河面约100米高处。但在洪灾期间，洪水似乎涌得更高。他起初仍希望失踪同事已逃往数公里外的牧场地带。

对边境的一些印度朝圣者而言，那天早晨原本开始得相当平常。他们与家乡亲人进行视像通话，拍摄短片，在等待中国关卡开门时向家人展示山景。

苏迪普托·巴塔查里亚（Sudipto Bhattacharya）持续收到妻子苏布拉斯丽·查克拉博蒂（Subhrasree Chakraborty）的讯息。她当时正与一个60多人的团体同行。尼泊尔时间07:57，她传来护照上出境印章的照片——尼泊尔出境手续已完成。

六分钟后——即08:03——她又传来一则讯息：“我们正在等待进入中国。”之后讯息便中断了。

在中国移民设施内，还有一个与伊莎基金会（Isha Foundation）有关的77人朝圣团，正从冈仁波齐峰返回。他们与三名工作人员在洪水席卷当地后失去联络。

8月28日，一支由21人组成的中国救援队抵达吉隆。一名救援人员向路透社表示：“目之所及，除了废墟甚么也没有。”

这座口岸才刚从另一场重大洪灾中恢复。

2025年7月，洪水导致拉苏瓦加迪关闭近6个月。中国修建临时桥后，口岸于1月1日重新开放。

此后交通已恢复。中国边境部门表示，截至6月，已有超过10万人经吉隆通关；尼泊尔移民纪录则显示，截至7月中旬一年内，拉苏瓦加迪共有53,742人次出入境。由于两组数据采用不同统计期间和计算方式，因此难以直接比较。

在尼泊尔移民口岸记录中，印度人是最大旅客群体，其次为尼泊尔人和中国人。

吉隆也已成为连接尼泊尔与中国的主要动脉之一。

总部位于加德满都的南亚贸易、经济和环境观察组织（South Asia Watch on Trade, Economics and Environment）荣誉主席波什·拉杰·潘迪（Posh Raj Pandey）表示，拉苏瓦加迪与塔托帕尼（Tatopani；接西藏日喀则市聂拉木县樟木口岸）同为尼泊尔对华两大主要贸易口岸，约占尼泊尔与此北方邻国29.5亿美元（198.3亿元人民币；935.9亿元新台币）贸易额的三分之一。

每天约有60至70辆货车穿越峡谷，向加德满都运送电子产品、机械设备、车辆、水果、服装及其他货物。潘迪表示，该路线还承担约80%的尼泊尔自中国进口电动车运输。

该口岸关闭后，尼泊尔日益依赖塔托帕尼。然而《加德满都邮报》报导，由于尼泊尔一侧存在山泥倾泻风险，中方也暂时关闭了该口岸。

该口岸同时位于连接该地区与加德满都的拟建铁路线上，这是尼泊尔与中国发展跨喜马拉雅铁路网络计划的一部分。

潘迪说：“尼泊尔应发展替代性的对华贸易路线，并重新审视更广泛的发展策略，包括过度集中在同一河流系统沿线建设水力发电项目。”

“我们把所有鸡蛋都放在这篮子。我们需要发展另一个边境口岸。”

在边境另一侧，波卡雷尔仍不断想起那些如今失踪的同事，以及过去与他们的谈话。

去年的洪灾让拉苏瓦加迪关卡职员格外警觉风险。他说，夜里他们有时会“感受到震动”，于是走到外面查看河流状况。他们甚至曾讨论过，若再次发生洪灾，该如何向山上逃生。

“但我的朋友们没了这个机会。”

8月26日，尼泊尔发生泥石流，一段洪灾冲击西藏吉隆口岸的影片随后在网上广泛传播：片中的人起初一切如常，在口岸前走动，然后洪灾冲过口岸，几秒间将一切淹没。

截至8月31日，两国死亡人数增至950人、近4500人失踪——当中包括不少朝圣者。

吉隆口岸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中段，是中国和尼泊尔之间重要的陆路口岸，也是朝圣者通往冈仁波齐峰的重要关口。

位于西藏西部的冈仁波齐峰是唯一跨越四大宗教的共同圣山：印度教、藏传佛教、苯教和耆那教。在印度教眼中，冈仁波齐峰是湿婆神的居所；藏传佛教与耆那教信徒则奉其为圣地。每年有数以万计旅客经由尼泊尔前往朝圣，而8月更是朝圣者出发的旺季。

BBC印度语曾报导，目前至少有290名印度人失踪，许多都正在参加朝圣之旅。

这趟朝圣之旅在海拔超过4500公尺的地区进行，朝圣者要在氧气稀薄、严寒、崎岖地形的挑战下，完成52公里转山。

2020年，中印边界冲突升级，再加上新冠疫情影响，两国民航航线遭切断，冈仁波齐峰—玛旁雍错朝圣之旅亦因此中断，朝圣者接近六年无法出行。

一直到2025年，中印修复双边关系，恢复直航航班及放宽签证限制，朝圣之路才得以继续。

朝圣之路目前有数条官方指定路线，其中吉隆口岸是最经典和顺畅的陆路路线，也是最受印度和海外朝圣者欢迎的一条。它距离加德满都约130公里，是目前中尼两国运营配套最完善的陆路口岸。

朝圣者从尼泊尔加德满都出发，经过吉隆口岸后可沿国道前往萨嘎县、仲巴县，最后到达塔钦镇的转山起点。有旅游网站指出，从吉隆口岸进出的路线海拔逐步上升，有更多时间适应高原环境，而与其他官方路线相比，其边境口岸便捷、有完善支援，被形容为“最物超所值的选择”。

BBC印度语曾报导，一名失踪者的丈夫向BBC表示，自己太太参加了一行30人、由印度出发前往西藏的朝圣团。

灾害发生前，他一直与太太通话并以短讯保持联系，但到早上8点03分，太太告诉他，自己已办好尼泊尔入境手续、正等候进入西藏，之后便失去联络。

他认为，妻子可能在洪水来袭前就已经进入了中国境内，焦急地希望中国政府提供失踪、死亡和获救人员名单。“我们需要最新情况。”他说。

灾害发生四天后，即8月30日，中国公布261名失踪的外籍人员国籍。他们来自23个国家，其中104人是尼泊尔公民，还有49名印度公民、33名拉脱维亚公民、18名美国公民、15名英国公民等。

印度灵修导师贾吉·瓦苏德夫（Jaggi Vasudev）也在X发文，称洪灾发生时，自己领导的伊莎贝拉基金会组织，有77名朝圣者正在移民中心办理手续。

8月27日，现年91岁、目前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表示为洪灾遇难者祈祷，他期望能够采取措施“防止此类灾难不再发生”。8月30日，达赖喇嘛再于印度拉达克列城出席长寿法会，带领约2.5万名信众，为洪灾遇难者与受灾民众祈祷。

普莉雅·卡雷尔（Priya Kharel） 希望她身处隧道之中的兄弟仍然活着。

尽管听起来令人恐惧，但这意味着他可能在尼泊尔史上最致命的自然灾害之一中幸存下来。

米兰（Milan Kharel）是一名工程师，在靠近西藏边境的一个水力发电项目工作。自上周三（8月26日）喜马拉雅山区爆发冰冷洪水、泥浆与瓦砾洪流以来，他一直失联。

为了确认他是否幸存，普莉雅前往受灾严重的努瓦科特（Nuwakot）地区，搜寻医院并查阅死者名单。之后，她听到了来自幸存者的叙述，让她重新燃起希望。

“从水力发电工地回来的人说，隧道里还有人，”她告诉 BBC尼泊尔语（BBC News Nepali）。“所以仍有希望，如果军队能迅速到达他们身边，就能把他们救出来。”

和米兰一样，在喜马拉雅山区部分冰川崩塌后，数百名水力发电工人至今下落不明。冰川崩塌引发灾难性的山洪暴发，洪水冲入下方山谷。这一事件威力之强，最初甚至被记录为地震。

由洪水、瓦砾和泥浆组成的巨浪冲毁道路、桥梁和学校，泥流吞没村庄，并夺走整个家庭的生命。政府周一（31日）表示，已有超过900人死亡，另有3,925人仍然失踪。

这场灾难也重创了这个国家蓬勃发展的水力发电产业核心。

自周六（29日）以来，救援工作集中于从十多个受洪水损毁或摧毁的水力发电项目中救出工人。由于洪水涌入这些设施庞大的隧道网络，数百名工人受困地下。

“我们就在隧道口。我们正举起手来，”与米兰同一项目的一名工人在他与三名同事于上周四（27日）获救前，向尼泊尔“Hello Government”求助热线表示。

灾害管理机构发言人尚蒂·马哈特（Shanti Mahat）表示，截至周日（30日），约279名工人已自行逃出或被救出。

然而，要接触那些仍然受困的人却更加困难。

推土机与挖掘机正努力清除崎岖山区地形中的厚重泥浆和瓦砾。一旦打通进入路线，救援队可能还必须炸开部分岩石和厚重的隧道墙体，才能抵达幸存者所在位置。

在“特里苏里3A”（Trishuli 3(A)）项目中，尼泊尔军队已在其中一条隧道钻出一个小孔以输送空气。当地媒体报导指出，救援人员也已向据信受困其中约30人运送食物。

普莉雅的兄弟米兰可能是数百名仍受困于“上特里苏里1”（Upper Trishuli-1）水力发电项目隧道中的工人之一。政府表示，这些工人至今仍被困在这条隧道内。该隧道全长约10公里（6.2英里）。

受困者与外界完全失去联系，据信能取得的食物和饮用水有限。但项目联络官吉里·阿迪卡里（Giri Adhikari）表示，仍有理由保持乐观。

“氧气应该仍然能到达他们那里，”他告诉 BBC尼泊尔语。

“据信里面的人仍然活着。”

能源部发言人莫汉·沙迦（Mohan Shakya）表示，在该工地另有176人失踪，这些人当时并未在隧道内工作。

该项目的许多工人来自其他国家，包括韩国（南韩）、印度和中国。

近年来，尼泊尔迅速推动水力发电发展，试图利用其陡峭地形、湍急河流以及丰富水资源来生产再生能源。

其长期目标不仅是满足国内需求，也希望出口电力，主要出口至邻国印度。

但支撑这一雄心的风险，如今已显露无遗。

对于受困山体之下的工人而言，每过一天，生还机率都在下降。

临时停尸间已不堪负荷。由于数百具遗体仍等待辨识，当局已开始将严重毁损的遗骸集中埋葬于集体墓地。

警方表示，正在采集DNA样本，以协助家属未来辨识亲人身分。

官员也承诺，将记录每一次埋葬状况，在可能情况下进行验尸，并以独特序号标记每一处埋葬地点。

另一位等待消息的人是阿努希拉·班达里（Anushila Bhandari）。

她仍抱持希望，相信丈夫奥鲁斯·班达里（Aurus Bhandari）还活着。

这名土木工程师尽管家人担心工作风险，仍在“上特里苏里1”工作了七年。

阿努希拉表示，他热爱自己的工作，并常对家人说：“每一份工作都有风险。”

上周三早晨，当洪水向下游奔涌时，奥鲁斯曾打电话给妻子，提醒她灾难即将来临。

“注意安全，”他对她说。

自那之后，她再也没有收到他的消息。

如此冲击影片实在难以忽视：一股洪流冲过吉隆口岸，这个尼泊尔与西藏之间的主要边境口岸之一，所到之处尽被冲毁，数百人为了逃命而奔逃。

这些由闭路电视拍下的画面迅速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并登上世界各地的萤幕。

除了中国本身。

迄今为止，中国官方主导的国家级新闻联播只播出了一张定格画面。

在中国受到严格审查的网际网路上，也很难找到完整影片，尽管有关这场灾难的不同面向曾在网上被讨论。

但更难找到的是生还者亲身讲述这场山洪暴发的经历。自星期三（8月26日）以来，这场灾害已夺去数百人的生命，另有同样数量的人仍然下落不明。

北京已展开大规模救援行动，数百名应急救援人员参与其中，行动仍在持续。国家主席习近平亦主持紧急会议，与官员协调救援工作。

但当你把中国互联网上的内容，与过去几天世界大部分地区在网上看到的画面相比，中国的防火长城便显得前所未有地清晰。

西藏自1950年代被北京控制以来，长期抗拒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多年来，中国镇压抗议活动，有时甚至采取暴力手段，并被指在这个佛教地区犯下严重人权侵犯行为。中国则将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标签为分裂主义者。

这段历史意味着，“西藏”这个名称本身就会引起中国审查机器的注意。北京对此议题的敏感性，在这类时刻尤其明显。

官方每天更新失踪与死亡人数，北京亦持续发布救援进展，以及一个有溃决风险的堰塞湖所带来的危险。

星期六（29日），中国官方媒体发布的新画面显示，救援队伍在一片泥泞与乱石遍布的荒地中穿行，呼喊任何可能受困的人。

但除此之外，几乎没有更多细节。没有来自西藏生还者的叙述，也几乎没有用户自行拍摄的影片记录致命时刻或其后果。

我们至今仍未听到失踪者焦急家属的声音。在平常时期，要联络当地民众已近乎不可能。

作为一名曾报导朝鲜（北韩）的记者，对我来说，联络平壤的受访者往往比联络西藏首府拉萨的受访者更容易。

星期四（27日）晚上，当全球媒体头条聚焦于喜马拉雅山谷中的巨大灾情时，官方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却以《习近平文化文选》的出版作为头条，书中收录了他“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

外国记者若无政府许可，无法前往西藏。我们只有短短数小时尽可能搜集这类重大新闻的资讯，因为影片很快就会被删除，而声音也会遭到压制。

因此，我们只能依赖官方媒体，而官方媒体迄今主要聚焦于看上去惊险的救援行动。

专业搜救队攀越高山与峭壁，或穿越湍急河流，试图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我们仍不知道之后发生了甚么，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救出了哪些人。

这并不是说北京对此漠不关心。恰恰相反，他们非常关心。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迅速赶赴灾区，视察清理瓦砾工作。对于一场重大灾难后由中国第二号领导人如此迅速到访，实属罕见。

外界眼中看似低调的回应，其原因在于维护习近平最看重的一件事：稳定。

中共担心，这场灾难可能引发民众不满，不论是不满当局的应对，还是不满未能事先预防灾害的缺乏远见。

当局亦可能担心，这样的悲剧有可能成为凝聚民众的因素，尤其是在一个长久以来以宗教信仰为核心的社群之中。

虽然当地已很久没有出现抗议活动，但海外藏人团体对中国日益加强控制表示忧虑。例如，他们批评新的教育法规旨在削弱寺院及佛教信仰的作用。

灾难发生后仅数小时，共产党体系便开始动员基层力量，以遏制任何对当局处理山泥倾泻方式的不满情绪。

当地党委发布通知，要求党员挺身而出，参与所在地区的救灾工作，并向受灾居民提供情绪引导或心理支持。

通知中的关键一句要求他们“全力维护好社会秩序，确保灾区社会安定、人心稳定”。表现优异者将获得奖励，而表现不佳者则会被“严肃追究责任”。

这项警告不容小觑。人权活动人士指出，当地藏人若与记者交谈，或在网上发布任何被视为有违官方叙事的内容，都可能遭到拘留或逮捕。

这也让境外藏人难以得知亲属究竟遭遇了甚么。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在赞扬当地第一线救援人员工作的同时表示，北京一直在社交媒体上删除影片及其他第一手资讯。该组织呼吁中国当局“公开完整且可核实的损失与伤亡资讯”。

为了了解藏人的生活状况，BBC去年曾前往一座位于喜马拉雅高原边缘的城镇，位置就在中国所称的西藏自治区之外。

在那里，我们采访了位于阿坝的格尔登寺僧侣。这座寺院曾是反抗北京统治运动的核心之一。

一名僧侣告诉我们：“我们藏人被剥夺了基本人权。”

他们表示，自己长期生活在严密监控之下，并指称中国政府压迫和迫害藏人。由于我们不能被发现与任何人长时间交谈，因此这些对话都十分短暂。

北京否认侵犯藏人人权，并指出已向当地投入大量资金，以推动旅游业发展，并使该地区与全国其他地方更加融合。

尽管如此，中国民众目前仍不会对西藏正在发生的事情了解太多。

本文原以英文撰写，我们使用了人工智能协助翻译，并由BBC记者在发布前进行审核。了解更多关于我们如何使用人工智能的资讯。

快时尚巨头Shein历经漫长上市之路后，于周二（9月1日）在香港挂牌上市，其备受期待的股票市场首秀中，股价下跌近8%。

此前，Shein曾尝试赴美国及英国上市，但均未成功，原因包括外界对其劳工待遇及环境影响等问题的担忧。

Shein曾被估值接近1,000亿美元（6,720亿元人民币；3.17兆元新台币），如今市值约仅为当时的四分之一。该公司同时面临激烈竞争及贸易紧张等其他挑战。

由于能够透过中国庞大的工厂网络，以极低价格迅速供应最新流行服饰，Shein获得巨大人气，尤其受到年轻族群欢迎。

在上市庆祝仪式上，首席财务官桂镭（Leigh Gui）表示，公司以大量小额订单和快速支付选项为核心的商业模式，如今已覆盖全球约160个市场。

他表示：“让全球消费者享受时尚之声。”

