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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Home Is Where The Heart Dwells</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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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郭锐 | 人工智能伦理的终极困境</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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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Rui Guo]]></dc:creator>
		<pubDate>Tue, 05 Jan 2021 15:11:16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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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在人工智能领域，创造秩序的危机是讨论伦理问题的根本原因，人工智能伦理最直观的必要性，来自人类对未知、强大之物的恐惧。 文&#124; 郭锐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将善恶好坏的知识，最终归结于主体还是客观世界，分别定义了道义论和结果论的伦理学路径。以康德伦理学为代表的道义论为例，以主体自由为最终决定的标准，人必须遵循一系列的原则。这些原则来自主体本身。结果论者（功利主义者）反其道而行之，人的行动在客观世界产生的结果成为评判人的行为的最终标准。[1] 超越利害衡量和抽象原则的路径何在？也许我们应当采纳一种真正的谦卑，尊重这个世界的创造秩序。古希腊伦理学的传统有一个前提，即人的秩序是宇宙秩序的一个部分。也许我们应知道，自身已有的原则或许不足以为世界立法。功利主义和以它为基础的经济分析在近年来不断受到批评，这也告诉我们，谦卑地承认我们无法预知行动带来的客观世界的变化、更无法精确衡量利害得失，才是理性的结论。如《箴言》云：敬畏创造者是智慧的开端。 在人工智能领域，创造秩序的危机是讨论伦理问题的根本原因，人工智能伦理最直观的必要性，来自人类对未知、强大之物的恐惧。弗兰肯斯坦的形象——一个在雷电中诞生的人和机器结合的怪物——是这种恐惧在艺术作品中的表达。人们对这些强大却并不良善的力量，通常会感到恐惧。我们害怕我们所创造的东西最终带给我们的是毁灭。有了原子弹之后，我们第一次有了可以把整个族类毁灭的力量。之前在冷兵器时代，即便大规模的战争，也并不能毁灭全体。原子弹的出现，在人类历史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也使人类对技术有了伦理的反思。人工智能会不会和弗兰肯斯坦这个怪物一样呢？我们会不会创造一样技术最后毁灭了我们人类？站在一场技术革命的入口处，人类所恐惧的是秩序的颠覆：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被魔鬼描述的分辨善恶树的果子所诱惑，上帝的秩序因此被颠覆。如果说人类对人工智能的恐惧不是因为机器做出不利于人的决策，而是机器代替人决策本身，那么我们也许可以看到人工智能伦理的终极困境是对创造秩序的颠覆。今天，面对一个被自己创造的技术反噬的可能性，人类不得不重新思考个人自我认知、人际关系、个人与经济组织、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变化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以创造秩序的思考为前提，我们看到人工智能伦理的两大难题：1. 因果联系难题：人工智能被委以对人类事务做决策的能力，但它对决策结果的伦理判断能力不足：2. 终极准则难题：由于缺乏引导人工智能发挥作用的终极道德准则，人工智能难以在互相冲突的决策之间权衡。产生上述两个难题的根本原因是人工智能相对于人的局限。 因果联系难题来自人工智能对决策后果的伦理意义的认知的局限性。换言之，人工智能对某一决策与其他社会影响之间难以建立因果联系，这在超级人工智能出现的条件下会导致人类的灭顶之灾。泰格马克举了人和蚂蚁的例子：尽管人并不是故意想要踩死蚂蚁，但是人因为不在乎蚂蚁的利益，经常会踩死蚂蚁。放在人和人工智能之间，因果联系难题在于人工智能并不“在乎”人的利益。尽管人工智能决策的目标并不是直接损害人，但完全可能对人产生间接损害，而后者对人可能是致命的。从蚂蚁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类似于面对工业革命以后，人类对机器的恐惧：人操作的是一台开动起来就无法及时停下的机器，工人的手要是不小心卷进高速运转的机器，就会造成工伤。人对机器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机器只是重复机械执行人的命令，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会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这种无法预料可能是因为设计者的疏忽，也可能是因为人的智力局限无法预料），如对人类肢体的伤害。这里我们看到机器区别于和人的特征是它缺乏随时随地进行的伦理判断的能力，而等到人介入的时候，为时已晚。 在当代，人工智能往往被用来解决一个具体问题，而且只能通过已有的有限数据来作出决策，往往无法像人一样理解更广的社会和伦理语境。例如，人可能给出的是获取食物的指令，带来的是宠物被人工智能杀死的结果。人工智能对结果的伦理意义无法完全理解，以致于执行了人没有想到的指令。故此，我们对人工智能缺乏对对决策后果的伦理意义的认知有恐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人工智能技术（机器学习）本身缺乏透明度（黑箱问题）时，我们更有理由忧虑人工智能对决策结果的伦理判断能力不足。人工智能往往因为算法的原因（例如机器学习）和在具体情形下总是会有算力的局限，无法回溯机器作出决定的具体机制。无法回溯会带来在事先预测后果和事后作出纠正的能力的局限，导致我们在是否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问题上踌躇不决。 终极准则难题来自于人工智能因没有已知的道德准则来指引其决策，难以在不同的决策结果之间进行比较。当人工智能能力很强大，它有潜力成为新的“上帝”，即人工智能成为人类全部决定的参与和影响者。但是，上述困境导致我们创造的“上帝”无力护理这个世界。”电车难题“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机器决策的困境：在发生事故时，无论自动驾驶汽车作出何种决策，都不是人类已有的共识。但其决策结果势必决定众多群体（如车内乘客和路上行人）的生死。这种困境让我们惊恐万分：当我们在发展一种强大的技术时，却没有能力找到它的终极控制方案，这让掌控技术的人承担了难以负担的责任。 这两大难题导致了在实践的层面人们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有如下两方面的忧虑：1. 人工智能技术恶化（范围扩大和程度加深）了已有的问题（如歧视、财富不平等）；2. 人工智能技术带来了新的问题（如让有些人智力超过其他人，产生新的不平等的渊源）。工业革命之后，当机器出现在人类生活中，人们也曾感到忧虑。但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忧虑远甚于当年。人工智能技术第一次让机器不仅比人强大、而且还可以不依赖于人进行自主决策。如果问题仅仅是人控制机器做坏事，我们还可以通过对人的教育、追责来进行预防；如果机器可能“自己决定”做坏事，我们如何应对？ 面对人工智能伦理的终极困境，当我们真正谦卑地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应该回到历史中、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寻找新的起点。每当人们开始谈论伦理学，其背景总是社会上已经出现对伦理失范的恐惧。古希腊的修昔底德描述了希腊哲学开始探讨伦理学的历史背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二年，雅典爆发了大瘟疫。瘟疫对雅典人道德的影响非常大。修昔底德写道： 人们在神庙当中的作为，对神谕的讨论以及类似举措，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事实上，最后人们完全被他们所遭受的痛苦所压倒，以至于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投入到这些事上……他们在无人照料的境地下死去；实际上在很多房屋里，屋中人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悄然离世…死者的尸体相互枕藉，随处可见奄奄一息的病人在街上蹒跚而行，或是因为干渴而成群地聚集在泉水边。神庙当中到处都是尸体，他们死在神庙当中。由于灾难是如此无法抵抗，不知道接下来自已身上会发生什么的人们对于一切宗教律令和法律规定都视而不见……无论是对神的恐惧还是人制定的法律都不再具有约束效力。至于神灵，无论是否崇拜它们，事情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当人们看到好运和厄运无差别地降临到人们身上的时候。[2] 面对日常存在的死亡威胁，有不少雅典人选择不再服从传统和习惯，开始整日纵欲享乐，因为即便是富人权贵也可能死于非命。荣誉对雅典人也不再有吸引力，法律也不能再约束雅典人。这让希腊的思想家们开始思考伦理究竟是什么。 类似地，罗马帝国的两次瘟疫是西方伦理学传统形成的关键时期。公元165年，在马可・奥勒留( Marcus Aurelius)统治时期，一场毁灭性的大瘟疫席卷整个罗马帝国。在瘟疫最盛行的时候，川流不息的大篷车和四轮马车不停的把尸体运出城外。一个世纪以后，罗马再次遭遇了大瘟疫。在此背景下，罗马社会迅速地被基督教伦理思想所影响，其最终结果是君士坦丁大帝顺应民情改宗基督教。