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电影给我带来这么多欢乐，如果还要说它是个烂片，我觉得对它不公平，不能做这种坏人。”家在上海的王女士近日观看了电影《牛来》，她说出了观影者的普遍感受。

这部电影因制作简陋而受到嘲笑，却意外走火社交网路，掀起一场全民狂欢，并实现了票房奇迹。上映15天，这部电影票房突破2500万。

在过去的这个周末，从微博和小红书，到Instagram和Threads，这部没有前期宣发、仅由导演信雨萌和母亲二人耗时5年制作完成的电影成为全球网友热议的焦点。

从业人员估算，这部86分钟的动画电影制作成本不超过6位数。连片尾曲都是由导演的母亲自己演唱。

从嘲笑到买票支持

实际上，《牛来》的爆火非常突然，它始于一场调侃。

上映到第9天时，它的票房仅有7352元人民币（1090.27美元）。由于抽象、粗糙的制作，首批买票进影院的观众感到非常生气，于是屏摄、且将切片视频发布在网路上，并快速引起全网狂欢式的热议。

王女士告诉BBC中文，她在礼拜六（15日）就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牛来》的切片视频，看得非常开心，觉得应该要去影院买票支持。

由于排片不多，她只能买到距离自己家稍远的一个电影院的票。这场放映不仅满场，现场气氛亦火热，有观众根据网路流传的《牛来》切片影片制作小周边——包括牛来牌奶酪和一些手绘海报，在影院里和陌生的观众一起交流、免费发送。

散场后，大家还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天，甚至提出，影片中牛来的朋友豹拉就是大家都向往的忠诚型伴侣。

“牛来的故事本身很好，这是我很感慨的，”王女士这样说。“导演的技术确实不太行，但这种纯真的心地真的就是艺术家啊。”

根据中国票房平台猫眼数据，截止周六（8月15日），《牛来》票房仅有71.6万人民币（10.6万美元）；次日，票房飙升至608万（90.16万美元）。

接下来几天里，《牛来》票房在排片占比仅有5.2%的情况下，面对同期排片超过30%的海外引进大片《奥德赛》和中国主旋律力推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依然持续保持票房高位。

观众：为真诚买单

“如果满分是10，我给它8分，”一位来自美国的观众奥布里（Aubrie）在成都观看了这部电影。

她告诉BBC中文，因为在Instagram上看《牛来》的切片，觉得非常好玩，于是和两位朋友一起去观看了这部电影。“它好是因为它真的做得差到一定程度，我真的看得非常开心。”

在小红书、Threads、Instagram等平台上，很多网友发出大量盗摄内容，由于画面粗粝，舆论最初在质疑这样水准的影片为何存在。

但逐渐，舆论开始戏称这部电影为“AI时代的遗珠”，并肯定了自学5年自制影片的两位制作人员的心力。

有网友贴出自己用AI炮制的切片，但被更多网友呛称“《牛来》好就好在它诚实”。

在中国影视书籍打分平台豆瓣上，即便有超过一万五千条短评，平台依然锁住评分，并未直接开放打分。

有观众怒骂：“这种片子在大学里都毕不了业吧！”，“大家玩梗可以，但如果这种电影能够火和成功，那真是中国电影最大的悲哀”。

但同时也有评论说“这才是黄昏时代真正的吟游诗人”，“再简陋的真情实感也比最精致的无病呻吟和宏大叙事伟大。”

由于影片的爆火来得突然，很多影院临时加场来应对涌入的观众，并手绘《牛来》海报贴在影院门口。

王女士告诉BBC中文，她觉得《牛来》的爆火是当下这个时代大家对于畅快表达的折射。

“大家在宏大叙事和精致技术下太厌倦了，而且不知道自己能参与什么。但《牛来》不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手和脑加入进去，是真的加入进去。”

从业者：为何能够过审？

《牛来》收获票房之际，亦有很多观众不解：这样一部电影为什么会过审上映？

BBC中文此前报道，中国电影审核严格，制度繁琐，很多电影常面临临时撤档和修改，创作空间收紧是既定事实。

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便制作简陋，《牛来》的上映手续也非常齐全。2021年影片拿到剧本备案，并在2024年通过国家电影局审查，取得公映许可证，并在2026年8月5日正式上映。

一线院线发行人员亦在对中国媒体《澎湃》坦言：“24年拿的龙标，那就是内容层面过了，内容层面不违法乱纪也就算了，公映证也有，就是说第二道技术层面也没问题，就很匪夷所思。”

另有电影制片对中国媒体指出，就动画电影来说，技术审查一般是关于放映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不涉及坏帧、音画不同步、长时间黑屏这样的纯粹技术问题。审查并不审制作是否优良，只要手续合规，就能拿到放映的龙标。

导演：对票房心里没底

此前，中国播客节目《创业青年说》专访了《牛来》的导演信雨萌，这也是网路上唯一一个采访到导演本人的节目。

目前，这期录制于8月2日的节目已被下架，BBC中文无法独立核实原因，但中国媒体网站《观察者网》转载保存了这期节目的文字稿内容。

对话中，信雨萌说《牛来》的制作耗时5年，没有使用任何AI元素，设备也是购自中国二手交易平台闲鱼。

信雨萌说，因为自己儿时看了很多动画片，非常喜欢，觉得自己有潜力和功底来完成。只是没想到，着手制作后“特别艰难，多次想要放弃”，对于电影上映后的票房也非常担心。

至于粗糙的制作问题，信雨萌表示人物模型需要打磨，但不能本末倒置。

“观众不是去电影院看头发丝的。角色的细节和设备也有很大关系，这就要看有多少资金的投入了。”

值得注意的是，电影走红之后，“牛来片尾曲好听”这个词条进入微博热搜，这首歌由信雨萌的母亲独自完成词曲创作、并进行演唱。

信雨萌表示自己的母亲此前从未学过音乐，是从零开始学习，歌词中亦藏有彩蛋，“什么时候雨微风柔，什么时候萌芽破土”，将儿子的名字放了进去。

有网友看完电影表示：“如果我妈陪我用五年硬生生手搓出一部动画电影我会比谁都更骄傲更自豪更迫切地想让全世界都看到，尽管会带着一丝丝羞耻感maybe……不管网上吵得再天翻地覆，毫无疑问现实里他们母子二人就是这个夏天最幸福的人，偶尔也让普通人赢一次怎么了？”

全球最大的人形机械人制造商宇树科技（Unitree Robotics）在上海首次公开招股（IPO）上市，其股价在首个交易日收市时升幅超过460%。

这家中国公司的股份以每股150.80元人民币（22.36美元；714.79元新台币）向投资者发售，星期三（8月19日）收市报845元人民币。

这次备受期待的上市在以科技企业为主的科创板进行。科创板被广泛称为中国的纳斯达克（Nasdaq）。此举标志着北京推动本国机械人产业发展的宏大计划迈出重要一步。

目前，美国和中国正争夺在机械人及驱动这些机械人的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人工智慧）模型全球市场中的主导地位。

虽然宇树科技并非首家上市的人形机械人中国制造商，但属中国大陆首例。

自动化工业设备及智能吸尘机等机械人已广泛应用于工厂、仓库和家庭。

如今，人形机械人产业正吸引巨额投资，包括特斯拉（Tesla）、比亚迪（BYD）和亚马逊（Amazon）在内的大型企业正研发可执行通常由人类完成工作的双足机械人。

宇树科技——紮根杭州的机械人龙头

宇树科技正式名称为杭州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目前在北京推动先进技术发展的规划中扮演重要角色。

该公司已成为机械人产业领军企业，销售产品涵盖感测器、自动化机械臂、四足机械人及人形机械人。

随着市场需求增长，宇树科技去年出货超过5500台人形机械人。

宇树科技是该领域少数实现盈利的公司之一，2025年录得2.78亿元人民币净利润。

由于能够以较低价格提供与美国竞争对手相近功能的机械人产品，因此被视为美国开发商的强劲对手。

公司总部位于中国东部城市杭州。当地已形成所谓的机械人企业“黄金集群带”，并受惠于政府的大规模投资。

据官方英文《中国日报》报导，在相关政策支持下，中国机械人企业数量于2020年至2024年间增长超过三倍。

巴斯大学（University of Bath）副教授秦斐博士表示，机械人亦被视为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潜在方案，因为人口结构变化预计将导致劳动力短缺。

她表示，北京将机械人产业视为在先进技术领域取得领导地位的“战略重点”。

秦斐博士补充说：“机械人是人工智能走出萤幕、进入经济活动的领域”，包括工厂、医院，以及未来可能进入家庭。

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苏顺鸿博士（Dr Harold Soh）表示，美国机械人的软件通常更易于使用，但中国制造商提供的低价仍难以忽视。

宇树科技的机械狗美元起售价为2,700元（1.82万元人民币；8.61万元新台币），仅相当于波士顿动力（Boston Dynamics）四足机械人 Spot 约7万美元售价的一小部分。

苏顺鸿博士说：“两者其实不完全可比，因为宇树的一些机械狗体积小得多，但价格差距非常明显。”

宇树科技自2023年开始销售人形机械人，其售价1.35万美元、儿童身高大小的G1型号于翌年上市。

与此同时，包括伊隆·马斯克（Elon Musk）旗下特斯拉（Tesla）在内的主要美国竞争对手仍未开始交付同类产品。

在首次公开招股前，宇树科技的人形机械人成为大规模市场宣传活动的核心。

本周，该公司的机械人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中参赛。赛事吸引数百支队伍，项目包括跑步、足球，以及拆箱和图书馆书籍分类等较少体能元素的挑战。

今年2月，宇树科技的G1机械人在中国春节联欢晚会上展示武术动作，引起公众及研究人员关注。

机械人研究人士徐冶（David Hsu）表示，直播画面显示机械人完成一系列动作，“其方式是我们此前从未见过的”。

徐冶补充说：“这显示一个产业正在崛起。”

机械人企业的风向标？

部分专家预计，宇树科技上市后的市场表现将反映投资者对快速增长的人形机械人产业的兴趣。

投资公司 RoboStrategy 的杰克·皮尔森（Jack Pearson）表示，这次上市让公众获得难得机会投资人形机械人企业，并可能为其他制造商建立估值基准。

皮尔森表示，宇树科技的成功亦代表中国机械人产业的“转折点”，因为其上市正值美国限制外国制机械人进口之际。

宇树科技上市距离规模较小的中国竞争对手优必选科技（UBTech Robotics）在香港上市已近三年。

今年7月，优必选推出被中国官方媒体形容为“高度逼真”的人形机械人，称其可提供“情感支持及日常互动”，因此受到全球关注。

未来数月，包括乐聚机械人（Leju Robotics）及智元机械人（AgiBot）在内的更多机械人企业预计将跟随优必选及宇树科技上市。

然而，在乐观气氛背后，部分专家对工业及商业用途以外的人形机械人需求表示怀疑。

苏顺鸿表示，机械人距离有效进入家庭环境仍需数年时间。他指出，开发商仍需解决电池续航时间、私隐保护及可靠性等问题。

他补充说，初期市场主要将集中于工厂和医院等场所。

中美科技竞争

随着中美两国均将机械人及人工智能视为具战略重要性的产业，相关领域已成为双方竞争的最新焦点。

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政府于今年7月表示，基于国家安全及保护美国制造业的考量，将禁止新的中国制人形及四足机械人进入美国市场。

北京否认相关说法，并指责华盛顿将贸易问题“政治化”。

美国亦对其他中国科技产品实施严格限制，包括人工智能模型及电动车。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研究员万雨婷（Christine Wan）表示，中国在机械人产业的主导地位反映华盛顿面临的更广泛问题，即中国企业正愈来愈深度嵌入全球制造业体系。

万雨婷表示，其他国家可能不愿减少对中国供应商的依赖，因为此举可能干扰本国制造业运作。

到目前为止，西方机械人尚未在工厂生产线或消费市场取得同等影响力。

美国主要机械人开发商波士顿动力表示，计划于两年内在汽车制造商现代（Hyundai）的工厂部署人形机械人。这家韩国企业目前持有波士顿动力的控股权。

亚马逊、特斯拉等美国企业亦已宣布，计划在其业务营运中使用人形机械人。

今年较早时，马斯克旗下公司宣布，将利用其位于加州、负责生产 Model S 和 Model X 汽车的工厂，制造旗下 Optimus 人形机械人系列。

亚马逊曾于2023年测试在仓库使用人形机械人。该公司向BBC表示，目前正继续进行新一代机械人技术研究。

BBC亦已联络特斯拉及波斯顿动力，就其人形机械人计划寻求回应。

徐冶表示，有一点已十分明确，美国已失去其在机械人领域的领先地位。

他补充说：“我们已不再于新闻中听到美国机械人公司的消息。如今登上新闻版面的，是中国机械人企业。”

“它们已取代美国，成为最受瞩目的新势力。”

本文原以英文撰写，我们使用了人工智能协助翻译，并由BBC记者在发布前进行审核。了解更多关于我们如何使用人工智能的资讯。

在一线城市执业近四年、主要代理民商事案件及行政案件的律师王哲琳记得，数年之前，在她实习的律所里面，一名执业多年的同行律师因诈骗罪而被捕。

“主要是知道他在一个案件代理的过程中，因为诈欺罪而被追究刑事责任。”她说，当时身边的人都感到惊讶，她也没想到，从事民商事案件代理会遭遇这样的后果。

公益机构亚洲律师网路（Asian Lawyers Network，ALN）在今年7月发表《中国民商事律师权益状况报告》，指出民商事律师因正常执业行为而被追究刑事责任，正在呈现上升趋势。

报告其中一名撰写人陆妙卿表示，随着中国当局于2018年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及今年7约宣布展开为期一年的深化工作，民商事律师对代理案件的风险考量也会更加明显。

“客户的案件是不是敏感，他的背景干不干净，这个案件在三年之后会不会被重新定性。”

法学博士、美国前律师协会法治计划中国主任虞平向BBC中文分析，中国经济面临多项挑战的环境下，民商事律师更容易因代理涉及经济纠纷的案件，而增加自身风险。

“大家都开始讨论这个案子会不会敏感”

王哲琳主要代理合同买卖、劳动争议、行政诉讼类型的案件，客户以中型企业为主。同时，她也有承接一些性别暴力相关的工作，也曾经代理过群体性诉讼案件。

尽管这些案件属于民事诉讼，但当中涉及一定的敏感性。

她说，目前业界开始更多讨论哪些案件属于“敏感案件”，而范围不一定与政治或维权有关。

比如因性骚扰洐生的“侵害人格权”或“侵害名誉权”等民事案件，若案件涉及实名举报的校园性骚扰，律师往往会认为案件较为敏感。

“大家都会觉得这种案子是比较敏感的…这个敏感意味着，这个案子它不能纳入所谓的正常法律途径去解决。”

她解释，就她个人曾代理的案件中，更多的时候，法官会倾向让当事人以私下调解的方式解决，“让原告撤诉，然后让这个案子不需要形成一个判决。”

此外，一些涉及社会稳定、经济影响、国家宏观调控、社会舆论度高的民事案件，也可能被视为敏感，包括部分校园性侵、性骚扰案件。

一些群体性诉讼可能尤其需要额外的程序安排，常见于农民工讨薪而提出的诉讼。“律协（律师协会）就有规定，这种群体诉讼就必须要去报备。”

王哲琳指，律所、律协、司法局等部门，都会对于这类型的案件特别关注。

除了个人的风险考量外，她还需要获得律所的同意、司法局的确认，才能代理这类型的案件。

“在代理这案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的烦，就是你没有办法比较顺利的开展…会觉得这个执业还是比较受限的。”

她曾在代理这些案件后，经常会被司法局或当地政府找去谈话，“询问这个案子的情况”，而律所也会要求她定期汇报相关案件的进度及情况。

如果在一些行政案件中，被告一方是涉及政府或公安机关，“他们去找一些别的途径，会对你有些施压，这样的情现在也特别常见了。

据《中国民商事律师权益状况报告》指出，一些原本属于一般民商纠纷的案件，因涉及大型民营企业、网路平台、房地产、金融风险、群体性事件、涉外投资等因素，都可能被赋予不同程度的政治意义。

报告认为，案件是否敏感，不再只由法律性质决定，也与当事人身分、产业背景、舆论影响及政府治理目标等因素有关。

报告中举出的案例包括：广西律师冯波涉黑案，以及安徽律师吕先三因代理民间借贷纠纷而被控诈骗等。

从民事代理到刑事风险

执业近五年、主要代理民商事案件的律师李怡婷向BBC中文表示，近年来，一些民商事律师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都会在律师群体中引发关注。

其中，山东律师高丙芳代理“农民工讨薪”而被控虚假诉讼案，是她认为同行讨论度最高的案件之一。

“现在我们民商事律师面临的最高的风险，比如说有那种虚假诉讼罪，就等于是悬在我们民商事律师上面的一把利剑，”

高丙芳相关案情指，75名农民工的工资当时由包头工垫付，包头工聘请高丙芳为代理律师，以农民工名义起诉工程总承包商欠薪。

公诉人指控高丙芳授意另外两名被告捏造农民工未获工资的事实。高丙芳则坚称自己无罪，亦表示自己事前对于垫付工资并不知情。

2024年，山东法院一审宣判高丙芳虚假诉讼罪罪成，有期徒刑四年。她提出上诉后，2025年于二审宣判维持原判。案件中的另外两名被告包工头亦被判罪成，判处缓刑。案件当时引起了中国司法界的高度关注。

李怡婷解释，在代理案件的过程中，可能涉及当事人向律师隐暪关键信息的情况。即使律师本身并没有虚假诉讼或诈骗的意图，也可能面临刑事风险。

中国《刑法》规定，虚假诉讼罪的核心是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如果诉讼代理人与他人通谋、共同实施相关行为，也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扫黑除恶”下的代理风险

有份撰写《报告》、目前身在美国的公益律师陆妙卿表示，不少仍在中国执业的律师反映，对代理案件可能涉及刑事责任的担忧有所增加。

过去在中国执业多年的陆妙卿告诉BBC中文，自2018年中国当局实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始观察到一些民商事律师也开始被卷入刑事案件中。

中国官方表示，扫黑除恶是为了清除黑恶势力、维护社会安宁，并强调依法办案。

今年7月，官方宣布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并称要严格依法办案，做到“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

《中国民商事律师权益状况报告》指出，长期以来，中国律师行业普遍认为，相较于刑事辩护律师或维权律师，民商事律师的风险较低，也是相对安全的执业群体，但随着一些民商事律师因代理案件被追究刑事责任，这种认知近年也正在发生变化。

其中一个备受关注的案件，是广西律师冯波涉黑案。

2012年至2015年期间，冯波担任桂林北京商会的法律法律顾问。商会会长刘强后来因涉黑等11项罪名，被判有期徒刑25年。

冯波于2022年被捕，2023年一审被判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诈欺罪和帮助伪造证据罪，判刑10年。

他提出上诉后，法院于2024年的二审判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他有参加以刘强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撤销相关罪名；但诈骗罪及帮助伪造证据罪维持原判，刑期改为5年。

陆妙卿认为，这类案件令律师开始担心，自己与客户建立的正常法律委托关系，是否可能在客户日后被重新定性后，反过来成为追究律师责任的依据。

“这种事情在2018年扫黑除恶之前是几乎不可想像的。”

中国司法机关相关文件指出，定性的关键在于当事人是否有加入黑社会组织的主观意愿，以及是否明知并参与其违法犯罪活动；单纯受雇或提供一般服务并不当然构成犯罪。

在一线城市执业十多年的张浩然主要是代理民商事案件，在接受BBC中文访问时，表示在代理案件过程中，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意见、出谋划策是正常的执业行为。

他说，但在“扫黑除恶”的环境之下，代理律师受到当事人的波及而被追究刑事责任，可能带来寒蝉效应，“就是会怕，就是不敢，一定就是就会小心翼翼。”

因此，在选择代理案件之前，张浩然指自己会变得更加审慎，“肯定是要评估一下。”

李怡婷也认为，随着近年类似的案例有增加趋势，这也让她在代理案件时感到担忧。

“如果早知道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肯定宁愿选择不接这个案件，也不愿意冒这种风险的，会有这种心理。”

面对经济下行，风险会否进一步扩大？

法学博士、美国前律师协会法治计划中国主任虞平表示，中国律师的风险边界持续扩张，源于在中国的语境下，政治体制的公权力与法治下保障个人利益的权力逻辑并不一致，会无可避免地产生衡突。

不论是刑事案件及民商事案件，“只要是跟权力有冲突的可能，那就会遭到打压，所以这个是个根本的问题。”虞平说。

虞平指，在经济下行的环境下，地方政府或会向当地的企业家寻求财政补贴，而企业律师在保护客户经济利益时，也可能因此与地方政府产生冲突。

“很多商业律师就是为企业家服务，就会受到被殃及，我觉得这种情况，相对来说是一个制度性问题，不是一个个案的问题。”

现年二十多岁，执业近三年、主要代理刑事案件的陈静认为，若执业律师的不安全感持续扩大，最终会影响民众获得高质量的法律服务。

“大家都会有所顾忌，我觉得可能会有点难去尽心尽力的提供法律服务。”

李静认为，只有当法治的大环境获得改善、律师协会真正为律师提供保障，以及相关部门依法办事，才会让整体风险减低，“那肯定我们的安全感都会提升。”

（为保护受访者身份与安全，王哲琳、李怡婷、张浩然、陈静均为化名。）

中国前总理朱镕基上周去世，享年97岁，遗体周二（18日）在北京火化。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为悼念朱镕基，中国的天安门、新华门（中南海正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和中国驻外使馆，均降半旗致哀。

周二清晨，天安门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后，随即降半旗致哀。

送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举行。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的遗像。

七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数到齐，再加上国家副主席韩正，与前总理李克强、李鹏遗体送别仪式相当；区别在于彭丽媛并未出席，但彭出席了李克强的悼念仪式。

胡锦涛并未出席，但送花圈悼念；中国央视的《新闻联播》画面中并未显示温家宝是否出席，但显示他送花圈悼念。

祭悼领导人的政治敏感度

长期以来，中共一直对公众悼念高层官员与公共人物去世时的反应心存戒惧。1976年前总理周恩来、1989年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时，均引发广泛的悼念潮，并最终演变为抗议活动。

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猝逝时，也曾引起民间广泛的怀念之情，其家乡民众自发献花的举动，同样引起了官方的警觉。

在网络上，有关朱镕基的帖文也受到严格管控与删除。

在社交媒体微信上，西京研究院创始院长、经济学家赵建撰文怀念朱镕基与他所活跃的那个年代：

“我多希望这一切只是一场大梦，一梦醒来，还是三十年前。那时没有智能手机，没有短视频，没有充斥屏幕的贩卖焦虑者。天是蓝的，日子过得慢，话是可以直说的。”

“那时候我们穷，穷得很紮实……但人们眼里有光，心里有底，明天是看得见的。”

“如今我们物质丰裕，选择多样，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可为甚么，内心却是空落落的？”

文末，赵建以自嘲的括注坦承此文命运：“这样一篇纪念文章，改了又改，删了又删，还是发不出来。哈。”

该文在微信平台上发布次日即被删除。

“人们怀念他的亲和力”

BBC驻北京记者碧嘉兰（Laura Bicker）、记者郭悠（Koh Ewe）

尽管中国官方将朱镕基誉为“忠诚”的党员，但当局同样提防公众对他所代表的改革年代的悼念，容易演变为对当下领导层的隐晦批评。

真正令中国人怀念那个时代的，似乎是两人身上那种独特的风格——一种平易近人的亲和力。

一部中国官方媒体拍摄的江泽民生平纪录片显示，他时而拍桌而起，时而放声大笑。

社交媒体上流传一张江泽民与朱镕基相谈甚欢、开怀大笑的照片，配文赞扬两人坦诚沟通的作风。

配文写道：“他们讲真话，敢担当，为人民服务不遗余力。”

这种风格深深吸引了中国观众，与当下经过精心编排的领导人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这两位领导人相继载入中国历史，标志着上世纪90年代及本世纪初那段突飞猛进、强调民营创业与财富创造的改革时代彻底落幕。

这与习近平形成对比——他强化了中央集权，推行以国家主导、聚焦科技自主与战略产业的经济政策。

他在周一的纪念活动上表示：“在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提高对各种风险的警惕性。”

他还说，我们必须“以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高超的斗争本领”，“主动应对狂风骇浪甚至惊涛骇浪带来的重大考验”。

他还赞扬了江泽民1989年对上海一家改革派报纸的整肃行动——该报此前曾声援最终演变为血腥的北京天安门广场镇压事件的民主运动示威者。

伦敦国王学院法中研究所所长、中国研究教授凯瑞·布朗（Kerry Brown）表示：“习近平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他补充道：“他试图打造一套统一的历史叙事——任何暗示他们（江泽民、朱镕基）的领导层曾提出或暗示过另一条不同发展道路的说法，都不会被允许公开传播。相反，他们的一生将被编织进这样一套叙事：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将中国转变为今天的样子，而不是去纠结任何‘假如’式的假设。”

