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倫布廣場 | Kolumbusplatz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noreply@blogger.com (irrenhaeusler) — Fri, 08 Aug 2008 03:17:00 +0000

那是每年夏天例行的大拜拜。大人物們在度假勝地輕鬆愉快地談論這世界上所有動輒影響上億人、據說因為他們而起、但肇事者並不樂意承認的問題。杯觥交錯之後，滿嘴油光的人們從魚子醬、生蠔、碳烤羊排跟名牌葡萄酒中間慵懶地探出頭來，說：啊，讓我們來為這個世界做點什麼吧。

財富、權力、霸道、不負責任，高雅悠閒地綁在一起。何不食肉糜的人們總是一副事不關己、令人無言以對的德性，一群熱血青年終於看不下去了，他們血脈賁張地宣稱，自己在這一群狡猾的人身上找到了創造公平正義美麗新世界的起點。

舞台上電吉他與鼓聲轟隆作響，某位「嘉賓」聲音高亢：「我們得把戰爭帶進遊行隊伍裡，用和平的手段我們什麼目的都達不到！」這位先生賣力疾呼「發揚熱那亞精神」（註），不太給面子的主辦人卻在台下對記者大力滅火：「任何暴力都沒有正當性」，「我們跟暴力保持距離」，點點點。

或許是整個運動論述過於鬆散、根本沒有所謂的中心思想支撐，或許向來集體領導的菁英團體內部路線辯論沒有結果、於是各立山頭相互批鬥的老毛病又發作，總之是一個抗議，各自表述。四十年了，除了完善這個世界的原初熱情，可以讓兩代憤怒青年彼此惺惺相惜的事件越來越少，更多的是理想與背叛之間夾雜著指控與埋怨的交互參照。

不知是意外還是按照劇本，幾乎每年上演的暴力秀這回又在德國登台。在左傾自由派（linksliberal）的報紙網路論壇裡，這群憤怒青年被冠上的頭銜是「愛用暴力的白癡」（gewaltbereite Idioten）。一般對這個議題不關心的德國人聽到「抗議全球化」這個陌生的專有名詞，直覺反應好像只剩下「喔，那群年輕人又要來鬧事了」。反全球化反了這麼多年，它基本上依然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產階級都會左派、以及學院裡秉持「反叛精神」（？）、追求「進步」（？）的「知識份子」（？）的識別標章；示威抗議當中追求公平正義的熱情，一旦出了這個狹小又嘈雜的圈子便會突然變得非常沒有感染力，以致無法撼動圍繞著尋常百姓的那個遲鈍的世界。據說「愚夫愚婦」需要啟蒙、需要教育，然而殘酷的事實是，啟蒙、教育進行了這麼多年，這群「無知」的人們始終沒有開竅，人數也似乎沒有變少--等待啟蒙的人果真笨到令人崩潰，於是「先知」們只能嘆口氣，繼續扮演在失望與挫折中堅定信仰的傳教士。

左派一憤怒，右派就發笑；右派一發笑，左派更憤怒。跟警察「打成一片」的儀式每年重複，急性子的憤怒青年聯合打算革命到死的憤怒中年，跟老愛在法治國（Rechts-Staat）與右派國（rechts-Staat）之間搞曖昧的保守政客一搭一唱，兩個陣營各自賣力證明，自己的存在賦予對方的存在多麼重大的意義。如果國家是最大的暴力集團，那麼即使是一部落單停在路邊的無人警車也可視同對抗議行動的「挑釁」；警察等於領有牌照的惡棍，於是對他們拳打腳踢、甚至砸車放火毫無疑問是伸張正義。順著這個邏輯，無時不刻想利用機會找「國家機器」鍛鍊身體的熱血青年再度一擁而上，只是這回的口號換成「反全球化」。最新的發展更妙了，連新納粹也跑來插上一腳。這其實不難理解，同樣是反帝反美的意識形態，同樣是插花帶幹架的集體行動路數，左派想得到，極右派也不笨。只要往政治光譜兩端望去，摩拳擦掌、躍躍欲試的憤怒青年到處都是；打倒萬惡的資本主義大家一起來，這哪是左派的專利？

不論是左還是右，舉凡世間一切以正義之名所行之事一旦嚴肅到了偏執的程度，就會開始出現喜感而變得歡樂。這很值得嘆息，因為它可能真的是個所有「想讓某些事變得令人滿意」的好人們都不肯承認的宿命。

革命會痛會流血，所以有膽嘗試的人畢竟是少數，大多數還是懂得往人多的地方擠，因為萬一有什麼風吹草動才能分散風險、降低損害；尤其當大家都同時有這樣的理性思考時，如此的「市集」就會變得最安全、最和平、最正義。

所以那就是演唱會了：要抗議就要有音樂，不然對推動世界進步充滿熱情的人們就會精神不濟。主辦單位宣稱台下站了「七萬人」（這個數字總讓我想起紅衫軍引以為傲的「百萬人」），一個人花兩塊半歐元，利用假日在露天音樂會場上唱唱跳跳六個小時之後回家，然後，世界似乎就變得更美好了。

舞台上高高掛起主題：「（用）你的聲音對抗貧窮」（Deine Stimme gegen Armut），多麼浪漫又多麼正義凜然。巧的是，贊助單位 AOL 才剛剛被沒有出現在會場的另一群反全球化同志冊封為「新自由主義世界經濟秩序的當權派」（榜上有名的還有 Microsoft 跟 google）。唱歌咬字跟周杰倫一樣不清楚卻也一樣超紅的 Herbert Grönemeyer（DE，EN）在熱烈掌聲中上台，興奮地說：「那些政客特地跑到這裡，以為這地區不住人就不會有干擾。但他們現在很意外也很緊張，因為這塊不毛之地竟然來了這麼多人！這場音樂會一定要發出一個聲量特大的、音樂的訊號，讓離這裡二十公里的高峰會會場都聽得到！」

搖滾是很多憤怒青年與熱血中年精神上的 G 點，這位歐吉桑也不例外，只是他話一講完立刻快閃不見人影。發言人說他回飯店去休息，「這裡實在太熱了。」

台下的大報記者隨機問了幾個現場的年輕觀眾：你們來，是為了支持演唱會的訴求與理念嗎？

「不是，我對政治沒興趣。反全球化？我不支持也不反對。這個議題太專門了，我不懂。我來是為了看 Bono。」

「反對貧窮是好事啊，我贊成，不過別叫我去抗議，那有點可怕。」

我知道確實清點人數有操作上的困難，但這個問題實在令人好奇：真正反全球化、反貧窮的人到底來了多少？

「我是來聽歌的，給我音樂就好，管你是什麼訴求，反貧窮、反歧視、反剝削、反戰、反核、還是反蝦咪碗糕都隨便，mir ist scheissegal（我他媽的都無所謂）。」

在這裡，搖滾樂跟反全球化互搭對方的便車。一邊用單純來聽音樂的人給反全球化運動充場面，另一邊則用反全球化這時髦又「進步」的議題拉人來做行銷搖滾樂的生意。現場觀眾有的只想「搖」，有的只想「反」，當然也有既想「搖」也想「反」的，還有人不想搖不想反、沒什麼意見、渾渾噩噩，卻很愛看熱鬧。一群觀眾四種動機組合，全都混在一起，誰也分不清楚誰是為了什麼目的而來—或者，當所有人一同 high 起來的那一剎那，目的其實已經不重要了：在這時候認真估算聲音與憤怒齊發到底能為實踐公平正義的理想增加多少動能，不但殘忍也很煞風景。面對越邪惡就越壯大、也因此越該死的資本主義，憤怒青年們所能享受的最後一個特權是：花半天時間用幾首搖滾（台）上（台）下交相賊，好暫時忘記無計可施的沮喪。

報導整個抗議活動的德國公視第一台（ARD）記者搶了一個很特別的獨家：麥克風直接伸向幾個參加反 G8 示威的年輕人，問他們「反全球化」（Antiglobalisierung）到底是什麼意思。現場實際情況如何，做為一個觀眾我無法看到全貌，但播出來的畫面是這樣：只有少數幾個人可以口若懸河地說出一番道理，不過聽起來很像當年台灣高中生為了應付聯考辛苦背誦「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或者「國父遺教」，理論生吞活剝，思想教條奮力啃完，但是沒有消化又原封不動地吐出來。其他大部分的人或者講得支離破碎，或者三兩句就開始支支吾吾、無以為繼，或者楞了一下之後尷尬苦笑，還有一個女生說，「你等一下，我看看宣傳手冊上怎麼寫」。

偉大理想的實現常常只是歷史的偶然。它的運作基本模式是：旺盛而素樸的勇氣支持一群無力參與複雜理論辯證、但是行動力很強的人因為「直覺認為對了」便使勁往前衝。那個場面通常十分混亂，帶頭的很可能是個演說魅力遠遠強過人緣跟領導能力的天才；大部分人慷慨激昂的同時都不知道下一步怎麼走，不過如果夠幸運，在場內場外所有人做好心理準備之前，世界就真的變了：變得更好，人們就稱這場混亂為革命；變得更糟，志士們先相互批鬥一陣，然後約好再搞下一場。

那次 G8 抗議活動的口號是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或許，接下來我們應該高呼：Hoch die internationale Solidarität，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

「那奔向美好前程的，究竟是我們當中的哪一個？」
「除了上帝以外，誰也不知道。」

註：2001 年的 G8 高峰會在義大利熱那亞（Genua）召開，那一次連燒帶砸，警察跟示威者的「住民地戰鬥」整整持續兩天。一個二十三歲的義大利青年朱利安尼（Carlo Giuliani）腦袋挨了警察一槍、倒在街上，從此再也沒有爬起來，這是 G8 反全球化抗議活動有史以來第一次出人命。然後，跟所有前景難料的革命事業一樣，不管願不願意，他就被奉為烈士了。

延伸閱讀：典型的高峰會決議就是許你一朵天邊的雲彩，無限美麗，但也不著邊際。（懶得翻成中文了，看得懂的請參考，看不懂的對不起。）

後記：還是舊稿，補了一點點新東西。圖是本（34）屆日本北海道洞爺湖世界首腦夏令營（サミット，Summit）外日本抗議組織的 logo。同一批大人物們明年夏天會轉檯去義大利的 La Maddalena：真是冤家路窄，又遇上討厭的貝魯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歐洲的憤怒青年，你們準備好了嗎？

埃森來的好人

noreply@blogger.com (irrenhaeusler) — Sat, 14 Jun 2008 04:46:00 +0000

很難得對一場球賽興趣這麼低，因為開始之前就知道結果的對決不會帶來算命時吉凶未卜的緊張與「樂趣」。在這場比較像聯誼的奔跑裡，大衛完全沒有機會打倒歌利亞，屠城是無法逃脫的宿命；被預訂的受難者無比乖巧，平靜得不打算為自己不甚體面的下場做任何特別的準備。下定決心當砲灰的當事人本身或許並不勇敢，但在一旁事不關己的人眼裡，伸長脖子等待刀子落下的姿勢無論如何總是很悲壯；許多人就是在看了這樣實力懸殊的比賽之後，才赫然發現自己還有惻隱之心。在競賽中同情弱者很難被稱之為一種美德，之前妄想出現逆轉奇蹟的天真浪漫也沒有什麼值得嘉許，至於那個相對巨大強壯的人呢？嗯，只要記得下手的時候留點餘地就好，他想擺在陣前的究竟是坦克還是轟炸機，作戰中心思想是不是所謂的「大艦巨砲主義」，也沒有太多人在乎了。

這是 2008 年歐洲杯足球賽的分組資格賽，德國客場對聖馬利諾（San Marino）。

聖馬利諾，國際足球總會（FIFA）的排行榜上還落在台灣之後大約三十名。這個國家的存在對我們渺小的島國應該很有意義，畢竟世界上可以被台灣拿來建立自尊心的足球隊實在不太多，何況還來自強權群集的歐洲。

這是個藏著神秘幸福感的名字，聽起來很像一家會做出超好吃提拉米蘇的蛋糕店。不清楚它確實的地理位置，或許又是個大隱隱於歐陸，只有觀光達人跟政商名流才能摸清楚門路的世外桃源。聖馬利諾的球員除了一個在義大利丙組職業隊踢球，其他都是業餘選手，有上班族、農夫，還有工匠師傅。乳酪做完、葡萄酒釀好、給一張不能坐的木頭椅子換上新的腿之後，閒閒沒事就來踢足球，然後踢著踢著，就把自己踢進了國家隊。這樣的組隊方式讓我想起大學時代文學院各系的棒球隊：只要你從小時候起大部分是站著上廁所，那麼最少就有二軍可以參加。這支球隊看起來很像學校裡某些弱小、冷門卻團結的體育社團，比賽場子裡他們離快樂最近，離勝利也最遠，實力位置落在完全無法引起注意的邊緣，但每次吆喝要打球，總會見到他們高高興興地在妳面前跑來跑去，從不缺席。

德國隊呢？像是大學生放暑假參加自強活動，一邊度假一邊進行移地訓練。世界杯之後才從克林斯曼（Jürgen Klinsmann）的副手扶正、接任總教練的勒夫（Joachim Löw）先生說，「我們知道我們會贏，但還是要努力進球」。許多德國人可能到現在都還沒有從那場「夏天的童話」（Sommermärchen）夢境中完全醒來，眼前這一場預料將十分輕鬆寫意的「遊戲」（Spiel），顯然又會讓這場美夢繼續延續下去。

比賽哨音響了。帶著龜殼花紋的白色皮球從中線向某一個半場勤奮地滾動。

第十二分鐘，一比零。頭錘。

第二十九分鐘，二比零。右邊射門。

第三十分鐘，三比零。十一號的「米羅」（Miroslav Klose）從左邊起腳。

第三十五分鐘，四比零。上上個球季改變造型、到倫敦（Chelsea F. C.）去教面對球門經常腿軟的英國人怎麼罰球的巴拉克（Michael Ballack），從右邊補了一球。

第四十三分鐘，五比零。左邊射門。

第四十五分鐘，六比零。又是「米羅」，晃過忙碌不堪的聖馬利諾球門，用腳背優雅地撥球入網。

世界末日前四十五分鐘，下半場開始。第四十七分鐘，第六十四分鐘，第六十六分鐘，第七十一分鐘，第七十三分鐘，第八十七分鐘，又是六球。聖馬利諾的年輕守門員很快地就被隊友集體惡意遺棄而必須孤獨地守著那個注定要丟掉的陣地，更糟的是，背後的球門似乎一分一秒不停地變大。

十二球。一個讓所有人都不容易輕鬆面對的數字。剛好就是第九十分鐘，聖馬利諾球員在禁區用手碰球。那其實只是個跳躍時的身體自然擺動，並非蓄意，罪不及死，但土耳其主審還是吹了一個「十一公尺球」。