迦太基主教居普良写道： 在这看似可怖和致命的瘟疫和灾难当中，寻找属于每个人的正义并检视人类的心灵是多么适合，又是多么必要；病人是否得到了妥当的照料，亲属是否如他们所应做的那样去负责地爱护他们的亲眷，主人是否对他们染病的奴隶展现出同情，医生是否不离弃染病者…尽管死亡对任何其他事都毫无益处，但它对于基督徒和上帝的仆人有进益之功，当我们学着不去恐惧死亡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愉快地寻求殉道之路。这是我们的尝试性的锻炼，而非死亡；它们给心灵以拯救之荣耀；通过蔑视死亡，它们准备了王冠…我们的弟兄们因主的召唤而自这土地上挣脱出来获得自由，不应为此感到悲伤，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并未消逝，而只是先走一步；在启程之时他们引领着道路；正如旅人惯于漂泊，他们不应得到悲悼……而异教徒由此而来的对我们的指责是不公平也不公正的，追根究底，我们是在为那些我们说仍然活着的人们而感到悲伤。[3] 在西方，早期基督教在文艺中面对死亡的伦理反思，大大影响了伦理学中对超验基础的强调。基督教伦理思考开始了“把人作为人来对待”这一伟大传统。类似地，当查尔斯.泰勒在追溯现代社会观念的产生时，在众多形形色色、纷繁芜杂的思潮中发现了自然法思想的独特。在过往的西方思想史研究中并不引人关注的国际法学家格劳秀斯、普芬道夫成了泰勒眼中现代性的真正开端：尽管一开始他们主张的自然法思想不过是国王统治秩序的新颖辩护，很快这种思想就成为批评旧秩序的思想来源。泰勒的追溯，为如何理解西方现代性的独特性提供了新鲜视角。[4] 自然法思想将个人权利建立在超验基础上时，才有了现代社会生活的可能性。在西方世界，人们以自然法为开端，把社会想象为（1）通过互相交换货物和服务而达到共同获益的经济，（2）在陌生人之间讨论共同关心话题的公共空间；和（3）无需共同接受的超验原则、通过某些世俗做法而形成一个国家。自然权利和自然法由此成为西方现代性的伦理基石。 在上述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语境下，人们将善恶、好坏的追问归结于主体或者客观世界，这是现代性生成中主体构建的过程。[5] 在技术革命又一次到来的今天，很多学者把人工智能技术比作蒸汽机，认为这是社会巨变的又一次肇始。我们有没有发现一种新的伦理思想框架？何种理论会成为伦理学的新起点？何为人工智能时代的“自然法”？本书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初步思考。 如果我们回顾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会看得很清楚，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工业革命和现代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让人们开始反思科技到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一方面，现代科技帮助人类征服了洪水猛兽、干旱饥饿等等“外部敌人”；另一方面，在物质层面，科技发展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原始平衡，带来了笼罩全球的环境和生态危机，在精神层面，技术在帮助人类征服自然方面的成功引发了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工具理性所关注的是非人格化的逻辑关系，它以可计算的效率为主要追求目标，拒绝价值考虑的介入。而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社会理论家提出的反思是，随着工具理性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模式，人本身也逐渐失去主体性而被对象化。 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的主体性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人工智能把人更彻底地带进了算法决策的技术规程之中，这会不会恶化已有的问题、让社会产生更多的新问题？这一点我们在目前的技术发展和应用中已初见端倪。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及其在自动驾驶汽车、医疗、传媒、金融、工业机器人以及互联网服务等越来越多领域和场景应用的不断扩大和深入，一方面带来了效率的提升、成本的降低，有助于解决诸如失业、贫困等社会性问题；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系统的自主性使机器逐步替代了人类的工作，并且这种替代有时非但没有解决已有的问题，还恶化了已有的困境，甚至带来了新的挑战，引发社会公正、安全以及责任界定等诸多问题。如何在机器决策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的同时，保持人的道德主体性，是我们提出解答的关键。 注 释 [1] 关于对道义论和功利论的批评，参见【德】朋霍费尔：《伦理学》，胡其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39-41页。 [2] 参见：[古希腊]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徐松岩、黄贤全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144页。 [3] 参见：[美]罗德尼·斯塔克：《基督教的兴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四章。 [4] 参见：[加]查尔斯·泰勒：《现代社会想象》，林曼红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 &#8230; <a href="https://archive.blogs.harvard.edu/guorui/2021/01/05/%e9%83%ad%e9%94%90-%e4%ba%ba%e5%b7%a5%e6%99%ba%e8%83%bd%e4%bc%a6%e7%90%86%e7%9a%84%e7%bb%88%e6%9e%81%e5%9b%b0%e5%a2%83/">Continue reading <span class="meta-nav">&#8594;</span></a>]]></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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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人工智能的伦理和治理</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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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ue, 05 Jan 2021 15:07:23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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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人工智能的伦理和治理》 郭锐 著 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 学者推荐 王轶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院院长 未来法治研究院院长 &#160; 人工智能已经深刻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人类的生活。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在提高效率、带来效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冲击现有的社会秩序，从而引发一系列的伦理问题。这使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一项重要议题。 &#160; 郭锐博士的这本专著系统地讨论了人工智能的伦理和治理问题，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涉及的思想资源及分析框架上有独创性贡献。自2017年7月26日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以来，我一直致力于推动对重大基础性法学理论问题和交叉学科、跨学科前沿问题的研究。2017年9月8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成立了未来法治研究院，致力于成为促进法学学科与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科技及司法实践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成为具有创新实力、在国际上拥有话语权，能够抢占国际学术制高点的重要战略创新力量，并力争具备在这些新兴学科领域与世界顶尖法学院平等对话和有效合作的能力。 &#160; 郭锐博士是未来法治研究院的核心成员，在人工智能伦理和治理方面是当之无愧的新锐领军人物，不仅得到国内，而且得到国际同行的赞许和认可。过去几年里，他不仅进行了扎实的学术研究、活跃的国际交流，还是法学界参与政策制定、立法咨询和标准化工作的中坚力量。郭锐博士是国家信息标准化委员会人工智能分委员会委员、全国标准化委员会人工智能总体组社会伦理研究负责人。他参与撰写了中国第一个以人工智能标准化为主题的白皮书，并主持撰写了国家标准委人工智能总体组《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研究》报告。 &#160; 如何应对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伦理和治理上的挑战？这是一个未被以往任何一个学科的研究所涵盖的问题。郭锐博士的研究整合了科技的最新进展、人文社科的关照和法学理论的思考，对人工智能引发的算法、数据、社会等方面的伦理风险有详尽深入的研究。