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de And Prejudice

当面问他

2009-11-09T10:46:00.003Z

记者：李光耀先生刚才说，东盟国家要团结起来才能抗衡中国带来的挑战，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你怎么回应这种看法、你会和他见面吗？

朱镕基：我没有看到他的原话。我这次要见他，我会当面问他是不是这样讲的。

李光耀这个大嘴巴最近又放新厥词，不知哪个中国领导人见到他也能当面问问他到底是啥意思。

《朱镕基答记者问》这本书挺好看的，笑点挺多。朱镕基在美国的几篇演讲和答记者问说得最好，应该都是即席的，其他几篇在一些小国家的演说就很明显是准备好的稿子了。不过最搞笑的应该是最后关于答随行香港记者采访的那部分，比如他刚到英国和女王见了面出来，记者问他访问有什么成果，朱答曰：我刚到，有什么成果？人家问他为啥要到一个地方来看看，他说：他们要我来我就来啦。

联想到如果在剑桥演讲被扔鞋的是朱镕基，临场的反应就应该没那么悲愤，而应该是很轻松幽默地一笔带过了吧。

钱学森的悲与喜

2009-11-02T19:48:00.004Z

前两天一个人在巴黎转悠，晚上旅馆里居然还有中央电视台；更巧的是那天我一开电视放的居然还是《新闻联播》；我就这样边开着电视边研究次日的行程，过了不久耳边突然传来播音员播报讣闻时专用的极慢语速宣布钱学森逝世的消息。钱学森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科学家，我还记得小学课本里就已经有关于他如何冲破层层阻力回到祖国参加科学工作的文章。但我真正开始了解这个人是在很久之后，从张纯如所著的钱学森传记Thread of the Silkworm中才知晓的。张纯如是站在一个美国人的立场上来写这本书，她批判的是五十年代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反华主义，逼走了一个杰出的科学家，而且让他为敌国的军事建设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我觉得钱学森的传奇人生当然有着他那个时代的特殊烙印，今天的人恐怕也很难真正体会；他当然也像那个时代无数知识分子那样，历经磨难和痛苦。但我觉得，钱学森在某种更高的层次上是非常幸运的。

许多人也许会说钱学森作为一个不怎么关心政治的纯科学家，却被迫卷入冷战中美两国国内的政治矛盾，无数次成为各方政治角力和利用的工具，一方面自己受到身心的迫害，无论是美国人对他的软禁，还是回国后一段时间的政治风暴；另一方面自己又参与到（无论被迫与否）这些政治斗争中，写出论证粮食亩产过万斤这样损害自己声誉的文章来。这当然是他人生的悲剧，但这也提醒我们，无论做任何工作，一个人要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要做到独守象牙塔，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当你在自己的领域内已经出类拔萃时。即使是在号称追求、保护自由的美国，五十年代发生的麦卡锡主义悲剧，今天未必就不会再上演，十年前美国李文和事件的阴影，到今天都应该还没有忘记吧？

然而钱学森的幸运在于，他一个不关心政治、一心可能只想留在美国继续深造、静静地走一条安稳学术路线的人，居然被逼走上回国的道路，成为了中国国防和航空事业的奠基人。网上有一篇文章唏嘘钱学森因此离开了良好的科研环境，无法再做出他自己想要追求的开拓性的科学成就。相比之下，“两弹一星”的研发似乎“只是让一个处在冷战时代的落后国家拥有了看上去很强大的能力，但对人类的科学进步、文明发展却没有提供必要的贡献”。

但我认为，一个人有机会在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度里，成为一项最重要的科学项目的奠基人、领头人，一个人手把手地把这个国家的科研力量、军事国防实力发展壮大，让这个从前任人宰割的国度发展成为区域性的军事大国，这何尝又不是一种激动人性的伟大事业——更何况这个国家就是你自己的祖国？相比之下，在美国一个高等学府里安静地从事科学研究，是一种非常安静祥和的人生，钱学森甚至可能像他的侄子钱学健那样得诺贝尔奖。可是说实在话，当你成为了一个美国人，在美国的大学里，在一群同事和前人们的帮助下做出一些自己科研上的成果，乃至成为自己领域内的权威，甚至最后拿了诺贝尔奖，与回国一个人开创一番全新的事业，成为祖国的骄傲和十三亿同胞家喻户晓的名字，是哪一个更有成就感、哪一个更了不起呢？今年的诺贝尔奖除了和平奖外，多少人会知道其他任何一个奖项获得者的名字？他们中又有多少人有过钱学森那样传奇丰富而有辉煌伟大的人生？他们多少人做出过像钱学森那样不可替代的贡献？少了一个钱学森，美国、世界的科学研究工作依然照旧匀速前行；多了一个钱学森，中国的国防事业、航天事业向前快进了二十年；钱学森到底在哪里能发挥他自己最大的贡献，显而易见。更何况，为国家的国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与为人类科学事业做出卓越贡献一样也是了不起、也是会被后人永远铭记的事业。法国人尊重他们民族的伟人伏尔泰，但法国人也同样尊重为民族开拓疆域、竖立信心的伟人拿破仑。

所以钱学森人生的悲剧在于，他没有得到他所期望的那种宁静、平和的科学家人生，他由于自己的杰出无法躲过政治的干扰和影响；但他的喜却在于正因为他没有过上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他才真正做出了更卓越的贡献，成为所有中国人尊重的科学元老，他的逝世会在最官方的新闻播报时段按国家领导人逝世的标准予以向全体十三亿人广播。看到钱学森的逝世，让我联想到中国现在蓬勃发展的航空航天事业，随之又让我想到一篇两年前在网上读到被为之深深感动的北大教授潘维的演说稿《科学工作者的祖国》。一个人与自己国家、自己民族、自己社会的纽带是永远也剪不断的，即使你想要忽略它，甚至即使你想要剪断、背叛它。国家和身份的认同是任何一个想要在自己的领域内冒尖的人，最终都无法回避的东西。

大学的自由

2009-10-08T14:12:00.001+01:00

又是一年新学期的开始，LSE校园里又照例冒出一批新面孔，自己在校园里穿梭时常会碰到一些问路、找方向和不知道如何使用图书馆设施的新生。回想起自己两年前的样子，感觉到大学确实是人生中非常特殊、自由但也充满挑战的阶段，而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当时——在踏入大学校门的时候其实根本没有做好迎接这些挑战的心理准备。

大学阶段可能是人生中最自由的一段时期，但这种自由对没有做好准备的人而言却往往是一种挑战和压力。我们之前所接受的12年学校教育，都是带有强迫性质的、在老师监视和督促下所完成的教育；但一进入大学，这种束缚、督促几乎完全消失，你可以一整年不去上Lecture而没有人会知道；大部分作业都是靠自己自觉完成，没有老师会来批改，有问题是学生自己要主动去找老师讨教。对我们这些读法律的学生来说，一般甚至都不会有作业，每堂Lecture结束后只是收到一张长长的Reading List，你是否自己到图书馆找书看、看多少，真的只有你自己心里知道。每周可能只上十个小时的课，但课余时间的投入就完全看个人了。太多学生其实根本还没有养成这种自我约束的习惯，包括我自己刚开始的时候都习惯性以为自己只要按时听课、理解老师课堂上所说的内容就行了，后来才意识到大学里可不像中学，这里是没有什么教学大纲之类的东西的，不是说有什么你必须搞懂的东西，而在此之外的你就不必管。对任何课题你必须理解地越深入越透彻才越好，包括那些老师从未提到过的内容。而理解的深入程度与你自己投入的阅读时间成正比。我看到过太多从不错的中学出来的同学，到大学里成绩一落千丈，根本原因恐怕就在于他们没有自学的习惯。

大学生在个人的生涯规划上也是最自由的。在接受基础教育阶段，我们每个人几乎没有多少选择，也不需要做多少选择；到真正工作了以后，大部分时候你的职业生涯初步定型，所以职业发展也是有一定固有的规划的：在一个律师事务所里，你从trainee开始，到associate，再到partner，基本上有一条非常清楚的道路。但在大学里一切都还未开始，所以有太多的选择和可能性；很多人其实从未想过自己未来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职业道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而这其实却可能是一个人一生中所要做出的最重要的几个决定之一。我父母那一代的中国大学生，毕业之后没有选择自己职业前途的自由；而今天的大学生们在被赋予了这种自由后，却往往会发现这种自由也同时伴着巨大的压力。在今天这样一个经济环境非常糟糕的年代里，能找到一份工作已经是巨大的挑战了，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和不断面对打击的勇气；而要能够挑到自己满意的一份工作，可能真的还需要一点运气。

大学生的社交生活也是最自由的。中学生总有一个固定的班级群体或者宿舍群体，天天在这个群体中学习生活，你自然会融入其中；到工作场合你同样会有一群工作伙伴是你需要每天面对协作的。只有在大学里你几乎没有任何固定渠道来社交：这里没有固定的班级，所有的学生社团都是自愿报名。一个人若不自觉地寻找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他甚至可以在大学里读上三年书而不认识任何人，甚至不与人说一句话。

现代大学对他们这种自由的传统非常自豪与骄傲，但这种自由其实对于年轻人而言也是非常大的挑战和锻炼，因为对学生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对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学生而言，这种挑战就尤为艰难。昨天看到校报上的一组数字，在LSE的地区性学生社团中，代表中国大陆学生的CSSA会员人数已经达到四百多人，是学校里最大的外国学生社团；而这还未包括代表香港学生的Chinese Society，他们也有两百多会员。这恐怕意味着中国学生已经是这里最大的外国学生群体；我现在每次在图书馆，耳边不时总会传来普通话的窃窃私语。我刚到LSE的时候曾经很惊讶身边的中国同学一个个都非常出色、不凡，到后来我才发现这主要是由于自己非常幸运地率先接触到一批比较努力上进、知识面也很广的同学。其实今天的中国留学生早已不像八十年代第一批海外留学生那样，以努力学习著称；LSE最努力学习的学生群体也许要数新加坡、马来西亚同学，大陆学生总体上甚至可能还没有香港学生用功。太多的中国同学根本没有足够的自控力和自习能力，缺少了父母、老师的监督他们无法自觉学习，我真的怀疑大学教育对他们中的许多人而言是在浪费时间。

大学生的自由确实很宝贵，因为人的一生中很难再会有这样一段几乎完全没有束缚、不需要对他人承担任何责任义务的时光。但这样的自由也就意味着一个人要对自己负责；毫无限制的自由只会引向荒废。这样的自由其实也是有一点残酷的，努力上进的同学可以有巨大的收获，但无所作为的同学却也不会被赐予任何帮助与怜悯。大学对年轻人来说就是社会分化的开始，成功与失败的两极分化在这里已经会变得非常明显。所以大学的自由其实也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在享受它的同时也不能忘记其中的陷阱。不知道在大一的新生中，有多少能尽早地意识到这点呢？

看Rainmaker联想到的几个问题

2009-09-18T14:15:00.001+01:00

银行家的名声近几年来有点臭名昭著，他们被看做是贪婪、奢侈和不诚实的代表，更别说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不过相比起银行家们新近几年才获得的臭名声，律师们大概已经习惯了公众对他们的揶揄嘲讽了。像电影《造雨人》中所说的那样，有关律师的笑话不胜枚举，律师们对此其实还有点引以为傲。