這世界就是這樣：形式的正義如果在是非曲直還在模糊地帶遊走的時候降臨，那麼它的姿態便總是很粗魯、很沒有人情味。

德國隊罰球。這時場邊大老遠跑來加油的德國粉絲起鬨了，他們指定要最閒的那個人來踢。這聽起來似乎有點詭異但想想也不無道理，既然世間所有的運動競技都不能背離娛樂觀眾的本質與使命，那麼就是他了：幾乎等於整場球怠工的門將雷曼（Jens Lehmann）小跑步從德國隊的禁區越過中線往另一個半場移動。他走到對面禁區前，在邊線停了下來，吐出一口長氣穩住心情，準備以一種離奇的方式名留青史：如果這球罰進，他就是德國足球國家隊有史以來第一個在國際比賽裡進球的守門員。

讓「一號」來罰十二碼的場面在德國職業聯賽一點也不稀奇，但在這裡，又偏偏是這個時候，同一個起腳的動作可能就有了不同的意義。突然，聖馬利諾的兩個球員向雷曼靠近，舉起手掌對他左右搖晃，嘴裡嘰哩瓜啦地流出一串義大利文。留英（Arsenal London）、也待過義大利一年（AC Milan）的雷曼並沒有完全聽清楚，但他抓到了兩個英文字。一組關鍵字。

„Fair play!“

雷曼馬上懂了。這兩個單字字面的意思一點都不難，背後的意義也是。他笑了一笑，想了兩秒，然後繼續面向聖馬利諾禁區，但是小跑步倒退回到自己的球門前。最後，總是滿頭大汗的代理隊長施奈德（Bernd Schneider）自己上了，他退後幾步、起腳、破門，動作跟教科書寫的一模一樣，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主播記者的語氣並不興奮，但還是忍不住洩露了德國人喜歡下功夫建立資料庫、並且經常在檔案裡頭回顧歷史的習慣：十三比零，德國隊參加國際賽一百年來，從沒有在客場進過這麼多球（註一）。

雷曼放棄「做第一人」的機會，原因記者當然很有興趣。領先十二個球，讓整場只碰到一次攻門、悠哉悠哉地幾乎要被觀眾忘記的守門員來罰球，「這看起來像是種污辱（Demütigung）」。賽後他站在場邊接受訪問，麥克風前後，整個雲淡風輕。

Fair play。公平競爭？世界排名一九一對上世界排名第九（註二），就像 2007 年美國職棒大聯盟世界大賽冠軍波士頓紅襪遇上台灣職棒十三連敗的兄弟象，這場球從一開始就不公平。所以，這裡的「公平」顯然是別的意思：

你實力很強，但請不要用羞辱我來證明這一點。

「你很光榮，但是我很難堪，而且這樣子進球不會讓你更光榮，卻會讓我更難堪。零比十三，我知道我因為你的優秀而必須落花流水、慘不忍睹，但是，讓場上最不可能進球的守門員也進球，又偏偏是在這個時刻，我這樣的失敗會是你的快樂嗎？兄弟，我相信你信仰的是慈愛的上帝，不是霹靂布袋戲裡的黑白郎君。」

忍不住想起以前遠東區少棒賽裡，被我們打得淚眼汪汪的香港或者關島隊的小投手。在弱肉強食的世界裡，強者有殘忍的權利，但這種殘忍卻往往讓強者陷入一種獨有的、競賽倫理的困境：一般人一方面樂於歌頌強者，同時又因為容易同情弱者而課予強者節制的義務，於是不留餘地的火力展示先會引起短暫的讚嘆，隨後便被認定是冷血的侵略。競爭場子裡強者決定規則，但卻是由弱者定義道德，強者如果只能迫使弱者屈服而不能讓他們佩服，那麼便只贏得懼怕而失去尊敬，勝利於是變得無聊、空虛起來。歡呼的勁沒有了，因為靠痛宰弱者得來的爽快並不太踏實；僅僅為了單方面的自我感覺良好而順手把對手早早舉起的白旗搶來扔在地上，並且當著人家的面用厚重的軍靴嘻嘻哈哈地踩來踩去，這不是比賽，倒比較像報仇。

這裡不談文明與禮節，只談感覺：是的，強者的溫情與寬厚很容易被看做是偽善，但輸贏以外確實還存在著一些我們講不清楚的東西，它們讓我們覺得參加比賽很有趣，儘管我們可能很少贏過誰。聖馬利諾的球員或許自尊心特別強、臉皮很薄，也或許他們只是單純喜歡踢球，知道贏球輸球都有固定的規矩，不論結果如何，這些規矩讓他們每次離開球場都可以因為盡力而心安，再因心安而愉快，下次有機會願意再來。

在某種不方便說破的「困擾」下比賽，德國球員踢得並不輕鬆，臉上甚至充滿歉意。到最後，十幾位球員在克制有禮、敦睦邦誼與摧枯拉朽、強取豪奪的兩個極端之間來回奔跑了九十分鐘，其實只為了一件事：找尋那個可能根本不存在、但可以賓主盡歡的中間值。

在這場球賽裡，這個值是不是十三？聖馬利諾的球員沒有回答，只是在賽後笑著跟德國球員交換球衣，把對方跟自己一樣多的汗水穿在身上。

「足球比賽一定得踢完九十分鐘？不能像棒球一樣，輸贏比數相差太大的時候就提前結束嗎？」好心腸的光明女神又開始慈暉普照了，可惜世間許多想法之所以被稱為偉大，常常是因為它雖然在道德面應許了無比美好的願景，但操作上卻幾乎沒有實踐的可能。

還沒等到球評講完話，我已經先將視線迅速從電視螢幕上移開，轉身上網去拜訪「維基」：面積六十點五七平方公里，跟嘉義市差不多；人口只有三萬，甚至比不上台灣某些選舉造勢場子的規模。向著東南方，名叫「義大利」的長筒靴直挺挺地伸入地中海。鞋跟正上方，大腿內側，佛羅倫斯東邊，喔，原來妳在這裡……

後記：標題改自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的名劇「四川來的好人」（Der gute Mensch von Sezuan），埃森（Essen）是雷曼的老家。照片借自德文維基百科。

註一：德國參加國際賽史上進球數最多的一場，是 1912 年 7 月 1 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以 16:0 大勝俄羅斯。主場比數最懸殊的大勝是二次大戰期間的 1940 年 9 月 1 日在萊比錫，跟客場紀錄一樣是 13:0 ，這回的苦主是芬蘭。

至於世界足球史上最慘烈的「大屠殺」則發生在 2001 年 4 月 21 日，澳大利亞在自家主場（Coffs Harbour）對美屬薩摩亞群島一役締造了正式國際賽進球數最多的紀錄，比數各位可以猜猜看。（放水小提示：大概相當於一支球隊先發、板凳、教練、經理、隊醫，還有裁判，每人各進一球）

註二：這是前年秋天的比賽，所以引用的是比賽當時、2006 年 8 月國際足球總會的世界排名。2007 年 12 月 17 日公佈的世界排名榜首是阿根廷，二至五名依序是巴西、義大利、西班牙、德國。聖馬利諾名列 197 ，「中華台北」169。

這篇其實寫完很久，但不知何故一直擱著。現在歐洲盃足球賽開打了，剛好翻出來應景一下。

營火晚會

noreply@blogger.com (irrenhaeusler) — Wed, 14 May 2008 11:13:00 +0000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年輕時當不成水彩畫家、只好去當政客的小鬍子總理上任不過一百天。就在那天晚上，全德國各大小城市、尤其是大學城的大學生們聯合起來，同步舉行了一場非常特別的營火晚會。他們興奮地圍成一圈，高聲唱歌、呼喊口號，像是參加一場告白信仰並祈求神明護佑的大型法會。那天，哲學家海德格後來出任校長的弗萊堡大學因為當地下了一場大雨而無法共襄盛舉；在年紀最大的海德堡大學，學生雖然慢了一個禮拜才辦，但總覺得意猶未盡，於是一個月後又辦了一次。不管是柏林的歌劇院廣場（Opernplatz），哥廷根的市集廣場（Marktplatz），還是慕尼黑的國王廣場（Königsplatz），從北邊的漢堡、不萊梅到漢諾威、科隆、波昂、法蘭克福、馬堡、來比錫、耶拿、德勒斯登、威瑪、紐倫堡，甚至康德位於今天俄羅斯境內、當年屬於「東普魯士」的老家柯尼斯堡（Königsberg）以及奧地利的薩爾茲堡，「春天裡的一把火」就這樣在淡淡的五月天裡熊熊燃起，二十二個城市的市中心因為這場青春洋溢、活力奔放的祭典而紛紛燦爛起來，雖然光芒是那樣的詭異且令人不安——在那個群魔環伺、溫熱地令人冷汗直流的夜。

之所以說這場德國大學校園二十世紀上半葉最大規模的串連「非常特別」，是因為晚會所需的柴火並不是來自深山，而是大學圖書館。是的，這群熱血昂揚、極其斯文的讀書人做了一件很沒有書卷氣的事：燒書。那些書之所以該燒，因為那是據說連標點符號跟扉頁空白都充滿毒素的「邪書」。這不止是一場名符其實的青年自強活動，更是一場民族至上國家至上、所有參加者念茲在茲要「做個活活潑潑的大學生，做個堂堂正正的德國人」的團康嚕拉拉。

曾在波昂大學主修德國文學、原本一直夢想成為作家的「人民啟蒙與宣傳部長」戈博士（Dr. Joseph Goebbels, “Reichsminister für Volksaufklärung und Propaganda”）應邀發表演說。他瘸著腿登上講台，站在今天的柏林鴻堡大學校門正對面興奮地宣布：「將猶太知識精英誇得天花亂墜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他照例用盡各種如果沒有具備基本的文學素養、通常就聽不太懂箇中奧妙的優雅髒話，把猶太知識份子海損一頓。不過對自己的演講內容他並不太感動，因為大學時代最敬愛的兩位老師、包括博士論文指導教授偏偏都是猶太人。他唸過的四所大學的學弟們並沒有太多人知道這段淵源，只是一個勁地在火堆旁熱烈鼓掌。

燒書典禮開始。主席就位。全體肅立。唱國歌（1，2）。學生們像念咒一樣，將心目中的牛鬼蛇神一一點名，然後把那些「骯髒下流的書」（Schmuz- und Schundbücher）逐一扔進火堆裡：

弗洛伊德？燒掉！「反對將性高估到足以輾碎靈魂！擁護人類心靈的高貴！」

馬克思？燒掉！「反對階級鬥爭跟唯物論，支持民族共同體與唯心的生活方式！」

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西線無戰事」（Im Westen Nichts Neues）竟然用文學背叛我們偉大的前線將士，還散佈失敗主義思想，燒掉！

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曼氏（Heinrich und Thomas Mann）兄弟？楚威格（Stefan Zweig）？克斯特納（Erich Kästner）？史尼茲勒（Arthur Schnitzler）？卡夫卡（Franz Kafka）？盧卡契（Georg Lukács）？盧森堡（Rosa Luxemburg）？……所有「不德意志」（undeutsch）的書全部燒掉，不論作者是猶太人，還是「不愛德國」的左派份子，一本都不能少！

海涅（Heinrich Heine）的詩集也被燒了，同樣因為他是猶太人。早在一八一七年詩人就說過：「這只是場序幕而已。會燒書的地方，最後也會把人給燒了。」偉大的人物總是能預見同一時代的人無法想像的事，先知的預言一百二十年之後果然應驗：燒書的大學生們相信，民族要強大首先必須完成徹底的內部「淨化」，於是清除「雜質」成了無可推諉的歷史使命；為了確保與增進族群共同體（Volksgemeinschaft）的繁榮發展，國家對人性尊嚴與基本權的直接侵犯自始便不應被視之為惡，知識份子經由廣泛的動員與參與，聯合其他社會階層一起拔除插在國家背上的刀更是協助所屬政治社群自衛的正當手段。熱切、忘我的愛讓人勇敢，也會使人因為容易自以為神聖而陷入理性的迷亂——這群熱血青年具體地證明了不僅愛人是如此，愛國亦可如此。

然而，民主社會公民所能擁有的特權之一是可以對實踐這種「大愛」的必要性公開表示懷疑：為什麼我無論如何一定要愛國，即使它可能並不可愛？愛國到底是什麼意思？擁護政府？服從領袖？還是憲法忠誠？愛國家、愛民族究竟是公民經由開放的辯論、深刻的反省與持續的批判形成國族認同而願意主動捍衛的權利，還是在公共宣傳、學校教育等等政治社會化的過程裡被統治者灌輸而認知的、「與生俱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神聖使命」？在某些極端的時代精神氛圍裡，愛國始終被宣示為集體生活裡最高尚的道德，接受傳統文化的薰陶本質上是隱含規訓功能的政治義務，公民在變成文明人之前，必須先被塑造成均質劃一、沒有思想上的獨立性格、習慣從眾以逃避個人責任、盲目仰賴權威以取得安全感的順民。如果一個社會裡，歷史發展唯一的前進方向是追求集體的強大與榮耀，那麼愛國主義必定氾濫成災，成為人民別無選擇、非一致團結在「英明領導者」周圍不可的「政治宗教」，國旗、國號、國歌、「光明燦爛」的歷史等等符碼就是譴責異議者最血腥的符咒：人們依然懂得批判，但只批判拒絕把個人命運跟國族命運綁在一起的人；人們依然懂得反省，但反省的總是「你們為什麼不團結」。

「德國，德國，世間至高無上」（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s, über alles in der Welt），學生們用無限膨脹的文化優越感培養出非我族類則除之後快的精神潔癖，而整場歷時十二年、去除「污穢」以光宗耀祖的祭典，就從今天聚在這裡燒書開始。種族偏見源於「害怕被異化」的潛在恐懼，服從於理性的勇氣在共同的恐懼轉為信仰、再利用仇恨捍衛偏執的過程裡徹底受到壓制；訴諸暴力此時被視為消除恐懼唯一的出路，於是越害怕就越粗魯，也越能產生連自己都控制不住的巨大力量。知識與教養甚至是最令人不寒而慄的嘲諷，因為人一旦退化為野獸，除了不凡的文化素質，還有什麼能讓野蠻的實踐變得更細緻、更優雅、更有品味、更高效率？

學生們燒掉看得見的文字、書頁，而那看不見的、這個詩人與哲學家的國度自啟蒙以來累積的人文精神，甚至人之異於禽獸的那一點小小的差別，也隨著令人毛骨悚然的火光化成縷縷黑煙，飄渺地消失在這場巨大的荒謬當中。

