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O'S DREAM

创业人

2015-09-01T11:43:00.001+08:00

精疲力竭伴日落，
掏心缝补唤日出。
富贵荣耀已作古，
唯身仅配一坚强。
靠山难保山不倒，
自立自强险阻消。
压力之下成奇迹，
开路架桥通前程。
日落西山知冷暖，
东山再起泯恩怨。
虽未落入帝王家，
重八亦能王天下。

美国孵化器汇总以及经验分享

2015-04-19T08:34:00.001+08:00

1. TechStars

　　TechStars成立于2006年，是美国久负盛名的孵化器之一。它在波士顿、博尔德、纽约市、西雅图设有分点。TechStars的孵化期为三个月，每批孵化约10支团队，向每名团队成员资助6000至18000美元。TechStars是美国最具竞争力的孵化器之一，去年共有600多支团队向TechStars提交申请，今年夏季则有1000多家创业公司申请。

　　TechStars专注具有跨国吸引力的科技公司，并且要求拥有受资助公司6% 的股权。每期项目结束后都会面向风险资本家和其他投资者举办一次宣传会。

　　2. Y-Combinator

　　Y-Combinator创立于2005年，它设立了科技公司孵化器的行业标准。

　　该孵化器由科技创业家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创立。它是硅谷创业者的天堂，每年一月至三月、六月至八月孵化两期。

　　Y-Combinator为每家公司投资18000美元并要求获得约6%的股权。大约300家公司得到过它的资助，其中包括全球最大社交内容共享平台Scribd、团体支付服务商WePay和社交新闻网站Reddit。

　　3. Summer@Highland

　　2007年，Highland Capital Partners高级副总裁迈克尔?盖斯(Michael Gaiss)决定成立一个企业孵化器，使投资者认识下一代的创业家。

　　该项目去年一度中断，今年夏季又返回了正轨，孵化着11支团队。过去几年，它们接受各行各业的团队，但本轮最终决定将范围缩小到科技公司。

　　2至4人的团队可获得15000美元以及办公场所。

　　4. DreamIt Ventures

　　DreamIt Ventures 2007年开始在费城孵化创业公司，最近将业务扩展到了纽约市。它为每名团队成员提供5000美元的资金，略高于同行的平均水平。与其他顶级的孵化器一样，DreamIt Ventures也为成功的申请者提供指导以及法律、会计和行政支持，并为团队安排向投资者的展示机会。

　　5. LaunchBox Digital

　　LaunchBox Digital成立于华盛顿特区，它为团队提供15000至30000美元的资金，换取4%至8%的股权。它主要面向科技公司，提供12周的行政和法律建议。

　　6. Flashpoint

　　Flashpoint成立于2003年，为华盛顿特区的非盈利艺术组织提供办公场所和资金支持。它资助的著名团体有爱尔兰现代艺术团Solas Nua、专业舞蹈公司Step Afrika!等。

　　7. Capital Factory

　　Capital Factory每年的孵化期为五月末至八月初，九月份举办展示大会。在为期十周的孵化期内，每支团队可获得20000美元，办公室、品牌和标志开发以及会计、金融、公关、法律援助方面的支持。交换条件是Capital Factory获得5%的股权。

　　Capital Factory以其优秀的导师团队著称，其中包括SKYLIST创始人约书亚?贝尔(Joshua Bear)、ApartmentRatings.com创始人杰里米?贝肯(Jeremy Bencken)等人。

8. Ben Franklin TechVentures

　　Ben Franklin TechVentures成立于1983年。它不为团队提供种子资金，只提供营运成本、投资者人脉以及商业建议。

　　9. Environmental Business Cluster

　　Environmental Business Cluster是美国最大的清洁能源科技创业公司孵化器。它成立于1994年，目前已资助150多家公司，为它们提供会议中心、办公场所以及教育、咨询、投资者人脉等。它希望培养知名的能源、垃圾处理以及其他形式的绿色环保科技公司。

　　10. 伊利诺伊大学EnterpriseWorks

　　EnterpriseWorks主要扶持早期科技公司，在信息和生物科技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功。

　　自2003年成立以来，它一共孵化了约70家公司。它不像硅谷的孵化器那样与风险资本家关系密切，但可提供办公场所、指导并可从伊利诺伊大学招聘学生做兼职员工。

　　我们该向美国孵化器学习什么?

　　孵化器真正的快速发展，来自于90年代起风险资本的推动，以及创业成本的降低(互联网的发展是重要原因)。现今的孵化器不仅为创业公司提供办公环境，还有设立初期的种子投资，并提供初创公司需要的法律、公关、咨询等服务。

　　而初创公司需要将一小部分股份为代价，入住孵化器并开始为期3个月到1年的孵化期。好的孵化器为初创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不可忽视的帮助，如YC (Y Combinator) ，Techstars, 500 startups等，每次开放申请的时候，通常会有上千个项目来争夺十几个孵化席位。既然孵化器能引来如此出初创公司的追捧，那么到底有哪些方面是可以值得国内园区的借鉴?

