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ove) Louis Kahn, Bath House, Trenton, NJ. (1960) (below) MLTW, Jenkins House (unbuilt), 1962.

為了解釋六本書的連結而記下的這些心得會讓人有「白首話當年」的誤會，其實以我研究建築的資淺程度來說，這比較像是一個逐漸的發現過程。

建築師Charles Moore（AIA Gold Medal, 1991）和朋友組成的MLTW (Moore, Lyndon, Turnball, Whitaker) 連同Joseph Esherick（AIA Gold Medal, 1989）在1960年代初期和Lawrence Halprin在北加州海岸合作共同創造出來的Sea Ranch，則是一切故事的起源，他Halprin兩人由舞蹈和身體出發的空間理論觀點也相互影響。

閱讀Moore寫的第一本書，Places of the House，發現他從一開始就試圖結合身體、建築和地景三者之間的關係，往後的書籍也沿著這個主題發展，只是重點不同。Dimensions 沒讀過，但是重點可能是放在尺度和空間感；Body Memory Architecture放在身體的運動所創造出來的空間；Poetics of Gardens 重點是庭園；Chambers for a Memory Palace 則是晚年集大成的空間之詩。

有趣的是Moore和Lyndon等人在Princeton求學的階段，受教於Louis Kahn門下，所以他們在舊金山灣區San Francisco Bay Area發展出來的住屋語匯和觀念，有一部分是來自Kahn，比如1962年的Jenkins House借自Trenton Bath House的方正格局（更遠其實可以推至Paul Cret的布雜學院），以及aedicule（小棚架或小神龕） 的元素，另一部分才是來自地域性的考量（地域主義思想）。（當然你也可以 argue 康的思想裡面地景也佔極重要的成份？）

從地方性的觀點來看，Moore 等人發展出來的地域建築，上承 Bernard Maybeck和William Wurster（UC Berkeley環境設計學院創始人），和他同時期的Joseph Esherick相互輝映，在北加州地區的發展因為融入了地景而產生一份包被圍合的溫暖感受，有別於南加州Case Study Housing的簡約坦率。

只是因為後來Moore轉移到耶魯擔任建築學院院長，因而在設計方面的多為人以裝飾性質的義大利廣場(Italian Plaza)而聞名，同時被冠上「後現代主義」的帽子以及隨之而來的各種批評。 然而除了歷史記憶和視覺風格之外，他更關心的終究還是如何透過建築這項行為來揭發地景與人性的本質。比如說建築學院最早的 Design/Built Studio就是由他所開啟的。由此來看，他實在是20世紀後半一位偉大的建築思想家，也是一位可敬的知識分子。

Charles Moore 1.0

Places of the House, 1974 (+ Gerald Allen & Donlyn Lyndon)

Charles Moore 1.5

Dimensions: Space, Shape, and Scale in Architecture, 1977 (+ Gerald Allen)

Charles Moore 2.0

Body, Memory, Architecture, 1977 (+Kent Bloomer & Robert Yudell)

中譯：葉庭芬，人體、記憶與建築（尚林/風格出版）

Charles Moore 3.0

The Poetics of Gardens, 1988 (+ William Mitchell & William Turnbull Jr.)

中譯：侯錦雄、吳樹陸、吳介禎，庭園詩學（田園城市）

Charles Moore 4.0

Chambers for a Memory Palace, 1994 (+ Donlyn Lyndon)

中譯：郭英釗，透視空間的奧祕（創興出版）

Charles Moore daily

You Have to Pay for Public Life, 2001

Slowly sink beneath the skin
Of the body we call America
Most rather hit and run
In the face of a weak heel

Slowly creep under the tissue
Into the vessels we call civility
Blood and waste run
Through the timid cold feet

Slowly oh too slow
The sun shines and darkens
Clouds gather and disperse
The Black Mountain stands still

Rainy oh let it rain
The crow does not mind
A shepherd doses off on the meadow
Johnny stands besides the cage

在《泥土情事：新西部的傳奇與釐清 》(Something in the Soil: Legacies and Reckonings in the New West)這本書中，派翠沙女士結合環境史和社會史的生花妙筆，能夠把自己的人生經歷和研究過程融入作者對於「美國西部」的「解密計畫」，幾個簡單的故事在作者說來饒富趣味，讓讀者不知不覺進入作者的思考主軸。這種「告解式」的學術寫作風格比較少見，危險在於容易離題失焦，但是處理得好的話書本會很容易閱讀，一點都不會感到書本的篇幅太長。

從環境史的觀點來看，這本書過分注重人的成份，但是其實對於自然和地景的觀點本身也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作者想傳達的訊息。本書從原住民、西班牙裔、亞裔、非裔、歐裔的角度來觀看美國西部地景，取材之廣泛除了歷史資料之外，也包括學術研究和文學小說。

當作者寫到「真正的加州人請起立」這一章的時候，彷彿擊中了問題的核心。她質問僅僅是「意識型態上的真實性」(ideological authenticity)是否真的有用，把今日在美國還是很脆弱的種族平等面紗整個掀開來。從墨西哥把西南各省割讓給美國算起，她指出過去150年來的加州歷史，其實就是各個族群之間彼此互看不爽，相互憎恨的歷史，然而這些人明明就是相互依賴的。如非裔教士Darius Stokes所說的：

「當白人的前腳踏出，回望自己的肩膀，就會看到如影隨形的黑人，站在自己旁邊。」No sooner shall the white man’s foot be firmly planted than, looking over his shoulder, he shall see the black man like a shadow, by his side. [273]