周一（8月31日），Shein将发行价定为每股48.56港元，透过此次上市募集136亿港元（17.4亿美元；116.6亿元人民币；549.6亿元新台币）。

这使公司股票市值达到263亿美元。

周二上午早盘交易期间，Shein股价报每股44.8港元。

投资银行盛宝（Saxo）首席投资策略师查鲁·查纳纳（Charu Chanana）表示，上市首日表现疲弱，显示市场并不相信Shein的成长能够实现“复苏”。

Shein在上市前提交的文件中表示，截至2026年3月底止年度，公司拥有超过2.73亿名活跃客户，共下达超过10亿笔订单。

查纳纳表示，该公司现在面临更高的贸易成本、更严格的监管审查以及更激烈的竞争，同时投资人愈来愈青睐科技公司。

她补充说，对消费者而言，这显示Shein的低价策略“越来越难以维持”，可能导致价格上涨。

快时尚产业的风向标

此次上市是香港今年迄今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被视为测试投资人对快时尚产业兴趣的重要指标。

GlobalData 时尚产业分析师露意丝·德格利斯—法夫尔（Louise Deglise-Favre）表示，Shein 是少数可单独依其自身表现进行评估的“独立”电商企业。

竞争对手 Asos 和 Boohoo 近年来股价遭受重创，因其同样面对监管审查及激烈竞争。

德格利斯—法夫尔表示：“投资人已经学会保持怀疑态度。”而永续性与道德争议则使Shein的上市变得更加复杂。

Shein于2008年创立于中国，目前总部设于新加坡。

该公司漫长的上市历程凸显了具有全球扩张企图的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压力与监管审查。

Shein一度有望成为中国企业史上规模最大的股票市场首秀之一，目标直指华尔街。

在新冠疫情期间，由于民众困在家中转向网购，其业务快速成长。

消费者在网路上分享自己试穿大量Shein服饰的影片，这股被称为“Shein Hauls”的风潮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网路曝光度。

若能在美国这个Shein最大的市场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其全球知名度，并取得西方资本市场资金。

然而，Shein面临美国国会议员反对，原因是外界忧虑其工厂涉及强迫劳动。对此，公司表示对强迫劳动采取“零容忍政策”。

该公司也被指控抄袭其他设计师的创意。Shein表示，“严肃看待所有侵权指控”，并尊重所有设计师的权利。

Shein亦曾研究在伦敦进行股票市场首秀的可能性，但同样遭遇阻力。

BBC已联络Shein寻求进一步评论。

“唯一现实可行的道路”

2025年，Shein将注意力转向香港，而中国当局于今年7月批准了这项安排。

中国市场研究公司超赞（ChoZan）创办人艾熙丽（Ashley Dudarenok）表示：“Shein已经找不到愿意接纳它的市场。”

她补充说，公司在申请IPO前将总部迁往新加坡，试图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像中国公司”，但始终未能在海外获得政治支持，也未能得到北京方面的保证。

德格利斯—法夫尔表示：“对于愈来愈被排除在西方交易所以外的中国企业而言，香港正迅速成为进入资本市场唯一现实可行的道路。”

这项举措也恰逢一向低调的创办人许仰天于2月一场重要商业论坛上罕见公开露面。

许仰天在广东登台演讲。广东是中国众多制衣工厂所在地。

他重申公司与北京的关系。

他承诺投资中国服装产业，并表示中国给予的“滋养”与Shein的成功“密不可分”。

逆风仍在前方

贸易紧张与监管疑虑意味着，Shein如今所面对的环境与其最初探索IPO时已大不相同。

今年7月，公司报告单季亏损9,900万美元。此前，美国取消小额包裹进口关税豁免，导致其销售增长放缓。

这项被称为“最低免税额规则”（de minimis rule）的制度，曾协助Shein及竞争对手Temu迅速成长，因为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包裹可免缴进口关税进入美国。

同样地，欧盟也对低价值进口商品征收3欧元（3.50美元；23.32元人民币；110.19元新台币）税项。

Shein表示，伊朗战争也打击需求、提高成本，并造成部分市场的物流延误。

其竞争对手同样面临压力。今年8月，Temu母公司拼多多（PDD）公布的季度营收低于市场预期。

Shein亦因其商业运作方式而受到美国及欧洲监管机构调查。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部分分析师仍认为Shein具备强劲发展潜力。

德格利斯—法夫尔表示，投资人将密切观察公司能否应对这些问题，例如将物流体系逐步移出中国，以避免支付美国与欧盟的进口费用。

她补充说，公司估值下跌显示出“真实的恶化”，但仍拥有“强大的供应链”及全球市场覆盖能力。

杜达列诺克表示，消费者仍在购买该公司的商品，但成本压力已对其业务造成影响，也显示其商业模式已无法像过去那样创造利润。

她补充说，作为一家上市公司，Shein将需要“证明在监管更严格、关税更高，以及获取客户成本更加昂贵的世界里，其利润率仍然行得通”。

凌伊莲（Elaine Ling；音译）的时间主要在纽约和加州之间分配，但无论她在哪里需要来杯咖啡时，她都不会去星巴克。

她去那里只买冷饮。

她喝的“真正的咖啡”都是从当地咖啡馆买的。

“我不太喜欢去星巴克（Starbucks）喝咖啡。我觉得他们的咖啡太甜了，”这位21岁的女子告诉BBC。

“如果要我去星巴克，我更喜欢喝清爽型的饮品。”

星巴克虽然50多年前以咖啡店起家，但该公司表示，如今每售出四杯饮品中就有三杯是冷饮。

例如冰镇水果饮料、蛋白奶昔以及所谓的“脏苏打”（dirty sodas）——一种由泡沫、糖浆和果汁混合而成的饮品。

伊莲的喜好也得到了美国各地年轻顾客的认同。

Z世代（Gen Z）消费者——1997年至2012年出生的人——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可以自行订制的冷饮，而非传统咖啡。

对此，欧睿国际（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全球热饮洞察经理特列斯登·霍夫尔（Tristan Höver）解释，年轻消费者越来越将饮品视为可根据特定时刻或需求客制化的饮品。

“客制化让他们觉得自己能够掌控一切，”他告诉BBC。

他强调，Z世代对价格比较敏感，但如果饮料给人感觉很特别、容量更大或功能更强大，他们也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

他表示，对于冷饮来说，容量、层次感和视觉吸引力有助于证明其较高价格的合理性。

IHL集团分析师杰瑞·谢尔顿（Jerry Sheldon）认为，这些习惯是更大文化转变的一部分。

“冷饮也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他说。

他告诉BBC，这和服装或发色一样，是展现身分认同的另一种途径。

不过，美国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市场营销学教授凯利·戈德史密斯（Prof Kelly Goldsmith）表示，消费者“并非为杯子里的东西买单，而是为杯子上的东西买单”。

她将星巴克比作路易威登等品牌生产的平价奢侈手提包。她解释，正是这种形象帮助星巴克多年来维持了溢价。

此外，社群媒体也发挥了作用。

星巴克的独角兽星冰乐（Unicorn Frappuccino）在TikTok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并且只在今年8月供应了三天。

据数据分析公司 Placer.ai 分析，这款浓稠、色彩鲜豔的混合饮料，其中有粉红色、蓝色和紫色的漩涡，上面还覆盖着鲜奶油和酥脆的配料，在短暂的上市期间，使星巴克的客流量增加了44%。

其他连锁店也在试图抓住这一趋势。

唐恩都乐（Dunkin' Donuts）正在尝试推出富含蛋白质的饮品和可客制化的冷饮，最近还与凯莉·詹娜（Kylie Jenner）等名人合作，推广限时饮品。

TikTok 美食饮品部落客娜塔丽·鲁迪格（Natalie Ludwig）拥有超过50万粉丝，她品尝了 Dunkin' 的冷饮。

她表示，与詹娜的合作活动是该连锁店试图吸引年轻受众的一个例子。她补充解释，若推广活动成功，“也许这些年轻受众就会留下来”。

此外，麦当劳（McDonald's）、Chick-fil-A 和 Taco Bell 等快餐连锁店推出了以水果为基础的所谓“清爽饮品”和类似咖啡的饮品，以及其他针对同一目标受众的不含咖啡因冷饮。

不过，英国的数据表明，这种趋势并非美国独有。

根据 Numerator 旗下 Worldpanel 的消费者洞察总监伊莎贝尔·里夫（Isabella Reeve）向BBC说明，25岁以下的购物者外出时购买的冷饮比热饮多。

超过60%的顾客购买的饮料是冷饮，而55岁及以上的顾客中只有 30% 购买的是冷饮。

她表示，冷饮并非只是夏季的专属饮品。超过70%的人一年四季都会购买冷饮，而超过80%的人在夏季会购买。

加拿大圭尔夫大学（University of Guelph；贵湖大学）研究消费者选择的行销学教授蒂尔塔·达尔（Prof Tirtha Dhar）则分析，冷饮已成为星巴克获利的“甜蜜点”。

透过泡沫、口味和蛋白质实现的“无限个人化”对连锁店来说“几乎是纯利润”。

事实上，冷饮也帮助星巴克在经历了一段销售低迷期后重振旗鼓，该品类占其美国饮料销售额的70%以上。这一转变已成为其扭亏为盈战略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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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足球名将梅西（Lionel Messi；美斯）宣布退出国际足坛，他形容这个决定让他“感到痛苦”，但“时候到了”。

39岁的梅西曾带领阿根廷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夺冠，他代表国家队出场207次，攻入125球，是阿根廷史上进球最多及出场次数最多的球员。

梅西在声明中表示，他已经为国家队付出一切，但现在“已经没什么可以再付出了”。

他又说：“时间所剩不多了，一个个篇章终将走到尽头，而这是其中一个让我深感痛苦的篇章。”

“我爱、曾经爱，也将永远热爱成为国家队的一员。”

“我已经竭尽所能，已经没什么可以再付出了。此外，身后还有一些非常出色的年轻球员正在崭露头角，他们值得拥有自己的机会。”

8月稍早，梅西表示其父亲豪尔赫（Jorge）因长期患病去世、终年68岁，他在父亲离世后正在考虑自己在足球界的未来。

这位八届金球奖得主表示，他在7月21日——即阿根廷在今夏世界杯决赛不敌西班牙两天后——写下了退役感言。

他周一（8月31日）在Instagram上补充说：“今天，经历了我爸爸的事情后，我比以前更加确定了。”

他的职业生涯将继续留在球会层面，效力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MLS）球队国际迈阿密（Inter Miami），合约至2028年赛季结束。

梅西于2005年首次代表阿根廷上阵，在对匈牙利的一场友谊赛中，于第63分钟替补上场，最终阿根廷以2比1获胜。然而，他在上阵不到一分钟后，就因挥动手臂、手肘撞到右闸万萨克（Vilmos Vanczak），而被直接罚红牌离场。

尽管在国际赛场上开局不顺，梅西其后成为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并与阿根廷赢得世界杯及两座美洲国家杯冠军。

他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高进球纪录保持者，攻入21球，仅次于法国的姆巴佩（Kylian Mbappe；麦巴比，22球）；而在所有国际赛事入球数方面，他以125球排名第二，仅次于同辈兼宿敌、葡萄牙球星C罗（Cristiano Ronaldo；C朗拿度，146球）。

梅西曾在2016年首度宣布退出国家队，其后改变主意。

当时阿根廷在美洲杯决赛不敌智利，美斯在互射十二码（点球）阶段射失，令阿根廷九年内第四度在重要决赛中饮恨。

梅西在今夏世界杯攻入8球，并送出4次助攻。

他的世界杯生涯助攻数字增至12次，当中10次是在淘汰赛阶段送出——现时纪录上，未有其他球员在世界杯总助攻数上超过8次。

他在感言中向支持者致谢：“感谢你们过去20年来的所有爱。我会非常怀念在球场上听到你们打气的声音。”

“现在，我将成为你们的一份子，永远在场边为球队打气、支持。”

“我带着平静和自豪的心情离开，因为我和队友们一起，为大家带来了我们曾经只敢梦想的时刻。”

“能够与你们一起经历这一切，实在难以置信。我爱你们！”

分析：“运动员与时间的竞赛，只有一个胜者”

南美洲足球作家提姆·维克里（Tim Vickery），接受BBC第五电台体育频道（BBC Radio 5 Live Sport）访问

在运动员与时间的竞赛中，永远只有一个胜者。

梅西已经将这场“败仗”的日子推迟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我认为，也许有两件事让这一天稍微提早到来。

一件是他父亲最近离世，另一件则是世界杯决赛不敌西班牙——虽然比分只是0比1，但双方之间的实力差距实在太大、太大了。

你可以看到梅西环顾球场时，几乎像是在想：“我不认为自己还能再经历一次这样的事情。”

他为我们带来了多少美好回忆。这位小个子球员，已经陪伴了我21年半的人生——但总有一天要结束，而今天，就是那一天。

梅西有可能回到纽维尔旧生队（Newell's Old Boys）结束球员生涯吗？我认为这里有两个问题。

第一，是要把家人搬回罗萨里奥市（Rosario）。那里有点偏远，治安方面还有些暴力问题。没错，他的老朋友迪马利亚（Angel di Maria）已经在罗萨里奥中央队（Rosario Central）做到了，过程没遇上太大问题。但我认为，梅西会担心把家人再度带回那种“金鱼缸”式的生活。

第二，当地的足球水平未必足够吸引他。为了给自己的职业生涯一个浪漫的结尾，他可能只会短暂回去踢几场比赛。他过去曾多次谈到这件事。但我猜国际迈阿密（Inter Miami）可能就是他的终点。

谁知道呢？他会在自己觉得合适的时候退下来。如果他觉得撑不到2028年赛季结束，随时都可能提早收山。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国际迈阿密的球迷，才是真正幸运的人——他们将能见证这位小个子球员，最后的一点天才光芒。

台湾公共电视（公视）今年的政府捐助预算，经过数月审查后在立法院过关，但围绕公共媒体财源与独立性的争议并未落幕。

立法院于8月14日完成审议。文化部对公视编列了超过21亿元新台币（6630万美元；4.4亿人民币）的捐助预算，最终遭删减约2,185万元，另有2亿元遭冻结；国际传播平台TaiwanPlus的预算则遭删减2亿元。

此前，在野党曾提案删减并冻结逾10亿元，触发公视董监事会罕见地发表声明，警告删预算将重创公共媒体营运，波及影视产业与公民社会。公视制作人发起连署，超过15万人响应，包括柯佳嬿、连俞涵等多名艺人。

作为开播28年的公共媒体，为何台湾公视反复陷入预算争议？预算及董事会人事为何多次成为台湾朝野政党交锋的焦点？

公视的定位

回溯公视创立的历史，最初是在1980年代由时任行政院长提出，当时台湾仍处于戒严状态，只允许党政军背景的电视台制播节目。解严后，官方的主导角色淡化，学术和艺文界积极参与游说《公共电视法》立法，促成公视成立。

公视于1998年正式开台，经费主要由政府捐助，但依法独立于政府运作，是台湾主要的公共媒体机构之一。旗下电视频道包括公视主频、公视台语台、小公视、客家电视台，以及国际影音平台的Taiwan Plus，员工超过一千人。

在新闻领域方面，据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最新报告，台湾民众对新闻的整体信任度为25%，公视则为54%，居全台所有媒体之首。

公视也制作大量戏剧、纪录片及文化节目，包括儿童长寿节目《水果奶奶》，以及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人选之人》和《听海涌》等。

其中，2024年播出的《听海涌》，是台湾首次以二战台籍日本兵的经历改编的电视剧，引发社会讨论。当时有批评声音指该剧扭曲二战史观、丑化抗日英烈，在野党隔年提案删除公视的23亿预算时也提到该部作品“窜改历史”。文化界就质疑，政治干预公共媒体形同“复刻戒严”。