应当提及的是，本书的不少研究成果曾经在未来法治研究院组织的学术活动中分享，也曾在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与哈佛大学法学院、日内瓦大学法学院、悉尼大学法学院一年一度的四院论坛上做过主题演讲。 &#160; 郭锐博士和未来法治研究院的年轻同事们，用他们扎实的学术功底、卓越的科研能力、开阔的国际视野、强烈的家国情怀、自觉的使命担当，展现了青年一代中国法学学人的风采，他们向前迈出的每一步，都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为建立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拥有国际话语权的高层次学术共同体迈出的重要一步，也是中国法学学人向着立足中国实际、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引领未来法学发展迈出的重要一步。他们的学术作品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他们的学术思考理应获得我们的尊重。 &#160; 我很荣幸为我年轻的同事郭锐博士的新著作序，也很高兴向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推荐这部学术作品。 &#160; 於兴中 康奈尔大学法学院Anthony W.and Lulu C.Wang讲席教授 &#160; 当疫情在绮色佳开始肆虐，而我感到忧心忡忡，无能为力之际，有幸读到了郭锐教授的新作《人工智能的伦理和治理》，就像看到了窗外的草木正在染上新绿一样，寒冷之中透出春的希望。 &#160; 本书作者系哈佛大学法学博士，研习领域侧重经济和社会法，尤以公司法、金融管制、残障法等领域的研究见长。近年来作者在中国人民大学钻研新科技与法律，在理论与实践上均有建树，本书即是他在这一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今天的世界，人类走向异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人对于自己的智商的管理越来越无能为力。这固然是因为人的好奇心使然，但追逐利益的本性也是不可否认的原因。在人类技术发展史上，平衡利益和风险的需要总是反复发生，一再出现。而在今天，人工智能以一种全新的、大规模的形式对人的工作、生活、教育、社会交往等各个方面产生全面影响，甚至影响如何理解和重新定义人本身。 &#160; 任何科学技术的出现和大规模地应用都会给人们带来一些困惑。人们所面临的首先是异化的问题，其次是人的贪婪和对于未知的恐惧。人工智能的出现，也给人们带来了同样的困惑。人工智能会不会有一天取代人而存在？人是不是会有一天受制于自己创造的机器人？这是异化的问题。人工智能到底有多大的潜力？到底能不能出现所谓的通用的人工智能或超级人工智能？无论人工智能有什么样的潜力，有些商家总是会拿捉摸不定的未来说事，以谋取利润。他们总是会以不同的方式和手段来打造人工智能的神话。这是人的贪婪的问题。而人工智能会不会有一天发展到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的地步？机器人会不会不断地创造机器人，或者发生变异？算法会不会导致新的算法或篡改人本来的意图？这些都属于未知的问题。 &#160; 人工智能伦理的探究，需要面对的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以上由异化、贪婪和对未来的未知带来的恐惧。近年来，各国已经先后发布了数量可观的关于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的宣言和倡议。其中，普遍认可的原则包括关于透明度、平等/非歧视、责任、安全、隐私等内容。不过，目前已有的人工智能伦理原则仅仅是宣言式的倡议或承诺，缺乏具体程序和规则。在技术乐观主义和巨大现实利益的裹挟下，未来人工智能领域充满了不确定性和迷思。 &#160;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需要清醒的头脑和深刻的反思，透过炒作的雾障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从而保证人工智能不会朝着对人类不利的方向发展。郭锐的这本书恰逢其时，在为读者提供了正确的信息的同时，表达了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前景的期望，也为它有可能导致的危险敲响了警钟。人工智能引发的伦理问题，反映的是人类设计、制造、使用和对待人工智能的道德关怀，所关注的是人工智能可能对人类带来的益处和伤害。总的挑战是，如何在享受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的同时，能够对其所带来的风险作出充分的反应。 &#160; 这本书仅200余页，可谓小书。但小书中却蕴含着大道理。作者以深厚的理论积淀为基础，用生动而明晰的语言、深入浅出的文笔对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做了多学科、多角度的探讨和阐述，这是一本具有理论高度、实践关怀及问题意识的佳作。本书内容翔实、线条清晰，包含了不少洞见，读者需要仔细品鉴。我很荣幸能够先睹为快，也非常郑重地把它推荐给读者。本书首先是一本系统性的学术著作，因此它是人工智能领域内的学人必读的作品。其次，本书也顾及到了人工智能在实际领域和部门中的应用，因此，它也是实际部门的业务人员应该了解的指南。最后，本书也是一本基础性的读物，可供大专院校的学生使用。 &#160; 韩大元 &#8230; <a href="https://archive.blogs.harvard.edu/guorui/2021/01/05/%e4%ba%ba%e5%b7%a5%e6%99%ba%e8%83%bd%e7%9a%84%e4%bc%a6%e7%90%86%e5%92%8c%e6%b2%bb%e7%90%86/">Continue reading <span class="meta-nav">&#8594;</span></a>]]></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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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A Choice Architecture Perspective on China’s Central-Local Fiscal Arrangement</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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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Wed, 02 May 2018 09:09:57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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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A Choice Architecture Perspective on China’s Central-Local Fiscal Arrangement — Setting Reasonable Restraints of the Fiscal Powers of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Rui Guo Abstract This paper sets forth a constitutional analysis on the allocation of fiscal powers between the central &#8230; <a href="https://archive.blogs.harvard.edu/guorui/2018/05/02/a-choice-architecture-perspective-on-chinas-central-local-fiscal-arrangement/">Continue reading <span class="meta-nav">&#8594;</span></a>]]></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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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郭锐：央地财政分权的“选择构筑”视角——兼论中央财政权力的宪法约束</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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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Wed, 02 May 2018 09:08:09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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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郭锐：央地财政分权的“选择构筑”视角——兼论中央财政权力的宪法约束 ［摘要］本文是对央地财政分权中的权力配置及其限度、特别是中央财政权力合理限制的宪法考察。作者认为，通过引入“选择构筑”视角，可以更好地展示中国当前财政分权体制的特征，即中央财政权力的过分强大和地方自主性的缺失。中央政府通过项目制为基础的专项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支出目的、力度和方式等产生实质性影响，造成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的扭曲，也间接导致中央政府政策目标难以实现、地方政府难以设定本地财政政策目标和公共服务面临质量压力。“选择构筑”视角帮助我们看到中央政府的财政权力应根据宪法平衡央地关系的基本原则进行限制和约束，这对央地财政分权的进一步改革也有指导意义。作者认为，改革应明确全国人大、地方人大在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的申请、实施和验收阶段的参与和监督，同时也应由司法机关来介入和解决中央和地方财权的相关冲突。 ［关键词］财政分权，中央地方关系，项目制，选择构筑 网址：http://journal.pkulaw.cn/PDFFiles/%E5%A4%AE%E5%9C%B0%E8%B4%A2%E6%94%BF%E5%88%86%E6%9D%83%E7%9A%84%E2%80%9C%E9%80%89%E6%8B%A9%E6%9E%84%E7%AD%91%E2%80%9D%E8%A7%86%E8%A7%92.pdf &#160; &#160;]]></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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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李志文：漫谈二流大学（清华北大浙大只是三流大学）</title>