派翠莎女士幽默地指出，大部分人聽到這句話的反應會是「oh dear」（我的天），然而理解這些彼此無法切割的歷史角色之後，其實應該給予一個包容性的「Thanks heavens」（感謝上天）。

這份加州以及美國西部神話的解密計畫，並不必然是顛覆或革命，只是回到人性的本然。比如談到加州的「開州之父」之一John Sutter的時候，說他是「失敗者的原型(prototype of failure)」，同時引用作家Mary Robert Coolidge和地景建築師Frederick Law Olmsted對他的批評，問題是這些批評者本身對於各個族群的人也並不全然是公正的，比如Olmsted就曾非常刻薄地批評當時在加州的中國移工既「野蠻」又「不文明」。也因此，作者認為世上沒有完美英雄，而英雄崇拜的不健康心態，其實也都包含在你我的內在。

「等到我們找到無懈可擊、完美無暇、言行一致的英雄的時候，我們早就彼此撕裂到體無完膚了。事實上，在這個混濁的年代坦然接受我們道德英雄的混濁狀態，或許能夠為道德英雄主義開展出更多的餘裕。一個純潔而言行一致的高貴模範，就算他真的存在，也是毫無用處的。我們自己身為有缺陷的生物，也會在有缺陷的英雄身上找到更好、更真實，而且更實際的啟發。」[269]

By the time we find a hero of unquestioned clarity, purity, and consistency, we will have torn each other apart. Making our peace with the muddled state of our moral heroes might, in truth, allow us more room for moral heroism in our own muddled times.  An example of pure and consistent nobility, if we could find such a thing, would be useless.  As flawed creatures ourselves, we find better, truer, and certainly more practical inspiration in flawed heroes.

試圖定義「何謂真正的加州」的時候，意外同時也必須面對「何謂人性的真實」這個問題。那到底什麼時候才找得到我心目中的加州？可能永遠都找不到。（無解就是正解）

Patricia Nelson Limerick, Something in the Soil: Legacies and Reckonings in the New West (W.W.Norton, 2000)

http://www.amazon.com/Something-Soil-Legacies-Reckonings-West/dp/0393321029

過去半個世紀以來，試圖挑戰現代主義建築的作者排排站之中，Alan Colquhoun（闊酷紅）肯定是說理最清楚也最有誠意的一位。闊先生從1960年代就開始發表文章，同時是執業建築師，也曾經是前衛建築理論期刊Oppositions的主要寫手之一。他的另一本文集Essays in Architectural Criticism (1981)即是屬於Oppositions時期的文章（施植明老師有中譯）。在《現代性與古典傳統》(Modernity and Classical Tradition, 1989)這本書中，一些基本觀念如裝飾、歷史、自然、法則、經驗、理性、藝術、工程、科技等等，在他的筆下通通乖乖進入定位。但是清晰的風格並不影響行文的力道，這其實是破壞性頗強的一本書。比如讀了以下這句話之後，不知道當年有多少建築師和理論家感到背後吹來一陣寒風，擔心符號學和語義學這些心愛玩具被沒收之後，要如何重新開始？

「如同現代主義由資本主義所拯救，後現代主義在種種的掩飾之下其實也同樣由資本主義所拯救。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是一體的兩面，都是『現代』的現象，它們對待十八和十九世紀歷史的態度也同樣遙遠陌生。」(As modernism itself was recuperated by capitalism, so is “postmodernism” in all its guises.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are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They are both essentially “modern” phenomena and are equally remote from the attitude toward history of the eighteenth ad nineteenth centuries.) [17]

Colquhoun這段話同時也批判了1980年代的所謂「後現代主義」者，說他們和很多現代主義者一樣，對於十八、十九世紀的歷史都太過於天真無知。闊兄歸納出來的三種「歷史主義」historicism中，只有盲目的「歷史決定論」是不足取的。其他兩種，分別是以歷史作為理論（客觀自然法則的來源），以及歷史作為態度（在朝向理想的演化中由個人的經驗和偶然性得到驗證），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前者如羅傑Laugier從原始小屋出發的新古典主義，後者如桑佩Semper為代表的多樣主義（eclecticism由此觀之譯為「折衷主義」實為誤譯）。

Soufflot的巴黎萬神殿，原本四周牆面的窗戶是鏤空的，更加突顯這幢巨古典大建築的骨架所呈現出的哥德式輕盈感。

在這種觀點之下，Soufflot的巴黎萬神殿（原聖珍妮佛教堂）(Pantheon / Church of Sainte-Geneviève)不啻就是融合古典的理想比例和哥德的理性實用下的現代建築。（拍桌）在建築史的教學中，十八、十九世紀通常是尷尬的年代，因為並沒有太明顯的形式上的發明和突破。但是從思想史的觀點來看，這段時期卻是建築理論百家爭鳴的「精采兩百年」。理解到這一點之後，我們會發現這段時期的建築其實十分的豐富，也是不折不扣的另類現代。（不過書中掉落出來的一連串十九世紀法國建築理論家的名字有很多還真的都沒聽過。）

這個比喻不知道適不適當，不過Colquhoun讓我聯想到藝術史中的Kenneth Clark，他們都把浪漫主義運動和「理性主義」(rationalism)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整理得非常清楚。其實，曾經有那麼一個年代，古典和浪漫、理性和自然、知識和經驗、科學和藝術、理想和現實等觀念都是密切相關的一體兩面，但是因為種種幸或不幸的原因，各種觀念的分家使得我們生活在一個極端二分的年代。不過還好，闊先生認為不論是挑戰技術決定論或是歷史決定論都不需要從零開始，因為：

