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三十年、尤其是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也面临非常艰巨的可持续发展挑战，包括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劳工权利、公共服务、食品卫生、能源安全等。中国应该如何转型？能否成功地实现转型？大家对今年年底“十八大”形成的新领导班子、新政府报有很大的期望，对经济制度改革的政策和执行也有很大的好奇。

今日中国的一举一动对于世界经济、对贸易伙伴、对国际企业、非盈利机构和研究人员都会产生影响，因此，中国经济转型也成为重大国际会议的焦点。今年4月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年会就把中国转型作为一个主要的内容。在刚刚结束的夏季达沃斯会议也多次聚焦中国经济转型的动力、方向和全球影响。

由《桥》刊创办机构ICTSD主办的日内瓦中国高层论坛（Bridges China Dialogue inGeneva）第五届年会将于9月27日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主题正是“转型中国之国际政治经济”，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讨论全球市场条件下中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转型，以及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所发挥作用的变化。

论坛很荣幸地邀请若干参会的专家准备了背景报告，内容涵盖经济、环境、社会、能源、国际事务等重要的方面。本期从中选择五篇文章与读者分享，包括：经济软着落的前景、落实经济转型的关键议题、里约+20会议和绿色经济、新生代工人权利、中国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这些报告的原文都是英文，因为时间原因，翻译成中文后未经作者本人校对，如有疏漏请作者和读者见谅。下一期的《桥》将继续刊登本届论坛的综述和报告。

《桥》还与您分享近期在贸易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新闻事件和出版信息。我们也想请您关注和参与第14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期间、由ICTSD和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商委等合作举办的“清洁能源：市场和规则”的国际会议，有来自中国、欧洲和美国主管经济、贸易或能源的政府官员、知名企业家和学者等300人出席。会议将在11月6-7日在上海锦江小礼堂举行。

成帅华

《桥》编委会

IMF最近的报告表明，尽管外部经济状况恶化，中国经济正在实现软着陆的轨道上。该报告还指出，中国经济在连续六个季度增速放缓后可能会出现一个8%的温和增长率。我相信这是IMF对于中国经济未来所得出的一个客观结论。全世界都受到了欧元危机的影响，中国也不例外。由于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上升，以及疲软的外部需求，今年二季度中国的工业产出环比增长仅为9.5%，为2009年7月以来增长速度之最慢。

两年前，这一数字是20%。 正常而言，工业增长指数比GDP高3到4个百分点。中国在今年一季度的GDP增长放缓到8%，为三年来最低。二季度下滑到7.6%。官方经理人采购指数（PMI）从五月份的50.4跌到了50.2，表明了生产活动的收缩。

除此之外，中国的基准股票指数，上海综合指数跌至接近2100点，是自2009年来的最低值，这表明投资者对于经济转好持怀疑态度。

这当然不怎么鼓舞人心。然而，我们不应该在现阶段就失去信心。中国经济在下半年转好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尽管这取决于中国能否在短期刺激投资，增长模式能否调整到更多地依赖国内消费，以及外部经济环境是否有所改善。

机遇与挑战

中国面临的挑战是相当明显的。经济放缓比人们预期的更加糟糕，不确定的全球经济环境和虚弱的海外需求已经对中国很多中小型企业造成了威胁。在沿海城市已经有很多关于破产和失业的报告。

作为经济三大引擎之一的国内投资，今年已经明显放缓。除了保障性住房项目外，在很多部门，投资增长都非常疲软。在诸如制造业等一些部门甚至还出现了投资减少的现象。

由于国内生产放缓，大量进口的铁矿石和煤漂都浮在海上。

来自美国、欧盟以及日本这三个传统市场外部需求疲软，导致中国出口增速大幅下降。今年前7个月，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停滞不前，增长速度比去年同期仅高出一个百分点。7月，

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减少了16.2%，低至294亿美元。同时，针对中国企业有更多的贸易摩擦和更多的贸易救济措施。上半年，针对中国企业有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多达40次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调查涉及总额达37.2亿美元的商品，比去年同期增长了76%。

然而，我们仍然可以在困难中看到希望。经济复苏的机会是肯定存在的。

6月，中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降低到2.2%，7月则降低到1.8%，这意味着政府将有更多的空间来采取刺激经济的措施。

中国网民人数比美国和日本加起来还要多。中国网上购物增长十分迅猛。今年上半年，中国消费者网上消费共计5119亿元人民币，环比增长46.6%。一些专家指出对于房地产投资的负面影响已经接近尽头。预计到下半年，投资会出现轻辐反弹。

中国经济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影响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二大进口国，中国经济的降温无疑将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贡献率一直维持在30%到50%之间。过去的十年来， 中国进口每年净增长超过了100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日本、澳大利亚、巴西、南非以及其他许多亚非拉国家最大的进口国。中国一直是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在美国的贸易伙伴中，中国是过去十年来从美国进口增长速率最高的国家。

中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海外投资。但是只是在本世纪前十年中期经历了快速增长。去年首次超过了600亿美元，超过了在华国外投资的一半。

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的软着落，不仅对中国，并且对世界其他地方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与周边亚洲国家的经贸关系越来越紧密。2012年上半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额达到188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9.7%。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以及其他的东南亚国家间的贸易也迅速扩张。与此同时，中国在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约为250亿美元，较去年增长了45%。

中国与非洲的经济关系得到了加强。在最近的中非合作论坛，胡锦涛主席宣布了促进非洲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在未来三年，中国将向非洲国家提供200亿美元贷款额度，重点支持非洲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和中小企业发展。中国将会为非洲培训3万名各类人才，提供政府奖学金名额18000个。除此之外，中国还将为非洲人民提供医疗服务和安全的饮用水。

中国已经成为最不发达国家（LDCs）最大的进口国。去年，中国从最不发达国家中的进口占到了最不发达国家总出口的23%。中国将继续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专业培训，并承诺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税待遇，这一待遇最终将覆盖最不发达国家出口商品的97%。

中国和拉丁美洲之间的贸易到2011年上升到了240亿美元。每年增长31.5%。中国希望双边贸易额在未来五年达到4000亿美元。中国已经向拉美国家提供了100亿的信贷额度来与其进行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

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和欧洲的紧密合作对欧盟应对经济危机并维持经济的稳定性方面起到了作用。在2012年上半年，中国从欧洲的进口增长了3.3%。中国在欧洲的投资达到8.6亿美元，比去年略有增加。

在当今这样一个高度全球化的世界，“相互依赖”这个词已经流行了很久。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共同利益也越来越多。中国完全清楚其面临的挑战和肩负的责任，其终极目标是所有国家实现“共赢”。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必须首先把国内的事情处理好。经济硬着陆或者中国的失败并不符合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利益。

中国的应对措施

中国政府一直在紧随形势，并且一直准备着采取及时的措施来应对挑战。为了促进投资和国内消费，中国人民银行自6月以来两次降息。人们希望下半年有更多次降息和更少的严格控制。

但是，仅仅依靠货币政策去刺激经济是有局限性的。此外，采取财政政策也是有局限性的。2008年中国政府推出了4万亿的刺激政策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这在帮助中国保护自己免受危机的负面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难以避免的后果。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例如铁路、机场和海港，支持了中国的GDP增长，但是同时也由于货币供应量的突增而推高了通胀率。当地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使得人们担忧当地经济的健康。

目前，就中国政府选择何种财政政策来应对挑战，在学者和学术界存在着争论。在所有的政策选择中有两个受到偏爱。一个是扩大未来的公共投资，另外一个是减税。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努力避免采取像2008年政府采取的那么强的财政政策。由于利润率的下降，企业进行投资的欲望相对较小。尽管增加的公共投资在短期能够有效的积累国内需求，但是减税能够提高利润率并使得企业重建投资的信心。因此在中长期，减税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减税可以同时达成保持平稳的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这两方面的目标。