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政治规则

送别朱镕基并且进行遗体火化的地方是八宝山革命公墓，原址为明代护国寺，中共建政后，在周恩来指示下勘察改建而成。1970年，经周恩来批准，正式定名为“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

建成之初，此处安葬人士的范围较广，不仅包括“已故党和国家及军队领导人”，还包括“著名科学家、文学家、高级工程技术人员、革命烈士、国际友人和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林徽因、老舍和李可染等文化名人也曾安葬于此。

到了90年代，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门槛提高至司局级以上干部。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逝者可选择土葬，或将骨灰盒安放于公墓的骨灰堂内，其中“中一室”规格最高。

“中一室”101号位正中安放的是朱德的骨灰盒。由于毛泽东的遗体存放于毛主席纪念堂，而周恩来的骨灰按遗愿撒入大海，朱德因此成为八宝山革命公墓内安放级别最高的领导人。

与他同室安放的还有陈毅、董必武、陶铸、廖承志、李宗仁、张治中、傅作义等人。

值得一提的是，彭德怀1974年病逝，但因文革期间他仍处于“被打倒”状态，骨灰未能安放于八宝山。1978年获平反后，其骨灰方安放于“中一室”，原本就在朱德旁（编号102位），但至1999年底，经亲属申请后迁出，送回湖南湘潭老家安葬。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去世后（2002年去世），骨灰同样存放于八宝山骨灰堂“中一室”。随后，经其家人奔走，确定在陕西省富平县（其祖籍地）修建陵园。

2005年，在习仲勋逝世三周年之日，其骨灰由八宝山革命公墓迁至富平习仲勋陵园安葬。此后，该陵园历经多次扩建，尤其在习近平出任最高领导人之后，规模明显扩大。

另有一个特例，即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他在1967年去世时，正值文革期间，其七叔载涛提议将他火化后安放于八宝山人民公墓，而非革命公墓。1980年，全国政协为溥仪补办追悼会，并将其骨灰转入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

然而，其遗孀李淑贤据报始终认为这并非溥仪的最终归属之地。1995年，她终将其骨灰迁葬至河北易县清西陵附近的一处华龙皇家陵园（该陵园属商业性公墓，但距光绪帝的崇陵仅相距200米）。

目前尚不清楚朱镕基本人及其亲属对其身后事的安排。若选择火化并安放于此，则按惯例将置于“中一室”内。但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则都按他们的生前愿望，将骨灰撒入大海。

“我当时非常虚弱，我几乎感觉不到我的腿，”阿奈丝·德·沃斯（Anaïs de Vos）说。 “我很害怕，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那是2011年7月，当时27岁的阿奈丝正在巴黎接受法国文化部的招聘面试。

她平常不喝咖啡，但当面试官、一个名叫克里斯蒂安·内格雷（Christian Nègre）的高级公务员，给她递上一杯咖啡时，她出于礼貌答应了。

她告诉 BBC《全球女性》（BBC Global Women），这是他自己做的，但“味道很糟糕⋯⋯所以我只喝了一半”。

会面最初在办公室举行，但几分钟后，内格雷建议他们到外面去。

她对于要告诉内格雷自己想回办公室上厕所感到不自在，因此以自己觉得冷为藉口，表示想返回大楼。但她说，内格雷转身离开，带着两人朝塞纳河畔走去，于是她告诉内格雷，自己急需找一间洗手间。

“他直视着我的眼睛说：‘哦，你想小便吗？’”

“我感觉自己像个小孩。我觉得他看我的眼神很奇怪，几乎是幸灾乐祸的神情。”

她说，他指引她来到塞纳河上一座桥下的储物柜门前，并说：“你可以在这里（小便）。”

现在，阿奈丝是近250名女性之一，她们相信内格雷在2009年至2018年期间对她们下了药，使她们遭受了所谓的化学控制，也就是使用药物来控制他人。

化学屈服（chemical submission）的概念在 2024 年的法国引起广泛关注，当时吉赛儿·佩利科特（Gisele Pelicot）的丈夫被判有罪，罪名是给她注射镇静剂，并在她失去意识时邀请陌生人强奸她。

“我开始恐慌起来，”她说。 “我幻想着他把我推进房间，然后关上门。”

阿奈丝觉得这“太奇怪了”，坚持要他们继续前进。

他们步行前往罗浮宫使用那里的洗手间，但每次要花1欧元，而她的钱包落在了部会办公室。内格雷告诉她，他身上也没有现金。

阿奈丝憋尿憋得又痛苦又绝望，她找到一家咖啡馆，允许她使用他们的厕所。

她说：“那时我感觉身体非常虚弱。”当她走向洗手间时，她失禁了，尿湿了裤子。

回想起2011年，阿奈丝感到些许安慰，因为当时她小便的时候，内格雷看不见她。 “至少他没看见我，”她说。

“我当时只穿了一条裙子，真是太庆幸了，”她补充道，并解释说这样更容易掩盖发生的事情。

与内格雷相处三个小时后，她说她“感到头晕乏力”。

她没能得到那份工作，并且对他有所怀疑，但始终无法弄清楚究竟是什么让她感到如此不舒服。

阿奈丝觉得这件事打击了她的自信心，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她选择了一条不那么雄心勃勃的职业道路。

2019年，她收到了一封警方的来信。与警方会面后，她得知警方怀疑她是内格雷被指控在求职面试中下药的近200名女性之一，据称这些面试都是针对该部会的职位。

“我当时很震惊，”她说。 “但我很高兴知道自己没疯。那天肯定发生了什么事。”

此后又有数十名受害者出现。

警方认为内格雷使用了利尿剂（diuretics），利尿剂用于治疗多种疾病，包括高血压，会导致身体产生过多的尿液。

阿奈丝在与内格雷见面的那天，曾有过一个念头，也许他在她的饮料里下了药，但她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告诉自己：“这是文化部。这不可能。”

“实验P”

阿奈丝说，警方告诉她，他们在内格雷的电脑上发现了一个列有所谓受害者的试算表格，名为“实验 P”，他们就是这样找到她的。

她说，这份文件记录了女性面试的时间、服用利尿剂的时间、她们多久开始才小便以及她们穿的内裤。

现在回想起来，阿奈丝确信内格雷为她做的咖啡里那种奇怪的味道就是利尿剂。

检察官办公室在今年2月发布的声明中表示，对内格雷的调查始于2018年6月，当时他被一名同事发现从桌子底下偷拍一名女子。

他最初被停职，失去了文化事务区域主管的职务，之后于2019年被文化部解雇。

检察官称，他在2018年告诉调查人员，他曾在求职面试中“对女性制造羞辱的局面”。

许多女性表示，她们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可能是受害者，是在警方联络她们的时候。

有些人在媒体报道中看到阿奈丝和其他指控者后，挺身而出。

现年60多岁的内格雷目前正因涉嫌下药、侵犯隐私和性侵等罪名接受正式调查，等待审判。

BBC 透过内格雷的律师向他提出本文中的指控，但他拒绝置评。

内格雷的笔记中提到的另一个人是玛丽—海伦·布里斯（Marie-Hélène Brice）。2016年，内格雷在斯特拉斯堡文化部跟她面试，当时他正在斯特拉斯堡工作。

她说他告诉她，她看起来压力很大，建议他们出去散步“让她冷静下来”。

但当他们沿着运河漫步时，玛丽—海伦像阿奈丝一样，感到无法控制的尿意，这开始让她感到疼痛。

她说，内格雷告诉她他知道附近有个公共厕所，但当他们到达那里时，却发现没有厕所。

“我当时真的开始感到痛苦⋯⋯疼痛难忍，脸色苍白，泪流满面，”她说。

玛丽—海伦说她别无选择，只能在公共场合小便。她说内格雷主动提出用他的外套帮她遮挡。

“我当时尴尬极了，”她说。 “他眼睛一直没离开过我。”

玛丽—海伦说，多年来她一直感到羞愧。

和阿奈丝一样，她也接到了警方的电话，被告知她是内格雷的受害者之一。“这真是太令人震惊了，”她补充道。

化学屈服

玛丽—海伦说，除了心理上的痛苦，她还出现了泌尿系统的问题。

她解释说，虽然这些事件可能不符合人们通常认为的性侵犯案件的模式，但她对自己所发生的事情毫不怀疑：“我遭到了袭击，我被灌醉了，我被下毒了，但对我来说，这显然是一宗性侵犯。”

法国议员桑德琳‧乔索（Sandrine Josso）关注化学屈服议题。今年，法国参议员乔尔·盖里奥（Joel Guerriau；葛利欧）被判犯有在她饮料中掺入摇头丸以性侵她的罪行，之后乔索成为该领域的领导者之一。

乔索认为，长期以来，法国在支持被下药的女性和起诉犯罪者方面做得不够。

今年，她推动推出了一项试点计划，允许怀疑自己被下药的女性将血液、尿液或头发样本送到实验室进行检测，而无需向警方提出正式投诉。

“人们正在行动起来，受害者正在举报更多案件，提出更多投诉，这很重要，”乔索告诉BBC《全球女性》（BBC Global Women）。

但这种方法也有其限制。阿奈丝、玛丽—海伦以及许多其他据称是内格雷的受害者都没有怀疑自己被下了药——而且，除非在下药后立即进行检测，否则血液和尿液样本中不会显示药物成分。

药物可能在头发中停留更长时间才能被检测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难以确定药物的使用时间。

据法国雷蒙·普恩加莱大学医院（Raymond-Poincaré AP-HP Hospital）负责该试点计画的尚—克洛德·阿尔瓦雷斯教授（Prof Jean-Claude Alvarez）称，以这种方式使用利尿剂“非常不寻常”。他说，作为一名毒理学家（toxicologist），他从业26年来从未见过这种情况。

该实验室常规检测400种物质，“现在，在法国，我们正在寻找利尿剂，”他补充道。

距离阿奈丝与内格雷相遇已过去15年，她第一次与警方交谈也已过七年。

和其他许多原告一样，她对内格雷的案件迟迟未能开庭审理感到沮丧。

同时，据妇女权益组织“妇女基金会”（Fondation des Femmes）称，涉嫌施暴者仍在人力资源部门工作。该组织正在为大约30名受影响妇女提供支持。

“一切都令人不安，我对我们受到的待遇感到愤怒，”现年42岁的阿奈丝说道。

她说她第一次与警方交谈是在2019年，但之后多次给警方发电子邮件，直到2023年才收到案件的消息。

“四年来，我一直独自承受着自己是受害者的痛苦。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说。 “我对司法系统非常愤怒。”

玛丽—海伦将这种等待描述为“二次受害”。

“作为受害者，我必须证明所受的影响，去看精神科医生，写具体的笔记，”她说。

案件的拖延使所发生的事情更令人难以承受。

“我们不觉得我们被完全认真对待，”玛丽—海伦说。

联合国妇女署（UN Women）的卡利奥皮·明盖鲁（Kalliopi Mingeirou）告诉 BBC，各国政府、警察和司法系统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打击毒品辅助性侵犯，当局正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而涉嫌虐待案件的延误正在“摧毁妇女的生活”。

BBC向法国警方、司法部门和政府查询对其处理此案方式的批评，但他们没有回应。

很长一段时间里，玛丽—海伦一直保持沉默，直到她不再感到羞耻。

“我不需要躲藏——我是一名受害者，”她说。

“对我来说，公开讲话很重要，因为这能让一些受害者认清自己，发现自己是受害者，并进而提出投诉。”

“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里，发声是必要的，谈论性别歧视和性暴力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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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唯一无法战胜的对手就是体重，”塞雷娜·威廉姆斯（Serena Williams，小威、小威廉丝）去年在美国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的播客节目中表示。“我每天真的在健身房训练八小时，但体重一点都减不下来。事实上，我感觉自己甚至可能还变重了，”她说。

在访谈中，她解释说，在孩子出生后一直难以减重，因此开始服用GLP-1减重药物。她在接受《时尚》（Vogue）访问时表示，所服用的药物是替尔泊肽（tirzepatide，商品名包括 Zepbound 和 Mounjaro 满健乐 / 猛健乐）。威廉姆斯受聘担任Ro公司的品牌大使，该公司提供这类药物，而她的丈夫亚历克西斯·瓦尼安 (Alexis Ohanian)也是该公司的投资者。

这是市面上多款能抑制食欲并可带来显著体重下降效果的药物之一。这些药物透过模仿肠道荷尔蒙GLP-1发挥作用，而替尔泊肽同时还模仿GIP——两者都是会让人产生饱足感的荷尔蒙。

在体育界，任何能够带来优势的物质长期以来都受到对手、观众及反禁药机构的密切审视。随着威廉姆斯重返职业网球赛场，她决定使用GLP-1减重药物，这引发了人们对这类药物能否提高运动表现，以及是否是运动员减肥和改善健康的合法途径的质疑。

但问题是，它们应被视为增强表现药物吗？

何谓使用兴奋剂？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药物检测与反禁药领域的世界级专家大卫·科恩（David Cowan）解释说，要被归类为体育运动中的禁药，一种物质需要符合特定标准。这些物质必须具有提升表现的潜力、可能危害运动员健康，或违反“体育精神”。

虽然减重药物目前并未被职业体育列为禁药，但科恩表示，反禁药机构正密切关注相关发展。GLP-1类药物仍被列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orld Anti-Doping Agency, WADA；世界反运动禁药机构）的监测药物名单之中。“监测计划涵盖的物质并不在禁用清单上，但WADA希望对其进行监测，以发现体育运动中可能出现的滥用模式，”一名发言人向BBC表示。

有鉴于此，科恩指出，WADA目前并未将减重药物视为“不公平”或具有增强表现作用的药物。

造成这种不确定性的一个原因是，GLP-1类药物尚未在顶尖运动员身上进行研究。意大利米兰蒙齐诺心脏医学中心（Centro Cardiologico Monzino）的心脏科医生兼运动生理学家马西莫·马佩利（Massimo Mapelli）表示：“情况正在迅速演变，而我们迄今认为正常的事物正在改变。”他说。

随着相关研究不断发展，科学家和体育组织将从多个角度分析减重药物可能如何影响运动员。其中最直接的影响之一，可能出现在设有严格体重级别的运动项目中。

例如在拳击和摔跤等运动中，运动员按体重级别参赛，并必须符合规定的体重上限才能出赛。马佩利表示，在这些运动项目中，减重药物有可能被视为禁药。“你本质上是在使用一种可能为自己带来优势的药物，”他说。

基于类似原因，利尿剂的使用已被禁止。利尿剂会使人体排出更多尿液，从而让运动员体重减轻。WADA指出，这类药物也可被用来“冲洗先前服用的违禁物质”。

减肥以外的益处

科学家愈来愈意识到，这类药物对人体的影响不仅限于减重。根据《刺针》（Lancet；柳叶刀）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GLP-1类药物能够减少发炎、改善代谢健康，并降低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风险；体重减轻本身仅能解释心血管风险下降约三分之一的效果。

换句话说，这些药物能够在不依赖减重效果的情况下改善个人的心脏健康，但科学家目前仍不清楚背后原因。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内分泌学家丹尼尔·德鲁克（Daniel Drucker）参与了GLP-1药物开发的开创性研究。他表示，GLP-1类药物除了减重之外还具有其他益处，这一点值得考虑。

以威廉姆斯为例，她曾以Ro品牌大使的身份公开谈论自己体验到的健康益处。威廉姆斯表示，她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下降了19%，关节状况有所改善，胆固醇水平也有所改善。“我甚至能做出一些动作，而坦白说，那是我以前从未做到过的，”她说。

德鲁克表示，这些效果有可能影响Williams的运动表现。

“我不会排除GLP-1类药物可能以某种间接方式，让身体的代谢环境更有利于运动的可能性，”同时为多家生产相关药物公司担任顾问的德鲁克说。例如，GLP-1类药物能改善流向肌肉的血液循环，并保护人体器官的健康。这些益处可能与其减少发炎的作用有关。

然而，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运动生理学教授艾比史密斯—瑞安（Abbie Smith-Ryan）表示，在减少发炎方面，运动本身“比药物效果更佳”。

她说：“这些药物最显著的抗发炎效果，也主要出现在体重过重或肥胖的人群身上。因此，如果它们确实具有提升运动表现的作用，最先显现的很可能是体重过重或肥胖的运动员，而不是体型精瘦、原本已具备良好体能的运动员。”

史密斯—瑞安表示，如果低剂量的这类药物最终被证明能够显著降低精瘦运动员的发炎水平，“那么它们或许可能间接有助于恢复，并进而影响运动表现”。

“但从科学角度来看，我们目前还没有走到那一步。”她说。

德鲁克解释说，减肥药作用于大脑中的 GLP-1 受体，从而可以保护其他器官。

然而，德鲁克补充说，这些效应尚未在运动员身上进行研究，因此“目前无法回答它们是否能够提升运动表现”。

“在此之前，我认为我们只能保持中立立场，并表示目前没有数据显示它们具有增强运动表现的作用。但缺乏证据，并不等于不存在这种作用。”

不良副作用

鉴于如今已广为人知的不良副作用，包括肌肉流失、肠胃问题，以及较为罕见但严重的胰脏发炎，对运动员而言，透过GLP-1类药物快速减重可能是一项具有风险的做法。

肌肉是推动身体加快速度、提升耐力及降低受伤风险所必需的，因此肌肉流失显然可能损害运动表现。

然而，美国运动医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院士兼运动生理学专家迈克尔·乔伊纳（Michael Joyner）表示，如果运动员减少的是体脂肪，同时能够维持甚至增加肌肉量，这反而可能带来好处。他指出，持续进行训练很容易减轻任何肌肉流失所造成的影响。

“你当然会预期，任何使用这类药物来控制体重的顶尖运动员，同时也会进行非常高强度的训练，”他说。他补充，在精英体育运动中，“能够利用细微差距取得优势”极其重要。减掉几公斤体重，可能会“带来变革性的效果，有助于人们更快移动并提升耐力”。

研究亦显示，不同药物所导致的瘦体重流失比例可能有所不同。近期一项统合分析估计，在使用司美格鲁肽（semaglutide，又称“索马鲁肽”）减掉的体重中，约35%属于瘦体重流失，即包括肌肉、水分及其他非脂肪组织；相比之下，替尔泊肽（tirzepatide）的比例约为25.4%。研究指出，透过结合阻力训练、摄取足够蛋白质以及监测身体组成，“肌肉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保留”。

热量不足

至于GLP-1类药物最终是否会被视为禁药，运动科学家指出，其使用实际上可能会妨碍运动表现，因为除了副作用之外，这些药物还可能令运动员更难摄取足够热量以支持高强度训练。

史密斯—瑞安说：“对运动表现而言，能量补充至关重要；热量摄取不足会直接损害训练适应、身体恢复以及竞赛表现。”

许多顶尖运动员本来已经难以摄取足够能量，以满足训练需求。

“GLP-1类药物是透过作用于大脑来抑制食欲。因此，在本已相当繁重的训练负荷之上，再加上药物引致的食欲下降，确实存在风险：这可能令运动员进一步陷入能量摄取不足的状况，从而威胁能量供应、身体恢复及运动表现，”她说。

在2026年7月发表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观察了36名采用限制热量饮食的运动员。这些运动员仍摄取大量蛋白质，并进行阻力训练以保留肌肉量，这也是服用GLP-1类药物人士通常获得的建议。尽管遵循了这些指引，这些运动员的新陈代谢速度仍然减慢，而这可能导致疲劳。至于在服用GLP-1类药物的情况下是否会出现同样效果，目前仍不清楚。

当运动员摄取的热量不足以满足能量需求时，也可能导致一种称为“运动相对能量不足症候群”（Relative Energy Deficiency in Sport, Red-S）的状况。这可能影响骨骼健康、情绪以及运动表现。

职业操守忧虑

威廉姆斯如今已在离开职业网坛四年后重返赛场。她的下一场比赛将于本周在辛辛那提公开赛（Cincinnati Open）女子双打项目中进行，届时她将与姊姊维纳斯·威廉姆斯（Venus Williams，大威廉丝）搭档出战。

她表示，自己之所以公开谈论此事，是希望消除外界对使用这类药物的污名化。

虽然科学研究目前仍未能确切说明减重药物会如何影响运动表现，但相关的伦理问题已相当明显。

首先，职业运动员很少属于这类药物原本针对的适用群体，即患有二型糖尿病或与体重相关疾病的人士，尽管也存在一些例外情况。

生产“周纤达”（Wegovy，另译“维秀美”）和“胰妥赞”（Ozempic，另译“奥泽匹克”）的诺和诺德（Novo Nordisk）向BBC发表声明表示：“我们不支持将旗下药物用于其核准适应症范围以外的用途。”

生产Zepbound和Mounjaro的礼来公司（Eli Lilly）则表示：“替尔泊肽（tirzepatide）适用于患有二型糖尿病的成人、青少年及10岁或以上儿童，并须配合饮食控制和运动；此外亦适用于患有肥胖症，或体重过重且伴有与体重相关共病症的成人，用于体重管理。”

两家公司均未就职业运动员使用这些药物的情况发表评论。

这些药物属于处方药，但透过网上私人医疗服务提供者亦可轻易取得。这种容易取得的途径引起医生们的担忧，尤其是考虑到市场上大量未经监管的 GLP-1 药物。

科恩警告说：“药物始终存在被滥用的可能，而且一旦被不当使用，可能造成伤害。”

因此，乔伊纳表示，如果部分运动员能够透过药物，更容易获得竞技优势，而其他人则需要依靠生活方式调整，那么其他运动员可能会认为这种情况并不公平。

马佩利表示，我们目前无法假设GLP-1类药物会为顶尖运动员带来哪些益处、风险或对运动表现产生何种影响。但德鲁克指出，在获得更多数据之前，反禁药机构基本上是在“摸黑前行”。

批评者认为，威廉姆斯担任Ro品牌大使并积极公开倡导使用相关药物，开创了一个令人担忧的先例。

在Ro公司的网站上，她面带微笑地为自己注射减重药物。

《卫报》的体育记者布莱恩·阿门·格雷厄姆（Bryan Armen Graham）撰文指出，“在广告中启用威廉姆斯的目的，是把减重药物正常化为一种生活方式产品，面向那些并非典型患者的人群。”身体形象倡议者亚历克斯·莱特（Alex Light）则在《独立报》撰文表示，她使用GLP-1类药物标志着一个“令人不安的文化转折点”，显示女性“依然受困于社会对纤瘦身材的迷恋”。

威廉姆斯被誉为史上最伟大的网球运动员之一，也是全球女孩和运动员的榜样。马佩利担心，如果一名备受公众关注的运动员使用这类药物，可能会向青少年传递一个讯号，即使体重健康，药物也是一种可接受的选择。

乔伊纳认为，在科学研究追上现实发展之前，我们将会看到这类药物在职业体育内外的使用持续增加。而如果这种增长出现，围绕体育公平性的争论很可能也将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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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不到一个月内，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和世界机器人大会先后在上海和北京举行，凸显中国在最具战略意义的新科技领域的野心。

两场大会虽名为“世界”大会，实际都是中国以自己为主场进行的“1+N”式外交平台。这一模式可追溯到2014年在浙江乌镇创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如今已从互联网扩展到人工智能与机器人。

在美国，人工智慧同样被提升到战略高度。就在两场大会之间，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将“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国家安全受管制名单。中国企业受到的影响尤其受到关注。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80%以上，宇树科技一家遍占比32%。

从AI模型、先进晶片到机器人，中美竞争正从科技公司的产品较量延伸至产业和国家安全，也被形容为一场新的“AI军备竞赛”。那么，中美两国究竟在比什么？

AI真的正在成为“军备竞赛”吗？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警告，AI可能成为“通向灾难的疯狂竞赛”；马斯克也曾表示，AI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更建议启动“AI版曼哈顿计划”。

曼哈顿计划正是美国在二战期间研发核武器的秘密计划。

此后，越来越多声音将今天的AI竞争类比为20世纪的核竞赛。

在这个赛场上，呈现出“你追我赶”的的激烈场景。2022年11月OpenAI发布ChatGPT，一鸣惊人，当时业界认为中美AI差距在两年；2025年1月DeepSeek发布R1，让美国资本市场受到震动，差距改为一年；今年7月Kimi K3发布后，有分析师认为差距已缩至四到九个月。

美苏在核技术上也曾上演类似的追赶。

1945年7月，美国率先试爆原子弹；1949年8月，苏联成功试爆自己的第一枚原子弹。1952年11月，美国试爆首枚氢弹，不到十个月后，1953年8月，苏联也成功试验氢弹。到民用核能领域，苏联甚至一度反超：1954年6月，世界第一座核电站在苏联奥布宁斯克建成并网。

“这个类比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因为AI和核武器一样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地缘政治部门主管鲁晓萌对BBC中文指出。