　　导师(Mentor)机制

　　初创团队在初期，得到好的导师的指导，并且得到导师的相关人脉资源的支持，对产品、市场，后续融资都会有显著的帮助。所以大部分的孵化器网站上总会很自豪把自己名下的导师资源一一罗列出。除了挂名之外，这些导师都担任着和孵化器亲密接触的任务。洛杉矶目前最活跃的孵化器之一LA Amplify，每周都会举行一个导师分享会，请在业内有名望的企业家、投资人来分享经验，并对其孵化的公司进行指导。分享会通常也会开放一定名额给外面的创业者，也逐渐成为了孵化器吸引项目，建立口碑的手段。

　　LA Amplify附近的另一家孵化器 Launchpad LA(全美排名前5的孵化器)，更是设立了导师的下午茶时间，以便帮助创业团队和导师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导师机制对于创业者来说的价值显而易见，对于导师来说，也有不少好处：一些导师本来就是投资人，作为导师就可以更容易和创业者建立合作，抓住投资机会;有些导师的资源会对初创公司起到很实质的帮助，就可能获得一定的股份。国内园区应该要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把有经验的企业家、投资人组成导师团队。比如像欧美金融城，由于地处杭州，就很容易邀请到阿里巴巴的高管们来指导其孵化的创业公司。

　　结合优势产业

　　除了很多涉足众多领域没有限制的孵化器外，更多专业性的孵化器越来越受到创业者的亲睐。比如1996就成立在洛杉矶的创业孵化器 Idealab，就是一个结合地缘产业优势非常好的例子。他们孵化的项目基本集中在三个方面，软件、机器人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理由是他们与加州理工、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JPL)等毗邻，有非常好的地缘人才优势。

　　这家孵化器在过去将近20年孵化了120多个项目，其中超过40个被大公司收购或者上市，有着相对很高的孵化成功比例。最近他们也在拓展设计类项目的孵化业务，也是依托了美国设计艺术中心学院(Art Center College of Design)，这所全球最好的设计院校的支持。在美国，创业者们在挑选孵化器的时候，很注重其专注的领域。如果一个孵化器关注的产业太广，往往会被认为不够专业。所以，国内的一些创业园区，应当与本地的优势产业结合，因地制宜。这种结合，也会为园区树立自己独特的品牌。

　　校友机制

　　在美国，强大的校友网络不仅体现在各个高校，类似的机制也被众多孵化器所发扬。比如进入YC的团队，都会被贴上YC校友的标签。这样不仅年轻的团队会与YC之前成功孵化的企业有亲密接触，得到与它们合作的机会;同时在同一批孵化企业之间，也能够相互借鉴学习到很多东西。比如为企业用户定制的软件公司，就可以直接在以前成功孵化的企业与周围的初创企业做推广，这样对产品的推广和发展都有着巨大的推进作用。同时，这种互相协作的关系，使很多企业之间达成了良好互补。

　　比如我在YC某个朋友的公司，他们的市场改进建议就是从同一期的另一家初创公司得到的。在这种互相交流的氛围中，集群效应就发挥的特别明显。当然，校友机制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对于新兴的园区，可以通过和其他机构合作，来建设类似校友的网络，以共享资源，最大程度的帮助创业公司。

　　与风投的合作

　　除了把项目筛选进来，并且帮助它们快速成长，孵化器也很重视的一大问题就是如何帮孵化的初创公司得到后续融资。在美国，初创企业发展的整个投资环境已经建立的相对成熟，风险投资机构与孵化器的合作非常密切。除了风投的合伙人在孵化器中担任导师外，很多风投也参与了孵化器的早期的种子基金的建立。在完成孵化器之后，很多风投都会参与企业的进一步的融资。尤其是好的项目，风投都希望能一直保持联系和合作。而孵化器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为很多风投机构推荐项目，让自己孵化的企业走出去之后，也有很好的发展。比如洛杉矶的LA Amplify就与Accel Partner, BC Capital, Greycroft Partner Tomorrow Venture 合作紧密，而洛杉矶另一家有名的孵化器 Mucker Lab则与KPCB等风投合作密切。

　　与大企业合作

　　除了和投资机构关系密切外，孵化机构和大公司的合作关系也相当关键。原因之一是众多大公司有设立自己的创投基金，用于扶持初创企业。另一大原因是大公司往往是初创企业最好的客户。比如Plug & Play，硅谷的著名孵化器，就跟美国的Google、Facebook等，中国的百度、华为、TCL 等企业都有强的合作。他们定期会举办与大公司对接的活动，让初创企业与大公司的技术人员和创投人员进行交流。甚至初创公司直接为大公司提供服务。年初我到访Play & Plug，一家提供汽车导航服务的初创公司，就直接被大众汽车看中，以不占股的方式投资三百万美金。这种合作，对大公司来说，节省了直接组建团队的成本;而对初创企业，不仅得到了良好的资金支持，也有了优质的客户，为产品的研发和提升提供了重要的助力。

　　管理人才

　　一个不能被我们忽视的因素是，孵化器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也取决于其背后的运营团队。大部分孵化器的创始人，都是有着丰富创业经验的人担任的。YC的创始人 Paul Graham, Idealab 的创始人Bill Gross，LA Amplify的创始人Paul Bricault，Techstars的创始人Mark Suster等都是成功的连续创业者。他们熟悉创业的整个环节，从融资、咨询、媒体公关等各个角度都对初创企业的需要和发展有着深刻的认识，于是他们也懂得如何建立一个好的管理团队，来为初创企业服务。对于国内的园区，如果能在管理团队中多纳入一些有较丰富的创业、投资经验的人，相信对整个园区的运作有很大的意义。