「現代運動中的『實驗主義』有把建築從學院教條中解放出來的企圖。這種定義下的現代運動，從來不認為建築『僅僅是』科技，而是說建築的主要動力必須對於科技現實和社會現實保持開放的態度。」(. . . the “experimentalism” in modern movement had as its purpose the freeing of architecture from academic dogma. The theory of this modern movement never said that architecture was “nothing bu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at it said was that its main impuse should be openness to technological and social reality.) [198]

屏除科技決定論之後，闊兄以大半的篇幅帶領讀者重新認識柯比意Le Corbusier的作品和思想（這點和Colin Rowe滿像的）。分析可布(Corbusier膩稱Corbu)的三篇文章其實是本書的牛肉，但是這個幾近荒蕪的部落格長出的多半是片段的拾零雜草，所以請各位饒恕我略過這些沙朗菲力和丁骨，陪我喝喝牛肉湯就好。不過前陣子曾經不太了解何來的「第二波現代主義」之說，如今稍微有點頭緒。除了社會學家所謂的second modernity之外，從建築理論的角度來看也可以說是在所謂「後現代主義」的短暫插曲之後，藉由十八、十九世紀的思想脈絡來重新思考Corbu這一輩的建築師，再藉由新的資訊和工程技術來做設計。所以現代主義建築並未如Charles Jencks所宣布的那樣在1972年的7月15日下午3時32分死亡，它只是和啟蒙本身一樣受到不當的污蔑。但是這樣被污蔑有時候也是活該，誰叫當初現代主義的打手也同樣把十八、十九世紀推入落伍的火坑中？（攤手）

ps.
寫完感想才發現我的Alan Colquhoun版現代建築史(Modern Architecture, 2002)不見了，如果有那位善心人士借走了請早日奉還。

讀到這裡，喜好思辯的讀者不免要提出疑問：難道做設計一定要依附在某種思潮或學派？難道身為「設計師」一定要跟隨某種風潮時尚？類似的問題由澳斯大利亞的華人學者史坦先生(Stanislaus Fung, 中名馮仕達)提出來，特別讓我們感到切身的相關性。他在文章接近尾聲的時候問道：

「景觀需要理論嗎？」「景觀需要理論內在嗎？」「你認為景觀應該與其他外在領域的資源共同發展嗎？」面對這些問題的大多數時候，我覺得非常困惑，甚至無言以對，因為與此同時，景觀建築的文化施為(cultural agency)鮮少有人提及。我想問：「為什麼我們不針對這些問題背後所隱含的文化背景提問呢？為什麼這些問題看起來似乎在邀請我們辯論，根本上(in principle)某些東西是否是需要的呢？為什麼我們不能說清楚困境，並且質問，在沒有「理論」的概念支持下，這些困境是否已經(或者可能)有效地加以解決呢？[148]

史坦先生的這些提問引發我的第二個感想，也就是地景的文化觀點。歐洲和亞洲作為長期間人類的活動舞台，對於地景的觀點和美國有著根本的不同。在層疊的環境變遷和歷史更迭的交錯互動中，銘刻在地景上的人文成分非常濃厚，就像是反覆塗寫的複寫本(palimpsest)，而不是像美國中西部那些毫無人煙的原始自然。由這樣的地景文化觀引申出來的是 一種對話的觀念，或是有人所謂的辯證的地景(dialectical landscape)。

地景如果會說故事的話，它的故事必然是屬於時間的進程，是生生不息的對話，而不是平躺的白紙黑字。就像是蘇格拉底說，寫成的文字(written text)就像圖畫一樣，不論你問它什麼問題，它也只能一再的重覆自己。文字和繪畫一樣，都只是現實世界的「陰影」。跟隨著陰影的腳步，你永遠也無法獲得外貌和表象背後的道理。蘇格拉底進一步說，花園裡面的盆栽其主要目的不在於結果和繁殖，而在於休閒和觀賞。風景和花園的美學，是建立在自然的生長、毀滅和重生的動態過程中。所以不識趣的蘇格拉底認為就算「文學的花園」(the garden of literature）是高貴的消遣，終究也只是個消遣罷了。真正值得注意的是眼前發生的，活生生的會話(animate speech)。***

把景觀設計當作一種對話，也就包括了人與人之間，以及人和自然之間的對話。前者如史坦先生提出的示範，是藉由Rem Koolhaas的寫作和明朝文人計成寫作的《園冶》等文本的交錯閱讀，試圖打破設計的國界，穿梭在不同文化之間。編者角落先生也在前言提出，把各界對於地景研究的興趣重燃其實就是一種「批判性的文化實踐」。畢竟設計專業和文學、美術等純藝術(high arts)領域不同，作為文化實踐的地景設計觀，也就和現代建築運動一樣染上了一抹「行動主義」(activism)的色彩。因此當我們讀到角落先生引用了左派學者W.T.J. Mitchell的對於風景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批評，也無需感到訝異：

我們知道自從[John] Ruskin的年代開始，風景作為一種美學的對象，從來就不是自我滿足或不受打擾的沈思的場所；相反地，它必然是歷史、政治和美學對於寫在土地上的暴力和罪惡的警醒焦點，經由凝視的眼睛而投射在外。我們的知道，從[J.M.W.] Turner–或者[John]Milton–的時代開始，這隻邪惡眼睛的暴力就與帝國主義和國族主義緊緊相連。我們現在知道的是，風景自身就是遮掩和自然化(naturalize)這些罪惡的介質。[11]

