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de And Prejudice

另一套游戏规则

2010-05-14T00:09:00.001+01:00

今天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读到一篇文章，题目是The Wrong Man，讲的是2001年美国炭疽菌事件后，FBI怀疑错了人，盯上了一个实际上完全清白的美国生物学家Steven Hatfill，并监视了他四年多的故事。FBI完全没有掌握任何Hatfill实际参与了炭疽菌事件的实质证据，只是因为他刚好曾经在70年代去过津巴布韦，那里当时曾经爆发过炭疽菌；他所工作的研究室正好存放了炭疽菌病毒；他自己刚好注射了抵抗炭疽菌的抗生素；他又正好是生物领域的专家，可能了解相关知识（其实Hatfill本人从一开始就一再强调，他是研究病毒的专家，而不是研究细菌的专家：I'm a virus guy, not a bacteria guy）。但就因为这些巧合，FBI就认定他是嫌犯并对他进行居家监视，Hatfill因此丢掉了工作，成了全国各大报的攻击目标，自己的住家被搜索而且整个过程被电视台全国现场直播。《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直接了当地给政府施加压力：如果这个人是阿拉伯人，他早该被逮捕了。潜台词是：你们应该马上抓他进监狱并起诉他。

其实FBI这类的错误屡见不鲜。我这两天同时在读的是李文和的传记My Country Versus Me，讲的基本上也是差不多的一个故事。90年代末美国人发现中国核武技术发展迅猛，特别是已经研发出了微型核弹头，因此怀疑是窃取了美国一种叫W-88的核弹技术；他们于是开始怀疑在洛斯阿拉莫斯核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们，在大概十二个最受怀疑的目标中，华裔背景、又能进出实验室最机密部分X Division的计算机工程师李文和最受注目。虽然李文和连续通过了三次测谎，FBI的探员还是千方百计要找出破绽，他们甚至编出各种谎言，诱使李文和与他们多次单独会晤，让李文和以为自己是在帮助他们寻找真正的嫌犯，其实是只是在寻找任何可以用以指证李文和的细节。与Steven Hatfill不同的是，李文和不是个白人，就如《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所说的那样，美国政府在没有任何实质证据的情况下就逮捕了李文和，关了他200多天还不让保释。

在这两个故事中，完全找不到一些人眼中那个自由开放的美国的影子，相反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无情而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对两个清白的个人发动的袭击。“有人以为在这个国家他们是自由的。别逗了，这就是一个警察国家。政府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这是Hatfill在经历了四年多的监视和压力之后的感想。民主的国家就必定自由么？显然不是。相反，在民主国家中，行政部门往往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政治压力，警方即使是在调查普通的刑事案件中，也不得不面对这些压力，这往往就会导致危险的后果。例如炭疽菌事件，爆发时离9/11不久，美国人对国家安全充满怀疑，国内突然又发生这样来路不明的生物病菌袭击，而且被攻击的目标中还包括两名参议员，国会、白宫对FBI的压力之大可以想象，他们不得不尽快找出可能的疑犯，而不顾正常的调查程序。同样在李文和的案子中，美国国会当时刚出了一份著名的《考克斯报告》，宣称中国窃取了美国的军事机密，并指责白宫和军方在保密安全方面的疏漏；白宫方面当然急于找出一两个替罪羔羊，来证明自己不是无用的蠢蛋。这样的例子其实还有更多，比如1950年钱学森的间谍案，至今依然疑点重重，这样一个二战期间曾经参与美国导弹设计、还被授予美军上校军衔的第一流科学家，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代突然被指为是中国的间谍。钱学森一辈子都忘不了美国政府对他的迫害，钱学森在离开美国时对记者甩下的话就是：“I do not plan to come back.”

美国的民主制止不了国家机器对个人的迫害；自由的媒体同样也无法拯救一个人的名誉和自由。相反，媒体往往只会煽风点火，只会施加更多的政治压力来迫害个人。美国人唯一有效的防线可能就只有法律，只有法庭。但法律的成本是很高的，无论是金钱上还是时间上来计算。法律最后还了李文和清白和自由，但他却为这些他本该享有的东西付出了278天牢狱的代价，付出了精神上的伤害。所以有时候我看到网上像醉钢琴这些人在那儿不断地鼓吹西方政治制度如何高明如何先进，如何尊重个人，我时常是感到怀疑的。特别是作为一个外国人，我自己生活在这些国家时的感觉常常是，这里的政府和警察其实更可怕更强大，因为他们玩的是另一套的游戏规则，一套我们不怎么熟悉的规则。我在读李文和的传记时，读到他当时如何天真地相信FBI探员的谎言，一遍又一遍地真心想要帮助他们，真心想要快点证明自己的清白，就常常想到那段著名的“米兰达警告”（Miranda Warning）：

You have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Anything you say can and will be used against you in a court of law. You have the right to an attorney. If you cannot afford an attorney, one will be appointed to you. Do you understand these rights as they have been warned to you?

（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且将会被用作指证你的呈堂证供。你有权聘请律师，如果你无法负担一名律师，法庭将为你指派一位律师。你理解我所告知你的这些权利了吗？）

美国自1966年Miranda v. Arizona一案以来，所有被警方询问的嫌犯在询问正式开始前都会被告知。这段话经常出现在美国的电影、电视剧中，但它绝对不只是一段已经被人听腻了的陈词滥调而已，它其实一直就是美国人的游戏规则。英美法律中，对right和privilege两个概念的划分一直是非常清楚的；一个人对他所有的right，应该强硬地，毫不羞愧地主张，国家也必须尊重；而对于privilege，一个人是否能够得到则取决于酌情量裁（by discretion）。在西方国家，至少是英美法系的国家里，他们的游戏规则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强调“权利”。所谓的权利，就是清清楚楚地列下每个人应享有的东西；每个人就应当勇敢地不羞愧地要求得到这些东西；如果你放弃那是你自己愚蠢，也就没有人会来帮助你、同情你。总之，这是一个非常无情的游戏规则。

比如，李文和以及Steven Hatfill的错误，就在于太信任调查他们的FBI，太急于证明自己的清白，以为一个人的清白可以不证自明，被怀疑后还主动配合，有问必答，甚至一次次接受测谎，甚至允许警方搜查自己的家。他们应该在意识到自己已经被怀疑的第一时间，就应该去找律师，就应该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公民有权利保持沉默，公民没有义务配合调查。其实米兰达警告和美国的其他法律一样，都是一体两面的，当警方清楚地告知“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且将会被用作指证你的呈堂证供”时，他们不是随口说说的，他们是真的在告诉你：你可以不回答，但如果回答了，这些答案中的任何疑点、任何不相符的地方，搜索中发现的任何线索，都会被用来作为指控的证据。这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没有人的回答能够完全没有漏洞，总有记错、说错的时候。但是美国人、西方人的游戏规则就是这样冷酷、这样无情；他们讲究权利，也就意味着人情在这里毫无意义。对我来说，这怎么听上去才更像是奥威尔笔下的《1984》呢。

How to Think

2010-05-03T00:31:00.001+01:00

今天上网读到韩寒新写的一篇文章《孩子们，你们扫了爷爷的兴》，又是一贯的韩式嘲讽，又是网上一片的叫好传阅，可见韩寒的水准也就符合网民的素质与期待而已。不过这篇文章倒让我想起几天前在豆瓣上看到的另一篇日记，里面结尾处隐射地批评了韩寒一番，至少说明我不是唯一对韩寒感到不太满意的人。我觉得今天看到韩寒的文章，正好可以来深入探究一下韩寒到底在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他的文章其实没有什么价值、也不值得被重视，除了满足网民们简单的情绪发泄而已。

韩寒的文章在网上受欢迎，最大的原因是他的言论尺度大，普通官方媒体无法刊登出的评论他都愿意说出口，这点当然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韩先生作为一个公民，当然有权享受言论自由；如果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我们当然也不会费力气来探讨他的言论。然而关键在于，韩寒作为公众人物，他的话往往受到特别的关注，我们就必须要来仔细看一看，他的这些言论、这些观点，是否真的值得如此受到重视，又是否真的很正确、很有道理呢？是否真的值得这样来被传播、被叫好？他的话到底说得有没有道理？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一下韩寒的文章，就会感到他的言论背后的空洞和没有意义，而完全只是情绪的发泄而已。韩寒的文章，最拿手的地方就在于讽刺和嘲弄，比如最近这篇文章里提到的政府部门的门卫，包括市委书记的正确、包括三喜临门、包括孩子扫了爷爷们的兴。但除了这些情绪的发泄之外，韩寒的文章为我们还带来了什么深刻的洞见，又或是提出了什么有效的改进方法？韩寒把事件的原因简单地归为“报复社会不公”。那么我们要问，这个社会是在哪些方面不公？哪些人遭到不公？遭到不公的人就可以报复么？如何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公正？怎么样的社会才算是公正？韩寒不但在这篇短文中没有，他实际上从来没有在任何文章中回答过或尝试回答过这些问题，我也非常怀疑他自己除了每天冷嘲暗讽之外，内心里是否认真思考过这些更为深刻重要的问题。

又比如韩寒爱谈的言论自由。在下文中接着又提到了政府对新闻的封锁，他对此的批评又一次简单地归为只是政府处理类似事件时常用的“惯性”（当然之后又嘲弄地扯上世博会）。然而我们又要先问，首先这是与事实相符的么？在南平发生第一起校园惨案时，新闻是否已经被封锁了？网易当时难道不是首页头条报道的么？如果第一次发生时还未封锁，那算得上是“惯性”么？其次我们要问，那么政府在这一次各地连续的惨案后开始封锁新闻，是“何苦”？是为了世博会？是为了搞出群体事件？是为了自讨苦吃？还是在一而再、再而三的类似事件发生后担心更多一连串的事件继续发生？然后我们再可以探讨，这样的封锁是否有必要？是否有效？是否可以这样封锁消息？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土面积大、人口多、社会又正处在高速发展期，各种利益冲突争夺不断，群体事件容易频繁发生的国家，加之现在通讯技术的发达，这样的封锁是否有其苦衷，还是过虑了？传统意义上的演进自西方文化政治传统和历史社会环境下的近乎绝对纯粹的言论自由，是否适合应用？中国的言论自由现状究竟怎样？事实上人们真的“只能批评到市一级”？公民和政府对言论自由的看法又到底如何？政府对言论自由的管制更多的是惧怕批评，还是有更实际的担忧？这种担忧是否有道理？韩寒的文章下面又只是来了一段简单的讽刺、批评、讥笑政府的愚蠢低俗，却不愿深入讨论中心问题。也许他根本没有能力谈论这些真正重要的问题，也看不清真正的现实。

我最近在复习考试，下午重读康德的几篇文章，他的分析与理性方法让我久久无法平静。今年上法理学，有两个思想家最让我激动，一个是福柯，一个就是康德。这两个人来自完全不同的哲学体系，前者善于观察和分析社会因素，后者则善于运用个人理性发展和推演逻辑论题；所以一个更强调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一个更强调个人独立和自由；两个人观点立场和方法都完全不同，但却都能让人有很深的思考。比如今天我看的康德的On the Relationship of Theory to Practice in Political Right，就讨论了很有趣的政府和公民间的权利关系：政府有哪些权力与限制，公民又有哪些权利与限制，以及法律到底应该是怎样的。仔细阅读以下康德的这篇文章，就会不禁赞叹他的思维能力。康德习惯性地被归为自由主义哲学理论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但这主要是因为他哲学研究的出发点非常自由、非常强调个人、强调幸福的实现只能依靠个人内心自我的发现而不是任何外部的（政治或物质的）强加或满足；但他的结局却永远是非常温和、非常贴近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需要的。这让我想起李敖曾经对胡适的评价也是如此。我们需要的是温和的、理性的思考；而不是发泄式的粗鲁嘲讽评判。与其浪费时间在网上看韩寒骂，不如多看看书、看看康德，学习一下真正的思考、评论方式。

利己也利人

2010-02-07T19:23:00.006+00:00

We are faced with an illogicality. Man is both an entirely selfish creature and an entirely social creature, in that man puts the interests of his fellows ahead of his own interests at the same time that he puts his own interests first. Such a creature is schizophrenic, and will, to the extent that it does anything except vibrate in utter frustration, constantly alternate between inconsistent behaviours --- selfish one second and self-sacrificing the next. Man is, in the most fundamental sense of the word, irrational, and no amount of reasoning, no matter how sophisticated, will produce a complete and consistent account of human behaviour, customs, or institutions. (The Relational Theory of Contract: Selected Works of Ian Macneil, p.90)

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悖论。人类即是完全自私的动物，却又是完全社会化的动物，人即将他同伴的利益置于自己利益之上，但同时也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这样的物种人格分裂，充满挫折感，只会不断地在矛盾的行为中反复交替——有时自私，有时又牺牲自我。人类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是不理性的，无论多少、无论多深入的分析也无法产生出一套完整解释人类行为、习惯和制度的理论。（The Relational Theory of Contract: Selected Works of Ian Macneil, p.90）

很同意Ian Macneil的这段话。欧美学术界这二十多年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新古典学派，很大的硬伤在于假设人都是自私利己、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经济学家喜欢把这种本能等同于理性。但其实人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动物，所以人除了利己的本能，时常也有自我牺牲、利他的本能。人的行为之所以那么复杂，之所以无法被再多的经济数学模型精准地概括预测，就是在于我们是矛盾的动物，时而利己、时而利他。

英美古典和新古典合同法理论，都假设缔约双方是敌对（adversarial）、自私、只顾及各自利益最大化的。Ian Macneil很聪明地指出，这与事实根本就不相吻合：现实中的缔约过程从来就不可能这样僵硬敌对，这样的气氛下还要签合同干嘛呢？双方本来就是为了合作才需要订合同，光是竞争的话就不需要合同了：比如苹果电脑要和其分销商订合同，苹果电脑又不需要和微软订什么合同。而且合作关系持续时间越长久，互相间也就越需要礼让互惠，礼尚往来。古典法律理论依然主导今天的英国合同法，这种并不是基于实际而发展出来的法律，其实无法满足经济活动的需求，但英国法律体系的优势却又在于注重现实而不是教条，法官们愿意牺牲法条的整洁完美以达到实质正义。这样的后果就成了Macneil等人所嘲讽的：合同法教科书的每一章，前两页描述的是rule（比如合同中要存在对价关系），后面几十页描述的则是exceptions to the rule（哪些状况下这种对价关系的要求也可以放松乃至完全忽视，例如在英国最经典的案例Williams v. Roffey Brothers）。这些法条的例外，其实就是为了充分考虑到现实中合同双方并非完全自私自利的事实，法律并没有僵硬地像传统理论所说的那样，要求各方完全独自照顾自己的利益，有时候一些合理的需求或期待，法律也会有所偏袒地给予帮助，给予承认。