　　总而言之，要做好创业孵化，除了在硬件设施上要有一定的投入，在软性服务方面更应该下功夫。借鉴全球最前沿的经验，结合当地的优势产业，设计出最适合自己的商业模式，把所孵化公司的集群效发挥到最大。尽管美国的很多孵化器侧重于初创团队，而国内的一些园区所孵化的公司的阶段跨度相对更大，我相信一些管理、运作的机制是共通的。

怎样锻炼成世界级高手

2015-03-16T13:22:00.001+08:00

随着畅销书《异类》的流行，“练习一万小时成天才”这个口号现在是尽人皆知。也许仍然有不少人相信那些不出世的天才必有天生的神秘能力，但科学家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已经达成共识，那就是所有顶级高手都是练出来的。不但如此，最近几年的科学进展，人们可能第一次拥有了一个关于怎样炼成天才的统一理论。首次提出“刻意练习”这个概念的是佛罗里达大学心理学家 K. Anders Ericsson。这套练习方法的核心假设是，专家级水平是逐渐地练出来的，而有效进步的关键在于找到一系列的小任务让受训者按顺序完成。这些小任务必须是受训者正好不会做，但是又正好可以学习掌握的。完成这种练习要求受训者思想高度集中，这就与那些例行公事或者带娱乐色彩的练习完全不同。“刻意练习”的理论目前已经被广泛接受，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它的特点。
1. 只在“学习区”练习科学家们考察花样滑冰运动员的训练，发现在同样的练习时间内，普通的运动员更喜欢练自己早已掌握了的动作，而顶尖运动员则更多地练习各种高难度的跳。普通爱好者打高尔夫球纯粹是为了享受打球的过程，而职业运动员则集中练习在各种极端不舒服的位置打不好打的球。真正的练习不是为了完成运动量，练习的精髓是要持续地做自己做不好的事。心理学家把人的知识和技能分为层层嵌套的三个圆形区域：最内一层是“舒适区”，是我们已经熟练掌握的各种技能；最外一层是“恐慌区”，是我们暂时无法学会的技能，二者中间则是“学习区”。只有在学习区里面练习，一个人才可能进步。有效的练习任务必须精确的在受训者的“学习区”内进行，具有高度的针对性。在很多情况下这要求必须要有一个好的老师或者教练，从旁观者的角度更能发现我们最需要改进的地方。只在学习区练习，是一个非常强的要求。一般的学校课堂往往有几十人按照相同的进度学习知识，这种学习是没有针对性的。同样的内容，对某些同学来说是舒适区根本无需再练，而对某些学生则是恐慌区。科学教学必须因材施教，小班学习，甚至是一对一的传授。真正高手训练与其说是老师教学生，不如说是师傅带学徒。一旦已经学会了某个东西，就不应该继续在上面花时间，应该立即转入下一个难度。长期使用这种方法训练必然事半功倍。2004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大学生的学习成绩和他们在学习上投入的总时间没有直接关系，关键是学习方法。
2. 大量重复训练。从不会到会，秘诀是重复。美国加州有个“害羞诊所”（The Shyness Clinic），专门帮助那些比如说不敢和异性说话的人克服害羞心理。这个诊所的心理学家不相信什么心理暗示疗法，什么童年回忆之类，他们相信练习。他们认为使人害羞的并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事情的观点。怎么治疗恐女症？做法是设计各种不同难度的场合，从在房间内集体对话到直接跑到大街上找陌生美女搭讪，安排接受治疗者在一个疗程之内跟130个女人聊过天。这种把不常见的高难度事件重复化的办法正是MBA课程的精髓。在商学院里一个学生每周可能要面对20个真实发生过的商业案例，学生们首先自己研究怎么决策，提出解决方案，最后老师给出实际的结果并作点评。学习商业决策的最好办法不是观察老板每个月做两次决策，而是自己每周做20次模拟的决策。军事学院的模拟战，飞行员在计算机上模拟各种罕见的空中险情，包括丘吉尔对着镜子练习演讲，都是重复训练。在体育和音乐训练中，比较强调“分块”练习。首先你要把整个动作或者整首曲子过一遍，看专家是怎么做的。然后把它分解为很多小块，一块一块地学习掌握。在这种训练中一定要慢，只有慢下来才能感知技能的内部结构，注意到自己的错误。在美国一所最好的小提琴学校里，甚至有禁止学生把一支曲子连贯地演奏的要求，规定如果别人听出来你拉的是什么曲子，那就说明你没有正确练习。职业的体育训练往往是针对技术动作，而不是比赛本身。一个高水平的美式足球运动员只有1%的时间用于队内比赛，其他都是各种相关的基础训练。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这种事先的重复训练，一个人面对不常见的事件往往会不知所措。统计表明工作多年的医生通过读X光片诊断罕见病症的水平反而不如刚毕业的医学院学生— 因为很少遇到这种病例，而在医学院学到的东西早就忘了。最好的办法其实是定期地让医生们拿过去的旧X光片集中训练，而不是期待在工作中碰到。
3. 持续获得有效的反馈。传道，授业，解惑，老师和教练最大的用处是什么？也许对一般人来说小学老师最大的作用是激发了他学习的兴趣，教会了他什么东西，曾经有过传道授业解惑。而真正的高手都有很强的自学能力，对他们而言，老师和教练的最重要作用是提供即时的反馈。一个动作做得好与不好，最好有教练随时指出，本人必须能够随时了解练习结果。看不到结果的练习等于没有练习：如果只是应付了事，你不但不会变好，而且会对好坏不再关心。在某种程度上，刻意练习是以错误为中心的练习。练习者必须建立起对错误的极度敏感，一旦发现自己错了会感到非常不舒服，一直练习到改正为止。从训练的角度，一个真正好教练是什么样的？John Wooden 是美国最具传奇色彩的大学篮球教练，他曾经率领 UCLA 队在12年内10次获得 NCAA 冠军。为了获得 Wooden 的执教秘诀，两位心理学家曾经全程观察他的训练课，甚至记录下了他给球员的每一条指令。结果统计表明，在记录的2326条指令之中, 6.9%是表扬，6.6%是表示不满，而有75% 是纯粹的信息，也就是做什么动作和怎么做。他最常见的办法是三段论：演示一遍正确动作，表现一遍错误动作，再演示一遍正确动作。与外行想象的不同，最好的教练从不发表什么激情演说，甚至不讲课，说话从不超过20秒。他们只给学生非常具体的即时反馈。所有训练都事先进行无比详细的计划，甚至包括教运动员怎么系鞋带。他们仿佛有一种诡异的知道学员在想什么的能力，即使是第一次见面能指出学生在技术上最需要什么。他们是绝对的因材施教，源源不断地提供高度具有针对性的具体指导。获得反馈的最高境界是自己给自己当教练。高手工作的时候会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观察自己，每天都有非常具体的小目标，对自己的错误极其敏感，并不断寻求改进。
4. 精神高度集中。刻意练习没有“寓教于乐”这个概念。曾经有个著名小提琴家说过，如果你是练习手指，你可以练一整天；可是如果你是练习脑子，你每天能练两个小时就不错了。高手的练习每次最多1到1.5小时，每天最多4到5小时。没人受得了更多。一般女球迷可能认为贝克汉姆那样的球星很可爱，她们可能不知道的是很少有球员能完成贝克汉姆的训练强度，因为太苦了。看了钢琴家朗朗的传记之后，可能很多人会怀疑是否真的应该让孩子接受这样的苦练。实际上，顶级运动员都是穷人家的孩子。不练这一万小时，一定成不了高手，但问题是考虑到机遇因素练了这一万小时也未必成功。这就是兴趣的作用了。如果说有什么成功因素是目前科学家无法用后天训练解释的，那就是兴趣。有的孩子似乎天生就对某一领域感兴趣。感兴趣并不一定说明他能做好，就算不感兴趣只要愿意练，也能练成。兴趣最大的作用是让人愿意在这个领域内苦练。不论如何，刻意练习是个科学方法，值得我们把它运用到日常工作中去。显然我们平时中做的绝大多数事情都不符合刻意练习的特点，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都没能成为世界级高手。天才来自刻意练习。