今年伊始，中国政府就做出很多努力来减税并鼓励私营部门的投资，做出了用增值税取代营业税的尝试，对小型企业也进行了税务减免。我们期待出台更多的改革性措施与以减税并鼓励私营部门的投资。

就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而言，已经比十年前中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成熟了许多。中国已经积累了如何在WTO的法律体系内应对其他成员国的保护性措施。在诉诸WTO争端解决方式之前，应该与采取措施的成员国更加心平气和地进行双边磋商，更加努力地处理分歧。在过去的10年来，中国直接涉及20余起争端解决的案例，其中，既当过原告，也当过被告，有输有赢。在输了的案子中，中国已经做出了特别的努力来遵守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定。尽管我们的专家并不完全同意WTO对一些中国败诉的案例的裁决，但是我相信这有助于国内的改革进程。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与所有的WTO成员国间的经济关系更加和谐。我相信，对于所有成员国而言，每个成员国都实现“共赢”是大家共同的目标。

中国经济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还很突出”，这已不是什么秘密。国家主席和总理在国内和国际场合都明确指出这些挑战。中国企业界人士、经济学家和领导人一样，对这些问题也有共识，对调整经济发展模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有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转型成为近年来中国媒体和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进入2012年底，全球经济仍然持续低迷，美国再度量化宽松，欧元债务危机未见缓解，中国十年一度的领导人更替也近在眼前，就经济转型的热议也渐入佳境。

困难不在于对经济中面临的问题缺乏认识。经济学家和决策者都普遍承认，经济发展方面的结构性问题表现为投资过高、消费过低、过度依赖出口。十二五规划也明确地列出需要克服的其他挑战，包括环境污染、收入差距、食品安全和政治改革等。问题在于中国怎样才能落实、完成这个转型？如果中国成功或者失败，将对世界经济和可持续发展带来什么影响？

四个主要的战场

本文旨在回顾总结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学者、企业家和官员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作者认为，中国国内关于如何转型的讨论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如果想要成功转型，必须在以下四个主要领域取得成功。

一, 放弃凯恩斯理论，回归经济学的基本。

很多人都批评，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是中国经济不平衡的一个直接原因，但是顽疾难治。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凯恩斯理论是祸首。在2010年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仪式上，张维迎作了题为“告别凯恩斯理论，回归亚当斯密”的演说，认为凯恩斯主义在应对危机时或许有效，但是不应当作为整个经济发展的指导性理论。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应该花自己没有的钱来投资，刺激需求，促进经济发展。

张教授指出，凯恩斯理论在中国就变成了GDP理论，所谓推动经济的“三驾马车”说：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只要经济增长数字一下滑，从中央到地方的第一反应就是增加投资。

这导致为了投资和GDP而投资，而不是为提高效率而投资。出口方面也有着同样的问题，就好像只有净出口才能对经济发展作贡献，而进口和贸易逆差则对经济没有贡献。张维迎教授和其他一批经济学家认为，要实现经济成功转型，在经济理论上要放弃凯恩斯主义，回归亚当斯密。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简洁明了，经济发展的源泉是提高生产率、创新、更合理的劳动分工以及市场的扩大。如果只盯住凯恩斯主义，认为只有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才是经济增长，这是错误和危险的。凯恩斯理论可以是给重病病人的一剂良药，但是再好的药，从年头吃到年尾也就成毒药了。

二, 终结无穷无尽的城乡二元分化。

中国迅速实现了工业化，但是，让人悲伤的是，城镇和农村的二元分化现象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农村人口的平均收入仅有城镇人口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一。中欧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指出，如果加上生活设施、教育和医疗服务的差别，城镇和农村的绝对差别在近年来扩大了。

中国正迅速地城镇化，但是面临的问题重重，尤其在两个方面有待实质性突破。一是“人”的城镇化。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在今年8月的《财经》杂志撰文，指出目前为止中国的城镇化局限在“物”的城镇化，比如修路、造楼建绿化，而转型需要的是关注“人”的城镇化。比如，目前长期在城镇务工的农村人口总数约有1.6亿，但是他们的名称仍然是“农民工”，不能像城镇户口居民享有同样的工资水平和社会福利，特别是子女教育和考大学的权利等。

二是打通城乡之间的各种壁垒，形成统一的生产要素市场，资本、劳动力、产品和服务可以自由的流动（类似于欧盟那样的经济一体化）。中国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在担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时在《财经国家周刊》的采访中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经济结构升级的最主要障碍。他建议，生产要素应当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概括郭树清、许小年和汪涛等经济学家的观点，要打破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分立局面，则要做到三个方面：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市场化；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取消对农村户口居民的歧视性待遇；建议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应一视同仁。

农村人口可以到城镇居住和生活，同样的，城镇人口也可以在农村买地买房居住。这将大大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而不是把农村作为一个遗忘的角落和落后肮脏的地方。在发达国家，居民可以自由地选择生活在城镇或者农村，而且如果生活设施齐备舒适，农村的田园风景有其独特的吸引力。这也有利于平抑激增的城镇住房房价。

这样的转型至关紧要。这是因为，首先，农村的居民不应被当作二等公民来对待。阻碍在城镇务工者子女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将妨碍下一代的进取，可能会带来沉重的社会代价。

其次，如果农村人口收入低，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方面不及城镇人口，也将阻碍国内市场的扩大、消费增长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

三, 要素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需要加快市场化改革，这是扭转经济不平衡的钥匙。

要素价格扭曲关系到结构升级和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问题，很多激烈的讨论由此展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在《中国经济导报》发表的一篇关于十二五规划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应当从“速度经济”向“效率经济”转型，后者注重创新基础上的高效益，而不是低成本竞争。他建议应当深化要素市场价格机制的改革，纠正价格形成机制中的偏差，比如工资、租金、利率和汇率。

中国产业转型的钥匙不在于产业本身，而在于整个经济和金融制度。这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薛磊在一篇题为“美国‘降级’促使中国经济转型提速”的文章中的观点。他指出，旧的经济制度长期倾向于国有部门，并且通过压低劳动工资、资源和资本价格，从而保障了有大量的资金用于投资。

四, 势在必行的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保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成功，已经取得的成果也面临失去的危险”，温家宝总理在2011年全国人大答记者问时如是说。

经济转型要取得成功，“绕不过”政治改革，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前中国人民银行专家委员会成员李稻葵在刚刚结束的世界经济论坛天津会议上也提出同样的观点。李教授强调，政治改革的核心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改善法治，规范政府行为和确保司法独立。

选举制度是现代民主的基石，以选举为基础的党内民主可以是中国政治民主发展的切入口。这是上海交通大学政治学教授胡伟在2010年人民论坛的文章中提出的观点。评论人士认为，地方一级的民主选举可以使得官员更加积极地回应地方选民关注的问题，比如空气质量、儿童玩耍的绿地和教育服务，而胜过对枯燥无味的GDP数字的追捧。

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概括而言之，中国官员和专家对转型的目标是清楚的，即从“速度经济”向“效率经济”转型。 这其中包括三个核心：创新驱动，而非投资和低成本驱动；扩大和统一国内市场，终结城乡二元分立，而不是依赖净出口；以选举制度、法治和司法独立作为支撑的现代市场制度。

如果中国在上述领域取得成功，那么，在世界经济的地平线上将出现一个崭新的中国。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将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摩根斯坦利美国公司首席经济学家Vincent Reinhart认为，中国将“成为一个更大的市场，对发达国家来说将是一个迅速增长的出口市场 。”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除此之外，中国经济转型还有一层影响，对低收入和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来说，他们可以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在2012年4月世界银行和IMF春季年会上，世界银行负责亚太事务新任的副行长Pamela Cox对中国经济转型十分看好，认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不断攀升地位，对低收入国家来说，将带来更多的机遇。