		<link>https://archive.blogs.harvard.edu/guorui/2015/08/13/%e6%9d%8e%e5%bf%97%e6%96%87%ef%bc%9a%e6%bc%ab%e8%b0%88%e4%ba%8c%e6%b5%81%e5%a4%a7%e5%ad%a6%ef%bc%88%e6%b8%85%e5%8d%8e%e5%8c%97%e5%a4%a7%e6%b5%99%e5%a4%a7%e5%8f%aa%e6%98%af%e4%b8%89%e6%b5%81%e5%a4%a7/</link>
		
		<dc:creator><![CDATA[Rui Guo]]></dc:creator>
		<pubDate>Thu, 13 Aug 2015 22:49:03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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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李志文：漫谈二流大学（清华北大浙大只是三流大学） 浙大上任校长杨卫对于大学发展曾谈过一些精辟的看法。他说：“以美国大学为例，它们是三流学校数论文篇数，二流学校数论文的影响因子，一流学校不对论文发表提要求，而顶尖的大学非常强调教学。”然后，他做了精辟的分析： 一所学校的教师还没有形成很好的研究习惯时，学校从管理上要求教师发表论文，并且是在国际同行认同的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这样可以形成一个整体的驱动力，从统计学的角度上看，论文发表得多就意味着教师花在做研究上的时间更多。因此三流大学要提升，就得要求师生多发表论文。二流大学要求教师发表的论文，是在该领域里最好的、影响因子最高的杂志上。如果某人一年能在这样杂志上发一二篇论文，他会被认为是国际知名的学者。再发展，这位教师能几年磨一剑，做一些引导、引领这个学科发展，更带有原创性的工作，带领学科往前走，那他就是国际一流学者了。所以，一流大学不要求教师发表很多文章，也不要求他们在顶尖杂志上发表，只是给更宽松的环境做研究，由教师在好奇心驱动下自由发展。在国际上前几名的顶尖大学，所有的教授都是该学科同年龄段里最优秀的。因此，这些学校要求其教师除了保持自己作为这行顶尖的学者外，还要花时间在学生身上，让这些最好的学生受到教育和启迪。因此，每所学校发展阶段不一样、水平不一样，对发表论文所强调的内容也就不一样了。 我很认同杨卫的话。杨卫到底是开国以来第一个当了大学校长的常春藤毕业生。 按照杨卫的标准，现在的清华、北大、浙大刚刚进入世界的三流水准。十年前，中国大学是没有资格谈SCI的。现在，前五名的学校，清华、北大、浙大、复旦、南京在SCI的数量上，现在已经能在亚洲占一席之地，拿到美国比比，也不见得丢人。中国有人海优势，再往后，这个成绩会更好。但这种比法再往后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人家二流学校，不跟咱比这个。要用人家二流学校的比法，我们的清华、北大、浙大，又回到起点上：重新洗牌，咱们的成果几乎是零。 我今天要谈的是我们的清华、北大、浙大还要做多久的三流大学？我们怎么才能进入一流大学，顶级大学是人人没有把握，只能当做一个崇高的目标。 我个人幸运的在美国顶级大学待过，我的助理教授中的三年就是在芝加哥大学待的，然后到宾大的沃顿商学院当副教授。1980年的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与经济系，应该是顶级，甚至是第一。在1990年，芝加哥统计过，90% 的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与芝加哥大学有渊源，所有知名商学院的会计学与金融学的当家学者（是讲座教授，但通常不是系主任），与芝加哥大学有渊源。这几年，芝加哥大学的经济与商学，一流没有问题，顶级可能就不是公论了。现在顶级的位子，应该是哈佛与沃顿。1983的沃顿应该只能算一流，哈佛商学院连一流都谈不上，甚至是被认为是一群二流学者拿着哈佛的老牌子在招摇撞骗。我的母校罗彻斯特大学在我念书的时候（1974），应该是一流大学在做顶级大学的梦，现在是一流大学在往下降。我现在担任讲座教授的杜兰大学应该是一流的尾巴，杜兰从来没有做过顶级的梦，想都不敢想，连一流都岌岌可危。表上都是美国的大学，二次战后，老美在各方面称霸了六十年，学术也不例外，不能不用老美来做度量衡（calibrator）。英国的三家，是十八世纪大英帝国的回光返照。 从我的分析来看，大家可以知道，二流与三流可以按学校来分，一流多少能按学校分，顶级的大学与顶级的专业就不一定在同一个学校了。顶级大学的排名是相当稳定的，基本上取决于历史、资源、及地缘环境。顶级专业的排名是相当不稳定的，走掉一个大师，或大师失去了昔日的光彩，顶级的位置就保不住了。以大学来分，现在的清华、北大、浙大，应该是三流，但在清华与北大，有些专业领域已经有点二流的味道，浙大是扎扎实实的三流。中国的绝大部分的大学是不入流，别难过，印度也一样。甚至日本也好不到那里去。日本自从百年前，有些大学冲进三流后，绝大部分的大学还是不入流。日本是靠武力与团结力在世界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学术与思想上面是没有太多的建树的。这几年，北大与清华的国际化与超前意识，比绝大部分的日本大学要来得强猛。 我曾在香港科大做会计系的创系系主任，在离开科大那年，按顶级学术成果排名，做到了世界第一，但是多少是玩了花招，1999年的香港科大会计系应该是扎扎实实的二流顶端，应该是美国之外的第一名。香港科大的这个第一也是岌岌可危，香港中大来势汹汹。在会计学与金融学的领域里，全是老美天下，老欧只有亦步亦趋的份。由于拥有大海龟与牛外教，在会计与金融领域，香港的三大（港大、中大、科大）基本上比欧洲大学好，而且独步亚洲。 什么是二流大学？ 杨卫为二流大学做了相当好但不完美的定义： 二流大学要求教师发表的论文，是在该领域里最好的、影响因子最高的杂志上。如果某人一年能在这样杂志上发一二篇论文，他会被认为是国际知名的学者。 它不完美的地方，在『一年能•••发一两篇』这句话上。我认为到了二流学校，基本上，已经不用简单的数字管理，在任何一个领域的最好杂志一年能发一二篇，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是，别说二流大学的教师了。我下面会详细分析。 我先分析一下三流大学与二流大学的不同。三流大学，应该是像美国的California State，Kansas State，台湾成功大学、台湾大学、日本名古屋大学、韩国首尔大学、中国大陆的北大、清华、浙大这一类的大学。这些大学有一个共同特性，都是公立大学。公立大学是外行官员管内行学术专家，就是咱们所说的『红管专、外行管内行』。这些外行官员都要找一些『客观标准』来做管理依据，就自然的数字挂帅了。在美国这些大学都是资源较少的州立大学，这些大学，有些就被定位为教学型大学，像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ies。有些是小州的州立大学，像Kansas State。这些大学，校长底气不足，难以抗拒州政府与议员的干涉。天下英才有限，到了这些学校，能分到的人才，就微不足道了，数字管理，简单明瞭，成本低廉。在亚洲，官本位下，校长发挥空间有限，许多是新兴国家，资源也有限，发展学术的第一步，就是先让教师们有拿到学位后继续念书的习惯。用SCI 数目来管教授，就如同用考试来管学生，没有太多的实质教育与学术效果，但总比不管好。到了不入流的大学，基本上就是随意管了。台湾的有些私立大学，大陆的大部分大学就是这一类。 下面表一是基于美国大学最被认可的排名，US News and World Reports 的报告，再依照我自己的判断，为顶级、一流、二流、及三流大学列出一些例子。每一流中，按照排名的顺序，由高而低罗列。顶级与一流是全部罗列，二流、三流众多，只是例列。US News and World Reports 的排名，是在美国最少争议的了。排名免不了主观判断，这个表只是例子，不是科学。表中的顶级与一流大学几乎清一色是美国学校，是因为美国有最好的制度设计，几乎把全世界的学术精英完全吸收过去。我在一流大学里，列了法国的Ecole Polytechnique，其实只是『公平』的考虑。法国的Ecole有点像中国的清华与北大，学生是最好的，不输给任何的一流大学，设备还不错，但是师资与学术环境就比美国的一流大学差多了。亚洲的三家二流大学，香港的科大与中大，日本的筑波都有很大的美国影响。读者可以指责我有偏见。我走遍世界，在欧、亚、北美、南美各国中的顶尖大学都有些朋友，参观大学、分析学术环境是我的嗜好，本文只能说是我的看法，不能说是我的科学论断。学术是尽可能的寻找客观的数据，但是学术结论都是带有主观色彩的。 在表一，各位也可以看到，顶级大学全是美国的私立大学，较好的一流大学，还都是美国的私立大学，到了一般的一流大学，公立大学就多了起来。二流大学与三流大学基本上都是公立大学。没有列在表里，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私立大学，是不入流的。这就是资源与体制的互补了，私立大学体制灵活，如果有足够的资源，会办得比公立大学好。如果资源不足，私立大学的灵活体制反而导致它们胡作非为。 