本文作者同人于野，摘引自果壳网。

面试官在想什么？没说出的那9句话

2015-02-09T14:27:00.001+08:00

面试的主角应该是候选人，而不是面试官。但有些事情是面试官很乐意在面试开始之前告诉求职者的。

1.我当然希望你能讨人喜欢

技能和资历都很重要，但我们都更想要和那些我们喜欢、也喜欢我们的人一起工作。

所以我们希望你能微笑，想和你进行眼神交流，展现你的个性和热情。如果是用人部门的主管来面试，那雇主和雇员的关系是在面试的时候就开始了。

即使一个人有非常好的资历，但如果我们觉得自己不会喜欢和你一起工作，那我们就可能不会聘请你。

生命是短暂的，我们可不愿去和不喜欢的人一起工作。

2.不要一开始就说你多想得到这份工作

我们当然希望你渴望这份工作——但需要在你真正了解这项工作包括哪些东西之后。我们可能需要你每周60小时工作，或者用超过一半的时间出差，或者向比你经验欠缺的人汇报。

无论你此前做了多少研究，你不可能真正了解你是否想要这份工作，直到你知道关于这份工作的一切。

3.我希望你能令人印象深刻

面试的一大悲哀是到后来我们经常会不记得谁是谁，除非去翻阅笔记和查看大量关于候选人的资料。

这就意味着越多的人面试这份工作，我们就越可能会凭印象记住某些候选人，而不是依据一长串的事实。

所以当我和其他人来讨论最佳人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把某人称为”穿紫色皮鞋的家伙”、"踩着盛装舞步的女人"，或者"会说四种语言的那个人。"

4.但不希望你因为态度消极而被记住

再次强调，我们不可能会记得你说的一切，但我们肯定会记住负面抱怨：比如候选人抱怨自己目前的雇主、同事或他们的客户。

所以如果你讨厌被非常精细入微地管理，你可以说自己渴望承担更多责任和拥有更多的决策权。我们知道你想要这份新的工作是有理由的，但我们想听的是为什么你这么想要这份新工作，而不是为什么你想逃离你原先的工作。