并非人人都从中国的转型中受益。中国成功的经济转型可能危及到外国的原材料供应商。花旗银行的一份研究显示，中国经济转型后，全球将有4-15%的钢铁产能将被迫关闭，其中很可能是欧洲的一些钢铁厂。当然，钢铁行业分析人士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因为中国市场减少的需求可以被其他新兴市场增长的需求替代。

值得注意的是，在2009年中国决定在2005年的基准上，一直到2020年降低40-45%的碳排放强度。这不可能通过行政手段来完成，而需要结构转型和转变现有发展模式，比如凯恩斯理论的投资主导理念和城乡二元分立制度瓶颈。如果取得成功，这将为世界上清洁技术持有方和环境服务供应商提供巨大的商机。

回首三十年，中国日新月异，经历了转型的蜕变。今天，中国转型的方向比以往更加重要。纠正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是新一代领导面临的艰巨任务，也是摆在全社会面前的任务。正因为此，需要进一步扶持政策性对话，帮助中国的专家和利益相关方与国际同行们开展积极的讨论和思想交流。中国转型之成功将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复苏和再平衡。

中国目前正在另一个历史性改革的进程中—一个富有远见的，无处不在的“绿色”革命。在过去的十年来，中国已经迅速地构建起一个雄心勃勃的、综合全面的全国性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不仅正在改变中国的生态环境，也正在引起对于中国经济的基础性结构调整。中国目前为可持续性所做出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效仿了国际和亚洲社会于1992年的地球峰会提出的，并于近期在里约+20——联合国可持续会议上加以扩展的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建议、政策和项目。事实上，里约+20中讨论并倡导的很多有关发展绿色经济的议题，在中国已经是生动而可行的现实。在可持续发展的很多领域，中国已经做好准备，成为绿色全球领军者。

转向绿色创新发展模式

历史上，中国没有在环境问题上表现出很强的兴趣。纵观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大范围的经济改革来开创一个基本上与西方类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中国工业化。中国的领导者们几乎只关心经济发展和减少贫困这样标准的亚洲模式，忽略了一个发展战略对诸如自然环境和中国百姓的健康和福祉所造成的严重影响（Economy, 2006）。与更加紧急的工业化、国内经济改革以及对外贸易投资相比，环境法 。规和政策一直受到冷遇。环保组织，例如之前的国家环境保护机构（NEPA）（现为MEP），自1998年以来，一直以副部级水平运行，及其在地方环保部门，在中国行政机构中比较弱。(McElwee, 2011)。然而，中国领导层对待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态度的巨大转变出现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并且在2000年以后更加速了转变。特别是在2002年通过《京都议定书》，（尽管没有对温室气体的减排做出具体的承诺）2007年支持巴厘行动计划，坎昆和德班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的全力投入，一直到包括里约+20在内的其他联合国主办的环境论坛。这样的国际曝光和参与度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观。使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可以有一个新的视野，来评价地球的环境和资源问题的紧迫性，而这反过来又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发展可持续和绿色经济。

“经济治理的生态化”下的政策考虑是多方面的。中国的领导层认识到中国大量的碳足迹和温室气体排放足迹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的致命影响，表明传统的西方工业化模式对于21世纪寻求现代化的大型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不可持续的(World Bank, 2012)。这直接导致了到2020年，中国建立公共目标/承诺来减少能源密度和碳、二氧化硫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World Bank, 2012）。中国也完全清楚地球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化石燃料和其他包括矿产在内的战略性资源不足以满足所有国家的发展需求，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工业需求。一直以来，人们把这称为“能源革命”（McKinsey, 2011）：严重的生态恶化，在中国早期发展模式下缺乏监管的工业化，包括在中国某些地区空气、水和土壤污染近乎到了有毒的程度，人口压力和迁徙，过去十年前所未有的城市化，以及对于外国化石燃料供应的依赖，特别是对国外油的进口，都促成了中国转向发展绿色经济这样一个根本性转变。值得一提的是，采取一个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明显摒弃了“经济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敌对的”的观点。

然而，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和着眼于未来的绿色经济的最独特的一点就在于，把可持续发展与中国经济的创新和技术进步结合起来。就全面总体的国家规划，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下文称“十二五规划”）（2011-15）而言，涵盖了绿色经济和创新项目。然而，在这个国家规划的宏观经济大方向下，存在着具体的、更详细的国家计划，由国务院和国家发改委提出，包括：国家可持续经济发展规划（2011-15），（目前正在等待国务院批复的）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05-20），以及最近发布的十二五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发规划（2011-15）等等。此外关键性的法律还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2005年通过，2010年修订并生效），国务院有关加快培育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2010）。

中国清楚地表明了目前的发展目标以技术创新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在很多情况下是通过绿色经济倡议而实现的(McGregor, 2010)。从这个角度说，中国领导层的目标是使中国经济移向价值链的高端，从廉价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移向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且对环境无害的产品和服务。技术的大进步就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方法，这通常将会表明中国绿色产业的发展和中国超大城市的生态转型（Bai, 2012）。

可持续发展和创新的结合几乎在中国与所谓的“自主创新”和发展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计划、政策以及法规中十分明确地体现出来了。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有关，所确定的七个优先部门，试图显著提高中国经济的技术水平，事实上都是“绿色”行业：节能环保产业，生物技术，替代性能源产业（即可再生能源），新材料和清洁能源汽车产业。

支持这样一个新的着眼于“绿色”的和以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是中国政府前所未有的。单就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政府在五年间就投入了1.5万亿美元。对于战略性产业和自主创新的支持的形式有：补贴、推广基金、风险投资支持、软贷款，担保和慷慨的税收激励（McGregor, 2010）。中国工业额外的大量资金包括科技研发拨款。2011年中国在研发方面的投资（以购买力平价计算）达到了153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Crookes, 2012)。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的目标从2010年的1.75%上升到2015年的2.5%，与任何国家相比，这一比例都是最高的（World Bank, 2012）。此外，对于可持续发展行业的特定种类，即可再生能源，还有一些额外的政府资助和激励。例如，政府批准的优惠上网电价，对于光伏太阳能安装的金太阳补贴项目。在十二五期间，中国政府将在未来五年投资4680亿美元于绿色领域，重点是废物循环和再利用（即循环经济）、清洁技术和可再生能源。而在上一个五年，对绿色领域的投资只有2110亿美元（UNEP，2012）。

尽管中国政府巨额的供资和激励主要是针对中国国内企业的，但在中国运营的外资企业（FIEs）以及国外的技术供应商或者从事技术转移或/和中国实体合作的国外投资者也可以享受到，前提是满足一定的标准。从这个方面讲，显然，意识到世界上很多先进的技术目前是属于西方和日本公司的知识产权，中国政府欢迎联合创新与技术合作，目的是在中国开发绿色战略性产业，培育新型、改良了的技术。很多国家政府，包括美国，都支持中国和国外公司之间的联合创新，并且提供了自己的资金和/或其他形式的政府支持，以促进这种技术合作(S&ED, 2012)。然而，不可避免的是，中国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不足的问题长久以来使得考虑在中国参与创新的外国技术供应商望而却步（USITC, 2010）。为了对抗这种保留，中国政府有意识的建立了一个符合WTO规则的知识产权机制，提供一系列的保障，包括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的民事和行政救济以及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的刑事处罚，比如专利、版权、软件、商标以及不那么常见的贸易秘密。国外技术供应商以及国外投资者的担心之一就是外资在中国的绿色或战略性企业拥有的股权上限。特别是中国劝告外国公司转移“核心的知识产权”，以便有资格获得与中国战略性自主创新和绿色能源项目投资相关的好处。