经济学里的芝加哥学派，法学里的经济法律学派，总是过度强调独立个体（individuality），忽视人的社会性（sociality）。若说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在于过于天真地认为人会愿意为集体利益彻底地无私奉献，那么当前的这些Neoliberals犯的一个严重错误则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为人就是一个个纯粹的个体生存着：

Nothing in our past or present history justifies thinking of men as individual, selfish atoms. We did not evolve from sharks or tigers or other loners. We evolved from social primates and we have never ceased being social primates nor ever lost their peculiar tensions between self and others. Indeed, far from losing them, we have developed them to a richness far beyond the realm of even our brightest cousins, the chimpanzees and gorillas. Our immense capability for feeling guilty is an example of our progress. Thus the Hobbesian view has little to do with reality. Rather, it is imposed entirely by culture, ironically enough by a culture priding itself on empirically and rationally sound investigations of the physical and social world. (p.116)

我们过往和现在的历史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人是单一、自私的个体。我们并不是从鲨鱼或老虎那样独立生存的动物进化而来的。我们进化自群居的灵长类动物，而且依然是群居的灵长类动物，因此也保留了个人与群体的特殊的矛盾关系。其实我们把这种关系更进一步发展，甚至超越了我们的近亲。我们会[因伤害到别人]产生惭愧内疚感，这就是进步的例证之一。因此霍布斯的观点与事实不符，这是完全受到我们文化的影响，而讽刺的是我们的文化还十分自豪于用实证精神和理性调研来研究这个现实社会。(p.116)

群居的动物就绝不可能是完全自私自利的，群居的动物必然要学会如何生存于社会之中，这也就要求我们还要顾及旁人的利益和群体的共同利益。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力，关键不仅仅是个体间竞争，关键更在于社会组织能力的创新和提高，诞生了能够让数万人乃至数十万人组织在一起进行经济生产的大型现代企业。传统的自由主义者总爱强调法律保护个人自由，但其实法律更多的是束缚自由的工具，个人与政府从此都必须在法律所制定的框架内来行事，法律是保障社会秩序运转的工具。

因此欧美的资本主义社会，不能被简单地规划为自由社会；它只是一种不同于共产主义、专制社会的组织结构而已。历史证明其更成功，是因为它更好地平衡了自我和社会的矛盾。但单纯的自由，不会引领我们走向经济发展，不会引向和谐社会，只会引向无政府主义乱世。我们利己，但也利人。

Change of Attitude

2010-01-26T22:44:00.002+00:00

今天Jurisprudence课上的是马克思主义法学，来授课的又是那个大一时候教过我们Public Law的老师RC。RC是那种头脑很清楚、讲话却有点夸张特爱表演的家伙，天天穿着三件套的西装在课堂上大吼大叫的。今天因为是谈论马克思，扯到很多政治的东西，课堂上聊着聊着居然扯到邓小平，然后RC先生就说了一番我都没预料到会从一个英国人口中说出的话，大意就是邓是一个伟人，因为他一个人改变了几亿人的命运，他应该得诺贝尔和平奖，“although he shot a few hundred people in Tiananmen, but who cares. He changed the lives of half a billion.”（原话）然后以一句“我打赌你们都没有这样思考过问题吧？”结束，把台下的世界各国同学说得哑口无言。

我想RC说的话今天很多甚至大部分中国人都会多多少少地赞同，只是未必会像他说得那么直白夸张。我也没有预料到这段话会出自一个英国人之口，可能是因为我已经习惯了中国人和西方人南辕北辙的思维方式和思路。但我现在也开始逐渐发现，随着中国和世界交流的增多，每年几十万中国留学生在世界各国求学、工作，很多西方人确实开始更了解中国人的想法，他们中的许多也开始对中国有更多更深的认识。我在伦敦听过很多人的演讲，包括政界、商界、法律界的人士，他们几乎都和中国的同行们有过接触和交流，绝大部分教授也都带过来自中国的学生。这些西方社会的精英阶层（或者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说那可就是统治阶层）已经有足够多的渠道来了解中国，这些人已经有许多能够抛弃成见真正理解中国。

一周多前Google扬言要退出中国的事件，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中文网络世界上一批右愤青年为Google的愚蠢行为叫好、献花时，在英文网络媒体上却不乏质疑、批评之声，其中不仅仅只是质疑Google退出的真正原因在于商业利益考虑，Shaun Rein在《福布斯》上的一篇文章更进一步探讨了中国网络审查的主要目的是维持社会稳定。比尔·盖茨在今天与美联社的专访中也同样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审查互联网的措施是非常有限的。你知道，[人们]很容易就能绕开[审查]。”盖茨先生难怪能成为世界首富，他对中国政策的理解胜过很多愤怒的中国青年网民。目前常驻中国的美国《大西洋月刊》资深记者James Fallows在去年三月的月刊上发表过一篇介绍中国互联网审查状况的长文The Connection Has Been Reset，同样表达了相同的意思：所谓的GFW真正目的其实只是确保大部分人没有兴趣浏览一些敏感信息；但其实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代理服务器或VPN轻松地绕开审查。而事实上现在中国大部分网民确实对这些敏感信息毫无兴趣。

更有趣的文章则是来自《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Roger Cohen。他上周的那篇专栏Single-Party Democracy若是翻译成中文匿名发表在牛博或豆瓣之类右愤青年聚集的网站上，八成会被人骂说是五毛党的作品。此文的开篇是这样的：“到了中国几周后，我就开始看好这个国家。”（I’m bullish on China after a couple of weeks here）。至于内容么，愤愤们若你们心脏够强不会被气死的话，就点进去读一读吧。

不能说西方的主流社会今天就已经对中国有了印象上的改观。大部分人还是对中国缺乏了解，而越是缺乏了解的那一群人就越会对中国留有负面印象。但至少西方社会中的那群精英们已经开始逐渐了解中国，他们大部分都很积极地到中国去参访，试图了解这个对他们来说有点神秘的国家。就像中国八十年代刚刚开放国门，第一批赴美的留学生们很快就发现美国并不是我们曾经想象中的那个样子；这些西方人在有机会、也有兴趣探索中国之后，也很快发现中国不是他们脑海中想象的那个僵硬古板的形象。饱受经济萧条之苦的欧美人脑子里也清楚，这次的经济危机总体上没有预想的那么严重，主要是由于“中国第一次成为拉动全球经济走出低谷的引擎。”

这些西方人毕竟不是傻子，他们也不像一些中国网民那样只会站队而不会独立地理性思考。当他们真正开始看清中国的现状之后，他们会改变一些固执的偏见。当然“中国”在未来很久都一直会是一个很有争议乃至有点敏感的话题，即使在国内太多人对自己国家的现状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更何况是外国人。但至少我们已经能看到一些变化。

罪有应得

2009-12-31T11:17:00.003+00:00

英国媒体这两天对中国很愤怒，先是指责中国阻挠哥本哈根会议，后来又扯出一个英国人在新疆贩毒被执行死刑的事情，后来当然又是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进行了一番批判，《卫报》就似乎在暗示中国人普遍对英国毒贩毫无同情，是因为鸦片战争的历史阴影。我觉得把一个死刑案件和鸦片战争扯起来有点牵强，我这个民族主义分子看到这个案子的第一个反应是国家主权，而不是什么鸦片战争。民族主义者才不担心什么现代的鸦片战争呢，咱们都知道英帝国早就没落了，除了召唤一下中国大使外也没什么手段来表达愤怒和抗议。

英国人在这个案子中的反应非常有趣。首先，没有英国人质疑中国法院对这个案子的事实认定。关键问题在于英国反对死刑，他们认为死刑是违反人权的，英国抗议的最主要原因（而不是理由）是因为他们反对中国的处罚方式。这让我想起另一个非常有名的案子：1994年一个美国青年Michael Fay在新加坡由于破坏公物和涂鸦，被新加坡法庭判处鞭刑。消息传回美国，公众一片哗然，大多数人都没想到新加坡这个小国家竟然还保留了那么原始野蛮的处罚方式。美国总统克林顿亲自致信新加坡总理、总统，请求免除刑法；但新加坡也没有理睬美国人的要求，执行了鞭笞。新加坡作为美国的坚强盟友，作为一个弹丸小国，都敢于回绝美国的要求，原因很简单：司法主权是国家主权最核心的原则之一，这在国际上是被普遍认同的。一个国家采用什么处罚方式，别的国家无权说三道四——即使别的国家认为改国的处罚方式很野蛮、很不人道、很不尊重人权。

所以英国人想要中国重新考虑这个案件，不可能以死刑太野蛮为理由，这个理由站不住脚。他们用的理由是这个罪犯有精神疾病，而中方没有恰当地考虑这个问题。很多英国法律教授在报纸上撰文攻击中方的主要也是这一点。这其实就是在质疑中国司法的质量和水平。我觉得这一点恐怕也是站不住脚的：中国司法若存在什么问题，最主要的恐怕是缺乏权威、震慑力以及独立性，而不是能力问题。中国最基层法院的法官也都是要先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和全国公务员考试两个录取标准都非常低的选拔程序挑选出来的，任何人去旁听过中国法院的庭审程序，也应该很快就会发现法官的水平一点都不低。更何况现在死刑复核权在最高院，那里的法官又是百里挑一，只会比地方法院的水平更高一筹，我绝对相信他们有能力判断一个人的精神状况。阿克毛本人根本没有任何精神疾病的历史记录，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精神异常的状态，他根本不具备要求精神鉴定的资格。最高院的一个法官就指出，几乎所有被判处死刑的犯人都会想要以精神疾病为由开脱，所以是否进行精神鉴定不能是无条件的。Michael Fay在被判处鞭刑后，也想要以精神疾病为由开脱，新加坡法院同样不采纳。英国的刑法里对精神病的判定也是很严格的；仅靠精神病医生的一纸判定患有什么精神病还不够，被告需要证明其所患的精神病严重到使其不具备自我行为能力和事实分辨能力。一个英国网友在《卫报》报道后面的一条评论很有趣：如果这个犯人有很严重的精神疾病，他的家人为何还让他一个人跑到中国去？应该呆在家里才对。

这个案子在法律上其实非常清楚：从国际法上来讲中国毫无疑问有权审判并实施自己的处罚，这是最基本的国家主权。从中国国内的法律上来讲，阿克毛已经走完所有法律程序，在法律上最高院不但有权而且应当对他给予惩处。英国若是真心希望看到中国变得更法治化，看到中国的司法变得更专业更独立，就不应该寄望以外交手段要求中国的政府干预到司法机构的裁定；中国的行政部门，也不应该随意介入到司法的判决和量刑中去。

就没诚意了，咋了？

2009-12-23T14:01:00.001+00:00

哥本哈根会议落幕，最后并未能够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协议。我对这个会议一直比较关注，但会议期间各家媒体的报道都非常混乱，从未出现什么重大的新闻事件或者报道主题，只有在会议后程一些西方特别是美国媒体开始把矛头从美国转向中国，但说来说去也就是中国不肯接受核查的事。可整个会议连个排放限制标准都订不出来，就来谈如何核查各国的排放量，岂不很荒谬？到今天网络上（包括国内国外）则开始疯传英国《卫报》的一篇文章How do I know China wrecked the Copenhagen deal? I was in the room，把矛头清晰地指向中国，关键也就是说中国没有诚意，两个首脑级别的会议温家宝本人都没出席，派了个低级官员坐在奥巴马对面和美国人谈。

我的看法很简单也很直接，那就是：随你们说去，中国就没诚意参加哥本哈根了，又如何？美国有诚意么？美国不是也公然说绝不加入《京都议定书》或任何类似的协议？中国作为人均CO2排放量只及美国四分之一、只及一直口口声声老爱强调环保的欧洲两分之一的发展中国家，凭什么要再承诺减排？白人就有权比黄种人多排放两倍、多排放四倍的二氧化碳了？

哥本哈根会议问题的关键在于，气候变暖这个问题虽然越来越受重视，但至今远非任何国家需要面对的首要议题。在美国奥巴马要面对的最大政治挑战、国会要面对的最大经费预算审查是医疗改革；在欧洲两位数的失业率明年还看不到希望降下来，英国税率已经上涨到50%吓跑一堆banker，可福利开支造成的财政赤字却还要扩大；中国最大的问题当然还是经济发展，特别是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对美国人、欧洲人来说，他们既没有钱补贴给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一个政府敢以再扩大征税的方式来压制碳排放；美欧的减排与其说是政府政策，不如说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像英国这种工业已经全部死光光、完全只靠服务业金融业来支撑的国家，想多排放点CO2都不可能了。而对中国人来说，继续经济发展只会带来进一步的碳排放，我们现在还在工业化，还要继续扩大中国制造的规模，还要创造就业。每个国家都有更紧迫的挑战需要面对，气候暖化的重要性只能往后排。

我觉得中国官员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表现非常好，第一次让我看到中国也可以像美国人那样如此明目张胆地、强硬地捍卫自己的利益。温宝宝年纪也一大把了还飞那么远到个穷乡僻壤的小破城市开会已经表现得很有诚意，至于最后到底是出席了会议还是选择躲在房间里睡觉其实根本不重要，因为无论他出现在哪这个会议也不可能有什么成果。我们现在只需要脸皮再厚点，对英国这种二流国家报纸上的愚蠢报道和之后会铺天盖地涌出来的响应叫骂声，一律忽视之。