这其实有点令人好奇。在一个法治社会中，律师所扮演的角色和需要承担的义务其实非常重要，对正义的维护和追求离不开专业法律人士的努力和付出。电影《造雨人》改编自美国著名畅销小说作家John Grisham的同名小说，所要探讨的似乎也是这个问题。作者没有否认律师的重要性，而更多的是在批判律师们在工作中利欲熏心、被金钱驱动而逐渐丧失了年轻时的理想。他把一个刚大学毕业的年轻律师，和一群资深律师做了一番最直接的对比，让他们直接在一个法庭上为两方完全相反的利益代言：一个代表着弱势群体，另一个则代表着大企业，这种对比和反差极其强烈。

我觉得电影本身排得不错，很紧凑很精彩。但故事所要讲述的寓意却有点肤浅和简单化。片中那位年轻律师的理想和热忱确实非常感动人，也很宝贵；然而我们更应当注重的不是他选择为谁、为哪一种利益代言，而是他对工作的认真仔细，以及他面对当事人时负责任的态度。因为司法体制本身讲究对抗性，事实和正义只有在通过观点的交锋之后才能更清晰地浮现，没有一个律师有资格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先对当事人进行一番审查，然后才决定自己是否愿意为其代言。事实上，这样明哲保身的行为其实是非常自私的。反过来说，再罪恶、再丑陋的个人或组织也应当有权利享受到司法制度公平公正合理的对待，而律师作为司法机器中的一个零部件，在任何情况下、在面对任何人的时候，都有责任履行义务、完成自己份内的工作——这是律师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更何况，为魔鬼代言不意味着你自己也要变成魔鬼，为骗子辩护时你还是能够只说真话。我记得大一在上《英国司法制度》的时候，专门有一课讲司法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对律师的要求中第一条就是所谓的“Cab rank rule”：律师和当事人，就如同出租车司机与乘客的关系，或者说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律师不能拒绝为任何人代理，就如司机不能拒载、医生不能看到病人是个杀人犯就不救一样。

当然在现实中，更多的律师恐怕是因为代理费太少而不愿为某些当事人申辩。大企业、大公司财大气粗，有钱请到众多优秀的律师为他们主张利益；而很多穷人可能就无法负担高额的诉讼费用，风险代理于是也就应运而生。传统的律师一般都是计时收费，费率当然也取决于律师的声望、经验和水平。而风险代理律师，则预先不收取当事人任何费用，只有当其为当事人打赢官司、获得赔偿后，才按比例从中抽成。电影显然是非常支持风险代理这种方式，因为它为穷人打官司开辟了捷径，正义似乎能得到更好的维护。

但实际上除美国以外，很少有国家允许风险代理。一个原因也许是风险代理可能鼓励一种不健康的诉讼文化：当事人打官司的成本接近于零，而可能获得的收益却很高，于是像喝咖啡烫到舌头之类屁大点的小事也要闹上法庭，弄不好甚至还能搞到一大笔钱，但整个过程中却严重浪费了已经非常有限的司法资源、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而且风险代理之所以能在美国如此成功，也与美国另一个特殊的法律制度——惩罚性赔偿——有关。全世界也很少有国家像美国那样，在个人对抗企业这样的民事纠纷案件中，允许所谓惩罚性赔偿的存在。传统的司法理论一向认为，当一个人利益受到侵犯时，法律有责任纠正错误，返还原告受损的利益，但仅此而已。例如若被告偷了原告一块钱，那在民事上最合理的司法补偿就应当是让被告返还那一块钱。而惩罚性赔偿则会要求被告在那一块钱的基础上再向原告赔偿一笔钱作为其行为的惩罚。这其实在逻辑上是有点说不通的：若说在刑事案件中个人的权利在面对强大国家机器时还应该得到更多的保障的话，在民事纠纷中他们的权利义务应当完全平等才对。若被告犯了一个错误，让他纠正这个错误就是，若要惩罚也是国家通过刑事审判程序对其惩罚，为何要强迫他向原告进行超出义务范围之外的赔偿？这样做难道不伤害到了被告的权利？法律的天平应该保持完全的公平，不应向原被告任何一方倾斜，即使是看起来更弱势的一方。

所以美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为风险代理的流行提供了基础。因为个人有可能在民事纠纷案件中获得超出正常赔偿额度的赔偿，风险代理律师们才会甘冒分文不取的风险帮客户打官司，期望通过提成来获得更大收益。电影中把初出茅庐的风险代理律师描绘得品德高尚、充满理想，其实是有点简单化了这种律师的形象：事实上在美国，成功的风险代理律师的收入可能是所有律师中最高的，甚至超过华尔街的金融律师。而他们的名声其实也并不怎么高，说实话他们可能真的非常像中国古代被人鄙视的所谓“讼师”：凭借着三寸不烂之舌，煽动陪审团开出天价赔偿，从中捞取油水。

而这也体现了美国司法制度中一个经常被人诟病的问题。陪审团制度是英美法体系中的一大特色，在许多方面它运作确实非常完美。但只有在美国的民事纠纷案件中，陪审团不但可以对案件结果做出裁决，甚至还能决定赔偿的金额——也就是说，陪审团不但对案件进行裁决，还可以量刑。如果说裁决本身还能算是在专业人士引导下，普通人可以凭常识做出的决定，量刑可就是一个高度仰赖经验的专业技能了。只有一个对其他类似案件都非常熟悉、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也有充分掌握的专业法官，大概才能准确拿捏分寸，做出一个合理的判罚。否则每个陪审团给出的赔偿金额南辕北辙，而且常常更取决于律师们煽情的成功与否而不是先例或法律本身，那公平性又何以维护呢？这也难怪美国的惩罚性赔偿会不断爆出数千万乃至数亿的天价赔偿，风险代理律师们也赚得盆满钵满了。

《发条橙》与自由意志

2009-09-14T16:00:00.000+01:00

2009-09-14 18:34:21 　　来自: Jiong (It's been emotional.)
A Clockwork Orange / 发条橙的评论

　　《发条橙》不是一部我喜欢的电影，无论是从其表现手法还是其背后的政治立场，都和我的口味大相径庭。从电影的艺术风格上来说，这种七十年代典型的夸张形式，从极度鲜艳的色彩运用到恶心的面部表情和声音效果，以及近乎荒诞的情节虚构，实在无法让人有任何美的体验和欣赏，看久了只是让人恶心不自在。
　　
　　不过更让我无法赞同的，其实是这部电影背后所要表达的政治观点。电影主人公Alex原本是个恶贯满盈、到处奸杀抢掠的小混混，一次犯罪后因被同伙出卖而被捕入狱，获判14年刑期。而与此同时政府正在试验一项犯人改造计划，通过连续放映各种与暴力犯罪相关的恶心影像，让犯人从肉体上产生对犯罪行为的厌恶，从而得到改造。极度渴望尽早获得自由的Alex于是自愿申请参与该项实验。经过两周的强制治疗，Alex果然对各种犯罪行为产生了厌恶反应，任何犯罪的念头一旦出现就会引起生理上的不适。但电影中，出狱后的Alex似乎面临了更大的麻烦，他似乎丧失了选择的自由，肉体像机械发条般地工作，而缺乏真正自由意志——这也正是电影所要传达的核心政治观点。
　　
　　但我本人并不赞同导演的这种看法。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研究出一套像电影中那样的心理治疗方法，让人抛弃犯罪的念头，或者对犯罪产生生理上的厌恶，这绝对是个伟大的进步创新。这个世界上有太多自喻为自由主义者的人整天喜欢讨论所谓自由意志之类形而上的空泛哲学话题；二十世纪一段时期内极权主义的兴盛也让诸如“洗脑”之类的大帽子一旦被扣上，许多人就不敢反驳。但我们应该深入反思，我们每个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拥有所谓的“自由意志”？什么样的行为又算得上是“洗脑”？我们所有人大部分的行为和思想，本质上难道不都是来自于个人经历、家庭和社会的影响？Alex通过医学治疗所得到的对罪恶的厌恶，难道不就是我们每个正常人从小就通过社会和家庭教育或被灌输的价值观？这种犯罪治疗手段，本质上其实就是一种更先进、更系统、更有效、更快速的教育方式而已。我们看到在电影中，Alex在选择接受心理治疗之前在监狱里，每周也要参加牧师主持的礼拜活动，牧师在布道中也不断宣扬正常的社会伦理价值观，这种人人都能接受的犯人改造方式，又岂不是一种价值观的灌输，一种形式的“洗脑”？只是没有那么有效而已。
　　
　　从此引申出的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当然是关于自由和选择的权利。自由是现代西方哲学和政治理论的基石，几乎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挑战和撼动的神圣价值观。但其实所谓的“自由意志”、“自由主义”本身，往往也只是众多被强加于人的价值观中的一种而已。我们完全有理由批判朝鲜政府强加于人民身上的政治灌输和洗脑政策，但我们也应该反过来想一想西方社会对自己价值观近乎自恋的笃信和不加质疑，其实不也是社会整体被洗脑的结果？——也许差别只在于他们的方式更细微、更复杂而已。真正的自由在于时刻保持着警惕和敏感，时刻思考和作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判断。真正追求自由的中国人，也不要因为学会了穿墙、看了几篇《纽约时报》的社评就沾沾自喜地以为自己突破了枷锁获得了自由：因为我们也许只是在不自觉间被一种更细微的方式洗脑而已。

中国法庭游记

2009-07-28T04:06:00.001+01:00

昨天很有幸到上海的一个基层法院跟着一个法官待了一整天，原本我其实打算是在法院里再实习一段时间的，可惜要赶回伦敦面试，不然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了解中国司法现状的机会。但一天的体验已经让我了解到很多东西，比如我原本以为英美普通法系下的那些法官们由于都从最好的律师中选拔，经验、资格都更老，因此会比中国这样的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水准高，而且在判案过程中所能发挥的权利也更大。但经过昨天旁听过一场庭审之后，感觉其实中国的法官现在素质也很高（至少是在很规范的上海），因为现在公务员、法官的选拔都非常严格，竞争也很激烈，最终能够进入法院工作的也都是全国各大学司法院系中的顶尖学生，法官们在实际审案的过程中听得出对法律的理解是非常透彻清晰的。

我原本还有一个误解，以为英国的法官权利要比中国法官大。英国法官最后的判决书往往长达几十页，最高院、上诉法院法官的裁决往往成为法律的依据，而中国法官似乎受制于成文法的约束，裁决量刑的空间很小。但真正到了庭审现场后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中国法官虽然最后的判决非常简练，但在实际庭审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英国法官。英国法官在庭审期间基本不发言，只是听取双方当事人的辩词、证言，只有在最后的裁决时才抛出自己的观点和分析。但中国的法官的审判过程中却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法官引导整个审判程序，辩论双方除了事先独自提出的证据和自己对事实的描述之外，基本上是在回答法官的提问。比如我所旁听的一个关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的案件，法官首先让原告方陈述事件经过，然后很快确立起事件的法律争议焦点：双方合同关系已经解除，解除的责任在被告方，原告因此要求返还押金，并要求被告作为过错方负违约的赔偿责任。在这个过程中法官对法律的理解也明显表现地比普通律师强，例如法官直接询问原告律师，双方合同关系是否已经解除，原告律师无法回答，只能重复说被告方未履行合同，原告方因此也随即停止执行合同；法官直接就插入说那就说明合同已经解除，因为在法律上只要双方都没有在履行合同，合同关系就被视作解除，否则原告方为何要坐在这里要求赔偿呢？先有合同的解除，才可能讨论责任问题。很显然原告律师对合同解除这个概念不怎么了解，但法官的理解就很清楚。