但两者也有不同之处。

鲁晓萌说，AI拥有广泛的商业应用，核能则不然。很难想像普通人日常使用某种“民用版核系统”，但AI已出现在每个人的个人设备上，被广泛使用。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员陈凯欣（Kyle Chan）则认为两者的不同之处更多。核武器只有一种用途，即大规模毁灭。而人工智能是一项多元化技术，形态、能力和用途各异；它确实可被用于不良目的，如增强网络攻击能力或制造生物武器，但同时也是数百万个人和企业日常使用的普通工具。

“所以，把人工智能等同于核武器是一种误判，可能导致错误的政策应对方案。”陈凯欣表示。

但中美似乎都在越来越严肃地对待这场竞争：当两国都认为AI将决定未来的国家竞争力时，它们究竟想用这项技术实现什么？

美国要突破极限，中国要扩大应用

“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上走的是截然不同的路子。”陈凯欣说。

美国的人工智能由少数几家提供专有模型的私营企业主导，政府基本不介入，主要靠行业自我监管。

这种模式催生了极其强大的模型、巨额投资和收入，但也让人们越来越担忧：该如何应对风险，以及政府监管应扮演怎样的角色？

美国几家大型AI公司都表现出对通用人工智能（AGI）的追求。

OpenAI在其章程里写明，公司使命是确保实现AGI并使其造福全人类，并将AGI定义为“在大多数具有经济价值的工作上超越人类的高度自主系统”。

Google DeepMind称，最终的AGI有望带来历史性变革，并将其定义为“至少在大多数认知任务上与人类同等能力的AI”。

这条路线的核心打法是Scaling Law（规模定律），即不断扩大模型参数、堆叠算力，使大模型持续进化，最终突破关键节点实现AGI。

在这种模式下，AI公司的模型多为闭源，用户按词元（token）量付费，现金流稳定，企业对模型控制力强。

简单来说，美国押注的是下一个技术突破。

中国则采取了根本不同的路径。

陈凯欣表示，中国的人工智能受中央政府强力引导和监管，产业更侧重推广普及和融入实体经济。政策制定者希望AI提升各行各业生产力，而不是执着于打造可能导致大规模失业的超级智能。

半导体评论者、新加坡科技咨询网TechTechChina主编卓薇安（Vivian Toh）认为，中国AI的独特路径不是要打破西方生态或颠覆现有体系，而是开辟一条“低成本、高协作”的新赛道。

鲁晓萌也指出两国的不同：中国公司采取“快速跟随者”策略，以低成本推出“足够好用”的模型，推动全球快速采用；美国同行则更关注前沿技术，力求引领行业。

换言之，中国的策略是“扩散”，或AI能不能快速进入更多行业。

继去年提出“人工智能+”后，今年“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明确这一路径，逻辑与11年前的“互联网+”一脉相承：把技术能力嵌入各行各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这种扩散不只是在国内应用。

今年更进一步与“一带一路”结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29国签署协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员多为发展中国家，包括俄罗斯、巴西、委内瑞拉等。该组织设秘书处，并提供5000个赴华AI培训名额。

“当然这也是中国在先进芯片获取受限现实下的一种务实产业策略。”卓薇安称。

谁的路线最终更有优势，还是一个问号。

鲁晓萌认为，在全球AI竞赛中，政府干预的作用相对企业战略而言是次要的，最终AI实验室才是技术竞争的最前线。

如果美国公司能拿出“下一个大事件”（比如AGI），就能在中国同行面前建立实质性领先；否则，中国模型将在应用比率上超越美国领先者，占据更大全球市场份额。

两条路线能否走下去，还取决于另一个问题：谁有足够的资源，把AI真正做大？

中国缺芯片，美国缺电力

AI的底层基础设施是芯片和电力。芯片结合电力产生算力，算力就是AI时代的石油。

中美各自的短板，恰好是对方的长板：中国受芯片和资本的双重制约，美国则面临电力供给和地方社区民意的双重限制。

就中国而言，陈凯欣进一步阐释，美国对英伟达顶级芯片的出口管制，让中国的AI实验室更难获得训练和部署大型模型所需的算力。中国科技公司的规模也远小于美国同行，算力基础设施投入无法与之相比。

近期热门AI产品一度出现拥堵和限流，背后反映出的，正是供给侧的算力紧张。

DeepSeek最近宣布可能涨价，以减缓伺服器压力；Kimi则暂停开放注册并引入候选名单，也是因用户太多，超出伺服器承载能力。

除了高端芯片，陈凯欣认为中国的另一制约是资本。

中美在AI领域的投入大概是5000多亿美元和900多亿美元的差距，这影响了算力堆叠、人才薪资、模型训练等各方面投入。

但中国也有自己的优势。

陈凯欣认为，中国将能随时间推移逐步解决算力难题：虽可能无法追平美国，但国产AI芯片和硬件系统正提供“够用”的替代方案，足以让中国AI产业继续向前推进。

美国面临的问题则有所不同。

鲁晓萌指出，美国正面临能源约束，部分原因是各州电力系统相对老旧。中国发电量约为美国的2.5倍。

陈凯欣称，美国虽在继续扩建电力供给，但社区对新建数据中心日益增长的反对声浪，也可能拖累其未来算力扩张，比如近期德克萨斯州州长便暂停了新数据中心并网请求的审批。

“相比之下，美国面临的问题更棘手，因为归根结底这是政治和社会层面的问题，而非技术问题。”陈凯欣说

“许多美国人并不认可人工智能的价值，甚至认为它是一股净负面的力量，因此对数据中心建设的支持度参差不齐。”

三种可能的未来

中美在AI上的竞争会像美苏在核技术上的竞争一样，直到一方崩溃解体为止吗？

多位专家都提出了光明与黑暗两个版本的未来。

一种可能是，中美保持激烈竞争，但全球并不完全分裂。

“相互威慑是新权力格局的一部分。”鲁晓萌提醒，中美之间的商业竞争和相互连通性，是威慑之外的另一要素，这在美苏关系中并不存在。

“几周前，数百家美国初创公司和大平台签署公开信支持开源模型，这揭示了一种在冷战时期不曾存在的相互依赖关系。我把这种连通性视为共同生产力提升的来源。”

陈凯欣也表示，如果现状长期维持，全球会采取一种“混搭”方式使用人工智能，根据成本等参数综合采用中美两国模型。

激烈竞争的同时，也可能就共同的AI安全与治理标准达成一致，这未必需要具约束力的条约，但至少能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

另一种可能是，全球AI生态进一步分裂。

陈凯欣认为，如果中国模型真的缩小差距甚至超越美国模型，美国可能采取更强硬措施延缓中国AI发展，其中或包括更全面的技术管制。

而最糟糕的情景，则可能是AI竞争直接与国家安全危机交织。

鲁晓萌认为，最糟糕的情景，是两国间发生某种意外战争，可想像为“AI版古巴导弹危机”失控。这正是为何需要建立战略沟通渠道，保持两国信息流动，避免由AI引发或助推的全球性危机。

此外，真正改变竞赛规则的，也可能不是中美任何一方，而是AI本身的能力突破。

牛津大学哲学家威廉·麦卡斯基尔（William MacAskill）在今年5月的一次采访中表示，若AI一旦能自主研发更强AI，就会以更大规模、更快效率研发更强AI，进入指数级“智能爆炸”，几年内压缩人类一个世纪的进展。

他最担忧的，是权力借此高度集中于某个国家、公司甚至个人：AI没有选票、财产或组织忠诚，其行为完全取决于训练目标，传统政治制衡可能因此失效。

麦卡斯基尔据此预测：“民主制度在AGI面前存续的概率低于50%。即便没有任何政治人物威胁民主，这项技术本身也构成重大威胁。”

面对严重的劳动力短缺、人口老化和长期存在的生产力问题，日本企业本应是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人工智能）应用的沃土。

然而，与美国和英国相比，日本公司对人工智慧的采用仍然缓慢而谨慎。

日本对人工智慧的反应开始类似于该国节奏缓慢的传统能剧。

舞台上所有戴着面具的角色都一致认为行动刻不容缓，他们庄严地重复着这呼吁。然而，演员们却依然僵立不动。

这非常适合增强戏剧效果，但对解决国家面临的燃眉之急却毫无益处。

数据显示，日本在工作场所使用人工智慧方面已经落后。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去年底发布的报告，只有8.4%的日本员工在工作中使用人工智慧。

相较之下，其他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的比例为50%，英国为32%。据称，新加坡是继阿联酋之后人工智慧应用率第二高、亚洲最高的国家。该国有56% 的员工据说“每周多次”使用人工智慧。

那么，日本为何迟迟不肯行动呢？

对此，美国新创公司Kuse AI的共同创办人徐宇豪（Austin Xu）认为，这是因为日本企业较为保守，规避风险。他的公司最近在日本设立了办事处，旨在向日本企业销售其人工智慧系统。

他向BBC分析：“有些组织，其流程和共识文化确实会拖慢工作进度。在这些组织中，对人工智慧错误的容忍度几乎为零，尤其是在任何需要与客户直接接触的领域。

“有些人宁愿让某个职位空缺，也不愿让机器来处理。”

徐先生又解释，美国的情况截然不同，一些企业已经给予人工智慧代理更大的自主权来提高生产力。

“在美国，AI同事最初是以助手的身份加入的，并逐渐融入工作流程。美国老板的态度通常是先试一试，然后再纠正。”

徐先生补充称，日本公司需要更多证据才能充分信任AI并加以利用。

对此，京都先端科学大学国际管理学教授帕丽莎·哈吉里安（Prof Parrisa Haghirian）也向BBC解释，许多日本公司过于规避风险，不愿考虑人工智慧。

“采用AI所面临的挑战，与日本企业导入任何形式的变革都是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AI 的使用仍相当有限且相对谨慎，尤其是在职场中。”

哈吉里安也将此情况与美国更具创业精神的文化进行了对比，认为日本公司对错误、不确定性和声誉风险非常敏感。

“由于生成式人工智慧（Generative AI）仍不完全可靠，因此（在日本）主要用于写作、总结或资讯收集等低风险任务，但很少用于核心营运或决策以及改进整体流程，”她说。

据称，日本医疗保健产业在人工智慧应用方面进展尤为缓慢，一些医院甚至尚未实现病患档案的全面数位化。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日本医院员工表示“纸质文件堆积如山，简直就像石器时代一样。”

日本政府意识到人工智慧普及率低这一普遍存在的问题，并正努力促使更多企业采用这项技术。去年，日本国会通过了《AI推进法》。

此举旨在透过宽松的监管鼓励企业加大对AI的投资。

东京承诺，日本将成为“世界上最有利于人工智慧开发和应用的国家”。

日本政府认为，人工智慧的广泛应用可以帮助日本提高生产力。目前，日本的生产力水准在七国集团（G7）已开发国家中仍垫底。

日本财务省表示，企业对AI的采用率已大幅提高。目前已有75%的公司使用这项技术，而五年前这一比例仅为11%。

然而，批评人士认为，在这些企业中，只有极少数员工实际使用人工智慧。

而且，使用这些人工智慧的员工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使用。

明治大学研究日本社会制度和技术的专家小笠原泰教授表示，劳动市场中缺乏精通科技的人才。

他说：“虽然日本人喜欢玩智慧型手机等电子产品，但他们的数位素养很低。”

今年稍早的一份报告强调了这一点。

该报告称，到2030年，日本将面临近80万名IT专业人员的缺口。

据说许多公司也面临着电脑系统过时的问题，其中约60%的公司使用的电脑系统已超过20年。

此外，小笠原也向BBC补充说，日本企业面临的更大压力是避免加剧失业，而不是开发可能导致失业的人工智慧。

“政府一直在谈论人工智慧、技能再培训、数位技能，但实际上，很难让人力资源适应数位技能，因为首要任务是保持充分就业，”他分析。。

但招聘方式正在转变，一些公司现在在招聘应届毕业生时优先考虑“人工智慧素养”。

在私人领域，像大型综合贸易公司兼松这样的大企业正在招聘像山口宇多（Uta Yamaguchi）这样精明的毕业生。

她于4月加入该公司。

她指出：“我在工作中经常使用人工智慧。我的许多同事也经常使用它。例如帮老板写邮件、总结复杂的文档、录制会议和总结会议内容等等。”

但她表示，与美国相比，能够自主处理多步骤工作的AI系统在日本仍然几乎闻所未闻。

然而，她那以思想前卫著称的雇主现在已经接纳了他们。

小笠原教授则称，“日本的变革是有限的”。

“日本社会期望的是平稳的改革，所以可以说，进行彻底的改革至少是困难的。”他补充说。

在日本，“颠覆”（disruption）或许是个贬义词，但如果没有颠覆，日本所需的生产力提升可能仍然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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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公司因其平台针对和伤害年轻用户而屡遭法庭败诉，但定于周二（8月18日）开始的陪审团审判可能对其运营构成迄今为止最大的威胁。

该诉讼源自2023年由加州与纽约州等30个美国州分提起的诉讼；这些州政府指控Meta，多数违反联邦与州层级的儿童隐私法。

各州不仅向Meta索取超过1兆美元（6.74万亿元人民币；31.8兆元新台币）的赔偿金，还要求Meta公司对Instagram和脸书（Facebook）进行改革，包括取消“赞”数和无限滚动功能。

若Meta最终输掉这场规模巨大的官司，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年轻人体验社交媒体的方式。

起诉Meta的美国各州还要求对 Instagram 和 Facebook 针对年轻人的运作方式进行更多更改。

他们要求Meta能够：

所有这些功能都是Meta平台当前使用者体验的核心。

各州认为，这些功能旨在尽可能长时间地留住用户，包括青少年和儿童。他们声称Meta甚至透过频繁推播通知等手段，让年轻人难以减少使用平台，这些通知旨在促使年轻人重新使用应用程式。

据称，Meta公司透过瞄准儿童用户，选择“利用”年轻人来吸引他们使用其平台，从而扩大用户群并拓展业务。

如今，Meta公司在股市的市值约为1.5兆美元。

Meta一直否认上述指控。

“我们强烈反对这些指控，并相信证据将证明我们长期以来对支持年轻人的承诺，”该公司一位女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美国各州将各自的诉求提交给了加州首席联邦法官伊凡娜·冈萨雷斯·罗杰斯（Yvonne Gonzalez Rogers）。

她曾审理过备受瞩目的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诉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案，并在近20年的法官生涯中，以其犀利和直率的判决而闻名。

社群媒体变成了“公害”

在最近一起针对Meta公司的裁决中，新墨西哥州的一名法官对该公司处以总计9.42亿美元的罚款，并命令其做出与现在其他州要求的类似的改变。

布莱恩·比德沙伊德法官（Judge Bryan Biedscheid）下令作出的变更包括：取消 Instagram 和脸书上18岁以下用户的点赞数；禁止青少年透过这些平台发送或接收裸露内容；以及限制应用程式的推播通知只能在一天中的特定时间发送。

法官也宣布Meta公司构成“公害”（public nuisance），如同污染空气的工厂，对公众健康造成“有害影响”，波及全体民众。

Meta公司表示将对该裁决提起上诉。

虽然比德沙伊德法官的命令只要求Meta在新墨西哥州做出改变，但如果这30个州在针对Meta的单独诉讼中胜诉，Meta几乎肯定需要在美国范围内进行平台变更。

参与诉讼的各州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

因此，如果Meta真的实施了这些改变，这将标志着其平台体验的重大改变。

例如，“赞”（like）数目功能从Meta创立之初就已存在，当时它还叫 Facebook，而 Facebook 也是它唯一的平台。

如今，按赞在社群媒体平台上无处不在。它是人们与网路上看到的文字、图片和影片互动的主要方式。

然而，按赞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助长负面情绪的方式，尤其是在年轻人中。

今年早些时候，年轻女子凯莉（Kaley）在针对Meta的诉讼中胜诉。她在法庭作证时描述了自己如何在YouTube和Instagram上创建了数十个帐户。

她会利用帐号系统给自己发的贴文刷点赞，希望以此提升与其他用户的互动，并增强自己的认同感和自我价值感。

当时凯莉只有九岁。

她说她记得自己当时感到很沮丧，后来在十岁时被诊断出患有忧郁症。

过去几年的研究表明，按赞数等互动指标可能会导致青少年产生被拒绝感和忧郁情绪。

在各州对Meta提起的诉讼中，该公司表示已提交了200多万份文件，而律师则指出Meta自己的研究表明，相似度会驱动“社会性的比较”（social comparison），即通过与他人的形象进行比较来衡量自身价值的心理行为。

Meta 的内部研究表明，Instagram 引发的这种社会比较与“孤独感加剧、身体形象恶化以及负面情绪或情感”有关。

正如比德沙伊德法官在他的判决书中所说，这是社交媒体公司首次被认定为“公害”。

Meta平台十多年来的运营方式是新墨西哥州和其他地方日益严重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的一部分。

现在，来自另外 30 个州的律师将敦促冈萨雷斯罗杰斯法官得出同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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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上午十点，北京召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总理李强主持。七位政治局常委全数到齐，五位政治局委员未出席。

按照公开可查的中共中央纪念活动，此次大会的召开，使江泽民成为第七位在诞辰100周年之际，以中共中央名义召开“纪念大会”的中共领导人。

在他之前享有此待遇的六人分别是：朱德（1986 年召开百年诞辰纪念大会 ）、毛泽东（1993）、周恩来（1998）、刘少奇（1998）、邓小平（2004）、陈云（2005）。

这六人均在中共建政后、1956年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常委，在官方叙事中被视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民间则常被称为“开国六元老”。

谁出席，谁缺席？

根据新华社通稿和现场直播画面，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全部到齐：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

本届政治局委员原本24人，马兴瑞、何卫东已被双开，还剩22位。

除七常委外，另有10人到会：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

五人未出席纪念大会，包括张又侠、陈吉宁、陈敏尔、袁家军、黄坤明。

这五人中，张又侠已被宣布“落马”，只是尚未开除党籍，因此名单上仍保留其位置，外界普遍预期，今年10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将正式对其“双开”；而陈吉宁、陈敏尔、袁家军、黄坤明四人，则是所有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列的最后四位。

在中共退休老干部中，排序最靠前的83岁胡锦涛依然缺席。公开报导显示，他上一次公开亮相，是在2022年12月江泽民逝世时前往医院送别。

随着朱镕基去世，在世退休干部中级别最高、也是唯一在世的前总理，即是即将84岁的温家宝。温家宝出现在主席台上，坐在习近平右手边第四位，是除现任常委外的最高位次。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1月5日，水利部原副部长田学斌因涉嫌违纪被查，而田学斌据报是温家宝任总理期间的秘书。

江泽民的亲属子女，包括妹妹江泽慧、长子江绵恒、次子江绵康，坐在纪念大会的最后一排；孙子江志成、孙女江志云则坐在台下第一排。

如何纪念：毛独享一档，江比肩元老

1993年毛泽东诞辰百年大会上，江泽民曾发表讲话。1996年，中共发布《关于举办已故党和国家领导同志诞辰纪念活动的通知》，将对已故领导人的纪念活动加以规范化。

大致而言，纪念活动分为若干等级：最高规格是“中共中央召开纪念大会”，次一级为“中共中央召开纪念座谈会”，再往下依次递减为“中央有关部门召开座谈会”“诞生地举办座谈会”“发表纪念文章”。

由中共中央召开，意味着时任中共总书记将出席活动并发表讲话。

根据规定，毛泽东的纪念规格最高：每逢整十周年，以中共中央名义举行“纪念座谈会”；逢五十周年、百周年，则均以中共中央名义举行“纪念大会”，且都安排在毛泽东诞辰当天，即12月26日举行。

次一级是“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在党的历史上处于核心领导地位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这一级别仅在诞辰百周年时，以中共中央名义召开“纪念大会”；逢五十周年，由中共中央举行“纪念座谈会”；逢十周年，发表纪念文章，并由中央有关部门召开“纪念座谈会”。

他们与毛泽东纪念规格的区别在于：逢十周年时，规定由“中央有关部门”而非一定以“中共中央”名义举行，但在实际执行中，往往仍以“中共中央”名义举办；另一个差异是，除逢百周年外，其余年份的纪念活动不一定安排在诞辰当天，而是选在临近的日期举行。

这意味着，此次由中共中央举办江泽民诞辰百年纪念大会，使他在中共官方的已故领导人序列中，位列第二级别——仅次于毛泽东，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同属一个等级。

事实上，在执行层面，属于这一级别的还有孙中山遗孀宋庆龄。她生前最高职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1993年宋庆龄诞辰100周年时举行过“纪念大会”。此后逢十周年的座谈会，均由宋庆龄基金会主办。

第三级别：人数众多，区别对待

第三级别为已故正国级领导人：仅在逢诞辰百周年时，以中共中央名义召开“纪念座谈会”；逢五十周年，在诞生地举办纪念座谈会；逢十周年，发表纪念文章。

第三级别“正国级”人数众多，包括历届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

根据上述规定，举办诞辰纪念活动前，须经中央宣传部会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审核，再报中央审批，方能决定具体细节。

叶剑英（人大委员长）、李先念（国家主席）两位正国级领导人的百年诞辰纪念，即依此规定，由中共中央召开纪念座谈会，时任总书记均出席并讲话。

胡耀邦（中共总书记）相较叶、李二人，规格明显提升：不仅百周年由中共中央召开座谈会、总书记出席，2015年和2025年逢110、120周年这类“逢十”年份，也都召开了纪念座谈会，时任总书记习近平均出席并讲话。这看起来高于第三级别的一般规格，但仍未达到江泽民所处的等级。

胡耀邦无论在中共党内还是党外评价都颇佳。他执政期间着力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亲近知识份子，个人生活也较为廉洁。1989年他突然去世，民间自发的纪念活动逐渐演变为“八九民运”。

相较胡耀邦，同为正国级的华国锋（中共中央主席）和姚依林（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则只享有较低的纪念规格。他们百年诞辰的座谈会没有时任总书记出席，仅有部分政治局常委参加。

上述规定还特别说明，已故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逝世忌辰，中共并不举办纪念活动。

一款由英国曼彻斯特一位开发者制作的手机游戏最近击败了风靡全球的《我的世界》（Minecraft），荣登苹果付费游戏排行榜榜首。

如果考虑到它的主题——英国政治，它的成功或许更令人惊讶。

这款游戏《唐宁街10号：充分信任》（No 10: Full Confidence）由班杰明·布鲁伊斯设计（Benjamin Brewis），让玩家扮演首相的角色，透过一系列议会场景做出决策，并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权力。

这款应用程式取得成功，并且催生了其他类似产品，显示西敏寺（Westminster）近期戏剧性的政治起伏，或许已激发出一种大受欢迎的全新小众类型。

在《唐宁街10号：充分信任》中，玩家扮演身居要职的首相，必须平衡内阁、后座议员、媒体和公众这四个派系的情绪，才能在游戏中生存。

游戏包含超过300个由布鲁伊斯亲笔撰写的虚构政治场景，玩家需要在其中做出各种决策。

故事情节涵盖了从平凡琐事——例如应对全科医生预约轮候时间——到各种荒诞不经的主题。

“我构思了一个两到三部分的故事，讲述的是在一项兽医法案的辩论上，一名游说者将一条狗放进了上议院，结果事态失控，”布鲁伊斯告诉BBC说。

此外，每个场景都要求玩家从萤幕上的三个选项中选择一个行动，每个行动都有可能惹恼或取悦不同的阵营。

就像现实生活中一样，如果一方彻底倒戈反对你，你的政治生涯就结束了。

虽然有些情况听起来可能很荒谬，但布鲁伊斯表示，他有很多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可以作为灵感来源。

“我会记住那个拿着蜘蛛威胁其他议员的议员，或者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强生）撞进冰箱的事件。我正在疯狂地把它们全都记下来。”

那不是我最光彩的时刻

我第一次尝试在《唐宁街十号：充分信任》里扮演首相，就一直没停下过思考要不要去追求一段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的政治生涯。

作为我所选的候选人——维瑞蒂·格里姆肖（Verity Grimshaw）女士——我一开始就在政坛表现亮眼：在一场危机中，我成功挺了过来——成千上万的高考（A-level）考生拿错了成绩。

不过，我只在这个职位上待了1年又9个月就被撤下，原因竟是媒体的完全不信任——考虑到我的真实工作，这某种程度上带着讽刺意味。

糟糕的是，我的一位内阁部长辞职，并公开了一封长达三页的信；信里反复出现“已经警示过首相”（the PM was warned）四次。

而这封信在BBC第四广播电台（BBC Radio 4）上被全文朗读出来后，终于成为压垮我可怜的维瑞蒂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在游戏里的最后一项选择——“直接回应、逐点处理、不让任何质疑被冷落”——似乎并没有得到什么好结果。

布鲁伊斯说，有些玩家的情况比我那份拙劣的表现好得多。

“有人撑住了1,885个月，也就是157 年。”他说。“我不确定这还算不算民主。”

布鲁伊斯表示，他大约在 2025年12月受到启发开始创建这款应用程序，当时“一切都开始了”，前首相基尔·斯塔默爵士（Sir Keir Starmer）的领导地位开始受到挑战。