表一： 依照作者判断的大学流别示例(节选) 注：本表基于U.S. News and World &#8230; <a href="https://archive.blogs.harvard.edu/guorui/2015/08/13/%e6%9d%8e%e5%bf%97%e6%96%87%ef%bc%9a%e6%bc%ab%e8%b0%88%e4%ba%8c%e6%b5%81%e5%a4%a7%e5%ad%a6%ef%bc%88%e6%b8%85%e5%8d%8e%e5%8c%97%e5%a4%a7%e6%b5%99%e5%a4%a7%e5%8f%aa%e6%98%af%e4%b8%89%e6%b5%81%e5%a4%a7/">Continue reading <span class="meta-nav">&#8594;</span></a>]]></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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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The Serenity Prayer 良心安宁祷告</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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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Wed, 24 Jun 2015 16:15:24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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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The Serenity Prayer 良心安宁祷告 By K.P.R. Niebuhr 作者：尼布尔 译者：郭锐 &#160; God, give me grace to accept with serenity 神 啊，请赐我恩典，让我得良心安宁去接受 the things that cannot be changed, 那无法改变之事物 courage to change the things 请赐我勇气来改变 which should be changed, 那应该改变之事物 and the &#8230; <a href="https://archive.blogs.harvard.edu/guorui/2015/06/24/the-serenity-prayer-%e8%89%af%e5%bf%83%e5%ae%89%e5%ae%81%e7%a5%b7%e5%91%8a/">Continue reading <span class="meta-nav">&#8594;</span></a>]]></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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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吴思：恶政是一面筛子</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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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Rui Guo]]></dc:creator>
		<pubDate>Mon, 05 Jan 2015 02:39:11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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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摘自2001年第1期《炎黄春秋》。 一 东汉中平二年（185年）二月的一天，皇都洛阳的南宫起火。这场大火烧了半个月，烧掉了灵台、乐成等四座宫殿。古诗十九首中描写洛阳的皇宫说：“两宫遥相望，双阕百余尺。”两宫相距七里而可以遥遥相望，门前的两座望楼竟有百尺之高，由此可以推想皇宫的规模和巨额耗资。皇宫的这场大火搅乱了帝国的财政预算。皇上要给自己家盖新房，这笔额外开支从哪里出？ 这时，太监张让和赵忠给28岁的汉灵帝出了一个主意。他们建议皇上发出命令，大小田每亩要交十钱。此外，各级官员升官上任，也要先交一笔钱，用于修建宫室。汉灵帝欣然采纳了这二位太监的建议。于是，帝国官员上任之前，一概要到一个叫西园的地方问价交钱。这种勾当看起来很像卖官鬻爵，后来也确实发展成为赤裸裸的卖官鬻爵。 钜鹿太守司马直是个有名的正派人，他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命，上任前也要交钱。因为名声清廉，对他特别优惠，交300万即可上任。公平地说，这个要价确实不高。在公元188年之前，各郡的太守就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地位近似现在的省委书记兼省长。这个级别的官员的俸禄是每年2000石，按照当时的行情，买这种高官要花上2,000万钱，而人家向司马直要的钱还不足时价的二成。但是话又说回来，太守每月的正式工资才多少？折成铜钱，不过13,000枚。皇上要的300万，相当于司马直19年的工资。如果不打折，按原价交足2,000万，更相当于太守们128年的工资。若不搜刮百姓，这笔巨款从何而来？如何填补？ 《后汉书》说，司马直接到诏书，怅然道：“为民父母的，反而要割剥百姓，以满足现在的苛求，我不忍心呀。”于是上书，说自己身体不好，请求辞去任命。上边不批准，司马直只得上路。走到孟津，快到洛阳门口了，司马直也做出了最后决定。他给皇上写了一封信，极力陈说当时政策的失误，讲古今祸败的教训，写完后服毒自杀。汉灵帝看到他遗书之后，一时良心发现，暂时停收修宫钱。当然这只是暂时的，不久皇上的良心又不见了。 汉灵帝向官员预征的这笔修宫室的钱，连同后来充分发展为卖官鬻爵的收入，很像是一笔承包费。皇上派官员下去当官征税，治理百姓，并发给他工资，这本来是很清楚的官僚制度。但是皇上和他的参谋们心里明白：“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在各项正式的赋税收入之外，多数地方官还有个小金库，有大量的灰色甚至黑色收入。这是一笔黑灰色的钱，你问起来谁都不承认，实际上数量又不小；管理起来难度很大，但是让下边独吞又不甘心。于是皇上就采取了大包干的政策：交够了我的，剩下是你的，不交不许上任。实际上，这是对黑灰色收入的批准、强求和分肥。这条政策一出，本来不收黑钱的清官也非收不可了。这就是司马直的真实处境。 司马直以父母官自命，他遵循的是儒家规范。这本来是官方倡导全国奉行的正式行为规范，但是当政者对官员的实际要求与这些规范的冲突太大，司马直除了上疏劝告或者辞职之外又不能有其他反对的表示，不然就与忠君的要求相冲突，结果他只好用毒药将自己淘汰出这场僵局。如此激烈的自我淘汰当然是罕见的，不那么富于代表性。我们还需要讲一些比较寻常的故事，同时也进一步看看，那些活蹦乱跳地交钱承包的人，到任之后会做出什么事来。 二 转眼又过了l400多年。明朝万历二十四年（1597年）三月九日夜，北京紫禁城内的坤宁宫失火，大火蔓延到乾清宫，皇上和皇后的住处被烧了个干净。第二年，皇极殿、建极殿和中极殿也失火被烧掉了。于是万历皇帝又遇到了汉灵帝的问题：盖新房的额外开支从哪里出？万历的办法是开发矿业并增加临时税种，亲自安排得力的宦官到全国各地开矿，征收矿税和店税商税船税，收来的钱直接进皇宫，不进国库，属于皇上的私房钱。 征税不同于卖官鬻爵，属于皇上的正当权力，难道可以叫恶政么？这要看怎么说。按照现代的说法，税收就是老百姓向政府支付的公共服务费用，可以用于维持社会秩序，保卫国家安全，支付公务员工资，但是不能用来给公仆的家庭建造豪宅，因此万历皇帝加税盖新房就是恶政。在这个问题上，帝国制度的意识形态当然有不同看法。皇上是什么人？皇上是天子，是万民之主，是人间的最高领导。天子要征一些与公共服务完全无关的税费，给自己营造宫室别墅和坟墓，供养后宫的众多佳丽和伺候她们的数以千计的阉人，这是天公地道的事情。这一点，当时的老百姓完全认账，谁叫人家是皇上是天子的，天命如此，凡人掏钱就是了。 但是，即使是专制帝国，也要遵守一定的规矩。帝国征收的税费已经包括了从官员工资到后宫胭脂钱的所有项目，其中皇家占用的比例相当高。譬如正德、嘉靖之后，皇家的伙食费每年要花36万两白银，仅此一项就占帝国全年白银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面对这种类型的收支账单，老百姓已经老老实实地掏钱结账了，你尽可以慢慢修你的宫室。反过来说，你提供的公共服务却充满了假冒伪劣的货色，不治水不救灾，盗贼遍地，豪强横行，你这个天子是如何代理天道的？不敢跟你较真退货甚至另请高明也就罢了，凭什么还叫老百姓额外掏钱给你修宫室？这个道理，即使是儒家经典培养出来的帝国官员也知道讲不通，于是举朝上下一片反对之声，纷纷要求皇上取消矿税。 万历根本就不理睬那些文官的瞎嗡嗡，他派遣阉官去各地办理此事。阉官乃是皇帝的家奴，通常是文盲，读不了圣贤书，也没有后代，并不惦记着对历史对后代对天下负责，除了讨皇上的欢心之外再没有别的责任和义务。他们需要上缴的税额也有点承包的色彩：听说某地有什么矿，有什么可征的税，可以弄到多少钱，便拍了胸脯带着亲信下去弄。果真完成了任务当然很好，没有完成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更常见的是完成了任务却假装没有完成，反正皇上也搞不清楚。 陈奉是万历特派到湖广（今湖南湖北）征税采矿的阉官，论级别不过是正八品，相当于科级干部，论权势则能与省级大官相抗衡。他率领着一帮主动投靠来的亲信党羽横行湖广，《明史》上说他“剽劫行旅，恣行威虐”，也就是说，征税征到了与拦路抢劫差不多的程度。他还下令大规模挖坟掘墓找金子。他的党羽们十分威风，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闯入民家，奸淫妇女，有的干脆将妇女掠入税监办公的官署。当地的官员难免有看不惯的，对他的工作就不那么配合，当地商人和百姓更对他恨之入骨。 有一回，老百姓听说陈奉要从武昌到荆州征收店税，数千人聚集在路上鼓噪起哄，争着冲他扔石头。陈奉逃掉之后，便向皇上告状，点了五个不配合他工作的官员的名字，说他们煽动老百姓动乱。万历本来是一个“占着茅坑不拉屎”的皇上，不上班不办公，所有的请示汇报基本不看，但是对家奴的报告则迅速批示。陈奉告发的五个官员，两个被抓，三个被撤，其中有两个还是四品知府。 按说这形势已经很清楚了，陈奉的来头太大，惹不起。但是一个叫冯应京的五品佥事偏偏不长眼。万历二十九年正月，陈奉摆酒请客，放火箭玩，把老百姓的房子烧了。老百姓拥到陈奉的门口讨说法，陈奉派兵出去镇压，打死了不少老百姓，又将死者的尸体切碎扔在路上震慑百姓。