当然更有趣的是在后头。正因为法官对法律的掌握和理解超过原被告双方，法官除了裁决之外，往往会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对双方提出许多司法建议。在这个房屋租赁案件中，原告接下来向法庭提交了两份证物，一份是房屋租赁合同，另一份是付款凭证。合同确立原被告双方原先的合同关系，由于法庭已经确认双方合同关系解除，依据合同被告理应退回原告押金，所以原告第一点请求法庭予以支持。但原告的第二项请求是要求被告作为过错方赔偿原告已支付的租金，但原告所提出的相关证据存在瑕疵，所谓的付款凭证只是一张银行转账记录单，上面也只有银行账号而没有收款人姓名和地址。更麻烦的是这个案件的被告还根本没有出庭应讯，人也不在上海；法官在看过证物后就直接跟原告说，这个证据无法支持原告的第二项请求，现在原告可以请求休庭，下次开庭再提供更有力的证明，比如有被告方签字的收据；但因为被告方并未出庭，而且很难寻找到，下次开庭日期可能需要公告，拖延时间更长、成本更高，最后其实也未必能得到被告的赔偿，因此法官的建议是原告今天先撤回第二项要求赔偿的请求，这样该案当天就能宣判，至少第一项请求能够获得批准。原告方显然非常同意法官的见解，当场撤回第二项请求，该案也当庭了结。

在另一个同样是租赁合同纠纷的案子中，法官在听取完双方辩词后甚至先要求原告回避，然后向被告详细地解释司法意见，甚至直接向他说明，法律上被告明显处于劣势，如要做司法判决被告的损失会非常大，而原告方最主要的要求在于立即终止合同，也不在于所提出的巨额赔偿，虽然这些赔偿在法律上都能获得支持；法官的解释非常细致、有理有据，被告方显然全部接受，心服口服，法官最后建议被告与原告再谈判和解，一周内如无法达成协议，再开庭宣判。

法官这样对原告直接的建议在英国是绝对不会出现的，英国法官在法庭上基本上都不发一语。中国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引导双方，而且最终的裁决主要是以解决实际纠纷为重点考虑，在现实执行层面的考虑比较多，而不光只有司法解释。但同时法官的专业性、中立性又很强，他用司法作为依据来解决矛盾，所以原被告双方若是真的本着解决矛盾的心态来到法院，一般能够得到一个双方都心服口服的判决。当然问题在于这个世界上确实有很多人是恶意犯法、恶意侵犯别人的权利，他们很多人甚至都拒绝出庭，在中国法律、法庭的威严性还有所欠缺，所以会发生第一个案子中被告方根本不出庭的现象。

这就进入我在法庭待了一天后第二点的感想，即中国人民的法律素质还有待提高。令我感触最深的是在立案庭的经历。立案庭处理民众递交的诉状，一般审查起诉人的资格、被告诉人的身份是否明确、起诉理由和证据是否充分等。大部分前来递状的还是律师，或者虽然是起诉人本人，但所递交的诉状很明显是律师撰写的，非常清楚，证据也很完备，立案庭法官们处理起来非常容易，十几分钟就能搞定，再排好时间后通知原被告双方即可。但问题是也常常出现有起诉人就自己直接跑来要递诉状，状子也不知道怎么写，证据也只有两张纸，甚至连起诉主体也不明确：有个人就和一个企业发生纠纷，她所要起诉的对象却是那个企业的一个工作人员，立案庭法官当然不愿意帮她立案，因为显然起诉对象有问题，此人就开始发飙，质问法官“那你告诉我该告谁？”法官的回答非常有道理：这里是法院，我只能告诉你这个案子因为起诉对象有问题，无法立案，至于该起诉谁才有效，这不是法官能够回答的问题，法院是公正的，怎么可以告诉你去起诉谁？你应该去咨询律师才对。很多人为了递个诉状，一整天东奔西跑盖章、送证据，最后还递不上去，火气又很大，中国的法院其实已经服务很周到，立案庭旁居然还有个“导诉台”，提供程序上的咨询意见，但总还是有人会胡闹。

我看着这种场景，心里感慨万千。在英国或任何一个有悠久法治传统的国家，当民众发生纠纷、需要司法援助的时候，首先要找的就是律师，法院不是普通人应该独自上门的地方。法律本身就是一门非常专业的知识技能，它的最高目标是维护正义，而正义可能会与法律的易操作性、方便性和通俗性产生冲突。去法院起诉并不是像去其他国家机关办理证件、缴费，方便性不是应该追求的。就像医生看病一样，为了能治愈当然需要很强的专业性，医生也绝不是普通人能当的；法律专业也是如此，你要追求通过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当然就要寻求专业的意见和帮助，自己直接找上法院去要正义，肯定容易碰壁。你也没有资格质问法院为何这样繁琐麻烦复杂，因为这就是维护正义的代价——就像那名法官一样，连“应该告谁”这样一个其实已经非常明显的问题他都不能回答，否则就是违反了公平、违反了正义。当今社会已经不是刘邦时代约法三章就可以有效管治的，法律就是高度专业化的。英国法庭上，没有诉讼律师资格的人甚至都不能在庭上为自己辩护。有麻烦，找律师，就是法治社会基本的一条规则，就像有病了找医生那么自然。

伊朗和中国

2009-06-23T17:40:00.001+01:00

西方媒体这两天异常关注伊朗的局势，Boris Johnson也在自己的博客中把这次事件和奥巴马的当选以及前不久他在开罗大学的那篇被西方媒体以头版刊登的重要演讲联系起来。Boris Johnson对伊朗局势的分析非常直接地体现了西方的主流观点，其中有一段写得更是直白：

Barack Obama has shown the Iranian bourgeoisie that America is willing to engage, to treat their country with respect, and it is that sudden hope – of a new role and status for Iran – that is driving the protesters to see if they can be rid of their crazy regime.

稍稍仔细分析一下目前伊朗局势的人，都可能不由自主地再次联想到20年前的中国。今天的伊朗和当年的中国一样，面临着改革派和保守派的路线之争，面临着城市中产阶级与农村传统势力的利益分割，也面临着经济上的困境及高通货膨胀。最重要的相似之处则是，今天伊朗的那批改革派，也和20年前中国那些追求改革的学生、知识分子一样，对美国、对西方怀有期待和希望，对他们的价值观趋之若鹜。也许不能说是美国人、西方人煽动了这两次政治事件，但没有西方人的鼓励和同情，没有西方人舆论上的支援，局势不可能如此恶化、走向不可收拾的冲突。当柴小姐那一夜对美国之音说出那番话的时候，我相信她是道出了广场上许多人心里的真实想法的：让血流得越多，革命者就握有更多的正义，就能得到更多外界的奥援。

当然他们所期待的奥援最终没有来；当美国人在台面上祭出最严厉的制裁措施时，背地里老布什在第一时间拨通了中南海的电话。那时的苏联还没有垮，那时的中国还是有利用价值的，而美国人、西方人也从来就是以自己利益为最高盘算的。回看今天的伊朗，以Boris Johnson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社会对抗议者的同情与支持当然发自内心，但原因可不是像Boris同学冠冕堂皇所言的那样，是由于伊朗人在30年来与民主来了一次最亲密接触：若论民主，伊朗选举的民主性超过穆斯林世界几乎任何一个国家，而其中的一大半是美欧最亲密最传统的盟友。他们兴奋的原因应该就和20年前一样再清楚不过：这是一次在一个不怎么听话的国家里制造骚乱乃至更替政权的好机会。

今天的中国几乎不可能发生像伊朗那样的事件，人们担心的不是城市中产阶级对政府的挑战，而更可能是发生在农村的不稳定；今天的中国中产阶级也对美国没有任何期待、对自由民主之类的口号也多了些冷淡和质疑。互联网的放大效应也许能让各种叛逆的声音得到表达和放大，可当你真正回到国内接触社会，你很快就会发现大多数人特别是开始踏入职场逐渐走向社会主流的80后们对挑战现有秩序没有丝毫兴趣和热情。美欧媒体老爱嘲笑中国政府拙劣的公关、宣传技巧，外交部发言人的表达方式常被拿来当做笑料来欣赏，但中国政府其实打赢了这场针对中产阶级的、也许是最重要的公关宣传战。中国政府也许太想要尽快忘却20年前的事件，但美国和西方也同样太不愿意翻过20年前的那一页，因为毕竟1989是他们最接近历史终点、最接近胜利的一年。所以今天的伊朗政局，大概也就是美国人在全球价值观输出不断碰壁而且还引起反弹效应、形象跌落至谷底的今天，所能找寻到的一剂强心针了。

太不严肃的法国人

2009-06-11T08:36:00.000+01:00

去年上Public Law，碰到个很有意思的Class teacher，整天也永远是西装笔挺的行头，在讲完英国宪政体制之后无不得意地说道：“我们英国人历史上只砍过一个国王的头，我们英国人历史上只搞过一次革命，名字就还叫光荣革命。不像那些傻逼法国佬，一个礼拜要闹个两次革命。”想到这句话是因为今天看到某人在豆瓣上抱怨伦敦地铁工人大罢工，其实英国人闹罢工的频率和法国人比起来，也就和两国人民闹革命的频率差不多了。而且英国人闹罢工都事先明确讲清楚闹多久，闹完继续乖乖干活；法国佬呢，动不动就无限期罢工，时不时就要烧车子扔石子的。而且罢工这种扰乱正常生活秩序、为少数人利益不惜牺牲社会公众福祉的自私行为在法国居然还是受宪法保护的权利，真让人不禁要套用今年广东省的高考题来质问一下，你们法国人的常识到那里去了？

平日里我最爱半开玩笑地揶揄嘲讽的几个群体，经济学家当然次数最多，紧接着挨下来的大概就要数法国人了。我这个Blog上鄙视经济学家的话已经贴了很多，今天让我来发泄一下戏弄戏弄法国人。不是说我在英国读了几年书就被英国人洗脑，或者说就开始崇尚英伦了。关键是法国人确实不怎么靠谱，一个动不动爱罢工、爱游行、爱群情激奋的不严肃民族，当然很难被人严肃看待。法国人总是自视甚高，总觉得自己怎么着也算是安理会五常，老爱跟美国叫板，欧盟里又常使性子，最早要搞欧盟宪法的是她，第一个否决掉宪法草案的又是她，真是比上海女生还要作。我今年读了一连串欧盟的案例，就发现其实欧洲几个大国对于欧盟权力的扩大都不满意，而且法国人闹上欧洲法庭（ECJ）的案子数量可能还是所有国家里最多的；但英法两国对待欧盟的态度却很不一样。英国人在自己的利益受损几次之后的反应是，“咋们不跟欧洲玩了，我们不属于欧洲，我们跟欧洲不一样。”所以英国人不用欧元，不加入申根区；而法国人的反应呢，似乎是“欧洲是老子的，老子当年搞欧盟的时候可没要往这方面走，你们现在怎么曲解我的意思呢，怎么能损害我的利益呢？”对法国来说，欧盟好似她的一个马甲，穿上出去溜达就更有威慑力一些；所以马甲有用的时候就用，穿久了伤筋动骨就要脱。另外，英国人只是嘴上爱讥笑法国，可法国人却老是暗地里和英国玩猫腻，在欧盟里时常耍些小手段排挤英国；像这次诺曼底登陆的纪念活动，谁都请了居然不请英国首相，结果惹得奥巴马都火大到不肯出席晚宴，萨科齐才不情愿地叫上英国人，也不想想真要说起二战的话，最没资格纪念的就是第一个落跑投降的法国人了。