戈博士演講完之後回到家已經是深夜。臨睡前他在日記上這麼寫著：「很累地爬上床。屋外，整個讚到不行（herrlich）的夏天今天開始了」。同一時間，剛逃到巴黎、在霍克海默身邊擔任助理研究波特萊爾的班雅明，正在西班牙的 Ibiza 迎接他此生第一個冷冽的夏天。咖啡店裡寫作的日子緩慢而悠閒，那時他並不知道自己的著作儘管在那天晚上沒有被燒，但後來卻也成了禁書，而且此生再也沒有機會見到它們在德國重新出版。冥冥之中他似乎對自己生命的末路已有預感，所以積極地將與友人的書信往來當作紀錄思考所得的方式：「……所有我們最好的想法都要留在信裡，因為沒有跡象顯示，我們再次見面的日子已經近了」。

兩萬本書的灰燼就這樣在空中倉皇地翻飛。每一頁哀怨與無奈都相互交錯，共同織起一張漫天的黑幕，好不容易等到重新撥雲見日，一整個世代卻已經無言而心虛地老去。德國藏書量最大的巴伐利亞邦立圖書館在「營火晚會」七十三週年紀念日當天早上舉辦紀念儀式，由作家們公開朗讀當年被燒毀的書，這個簡單的動作所表達的是一種肅穆的敬意：如果書本與作者一樣有靈，在遭受粗暴對待以致粉身碎骨之後也懂得耐心等待平反，那麼，平靜地朗讀出當年不准朗讀的句子時所發出的、充滿知性與感性靈光的聲調，正是最好的安魂曲。就在我熟悉的校園裡，許多人在那個艱難的年代執著地「玩火」，結果幾乎燒光了人們對知識份子清明理性最後的期待，所幸——這其實是最大的不幸——後來靠著另一小群人不惜「玩命」才終於扳回一城，於是我們有機會繼續浪漫地相信，學院提供的思考訓練與文化教養對人類拋棄獸性、遠離愚昧終究還是有它基本的功效。當年興奮點火的人如果今天有機會在圖書館目錄裡發現曾被自己拋入火堆的書，那會是什麼心情？在下一個天清氣朗的日子裡再度走過同一個校門時，這個問題我已經沒有興趣關心，但我會永遠想念那些為了阻止火勢蔓延到其他無辜的人身上、而願意把自己也扔進去當成最後一片柴火（…dann sei Du ganz bereit, und in das Feuer, das verraucht, wirf Dich als letztes Scheit!）的人們。

通往大學圖書館的大理石走廊一百四十多年來始終是那樣的光滑雪白、質地堅硬，像是勉勵所有走進館裡的人對於知識的追求都應該秉持某種純潔、天真、而且絕對服從於理性的固執。一樣是難以彌補的巨大損失，館史記載了戰爭期間三分之一館藏毀於戰火的遺憾，但燒書的尷尬過去則完全隻字不提——這確實是難言之隱啊：自以為是的知識份子在誤入歧途之後其偏執究竟有多麼無可救藥，常常連自己事後也不敢承認。在那驚心動魄的「營火」熄滅多年之後，我越過半個地球來到這裡，定期聆聽老教授一行一行、虔敬而熱情地講解那些當年被極端焦慮的人咒罵、丟棄、曲解的句子，他們專注的音調始終理直氣壯且一無恐懼，如同黑夜裡一把又一把被昂然擎起的溫暖火焰。

此時自己最深刻的內在常感到幸福與平安。我想，我看到了象牙塔裡真正光明的所在。

（二○○六年五月十日，陽光燦爛的慕尼黑）

圖一：巴伐利亞邦立圖書館（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大門前的西洋古文明四大天王（自左而右）：亞里斯多德（Aristoteles）、希波克拉提斯（Hippokrates）、荷馬（Homer）、休昔提底斯（Thukydides）。
圖二：「營火晚會」，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柏林。取自德文維基百科。
圖三：「往大學圖書館」。

H 先生

noreply@blogger.com (irrenhaeusler) — Sat, 02 Feb 2008 10:03:00 +0000

「敬愛的顧客：

我們很遺憾必須通知您，『學院書店』因為結束營業，已自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起關閉。謝謝您長年來的忠實惠顧，祝您身體健康，二○○六年新年快樂。」

白紙黑字，襯在平時用來裝講義的防水塑膠封套裡，四個角斜著黏上細細的透明膠帶，再往店門口外、平時展示新書的櫥窗一貼。店老闆沒有進一步解釋理由，只簡短地宣布一家書店的消亡。二十幾坪大，不過就是賣書，而且一半以上是教科書。空間狹小，談不上什麼裝潢或者氣質品味，沒有會員卡，沒有折扣，沒有附設咖啡雅座，更沒有二十四小時營業。它幾十年來就是這樣侷促地擠在素樸的法律系系館旁，看著來來往往的學生通過國家考試變成公務員、法官、律師、政治人物，或者幫助像我一樣的外國學生拿到學位回到自己的國家，然後繼續鼓勵更年輕一代的學生也到這裡來唸書，也到這裡來買書。

在書店裡最常遇到三位店員。一位先生兩位太太，應該最少五十以上甚至逼近退休的年紀，個個慈眉善目，看起來就算不是在書堆裡出生，也像是準備在書堆裡老去。他們另一個共同的特徵是講話總是輕聲細語，讓人抬頭看見自己被滿屋子的書圍繞時，會以為身在大學圖書館。

結束營業前四天才在這裡訂了書，那時櫃臺後面非常稀奇地站了一位從沒見過、學生模樣的年輕小姐。「您的書明天就到了，不過因為我們只營業到禮拜五，所以如果之後您要拿書，麻煩到學校大樓旁的薛凌街（Schellingstrasse）或者後面的阿瑪利恩街（Amalienstrasse）的另外兩家去。」因為聖誕夜剛好是禮拜六，所以我並沒有發現什麼異狀，只是有點奇怪，平常那位很客氣的白髮伯母今天怎麼不在。

隔天我付帳拿了書，櫃臺還是那位年輕的小姐，白髮伯母還是沒有出現。

昨天我又去訂書，但是走到書店門口，卻看到這張公告。

屋子空了，書不見了，非常突然，像是一覺醒來世界就變了樣，讓人完全沒有準備。白髮伯母當然也不在，我發現自己開始有點想念她。

其實根本不應該到這裡來買書的。我不念法律，要的書這裡幾乎都沒有。德文系旁邊、物理系對面有著暗粉紅牆壁的那兩家，專業文獻滿滿一整櫃，才是我該去的。但我還是始終往這裡跑，因為店裡有著一位白頭髮的慈祥伯母。

因為那位伯母是我在慕尼黑多年所遇過、完全不懂中文的德國人當中，唯一可以準確地唸出我的姓氏的人。

我護照上的名字使用威妥瑪式拼音，德國人見了沒有一個會唸。我的指導教授唸了八百多次，每次總是偏著頭、皺著眉、亂猜一通，齜牙咧嘴之後冒出各種奇怪的發音，但沒有一次唸對，而且這次我提醒了，下次見面他又唸錯了。幾次嘗試失敗，我決定放棄繼續教他可能被他當成夷人鴃舌的發音方式，甚至有一次做報告，他向班上同學介紹我是「韓國來的」，我也懶得更正。

指導教授太忙，學生太多，沒有義務跟閒工夫去弄清楚一個外國學生拼法怪異的名字到底該怎麼唸，或者記得他的身家背景。這點我完全可以理解。

但她不一樣。每次訂書留下姓名就是一次發音練習，或許因為我見到白髮伯母比見到指導教授的次數多，多到她想不認得我都不行，所以她很快就知道這個字雖然長相奇特，但對德國人而言除了「陰、陽、上（ㄕㄤˇ）、去」四個聲調，正確地唸出來完全沒有困難。她顯然是努力過的，只試了幾次就唸對，而且之後每次都對，雖然一律唸成第四聲：

「您是 H 先生？我們這裡還有另外一位 H 先生，為了區別，可以請您留下名字嗎？」

我笑了一笑：「您提到的那位 H 先生，我想我認識。」如果猜測正確，他應該就是那位因為藏書太多還曾經上過報紙的法官學長。

因為她會唸我的名字，所以從此我所有的教科書都在這裡訂。或許這真是個很無聊的理由，但是我喜歡聽她正確地唸我的名字。如果去了書店看不到她，而且不急著當天非訂書拿書不可，我甚至會刻意空手離開，隔兩天再來。

但是現在櫥窗裡什麼都沒有。沒有書，白髮伯母也不知去向。我好奇地靠近大門，把鼻尖輕輕抵住落地窗，睜大眼睛努力往陰暗的玻璃之內探看、搜索，好一陣子之後一無所獲，此時我終於得告訴自己要面對現實：無論如何，那個發音正確的「H 先生」是再也聽不見了。眼前這個無法理解的世界依然停留在聖誕夜關門熄燈後的巨大黑暗裡，悉悉梭梭、潮濕又冰冷的風一直急速地刮過耳膜。

如果那紙公告是一張不忍細讀的訃聞，那麼書店死去的同時，那個聲音也死了。

那是二○○六年第一個全城各角落都甦醒的日子。發現一種對自己有特殊意義的存在因為突然消失而一輩子無法忘記，這讓我有些不知所措。

被迫改到其他書店訂書。學校後面那家。金色短髮的小姐很親切也很客氣：

「您是第一次在我們這裡訂書嗎？」「對。」
「那麼請您留下姓名、地址與聯絡電話。」「好。」

我寫下組成我的姓氏的三個字母，她看了一下，繼續微笑，鍵盤上一陣滴滴答答。「書已經幫您訂好了，明天就可以來拿了喔。」

她沒有唸出我的名字、叫我「H 先生」，只用個簡單的「您」代替。或許不會唸、怕唸錯，所以不敢唸，絕大多數德國人的反應似乎就是這樣。這點我完全可以理解。其實只要不把價錢算錯、書目弄錯，我不應該在乎其他無關緊要的細節，因為我們的關係在交易結束之後便一刀兩斷；我在這裡的身份是沒有臉孔的顧客，不是在世間獨一無二存在的 H 先生。就像只要能讓我順利畢業，我根本無須關心自己的指導教授究竟有沒有語言天賦；在他面前，我可以姓 X、姓 Y、姓 Z，畢業之前他對我的印象或許只剩「喔那個名字很難唸的亞洲學生」，畢業之後甚至可能根本就不再記得。

於是終究還是忍不住想念起那個聲音。離開書店之後，我直接從後門鑽進學校大樓、穿過有著蘇菲（Sophie Scholl）頭像跟「白玫瑰」紀念碑的中庭，再越過馬路，沿著冰凍的廣場噴泉邊緣轉入小街，回到那間空房子門前，拍下這張照片。

雪一直細細地飄著。因為那個聲音永遠地消失了，所以整個城市特別安靜。走過大學咖啡館紅色招牌的剎那，我決定不搭地鐵，刻意頂著一頭紛亂而無言的雪花，在市中心區鋪著一層挫冰的石板路上踩出一個一個腳印，讓它們慢慢地推著我回家。

ps. 兩年前的舊稿。一年前因為一時手滑，把舊的部落格全砍了，其中大部分文章都已隨之散失，這篇是少數還能撿回來重貼的。

延伸閱讀：書店，書價，讀者。一點感言。

什麼是 Verklärung?

noreply@blogger.com (irrenhaeusler) — Wed, 09 Jan 2008 16:02:00 +0000

「請問版主一個問題 : 德文 Verklärung 這個字要怎麼解釋 ? 台灣說法一大堆，是否有我們無法理解的宗教意義 ?」

前幾天網友 DLowe 在留言板出了這麼個作業，問題來源是作曲家理查史特勞斯的交響詩 Tod und Verklärung 。這首曲子的標題中文有人翻成「死與變容」，有人翻成「死與淨化」，李歐梵教授據說將 verklären 譯為「轉世」，印象中還有諸如「昇華」、「變形」等等講法。以下我把自己的理解稍微整理一下。

要談 Verklärung 這個字的意義，可能得先從新約聖經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一節到第十三節講起。這一段提到某天耶穌跟彼得、雅各、約翰一起上山，然後在三人面前突然「變了形象」（verklären），氣色雍容聖潔，面容明亮如日（大概就是金光閃閃、瑞氣千條的樣子吧），接著從雲端傳來上帝的聲音：「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耶穌透過這個方式讓上帝向世人證實，他就是神的兒子。在這個脈絡下，verklären （Verklärung 的動詞）的第一個意思是升至塵世之上（Erhöhung ins Überirdische），超凡入聖，與神平起平坐。

這段聖經敘述的另一個重點是耶穌因為聖靈充滿而「變臉」（天主教還因此有個「變臉節」：主顯聖容日，八月六日），於是 verklären 延伸出另一種意義，也是德文字典上最普遍的解釋：

使人（因為基於某種幸福的期待、美好的回憶等正面的感官經驗基礎，而）臉色充滿喜悅、神采奕奕，或者使某事外表上看來光明燦爛。

現在回到這首曲子。我們先來看一下作曲家自己怎麼說：

「大約六年前我突然有個念頭，想把一個人...臨終前生命的最後時刻用交響詩的形式寫出來：病人在病床上半睡半醒，呼吸沈重而不規律；幾個好夢在他臉上變出個笑容...他醒了，但巨大的病痛又開始折磨，高燒使他的四肢不停抖動。當疾病的侵襲結束，痛苦也消退，他開始回憶起自己一生過往：童年時光從他的眼前流過，青少年時期總伴隨著努力與激情，然後，在痛苦再度來臨的同時，生命經歷的成果也在他面前顯現。然而那些他試圖去實踐、用藝術的方式表現的想法與理想終究無法完成，因為僅憑凡人之力是不可能達到完美的。最後，生命終結的時刻近了，靈魂離開了軀殼，到了永恆的宇宙去，以便用最美妙的形式尋找在塵世間無法實現的完美。」（註）

Tod und Verklärung 中文有人譯為「死與『變容』」，我猜大概是從英文 transfiguration 來，至於「死與『淨化』」、「死與『轉世』」則不知所本為何。 Verklärung 確實有脫離塵世的意思，但在標題裡，將死亡與這個意義連結、並列，似乎沒有太大的意義。「變容」的翻法雖然最接近，但其實還有點僵硬。這首曲子描寫的是一個終其一生致力於追求最高成就的藝術家（有人猜測史特勞斯是暗喻自己，但作曲家本人再三否認）在臨終之前回憶自己一生過往，有天真與甜蜜，有奮發與熱情，有得意與自信，更有作品無法求得完美時的沮喪與遺憾，而回憶過程中還不斷有病痛凌遲，總之生理與心理苦樂參雜、交相煎熬，卻在生命走到終點前的最後一刻，仍然熱情地期待在未知的世界裡繼續追求完美，於是離開塵世時的面容因為這個美麗的盼望而竟然容光煥發起來。我認為這應該才是理查史特勞斯用 Verklärung 這個字所要表的意義。