《明史》上说，湖广巡抚支可大——当地的最高监察官员——“噤不敢出声”，而冯应京偏偏上疏向皇上告陈奉的状。陈奉见冯应京告状，也反过来告冯应京的状，说他阻挠皇命，欺凌皇上派来的特使。皇上听陈奉的不听冯应京的，发了怒，贬了冯应京的官，将他调到边远的地方去。这时又有两个实在看不下去的监察官员自己跳了出来，一个是给事中田大益，一个是御史李以唐，他们请求皇上原谅冯应京，说陈奉不好，还说皇上把豺狼派到了天下各地，专门吃好人。皇上更生气了，你劝我饶他我偏不饶，干脆下令将冯应京除名。 陈奉这里则不断向皇上打报告，他说他派人去枣阳开矿，枣阳知县王之翰、襄阳通判邸宅、推官何栋如也阻挠破坏，皇上又下令将他们撤职。这时负责监察工作的要员，都给事中杨应文又跳了出来，请求皇上原谅这三位。这些人也不看皇上的脸色，一个接一个地往外跳，很像是成心惹皇上生气。皇上也真生了气，干脆派锦衣卫去武昌，把陈奉告的那些人全都抓到北京关入监狱，处罚再次升级。 冯应京是个清官，在当地收拾奸豪，制裁贪官污吏，声望甚高。锦衣卫到达武昌的时候，老百姓听说要抓冯应京，竟有人痛哭流涕。陈奉则得意洋洋，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将冯应京的名字和罪状大大地写了，张贴在大街闹市。老百姓怒不可遏，上万人包围了陈奉的住所，陈奉害怕了，就逃到楚王的王府里，他的六个爪牙没跑掉，被愤怒的群众投进了长江。锦衣卫中也有被老百姓打伤的。陈奉躲进楚王府后，一个多月不敢露面，请求皇上让他回北京。皇上将陈奉召回的时候，这家伙搜刮的“金宝财物巨万”，在重兵的护送下，“舟车相卫，数里不绝”。而冯应京被押解时，老百姓“拥槛车号哭，车不得行”。还是冯应京自己穿着囚衣坐在囚车里劝老百姓不要闹了。 冯应京和另外几个阻挠陈奉的官员被押到北京后，拷讯关押，三年后才被释放。那个阻挠开矿的知县则瘐死狱中。而陈奉回京后什么事情也没有，有两个监察官员说他的坏话，又被皇上撤了职。 陈奉只是万历年间诸多的矿使税监之一。《明史》用了半页纸点各地陈奉们的名字，陈奉不过是其中的五个字。而这一个陈奉的脚下就躺着一片经他手淘汰出局的清官。 大大小小的陈奉们各自率领着数以百计的恶棍党羽横行霸道，“吸髓饮血，以供进奉。”进奉给皇上的大概有十分之一，十分之九进了他们自己的腰包，承包利润高得惊人。结果闹得“天下萧然，生灵涂炭”。 三 最初读到上边那些故事的时候，我心里总有些怀疑。最叫我怀疑一点，就是矿使和税监们太坏了。在我的生活常识里，纯粹的恶棍就像纯粹的圣人一样罕见，怎么皇上派下去的那些宦官竟然是清一色的坏蛋？这未免大凑巧了。我想，中国史书倾向于把太监和女人描写成祸水，为皇上或者为专制制度开脱责任，恐怕不能全信。 帮助我想通此事的最后一遍重复，是一本描写1900年至1942年的华北农村的书，那里讲了清末民初北京良乡县吴店村的村长变换的故事。 清朝末年，良乡吴店村的公共事务由村中精英组成的公会负责，这些精英通常是比较富裕又受过一些教育的人，社会声望比较高。当时的捐税很轻，首事们往往自己交纳而不向村民征收，因为他们更在乎声望和地位，不太在乎那点小钱。 1919年开始，军阀们在北京周围争夺地盘，先后有直皖之战和三次直奉之战，军阀们毫无节制地向村庄勒索后勤供应。这时，不愿意勒索村民，自己又赔不起的村长就开始离开公职，而把这个职位当做一种捞油水的手段的人们则顶了上来。这时候出来当村长的两个人，先后都因贪污和侵吞公款被县政府传讯。赔款出狱后，这样的人居然还能继续当村长，因为没有好人愿意干。 这就是说，当政权大量征收苛捐杂税的时候，比较在乎荣誉的人就从村级领导的位置上退出了，这类人就是司马直那样的人物。而替换上来的，通常是敢于也善于征收苛捐杂税的人物，譬如陈奉那样的人物。更明白地说，一个变质的政府，一个剥削性越来越强，服务性越来越弱的政府，自然也需要变质的官员，需要他们泯灭良心，心狠手辣，否则就要请你走人。这就是此前300年陈奉与冯应京相替换的背景，也是此前1,700年司马直自我淘汰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清官和恶棍的混合比例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定向选择的结果。恶政好比是一面筛子，淘汰清官，选择恶棍。 四 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建制是省、府、县，承担行政职能的最底层是里（村庄）。我们已经提到了郡太守（相当于省）、知府和村庄一级的筛选情况，中间还缺一个县级。在矿使税监横行天下的万历年间，文学史上著名的散文家袁宏道正在苏州府的吴县当县令，他后来托病辞职了。袁宏道的书信中有许多对自己当官的感觉的倾诉，叫苦连天，读来却颇为真切。通过这些书信，我们可以进入当时县级官员的内心世界看一看。 袁宏道写道： 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引者注：治钱谷就是征税。仓老人是在最基层征收皇粮的杂役，经常干些吹毛求疵克扣自肥的勾当），谕百姓则保山婆（引者注：即媒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 作吴令，无复人理，几不知有昏朝寒暑矣。何也？钱谷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风影，过客积如蚊虫，官长尊如阉老。以故七尺之躯，疲于奔命。 ……然上官直消一副贱皮骨，过客直消一副笑嘴脸，簿书直消一副强精神，钱谷直消一副狠心肠。苦则苦矣，而不难。惟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 在袁宏道的感觉中，堂堂县太爷的角色，对他个人品格的要求就是奴才般的贱皮骨，妓女般的笑嘴脸，搜刮百姓的狠心肠，媒婆般的巧言语，处理文牍的好耐性，总之是一副丑态。在这些丑态里，搜刮百姓的狠心肠与陈奉之流的作为是近似的，这里不再多说。至于伺候上官及讨好过客，这些都是官场必需的应酬，其实质是搜刮百姓之后的利益再分配，是民脂民膏的分肥。官场宦游，谁知道明天谁富谁贵？培植关系本来就是正常的投资，不得罪人更是必要的保险。陪着转转，一起吃两顿，送点土特产，照顾点路费，怎么就把人家说成吸血的蚊虫？再说，吴县刮来了民脂民膏别人沾点光，别人刮来了他袁宏道也可以去沾光。这是一张人人都要承担责任和义务的官场关系网，袁宏道在圣贤书里没有读到这些规矩，居然就如此满腹牢骚，恐怕要怪他太理想主义了。 袁宏道说，他自己在少年时看官就好像看神仙一样，想象不出的无限光景。真当上官了，滋味倒不如当个书生，劳苦折辱还千百倍于书生。他说，这就好比婴儿看见了蜡糖人，啼哭不已非要吃，真咬了一口，又惟恐唾之不尽。做官的滋味就是这样。 袁宏道的感觉书生气十足，只能代表一部分被官场淘汰的人。在实际生活中，他惟恐唾之不尽的东西，有的人拼命要从人家嘴里往外抠，有的人则含在嘴里咬紧牙关，死死捂住，惟恐被别人抠走。拉关系走后门，巴结讨好分肥，乐此不疲者满世界都是。 五 其实，汉灵帝和万历本人都不是恶毒得不可思议的魔鬼。 汉灵帝的最大乐趣之一，就是在后宫里扮装小商贩，让宫女们也扮装成各种商贩，做各种买卖，他穿上一身小商贩的衣服周旋其间，坐在假装的酒楼里喝酒。后代的史学家对此很不以为然，但是我们似乎也不好责备他心理变态。汉灵帝很有一点马克思描绘的资本家性格，能在资本的增殖中获得巨大的乐趣。这本来是在人类历史上大有贡献的品格。此外，他还是一个可以被感动的人，可以为了司马直的一封遗书暂时抑制自己的乐趣。问题是他当了皇上，当了名义上的公众利益的代表者，这样的代表显然不应该以搜刮公众的财富为乐趣。但是话又说回来，当不当皇上并不是由他本人决定的。 万历也不是纯粹的恶棍。冯应京被捕后不久，皇上曾有一次病危，他召来了首辅大臣，对他交代后事，皇上口授的遗嘱听起来通情达理。皇上说：先生到前边来。我这病一天比一天重了。享国已久，没什么遗憾的。佳儿佳妇就托给先生了，请你辅导他当一个贤君。矿税的事，我因为宫殿没有完工，用了这个权宜之策，今可与江南织造、江西陶器一起废止不要了，派遣出去的内官都叫他们回京。法司也把久系的罪囚释放了吧。因为提建议而获罪的诸臣都恢复官职，给事中和御史就如所请的那样批准补用好了。我见先生就是这些事。 &#8230; <a href="https://archive.blogs.harvard.edu/guorui/2015/01/04/%e5%90%b4%e6%80%9d%ef%bc%9a%e6%81%b6%e6%94%bf%e6%98%af%e4%b8%80%e9%9d%a2%e7%ad%9b%e5%ad%90/">Continue reading <span class="meta-nav">&#8594;</span></a>]]></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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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转]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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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Rui Guo]]></dc:creator>