The Looming Towers

2009-12-16T17:09:00.003+00:00

大学到最后一年，要读的东西多出来很多，平时基本上没什么剩余时间看自己想看的书。好不容易等到了放假，终于可以翻翻自己平时一直想看却没功夫看的书了。今天伦敦飘了一天雪，我就在床上窝了一整天看这本The Looming Towers。这本书可以算是目前为止对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纪录得最详细的一本著作，还得过2007年普利策新闻奖。我读了前两章后就欲罢不能地一口气读了下去，现在已经看到1996年本·拉登与苏丹政府关系破裂，奔赴阿富汗投靠这个世界上可能是唯一一个愿意收留他的政府：塔利班。当时本·拉登已经被沙特和埃及政府看作是一个troublemaker；美国人也很讨厌这个经常在电视上声称要对美国宣战的大嘴巴，可当时美国人对基地组织的存在还不太确定，而且显然也不认为此人有什么能耐可以撼动刚打败苏联强大无比的美利坚。当美国对苏丹施加压力要他们把本·拉登赶跑时，苏丹政府就已经警告他们拉登可能会去阿富汗，美国人给予的最经典的回答是：“Let him be.”因为当时本·拉登的影响力被认为是仅限于北非和中东地区，96年4月亲西方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遭遇了一场暗杀埋伏，虽然主脑被查明不是本·拉登的人马，但他们显然受到了拉登的宣传影响。美国那时只要求苏丹确保拉登不会潜入临近战火肆虐的索马里，至于他之后想到哪儿定居美国根本不关心。

Lawrence Wright根据大量的第一手采访得知，被赶出苏丹可能是拉登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拉登虽然已经开始缔造基地组织，但其实根本没有发动过什么有效的袭击，拉登在80年代阿富汗战争中树立起自己的名声，靠的主要是手里源源不断的金钱；后来投靠了苏丹政府，他又在苏丹投入巨资修路造桥做起各种买卖，在苏丹的岁月应该算是拉登一生中最愉快、最没有烦恼的时期，那时的他虽然不满美国、不满沙特王室，花大钱支持一些阿拉伯恐怖组织对抗以色列（其实暗中这样做的绝不止拉登一人；太多中东石油巨子们都暗地里这样塞钱给巴勒斯坦或是黎巴嫩的武装），但他本人其实是想在苏丹永远待下去的。结果是他对沙特王室特别是国王经常性的批评让他得罪了自己的祖国沙特，然后则是沙特的坚强盟友美国，美国人再要求苏丹不得庇护拉登。当时的苏丹政府其实与拉登关系也不怎么好，但他们看中拉登的钱，当然希望他能待下来。苏丹政府提出的建议是让拉登搬到首都喀土穆，这样能更容易掌控他；但美国人却以为让他离开苏丹后拉登就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了。当拉登离开苏丹时，他确实身无分文，他在其家族的股份被沙特政府冻结，在苏丹的投资则血本无归被苏丹政府侵占。你想一想这样一个习惯了富裕生活的人被逼到生活拮据窘迫的境地，心里会是作何感想。作者在书里有一段把他的心境写得非常感人：

Sudan was behind him. Bin Laden flew across the bright, narrow sea, and soon Jeddah and Mecca passed below, and the al-Sarawat escarpment, and then the great yellow desert, marked only by the roads his father had built across it. He was thirty-eight years old. He had been famous, a hero, and now he was a refugee, forbidden to touch down in his own country. He refueled in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where he was briefly greeted by emissaries of the government who may have given him money. He had been rich all his life, but he had poured his savings into poor investments, which were, in any case, essentially stolen from him. Now he accepted the charity of those who remembered his name. (p.224)

（苏丹被他抛在了脑后。本·拉登飞过了明亮、狭窄的海峡，很快穿越了吉达和麦加，穿越了沙拉瓦特山地和广袤的黄色沙漠，沙漠上只看得见他父亲当年建造的公路。他三十八岁。他曾经出过名，曾经是英雄，而现在他只是一个不能在自己国家落地的难民。他在阿联酋停靠加油，在那里他受到了当地政府代表的短暂欢迎，他可能还收了一点钱。他一辈子富足，但他把自己的钱倾注于糟糕的投资上，他的钱实际上是被窃走了。现在他只能接受那些还记得他名字的人的慷慨捐助。）

Looming Towers这本书非常精彩，得普利茨奖实至名归。因为在英语世界里首先懂阿拉伯文、了解阿拉伯文化和历史的人就已经凤毛麟角，而有关基地组织及其成员的可靠资料又极少，作者是亲自采访了上百名与本·拉登有过直接接触的人，才勾勒出那么清晰的一幅关于拉登和基地组织的画像。这本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拉登和基地组织的形象拉回了现实；我们脑海中关于他们的那些陈旧印象——宗教狂热分子、躲在山洞里的怪人、严守古老的伊斯兰律法、组织严密资金宽裕——被轻易地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现实、更可信的拉登：他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保守，比如他不像很多沙特人那样禁止儿女听音乐，他很尊重他的三个妻子，其中两个还都是受过良好教育、在大学教书的老师，拉登也从未禁止她们工作；他虽然出生富裕，但其实沙特政府很早就把他的财源切断，基地组织近年来资金实际上一直很紧张（尤此推断，基地组织应该很难再制造一起像9/11那样规模的恐怖袭击了），而拉登其实也是一个喜欢简朴生活的人，这一点与沙特那些一掷千金花钱丝毫没有顾忌的王公贵族们非常不同，他在还富裕的时候也主要把钱用来扩建自己的组织，而不是吃喝玩乐，这也难怪他会有那么多愿意追随他的支持者。拉登也不是个到处树敌的疯子，他要对抗的永远是穆斯林最主要的敌人：无论是八十年代侵略阿富汗的苏联，还是之后不断包庇以色列的美国，他的敌人其实一直都非常清晰。

而伊斯兰世界甚至基地组织内部，也不全是铁板一块。如果说美国、以色列的侵略是挑起拉登这样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外因，那伊斯兰世界里也存在着许多内因足以引发人们的不满。拥有石油资源的王室成员们自己一个个花天酒地、贪污腐化，却反过头来对人民执行严厉的伊斯兰律法来减轻自己的罪恶感；冷战年代埃及、也门、伊拉克等国民族主义力量兴起掌权却无力对抗小小的以色列，当然令许多年轻人开始怀疑世俗化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也许要重拾伊斯兰信仰，才可能像先知默罕默德那样重塑阿拉伯武力的辉煌；经济状况的惨淡也让许多这些年轻人找不到工作，终日无所事事，于是参加在阿富汗或是苏丹的恐怖分子训练营参与圣战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更何况这些组织背后往往都有中东石油王子们的资金支持。我们外人以为这些恐怖分子都是不可理喻的宗教狂热分子，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来自埃及和沙特的中产阶级家庭，当中许多还是由八十年代的沙特政府鼓励去阿富汗的，政府当时把这看作是解决失业问题的一个好办法。

这些伊斯兰极端分子的主要精神首领往往都是受过良好教育、在西方生活过的学者：现今基地组织的二号人物艾曼·扎瓦希里（Ayam Zawahiri）职业是外科医生，能说流利的英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创始鼻祖赛义德·库特卜（Sayyid Qutb）是个教育学家，曾经在美国生活过两年，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和斯坦福大学都听过课；而苏丹的伊斯兰革命领袖哈桑·图拉比（Hasan al-Turabi）则曾留学欧洲，是LSE的光荣校友，拿了个法学硕士后还跑到巴黎索邦得了个法学博士。这些人憎恨西方，肯定有其狭隘的一面，但说他们根本不了解美国、不了解西方，则恐怕说不通；更何况对美国的现代化毫不了解的人也不可能在美国本土搞出9/11这样成功的恐怖袭击出来。反而是那些生活在现代化里的美国人，虽然不断叫着要反恐，却太少有人去研究、去了解这些极端分子的成长和他们采取如此血腥报复的动因，把他们的行为简单方便地归咎于宗教狂热而就不再深究下去（因此也不必做任何自省），而只是用粗暴的武力强压住所有的恐怖威胁，这样只会让不安全感更为加深而不是削弱。不过Lawrence Wright的这本书，似乎倒是一本非常优秀的研究伊斯兰恐怖分子的入门教材。

英国人的传统

2009-12-11T13:59:00.006+00:00

我看过两本很好的关于英国人和英国文化的书，一本是Jeremy Paxman的《所谓英国人》（The English），另一本则是稍微更学术一点的《英国文化模式溯源》（钱乘旦著）。在英国待久了之后我开始感觉到，大英帝国在政治上虽然已经彻底没落，英国人的声音在国际舞台上日渐式微，但英国人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却依然深深影响着这个世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主宰了我们习惯的思维方式。

英国历史上两个最重要的哲学家，一个是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边沁（Jeremy Bentham），另一个是经验主义和社会契约论的创始人约翰·洛克（John Locke）。这两个人其实也就代表了最典型的英国式思维方式：他们一个强调实用主义、追求利益最大化，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思想；另一个强调自由主义、天赋人权、约束公共权力，这是现代西方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而资本主义加上自由民主政体，正是当今西方世界的核心价值观，也随着西方强势的话语权地位被竖立为全世界都应该追求的一种理想。

我记得Jeremy Paxman在他的书中曾经非常风趣而又充满感情地描写了英国人对田园风光和乡村生活的无限热爱。在最典型的英国中产阶级和贵族阶层看来，伦敦只是一个肮脏混乱而又丑陋的大都市，虽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却是人们应该尽可能回避的地方。英格兰最美丽的风光存在于乡间，乡绅文化也才是英国文化之精髓。最典型的英国人就是那些生活在乡村、拥有大片庄园和土地、终日除了骑马、喝茶、打板球之外就基本上无所事事的绅士们。他们热爱自由、性格比较孤僻，更喜欢在自己家里的火炉前捧着一本小说度过一个平常的夜晚，而不是拉帮结派或在酒吧里喝酒聊天——那是伦敦城里那些底层劳动阶级才喜爱的娱乐活动。这在洛克的政治哲学思想里其实反映地再清楚不过了：洛克最强调的人权，不是生命权、不是结社的自由，也不是言论自由，而是财产权。每个人要获得并保有自己的自由，拥有自己的土地和私人财产不被任意剥夺，保持经济独立，才是根本。英国光荣革命爆发的根源，也是在于国王任意征税而触及了这些拥有私人土地和财产的乡绅们的实际利益；光荣革命不像法国大革命，它不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事件；它背后的主导势力其实是一小撮中上阶层的利益团体。

但在热爱自由的同时，英国人还是非常实际的、实用主义的。与德国人非常抽象、非常理想主义的哲学传统不同，英国的哲学传统一向是注重经验和实际应用的。边沁的功利主义也是沿着这一哲学传统而发展出来，他更关注的不是行为的本身，而是行为的结果。所以他的哲学思想核心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凡是结果能带来利益最大化的，就是合理的、道德的；这与康德要从行为本身来鉴定其合理性和正统性完全不同。这种更注重实用和结果的哲学，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人们少了许多僵硬教条的道德约束，可以更自由地追求利益。但是要注意的是边沁和洛克还是存在着许多不同点的：洛克强调的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而边沁的功利主义则是强调“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也就是说，应该被放在首位的是社会整体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利益。所以边沁要比洛克更为强调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所需承担的责任。但洛克也不是完全的自由论者：他在强调天赋人权是一种绝对的自然权利的同时，也引入了社会契约论，指出这种自然权利的保护还是需要社会制度，一个合法的政府在得到了（有产阶级）人民同意的前提下，可以行使某些公共权力。

所以英国的文化传统一方面是追求自由、独立；但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实用精神的影响，却又发展成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资本主义可以带来经济自由和解放，但同时又是一种更有效更强势的社会组织形式，现代化的企业、股份制公司，能够招募到数万人一起为它工作服务。在经济上更多人获得了自由和独立，更多人能够拥有自己的土地和房屋；但与此同时人们也不可能每天只骑马喝茶无所事事了，每个人都要朝九晚五按时上班工作成为庞大资本主义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相对于农业社会那些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英国为世界带来的可以说是一种更不自由的生活方式，但这种生活方式又确确实实是更精彩丰富的。而在一个如此高度组织化的社会里，要维持组织内的秩序，避免发生冲突，又需要一套成熟灵活的法治体系，过去更为松散体系下的道德束缚则肯定是不够的。法治是边沁和洛克都非常强调的元素，虽然他们的出发点未必相同。对边沁而言，一个规范化、法制化的社会，能够提升确定性、透明度，因此更好地扩大了社会整体利益；而对洛克来说，法治能够更好地保护个人利益，让个人权利、自由不被肆意剥夺或伤害。英国的文化传统，两百年来也就是不停地在边沁所提倡的扩大公共利益，和洛克所提倡的保护个人利益间，在扩大实际利益，和维护传统自由间，不断地互相冲突而又包容着发展前进。

Reason,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is man

2009-12-07T23:48:00.004+00:00

在豆瓣上看到有人推荐哈佛大学教授Michael Sandel的课程《正义》（Justice）。这门课程据称已经在哈佛连续开授了二十年，共计有超过一万名学生选修过，算得上是哈佛历史上最受欢迎的一门课。今天晚上我有时间看了第一集，觉得非常有趣。Michael Sandel是个政治哲学家，他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讨论何为正义、讨论何为公平。他是以一个非常著名的思想实验来开始第一堂课的：假设你开着一辆卡车，突然发现刹车出现故障，车子停不下来，而前方正好有五个工人在工作；而在右边则有一个老汉在散步，你是选择什么也不做，让车直行撞死五个工人呢，还是选择转动方向盘，让车撞上那个老汉，以一条生命换取五条生命？

这个故事似乎是在问我们，牺牲一个人的生命来换取五个或更多人的生命，是否是道德的、正义的？但其实故事可以有许多种版本；Michael Sandel继续问道，如果你是路边的行人看到这一幕，你是否会把老汉推到车前来保护那五个工人？这不同样也是牺牲少数人来保护大多数人？如果你是一个医生，这五名工人受了轻伤被送到医院，而那名老汉也同样重伤被送了进来，你的时间有限，可以选择先救五名轻伤的伤员，那样五人都可以得救，但重伤的老汉会死；或者选择先救重伤的老汉让他得救，但那五个轻伤的工人可能会死，你怎么办？如果五个伤员需要不同器官的移植，你又是否会选择牺牲一个完全无辜、健康的人，用他的器官来拯救那五个人？如果牺牲一个无辜的人能够拯救不止五个人，而是五十个、五百个、五千个呢？