米歇爾先生提到的John Ruskin是整個十九世紀美學的奠基者，受到他啟發的，除了中央公園設計者Frederick Law Olmsted和Calvert Vaux之外，當然還有工藝美術運動和新藝術的成員，如William Morris, Philip Webb, Victor Horta等設計師和建築師。米歇爾質疑風景和設計師對於自然元素的借用，等於是質疑整個浪漫主義運動的外顯媒介，自然有其承襲自社會學(尤其是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意味。當然，對於「現代性」的批判原本就是前衛藝術的養分，不過雖然有不少現代景觀建築師努力拓展，因為種種因素（比如說材料和成品太過相似、比如說發散的外部空間不易掌握）景觀建築專業在整個前衛藝術的論述中卻一直處於隱性的邊緣。這些關於現代主義和現代性的討論，直到1990年代才再度在專業論述中浮現，成為角落先生把理論和實踐串聯起來的一個利器。

從社會批判的觀點來切入，我們發現若要檢討人和自然之間的對話的時候，問題並沒有那麼單純。景觀設計師和藝術家、甚至建築師不同的問題（或者說挑戰）在於，他同時介入了好幾個的戰線，除了形式表現和社會價值之外，還有生態和環境的議題（雖然說今天也沒有什麼行業可以隨意輕忽生態和環境議題）。角落先生的創見在於他把景觀建築定義為文化議題之後，並不像一般人的習慣開始談論文化和自然之間的「平衡」或「和諧」。相反地，他以一種社會學者慣常的語調說，「[風景]的明顯天真和理想主義，常常遮蔽了其背後潛在的目的，也隱藏了社會的不平等和持續的生態破壞。(Its apparent innocence and idealism can often mask hidden agendas and conceal social inequities and ongoing ecological destruction.)」他甚至公然挑戰環境主義者，指出把環境等同於自然、將自然劃分在文化之外的環境觀點也必須為目前的困境負一份責任：

不幸的是，環境論的倡導者繼續關注他們認為存在於文化之外的客觀自然。如此一來，他們無法考慮到整個世界的建構性(constructedness)，其作為文化觀念的圖式化和統治性。由於錯誤設想環境（連同其效應和混亂）都存在於文化世界之外而非內部，環境論者常常只能修復或是終止既成的損壞；但是對於我們存在世上、在世間活動的文化取向（其實是環境問題的首要根本）相對上卻少有改變。這就好像僅在皮膚表面縫合傷口會帶來更大的後遺症一樣，持續修補問題是值得稱頌的善意行為，但是這種作為並無法處理問題的根源。[3]

個人並不認識角落先生，但是熟識他的朋友大概能夠想像他說這段話時候的孤傲神情。說白話一點，在私底下他的學生或許都聽過不要把自己的行業當作是在「幫建築師收爛攤子」的「鼓勵」話語（比如說種樹把醜陋的房子擋住，或是用公園綠地來抵消建設開發的罪孽）。從比較犬儒的角度來看，當然可以說角落以上這ㄧ席話和這一整本文集，不過是設計師本身為了招攬生意和自抬身價的美麗修辭。而角落個人對於漂亮的圖面表現和新穎的設計外形的堅持，在日後High Line和Fresh Kills Landing等案子也都不證自明。然而我們也不能否定文章作者開創景觀設計論述的敏感度和思考深度，以及如地理學家考斯果夫重新定義地景的文化意義的努力。

終歸來說，角落先生在前言說到≪地景的復甦≫這本書的重點是在於「策略性的效用」(strategic efficacy)，而不是追尋新的美學風格。本書希望讀者不只要注視現況的困境，還要看到導致目前困境的背後價值觀。不只要注重外形和結果，同時要揭發如何肇生造成眼前狀貌的過程、作用和方法。雖然人的一生不致於說是「個性決定命運」，但是設計絕對是的「方法決定結果」。甚至可以說方法即結果，過程即產品。

所以誰會想要閱讀這本書？除了在留學生人手一本努力學習流行字彙buzzwords之外，關心文化地景、環境議題、和設計美學三者之間的拉扯張力的人，相信也都能夠從中獲得養分。而本書的作者群挑戰視覺取向、靜態觀賞、去除文化內容的風景觀念，努力把我們的視野導向腳下的土地、每個基地的獨特性質和人文厚度的企圖，也都值得我們細心的體會和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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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蘇格拉底提出的garden作為「生命對話」(animate speech)的觀點，出自於柏拉圖的《斐多篇》(Phaedrus)，我的理解則來自於Robert Pogue Harrison, Gardens: An Essay on the Human Condition. (2008) （感謝以旺同學的贈書）。其中視繪畫和文字為陰影的觀點，也可以和角落先生在前言所提出的The dark side of landscape做一比較。

PS.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在2009年出版了這本書的簡體版，書名翻譯為≪論當代景觀建築學的復興≫。對於這個譯本我有很多「混合的感覺」，日後當另外寫一篇「譯評」來討論一下翻譯。

世人有云，不要指望設計師去讀沒有彩色圖片的書，然而我希望大家都能了解這樣的刻版印象是不健康也不正確的。今天想從設計師的角度來和各位分享一本書，相信是許多人都耳熟能詳的《Recovering Landscape: Essays in Contemporary Landscape Architecture》(暫譯「地景的復甦」)。