董事难产，为何成为预算争议？

公视承载了台湾社会对公共媒体的期待，但其董事人事及财源屡受政治牵动。今年的预算争议，就与董事会改选延宕直接相关。

公视董监事由行政院提名，再交由立法院各政党依比例推派的“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门槛是三分之二同意。

原董事会去年任期届满，但因国民党与民众党推派的审查委员未通过多数候选人，人数不足无法产生董事会。其后，部分审查委员不满文化部未先与在野党协商候选人名单而集体辞职，审查程序因此停摆，新任董事至今无法产生。现任董事会延任，以维持公视运作。

此前，文化部提名的董事名单包括客家籍作家高翊峰、原住民导演陈洁瑶、新住民纪录片导演阮金红，新闻传播方面有主播詹怡宜、台大新闻所教授林照真，以及音乐人黄韵玲、退役职棒球员彭政闵等。

在野党立委质疑，延任董事会缺乏正当性，并将董事会改选延宕列为删冻公视部分预算的理由之一。

公视董监事会、公视企业工会等则先后发表声明，强调董监事改选延宕的责任不在公视。公视依法无提名权，也不参与审查程序，却要承担预算遭删冻的后果。工会强调，过千名员工的工作权及节目内容产业链，可能因现金流中断而停摆。

“这次的僵局，是因为政党尝试影响董事人选。”曾任公视新闻部经理与董事的独立媒体人李志德向BBC中文指出，公视董事产生采两层结构：先由政党依比例推举专业审查委员，再由委员审查文化部提名的人选，原意是避免直接政治介入。

李志德当年是由国民党推荐提名为董事。他强调，公视法未规定董事人选需经政党协商，若将政党协商制度化，等同要求公视“退回比官方通讯社更受政治掌控的体制”，违背当初“党政军退出媒体”的立法精神。

媒体趋势研究者黄哲斌向BBC中文表示，“公共电视和政治纠缠很久”，过去十几年几乎没有一届董事能顺利卸任，时常因新任董事会难产而延任。“不管哪个政党执政，国会都会在人事或预算上提出挑战。不同政治力量常将人事审查权当成武器，公视董事的同意门槛又高，在朝野对立下更难运作。”

二十年的拉锯

这不是公视首次陷入预算争议。

公视总收入约九成来自政府相关的捐助与补助款（ 包含文化部与客委会等)，年度总预算规模约40亿至42亿元。

2025年，文化部提出对公视的23亿元政府捐助预算，国民党立委提案全数冻删，理由包括预算经费增加过快及部分戏剧节目“窜改历史”等。文化界两万多人联署，要求在野党“不要用意识形态毁掉文化产业” 。最终协商为删减2,300万元、冻结约5.7亿元。

更早之前，2007年民进党执政期间，立法院冻结公视政府捐赠款的一半、约4.5亿元，为期超过一年，并要求节目计画须经主管机关核可后才能动支，引发干预媒体独立的批评，民间发起“抢救公视、监督国会”游行。2009年国民党执政期间，国民党以国会多数通过修法，改变董事会结构，原董事长与新任董事爆发法律战，董事会运作陷入僵局，第四届董事延任近千日才完成改选。

公视研究发展部研究员程宗明向BBC中文表示，民主政治有不同意见，政治纷争是常态，但公视最大的危机在于财务，“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这样编列预算的”。

自2001年起，法律规定政府每年对公视的捐赠上限为9亿元，公视其后需申请各政府部会的专案补助，以弥补资金缺口。曾任公视新闻部经理的李志德说，这类补助案都有行政目的与绩效要求，多少会影响节目制播方向，因此公视长期希望争取提高预算补助。

直至2023年《公共电视法》修正，取消9亿元捐赠上限。修法后第一年，文化部编列公视捐赠预算有23亿；今年度预算则是21亿。

不过修法只松绑了“上限”，没有同步订出“下限”，也未随物价调整公式。

李志德形容，这相当于“拆掉天花板，却连地板也一并拆掉”，即政府可以多给，也可以“不想给就完全不给”。

程宗明指出，欧洲多数国家使用牌照费，向持有电视设备的家户征收费用；即使如此，费用调涨仍须经国会审查，但可能是几年一次，不像台湾的经费单一仰赖政府补助，且一年审查一次，“这样的干预性就比较高”。

台湾中正大学传播学系教授罗世宏也表示，公视每年的实际经费，仍取决于行政部门编列与立法院协商，只要公视的核心经费仍须逐年重新协商，类似的删冻攻防就会一再重演，“今年不是公视第一次陷入这种处境”。

他指出，问题不在于哪一届国会或哪一个党团删得比较多，而在于台湾至今没有建立一套兼顾经费稳定、民主监督与绩效问责的制度。

他建议公视建立“多年期资金协议”（multi-year funding settlement）的法定经费制度，预先确定一段期间内的经费基准、调整公式与例外条件，让年度预算依照既定法律框架编列，而不是每年从零开始议价，同时保留立法院、审计部门及社会的监督。

TaiwanPlus成为另一个争议点？

除了公视本身的10亿元预算争议，TaiwanPlus今年也成为立法院审查焦点。

TaiwanPlus是2021年蔡英文执政时成立的英语国际传播频道，最初由中央通讯社负责，2022年起改由公视承制，主要提供英语时事内容，并向海外观众介绍台湾。

蔡英文当时曾表示，TaiwanPlus配合台湾推动中的“2030双语国家政策”，同时在地缘政治紧张之际“传递属于台湾的观点，让世界听见我们的声音”。

TaiwanPlus最新年报显示，该平台的YouTube频道订阅人数超过16万，观众来源主要是美国、印度及菲律宾，成立四年以来累积逾4.1亿次观看。

该平台的效益一直引发争议。国民党立委罗智强曾批评，TaiwanPlus成立至今投入98亿元经费，但效益低落，若短期内无法有效改革，文化部应严肃思考是否让这场“灾难”继续。

学者罗世宏则认为，TaiwanPlus的定位与成效固然可接受检验，但政策评估与年度预算删冻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工具，“预算杯葛容易让机构沦为单一年度的政治筹码”。

他指出，立法院并未建立完整绩效评估，也没有替代方案，却近乎全数删除补助，效果更接近“以预算决定机构存废”，而非负责任地调整政策。

全球公共媒体的压力

放眼国际，台湾公视的处境并非孤例。

黄哲斌观察，全球公共媒体近年承受的压力，多来自政治极化，当朝野对抗激化时，受到政府资源或法令特许的公共媒体，就会成为政党博弈目标。

除此之外，“资讯个⼈化”也影响了公共媒体的价值。黄哲斌表示，资讯个人化与注意力经济，稀释了公共媒体的社会角色。当注意⼒碎⽚化、数位讯息供过于求，传统公共媒体的触及率随之下降，也让政治人物更容易以“跟不上时代”为由，质疑其存在必要，公共媒体的“公众服务性格”也会被低估。

黄哲斌对BBC中文指出，美国特朗普政府上任后，主张以纳税人的钱补贴媒体“荒谬且过时”，推动国会删减预算，让“公共广播公司”（CPB）的核心资金全面中止。这家营运近60年、资助NPR、PBS及全美逾1,500家地方公共电台的机构，在2026年1月由董事会投票解散。

南韩的压力则来自政府政策的直接介入。黄哲斌解释，前总统尹锡悦任内，下令将公共媒体收视费从电费帐单中分离、个别征收，收费率从九成以上骤降至约八成，KBS财源明显受挫。

中东欧方面，程宗明说匈牙利执政党修法，将公共媒体的董事会与监理机构全数纳入行政体系，使公共媒体成为执政者的传播工具。波兰公共电视台TVP，也曾在执政党修法下被改造为“国家电视台”，直到政党轮替后才逐步恢复独立。

但也有正面的例子。黄哲斌举例，瑞士曾有极右派政党提案，要将家户收视费砍半，最终交付公投，遭多数选民否决。澳洲曾在保守党执政期间删减公共广播预算，政党轮替后，新政府不仅恢复预算，还修法将逐年审查制，改为五年一次的资助协议。

黄哲斌认为，相较于商业媒体，民众对于公共媒体的信任度仍较高，这也是为什么声援台湾公视的连署数天内突破15万人。“公共媒体的社会功能与信任属性并未消失，各国支持公共媒体的民意仍是主流。”

直到几年前，英语仍是塔吉克（Tajikistan；塔吉克斯坦）年轻人最重要的外语。随着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扩大，中文已逐渐成为塔吉克年轻一代更具吸引力的选择。

根据官方统计，数以千计的塔吉克学生在中国的大学就读，另有数百人在塔吉克境内的教育机构学习汉语。

就业前景的保障

许多塔吉克年轻人认为，懂中文是自己职业前景和未来生活的保障。

36岁的易卜拉欣江·杜斯塔利扎达（Ebrahimjon Dostalizoda）是一名中文翻译。14年前，他开始自学中文。当时，他在塔吉克北部的一间土壤分析实验室工作。该实验室开始与一家中国道路桥梁建设公司合作后，他决定学习中文。

杜斯塔利扎达说：“工作上的需要促使我学习中文。学会这门语言后，我的生活条件改善了。我得以前往中国多个城市，拓展自己的视野。如今，我努力利用这些经验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并帮助国家发展。”

除了在一家中国公司担任本职工作外，他也致力推广中国语言与文学。他的其中一项工作是翻译35位中国诗人的作品。诗集《友谊之树的35片叶子》已出版，并于近日在塔吉克作家联盟举行新书发表会。这位塔吉克青年认为，这项宝贵的文学成就得益于自己掌握中文。

中文在塔吉克年轻人中的受欢迎程度

如今，与10至15年前相比，塔吉克已提供更多学习中文的机会与资源。社交媒体也透过制作各类教学内容，让接触中文变得更加容易。除了全国数十个外语培训中心外，中文近年已成为塔吉克青少年和年轻人最受欢迎的外语之一。

阿奈伊兹·优素福别科娃（Anayiz Yusufbekova）在杜尚别的“Nexus Chinese”中心学习中文已有一年。她用中文对我说：“我非常喜欢中文，因此打算到中国继续学习。”

在这间位教育中心里，不同年龄层的人都在学习中文。为提升学员的口语能力，中心还聘请了中国教师。我请其中一位老师聆听阿奈伊兹用中文说话的影片，并请她发表意见。在听完这名学员的发言后，她形容其中文水平“非常好”。

如今，包括阿奈伊兹·优素福别科娃在内的塔吉克年轻人认为，熟练掌握这门语言将为他们带来更多就业机会；有助于进入更广阔的劳动市场，并为未来开拓更光明的职业前景。

扎伊尔·萨利莫夫（Zoir Salimov）是杜尚别“Nexus”中文教育中心主任。该中心于三年前开始营运。他表示，塔吉克青年和青少年对中文兴趣日益增加并非毫无原因。

他解释说：“学习中文能创造多元的就业机会，从在塔吉克营运的中国企业工作，到教授中文，或是在中国就业。此外，掌握这门语言也有助于与中国企业开展商业合作，以及从事商品进出口领域的工作。”

政府重视外语教育

近日，塔吉克共和国教育与科学部长拉希姆·萨义德佐达（Rahim Saidzod）在杜尚别会见中国新任大使郭志军时表示，目前有6000名塔吉克青年在中国留学。

塔吉克有13所大学向学生教授中文，而塔吉克斯坦民族大学孔子学院在15年的运作期间，也已培训数以千计的学生。

目前正值新学年开始前夕，在杜尚别的中国大使馆外，可以看到数十名塔吉克年轻人排队申请学生签证及提交文件。与此同时，有报导指出，约40名中国教师正在塔吉克的大学及教育机构教授中文。

塔吉克总统埃莫马利·拉赫蒙（Emomali Rakhmon）在5月份最近一次访华期间会见塔吉克留学生时强调，学习外语对他们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这一表态无疑进一步鼓励了塔吉克年轻人学习语言。

阿卜杜勒萨马德·伊尔哈姆（Abdulsamad Ilham）最近决定学习中文，因为他相信：“学习中文的年轻人不仅能在塔吉克工作，也能在国外的知名企业，尤其是商业公司任职。他们可以成为翻译，并在医疗和科技领域发展，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平。”

中国：塔吉克的邻国及最重要的战略伙伴

中国是塔吉克的邻国，也是该国最重要的经济、贸易和战略伙伴之一。2014年至2024年间，中国向塔吉克经济投资约40亿美元（269亿元人民币；1269亿元新台币）。目前，超过700家中国资本企业在塔吉克营运。这些现实因素也促使越来越多塔吉克年轻人对学习中文产生兴趣。

中国同时也是塔吉克最大的外国债权国。根据官方统计，截至2026年初，塔吉克对中国的债务超过7亿美元，约占该国外债总额的四分之一。同期，塔吉克外债总额估计约为30.3亿美元。

这些数据显示，中国在塔吉克的经济影响力不仅限于投资和贸易，也影响了就业市场，甚至影响年轻一代的教育选择。相较以往，这一代人更倾向将学习中文视为获得更好就业和升学机会的一条途径。

西方官员认为，尽管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普丁）对英国和其他盟友支持乌克兰的言论日益敌对，但他仍希望避免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北约组织）发生直接军事对抗。

一些报导指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上周访问了莫斯科，部分原因是警告普京不要对这欧洲—大西洋军事联盟的成员国发动可能的攻击。

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西方官员向BBC表示，莫斯科最近发出的警告，包括英国军队未来可能成为攻击目标或其武器工厂可能遭到攻击，都“不是新鲜事”。

他们认为，这些做法符合俄罗斯向西方施压的军事理论。

官员们告诉BBC，这种敌对言论也反映出普京在国内面临的日益增长的压力。

因为，乌克兰局势进展缓慢且代价高昂，再加上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纵深发动的远程打击的影响。

普京及其官员一再驳斥有关俄罗斯计划攻击北约国家的警告，称其为歇斯底里。

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 川普）似乎也相信这位俄罗斯领导人——本周他表示“他不会攻击北约领土”。

事实上，在 2022 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前不久，普京曾公开保证他无意攻击俄罗斯的邻国——尽管美国情报显示，这类准备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然而，西方高级官员上周五（8月28日）表示，俄罗斯可能会继续采取“混合行动”（hybrid activity），即在不采取直接军事行动的情况下，使用网路攻击、破坏甚至暗杀等手段。

他们指出，莫斯科此举旨在瓦解西方对乌克兰的决心和支持。

一位西方官员向BBC强调，俄罗斯的这项战略有风险，可能导致误判，进而引发军事冲突。

俄罗斯被怀疑是近期北约多国发生的一系列“无人机事件”的幕后黑手。

8月初，一架装载炸药的无人机降落在德国莱比锡机场（Leipzig Airport）的跑道上——该机场是向乌克兰运送军事装备的重要物流枢纽。

但目前尚无证据显示该事件与俄罗斯直接相关，莫斯科也否认参与其中。

此前，欧洲机场和军事基地上空出现了一系列无人机目击事件，这些事件从去年开始，也被怀疑是俄罗斯所为，但后者再次否认。

莱比锡机场事件发生后，法国安全部门负责人警告说：“我们必须考虑我国领土上发生更直接、更暴力的敌对行动的可能性。”

不过，一位西方官员向BBC强调，北约盟国应该保持冷静，但不能掉以轻心。

英国已明确表示，莫斯科近期的威胁不会动摇对乌克兰的支持。

一些西方官员也表示，今年乌克兰战争“升级”，莫斯科和基辅都加强了各自的远程打击行动。

他们指出，尽管俄国国内出现了一些日益增长的挫败感迹象，但普京并未改变其极端主义目标。

他们还称，俄罗斯的汽油短缺正在影响俄国人对战争的支持。这些官员认为普京面临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但并不会对其权力构成根本性的挑战。

此外，俄罗斯在顿巴斯东部地区仍在缓慢推进，但同时也遭受了惨重的伤亡。

官员表示，俄罗斯每月损失的士兵——包括阵亡和伤兵——比其招募的士兵多出6,000 人。

尽管如此，目前还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会诉诸大规模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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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经营了30年的餐厅正在走下坡。因此，贺漓洒暂停了自己的演艺事业，回到老家试一把。

多年来，贺漓洒（Lisa He）一直看着母亲 Sophie 倾注所有心力经营丽都（China Star），这是一家位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由家族经营的中餐馆。

漫长的工作日延伸至深夜，而端上桌的每一道菜，都承载着多年来的辛勤付出。

Sophie 几十年来一直奉献于这门生意，经常每星期工作七天。但经营家族餐厅并不容易，而要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也变得愈来愈困难。