里约+20的发展

超过190个国家和政府参与了于6月22日闭幕的里约+20会议，他们追求一个议程将全球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绿色经济，以及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治理改革的必要性上。在机制改革，特别是提高对于联合国环境计划署的潜在作用方面取得一点进步的情况下，里约+20在就特定的绿色经济和倡议达成共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里约+20的成果包括：官方的里约+20成果文件（此后“成果文件”）——“我们期待的未来”。“我们期待的未来”包括从企业可持续论坛中得到的政策建议，以及众多利益相关群体做出的自愿性承诺。在“我们想要的未来”中，认识到实现全面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兼顾经济、社会和环境三方面，各国在发展战略和运营国民经济中进一步推广可持续发展达成了共识。

成果文件中有一整章是专门写如何应对绿色经济带来的挑战和机会。成果文件将绿色经济恰当地放在总体的可持续发展和贫困减缓的大框架中，并进一步证实支持绿色经济的政策应该受到里约原则，议程21和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的指导，并为达成相关的国际公认的发展目标做出贡献，包括千年发展目标（MDGs）。

UNCSD也证实了绿色经济政策应该遵守一定的指导原则。其中，政府绿色政策应该与国际法一致；尊重每个国家对于其自然资源的主权；并由各个层面的“促进框架”和运作良好的机构支持，涵盖了包括公民团体在内的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同时，里约+20成果文件承认，国家政府拥有相当大的空间来起草他们自己的绿色经济国民发展战略。

重要的是，里约+20认识到了绿色经济、技术进步与创新之间的联系。成果文件中的第269-271段详细地阐述了对发展中国家与绿色经济有关的技术转移、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特别是第269段，回忆了“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中关于技术转移、金融，获得信息和知识产权方面的规定”，这表明 “像双方同意的那样，包括以减让和优惠等有利条件”为发展中国家转让不污染环境的技术（ESTs）。

在成果文件中包含这些技术条款的不足在与会代表中引发很多争议，并反应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越来越多的分化。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不愿意提及成果文件中的“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因为他们担心发展中国家会要求强制性的知识产权许可使用和技术转让(Khor, 2012)。这种不情愿部分原因是G77和中国向里约+20提请了一项新的“技术转让机制”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这种转移机制和相关措施目的在于通过一种叫作“平衡接近”知识产权，使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的“灵活性”和诸如专利池等手段。(Latif, 2012)

值得注意的是，UNCSD也为“绿色国内产品”和“绿色会计”倡议提供支持。成果文件要求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与其他联合国的机构，包括UNEP，和其他组织认定新方法来衡量自然资本和寻求绿色经济的进程，这超出了标准的GDP指标，包括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自然资源的稀缺性、污染程度和社会排他因素。此外，里约+20采纳了自愿性10年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框架，涵盖了从旅游到政府采购的诸多部门，目的在于刺激对于能够最大化环境和社会效益的商品和服务的公共消费。或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夫人（Gro Harlem Brundtland）和其他一些人认为，里约+20最大的成就在于为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所做出的突破工作，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是对于联合国更加广泛的MDGs的补充， MDGs将于2015年失效。SDGs的构成包括委派30个成员的工作组，他们将会于明年将主题和报告加以精炼并提交给联合国大会。

贸易和可持续发展

最近，可持续发展相关的贸易问题都被当作是贸易环境的问题的一个子项而出现在国家和多边层面上，部分因为备受瞩目的WTO和美国的贸易争端而产生，这些争端中，中国的中国公司是主要的应诉者。自2009年。这些争端已经设计了很多不同种类的中国产品，包括风力涡轮机、风电塔、太阳能电池、稀土还有很多种原材料。中国所采用的自然资源出口管制和可再生能源补贴受到了美国和WTO其他成员国的挑战，暗示着反补贴协定和GATT协定的几条，中国根据GATT第20条从环境角度加以辩护。从美国的国家层面上看，中国风电设备和太阳能电池已经成为美国商务部反倾销和反补贴的目标，如果最终裁决将于不久出现，那么这将会阻碍一些违规的中国公司的市场准入，特别是光伏太阳能厂商。作为报复，中国根据GATT第6条反补贴协定，向WTO争端解决机构上诉，挑战美国对包括风电设备和太阳能电池约22种产品征收反补贴税的合理性。同时，在中国国家层面，中国商务部已经对于产自美国的多晶硅（在中国用于生产太阳能电池）展开了反倾销/反补贴调查。

对于中国而言，为发展绿色技术而投入的巨资已经走到了僵局。这些结果，从一定程度上说，也不符合美国的一系列主张，包括强烈支持保护环境、可再生能源开发和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以改善气候变化。这不像是中国或是美国想要的未来。然而，随着“不公平贸易做法”，中国注定会认识到其由国家驱动的对于绿色经济发展的补贴/投资项目，特别是与主张出口战略相关联时，对于来自别国的挑战或是来自多边的挑战都是很脆弱的。

面对可持续发展方面和世界贸易体系规则之间存在需要调和的紧张局面，中国和美国并非唯一陷入困境的国家。可持续机制的几个特点在GATT—WTO规定下亮起了红灯，包括环境/能源效率标准、生态标签/PPMs以及认证；与能源相关的边界税调整；绿色补贴/国内补贴支持项目(UNCTAD, 2012)。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ICTSD）和其他组织，处于面对这样的紧张局面并提出解决方案的前线，包括修改特定的环境有关GATTWTO条款，考虑紧急的集体行动去对抗全球变化并推广绿色经济，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ICTSD 2008; Cosbey 2009, 2012)。

随着十八大在十月份召开，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应当能够灵巧地“摸着石头过河”，途径是深化市场改革、加强国内机制治理并鼓励各个层次的国际参与和合作。

出口型制造厂所做的实证研究，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区域的员工平均年流失率超过近年来，“赋权”一词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地被使用，并从最近中国劳工运动中获得了新的动力。由于罢工潮在全国各地，特别是沿海区域的空前增加，新劳工运动已经显现出加速的趋势。有影响力的事件包括2010年全球电子设备供应商巨头——富士康15名中国工人自杀，以及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的广东零部件制造厂工人的成功罢工。然而，中国政府对新劳动运动表现出更多的是容忍，同时也给予了积极回应，包括调整相关的规定和政策以减少劳资关系的冲突。

劳动关系和政治环境的变化也为关于赋权中国工人的争论提供了新的能量。考虑到中国的多重约束、不均衡的结构以及政治资源的分布，本文旨在回顾相关的争论并致力于提供一种多元利益相关者参与的视角，以回答以下的问题：为什么赋权中国新生代工人是不可避免的？调整劳动关系的解释和途径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国际贸易商、全球供应链中的工厂、中央和地方政府、非政府机构和中国工人，如何通过共同的努力来实现双赢的局面？本文将通过整合二手信息分析、自身的观察以及对很多中国的全球供应链工厂的调查来解决上述的问题。

中国新劳工运动：类型和趋势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其人力资源，特别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的转移和对他们的剥削来实现的。农民工离开农村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工作，但却保持着他们的农民身份（户口）。虽然农民工对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特别是出口型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他们得到的回报却是低工资、很长的工作时间、恶劣的工作条件以及社会歧视。作为廉价劳动力战略的一部分，他们已经持续了二十年之久。由于近年来罢工潮和劳工冲突的增加，现在廉价劳工政策似乎要走到了尽头。中国的新劳工运动不能被狭义地理解为改善工作条件和劳动标准的过程，而应是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来调整劳动关系和权力结构以赋权中国农民工。