不要忘记面试就像第一次约会，我们知道自己看到的可能是最棒一面的"你"。

所以如果你现在就发牢骚和抱怨，我们明白你将很难从结束的蜜月中走出来全身心地投入几个月的工作之中。

你的突出之处可能是你的衣服、外在的兴趣或你成长的经历或职业生涯，但最好可以是你在预期要求的一半时间里就完成了任务，或是你做的庞大的销售项目。

给我们一两个理由记住你，而不是单纯地期待我们选择你。

5.我真希望你能多问一些重要的问题

底线是，你得知道对你来说是什么让工作变得有意义而且有趣。因为我们不会知道。没有其他办法去了解你是否理解并想要这份工作，除非你问出很棒的问题。

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否应该雇佣你，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需要你确认这份工作是不是真的适合你。

所以我们希望你能提出恰当的问题：你能在早期做到什么，我们怎么使最好的员工走向卓越，你可以做什么来影响事情的结果，你将被哪些指标评估——所有对你有用的事情......

6.但希望你不要问与工作无关的问题

我们知道你想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人人都想这样。但不要问如果你加班了一个小时，可不可以多半小时吃午饭时间；或者是我们是否会考虑建立一个内部的育婴室。即使那些对你来说真的很有吸引力。

首先让我们确定你是这份工作的合适人选，以及所有的这些责任和义务等都很适合你。

然后，我们可以谈论余下的东西。

7.我希望你可以充满干劲

我们希望你对公司做过一点研究。但真正有用的是你可以用你自己了解到的信息说出你会怎样从现在开始着手做事——影响力越大越好。如果你有特定的技能，告诉我们可以怎样利用这种技巧。

从我们的角度想想看，我们必须从第一天开始支付你的薪水，所以我们非常希望看到从开始的第一天，投资就能有立即的回报。

总之，我们很愿意帮助你发展成为一个超级巨星了，不过，我们更希望你已经是一个明星。

8.现在你可以说你想要这份工作了

面试结束时，你应该很明确你是否想要这份工作了。如果你需要更多的信息，请提问，我们可以看看如何提供你所需要的信息以便你做出决定。

我们希望你是真的想要这份工作——但我们也想知道为什么你想要这份工作。所以告诉我们为什么：你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进步很快，你喜欢和不同的团队一起工作，你喜欢经常旅游，又或是当......的时候你会尽力工作。

向我们要求这份工作，并列出事实客观地证明这份工作非常适合你。

9.我希望面试后你能真诚和我交流

每个面试官对一封简要的后续跟进邮件都会表示赞赏。可以说你很享受这次会面，很高兴回答问题，这是有礼貌的举动。

但是“彬彬有礼”还不能使你脱颖而出。

我们真正喜欢的是——请记住——是你就我们讨论过的东西进行更进一步的思考和补充。也许我们谈到数据收集技术，因此你给出了一系列你曾强烈推荐的工具的有关信息。也许我们谈及质量监控，因此你给出了你开发的程序检测清单，这或许可以应用到我们的公司。或者也许我们俩都喜欢飙车，所以你发来一张你在穆杰罗赛道 MotoGP 比赛前的照片。在面试时，你越是仔细聆听，就会越容易以自然亲切又不做作的方式跟进下去。

记住，面试很可能是一段长久关系的开始，不过这要基于真正的互动。

作者：Jeff Haden：职业发展顾问，演说家、Magazine公司特约编辑。

什么是家，什么是永恒

2015-01-23T10:30:00.001+08:00

当作为被人呵护的儿女时，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

早上赶车时，有人催你喝热腾腾的豆浆。天若下雨，他坚持要你带伞。周末上街时，一家几口人可以挤在一辆摩托车上招摇过市。放学回来时，距离门外几米就听见锅铲轻快的声音，闻到一阵一阵的饭菜香。晚上，一顶大蚊帐，灯一黑，就是甜蜜的空间，在松软的被褥里笑闹踢打。朦胧的时候，窗外幽幽的栀子花香，飘进半睡半醒的眼睫里。帐里帐外都是一个温暖而安心的世界，那是家。

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

人，一个一个走掉，通常走得很远、很久。在很长的岁月里，只有一年一度，屋里头的灯光特别灿亮，人声特别喧哗，进出杂沓数日，然后又归于沉寂。留在里面没走的人，体态渐孱弱，步履渐蹒跚，屋内愈来愈静，听得见墙上时钟滴答的声音。栀子花还开着，只是在黄昏的阳光里看它，怎么看都觉得凄清。然后其中一个人也走了，剩下的那一个，从暗暗的窗帘里，往窗外看，有一天，仿佛看见来了一辆车，是来接自己的。她可能自己锁了门，慢慢走出去；可能坐在轮椅中，被推出去；也可能是一张白布盖着，被抬出去。

和人做终身伴侣时，两个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家。曾经是异乡大学一间简单的公寓，和其他一两家共用一个厨房。窗外飘着陌生的冷雪，可是卧房里伴侣的手温暖无比。后来是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跟着一个又一个新的工作，一个又一个重新来过的家。几件重要的家具总是在运输的路上，其他的就在每一个新的城市里一点一点添加或丢弃。墙上，不敢挂什么真正和记忆终生不渝的东西，因为墙是暂时的。在暂时里，只有假设性的永久和不敢放心的永恒。家，也就是两个人刚好暂时落脚的地方。