個人見解。歡迎批評指教。

註：慕尼黑愛樂節目單的樂曲解說，2007 年 10 月 25 日。全場理查史特勞斯。

圖：Richard Strauss：Tod und Verklärung，卡拉揚指揮柏林愛樂。這首曲子我的第一個版本。

皮匠街五號

noreply@blogger.com (irrenhaeusler) — Mon, 15 Oct 2007 13:56:00 +0000

剛到德國的第一年，住在位於市中心的宿舍。

那半年多活在世上唯一的目的，就是通過及格率只有三分之一的語言考試。它不是意外的試煉，幾個月前的某天傍晚走向登機門的那一剎那，這件事就已經完全確定。你可以說我勇敢，不過還是請你相信，人只要浪漫到了自以為是的程度，就真的什麼都不怕。用功既不是我的興趣更不是我的專長，只是不得不然，但考試的事一向難說；會不會過？有希望，但是沒把握。沒有過關，後果非常嚴重：不及格，入學許可當場就成了一張廢紙，不能註冊就不能延簽證，不能延簽證就得回家，之後還會有一大段時間沒有辦法好好面對因無能而夢碎的自己，想到這裡，朗朗青天也要黑掉一半。徒勞的人生再可鄙也不過如此了：大清早起床，擔心自己必須具備的某種能力沒有辦法在下一個日出之前繼續向上提昇；夜晚入睡前，又很緊張即使生命毫無長進，笑面虎一樣的上帝還是無情地從我的時間帳戶裡扣去二十四個小時。天天在宿舍所在的百年老屋以及只認得老師、同班同學卻始終面目模糊的語言班之間像鐘擺一樣來回晃盪，這難以駕馭的「番邦語言」像座你每爬一寸、它就同時又長高一寸的大山，蠻橫地擋在某段「光明前途」的最前面。如果世間真的有什麼事令人徹底絕望，我想首先絕對是因為看不到終點的緣故。

某個初春夜裡十一點，路燈代替了月光，把亮晃晃的死白烙印在空曠的大街上，氣溫低得令人鼻腔乾澀、聲帶僵硬。一如其他尋常的夜，我的影子被書桌上鵝黃的燈光拖了出來，循著大腦的皺摺踽踽獨行，在複雜的動詞變化、例外多於規則的名詞性別、各種詭異的句型結構、前所未聞的假設語態、以及無論怎麼背也背不完的單字所共同組成的迷宮裡頭昏腦脹，同時努力調整聽覺神經系統裡的語言頻道，試著訓練自己在最短的時間內，將幾個月之前才突然開始二十四小時全天候接收的陌生發音與腔調正確而反射地翻譯成母語。這樣吃力的頭腦體操，跌跌撞撞幾個小時便足夠令人身心俱疲，我開始煩躁起來，便暫時將眼睛移開桌面，抬起頭，朝著馬路對面市銀行大樓牆壁上華麗、古典但已被歲月磨得坑坑疤疤的浮雕，放鬆地張望。

樓下石板路上有人群移動。細碎的腳步聲混著模模糊糊的談笑，黑壓壓地自遠處緩緩飄來。住在鬧區中的鬧區，聽到酒酣耳熱的觀光客在深夜大呼小叫一點也不稀奇，我習慣性地寬容，一如面對生命裡許多除了嘆氣之外無計可施的時刻。

突然，一段音準略有失誤的標準台語歌聲拔地而起、直衝耳際：

「喔……瞎瞇攏不驚！喔……向前行！」

幾個月以來，以我為中心的世界裡陽光一天比一天灰暗，恍惚之間末日好像就要降臨，但這因為高亢而竟然有些「悅耳」的「噪音」卻讓人心頭一震，我發現過去有意無意把軟弱當特權的自己不過是暫時置身冷酷異境。像退伍的當天凌晨兩點聽見起床號，我被善意地提醒生命中某一段無法忘懷的灰頭土臉正穩定地接近終點，同時假裝不知道之後或許還會面臨其他更難以招架的狼狽。那兩句歌聲應該算不上是某種鼓舞，不過已足夠讓我認清現實：之前也曾埋怨過這世界為何如此冰冷，讓個人客觀上渺小、主觀上巨大的困境如此令人窒息，但此刻不得不心虛地承認，挖了洞讓自己掉進去的其實就是自己。

退無可退的窘態越來越禁不起滿懷善意的關心與探問。我想我得儘快掙脫「自我感覺不良」的沈溺，在一切關於「啊你怎麼會落到這個地步」的解釋開始變得滑稽之前。

緩緩從窗台邊抽身，混雜著頓悟似的清醒，把打了敗仗般的軀殼扔進單人床的被窩裡。青春無敵的林強在腦海裡蹦蹦跳跳，除了眼睛比我更大所以眼神比我更亮，他那相信「即使天塌下來都要撐住、未來總是充滿希望」的興奮臉龐，跟我幾個月前收到「粗拉送」（Zulassung，大學入學許可）時一模一樣。命好的人比較喜歡面對現實，因為幸福就在當下；自討苦吃的人得不斷將對未知前景的樂觀盼望化為意志力，才能說服自己今天所有的辛苦終究不會化為烏有，「好日子已經很近很近了，只是你現在暫時還看不見」。生命的轉折雖然遲但角度多麼美好，我想像未來幾年，每個禮拜會有幾天坐在八十年前韋伯（Max Weber）演講「學術做為志業」（Wissenschaft als Beruf）的大講堂，此刻念得昏頭轉向的「蟹行文字」會規矩、乖巧地按照我的意思爬滿筆記本；下課了，跟老師微笑說再見之後離開教室，大理石走廊盡頭必有溫暖而堅定的明亮，彷彿古典詩人與啟蒙哲學家走出書本時散發的炯炯靈光。

思緒回到這小小的房間。課本與講義在眼前一一散亂攤開，從桌上蔓延到地上，再攀爬到床上。今晚這世界始終沒有發生令人感動的改變，艱澀的文法不懂的還是不懂，單字性別記不得的依然記不得。起身走進浴室，找了條毛巾，弄濕，把扭曲的五官抹回定位，對著鏡子發了一點呆。

喔，瞎瞇攏不驚。喔，向前行。

圖：皮匠街五號（Ledererstraße 5, 80331 München），我在德國、也是在慕尼黑的第一個落腳處。整棟屋子屬於一個號稱德國最大的音樂性學生社團所有，這個社團只收男生，成立至今超過一百四十年。當然，歷史一久、規模夠大，就會有大人物出現，而我們社團的「學長」裡確實有偉人，其中最有名的是諾貝爾獎得主、大物理學家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1858-1947），他當年是合唱團指揮。

房子的一樓是有名的豬腳店，每天早上出門時，靠近宿舍大門這一側的大透明玻璃裡總有一隻死相安詳、細皮嫩肉的大肥豬地被赤條條地凌空架起，而且體態完好，姿勢不卑不亢，但傍晚回家再經過同一面櫥窗時，牠不見了，只看得到旋轉烤肉架底下的鋁製大托盤裡有一堆肉屑，連骨頭都無影無蹤。算算我在這幢房子待過的大約十五個半月裡，超過四百隻豬就這樣前仆後繼、無聲無息地在人類胃腸的絨毛與黏膜之間消失。

在這張照片裡可以看到我的房間：以分成白綠兩色書寫的豬腳店店名那一面牆為準，二樓左邊數來第二個窗戶就是。我搬走之後，宿舍為了照顧許多阿公級學長的需要而加裝了電梯，我的房間因為位置的關係被改建成電梯間。古建築現代化之後，竟然也順便剝奪了故人憑弔遺跡的權利，於是我再也沒有回去，因為景物與人事都已陌生，見了徒增欷噓。

（N年前舊稿，部分重寫）

聖火盃的考驗

noreply@blogger.com (irrenhaeusler) — Thu, 13 Sep 2007 13:51:00 +0000

台灣又被中國吃豆腐了。這回是為了一把火。

明年八月北京奧運聖火到底要不要傳到台灣，以及如果要的話又該怎麼傳，兩邊各自都有很多意見。許多天真無邪、同時容易疲勞的局外人此時才赫然發現：原來政治是政治，體育也是政治，所有玩的人心裡都明白，但口頭上沒有人願意承認。

四月那次路線問題的爭執也上了德國媒體(1，2
，3)。在老外面前被中國吃豆腐，台灣人其實很習慣了，甚至對自己被吃豆腐之後、整個島的反應一定又會裂成兩半水火不容的習慣也很習慣。這次聖火的傳遞距離是十三萬七千公里，需要兩萬一千七百八十人，歷時一百三十天。卑微地隱藏在這三個破紀錄的數字之後，台北這二十四公里只是一個幾乎不會有人記得的零頭，現在為了這短短一段路，我們可能又得再一次接受所謂「奧會模式」的羞辱，而且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要活下來？可以，先忘了你自己是誰，叫什麼名字吧。

突然想起來，小國被大國吃豆腐、又跟傳聖火有關，台灣並不是奧運史上的孤例。

許多人可能知道，一九三六年柏林奧運之前是不傳聖火的。從希臘的奧林匹亞山上點火，然後傳幾個月、幾十個國家、幾千甚至上萬公里，開幕典禮那天地主選手帶進會場，然後點火、放鴿子、唱歌、敲鐘、大家拍拍手、起一點雞皮疙瘩，這是希特勒政府的獨家發明（註）。不過奧運史上第一次傳聖火（Fackellauf 或者 Fackelstaffellauf，中文這個「聖」字不知從何而來）並不是一路順風，它在中途的捷克斯洛伐克（Tschechoslowakei, Czechoslovakia）遇到了麻煩。而這個麻煩的源頭，正是主辦國德國。

在納粹德國的奧運官方海報中，有一張有個歐洲地圖。在這個地圖裡，屬捷克斯洛伐克、但是居民主要是德裔的蘇臺德地區（Sudetenland）被畫進「德意志帝國」的領土範圍內。表面上這件事是蓄意還是無心外人無從得知，不過捷克斯洛伐克認為這絕對不是德國的「一時疏忽」，而是覬覦這塊土地很久的納粹政府惡質又明目張膽的主權侵犯。雖然地主官方還是讓聖火傳進布拉格，但當天大批「政治體育不分」的群眾一肚子火上街集結、強力干擾，結果這把火傳著傳著，最後竟然熄掉了。

這算不算是有失顏面的國際笑話？在某些人眼中當然是。不過，清楚理解一個壓迫事件的來龍去脈之後，面對被壓迫者的憤怒還能發出笑聲的，大概只有兩種人：一是壓迫者自己，二是跟壓迫者站在一起的人。

柏林奧運舉辦之前國際間一直有杯葛的聲浪，原因當然是政治，捷克斯洛伐克對德國在宣傳海報上搞小動作感到憤怒，並不是沒有道理。很不幸，後來證實小國的憂慮果然是對的：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三十日兩天，英國首相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法國總理達拉第（Ed. Daladier）在義大利總理墨索里尼的「協調」下，在希特勒的總理辦公室（Führerbau，今天的慕尼黑音樂院院址）與獨裁者簽下協定（Münchener Abkommen）。為了阻止軍事衝突，蘇臺德區就這樣被英法兩國賣給德國，捷克斯洛伐克完全沒有說不的餘地。十月一日，協定生效的第一天，德軍部隊立即開入這個據希特勒說「當地人民一致渴望加入德國」的新國土。六個月以後，「捷克斯洛伐克」這個國家在世界地圖上消失（1939-1945）；再隔六個月，德軍地面部隊越過波蘭邊界。接下來六年發生什麼事，歷史課本翻開，頁頁血跡斑斑。

不論理由是「爭取生存空間」還是「維護主權完整」，回顧近代國際強權政治的發展歷史，大吃小的模式總是驚人地相似。新的國界，新的區域秩序，當小國再也找不到夾縫可以求生存，「和平」就降臨了。

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主權國家像台灣一樣，運動員比賽必須咬著牙接受一個奇怪的名字，必須舉一面奇怪的白旗，必須唱「會歌」不准唱國歌。台灣站在國際場合不只跟別人不一樣，連跟自己都不一樣。

王建民打球為什麼這麼好看？因為 MLB 的場子裡沒有 Chinese Taipei ，只有 TAIWAN。

奧運聖火象徵友誼與和平。然而，當年讓聖火熄滅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想進一步追問、可惜已經來不及的問題是：那到底是誰跟誰的友誼？又是誰的和平？

希望不要有那麼一天，我們也被迫要這樣問自己。

註：國社黨（NSDAP）超級愛辦象徵「萬眾一心」的群眾集會，不管是大會操大會舞排字幕分列式，總是可以弄得雄糾糾氣昂昂燈光美氣氛佳。當時德國黨政界裡多的是有此專長的「慶典達人」，比如柏林奧運籌備委員會秘書長迪姆（Carl Diem）。傳聖火是他從之前「波茨坦柏林接力」得到的靈感，只是把接力的棒子改成火把，再將聖火的起點設定在雅典——在納粹的文化意識形態裡，亞利安德國是古希臘文化唯一的繼承人，聖火在那裡點燃、再一路傳過來，等於透過一場大秀確認、並且鞏固了自己歐洲文明中心的正統地位。古裝少女擺擺姿勢，主教祈福祝禱，用光學大廠蔡司（Carl Zeiss Jena）特製的聚光盆點火，再用軍火大廠克魯伯（Krupp）免費提供的聖火盃傳遞（「燃料」是鎂，一把火可以燒大約十分鐘），藝術形式宗教氣氛科技設備三合一，效果大家都很滿意，之後也有樣學樣，自此傳聖火就變成奧運最重要的傳統儀式了。

圖：引自德國歷史博物館（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樂迷徹夜未眠

noreply@blogger.com (irrenhaeusler) — Thu, 06 Sep 2007 07:22:00 +0000

他應該是全世界最有名的胖子。在聽過這位先生之前，我長年來對歌劇男高音「肚腩越大嗓子越好」的偏見完全來自於他。

最近一次想起他，是看到英國版「超級星光大道」（Britain's Got Talent）的 Paul Potts。在 Youtube 打入關鍵字，喔，公主賭爛多，今夜就又睡不著了。耳朵裡明明是中氣不足、但是勇氣十足的憨厚手機男，但腦海裡卻始終是同一個高音唱得輕鬆寫意、臉上臭屁地刻著「我就是第一名啊不然你是要怎樣」的義大利胖伯。這位糕餅師父的獨生子從二十九歲在倫敦代打唱「波西米亞人」的魯道夫（Rudolfo）開始一紅就是四十年，如果你無法想像「老天爺賞飯吃」到底是怎麼回事，聽聽他隨口唱兩句就知道這世界到底有多不公平。