为了理解为什么赋权中国工人是不可避免的，以及中国新劳工运动显示的讯息，在这一节中我们将新一代中国工人的行动和反应分为五类：反抗、逃避、自杀、罢工和社会骚乱。

1）诉讼：保护自身权利的个人努力

根据官方统计，相比于1994年的19,098起和2008年的930,000起劳工纠纷，2010年中国有1,287,400起劳工纠纷。个人诉讼的快速增长尤其受《劳动合同法》和《劳动纠纷调解和仲裁法》的实施的影响。这两个法律代表了中国政府为保护工人权利所做的努力。81.13%的案例和工资福利相关，这意味着经济利益仍然是中国工人主要关心的方面，同时也意味着工人不再接受低工资福利的现状。新劳动法向工人提供了更多的渠道，同时也降低了劳动争议法庭的门槛，让工人更容易进入。尽管在进入劳动争议法庭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从而使很多工人把他们的案例放在劳工论坛或法庭上，但是个人诉讼经常还是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高昂的成本。

2） 逃避：用脚投票

对大部分工人而言，他们更可能选择一种逃避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恶劣工作条件的不满。就这点来说，流失率是工人的态度的最好反映。根据ICO从2008到2009年对210个50%，特别是电子制造厂。根据ICO从2010年12月到2011年3月对广东的15个电子厂的调查来看，其员工平均流失率高达89%，而最高的可以达到200%。抽样工厂的高流失率证实了越来越严重的用工荒。比如在正常的劳动市场条件下，电子制造业作为中国出口型经济的主力，由于有更好的工作环境，他们有吸引和选择高质量工人的优势。除非员工的工资和工作条件能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否则对于雇主来说留住员工会变得越来越困难。然而，高流失率意味着不管是雇主还是工人都无法从中获利并且要遭受损失。对于雇主来说，他们必须花更多的时间、资源与经济成本去招聘和培训员工从而完成贸易合同并保证产品质量；对于工人来说，他们必须为他们的离职放弃一个月的工资，以及放弃可以让他们成为技术工人的机会。因此对很多工人来说他们不愿意选择逃避，但这个方式却是可以让他们保护自身利益或者向雇主抗议的一种方式。

3） 自杀：一种消极回应

2010年，世界最大的电子制造厂富士康深圳工厂15名员工接连自杀。这件事极大地冲击了整个中国和国际社会。这场悲剧让公众注意到中国工人脆弱的生命。更为重要的是，它让国内外的公众、产业领袖、学者和决策者开始思考世界工厂总体的劳工成本以及目前的劳工体制，尤其是廉价劳工战略的局限。

据工人和媒体称，由于对工人的剥削，令工厂在过去二十年得到了快速的扩张。在2004年7月，ICO调查团队通过在富士康外部对其工人进行访谈了解到，他们必须忍受长时间的工作时间，低工资福利，不良沟通和严格的惩罚措施4 。富士康国际的财务报告（2010）显示其人员从2008年到2009年增加了9.7%，但是其总劳动力成本减少了28%，人均劳动力成本减少了34%。被访谈工人表示他们的生活压抑和工作单调。在每天工作的10-12小时内他们必须像机器一样一直重复一个简单的动作而没有任何社交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富士康的工作条件并不是最差的，而事实上它比中国许多中小型企业要好得多。但是，对于那些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工人来说，他们怀揣着梦想来到这个所谓的全

球顶尖公司工作，却发现自己掉入了一个圈套中。在这个套圈中，他们为雇主创造利润，但得到的却只是漫长的工作时间（每天10-12小时）、每周至少6天的工作以及维持生活的微薄工资。虽然富士康是中国当代血汗工厂的好范例，但是富士康的自杀事件却是一个显示了中国工人新开端的典型事件, 中国工人不再接受这样的体系或工作条件。在这样的体系或工作条件中工人被看成工作机器的一部分而没有任何未来。

4） 罢工：反对恶劣工作条件的集体行动

集体行动包括罢工和集体诉讼比上述的个人行动更敏感，同时在工厂内外也都是被禁止的。中国工人意识到他们的权利和罢工可能产生的后果，他们不会轻易选择罢工，除非他们有别的方法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尽管受到政府和雇主的严厉控制，在过去的十年里罢工仍然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大部分罢工都是关于工资、福利、辞职赔偿以及工伤或职业病赔偿。近些年来，罢工中有一些相当新的现象出现，即工人要求他们的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或重组能代表他们利益的工会。典型的案例是2010年本田员工的罢工。

在中国佛山，一个本田变速器厂的工人于2010年5月17日开始罢工，并且导致中国大陆的四个本田工厂都被迫停工。本田员工的罢工涉及1,900名充满激情的年轻人。罢工初期，工人要求提高工资。5月30日当地官方工会和工人发生冲突，他们通过网络公开声明：他们正在为工人保护自身权利树立一个榜样，并且要重组工会来保护他们的权利。工人通过互联网联系了国内外记者以及法律顾问。罢工的结果是公司不得不接受工人工资增加24%的要求，并将工人选举出来的代表纳入重新选举的公司工会。

和富士康自杀事件相比，本田罢工的胜利似乎显示了中国劳工运动从个人斗争进入到集体行动的新阶段。它不仅显示了中国新生代工人的阶级意识进入到新层次，同时也显示了中国新生代工人同雇主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谈判的自信与技巧。

5）骚乱：反社会的回应

尽管农民工已经成为发达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劳动力的主流，但在一定程度上和户籍相关联的社会隔离制度仍然是有效的。社会隔离制度使农民工不能融入到城市或他们工作与生活的地区。因此，农民工不仅受到雇主的劳动剥削，而且也受到当地社区的社会歧视或排斥。2011年的很多罢工潮反映了农民工反对社会排斥或隔离制度的愿望和需求，或许这些事件代表了一个转折点，即社会维度已经成为中国新劳工运动一个重要的元素。

一个典型的事件是发生在2011年6月11日广州附近的牛仔服装生产基地——新塘镇的大骚乱。这场骚乱是由一名来自四川的20岁怀孕妇女王小姐引发的。据称，王小姐一天前在一个超市前面被保安人员粗暴对待。政府雇佣的保安试图阻止王小姐卖东西。该事件引起了成千上万在新塘或附近工作的四川籍农民工的抗议。他们中有很多人走上街头，攻击警车和公共建筑。重要的是，他们的抗议不仅仅针对地方政府和警察，而且也针对当地居民，特别是高档社区中的居民。这一切迫使当地居民关闭商店。该事件似乎清楚地向中国政府和公众表明新生代中国工人越来越难以接受目前的制度安排。在这个体制中，他们居住和生活数十年的城市一直在拒绝他们融入到当地社区的需求以及教育、医疗、居住的权利。

不管是集体行动如罢工，还是个人抗议如去法庭诉讼，这些都意味着工人开始通过集体的力量和法律途径来保护他们的利益与权利。这是他们对恶劣的工作环境所做出的正面回应。他们尝试通过工人与雇主的谈判以及法律的途径来改变或改善他们的现状。这些正面的行动唤醒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意识和工人阶级的团结，让他们开始思考如何重建与雇主、当地社区、政府和官方工会的关系。

赋权中国工人：不同的途径

为了了解中国新劳工运动的真相，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新生代工人赋权的必要性。然而，不同的人可能对赋权有不同的解释和赋权路径。劳工纠纷与罢工潮的空前增加为我们从中国新一代工人需求的视角来分析和比较这些途径奠定了基础。本文将“赋权”从广义上界定为空间增长的过程，在这个增长过程中，新一代工人有效地表达、追求和保护自身利益及权利。换言之，赋权可以被看作是这样一个过程，即通过这个过程，中国工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可以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因此，从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来看，可以把不同的解释或途径分为四类：法律保护、工会、非政府组织以及企业社会责任。