因此，有关他领导地位可能面临挑战的讨论也越来越多。

“我记得当时我就想，应该有人开始拿这件事开涮，”他说。

“我们已经换了这么多首相了——现在想想真滑稽。”

自2016年以来，共有五位不同人物入住唐宁街10号——其中三位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入住，还有一位只住了49天。

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英国和国际政治讲师罗素·福斯特博士（Dr Russell Foster）表示，“首相频繁更迭”以及政治在社群媒体上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也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西敏寺突然出现在我们的手机装置上。

事实上，《唐宁街10号：充分信任》并不是唯一一款以威斯敏斯特的政治交易为主题的游戏。

《幻想议会》（Fantasy Parliament）是另一款由一位英国开发者埃文·罗伯茨（Evan Roberts）设计的基于浏览器的游戏。玩家可以在游戏中将现实世界的议员组建成自己的幻想联盟，并根据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媒体报导获得积分。

借助这款策略游戏的政策测试器，玩家甚至可以向 ChatGPT 风格的AI模型输入提案，然后模型会以它认为不同选民群体——例如沿海居民杰思或毕业生洁玛——会如何反应的方式来回覆。

同时，据报导，由位于斯卡伯勒（Scarborough）的 Black Cannon Games 公司开发的《英国政治模拟器》（UK Politics Simulator）将于今年稍后登陆PC平台，该游戏“基于英国真实的选区数据构建”。

尽管布鲁伊斯自己的新游戏取得了成功，目前在苹果英国付费游戏排行榜上排名第五，甚至超过了《大富翁GO》（Monopoly Go），但他表示，他不知道是否有任何政治家真正玩过他的游戏。

不过，他的一些在公务员部门工作的朋友对他的游戏如何准确地描绘英国政治生活提出了一些回馈。

“情况就是这样，”他们告诉他，“只是更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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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表示，美国将“大幅减少”与韩国（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并称此举是基于他与朝鲜（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之间“非常良好的关系”。

他亦在 Truth Social 上指出，韩国最近拒绝与美国一同推动伊朗的“去核化”。

特朗普发文称：“这些演习不仅耗资巨大，而其中大部分费用由美利坚合众国承担（一如既往！），而且还发出完全不恰当且带有敌意的讯号。”

首尔表示，正检视特朗普的言论，并补充说，希望华盛顿与平壤之间的良好关系能促成有意义的对话。平壤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较早前，韩国曾表示，与美国的演习将“按计划进行”。

此前，朝鲜本月进行了遭联合国禁止的弹道导弹试射。

特朗普星期日在其社交媒体帖文中表示，由于美韩原定于星期一开始一年一度的军事演习，因此“现在取消已经太迟”。

他补充说：“虽然关联不大（？），但我最近问韩国总统是否愿意与我们一同推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去核化，他们回答：‘不了，多谢！’”

特朗普作出上述宣布前不足24小时，他曾贴出一张自己与金正恩于2019年的旧照片，并写道，两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尽管这张照片中的表情看起来并不友善”。

在声明中，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将继续就与霍尔木兹海峡（Strait of Hormuz，荷莫兹海峡）相关的美韩军事合作进行外交磋商，同时与美国讨论联合军事演习的细节。

专家认为，缩减联合军事演习可能代价高昂，而收益相对有限。

首尔梨花女子大学教授李雷夫（Prof Leif-Eric Easley）表示：“美韩联合防卫演习对于确保军队做好准备并具备履行职责的能力至关重要。”

“缩减演习规模可能损害同盟协调，拖慢韩国承担更多自身防务责任的进程，并削弱对亚洲潜在冲突的威慑力。”

“缩减演习带来的成本节省微乎其微，而改善与朝鲜关系的外交收益则值得怀疑。”

上星期，美韩军方领导人举行联合记者会，宣布“乙支自由护盾”（Ulchi Freedom Shield）演习细节。

他们表示，这项为期11天的活动规模将与往年相若，约有1.8万名韩国士兵参与。

在记者会期间，军方领导人亦提及朝鲜派兵支援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一事。

美军发言人瑞安·唐纳德上校（Col Ryan Donald）表示：“我们的训练已将这项威胁纳入考量。”他指的是从战场返回的朝鲜士兵。目前约有2.85万名美军驻紮于韩国。

上星期五（8月14日），朝鲜外交部谴责联合军演是“侵略战争的预演”。

这次联合演习举行之际，正值韩国、美国及日本在数日前侦测到朝鲜短时间内第二次导弹试射之后。

自2019年金正恩与特朗普在其首个白宫任期内展开的高调外交接触破裂以来，平壤一直加快扩展其核武与导弹计划。

七年前，特朗普访问朝鲜时，成为首位踏足朝鲜领土的现任美国总统。

对首尔而言，特朗普的帖文传达出复杂讯息。一方面，韩国一直要求特朗普与平壤接触，而这则帖文令人燃起希望，认为他可能促使金正恩重返谈判桌。

但另一方面，特朗普也在暗示，他对韩国不愿就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提供直接军事或后勤支援感到不满。

他亦曾对其他盟友在参与这场冲突上的犹豫表示不满，包括日本、法国及英国。

特朗普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做法并非没有先例。

2018年，在与金正恩进行去核化谈判期间，他曾完全暂停相关演习。当时他表示，每年的演习对朝鲜而言具有“挑衅性”，而停止这些“战争游戏”将为美国节省“巨额资金”。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演习规模亦曾再次缩减。

外界早已预测，特朗普总统可能暂停或缩减美韩联合演习，甚至减少驻韩美军规模。

上星期，韩国总统李在明提议与北面举行会谈，正式结束两韩之间的战争。自1953年签署停战协定以来，双方在技术上仍处于战争状态。

特朗普过去曾多次指出，美国为韩国提供安全保障，却没有获得太多回报。

他曾批评美军在朝鲜半岛的驻军规模及相关开支。

这使华盛顿与首尔的关系更为复杂，因为首尔视驻韩美军为美韩同盟的核心。

韩国今年稍早试图缓和紧张局势，承诺向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2.36万亿元人民币；11.1兆元新台币）。而去年，李在明曾形容特朗普是一位和平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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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一名泰国14岁少年在学校开枪射杀八人继而自杀的三天后，同一省份发生的另一起事件，更鲜明地告诉众人泰国与枪支之间令人担忧的关系。

71岁的前政治家查龙（Chalong Riewrang）前往当地行政办公室，商讨他所说的行政长官通猜（Thongchai Yenprasert）欠他的一大笔钱，他称通猜是他的朋友。

谈话戛然而止，查龙拔枪，透过通猜的车窗连开四枪，击中通猜和他的司机。

通猜伤重不治身亡。

随后，查龙离开了现场，并打电话给一位他认识的、当时正在 YouTube上进行直播的、受惊吓的记者，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

警方截停查龙并将他带回警局后，允许他接受记者采访。

查龙一边悠闲地抽着烟，一边似乎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毫不在意。

他解释说，他“并非有意射杀朋友”，但当对方的司机也拔枪时，他才开枪。

警方在死者车内发现了两把枪，但表示这两把枪当时的状态无法发射。

事实上，这并非当天泰国发生的唯一一起枪击致死事件。

在曼谷以东的巴真府（Prachinburi），一名警官在妻子驾车去接幼子时，两夫妻发生争吵，随后丈夫开枪击中妻子头部，车辆失事，警官随后朝自己头部开枪。他的妻子在送医后不治身亡。

当天可能还发生了其他枪击致死事件，但媒体并没有通报。

泰国警方没有自己的统计数据，但近年来，每年枪支致死人数估计在2000至3000人之间。

在人口与泰国相近的英国，这数字不到50人。

此外，枪支有时会被用于抢劫。

在泰国，只需花费相对较少的费用，你就可以雇用杀手为你杀人。但典型的枪击致死事件通常发生在家庭纠纷、经济纠纷或因酒精引发的酒吧斗殴中。

泰国流通超过1000万支民间拥有的枪支，其中400万支未经许可。这意味着，一些因琐事引发的小冲突可能突然演变成致命的悲剧。

泰国发展研究院（Thail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的博沃拉（Boonwara Sumano）表示：“令人非常遗憾的是，泰国对暴力行为的容忍度非常高。”

“枪被视为身份的象征，而且平民百姓有很多途径可以获得枪支。”

“此外，在泰国社会，展现力量、行使权力被认为是正确的事情。因此，当一种社会规范鼓励人们拥有武器来展现力量，并允许人们轻易获得这些武器时，就会有这样的结果。”

乍看之下，泰国的枪枝管制似乎相当严格。因为。任何想买枪的人都必须先申请购枪许可证，买枪后还要申请持有许可证。

此外，如果想把枪带出家门，还需要第三张许可证。进口枪枝——绝大多数——价格都非常昂贵。

但该国枪枝规定其中存在着巨大的漏洞。

在泰国，持枪许可证终身有效，但无需进行心理健康筛检。而且，对枪枝的安全存放也没有任何监管。例如，最近中学校园枪击案的枪手就能够拿到他祖父合法拥有的枪枝和大量弹药。

此外，政府还有一项计划，允许警察和其他官员以极低的价格购买枪支。

根据这项始于2009年的计划，每年约有20万支枪被进口到泰国，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

五年后枪枝可以转售，这在泰国已成为一项利润颇丰的生意。

这个该计划曾多次因涉嫌贪腐而接受调查。据信，该计划与当地无证枪械制造商生产的武器一起，是泰国许多黑市枪支的来源。

泰国总理阿努廷（Anutin Charnvirakul；陈锡尧）已下令立即采取措施加强枪支管制，暂停折扣购枪计划和发放所有购枪许可证。

他正在讨论限制持枪许可证的有效期，以及可能宣布特赦，鼓励那些持有无证枪支的人上缴枪支。

总理已要求议会制定新法律，并誓言对违反规则者处以严厉惩罚。

但我们以前也经历过这种情况。

2022年，一名前警察在托儿所屠杀了儿童和教师；2023 年，另一名14岁男孩在曼谷最受欢迎的购物中心开枪射击。当时的内政部长阿努廷下令采取类似措施。

当时枪枝折扣计划也被暂停，但几乎立即恢复。今年2月发生另一起校园枪击案后，除公务人员外，任何人携带枪枝都被禁止。

不过，问题不仅在于监管。

全国流通中的枪支数量庞大、腐败盛行、各行各业执法不力、对枪支的崇尚以及数十年来根深蒂固的军事文化，都是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

在政府部长们最近的资产申报中，有十几位部长拥有枪支：司法部长拥有10支枪，环境和自然资源部长称他拥有12支枪。还有一位女议员申报拥有48支枪。

博沃拉向BBC强调了泰国军方的普遍影响力，即使军方实际上并没有统治国家。但事实上，在泰国现代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军方都是在统治国家。

“如果你留意泰国的每一个儿童节，你会发现很多家庭不会带孩子去博物馆或公园，而是带孩子去陆军或空军基地看武器，拍持枪照片等等。 ”

“这是一种文化现象。你看到军队里那些身材高大的男人看起来很有力量，他们会让你想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她告诉BBC。

泰国在这个地区是个特例。

与泰国1000万支枪相比，人口是泰国四倍的印尼只有8.2万支民用枪。马来西亚的枪枝数量为10.7万支，枪击致死事件很少见。

菲律宾是唯一另一个枪枝文化与英国相似、枪枝犯罪率与英国相当的国家。

泰国的枪支爱好者现在担心，政府会因为最近的袭击事件而对公众的焦虑情绪做出反应，使负责任的拥有枪支变得更难。

一位53岁的商人尤德（Yod）告诉BBC，他把自己收藏的70多支枪视为奢侈玩具——他说他从未开过其中的大多数枪。

“我国大部分枪支犯罪都是使用非法取得的枪枝。对合法拥有的枪支进行新的管控措施不是好的解决方法。譬如，空包弹和可以组装成真枪的零部件正合法地进口到泰国。为什么对此没有进行追查？”

萨提特（Sathit）是一名枪枝店主。他自己收藏了40多支枪。他向BBC表示，泰国执法部门的软弱是他武装自己的原因。

“看看现在这个国家，每天都有犯罪事件发生，很不安全。毒品泛滥。由于警力不足，人们需要保护自己。为了生存和自身安全，人们应该有权获得枪支。”

当他走进当地行政办公室时，查龙——在泰国习惯于随心所欲的一位地方权势人物——正等待着因犯下杀人罪而被起诉，他向记者们沉思着自己意想不到的处境。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会坐在这里。我这辈子从来没进过警察局。”

据警方称，他曾一度持有九支枪的许可证，但近年来已减少到只剩一支。

结果证明，这把枪就足以夺走他朋友的生命，也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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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在一份报告中称，超过40个国家透过将出口商品绕道经由面临较低美国进口关税的国家，协助中国规避美国关税。

星期四（8月13日）发表的报告点名的国家包括加拿大、印度、墨西哥、日本和南韩。白宫表示，这些国家协助中国规避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关税。

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表示，这已造成“美国就业机会流失及数十亿美元收入损失”。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BBC查询时表示，“贸易战没有赢家”，并指中国反对美国的关税措施，以及利用国家力量针对中国企业。

该发言人补充称，“任何涉及转运货物的单边行动或协议，都不应针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BBC已联络加拿大、印度、墨西哥、日本、南韩及报告中所列其他贸易伙伴的驻美国大使馆寻求回应。

这份报告发表前，美中之间已出现新一轮相互制裁；而距离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会晤也仅剩数星期。

根据白宫引用的政府及私营部门估算，价值300亿美元（2023亿元人民币；9599亿元新台币）至约3000亿美元的货物，已从关税较高的国家转移经由关税较低的国家运输。

这种做法被称为转运（transshipping），指货物在运往最终目的地途中，经由另一个国家转运的做法。

美国指控中国透过将货物运经关税较低的国家，“利用”这种做法。

白宫在报告中表示，中国利用第三国作为中转站，并重新包装货物以隐藏其真正来源，从而取得较低关税，形容此过程为“披着文件外衣的欺诈”。

白宫写道：“当今这场大规模转运骗局的变化，不仅在于这种现代走私形式的速度和规模，更在于中国如今藉以规避关税的全球影子转运网络，其广度、深度及复杂程度。”

报告补充，美国已部署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人工智慧）工具，以侦测转运活动。

预计这份报告将加剧双方之间的主要分歧，正值特朗普与习近平准备于9月在美国会晤之际。

尽管在2025年5月会谈后大部分关税措施暂停，但华盛顿与北京仍持续互相实施制裁，包括限制出口至美国的人形机械人，以及中国进一步收紧无人机出口限制。

2025年4月，特朗普宣布对数十个美国贸易伙伴征收大范围关税，基于他长期以来相信关税有助提振美国就业和经济。

其后，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这些制裁措施，但特朗普多次透过其他法律途径推出新关税，以延续其标志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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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今年5月访问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后，美中双方定调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图在竞争中寻找可控互动，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

然而，短短数月内，特朗普在全国电视演说中突然重提“中国干预美国大选”指控；美国随后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经济体加征新的301条款关税（中国税率达12.5%），立即引发北京强烈不满与反击。

这些举措背后，双方各自打着什么算盘？

多名接受BBC中文访问的学者认为，目前双方仍在“管理竞争”的框架内互相试探，真正的考验将是预计9月举行的特习会。

五月后的起伏：从“战略稳定”到相互试探

自五月来，美中互动似乎呈现“一边推进合作、一边施压”的双轨模式。

两国高层沟通并未中断。中国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卢比欧（Marco Rubio）在马尼拉举行约90分钟会谈，双方形容为“务实、积极、建设性”。王毅甚至称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此外，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访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访华等接触也密集展开。

与此同时，摩擦并未停止。

特朗普公开指控北京长期介入美国选举，中国外交部即刻反驳，并要求华府“停止无端抹黑”。

7月下旬，美国宣布新一轮301关税后，北京谴责有关措施为单边行为，但并未立即采取报复，而是重申自身立场与政策底线。

台湾议题同样持续牵动双边关系。

特习会后，美国暂缓一笔对台超过百亿美元的重要军售，台湾立法院在野党同时又一次封杀对美采购无人机预算。

上周，美国在臺协会（AIT）刊登一则消息，被认为是首度美官方公开台湾海巡署船舰与美国海岸防卫队船的合影，并称“支持台湾在海事执法交流等全球议题上做出实质贡献”。台湾政治评论者邹景雯称“这绝对是第一岛链区域的再一件大事。”

整体而言，5月会谈后，美中一方面维持高层沟通、经贸与执法合作有进展，另一方面就台湾、关税与南海问题仍不断有所过招甚至摩擦。

专家：双方仍在管理竞争

美国智库太平洋论坛（Pacific Forum）兼任研究员蓝若思（Elizabeth Larus）向BBC中文表示，特朗普向习近平发出了模稜两可的讯号。

她指出，一方面，美方对中国在乌克兰与伊朗战场上的军事支持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却愿意讨论向中国出售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

她还说，特朗普也没有明确回应中国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台湾周边与南海的挑战。

“如果美国将中国视为安全威胁，则需要采取更强硬的军事手段。”她说。

不过，美国布鲁斯金学位秦江南（Jonathan Czin）近日在《外交事务》撰文称，美中目前的状态，与其称为“稳定关系”，不如形容为“相互保证的干扰”（mutually assured disruption）。

他指出，特朗普将美国带回中东的泥沼当中，使得北京得以透过经济及军事等优势，好整以暇地面对分身乏术的华盛顿。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苏利文教授（Jonathan Sullivan）亦持相似看法。

他认为，特朗普在北京会谈时已处于相对弱势，“现在情况更糟了”。他指出，特朗普正在输掉一场战争，更糟的是美国根本无法从中东抽身。

“明显地，北京乐于看着特朗普尽全力加速美国的衰落，以及削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敌人正在犯错时，就别去打扰他。”

不过，新加坡独立国际关系评论员邓铭杰则提醒，不宜将局势简化为“美国分心、中国得利”。

他指出，中国经济正在放缓，北京并非单纯受益，而是以克制态度管理风险。

他还说，北京的回应并非被动，而是精准地告诉华盛顿红线所在，并选择在红线尚未被跨越时不升级，反映出其在制约下仍能以纪律管理关系的能力。

九月特习会将谈什么？

多名学者认为，若9月特习再次会晤，预计重点将是“管理竞争”，而非“解决问题”。

邓铭杰认为，习近平的优先事项是“争取时间”，包括延长休战、在对台军售上克制，以及在晶片议题上争取喘息空间。

“双方都宁愿握着最强的牌，而非打出去，因此才会出现休战与对话机制，而非真正解决。”他说。

蓝若思教授则预计，特朗普可能提出中国增加采购数十亿美元美国农产品（除2025年10月作出的购买大豆承诺外）、放宽对辉达（Nvidia 英伟达）高端晶片的限制、 人工智慧议题，以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行等议题。两人也可能讨论彼此加征高额贸易关税。

蓝若思还说，特朗普可能再次提到释放黎智英，以及中国在伊朗问题上的角色。

专家一致认为，台湾问题仍是美中关系的核心。只要特朗普不批准对台军售，不直接触碰台湾问题，关税或AI晶片的问题，都不会让习近平九月访美的计划生变。

“但特朗普需要一些东西，中国也想要得到些什么，例如美国公开表态反对台湾独立。”苏利文说。

对台湾来说，邓铭杰强调，美国对台军售案每多一个月未签署，台湾就多停滞一个月。他认为，更大的问题不是这笔军售案本身，而是它所立下的先例，台北需要有自己的战略应对。

苏利文则表示，美台战略利益仍高度重叠，目前尚未到需要恐慌的程度。

“现在也很难做更多推测，因为六周左右的时间，在‘特朗普时间单位’里简直可以是‘永恒’。”

在现代战争中，环绕地球运行的人造卫星几乎未曾受到波及；但到了21世纪，太空或许已不再是安全的避风港。

2022年2月24日凌晨约3时，乌克兰及中欧数以千计的卫星数据机突然断线。数小时后，俄罗斯正式入侵乌克兰。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航空航天安全项目主任卡丽·宾根（Kari Bingen）说：“俄乌战争打响的第一击，不是坦克驶进乌克兰，而是针对一套商业卫星系统发动网络攻击，后来被认定是俄罗斯政府所为。”

“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们想削弱乌克兰军方和政府的通讯能力。”

现代战争的第一枪，可能不再是步枪或导弹，而是一行针对地球轨道卫星的恶意程式码。

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在陆地、空中、海底互相对峙，同时亦在鲜为人知的太空展开角力。如今，太空轨道上的紧张局势再次升温，而且已公开展现在世人眼前。

这次的赌注十分庞大，因为全球价值6,260亿美元（约4,790亿英镑）的太空经济，都可能受到威胁。

今年2月初，有消息披露，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两枚俄罗斯卫星很可能已截取至少12枚欧洲卫星的通讯。这些拦截行动可能令俄罗斯情报部门读取卫星传送的敏感资料，甚至理论上有机会夺取卫星控制权。

过去数年间，地面望远镜和轨道摄影机多次发现两枚俄罗斯人造卫星“Luch-1”和“Luch-2”在轨道上作出多次可疑机动。

其中，它们曾多次逼近欧洲一些最重要、虽然已服役多年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包括“Intelsat 39”。

这类卫星运行于距离地球极高的轨道，因此看起来仿佛一直悬停在地球表面同一位置上空。这样的轨道位置使它们成为通讯、导航及军事用途的理想平台，同时也令它们成为潜在敌对势力极具价值的攻击目标。

西方国家如今正制订应对方案，以防日后与俄罗斯等强权发生冲突时遭受类似攻击。

法国卫星追踪公司Aldoria高级轨道分析师诺伯特·普赞（Norbert Pouzin）表示：“当一枚卫星非常接近另一枚卫星时，就像一场心理战：究竟谁先动手？另一方又会如何回应？”

这种互相试探的行动，被形容为太空版的“缠斗”（dogfight），只是战场已由天空移到太空。

这些行动似乎是俄罗斯混合战策略向太空延伸的一部分。混合战包括利用非军事手段，例如干扰通讯系统，以削弱对手。

俄罗斯认为卫星是美国及其盟友的“阿基里斯之踵”，因为西方已高度依赖卫星运作。一旦成功干扰卫星，无论民用还是军事基础设施，都可能受到重大打击。

英国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RUSI）太空战专家朱莉安娜．苏斯（Juliana Suess）说：“无论是在太空还是在地面，俄罗斯一直都有这种行为。”

“我们不断看到他们测试界线，例如无人机闯入波兰领空，或俄罗斯卫星逼近其他通讯卫星，不论那些卫星属于西方政府还是商业公司。这种情况我们已经看了超过十年。”

自冷战以来，各国一直发展“反太空武器”，目的在于摧毁、干扰或削弱卫星及其他太空基础设施，以取得军事优势。

这些武器形式繁多，包括像上述攻击般的网络武器，也包括干扰及伪装卫星讯号，更有听起来充满科幻色彩的雷射武器及电磁脉冲（EMP）。

这些武器可由地面、空中，甚至由另一枚靠近目标的卫星发射，用来瘫痪或摧毁卫星。

此外，还有动能武器，例如由地面或空中发射的导弹，又或由另一艘太空飞行器射出的飞镖状弹体，同样足以摧毁卫星。

宾根表示：“针对卫星的网络攻击已经司空见惯；电子战，包括干扰和伪装讯号，在乌克兰战场极为普遍；中国亦在区内部署了大量干扰设备，配合部队使用。”

“伊朗也部署了干扰器。坦白说，现在甚至可以在eBay买到低功率GPS干扰器。”

一些国家更曾测试真正的太空武器，例如利用导弹击毁轨道上的卫星。

宾根指出，美苏早于冷战时期已开始发展这类技术，而中国2007年的反卫星导弹试验则改变了整个局势。当时，中国击毁一枚已退役的气象卫星，产生数千块太空碎片，预计其中不少将在轨道停留长达70年。

2008年，美国公开执行名为“焦霜行动”（Operation Burnt Frost）的任务。

宾根表示：“美国利用军舰发射的导弹防御拦截器，击落一枚发生故障的美国卫星。”她说，这项行动是出于安全考量。

其他国家也加入了太空武器竞赛。印度展示了利用导弹防御拦截器摧毁卫星的能力，与美国及中国相若。

宾根补充：“俄罗斯最近一次是在2021年11月，也就是入侵乌克兰前三个月。那是在向我们发出讯号？还是纯粹军方测试？”

普赞指出，美国官员曾推测，俄罗斯测试过某种“共轨武器”，即由卫星发射的某种子弹，而非发射另一枚卫星。不过，俄方否认有关指控。

动能武器造成的大量太空碎片，可在轨道停留多年，令人忧虑出现“凯斯勒效应”，即太空碎片互相碰撞，不断产生更多碎片。

苏斯认为，这种科技的测试背后可能有更黑暗的目的。

“他们（俄罗斯及中国）知道，我们正监视这些太空资产，也知道我们看得到它们逼近其他卫星。”

“所以，他们是在展示能力，令我们知道，没有任何领域是真正安全的，太空也不例外。”