随着时间过去，餐厅变得愈来愈冷清，进门的顾客愈来愈少，餐厅的未来也变得愈来愈不明朗。

贺漓洒解释说：“妈妈最后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但随着时间过去，情况变得愈来愈艰难⋯⋯她70岁了，身体已经非常疲惫。”

贺漓洒无法袖手旁观。怀着决心和干劲，她回到家里，帮助拯救家族生意。

那么，要如何扭转局面并挽救一家餐厅呢？

贺漓洒开始寻找让业务现代化的方法，包括检视菜单，引入数码系统。她也希望能更善用网上评论。

让情况出现转机的，是贺漓洒发布的一则帖文。一段她分享有关母亲餐厅的感人影片突然受到关注，而且不只是本地的关注。

这段影片迅速走红，吸引了大量新顾客，其中许多人都是透过社交媒体认识丽都。

情况开始改变了。

贺漓洒说：“第一段影片完全爆红了，这真的出乎意料。我在星期日晚上发布影片，到星期三时，餐厅已经座无虚席。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空间容纳涌进来的人。”

愈来愈多人认识这家餐厅。原本空着的桌子坐满了客人。

坚毅与持之以恒，是他们最好的配方。

Sophie 对贺漓洒感到无比自豪，她说：“我有一个好女儿。”

从现在开始，贺漓洒只希望母亲过得开心。

“我确实希望有一天能让妈妈退休，尽管她还想继续工作。我希望她偶尔也能享受餐厅以外的生活。”

本文改编自BBC国际部电台节目《食物链》（The Food Chain, BBC World Service Radio），点击这里收听英文点播或下载播客。

本文原以英文撰写，我们使用了人工智能协助翻译，并由BBC记者在发布前进行审核。了解更多关于我们如何使用人工智能的资讯。

8月23日在北京闭幕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一批外形高度接近真人的仿生机器人亮相：骨骼立体、皮肤柔软，甚至能做出人类的微表情。

与过去主要展示跳舞、行走等功能的人形机器人不同，这一批新产品把重点放在微表情、声音、触觉，以及与人工智慧（AI，人工智能）结合的情感互动上。

中国科技公司优必选在大会上提出，要让机器人实现从“像人”到“懂人”的跨越。从现场展示的机器人新品来看，这也正成为中国多家科技公司竞逐的新方向。

这些产品背后，瞄准的是中国近年来快速发展的一个市场：陪伴。

从AI聊天伙伴、电子宠物，到可以与人互动的实体机器人，“陪伴”看起来正从一种虚拟服务，变成可以被制造和销售的实体产品。

“陪伴”机器人，包含“性爱”场景

优必选今年6月推出今次参展的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产品，定位为“最像人类的机器人”。产品据报不以家务或工厂流水线为主要功能，而是主打家庭陪伴。

产品售价从11.98万人民币到99万人民币不等。公司称，在正式发布前，订单量就达到13361台，是去年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全年订单的10倍。

优必选并非唯一押注这个方向的中国公司。

位于中国深圳的初创公司Somnia梦伴希望开发具有亲密互动能力的机器人，甚至把“性爱”作为探索人机亲密互动的首个应用场景。

和此前的机器猫、机器狗等机器宠物相比，他们的产品希望呈现与人类无二的形象、灵动的骨骼结构、有温度的皮肤，以及有变化的声音。这些旨在适应性爱这个交互动作，并懂得“察言观色”、在此基础上学会取悦人类——如果实现，这将是一项重要突破。

创始人Xara对BBC中文表示，公司计划推出一台身高175厘米、体重20千克的人形机器人，预计2027年中交付。

Xara表示，之所以选择性爱，是因为这是一个高度复杂的人机互动场景，对于氛围营造、机器人本身设计以及动作要求都非常高。

技术的挑战在于，人类可以依靠生物本能与后天学习完成动作，但机器人则需要将这些行为拆解成可以感知、计算和执行的指令。

Xara以口交这一亲密互动为例，解释Somnia如何尝试让机器人完成更复杂的人类动作。公司为机器人的脸部加入32个可活动的“灵巧点”，以模拟人类微表情，并配合探测系统完成互动。

“灵巧点”是人形机器人实现精细动作的一种方式。今年6月，宇树科技发布的H2 Plus机器人即给手部配备了22个自由度，以提升触觉。

Xara的目标并不止于性爱，而是希望通过突破高复杂度的人机互动，让相关技术日后应用于厨房、车库等更多生活场景。

对他而言，这也是一种“陪伴”。

从AI虚拟聊天到实体世界

中国的“陪伴类经济”在疫情后逐渐发展，相关产品包括付费的就诊陪护、AI聊天服务、AI宠物、登山搭档等。

2019年，这一市场在中国仍处于起步阶段。国金证券发布研报称，估算中国“陪伴类经济”市场规模在2025年或达到400亿至500亿人民币。今年，多家中国媒体援引最新产业研报称此市场规模已达500亿人民币。

随着生成式AI快速发展，情感互动也成为AI产品的重要应用场景。中国市场已出现基于AI大模型的对话产品，例如乙女游戏《星野》和《筑梦岛》，让用户可以与虚拟角色对话。

如今，这种互动开始进入实体世界。

摩根士丹利今年5月发布研报，2026年中国录得41笔独立的人形机器人投资，较去年同期的16笔增加156%。此外，2026年初至报告发布时，全球人形机器人风险投资规模已超过2025年全年，其中中国市场贡献了约46%。

今年1月的美国消费电子展上，AI陪伴类企业成为参展者之一，其中包括多家中国初创公司。

2025年成立于中国的ZuzuZoos也参与了这次展会，主推一款挂件类陪伴机器人。它外形像毛绒玩偶，手掌大小，可以挂在包上，随时与用户对话，并能通过温控系统和动作对用户作出回应。

在接受BBC中文采访时，ZuzuZoos的创始人董晓楠将自己的手靠近玩偶，机器人立刻抱住她。

董晓楠解释，毛绒挂件本身有温控系统，让用户可以感受到类似被握住的触感。她将这种感受形容为被“接住”。

这种“被接住”的感受，折射出近年来对话型AI吸引用户的一个重要原因。多家中国媒体报道，“我会稳稳接住你”是AI常最常回应用户的一句话。即使不少网友知道这只是预设的互动模式，“被理解、被回应”的感受仍可能成为人们与AI建立情感连结的一部分。

“我觉得陪伴类机器人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可以和用户建立更稳定的连结、更持久，”董晓楠说。

现代人在机器人“陪伴”中寻找什么

董晓楠告诉BBC中文，她看好这个市场，是因为看到了现代人的表达欲和公共讨论空间的缺失。

“比如我们能看到中国人越来越少在微信朋友圈发内容，海外也一样，Instagram上去年用户发布的贴文较前一年就有显著下降，全球各个社交媒体都有这个趋势，互动率衰退，但是人的表达欲还在”，董晓楠说。

“陌生人社交现在退回了解决效率这个需求上，新生代的社交模式正在诞生中，我觉得陪伴类机器人就是这样产生的。”

科技伦理学者凯特·达林（Kate Darling）此前在BBC发文表示，机器人可以像猫狗宠物一样，成为人类陪伴的补充，帮助减轻孤独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长期研究人与科技之间的亲密关系。她在其著作《在一起孤独》中提出，机器人的陪伴功能被开发出来，是因为人害怕孤独的本性。

她指出，人希望自己被关注、被回应，但真实关系往往伴随冲突、责任和失望。机器人的出现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补充：他们随时在线，随时响应，不会拒绝，不会批评。

但她亦警告，这样的设计可能会降低人们处理真实关系的能力。

Xara告诉BBC中文，他把性爱作为公司首个产品，不仅是为了技术上的突破，也是为了尝试机器人如何满足专属于人类的高功能需求，即陪伴，而不仅仅是一个工具。

机器人越来越像人，监管能跟上吗

当机器人开始进入人的情感和亲密关系，监管问题也变得复杂起来。

今年7月，中国开始施行《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尝试规范提供情感陪伴、人格模拟等服务的AI产品。

这个由中国信息部、公安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五个部门联合发布的规定，不仅要求模型训练数据具有合法来源，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还在情感上进行了约束。

新规里禁止AI和机器人鼓励自杀、自残等损害用户身心健康的行为；禁止AI和机器人通过情感操纵的方式、诱导用户做出不合理的决策；也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包括虚拟伴侣、虚拟亲属等。

此外，这个规定还提出，如果系统识别到用户出现极端情绪、情感危机或重大财产损失风险时，平台还需要启动相应的应急处置。

面对一个新生且高速发展的产业，条例对中国的机器人和AI监管列出了一个梗概。但这些规定如何适用于快速发展的实体机器人，以及由谁负责监管，仍存在新的问题。

中国此前已有虚拟亲密关系聊天系统因涉及向未成年用户提供情色对话服务，被勒令整改。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薛澜此前对中国媒体表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速度远快于监管制度制定，而且AI涉及的问题十分多元，单一监管机构很难涵盖所有领域。

这个问题在AI机器人身上可能更加复杂。

和Somnia公司的对话中，Xara所描绘的前景是人机共生的画面，实际上，中国诸多人形机器人公司在开发上亦显示诸多这样的野心：要让机器人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舞台上翻花绳的玩具。

“我眼里的人机未来是在保障安全性的情况下，用户和机器人之间稳定互补的关系，他们不完全是人类的工具，而是人的意志的延伸寄托，”作为新生代机器人公司，Xara这样展望行业的未来。

但他也认可，这仍是一个新兴产业，“陪伴类机器人，这方面的监管还是不明确的。”

随着伊朗战争持续干扰全球其中一条最重要的航运通道霍尔木兹海峡（Strait of Hormuz，荷莫兹海峡），数千公里以外另一个战略咽喉也成为新的角力焦点，那就是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重要通道——巴拿马运河。

最新一轮交锋上周在联合国上演。美国警告，中国在巴拿马运河周边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可能威胁全球贸易和安全。

北京驳斥这项说法，指责华盛顿以此为藉口，企图扩大对运河的控制。

夹在两国之间的巴拿马则重申对运河拥有主权，并强调运河将永久保持中立。

巴拿马运河是甚么？它如何运作？

巴拿马运河是一条全长80公里的人工水道，横跨巴拿马地峡，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

船只毋须再绕道南美洲最南端的合恩角，大幅缩短航程和降低运输成本。

船只使用运河时，需要按照大小、船舶种类和货物等因素缴付通行费。埃及的苏彝士运河也采用类似的收费制度。

巴拿马运河利用一套船闸系统，把船只提升至高于海平面的加通湖，再在另一边海岸逐步降低至海平面。每艘船通过运河，都需要使用数以百万加仑计、来自加通湖和附近水库的淡水。

这种对淡水的依赖，令运河容易受到干旱影响。当水位下降，当局可以限制船只的最大吃水深度，迫使船舶减少载货量，也令整条航道的运输能力下降。

为何通过运河的船只增加？

全球最大国际航运协会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Bimco）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通过巴拿马运河的船只总数按年增加8%，平均每天有38艘，已接近运河的最大通行能力。

Bimco又指，伊朗战争爆发后五个星期内，通过巴拿马运河的船只数量按年急增16%。

霍尔木兹海峡承载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贸易。随着战事令船只通过这条航道变得更加困难，亚洲买家愈来愈多转向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供应商，采购原油和成品油。

这些货物有不少经巴拿马运河往返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大海域，令运河通行时段的需求增加。

船流激增也导致等候时间延长，预约通行时段的竞争更加激烈，优先通行的溢价更创下纪录。据报有营运商为了更快通过运河，在拍卖中支付数以百万美元计的费用。

北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政治学教授奥兰多·佩雷斯（Orlando J Pérez）说：“巴拿马不像霍尔木兹那样，是一个关乎运输量的咽喉。它所承载的东西性质不同，约占全球海运贸易5%，但美国接近40%的集装箱运输都经过这里。”

“霍尔木兹是能源咽喉，巴拿马则是一个主要经济体的供应链咽喉。两者都很重要。”

巴拿马运河还面对愈来愈大的环境限制。

加通湖水位仍低于历史平均水平，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因此对船只实施吃水限制，从2026年9月15日起，更将调整每日允许通行船舶数目，从36艘减至32艘。官员把这种情况与更广泛的气候变化所造成的降雨减少联系起来，当中包括厄尔尼诺现象（El Niño；圣婴现象）。

这些限制令人再次想起2023年的严重干旱。当时船舶通行数量受限，导致大量船只长时间轮候，供应链也受到干扰。

分析人士警告，如果水位进一步下降，运河通行量可能再次受限，对全球贸易造成更大压力。

巴拿马运河有甚么历史？

美国在20世纪初兴建巴拿马运河，其后一直控制运河及周边的巴拿马运河区，直至1977年在美国总统卡特（Jimmy Carter）任内谈判达成《托里霍斯-卡特条约》，订下把运河控制权移交巴拿马的时间表。

移交工作在1999年12月31日完成。

如今，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按照保障运河中立地位及国际航运通行权的条约，营运这条水道。

美国对中国有甚么忧虑？

这场争议的重点与其说是谁拥有运河，不如说是谁对它具有影响力。

数十年来，总部设于香港的长江和记实业透过旗下的巴拿马港口公司，按照与巴拿马政府签订的特许经营协议，营运位于运河太平洋和大西洋入口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

虽然长江和记和中国都没有参与巴拿马运河本身的营运，但美国官员愈来愈关注与中国有联系的企业在运河周边的存在，尤其是在港口、物流和交通基建方面。

今年较早时，巴拿马最高法院裁定，长江和记港口特许经营权所依据的法律框架违宪，令紧张局势进一步升温。

佩雷斯说：“华盛顿把与中国有联系的港口营运商，视为在这项美国曾经控制的战略资产附近建立的据点；北京的看法是，巴拿马身为一个小国正受到施压，被迫推翻一份合法合约。”

他补充说，运河的中立地位如今正受到考验。

不过，智利大学国际研究所荣誉教授豪尔赫·海涅（Jorge Heine）形容，这场争议“完全没有必要”，并指出长江和记参与巴拿马运河周边港口业务可追溯至1997年，也就是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前数个月。

“他们所做的只是管理集装箱及相关港口业务，”他说。“他们并不营运运河本身。”

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多次表示，中国在巴拿马的影响力已经过大，并提出美国可以重新控制巴拿马运河，但巴拿马强烈拒绝这项主张。

特朗普政府也指责北京采取报复行动，增加对悬挂巴拿马国旗船只在中国港口的检查。

中国如何回应？

今年4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形容有关指控“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指责华盛顿将港口问题“泛政治化、泛安全化”。

他反问：“谁长期霸占巴拿马运河、武装入侵巴拿马、肆意践踏巴拿马主权和尊严？谁在觊觎巴拿马运河、妄图将本应永久中立的国际航道变成自家水渠、蔑视地区国家主权？答案不言自明。”

北京表示，尊重巴拿马的主权和运河的中立地位。

去年8月，在联合国一场公开辩论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批评美国：“美国炮制谎言、无端攻击中国，无非是为其控制运河寻找借口。”

与此同时，巴拿马总统何塞·劳尔·穆利诺（José Raúl Mulino）强调，巴拿马对运河拥有主权，并形容运河的中立地位是应对个别和全球威胁“唯一且最佳的防御”。

甚么令争议升温？

中美两国围绕巴拿马运河的分歧，早在今次中东危机之前已经存在。外界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国投资、战略基建和地区影响力，而且这些忧虑不只涉及巴拿马，也遍及拉丁美洲。

分析人士把目前的争议形容为一种地缘政治“外溢效应”，也就是一个地区的冲突，加剧另一个地区的大国竞争。

海涅说：“由于中东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巴拿马承受的压力有所增加，中美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紧张关系也随之升温。”

佩雷斯也有相同看法。“无论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是红海，我们都一再看到类似的剧情上演，”他说。“围绕战略水道的争端，会变成更大规模地缘政治角力的舞台。”

而负责管理这些咽喉要道的中小型国家和地区，例如巴拿马、也门和海湾国家，往往要承受“大国争端所造成的代价，却几乎没有能力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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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在一份报告中称，超过40个国家透过将出口商品绕道经由面临较低美国进口关税的国家，协助中国规避美国关税。

星期四（8月13日）发表的报告点名的国家包括加拿大、印度、墨西哥、日本和南韩。白宫表示，这些国家协助中国规避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关税。

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表示，这已造成“美国就业机会流失及数十亿美元收入损失”。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BBC查询时表示，“贸易战没有赢家”，并指中国反对美国的关税措施，以及利用国家力量针对中国企业。