Part I

那天在中壢客運上讀著Recovering Landscape，過了站還不曉得，舉頭望去已是空曠的市郊，下車之後只得在綿綿細雨中往回多走了五分鐘，希望學生不會在意我稍微的遲到。之所以讀到忘我，是因為除了一、兩篇經常反覆參考的文章之外，可以說已經將近十年沒有認真讀這本書了。臨出門前隨手一抓，卻在路上讀得出神。這種感覺就好像是和老朋友敘舊，有一些熟悉的老故事是永遠不會感到厭煩的，卻也有些故事散發出以前不曾知道的新鮮感。

這幾年來 landscape architecture在美國的專業能見度不斷提昇，包括去年在MoMA紐約現代美術館的Second Wave of Modernism II學術研討會，以及本書的編者角落先生(James Corner)所參與設計的New York High Line的落成，這些專業內論述和執業的豐富性，以及大眾媒體的關注，可以說是由這一本 Recovering Landscape 首開風氣。二十多年來這類關於景觀建築領域內在學思演變的綜合文集也出了好幾本，從90年代初期的The Meaning of Gardens和Moder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 Critical Review，到近年來的Site Matters、Large Parks、Landscape Urbanism Reader等等。雖然大家都在期待景觀建築專業內能夠出現類似建築界的Peter Collins和Reyner Baham這類深刻的思想家來統整modern landscape architecture的思想變遷史和專業社會史，然而這樣的石破天驚之作似乎還沒有問世。在那之前，要找一本承先啟後的理論書籍，這本≪Recovering Landscape≫應該還是最值得推薦的。其中的一些感想和遐想整理如下。

第一個訝異之處是這本書其實比較偏重歐州的觀點。好幾位主要的作者都是歐洲的設計師：法國、丹麥、瑞士都有，也有荷蘭和德國的建築學者，以及英國的地理學者Denis Cosgrove。另外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澳洲的建築學者馮仕達(Stanislaus Fung)先生，當然北美的作者也都是一時之選。

設計師寫的文章都像是詩，這樣的說法當然也包含了詩的精準和敏銳度。就以瑞士設計師Georges Descombes來說，他理想中的設計能夠「顯現那些難以覺察或是隱沒消失的力量，能夠產生詭異的感受，創造不同注意力、不同視角、不同情感的來源。」他也認為，地景設計其實說穿了就是對於現存體系的一種干預，而「地景干預的困難之處在於，如何突顯某些力量，進而創造新形式、創造新的感受和聯想？近年來，我對於土地的變動和游移興趣濃厚，特別是對於地景體驗的興趣，更甚於建築物和物件的固定性質。因此，我從臨時性的角度來看待我的工作，有如生產和轉化那些想像營造物的連續形塑歷程：天氣、季節、光線、生長、侵蝕、沈積。」* Descombes在日內瓦湖畔設置的「瑞士之路」(Swiss Way)，便顯現出這份謹慎保護地方特質，卻又勇於運用身外的地景來發掘內在體驗的態度。

Descombes這篇近乎抒情文的文章，不禁引發我的遐想：在二十一世紀綠色思潮蔚為風尚的今天，地景設計師是否和建築師一樣生來就帶有「破壞性創造」的原罪？地景設計師的角色是什麼？

當年景觀設計師從建築師學習機能的畫分和三維空間的序列體驗的同時，並未失去那一份對於生態、地質和地形的敏感度。然而在形式表現上，許多優秀的設計師一路走來，畢竟一直處於探索的階段。到了Recovering Landscape這本書出版時的二十世紀末葉，學院內的地景設計師繼現代建築運動的機能主義之後，也逐漸走出Peter Walker唯美極簡的純藝術觀，以及Martha Schwartz的普普反諷的具象物件等「巨人的陰影」，進而發展出一套自己的設計法和語匯。比如法國設計師如Christopher Girot提出地景建築的四個「痕跡觀念」(trace concept)分別是：「著陸」(landing) ，不攜帶便宜資訊與偏見的直感式的初次陌生基地探險；「扎基」(grounding) ，經由不斷地拜訪與探究來閱讀基地、體會基地；「尋獲」(finding) ，以你的洞見在基地上尋獲獨特的、具體明確的、難捉摸的某事某物；「建立」(founding)，爲基地引入新的、可見的與隱匿的、恆久的與瞬時的事物。**或者是Sebestien Marot重整基地的四項原則：「追憶」(anamnesis)、「準備」(preparation)、「三維序列」(three-dimensional sequence、「關係構成」(relational structuring)等等，都一再挑戰了我們何謂 landscape 的習慣認知和操作方法。

這些方法的共同媒介，或許就在於設計師對於動態的、不可見的歷程和作用的共同重視。書中好幾位作者專注在繪圖、攝影、製圖、表現法、呈現和再現等議題。從Steen Hoyer的〈物換星移〉(Things Take Time, Time Takes Things)、Charles Waldheim從航照圖的解讀來談論、Denis Cosgrove探討幾何學和地球的形象、角落先生說的「心象操作」(Eidetic Operations)對於拼貼和意象的探討等等。機能和形式之間，不再是單純的單一對應關係，而是類似Alex Wall所提出的，空間機能的留白。這種program和form之間的脫勾，進而解放了空間的實用任務和形式的歷史包袱，讓地景自身的個人體驗得以浮現出來。