宾根则说：“最大的问题永远是：他们究竟想做什么？是在向我们示威？测试技术、作战程序和战术？还是在收集情报，为真正动手那一天做准备？我们不知道。因此，我们只能按最坏情况作准备。”

至少，在俄乌战争爆发前，专家一直都在问这些问题。

太空核武

2022年，即入侵乌克兰前数周，俄罗斯发射“Cosmos 2553”卫星。

两年后，美国表示，这枚卫星可能属于俄罗斯研发太空核武计划的一部分。外界相信，这种武器可用来摧毁整个卫星网络，例如一直支援乌克兰抗俄的SpaceX“星链”（Starlink）系统。

俄罗斯否认有关指控。

事实上，把核武部署到太空并非天方夜谭。

1962年，美国曾在太空引爆核弹，测试是否会产生电磁脉冲。电磁脉冲可令电子设备失效、干扰无线电通讯，甚至形成人工辐射带，瘫痪卫星。

这项名为“Starfish Prime”的试验，确实产生远超预期的电磁脉冲，导致数枚卫星在其后数日及数月内失效。

其后，美苏都曾进行规模较小的相关试验。1964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正式禁止在太空进行核试验。

苏斯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资讯，现时轨道上并没有携带核武的卫星。”

“但要制造一枚，我相信任何拥有核能力的国家都做得到。”

那么，俄罗斯真的会部署吗？

即使真的建成，苏斯认为俄方真正使用的可能性仍然很低。

她指出，俄罗斯盟友中国如今对太空技术的依赖程度亦愈来愈高，几乎追上美国，“对俄罗斯而言，只有在最后关头才有可能动用。”

这类爆炸产生的碎片，甚至可能引发“凯斯勒效应”。苏斯解释，爆炸造成的辐射，或会意外令人类在数月甚至数年内无法进入太空。

未来的反太空武器又会如何发展？

普赞说：“我们知道，中国的太空计划正快速推进，新技术及新硬件的研发和测试速度都很快。”

他指出，从西方政府近年资助的研究可见，大量资金正投放于研发小型“守护者卫星”。

这类卫星可保护极具价值而又脆弱的重要卫星，亦可派往检查其他卫星。

日本、法国、印度及德国均已表示，计划建造或已开始建造这类“保镳卫星”。

宾根则指出：“任何拥有导弹、掌握基本轨道定位资讯，又知道卫星沿固定轨迹运行的国家，例如伊朗或朝鲜，都有能力发射导弹拦截卫星。”

不过，即使击落一枚甚至数枚像星链这样的大型卫星星座中的卫星，也未必足以瘫痪整个网络。

这并不代表核武器是唯一可行的选项。

另一个构想，是利用935个由无人机、气球或飞机搭载、同步运作的小型干扰器。中国一项研究指出，这些干扰器可组成一道电磁屏障，覆盖约相当于台湾面积的范围，足以阻断星链的讯号。

苏斯说：“太空强权因误判而引发危机的风险，只会愈来愈高。如果有卫星突然解体，而附近刚好有一枚可疑卫星，人们势必会问：这究竟是一次蓄意、恶意的干预，还是一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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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本月稍早在宾夕法尼亚州国防与创新峰会上台时，身旁有美国几家最大国防企业总裁簇拥，他心中只有一个讯息：制造更多武器，而且要更快。

“我们拥有世界最好的品质，”特朗普告诉聚集在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的武器制造商，身旁有“战争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但我们需要一点速度。”

白宫将这次峰会定位为振兴美国工业、强化美军作战能力的双管齐下策略，用赫格塞斯的话说，就是打造“自由兵工厂”。

然而，几乎没人提及的是，今年稍早在“史诗之怒行动”（Operation Epic Fury）期间，以及之后持续的相互打击中，美军在伊朗近40天的激烈作战中，消耗了大量精密且难以制造的武器。美国迄今表示，这场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2538亿元人民币；1.21兆元新台币），其中绝大部分花在弹药上。

到4月8日脆弱的停火生效时，根据白宫说法，美军已打击伊朗境内超过1.3万个目标。同期，美国防空系统拦截了超过1700架伊朗无人机与弹道导弹。

如今，美国已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谈判进行。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一篇报导指出，特朗普被建议搁置升级冲突的计画，因为这会进一步耗尽美国的库存。周一（7月27日），特朗普驳斥有军火短缺问题，他向《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说：“我们拥有的弹药远多于世界上任何人，而且远多于我们所需。”

这在美国政府内部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是敏感议题。

上个月，当被追问此事时，赫格塞斯也否认弹药库存正在减少。

但他的立场似乎已有所改变。

上周，他向参议院拨款委员会表示，五角大厦需要再追加870亿美元，以解决“关键短缺”问题，包括装备。

确切的弹药消耗量与剩余库存仍属机密。但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汇整的公开数据描绘出库存严重耗尽、短期内难以补充的严峻画面。

“这取决于弹药种类——但制造一枚导弹需要一到五年，这是底线，”已退役的海军陆战队上校、CSIS资深顾问马克·坎西安（Mark Cancian）分析。他一直在研究这个议题。

“而且你无法加快这个速度。”他说。

但是，美国真的消耗弹药快到可能难以履行其军事职责与目标吗？

枯竭中的美国军火库

这场战争中使用的关键弹药可分为两大类：长程对地攻击系统，以及用来拦截伊朗来袭攻击的空中与导弹防御系统。

在使用量最大的对地攻击系统中，包括战斧陆攻导弹（Tomahawk Land Attack Missile）。这种导弹通常由舰艇或潜舰发射，可打击远达1600公里外的目标。这些武器让美国能对坚固的军事目标——例如指挥掩体或强化军事设施——进行精确打击，而不必让有人驾驶的飞机涉险。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估计，战争期间已发射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库存可能要到2031年才能恢复到战前水准。该智库还指出，最新版本的战斧导弹每枚成本约260万美元。

不过，在这场战争中使用的防空系统里，消耗最严重的是爱国者（Patriot）导弹系统。

这是一种地面发射的导弹，用来拦截飞机，以及弹道导弹与巡航导弹。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估计，冲突期间使用了多达1430枚，而战前库存估计约有2330枚。

每枚爱国者拦截弹成本约400万美元——这是昂贵但有效的选项，一再被用来击落成本仅2万至5万美元的伊朗无人机。

而且，这些弹药很难补充。

坎西安向BBC分析：“制造一枚导弹需要好几年。如果你今天投入资金，也要三到四年才能拿到导弹，有时甚至要五年，我们现在拿到的，是2023年才拨款的导弹。”

另外，美国也使用了较新、更先进的系统，称为终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或称“萨德”（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它的射程与拦截高度都比旧型的爱国者系统更远、更高。

供应原本就有限，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估计美军发射了190至290枚，而战前库存估计只有360枚。

目前全球仅有九套“萨德”连在运作，其中七套属于美国。因此，若持续大量消耗，可能会让美军失去这套对防御俄罗斯、中国或朝鲜（北韩）等国弹道导弹威胁至关重要的系统。

萨德如何运作？

发射车可装载八枚拦截导弹。

台湾及印太区域成焦点

事实上，美国与伊朗的战争正好发生在常被称为“戴维森窗口”（Davidson window）的时间点之前。在部分美国军事规划者眼中，中国在此期间对台湾发动入侵的可能性会升高。

这个具争议性的概念是美国在太平洋军事思维的核心，源自2021年一场国会听证会。当时负责该地区美军的菲利普·戴维森海军上将（Adm Philip Davidson）警告，入侵“会在未来六年内”发生。2023年，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预测，中国将在2027年前做好入侵准备。

中国长期誓言要与自治的台湾“统一”，视台湾为分离的省份，且不排除使用武力。

美国是否会防卫台湾并与中国开战，一直是激烈辩论的话题。尽管立场模糊，美国仍持续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

坎西安将弹药短缺称为“脆弱窗口”，在此期间若太平洋发生冲突，美国“将无法拥有所需的优先弹药深度”。

他认为，这增加了美军面对中国可能在太平洋冲突中投入的庞大导弹与飞机武库时，措手不及的风险。

美国官员表示，中国密切研究了美国在伊朗战争中的防空系统。近年来，中国大力投资导弹技术，包括比伊朗使用的导弹与廉价无人机远更先进的高超音速滑翔导弹。

北京也大力发展大规模“无人机蜂群”战术。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认为美国耗尽的库存纯粹是负面因素。

前中央情报局资深人员、曾任国防部长办公室中东政策顾问的雅各布·奥利多特（Jacob Olidort）指出，在实战中使用这些武器也传达了强大讯息。

“武器之所以能产生吓阻，不仅是因为国家拥有它们，也因为它们展现了使用这些武器的意愿，”现任保守派的智库“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America First Policy Institute）美国安全政策主任奥利多特说。

他还补充，美国“以精准、创纪录的速度削弱伊朗军事能力的成功，向包括中国及其野心在内的其他对手发出了讯号”。

欧洲情势

事实上，武装盟友与保留美国自身库存之间的明显张力，其实早已在乌克兰问题上上演过。

早在2025年10月，也就是“史诗之怒行动”开始前几个月，特朗普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导弹，理由是必须避免耗尽美国库存。

这起事件预示了如今伊朗战争后，围绕更广泛武器库存取舍的辩论。

基辅称迫切需要爱国者及其他防空系统，以抵挡一波又一波的俄罗斯无人机与导弹攻击。

“除了能源价格之外，这场（伊朗）战争也意味着美国库存的耗尽，以及防空系统制造商的耗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今年3月接受BBC访问时说。

“所以我们（乌克兰）也面临资源耗尽。”他说。

泽连斯基也具体点出了担忧：美国每月大约生产60至65枚导弹，一年约700至800枚，但“史诗之怒行动”第一天就使用了803枚。

不过最近，特朗普出乎许多欧洲官员意料，提出让乌克兰有权在国内生产爱国者导弹。类似的安排已在德国与日本存在。

曾在国防部工作13年、现为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专家的伊莱恩·麦卡斯克（Elaine McCusker）向BBC分析，乌克兰对抗莫斯科的经验，以及美国对抗伊朗的经验，可能有助于发展更便宜、可大规模生产的系统，来补充现有的高价装备。

“我们早就知道，不希望用600万美元的拦截弹去打1000美元的无人机，”她说。“我认为我们现在更聚焦在这个解决方案上，也有更多人关注如何制造更多成本不那么高的可消耗性方案。”

后续影响

尽管如此，短期内对弹药耗尽的前景并没有太多警讯——不是因为美国库存无限，而是因为伊朗的状况远比美国糟糕。

“美军拥有充足的弹药、军火与库存，足以实现特朗普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甚至更多。‘史诗之怒行动’也暴露出与美国作对会有什么后果，”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Anna Kelly）在发给BBC的声明中表示。

“即便如此，总统仍敦促我们的国防承包商持续生产更多‘美国制造’的武器，”她补充道。

美国中央司令部近期宣布的打击，主要集中在削弱德黑兰威胁霍尔木兹海峡（Strait of Hormuz；荷莫兹海峡）船只的能力。这条重要航道目前受到伊朗与美国的封锁。

伊朗在美国与以色列一波又一波的打击后，军事损失远大于美国，而且该国在短期内几乎没有能力弥补这些短缺。

“很多评论把伊朗描绘成拥有几乎无限的武器库存，”联合反对核伊朗（United Against Nuclear Iran）政策主任杰森·布罗德斯基（Jason Brodsky）向BBC分析。

他又强调“我认为我们必须意识到那里存在限制，而且美国已在相当大程度上削弱了他们的国防工业基础。”

他补充说伊朗“大规模生产所需导弹、无人机及其他武器系统的能力”已大致被摧毁。

根据布罗德斯基的说法，伊朗剩余的库存正被导向他所称的德黑兰“王牌”——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在他看来，这项能力正在消退。“伊朗政权在这方面的时间正在耗尽。”

目前与伊朗的可控冲突——布罗德斯基称之为美军的“重心”——对华盛顿来说具有即时优先性，即使官员也承认，忽视更广泛的库存问题将是“不负责任的”。

“印太地区目前是较为遥远的威胁，决策者必须排定优先顺序，而中东现在正吸引着总统的注意力。”他说。

目前，每一枚射向伊朗目标、送往乌克兰前线，或为台湾预留的导弹，都来自一个持续缩小的库存池。

尽管如此，华盛顿仍押注能撑过这场冲突，同时让生产赶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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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政府宣布，以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风险”为由，禁止新的外国制人形机械人进口美国。这其中许多由中国制造，而中国正与美国竞逐发展机械人技术和人工智能（AI）。

星期二（7月28日）公布的这项措施适用于先进机械人，包括人形机械人和四足机械人。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亦禁止进口电力逆变器（power inverter）——这类设备用于数据中心和太阳能板。FCC表示，它们同样可能对美国经济构成风险。

中国外交部星期三（29日）回应称：“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

在此之前，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评论称，北京长期反对华府以“毫无根据的藉口”将贸易问题“政治化”，并实施制裁。

FCC主席布伦丹·卡尔（Brendan Carr）表示，该机构正尽其所能“保障美国关键供应链的安全”。

FCC已将这些产品列入其“受管制名单”（Covered List），即被认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商品和服务名册。

禁令适用于新的外国制先进机械人设备和电力逆变器，但不会阻止销售或进口任何先前已获FCC批准的现有型号。

FCC表示，使用外国制逆变器可能使海外企业能够关闭设备、窃取数据、进行远端存取和监控，让“外国政府行为者”得以介入，或以其他方式透过网络攻击加以利用。

FCC补充，使用美国以外制造的机械人可能让“恶意行为者监视美国人、提升外国情报机构的能力，或远端操控机械人”。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表示，北京将对任何损害其利益的举措“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回应，并敦促各国共同合作，以“积极和有益的方式”发展人工智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三则说：“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BBC已联络中国主要机械人生产商宇树科技（Unitree）、优必选（UBTech）和智元机器人（AgiBot）置评。

随着特朗普政府试图解决与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中国出口产品一直受到美国严格审视。

尽管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出口国，但由于美国征收高额关税，中国电动汽车实际上已被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

华盛顿亦已禁止向中国出售最先进的美国半导体，以保护国家安全、减缓北京的军事现代化进程，并维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亦警告，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可能因被指窃取美国知识产权而面临制裁。

作为回应，中国政府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靠的是自身的不懈奋斗，也得益于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

美国显然希望避免重演去年供应链受压的情况。当时中国收紧稀土出口管制，而稀土是电子产品的关键原材料。

中国科技企业迅速开发可用于工厂和家庭等场景的人形机械人。

这些企业亦迅速向企业和公众推广其产品，抢在美国人形机械人竞争对手，例如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旗下特斯拉（Tesla）和波士顿动力（Boston Dynamics）之前占领市场。

我们使用了人工智慧协助翻译这篇文章，它的原文是英文。在发布之前，BBC记者检查了翻译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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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是日本二战无条件投降纪念日。81年前的这一天，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的主要战事告一段落。但对日本政治而言，战争记忆并没有随着战争结束而消失。

周六（8月15日），在日本战败八十一周年之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未亲自进入东京靖国神社，却以自民党总裁名义自费奉纳玉串料，并在邻近的武道馆停车场对神社方向遥拝。同日，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四名重要阁僚与党干部则前往靖国神社参拜。

这些动作再次引发中国和韩国的批评。中国外交部指靖国神社供奉14名甲级战犯，认为日本政治人物的参拜是在为战犯翻案。韩国亦表深切遗憾。

为什么一座神社，在战争结束81年后，仍然能牵动东亚外交？高市早苗在遥拜以及纪念仪式中省略“反省”二字，背后又有什么战略考量？

内阁罕见一同参拜，高市早苗“遥祭”

今年8月15日，首相高市早苗未亲自进入参拜，而是以执政党自民党总裁名义，自费奉纳“玉串料”，引发关注。

日本共同社报导，高市早苗在举行“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所在的日本武道馆万停车场，向数百米远的靖国神社做出了“二拜二拍手一拜”的“遥拜”动作。

同一天，多名日本阁僚和自民党要员则亲自前往靖国神社参拜，其中包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

日本《产经新闻》前台北支局长，现任台北“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矢板明夫评论称，虽未走进靖国神社，但高市早苗已从神道礼仪完成“参拜”，属“妥协”却显示其在成为首相后政治考量更成熟了。

他说，高市现身分不同，主动参拜易成外交问题。

但高市及其内阁大臣的动作，不意外地立即引发中国强烈批评。中国外交部再批判靖国神社供奉十四名甲级战犯，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又警告日方此举是为战犯翻案、掩盖罪责、为“再军事化”铺路。南韩对此也表达深切遗憾。

靖国神社之外，今年追悼式上的另一个细节也受到关注：高市的致辞没有使用“反省”一词。

日本专家、台湾淡江大学蔡锡勲教授留意到，在日本天皇皇后两陛下主持、首相出席的纪念仪式上，天皇用词中有“被”字，亦即“站在深深的反省，恳切祈愿战争的惨祸不再被重演”，表示日本对和平的期望。

而高市早苗的致词和历届首相比较多了一个字“せ”（让），“绝对不能让过去的战争惨祸重演”，也就是要抑止战事发生。

蔡教授向BBC中文解释，高市早苗除了多了“让”一字之外，也是针对日本主动性的“灯塔角色”表态的新战略：

目的是叙明“日本能够在解决世界各国面临的各种课题发挥重要作用。日本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国家，成为印太地区的一座璀璨灯塔。”

靖国神社为何如此敏感？

靖国神社并非普通宗教场所。它建于1869年，原名东京招魂社，后来改为靖国神社，祭祀自明治维新以来为“国家”战死的日本军人与相关人员。目前约有250万名死者被供奉于此。

台湾前总统李登辉的哥哥，以及当年担任日本海军战死于菲律宾的李登钦，后来也被祭奉在此。2007年，卸任总统多年的李登辉首次前往靖国神社参拜兄长。

真正令靖国问题成为国际争议焦点的，是1978年的合祀。

当年，靖国神社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中判定的十四名甲级战犯（包括东条英机等）纳入祭祀对象。

东京审判于1946至1948年举行，由11国法官组成，审判日本在二战期间的“破坏和平罪”、“战争罪”与“违反人道罪”。这14名甲级战犯被认定为发动与扩大侵略战争的主要责任者，其中7人被处死刑。

对中国、韩国等曾遭日本侵略的国家而言，日本政治人物参拜靖国神社不只是悼念战争死者，也涉及日本如何看待二战历史及其战争责任。

但对日本部分保守派而言，靖国首先是祭祀战死者的场所。参拜被视为个人的宗教和情感行为，并不等同于支持日本过去的军国主义。

美国肯塔基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竹中晶子（ Akiko Takenaka） 的研究指出，日本的神社自明治时期起就被用来建构现代国家认同与军事动员。神社把战死者塑造成为天皇与国家牺牲的光荣，并透过仪式、游行与展示强化爱国情感。战后，大量“合祀”（过半数发生在战后）透过厚生省资料完成，但竹中研究认为许多日本家庭并未同意此做法。

她的研究称，神社成为日本“未结束的战后”象征，掩盖更广泛的民众战争责任，而把责任集中在少数领导者身上。

为何北京把靖国与“再军事化”连在一起？

中国政府长期将靖国参拜与“再军事化”直接联结，原因何在？

就北京立场来看，若东京审判认定的甲级战犯都能被供奉为英灵，而日本政治人物又以公开方式参拜，可被理解为日本对其战争历史的重新诠释，也为日本“军事正常化”提供意识形态基础。

但日本保守派则一直反驳相关说法，表示参拜是主权与情感问题，与防卫政策无关。

以日本今年刚发布的防卫白皮书来看，东京强调真正的威胁来自外部，日本正在努力的是补足防卫空洞，以因应中国军力扩张与台海风险。

近年日本在扩大防卫能力，并将中国军力发展、台海局势等视为重要安全议题。

长期研究日本政治战略的蔡锡勲教授告诉BBC，对日本保守派而言，靖国也具有一定的国内政治意义。

他以小泉进次郎此次以防卫大臣身份参拜为例，认为小泉延续了其父亲、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政治传统。

“如果他在担任防卫大臣期间停止参拜，将无法赢得22万自卫队队员的信服。”

但蔡教授强调，中国有时会反思历史，但有时也利用“历史牌”来牵制日本。

“中国目前正批评日本奉行‘新型军国主义’，中国用历史牌来正当化自己的批评。”蔡锡勲教授说。

因此，同一个靖国神社，在中日两国的政治叙事中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凸显二战历史问题不会只是“过去”的历史，仍能轻易点燃东亚外交的火药库。

高市是否正在采取“战略性不参拜”？

高市早苗过去在担任总务大臣、经济安全保障大臣期间，多次亲自参拜靖国神社。2024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她公开承诺即使成为首相也会继续参拜。

但成为首相后，她的做法明显有所调整。

在2025年10月秋季例大祭，高市已准首相身份，以私费“玉串料”祭祀神社，并由代理人参拜。2026年4月春季例大祭，则以“内阁总理大臣 高市早苗”名义奉纳真榊，同时私费奉纳玉串料。

到了今年8月15日，她首次以首相身分迎来战败纪念日，再次选择私费玉串料（透过自民党干事长奉纳），并在日本武道馆停车场朝靖国方向进行“二拜二拍手一拜”的遥拝，本人并未亲身前往。

蔡锡勋教授向BBC强调，“遥拜”显示高市本身并未改变。不去祭拜是考虑对外关系的影响过大，特别是考量与日本当下关系和睦的韩国，亲身前往祭祀会迫使首尔强烈的反应。

蔡教授又说，有些人批评高市纪念致词没有使用“反省”两字。但他说，“反省”在纪念会上，是从1994年村山首相开始使用，连续19年，直到安倍首相2013年停止使用。

岸田首相2024年也未使用“反省”两字，直到2025年时石破茂首相再度使用。

但，不管用不用“反省”二字，对于与日本外交关系并不和睦的中国来说，专家认为更深层的问题是，北京如何将历史诠释与高市的安全政策绑在一起。

东京大学教授，松田康博教授去年就向BBC中文分析称，安倍晋三第二次出任首相后，也曾在靖国问题上采取类似的做法。

“安倍是‘战略性不参拜’——应该说，只有参拜过的人才可以选择战略性不参拜”。

安倍自第二次回任首相以来，未有亲自参拜靖国神社。

“不去参拜就是一种筹码，高市早苗或可学习安倍的外交艺术。”松田康博说。

杰森・阿尔戴（Jason Arday）的死讯被形容为突如其来，且不涉及可疑情况；此事势将在英国大学界乃至更广泛的社会中引发震荡。

阿尔戴于2023年获任剑桥大学教育社会学教授，当时他是该校最年轻的黑人教授，校方亦曾公开表彰其成长背景及成就。

在英国大学中，黑人教授仅占不足1%，因此阿尔戴属于学术界人数不多且备受关注的少数群体之一。

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以及课程去殖民化辩论备受关注之际，他获任命为教授一事引起全球瞩目。

阿尔戴当年击败来自国际间众多实力强劲的竞争者，获得这项职位。该职位隶属于一所长期位居全球十大顶尖大学之列的学府。

然而，到2026年7月，一些过去曾私下向阿尔戴提出的质疑开始浮上檯面，焦点集中于其学术研究的品质。

其中包括一项指控，称他于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取得博士学位时，提交的首篇重要研究作品涉及抄袭。换言之，有人质疑他在未充分注明出处的情况下使用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

阿尔戴否认有关指控，而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在完成审查后表示，校方对该研究的品质维持原有立场。阿尔戴则称，即使存在引注上的错误，也与其自闭症有关。

其后，多家报章检视阿尔戴在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及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任职期间的学术成果。在社交媒体上，学术界亦出现分歧：部分学者公开声援这位黑人自闭症学者；另一些人则认为，其研究成果经不起严格检验。

有关学术研究的争议甚少演变成全国性的公共讨论，但这次事件涉及剑桥大学。这所菁英学府的历史与声誉，正是建立在卓越研究、原创思想与学术诚信之上。

对许多学者而言，包括不少剑桥大学教职员，对研究诚信进行严格审视是不容妥协的原则。

部分学者更致函校长（Vice-Chancellor），要求展开独立调查，因为他们认为大学的声誉正受到考验。

这场争议之所以备受关注，还有另一个原因。阿尔戴不仅是一名学者，同时也是备受瞩目的公众人物。他经常讲述自己非凡的人生经历：身为一名自闭症患者，他直到11岁才开口说话，18岁才学会阅读和写作。

不过，他个人叙事中的其他部分亦受到外界检视。他曾澄清，为慈善事业筹得的500万英镑并非由他个人完成，而是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另外，一项全程600英里的跑步挑战，实际耗时也较先前所述长了一倍。