该发言人补充称，“任何涉及转运货物的单边行动或协议，都不应针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BBC已联络加拿大、印度、墨西哥、日本、南韩及报告中所列其他贸易伙伴的驻美国大使馆寻求回应。

这份报告发表前，美中之间已出现新一轮相互制裁；而距离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会晤也仅剩数星期。

根据白宫引用的政府及私营部门估算，价值300亿美元（2023亿元人民币；9599亿元新台币）至约3000亿美元的货物，已从关税较高的国家转移经由关税较低的国家运输。

这种做法被称为转运（transshipping），指货物在运往最终目的地途中，经由另一个国家转运的做法。

美国指控中国透过将货物运经关税较低的国家，“利用”这种做法。

白宫在报告中表示，中国利用第三国作为中转站，并重新包装货物以隐藏其真正来源，从而取得较低关税，形容此过程为“披着文件外衣的欺诈”。

白宫写道：“当今这场大规模转运骗局的变化，不仅在于这种现代走私形式的速度和规模，更在于中国如今藉以规避关税的全球影子转运网络，其广度、深度及复杂程度。”

报告补充，美国已部署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人工智慧）工具，以侦测转运活动。

预计这份报告将加剧双方之间的主要分歧，正值特朗普与习近平准备于9月在美国会晤之际。

尽管在2025年5月会谈后大部分关税措施暂停，但华盛顿与北京仍持续互相实施制裁，包括限制出口至美国的人形机械人，以及中国进一步收紧无人机出口限制。

2025年4月，特朗普宣布对数十个美国贸易伙伴征收大范围关税，基于他长期以来相信关税有助提振美国就业和经济。

其后，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这些制裁措施，但特朗普多次透过其他法律途径推出新关税，以延续其标志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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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今年5月访问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后，美中双方定调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图在竞争中寻找可控互动，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

然而，短短数月内，特朗普在全国电视演说中突然重提“中国干预美国大选”指控；美国随后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经济体加征新的301条款关税（中国税率达12.5%），立即引发北京强烈不满与反击。

这些举措背后，双方各自打着什么算盘？

多名接受BBC中文访问的学者认为，目前双方仍在“管理竞争”的框架内互相试探，真正的考验将是预计9月举行的特习会。

五月后的起伏：从“战略稳定”到相互试探

自五月来，美中互动似乎呈现“一边推进合作、一边施压”的双轨模式。

两国高层沟通并未中断。中国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卢比欧（Marco Rubio）在马尼拉举行约90分钟会谈，双方形容为“务实、积极、建设性”。王毅甚至称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此外，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访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访华等接触也密集展开。

与此同时，摩擦并未停止。

特朗普公开指控北京长期介入美国选举，中国外交部即刻反驳，并要求华府“停止无端抹黑”。

7月下旬，美国宣布新一轮301关税后，北京谴责有关措施为单边行为，但并未立即采取报复，而是重申自身立场与政策底线。

台湾议题同样持续牵动双边关系。

特习会后，美国暂缓一笔对台超过百亿美元的重要军售，台湾立法院在野党同时又一次封杀对美采购无人机预算。

上周，美国在臺协会（AIT）刊登一则消息，被认为是首度美官方公开台湾海巡署船舰与美国海岸防卫队船的合影，并称“支持台湾在海事执法交流等全球议题上做出实质贡献”。台湾政治评论者邹景雯称“这绝对是第一岛链区域的再一件大事。”

整体而言，5月会谈后，美中一方面维持高层沟通、经贸与执法合作有进展，另一方面就台湾、关税与南海问题仍不断有所过招甚至摩擦。

专家：双方仍在管理竞争

美国智库太平洋论坛（Pacific Forum）兼任研究员蓝若思（Elizabeth Larus）向BBC中文表示，特朗普向习近平发出了模稜两可的讯号。

她指出，一方面，美方对中国在乌克兰与伊朗战场上的军事支持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却愿意讨论向中国出售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

她还说，特朗普也没有明确回应中国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台湾周边与南海的挑战。

“如果美国将中国视为安全威胁，则需要采取更强硬的军事手段。”她说。

不过，美国布鲁斯金学位秦江南（Jonathan Czin）近日在《外交事务》撰文称，美中目前的状态，与其称为“稳定关系”，不如形容为“相互保证的干扰”（mutually assured disruption）。

他指出，特朗普将美国带回中东的泥沼当中，使得北京得以透过经济及军事等优势，好整以暇地面对分身乏术的华盛顿。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苏利文教授（Jonathan Sullivan）亦持相似看法。

他认为，特朗普在北京会谈时已处于相对弱势，“现在情况更糟了”。他指出，特朗普正在输掉一场战争，更糟的是美国根本无法从中东抽身。

“明显地，北京乐于看着特朗普尽全力加速美国的衰落，以及削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敌人正在犯错时，就别去打扰他。”

不过，新加坡独立国际关系评论员邓铭杰则提醒，不宜将局势简化为“美国分心、中国得利”。

他指出，中国经济正在放缓，北京并非单纯受益，而是以克制态度管理风险。

他还说，北京的回应并非被动，而是精准地告诉华盛顿红线所在，并选择在红线尚未被跨越时不升级，反映出其在制约下仍能以纪律管理关系的能力。

九月特习会将谈什么？

多名学者认为，若9月特习再次会晤，预计重点将是“管理竞争”，而非“解决问题”。

邓铭杰认为，习近平的优先事项是“争取时间”，包括延长休战、在对台军售上克制，以及在晶片议题上争取喘息空间。

“双方都宁愿握着最强的牌，而非打出去，因此才会出现休战与对话机制，而非真正解决。”他说。

蓝若思教授则预计，特朗普可能提出中国增加采购数十亿美元美国农产品（除2025年10月作出的购买大豆承诺外）、放宽对辉达（Nvidia 英伟达）高端晶片的限制、 人工智慧议题，以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行等议题。两人也可能讨论彼此加征高额贸易关税。

蓝若思还说，特朗普可能再次提到释放黎智英，以及中国在伊朗问题上的角色。

专家一致认为，台湾问题仍是美中关系的核心。只要特朗普不批准对台军售，不直接触碰台湾问题，关税或AI晶片的问题，都不会让习近平九月访美的计划生变。

“但特朗普需要一些东西，中国也想要得到些什么，例如美国公开表态反对台湾独立。”苏利文说。

对台湾来说，邓铭杰强调，美国对台军售案每多一个月未签署，台湾就多停滞一个月。他认为，更大的问题不是这笔军售案本身，而是它所立下的先例，台北需要有自己的战略应对。

苏利文则表示，美台战略利益仍高度重叠，目前尚未到需要恐慌的程度。

“现在也很难做更多推测，因为六周左右的时间，在‘特朗普时间单位’里简直可以是‘永恒’。”

在现代战争中，环绕地球运行的人造卫星几乎未曾受到波及；但到了21世纪，太空或许已不再是安全的避风港。

2022年2月24日凌晨约3时，乌克兰及中欧数以千计的卫星数据机突然断线。数小时后，俄罗斯正式入侵乌克兰。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航空航天安全项目主任卡丽·宾根（Kari Bingen）说：“俄乌战争打响的第一击，不是坦克驶进乌克兰，而是针对一套商业卫星系统发动网络攻击，后来被认定是俄罗斯政府所为。”

“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们想削弱乌克兰军方和政府的通讯能力。”

现代战争的第一枪，可能不再是步枪或导弹，而是一行针对地球轨道卫星的恶意程式码。

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在陆地、空中、海底互相对峙，同时亦在鲜为人知的太空展开角力。如今，太空轨道上的紧张局势再次升温，而且已公开展现在世人眼前。

这次的赌注十分庞大，因为全球价值6,260亿美元（约4,790亿英镑）的太空经济，都可能受到威胁。

今年2月初，有消息披露，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两枚俄罗斯卫星很可能已截取至少12枚欧洲卫星的通讯。这些拦截行动可能令俄罗斯情报部门读取卫星传送的敏感资料，甚至理论上有机会夺取卫星控制权。

过去数年间，地面望远镜和轨道摄影机多次发现两枚俄罗斯人造卫星“Luch-1”和“Luch-2”在轨道上作出多次可疑机动。

其中，它们曾多次逼近欧洲一些最重要、虽然已服役多年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包括“Intelsat 39”。

这类卫星运行于距离地球极高的轨道，因此看起来仿佛一直悬停在地球表面同一位置上空。这样的轨道位置使它们成为通讯、导航及军事用途的理想平台，同时也令它们成为潜在敌对势力极具价值的攻击目标。

西方国家如今正制订应对方案，以防日后与俄罗斯等强权发生冲突时遭受类似攻击。

法国卫星追踪公司Aldoria高级轨道分析师诺伯特·普赞（Norbert Pouzin）表示：“当一枚卫星非常接近另一枚卫星时，就像一场心理战：究竟谁先动手？另一方又会如何回应？”

这种互相试探的行动，被形容为太空版的“缠斗”（dogfight），只是战场已由天空移到太空。

这些行动似乎是俄罗斯混合战策略向太空延伸的一部分。混合战包括利用非军事手段，例如干扰通讯系统，以削弱对手。

俄罗斯认为卫星是美国及其盟友的“阿基里斯之踵”，因为西方已高度依赖卫星运作。一旦成功干扰卫星，无论民用还是军事基础设施，都可能受到重大打击。

英国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RUSI）太空战专家朱莉安娜．苏斯（Juliana Suess）说：“无论是在太空还是在地面，俄罗斯一直都有这种行为。”

“我们不断看到他们测试界线，例如无人机闯入波兰领空，或俄罗斯卫星逼近其他通讯卫星，不论那些卫星属于西方政府还是商业公司。这种情况我们已经看了超过十年。”

自冷战以来，各国一直发展“反太空武器”，目的在于摧毁、干扰或削弱卫星及其他太空基础设施，以取得军事优势。

这些武器形式繁多，包括像上述攻击般的网络武器，也包括干扰及伪装卫星讯号，更有听起来充满科幻色彩的雷射武器及电磁脉冲（EMP）。

这些武器可由地面、空中，甚至由另一枚靠近目标的卫星发射，用来瘫痪或摧毁卫星。

此外，还有动能武器，例如由地面或空中发射的导弹，又或由另一艘太空飞行器射出的飞镖状弹体，同样足以摧毁卫星。

宾根表示：“针对卫星的网络攻击已经司空见惯；电子战，包括干扰和伪装讯号，在乌克兰战场极为普遍；中国亦在区内部署了大量干扰设备，配合部队使用。”

“伊朗也部署了干扰器。坦白说，现在甚至可以在eBay买到低功率GPS干扰器。”

一些国家更曾测试真正的太空武器，例如利用导弹击毁轨道上的卫星。

宾根指出，美苏早于冷战时期已开始发展这类技术，而中国2007年的反卫星导弹试验则改变了整个局势。当时，中国击毁一枚已退役的气象卫星，产生数千块太空碎片，预计其中不少将在轨道停留长达70年。

2008年，美国公开执行名为“焦霜行动”（Operation Burnt Frost）的任务。

宾根表示：“美国利用军舰发射的导弹防御拦截器，击落一枚发生故障的美国卫星。”她说，这项行动是出于安全考量。

其他国家也加入了太空武器竞赛。印度展示了利用导弹防御拦截器摧毁卫星的能力，与美国及中国相若。

宾根补充：“俄罗斯最近一次是在2021年11月，也就是入侵乌克兰前三个月。那是在向我们发出讯号？还是纯粹军方测试？”

普赞指出，美国官员曾推测，俄罗斯测试过某种“共轨武器”，即由卫星发射的某种子弹，而非发射另一枚卫星。不过，俄方否认有关指控。

动能武器造成的大量太空碎片，可在轨道停留多年，令人忧虑出现“凯斯勒效应”，即太空碎片互相碰撞，不断产生更多碎片。

苏斯认为，这种科技的测试背后可能有更黑暗的目的。

“他们（俄罗斯及中国）知道，我们正监视这些太空资产，也知道我们看得到它们逼近其他卫星。”

“所以，他们是在展示能力，令我们知道，没有任何领域是真正安全的，太空也不例外。”

宾根则说：“最大的问题永远是：他们究竟想做什么？是在向我们示威？测试技术、作战程序和战术？还是在收集情报，为真正动手那一天做准备？我们不知道。因此，我们只能按最坏情况作准备。”

至少，在俄乌战争爆发前，专家一直都在问这些问题。

太空核武

2022年，即入侵乌克兰前数周，俄罗斯发射“Cosmos 2553”卫星。

两年后，美国表示，这枚卫星可能属于俄罗斯研发太空核武计划的一部分。外界相信，这种武器可用来摧毁整个卫星网络，例如一直支援乌克兰抗俄的SpaceX“星链”（Starlink）系统。

俄罗斯否认有关指控。

事实上，把核武部署到太空并非天方夜谭。

1962年，美国曾在太空引爆核弹，测试是否会产生电磁脉冲。电磁脉冲可令电子设备失效、干扰无线电通讯，甚至形成人工辐射带，瘫痪卫星。

这项名为“Starfish Prime”的试验，确实产生远超预期的电磁脉冲，导致数枚卫星在其后数日及数月内失效。

其后，美苏都曾进行规模较小的相关试验。1964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正式禁止在太空进行核试验。

苏斯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资讯，现时轨道上并没有携带核武的卫星。”

“但要制造一枚，我相信任何拥有核能力的国家都做得到。”

那么，俄罗斯真的会部署吗？

即使真的建成，苏斯认为俄方真正使用的可能性仍然很低。

她指出，俄罗斯盟友中国如今对太空技术的依赖程度亦愈来愈高，几乎追上美国，“对俄罗斯而言，只有在最后关头才有可能动用。”

这类爆炸产生的碎片，甚至可能引发“凯斯勒效应”。苏斯解释，爆炸造成的辐射，或会意外令人类在数月甚至数年内无法进入太空。

未来的反太空武器又会如何发展？

普赞说：“我们知道，中国的太空计划正快速推进，新技术及新硬件的研发和测试速度都很快。”

他指出，从西方政府近年资助的研究可见，大量资金正投放于研发小型“守护者卫星”。

这类卫星可保护极具价值而又脆弱的重要卫星，亦可派往检查其他卫星。

日本、法国、印度及德国均已表示，计划建造或已开始建造这类“保镳卫星”。

宾根则指出：“任何拥有导弹、掌握基本轨道定位资讯，又知道卫星沿固定轨迹运行的国家，例如伊朗或朝鲜，都有能力发射导弹拦截卫星。”

不过，即使击落一枚甚至数枚像星链这样的大型卫星星座中的卫星，也未必足以瘫痪整个网络。

这并不代表核武器是唯一可行的选项。

另一个构想，是利用935个由无人机、气球或飞机搭载、同步运作的小型干扰器。中国一项研究指出，这些干扰器可组成一道电磁屏障，覆盖约相当于台湾面积的范围，足以阻断星链的讯号。

苏斯说：“太空强权因误判而引发危机的风险，只会愈来愈高。如果有卫星突然解体，而附近刚好有一枚可疑卫星，人们势必会问：这究竟是一次蓄意、恶意的干预，还是一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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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政府宣布，以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风险”为由，禁止新的外国制人形机械人进口美国。这其中许多由中国制造，而中国正与美国竞逐发展机械人技术和人工智能（AI）。

星期二（7月28日）公布的这项措施适用于先进机械人，包括人形机械人和四足机械人。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亦禁止进口电力逆变器（power inverter）——这类设备用于数据中心和太阳能板。FCC表示，它们同样可能对美国经济构成风险。

中国外交部星期三（29日）回应称：“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

在此之前，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评论称，北京长期反对华府以“毫无根据的藉口”将贸易问题“政治化”，并实施制裁。

FCC主席布伦丹·卡尔（Brendan Carr）表示，该机构正尽其所能“保障美国关键供应链的安全”。

FCC已将这些产品列入其“受管制名单”（Covered List），即被认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商品和服务名册。

禁令适用于新的外国制先进机械人设备和电力逆变器，但不会阻止销售或进口任何先前已获FCC批准的现有型号。

FCC表示，使用外国制逆变器可能使海外企业能够关闭设备、窃取数据、进行远端存取和监控，让“外国政府行为者”得以介入，或以其他方式透过网络攻击加以利用。

FCC补充，使用美国以外制造的机械人可能让“恶意行为者监视美国人、提升外国情报机构的能力，或远端操控机械人”。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表示，北京将对任何损害其利益的举措“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回应，并敦促各国共同合作，以“积极和有益的方式”发展人工智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三则说：“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BBC已联络中国主要机械人生产商宇树科技（Unitree）、优必选（UBTech）和智元机器人（AgiBot）置评。