法律保护途径主要关注于认识与保护劳工权利的法律体系的建立、发展和完善。这个途径重视提升劳工标准中法律手段和劳动管理部门的核心作用。这个途径主要在最近十年占主导地位，许多新法律法规包括劳动合同法（2008）开始实施，尽管中国的决策者和学者对这些法律和法规还存在很多争议。目前的法律法规体系重点关注劳工个人的权利，而难以被外来劳工人员用来保护自身的权利。基于对伤残农民工和他们在寻求当地法律支持的不公平故事的实证研究发现，和赋权工人相反，在“剥权”过程中，工人在寻求法律和行政支持中会更加脆弱。

为应对新劳工运动，特别是本田员工罢工的成功，工会的改革和完善逐渐成为赋权农民工以及实现劳资双方权力关系平衡的最有效的方式和机制7。因此，官方国家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宣布全国范围内的加强工会建设，旨在大部分私营或外资企业中建立工会，推进集体谈判的进程，在接下来的五年内引导私营企业大部分员工或代表签订集体谈判协议。然而，官方工会已经提出了两个最根本的问题。工会相对于当地政府、雇主、一线工人意愿和利益的代表的独立性，妨碍了工人对工会的信任和参与。因此，这可以对当地官方工会的资源和空间扩张起到积极的影响，但是不会对赋权工人的重大进步产生任何影响。

与上述的自上而下的途径不同，许多人相信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尤其就赋权工人的目标来说，是最好和有效的解决方式。基于对珠三角地区10个草根劳工非政府组织的调查，发现大部分的非政府组织是由农民工创立的。这些组织旨在提高农民工对其权利和能力的意识，并探索农民工的法律支持和赋权的新机制。然而，由于资源有限以及当地政府的偏见及限制，劳工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似乎还处于幻想中。如果没有国际资金或财政的支持，很多组织都可能无法生存。另外，如何加强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并减少他们的冲突也还是一个问题。

和其他途径相比，企业社会责任（CSR）的核心原则是商业利润和工人权利的平衡。国际社会已广泛接受了这个原则并将其付诸实践。而且，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全球供应链已引进这个原则，并且目前这个原则已成为监督企业基本行为的重要商业途径。但是，考虑到对象的多样性、不同的理解以及现实中雇主间权力关系的不平衡，

除非所有利益相关者都重视劳动关系的调整，否则赋权工人很难进入到CSR实践的核心位置。

但是以上的途径之间并不必然是互相排斥的，而且不同原则有不同的目的，每个途径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体系的各种制约面前都有自身的局限性。因此有必要发展出一个更加综合和融合性的视角来吸收和整合以上途径中所有有价值的元素。

考虑到中国赋权的复杂性和多种制约，本文尝试提出一个新的视角——多元参与方式。该方式强调工人的核心作用以及多元利益相关者对可持续和双赢的局面的参与。理论上，它包含以下的内容：

·工人是整个赋权过程的核心。这意味着所有有意义的项目、行动和解决方法都应该反映一线工人的利益或需求，或者把一线工人的利益或需要当作目标。工人的信任、利益和完全支持是这个过程开始和运转的关键。这个过程将会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带来富有建设性的和可持续的成果。

·相应的利益相关者，应该与工人进行沟通和互动。他们包括工厂的所有者、国际贸易商以及当地政府，但也不仅限于此。工人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平等沟通和相互尊重对富有建设性的结果是重要的。

·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个基础，同样也可以把所有利益相关者联系起来。这不仅仅是因为CSR被广泛接受并被国际社会广泛采用，而且是因为中国的全球供应链工厂作为一个关键的利益相关者必须被包含在这个过程中，从而确保他们可以从赋权工人中共享到利益与利润。

·重要的是工会或非政府组织在推动工人和相应的利益相关者的平等沟通与富有建设性的对话中要起到重要的作用。虽然所有利益相关者应该认识到并且感激他们在调动工人参与及从工人参与中获得信任的知识和专业技能，但是从独立和专业的态度来看这些中间组织的质量也是同等重要的。

结论

本文旨在揭示赋权新生代中国工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通过将二手信息的分析和对中国沿海区域出口型工厂的观察结合起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中国的新劳工运动要求赋权中国工人。赋权中国工人是指空间扩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工人可以表达、了解、以及和相应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国际贸易商、工厂管理层、中央与当地政府、工会及非政府组织等进行沟通和合作。这要求对劳动关系与权力结构进行调整。因为劳动关系与权力结构在很长时间内都忽略了中国工人的意愿、需求及

利益。

其次，赋权中国工人涉及不同的维度、动力与约束。如果多元利益相关者没有参与，而且对这个过程没有贡献，那么这个赋权是难以实现的。单一的方式或只关注一两个因素都难以揭示出新劳工运动的根源及其真正动力。然而，新劳工运动为劳动关系的调整提供了新的动力，也同样为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提供了机会。

再次，对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努力至关重要的是，他们为工人、雇主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互相尊重信任及平等沟通建立了一个新平台或新环境。富有建设性的沟通和对话的很大障碍是缺少对工人的尊重与信任，这将会阻碍劳动关系的调整及其出口部门的转型。

第四，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努力的可行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政府组织、工会、学术机构与其他中介组织，这些机构能建立和推进工人与多元利益相关者间富有建设性的沟通及对话。这要求培养新的专业人士。这些新专业人士不仅要有赋权中国工人的全球视野、目标与责任，也要有在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协调和谈判的适当方法及技巧。

最后，在中国劳动关系的调整中，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努力没有“蓝图”或标准模型。然而，草根中做过很多探索和实践，他们的探索和实践呼吁进一步的研究、实验和方法上的突破。

中国的遵守与参与

自从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已经修改了上千条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法律法规。国务院和商务部也定期评审新的法律法规以确定这些新的法律法规不违背中国的入世承诺。在一些很少的情况下，某些法律法规的内容或者执行会与国际规定不符，但这些缺点很快就会被其他政府或者产业给予指出。

中国先后16次被起诉而使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在这其中， 9起案件已经被完全解决。 根据我的非正式记录， 在这9起案件中中国输掉了其中的8.5起，绝大多数输在知识产权方面(DS 362)。世贸组织仅参与调解了5起，但是在其他4起案件中中国都做出了让步。我个人认为中国事实上是在这些案件中认输了。 在5起世贸组织调解的案件中，其中4起世贸组织的判定是对中国不利的。在这些案件中，中国政府都在规定期限内修改了国内法律法规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定。 在唯一一起有关音像制品销售案件中，中国和美国在世贸组织可能给予美国以报复性制裁中国权利之前达成了双边协议。

如果我们拿美国和欧盟来做对比，中国的记录是非常值得尊敬的。 在39起美国输掉的世贸组织案件中，他们至少有7起没有最终达到和遵从世贸组织的要求。而欧盟在输掉的21起案例中至少有3起这样没有遵从要求的例子。

中国不仅遵守国际规则，并且积极参与。自从2008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多哈回合谈判的核心参与者并且参与了所有“密室会议”。而且中国的代表们定期向每一个世贸组织委员会提交提案。中国领导人已经在多个国际经济组织中获得高级别的职位， 这些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以及国际电讯组织。中国积极的行为达到有史以来空前之高。

并非非官方的中国

尽管如此，以上提到的行为常常被归类为官方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全球治理越来越多地涉及到企业、非政府组织、学者、 媒体以及其他重要的社会参与者。这些非政府参与者也被一些学者定义为“第三部门”。这也是区别管理与治理的关键。这些社会成员不但为参与全球治理的政府官员提供支持，并且也直接参与全球治理，这种行为也被称为“私人治理”。他们参与规则与合约的谈判与起草、标准制定、规则的监督与执行并且惩罚非执行者。