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

有些，没多久就散了，因为人会变，生活会变，家也跟着变质。渴望安定时，很多人进入一个家；渴望自由时，很多人又逃离一个家。渴望安定的人也许遇见的是一个渴望自由的人，寻找自由的人也许爱上的是一个寻找安定的人。家，一不小心就变成一个没有温暖、只有压迫的地方。外面的世界固然荒凉，但是家却可能更寒冷；一个人固然寂寞，两个人孤灯下无言相对却可以更寂寞。

很多人在散了之后就开始终身流浪。

也有很多人，在一段时间之后就有了儿女。一有儿女，家就是儿女在的地方。天还没亮就起来做早点，把热腾腾的豆浆放上餐桌，一定要亲眼看着他喝下才安心。天若下雨，少年总不愿拿伞，因为拿伞有损形象，于是你苦口婆心几近哀求的请他带伞。他已经走出门，你又赶上去把烫手的点心塞进他的书包里。周末，你骑摩托车去市场，把女儿贴在身后，虽然挤，但是女儿的体温和迎风的笑声甜蜜可爱。从上午就开始盘算晚餐的食谱，黄昏时，你一边炒菜一边听着门外的声音，期待孩子回到自己身边。晚上，你把滚热的牛奶搁在书桌上，孩子从作业堆里抬头看你一眼，不说话，只是笑了一下。你觉得，好像突然闻到栀子花幽幽的香气。

孩子在哪里，哪里就是家。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你告诉我，什么是家，我就可以告诉你，什么是永恒。

龙应台

零售业必须分析的12大指标

2014-12-08T23:42:00.001+08:00

　　一、营业额

　　(1)营业额反映了店铺的生意走势。

　　针对以往销售数据，结合地区行业的发展状况，通过对营业额的每天定期跟进，每周总结比较，以此来调整促销及推广活动。

　　(2)为店铺及员工设立销售目标。

　　根据营业额数据，设立店铺经营目标及员工销售目标，将营业额目标细分到每月丶每周丶每日丶每时段丶每班次丶每人，让员工的目标更加清晰。

　　(3)比较各分店销售状况。

　　营业额指标有助于比较各分店的销售能力，从而为优化人员结构及货品组合提供参考。

　　二、分类货品销售额

　　分类货品销售额即店铺中各个品类货品的销售额。通过分类货品销售额指标的分析，可以了解：

　　(1)各分类货品销售情况及所占比例是否合理，为店铺的订货丶组货及促销提供参考依据。

　　(2)了解该店或该区的消费取向，即时作出补货丶调货的措施，并针对性调整陈列，从而优化库存及利于店铺利润最大化。对于销售额低的品类，则应考虑在店内加强促销，消化库存。

　　(3)比较本店分类货品销售与地区的正常销售比例，得出本店的销售特性，对慢流品类应考虑多加展示，同时加强导购对慢流品类的重点推介及搭配销售能力。

　　三、前十大畅销款

　　1、定期统计分析前十大畅销款(每周/月/季)，了解畅销的原因及库存状况。

　　2、根据销售速度及周期对前十大畅销款设立库存安全线，适当做出补货或寻找替代品措施。

　　3、教导员工利用畅销款搭配平销款或滞销款销售，带动店铺货品整体的流动。

　　四、前十大滞销款

　　1、定期统计分析前十大滞销款(每周/月/季)，了解滞销的原因及库存状况。

　　2、寻找滞销款的卖点，并加强对导购的产品培训，提升导购对滞销品的销售技巧。

　　3、调整滞销品的陈列方式及陈列位置，避免在店铺的角落，并配合人员进行重点推介。

　　4、制定滞销品的销售激励政策(有选择性实施)，如卖出一件滞销款，奖励*元……

　　5、对滞销品做出调货/退货，或者是促销的准备。

　　五、连带率(销售件数/销售单数)

　　1、连带率的高低是了解店铺人员货品搭配销售能力的重要依据。

　　2、连带率低于1.3，则应立即提升员工的附加推销力度，并给员工做附加推销培训，提升连带销售能力。

　　3、当连带率低时，应调整关联产品的陈列位置，如把可搭配的产品陈列在相近的位置，在销售时起到便利搭配的作用，提升关联销售。

　　六、坪效(每天每平米的销售额)

　　坪效低则应思考：

　　橱窗及模特是否大部分陈列了低价位的产品?

　　导购是否一致倾向于卖便宜类的产品?

　　黄金陈列位置的货品销售反应是否不佳?

　　店长是否制定了每周的主推货品，并对员工做主推货品的卖点培训?