随着特朗普政府试图解决与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中国出口产品一直受到美国严格审视。

尽管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出口国，但由于美国征收高额关税，中国电动汽车实际上已被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

华盛顿亦已禁止向中国出售最先进的美国半导体，以保护国家安全、减缓北京的军事现代化进程，并维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亦警告，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可能因被指窃取美国知识产权而面临制裁。

作为回应，中国政府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靠的是自身的不懈奋斗，也得益于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

美国显然希望避免重演去年供应链受压的情况。当时中国收紧稀土出口管制，而稀土是电子产品的关键原材料。

中国科技企业迅速开发可用于工厂和家庭等场景的人形机械人。

这些企业亦迅速向企业和公众推广其产品，抢在美国人形机械人竞争对手，例如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旗下特斯拉（Tesla）和波士顿动力（Boston Dynamics）之前占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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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丹佛市的一个孩子称她为“图书女王”。

阿拉巴马州的另一位居民称她为“多莉女士”。

在地球另一端的澳洲，一位患有语言发育迟缓的幼儿在收到一本免费邮寄的颜色书籍后，说出了她的第一个字——“橙色”，这让她的家人欣喜不已。

这本书来自“想像图书馆”（Imagination Library），这是已故国际巨星多莉·帕顿（Dolly Parton；桃莉·巴顿／桃丽·芭顿）发起的一项识字计划。

刚离世的帕顿女士享年80岁。她是在1995年发起这项慈善活动，以纪念她的父亲——她父亲在美中西部阿巴拉契亚山区（Appalachian）艰难的成长经历使他从未完成学业，也从未学会读写。

“他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但我内心深处知道，他不识字可能使他无法实现所有的梦想，”帕顿在想像图书馆网站上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

“激发孩子们对阅读的兴趣因此成了我的使命。”

“想像图书馆”每月免费寄一本图书给0至5岁的儿童。

该计画最初在帕顿长大的田纳西州塞维尔县（Sevier County, Tennessee）启动，随后于2000年扩展到全美。

该计画与当地组织合作，于2006年在加拿大启动，隔年在英国启动，随后于2013年在澳洲启动，并于2019年在爱尔兰启动。

到2025年，当想像图书馆庆祝成立30周年时，据该组织称，它已经分发了超过3亿本图书——相当于每78秒便寄出一本书。

对于收到故事书的家庭来说，这些故事书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所在的行政区里的每个家庭都能轻易获得这些书籍，”伦敦一名两个孩子的母亲哈里特·安斯康姆（Harriet Anscombe）说道。

她的四岁女儿从三个月大起就开始收到“想像图书馆”的书。

免费书籍帮助安斯康姆养成了以阅读为中心的睡前习惯。

这名母亲告诉BBC：“我想如果我没买那些书，可能要等到女儿两岁才会开始给她讲睡前故事——但正因为我们很早就买了这些书，所以从她几个月大的时候起，讲故事就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女儿可能都不记得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给她说故事了。”

大约八年前，法伯女士（Ciara Fernandez Faber）在科罗拉多州为儿子报名参加了“想像图书馆”活动之后，阅读也成为了她家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多年来，她儿子最喜欢的书是帕顿本人创作的《我是一道彩虹》。

“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读这本书，我从来不会厌倦给他读这本书，”42岁的法伯说。

“这是一本关于不同情绪的书，所以我们会表演不同的情绪，做出不同的表情，”她说。

“书的最后有一段多莉写的摘录，她说每个人都有五彩缤纷的情感，我们会读这段话——孩子总是会指着她的照片说：这是图书女王。”

像法伯一家这样的家庭一再称赞这些书籍的精心挑选——详细说明了这些主题如何帮助他们的孩子不仅提高阅读能力，还能促进他们的社交和情感发展。

譬如，来自爱尔兰都柏林的海伦（Helen Cashell）向BBC说：“很多书中都探讨了一些主题，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各种问题。”

她为自己的两个孩子（现在分别是七岁和五岁）报名参加了这个计画。 “无论是同性家庭还是不同类型的家庭，都涉及到勇敢、勇气、校园霸凌以及不同的身份认同。”

作家塞琳娜·布朗（Selina Brown）的著作《我的米饭最好吃》（My Rice Is Best）被“想像图书馆”选中发行，她指出这本书的故事情节以黑人主角为主角。

该计划还有助于推广像她这样的作家。由于入选，“这意味着我的书已经向英国的孩子们寄送了1.4万本”。

她告诉BBC说：“要在瓦斯、电力、食物或书籍之间做出选择，你最终会选择一项核心需求——但有了想像图书馆，你就不必这么做了！”

在澳洲雪梨市中心，初为人母的佩吉·史都华（Paige Stewart）看到孩子们透过该计画取得的进步，感到非常惊讶。

她的双胞胎女儿现在四岁了，“说话比较晚，学习也有些困难”——但史都华注意到在第二本书出版后情况有所变化。

“孩子们不仅从那本书里学会了颜色⋯⋯这本书也奠定了他们说话的基调，并激发了他们对书籍的热爱。”

她已成为该计画的积极倡导者，并告诉其他人：“说真的，这真的很有帮助。”

阿拉巴马州的祖母克里斯蒂娜·哈德利（Kristina Hadley）也向亲友推广这个项目，甚至将“想像图书馆”融入婴儿礼物中。

“我会打开想像力书籍网站，把它印出来，装进相框里，再买一些新生儿书籍之类的东西，把它放在那里，作为给新妈妈们的建议，”53岁的哈德利说道。

她甚至在孙女艾莉·伊莱恩（Eillie Elaine）出生前就为她报了名，当时她快三岁了。现在，在她们共同居住的家中，这个孩子拥有了自己的书架——“其中整整一层都用来放她的多莉系列书籍”。

“她喜欢去邮箱拿信，然后她会喊：多莉小姐！多莉小姐！。我就会说：那我们去看看多莉小姐有没有给你寄来书！”

作为帕顿的铁粉，哈德利女士哽咽着讲述了她上班时，一位朋友发短信告诉她这位女歌手离开人世的消息。

她说，“想像图书馆将使她的记忆在年轻一代中得以延续，我希望并祈祷这项事业能够年复一年地持续下去。”

这是帕顿在幕后默默打造的传奇，她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主宰了西方流行文化。

“我最欣赏她的一点是，她做任何事都不是为了获得认可，”来自加拿大曼尼托巴省，67岁的杰夫·布莱克林（Geoff Blacklin）说道。

他和妻子在当地一位医生将“想像图书馆”计画引入他们地区后，就给他们的孙辈报读了该计画。

布莱克林向BBC说：“她给予家庭的不仅仅是书籍，她还让孩子们爱上了阅读，让他们拥有了与亲人共度的珍贵时光，并给了他们学习和梦想的机会。”

这样的家庭故事和感激之情无疑地会让帕顿在天之灵感到欣慰。计画项目的扩展真正实现了她自己的梦想。

帕顿在想像图书馆的网站说道：“一开始，我只是希望能够激励我故乡的孩子们。但如今我们已发展成全球性的项目，每月为超过300万名孩子提供一本书，”——同时她也特意感谢了合作伙伴，“他们接受了我的梦想，并将其变成了他们自己的梦想”。

这一切的核心始终是她对孩子的爱——以及她对父亲的爱。

“在我爸爸临终前，他告诉过我，‘想像力图书馆’可能是我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帕顿写道。

“我无法告诉您这对我的意义有多重大，因为我创建想像力图书馆是为了纪念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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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印度年轻女性在抗议活动中说脏话的影像引发一场不同寻常的辩论：当脏话出自女性之口时，是否更严重？

最新加入战团的是反对派国会议员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他不满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将看到年轻女性说脏话形容为“文化冲击”。

甘地表示：“男生说脏话就没有问题，而且是被允许的。但女生说脏话就是文化冲击？”

抗议者一直将怒火指向政府，而部分粗俗言语更直接针对总理，这引发莫迪支持者的愤怒。甚至许多批评莫迪政治立场的人也认为，这些女性已经越界。

抗议活动虽于一个月前结束，但拉胡尔·甘地的言论再次引发争论，焦点在于女性行动主义、女性公开表达观点，甚至强烈到使用脏话时，在印度社会会受到何种看待。

争议始于上个月。当时，一些年轻女性在德里及其他城市为期数周、要求教育改革的“蟑螂人民党”（Cockroach Janta Party, CJP）抗议活动中，以粗俗言语辱骂总理。

莫迪本人则在一段自拍影片中回应此事。他表示，看到年轻女性使用脏话让他感到“文化冲击”，但也补充说自己原谅了她们。

然而，总理并未评论警方对示威者的暴力镇压，也未声援那些表示因参与CJP抗议而遭网路霸凌、甚至收到强暴威胁的女性。

上周末，担任印度国会人民院（下议院）反对派领袖的拉胡尔·甘地，在西部城市浦那（Pune）的一场学生聚会上，批评莫迪有关“文化冲击”的说法。

他指出，在针对考试试题外泄事件的抗议中，男女示威者都曾使用粗俗语言，那么莫迪为何只谈论女性？

他的言论发表于数周前，当时羞辱莫迪的女性抗议者海报与影片在社群媒体上疯传。

警方开始调查涉及辱骂内容的贴文后，一名15岁少女卷入争议中心，遭网民在社群媒体上辱骂和威胁。

这名少女发布影片，为自己的用语道歉并请求原谅。她也表示已删除影片，但愤怒声浪仍未平息。

她身为单亲家长的母亲向当地媒体表示，这场争议迫使她们多次搬家。

抗议结束后，莫迪在 Instagram 分享的一段直式影片中展现较为和解的态度。他说：“一些调皮的孩子使用极其粗俗的脏话，这在文明社会中毫无容身之地。她们辱骂我，也辱骂我已故的母亲。这令人深感痛心。”

在回应支持者的愤怒时，他表示自己理解他们的感受。“这是一种文化冲击。我们的女儿怎么会使用这样的语言？但我想说，童年时会犯错，而这正是一个改正的机会。”

在浦那的活动中，甘地表示，莫迪特别点出示威者的性别，其根源在于父权思想。

他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认为女孩有其被限定的位置，而男孩则拥有完全的自由？他们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如果想说脏话，就能说脏话⋯⋯我们必须打碎这种父权体制。”

《印度斯坦时报》（Hindustan Times）撰写热门性别专栏的记者纳米塔·班达雷（Namita Bhandare）告诉BBC，与一些人的说法相反，“印度女性当然会说脏话，这并不是新鲜事”。

在印度北部许多村庄，一项重要婚礼仪式就是新娘家族的女性在欢迎新郎亲友团时，以带有脏话的歌谣组曲欢唱，而没有人认为这具有冒犯性。

因此，班达雷表示，将简塔曼塔天文台（Jantar Mantar）集会上的言论描述为文化冲击，并因女性使用脏话而加以谴责，显示出一种“双重标准”，因为各种政治立场的政治人物——包括莫迪总理本人——在有利于自己的时候，都曾对女性使用侮辱性言词。

在2022年的独立日演说中，莫迪呼吁印度人对抗“厌女”现象。他的政府推出多项旨在提升女性地位的计画，而莫迪在女性选民间支持度甚高。

但在许多情况下，莫迪及其政党同僚也因对女性缺乏尊重而遭批评。一些高层党员曾因针对女性服装发表厌女性言论而受到谴责。莫迪本人也曾因在2004年的一场集会中使用“泽西牛”一词（Jersey cow，以“牛”指称女性在英式英语中具有难缠、‘蠢女人’之意，以身形娇小的英属泽西岛乳牛作代词骂之则加强了侮辱意思），以及在2012年另一场活动中提及“价值5亿卢比的女朋友”（50 crore ki girlfriend）而遭批评。

这类批评并不限于印度人民党（BJP）。许多反对派政治人物，包括甘地所属的国大党成员，也曾面临类似指控。喀拉拉邦（Kerala）一名国大党领袖最近就因提及利用女性对政治对手提出虚假指控而引发公愤。

班达雷说：“女性受到如此恶劣的对待，而且很容易成为攻击目标。然后当她们使用粗俗语言时，大家又会问，我们的女孩怎么能够咒骂和说脏话？”

自2014年以来推动“Gali Bandh Abhiyan”（旨在停止脏话使用的运动）的社会运动人士苏尼尔·贾兰（Sunil Jalan）表示，“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脏话本身，而不是使用者的性别”。

在他这个非政府组织去年进行的一项调查中，来自印度28个邦及8个联邦属地、超过7万名受访者中，有55%坦承曾使用粗俗语言。

调查问题十分直接：你多久会听到或使用针对母亲、姊妹或女儿的辱骂性脏话？

他们于2025年发布的“印度脏话地图”（Gali Map of India）显示，北印度地区比例极高，德里达80%，旁遮普邦（Punjab）78%，北方邦（Uttar Pradesh）与比哈尔邦（Bihar）均为74%。南部多数邦低于44%，东北地区则介于15%至18%之间。

贾兰表示，这是印度首次就粗俗语言展开全国性对话，“希望能从中产生一些好的结果”。

他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它就像一种在社会中扩散的病毒。喜剧、笑话和电影已把说脏话正常化，而这种现象需要受到遏制。”

但许多印度Z世代并不以同样方式看待粗俗语言。

“脏话与抗议长久以来一直相伴而行。它具有一种震撼效果，而这正是抗议的核心要素之一。”CJP发言人索拉夫．达斯（Sourav Das）早前告诉BBC。“有些人可能觉得不雅，有些人则不会。但它绝对不应被定为犯罪。”

而且，这类语言并不只存在于街头抗议。从电视辩论到法庭，甚至国会，粗俗言语与人身攻击愈来愈成为印度公共话语的一部分。

本周稍早，一段疯传影片显示，国营全印电视台（Doordarshan）的一名女主持人试图制止一名寺庙祭司对一名国大党发言人连番咒骂，而后者也以同样语言回击。

2023年，印度人民党国会议员拉梅什·比杜里（Ramesh Bidhuri）因在国会中对一名穆斯林议员使用带有伊斯兰恐惧（Islamophobic）色彩的辱骂言词，并威胁对方，而遭广泛批评。随着舆论升温，他后来表示对自己的言论感到后悔。

社会学家希夫·维什瓦纳坦（Shiv Vishwanathan）表示：“脏话的使用，是民主更深层崩坏的症状，它显示讨论已经终结，也显示缺乏尊重。”

他说，当脏话出现在国会与法庭之中时，“这显示语言已经失序，论辩能力衰退，民主也在衰退”。

他认为，抗议者使用粗俗语言，是因为“当尊重感变得薄弱时，脏话就成为一种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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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表示，已对伊朗遍布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一场“经济攻势”。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表示，制裁范围涵盖数码资产、科技、黄金、航空及航运领域。任何与伊朗进行金融合作的国家都将被孤立。

然而，贝森特将有关措施形容为“经济版D日（D-Day，二次大战诺曼第登陆日）”，在华盛顿听来或许比在德黑兰更具震撼力。

声明公布后不久，伊朗经济部长阿里·马达尼扎德（Ali Madanizadeh）形容这只是“老调重弹”，并表示伊朗已为“所有情况”做好准备。他说，德黑兰早已预料到这些措施，并已制定应对方案。

他的回应反映出伊朗领导层很可能正在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美国现在还能做些什么，是过去没有试过的？

贝森特威胁将对继续与伊朗开展业务往来的国家、银行及企业实施更广泛的次级制裁（secondary sanctions）。但这项基本政策并不新鲜。多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国制裁，包括针对与伊朗进行贸易的外国企业的惩罚措施。

对德黑兰而言，真正重要的是华盛顿能否比以往更广泛地执行制裁。

美国封锁措施已带来实际影响。它削弱了伊朗透过海路出口石油的能力，也令进口货物和设备变得更加困难。伊朗与七个国家接壤，并且多年来一直利用陆路途径规避制裁。但陆路运输难以轻易取代海上贸易，尤其是石油出口。

因此，如果华盛顿成功切断在过去制裁中仍得以保留的渠道，尤其是涉及中国及伊朗邻国的渠道，压力可能会变得更加严峻。

但这并非易事。

中国外交部周二（8月25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有关制裁，并形容其为非法行为。

如果制裁未能奏效，贝森特的宣布反而可能会壮大伊朗国内反对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势力。