英法之间最大的差异，应该体现在他们对工作的态度上。英国人传统的清教徒式工作观，比较认真勤奋努力向上，相比之下法国人就太自由散漫了，一周工作35小时还不能加班，天刚一热就全休假去了，就算是工作的时候也不咋认真，像萨科齐当上一国之君的，居然也还有时间泡名模，要说老色鬼克林顿当年只是寻找猎物发泄一番，这位法国总统只能说是工作太轻松需要私生活的繁忙来填充，离婚结婚个不停的。当然也不是说这种不严肃的生活方式有什么错，大多数人时不时的也会向往意淫一番这种法国式的不严肃，可问题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你不能又要享受不严肃又要追求功名利禄，像萨科齐那样一方面老爱在沙滩上穿泳裤晒太阳玩玩鸳鸯戏水，一方面又要人家take you seriously而不是当个娱乐明星来看。但以法国人这种情感丰富严肃不起来的表现，让我每次读到有关法国的新闻总忍不住觉得很具娱乐效果啊。

欧洲人的梦想

2009-06-10T20:48:00.000+01:00

去年Boris Johnson刚选上伦敦市长的时候，自己很不喜欢这个整天一头乱发，每天背个斜肩包蹬着脚踏车上班的家伙。后来才发现，此君才应该其实是我最喜欢的那一种人：从Eton到牛津Balliol College的完美学历，在媒体当过记者写过专栏做过主编，铁杆Tory却还十分有趣健谈。大多数英国政客做到他这种Shadow Cabinet级别的一般都已经很无趣很严肃了，只有此公一出场立即产生喜剧效果。他每次在电视上讲话，那双死盯着摄像机以致有点翻白眼的眼睛和一脸试图严肃却始终严肃不起来的表情，总是让我想笑。总之，这是那种少见的有个性而且不羞于展现自己的个性，但却还能占据政坛主流地位的角色，idiosyncratic without being eccentric：这样的人可能还当不上英国首相，不过做做伦敦市长却是最合适不过了。（以我对英国政治非常肤浅的了解，上一个可能如此有个性的政客是丘吉尔，但即使是如此厉害的政坛老手，若不是有个二战恐怕也是一辈子都当不上首相的；英国工党这两天的内斗证明，英式民主归根究底还是派系间的缠斗，不像美国那种更讲究个人魅力的更直接的民主。）

Boris Johnson大学里读的是所谓的Classics，也就是欧洲古代史，古希腊、古罗马那一堆玩意儿，所以他前几年还写过一本通俗历史读物The Dream of Rome，我放假前买来一读，觉得写得非常不错。Boris Johnson写这本书似乎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回击工党教育大臣Charles Clarke在03年一番关于人文教育理念是否正确、像古代史、文学这类课程是否有必要开设的谈话，其次则是通过探索罗马帝国的历史来借古喻今：为何 2,000年前的欧洲能够在罗马帝国的体制下实现大一统，而在2,000年后的今天这一体化的进程却一再受挫？

对于前一个话题我已经没什么好谈的，至少在英美社会主流意见比较统一，谁都知道在Oxford的Classics和LSE的Econometrics（打个比方而已啊）两个学位间，哪一个的含金量更重，工党大臣鄙视人文学科的言论一出必然遭致社会主流的挞伐。但后一个问题其实是英国社会当前更关注、分歧也更大的一个问题；对于欧洲一体化，对于如何看待欧洲，英国人还是有很多争执。许多人觉得英国人比较傲慢，始终不愿意与欧洲大陆为伍，但读过Boris Johnson的书你会感到这种看法未必正确。其实从英国人对Classics的热爱、对古罗马史的探索中，就可以看出他们其实还是非常向往那种欧洲大一统、作为一个世界帝国的一部分而存在的格局。就像Boris在书中写道的，自罗马帝国衰亡以来这个统一梦就一直飘荡在欧洲上空，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个梦想的美好与伟大：

That, really, is why Rome has been so heavily imitated. It wasn't just the miltarism, or the uniforms, the salutes, the hint of orgies. It was the sheer economic success and peacefulness of this rich and varied monoculture. It is that memory, of a peaceful and united continent, that is so appealing. It tolls to us across the ages like the Church bell of a sea-drowned village. It is like a memory of childhood bliss that the elderly continent has struggled ever after to recapture. (p.52)

但像 Boris Johnson这样的保守派紧接着就指出，今天的问题不在于梦想的美好，而在于今天的欧洲已经不再拥有那个“富饶多彩的单一文化”（rich and varied monoculture）。罗马人把整个欧洲成功地统一在一面旗帜、一种文化之下，但今天的欧盟离那个目标还太远，而且可能永远都实现不了。在一个连一门统一的语言都已经不存在的地方，又如何去建立起一个政治大一统的国家呢。这也是我这一年学习欧盟法之后获得的感觉，整部欧盟法的历史就是一个失败的建国史，欧洲的政客们一直怀揣着宏大的政治梦想，不断地要扩张欧盟的权力，但却总是在国内遭到各种阻力和反对，直到2005年的欧盟宪法被一向最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法国人彻底否决，大家才开始意识到欧洲的统一也许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却并不是普通欧洲人所想要的东西。一个强大的帝国能够带来荣誉和全球的影响力，但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这只是意味着更多关乎切身利益的政府职能被转移到一个遥远的、不怎么受控制和监督的中央集权机构中。当国土扩张之后，政府也就变得更大更遥远，人民对政府的控制力也下降，因为权力会被稀释，官僚体系的层级也会增多。拿欧盟最标志性的样本欧元来说，这次经济危机中12个欧元国家需要的货币政策不尽相同，但实权却只能由欧洲央行一家来行使，这不免伤害到一些国家的利益，也当然会使许多民众不满。因此当年的罗马帝国不但能够建立起而且还能成功地维系、管理这么个庞大的帝国，就是件让今天的欧洲人赞叹不已的事了。

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原本独立的政治实体是否有可能和平地走向政治统一，还是必须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国家用武力来征服？至少我个人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只看到过通过武力征服来实现统一的，而且基本上都是拜一个强人所赐：罗马帝国的扩张归功于奥古斯都，中国的统一是因为有个秦始皇，更不谈后来拿破仑、希特勒之类的失败者。唯一能够被看做是自愿、和平地合并的，是美国当年的那13个州，但即使是美国的统一，也是有后来南北战争那一场仗做基础的。这对于那些依然做着欧洲统一梦乃至世界大同梦的人们来说，应该是个很好的警示：也许大一统并非政治的主流；因为这个世界太多元，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更分散的统治体系来维护不同的利益、满足不同的需求。

不要太拘谨

2009-06-04T09:43:00.003+01:00

三个多月前去听过王叔叔演讲，有句话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大意是说你们以为北京的那些人心里就好过吗？每年这个时候都要那么紧张一下。今早看到M@X同学很有幽默感地骑自行车逛北京，目睹重兵把守的广场；从前几天开始全国几乎所有的社交网站很有默契地进入不同程度的技术维护，真的让人感觉那么大阵仗的反应，你们不累啊？

“来自台湾的马英九总统”特别撰文要检讨反省承认错误，不过也许像某些人所言，政治上不会有主动认错。但我觉得关键不在于认不认错，而在于二十年后竟然还需如此紧张地面对一场二十年前，以中国的标准来说不算太惨烈的政治灾难。如此拘谨地来面对这场历史，结果只是让这场事件被披上了更浓的意涵；越是高强度的封锁，只是让正义vs.邪恶的肤浅二元划分变得更清晰。

其实经过二十年的变化轮转，坦然面对已经不是太困难的事。今天的80后大部分不了解也不关心1989的中国（这未必是什么政治宣传的结果，英国也没几个年轻人了解70、80年代英国痛苦的转型），了解的那一群中大部分也不带太深的感情，毕竟我们没有任何印象。而我们的父母辈可能因为经历了远比这更惨痛的政治运动，二十年下来也没有了当时的激动。真正烙下深刻印记的，也就是那群当年的70后大学生。而不去面对的后果是，任何深层次的探讨都变得不可能，你那一边的解释也就被历史遗漏。于是所有人都记得坦克车前的年轻人，但没有人记得坦克车的撤退；所有人都同情广场上的学生，而没有人去理解那个有责任、有义务维持社会秩序和安定的政府。

所以很多事情，是要摊在台面上才说的清楚的；藏在角落里只能让自己更像一个贼而已。一些人二十年后的作为，未必非常明智。

常识让人继续看空

2009-05-20T01:14:00.003+01:00

世界各国的法律都不尽相同，但一些基本的法律原理多多少少都还是共通的，比如最基本的所谓pacta sunt servanda（协议必须被遵守），比如legal proprietary right binds the world（法定财产权对第三方有效），又如no one shall be permitted to take advantage of his own wrong（无人应从其不法行为中受益），在普通法国家更有stare decisis（遵循先例原则）。这些看似基础、简单、常识性的原理，却是最基本的理论基础，当法学家们迷失在更细致繁琐的法条中无法找到最公正解答的时候，他们往往必须回到原点，用常识来权衡争端。

世界上很多事情其实也是如此，对细节的过度钻研和把玩到最后只会让人丢失了常识与大局观；聪明的人在知晓细枝末节僻隐巷道的同时，也不应忘记大局的方向感。一个最合适的例子恐怕就是经济学和华尔街直到去年还十分热衷的那些金融工具。那些数学天才金融玩家们用最复杂的模型、最细致的手法排列组合资产来对冲风险，提高收益率，似乎在摆弄数字间就能创造挖掘出财富。但这些人却忘记用常识来判断一下，风险无论如何地被分割总是会存在，财富无论被杠杆放大多少倍，本质还是没变，多出来的那一份总是要还的。

经济危机从雷曼倒闭算起到今天还不到一年，一些经济学家和市场操盘手们已经开始幻想经济“拐点”的来临了——“Even a few days without bad news quickly leads to the nucleation of assumptions about endless days of good news to follow”。但一个会用常识思考问题的人应该会质疑，如果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是过度消费和过度信贷，是今天的人太早地花掉了明天的钱，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漏洞、这笔欠账被填平之前，经济如何会恢复呢？昨天那些最相信市场的人一夜之间变得最依赖政府，大声叫嚣要政府拿钱出来刺激经济。可常识也应该告诉我们政府没有这么大的能耐，政府只是人类社会组织的代表，它从来只有搞垮经济的能力，却没有挽救经济的实力。政府不可能一夜之间凭空变戏法创造出资产来填补经济缺口，所谓的经济刺激方案到最后往往只是刺激出更多的废纸，而不是实质的财富。就像1929年的大萧条一样，政府恐怕只会制造出更大的麻烦、更大的泡沫。

经济惨淡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特别是我们这些即将毕业找工作的大学生们，尤其不爽：老子还没开始赚钱呢，你们这些混蛋就先把我这份钱花掉了，华尔街的那些老家伙们自杀也好、辞职也好、退休也好，至少是捞过一票了，一屁股的欠债倒要我们这些无辜的年轻人来承担。但经济不会因为大家都认为会变好而就真的变好，就算是你把前两年吃的大鱼大肉全吐出来，也改变不了经济将在未来几年内继续惨淡下去的现实。