在這種觀點下的設計行為，也就是比較接近化學或生態學探討外力或外來元素對於既有平衡狀態的干預(intervention)，設計的過程，就像是現成體系受到擾動之後，元素、物種和環境之間關係改變，進而重新趨近的新平衡。每個地方和每個人一樣，都是獨ㄧ 無二的；換句話說，每個人對於同一個地方的閱讀以及其背後的價值觀也都不一樣，卻同樣值得檢討和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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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引用的書本內文主要來自筆者的翻譯，其中部分譯法也參考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的譯文。

**關於Girot的重要性以及他所提出的景觀建築的四個「痕跡觀念」(trace concepts)得助於吳樹陸老師的歸納。

在偶然的機緣下在草祭二手書店買了中文版的《偶然、反諷與團結》（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幾年前翻閱同一個作者Richard Rorty寫的《哲學和社會希望》（Philosophy and Social Hope）的時候，發現該書題獻給維吉尼亞大學，才知道這位實用主義哲學大家原來曾經是敝校的鎮校之寶。據說他對建築學院若干老師的影響也不小。很慚愧的是在美國的十年之間我不曾有機會詳讀他的文章或書籍，回到台灣之後藉著中譯本之便（徐文瑞先生翻譯得很不錯），才得以在閒暇之餘讀了前言和第一章。

「真理是製造出來的，而不是被發現的。」這本書開宗明義地提出一個看似虛無而帶有相對主義味道的命題。羅狄的狡黠之處在於他並未捍衛這個命題，而是暫時把真理束之高閣，因為歷史告訴我們真理的追求並未帶來人類的幸福，而是族群、國家和宗教之間不斷的迫害、爭戰和殘殺。羅狄雖然是個哲學家，但是我喜歡他的歷史敏感度。歷史不是命運，只是偶然，因此追求公義和自由的人類，也只能把過往世界發生的諸事和諸多的弄巧成拙視為諷喻的警世醒言。

羅狄不只把文學的反諷修辭格提升為一種哲學姿態，同時也化解了啟蒙精神裡的科學基本教義。以他的說法是，科學和文學其實都不過是嘗試描繪世界的不同語言，兩者的發展同時也都是語言的創新過程。反過來說，二十世紀試圖以語言代替心靈和意識成為哲學探索的主題，這種「語言學的轉向」不過只是觀念論把意識加以神話的二十世紀翻版而已。以我目前進行中的研究來看，羅狄主張「語言不再只是一種媒介」也給我很大的啟發。主張語言不再是自我內在的「表現」，也不再是外在世界的「再現」，也就是麥克魯漢說的「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於是，「語言是否具有透明性，是否能夠勝任表現或再現的任務」這個問題就不再那麼的重要。藉由語言學家Donald Davison的幫助，羅狄指出語言不過是「我們對身邊的人目前所作出的雜音和記號的暫時性理論（passing theory）。」而「如果兩人要透過說話來了解對方，則他們所需的乃是在一句接著一句的交談中，使他們的暫定理論相合一致的能力。」這就好比說兩個對話中的個體，並不是在一個既定的語言系統中泅泳掙扎，求得彼此對於某個內在真理的理解，而是把語言當做自我的延伸，把說話當做是昆蟲伸出觸角或是犬貓彼此嗅聞的探索過程，在交換的過程中逐漸取得同情和理解。

我聯想到基督教文化和希臘羅馬的異教文化在文藝復興時期能夠彼此共存，也就在於柏拉圖相信獨立於世界表象之外有一個內在真實的本性（曰ideal或form），這個觀念藉由新柏拉圖主義轉嫁到耶和華身上了。如此一來，如果我們向柏拉圖式的愛情說再見，是否同時也就闊別了基督教文化？（但是這樣的交易划算嗎？）在柏拉圖勾勒的理想國中，哲學家應該當國王，而只會模仿現實的詩人應該驅逐出境。然而羅狄說：「把『內在本性』丟掉，[便]能夠勇敢果決地承認語言的偶然性。」兩千多年來詩人和哲學家的爭戰中，詩人又扳回一城，因為按此說法，不論哲學或科學，和文學一樣都只是一種尋求新語言的探索。

面對這份「不可承受之輕」，不知為何我感到一份篤定。承自詹姆士William James和杜威John Dewey的實用主義哲學智慧在於：當我們從命運的應然、道德和自然定律的應然中解放出來之後，面臨的其實不會是一個無序、混亂的社會，而是比較像伍迪艾倫最近的電影《Whatever Works》那般的豁達卻又實際。在羅狄看來，抱持如此觀念的人類，更有可能邁向共同團結的和平前景。所以他說：

法國大革命以來政治烏托邦主義者所覺察到的，不是有一個持存的根本人性一直被「不自然的」或「非理性的」社會制度所遏制或壓抑著；而是變動不居的語言和其他社會實務，可以產生一種不曾存在過的人類。德國觀念論者、法國大革命家、浪漫主義詩人共同隱約地察覺到：凡歷經語言的改變，不再把自己視為必須向某種非人的權力負責的人，終將變成一種新的人類。

超越了理性和感性、自然和不自然的分野之後，我們能夠想像的新世界是什麼樣子？我的腦子裡面浮現出許多奔放的榮景。然而如果要談我不熟悉的政治學，只怕各位笑我想像力太過豐富；如果要談啟蒙之後的城市建築或是蘇珊桑塔格筆下的感官藝術，又是另一個話題。那麼我還是回到我的生活中去趕稿還稿債吧。