他们可能会主张，华盛顿之所以重新诉诸经济施压，是因为其其他选项已十分有限。发动新的军事行动存在风险，而多年制裁也未能迫使伊朗接受美国的要求。

与此同时，华盛顿留给外交斡旋的空间也相当有限。

虽然巴基斯坦及其他调解方仍在尝试重启谈判，但美国尚未排除进一步发动打击的可能性。这种再度发出的威胁，可能削弱伊朗国内支持达成协议的官员的立场。

伊朗经济在战争爆发前已深陷困境，面临高通胀和货币急速贬值等问题。而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空袭、战事开始以来，情况进一步恶化。

伊朗货币里亚尔（rial）贬值的影响广泛而明显。进口商品成本上升，企业难以制定经营计划，民众的积蓄也不断缩水。对石油出口的限制亦削弱了政府获取外汇的能力。

34岁的内金（Negin，化名）表示，她目前每月收入约为100美元（672元人民币；3,183元新台币）。

她告诉BBC：“我不去电影院、剧院或音乐会。我不会买礼物送人，也不参加生日派对。我只能靠政府补贴券购买肉类，否则根本负担不起。”

育有两名子女的家庭主妇莫娜（Mona）则表示，自战争开始以来，她的丈夫一直失业。

她说：“我们感到害怕，特别是在昨天制裁措施开始之后。自从战争爆发以来，我丈夫一直没有复工。他以前在船上工作。”

她补充说：“我们正尽力控制开支，但肯定已经削减了所有额外消费和一些生活上的小享受。”

伊朗或许相信，时间对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不利。

倘若霍尔木兹海峡（Strait of Hormuz；荷莫兹海峡）进一步受阻，油价和汽油价格可能上升，推高美国通胀，并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成为政治问题。

这给了德黑兰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作为观察，但把希望寄托于美国选举本身也是一场赌博。

到那时，伊朗经济可能已变得更加疲弱。

而在中期选举之后，还有另一个问题。由于特朗普不可在2028年寻求连任，即将卸任的政府或许会认为自己有更大空间继续与伊朗对抗，并承受相关代价。

因此，伊朗其实是在观察两个时钟。

一个是政治时钟，运行于华盛顿；另一个是经济时钟，运行于伊朗国内。

每一个月，石油出口下降、贸易受阻，以及里亚尔承受压力的每一个月，都会令等待结束战争的协议变得更加昂贵。

这使伊朗领导层面临艰难抉择。若现在作出让步，可能会被视为在压力下屈服，从而壮大强硬派的声音。他们认为，华盛顿只会提出更多要求。

如果等待下去，而特朗普的策略在政治或经济上遭遇挫折，伊朗的处境或许会改善。但德黑兰也有可能在经济更为疲弱的情况下被迫重返谈判桌。

如今，很多事情取决于伊朗境外的局势发展。

如果中国的银行、地区贸易伙伴及企业因担心遭到华盛顿惩罚而开始减少与伊朗往来，贝森特的制裁行动或许会改变德黑兰的盘算。

但如果情况并非如此，结果可能恰恰相反。那些反对妥协的伊朗人将会说，华盛顿又一次打出一张被宣传为具有决定性的牌，但却未能改变力量平衡，因此伊朗应继续等待或坚持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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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居英国的香港人表示，他们透过一个编织小组，找到了社群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60多名居住在英格兰西部的人士，每两星期便会在布里斯托尔（Bristol；碧仙桃）参加一次“编织微笑”（Crafting Smiles）的小组聚会。成员表示，这让他们能够结交朋友，并参与创意项目。

自2025年10月成立以来，该小组的成员人数已增长10倍，并制作了阵亡将士纪念日的罂粟花和婴儿用品作慈善用途。

小组成员乔伊斯·威尔莫特（Joyce Wilmot）表示，这个小组就像“家的一部分”。

“编织微笑”最初在伯克郡布拉克内尔（Bracknell, Berkshire）成立，旨在让来自香港、移居英国后受孤独感困扰的人士——尤其是年长女性——聚集在一起。

此后，这项计划已扩展至全国50多个地点，拥有超过1,000名成员。

威尔莫特于2020年与丈夫及两名女儿移居英国，当时她失去了空中服务员的工作。

“我的丈夫是英国人，所以回到英国是很自然的选择——对我来说，离开家乡是一件大事，”她说。

然而，她表示，这个编织小组改变了她的生活。

“从几个月前我踏进这里的那一刻起，我就非常开心。我感觉就像回到了香港。”

“我可以用广东话谈笑，又可以和这些可爱的香港女士们在一起。她们成为了我的新朋友，而我也找到了一个新的兴趣，”她补充说。

“这是家的一部分，从情感层面到我们分享的食物。”

“每次和她们聚会后回家，我都感到非常开心、非常振奋。”

坎迪·罗（Candy Law）成立了“编织微笑”布里斯托尔分会，吸引了来自布里斯托尔、巴斯（Bath）和克利夫登（Clevedon）的成员参加。

她表示，该小组的WhatsApp群组有超过60名成员，且有20多人定期参与聚会。

她说：“它的规模确实增长了。”

“有些女士不会开车，因此许多人都会由其他成员顺路接送前来参加活动。”

丽塔·张（Rita Cheung）与女儿雪伦·蔡（Sheren Tsoi）于2021年从香港移居英国。

张女士表示，她们移居英国是为了展开“新生活”，拥有“更多空间、更多自由，以及更好的未来”。

自加入这个编织小组以来，张女士表示，这项兴趣为她带来了新的重心，包括协助制作小型编织的爱心，送给医院病人及其家属。

“我觉得自己身处这个地方，而且能够作出一些贡献，”张女士说，“我可以为当地人付出更多，这很特别。”

自“编织微笑”成立以来，其遍布全国的成员已制作超过4.8万份手工礼物，并为社区公益事业筹得超过3.8万英镑（5.18万美元；34.86万元人民币；164.9万元新台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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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几天内，萨塞克斯公爵伉俪（Duke and Duchess of Sussex）以及他们的两名子女将离开美国加州，并成为英国居民。

自这项搬迁消息曝光后，外界对哈里和梅根在英国的新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子一直存在不少疑问，但如今人们开始逐渐看清这个家庭的优先事项。

过去的周末，大量报道聚焦于梅根重返演艺圈。有消息推测，她将在英国导演盖·里奇（Guy Ritchie，盖·瑞奇／佳·烈治）为网飞（Netflix）创作的剧集《绅士追杀令》（The Gentlemen）下一季中出演角色。

据称，相关洽谈仍处于初步阶段，而据了解，该剧第三季即将开拍。不过，网飞尚未就演员阵容发表评论，这也为一名拥有演艺背景的前王室全职成员加入剧组留下了空间。

这部喜剧讲述一名公爵转变为毒品大亨的故事，大部分场景都在科茨沃尔德（Cotswolds；科兹窝）拍摄。

可以确定的是，对梅根来说，更广泛地重返演艺工作大抵已提上日程。在这个需要负担昂贵住宅、学费以及国际旅行开支的世界里，这将为一家人带来可观收入。

“我想念我的工作团队”

去年6月，梅根在接受英国女商人兼播客主持人艾玛·格雷德（Emma Grede）访问时，谈到自己在网飞生活风格节目《爱你的梅根》（With Love, Meghan）的工作，并在被问及是否怀念演艺生涯时，暗示有意重返演艺圈。

梅根回答说：“有时候会。”

“回到《爱你的梅根》的拍摄现场感觉很好，因为我意识到自己有多么想念我的工作团队。我很喜欢和团队一起工作。”

不过，《综艺》杂志（Variety）首席记者马洛·斯特恩（Marlow Stern）表示，关于梅根可能接演角色的讨论，“坦白说，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档期安排”。

“双方可能也在协商角色的重要程度、她需要拍摄多少天，以及相关酬劳。很多时候，各方都会透过媒体放风来推动谈判进展，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可能正是如此。”

至于哈里，一旦回到英国，他的重点将放在慈善工作及他在身处数千英里之外期间仍保留的各项赞助职务上。

在未来数天返英之前，他已完成在美国最后一轮慈善活动。

在华盛顿，他会见了退伍军人及其家属，并参观了美国主要的军人伤病治疗医院之一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Walter Reed National Military Medical Center）。

在阿灵顿国家公墓（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他到访了多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阵亡军人的安息地。哈里本人曾两度赴阿富汗执行军事任务。

在迈克尔·维拉多（Michael Verardo）军士墓前，他会见了维拉多的遗孀莎拉·维拉多（Sarah Verardo）及两人的九岁女儿伊丽莎白（Elizabeth）。维拉多于去年因2010年在阿富汗受伤所引发的并发症去世，而莎拉现时正为其他军人家庭提供支援。

“我女儿对王子或公主的所有认识，大概都来自电影⋯⋯她悄悄对我说：‘他的王冠在哪里？他把它忘在车里了吗？’”莎拉说。

“能够见到他，让她感到十分惊喜。这让我们在一段艰难的经历中，仍能为她这么小的孩子找到一些闪亮而美好的时刻。这对我个人来说意义重大。”

这提醒人们，哈里王子所能带来的影响力，以及他希望在英国增加公共事业后能发挥的作用。

他已安排于9月在英国参与多项慈善活动。

本月底，他将出席在伦敦举行的“好孩子奖”（WellChild Awards；威健儿童奖），延续他对这项表扬重病儿童勇气活动的支持。

外界亦必然关注将于明年7月在伯明翰举行、专为受伤军人设立的“不屈不挠”运动会（Invictus Games）。

在理想情况下，身为英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国王将正式为赛事揭幕，让这对父子数年来首次公开同场亮相。

不过，这目前仍只是运动会主办方的愿望，而非任何已确定的安排。

居于科茨沃尔德，适应学校生活

据了解，这一家人将以科茨沃尔德为定居地。哈里和梅根曾于2018年在当地租住物业，并且已知在该区有朋友。

有报道称，这对夫妇曾向前辣妹组合（Spice Girls）成员杰瑞‧霍纳（Geri Horner；洁芮·哈利维尔）及其丈夫克里斯蒂安·霍纳（Christian Horner）请教当地生活事宜，但哈里和梅根的官方发言人否认相关说法。

“哈里和梅根都非常欣赏杰瑞和克里斯蒂安⋯⋯霍纳夫妇并未就他们回英定居提供建议，也未曾获邀这样做。”

两人预计将于子女新学年秋季学期开始前约一星期返回英国。他们的两名孩子，7岁的阿奇（Archie）和5岁的莉莉贝特（Lilibet），大部分学校的新学期都将于下周末前后开始。

据了解，梅根将专注于协助孩子适应英国学校的生活节奏。预计她不会展开任何全面的公开活动。

待家人安顿下来后，探索演艺工作机会以及经营自己的品牌“一切如旧（As Ever）”将成为她的工作重心。她亦可能陪同丈夫出席部分慈善活动。

这对夫妇将保留位于蒙特西托（Montecito）的数百万美元住宅，该地距离洛杉矶以北约两小时车程。梅根的母亲多里亚·拉格兰（Doria Ragland）一直积极协助照顾两名外孙，并将继续居住在加州。

预料这一家人未来仍会定期返回美国，并使用他们在葡萄牙梅利德斯（Melides）附近购置的度假住宅。

该物业邻近尤金妮公主（Princess Eugenie）及其丈夫杰克·布鲁克斯班克（Jack Brooksbank）购入的房产。在王室关系恶化期间，两人一直与萨塞克斯一家保持密切关系。

哈里、梅根、阿奇和莉莉贝特未来会在多大程度上参与更广泛的王室活动，目前尚未决定。

未来数月，王室行事历上已有多项重要活动，届时大部分高级王室成员都将出席，包括和平纪念日在白厅和平纪念碑（Cenotaph）举行的纪念仪式、威尔斯王妃（Princess of Wales）于西敏寺（Westminster Abbey）主持的圣诞颂歌礼，以及其后在桑德灵厄姆（Sandringham）举行的圣诞活动。

那么，萨塞克斯一家会获邀吗？

信任仍是一个问题。在王室内部的一些圈子里，仍存在谨慎、戒备，甚至敌意。相关决定目前仍在考虑之中。

哈里和梅根的团队形容，此次返回英国是为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居留。

这未必代表长期定居，但可能是一个让一家人体验英国生活的机会，同时让孩子们在学业不受影响的情况下，于年纪尚小时更深入认识他们的祖父，即国王。

未来数月发生的许多事情，都将是一场考验：考验哈里和梅根是否喜欢英国生活、考验公众对他们的反应，也考验王室成员在萨塞克斯一家可能带来的关注和干扰下，能否继续履行职责。

补充报道：詹姆斯·戈万（James Govan）

本文原以英文撰写，我们使用了人工智能协助翻译，并由BBC记者在发布前进行审核。了解更多关于我们如何使用人工智能的资讯。

8月26日上午，在中国的西藏和尼泊尔边界附近发生的山地河谷大规模泥石流和山洪，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

目前中国和尼泊尔方面都已经进入救援阶段。

由于灾害发生的区域处于高原河谷，救援难度较高，目前大量人员处于失联状态。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批示后，总理李强赶赴灾区。从过往案例来看，这在中国的政治语境意味着——最高级别的灾害响应。

遇难及失联：超2000人

中国方面，截至27日上午8时，灾害已导致五人遇难、558人失联。尼泊尔方面，28日披露，该国山洪受灾地区已发现469名遇难者遗体，失联人数达到977人。

两者相加，使此次灾害的遇难人数逼近500人，失联人数超过1500人。

另外一个特点是，无论是中国还是尼泊尔方面的数据都显示，其中相当一部分的失联人员是外籍游客。

中方的通报称，遇难和失联的人中有260名外籍人员。尼泊尔旅游局统计，540名外国游客失联，涉及31国。

8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

尼泊尔是全球知名的徒步登山旅行目的地，因此游客众多。

此次被泥石流掩埋的吉隆口岸，位于中尼边境通道，是从尼泊尔前往中国西藏、再进入冈仁波齐（Mount Kailash）和玛旁雍错（Lake Manasarovar）朝圣网络的一个重要口岸。

对周边多个宗教的信徒而言，冈仁波齐具有极高宗教意义，每年朝圣和旅游季，吉隆口岸附近往来频繁。

救援难度

从中国官方媒体披露的信息来看，救援难度比较大。

灾难发生当天，第一批由公安、消防等组成的十多名先头人员，携带3台大型机械向被泥石流掩埋的吉隆口岸方向推进。受道路被毁、降雨、夜暗和河水深急等因素限制，当天仅推进约600米。

27日（第二日）继续疏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截至18时，向前推进了800米。截至28日上午，随着应急管理、武警、解放军等更多力量的加入，已抢通至距离吉隆口岸约2至3公里的位置。

但此时通过无人机勘察发现，吉隆口岸上游出现了堰塞湖，湖内水量已超过200万立方米，若继续向上游推进，可能会发生溢流及进一步溃决的险情，清淤和搜救工作不得不暂停，人员后撤。

到了28日下午，据央视报道，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的水位出现下降，溃决风险降低，抢险救灾工作随之恢复。

根据新华社消息，28日下午约4时30分，西藏消防救援总队首批6人，以及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首批15人和1只搜救犬，抵达吉隆口岸管辖的边境地区，成为首批到达核心救援位置的专业队伍。

尼泊尔方面动用了5000名军警等救援人员，但也受到了道路和桥梁被冲毁所造成的阻隔。直升机成为通往许多孤立人员聚集点的关键工具，有超过3000人是由直升机撤离。

与中国一侧的情况类似，也是因为冰岩和泥沙堵塞的堰塞湖开始溢流，使得尼泊尔方面的救援行动被迫暂停。

灾难背后的政治安排

在中国，灾难应对往往也带有政治讯号。尤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或总理、副总理亲赴现场，通常意味着北京把事件视为需要高度关注和统筹应对的重大危机。

此次吉隆灾害显然触发了中央高层介入。

中国总理李强在灾后第二天下午赴吉隆。官方说，他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到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并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这既显示北京将事件视为中央层级需要统筹处理的紧急危机，也延续了一个长期传统：当大灾来临时，总理或副总理往往会成为国家机器在现场的可见面孔。

根据中国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自然灾害或事故灾难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个级别。并规定，特别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由国务院在总理领导下研究、决定和部署；必要时，可以设立国家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也可以派出工作组指导有关工作。

按照官方定义，特别重大自然灾害的标准是：死亡或失踪达到200人以上，紧急转移或安置200万人以上，或者倒塌和严重损毁房屋30万间（或10万户）。

按此标准，吉隆的泥石流灾害已经达到了特别重大自然灾害的级别。

灾害发生当天，习近平就作出了“重要指示”。但并不一定是特别重大灾害，才会触发最高领导人批示，比如重庆彭水的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虽未达到特别重大灾害的程度，习近平也作出了批示。