舆论和法律

2009-05-11T02:34:00.003+01:00

下午在Library开小差翻Google Reader，连着好几篇都是关于杭州飙车族撞死人的评论，内容都挺煽情激动，群情激奋的，真的如王三表所言，“大家的正义感又上了，弱者心理又上来了”。与此对映的是，几大门户网站基本都没有文字报道，只有地方电视台的新闻视频。无论是新闻媒体还是网民，都很快地把这场交通事故上升到社会矛盾、贫富差距、特权阶级、司法不公的高度。

这事件本身也正好具备煽情的所有因素：死者是个优秀而且前途光明的年轻人，肇事的则是另一个家境富裕、据称还很有背景的所谓富家子弟，而且开的又是非法改装的进口车，杭州当地夜间的飙车党活动又十分猖獗。这事件本身当然是场悲剧，肇事者肯定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可现在这种对肇事者的妖魔化和最严厉的道德审判，本身也是非理性而且不尊重法律的。犯了滔天大罪的人也有权享有法律的保护，这包括给与他应有的隐私权，也包括让他能够接受一次公平、专业、不受公众压力干扰的审判。

很多人也很快把这次事件上升到富人和平民对立的层面，许多未经核实的消息（比如某些媒体所谓的什么“肇事人态度恶劣”；电视新闻里看到的画面似乎是肇事人根本没下车，长时间暴露于媒体镜头、灯光之下，只能自己用手遮住脸，不发一语，我不知道这种情况下怎么看得出他的态度了）满天飞。我们不去探讨贫富差距和对立的问题，但就这个事件本身来说，至少到现在看不出警方有任何包庇、袒护特权阶层的过错：肇事人被依法刑事拘留，警方按程序调查事件，甚至在第一时间召开记者会向媒体通报最新调查进展。愤怒的群众也许恨不得立即要看到正义伸张，但真正的正义总是来得缓慢，因为正义必须是通过正常的程序（这其中包括给与肇事人申诉的权利）、按步骤地来实现。把一个杀人犯当场枪毙不是正义，这是最原始的冤冤相报。

这里最好的例子就是所谓警方认定的“70公里”：如果仔细去听通报会的原始录音，警方的解释非常清楚：据当事人及其同伙供称，当时的车速为70公里，而这已经超过现场50公里限速的规定。警方完全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也没有说是否采纳当事人的证词，具体超速了多少也必须进一步调查来确定。在调查期间、在法庭上，被告人当然有权陈述自己一方的立场，他可以说自己当时速度是30、50、70或是150公里，但是否被警方、被法庭采纳，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警方不经调查即采纳被告的说辞，当然有失职嫌疑；但如果警方完全不理睬被告方的解释，也同样是一种失职，是侵犯被告获得公平司法审判的权利。而在这初步的调查阶段，警方现在手中可能也只有被告的说辞，更进一步的调查也许要在对车身的损害、受害人尸体的检查完成之后才会有详细的结果出来。可现场的媒体居然就把这初步的调查报告当做警方对事实的认定，然后就开始群情激奋地几乎是在公审交警，就显得很没司法常识、理智和新闻报道的专业素质了。

所以说到底这事件反映出的还是很多人对法律的不尊重，这不仅仅包括肇事者，也同样包括这些媒体、网民。肇事者违规超速酿成惨剧当然是藐视法律，但媒体、公众这种不尊重司法程序、只看重结果的正义却轻视程序正义的行为，同样体现出法治精神的缺失。被害人的背景让我们更同情、更唏嘘他的不幸，但肇事人的背景却不应成为罪加一等的理由。曾几何时，“弱势群体”一词成为媒体上的流行语；在政府强权面前，许多没有势力、没有资本、没有关系的小老百姓当然是弱势群体；但在不理性的公众舆论和群情激奋面前，一个富家子弟也就同样显得弱势了。法律不该被政治强权左右，但也同样不该被公众压力影响。希望这次事件最终的司法裁决能够做到公平，实现真正的正义。

（另外，其实从人情的角度去想一想，那个肇事者也只是一个刚刚开始自己独立人生的年轻人，这次事故对他而言也同样是场不幸的悲剧。我平时不怎么喜欢的韩寒，对这次事件的评论却写得很不错，特别是他的结语，对肇事者的评价写得比较中肯：“他很年轻，总会冲动和犯错。这件事情，千错万错一定是肇事者的错，因为他的错，一个优秀的年轻人已经失去了生命，这个错无可弥补，但人生还有很多好事他出来以后可以去做，希望他可以明白。”一个人那么年轻就犯下一个无可弥补的大错，也是该让人唏嘘的。）

艺术家与工匠

2009-04-29T20:52:00.003+01:00

世界上有两大法系，英美的普通法系（Common Law）和欧陆的民法法系（Civil Law）。我不知道民法系国家的律师们是怎么看待普通法系的，但以我在英国读法律这两年来的体会，英国的普通法律师们基本上都是带着鄙视和恐惧的心理来看待欧陆法系的。

如果粗略地来看，两大法系之间的差别并不那么大。大家印象里这两大体系最大的差别，大概就在于普通法系更依赖于案例，民法法系更依赖于成文法。然而其实英国今天的立法也非常频繁，而且成文法永远是高于案例法的；法院虽然有很大的独立性，但若是政府、议会对任何一个裁决不满意，只要立个清楚直白毫无歧义的法条出来，法院也只有乖乖服从。与此相对的是，即使是在法国或德国这样的民法法系国家里，政府立出来的法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也有可能被法院重新解释、最高法院或者宪法法院甚至还可能握有宪法的解释权——所以法院的自主性其实也不低，成文法未必能束缚住法官们的自由裁决。

可即使如此，普通法系内的律师们还是觉得自己的体制更优越，民法法系内有很多矛盾、有问题的地方。我记得去听过一个美国的法学家谈台湾和大陆的刑法制度，在谈到陈水扁案时，特别批评台湾政府至今依然将没有被定罪的陈水扁关押禁见：这种案子很有可能拖上个三五年，难道这期间就一直要这样把未定罪的被告关在监狱？不过他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却是他的结语：“To a lawyer trained in the common law system, this is baffling.”在他看来，这似乎不是台湾特有的问题，而是所有民法法系国家都存在的体制漏洞；普通法系最引以为傲的也是其对程序正义的执着追求和维护。

当然，欧陆国家特别是法国的法律学者们，对英国的司法体系其实也是有点不以为然的。在他们看来，英国的体制其实是还未完全进化的系统——这种按习惯裁决的方式，法国人、德国人当年也使用过，可随着18、19世纪的法典化（codification），这种方式被逐步抛弃。西方进入中世纪以来，重新发掘出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理性——亚里士多德所谓的“Reason,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is man”；人和其他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拥有理性。而理性也就是要将严谨的逻辑应用于司法的审判之中，也要有明确的条文为人类社会的行为方式提供指引和规范。如果是这样，那么那种按习惯裁决的法制，当然是落后的。把法律条文整理、归类然后再用文字记录下来，就成为欧洲大陆法学家们的梦想；就好像《圣经》是上帝颁给人类的自然法，人类自己也要追求一部神圣的法典。这是一种对文字的崇拜。所以当查士丁尼的《民法典》在意大利波伦亚大学图书馆的某个灰暗角落里被重新发掘出来的时候，欧洲人当然也立即将其奉为法学里的圣经，理性的化身。

可只有英国人是不买账的。他们依然在维护着习惯法，拒绝法典化，依然“按大法官之足”（Chancellor's foot）的长短来裁决。美国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大法官Oliver Wendell Holmes在他的《普通法》（The Common Law）一书的开头，就这样明白地指出：

The life of the law has not been logic: it has been experience. The felt necessities of the time, the prevalent mor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intuitions of public policy, avowed or unconscious, even the prejudices which judges share with their fellow-men, have had a good deal more to do than the syllogism in determining the rules by which men should be governed. The law embodies the story of a nation's development through many centuries, and it cannot be dealt with as if it contained only the axioms and corollaries of a book of mathematics.

——（Oliver Wendell Homes, The Common Law）

所以这可能才是英美法和欧陆法之间最大的区别：欧陆法信仰的是逻辑和理性，英美法信仰的却是经验。在英美法的律师们看来，正义不是1+1=2这样直白的绝对真理，它不存在于先验的理性之中，而是在法律人运用理性的过程中被发现、被完善。欧陆法将理性视作一尘不变的、永恒的、每个人天生拥有的一种本能。英美法却更注重所谓的技艺理性（artificial reason），理性不是天生的，是需要通过人的努力和技能被不断发展完善的：人必须像打磨刀剑那样不断努力才能让理性变得锐利。此外，理性也不是正义（Justice）唯一的组成部分，正义同样需要考虑到社会道德和需求。正义往往是一种不同利益、不同需求间的平衡；这是一门维持平衡的艺术。如此说来，身为艺术家的普通法系律师，自然也就难免会带着些许鄙夷的眼光来看待那些只会盲目应用自己的本能，而不太善于发展和完善这种本能的欧陆法系的法律工匠们了。

Just Smile

2009-04-22T16:55:00.003+01:00

临走之前，终于看完林语堂的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查一下豆瓣上的纪录，这本书看了已经有两个多月了；由于期间又生病又考试的，这本书只能是断断续续地翻完。

林语堂笔下的中国与今天的中国已经很不一样了。那时的中国似乎更悠闲、更开朗、更精致、也更懒散，更有一个文明古国的味道。而今天的中国就更急躁、更冒失、更粗糙、但也更朝气蓬勃，快速成长着学习着。如果做纵向的比较的话，那时的中国更像英国，今天的中国则更像美国。

We are an old nation. The eyes of an old people see in its past and in this changing modern life much that is superficial and much that is of true meaning to our lives. We are a little cynical about progress, and we are a little bit indolent, as are all old people. We do not want to race about in a field for a ball; we prefer to saunter along willow banks to listen to the bird's song and the children's laughter. Life is so precarious that when we know something truly satisfies us, we hold on to it tight, as a mother hugs her baby close to her breast in a dark, stormy night. We have really no desire for exploring the South Pole or scaling the Himalayas.