1990 年義大利世界杯足球賽開幕的王見王是標準的商業噱頭。主辦單位說這個男高音組合叫「三大」，不過個人私心以為其實只有一大——不止是體重與身材，基本上也是演藝事業的運勢、演唱技巧與音質的排序。卡先生白血病康復之後已經幾乎退休，多先生則是「中年轉業」改行練指揮，而面對強勁的後浪，又夾在兩個西班牙人中間，胖伯始終堅持崗位，但台下開始出現噓聲。

歌劇男高音基本上沒有「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弛」的問題，但以聲事人者一旦倒嗓、走音，觀眾的絕情一樣「愛弛則恩絕」。他還是唱，但漸漸離開歌劇，也漸漸離開歌劇院，他的合作伙伴不再是胖嬸卡巴葉（Montserrat Caballé）或者卡娜娃（Kiri Te Kanawa），而是 Elton John、Bono、Sting 跟 Bryan Adams；O sole mio 唱過之後，聖誕節的曲目就是 Oh Holy Night。你可以說這是他發現自己風華不再之後「降級」另謀生路的辦法，但這種屈服於商業競爭體制下的必然與無奈，反而無意間打破了被標誌為「雅」「俗」兩種音樂階級（某些名流、都會小資跟專家學者真是居功厥偉啊）之間的人為藩籬。特別是，如果之前不聽歌劇的人可以從以他為主角的某個信用卡或者手機廣告輾轉認得卡拉夫（Calaf）、奧泰羅（Otello）、托尼歐（Tonio），那麼普契尼、威爾第、董尼才第地下有知，應該也會微笑。

逃稅數百萬，棄糟糠迎新歡。不是好國民，標準負心漢，聽說還有一點貪財。我的語言班同學瑪麗亞說他們義大利人後來都很討厭這位胖伯，這反應我寧可解釋成是他的同胞不能接受「義大利之光」（？）已經逐漸老去的事實：因為「歌越唱越爛」，所以「人越來越爛」就變得更難以忍受，對私生活的強烈批評不過是對專業表現失望的情緒轉移吧。

"Big P" 一輩子擁抱足球、美食、歌劇、女人，七十一歲不算長壽，但也足夠享盡人間至福。

胖伯好眠。儘管樂迷徹夜難眠。

延伸閱讀：
Obituary: Luciano Pavarotti (BBC News).
Der Schmelz der Jahrhundertstimme (Die Welt)

據說這是近年 Nessun Dorma 現場演唱張力最強的版本（Paris, 1998），指揮是本城愛樂前任音樂總監、他在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的老搭檔 James Levine。每次聽，每次起雞皮疙瘩。

Rest in Peace, "Tenorissimo"（1935-2007）

Glory of Humanity

noreply@blogger.com (irrenhaeusler) — Sat, 28 Apr 2007 11:25:00 +0000

藝術與政治的關係是什麼？

一個將尋常百姓改造成人權鬥士的國家是悲慘的，一個「培養」出人權鬥士的時代是荒謬的，一個被迫去當人權鬥士的藝術家則是充滿焦慮的。不是因為他預見一切的努力很可能終將是徒勞，而是認清個人追求完美的頑固與偏執除了服從於自己的美學想像，竟然還必須用來見證祖國統治者的無藥可救，以及控訴時代的荒謬。雖然享受充分的創作與表演自由是藝術家的基本人權，但他也說過「每一段美好的音樂都是上帝的恩賜，每一次音樂的詮釋都是在服侍神」，於是其實他那麼費力要爭取的，只是我們在音樂廳觀眾席上、在音響喇叭旁原汁原味感受造物主存在的權利。依照敗德統治者的規矩生活是看不見上帝的，他知道自己身為一個站在舞台上的人如果在這一點上妥協或者打馬虎眼，那麼就不是神拋棄了他，而是他拋棄了神。

所以，他必須跟他的老師蕭士塔高維契在史達林的腳跟下想辦法活出一個不一樣的俄羅斯，他必須救援沙卡洛夫、支持索忍尼辛，即使被註銷國籍、逐出國門也在所不惜。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蘇聯坦克開進布拉格那天，他必須不理會抗議，堅持在音樂會上根據節目單演奏捷克作曲家（！）德弗札克的大提琴協奏曲；柏林圍牆倒塌後的隔天，他必須遵守諾言再度回到柏林，拿張椅子就坐在 Checkpoint Charlie 前面演奏巴哈，「獻給在這裡失去生命的人們」……

他必須，因為他其實沒有選擇。上帝先給他一身好功夫，再派給他一份吃力的工作：這世界並不美好也經常令人沮喪，還好他會來告訴我們，「貝多芬們」始終與我們同在。

這把一七一一年的史特拉底瓦里於是有了一個很不一樣的主人，「卡薩爾斯（Pablo Casals, 1, 2）之後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大提琴家」。上帝有交代，要它在他的手裡發出榮耀祂的聲音。

這位阿公來過慕尼黑好幾次，算是常客。奈何他的音樂會太搶手、票價又高出我經濟能力所能負擔的極限，所以始終沒有機會可以看見台上的他。今年一月他原本應該在慕尼黑登台指揮，但終究是缺席了。昨天下午我知道，他再也不會來了。

常常弄不清楚，他到底是個剛好很會拉大提琴的人權運動者，還是個剛好很積極參與人權運動的大提琴家？

"And as a cellist: well, he was simply one of the greatest."

Rest in Peace, "Slava". "glory" in Russian, glory of Russia, and glory of humanity.

閱讀與聆聽：

Gramophone: "His recordings will stand as milestones of the catalogue for their beauty, technical proficiency and humanity"
BBC: For him, "the cello was an extension of the man"
J. S. Bach: Cello Suite No. 1 in G major, BWV 1007, Prélude
Antonín Dvořák: Cello Concerto in B minor, Op. 104, 1. Movement, Allegro. Part 1, Part 2

Peter Ilyich Tchaikovsky: Andante Cantabile
arranged from the 1. Quartet by the composer for cello and orchestra, 1871
Berliner Philharmoniker
Conductor and Soloist: Mstislav Rostropovich
(27. 03. 1927 in Baku/Azerbaijan, 27. 04. 2007 in Moscow)

越多就越偉大

noreply@blogger.com (irrenhaeusler) — Sat, 03 Mar 2007 13:45:00 +0000

前一陣子島上在吵關於銅像的事。政府要把軍隊裡的銅像搬走，一群人因此很生氣。念舊又感恩的人們毫無意外地開砲了，還有個當年波斯灣戰爭時天天上電視預測局勢，結果總是槓龜的「戰略學者」現在當了國會議員，他開記者會說，喵的這海軍出身的國防部長最沒學問，人家西點軍校校園裡華盛頓、艾森豪不也站得好好的，點點點。

說的也對。國軍「五大信念」裡，主義跟領袖還排在國家前面。主義擋著領袖，領袖又擋著國家，雙重呵護下「民國」這孩子從一出生雙腳就被套上鐵鞋，腳丫子從此長不大也走不快。

銅像？德國的銅像恐怕不比在台灣看得到的少。在地上首都柏林、地下首都慕尼黑這類歷史人物大量出沒的地方，銅像常跟行道樹一樣，在重要的大街兩側綠綠地種在土裡；往來路過的行人通常叫不出樹的名字，那些變成銅像的大人物到底是誰也沒有太多人清楚。偶爾有博學的人認了出來，發現偉人一世英名的結果是得硬梆梆地在這裡動也不動杵到千秋萬世，鴿子們不敬地停在最高點，偶爾致贈一點氣味濃郁的紀念品，歷史課本上的英明神武就這樣什錦燴飯般地被淋得滿頭滿臉。

這裡也曾有過同一個人千百個分身，而且全國大街小巷到處都是的例子。這樣的偉人出現過一次——還好只有一次，現在德國人、歐洲人拼了命阻止他再出現第二次，而我們也都聽說過這位先生偉大的方式不太浪漫卻很嚇人：一群人喊萬歲的同時，另一群人就永遠地啞了。類似的「偉大」我們並不陌生，但這兩個字最近用在某些人身上卻變成了不懷好意的笑話，許多人講著講著下巴就鬆了，嘴角都是酸味，然後全身開始起雞皮疙瘩。

這些城市裡的裝置藝術有時候是人像，有時候是神像。如果是人像那麼通常只會有一個，人們必須到特定的地方才能看見，因為不是每個地方的人對他都有感情，因為看到它的目的其實是想順便記起在地一段古老而美好的故事。至於神像則是「有土地就有它」，像出麻疹般一發不可收拾，信他的人們需要藉著「隨時隨地可以望見他」的便利提醒自己內心是多麼需要依靠。他是最沈默也最慷慨的心理醫生，在歷史的面前猥瑣敗德的人們只要對他虔誠仰望，都可以得到醫治。

不巧的是，今天要被搬走的這位神性並不純粹，因為「一九四七」這個數字把他的偉大切瓜似地一刀剖成兩半：一邊是發自信仰核心的真誠歡呼，一邊是純粹為了安身立命而配合演出。那些不置可否甚至不能同意的人有的聰明地憋著氣，乖巧地跟著鼓掌，有的寒著臉默不做聲，眼神轉向遠方。不論如何，整個場面看起來就是一副萬民擁戴的樣子，最後「偉大」的定義竟然也可以量化了：蔣公蔣公滿天下，越多就越偉大；但「祂」的銅像象徵我們，心裡圈圈叉叉。

在我們的島上，「偉大」長期以來是「領袖」專屬的工作，而且常常跟「崇高」連在一起，跟絕大多數並不偉大的普通人之間保持一段越遠越好的距離。因為怕被大家忘記，所以得把自己的樣子跟名字大量拷貝，像路邊電線桿上放高利貸、清水肥或者搬家公司小廣告一樣四處張揚。「偉大」要持久必須耳提面命，必須定期慶祝，必須把世間一切光明燦爛通通算在他的頭上，「天頂有天公，地上有蔣公」。儘管如此，許多人私下都很清楚，這種「愛戴」就跟銅像本身一樣，外殼是有點堅強，但內涵卻非常空虛；愛得迷迷糊糊的執著一旦被穿透被打破，即使曾經一時傾心也不能否認，感情的基礎根本是一團爛泥。這當然不是什麼驚人的發現，只是這樣想的人們在安全時機來臨之前都不太好意思說。

他的偉大讓許多人心中沒有平安。他是直到今天還在妳我身邊飄來飄去的背後靈。

他據說是人類的救星，世界的偉人，是自由的燈塔，民主的長城。可是很奇怪也很幸運，他翹了辮子，人類的處境並沒有因此變得比較可憐，世界也繼續正常運轉；燈塔熄了人民反而得自由，長城倒了國家甚至更民主了。

如果生前對他的膜拜是一種義務，那麼死後將他化為銅像便是擁護他的人們無意間立下的詛咒。義務終究會因為質疑、覺醒與反抗而消失，從被拋棄的那一刻起他唯一能做的，只有孤獨而謙卑地被囚禁在原地或者罰坐或者罰站。尊敬、信仰他的人們永遠不會消失，但他也必須同時練習如何面對別人在大庭廣眾下對他高舉中指，以及習慣被越來越多人視而不見。

記得當年大學畢業離校前的最後一個儀式，是一群無聊男子回到宿舍山坡前的空地，找根竹竿、前頭挖洞，然後對準學校後門那尊騎馬戎裝、大概是整個島上塊頭最大的他的銅像放沖天炮許願，希望直接命中、博個好兆頭，這樣當兵順利，平安退伍的願望就會實現。因為平時缺乏練習，我們幾個人都沒有打中「首任校長」，結果大家的兵運果然都不好：有人抽中憲兵，基地永遠下不完；有人抽中海軍陸戰隊，被操得天昏地暗；有人被經常喝得醉醺醺的長官折磨得一度準備留遺書去跳樓；有人「愛情少尉」只當了一年女朋友就走進另一個男人懷裡，之後再也沒有回來。

遭遇這類衰事看起來像是污衊領袖的報應，不過這場空包彈射擊演習實在太歡樂，有機會的話我想秉性奸歹的同學們還會再玩一次。砲轟「民族救星」與市面上各種陳義很高的民主理念完全無關，耍這一點沒大沒小的白目純粹為了個人的健康著想，貪圖一種將長年在腹中堆積的噁爛與酸腐一嘔而盡的爽快。想像中革命應該是一樁公誠勤毅、莊敬嚴正的事業，但在沖天炮從他頭頂呼嘯而過的那一剎那，我們竟然都有「啊這世界好像突然變得稍微美好了」的幻覺。沒有理會我們的戲弄，他挺立的姿態一如往常地大中至正、其介如石，不過或許他已經完全明白，被許多人偷偷地討厭了很久是一件多麼令人難過的事。

打雷的時候，越巨大的銅像就越危險。還好我們只是人民，我們誰都不怕。

圖：巴伐利亞邦立歌劇院（Nationaltheater, en., Staatsoper, de.）正門前廣場的銅像，二○○五年四月，慕尼黑。別問我身上披著窗簾的這位先生是誰，總之是王國內某個公侯伯子男之類。奇怪的是，它的底座少說三公尺高，獻花的人究竟是怎麼爬上去的？

大家相招看電影

noreply@blogger.com (irrenhaeusler) — Fri, 09 Feb 2007 09:31:00 +0000

柏林影展（德語官網，英語官網，英語新聞）昨天開幕。以下是今年的競賽片名單，很多令人好奇的片子啊：

"Yella" by Christian Petzold (Germany)
starring: Nina Hoss, Hinnerk Schönemann and Devid Striesow

- "Die Fälscher" ("The Counterfeiters") by Stefan Ruzowitzky (Austria)
starring: Karl Markovics, August Diehl, Devid Striesow and Marie Bäumer

- "The Good Shepherd" by Robert De Niro (USA)
starring: Robert De Niro, Angelina Jolie und Matt Damon

- "The Good German" by Steven Soderbergh (USA)
starring: George Clooney, Tobey Maguire und Cate Blanchett

- "Bordertown" by Gregory Nava (USA)
starring: Jennifer Lopez, Antonio Banderas und Martin Sheen

- "When A Man Falls In The Forest" by Ryan Eslinger (USA)
starring: Sharon Stone and Timothy Hutton

- "La Vie en Rose" by Olivier Dahan (France)
starring: Marion Cotillard, Gérard Depardieu and Sylvie Testud

- "Angel" by Francois Ozon (France)
starring: Romola Garai and Charlotte Rampling

- "Les Témoins" by André Téchiné (France)
starring: Emmanuelle Béart

- "Ne Touchez Pas la Hache" by Jacques Rivette (France)
starring: Guillaume Depardieu and Michel Piccoli

- "Hallam Foe" by David Mackenzie (UK)
starring: Jamie Bell

- "Goodbye Bafana" by Bille August (Denmark)
starring: Joseph Fiennes and Diane Kruger