相比之下，总理亲赴前线的情形则比较少，一般多由分管应急管理工作的副总理（现任为张国清）赴前线。比如前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任期间，至少在甘肃积石山6.2级地震、西藏定日地震以及京津冀洪灾等灾害发生时，第一时间赶赴了前线。

总理亲赴前线，通常意味着灾害规模、政治象征性或跨部门协调需求都被进一步抬高：

温家宝时代，他曾在2008年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汶川地震，2010年玉树地震和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等重大灾害中赴灾区指导救灾。

李克强任内，分别在2013年芦山7.0级地震发生当天下午，乘货运直升机赶赴震中地区；2014年鲁甸6.5级地震后，他在灾后第二天徒步进入重灾村察看灾情。

李强此次是在第二天下午抵达吉隆，也是他在任总理期间第一次需要第一时间赶赴灾区。

“没有什么投资产品可以涨到这样，你开几多杠杆都不会升40倍。”陈朗熹2022年花了1000港元买了一张浮世绘比卡超，今年一度涨到了4万港元（5100美元美元；3.43万元人民币；16.18万元新台币）。这让他十分慨叹。

近年全球刮起一波卡牌热潮，香港也不例外。今年32岁的陈朗熹玩了卡牌5年，至今已经花超过16万港元买卡。他一开始只是和朋友对战，后来发现原来卡牌也能如此赚钱。

新冠疫情过后，卡牌的价值升幅速度惊人。一家美国市场分析公司统计，2025年全球“集换式卡牌”（Trading Card Game, TCG）市场规模达到约78亿美元，到2031年有望升至128.6亿美元（864亿元人民币；4045亿元新台币；1000亿港元）。

这种原本属于小朋友的游戏，突然变成“纸上黄金”。看着飞涨的价格，有人视它为投资收藏工具，甚至有商人扬言要把香港打造成亚洲最大的卡牌交易中心。是什麽促成卡牌热潮？这个热潮又能否长久维持下去？

疫情后突然“火了”

7月的一个星期三下午，位于九龙长沙湾的天悦广场灯光昏暗、人烟稀少，但到了傍晚下班时分，这里就会“活过来”，全因这里是香港集换式卡牌集中地。

陈朗熹对这里已经十分熟悉，知道哪一家最便宜、哪一家卡牌最齐全。一开始玩卡牌，他说是心血来潮、也想“报复童年”。

他回忆，小学时身边已经有人抽卡包，纯粹为了开包带来的快感，“你不太知道哪一张价格高、哪一张厉害”。但当年一个卡包要十多港元，对小学生来讲相当昂贵，陈朗熹没有养成这一兴趣。一直到长大以后，抽了一次卡包就重新迷上。他闲时会约朋友一起组牌、对战。

市面的卡牌种类很多。现时最流行的 Pokémon（宝可梦）卡、海贼王（One Piece）卡等都属于集换式卡牌。这些卡牌有一定的功能——“开卡包”是玩家收集新牌的方法，之后再和其他人对战。而“非集换式卡牌”则有明星卡、运动卡等。

事实上，卡牌一早于1990年代风行美国，之后再慢慢吹到亚洲地区。

在香港，大众对卡牌的初印象大概来自文具店、玩具店门外的一台“扭卡机”——又因娱乐杂志出版社参与推广缘故而被惯称“Yes!Card机”：1元抽一张。当时卡牌已经有分闪面、透明和夜光等稀有样式。

位于新界荃湾的通用卡店至今经营35年，是香港最早的卡店之一。店舖前身是文具店，1990年代，老板乐哥就是看到小朋友追捧“龙珠万变卡”和明星卡后，决定把店转型。

“香港（当时）很流行明星周慧敏、‘四大天王’（张学友、刘德华、黎明、郭富城）， 那时候很多人很喜欢追星⋯⋯但后来日本的动漫开始兴起《龙珠》、《美少女战士》，那男的就玩龙珠，女的就玩美少女、Yes!卡。”

乐哥说，人群从8岁到20岁都有，但随着网络游戏流行，玩卡的人变少，生意曾低落过。不过新冠疫情却令热潮回归。乐哥的儿子Johnny也在疫情时回到店里帮忙。他说销量增加了至少60%。

陈朗熹也感觉到这个变化。“（当你）开始看到不应该卖Pokémon卡的地方都卖时，比如街市、报纸摊开始有卡包，你就感觉到那件事开始火了。”

一张纸的价值

今年31岁的Eric，在2024年开了一家卡店KaBoom，店面分成两半：一边是放满卡的玻璃柜，另一边放了数十张桌子，供玩家日常对战。现在每星期店里都会举办两场对战赛，同时也有资助香港选手出战大赛。

Eric说，以前玩卡的人都被贴上宅男标签，“今时今日就真的不同了，我不会预见现在坐在我对面和我玩卡的那位是一个律师、一个医生或者发型师”。

在他看来，疫情限制了大家外出、少了很多娱乐的选择，让二次元文化变得普及。Eric说，到店里对战的除了年青人，也有像陈朗熹一样想重拾儿时回忆的爸爸们。

但今天卡牌市场与90年代最大的不同，是它不再只有“玩”这个用途——当不同类型的卡牌以高价成交的消息走入大众视野，改变了大众看卡牌的视角。

2021年，一张美国NBA职业篮球运动员斯蒂芬·库里（Stephen Curry；史蒂芬·柯瑞／史提芬·居里）的球星卡卖得590万美元，打破球星卡历史成交纪录；2022年，YouTuber兼职业摔角手卢根·保罗（Logan Paul）以530万美元购入“插画家比卡超”（Pikachu Illustrator）Pokémon卡。

“人们开始真的意识到，原来一张纸、一张卡是真的可以这么有价值。”Eric说。

陈朗熹形容自己玩卡的三个进程：和朋友对战、看到漂亮的卡想收藏，后来才发现卡牌也能赚钱。

卡牌有价有市。在香港二手交易平台上，陈朗熹发现自己花40港元买来的卡包，可以卖到120元，“而且很快就成功卖了出去”。他开始留意市况，去旅行时也会搜集当地的卡牌，带回香港赚价格差，“可能是赚个50、100块”。

但那时的他，还不会料到这些卡牌即将溢价百倍。

一张卡牌的价值，稀有度只是第一步。Eric说，卡牌的语言、角色受欢迎程度都会影响价格。他解释，例如日文版Pokémon卡面向全球市场，买家较多，比起只有华人受众的中文版，价格较高。

而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还有鉴定。

“很多卡鉴定完的价值会翻倍，多数都会。”陈朗熹说。

总部位于美国的鉴定公司CGC（Certified Guaranty Company），过去主打提供钱币和漫画鉴定服务。公司由2020年开始加入卡牌鉴定，至今鉴定全球超过1700万张卡。

公司验证专员李显澄向BBC中文分析，与钱币比较，收藏卡牌的人群相较年轻，而卡牌在市面的流通性较大、交易方便，所以人群增长迅速。另外，加上卡牌公司持续推陈出新，有助于维持热潮。

鉴定的流程是这样的：人们在卡包开出后的原始卡牌，俗称叫做“裸卡”（RAW卡），作为第三方机构的鉴定公司在收到卡牌后，会按图案居中度、表面情况、边角的锐利程度以及边缘破损情况来评分——10分代表完美无瑕，但若稍有微小瑕疵就掉到9分或更低。

完成鉴定之后，公司会在卡牌外面套上一层硬壳，并贴上印有分数和鉴定编号的标签。李显澄说，鉴定公司的存在也是为卡牌拥有者确认卡牌真伪，排除交易时不必要的争拗。

“因为它（鉴定后卡牌）有认受性，这样就再帮卡牌再升级到一个收藏的层次。”Eric以一张“超级喷火龙X ex 黑喷”为例，未经鉴定的日文版裸卡大约售5450港元，但经鉴定为10分的卡定价为8540元，溢价超过88%。

未来是黄金还是废纸？

正是这种价格升值把越来越多人拉进市场。近年，全港各区都有不少卡店开张，有些更开在铜锣湾等中心地带，也有商人提出要把香港打造成亚洲卡牌交易中心。

香港浸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萃才向BBC中文表示，无关税、资金自由进出、物流发达都是香港发展卡牌经济的独特优势。但收藏式卡牌与古董一样属于“另类投资”，市场规模有限、受受众影响，也有“兴衰的时间”，很难可以成为主流经济活动。

“所谓的热潮总有一个时间性，你可能玩三两年，是好热，但之后可能完全没有生意，那你又怎么办呢？”

而从投资者的角度出发，麦萃才指卡牌扣连动漫IP（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识产权），但每个IP的寿命不同。他举例，如漫威（Marvel）与 DC漫画都是美国历史悠久的公司，它们的产品横跨不同世代，热潮的持久性强，不过有些就“可能昙花一现”。

麦萃才指出，投资者能否从中获利或管理风险，很看重其对物品的熟悉程度和触觉。

为了纪录自己的卡牌收藏与卖出，陈朗熹自玩卡以来开了个Excel表格，上面划分好购入的卡牌种类、买卖价格和成本收益。

陈朗熹说，自己积存过不少“蟹货（被套牢）”。2023年，印有小精灵训练员的宝可梦人物卡大热。眼见市场旺盛，陈朗熹很快投入了两、三万买训练员卡。但他没料到到了年末，价钱已经大跌。

今年，他以亏本价7000港元卖掉所有训练员卡。“我在Excel表格里写：‘血的教训’”。

“它跟股票不同，股票跌了，你按一个键就可以卖出去。但是这些（卡牌）实体东西，它可以没人要的。”

看着市场炒卖风气，陈朗熹觉得现在一股劲地加入市场的人或过于轻率。“他们不怕，是因为没有经历过跌（市）的时候，但是如果他们经历过，就会知道你的卡（价格）多低都可以突然没人买。”

麦萃才提醒，能在二手市场以上百万卖出的卡牌属例“很罕见的例子”，另类投资产品有周期和热潮，“你懂得‘上车’就要懂得‘下车’。你不懂下车的话，你就要（和时间）斗长命了。”

物极必反？“玩卡最初衷是要开心”

坚守的人最后或会得到胜利。

对于资深玩家Eric来说，未来热潮或会冷却一点，但他仍然相信卡牌的价值。“Pokémon这件事实在太‘国民’，太深入民心了，我不会想像到它完全没有人喜欢那一天，没有可能发生的这件事的。”

Eric明白，外界对这热潮炒卖投资的质疑，但他形容卡牌对他来说是一种“信仰”——相信它的价值会稳步上升。“我自己收藏，是把目光放到好多年之后⋯⋯它在我眼中他就是黄金，我放在这不动，它自然会升。”

不过他也同意，人们现在过于聚焦在收藏部分，他提醒卡牌本身是“一样用来玩的东西”，无论对战还是交换卡牌，强调的始终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陈朗熹说，一开始看到卡牌形成热潮后，他是感到开心的，但没想到后来炒卖风气会越吹越歪——现在卡牌潮正热，他却想退出这兴趣。

他很记得有一次，在一家卡店见到两名中学生在抽卡，每一抽要1500元，但最后得到的卡只值200元，“他面不改容”。

“如果卡牌变成一个纯粹炒卖、没有玩乐⋯⋯就不是一件好事了，”陈朗熹感到无奈，“他不会讲美感、不会讲卡效厉不厉害，这张卡在赛场上会不会容易赢一点⋯⋯但现在全部都只是讲钱”。

慢慢地，他已不想告诉别人自己有这个兴趣：“我觉得我是时候要退出了。”

面对市面的炒卖气氛，通用卡店第二代负责人Johnny表示这是“无可避免的”，但他相信市场会自我调节，而如果有小朋友抽卡后着重价值，他会引导小朋友：“如果你钟意，张卡就是无价宝。

“玩卡的初衷是要开心先。”

近日，中国河北省被揭发收购商为达到保鲜效果，将大白菜蘸取工业甲醛，再装车运输到外地，事件引发官方及舆论高度关注。

事件曝光后，根据中国官媒报导，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属地调查核实，并追查涉事白菜流向，以防止问题産品进入市场。

这并非中国首次出现“甲醛白菜”。中国政府自2009年制定《食品安全法》后，多次修订相关法律，官方称其为“史上最严”食安法，但类似事件仍不时出现。

有学者向BBC中文分析，食品供应链涉及多个环节和监管部门，在实际执法层面可能出现盲区。

“甲醛白菜”是怎么回事

是次“甲醛白菜”事件发生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当地是中国重要的白菜产地之一。

事件由环保博主“渔猎齐哥”揭发。该博主称，他经实地走访调查发现，白菜收购商在装车之前，会为每一颗白菜蘸取“甲醛溶液”以进行保鲜。部分涉事白菜已被运往江苏、安徽等地。

事件被揭发后，康保县人民政府于8月22日发表通报，表示经初步核查后事件属实。通报称，相关收购商为了蔬菜运输保鲜而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等相关规定，甲醛属于属于非食用物质，禁止用于食品生产，也不得用做添加剂、保鲜等用途。

甲醛属于工业用的化学物，早已被世卫组织的国际癌症研究总署（IARC）列为“第一类致癌物”。

中国已有食安法，为何还出现监管盲区？

这是这次事件引发的核心问题。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西东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黄严忠告诉BBC中文，一般而言，食品供应链涉及生产、加工、包装、运输和流通等不同环节，每个环节都涉及到不同的监管部门。

他解释，中国的食品监管采取分段管理，例如种植及养殖由农业部门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进行监管，加工与销售则由市场监管部门根据《食品安全法》进行监管。

“收购、装车、运输这一段既不算生产，也不算销售，那么就属于灰色的三不管地带”。

另外，黄严忠又指，尽管目前中国对蔬菜有进行常规抽检，但主要涉及农药残留、重金属、食品添加剂等。

“甲醛不是食品添加剂，也不是农业，它是工业化学品，所以又不在标准检测的清单里。”。

法律之外，基层执法如何受限？

中国现行法律并非没有涉及食品流通和运输环节。

中国《食品安全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负责、领导、组织、协调该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这套食安法于2009年推出，在2015年进行全面修订，亦分别在2018年、2021年及2025年进行过修正，被称为是“史上最严”的《食安法》。

黄严忠认为，尽管中国已经制订法律针对食安问题，在法规及法律上朝向更完善的方向迈进，但基层执法人员的能力、经费、资源及设备长期不足，会造成监管上的限制。

另外，对于地方政府可能面临另一种制度性诱因：“发现了问题等于制造自己的政绩污点，不去积极发现反而更安全。”

争议不断的食安风波

翻查资料，这并不是中国首次出现“甲醛白菜”的情况。

2012年，山东省青州市一些地方被查出部分蔬菜商贩使用甲醛溶液，用以喷洒白菜进行保鲜。当时广州亦检出120多吨含有甲醛的白菜，而这些白菜主要来自山东和云南。

根据香港食物安全中心的资料，甲醛有时会被不正当地使用，作为食物防腐剂和漂白剂。常见有问题的食物是腐竹、粉丝和发水食物 (如牛柏叶，凤爪等)。

中国近年也多次出现引发社会关注的食品安全议题。中国官媒近年亦就着食物安全相关议题进行过不同的报导。

这包括2024年《新京报》揭发食用油罐车混运事件，今年央视亦报导多宗食安事件，例如四川食品加工现场发现以双氧水漂白鸡脚、福建的冻干士多啤梨重金属镉严重超标、云南及湖北等地农户被揭非法使用剧毒农药种植番薯等。

如何堵住监管漏洞？

由于中国生产的白菜亦会出口至亚洲地区，今次事件亦引起日本、韩国等国家强烈关注。

韩国食物泡菜有近四成依赖中国进口的白菜。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处表示，正与中方沟通以了解涉事大白菜是否曾出口至韩国，并加强对中国进口的白菜检验。

日本政府也已向中方确认相关白菜的流通及出口情况，目前尚未发现涉事的白菜出口到日本。

黄严忠指出，食品安全问题并非中国独有，但在应对食品安全问题上，其他一些地方如台湾、美国、日本采取的措施是加强监管，也会让媒体发挥监督的职能，令消费者及民众有更高透明度。

“食品安全问题本身涉及到政府的公信力、合法性，”他认为，若想令监管真正发挥作用，除了目前法律上的处罚以外，进一步加强社会监管的能力是重要的一环。

政府亦可以透过冷链补助等方式，降低运输和保险成本，减少商贩违法的诱因，“让合规变得更加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