(Epilogue, p.327)

所以说历史未必永远是直线向前发展的。人不可能返老还童，一个国家却可以做得到——只要这个国家的历史足够动荡、也足够悠久的话。那些习惯了直线历史思维的西方人，只怕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历史不够长，还未完整地经历过一个文明兴衰轮替的全过程而已。

但其实回看中国历史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往往能产生出对未来的自信。我们是一个根基那么厚实的民族，经历过那么多苦难但也享受过那么多辉煌；很多我们今天看来难以跨越、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其实历史上也都曾碰到过，也都照样走了过来。不过十几年前，中国崩溃论曾经甚嚣尘上，其实到今天还余音缭绕。中国人自己也常常有意无意习惯性地贬低自己的文化传统、价值习俗、政治和社会制度。可问题在于，作为几个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能够传承到今天的文化，其中必有过人之处，靠的也一定不只是超强的生殖能力而已。更何况再烂的文化经过几千年这样传承下来，必定也累计沉淀了许多可以为今人所用的经验教训吧。

中国因为太庞大、家底太丰厚，任何改革和前进都会非常困难；但也因为中国的庞大丰厚，要搞垮中国同样非常困难。强人如毛泽东，翻云覆雨三十年也未能把中国拖向深渊；当年的西方殖民者试图瓜分中国，也没影响到今天中国政治、文化上的大一统。当我们在焦急地试图要被世界承认和接纳，焦急地担心未来的路是否还走得下去的时候，或许应该更多地回头看看自己曾经的文明和辉煌。中国可以走自己的道路，中国可以有自己的习俗、自己的政治体制；中国人可以比西方人更懂得如何去解决一些难题。中国人可以掌握真理。就像林语堂时代的中国人那样，当他们看到只有在加了牛奶和糖才会喝茶，而且蔬菜只知道生吃的西方人时，他们才不会跟风去碰那恶心的奶茶和无味的生菜——they just smile at the barbarians。

盗版有理

2009-04-18T15:15:00.005+01:00

最近看到瑞典对一群网络盗版网站管理者的判刑，让我对知识产权，特别是版权这个问题又燃起了激情。还记得自己初中的时候玩过一段时间电脑，对什么自由软件、Linux直到后来的Creative Commons、Wikipedia都有过接触，当时就树立了反正版、坚持自由的进步思想。到了今天，自己的立场也许有所缓和，但基本观点还是没有改变：版权未必是促进和鼓励知识创新的最好手段。

首先就这个案子本身，我就觉得瑞典的司法过严——这个国家居然对盗版行为已经提高到刑事制裁的高度了，盗版要坐牢、还要被政府罚款，实在有点荒唐。刑事制裁面对的行为，应该是那些容易对整个社会造成伤害的行为；而盗版侵犯到的基本上只是一些特定行业内大企业的利益，对社会大众毫无伤害，政府为何要大动干戈地来如此保护、如此判刑？根本就是图利财团、保护少数人的利益，而且严重侵犯人权。

我们从小被灌输这样一种观念，即知识产权是物权的一种，因此是（未经法律程序）不可侵犯的。但问题在于，我们应该仔细思考，在法律上知识产权是真正的财产权，还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概念，实际只是一种利益的分配和划分？在我看来，知识产权当然只是一种利益划分的手段，法院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应该是像在处理合同法案件时那样，没有正义邪恶，没有对错，而只是决定利益的归属。知识产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物权，因为它的非排他性——盗版并不影响第三方的正常使用。我偷比尔·盖茨100美元就意味着他少了100美元；我复制一份盗版Windows却不影响任何正版用户的使用；我并没有剥夺他人正常行使其财产的权利（用英国法官带些诗意的话来说，那就是the peaceful enjoyment of one's property；这才是财产权的基本定义）。财产权的前提假设是物资是有限的，因此要保护其分配；但知识产品的后期复制却可以是无限的，怎么偷？怎么能算偷？所以在法律上或即使是在道德上，“偷”软件和偷东西也是有根本的区别。

既然它是一种利益的平衡，我们就有权利过问，这种保护是否恰当、是否过度？它在今天是更倾向于大企业的利益，还是个人、消费者的利益？知识的传播和进步总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之上的，我们总要先吸收学习别人的知识成果后才可能有自己的创新和开发。过度的知识产权保护就是阻碍知识进步和创新的障碍，对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对社会上比较贫穷的人群更是如此。微软可以在美国找到无数愿意花100美元买正版Windows的用户，但请问生活水准相对低很多的中国人也必须要付这点钱才能合法使用Windows？我记得去年在陕西支教，那里的高中生们也常用QQ、常在网吧上网。难道这不要感谢盗版Windows在中国的泛滥？如果我们打击盗版，严禁盗版出现，这些年轻人永远都不会有机会接触电脑；在这信息化的年代里，这也意味着他们与世界永远地脱节，永远不可能有迎头赶上的机会。

我并不否认知识产权的必要性，但问题在于今天的这种保护显然过度了。美国1790年颁布的第一部版权法对作者著作权的保护仅为14年（而且还仅限于美国作者，外国作者一律不享有版权。所以说起来今天大谈知识产权保护的美国人才是盗版的真正始祖）；今天美国版权的保护期限却是作者终生外加死后150年。同样的期限问题存在于专利权。这样的结果是过度地维护了大企业、大媒体和美国这类向外输出技术的国家的利益，损害的是中国这些还需要从外输入知识的国家的利益。18世纪的美国毫不掩盖、理直气壮地盗版外国的书刊，为的是让自己迎头赶上；今天的中国当然有资格做同样的事情。

我们同样也要问，对娱乐和知识产品的定价，是否由于这种具垄断性质的“知识产权”（所谓的知识产权本质上就是允许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对一个产品进行垄断性的销售）的存在，而被不公平地抬高？作为没有收入的学生，我现在每年学期开始的时候却要在买教科书上花掉上百镑，在我看来这当然是不公平的剥削。这也是知识产权本身的一种悖论：如果完全取消保护，那么由于后期复制的成本远低于前期开发，那些盗版复制的商人当然可以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但当保护太严密时，那些享有垄断权的企业也会由于缺乏市场竞争机制而获得不合理的暴利；而这又是以公共的长远利益为代价的。那些指责我们这些大学生消费者为海盗、自己却利用垄断权把文化知识产品价格定得如此之高的企业，本身也就是掠夺公共财富的强盗。

还没那么早

2009-04-15T04:21:00.004+01:00

奥巴马最近宣称美国经济已经出现曙光，我可不太乐观。既然大家一致公认这是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那哪有那么快就能走出困境的。我还记得我在新加坡的时候，这个国家直到2004年才逐渐走出97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新加坡政府也是非常强势的政府了，采取的挽救措施也可不止是花点小钱（相比于经济总量而言）而已；而这次的冲击范围更大也更严重，怎么可能那么快就有了曙光。

而且美国人现在的救市手段，至少我感觉在逻辑上就有问题。A-level经济课上让GJW提到凯恩斯，让我印象很深的一句话是，经济萧条的时候政府就是花钱雇人在马路上钻洞再填上也能刺激经济。这似乎也是美国人现在在干的事。但问题是你如果再仔细想想，如果萧条是单纯因为大家信心不足引起的，这样的刺激也许有作用。可钻洞再填上本身只是在重复劳动、浪费资源而已，并没有增加任何社会财富，顶个屁用。

而且美国人今天的问题，归根究底是以前花钱太随意了，消费过度造成的。拿着中国人借给他们的钱乱花乱用，今天不过是来还债而已。可这奥巴马倒好，不好好还债还拿出7,000亿来继续花，还继续要老百姓也这样消费。旧债不还却还要继续欠（而且还准备赖）新债，其实就是旧的泡沫刚破又要开始吹个新泡泡，这怎么可能管用呢。所以我的看法是，这经济危机还有好几年时间才可能走出去呢。回想1929年的金融危机，说来其实是到二战之后才开始真正复苏起来的。

而且这次危机也应该让人意识到，经济归根究底是社会财富和资源的总合，财富不可能就靠一些金融数学模型凭空创造出来。美国人今天回过头来责怪中国人为何出口给他们那么多东西，借给他们那么多钱。但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你们美国人怎么用这笔资源？把钱拿来用于比如再生能源、生物科学之类的研究是一种用法，用来当金融游戏的资本、用来打仗杀人也是一种用法。但前者是对未来实实在在的投资，后者就只是制造泡沫和生灵涂炭的投机了。

当然投机的钱来得快，投资则要更长的时间才看得到回报。在金融泡沫最顶峰的时候，那句“Greed is good”被人传诵。今天的情况证明了，贪婪当然不值得歌颂，不要以为所有人都贪婪的结果就是一种平衡。贪婪的结果是不再追求实实在在的进步与回报，而只是在现有的财富中抢占更大的份额。贪婪也容易让人变得很急躁，这就体现在比如顶尖大学的毕业生急着进华尔街，30岁就要在曼哈顿买豪宅。今天的美国政府大概也是好日子过惯了，债都还没还清就急着以为自己快走出困境了。

让我发泄一下

2009-04-10T15:13:00.004+01:00

放假以来就基本窝在家里看课本。其实真正说起来，考试还是有其必要性的，大部分人是要有了考试的压力，才会真正仔细认真地去看书、去理解。至少我自己的感觉是，很多书本上的关键内容是自己在复习的时候才真正注意到并搞懂了的。

不过对读法律的人来说，考前这样集中突击式地阅读司法文献非常疲劳。我现在连续看了那么多法律人写的专业司法意见，很不爽的就有两点：第一，为何都爱用那么长的句子？无论是法官的裁决意见，或者是叫兽砖家的论文，满篇都是那些跨个六七行，套上两三个从句，用上十几个逗号的超长句，有时候不读上个两三遍可是别想弄懂他的意思。

还有就是为何有话都不好好说，尤其喜欢正话反说？律师们最爱的句式就是被动语态和否定句，比如“这样做合法”这类的句子，律师们一般都只会说，“这样做不违法”。最近我看到过最经典的一个句子是英国外交部的一个律师写出来的——“The best case that can be made ...[此处省略一个定于从句] is that it cannot be said to be unambiguously illegal.”。人家用的可是三重否定，让我楞了足足五秒钟，几乎就要用扳手指头的办法来算出他到底是个啥意思了。当然玩法律的家伙们肯定会说双重甚至三重否定与肯定还是有差别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律其实就是语言的游戏，学法律就是在学如何分清void和voidable之间区别这一类的问题。

所以总体上备战考试还是比较痛苦的，晚上睡前只能读读林语堂来放松一下。人家的句子可就直白清楚多了，那是读起来有快感的句子。前几天正好读到一段是谈考试的，读起来痛快淋漓，很有助于情绪发泄：

Both the old and modern educational systems suffer from the foolish belief that you can weigh a man's knowledge by a series of examinations, which must by necessity be of a mechanical nature, and which must concentrate on the storing of information rather than on the development of a critical mind. For a critical mind cannot be easily graded or given a marking of 75 or 93, while a question on the dates of the Punic Wars can. Moreover, any college examinations must be of such a nature that students can prepare for it at the week's notice, or all of them will flunk. And any knowledge that can be crammed at a week's notice can be forgotten in as short a period.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p.217

嗯，发泄完毕，继续回去看书。

带着偏见看世界

2009-04-06T15:14:00.003+01:00

M@X同学推荐了郭凯的一篇文章，突然提醒了我这个有关“偏见”的话题。

我的Blog名字就叫“傲慢与偏见”，因为我并不避讳我所有文章都是带有很鲜明的立场及很激烈的言辞的。可能在一些观点不尽相同的人看来，这种鲜明的立场展示出来的就是偏见，这种激烈的语言折射出来的甚至是傲慢。但也许偏见永远不可避免，甚至也不应该避免。重要的不是一个人带不带偏见和成见，而是他的论点有没有道理和新意。什么是事实，往往真的很难说清楚，像那庐山的真面目一般，横看成岭侧成峰，取决于你的角度，看出去的必然都各不相同。这样说起来，其实每个人看世界都肯定只有“偏”而不会有“正”见。

这又让我联想到西方特别是英美的司法制度，核心的一点是强调体制内的对抗性（adversarial）。读法律之后常常被中国同学问到的一个问题是，律师常常为坏人辩护甚至最后帮他们脱罪，不应该被谴责嘛？中国人传统上的思维也是鄙视颠倒黑白的讼师、诡辩家。但现代司法制度设计的基础就是不信任每个人的自我价值判断；更公正的裁决是要在两种偏见的观点互相对抗碰撞之后才会更好地显现出来。律师的工作就是毫不避讳地把自己当事人一方的立场展示出来，而不必考虑对方的立场——这也是一种偏见。