一些曾公开联署支持他的人士，其后悄悄将名字移除。

到上周辞去剑桥大学职位时，阿尔戴表示，接连不断的指控已对他及其家人造成“深远打击”。

他认为，部分指控带有种族因素。

对于阿尔戴去世前数日的处境及心理状况，目前仍有许多未解之谜，预料验尸官将会加以调查。

在他离世后不久，其家人发表声明称，阿尔戴遭到一场“错误资讯运动”针对，而这对这位“温和的人”而言已不堪承受。

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之所以受到如此严密的审视，是因为他是一名身处显赫职位的黑人男性。

伦敦市长萨迪克·汗（Sir Sadiq Khan）表示，阿尔戴曾是“一场恶意公开羞辱的受害者；若换作其他身处相同位置的人，未必会遭遇同样对待。他的离世是一场悲剧，但也再次为我们所有人敲响警钟。”

部分有色人种学者一直深感不安，认为这场争论之所以如此激烈，与阿尔戴是一名年轻黑人学者有关。

黑人研究学者安德鲁斯教授（Professor Kehinde Andrews）是阿尔戴的友人。他在阿尔戴去世后接受《Newsnight》访问时表示：“这不只是过去两周才发生的事。大家看到的那些报道，其实可以追溯到三年半前。”

他说：“就在他获得剑桥大学职位当天，便有人根据《资讯自由法》提出申请，要求查阅他的资历。有来自美国和英国右翼阵营的人士不断追问，试图确认他是否具备资格。”

“有些人根本不相信，一名黑人能够在剑桥担任这样的职位。”

“这三年半来的压力，如今终于全面爆发。”

可以确定的是，阿尔戴曾试图捍卫自身声誉，并委托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向最早对其研究提出质疑的《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记者发出律师函。

剑桥大学起初坚决为阿尔戴辩护，但随着校内外忧虑声音日增，其后宣布就他的聘任及任职情况展开调查。

2023年，作为一所曾因缺乏多元化而受到批评的顶尖大学，剑桥大学积极推动具代表性的高层任命，并已在提升学生背景多元化方面投入大量努力。

无论最终由谁出任如此备受瞩目的职位，都难免面对外界审视；而与部分同领域学者相比，阿尔戴的研究资历亦相对有限。

英国大学暨学院工会（University and College Union）秘书长乔．格雷迪博士（Dr Jo Grady）形容，阿尔戴之死“令人心碎”。

她表示：“有太多问题需要得到解答。他所遭受的骚扰，以及面对的种族主义对待，都令人震惊。这些事情必须受到调查。”

对剑桥大学而言，当前面临的艰巨任务，是如何在这场争议以及阿尔戴突然离世的冲击下，维系一个已出现分歧且深受震撼的学术社群。

校方此前已宣布，将调查阿尔戴的聘任及任职情况，并检讨遴选高级教职员的程序。

然而如今，这一切都被他突如其来、令人震惊的死讯所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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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前总统陈水扁的女儿陈幸妤，近日因离婚一事曝光，时隔多年再次成为了台湾舆论焦点，也引起社会反思20年前媒体追访她的伦理问题。

陈幸妤因为“总统女儿”身分及陈水扁涉贪案件，过去多年屡次遭到媒体包围及骚扰，曾出现与媒体冲突的场景。这些场面甚至延伸到海外，2009年陈幸妤赴美参加牙医考试，在街头被台湾媒体追访时，她在镜头前斥责记者像苍蝇、变态，“要逼死我”。

在公众眼中，陈幸妤一直背负“失控”的形象，但20年后，有媒体人承认当年紧迫盯人的采访方式并不妥当，网络上不少舆论亦批评当时媒体的报导，为其带来巨大精神压力。

学者向BBC中文分析，过去陈幸妤因其公众身分受到外界大量关注，但事件亦牵涉到媒体采访的界线，以及是否构成对私人领域的侵犯。

为何陈幸妤再次成为焦点？

台湾前总统陈水扁有两名子女，包括长女陈幸妤及儿子陈致中。

陈水扁于2000年至2008年期间担任台湾总统，陈幸妤因为“总统女儿”的身分，成为了媒体焦点之一。

陈幸妤于2001年与骨科医师赵建铭结婚，两人的婚礼被外界称为“世纪婚礼”，婚后二人育有三子。

近日，综合台湾媒体报导，陈幸妤于8月12日50岁生日当天，被发现在赵建铭名下的“兆福脊椎骨科诊所”留下一星Google负评，外界始发现这段近25年婚姻已结束。

该则留言的发文帐号名为“陈幸妤”，控诉前夫赵建铭“对前妻对亲生儿子都诊断潦草”，内容涉及对妻儿无情无义、医疗品质及医德的指控，以及与他人的感情纠纷。

留言迅速被截图并引起台湾社会热议。目前在Google评论上已无法找到这则留言。

消息传出后，大批台湾媒体聚集在陈幸妤经营的牙科诊所外。据《三立新闻》报导，当记者问及为何在此时公开离婚一事，陈回应指“制造一点新闻”，又称“我怕你们（媒体）太无聊”。

陈水扁则回应传媒查询称“没有补充”，并说“你们媒体有必要在伤口洒盐吗？”

“有病的是媒体不是我”

陈幸妤与媒体的关系曾相当紧张，后来其家人涉及多宗案件，她也长期被记者包围。在洗钱案爆出后，她被媒体质问时曾称“民进党哪一个人没拿过我爸的钱？”。

2008年，她曾投书《自由时报》，以〈有病的是媒体不是我〉为题，谈到被媒体造成的困扰：“以往有记者假扮病人的朋友，来我诊所用针孔偷拍以得到独家，也曾多次闯入属于私人领域的诊所、地下停车场只为围堵我……更别提连我带小孩去超市买菜都可成大独家，那是否我连超市都不该去了呢？”

她也提及，在东京时被“记者就在饭店大厅天天堵我”，在美国期间亦有被紧盯，“我去洛杉矶，记者在我亲戚家门口，整日对着屋内拍，把我儿子吓到晚上睡不着觉，纽约那次更是疯狂，记者在高速公路上飞车追逐”。

同年，台湾《壹周刊》以“陈幸妤精神科治疗内幕”作封面故事，报导称陈疑因压力过大导致精神崩溃，正接受精神科医师的治疗。2009年陈幸妤因伪证罪被限制出镜时，也使其情绪受困，当时被关押的陈水扁写了一封“求救信”给时任台湾总统马英九，希望能让她解除出境限制。

2009年，陈幸妤赴美国参加牙医考试，再次被台湾媒体追到美国，最终在街头质问记者：“我是陈水扁的女儿，就活该被人踩在脚底下，踩到死都没人要理我，我做错什么了？”

其中一位参与追访的媒体人是台湾记者范琪斐。今年初，范琪斐曾在《镜新闻》节目忆述当年的事件，指出当年陈幸妤的家人陆续遭起诉，只有她没有，认为有追踪的必要，但她也承认当年紧迫盯人的方式“其实非常蠢，但在当时我们没有别的工具”。

因家庭涉贪案屡遭媒体追访

翻查资料，陈幸妤的前夫赵建铭及其父亲赵玉柱曾于2006年卷入“台开内线交易案”，时任国民党立委邱毅指控赵家涉嫌从事内线交易，当时正值陈水扁总统任期，是其在任期间的重大政治丑闻。

案件缠讼长达16年后，于2021年最高法院判决定谳，赵建铭被判处3年8个月有期徒刑。

因为丈夫案件的缘故，当时陈幸妤承受庞大的媒体压力，曾于被追访时在镜头前直斥赵玉柱，“我想到赵玉柱我就恨死他了啦，自己做事自己不敢承担、那种人去自杀算了！”

同年，其父亲陈水扁卷入“国务机要费案”政府弊案，于2008年卸任后因龙潭购地、南港展览馆等案件，被判应合并服刑20年确定。他在2008年底被关押，成为第一位入狱的台湾卸任总统。其妻子吴淑珍亦因涉案被高等法院裁定合并刑期17年半。

陈水扁的儿子陈致中亦涉嫌隐匿不法所得和透过海外账户洗钱、伪证案等罪名，2022年被裁定罪成。在“国务机要费案”中，2015年台北地检署宣布陈致中、陈幸妤、赵建铭三人罪证不足，检察官不起诉处分。

而陈幸妤亦在2011年因伪证罪被判刑3个月，缓刑2年。陈水扁家族的案件缠绕达17年，陈水扁于2015年经核准获保外就医，至今11年。

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陈忆宁向BBC中文表示，台湾媒体对于陈幸妤从过去20至今的追访，除了是其“总统女儿”的身份外，也因其风格与个性有别于大众对政治人物子女的想像，故也较容易受到媒体的关注，“对媒体来讲，是很容易有话题的人物”。

相较之下，其他台湾总统如马英九的两名女儿马唯中及马元中则甚少受到传媒的追访，不少媒体以“低调”形容她们，以至2013年马唯中结婚时有台湾网民将她与陈幸妤的婚礼作比较。

陈忆宁指出，20年前对于陈幸妤的追访，与目前的情况在性质上并不一样，“20年前她是总统女儿，所以自然而然就比较像是公众人物”，但认为当时的采访手法亦会为私领域构成侵犯。

她指，现时陈幸妤已经脱离了公众人物的范畴，而离婚事件亦不涉公众利益，“现在关注她，有点侵犯了个人的私人领域，所以媒体界线应该是不太一样。”

她认为，媒体选择到陈幸妤的牙医诊所外追访，同样是对私领域的侵犯，“还是要有个界线，就是大家要知道，有些事情是不需要知道的，报导就停在这里，不要进一步侵犯别人的隐私。”

在她成长过程中，自懂事以来的每一段时间，阿丽娜·费尔南德斯（Alina Fernandez）经常获得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探访。

在她的童年岁月，她并不知道原因：这位以铁腕统治古巴近50年的人，正是她的生父。

阿丽娜1956年在哈瓦那出生，是卡斯特罗与娜蒂·费尔南德斯（Naty Fernandez）一段婚外情的结果。娜蒂是一名来自首都哈瓦那上流社会的美丽年轻女子。当时，卡斯特罗仍只是游击运动领袖之一；三年后，这场运动推翻了独裁者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Fulgencio Bastista），并在这个加勒比海岛国建立起专制的共产主义政权。

在随后数十年间，据估计多达300万人逃往邻近的美国。其中也包括卡斯特罗自己的女儿。

卡斯特罗自1959年至2008年间执政，并于2016年11月因癌症去世。若仍在世，8月13日便是他的100岁冥诞。

作为他唯一获承认的女儿，费尔南德斯在迈阿密接受BBC西班牙语世界网（BBC News Mundo）访问，讲述她的人生故事。这段人生与20世纪最著名、也最具争议的政治人物之一紧密相连，而她从未愿意称这个人一声“爸爸”。

最初的记忆与深夜造访

她对卡斯特罗最早的记忆，是一个满脸胡须的男人取代了原本播放米奇老鼠卡通的电视时段。

现年70岁的她回忆说：“米奇老鼠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满脸胡须、挂在车上的男人，他们让我相当害怕，而且一连好几天都占据着电视画面”。

国家的转变令许多家庭出现分裂，她的家庭也不例外。她的母亲拥抱革命；但其他亲属，包括奥兰多·费尔南德斯（Orlando Fernandez）——当时阿丽娜所以为的父亲——则选择放下一切，登上飞往美国的航班。

在尚未完全理解这一切的情况下成长的阿丽娜，开始在家中不时迎来这位古巴新领导人的探访。

她回忆，卡斯特罗会坐在客厅地板上陪她玩耍，也会带礼物给她。其中有一份她特别记得：“他送给我一个打扮成他自己的洋娃娃，而我总会把它的小胡须一根根拔掉，因为在我眼中，那只是一个婴儿娃娃。”

真相曝光

但在10岁那年，她得知了生父的真实身分。

“是我母亲告诉我的。她打算替我转学，不希望有人在街上突然把这件事说出来。”

虽然卡斯特罗透过零星的探访，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她心中的父亲形象，但这个消息仍让她产生了她所形容的“被背叛和受欺骗的感觉”。费尔南德斯表示，她身边许多人，包括她最好的朋友，其实都听说过关于她亲生父亲的传闻。

“这就像小丑的秘密：整个马戏团的人都知道。”她以带有讽刺意味的说法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费尔南德斯没有把姓氏改为卡斯特罗，因为多年来她拒绝公开承认自己的亲生父亲。

“当有人问我是不是他的女儿时，我会说‘不是’。如果有一天突然改姓，会让人觉得很不体面。我看不出那有甚么意义。”

随着费尔南德斯在古巴长大，她的挫折感与幻灭感也日益加深，不仅是对父亲，也包括对这个被强加于国家的新制度。人们得知她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女儿后，经常会请她代为转交写给这位领袖的信件。

“那些人的家属被处决了，他们正试图取得离境许可，离开那个对他们而言如同人间地狱的地方。”

此外，领袖个人崇拜现象也无处不在。

她说：“有一个人（卡斯特罗）会在电视上发表长达七小时的演说，我们被迫收看，隔天还要在课堂上学习那些内容⋯⋯那简直是一场噩梦。你会觉得自己活在精神病院里。”

在费尔南德斯和母亲于法国居住一段时间后，卡斯特罗的探访变得较为罕见。据她说，是卡斯特罗本人安排她们前往法国，以便与她母亲保持距离。自那之后，她表示，这位古巴领袖偶尔仍会以突然且反复无常的决定闯入她的生活，例如反对她交往的对象，或把她转往另一所学校。

她回忆道：“那些总是一些疯狂的主意。我学会了在不依靠他的情况下生活。”

当被问及私底下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是怎样的人时，费尔南德斯形容他聪明、精明、彬彬有礼，而且拥有“无穷无尽的好奇心”。但她同时声称，父亲曾多次对她说谎。

“他会忘记自己曾对我说过甚么，之后又给出另一个版本。”

父女之间的交流也并不顺畅。她说：“他是一个只会发表长篇独白的人。如果他想跟我谈话，那并不是为了和我交流，而是为了继续听自己说话。”

逃出哈瓦那

费尔南德斯表示，从很小的时候起，她就想离开古巴。她与父亲愈来愈疏远，拒绝接受他所建立的制度，同时也承受着长期困扰民众日常生活的物资短缺问题。

她说自己曾多次试图出国，但政权拒绝批准。

1990年代初，苏联阵营瓦解，引发古巴所谓的“特殊时期”，那是一段以饥饿与停电为特征的极度艰困时期。当时费尔南德斯已公开持不同政见，即使身为总司令的女儿，她仍担心自己会被逮捕。

“半夜里汽车车门的任何声响，都会让你觉得他们要来抓你了。”

她的重要机会于1993年12月19日到临，这是一场由好友精心安排的行动。一名西班牙女子把自己的护照与机票借给费尔南德斯，另一人则修改证件让她得以使用。随后，费尔南德斯搭乘的士前往首都哈瓦那的机场。

“从我上车那一刻起，我就开始用西班牙口音说话练习，因为到了机场后，如果他们要我开口，我必须有西班牙口音。而我完全骗过了司机。”

她戴着假发、化着浓妆以避免被认出，然后抵达机场。

“我顺利通过海关。航班延误了，所以我安静地坐着看书，心想：‘好吧，接下来发生甚么就发生甚么吧。’”

经过漫长等待后，她顺利登机。她飞往马德里，之后获准进入美国。

其后，她为自己当时16岁的独生女申请离境许可。美国民权领袖杰西·杰克逊牧师（Rev Jesse Jackson）出面斡旋，母女两人最终得以团聚，并赶在1994年新年前夕一起迎接新年的来临。

费尔南德斯曾在美国与西班牙两地居住，之后于2001年定居迈阿密。

“40岁时，我才真正成为卡斯特罗的女儿”

自流亡生活开始以来，这段她花了数十年试图隐藏的关系，反而成为她揭露古巴现况的工具。

她说：“我在古巴最不想做的事，也就是谈论菲德尔·卡斯特罗，或承认自己是他家族的一员，我来到这里后全都做了。40岁时，我才真正成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女儿。”

1997年，她出版自传《阿丽娜：菲德尔·卡斯特罗叛逆女儿回忆录》（Alina: Memoirs of Fidel Castro's Rebel Daughter），该书在西班牙成为畅销书，之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被问到2016年11月25日得知菲德尔·卡斯特罗去世消息时有何感受，她回答说：“既没有极大的悲痛，也没有极大的喜悦。对我而言，那并不是一个震惊的消息。”

目前，在卡斯特罗家族政治继承人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Miguel Diaz-Canel）担任总统下，古巴正经历许多人形容为比特殊时期更严峻的局势。

在美国加强长达60年的禁运措施之际，当地持续停电、基础设施广泛恶化、物资短缺且饥饿问题严重。对费尔南德斯而言，当前危机是其父亲所施加的政治和经济制度造成的结果。

“当国家接管所有企业时，人人都变得六神无主。”

本文原以英文撰写，我们使用了人工智能协助翻译，并由BBC记者在发布前进行审核。了解更多关于我们如何使用人工智能的资讯。

伊朗战争爆发七个月后，尽管该国经济和基础设施承受巨大压力，其决策者看来仍不急于结束战事。

德黑兰或许希望展示，单凭美国无法决定这场战争的节奏；它也可能希望提高美国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代价，最终促使华盛顿更接近接受其部分要求。

但许多事情都取决于一个关键问题的答案：伊朗究竟还能将这场战争持续多久？

伊朗在军事上延长这场战争的能力有多强？

伊朗部分国防工业和导弹生产设施已成为攻击目标，但没有独立数据量化相关损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查塔姆研究所）在最新评估中表示，目前并不存在对伊朗现有导弹库存的可靠估算。

伊朗的弹道导弹齐射规模随时间推移而缩小。但持续作战的能力并不仅以导弹数量衡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更容易且更快速生产，至今被击毙的指挥官已由他人接替，而指挥体系仍然完好。

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国际关系讲师穆罕默德·加埃迪博士（Dr Mohammad Ghaedi）向BBC波斯语（BBC News Persian）表示：“伊朗很可能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其发动攻击的能力，尽管强度会较低，而且它仍然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Strait of Hormuz，荷莫兹海峡）制造干扰。”

伊朗决策者认为，长期冲突也可能损害美国。

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已消耗美国部分防御库存，而部分美方评估警告，这些弹药无法迅速补充。加埃迪亦表示，“战争对油价的影响，以及美国国内政治因素，令德黑兰抱有希望，认为它能迫使华盛顿接受其部分条件”。在国内方面，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在共和党选民中的支持度仍然相对稳固，但民意调查持续显示，美国民众不赞成这场冲突，并忧虑特朗普未能达成其战争目标。

如果德黑兰的盘算正确，其目标未必是从军事上击败美国：一场持续更久、代价更高的战争，本身就可能是一种施压方式。目前没有迹象显示，单靠军事限制便会迫使伊朗停止战争。

伊朗经济还能支撑多久？

即使在战争爆发之前，伊朗经济已面临高通胀、投资不足、货币里亚尔（rial）贬值，以及广泛的结构性失衡。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估计，在2025至2026财政年度期间，伊朗经济收缩约2.7%，其中只有最后几周与战争重叠。

而战争又带来新的压力。伊朗统计中心数据显示，12个月累计通胀率已达62%。受战争影响较大的南部省份承受的压力最为严重，例如霍尔木兹甘省（Hormozgan）的通胀率已超过101%。

在就业市场方面，根据伊朗劳工部副部长表示，战争已导致逾100万个职位流失，约200万人直接或间接受到影响而失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亦预测，伊朗经济将于2026年收缩约5.4%，而通胀率将接近69%。

战争持续时间，以及贸易和石油出口受干扰的程度，将产生巨大影响。霍尔木兹海峡既是一种施压工具，也是一个脆弱点：这条航道受阻，可能提高美国和全球能源市场承受这场战争的成本；但美国的海军封锁及对航运的限制，也令伊朗自身出口石油变得更加困难。

然而，经济压力未必一定会迫使局势改变。

加埃迪表示，即使在极其困难的经济环境下，威权政府也能维持多年。在他看来，通胀、失业和结构性失衡可能加剧民众不满，但除非伴随大规模抗议活动或政府内部分裂，否则不会改变德黑兰的军事政策。

德黑兰内部分歧：战争应持续多久？

德黑兰对未来最佳出路并无一致看法。

伊朗议会议长兼谈判代表团团长穆罕默德·巴盖尔·加利巴夫（Mohammad Bagher Ghalibaf）此前曾警告，伊朗不应陷入“消耗战”，并批评反对谈判的人士。但德黑兰强硬派国会议员阿米尔侯赛因·萨贝提（Amirhossein Sabeti）则表示，即使美国接受伊朗所有条件并签署协议，战争仍然会发生。

这种分歧不能简单划分为“主战派”与“主和派”两大阵营：加利巴夫同样表示，他不会接受未能保障伊朗权利的协议。双方的分歧更多在于，持续施压多久才能为德黑兰创造更大的谈判筹码，以及何时其成本将开始超过收益。

公众又如何看待？目前没有关于民众对持续战争看法的独立可靠民意调查，而社交媒体亦不能代表整个社会。不过，伊朗问题专家、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SWP）访问研究员哈米德雷扎·阿齐齐（Hamidreza Azizi）在接受BBC访问时表示，对伊斯兰共和国而言，最危险的战线最终可能是国内战线。他指出，原因在于严重的通胀、经济问题，以及国家基础设施所承受的压力。

一场需要退场策略的战争

长期战争也可能为伊朗带来地区层面的代价。近年来，德黑兰一直尝试修复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沙特阿拉伯的关系。若持续对这些国家的基地、基础设施及航运路线发动攻击，这种改善关系的努力可能会被逆转。

迄今为止，这些国家一直试图降低紧张局势，并推动重返谈判。但它们愈认为自己暴露于伊朗或其盟友势力的攻击威胁之下，就愈有动力加强与美国的防务合作，甚至可能联手对抗伊朗。

对德黑兰而言，旷日持久的战争对美国造成的任何压力，只有在能够于谈判桌上转化为让步时，才具有政治价值。目前仍不清楚，甚么样的协议能够为伊朗提供可接受的战争结束方案，或这样的协议将如何达成。

阿齐齐表示：“伊朗策略中欠缺的，是清楚说明如何把战争期间获得的筹码转化为持久的政治协议。德黑兰已展示出它能够扰乱全球能源供应，并让美国及其盟友付出代价。但它如何能够长期维持与美国及海湾国家持续对抗的状态，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军事、经济还是政治上的限制，单独而言都未能阻止伊朗继续战争。但战争持续愈久，国内经济压力就会愈大，伊朗的地区关系将受到更大损害，而达成一项足以弥补这些代价的协议也将变得愈发困难。

本文原以英文撰写，我们使用了人工智能协助翻译，并由BBC记者在发布前进行审核。了解更多关于我们如何使用人工智能的资讯。

日本长崎周末举行二战原爆81周年纪念仪式，台湾驻日代表被安排在外交使节座席外就座，引发台日关系是否生变的讨论。

星期天（8月9日）的仪式是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后首次。因应主办方长崎市的做法，台湾驻日代表李逸洋本人不出席仪式，以示抗议，并批评长崎市屈从中国压力。

事件引发台日舆论热议，包括有日本国内政治人物批评市政府做法。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则讥讽台湾“自不量力、自取其辱”。

台日、中日关系学者对BBC中文分析，长崎市的行为不能代表日本，也可能是地方当局处理政治平衡的体现。

长崎原爆纪念仪式发生了什么事？

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就长崎市仪式发表声明称，台湾驻日本代表李逸洋当天缺席，“原因是长崎市政府将台湾代表座位安排于使节团区域外，刻意矮化台湾国格与地位，因此改由福冈分处陈铭俊处长代表参加”。

李逸洋星期一（10日）进一步在 Facebook 发文，指责长崎市屈从中国压力，沦为北京对台“法律战”工具。

日本《朝日新闻》报导，长崎市政府表示，其每年依日本外务省“驻日外国公馆等”名单，向设有大使馆的国家与地区发招请状，并向在联合国设有代表部的国家发通知。

市政府称，台湾因无正式邦交且非联合国会员，不在邀请对象内。然而，台湾主动表达出席意愿后，市府连续两年接受，但将座位安排在大使优先的特别贵宾席后方“海外席”，与公使、国际机构等人士同区。

台北则认为这等同排除在外交使节团之外，与广岛市较平等待遇形成强烈对比。

李逸洋在Facebook上说，若默认此安排，恐形成“长崎模式”骨牌效应，让中国在日本各地逐步压缩台湾空间。

台湾外交部副发言人陈怡君对本地媒体说：“对于长崎市政府受到中国的压力，使得今年和平纪念仪式对我方的安排尚有欠妥之处，外交部仍表遗憾，将持续透过适当管道，向日方说明我方立场。”

据《朝日新闻》报导，长崎市长铃木史朗星期一回应说：“台湾是重要伙伴，（在仪式前）我们以诚意郑重应对。”

“我们将努力让对方理解市政府的应对方式。”

针对铃木回应，BBC发信给台湾驻日代表处，截稿为止尚无回应。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也就长崎市事件发表评论，讥讽台湾“自不量力、自取其辱”，并重申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不存在‘国格’”，并警示东京称台湾隶属中国内政，勿触碰“一个中国”红线。