当问到第一个故事时，大部分人似乎都会同意选择转动方向盘，牺牲一个人换取五个人的生命；我们抽象地理解这个故事时，似乎也会同意说牺牲少部分人的利益来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正义的、道德的。在这个所有人都习惯了经济思维的年代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Greatest happiness for the greatest number）这一功利主义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但当我们在看更具体的不同案例时，却又会感到在很多情况下，牺牲一个无辜者的生命来拯救更多人的生命是错误的、不正义的、不道德的，即使这样做显然能让社会利益最大化：某些行为本身就是错误的，而不必去在乎其结果的好坏：现场一千多名哈佛学生没有一个同意牺牲一个无辜健康的人的生命来拯救五条受伤的生命。

Michael Sandel从道德层面来讨论这些问题，他在讨论的过程中不断引入了诸如同意（consent）、程序（procedure）、自主权（autonomy）等概念；不过我却有点偏题地联想到这几周所上的法理学课程，感到这其中有些许关联的地方。法律与道德一样，往往需要诉诸抽象的逻辑演绎或类推，就像“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一样，法律上也有许多所谓的principles；但在实际的法律应用中，没有个法学家会只按principles来僵硬地裁决，所有的principles或者rules也必然会有例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也许是一条可以涵盖大多数境遇的原则，但在某些情境下这种功利主义的逻辑思维是错误的，比如通过剥夺一个人本来就应有的某些不可侵犯的权利来满足更大多数人的利益。又例如在法律上，我们也许可以自信地说杀人肯定是犯法的，但却也要承认在某些情境下，连杀人都是可以被接受的，比如自卫。

而道德、法律之所以会变得那么复杂，原因就在于任何抽象概括的原则、规定，都一定会有例外，会有不适用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假设有任何法则可以涵盖一切，因为这个世界太复杂、太多元，也因此才如此精彩和不可测。（试想若有一天有人真的发现了一条万能法则，那我们的生活又有何意义和趣味，所有人就只需像机器人那样严谨地遵守万能法则生活便是。）所以我们不能那么懒惰，只是应用现有的法条或某种神圣不可侵的理念——比如在两年前还曾十分流行的什么“市场万能”之类的信念——而不深入分析每个情境的不同之处；我们也不能那么傲慢，盲目地相信有任何法则是毫无漏洞不可挑战的。我们应该充分运用理性这一只有人类才具有的特殊能力，来面对现实中复杂多变的各种问题与矛盾。理性思维的可贵就在于反对教条，在于不偷懒，在于不轻易地把自己贴上“自由主义者”、“功利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这样简单的标签，而是仔细收集发现求证所有的事实真相，再思考、选择并在必要时修正最合理的答案。让我们就事论事，抛弃偏见，让每个信念和信仰的背后，都有理性的解释和理由做支撑。

我觉得这也是法治的精髓所在。我一直很困扰的一个问题，就是人们嘴里常说的“法治精神”、“依法治国”，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人说这意味着法律高于一切，意味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味着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这些固然都没错，但所谈的其实都还是关于法律对国家的作用和目的，而没有深入地来解释法律本身的精髓所在。但经过这一个学期法理学的课程学习下来，我开始逐渐领会到，法治精神的核心其实就在于理性思维——无论是英美法系的类推式（analogical）理性，或是大陆法系的演绎式（interpretive）理性，关键在于运用人的理性来做出判断，来应用法律。法治精神不在于创造出一套严刑酷法：中国历史上从不缺这样的法令法条集，但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因为人们只是僵硬地执行命令，而不是用自己的理性来判断、解释、发展法律。反而是英国这样一个从来就对国王圣旨充满怀疑和不信任而更愿意服从法官们不成文的习惯法的社会，依靠人们不断地理性归纳法院的判决并从中提炼出一条条的法律概念，并又理性地应用这些概念并将它们发展完善，才形成了深厚的法治传统。理性思维绝不是脱离现实的纯抽象思维，理性思维的本质其实是在于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现实世界。法治也不在于有完美的法律汇编，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测到现实中的一切状况；法治是在于有最优秀的法律人善用理性，将法律合理地运用于现实世界之中。法治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理性的人治。“Reason,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is man.”——这是亚里士多德给西方文明留下的最宝贵的哲学思想。

学习看电影

2009-11-20T01:14:00.003+00:00

公元2000年，我们举家搬迁到新加坡。刚到这个地图上的小红点，外面的街道商店都还没怎么好好逛过，我们家里几个人最开始为之着迷的却是客厅里的那台电视机。当时正值台湾大选前一个月，连、宋、扁三人局势扑朔迷离，各自都宣称自己局势占优，特别是连宋之间弃谁、保谁各执一词，再加之台湾人动不动就爱上演泪水千行下跪磕头之类的煽情大戏，通过台湾那些24小时不停播的所谓新闻台（却除了台湾本岛的选举和其他一些鸡毛碎皮的小事外根本不播报任何其他国际新闻）不间断连播，确实让初来乍到的我们为之赞叹。

然而除了台湾台外，另一个电视机最常锁定的频道则是HBO电影台——这是我妈妈的最爱。那时我只有12岁，从头到尾看完过的电影大概一只手就能数出来，而且说实话里面恐怕没有一部是什么值得再看的好片。在我当时的印象里，电影和电视肥皂剧基本上没什么差别，只是一种低俗的快餐式娱乐而已，毫无深刻价值可言。HBO上的电影大部分其实也没什么太大价值，但我妈为我们和她自己找到了一个看HBO电影的正当理由：这是一个提高英语听力和口语的好办法。于是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每天晚上至少看一部电影；这对我们的英语有多大帮助我不太肯定，但电影此时至少已经走入我的生活。

到Winchester读书后，有一门所有人要读的“div”，那是一门随老师高兴，爱给学生上啥就上啥、但却往往非常具有启发性的古怪课程。我第一年的div老师GDM，主业是研究阿拉伯历史，但业余大概也是个电影发烧友，所以我们上课的时候基本上就干两件事：学点阿拉伯文化，以及看电影。我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他放给我们看的第一部电影《隐藏摄像机》所给我带来的震撼；这是我第一次发现电影原来可以如此深刻，通过镜头、对话、情节和画面，我们从中可以读到如此多心照不宣、用言语无法准确表达或复述的思想。这种震撼让我激动地连夜在电脑上敲下自己的第一篇影评，贴到当时还没多少装逼青年聚集的豆瓣上。

我觉得电影最大的长处就在于它立体的叙述方式。在电影之前没有一个媒介可以如此完整地重现一个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托尔斯泰无论把《战争与和平》写得多长，都无法像场一个半小时的电影那样清晰地复述一次战役。与小说比起来，电影不可能从语言本身来表现思想深度；它的长处就在于它能把一个故事说好、说活，通过故事来说道理。当然也许很多人今天看电影只是追求电影院里的那些声像效果，所以他们爱看《2012》这样的大片；但对我来说《2012》这种电影永远提不起我的兴趣，因为我从来无法融入到这种吵杂的氛围中去，因为我始终无法忘却那孩时的偏见：一个只靠声像效果取胜的电影，只是肥皂剧级别的低俗娱乐。看电影对我而言永远是去听一个故事，我不可能做到忘却自我，就真以为自己就在故事中了。把看电影当做是去听故事的人，也就不怎么在乎那些声效特技，或者什么故弄玄虚的画面剪辑；对我来说，好电影的基础只有一个：那就是必须有个好剧本，好的情节。一个有好情节的电影，才可能是深刻的电影，才是可以让人慢慢回味反复咀嚼的电影，才可能是摆脱了低级趣味的电影。

今天晚上就看了一部合我胃口的电影，鬼才导演昆汀的《低俗小说》。相较之《2012》这样震撼的美式大汉堡，我喜欢的这类电影大概更像阳澄湖的大闸蟹，本身首先肉也不少，最血腥暴力的枪杀里面也都有，但同时又鲜美多汁意义丰富，值得细细咀嚼品位，慢慢吸吮其中的意涵。有豆瓣网友在下面的精辟评论是：两个半小时的电影，却没有一句是废话。这确实是事实：电影里的每个画面、每句对白，在另一部分里都有呼应，都有铺垫。所谓的“环状”、“多角度”叙述，让人欣赏到只有电影才能表现出来的那么一个说复杂其实不怎么复杂、说简单却也不那么容易三言两语说清楚的牛逼故事。而且就这么一个号称“低俗”的电影，其实也可以发掘到许多深刻的哲理：比如暴力的无休止和无意义、比如偶然与必然、比如每个人在面对不同人物时所展现的不同角色和所要隐藏的自我。电影里的三个小段落，独自看来都是非常普通的黑帮电影常用套路，昆汀却能用巧妙的构思串起一个深刻完整的叙述。对我来说，这才是真正的电影。小朋友们，忘了什么《2012》吧，来看看啥叫真正伟大的电影。

当面问他

2009-11-09T10:46:00.003+00:00

记者：李光耀先生刚才说，东盟国家要团结起来才能抗衡中国带来的挑战，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你怎么回应这种看法、你会和他见面吗？

朱镕基：我没有看到他的原话。我这次要见他，我会当面问他是不是这样讲的。

李光耀这个大嘴巴最近又放新厥词，不知哪个中国领导人见到他也能当面问问他到底是啥意思。

《朱镕基答记者问》这本书挺好看的，笑点挺多。朱镕基在美国的几篇演讲和答记者问说得最好，应该都是即席的，其他几篇在一些小国家的演说就很明显是准备好的稿子了。不过最搞笑的应该是最后关于答随行香港记者采访的那部分，比如他刚到英国和女王见了面出来，记者问他访问有什么成果，朱答曰：我刚到，有什么成果？人家问他为啥要到一个地方来看看，他说：他们要我来我就来啦。

联想到如果在剑桥演讲被扔鞋的是朱镕基，临场的反应就应该没那么悲愤，而应该是很轻松幽默地一笔带过了吧。

钱学森的悲与喜

2009-11-02T19:48:00.004+00:00

前两天一个人在巴黎转悠，晚上旅馆里居然还有中央电视台；更巧的是那天我一开电视放的居然还是《新闻联播》；我就这样边开着电视边研究次日的行程，过了不久耳边突然传来播音员播报讣闻时专用的极慢语速宣布钱学森逝世的消息。钱学森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科学家，我还记得小学课本里就已经有关于他如何冲破层层阻力回到祖国参加科学工作的文章。但我真正开始了解这个人是在很久之后，从张纯如所著的钱学森传记Thread of the Silkworm中才知晓的。张纯如是站在一个美国人的立场上来写这本书，她批判的是五十年代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反华主义，逼走了一个杰出的科学家，而且让他为敌国的军事建设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我觉得钱学森的传奇人生当然有着他那个时代的特殊烙印，今天的人恐怕也很难真正体会；他当然也像那个时代无数知识分子那样，历经磨难和痛苦。但我觉得，钱学森在某种更高的层次上是非常幸运的。

许多人也许会说钱学森作为一个不怎么关心政治的纯科学家，却被迫卷入冷战中美两国国内的政治矛盾，无数次成为各方政治角力和利用的工具，一方面自己受到身心的迫害，无论是美国人对他的软禁，还是回国后一段时间的政治风暴；另一方面自己又参与到（无论被迫与否）这些政治斗争中，写出论证粮食亩产过万斤这样损害自己声誉的文章来。这当然是他人生的悲剧，但这也提醒我们，无论做任何工作，一个人要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要做到独守象牙塔，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当你在自己的领域内已经出类拔萃时。即使是在号称追求、保护自由的美国，五十年代发生的麦卡锡主义悲剧，今天未必就不会再上演，十年前美国李文和事件的阴影，到今天都应该还没有忘记吧？

然而钱学森的幸运在于，他一个不关心政治、一心可能只想留在美国继续深造、静静地走一条安稳学术路线的人，居然被逼走上回国的道路，成为了中国国防和航空事业的奠基人。网上有一篇文章唏嘘钱学森因此离开了良好的科研环境，无法再做出他自己想要追求的开拓性的科学成就。相比之下，“两弹一星”的研发似乎“只是让一个处在冷战时代的落后国家拥有了看上去很强大的能力，但对人类的科学进步、文明发展却没有提供必要的贡献”。

但我认为，一个人有机会在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度里，成为一项最重要的科学项目的奠基人、领头人，一个人手把手地把这个国家的科研力量、军事国防实力发展壮大，让这个从前任人宰割的国度发展成为区域性的军事大国，这何尝又不是一种激动人性的伟大事业——更何况这个国家就是你自己的祖国？相比之下，在美国一个高等学府里安静地从事科学研究，是一种非常安静祥和的人生，钱学森甚至可能像他的侄子钱学健那样得诺贝尔奖。可是说实在话，当你成为了一个美国人，在美国的大学里，在一群同事和前人们的帮助下做出一些自己科研上的成果，乃至成为自己领域内的权威，甚至最后拿了诺贝尔奖，与回国一个人开创一番全新的事业，成为祖国的骄傲和十三亿同胞家喻户晓的名字，是哪一个更有成就感、哪一个更了不起呢？今年的诺贝尔奖除了和平奖外，多少人会知道其他任何一个奖项获得者的名字？他们中又有多少人有过钱学森那样传奇丰富而有辉煌伟大的人生？他们多少人做出过像钱学森那样不可替代的贡献？少了一个钱学森，美国、世界的科学研究工作依然照旧匀速前行；多了一个钱学森，中国的国防事业、航天事业向前快进了二十年；钱学森到底在哪里能发挥他自己最大的贡献，显而易见。更何况，为国家的国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与为人类科学事业做出卓越贡献一样也是了不起、也是会被后人永远铭记的事业。法国人尊重他们民族的伟人伏尔泰，但法国人也同样尊重为民族开拓疆域、竖立信心的伟人拿破仑。