中国的非政府行为者在全球治理中并没有缺席，只是他们并不多见，而且没有多少自主权。如果考虑中国在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规模，中国在这一领域有限的行动是令人吃惊的。基于自身利益，中国企业以及其他的社会团体有强烈的兴趣学习国际游戏规则，并且使用这些游戏规则甚至改变他们。鉴于中国有如此大规模的海外出口与投资， 这些规则对中国的国计民生至关重要。就连那些在国际经济中只占很少份额的国家的非政府行为者也比中国积极很多。

对这一悖论的唯一解释是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国对非国家行为者的公共行为有严格限制。企业行会和非政府组织需要在政府登记。很多时候，政府要求这些组织中必须有一名政府官员或者前政府官员在其中起领导作用。同时，在中国只能有一个行业协会来代表那一行业（一行一会）。因为这些限制，行业协会更多的是政府产物，而并不是代表他们自己的行业成员。

这就造成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政府管理者和行业成员都对这些行业组织没有信心。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对行业协会进行了一些改革。温州、深圳、广州和上海就以有活力的行业组织而闻名。此外，一小部分国家级行业协会，尤其是注册于工商联的协会，也已经变得更加活跃。这些协会真正地独立于政府，并且是由行业成员而不是政府发起的。例如中国新能源行业协会和中国工商联并购公会。最活跃的协会一般主要由私有企业组成。

与行业协会相比，其他非国家非政府组织受到更加严格的管理。尽管这些组织在解决从教育到医疗保健方面的社会问题时，有很重要的作用，但他们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并不是很明确。中国政府的顾虑在于这些组织很可能僭越他们的本职而在政治领域变得更加活跃。因此，与行业协会相比，他们需要更加严格的监管。

中国产业在双边贸易洽谈中则更加积极。中国企业以及他们的律师，经常向中国商务部申请要求他们对进口商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税调查。很多这样的案件发生在化学工业。一般由中石化或者其下属公司发起，但是申请人往往跨越多个部门。中国产业以及他们的协会也积极地对外国的倾销诉求进行回应。这种情况一般在私有企业占大多数的行业中比较常见，例如轻工业产品，或是新兴行业中的太阳能和风能发电企业。

但是，除了双边贸易协定和洽谈，中国企业——不论是单独的公司还是行业协会，相对来说都比较被动，而且基本上没有参与全球治理。在多哈回合谈判中，美国和欧洲的公司和行业协会都是定期的访问者。

每当部长级的会议举行时，我们一定能发现这些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公司与企业行会出现其中，在协商会议举行前或举行后向这些政府官员进行简报。即使在国家对国家的《争端解决谅解》案例中，西方企业还是经常性地会晤他们的政府官员，因为这些案例的解决结果直接会影响到他们自己。

有一次，我遇到一位美国邮件快递公司的行政主管。他正在关注多哈回合谈判，并且担心中国的管理制度会对其公司造成影响。他非常清楚谈判的内容，对世贸组织术语与中国的法律也非常熟悉。我相信，即使没有上千也有上百位像他一样的美国及欧洲行政主管定期对日内瓦进行访问，他们对世贸组织即有深刻了解也有接触渠道。

与此相反，在日内瓦基本看不到中国的公司和行业协会。他们并没有仔细地追踪多哈回合谈判，也没有游说中国政府采取某一或者其他立场。联想和华为在日内瓦都有办公室，但是也仅限于此。而且这些办公室也更多地关注商业，而不是公共政策。在早期的世贸组织有关中国国内制造业的案件中，中国国内制造企业曾申请中国代表能够在争议解决过程中保护他们的利益。但是这仅仅是一次性的访问，之后他们并没有重复性的访问。而且，他们的申请也没有对中国政府官员在这次案件中的表现和立场造成影响。

中国企业和非盈利组织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其他方面的全球治理，但是比起其他国家的企业和组织却并不活跃。他们在国际金融管理（例如通过国际结算银行和G20)、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国际外援讨论中，表现得既不突出也没有什么影响力。今年的早些时候，有一个中国行业协会参加了一个管理高科技产业的多边组织。 这个组织向政府官员提供质量与技术标准、关税以及其他事务方面的建议。全球统一关税提案眼看唾手可得，但是这一来自中国的行业组织不能确定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因为，不像外国行业组织，中国行业组织没有能力影响北京的有关政府官员。此外，这一中国行业协会也没有办法对合约施加压力，因为参加洽谈的政府官员往往是任命他们在行业协会中职位的政府官员。也就是说，这些政府官员是他们的老板，是“顶头上司”！因此，这一进展非常缓慢，同时意味着中国高科技产品需要付出昂贵代价。很显然，这对中国制造业和消费者都非常得不利。

我可以指出有一个行业在国际多级管理中非常活跃地参与技术标准制定，那就是电信行业。华为、ZTE、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很深入地涉入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和行业协议，例如3GPP， 其为3G 和4G 标准以及其他信息技术设定了标准。他们的行动似乎是来自于其商业运作模型与标准之间的深刻联系，所以他们其实是一个例外，而并不能作为一种趋势的指标。同样，这些公司参与的动机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而不是被国内行业协会所驱动。

改变的可能性

只要中国产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不积极地参与全球舞台，中国就很难在全球治理中成为世界领袖。非国家行为者可以提供政府无法提供的信息、能源以及组织管理。中国能够有效地遵守世贸组织的要求很可能反应了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迫使他的产业做出调整，而不必担心由此产生的负面效果。这种情况其实会在多边谈判中对中国的政府官员造成很大的损害，而且这种情况也会损害中国企业的利益。因为这些谈判后果以及这些规则的执行，都会对中国企业的商业机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如果中国人都不在谈判桌上或者不熟悉游戏规则，他们很难有机会能在这些游戏中胜出。

把问题归结于中国的政治制度未免太过简单化。如果没有政治改革，或许连这样一个更积极、更有影响力的社会都没有存在的空间。这个论点有一些意义，但是中国总是会让观察者大跌眼镜。因为她总是用极端的实用主义来解决问题，甚至违反最基本的政治逻辑。邓小平于1978年使用毛泽东思想启动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国现在拥有很多私有企业、大型公司、股票交易市场、风险投资和期货市场。而所有的这些都被认为是与社会主义原则完全相符的。一个强有力的“第三部门”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健康正在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我期待能够为独立的行业协会和非政府组织毋需必然与多党执政的民主相联系提供一个合理解释。事实上，这些行业协会和非政府组织能够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府提供支持。

如果中国能够促进和辅助本国的社会进行有创意的改变，那么中国，无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都将在全球治理的各种制度中成为一股强有力的力量。无论是对中国、其他国家,还是对这些制度本身，这种改变都将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欧盟委员会于9月初启动了一项关于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出口售价低于市场价值的调查——即贸易术语所说的“倾销”，加剧了其与北京的紧张关系。此举主要是针对7月24日欧洲专业太阳联盟申诉的回应，但柏林方面则迫切希望能够确保德国与中国宝贵的贸易关系，因为这两个经济体紧紧相连：德国在中国公司的投资高达260亿欧元，而中国对德国公司的投资则有12亿欧元。

中国商务部对此项调查的启动“深表遗憾”。商务部一贯认为倾销指控“毫无根据”，并坚持认为此举会危害整个光伏（PV）产业。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和欧盟的光伏产业相互依存、互惠互利，限制中国的光伏产品不仅伤害双方的利益，并会破坏全球光伏产业和清洁能源的健康发展。”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通过谈判来解决反倾销争议是两国政府达成重要协议的重要方式。”