使馆在社交平台X上的帖文还称：“补充一个小常识，联合国对台湾的称谓是：‘中国台湾省’。”

长崎市做法引起台日热议

长崎市的这场争议在台日两地社群与媒体迅速发酵，凸显和平仪式背后的政治敏感。

台湾日裔智库经营者，资深记者矢板明夫星期三（12日）发文说：“长崎是一座经历过核爆悲剧的城市⋯⋯然而，今天却出现了一个极其讽刺的画面。面对拥有核武、不断扩充核武，而且持续以武力威胁台湾的中国，长崎小心翼翼地应对。但面对没有核武、没有威胁任何国家、而且始终对日本友好的台湾，长崎反而敢于怠慢。”

在野中国国民党则批评执政民主进步党“外交失能”。声明称：“两岸关系冻结陷入冰点，台美关系屡传疑虑，如今连民进党最引以为傲的台日关系都出现倒退与挫折。民进党政府若一再只会把责任推给境外势力，却无视自己外交策略的失能与轻率，最终遭到国际社会孤立与国格受损的，依然是全体台湾人民。”

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ICU）国际关系教授奈吉（Stephen Nagy）向BBC中文指出，长崎市对李逸洋出席活动的安排，体现了礼宾惯例、地方自主权与中日台三方关系之间那份“熟悉的平衡”。

奈吉教授说：“尽管长崎市长声称未受中方直接施压，但地方各方显然深知，任何涉及台湾的象征性举动都可能迅速演变为外交问题。”

“北京针对台湾的严厉措辞，其着眼点与其说是长崎活动本身，不如说是为了遏制台湾在那些关乎国家地位、历史记忆与政治合法性的场合中，其国际能见度走向‘常态化’的趋势。”

那么，长崎此事是否代表台日关系生变，或者自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论”以来僵持不下的中日关系有望解冻？

华府保守派智库哈德森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非常驻研究员长尾贤博士对BBC中文说，他认为长崎市的“左翼政治圈”相关行为发言都不能代表日本。

前日本外交官，香港中文大学政务与政策科学学院讲师堀内彻博士向BBC中文说，至今没有任何迹象可指称中国施压长崎市，“我认为这只是一件相对轻微的事件，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当前台日关系的现状。”

“这件事发生在地方政府层级，而目前的趋势是台日关系持续进一步强化，这种趋势很可能会继续下去。我也不认为这反映了中日关系的改善。”他说。

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副教授陈宥桦向美联社分析称，座位安排多由地方层级决定，日本地方政府对台湾或中国的态度也不同。

他认为，仅用此事就判断政府层级的台日关系现状并不完全妥当。“接下来的发展可能比事件本身更重要。”

相比之下，广岛自2025年原爆80周年起大幅调整政策，从过去主要邀请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改为向“与日本有外交管道的196个国家或地区”——包括台湾——寄送通知文，由对方自行决定是否出席。

当年是台湾首次被正式纳入通知对象，李逸洋代表获邀参加仪式，已经引发中国强烈抗议。2026年延续相同做法，继续向包含台湾在内的地区发送通知。

不过，长崎市去年拒绝以色列代表参与仪式便引发了外交风波。长尾贤博士向BBC中文指出，这使得包含美国在内的五个日本重要盟友大使也拒绝参加。

长尾贤博士说：“同一个活动今年又再度引发问题，证明他们的政治立场。这个团体（市长等）在日本属于左翼，并试图在美国一方挑起日本与其他国家之间的问题。”

香港中文大学的堀内彻则向记者强调，今年台湾代表在长崎纪念仪式上，与国际组织代表一就座，这事实上已比去年安排他与非政府组织代表就座的待遇有所改善了。

中国对日本地方政治影响力强大？

此次长崎原爆纪念仪式事件引发“中国影响力是否仍渗透日本地方”的讨论。

作为日本锁国时代唯一对中贸易港，长崎历史上与中国交流深厚，形成日本三大中华街之一的新地中华街。

1985年中国在长崎开设总领事馆，2025年举办开馆40周年纪念活动，与福建福州市缔结友好城市，这些历史与现实连结，让长崎在对中事务上相对谨慎，也成为外界解读此次座位安排的重要背景。

曾驻紮北京及台北多年的日本资深媒体人饭田和郎在专栏指出，广岛与长崎同为被爆地却对台态度分歧，长崎与中国历史渊源较深、市内设有中国总领事馆等地理与历史因素，“可能影响判断”。

但是也有不少分析人士强调，这些日本地方相关决定多属市府干部层级的行政判断，而非反映出高市早苗的政策转向。

奈吉教授认为，中国确实在日本地方政治的考量中发挥着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并非绝对。

他向BBC解释：“因为，日本的地方行政部门、公民社会及中央政府正日益处于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中：它们既需顾及中方的敏感关切，又必须兼顾民主价值观、对台同情心态以及盟友政治的考量。”

堀内彻则认为，中国在日本的影响力并没有那么强大。

他对BBC中文说：“北京或许会试图对日本地方政府施加一些压力，但地方通常很难影响到内阁的施政政策。”

“敌导弹攻击台湾中部地区，尽速避难。”——这是台中市的空袭警报通知。

周一（8月10日）下午，林女士正准备搭车前往医院，手机突然震动响起警报。几分钟后，她跟着人群走进台中火车站二楼，铁门缓缓落下。

这天是台湾一年一度的“城镇韧性”演习。除了防空避难外，今年首度模拟战时的“断网”情境，测试海底通讯电缆（海缆）等关键通讯设施受损后的应变能力。

台湾网路频宽高度仰赖海底电缆，占比高达99%。近年两岸关系紧张，曾发生两起海缆遭破坏事件，台湾官方指是中国大陆渔船和不明货轮勾断，引发外界对北京进行“灰色地带侵扰”的猜测。

中国国台办曾回应称，全球每年约发生百余起海底光缆损坏事件，是“常见海上事故”，指“灰色作战”一说为“民进党当局刻意渲染，企图政治操弄”。

今年演习期间，台湾中北部14个县市“行动网路降速”，下午2点半至3点的30分钟期间，民众无法使用社群媒体、影音串流及视讯通话等服务，估计约有1700万人受波及，固网及Wi-Fi则不受影响。

林女士告诉BBC中文，因演习延迟了去医院的时间，但没有造成太大不便，“才半个小时，不是很久的时间，一下就过了”。

同样在车站模拟避难的林先生则形容演习“扰民”，他认为在当前国际局势下，若台湾政府能运用智慧与外界和平共处，就不会需要演习，“搞成这样关系是自己造成的”。

另有民众表示，网路断讯的可能原因除了“中共导弹打过来”，也包含地震等天灾，乐见有演练。也有人说，政府以前没有“断网”宣导，“可能大家都过得太安逸了”。

马祖近三年曾两度断网

对台湾多数民众而言，这或许是一场模拟演练，但对距离台湾本岛约200公里的马祖居民来说，类似情境却曾真实发生。

2023年2月，连接台湾本岛与马祖的两条海底通讯电缆在短短6天内，先后遭到中国船只损坏，导致马祖全岛陷入长达50天的“网路黑暗期”。

2025年1月，马祖再度发生两条海底电缆相继断裂的事件，导致对外网路受限。

在马祖土生土长、在当地担任公务员的曹先生向BBC中文回想起三年前断网的经历，形容“很恐怖”。

“当下第一个感觉是，是不是自己手机坏掉了。我就一直重复测试、开机关机，后来才发现周遭的人都是这样。原本以为只是暂时性的状况，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恢复了，没想到竟然持续了超过一个月。”

他指出，当时无法处理工作，娱乐也受到影响，通讯更是几乎中断。“说起来也满有趣的，那好像是我第一次进图书馆借书。真的很像回到80年代，回到还没有智慧型手机的年代。”

在马祖经营民宿的周先生则回忆，疫情时也曾发生过断网，那时马祖居民都“非常慌”，“大部分民宿都是用网路来接单，再来就是我们的通讯、或脸书分享都是用网路。”

他说，断网期间民宿难以运作，因客人无法订房。不少马祖业者会因此飞往台湾本岛，试图维持生意。

到2023年发生断网时，多数民众因疫情期间的通讯异常经历而不那么慌张，但仍感到十分不便。周先生说，当时有许多居民会在特定时段聚集在中华电信的办公室外，因那里网路讯号最强，“大概至少有三、四十人，会在门口摆椅子，然后接他们的Wi-Fi来用。”

在大规模断网事件发生后，政府着手加强当地“微波”备援通讯，虽然去年断缆后，部分视讯或影片讯号仍然时而停顿，但已较前次情形改善。当局还开始把低轨卫星纳入“数位韧性”的规划。

“现在马祖的网路不至于像以前那样，几乎快要根本没讯号。可能就是截断之后等大概30秒、1分钟左右会有讯号，不至于等很久。”周先生表示。

他认为，此次台湾本岛的网路降速演习提前预告，且仅30分钟，整体而言“意义不大”。“你30分钟不要用（网路），其实大家都可以忍耐。那你要么就无预警断网看看。”

“备援意识”成演习关键

台湾对外通讯高度依赖海底电缆。

海缆把包覆着绝缘材质的导线铺设于海底，用于传输电报、电话讯号。近年各国资料传输需求大增，海缆承载全球约九成的网络数据流量。

目前台湾拥有15条国际海缆及10条国内海缆，逾九成网路频宽都仰赖这些“数位生命线”。

台湾网路资讯中心董事长黄胜雄告诉BBC中文，海缆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传输大量国际网路流量，更因多条海缆往往汇集于同一座海缆站。若两岸爆发冲突而海缆遭破坏，影响将远超过单一海缆受损，可能导致全台网路降速，甚至局部断网。

他指出，除了海缆站外，科学园区及政治经济中心周边的重要网路机房，也可能成为影响整体通讯的重要设施。

若海缆与地面基础设施同时受损，卫星通讯将成为重要备援管道。黄胜雄指出，台湾近期通过俗称“星链条款”的《电信管理法》修法，放宽国际低轨卫星业者来台提供服务的限制，希望强化通讯韧性。不过，卫星服务同样需要地面接收站等基础设施配合，相关节点仍须妥善保护。

相较于对外通讯风险，他认为此次演习更重要的目标，是让民众理解网路受阻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黄胜雄表示，台湾民众高度依赖行动网路，即使固网与Wi-Fi仍可正常运作，一旦行动网路受限，通讯、金融服务、交通资讯及工作联系都可能受到冲击。过去台风、水灾等天然灾害曾造成通讯设施受损，人为因素造成的海缆中断，同样可能出现类似情况。

在他看来，演习的重点不在于重现所有灾难情境，而是建立民众面对通讯受阻时的准备意识，例如提前备份重要资料、记录家人联络方式、规划替代联系管道，或在必要时改以面对面方式沟通。

“这次演习最大的意义就是，让大家理解有很多灾难复原事实上是不可逆，让大家在心态上能够把风险意识提升到这个层级。”

不过，“断网”演习也引发质疑声音。

民众党立委洪毓祥认为，若要模拟真实战争情境，与其演练“降速”，不如直接测试断网后的备援通讯系统能否及时接手。

国民党立委葛如钧表示，政府周一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主动断了700万人的行动网路，在全世界“绝无仅有”，要求当局提供演习造成的经济金融损失。同党的立委赖士葆则认为，演习区域多集中在特定地区，是配合选举、制造战争阴影。

除了台湾，国际上也曾有类似的通讯受阻演练。英国定期举行国家级资安演习，模拟通讯中断与关键基础设施遭受网路攻击。爱沙尼亚在2007年遭大规模网攻后，也持续进行全国性通讯应变演练。

邻近的韩国因应朝鲜威胁，长期进行政府、军方与电信业者的联合演习。日本曾以大规模停电造成通讯中断为情境，进行官民合作的基础设施韧性推演。

在第一阶段演习结束后，台湾行政院表示，将持续检讨此次测试成果，未来将逐步扩大办理范围至各县市，以提升通讯与社会韧性。

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今年的版本删除了“攸关日本安保”等字句，仅保留“台海情势稳定对国际社会稳定很重要”，引人注目。

周二（8月4日）发表的这份白皮书提到中国军舰在太平洋的活动不断扩大，并称中国的相关军事活动是“严重关切事项与空前大的战略挑战”。中国外交部周三（5日）称已就日方“无端抹黑”与“炒作”提出“严正交涉”。

该白皮书写道，鉴于日本周边的安保环境愈来愈严峻，日方将持续依托日美同盟，同时深化与志同道合国家的安保合作，强化吓阻力。

台湾舆论因此关注，台日关系是否因此变化，高市早苗首相对“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评论及回应是否有所折衷。台湾外交部目前未见对日本这份最新文件有任何评论。

对此，台湾政治学者洪耀南投书台湾央广新闻网分析，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评论所谓“台湾有事”引发日中关系紧张，因此，今年白皮书中的“存立危机事态”只出现在安保法制的一般性说明，完全没有与台湾连结。

他说：“这是官僚体系处理政治过热的典型手法：撤掉北京可以直接引用、抗议的句子，留下更完整的作战判断。”

台日关系专家、淡江大学蔡锡勲教授向BBC中文说，有关台日关系因此变动的说法是反应过度。他解释，在防卫白皮书中，台湾被列为日本同志国盟友章节中，“同盟国·同志国（盟国和志同道合国家）等的协力与连携来应对”，这已经说明台日关系的深化。

蔡锡勲教授认为：“台湾很多人，包含台湾政府没有接收到日本的用词‘同志国’，没有适当回应此用词，很可惜。日本无法单独面对中国、北韩、俄罗斯，所以日本和台湾的防卫协力已经进入新阶段，而不是一直停留在旧阶段用词。”

白皮书说了什么？

今年的白皮书进一步指出，中国近年持续强化台湾周边军事活动，将军机、军舰部署常态化，并透过大规模军演施压，意图打击赖清德政府、牵制美台安全合作，以及加剧台湾社会分裂。

白皮书引用日本防卫研究所分析显示，2025年中国相关行动不减反增，包括“海峡雷霆-2025A”与“正义使命-2025”等军演，呈现实战化、宣传化与常态化三大特征。

演练涵盖精准打击、海空封锁、海警协同及“斩首作战”，封锁范围扩大，并透过虚实交错影片进行认知作战，试图对台湾及国际社会施压。

分析刚出炉的白皮书，洪耀南说，今年最敏感的变化，是涉台措辞。他认为，历年白皮书谈到台海，惯用一句定式：台湾情势的稳定，“不仅攸关我国安全保障，对国际社会的稳定也非常重要”。不过，2026年版在〈台湾周边动向〉与〈美台关系〉两节都保留后半句，却删掉“攸关我国安全保障”。

此外，2025年版本，东京称台海和平稳定已成为“包括我国在内，整个国际社会”日益关切的问题；2026年版改成“不仅印太地区，整个国际社会”。

因此，洪教授说，日本再次从句子里消失。三处删改，方向一致：“中国威胁没有淡化，日本却主动退出台海论述的主语位置。”

蔡锡勲教授则向BBC中文解释，《防卫白皮书》第74页针对中国明文指出：“其军事力量在质与量上均在快速增强”，这已成为“日本及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事项”，“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性挑战”。

蔡教授强调，白皮书中提及日本应透过包括日本防卫力量在内的综合国力，以及与同盟国‧同志国等的协力与连携来应对，其中，台湾作为日本“同志国”，东京提出的“新型作战方式”是日本与台湾合作的新领域。

此外，今年白皮书首次增设“新型作战方式”专章，借镜俄乌战争中无人机、AI、卫星与电子战的复合攻击模式。对于中国航母在太平洋的活动、中俄联合军演，以及中台军事平衡快速向中方倾斜，都给予高度警戒。

中日关系持续紧张

事实上，观察中日关系的最近变化，紧张关系似乎仍未平息。

本月初，东京确认中国在东海“日中中间线”西侧推进设置新构造物，已是2026年以来日本至少第三次就类似设施表达“极度遗憾”与强烈抗议。

日本外务省认为，这些设施若建成将成为中方在中间线西侧的第24座相关设施，背后不仅是资源开发，更是对准美国在亚洲的防线，探测特朗普政府对印太盟友承诺的程度。

譬如，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周二在记者会也抨击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他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敦促日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从高市早苗去年“台湾有事”发言后，北京持续采取选择性经济与旅游制裁，日本则加速与菲律宾等国的海上安全合作，双方都在集结力量、寻求震慑彼此。

譬如，英国《经济学人》称，中国对日本等美国传统盟友以灰色地带战略施压，背后是试探美国对印太盟友的安全保障。

不过，新加坡独立国际关系评论员邓铭杰也向BBC中文分析，台湾与日本和韩国能否或正在进行更深度的协作——在几乎完全以华盛顿与北京为框架的区域对话中，几乎没有受到关注。

因此，邓铭杰向记者强调，日本其实能当作指标判断美国处理区域关系的战略走向：“若高市早苗调整‘台湾有事’的说法，表示与北京维持稳定正在优先。若她不这么做，则代表东京的吓阻逻辑仍在起作用。第三种结果更可能出现：言论在不正式撤回的情况下，悄悄淡出。”

此次新版白皮书持续强调日美同盟毫不动摇，并深化与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正是高市内阁在此背景下的战略选择：对内写足备战理由，对外避免再为日中紧绷的关系添柴加火。

37岁的王壮原本几乎已放弃寻找妻子的希望，直到他看到了那些制作精美的婚姻介绍广告。

广告承诺，他不必再浪费数年时间经营一段没有未来的感情，并表示可以为他介绍一位温顺、忠诚的女性。

“婚介人员说，贵州女孩很节俭，”王壮说。“他们告诉我，她们很会持家，能做家务，而且家境十分贫困，因此嫁到你家后，就会安定下来，跟你一起过日子。”

于是，王壮前往中国西南部贵州省省会贵阳，希望找到自己的灵魂伴侣。

当婚介机构为他配对到一名看似符合所有条件的女子时，他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那个人。在结婚之前，两人只见过几次面。

然而，几乎就在新生活开始的同时，一切也迅速画上句号。

“我的整个家庭都陷入了混乱，”他摇着头说。

一年多前，他发现妻子告诉他的一切都是谎言。直到今天，他仍在收拾这场风波留下的残局。

原来，她曾是卡拉OK陪侍小姐，结过三次婚，育有三名子女，患有严重性病，并且债台高筑。她甚至连年龄都是捏造的。

王壮正争取离婚，并且无法回到原本的生活，至少在追回部分毕生积蓄之前无法如此。他表示，婚介机构在向他介绍几名潜在对象后的短短数小时内，便向他收取了这笔费用。

“我父母责怪我。我失眠、焦虑，无法专心工作。”他说。

王壮的遭遇，是中国一场酝酿已久的人口危机的一个极端缩影。

数十年来，中国共产党规定夫妻只能生育一名子女。虽然当局于2016年1月改变政策方向，但到了那时，“一胎化”政策加上重男轻女的观念，已造成女性人口减少以及明显的性别失衡。

如今，中国男性人口比女性多出3000万人。这一数字超过英国男性总人口，也高于澳洲全国人口。

这使得像王壮这样年近40岁、生活在中小城市或偏远农村地区的男性，在寻找伴侣时选择十分有限。这些地方的女性知道自己供不应求，因此往往有更多挑选的空间。

“在我所在的城市，对男性的要求非常高。你需要有车、有房，而且家里最好还经营生意，”他说。

许多家庭还要求支付高额“彩礼”。这是中国延续已久的一项习俗，由男方家庭向女方提供金钱。在部分男性远多于女性的地区，彩礼已成为沉重的经济负担。

因此，贵州这类婚介机构提出的“一站式”快速解决方案，也就是所谓的“闪婚”，对不少人具有吸引力。

婚介服务在中国并非新鲜事，但许多机构似乎正将目标锁定在那些随着年龄增长、愈来愈难找到伴侣的脆弱男性群体。

这种情况已相当普遍，以至于中国官方媒体近期报道称，婚介行业出现“快速增长”，同时也“滋生了违法行为和乱象”。

目前难以确定这类诈骗在中国各地的实际规模，但问题已发展到足以引起官方关注的程度。2024年1月至2025年3月期间，检察机关办理涉及婚介行业相关犯罪案件，共有1546人被追究责任。

本月，由于相关问题引发“广泛社会关注”，五个部门联合展开全国范围的婚介行业专项整治行动。

在其中一宗案件中，据报一家婚介机构利用卡拉OK女服务员作为诱饵，骗取128名受害人超过250万元人民币（37.1万美元；1196万元新台币）。

“我认为政府可以推出针对‘闪婚’诈骗的专项行业监管措施，”北京市京师（南京）律师事务所的樊丙贺向BBC表示。

虽然贵阳已几乎成为这个蓬勃发展的“闪婚”市场的代名词，但几乎没有迹象显示这座城市本身是一个浪漫之都。

这些婚介公司的办公室位于一片密集楼宇之中，坐落在一个购物区上方。楼下，摊贩售卖当地水果，工人们则排队购买外卖酸汤米线。

然而，王壮当时深信这些机构值得信任。公司告诉他，他们会对配对对象进行全面背景调查；若他成为诈骗受害者，也有权获得赔偿。

于是他支付了费用，而相亲安排随即展开。

在婚介机构人员的全程监督下，王壮在短短几天内，于不同的“相亲室”先后见了七名女子。他询问对方来自哪里、是否有过婚史，以及是否育有子女等问题。

直到见到第八名女子时，他动了心。

他原本希望找一位未曾结婚、没有孩子，而且年纪只比自己稍小一些的对象。

“她穿着也很朴素，”他回忆说。“看起来内向、老实。”

两人总共见了四、五次面，每次仅有八至十分钟。

王壮表示，婚介公司明确要求双方不得交换电话号码，也不得透过私讯方式分享任何联络资料，否则将被罚款。

经过两三天考虑后，他认定对方就是自己要找的人，并同意支付一笔数额可观的彩礼。

“我花了30多万元人民币，”他说，一边拿着一叠已被翻阅多次的法律文件作为证明。

“如果把婚宴和其他开支都算进去，我总共花了大约40万至50万元人民币。”

整个过程都被婚介机构拍摄记录下来，制作成一系列精美照片，而这些影像后来也被用于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宣传其婚介服务。

在其中一段影片中，这对新人牵着手走在红地毯上，在浪漫音乐衬托下，面带微笑。

婚后仅仅数个月，讨债公司便开始打电话给王壮，声称他的妻子欠下债务。

王壮逐渐起疑，想知道她是否还隐瞒了其他事情。他查看了妻子的手机，发现她过往生活的相关资料，包括出生证明以及此前婚姻的文件。

当他与妻子对质时，对方提出离婚，但拒绝退还哪怕一分钱彩礼。

王壮表示，他曾试图寻找当初促成这段婚姻的婚介机构，但当他回到对方办公室时，对方早已人去楼空。

如今，住在贵阳出租公寓的王壮，把许多时间花在制作社交媒体影片上，提醒其他男性注意这类婚姻可能带来的风险。他居住的地方，正好位于聚集大量婚介机构的主要区域对面。

在贵阳，愿意接受采访的婚介机构并不容易找到。其中一家机构负责人同意在办公室接受BBC采访，尽管其合夥人之后要求记者离开。

办公室里铺着红地毯，上面散落着人造花瓣，为求婚仪式作准备。这名负责人表示，就在记者到访前几个小时，已有一对男女承诺结婚。

“中国的闪婚市场规模非常大，而且实际上是在过去两三年才真正兴起的，”他告诉BBC。

这些婚介机构表示，当地不少家庭过去并未严格遵守一胎化政策，因此女性人口相对较多。

“即使一个家庭已经有两个或三个女儿，他们仍会继续生育，希望生个儿子，”其中一名业者向BBC表示。

他们称，目前正尝试将这些女性介绍给来自中国中部省份的男性，例如来自河北的王壮。这些男性经济条件相对较好，但身边可选择的女性较少。

“客户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人。我们这门生意的目的，是帮助人们找到真正想共度人生的伴侣。”

其中一则广告更向潜在客户保证：“介绍对了，只需三天，胜过处三年的对象。”

如今，王壮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帮助其他遭遇类似骗局的受害者身上。

他的出租公寓里经常聚集着一些男子，他们有人正在寻找涉嫌欺骗自己的婚介公司负责人，也有人试图向那些结婚仅数周便离家出走的妻子追回损失。

在靠窗的一张摺叠床上，来自江西省的59岁男子徐汝林，从一个红色塑胶购物袋中取出自己仔细整理好的证据材料。

为了替儿子找到妻子，他透过一家提供“闪婚”服务的婚介机构，前后花费近50万元人民币。

父子二人一同来到距离家乡1000多公里外的贵阳。徐汝林的儿子在“相亲室”首次见到女方后，仅仅七天便与对方结婚。

徐汝林表示，在婚姻登记完成后，女方要求他们为她购买一部iPhone手机，并转帐约2万元人民币，称要用于自己的生意。此外，她还要求12万元人民币购买婚纱和珠宝首饰。