所以钱学森人生的悲剧在于，他没有得到他所期望的那种宁静、平和的科学家人生，他由于自己的杰出无法躲过政治的干扰和影响；但他的喜却在于正因为他没有过上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他才真正做出了更卓越的贡献，成为所有中国人尊重的科学元老，他的逝世会在最官方的新闻播报时段按国家领导人逝世的标准予以向全体十三亿人广播。看到钱学森的逝世，让我联想到中国现在蓬勃发展的航空航天事业，随之又让我想到一篇两年前在网上读到被为之深深感动的北大教授潘维的演说稿《科学工作者的祖国》。一个人与自己国家、自己民族、自己社会的纽带是永远也剪不断的，即使你想要忽略它，甚至即使你想要剪断、背叛它。国家和身份的认同是任何一个想要在自己的领域内冒尖的人，最终都无法回避的东西。

大学的自由

2009-10-08T14:12:00.001+01:00

又是一年新学期的开始，LSE校园里又照例冒出一批新面孔，自己在校园里穿梭时常会碰到一些问路、找方向和不知道如何使用图书馆设施的新生。回想起自己两年前的样子，感觉到大学确实是人生中非常特殊、自由但也充满挑战的阶段，而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当时——在踏入大学校门的时候其实根本没有做好迎接这些挑战的心理准备。

大学阶段可能是人生中最自由的一段时期，但这种自由对没有做好准备的人而言却往往是一种挑战和压力。我们之前所接受的12年学校教育，都是带有强迫性质的、在老师监视和督促下所完成的教育；但一进入大学，这种束缚、督促几乎完全消失，你可以一整年不去上Lecture而没有人会知道；大部分作业都是靠自己自觉完成，没有老师会来批改，有问题是学生自己要主动去找老师讨教。对我们这些读法律的学生来说，一般甚至都不会有作业，每堂Lecture结束后只是收到一张长长的Reading List，你是否自己到图书馆找书看、看多少，真的只有你自己心里知道。每周可能只上十个小时的课，但课余时间的投入就完全看个人了。太多学生其实根本还没有养成这种自我约束的习惯，包括我自己刚开始的时候都习惯性以为自己只要按时听课、理解老师课堂上所说的内容就行了，后来才意识到大学里可不像中学，这里是没有什么教学大纲之类的东西的，不是说有什么你必须搞懂的东西，而在此之外的你就不必管。对任何课题你必须理解地越深入越透彻才越好，包括那些老师从未提到过的内容。而理解的深入程度与你自己投入的阅读时间成正比。我看到过太多从不错的中学出来的同学，到大学里成绩一落千丈，根本原因恐怕就在于他们没有自学的习惯。

大学生在个人的生涯规划上也是最自由的。在接受基础教育阶段，我们每个人几乎没有多少选择，也不需要做多少选择；到真正工作了以后，大部分时候你的职业生涯初步定型，所以职业发展也是有一定固有的规划的：在一个律师事务所里，你从trainee开始，到associate，再到partner，基本上有一条非常清楚的道路。但在大学里一切都还未开始，所以有太多的选择和可能性；很多人其实从未想过自己未来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职业道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而这其实却可能是一个人一生中所要做出的最重要的几个决定之一。我父母那一代的中国大学生，毕业之后没有选择自己职业前途的自由；而今天的大学生们在被赋予了这种自由后，却往往会发现这种自由也同时伴着巨大的压力。在今天这样一个经济环境非常糟糕的年代里，能找到一份工作已经是巨大的挑战了，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和不断面对打击的勇气；而要能够挑到自己满意的一份工作，可能真的还需要一点运气。

大学生的社交生活也是最自由的。中学生总有一个固定的班级群体或者宿舍群体，天天在这个群体中学习生活，你自然会融入其中；到工作场合你同样会有一群工作伙伴是你需要每天面对协作的。只有在大学里你几乎没有任何固定渠道来社交：这里没有固定的班级，所有的学生社团都是自愿报名。一个人若不自觉地寻找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他甚至可以在大学里读上三年书而不认识任何人，甚至不与人说一句话。

现代大学对他们这种自由的传统非常自豪与骄傲，但这种自由其实对于年轻人而言也是非常大的挑战和锻炼，因为对学生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对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学生而言，这种挑战就尤为艰难。昨天看到校报上的一组数字，在LSE的地区性学生社团中，代表中国大陆学生的CSSA会员人数已经达到四百多人，是学校里最大的外国学生社团；而这还未包括代表香港学生的Chinese Society，他们也有两百多会员。这恐怕意味着中国学生已经是这里最大的外国学生群体；我现在每次在图书馆，耳边不时总会传来普通话的窃窃私语。我刚到LSE的时候曾经很惊讶身边的中国同学一个个都非常出色、不凡，到后来我才发现这主要是由于自己非常幸运地率先接触到一批比较努力上进、知识面也很广的同学。其实今天的中国留学生早已不像八十年代第一批海外留学生那样，以努力学习著称；LSE最努力学习的学生群体也许要数新加坡、马来西亚同学，大陆学生总体上甚至可能还没有香港学生用功。太多的中国同学根本没有足够的自控力和自习能力，缺少了父母、老师的监督他们无法自觉学习，我真的怀疑大学教育对他们中的许多人而言是在浪费时间。

大学生的自由确实很宝贵，因为人的一生中很难再会有这样一段几乎完全没有束缚、不需要对他人承担任何责任义务的时光。但这样的自由也就意味着一个人要对自己负责；毫无限制的自由只会引向荒废。这样的自由其实也是有一点残酷的，努力上进的同学可以有巨大的收获，但无所作为的同学却也不会被赐予任何帮助与怜悯。大学对年轻人来说就是社会分化的开始，成功与失败的两极分化在这里已经会变得非常明显。所以大学的自由其实也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在享受它的同时也不能忘记其中的陷阱。不知道在大一的新生中，有多少能尽早地意识到这点呢？

看Rainmaker联想到的几个问题

2009-09-18T14:15:00.001+01:00

银行家的名声近几年来有点臭名昭著，他们被看做是贪婪、奢侈和不诚实的代表，更别说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不过相比起银行家们新近几年才获得的臭名声，律师们大概已经习惯了公众对他们的揶揄嘲讽了。像电影《造雨人》中所说的那样，有关律师的笑话不胜枚举，律师们对此其实还有点引以为傲。

这其实有点令人好奇。在一个法治社会中，律师所扮演的角色和需要承担的义务其实非常重要，对正义的维护和追求离不开专业法律人士的努力和付出。电影《造雨人》改编自美国著名畅销小说作家John Grisham的同名小说，所要探讨的似乎也是这个问题。作者没有否认律师的重要性，而更多的是在批判律师们在工作中利欲熏心、被金钱驱动而逐渐丧失了年轻时的理想。他把一个刚大学毕业的年轻律师，和一群资深律师做了一番最直接的对比，让他们直接在一个法庭上为两方完全相反的利益代言：一个代表着弱势群体，另一个则代表着大企业，这种对比和反差极其强烈。

我觉得电影本身排得不错，很紧凑很精彩。但故事所要讲述的寓意却有点肤浅和简单化。片中那位年轻律师的理想和热忱确实非常感动人，也很宝贵；然而我们更应当注重的不是他选择为谁、为哪一种利益代言，而是他对工作的认真仔细，以及他面对当事人时负责任的态度。因为司法体制本身讲究对抗性，事实和正义只有在通过观点的交锋之后才能更清晰地浮现，没有一个律师有资格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先对当事人进行一番审查，然后才决定自己是否愿意为其代言。事实上，这样明哲保身的行为其实是非常自私的。反过来说，再罪恶、再丑陋的个人或组织也应当有权利享受到司法制度公平公正合理的对待，而律师作为司法机器中的一个零部件，在任何情况下、在面对任何人的时候，都有责任履行义务、完成自己份内的工作——这是律师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更何况，为魔鬼代言不意味着你自己也要变成魔鬼，为骗子辩护时你还是能够只说真话。我记得大一在上《英国司法制度》的时候，专门有一课讲司法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对律师的要求中第一条就是所谓的“Cab rank rule”：律师和当事人，就如同出租车司机与乘客的关系，或者说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律师不能拒绝为任何人代理，就如司机不能拒载、医生不能看到病人是个杀人犯就不救一样。

当然在现实中，更多的律师恐怕是因为代理费太少而不愿为某些当事人申辩。大企业、大公司财大气粗，有钱请到众多优秀的律师为他们主张利益；而很多穷人可能就无法负担高额的诉讼费用，风险代理于是也就应运而生。传统的律师一般都是计时收费，费率当然也取决于律师的声望、经验和水平。而风险代理律师，则预先不收取当事人任何费用，只有当其为当事人打赢官司、获得赔偿后，才按比例从中抽成。电影显然是非常支持风险代理这种方式，因为它为穷人打官司开辟了捷径，正义似乎能得到更好的维护。

但实际上除美国以外，很少有国家允许风险代理。一个原因也许是风险代理可能鼓励一种不健康的诉讼文化：当事人打官司的成本接近于零，而可能获得的收益却很高，于是像喝咖啡烫到舌头之类屁大点的小事也要闹上法庭，弄不好甚至还能搞到一大笔钱，但整个过程中却严重浪费了已经非常有限的司法资源、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而且风险代理之所以能在美国如此成功，也与美国另一个特殊的法律制度——惩罚性赔偿——有关。全世界也很少有国家像美国那样，在个人对抗企业这样的民事纠纷案件中，允许所谓惩罚性赔偿的存在。传统的司法理论一向认为，当一个人利益受到侵犯时，法律有责任纠正错误，返还原告受损的利益，但仅此而已。例如若被告偷了原告一块钱，那在民事上最合理的司法补偿就应当是让被告返还那一块钱。而惩罚性赔偿则会要求被告在那一块钱的基础上再向原告赔偿一笔钱作为其行为的惩罚。这其实在逻辑上是有点说不通的：若说在刑事案件中个人的权利在面对强大国家机器时还应该得到更多的保障的话，在民事纠纷中他们的权利义务应当完全平等才对。若被告犯了一个错误，让他纠正这个错误就是，若要惩罚也是国家通过刑事审判程序对其惩罚，为何要强迫他向原告进行超出义务范围之外的赔偿？这样做难道不伤害到了被告的权利？法律的天平应该保持完全的公平，不应向原被告任何一方倾斜，即使是看起来更弱势的一方。

所以美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为风险代理的流行提供了基础。因为个人有可能在民事纠纷案件中获得超出正常赔偿额度的赔偿，风险代理律师们才会甘冒分文不取的风险帮客户打官司，期望通过提成来获得更大收益。电影中把初出茅庐的风险代理律师描绘得品德高尚、充满理想，其实是有点简单化了这种律师的形象：事实上在美国，成功的风险代理律师的收入可能是所有律师中最高的，甚至超过华尔街的金融律师。而他们的名声其实也并不怎么高，说实话他们可能真的非常像中国古代被人鄙视的所谓“讼师”：凭借着三寸不烂之舌，煽动陪审团开出天价赔偿，从中捞取油水。

而这也体现了美国司法制度中一个经常被人诟病的问题。陪审团制度是英美法体系中的一大特色，在许多方面它运作确实非常完美。但只有在美国的民事纠纷案件中，陪审团不但可以对案件结果做出裁决，甚至还能决定赔偿的金额——也就是说，陪审团不但对案件进行裁决，还可以量刑。如果说裁决本身还能算是在专业人士引导下，普通人可以凭常识做出的决定，量刑可就是一个高度仰赖经验的专业技能了。只有一个对其他类似案件都非常熟悉、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也有充分掌握的专业法官，大概才能准确拿捏分寸，做出一个合理的判罚。否则每个陪审团给出的赔偿金额南辕北辙，而且常常更取决于律师们煽情的成功与否而不是先例或法律本身，那公平性又何以维护呢？这也难怪美国的惩罚性赔偿会不断爆出数千万乃至数亿的天价赔偿，风险代理律师们也赚得盆满钵满了。

《发条橙》与自由意志

2009-09-14T16:00:00.000+01:00

2009-09-14 18:34:21 　　来自: Jiong (It's been emotional.)
A Clockwork Orange / 发条橙的评论

　　《发条橙》不是一部我喜欢的电影，无论是从其表现手法还是其背后的政治立场，都和我的口味大相径庭。从电影的艺术风格上来说，这种七十年代典型的夸张形式，从极度鲜艳的色彩运用到恶心的面部表情和声音效果，以及近乎荒诞的情节虚构，实在无法让人有任何美的体验和欣赏，看久了只是让人恶心不自在。
　　
　　不过更让我无法赞同的，其实是这部电影背后所要表达的政治观点。电影主人公Alex原本是个恶贯满盈、到处奸杀抢掠的小混混，一次犯罪后因被同伙出卖而被捕入狱，获判14年刑期。而与此同时政府正在试验一项犯人改造计划，通过连续放映各种与暴力犯罪相关的恶心影像，让犯人从肉体上产生对犯罪行为的厌恶，从而得到改造。极度渴望尽早获得自由的Alex于是自愿申请参与该项实验。经过两周的强制治疗，Alex果然对各种犯罪行为产生了厌恶反应，任何犯罪的念头一旦出现就会引起生理上的不适。但电影中，出狱后的Alex似乎面临了更大的麻烦，他似乎丧失了选择的自由，肉体像机械发条般地工作，而缺乏真正自由意志——这也正是电影所要传达的核心政治观点。
　　
　　但我本人并不赞同导演的这种看法。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研究出一套像电影中那样的心理治疗方法，让人抛弃犯罪的念头，或者对犯罪产生生理上的厌恶，这绝对是个伟大的进步创新。这个世界上有太多自喻为自由主义者的人整天喜欢讨论所谓自由意志之类形而上的空泛哲学话题；二十世纪一段时期内极权主义的兴盛也让诸如“洗脑”之类的大帽子一旦被扣上，许多人就不敢反驳。但我们应该深入反思，我们每个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拥有所谓的“自由意志”？什么样的行为又算得上是“洗脑”？我们所有人大部分的行为和思想，本质上难道不都是来自于个人经历、家庭和社会的影响？Alex通过医学治疗所得到的对罪恶的厌恶，难道不就是我们每个正常人从小就通过社会和家庭教育或被灌输的价值观？这种犯罪治疗手段，本质上其实就是一种更先进、更系统、更有效、更快速的教育方式而已。我们看到在电影中，Alex在选择接受心理治疗之前在监狱里，每周也要参加牧师主持的礼拜活动，牧师在布道中也不断宣扬正常的社会伦理价值观，这种人人都能接受的犯人改造方式，又岂不是一种价值观的灌输，一种形式的“洗脑”？只是没有那么有效而已。
　　
　　从此引申出的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当然是关于自由和选择的权利。自由是现代西方哲学和政治理论的基石，几乎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挑战和撼动的神圣价值观。但其实所谓的“自由意志”、“自由主义”本身，往往也只是众多被强加于人的价值观中的一种而已。我们完全有理由批判朝鲜政府强加于人民身上的政治灌输和洗脑政策，但我们也应该反过来想一想西方社会对自己价值观近乎自恋的笃信和不加质疑，其实不也是社会整体被洗脑的结果？——也许差别只在于他们的方式更细微、更复杂而已。真正的自由在于时刻保持着警惕和敏感，时刻思考和作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判断。真正追求自由的中国人，也不要因为学会了穿墙、看了几篇《纽约时报》的社评就沾沾自喜地以为自己突破了枷锁获得了自由：因为我们也许只是在不自觉间被一种更细微的方式洗脑而已。