附圖：理查羅狄攝於維吉尼亞大學校園核心區的Academic Village。

也請參考哈伯瑪斯為羅狄寫的訃文：

Philosopher, Poet, and Friend

以自然美景和國家公園為傲的美國，同時也是荒野觀念的起源地。1855年梭羅在麻州康考德的林間散步時，開始細數周圍看到的各種動植物。他發現美國東北九州統稱的新英格蘭（New England）內的野生動物數量比兩百多年前殖民者所記述要少得太多。他把物種的銳減歸咎於人性和世界的墮落，同時在他的日記裡面寫下：「當我想到高貴的動物在此地被處決──豹、狼、山貓、狼獾、美洲獅、花鹿、麋鹿、水獺、火雞等等──我不禁深感自己居住在一片被馴化、閹割之後的地景裡。……和我進行對話的，豈不是殘缺不全的自然？」梭羅認為歐洲移民將美洲地景的「荒野」轉化成為向歐洲的農業聚落地景：一望無際的麥田和風吹草低見牛羊的牧場。在新移民的眼中，先前的美洲就像是上帝賜予的流著牛奶與蜜的新天堂。然而，由野蠻進入文明之後所產生的荒野鄉愁，並沒有多數人想像般的單純。歐洲新移民眼中的美洲荒野，其實是另一種人造地景，有其隱藏的秩序所在。要真正認識這片地景，必須小心地檢視歐洲殖民者眼中的誤解，同時遙想哥倫布登陸之前的美洲可能是什麼狀貌。

圖說：費迪南國王望向大西洋的另一端看著哥倫布登陸西印度群島。

（很久沒貼文了，容我灌水一下。這篇文章刊登在2010年12月號的《綠雜誌》，這裡節錄的是第一段。）

閱讀Charles Moore 的書總是能幫助我進入寫作的狀況，特別是用英文來描述個體、設計和環境之間的關係。我說的包括Poetics of Gardens（庭園的詩學）, Chambers of Memory（中譯「透視空間的奧祕」）, 還有Body, Memory, and Architecture（人體、記憶、建築）。這並不是巧合，1960年代初的時候，當時還年輕的Moore就在加州和Halprin合作過Sea Ranch。去年Stern先生建議我訪談Donlyn Lyndon。當時的我覺得並不重要，如今才知道他是對的。一篇篇Dear Charles和Dear Donlyn的空間對話中，人類的身體經驗和空間的組織結構就這麼串連起來了。

從四月以來每個星期到故Lawrence Halprin的家中跟隨Anna Halprin學「Movement Ritual」（移動的儀式），在Halprin設計的dance deck上面學怎麼走路、坐下、躺臥，學習「身體如何創造空間」。Halprin家裡可能從五十年前開始就是個半公共空間吧？不時都有來來去去的舞蹈學生。上課原本的目的是為了訪談Anna Halprin，但是卻讓我的身體在世界中找到了一個anchor。所以他們家的門口掛了一個EXIT的牌子。而觀念相互影響的方向有時候也是很難說的，Anna Halprin最近在閱讀《人體、記憶、建築》，同時正在發展一套舞者回應開放空間和戶外環境的語彙。她建議我閱讀「人體、記憶、建築」的第七章Body Movement。

也因為Anna的關係，我開始閱讀一些「實用」性質的心理學、人類學的書（例如Fritz Pearls和Gregory Bateson），而不是「歸納」性質的歷史或社會學的書。這對設計師和學生來說應該是更有幫助的吧。當「歷史學者/生」太久了，最近才開始進入人類學的世界。人類學者關心的是「現在」，所以他們有田野，要做參與式的觀察（也就是民族誌的研究方法）。我想這也是當初被我老闆吸引的緣故，因為他是人類學背景的，但是我卻一直到這幾個月才逐漸掌握這些論點。人類學家的智慧在於，文化並不是死亡的，而是活生生不斷發生在日常生活周遭的傳統，所以民俗學者Henry Glassie寫的書會稱為《Turkish Traditional Art Today》（今日的傳統土耳其藝術）。田同學說，把體驗融入研究內容還不夠，更必須融入研究方法。當然這會關係到那些儀俗研究的方法論檢討，但是從日常生活實踐的角度來看，它們其實並不相互衝突的，因為無論如何我們還是要吃飯穿衣服，還是要繳電話帳單和水電費。

眼前的問題是，應該如何搭接不同尺度之間的脫節？從個人出發，和社區、社會乃至於環境之間的連接，從身體到環境之間的過渡，換句話說就是感官美學和政治經濟之間的通路，是否可能？Marshall Berman說的，歌德的《浮士德》所提供的現代寓言，就是夢想家dreamer、愛人lover、開發商developer的三部曲。有夢最美，而想愛同結，故有社區，進而發生組織分工、開採利用自然資源，如此都是人類的基礎和潛能，卻也是人性的羈絆。浮士德想蓋一座高塔能夠提供無窮盡的敞視全景，最後他的帝國還是崩毀了。終究，一切還是必須在不斷逝去的時間中活著、在無數靜止的片段中行動？一個有機社會的理想還是充滿了問號。

這幾年在美國生活來並沒有刻意的旅行，只是在拜訪不同城市的時候，會稍微注意一下附近有什麼經典的設計案例，然後會去走一走，拍個照記錄一下。一直到最近我才了解到，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無意，有好幾個拜訪過的地方在冥冥之中竟然都有一些牽繫。