- "Irina Palm" by Sam Garbarski (Belgium)
starring: Marianne Faithfull

- "I Am A Cyborg But That's Ok" by Park Chan-wook (South Korea)

- "In Memoria di me" (In Memory of Myself) by Saverio Costanzo (Italy)

- "Obsluhoval Jsem Anglického Krále" (I Served the King of England) by Jiri Menzel (Czech Republic)
starring: Julia Jentsch, Ivan Barnev and Oldrich Kaiser

- "El Otro" by Ariel Rotter (Argentina)
starring: JulioChávez

- "O Ano Em Que Meus Pais Saíram De Férias" ("The Year My Parents Went on Vacation") by Cao Hamburger (Brazil)

- "Beaufort" by Joseph Cedar (Israel)

- "Hyazgar" (Desert Dream) by Zhang Lu (South Korea)

- "Tu ya de hun shi" (「圖雅的婚事」，Tuya's Marriage) by Wang Quanan（王全安）(China)

- "Ping Guo" (「蘋果」，Lost in Beijing) by Li Yu（李玉）(China)

非競賽項目：

- "Letters from Iwo Jima" by Clint Eastwood (USA)

- "The Walker" by Paul Schrader (USA)
starring: Woody Harrelson, Kristin Scott Thomas, Lauren Bacall, Lily Tomlin, Moritz Bleibtreu and Willem Dafoe

- "300" by Zack Snyder (USA)

- "Notes On A Scandal" by Richard Eyre (UK)
starring: Judi Dench and Cate Blanchett

電影大觀（Panorama）有一部台灣片，周美玲（「豔光四射歌舞團」）執導的「刺青」。只是喵的，你主辦單位還是把國籍寫成 Taiwan, China，怒。

國父愛吃臭豆腐

noreply@blogger.com (irrenhaeusler) — Wed, 07 Feb 2007 02:10:00 +0000

妳一定認得這位先生。大人們說，沒有他就沒有這個國家。他一輩子被記得最牢的三個主張可能是我們的島上有史以來流傳最廣的暢銷名著：終身職的國家領導人親自代言打書，新聞局長會同教育部長負責全面推廣，校長跟老師們撒網一樣串連起最堅強、最綿密的下線以督促學生們辛勤研讀，所有年輕的讀者們被要求務必「夙夜匪懈，主義是從」。這種行銷手法達成的實質效果，是讓整個島上的幾十萬高中生整齊畫一地接受了「乖乖針」預防接種。只是這個腦下注射的效果不一，有的人體質頑劣，打了也是白打；有人則是在藥效發作時忠勇愛國了好一陣子，但「轉大人」之後腦性麻痺的毛病便漸漸痊癒；當然，同時誕生的還有一群因此對所有「破壞社會安定」的思想毒害終身免疫的人，他們在心裡把遺像、紀念歌跟自己的祖宗牌位供在一起，天天沐浴在光頭領袖英明慈愛的光輝之下，幸福直到永遠。島上每個人對他的感情都有著不同程度的漂流，於是即使生活在一起，卻也無法共同想像一個美好的未來。到了今天，各人的夢境不但彼此疏離，甚至已經水火不容。

它是那樣地超凡脫俗，大人們努力而恭敬地添上最神聖的光芒好讓大家眼睛都睜不開，彷彿擔心天真又好問的小鬼一靠近多看兩眼，就會撞見什麼不對。一種神奇的宗教就此拔地而起了，慈祥的教主被高高釘在教室跟禮堂牆上，大人們再三交代要「信祂，我們的國家才能得永生」，所有的乖寶寶始終、也只能認真而虔誠地低頭，即使不能明白自己為什麼可以因此得到幸福，但閉上眼睛，好像也就覺得安心了。在那個孩子們總被一言九鼎的長輩不由分說押到河邊低頭喝水的尋常年代，念歷史地理教科書得運用高度的想像力，原本這對之後接納某些奇幻的理論敘述應該是很好的基礎訓練，然而跟那一套課本正面遭遇時，我卻遇到了一個大麻煩：我發現它的包山包海、博大精深富含一種從嚴肅膜拜中產生的特殊喜感，它的金光閃閃更有著迷離而難言的俗豔，似乎只要再高瞻遠矚一點、再臉不紅氣不喘一點，刁蠻如我者眼淚就會忍不住在爆笑中蹦出來；最糟的是，「不受教」的我還刻意縱容大大小小、似無止盡的問號粗魯地把「學說」的說服力連同它所應許的光明願景一併絞個粉碎。不記得是否曾帶著一絲遺憾，我決絕地用兩個字總結自己的閱讀心得：不信。因為不信，所以面對它的態度失去符合大人們期待的、只能透過照單全收來表現的莊敬嚴正，並且輕易地讓自己相信，對這類「人工智慧」的心不在焉完全值得同情與原諒，甚至應該獲得積極的鼓勵。奈何這科是要考的，而且不管讀懂讀不懂都要熟背，於是在大考倒數計日的時刻，也不得不承認對這個偉大思想體系的無知事態嚴重：我很可能因此丟掉未來四年參與「追求宇宙真理」（？）大業的入場券。此生第一次正式接受某種思想啟蒙的機遇就這樣在令人欲振乏力的現實之前徹底崩壞了，那挫敗於未知宿命的感覺彷彿不幸與劈腿的初戀情人在死巷裡相遇：正面迎上前去的，永遠只會是自己那張沒有表情的臉孔而已。

比如某個居家隔離的下午，我再度打開課本，步入那個「思想、信仰、力量」三位一體的聖堂。一開始，照例先進行大腦記憶體功能測試。

「二十世紀不得不為哪一種主義擅場的時代？」不知道。

無知原本不該令人憤怒，但諸如此類關鍵性的無知卻也會激發人趁機舒展筋骨的衝動：我嘆了一口氣，一言不發，同時右手抓住書脊、拉到腦後，然後大幅度向前甩臂，將課本奮力往牆角一摔，想像那裡孤獨地棲息著一隻質樸忠厚但十分倒楣的蟑螂。張開矩形複翼的書本啪的一聲跌落在雪白的牆下，有時蜷縮著，有時成癱屍狀，或許還像家暴案件的受虐婦女無言地飲泣。拋出一個毫無善意的斜眼，我從座位起身向它走去，彎腰、捏起蝴蝶翅膀一樣地揪住一端回到書桌，攤開、壓平、回到原頁，然後繼續嚼蠟。下一題……又不會？啪……

好一陣子，老先生憂國憂民的政治抱負就這樣從滿室飛舞的書頁間噴出，然後像初雪認命地落下，還來不及堆積便迅速地融化在這片不信它的窮山惡水裡。輕蔑一件許多人認真相信的事並不愉快，但想把它一頁一頁撕下來摺紙飛機的邪惡念頭，我也沒有辦法克制。麻煩的是，為了避免父母的嚴重關切，摔書必須關起門來，於是明明完全無辜，掩飾的動作卻讓自己畏縮心虛如同犯罪，而且課本畢竟是紙製品，也不適合頻繁挪用當做健身器材。後來我轉變心情，發現一個苦中作樂的辦法，自此負面的閱讀經驗竟然開始逆轉而有了乖張的趣味：找來一支 HB 鉛筆，沿著自己讀來覺得甚具娛樂效果的段落左側筆直畫線，然後用一個箭頭拉到旁邊的空白處，字跡清楚地加上評語，比如放肆的聲狀詞「哇哈哈哈哈」，或者更粗野一點的，「我聽你在唬爛」。在那個神聖而抖擻的文本世界裡，「復興中華」是所有青春無敵的生命唯一的出路。無處可逃的升學壓力、沒時間沒心情更沒機會沒腦力問為什麼的思想「薰陶」、碾成碎片再強迫吞服的編排方式，一套課本薄薄兩冊因為這個沈重、乾澀又虛無的使命而巧妙地承載了我讀書「生涯」當中最蒼白又最深沈的怨懟，名符其實地成了「三合一敵人」。最後我只能安慰自己：年少歲月裡總有各種難以擺脫的惱人與殘酷，「撐著點，准許你從此忘了它的盛夏鐘聲很快就要響了」。

上了大學沒想到又碰到它。包裝改了，「主義」成了「思想」，但填充物不變，這回我的課本是透過繼承取得，之前已經在學長學姐間流傳了好幾代，裡裡外外素淨地像葬禮會場門口的簽到簿，每個人一輩子只會用到一次。它其實是一門有趣的科目，課堂上可以砲聲隆隆、大鳴大放，大家被准許使用各種激昂華麗、而且絕對不帶髒字的辭藻問候我們「大有為」的政府。那種開明是定期限量供應的，每個禮拜只能持續兩個五十分鐘，老師放心大膽地對肆無忌憚的「童言童語」展現驚人的寬容，因為他很篤定耍耍嘴皮喊爽是講台下這群自以為是卻不能成事的「憤怒青年」最大的能耐，下課的整點、時針分針完全重疊的那一刻，所有生猛卻廉價的慷慨激昂便會立時灰飛煙滅。但就如同那位愛穿夾克四處「親民」的總理遺教第二代傳人當時膾炙人口的名言：「時代在變，潮流也在變」，偉人們的光環依然熟悉卻漸漸可疑，參加週末首都市區萬人大健行成為一種老少咸宜的流行時尚，而在學校裡，只要從糾結著蹲圖書館、泡社團、打工、追逐愛情的日子裡隨時從空隙間探出頭來看看，或者偶爾伸出腿來走走，多年來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的「安定」世界就在眼前搖搖欲墜。相對於越來越多「外向」的人坐不住的氣盛與對「運動」的熱愛，還是有一些十分念舊、拒絕從青天白日的美麗夢境中醒來的人正直而強悍地活著，只是他們看起來雖然堅毅但似乎並不快樂，因為日子過得越來越孤單也越來越容易義憤填膺；諸神步入黃昏的時刻來得溫和、令人無語且難以抗拒，堅定相信「主義」必將統一中國的執著終究還是無法經受時間無情地淘洗，而成了這天翻地覆的時代裡最後、最稀有的悲壯。那時我們無意間發現，早年西洋流行歌曲排行榜上的名曲 Take my breath away 裡一再重複的某段旋律竟然跟「國父紀念歌」的第一句一模一樣，於是一時玩心大起，具體實踐 kuso 的精神，將紀念歌的歌詞改成「我們國喔父，愛吃臭豆腐，一塊兩毛五」（註），配著原曲私下傳唱。我跟我的同學們每次總唱得嘻嘻哈哈、眉開眼笑，我們確切地知道，那個自由思想的氣息被奪去而必須滿心虔誠、捧著藍色聖經「一心一德，貫徹始終」的日子已漸漸遠去，而且再也不會回來了。

老先生是個微笑慈祥的超人，臉上結滿蜘蛛網。活在這個不需要救世主的時代裡，對沒有標語與口號的公民社會總有一點卑微的嚮往，我雖然不知道怎樣才算是「進步」，但在從心裡拆除「祂」的銅像、疏忽「祂」的教誨、拋棄所有令人力竭汗湍的肉麻之後心情確實輕鬆愉快，因為面對種種「偉大」與「正確」，我不必在沒有感動之前就被逼迫先去相信；因為不只是忠貞，即使選擇背叛，也是理直氣壯、自由自在。日復一日，沒有歡呼聲的灌溉，僵硬成教條的理想終於化為一畝荒蕪的田。忠心的農夫都老了，他們不再辛勤耕作，只是偶爾祭拜。多年之後在一萬公里外的大學圖書館裡又與它相遇，san min chu i，一九二九，看到「主義」已經早早「除役」，心裡突然響起那首不敬的怪歌，我笑了一笑，隨意翻閱唸了幾行，它那還是方塊字、由上而下直走時候的長相不斷地在記憶裡沈沈浮浮，我很快地便疲倦了，小心地闔上，用一種不願驚醒沈睡的溫柔。

做作地原地立正、挺直腰桿，我像忠烈祠大門的衛兵，雙手恭敬地把正巧一身泛藍的它推回書架上去。這一小格空間的灰塵分佈地極為安靜而均勻，彷彿上個世紀末以來，我是這安寧病房唯一的訪客。

圖：孫文百年誕辰紀念郵票。前蘇聯發行，一九六六年。

註：那個搞笑版的國父紀念歌記得是這樣唱：
「我們國喔父，愛吃臭豆腐，一塊兩毛五
買臭豆腐很辛苦，還好吃起來很補，大家要互相鼓舞
豆腐滋味，不要忘記
顧客尚未滿意，老闆仍須努力」

三十七度的太陽

noreply@blogger.com (irrenhaeusler) — Sat, 23 Dec 2006 20:22:00 +0000

「請問是開往東火車站嗎？」

星期四下午四點，我趕著去上論文指導教授這學期的第一堂課。上車找了位子坐定之後，上來了一個微胖的大個子，有點害羞地問坐車門旁邊的其他乘客公車要往哪裡走。廉價的黑色薄夾克跟黑長褲，眼神裡有剛到大都市人生地不熟的不安，懷裡抱著一個裝著不明弦樂器的盒子，黃棕色，像跳蚤市場上傳了幾代的古董舊家具一樣雖然不算破舊，但也已磨損、斑駁，另一隻手則拿著一張台灣的夜市裡常見的長腿塑膠圓凳，在確定自己沒有上錯車之後，他選了一個角落的位子拘謹地坐下。

那是他的謀生工具，他是個所謂的街頭音樂家。

天氣這麼好，逛街的人也很多，怎麼這麼早就「下班」？或許有其他私事，或許今天「生意」不好吧。聽口音應該是東歐來的，或許他身後還有一家子人要養，或許我跟他某年某月某日某時還曾在辦簽證的政府衙門裡擦身而過。一時無聊，四處張望，我開始天馬行空地一會兒猜想他的身世，一會兒想著等一下在課堂上見到久未謀面的老闆該準備什麼招呼用語，甚至戲謔地期待自己如果運氣好，說不定還會遇到令人眼睛一亮的美女同學。總之胡思亂想，百無聊賴。

突然。

「這給你，希望你一切都好。」

一張五塊錢歐元的紙幣。她把它折成四折，然後輕輕拉著大個子的手，放進他的掌心裡，再替他握起來。

那是坐在大個子對面的一位老太太。稱呼她「老太太」其實並不精確也有點不敬，因為她雖然眼角皺紋遍布、面容飽經風霜，但看起來並不特別老態龍鍾，德國人典型的棕色細髮既濃密又厚實，而且幾乎未見斑白，儘管衣著大方端莊，容易會被認為是音樂廳或是歌劇院裡常見到的「上流社會人士」，但是她跟那些愛端著香檳杯在吧台附近走來走去談笑風生、全身上下珠光寶氣的大爺大娘們有一個很大的差別：她說話的時候始終燦爛而溫暖地微笑。對，溫暖，那種笑一出現，四週的溫度都會上升，你的耳邊會有「卡農」的樂音響起，會感覺到人與人之間有意無意築起的武裝與藩籬都在她嘴角揚起之時瞬間融化。她是個體溫三十七度的太陽，散發的引力讓所有的人都樂意向她靠近，並且以她為中心，繞著她公轉。