中国法庭游记

2009-07-28T04:06:00.001+01:00

昨天很有幸到上海的一个基层法院跟着一个法官待了一整天，原本我其实打算是在法院里再实习一段时间的，可惜要赶回伦敦面试，不然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了解中国司法现状的机会。但一天的体验已经让我了解到很多东西，比如我原本以为英美普通法系下的那些法官们由于都从最好的律师中选拔，经验、资格都更老，因此会比中国这样的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水准高，而且在判案过程中所能发挥的权利也更大。但经过昨天旁听过一场庭审之后，感觉其实中国的法官现在素质也很高（至少是在很规范的上海），因为现在公务员、法官的选拔都非常严格，竞争也很激烈，最终能够进入法院工作的也都是全国各大学司法院系中的顶尖学生，法官们在实际审案的过程中听得出对法律的理解是非常透彻清晰的。

我原本还有一个误解，以为英国的法官权利要比中国法官大。英国法官最后的判决书往往长达几十页，最高院、上诉法院法官的裁决往往成为法律的依据，而中国法官似乎受制于成文法的约束，裁决量刑的空间很小。但真正到了庭审现场后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中国法官虽然最后的判决非常简练，但在实际庭审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英国法官。英国法官在庭审期间基本不发言，只是听取双方当事人的辩词、证言，只有在最后的裁决时才抛出自己的观点和分析。但中国的法官的审判过程中却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法官引导整个审判程序，辩论双方除了事先独自提出的证据和自己对事实的描述之外，基本上是在回答法官的提问。比如我所旁听的一个关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的案件，法官首先让原告方陈述事件经过，然后很快确立起事件的法律争议焦点：双方合同关系已经解除，解除的责任在被告方，原告因此要求返还押金，并要求被告作为过错方负违约的赔偿责任。在这个过程中法官对法律的理解也明显表现地比普通律师强，例如法官直接询问原告律师，双方合同关系是否已经解除，原告律师无法回答，只能重复说被告方未履行合同，原告方因此也随即停止执行合同；法官直接就插入说那就说明合同已经解除，因为在法律上只要双方都没有在履行合同，合同关系就被视作解除，否则原告方为何要坐在这里要求赔偿呢？先有合同的解除，才可能讨论责任问题。很显然原告律师对合同解除这个概念不怎么了解，但法官的理解就很清楚。

当然更有趣的是在后头。正因为法官对法律的掌握和理解超过原被告双方，法官除了裁决之外，往往会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对双方提出许多司法建议。在这个房屋租赁案件中，原告接下来向法庭提交了两份证物，一份是房屋租赁合同，另一份是付款凭证。合同确立原被告双方原先的合同关系，由于法庭已经确认双方合同关系解除，依据合同被告理应退回原告押金，所以原告第一点请求法庭予以支持。但原告的第二项请求是要求被告作为过错方赔偿原告已支付的租金，但原告所提出的相关证据存在瑕疵，所谓的付款凭证只是一张银行转账记录单，上面也只有银行账号而没有收款人姓名和地址。更麻烦的是这个案件的被告还根本没有出庭应讯，人也不在上海；法官在看过证物后就直接跟原告说，这个证据无法支持原告的第二项请求，现在原告可以请求休庭，下次开庭再提供更有力的证明，比如有被告方签字的收据；但因为被告方并未出庭，而且很难寻找到，下次开庭日期可能需要公告，拖延时间更长、成本更高，最后其实也未必能得到被告的赔偿，因此法官的建议是原告今天先撤回第二项要求赔偿的请求，这样该案当天就能宣判，至少第一项请求能够获得批准。原告方显然非常同意法官的见解，当场撤回第二项请求，该案也当庭了结。

在另一个同样是租赁合同纠纷的案子中，法官在听取完双方辩词后甚至先要求原告回避，然后向被告详细地解释司法意见，甚至直接向他说明，法律上被告明显处于劣势，如要做司法判决被告的损失会非常大，而原告方最主要的要求在于立即终止合同，也不在于所提出的巨额赔偿，虽然这些赔偿在法律上都能获得支持；法官的解释非常细致、有理有据，被告方显然全部接受，心服口服，法官最后建议被告与原告再谈判和解，一周内如无法达成协议，再开庭宣判。

法官这样对原告直接的建议在英国是绝对不会出现的，英国法官在法庭上基本上都不发一语。中国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引导双方，而且最终的裁决主要是以解决实际纠纷为重点考虑，在现实执行层面的考虑比较多，而不光只有司法解释。但同时法官的专业性、中立性又很强，他用司法作为依据来解决矛盾，所以原被告双方若是真的本着解决矛盾的心态来到法院，一般能够得到一个双方都心服口服的判决。当然问题在于这个世界上确实有很多人是恶意犯法、恶意侵犯别人的权利，他们很多人甚至都拒绝出庭，在中国法律、法庭的威严性还有所欠缺，所以会发生第一个案子中被告方根本不出庭的现象。

这就进入我在法庭待了一天后第二点的感想，即中国人民的法律素质还有待提高。令我感触最深的是在立案庭的经历。立案庭处理民众递交的诉状，一般审查起诉人的资格、被告诉人的身份是否明确、起诉理由和证据是否充分等。大部分前来递状的还是律师，或者虽然是起诉人本人，但所递交的诉状很明显是律师撰写的，非常清楚，证据也很完备，立案庭法官们处理起来非常容易，十几分钟就能搞定，再排好时间后通知原被告双方即可。但问题是也常常出现有起诉人就自己直接跑来要递诉状，状子也不知道怎么写，证据也只有两张纸，甚至连起诉主体也不明确：有个人就和一个企业发生纠纷，她所要起诉的对象却是那个企业的一个工作人员，立案庭法官当然不愿意帮她立案，因为显然起诉对象有问题，此人就开始发飙，质问法官“那你告诉我该告谁？”法官的回答非常有道理：这里是法院，我只能告诉你这个案子因为起诉对象有问题，无法立案，至于该起诉谁才有效，这不是法官能够回答的问题，法院是公正的，怎么可以告诉你去起诉谁？你应该去咨询律师才对。很多人为了递个诉状，一整天东奔西跑盖章、送证据，最后还递不上去，火气又很大，中国的法院其实已经服务很周到，立案庭旁居然还有个“导诉台”，提供程序上的咨询意见，但总还是有人会胡闹。

我看着这种场景，心里感慨万千。在英国或任何一个有悠久法治传统的国家，当民众发生纠纷、需要司法援助的时候，首先要找的就是律师，法院不是普通人应该独自上门的地方。法律本身就是一门非常专业的知识技能，它的最高目标是维护正义，而正义可能会与法律的易操作性、方便性和通俗性产生冲突。去法院起诉并不是像去其他国家机关办理证件、缴费，方便性不是应该追求的。就像医生看病一样，为了能治愈当然需要很强的专业性，医生也绝不是普通人能当的；法律专业也是如此，你要追求通过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当然就要寻求专业的意见和帮助，自己直接找上法院去要正义，肯定容易碰壁。你也没有资格质问法院为何这样繁琐麻烦复杂，因为这就是维护正义的代价——就像那名法官一样，连“应该告谁”这样一个其实已经非常明显的问题他都不能回答，否则就是违反了公平、违反了正义。当今社会已经不是刘邦时代约法三章就可以有效管治的，法律就是高度专业化的。英国法庭上，没有诉讼律师资格的人甚至都不能在庭上为自己辩护。有麻烦，找律师，就是法治社会基本的一条规则，就像有病了找医生那么自然。

伊朗和中国

2009-06-23T17:40:00.001+01:00

西方媒体这两天异常关注伊朗的局势，Boris Johnson也在自己的博客中把这次事件和奥巴马的当选以及前不久他在开罗大学的那篇被西方媒体以头版刊登的重要演讲联系起来。Boris Johnson对伊朗局势的分析非常直接地体现了西方的主流观点，其中有一段写得更是直白：

Barack Obama has shown the Iranian bourgeoisie that America is willing to engage, to treat their country with respect, and it is that sudden hope – of a new role and status for Iran – that is driving the protesters to see if they can be rid of their crazy regime.

稍稍仔细分析一下目前伊朗局势的人，都可能不由自主地再次联想到20年前的中国。今天的伊朗和当年的中国一样，面临着改革派和保守派的路线之争，面临着城市中产阶级与农村传统势力的利益分割，也面临着经济上的困境及高通货膨胀。最重要的相似之处则是，今天伊朗的那批改革派，也和20年前中国那些追求改革的学生、知识分子一样，对美国、对西方怀有期待和希望，对他们的价值观趋之若鹜。也许不能说是美国人、西方人煽动了这两次政治事件，但没有西方人的鼓励和同情，没有西方人舆论上的支援，局势不可能如此恶化、走向不可收拾的冲突。当柴小姐那一夜对美国之音说出那番话的时候，我相信她是道出了广场上许多人心里的真实想法的：让血流得越多，革命者就握有更多的正义，就能得到更多外界的奥援。

当然他们所期待的奥援最终没有来；当美国人在台面上祭出最严厉的制裁措施时，背地里老布什在第一时间拨通了中南海的电话。那时的苏联还没有垮，那时的中国还是有利用价值的，而美国人、西方人也从来就是以自己利益为最高盘算的。回看今天的伊朗，以Boris Johnson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社会对抗议者的同情与支持当然发自内心，但原因可不是像Boris同学冠冕堂皇所言的那样，是由于伊朗人在30年来与民主来了一次最亲密接触：若论民主，伊朗选举的民主性超过穆斯林世界几乎任何一个国家，而其中的一大半是美欧最亲密最传统的盟友。他们兴奋的原因应该就和20年前一样再清楚不过：这是一次在一个不怎么听话的国家里制造骚乱乃至更替政权的好机会。

今天的中国几乎不可能发生像伊朗那样的事件，人们担心的不是城市中产阶级对政府的挑战，而更可能是发生在农村的不稳定；今天的中国中产阶级也对美国没有任何期待、对自由民主之类的口号也多了些冷淡和质疑。互联网的放大效应也许能让各种叛逆的声音得到表达和放大，可当你真正回到国内接触社会，你很快就会发现大多数人特别是开始踏入职场逐渐走向社会主流的80后们对挑战现有秩序没有丝毫兴趣和热情。美欧媒体老爱嘲笑中国政府拙劣的公关、宣传技巧，外交部发言人的表达方式常被拿来当做笑料来欣赏，但中国政府其实打赢了这场针对中产阶级的、也许是最重要的公关宣传战。中国政府也许太想要尽快忘却20年前的事件，但美国和西方也同样太不愿意翻过20年前的那一页，因为毕竟1989是他们最接近历史终点、最接近胜利的一年。所以今天的伊朗政局，大概也就是美国人在全球价值观输出不断碰壁而且还引起反弹效应、形象跌落至谷底的今天，所能找寻到的一剂强心针了。

太不严肃的法国人

2009-06-11T08:36:00.000+01:00

去年上Public Law，碰到个很有意思的Class teacher，整天也永远是西装笔挺的行头，在讲完英国宪政体制之后无不得意地说道：“我们英国人历史上只砍过一个国王的头，我们英国人历史上只搞过一次革命，名字就还叫光荣革命。不像那些傻逼法国佬，一个礼拜要闹个两次革命。”想到这句话是因为今天看到某人在豆瓣上抱怨伦敦地铁工人大罢工，其实英国人闹罢工的频率和法国人比起来，也就和两国人民闹革命的频率差不多了。而且英国人闹罢工都事先明确讲清楚闹多久，闹完继续乖乖干活；法国佬呢，动不动就无限期罢工，时不时就要烧车子扔石子的。而且罢工这种扰乱正常生活秩序、为少数人利益不惜牺牲社会公众福祉的自私行为在法国居然还是受宪法保护的权利，真让人不禁要套用今年广东省的高考题来质问一下，你们法国人的常识到那里去了？

平日里我最爱半开玩笑地揶揄嘲讽的几个群体，经济学家当然次数最多，紧接着挨下来的大概就要数法国人了。我这个Blog上鄙视经济学家的话已经贴了很多，今天让我来发泄一下戏弄戏弄法国人。不是说我在英国读了几年书就被英国人洗脑，或者说就开始崇尚英伦了。关键是法国人确实不怎么靠谱，一个动不动爱罢工、爱游行、爱群情激奋的不严肃民族，当然很难被人严肃看待。法国人总是自视甚高，总觉得自己怎么着也算是安理会五常，老爱跟美国叫板，欧盟里又常使性子，最早要搞欧盟宪法的是她，第一个否决掉宪法草案的又是她，真是比上海女生还要作。我今年读了一连串欧盟的案例，就发现其实欧洲几个大国对于欧盟权力的扩大都不满意，而且法国人闹上欧洲法庭（ECJ）的案子数量可能还是所有国家里最多的；但英法两国对待欧盟的态度却很不一样。英国人在自己的利益受损几次之后的反应是，“咋们不跟欧洲玩了，我们不属于欧洲，我们跟欧洲不一样。”所以英国人不用欧元，不加入申根区；而法国人的反应呢，似乎是“欧洲是老子的，老子当年搞欧盟的时候可没要往这方面走，你们现在怎么曲解我的意思呢，怎么能损害我的利益呢？”对法国来说，欧盟好似她的一个马甲，穿上出去溜达就更有威慑力一些；所以马甲有用的时候就用，穿久了伤筋动骨就要脱。另外，英国人只是嘴上爱讥笑法国，可法国人却老是暗地里和英国玩猫腻，在欧盟里时常耍些小手段排挤英国；像这次诺曼底登陆的纪念活动，谁都请了居然不请英国首相，结果惹得奥巴马都火大到不肯出席晚宴，萨科齐才不情愿地叫上英国人，也不想想真要说起二战的话，最没资格纪念的就是第一个落跑投降的法国人了。