　　七、人效(每天每人的销售额)

　　1、例如，店铺月人效=月销售额/店铺总人数/天数。此指标反映了店铺人员的整体销售素质高低与否及人员配置数量是否合理等。

　　2、人效过低，则须检查员工的产品知识及销售技巧是否存在不足，或排班不合理，排班应保证每个班都有销售能力强的导购，能提供人效的指标。

　　3、根据员工最擅长的产品安排对应的销售区域，能有效提升人效。

　　八、客单价(销售额/销售单数)

　　1、客单价的高低反映了店铺顾客消费承受能力的情况，多订适合消费者承受力价位的产品，有助于提升营业额。

　　2、比较店铺中货品与客人承受能力是否相符，将高于平均单价的产品在卖场做特殊陈列。

　　3、用低于平均单价的产品吸引实际型顾客，丰富了顾客类型自然提升了销售额。

　　4、增加以平均单价为主的产品数量和类别，将平均单价做为货品订货的参考价格。

　　5、提升中高价位的产品销售，是提升客单价的重要方法，店长应培训员工如何做中高价位产品的销售及如何回应顾客价位高的异议。

　　九、货品流失率

　　1、合理布局人员在卖场的站位。

　　2、严格对待交接班工作，认真清点货品数目，对出现问题及时做检查和总结，以避免错误重复出现。

　　3、在客流高峰期时，员工应提高警惕性，加强配合力度，以杜绝货品无谓流失。

　　十、存销比(存销比=库存件数月销售件数)

　　1、存销比过高，意味着库存总量或结构不合理，资金效率低。

　　2、存销比过低，意味着库存不足，生意难于最大化。

　　3、存销比反映总量问题，总量合理未必结构合理，月存销比维持在3—4之间是比较良好的。

　　4、存销比细分包括：各品类货品存销比丶新老货存销比丶款式存销比等。

　　十一、VIP占比(VIP消费额/营业额)

　　1、此指标反映的是店铺VIP的消费情况，从侧面表明店铺市场占有率和顾客忠诚度，考量店铺的综合服务能力和市场开发能力。

　　2、一般情况下，VIP占比在45%-55%之间比较好；这时公司的利益是最大化的，市场拓展与顾客忠诚度都相对正常，且业绩也会相对稳定。若是低于这个数值区间，就表示有顾客流失，或者是市场认可度差，店铺的服务能力不佳;若是VIP高于数值区间，则表示开发新客户的能力太弱。假若是先高后低，就表示顾客流失严重。

　　十二、销售折扣(营业额/销售吊牌金额)

　　店铺的营业额很高，并不代表着利润高，应参考销售折扣的高低，若销售折扣比较低，则说明店铺在做促销，店铺的毛利率是很低的，所以一个店铺毛利的高低是和营业额及销售折的高低有关的。

（本文来源：道本商业地产）

联合创始人退出，他手里的股权怎么办？

2014-12-06T11:11:00.002+08:00

创业初期，创始团队不稳定，经常会出现一种窘迫的局面：股权分给创始人后，有的合伙人中途离开，但手中还持着公司股权。这种局面，常常会让留守创业的合伙人们，愤愤不平又无可奈何。

在 Dan Shapiro 的《联合创始人股权分配：五五分是最糟糕的做法》一文中，作者 Dan Shapiro 简单提及：联合创始人的股权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设定成熟机制（即 vesting）。这种创始人股权成熟机制，就是指从离职创始人手中收回股权的安排。原译文中限于篇幅未刊载此点内容，本文将综合 Dan Shapiro、Güimar Vaca Sittic 和 Simeon Simeonov 专门为此分别撰写的三篇文章，结合中国法律，初步介绍创始人股权成熟机制。

联合创始人离职时，收回他的股权

你有一个很不错的创业计划，还找到一个很棒的联合创始人，你们决定先五五分配股权。最初两个月，你们非常勤奋地工作。但是，你的联合创始人不想继续干了，离职后去了一家高大上的公司工作。但是你还是觉得这个创业计划很有前景，于是继续坚持。两三年后，创业项目已经发展很好，有大公司准备并购你的公司，开出了不菲的并购价格。你辛苦的努力总算得到了回报。这时，早已离职的联合创始人回来了，按他的持股比例 50%，要求获得一半的并购价款。

事实上，类似的问题在创业过程中非常常见，知乎上也有很多相似的问题。不用等到创业企业被并购，留守的创始人们就已经在为离职创始人手中的股权而苦恼了。而创始人股权成熟机制就是为了解决这种问题的一种方案。大多数创业企业不怎么重视这种创始人股权成熟机制，并往往因此毁于一旦。

创始人股权成熟机制是指：（1）每个创始人在一开始就会获得属于他的全部股权；（2）如果创始人中途离开创业企业了，创业企业有权以极低的价格，回购创始人一定比例的股权。

比如，在前面的例子里，如果创业企业事先设定了成熟机制，联合创始人创业两个月后就离开了创业企业，将来出售公司时的价款，跟他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因为已经在他离开公司时，公司已经回购了他手里的股权。

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创始人股权成熟机制是在限制创始人的股权，其实这种做法是有利于创始人的。这种机制合理地平衡了留守创始人和离职创始人之间的利益。可以说，创始人股权成熟机制是创始人和创业企业最好的“朋友”：一方面，离职创始人带着股权离职，将会严重损害留守创始人的合理利益，削弱其继续工作的积极性，而这一机制可以有效地防止此风险；另一方面，这一机制也能够激励每个创始人都朝同一个目标共同奋斗，即创建一个成功的企业。