同样的现象存在于民主制度之中——民主的核心是对抗，而不是合作。反对党就是给政府找麻烦、就是挑刺、就是无理取闹的（当然是要在合乎法律和礼仪的范围内）；执政党干得再好反对党也要说他烂，政府再好的立法提案反对党也要动笔改几下，哪怕是换个标点符号也好——这又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化的偏见。

中国人习惯上好像总是爱强调讲话或者写文章都要做到公正、中立，但这样的结果往往是一篇面面俱到、四平八稳却同时也是废话连篇毫无新意的概括总结而已。一个人旗帜鲜明地陈述一个观点并不代表着他不了解、理解甚至同情别的观点，而只是因为他认为他需要特别突出那个从他的立场看出来是最正确的观点。他的对或错和偏见的深浅也不是关键所在，重要的是这样的见解是否能给我们带来新的启发和启示。

所以如果谈到西方或者中国媒体的偏见，我现在几乎已经是习以为常了。问题的关键似乎不在于西方媒体的偏见，而在于中国媒体太微弱的声音和还不足够的发言权——就好像Westminster里面对面坐的两个党一样，对面的那个党总是大呼小叫拼命宣扬鼓吹自己的政绩和成就并不断嘲笑对手的无能和愚蠢，而我们这边呢，却是文质彬彬、轻声细语，还有点不好意思去戳痛对手。殊不知若不多陈述一点自己的偏见，对手可是永远都看不见自己身后的那半边是个啥样子。

继续鼓吹

2009-03-31T09:54:00.003+01:00

最近出了本叫《中国不高兴》的书，炒作得很厉害，一方面网上报纸上一篇叫骂声，一方面人家销路却很不错。我其实不太喜欢这本书，特别是该书的题目。中国现在有啥好不高兴的？现在世界上再反华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实力和地位，G20（这个零似乎有点多余）前夕中国人频频放话，显然一幅准备参与重整世界经济格局的姿态，美欧国家一个个像叫花子似地求中国人再多借点钱，多买点债，多给IMF注点资。在全世界都把中国当成经济危机救世主的今天，中国人有啥好不高兴的。

但让我更不以为然的是那些批评的声音，特别是又有很多人扯上什么民族主义的危害。民族主义在今天好像已经成为一个理所当然应该受批判的、政治不正确的名词，但我可实在看不出民族主义有什么不对的。鼓吹爱乡土、爱国家、爱同胞，鼓励国家和民族自豪感，有错吗？极端的民族主义当然危险、当然可能不理性，可任何一种主义、任何一种政治立场、思想和情感推向极端，都是危险的，都是不理性的，都是该被批判的。民主推向极致，也会成为暴民政治，也会砍下苏格拉底的头颅。但就因为法国大革命最终走向流血和暴力，我们就该怪罪那自由、民主与博爱的理想？

西方人喜欢把中国人今天民族主义的崛起当成一种危险的意识形态，但民族主义本身就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它在中国的扎根、发芽、开花和结果其实也是西方人强加给中国的。中国人2,000多年的文明只有家庭、只有宗族意识，却没有国家的概念，没有社会观、没有国家观。中国的皇帝也从来把自己当成天之骄子，普天之下莫非皇土，权力是没有疆域界限的。民族主义是西方近代政治发展的产物，它进入中国的源头就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把民族主义带给了中国，让中国人第一次认识到个人和家族的利益是和自己民族与国家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也是民族主义让这个国家没有分崩离析、没有放弃抵抗。

民族主义今天在中国的复苏其实也是很自然的事。当一个国家处于高速发展、变得日益强大时，国民自豪感的增长理所当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同时也就是最自恋、最民族主义的国家，这不是巧合。如果说民族主义走向极端可能会带来危害，那我们要问这危害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民族主义最大的可能危害是让一个国家变得自满和自大，变得习惯把自己的想法、信念和需求强加于他人身上，而不顾及别国的利益与需要。与美国和大部分西方国家比起来，我看不出中国在这方面已经走向危险。

阳光灿烂的日子

2009-03-17T21:05:00.003Z

快要回家了，伦敦的天气却突然变得灿烂起来。早上起来搭168去上学，耀眼的阳光透过车窗洒在身上，蔚蓝的天空中只有几片薄薄的白云点缀着。待车来到我平时的下车点，Aldwych的皇家法庭门口时，自己突然觉得懒得动了。要在一个伦敦难得的大晴天去到NAB地下室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上什么EU Law，真是件太傻B的事了。于是按兵不动，接着坐了两站，过了泰晤士河到了南岸才下车。

泰晤士河畔也是游人如织，走几步还会碰上个街头艺人，有扮成卓别林的，有扮成希腊雕塑一动不动的，投个硬币下去，就给你即兴表演一段。我来到London Eye脚下，这里有一片绿地，后面则是一排长椅，即享受得到阳光，又看得到泰晤士河两岸的景色，还躲避了人潮的吵闹，大笨钟也已经映入眼帘，身边还有两个秋千，几个可爱的toddler正在上面荡得欢。我就在这令人舒坦的美景中看了一下午的Trusts Law。

我一直觉得来英国之后最遗憾的事是没上成剑桥，享受不到在河边草坪上、在中世纪教堂的阴影下看书思考的乐趣。LSE地处伦敦的最中心，每天上下学都是来去匆匆，毫无学术之地的宁静与悠闲。但后来才逐渐发现，其实住在伦敦的好处也非常多。除了生活方便、大城市里的文化活动更加丰富之外，伦敦城里也还是有很多美丽而悠闲的公共空间，可以来消磨时间。但与剑桥这样的学术小镇相比起来，身处伦敦的问题是在于，你是否能保持一颗悠闲平静的心，不被周围吵闹繁忙的大都市打扰，来享受这种美丽。

当我下午坐在那排长椅上，时不时抬头望望远处的大笨钟，看看London Eye前长长的队伍以及河边的人潮，感觉这经济危机中的世界金融重镇伦敦在表面上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可我们这些身处伦敦的大学生们，却似乎变得更焦虑、更彷徨，工作、实习都变得更难找，未来的前途变得迷茫。

20岁的我们，即将开始完全属于自己的独立人生。突然来袭的金融风暴，像一阵巨浪一般打翻了海面上无数条巨轮、吞噬了无数经验丰富的老船夫。而我们这些刚准备扬帆启程新兵水手，怎能不担忧前途呢。但我同时却又觉得，这次的风暴却也有很多启示意义。那些曾经风光的投行、金融机构可以一夜之间倒下，金融机构里的金领们成批成批地开始领失业救济，这难道不是在提醒我们，今天看起来最风光的行当未必就能永远兴旺，与其跟风去抢那些在今天看起来最光鲜的工作机会，不如从长计议，真正好好地思索一下自己准备走一条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和职业生涯，自己内心真正喜欢、真正希望追求什么东西。

但另一方面，20岁的人依然享有青春，而青春就应该是被拿来挥霍的。LSE的学生最大的缺点就是太急功近利、太急躁、太现实了。未来的生计很重要，但这一生可能只有一次的大学生活同样重要；多一点理想，多一点浪漫，多一点荒诞、多一点悠闲，多找一点时间享受灿烂的阳光和美丽的河景，少看点FT，少担忧些寄出去后还没有音讯的CV，只有这样当再一个二十年过去之后，自己回忆起、向儿子吹嘘起当年的大学生涯时，才不会有遗憾。当心头有压力时，也只要到阳光灿烂的泰晤士河边走走，就会放松许多，因为无论经济状况是多么得差，这里永远不缺乏欢笑与快乐。无论世界如何千变万化，秋千上孩童的笑声永远不会停歇。

自豪与自信

2009-03-16T21:52:00.003Z

LSE的Student Union最近连续三个星期出现有关西藏的提案，包括上周最激进的一个Motion承认西藏的主权。学校里的许多中国同学自然反应比较激烈，大规模动员大家去投票反对。今天在M@X同学的Space上看到本周三居然又要投票，真的让我觉得这事已经到了无聊的边缘了。

我其实对SU的这些提案一直都没太强烈的反应，上周的投票也是最后一刻才赶到举手。鉴于我平时比较激进的政治立场，有些同学认为我是文字上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M@X同学的Space上也写到，“我们也不应鼓吹民族主义”，但“如果连代表自己国家的立场举一举手都做不到，在情在理都说不过去”。我恐怕在这两点上与M@X的立场都不尽相同。

首先我要提出的是，我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且也不认为鼓吹民族主义有什么错。任何国家的基础教育中肯定都会培育民族主义的情感，无论是中国学生每天早上的升国旗仪式，还是美国学生人人要背诵的American's Creed，又或是英国人每年11月11日的Remembrance Day仪式和人人胸前要佩戴的罂粟花，无不是民族主义的体现。民族主义是18世纪现代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兴起后的产物，强调的是对国家、对同胞、对乡土的热爱和忠诚，以及对国家利益的服从与维护。这是比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或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族、氏族忠诚更崇高的情感，因为它把个人对自己和近亲的热爱与忠诚扩大到更广的一个范围。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我们每个人的根本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我们自己国家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强大的祖国能为你提供更有效的保护，免受战争和压迫的痛苦，享受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因此维护和促进国家的利益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在还没有真正消除国家界限、建立起一个平等团结的国际秩序之前，民族主义是最现实，也是最自然的政治选择。我就要鼓吹民族主义。

但虽然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我却不认为中国学生应该对西方一个大学的学生会通过的涉藏或者反华提案反应激烈。LSE SU UGM上的一个提案又不是联合国大会或者安理会的决议，根本涉及不到中国的核心利益，也改变不了任何现状，而只是为部分持不同立场的同学提供的一种发泄管道而已。

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觉得中国人需要培养一种与现在中国的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大国心态及自信。最近这两年来中国的崛起和地位的提升已经非常明显，全球第二强权的地位已经非常巩固，中国人的自豪感也理所当然地得到提升。但除了自豪我们也应该更自信，更能容忍（即便不能接受）各种批评。毕竟国际政治的本质常常还是一场零和游戏，中国的崛起可能就意味着欧洲的衰落，中国的强大可能就意味着给美国带来更多的不安和危机感；不同的国家当然会因此寻求各种方式来阻挠和批判中国现状及发展道路。此外，我们又都成长于不同的文化环境和意识形态之下，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有着不一致的立场也非常正常。一个自信的国家其实不应该纠缠甚至迷失在这些批判的声浪中；在批评声中坚持走自己的路，并相信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自己前进的步伐，这才是自信的体现。更何况，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被攻击和批判的国家，往往只有大国、强权才会成为攻击和批判的目标；看看那个03年的时候不顾全世界上千万人大串联还一意孤行攻打伊拉克的霸权国家，至少她的自信还是值得依然在摸索着学习如何承担大国义务、享受大国特权的中国好好学习一下的。

体验痛苦

2009-03-09T22:18:00.005Z

在医院里躺了两个多礼拜，享受了一把完全免费但极度考验耐心的NHS公费医疗，以及一天两三次针头插静脉的锤炼。印象中活到现在还没有那么高密度地尝试过疼痛的滋味，从病发第一晚的那种真的让人要满地打滚的剧痛，到后来每天扎针习惯了的刺痛，以及由于吊抗生素对血管造成刺激所带来的那种酸痛。

躺在病床上什么事也干不成，叫朋友带了几本书放在床头，可实际上有精力坐起来好好看会儿的时间也很有限，不过让我有意外惊喜的是林语堂的那本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国与吾民》。这本书买了很久一直没翻过，这次生完病出来也只不过看了大概四分之一，可读起来已经兴趣盎然。一是因为林语堂英文非常流畅却又不带太多生僻怪词，谈的内容也不是太深奥或太学术的专业论题，是最合适的床头读物。