英法之间最大的差异，应该体现在他们对工作的态度上。英国人传统的清教徒式工作观，比较认真勤奋努力向上，相比之下法国人就太自由散漫了，一周工作35小时还不能加班，天刚一热就全休假去了，就算是工作的时候也不咋认真，像萨科齐当上一国之君的，居然也还有时间泡名模，要说老色鬼克林顿当年只是寻找猎物发泄一番，这位法国总统只能说是工作太轻松需要私生活的繁忙来填充，离婚结婚个不停的。当然也不是说这种不严肃的生活方式有什么错，大多数人时不时的也会向往意淫一番这种法国式的不严肃，可问题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你不能又要享受不严肃又要追求功名利禄，像萨科齐那样一方面老爱在沙滩上穿泳裤晒太阳玩玩鸳鸯戏水，一方面又要人家take you seriously而不是当个娱乐明星来看。但以法国人这种情感丰富严肃不起来的表现，让我每次读到有关法国的新闻总忍不住觉得很具娱乐效果啊。

欧洲人的梦想

2009-06-10T20:48:00.000+01:00

去年Boris Johnson刚选上伦敦市长的时候，自己很不喜欢这个整天一头乱发，每天背个斜肩包蹬着脚踏车上班的家伙。后来才发现，此君才应该其实是我最喜欢的那一种人：从Eton到牛津Balliol College的完美学历，在媒体当过记者写过专栏做过主编，铁杆Tory却还十分有趣健谈。大多数英国政客做到他这种Shadow Cabinet级别的一般都已经很无趣很严肃了，只有此公一出场立即产生喜剧效果。他每次在电视上讲话，那双死盯着摄像机以致有点翻白眼的眼睛和一脸试图严肃却始终严肃不起来的表情，总是让我想笑。总之，这是那种少见的有个性而且不羞于展现自己的个性，但却还能占据政坛主流地位的角色，idiosyncratic without being eccentric：这样的人可能还当不上英国首相，不过做做伦敦市长却是最合适不过了。（以我对英国政治非常肤浅的了解，上一个可能如此有个性的政客是丘吉尔，但即使是如此厉害的政坛老手，若不是有个二战恐怕也是一辈子都当不上首相的；英国工党这两天的内斗证明，英式民主归根究底还是派系间的缠斗，不像美国那种更讲究个人魅力的更直接的民主。）

Boris Johnson大学里读的是所谓的Classics，也就是欧洲古代史，古希腊、古罗马那一堆玩意儿，所以他前几年还写过一本通俗历史读物The Dream of Rome，我放假前买来一读，觉得写得非常不错。Boris Johnson写这本书似乎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回击工党教育大臣Charles Clarke在03年一番关于人文教育理念是否正确、像古代史、文学这类课程是否有必要开设的谈话，其次则是通过探索罗马帝国的历史来借古喻今：为何 2,000年前的欧洲能够在罗马帝国的体制下实现大一统，而在2,000年后的今天这一体化的进程却一再受挫？

对于前一个话题我已经没什么好谈的，至少在英美社会主流意见比较统一，谁都知道在Oxford的Classics和LSE的Econometrics（打个比方而已啊）两个学位间，哪一个的含金量更重，工党大臣鄙视人文学科的言论一出必然遭致社会主流的挞伐。但后一个问题其实是英国社会当前更关注、分歧也更大的一个问题；对于欧洲一体化，对于如何看待欧洲，英国人还是有很多争执。许多人觉得英国人比较傲慢，始终不愿意与欧洲大陆为伍，但读过Boris Johnson的书你会感到这种看法未必正确。其实从英国人对Classics的热爱、对古罗马史的探索中，就可以看出他们其实还是非常向往那种欧洲大一统、作为一个世界帝国的一部分而存在的格局。就像Boris在书中写道的，自罗马帝国衰亡以来这个统一梦就一直飘荡在欧洲上空，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个梦想的美好与伟大：

That, really, is why Rome has been so heavily imitated. It wasn't just the miltarism, or the uniforms, the salutes, the hint of orgies. It was the sheer economic success and peacefulness of this rich and varied monoculture. It is that memory, of a peaceful and united continent, that is so appealing. It tolls to us across the ages like the Church bell of a sea-drowned village. It is like a memory of childhood bliss that the elderly continent has struggled ever after to recapture. (p.52)

但像 Boris Johnson这样的保守派紧接着就指出，今天的问题不在于梦想的美好，而在于今天的欧洲已经不再拥有那个“富饶多彩的单一文化”（rich and varied monoculture）。罗马人把整个欧洲成功地统一在一面旗帜、一种文化之下，但今天的欧盟离那个目标还太远，而且可能永远都实现不了。在一个连一门统一的语言都已经不存在的地方，又如何去建立起一个政治大一统的国家呢。这也是我这一年学习欧盟法之后获得的感觉，整部欧盟法的历史就是一个失败的建国史，欧洲的政客们一直怀揣着宏大的政治梦想，不断地要扩张欧盟的权力，但却总是在国内遭到各种阻力和反对，直到2005年的欧盟宪法被一向最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法国人彻底否决，大家才开始意识到欧洲的统一也许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却并不是普通欧洲人所想要的东西。一个强大的帝国能够带来荣誉和全球的影响力，但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这只是意味着更多关乎切身利益的政府职能被转移到一个遥远的、不怎么受控制和监督的中央集权机构中。当国土扩张之后，政府也就变得更大更遥远，人民对政府的控制力也下降，因为权力会被稀释，官僚体系的层级也会增多。拿欧盟最标志性的样本欧元来说，这次经济危机中12个欧元国家需要的货币政策不尽相同，但实权却只能由欧洲央行一家来行使，这不免伤害到一些国家的利益，也当然会使许多民众不满。因此当年的罗马帝国不但能够建立起而且还能成功地维系、管理这么个庞大的帝国，就是件让今天的欧洲人赞叹不已的事了。

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原本独立的政治实体是否有可能和平地走向政治统一，还是必须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国家用武力来征服？至少我个人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只看到过通过武力征服来实现统一的，而且基本上都是拜一个强人所赐：罗马帝国的扩张归功于奥古斯都，中国的统一是因为有个秦始皇，更不谈后来拿破仑、希特勒之类的失败者。唯一能够被看做是自愿、和平地合并的，是美国当年的那13个州，但即使是美国的统一，也是有后来南北战争那一场仗做基础的。这对于那些依然做着欧洲统一梦乃至世界大同梦的人们来说，应该是个很好的警示：也许大一统并非政治的主流；因为这个世界太多元，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更分散的统治体系来维护不同的利益、满足不同的需求。

不要太拘谨

2009-06-04T09:43:00.003+01:00

三个多月前去听过王叔叔演讲，有句话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大意是说你们以为北京的那些人心里就好过吗？每年这个时候都要那么紧张一下。今早看到M@X同学很有幽默感地骑自行车逛北京，目睹重兵把守的广场；从前几天开始全国几乎所有的社交网站很有默契地进入不同程度的技术维护，真的让人感觉那么大阵仗的反应，你们不累啊？

“来自台湾的马英九总统”特别撰文要检讨反省承认错误，不过也许像某些人所言，政治上不会有主动认错。但我觉得关键不在于认不认错，而在于二十年后竟然还需如此紧张地面对一场二十年前，以中国的标准来说不算太惨烈的政治灾难。如此拘谨地来面对这场历史，结果只是让这场事件被披上了更浓的意涵；越是高强度的封锁，只是让正义vs.邪恶的肤浅二元划分变得更清晰。

其实经过二十年的变化轮转，坦然面对已经不是太困难的事。今天的80后大部分不了解也不关心1989的中国（这未必是什么政治宣传的结果，英国也没几个年轻人了解70、80年代英国痛苦的转型），了解的那一群中大部分也不带太深的感情，毕竟我们没有任何印象。而我们的父母辈可能因为经历了远比这更惨痛的政治运动，二十年下来也没有了当时的激动。真正烙下深刻印记的，也就是那群当年的70后大学生。而不去面对的后果是，任何深层次的探讨都变得不可能，你那一边的解释也就被历史遗漏。于是所有人都记得坦克车前的年轻人，但没有人记得坦克车的撤退；所有人都同情广场上的学生，而没有人去理解那个有责任、有义务维持社会秩序和安定的政府。

所以很多事情，是要摊在台面上才说的清楚的；藏在角落里只能让自己更像一个贼而已。一些人二十年后的作为，未必非常明智。

常识让人继续看空

2009-05-20T01:14:00.003+01:00

世界各国的法律都不尽相同，但一些基本的法律原理多多少少都还是共通的，比如最基本的所谓pacta sunt servanda（协议必须被遵守），比如legal proprietary right binds the world（法定财产权对第三方有效），又如no one shall be permitted to take advantage of his own wrong（无人应从其不法行为中受益），在普通法国家更有stare decisis（遵循先例原则）。这些看似基础、简单、常识性的原理，却是最基本的理论基础，当法学家们迷失在更细致繁琐的法条中无法找到最公正解答的时候，他们往往必须回到原点，用常识来权衡争端。

世界上很多事情其实也是如此，对细节的过度钻研和把玩到最后只会让人丢失了常识与大局观；聪明的人在知晓细枝末节僻隐巷道的同时，也不应忘记大局的方向感。一个最合适的例子恐怕就是经济学和华尔街直到去年还十分热衷的那些金融工具。那些数学天才金融玩家们用最复杂的模型、最细致的手法排列组合资产来对冲风险，提高收益率，似乎在摆弄数字间就能创造挖掘出财富。但这些人却忘记用常识来判断一下，风险无论如何地被分割总是会存在，财富无论被杠杆放大多少倍，本质还是没变，多出来的那一份总是要还的。

经济危机从雷曼倒闭算起到今天还不到一年，一些经济学家和市场操盘手们已经开始幻想经济“拐点”的来临了——“Even a few days without bad news quickly leads to the nucleation of assumptions about endless days of good news to follow”。但一个会用常识思考问题的人应该会质疑，如果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是过度消费和过度信贷，是今天的人太早地花掉了明天的钱，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漏洞、这笔欠账被填平之前，经济如何会恢复呢？昨天那些最相信市场的人一夜之间变得最依赖政府，大声叫嚣要政府拿钱出来刺激经济。可常识也应该告诉我们政府没有这么大的能耐，政府只是人类社会组织的代表，它从来只有搞垮经济的能力，却没有挽救经济的实力。政府不可能一夜之间凭空变戏法创造出资产来填补经济缺口，所谓的经济刺激方案到最后往往只是刺激出更多的废纸，而不是实质的财富。就像1929年的大萧条一样，政府恐怕只会制造出更大的麻烦、更大的泡沫。

经济惨淡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特别是我们这些即将毕业找工作的大学生们，尤其不爽：老子还没开始赚钱呢，你们这些混蛋就先把我这份钱花掉了，华尔街的那些老家伙们自杀也好、辞职也好、退休也好，至少是捞过一票了，一屁股的欠债倒要我们这些无辜的年轻人来承担。但经济不会因为大家都认为会变好而就真的变好，就算是你把前两年吃的大鱼大肉全吐出来，也改变不了经济将在未来几年内继续惨淡下去的现实。

舆论和法律

2009-05-11T02:34:00.003+01:00

下午在Library开小差翻Google Reader，连着好几篇都是关于杭州飙车族撞死人的评论，内容都挺煽情激动，群情激奋的，真的如王三表所言，“大家的正义感又上了，弱者心理又上来了”。与此对映的是，几大门户网站基本都没有文字报道，只有地方电视台的新闻视频。无论是新闻媒体还是网民，都很快地把这场交通事故上升到社会矛盾、贫富差距、特权阶级、司法不公的高度。

这事件本身也正好具备煽情的所有因素：死者是个优秀而且前途光明的年轻人，肇事的则是另一个家境富裕、据称还很有背景的所谓富家子弟，而且开的又是非法改装的进口车，杭州当地夜间的飙车党活动又十分猖獗。这事件本身当然是场悲剧，肇事者肯定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可现在这种对肇事者的妖魔化和最严厉的道德审判，本身也是非理性而且不尊重法律的。犯了滔天大罪的人也有权享有法律的保护，这包括给与他应有的隐私权，也包括让他能够接受一次公平、专业、不受公众压力干扰的审判。

很多人也很快把这次事件上升到富人和平民对立的层面，许多未经核实的消息（比如某些媒体所谓的什么“肇事人态度恶劣”；电视新闻里看到的画面似乎是肇事人根本没下车，长时间暴露于媒体镜头、灯光之下，只能自己用手遮住脸，不发一语，我不知道这种情况下怎么看得出他的态度了）满天飞。我们不去探讨贫富差距和对立的问题，但就这个事件本身来说，至少到现在看不出警方有任何包庇、袒护特权阶层的过错：肇事人被依法刑事拘留，警方按程序调查事件，甚至在第一时间召开记者会向媒体通报最新调查进展。愤怒的群众也许恨不得立即要看到正义伸张，但真正的正义总是来得缓慢，因为正义必须是通过正常的程序（这其中包括给与肇事人申诉的权利）、按步骤地来实现。把一个杀人犯当场枪毙不是正义，这是最原始的冤冤相报。