		<pubDate>Mon, 07 Jul 2014 02:56:14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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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世说新语]]></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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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李南央   不记得是什么人说的，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是否有人统计过其确切性的百分比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所有写母亲的文艺作品，如高尔基的“母亲”；所有写母亲的记实文章，如朱德的“母亲”，无不是歌颂性的。我取稍有贬义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作为此文的题目，是因为我的母亲无从歌颂起。但是她是一个奇特的母亲，奇特的一定要写出来。我的朋友和熟人中，鼓励我写她的远比鼓励我写父亲的多。尽管父亲的一生充满了跌宕起伏，更具戏剧性。 我写此文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希望我的母亲能看到这篇文章。许多当面她不能容我讲下去，也因此而永远没有机会听到的话，我都写在这儿了。人在这个世界的最后时光里，能听到自己女儿对自己的评价，也应算是一种难能可贵之事吧。不知母亲是否能这么想。我自己如果能有这样的收获，是足以自慰的。 人生是有许多巧合的。1993年，父亲来美国参加科罗拉多大学的研讨会之前，威廉女士正在拍摄“中国革命”（China in Revolution）的第二集。听说父亲即将访美，约了采访他。父亲到美后，为了了解威廉女士作片的宗旨和制片水准，我们特意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图书馆找来“中国革命”的第一集看。当放到中国抗日战争一段时，我突然发现一个讲演的女学生颇象我妈妈，但是没敢吱声，因为不知父亲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没想到老头子先叫停了：“再放一下，刚才那个镜头好象是范元甄。” 我这才说：“我也觉得有点象。”我们把这段又看了一遍。“没错，就是她！这是范元甄在武汉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集会上讲演。听说她的即席发言大出风头，王明一下就看上了，说‘这种人应该是共产党员’。事后找人了解，才知道范元甄早就是党员了。” 母亲和父亲同时出现在一部历史记录片中。前者的镜头几乎是一晃而过，记录下的恰恰是她一生中仅有的瞬间的灿烂（陈伯达在延安说过：“小范是开花不结果的人物。”）；后者的镜头反反覆覆地在影片中出现，还被选做了片头。映现了他越到晚年越如晚霞般绚丽，学术名气和社会地位愈见升高。父母俩人合了分，分了合，而最终归于殊途的人生之路所折射出的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变迁，令人唏嘘不已。 妈妈年轻时很是得意过的。先是抗战初期，担任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所属演剧九队负责人，后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 周恩来夫妇视她为女儿。她到延安后，周恩来亲自写信给她，情意切切，还附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母亲一直珍藏着。解放初，她在协和医院作手术，周恩来去看张西曼，听说小范（过去的老人，至今都叫我妈小范）也在这里，特意去病房看了她，轰动了医院。母亲在延安时，是有名的四大美女之一，还有四大美男子。三个美男都找了丑女，只有李锐和范元甄，大家公认，才华、相貌不相上下，是天作地合的一对儿。 我爸多次对我说：“你妈比我有才华。”好多认识我妈的老干部都对我提起过当年延安关于宪政的演讲比赛，我妈代表马列学院扮演国民党代表，结果把抗大的共产党代表给辩论倒了。事后，大家笑传了很久。 妈妈跟我讲起过在延安两次见到毛主席。一次在清凉山的小路上。她上山，毛主席带着警卫员下山，主席闪到一边说：“小范同志你先走。”妈妈很是惊讶主席会知道她的名字。还有一次，她在窑洞前纺线，突然看到纺车前站住一双大脚，一抬头，是主席微笑着看着她纺线。可见，妈妈当年在延安确实是很引人注意的。 一二•九运动时，父亲代表武汉大学，和代表一所教会中学的母亲在武汉秘密学联相识。1939年，母亲十八岁与父亲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结婚。那天，父亲说叶剑英莫名的兴奋，跑上跑下地给他们照相。妈妈后来告诉我，史良曾为她惋惜“结婚太早了！” 在我懂事后，母亲曾反复多次地向我提到此话，永远地后悔自己年轻时的选择，好象毁了她的一生。 婚后不久，俩人同去了延安，当时周恩来不在重庆，回来后还责问为什么把小范调走。好在知道我妈妈到延安进了“马列学院”，也就没再说什么。能进马列学院，是妈妈一辈子觉得比人高出一头的资本。她认为“抗大”、“女大”那是给刚参加革命的人办的，而“马列学院”是只有真正的成熟的革命者才能进去的。究竟是否如此，我不得而知。但是马列学院的资历确实让她认为具有与众不同的身份。1941年，延安精简机关学校时，成立了中央政治研究室，任弼时任主任，实际工作由陈伯达负责。妈妈在该研究室的国际组工作。抗战胜利后，母亲随父亲北上热河，很感到失去了自我。 延安第一次怀孕的孩子出生后就死了，第二个孩子（我哥哥）在承德撤退时的路上落生在卡车上。到热河后，她始终不愉快，跟爸爸不断地吵闹。直至到派至北平，参加了党办的北平“解放报”的工作，心情才好一些。以后南下，任接收长沙自来水公司的军代表，后调京任石景山发电厂的副厂长，再以后就一直在航空工业部工作。 解放初期没有现在那么多部委，航空工业部当时只是二机部的第四局。机关大院在宋庆龄的宅第旁，邻着积水潭，院内有一个小湖。我就在那儿跟妈妈学会了游泳。文革时被改成卫生部了，现在不知归了谁。 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国家开始兴建大型国营企业，共产党要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管理这些企业。不记得是56年还是57年，妈妈被送进北京航空学院的调干班学习。毕业后，妈妈进了航空工业部自己办的第一个大型仪表厂——对外称青云仪器厂，对内代号232厂，当了总工程师。记得我曾为妈妈能在有代号的保密厂任职，感到特神秘，特兴奋。79年我调到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后，工厂里有从232厂调来的工人和工程师。他们都记得我妈，说我妈极有风度，特别能干。她的一生在那时达到了顶点，以后再也没有超过这个职位。退休后虽享受副部级待遇，只是个名义，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妈妈在这个新的、令她兴奋和满足的位置上并没来得及真正做些什么，1959年庐山会议，爸爸被打倒。她立即一落到底，被发配到热处理车间当炉前工，接受改造，身体随即彻底垮掉。刚解放时她得了甲状腺机能亢进，北京协和医院在她身上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作了甲状腺切除手术。没有经验，切了十分之九，这时一下变成机能低下，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只好靠吃人造甲状腺素维持身体的新陈代谢。 她的精神似乎也自此垮掉，再也没有恢复。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她短暂地恢复过一段工作，在航空部技术局总技术处任处长。但是很快文革就开始了，群众专政，干校劳动，回京没等到什么正式的工作就被离休处理了。 我的记忆中，妈妈没有高兴的时候，也不允许家里有欢乐的气氛。记得有一年从陕西的工厂探亲回家，因为自己自由生活惯了，忘了家里的规矩，一边干活，一边哼起了歌儿。妈妈立即厉声叫了起来：“你有什么可高兴的？我们这个家是没有欢乐的！” 我是1950年在长沙出生的，1952年随父母到了北京。我从记事起，就不喜欢家里的气氛，因为爸爸妈妈老吵架。我两岁进整托幼儿园，七岁住校，两个礼拜回家一次。什么时候回家，只要赶上两个人都在家，就什么时候吵架，吵得昏天黑地。 说是吵架，其实从来都是妈妈一个人吵，没听爸爸吱过一声。他总是坐在沙发上，背靠在那儿，双手交叉在胸前，双目紧闭。妈妈的骂词是永远的一句话：“说呀！你说呀！” 最厉害的一次，只听屋子里哗哗啦啦，象是砸碎了玻璃的声音，我终于忍不住，在走道里“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妈妈出来抱着我和阿姨哭成一团。可我不是因为同情她才哭的，而是太害怕了。第二天，爸爸脸上贴着橡皮膏去上班，我羞愧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楼上楼下的邻居早就都知道我爸爸、妈妈老吵架，这回爸爸单位的人也都该知道了。 妈妈摔坏的那面很好看的椭圆形的镜子，象爸爸的脸一样也用橡皮膏粘好，又用了很多年。50年代那种造型尺寸的镜子是很少见的。我常常小人儿一个，对着破镜子发呆，叹惜这么好看的一面镜子贴了橡皮膏有多丑。爸爸、妈妈没有能够象这面镜子破镜重圆。我那时总闹不明白妈妈到底让爸爸说什么，而爸爸为什么就是永远地不开口。等我长大后才知道，很多时候是为了我奶奶吵架。 爸爸妈妈在奶奶问题上的矛盾由来以久。父亲是独子，17岁离家进武汉大学读书。父亲自己坦诚当年并未好好学习，闹了革命。奶奶听人传话，知道儿子在闹革命，很是危险，从长沙赶到珞珈山监护独子。没想到父亲为了找党，1937年5月竞不辞而别，悄悄北上北平。自此再未返校，也没回过家，奶奶当时几乎急得发疯。以后抗战、内战，音信全无，生死不知。奶奶只好把女儿（我的二姑）的儿子改名姓李，以继承李家香火。 1949年长沙解放当夜，父亲突然出现在奶奶家。这位清末女子师范毕业生，三十二岁守寡，不愿屈从婆母管制，一人含辛茹苦，靠借债、变卖旧衣物维持生计、供养子女读书的倔强老人，没有象一般母亲见到生死不明的游子突然归家，与儿子报头痛哭，而是一个耳光掴了过去。我爸当着警卫员的面跪在了奶奶面前，请求奶奶原谅这个不孝的儿子。我妈妈两个月后到长沙，听说此事勃然大怒，回去就吵。认为我爸身为共产党的干部，却给地主母亲下跪，是严重地丧失了阶级立场。 其实我奶奶根本就不是什么地主。我爷爷1905年到日本留学，在那里成了孙中山的第一批同盟会会员，后又是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1922年就去世了。奶奶回到平江老家，从婆母手中分到一批田地，但由于闹红军，田租收得很有限，根本不足以为生。 1959年奶奶从沈阳我的二姑姑家经北京转返长沙大姑姑处，想到儿子家住几天，以便回到长沙跟亲友们谈起来，有个面子，终于在儿子家里也住过了。爸爸恰好在外地出差，知道我妈绝不会让奶奶进门的，偷偷让秘书将奶奶安排在招待所。奶奶大骂儿子不孝，不许老娘进家门。我爸爸真是里外不是人。后来刘澜波把奶奶接到他家住了些日子，才回长沙。我妈由此恨透了刘澜波，文革中没少揭发他。 奶奶一辈子就想跟儿子住一阵。老人封建，有儿子而要住在女儿家，是天底下最没脸面的事。1979年爸爸平反，奶奶又要跟儿子，两个姑姑商议着把奶奶送到北京住一阵。还未成行，老人就去世了。可叹奶奶一生住一住儿子家的愿望终未能实现。 1977年我去长沙看姑姑，并与姑姑商议给爸爸平反的事，第一次见到奶奶。过去在我的印象中，都是妈妈灌输的故事，奶奶是个恶霸地主婆，又刁又狠。乃至见面，才知道是一个极瘦极弱的老人，且很糊涂了。拉着我的手，总是问，你认识李厚生吗？这是我爸原来的名字。老人总说这么多年不见他，也不看娘。我姑姑就在她耳边吼：“明伢子（我爸爸小名）被关起来了，不是不看你，是来不了。” 1980年奶奶去世时，爸爸正在陪美国陆军工程兵访华团去南方参观的路上。