那個微笑有一種令人堅強的致命溫柔。她給了一個衣衫素樸到簡直可稱為寒愴、在街頭辛勤討生活的窮苦人家認真面對每個日出與日落的勇氣。

靦靦的大個子一直說謝謝，這個兩個音節的德文單字夾著一種陌生卻來自心底深處的奇特腔調。他一再重複這個動詞以及同一個總是隨後接著出現的無義副詞，可能是因為事出突然的驚喜與感動而一時來不及反應，也可能是本來能掌握的字彙便不多。

他緊緊握著那張紙鈔，久久低頭不語。想些什麼呢？

「今天努力拉了一整天的琴，雖然可能技巧還是不夠好，但我自認很認真，儘管如此，收到的『善款』卻跟掌聲一樣稀鬆零落。開口朝天、空空蕩蕩的琴盒裡原本期待的是滿意的聽眾心甘情願擲下的銅板，但一天過去了，裡面裝滿的不是可以讓我餬口的賞賜，卻是城市中疏離的空氣、行人趕路的急促與害怕遲到的焦慮、尋常男人的無動於衷、端莊女人的視而不見、還有小孩眼裡骨碌碌的好奇，甚至巡邏警察的疑慮。幾枚硬幣湊起來的金額總數，甚至不如手裡這張今天唯一收到的紙鈔。唉，明天換個地方吧。」

「要演出才有賞金。但我什麼都沒做，老太太為什麼要給我錢？我應該收下嗎？可是我需要這張紙鈔啊，我該還給她嗎？」

他時而抬頭，時而望向窗外，手裡那張紙鈔怯生生地不敢多看一眼，更不用說大方收進口袋。沒多久，害羞的眼神開始有點堅持，像是放棄了其他考慮，轉而專心地在貧乏的詞彙庫裡繼續努力翻箱倒櫃，試圖找出更豐富的字眼或是變換修飾「謝謝」的副詞，甚至調整出幾個他還會的、比較複雜的新句型，以表達心裡滿得就將溢出來的感動與謝意。

無言而質樸地枯坐著，大個子似乎還是沒有辦法從喉嚨裡擠出任何聲響，但「古意」的眼神早已經告訴旁人，他確實很努力地想告訴因為好心而更顯得優雅的她，「真的非常謝謝妳」。不過年長的女士卻似乎完全能意會，她繼續看著他，對他點頭微笑。這個世界是如此地安靜，只剩下路旁公園草地裡不知名的青翠嫩芽鑽出泥土的聲音。

她那「你要好好加油喔」的祝福眼神緩緩燃燒起來，照亮了他蒼白的臉龐，餘熱甚至向外輻射，連坐在幾排位子後方的我也感受到迎面而來的一陣暖意。

我在他與她之前下車，然後隨即把身上的薄夾克脫了下來。從來沒有想到，午後十八度的煦煦春日竟然也可以這麼溫暖。穿過馬路、走進校園的那一刻，突然不再有即將見到老闆的緊張，我深呼吸一口氣，決定等一下也要給他一個微笑，輕鬆地說：老師，好久不見。

註：原新聞台舊稿，2004，先拿來墊檔。
圖：Strassenmusiker（http://www.visuelya.de/pgs/images/ja2.jpg）

看圖學德文

noreply@blogger.com (irrenhaeusler) — Wed, 30 Aug 2006 14:48:00 +0000

《開往膝蓋》

各位旅客，各位旅客，
一三一路公車的終點站「膝蓋」（Knie），「膝蓋」就要到了，
請收拾好您隨身的護膝，準備下車……

《全世界受苦的女人團結起來》

這是一個鐵箱。
這是一個裝廢棄物的鐵箱。
這是一個寫著「男人」（Männer，複數）的、裝廢棄物的鐵箱。
這是一個裝垃圾男人的鐵箱。

敬請小心擲入，切勿隨地丟棄。舉手之勞做環保，建設「無（豬頭男人）障礙空間」，姊姊妹妹一起來。

女生宿舍適用。意者請洽各地「沙豬公害防制協會」、「寂寞芳心俱樂部」或「劈腿暨金屋藏嬌受難者聯誼會」。

（好吧，男人是垃圾，這一點基本上沒有大問題。不過，呃，分類上該算哪一種垃圾？可回收還是不可回收？）

《請句讀》

野雞大學學生餐廳：
全雞。持學生證，每隻四點五歐元。
全雞，持學生證。每隻四點五歐元。

《人間地獄》

原來閻王爺是德國人，而且就住在這條路上。

「借問地獄何處有？」
「沿著這個路牌，直直走到底就是了。」

ps. Zur Hölle (ger.)= to the Hell (eng.)

最近凱達格藍夜市又要開張，謹預祝各位熱情公民夏日最後一刻清涼愉快。

（圖二圖三引自spiegel online）

爛肉鋪

noreply@blogger.com (irrenhaeusler) — Tue, 01 Aug 2006 09:23:00 +0000

「先生請問貴姓？」
「敝姓爛（Schlecht）。」
「啊？」
「敝姓爛，擺爛的爛。」
「呃……」
「我是真的爛。我有個爛老爸跟爛老媽，一個爛老婆，一個爛兒子跟一個爛女兒。我們家族從根爛起至今幾百年，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一路爛來，始終如一呢。」
「嗯……爛……爛先生……您……您好啊……」

爛先生是做肉品生意的，而且根據德國人的習慣以姓氏為店名，於是在這個巴伐利亞南部偏遠小鎮最繁華熱鬧的大街上，出現了這麼一家專賣「爛香腸」跟「爛火腿」的「爛肉鋪」。

店名曰爛，品質可不。它甚至還發展成小有規模的連鎖店，可見它爛得聲名遠播，有口皆碑。店名與品質反差巨大卻又渾然天成，讓我想起強調可以讓人牙齒光亮潔白的黑人牙膏。老王賣瓜的行銷邏輯從爛先生入行那一天就被完全拋棄，他在無意間正確而精準地使用了很具顛覆效果的另外一套：以自己引人注目的姓氏挑起好奇又不信邪的消費者蠢蠢欲動的購買慾。

職業可以選擇，祖宗的姓氏卻必須概括承受，一輩子無辜地背負這樣一個特殊又無法「拋棄繼承」的名號雖然還算不上什麼人生的重大逆境，但人世間比它更無奈的事應該也不太多了。克服這類尷尬最好的方式可能還是幽默感，於是一些看似蒙受「歷史冤屈」的德國人便藉此順利找到了逢凶化吉、自得其樂的辦法。我想起當年在大學語言班遇到的第一個老師。他姓「史維爾」（Schwer），這位滿頭白髮的先生在第一堂課是這麼自我介紹的：

「各位同學不要太害怕。老師雖然『困難』（schwer），但是德文其實很簡單（leicht）。」

刻意坐在第一排的我很給面子地呵呵一笑，畢竟這確實是個獨樹一格的開場白。幽默感讓老師看起來當場慈祥了幾分，想像中他如果換上鮮紅又滾著白邊的棉帽、棉外套、棉長褲、黑長靴、再留起落腮鬍子，便活脫是個減肥成功的聖誕老公公。遺憾的是隨後一連串在及格邊緣苦苦掙扎的考場失意，讓我迅速地遺忘自己在這一段很險惡、很蒼白卻又完全咎由自取的生命裡，是否曾經真的因為這段情操高貴（拿祖傳的家族名號開玩笑也是種犧牲奉獻不是嗎）的自我解嘲而得到任何安慰。之後我幸運地升級，在最終通過考試、離開語言班之前卻再也沒有見過他。然而老師不凡的姓氏卻巧妙地標記了我在德國所經歷的、第一階段難以忘懷的「苦難」——果真是道道地地的「萬事起頭『難』」。

第一期課程結束前我到辦公室報名繼續上課時，遇到一個總是寒著臉的小姐。登記、收款、查詢電腦資料，大約十分鐘的時間裡，除了制式問答必須牽動嘴巴的開合以外，她的面部肌肉始終排列得規規矩矩又文風不動。我沒有看她笑過，或許要她微微揚起嘴角比要我聽力測驗及格更加困難。坐在辦公桌另一頭的她迅速確實、乾淨俐落、呆板冰冷地完成工作，像一台不插電但是效率極高、又足以耐用到天荒地老的全自動多功能事務機。一個因為幾次升級不成、留班重讀而被迫一再見到她的中國同學說她姓「邪惡」（Böse）。我說難怪，連班主任都姓「冬天」（Winter）哪，大學入學語言測驗及格率只有三分之一，而且語言班的氣氛總是又「惡」又冷、根本不見春光，整個說來我們的處境跟下地獄也相距不遠了。話一說完，幾個人在雪白的走廊上或者仰頭或者彎腰笑成一團，我這句無厘頭的感慨算是在同病相憐的苦情之中勉強提供了一點堪稱奢侈的安慰。

從當年無限哀怨的記憶裡回過神來，我依然立在肉鋪的白色招牌下，但刻意跟店門口保持一段不讓老闆看到我面部表情的距離。八月午後的陽光過度明亮但並不扎人，光天化日之下我突然有點心虛地想知道，老闆幾十年來都怎麼應付像我這樣「幽默感」（？）奇特的人或者有意、或者無心但反射性的笑聲。顧客來來往往、川流不息，我把自己藏在那個與他完全沒有交集的世界裡，看著他一邊跟客人聊天，一邊熟練地挑選、切割、秤重、包裝。認真專注又混著南部人特有的爽朗，看來他似乎很享受這份工作，而從那時起，高高掛在店門外的紅色粗體字便已經脫離它在字典上最原始的意義，成了不但早已坦然釋懷、甚至可以引以為傲的標誌。

終究還是沒有膽量走進店裡帶一點香腸或者火腿回家。直覺以為別人少見的姓氏十分有趣而放心爆出笑聲，這個本能反應應該還沒有嚴重到可以根據某種道德戒律而被稱之為罪惡，但在笑過之後再用裝作什麼事都沒發生過的所謂「平常心」去面對這樣一個樂天知命、用努力工作贏得尊敬的人，這對我而言是有些困難。之後我開始在原地發呆，因為一直無法確定這世界是否在自己嘻嘻哈哈的那一刻誕生了一個爛人。

依例非常觀光客地拍了照。離去之時慵懶地抬頭，只見天色淡藍依舊，雲層交疊處有光影閃爍。我好像聽見上帝說：孩子，這真是個特別的名字，千萬，千萬不要忘記。

圖：二○○五年八月吉日，巴伐利亞南部某小鎮。地名已經忘記了。

The winner Takes It All

noreply@blogger.com (irrenhaeusler) — Tue, 11 Jul 2006 21:01:00 +0000

the F(ighting) 4: Luis Figo, Oliver Kahn, Gianluigi Buffon, Zinedine Zidane

2006.06.30, Berlin, Germany vs. Argentina, 5:3 (1:1)

2006.07.01, Gelsenkirchen, England vs. Portugal, 1:4 (0:0)

2006.07.01, Frankfurt am Main, Brazil vs. France, 0:1 (0:0)

2006.07.04, Dortmund, Germany vs. Italy, 0:2 (0:0)

2006.07.05, Munich, France vs. Portugal, 1:0 (1:0)

2006.07.08, Stuttgart, Germany vs. Portugal, 3:1 (0:0)

2006.07.09, Berlin, France vs. Italy, 4:6 (1:1)

I don't wanna talk
About the things we've gone through
Though it's hurting me
Now it's history
I've played all my cards
And that's what you've done too
Nothing more to say
No more ace to play

The winner takes it all
The loser standing small
Beside the victory
That's my destiny

I was in HIS arms
Thinking I belonged there
I figured it made sense
Building me a fence
Building me a home
Thinking I'd be strong there
But I was a fool
Playing by the rules

The GOD may throw a dice
HIS mind’s as cold as ice
And someone way down here
Loses someone dear
The winner takes it all
The loser has to fall
It's simple and it's plain
Why should I complain?

But tell me does HE kiss
Like I used to kiss you?
Does it feel the same
When HE calls your name?
Somewhere deep inside
You must know I miss HIM
But what can I say
Rules must be obeyed

The judges will decide
The likes of me abide
Spectators of the show
Always staying low
The game is on again
A lover or a friend
A big thing or a small
The winner takes it all

I don't wanna talk
If it makes you feel sad
And I understand
You've come to shake my hand
I apologize
If it makes you feel bad
Seeing me so tense
No self-confidence
But you see
The winner takes it all
The winner takes it all...