這個領悟首先是由Forest Hills開始，那是前年拜訪朋友在Queens（紐約市皇后區）的公寓時候，順道過去看一看的。想到那裡層層疊疊的紅瓦石牆、老虎窗、厚重浪漫的鐘樓，我就覺得像是從故事書裡面跳脫出來的童話世界，也呼應的它的名字「森林之丘」（有那麼一點日本味）。不過關於這個地方的記憶，首先進入我腦海中的卻是入秋時候的溫暖陽光，透過樹叢的枝椏在映照在入口附近其實比較像是公園綠地的水滴形分隔島。接著想到的是彼此連在一起排排站的街屋，而家家戶戶門前都有著圍牆，裡面則是繁花盛果的庭院。另外一個地方則是兩年前暑假因為研究興趣的偶然交集，和某位師長一同拜訪的馬里蘭州的Greenbelt（整個town就叫做「綠帶」，意思夠清楚了吧！）。建造於1930年代羅斯福總統新政時期精緻小巧的現代公寓，各自簇擁成群，蜿蜒優雅的車道和水邊的湖光山色，也頗令人嚮往。第三個地方是念碩士班時的遙遠記憶了（那時我還沒有買數位相機，夠遙遠了吧）。記得我們全班在田野課的時候拜訪應用生態學的老師在山上的木屋，老師帶著我們健行，沿著阿帕拉契山的山脊在Appalachian Trial上面走了一個多小時。冬天的樹林非常空曠，記得老師帶我們去看了一個蛇窩，卻沒有看到蛇，在某些路段我們可以在稀薄的空氣之下同時看到左右兩側的視野。維吉尼亞州的山嶺雖然遼闊，但是不太能以壯觀來形容，而是屬於那種虛無飄渺的遙遠。

這些地方儘管都不太一樣，但是共同點都是背後支撐、塑造這些地方的觀念，或許可以稱為「地域主義」(regionalism)，但是這裡我指的特別是美國區域規劃協會(Regional Planning Association of America, 簡稱RPAA)這個組織在二十世紀初展現的各種理想、熱情、和實踐成果。很多人會以「田園城市(garden city)」來稱呼他們的理想，這和某個英國人在某一年寫的一本書的第二版書名有關係，但是其實田園城市的淵源和美國也很深，甚至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紐約中央公園的設計者歐姆斯德在芝加哥規劃的Riverside這個郊區城鎮。而二十世紀初建造的Forest Hills，則是歐姆斯德的義子和侄子共創的事務所Olmsted Brothers所設計規劃，一直是RPAA談論「鄰里單元」(neighborhood unit) 時候的社區規劃經典教材。比如說他們認為一個社區最好不要超出半徑四分之一英哩（四百公尺）的範圍，接著把學校或教堂這類的公共設施放在地區內的中心位置，而社區內的馬路則必須訂出道路層級：周圍的主要幹道highway要寬廣筆直，讓車流順暢。內部的collector street則要彎曲狹小，才能減緩車行速度，這一切都是為了塑造一個對行人比較友善的步行空間。這樣的鄰里單元在Greenbelt的時候似乎就沒有那麼明顯了，整個Greenbelt的很大，裡面應該就有好幾個社區，對外沒有公共運輸，很明顯就是以汽車為主角的城鎮生活，從公共到私密之間的各種空間層次也沒有Forest Hills那麼分明。但是即使是如此，在裡面還是不時可以見到人行步道穿越馬路下面，成為行人專用的隧道，這和中央公園裡面的人車分道並不是那麼不相關的（所以有人才會說Frederick Law Olmsted Sr. 也是都市計畫的祖師爺）。（其實紐澤西的Radburn有可能是影響更大的重要案例，裡面的車道環繞整個所謂的超大街廓superblock，而房屋前方面對的不是車道，而是行人步道。）阿帕拉契步道是另一個極端。學習地質的Benton MacKaye深受梭羅、愛墨生等超驗主義作家的影響，認為在人煙稀少的荒野中行走的經驗能夠促進個人的精神超脫和道德塑造，因而邀集了地景建築師和各地的志願軍來完成這個龐大的計畫。我後來才知道，原來Appalachian Trial 是從美國東北角的New Hampshire整個延伸到南邊的North Carolina。而即使在這樣的環境中，整個連結網路也分成了trails, paths, roads, avenues四種不同的道路層級。在整個區域規劃的藍圖裡面加入了這條山間步道，等於是把整個國土計畫和個人的精神層面都連結起來了，這樣的寬廣視野實在是令人瞠目結舌。

不過RPAA這個組織並沒有維持很久，或許由此可以約略知道這些人所主張的區域內的均衡發展，和我們一般法律或現實層面上的規劃並不完全相同，也因為各種政治角力的關係而沒有獲得完全的實現。但是最令我感慨的是，Benton Mackaye、Clarence Stein、Henry Wright、Charles Perry、乃至於最著名Lewis Mumford這些成RPAA的成員，莫不是在自己的專業能力到達某個高度之後，持續的把這些概念推廣到極致，希望能夠由自己的工作出發，進而透過專業的策略（比如說鄰里單元）來達成某種社會凝聚力。Charles Perry在1939年出版的《機械年代的住屋》Housing for Machine Age的扉頁題詞裡面，就引用了以下兩句話：

如果凡事在開始之前就必須先克服所有可能的反對聲音，那麼什麼事情就都不用做了。
Nothing will ever be attempted if all possible objections must first be overcome.
– Samuel Johnson

所有的的重任最初都是不可能達成的。
Every noble work is at first impossible.
- Carlyle

可見得這種. . . .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胸懷和抱負，並不見得是只有儒家（誰？）才有的。而這些理想和現實的衝突，也都出現在美國戰前、戰後各方面的規劃、設計議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