得到消息，在火车站遥望长沙方向，深深鞠了三躬。 爸爸是共产党内少有的有人情味的干部，而妈妈正好相反，大义灭亲，“亲不亲阶级分”，怎么可能不吵呢？ 我爸的用人路线，也是吵架的另一原因。50年代在水电建设中，爸爸重用了国民党政权留下的老技术人员，对他们很尊重，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反右时，水电系统被打成右派的人数很少。我自己就亲眼见过爸爸对有些党的干部很是随便，但是对技术人员总是未见有半点怠慢。 当年跟我爸共过事的老技术人员都记得我妈的那张冷脸。妈妈文革中常说：你爸一贯右倾，建国初期，就专用国民党人员，他的秘书、司机，都是那种最没觉悟和最糊涂的旧社会留用人员。也幸亏爸爸用了这样的人，他们在爸爸倒台后没有揭发过一个字。否则老婆、秘书、司机三管齐下，他大概早就没命了。 尽管妈妈爸爸老吵架，可我小的时候妈妈从来没有碰过我一下，也不记得跟我红过脸。最厉害的一次是因为我胡闹的太大发了，妈妈操起一个小凳子向我砸来，不过没有打着。 我小时，哮喘很厉害。犯了病，嗓子眼儿就象拉风箱，呼呼地叫。一次，外边下着大雨，我又犯病了。妈妈骑着自行车，打着伞去六铺炕商场给我买药。去商场的路是煤渣铺的，坑洼不平，妈妈一手打伞，一手扶把。再加天黑、雨大，没看见前面的一个凹坑，一下从车上摔了下来。看着一身泥水、满脸是血的妈妈拿着药进了家门，我和阿姨都吓坏了。阿姨狠狠地对我说：“你要是长大了不孝顺你妈，就叫狗吃了！” 这话我是记住了，一直记到现在。1991年到了美国，妈妈来过一封“信”，只有这么一句话： &#8230; <a href="https://archive.blogs.harvard.edu/guorui/2014/07/06/%e8%bd%ac%e6%9d%8e%e5%8d%97%e5%a4%ae%ef%bc%9a%e3%80%8a%e6%88%91%e6%9c%89%e8%bf%99%e6%a0%b7%e4%b8%80%e4%b8%aa%e6%af%8d%e4%ba%b2%e3%80%8b/">Continue reading <span class="meta-nav">&#8594;</span></a>]]></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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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听哪，歌声多嘹亮》（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title>
		<link>https://archive.blogs.harvard.edu/guorui/2014/06/26/do-you-hear-the-people-sing/</link>
		
		<dc:creator><![CDATA[Rui Guo]]></dc:creator>
		<pubDate>Thu, 26 Jun 2014 06:51:17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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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中文]]></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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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歌剧《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的主题曲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法語：À la Volonté du Peuple）音乐雄浑、歌词豪壮，被称为“人民之歌”。试译如下： 《听哪，歌声多嘹亮》 原曲：《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160; 听哪，歌声多嘹亮， 愤怒的人民在呐喊！ 歌唱出心声, 但愿我们不做奴隶糊涂蛋！ 心鼓咚咚不停歇， 应和着战鼓声声响, 你心在迎接明天的生命曙光！ &#160; 来加入我们的战斗， 挽手勇敢面对， 我们的街垒通向你渴望的新世界 &#160; 来战斗流血, 以换得不朽的自由！ &#160; 听哪，歌声多嘹亮， 愤怒的人民在呐喊！ 歌唱出心声, 但愿我们不做奴隶糊涂蛋！ 心鼓咚咚不停歇， 应和着战鼓声声响, &#8230; <a href="https://archive.blogs.harvard.edu/guorui/2014/06/26/do-you-hear-the-people-sing/">Continue reading <span class="meta-nav">&#8594;</span></a>]]></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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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哈佛法学院的法律科学博士（SJD）</title>
		<link>https://archive.blogs.harvard.edu/guorui/2014/06/10/%e5%93%88%e4%bd%9b%e6%b3%95%e5%ad%a6%e9%99%a2%e7%9a%84%e6%b3%95%e5%be%8b%e7%a7%91%e5%ad%a6%e5%8d%9a%e5%a3%ab%ef%bc%88sjd%ef%bc%89/</link>
		
		<dc:creator><![CDATA[Rui Guo]]></dc:creator>
		<pubDate>Tue, 10 Jun 2014 09:12:56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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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Comments]]></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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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在全球化背景下对法律教育的讨论，已经从职业教育（JD学位、LLM学位）拓展到学术教育（SJD学位或者JSD学位，一般译为法学博士，或译法律科学博士）。SJD学位以研究为主，相较JD学位教育而言学生人数相当少，且纯粹为一“烧钱”项目（基本上每个学生都可以得到足够支付生活所需的奖学金），故一般只有顶尖法学院才会设置。以哈佛法学院为例，每年SJD只录取不到10人，学生平均花费5年以上完成学位，学生人数50-70人不等，法学院仅学费一项就需负担逾三百万美元，若非财力雄厚的法学院决无可能设立这一学位。（耶鲁、杜克等要求学生必须三年毕业，想来是财力所限。） 在《“法律科学博士？这是什么东东？”——一个被忽视的神秘学位的简史》中，Jonathan J. Darrow不无自嘲地把SJD学位称为“被忽视的神秘学位”，尽管他自己就是哈佛法学院的SJD校友。（译文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970adce101015kf1.html，原文见http://www.gulawweekly.org/features/2011/3/29/sjd-whats-that-a-brief-history-of-an-overlooked-mysterious-d.html）美国律师协会认证的199所法学院中只有约42所授予这个学位，每年全部毕业生尚不及一所法学院的JD毕业生人数，自然让这个学位看起来少见。加之没有全国标准令各个法学院教学质量不一，更让外人难以做出统一评价。哈佛SJD学位的教育既没有必修课程，对论文也没有成文标准，教育质量完全仰赖教授与学生之间就具体研究领域进行的指导和为学者对学术的热爱和尊重。也因人数少，让这样没有统一规范的贵族式教育成为可能。当然，这样的教育并非完全没有外在认可。例如，2011年哈佛的SJD在校学生Andrew Tuch以一篇分析美国公司法和证券管制的论文荣膺“影响美国公司法年度十大人物，” 与著名教授、特拉华大法官并列。 Jonathan J. Darrow本人对药品广告管制的论文初稿在SJD同侪和本院教授中传阅，立时就得到认可。 哈佛的SJD校友尽管数量不多，却遍及全球。发展中国家受惠于这一学位教育者颇为可观，因不少校友毕业后回亚洲、拉美及非洲执教。以新加坡为例，不仅有任教新加坡大学的教授，且有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者。为国人熟悉的马英九先生，则是哈佛SJD校友中少见的几位投身政坛获得巨大成功者。 在美国任教的哈佛SJD校友，哈佛法学院就有不少，比如学界熟悉的批判法学开创者之一昂格尔教授（Roberto Unger）、当代法律经济学学者Bebchuck教授、国际法学者Jody Freeman等。在康奈尔大学法学院的於兴中教授、在中国法研究重镇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臧东升教授、法律与发展研究的学术中心威斯康辛大学法学院的John Ohnesorge教授也是哈佛SJD毕业。近年来哈佛SJD校友选择美国高校的，除了获得哈佛法学院教职的（法律经济学和公司法学者Holger Spamann），还有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弗吉尼亚法学院等精英法学院得到教职者。 （*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Robert Post教授2012年在接受“全球法律教育论坛”采访时提到耶鲁在法学院设立Ph.D学位的构想，究竟Ph.D和JSD并存的耶鲁法律教育将如何区分两者、如何录取学生，尚待观察。）]]></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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