----The Winner Takes It All
（ABBA, 1980, 歌詞小幅更動）

就這樣，那個狂喜之後的美麗新世界在希望被搗碎的瞬間無情地離你遠去，卻一步一步向著幸福的我緩緩靠近。

「勝敗乃兵家常事」？贏的人此刻的風涼話只是一種令人敬謝不敏的善意，輸的人除非輸到連一點起碼的志氣都沒有，否則絕對不會這麼輕易原諒自己 ——失去最愛還能瀟灑到這種地步，這個人到底還有沒有人性？

你很強我也很強，偏偏我們當中只有一個能在最後戴上桂冠，我當然希望那個人是我。打敗你我不說抱歉，但是真的很遺憾。這幾天其實心裡一直很沒有安全感，因為完全不知道贏了你之後自己到底還能高興多久；最怕的是，你現在的心情幾天之後就是我的心情。

我想你不需要我的安慰。贏者獨享通吃，輸者一無所有，世間最殘酷的競爭不過如此。激昂地吼破喉嚨與絕望地流乾眼淚只有一線之隔，祂的決定終究還是鋒利地從我興奮的驕傲與你難平的怨懟之間一刀切開——多麼決絕又多麼粗暴啊，但你我竟然只能安靜接受擺佈；午夜夢迴時想起輸贏不過是銅板全有全無、甚至不共戴天的兩面，我勝亦無言。雖說「順服祂是智慧的開端」，然而如果不肯低頭的意志頑強到了極限也能使天命逆轉，我相信此刻你寧願當個浪漫而快樂的笨蛋，也不肯用傷心痛苦換取那一點聰明。

一切都過去了。或許不服，或許憤恨，但希望我在煙火輝煌中隻手擎天的姿態沒有同時羞辱了你的汗水。謹在此誠摯起誓：在爆出歡呼的最後一刻，你竭力奔跑之後心神全然虛脫的苦澀，將鐫入我所擁抱的光榮之中被永久紀念。

多保重，四年之後我必定用最強悍的身段迎接你前來挑戰。我們將堅韌一如今日，為了那場護衛與搶奪聖杯的、男子漢之間最美好而壯麗的對決。

圖片來源：Kicker online，Spiegel online

用生命看球

noreply@blogger.com (irrenhaeusler) — Thu, 15 Jun 2006 21:05:00 +0000

很慶幸這次世界盃可以在德國看球。雖然只是電視轉播，雖然這麼奢侈將是此生最後一次，雖然在學業火燒屁股的銷魂關卡，時機實在不對。這一個月內，我一天的下半場是從下午三點開始的，時間一到幾乎都會不自主地打開電視，但按下遙控器似乎不是一個透過狹小螢幕觀望世界時所必須的簡單動作，反而比較像啟動某個勒令大腦重新開機的重要裝置。如果是少數喜歡的球隊比賽，我會利用吃飯（究竟算午飯還是晚飯這時已經不重要了）的同時坐下來守候一場費力而粗野的追逐，直到某個可以猜測出結果的態勢完全明朗為止。不過大部分的時候我其實只是將電視裡的所有聲響，比如場邊觀眾的加油吶喊（老天，英格蘭球迷真是愛唱國歌）統統當成收音機提供的背景音樂，然後繼續把自己的視線牢牢釘在電腦螢幕上那篇該死的論文裡。但萬一是德國隊出賽，那麼這九十分鐘外加傷停延長，直到賽後的球評分析、教練與球員的訪問便成了今天論文進度的一部份，進而得到同樣認真的對待。

我承認對足球賽轉播的抵抗力一向很弱，但那真的是一種無力阻止自己墮落的、無奈的頹廢。德國人說「足球是我們的命」（Fussball ist unser Leben），我卻覺得那像是一種遺傳得來而且永遠治不好的怪病，平時潛伏在日常的吃喝拉撒裡無聲無息，一聽到草地上的哨音就猛然發作；然而從「精神衛生」的角度看，它卻又屬於高貴靈魂統治的固有疆域，是生命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那片青翠的長方形世界裡，藉著那個黑白相間的皮球來回滾動，宇宙間所有我們熟知且肯定的正面價值，比如親愛精誠、忠貞或者團結，都必須重新定義。甚至道德實踐的方式也變得再簡單不過：比賽那天穿上印著背號與心儀球員名字、俗稱「球衣」的禮服，在場內不斷惡聲惡氣地吼出加油歌，少者三萬人多者八萬人一起用念力讓地球在那九十分鐘內照著自己的意思旋轉，即便這世界在終場哨音響起時就要毀滅也無動於衷……舊約聖經十誡的第一條明白宣示「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上帝」，但球迷們心中還有另外一個「足球之神」（Fussballgott），而且瘋狂信仰祂的人有福了，因為人間的天堂正是為他們準備的。

然後我聽聞了在台灣看球的人們所遭遇的巨大不幸：世界盃足球賽舉行的這一整個月，他們在每個咬牙苦撐、抵擋睡意的夜裡都必須不斷地「用生命」忍受那幾個也「用生命」為觀眾製造焦慮的主播與球評。電視機裡裝滿了非常華麗也非常狀況外的亢奮，讓人很好奇主播在成為主播之前是否曾經長年在「華都西餐廳」（註）表演單口相聲；螢光幕前則往往瀰漫著一種刻骨銘心的遺憾：「為什麼我的電視不能聽原音？」令人疲倦的磨難尚未結束，簡單明瞭又熟悉親切的廣告接著閃亮登場：「平平是肝藥」，但想活著看完球賽就要吃我這一種；「香港腳香港腳癢又癢」的童聲合唱多年來依然快樂，只是這回更不客氣了，它跟其他偉大的醫學發明接二連三毫無預警地蹦出來將球賽畫面擠落一旁，讓人偶爾晃神的時候會誤以為自己原本收看的是藥廠的產品簡報，而球賽只是休息時間插播的餘興節目。藥廠無限崇高的製藥理念一路走來始終如一，觀眾認真理解的同時還會意外發現在這個忙碌又多情的夏季，它跟考生讀書計畫的安排、甚至單戀者示愛的方法論有異曲同工之妙：一樣都是「第一先研究不傷身體，再講求效果」……

我衷心相信記者主播真的盡力了，畢竟他從事的並不是傳統的新聞工作而是後現代的影視娛樂業；投入上億元費用、還被求知若渴的觀眾嫌棄球賽轉播沒有發揮寓教於樂的功能，電視公司主管不知是否有悔不當初的感覺。「專業氣氛」一向很稀薄的台灣社會裡一直充滿各種眾人習以為常、毫不意外的可憐典型，身為其中一撮合群而渺小的共犯，我們似乎也沒有膽量經常理直氣壯地計較那些其實值得好好計較的事。況且就算生氣了又如何？放眼全島，轉播的電視台只此一家別無分號，想看請乖乖忍耐，不想看歡迎不告而別、私下安靜離去，觀眾們依然擁有選擇，但「享受」諸如此類有重大缺陷的自由仍不免令人不爽。要成為盡職收看的球迷必須具備許多美德，特別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於是面對「知足常樂」跟「惜福」這些素樸的生活哲學，他們坐在電視機前面的感受恐怕從來沒有這麼深刻過。值得疼愛呵護的乖巧觀眾必須凡事相信，凡事感謝，凡事盼望，以免幹譙永不止息，「如果不知該從何謝起的人太多，那就謝自己吧」。

當球賽轉播變成一齣即興演出的廣播喜劇，身為觀眾想深入認識一項運動就變得十分艱難。弔詭的是，這樣的殘酷卻也滋生出一種變形的樂趣：看不懂球賽令人鬱悶，於是只好關注電視螢幕裡那個過份激動的主播如何「用生命」努力告訴我們：「其實我跟你們一樣不懂啦，真的不騙你」。至此終於發現，九十分鐘的球賽上場的除了兩隊總共二十二個球員之外，還有第二十三個人，這個人不是裁判不是教練不是啦啦隊，但是他非常重要，因為沒有他，你絕對沒有機會明白足球這項運動原來這麼好笑。我們的主播不改其志，繼續使勁「用生命」把玩諸如「黃金右腳」、「金色轟炸機」、「鋼門」等等來路不明的奇怪綽號，試圖以最耐罵的慈悲拯救眼看就要在政治爆料口水裡滅頂的觀眾；在這個使用度量衡公制的島嶼上，標示罰球距離的方式永遠是「十二碼」，看球的人也不大關心這到底是多近或者多遠；許多人看了幾屆依然不清楚到底什麼是越位，不知道足球壓到邊線到底算界內還是界外，不知道一樣是把對手放倒，為什麼有的沒事有的要吃牌。熱情追逐世紀大賽的流行風潮這麼多年，台灣人在偉大足球聖殿裡始終是一群不大虔誠、十分好奇、卻也常常迷路的香客。「中華台北」在世界足球實力版圖上是邊緣中的邊緣，那麼看球的台灣人又居於什麼樣的位置？國際足總（FIFA）說，這屆世界杯預計整個地球上將有十五億觀眾收看比賽。在德國電視上聽到這句話的感覺是很複雜的，因為我並不確定台灣究竟被算進去了沒有。此時突然想起一個回答起來並不容易的問題：一個會哀求你幫她買貝克漢的球衣、卻從不看足球，當然因此也不知道他在哪個職業球隊踢哪個位置的年輕女生，到底算不算球迷？

世界杯在夏天過完之前就會結束，而秋天一到，歐洲杯足球賽分組預賽緊接著又要開始。在以國家為參賽單位的足球賽中，它的規模與水準僅次於世界杯，只是不知道經過每四年一次定期的精神耗損，台灣球迷對本地電視台轉播與否還在不在意。「未解決」的民族主義遊戲玩起來總是格外具有教育意義，所以別人吃米粉、我們一旁喊燒的機會還是應該好好珍惜；當然，最根本的理由是因為這碗米粉的口味實在非常誘人。即使如此，我們還是有一件事必須擔心：電視台主播下次會不會依然堅持一秉初衷、繼續「用生命」捍衛自己胡言亂語的權利？

足球之神沒有理會各種淺薄的褻瀆，只是隱身於球場上空，靜靜地思考應該如何微調這一次公義實踐的順序。七月九日晚上，德國柏林，我們終將知道祂最後的決定。

圖：德國足球專業雜誌 Kicker 本屆世界杯專輯封面。二百六十六頁，建議售價四點九歐元（約合兩百塊新台幣）。

註：聽過「這一夜，誰來說相聲」嗎？

加油卡

noreply@blogger.com (irrenhaeusler) — Fri, 09 Jun 2006 12:52:00 +0000

這是我所見過最有實益、也最有創意的加油卡。

這是一張「棒卡」（Bahncard，註），而且是一個以前沒有，以後大概也很難有的特殊版本。

「棒卡」是德鐵（DB）設計給常搭火車的旅客用的優待卡，買車票的時候有這張卡，票價可以享受優惠。卡上頭有你的照片、姓名，所以不得轉讓，車掌查票的時候必須連票帶卡亮出來。現行的「棒卡」分三種，根據不同價格而分別提供旅客七五折、五折跟免費三種購票優惠。

這是一張可享受七五折優惠的世界盃足球賽「冠軍卡」。它特別的地方不只是卡價離奇地便宜（十九歐元），更在於它的使用方式：一般「棒卡」的有效期限是一年，但這張卡的「基本有效期限」從今年四月一日開始到世界盃足球賽結束的那個月底，也就是七月三十一日。有趣的來了，它的「最終有效期限」是隨著德國隊的戰績延長的：

如果德國隊踢完預賽就打包，這張「棒卡」過七月三十一日就可以丟進垃圾桶。如果預賽結束德國晉級十六強，「棒卡」有效期限自動延長到八月三十一日。之後依此類推，只要德國每晉一級，「棒卡」就可以多用一個月。如果德國最後在柏林拿到雷米金盃（呃，私以為難度很高），「棒卡」的有效期限是今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德國分組預賽出線基本上應該沒問題，也就是說，沒有意外的話這張卡最少可以用到八月底。另外大概算了一下，單程三百公里，搭兩次高鐵（ICE）就可以回本了。

就這樣，把火車乘客購票的好處跟足球隊的戰績（對某些民族主義者而言還是國家的光榮）綁在一起置入性行銷，逼得你為了貪一點小便宜而乖乖幫有點疲弱不振的國家隊加油。巴西鐵路局應該不會發明這種「棒卡」免得賠錢，亞洲某國（哪一國？嘿嘿嘿）鐵路局也不會有，因為除了少數愛國愛到神智不清的球迷以外不會有人買，只有像德國這種不上不下、有希望卻沒把握的球隊才有機會這樣玩弄球迷的感情。唉，有點殘忍呢。

這屆世界盃看來看去，實在不覺得這支年輕、戰力不穩、內鬨多、問題也多的德國隊有冠軍相。曾在公共電視上看過一個調查，一般德國人認為即使加上地主優勢，這二十三個人能踢進八強就謝天謝地了。之前我也覺得這樣的成績就很了不起了，世代交替嘛，翅膀還沒長硬，沒辦法要求太多，但買了這張「棒卡」之後想，嗯，你踢得越好我賺得越多，所以我得更努力幫你們加油才行啊。

「老師又來了！老師來幹什麼？來提醒你：認真踢，認真踢，認真踢！」

我的十九塊，加油加油加油！
Deutschland, toi toi toi!
Finale, ohoo, Finale, ohohoho...

註：「棒卡」（Bahncard）就是火車（Bahn）卡，這裡故意取個有點好玩的諧音。第二張圖是原版「棒卡」的長相，取自德鐵。

Ps.歐洲足協冠軍盃（UEFA Champions League）的主題音樂，每次比賽前總要放一放，是某英國作曲家（姓名待查）根據韓德爾（Georg Friedrich Handel, 1685-1759）的聖樂風格寫的，曲風不是普通莊嚴，弄得看足球賽像是去教堂望彌撒一樣----是啦，對很多球迷而言兩者給的氣氛跟感動其實差不多，唱到「哈利路亞」或者看到球隊贏球都會淚流滿面。沒找到世界盃的主題曲，先拿它來墊檔一下。至於橘色這一頂是荷蘭球迷的加油帽，故意沿用二次大戰德軍鋼盔的造型。戴著它在德國的大街上走，夠挑釁吧。圖取自 der Spiegel。

Tatort: München, 22.02.1943

noreply@blogger.com (irrenhaeusler) — Mon, 21 Feb 2005 23:51:00 +0000

「納粹主義是邪惡的代名詞，它是一種會殘害德國人的精神疾病。我們不能保持沈默、眼睜睜地看著這個疾病毀掉我們的民族。」

修爾兄妹廣場一號，這是大學的校址。修爾兄妹政治學研究所，這是系上的正式名稱。修爾兄妹大學，這是學生會(AStA)在校務會議多次提案改名也被多次拒絕，後來在地下流傳的校名。

從來沒有想過，只活到二十多歲、大學唸了一半就人頭落地是什麼感覺？我只知道，能找到一件自己深信是對的事情，並且為它無怨無悔、不計代價地付出，是非常幸福的。同樣的熱情，有的人獻身藝術，有的人追求真愛，而他們選擇的是一條代價更大、因而許多聰明人都不肯嘗試的路。我想，這種「幸福」的感覺不在於可以做為激勵人心的道德樣版，而是很高興地確定自己有意願也有能力用最大的專注實踐某種不太尋常的想法，並且因為這種想法服從於自己的良心與信仰而獲得平安、感到愉快。雖然當時可能不是太在乎其他人的評價，但或許這樣認真與堅持便因為它稀有的浪漫而被寫進歷史課本裡，於是即使過了幾十年、幾百年，還是會有不認識的人繼續談論，然後看著當年所留下來的痕跡不斷點頭說：幹得好！

六十二年後的今天，我，一個跟這段歷史完全無關的外國學生，也靜靜地走到紀念碑前。表彰勇氣與正義感的頌詞或者場面話都被大人物們講完了，我來，只是想說對這朵青春早逝、但永不凋謝的白玫瑰說：妳真的是很美呢。

紀念 Hans Scholl（1918-1943）、Sophie Scholl（1921-1943）、Christoph Probst（1919-1943）、Alexander Schmorell（1917-1943）、Willi Graf（1918-1943）、Prof. Dr. Kurt Huber（1893-1943），以及所有慕尼黑大學學生反抗組織「白玫瑰」中，因為良心抗暴而失去生命與自由的成員。尤其是其中年紀最小、也是唯一的女生蘇菲（Sophie Scholl）。服刑時她還來不及過自己的二十二歲生日。

圖：白玫瑰紀念碑。2005 年 2 月 22 日，白雪皚皚的慕尼黑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