该案标志着中国在今年第二次面临对其太阳能产品的反倾销指控。今年5月，美国商务部确定中国制造商和出口商在美国低价出售其太阳能电池，对美国相关产业造成重大损害，从而对从中国进口的太阳能板征收250％的反倾销税。美国研究公司IHS表示，欧盟这次想要证实中国是否发生倾销行为的难度更大，并且很难仿效美国的例子。专家小组预计将会在2013年6月公布其临时的结果。基于证据，欧盟委员会将会决定是否征收反倾销税，或者是在不开征临时关税的情况下继续调查，或是终止调查。

G20墨西哥首脑峰会：欧元区危机

由欧元区危机带来的持续困难在年度G20首脑峰会上成了讨论的重心，并涉及到不断上升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和开放贸易经济复苏问题。象其它一些问题，如食品安全和绿色增长，也在最后的领导人宣言中被提到。

关于欧洲要如何解决其债务困难的细节没有得到具体的解释，在G20声明中，欧洲地区成员表示将采取“所有必要的手段在保护该区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然而，分析师预测布鲁塞尔举行的欧元区首脑会议上，应该会提出更多的详细方法，特别是有关于是否缓解一些柏林倡导的紧缩政策来减轻马德里和罗马的借贷成本。会议最后，领导人同意将他们的保护主义停顿和承诺从2013年延长至2014年。然而，墨西哥总统费力佩卡尔德隆表示，达成贸易保护主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此外，持续11年之久的多哈谈判在去年12月进入僵局，G20峰会将会更多把关注集中在双边和区域协议。

UNCSD里约＋20：批判的声音淹没了里约官方成果

经过几个月的非正式谈判，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UNCSD里约+20）在6月22日结束，大家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惜没有利用好。这样的反馈来自于很多非政府组织，他们还特别强调与本次会议相关的机会成本和高额费用，特别是在目前这个“多边主义危机”的时期。

本次UNCSD高级别会议达成题为“我们期望的未来”的里约成果文件，是在6月20-22日之前的技术谈判前刚被采纳。而该成果文件则引起了NGOs的强烈反响。NGOs在联合国峰会间发布了一项相反的声明，阐述了为什么官方成果文件的内容恰恰描述了“我们不想要的未来”。该声明在仅仅一天时间内得到了1000多NGO和个人的签署，NGO代表在6月20日的高级别全体会议中要求将官方成果文件中“得到了民间组织的全面参与”去掉。

尽管人们普通对最终成果文件缺乏承诺表示失望，但也有相当数量的认识和机构准备好着眼未来，希望在里约+20过程中可以找到一些机会。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深海保护联盟的Matthew Gianni说，里约+20在海洋保护的政治层面和公众意识层面上都做了足够的努力。“我们希望在未来的几个月以及几年中，能够用它来推动一些真正的变化。” Gianni表示，他的组织将不会由于里约的成果而失去信心。许多其他人，包括政府代表在内，采取了一个更务实的方法，寻求在成果文件中存在的机会。

会议背景：

·过去十年，可再生能源的贸易和投资迅速增长。但是，目前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水平仍然不足以保障全球能源供给的安全和可持续。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中国对清洁和安全能源供给的需要巨大。

·良好的贸易和产业政策组合可以促进清洁能源技术和产品传播更快，从而实现更加清洁的经济增长和能源安全。贸易也可以为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和创新提供动力。企业和政府须在可再生能源领域采取联合行动。

·中国是可再生能源产品最大的生产国和出口国，其他国家的贸易政策和贸易救济措施等也对中国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因此，需要更好地、从整体上来理解与可再生能源有关的所有议题，包括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贸易救济措施（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政府采购、服务、投资和贸易便利化。

会议目标

为增强来自中国和国际社会的政府、学者和企业之间在清洁能源问题上的交流，促进对这一紧要议题的理解，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确保人人可以获得可持续能源、能源安全和有效地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具体而言，会议有四个目标：

一， 围绕清洁能源的市场和规则这个议题，分享国际上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发展；

二， 帮助参会者更好的了解中国国内层面的趋势，比如政府有关可再生能源发展和相关贸易发展的前景。

三， 增强中外利益相关方、以及中国内部不同政府部门之间、以及政府、智库与企业和协会之间的互动和交流。

四， 为相关利益方提供一个有效的平台，参与国际可持续能源贸易协定（SETA）的讨论。

会议详情，敬请访问会议官方网站：

www.ciif-expo.com www.sccwto.net www.ictsd.org www.bridges-china.com,

参会和合作问讯，请发邮件至China@ictsd.ch 电话 +41 22 917 8838 （瑞士）或 +861364 196 7805 （中国）。

Maritime Transport and the Climate Change Challenge - UNCTAD - May 2012
该书从海洋运输和贸易的角度，为气候变化的挑战提供了相关信息与分析，其中包含了来自学术界、国际组织以及航运和港口业的25位专家的建议和意见。书中的讨论涉及国际航运的温室气体排放、海洋运输缓解的潜在途径、相关法律法规和体制框架下的实行状况、气候变化潜在的影响、适应海洋运输的途径以及各种有关的交叉问题，如融资、投资、技术和能源等问题。
阅读原文,请访问网站: http://bit.ly/PdgOz2

A Practical Guide to Trade Policy Analysis - WTO - 2012
该指南是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和世贸组织秘书处联合工作的成果，目的是为了帮助研究人员以及有关政策的制定者，更好地理解和更新他们在定量经济方法和数据来源方面的贸易政策分析知识。该指南在增强发展中国家分析和执行贸易政策的能力中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阅读原文,请访问网站: http://bit.ly/OYDEr9

Green Economy in a Blue World - UNEP - 2012
该报告分析了绿色经济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其主要部分与海洋和沿海环境关联密切。它分析了绿色转型所需的相关必要的政策和体制调整。该报告强调了许多方法来减少对环境影响，以及在传统和和新兴海洋为导向的经济下，如何改善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性。
阅读原文,请访问网站: http://bit.ly/N0pTwC

北京，可以让你触摸到地球脉搏的城市。这不仅仅因为她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首都，更 是因为她正在成为一个知识和国际政策讨论的汇聚地。商业性机构云集北京固然不是新 闻，而2012年的今天，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智库、学术团体、民间机构汇聚到北京，召开 形式各异的论坛、讲座、圆桌会议，议题涉及到全球事务的方方面面，从国际金融稳定、贸易争端、能源政策到安全防务、医疗卫生、到社会发展和社会救助。更好的参与地球事 务，这既是中国的责任，也是中国的权利。

尽管如此，以北京为基地的智库对全球事务的研究远远低于对国内事务的关注。以贸易 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例。这两个议题对中国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是世界最大的 货物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中国政府最高层也多次指出中国的发展存在”不协调、不均 衡和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然而，至今尚没有一本面向中文读者的、具有国际视野的专 业性期刊，来跟踪和分析这一领域国际最前沿的形势和发展。

《桥》刊来自日内瓦，由非赢利的智库性国际组织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ICTSD）创办，其目的在于：与中文读者分享在贸易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互动 平台，向读者中的专家、领导者和实践者学习；通过我们六个语种的期刊网络，为中文世 界的作者提供发表见解和研究成果的渠道。

感谢广大读者三年来给予我们的支持和爱护。应部分读者的要求，我们从今天起推出新的 版本，希望可以让读者赏心悦目，一边怡然品茗，一边参与到对中国及全球贸易和可持续 发展事务的知性讨论中来！

我们欢迎感兴趣的机构和个人参与《桥》刊顾问委员会。也欢迎读者可以就贸易和可持续 发展的问题提交高质量的文稿。您可以通过这个邮箱联系我们：qiao@ictsd.ch

成帅华

《桥》编 委 会

瑞士日内瓦国际环境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