“我唯一希望的，就是她能真心安顿下来，和我们一起好过日子，”他对BBC表示。“她说想要一套房子，我也同意替他们买。一切都已经谈好了。”

然而，徐汝林称，女方与他们共同生活不到两周便离家出走。

她之后被警方拘留，而这对夫妻最终得以完成离婚手续。

徐汝林表示，涉事婚介公司的负责人也于今年1月被捕，但他至今仍留在贵阳，希望追回部分损失。

接受BBC采访的那名婚介机构经理承认，他们并不会对客户进行正式的背景调查。

“这些女性都是由当地媒人介绍的，而媒人对她们非常了解，”他说。“媒人知道她们的家庭背景，因为大家往往来自同一个村子。同样地，男方的媒人通常也很了解男方的情况。”

至于服务收费多少，他拒绝透露，表示相关资讯属于“商业机密”。

不过，他表示，如果男女任何一方提供的资讯不实，客户有权要求退还费用。

“我认为，在我们这里，客户告诉我们的资讯有超过90%是真实的，”他声称。

“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情况就是这样。”他说，“我们经常参加与当地警方举行的会议。如果有婚介机构被发现涉及婚姻诈骗，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对于那些失去毕生积蓄的人而言，这样的说法几乎没有任何安慰作用。

“我从来没想到，婚介机构收取那么高的服务费，又有她老家的媒人替她核实背景，公司还提供了那么多保证，结果那些女性提供的资料竟然全是假造的，”王壮说。

如今，他对追回损失已几乎不抱希望。

他也责怪自己落入骗局。

“愿意接受这种闪婚的人，通常都是本身有问题的女性。”

为了讨回被骗的钱财，他曾跪在贵阳警方办公场所外，恳求对方协助追讨损失；他甚至前往北京，希望敦促有关部门采取更多措施打击这类犯罪。

曾经处理过许多类似案件的律师范冰河表示，这类案件在法律上往往难以起诉。

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法律并没有专门针对此类婚姻诈骗设立独立罪名。因此，要提出刑事指控，受害人必须证明对方从一开始结婚的目的就是骗取财物。

“在我经手的案件中，嫌疑人往往辩称，他们当初确实是真心想结婚、好好过日子，只是在相处之后发现双方并不合适，产生矛盾，因此决定结束这段关系，”他说。

“在这种情况下，界线就变得模糊起来。感情问题本身就很难被证伪。”

要从空壳婚介机构追回款项，往往更加困难。这些机构经常在赚取足够资金后便关门歇业、销声匿迹。

王壮最终追回了部分款项，但并非全部。

“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之后，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结婚，”他说。

“本来要找到对象就已经很困难了。现在又花掉了这么多钱。我不会再考虑这件事了。”

王壮以及公寓里其他男子的人生，似乎都陷入了停滞状态。

“事情已经拖了快两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和她正式离婚，”他说。四周堆满了与案件有关的法律文件。

“我不知道这件事什么时候才能解决，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重新过上正常生活。感觉好像永远没有尽头。”

我们使用了人工智慧协助翻译这篇文章，它的原文是英文。在发布之前，BBC记者检查了翻译的内容。

按此了解我们如何使用人工智慧。

缅甸军方领袖敏昂莱（Min Aung Hlaing）星期四（8月6日）抵达泰国展开正式访问。这是他自2021年发动政变、推翻昂山素季领导的民选政府以来，首次到访泰国，此行他期盼能打破外交孤立局面。

敏昂莱早已因涉及2017年大规模驱逐穆斯林罗兴亚人（Rohingyas）而受到制裁。他一直遭国际社会孤立，被禁止前往西方国家，并被指控犯下反人类罪。在一场因既不自由也不公平而广受谴责的选举后，他在4月获宣布为总统，并卸下军方总司令职务。

在一场打击涉华诈骗园区的风暴中，缅甸反政府武装一度占上风，但随着中国施压和提供支援，军政府恢复元气，期盼推翻军人专制统治的数以百万计缅甸老百姓迎来了黯淡前景。

BBC驻东南亚记者乔纳森·赫德（Jonathan Head）与新闻制作人罗璐璐（Lulu Luo）稍早前到过泰国湄索（Mae Sot），了解当地滞留缅甸人的处境。

“总有一天我们会重获自由。”

这位22岁的年轻人将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但如今，在缅甸经历了五年内战之后，他已经厌倦了战争和政治斗争。

“我想尽我所能帮助我们的人民。但我选择另一种方式，一种非暴力的方式。”

这名年轻人是大量从缅甸逃往泰国边境城镇湄索（Mae Sot）寻求庇护的其中一人。

他在一个位于后街僻静角落的小黑屋里接受了BBC的采访——这是慈善机构为帮助新移民而设立的一系列安全屋之一。

他们大多一无所有，精疲力竭。在缅甸的经历给他们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创伤，而且处境非常脆弱。由于在泰国没有合法身份，这些安全屋成了他们唯一的避难所。

2021年，17岁的他参加了缅甸全国反对军事政变的抗议活动。

当这些抗议活动被军队镇压后，他像许多年轻的抗议者一样，前往民族反叛武装控制地区接受军事训练。

他回到仰光，加入了一支城市游击队，在警察局等目标外安置炸弹。“我当时就觉得，非暴力抗议并不是争取自由的正确途径。”

但他很快就被抓获，并被判处七年监禁，在因虐待囚犯而臭名昭著的永盛监狱（Insein Prison）服刑。

他去年获释，由于仰光警察严密监视其家人，他逃往了湄索。正是为了家人的安危，他才不愿透露姓名。

对于数百万冒着生命危险、背井离乡反对军政府统治的缅甸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时期。

他们一直梦想着一场革命，将缅甸改造成一个更民主和包容的国家，并将军队从政治中清除。

相反，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所认为引发内战的罪魁祸首，权力不断得到巩固。

6月，缅甸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将军受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隆重欢迎，这标志着两国共同努力，将敏昂莱的形象，从沾满鲜血的独裁者，转变为越来越为邻国所接受——即使未必受到尊重——的文职总统。

中国的外交和军事支持，对于帮助这位在2021年推翻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翁山苏姬／昂山素姬／翁山淑枝／昂山舒吉）民选政府的政变者，从其政变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中恢复过来，至关重要。

数百个为抵抗政变而成立的叛乱组织占领了不少国土，过去一年里，军政府重新夺回大部分失地。

今年早些时候，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选举，将主要反对派团体排除在外，使得敏昂莱得以将自己塑造成一位合法当选的领导人。

那么，那些曾经期盼截然不同未来的人们该何去何从？许多人实际上被困在湄索。

这座城镇是缅甸和泰国之间主要的贸易门户，一直以来都居住着大量缅甸人，尽管人数时有波动。政变以来，难民的涌入更是加剧了这个现象。但你很少能在街上看到他们。

他们大多没有合法身分。他们非法越过象征着缅泰边界，狭窄的莫艾河（Moei River）来到这里，时刻生活在被泰国警察逮捕和驱逐的恐惧之中。

他们也担心在缅甸的家人会遭到报复。一位三年前变节反对派的前军官告诉BBC，她现在每个月只敢离开在湄索租住的房间两次。

对于刚抵达的人来说，安全屋为他们提供短期庇护，通常最多六个月。这些安全屋如同迷宫一般，由许多小房间和基本的公共设施组成，隐藏在城市的小巷深处。

每扇门后都隐藏着令人心碎的个人故事。

这位被关在永盛监狱的年轻城市游击队员描述了狱警的日常酷刑和性侵犯。他还说，正是监狱让他改变了对这场斗争的看法。

“我曾希望革命会更好。但他们（起义团体）根本没有团结起来，反而互相争斗，我不喜欢这种局面。我目睹了战争造成的许多伤亡，我无法忍受看到这样的景象。”

身为家中的长子，他也觉得不能冒生命危险抛弃家人。“所以我放弃了武装斗争——不仅是武装斗争，还有其他形式的斗争，比如政治斗争。我想用其他方式帮助我们的人民。”

他全心投入庇护所的儿童教育工作中，并尽其所能地支持仍在狱中的朋友们。

“我努力让他们看到希望，革命还没有结束，我们仍然有机会迎来胜利。”

我们出现在安全屋里，引来了其他居民，每个人都希望诉说各自的故事。

人群中包括曾参与反抗军政府人民防卫部队的前成员、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的一名官员，以及几名逃避强制征兵的年轻人。

他们普遍反映，虽然他们仍然相信革命，但五年过去了，他们已经筋疲力尽，需要赚钱养家。湄索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这里还有一位名叫殷殷昂（Yin Yin Aung）的20岁女子，她和丈夫以及年幼的儿子在一起。

他们从实皆省（Sagaing）出发，历经1000英里（1609公里）的艰辛旅程才抵达湄索。实皆省是抵抗军事政变最强烈的地区之一，并遭受了可怕的报复，包括无情的空袭。

她的村庄赫托马尔（Htomar）位于一个军事基地和叛乱分子控制区之间。她描述了两年多前士兵占领村庄的那一天，他们开枪扫射，驱赶村民。

“电话信号中断时，我们就知道出事了。我听到三声枪响，看到人们在房屋间奔跑，喊着军队来了。我们没带多少东西。我父亲带了一袋米，这样我们就能有东西吃，然后我们一路跑，直到到达森林深处和山丘之间。”

她补充说，那里甚么都没有，所以他们只能喝河水，也用河水洗澡和上厕所。他们生病了，有些人死了。但他们在森林里待了六个月。

一个月后，士兵们离开了村庄，但殷殷说，村庄已被彻底洗劫一空，房屋周围还埋设了地雷。

谁也不敢回去。

在此期间，她生下了儿子，但孩子患有腹疝（abdominal hernia），需要手术治疗。

连续几个星期，这家人一路向南向东，六个月前抵达湄索。这是他们居住的第二个安全屋；他们在第一个安全屋的居住时间已达到上限。

他们尽量避免租房，这样她就可以存钱给儿子做手术。

并非所有人都对军队的成功感到沮丧。

在另一间安全屋里，我们遇到了一位从仰光酒吧酒保变成反抗军的男子，他带着妻子和两个月大的婴儿。

他们离开了饱受战争蹂躏的克伦邦（Karen State）——他在那里是眼镜蛇纵队（Cobra Column）的一员，眼镜蛇纵队是反对派中战斗力较强的部队之一——来到湄索生下他们的孩子。

但他似乎很渴望重返战场。

“我相信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场革命终有一天会成功。因为他们（军方）正在与整个国家作战。他们正在与他们本应保护的公民作战。他们不可能获胜。”

眼镜蛇纵队与克伦民族联盟（Karen National Union, KNU）并肩作战，该联盟装备相对精良，与中央政府对抗已近80年，士气仍高。

但今年，其他人民武装力量都面临困境，因为中国施压削减了对他们的武器和技术供应。相应地，缅甸军方则受惠于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训练和新装备。

路易斯（Louis，化名）是仰光的一位企业家，政变后他前往克伦邦加入反叛武装。

“我认为这是我作为公民的责任，即使我已经40多岁了。我想如果我现在不加入，我会后悔一辈子。”

他也曾被军政府抓捕和监禁，但他成功说服军政府，他是一名克伦族战士，而不是因政变而兴起的公民不服从运动的成员。

那至少意味着他受到的待遇没有那么严苛。但去年获释后，他认为家庭的需要比革命更重要。

“头两三年，我们士气高昂，干劲十足。但是战争旷日持久，许多人都有其他责任，这些责任不会停止。像我一样，我的孩子正在长大，他们需要良好的教育，需要更好的生活。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在这种压力下，我们都变了。”

许多被招募参加缅甸内战的人都是年仅13岁的儿童。一位活动人士致力于将他们从反叛武装中解救出来，并将他们带到她在湄索一栋旧房子里建立的庇护所，在那里，她努力为他们争取工作经验。

适应过程很艰难。年纪最小的男孩已经习惯了军旅生活，而且他们的家人仍在边境另一侧作战。他们觉得陪伴家人是自己的责任。

她说：“有时候我会因为这场革命而感到沮丧。政变前，有些村庄还是朋友，现在却因为一个村庄支持军队，另一个村庄支持抵抗运动，而反目成仇。”

她认为他们是时候改变策略了。“我们必须为这场革命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不仅要考虑武器，还要考虑教育和医疗。现在有很多流离失所的人住在难民营里。我们该如何帮助他们？”

殷殷昂被湄索一家私立医院告知，她必须为儿子的手术筹集3.8万泰铢（1140 美元；8500元人民币；3.7万元新台币）的押金，这对她和她的丈夫来说几乎是一笔不可能支付的巨款。

由于没有官方身份，他们无法享受泰国公立医疗系统提供的医疗服务。在理想情况下，她想回到自己的村庄，但她说，只要敏昂莱还在掌权，她就只能留在泰国。

“这一切都是他一手造成的。所以，如果你问我们是否能在他继续掌权的情况下生活在那里，答案是否定的。如果可以选择，我宁愿把我的父母接过来。”

尽管敏昂莱脱下了军装，但他对反对派的战争并未停止。

6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报告称，从去年8月宣布选举到今年1月底选举结束期间，至少有702名平民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大部分死于空袭。

由于分散在数百个武装团体中且武器匮乏，抵抗力量近几个月来节节败退，但仍控制着该国大片地区。然而，缅甸邻国的外交斡旋迄今尚未促使缅甸政权做出任何实质让步。

这一切都让数十万缅甸战争难民——包括湄索的难民——陷入了令人绝望的困境。

殷殷昂现在的家是一间狭小、光线昏暗的房间，后面还有一个非常简陋的浴室。对于一个三口之家来说，这实在太小了。

其他19个房间里的人也生活在同样的条件下，每个人都背负着战争带来的可怕回忆。

在湄索的流亡生活看不到尽头，六个月后殷殷昂可能又要再搬家了。

本文原以英文撰写，我们使用了人工智能协助翻译，并由BBC记者在发布前进行审核。了解更多关于我们如何使用人工智能的资讯。

20岁的阿梅（化名）在和朋友们外出聚会前，总会感到喉咙哽咽，手心冒汗，害怕自己会说错话。

然后，这位20岁的中国女大学生在社群媒体上发现了处方药。

她一开始服用的是普瑞巴林（pregabalin），这种药物通常用于治疗癫痫、焦虑和神经痛；同时服用一种β受体阻滞剂（乙种肾上腺阻断剂），这种药物通常用于治疗心脏疾病，也能缓解焦虑的生理症状。她都是从网路卖家非法购买的这两种药。

“我会感到亢奋，觉得自己可以成为房间里最有趣的人，”她说，“就像喝了10 杯酒，却不会感到恶心。”

这些药物大剂量服用时会产生类似醉酒的感觉。

但专家警告说，在没有医疗监督的情况下服用这些药物可能很危险，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危及生命。长期服用这些药物也会导致依赖；使用者会发现自己在任何社交场合都需要依赖这些药物。他们还报告说，当他们试图戒断药物时，会出现焦虑加剧、失眠和自杀念头等症状。

对阿梅来说，最初是用于夜生活，后来逐渐演变成定期参与社交活动。现在，她每天都要服用这些药物。

“没有它我出不了门。”她说。

阿梅的情况并非个别案例。在世界各地，一些年轻人开始使用药物和实验性物质来取代酒精。

Z世代——1997年至2012年出生——的焦虑程度高于以往任何一代：一项研究发现，1990年至2021年间，全球10至24岁人群的焦虑症发生率从1000万增加到1600万。一项针对61项研究的回顾也发现，与疫情前相比，年轻人的焦虑情况上升。

同时，人们寻求比饮酒更“健康”的替代品，这催生了一个新的市场，一些物质在社交媒体上被吹捧为不会宿醉的社交药物。

“年轻人把（这些药物）视为更清洁、更安全的替代品，”英国提赛德大学（Teesside University）的成瘾研究员利亚姆·诺尔斯（Liam Knowles）说，“这是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究竟有多少年轻人利用这些药物进行社交活动，我们无从知晓，尤其是许多人都是非法取得这些药物的。

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的一项研究估计，2008年至2018年间，全球服用的药物之一普瑞巴林的总消费量增加了五倍多。普瑞巴林滥用和死亡人数也急剧增加。

在中国，首例普瑞巴林滥用病例报告出现在2024年。今年，中国政府宣布计划加强对该药物的管控。印度随后也于今年5月限制了其使用。约旦和乌克兰的研究人员也注意到滥用情况增加。

与这些药物相关的标签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引发了成千上万个视频，鼓励用户自行调配药物，这种做法在网路上被称为“叠加用药”（stacking）。

但社群媒体似乎不只是让一些年轻人接触到这些物质，它还能帮助他们获得这些物质。

BBC国际部（BBC World Service）发现一些网红在他们的社群媒体帐号上贩售这些药物。

阿梅说她是透过中国社群媒体购买的这种药。

“网路上有成千上万个贴文在卖这个，”她说。 “很容易找到，也很容易订购。”

这种现象并非仅限于中国。

来自乌克兰的26岁客服人员洛拉（Lora）告诉 BBC，从网路上或透过朋友那里获得这些药品“很容易”。

“清醒的世代”

随着年轻人越来越远离酒精，人们对这些物质的兴趣也日益增长，Z世代因此获得了“清醒世代”的绰号。

根据彭博社报道，2025年全球酒精类股票市值下降8,300亿美元（5.6万亿元人民币；26.5兆元新台币）。研究人员认为，这一趋势是由年轻人饮酒行为的转变所驱动的，原因在于成本和健康方面的担忧。

成瘾研究员诺尔斯表示，他遇到的许多出于娱乐目的使用普瑞巴林的年轻人都很注重自己的健康。

他说：“人们不想要卡路里，也不想要体重增加或老化的过程。”

这种逻辑引起了来自英国的 22 岁青年马特（Matt）的共鸣。他是一名健身爱好者，认为这些药物对他的身体，尤其是肝脏和心脏的影响，比饮酒“小得多”。

他说：“在这个圈子的人们认为（这些药物）比酒精更健康。”

“不是免费的午餐”

酒精与至少七种癌症有关，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23年警告说，任何量的饮酒都会带来风险。

伦敦帝国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的神经精神药理学家大卫·纳特教授（Prof David Nutt）长期以来一直倡导放宽毒品法律，他认为阿梅服用的药物可能比酗酒危害小，即使这些药物本身也存在风险。

他说，当大量使用普瑞巴林时，情况就会改变。

“如果他们把它当作一种麻醉剂来让自己喝醉，那么他们就有成瘾的风险，”他说，“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可不是免费的午餐。”

滥用普瑞巴林的人可能会产生耐受性，这意味着他们可能需要越来越大的剂量才能达到相同的放松或欣快感。

高剂量普瑞巴林会减缓呼吸，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危及生命。高剂量乙型受体阻断剂会导致昏厥和心跳过慢，非常危险。

依赖的危险

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的心理学家艾米莉·琼斯教授（Prof Emily Jones）认为，将这些药物和酒精的生理危害进行比较，可能会忽略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人们开始相信他们只能藉助化学药物才能进行社交时，会发生什么事？

“大量饮酒很危险，但未经医生监督而过于频繁地服用药物也很危险，”她说。

她尤其担心，用药物来避免焦虑情绪可能会强化一个人认为普通社交场合不安全的想法。

“如果你让自己相信，只有在晚上外出前服用（这些药物）才能保证安全，那么这种想法很容易就会普遍化，”她说。

琼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可能会对不服用药物也能应对疾病的能力失去信心。

“你会失去对自身有效处理事情能力的信心，”她说。

洛拉也曾有过这种依赖感。

她最初是在聚会和社交活动前服用抗焦虑药物，但很快就开始在工作中服用。

“这对我很有帮助，”她说。 “我从事与人打交道的工作。它让沟通和解决问题变得容易。”

她说，当她两周无法获得这种药物时，她经历了忧郁症发作和自杀念头。

“我不明白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她说，“我很焦虑，吃不下饭，也见不到朋友。”

黑市药品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严厉打击这些药物，有些人认为进一步限制取得途径可能会造成不同的危险。

流行病学家、乌克兰减害组织“心理游戏”（Mind Games）负责人米基塔·拉平（Mykyta Lapin）表示，禁止某些物质并不一定能阻止人们服用它们。

他说：“禁止某些物质只会导致人们转向黑市，购买质量可疑的毒品，从而增加过量用药的风险。”

诺尔斯表示，非法服用普瑞巴林会带来额外的风险，因为使用者可能不确切知道自己服用的是什么。

“如果你在（英国的）商店购买酒精饮料，标签上会标明其酒精含量和百分比。”

他说，同样的确定性并不总是适用于网路上购买的普瑞巴林。

这是喝烈酒所没有的额外风险。

和许多出于娱乐目的服用这些药物的人一样，阿梅担心自己可能永远无法完全戒除这些药物。

“太可怕了，没有它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受到本文所述问题的影响，当地医生或许能够提供建议或为您推荐可以提供帮助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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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分析显示，投资理财的女性，长期回报略高于男性。

但另一份报告显示，英国只有约四分之一女性拥有投资，相比之下男性约为40%。

我们检视了这些趋势背后的数据，发现男性和女性在投资方式上存在一些令人意外的差异。

泰莱丽·埃文斯（Teleri Evans）25岁时开始透过“首次置业个人储蓄帐户”（Help To Buy ISA）储蓄，数年后又开设了股票及股份“终身个人储蓄帐户”（Lifetime ISA）。到33岁时，她已储下4万英镑，其中8000英镑（1.8万美元；7.3万元人民币；34.6万元新台币）来自投资回报。

她说：“我非常积极地存钱，其中一半时间住在妈妈家，所以我每年都能尽量接近 Lifetime ISA 的最高供款额4000英镑。”

这位来自卡迪夫（Cardiff）的公务员，在今年较早时与伴侣使用这笔钱支付房屋首期。

根据消费者理财网站Boring Money的一项研究，只有26%的英国女性有投资，而45岁以下女性的比例更降至23%。

相比之下，41%的男性有投资，而45岁以下男性的比例亦维持在40%。

那么，为何投资的女性比男性少？

英国女性主导的天使投资公司 Mint Ventures 联合创办人兼董事总经理吉莉安·弗莱明（Gillian Fleming）表示，这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文化因素。

她说：“历史上，男性较有可能负责家庭投资决策，而女性过去也较少掌握大部分财富，但这种情况如今正在改变。”

“此外，金钱与财富创造并不是女性经常讨论的话题，而我们希望改变这一点。”

会投资的女性

泰莱丽表示，她最近留意到这种情况已有所改变。她说：“投资绝对是女性愈来愈常讨论的话题，这始终是一件好事。在我的朋友圈子里就是如此。”

当女性投资股票及股份时，富达国际（Fidelity International）的分析发现，在三年期间，其女性个人投资客户录得50%的累积回报率，而男性为47%。分析未有指出差异的原因，但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女性略高的长期回报，一个可能的线索在于她们买卖投资产品的频率。巴克莱银行（Barclays）的数据显示，女性交易次数约为男性的一半。

位于伦敦的 The Work Psychologists 商业心理学家乔安娜·弗洛伊德（Joanna Floyd）表示，这可能是因为女性更有耐性，也较倾向规避风险。

她说：“研究显示，男性投资者比女性更频繁交易，希望追求更高回报，但女性实际上却获得更高回报。”

“最初令女性较少进入市场的克制态度，恰恰也是她们进入市场后获得回报的原因。”

这种对风险较审慎的态度不仅见于投资领域。当面对金融赌注时，女性更倾向选择较有把握的方案。

谈到女性如何投资时，弗莱明表示，她们在作出决定时会刻意更为审慎。

她说：“女性经常被指较怕风险，但我们称之为更有风险意识。从我与男性投资者交谈的经验来看，他们最关注的通常是回报率。”

弗莱明亦表示，女性似乎投资得更分散。她说：“男性较有可能投资科技公司，以追求更高的潜在回报；而女性则希望投资于更广泛的领域，从零售、食品与饮品、健康与美容、女性科技到创意产业等。”

金融服务公司“哈格里夫斯·兰斯当”（Hargreaves Lansdown, HL）的投资策略总监安娜·麦克唐纳（Anna Macdonald）也认同，女性会仔细挑选投资的公司。

她说：“女性似乎更重视资金流向何处、可能带来甚么影响，以及投资是否真正适合自己所带来的安心感。”

“我们的研究显示，男性则较容易受潜在财务回报吸引。”

富达国际退休金及投资专家杰玛·斯林戈（Jemma Slingo）表示，女性投资者“似乎更倾向把投资与现实生活目标连结起来，例如建立紧急储蓄或照顾子女”。

需要记住的是，由于持续存在的性别薪酬差距，英国女性平均收入较低，因此普遍可用于投资的资金也少于男性。

麦克唐纳表示，投资行业“需要更努力让投资变得容易接触、切合实际，并与人们自身的目标和价值观建立联系”。

她说：“解决这个问题，将有利于提升女性的长期财务韧性，也有利于英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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