林语堂谈到中国人的性格，其中有一些可能在今天还很准确，比如说中国人的圆滑世故（mellowness），但有一些我觉得已经不怎么贴切，比如他说中国人比较容易满足、温顺平和、不浮躁。可今天的中国人也许是全世界最拼命挣钱，当然也对自己未来的期待最高的一个民族了。这说明一个民族的特质一方面与他的历史和传统习俗有关，可一方面也与现实的大环境有关。当这个国家到处都是机遇，发展那么迅速的时候，要再让大多数保持一份恬淡和不焦躁的心可能就不那么容易了。但这也未必是一桩坏事，因为这反映出的正是前所未有的希望和进步。

不过让我感到最有趣的是他在对比中国人和欧洲人时，所使用的reason和reasonableness两个词。西方人喜欢强调的是Reason，即理性。“Reason,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is man.”——西方的思维认为，人与其他动物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理性，在于用大脑理性思考事物的能力。但中国人强调的不是这个Reason，而是Reasonableness——用林语堂的翻译来说，是所谓的“情理”，即人情和天理的混合体。天理就是Reason，是永恒不变的；但人情却是善变而且无法用逻辑分析等理性方法来推断出来了，常常只能依靠直觉和心灵的评判标准。

这也许是为什么中国人从来没有发展出一套法治体系，也很少有法治观念。法律的基础就是理性，就是那永恒不变必须公平地应用在所有人身上的天理，它是不讲人情的。但缺乏人情的制度却是中国人所接受不了的。中国人认为因为这个世界、这个社会非常复杂，每个人、每件事都有不同的环境和因果，很难用统一的标准来要求和规范所有人和一切的行为。人们于是转向一种灵活的道德观来评判人事，直觉地评判是非对错。

其实英国的Common Law System中也有一个衡平法（Equity Law）的概念，就是由于在中世纪早期法官们过于生硬不讲人情地应用法律，造成太多合法但却不合情的判决，申诉人只能直接向国王陈情，由国王指派一批新的法官逾越司法重新审理案件，由此开辟了一套新的、独立的司法体系。但这滑稽之处就在于，这套本身是为了维护人情的衡平法制度，到后来却逐渐被用同样的理性方法继续发展下去：崇尚理性的英国人又像归纳普通法那样来归纳衡平法，treat like cases alike，只不过在面对新的、之前不曾遇到过的案件时法官有了更大的自由度来做新判决。最后的结果是衡平法与普通法彻底合并，而英国法律系的学生们却活得更痛苦，因为法律依旧存在，而且被扩展得更复杂，有更多的例外和特例被加入了原本可能很直白的法律之中。人情世故的复杂并没有让西方人抛弃对天理的信仰，反而让他们更进一步觉得真正的正义是一个更高更复杂，可能永远无法达到但却必须尝试不断接近的理想目标。当我在病床上读着林语堂的书联想到这一点的时候，突然发现身上的疼痛有点减轻了：比起出院后回到一堆案例和法条中将要带来的痛苦煎熬，肉体的痛可能还算是轻的呢。

让我意淫不严肃的人生

2009-02-14T14:03:00.001Z

2009-02-14 08:34:08 　　来自: Jiong (London)
Vicky Cristina Barcelona / 午夜巴塞罗那的评论 *****

吃饭的时候我跟LFF提起晚上准备看《午夜巴塞罗那》，他使出标准的坏笑答道，“你小子看完又要意淫了。”果然被他不幸言中，Woody Allen这部最近期的作品把我这两天积累下来的压抑和郁闷一扫而空，忍不住又要开始裸奔写影评了。
　　
能让我如此激动之处就在于，电影带给我的意淫与想象空间。这首先是一部很唯美的电影，西班牙夏天的阳光、露台、街道、红酒、佳肴、海景、岛屿、公园和美女。然后这又是一部鄙视正常人生的电影，华尔街的金领被刻画得乏味无趣而又愚蠢至极，自己未婚妻出轨了都还茫然不晓；相反那位不顾任何社会礼仪直接邀请两位美女搞3P的画家则享受着爱情、呵护和崇拜。同样的，严肃认真的Vicky卡在自己对未婚夫的忠诚与对画家的迷恋中进退两难痛苦万分，而那位率性浪漫的Cristina却在享受了一段完整的三角恋后不带遗憾地离开了西班牙。
　　
所以这部电影对我的魔力就在于，它让我意淫了一把不严肃的人生。通过电影Woody Allen向世人雄辩地展示了，华尔街那些“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只会靠高尔夫消遣的人，远不及西班牙小岛上泼墨作画的艺术家来得有魅力。最爽的的人生必定不能严肃认真追寻意义和价值，因为人生本来就没有意义和价值。相反的，你应该选择一个不严肃的职业——比如画家、作家、心理学家，住在一个不严肃的国家 ——比如西班牙、意大利、马尔代夫，维持一段（或N段）不严肃的感情，就这么度过一段放荡浪漫的人生。在我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人生正在走入一个常规可预知的轨道并将因此非常无趣及无意义之际，这部电影是太好的麻醉剂。于是，我陶醉于这个故事之中，快乐地意淫着一个激情艺术家的不严肃生活。
　　
当然，这一切也只能是一场短暂的意淫。其实看电影画面里西班牙的美景，就像看自己旅游时拍下的那些照片一样，剥离现实地来欣赏会觉得美，可真正置身其中的那些时候可能也就没那么强烈的感觉。想象中的画家生活一定丰富多彩浪漫而自由，可当你真要靠卖画来维持生计的时候，你也可能就被压得浪漫不起来了。到那时候你可能就会开始意淫自己是个华尔街金领，随便摆弄一下数字就日入斗金。就像电影里的那个形容词一样，人总是容易处于“chronic dissatisfaction”之中，我们只知道我们不要什么，却很难知道我们要些什么。人就是那么麻烦的一种动物。
　　
但我至少还有Woody Allen，我至少知道我还要他。他的电影就像大麻一样，在湿嗒嗒的伦敦让你情绪低落暴躁的时候，至少能消磨掉一点精神上的无趣和空洞感，过上一把西班牙阳光的瘾。享受你的意淫吧。

晚生二十年之幸

2009-02-12T01:58:00.005Z

晚上和几个朋友赶到剑桥去听某知名异议份子演讲，基本上都是抱着一种猎奇的心态去。20年前那场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都才刚生出来，一点印象都没有。20年后我们都长到了他们当年的那个年纪，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的心态以及对政府国家的态度已经完全不同。一些人总喜欢把这种年轻人的改变完全归于政府的爱国教育和宣导政策；可在我看来在这信息传播日新月异的时代里，还能有一个这么善于公关宣传和洗脑的政府机关那才真叫是个奇迹。这种心态、民意上的变化难道不正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国家的进步，这当然是他不太愿意承认的一个事实。

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许也应该理解和体谅他们。毕竟二十年前这些人都是中国最优秀的学生，如果不是发生了这样的悲剧，如果不是因为他们走在了最前面，他们今天很可能会像他们许多的同学们那样已经很成功，参与到中国这20年来的成长并分享到其中的果实。而今天这些人却因为年轻时的冲动可能要付出一生的代价，永远地被阻挡在这场伟大的变革之外。

把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和他们那个时代相比，我当然还是觉得自己这一代更幸运，所以也理所当然地更优秀。我们这一代有那么多人有机会从大学本科时代就开始接受西方教育，又能通过互联网、电视等各种最新的信息传播渠道接触到全世界第一手的资讯以及各种观点立场。一个愿意思考的年轻人在今天是有比他们当年丰富得多的素材和养料，最后形成的观点也理所当然应该更为成熟理性。所以听完他的演讲，我最衷心的感慨也许真的就是，太庆幸自己晚二十年出生了啊！

（另：愿意思考的年轻人今天还是很多的，至少我在LSE碰到的许多朋友们对那场事件都了解得很清楚。我们记忆中毫无印象，但其实任何一个中国人若是真要详细了解事情的经过，还是有太多的渠道来把它当历史读的。我还记得我初中的时候就还在Wikipedia上编写过有关的条目，搞得后来到英国念高中的时候还收到《华盛顿邮报》驻京记者Philip Pan的电邮要采访我。当我因为不太想说出自己写的时候才十四五岁吓着他时，他还以为我是心中有什么顾忌不敢说，让我觉得很好笑。从这些外国媒体记者的心态上，就不难猜出他们写出来的报道会是什么个样子了。）

中国的野心

2009-02-10T10:24:00.002Z

我一直觉得，自己在LSE最大的收获是接触到一群非常优秀的中国学生。我自己在国外读了那么多年书，碰到过很多新加坡、香港的华裔同学，也碰到过很多英国本地的学生，都很少像这群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一样，这么成熟、自信、生机勃勃。其实这些大陆学生与人们传统印象中的那些中国学生不太一样；学校里最用功刻苦认真学习的一般都是新加坡等一群东南亚背景的华裔学生，而大陆生的特点其实是在于他们更为活跃、能干，中国学生的社团永远是活动最频繁、联系最紧密的。另外，他们对自己的期待也更高：大部分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学生会把毕业后回国工作当做最自然的一个选项，可中国学生几乎个个都规划留在英国工作一段时间，毕业后立刻就回国似乎是一件奇怪的选择。

看着这些中国同学们，我常常会觉得，如果一个西方人能真正接触并了解到我们这些也许是第一代幸运的、有能力出国念本科的中国年轻人，他或许真的应该感到害怕。把今天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拿来和当年日本或者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长做历史纵向的比较，又或者把中国和今天的印度、巴西、俄罗斯及中东一些产油国的经济崛起做横向的比较，其实都是极度荒谬的。

中国今天的崛起其实是在全面意义上的崛起，而不仅仅只是在经济层面。从中国海外留学生身上，人们其实就可以看到一个更具信心也更具野心的中国。日本等经济体的成长，从来都是在美国强权下（Pax Americana）实现的，日本人、新加坡人、香港人都是通过自身的改革来融入到这个西方主导的世界中，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挑战现有的体制和游戏规则。但中国的成长很可能产生更深远的变化。中国人今天当然还是主要通过自我改革，“与世界接轨”。但不要忘记中国人历史上一直习惯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是天之骄子，是其他所有小国朝贡膜拜的对象。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今天的两千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只有在最近的200年丧失了这个霸主的地位；当中国渐渐复兴之后，她又怎会甘心无条件地继续接受美国和西方的领导。

昨天我去听了一个关于朝鲜战争及冷战的讲座，主讲人是国际知名的冷战史学者陈兼。他的演讲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他对毛泽东的看法：毛泽东也许是和拿破仑、秦始皇一样最复杂和最具野心的历史人物，他在刚刚获得政权、国家百废待兴的时刻，独排众议要打朝鲜战争，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却也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基础，同时也让中国从一个被西方殖民主义者瓜分的弱国一夜之间跃升为东亚地区最主要的强权。今天的中国几乎在所有层面上都告别了毛泽东，但唯一保留的也许就是毛泽东的野心，毛泽东不甘被美国苏联或者任何人指使的天子心态。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崛起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在于中国的人口或者土地面积都数倍于之前新开发的小国之总和，不在于中国让更多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中国的崛起真的有可能彻底改变世界的政治格局，因为这将是第一个即有能力又有意愿来重塑世界格局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