这里最好的例子就是所谓警方认定的“70公里”：如果仔细去听通报会的原始录音，警方的解释非常清楚：据当事人及其同伙供称，当时的车速为70公里，而这已经超过现场50公里限速的规定。警方完全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也没有说是否采纳当事人的证词，具体超速了多少也必须进一步调查来确定。在调查期间、在法庭上，被告人当然有权陈述自己一方的立场，他可以说自己当时速度是30、50、70或是150公里，但是否被警方、被法庭采纳，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警方不经调查即采纳被告的说辞，当然有失职嫌疑；但如果警方完全不理睬被告方的解释，也同样是一种失职，是侵犯被告获得公平司法审判的权利。而在这初步的调查阶段，警方现在手中可能也只有被告的说辞，更进一步的调查也许要在对车身的损害、受害人尸体的检查完成之后才会有详细的结果出来。可现场的媒体居然就把这初步的调查报告当做警方对事实的认定，然后就开始群情激奋地几乎是在公审交警，就显得很没司法常识、理智和新闻报道的专业素质了。

所以说到底这事件反映出的还是很多人对法律的不尊重，这不仅仅包括肇事者，也同样包括这些媒体、网民。肇事者违规超速酿成惨剧当然是藐视法律，但媒体、公众这种不尊重司法程序、只看重结果的正义却轻视程序正义的行为，同样体现出法治精神的缺失。被害人的背景让我们更同情、更唏嘘他的不幸，但肇事人的背景却不应成为罪加一等的理由。曾几何时，“弱势群体”一词成为媒体上的流行语；在政府强权面前，许多没有势力、没有资本、没有关系的小老百姓当然是弱势群体；但在不理性的公众舆论和群情激奋面前，一个富家子弟也就同样显得弱势了。法律不该被政治强权左右，但也同样不该被公众压力影响。希望这次事件最终的司法裁决能够做到公平，实现真正的正义。

（另外，其实从人情的角度去想一想，那个肇事者也只是一个刚刚开始自己独立人生的年轻人，这次事故对他而言也同样是场不幸的悲剧。我平时不怎么喜欢的韩寒，对这次事件的评论却写得很不错，特别是他的结语，对肇事者的评价写得比较中肯：“他很年轻，总会冲动和犯错。这件事情，千错万错一定是肇事者的错，因为他的错，一个优秀的年轻人已经失去了生命，这个错无可弥补，但人生还有很多好事他出来以后可以去做，希望他可以明白。”一个人那么年轻就犯下一个无可弥补的大错，也是该让人唏嘘的。）

艺术家与工匠

2009-04-29T20:52:00.003+01:00

世界上有两大法系，英美的普通法系（Common Law）和欧陆的民法法系（Civil Law）。我不知道民法系国家的律师们是怎么看待普通法系的，但以我在英国读法律这两年来的体会，英国的普通法律师们基本上都是带着鄙视和恐惧的心理来看待欧陆法系的。

如果粗略地来看，两大法系之间的差别并不那么大。大家印象里这两大体系最大的差别，大概就在于普通法系更依赖于案例，民法法系更依赖于成文法。然而其实英国今天的立法也非常频繁，而且成文法永远是高于案例法的；法院虽然有很大的独立性，但若是政府、议会对任何一个裁决不满意，只要立个清楚直白毫无歧义的法条出来，法院也只有乖乖服从。与此相对的是，即使是在法国或德国这样的民法法系国家里，政府立出来的法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也有可能被法院重新解释、最高法院或者宪法法院甚至还可能握有宪法的解释权——所以法院的自主性其实也不低，成文法未必能束缚住法官们的自由裁决。

可即使如此，普通法系内的律师们还是觉得自己的体制更优越，民法法系内有很多矛盾、有问题的地方。我记得去听过一个美国的法学家谈台湾和大陆的刑法制度，在谈到陈水扁案时，特别批评台湾政府至今依然将没有被定罪的陈水扁关押禁见：这种案子很有可能拖上个三五年，难道这期间就一直要这样把未定罪的被告关在监狱？不过他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却是他的结语：“To a lawyer trained in the common law system, this is baffling.”在他看来，这似乎不是台湾特有的问题，而是所有民法法系国家都存在的体制漏洞；普通法系最引以为傲的也是其对程序正义的执着追求和维护。

当然，欧陆国家特别是法国的法律学者们，对英国的司法体系其实也是有点不以为然的。在他们看来，英国的体制其实是还未完全进化的系统——这种按习惯裁决的方式，法国人、德国人当年也使用过，可随着18、19世纪的法典化（codification），这种方式被逐步抛弃。西方进入中世纪以来，重新发掘出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理性——亚里士多德所谓的“Reason,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is man”；人和其他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拥有理性。而理性也就是要将严谨的逻辑应用于司法的审判之中，也要有明确的条文为人类社会的行为方式提供指引和规范。如果是这样，那么那种按习惯裁决的法制，当然是落后的。把法律条文整理、归类然后再用文字记录下来，就成为欧洲大陆法学家们的梦想；就好像《圣经》是上帝颁给人类的自然法，人类自己也要追求一部神圣的法典。这是一种对文字的崇拜。所以当查士丁尼的《民法典》在意大利波伦亚大学图书馆的某个灰暗角落里被重新发掘出来的时候，欧洲人当然也立即将其奉为法学里的圣经，理性的化身。

可只有英国人是不买账的。他们依然在维护着习惯法，拒绝法典化，依然“按大法官之足”（Chancellor's foot）的长短来裁决。美国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大法官Oliver Wendell Holmes在他的《普通法》（The Common Law）一书的开头，就这样明白地指出：

The life of the law has not been logic: it has been experience. The felt necessities of the time, the prevalent mor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intuitions of public policy, avowed or unconscious, even the prejudices which judges share with their fellow-men, have had a good deal more to do than the syllogism in determining the rules by which men should be governed. The law embodies the story of a nation's development through many centuries, and it cannot be dealt with as if it contained only the axioms and corollaries of a book of mathematics.

——（Oliver Wendell Homes, The Common Law）

所以这可能才是英美法和欧陆法之间最大的区别：欧陆法信仰的是逻辑和理性，英美法信仰的却是经验。在英美法的律师们看来，正义不是1+1=2这样直白的绝对真理，它不存在于先验的理性之中，而是在法律人运用理性的过程中被发现、被完善。欧陆法将理性视作一尘不变的、永恒的、每个人天生拥有的一种本能。英美法却更注重所谓的技艺理性（artificial reason），理性不是天生的，是需要通过人的努力和技能被不断发展完善的：人必须像打磨刀剑那样不断努力才能让理性变得锐利。此外，理性也不是正义（Justice）唯一的组成部分，正义同样需要考虑到社会道德和需求。正义往往是一种不同利益、不同需求间的平衡；这是一门维持平衡的艺术。如此说来，身为艺术家的普通法系律师，自然也就难免会带着些许鄙夷的眼光来看待那些只会盲目应用自己的本能，而不太善于发展和完善这种本能的欧陆法系的法律工匠们了。

Just Smile

2009-04-22T16:55:00.003+01:00

临走之前，终于看完林语堂的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查一下豆瓣上的纪录，这本书看了已经有两个多月了；由于期间又生病又考试的，这本书只能是断断续续地翻完。

林语堂笔下的中国与今天的中国已经很不一样了。那时的中国似乎更悠闲、更开朗、更精致、也更懒散，更有一个文明古国的味道。而今天的中国就更急躁、更冒失、更粗糙、但也更朝气蓬勃，快速成长着学习着。如果做纵向的比较的话，那时的中国更像英国，今天的中国则更像美国。

We are an old nation. The eyes of an old people see in its past and in this changing modern life much that is superficial and much that is of true meaning to our lives. We are a little cynical about progress, and we are a little bit indolent, as are all old people. We do not want to race about in a field for a ball; we prefer to saunter along willow banks to listen to the bird's song and the children's laughter. Life is so precarious that when we know something truly satisfies us, we hold on to it tight, as a mother hugs her baby close to her breast in a dark, stormy night. We have really no desire for exploring the South Pole or scaling the Himalayas.

(Epilogue, p.327)

所以说历史未必永远是直线向前发展的。人不可能返老还童，一个国家却可以做得到——只要这个国家的历史足够动荡、也足够悠久的话。那些习惯了直线历史思维的西方人，只怕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历史不够长，还未完整地经历过一个文明兴衰轮替的全过程而已。

但其实回看中国历史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往往能产生出对未来的自信。我们是一个根基那么厚实的民族，经历过那么多苦难但也享受过那么多辉煌；很多我们今天看来难以跨越、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其实历史上也都曾碰到过，也都照样走了过来。不过十几年前，中国崩溃论曾经甚嚣尘上，其实到今天还余音缭绕。中国人自己也常常有意无意习惯性地贬低自己的文化传统、价值习俗、政治和社会制度。可问题在于，作为几个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能够传承到今天的文化，其中必有过人之处，靠的也一定不只是超强的生殖能力而已。更何况再烂的文化经过几千年这样传承下来，必定也累计沉淀了许多可以为今人所用的经验教训吧。

中国因为太庞大、家底太丰厚，任何改革和前进都会非常困难；但也因为中国的庞大丰厚，要搞垮中国同样非常困难。强人如毛泽东，翻云覆雨三十年也未能把中国拖向深渊；当年的西方殖民者试图瓜分中国，也没影响到今天中国政治、文化上的大一统。当我们在焦急地试图要被世界承认和接纳，焦急地担心未来的路是否还走得下去的时候，或许应该更多地回头看看自己曾经的文明和辉煌。中国可以走自己的道路，中国可以有自己的习俗、自己的政治体制；中国人可以比西方人更懂得如何去解决一些难题。中国人可以掌握真理。就像林语堂时代的中国人那样，当他们看到只有在加了牛奶和糖才会喝茶，而且蔬菜只知道生吃的西方人时，他们才不会跟风去碰那恶心的奶茶和无味的生菜——they just smile at the barbarians。

盗版有理

2009-04-18T15:15:00.005+01:00

最近看到瑞典对一群网络盗版网站管理者的判刑，让我对知识产权，特别是版权这个问题又燃起了激情。还记得自己初中的时候玩过一段时间电脑，对什么自由软件、Linux直到后来的Creative Commons、Wikipedia都有过接触，当时就树立了反正版、坚持自由的进步思想。到了今天，自己的立场也许有所缓和，但基本观点还是没有改变：版权未必是促进和鼓励知识创新的最好手段。

首先就这个案子本身，我就觉得瑞典的司法过严——这个国家居然对盗版行为已经提高到刑事制裁的高度了，盗版要坐牢、还要被政府罚款，实在有点荒唐。刑事制裁面对的行为，应该是那些容易对整个社会造成伤害的行为；而盗版侵犯到的基本上只是一些特定行业内大企业的利益，对社会大众毫无伤害，政府为何要大动干戈地来如此保护、如此判刑？根本就是图利财团、保护少数人的利益，而且严重侵犯人权。

我们从小被灌输这样一种观念，即知识产权是物权的一种，因此是（未经法律程序）不可侵犯的。但问题在于，我们应该仔细思考，在法律上知识产权是真正的财产权，还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概念，实际只是一种利益的分配和划分？在我看来，知识产权当然只是一种利益划分的手段，法院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应该是像在处理合同法案件时那样，没有正义邪恶，没有对错，而只是决定利益的归属。知识产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物权，因为它的非排他性——盗版并不影响第三方的正常使用。我偷比尔·盖茨100美元就意味着他少了100美元；我复制一份盗版Windows却不影响任何正版用户的使用；我并没有剥夺他人正常行使其财产的权利（用英国法官带些诗意的话来说，那就是the peaceful enjoyment of one's property；这才是财产权的基本定义）。财产权的前提假设是物资是有限的，因此要保护其分配；但知识产品的后期复制却可以是无限的，怎么偷？怎么能算偷？所以在法律上或即使是在道德上，“偷”软件和偷东西也是有根本的区别。

既然它是一种利益的平衡，我们就有权利过问，这种保护是否恰当、是否过度？它在今天是更倾向于大企业的利益，还是个人、消费者的利益？知识的传播和进步总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之上的，我们总要先吸收学习别人的知识成果后才可能有自己的创新和开发。过度的知识产权保护就是阻碍知识进步和创新的障碍，对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对社会上比较贫穷的人群更是如此。微软可以在美国找到无数愿意花100美元买正版Windows的用户，但请问生活水准相对低很多的中国人也必须要付这点钱才能合法使用Windows？我记得去年在陕西支教，那里的高中生们也常用QQ、常在网吧上网。难道这不要感谢盗版Windows在中国的泛滥？如果我们打击盗版，严禁盗版出现，这些年轻人永远都不会有机会接触电脑；在这信息化的年代里，这也意味着他们与世界永远地脱节，永远不可能有迎头赶上的机会。

我并不否认知识产权的必要性，但问题在于今天的这种保护显然过度了。美国1790年颁布的第一部版权法对作者著作权的保护仅为14年（而且还仅限于美国作者，外国作者一律不享有版权。所以说起来今天大谈知识产权保护的美国人才是盗版的真正始祖）；今天美国版权的保护期限却是作者终生外加死后150年。同样的期限问题存在于专利权。这样的结果是过度地维护了大企业、大媒体和美国这类向外输出技术的国家的利益，损害的是中国这些还需要从外输入知识的国家的利益。18世纪的美国毫不掩盖、理直气壮地盗版外国的书刊，为的是让自己迎头赶上；今天的中国当然有资格做同样的事情。

我们同样也要问，对娱乐和知识产品的定价，是否由于这种具垄断性质的“知识产权”（所谓的知识产权本质上就是允许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对一个产品进行垄断性的销售）的存在，而被不公平地抬高？作为没有收入的学生，我现在每年学期开始的时候却要在买教科书上花掉上百镑，在我看来这当然是不公平的剥削。这也是知识产权本身的一种悖论：如果完全取消保护，那么由于后期复制的成本远低于前期开发，那些盗版复制的商人当然可以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但当保护太严密时，那些享有垄断权的企业也会由于缺乏市场竞争机制而获得不合理的暴利；而这又是以公共的长远利益为代价的。那些指责我们这些大学生消费者为海盗、自己却利用垄断权把文化知识产品价格定得如此之高的企业，本身也就是掠夺公共财富的强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