让联合创始人一批一批地获得股权

创始人分得的股权，是用来奖励他在企业初创阶段的巨大贡献。但是，创始人的这种贡献，是在相对较长的一段创业期里，逐渐释放出来的。所以，可以把创始人获得的股权，视为他在这段创业期里挣来的工资。因此，可以把创始人分得的全部股权分成若干批次，像发工资一样，然后每间隔一段时间，让创始人获得一小批股权。

创始人股权成熟机制可以分为期限模式（Time Based Vesting）和目标模式（Milestone Vesting）。期限模式是指，创始人股权按期限分批成熟，成熟期可以是四年，也可以是三年、二年。目标模式是指，创始人股权按照阶段性的目标来分批成熟。

通常情况下，创始人股权成熟机制设定四年的成熟期，其中第一年是创始人的最短服务期（即 cliff）。如果创始人把全部工作时间都投入创始企业，在工作满了第一年后，可以一次性成熟其股权的四分之一；在此之后，才开始按月或季度，一批一批地成熟后续的股份，比如每个月成熟 1/48，直到干满 48 个月（4 年）后，全部股权成熟。这种期限模式，是最常见的创始人股权成熟模式。

因此，如果创始人分得了公司 50% 的股权，在干满两年后离开，那么这 50% 中的一半（即公司股权的 25%）就已经成熟了，他可以继续持有这 25% 的股权，剩下的 25% 被公司以极低价回购。如果创始人在公司的工作时间不到一年，没有达到最短服务期，那么连第一批股权（即四分之一）都还没有成熟，所以最后他在离开时不持有公司任何股权，全部股权都被公司回购。如果他干到了第 366 天才离职，那这四分之一就成熟了，公司只能回购剩下的四分之三，所以他还能继续持有 12.5% 的公司股权（即 50% 的四分之一）。

当创业企业实现某些阶段性的目标后，创始人一定比例的股权才能成熟。因此，创始人的股权成熟，不是以他的服务期挂钩的，而是与他的某种绩效挂钩。比如，在产品测试版发布时，股权成熟四分之一；正式版发布时，继续成熟一部分股权；2.0 版本发布时，再成熟一部分股权。如果产品测试版还没有发布出来之前，创始人就离职的，那么他的股权都没有成熟，公司都可以回购，此时创始人离职时一点股权都带不走。

目标模式下的目标设定一定要非常明确，否则如果各方对目标的理解不一样，很可能会在目标是否已经实现的问题上发生争议。比如，在上面的例子中，如果股权成熟的阶段性目标是发布产品测试版，那么准备离职的合伙人很可能在还未准备就绪时，就匆匆把测试版发布出来。

我认为，创业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可以作为股权成熟阶段性目标的事项，比如：实现 A 轮融资时，股权成熟一部分；app 活跃用户数达到一定量时，股权成熟一部分；餐厅分店开到第 X 家时，股权成熟一部分；连续三个月的月均营业收入达到某一标准时，股权成熟一部分。

如何操纵成熟机制

Dan Shapiro、Güimar Vaca Sittic 和 Simeon Simeonov 还有关于创始人股权成熟机制的一些零散提示，此处汇总为若干 tips 如下：

尽早确定成熟机制。尽可能早地设定创始人股权成熟机制，并签订书面的协议。比如，一旦开始正式为创业项目开展工作，就需要设定好这种机制。大多数创始人会在公司设立时来签订这样的协议，即使这样，最晚也不能晚于公司开始赚钱或融资后，因为到那时已经离职或者即将准备离职的创始人将会很难同意这样的协议。
兼职的期限不计入成熟期。创始人只有开始全职为创业企业工作，才开始成熟期的计算。如果他头半年兼职创业，那么这半年是不能计入成熟期的。
已工作的期限视为已成熟。如果公司准备采取创始人股权成熟机制，但是在签协议之前，创始人就已经开始全职为创业企业工作了，比如，已经工作了一年，那么这一年对应的应成熟股权，在签协议时就可以立即成熟了。
投钱不用成熟。创始人掏钱入股获得的股权，不需要设定成熟机制。如果创始人占 50% 的股权，其中 10% 是因为他投入了 10 万块钱。那这 10% 的股权，就不需要设定成熟机制。因为钱是一开始就投入了公司的，这笔钱对公司的贡献一开始就释放出来了，所以创始人也就应该一开始就获得这个股权。
从法律角度，创始人在提前离职前，一直对所有的股权（已经成熟的和尚未成熟的股权）都享有全部的权利，比如长期资本回报、投票权，诸如此类。
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不同，所以各国的创始人股权成熟机制，也需要采取不同的实现方式。

那么问题来了，

在中国怎么办？

为了避免创始人带着股权离职，最好的是把创始人分得的股权分解为若干批次，创始人像挣工资一样，每工作一段期间，获得一部分股权。

创始人股权成熟机制的做法是：先把股权一股脑都分给创始人，然后分批成熟；创始人离职时，尚未成熟的部分，公司可以低价回购回来。

为什么股权非得一股脑先全部分配给创始人，然后再费尽心思地分批成熟？一批批地把股权分配给创始人，这样不就得了？

在硅谷，不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税。初期股权很便宜，即使全部一次性分给创始人，也不需要交很高的税。如果分批给创始人，等到后期股权已经很值钱了，创始人要获得这些股权，交的税就会很高。所以要先一次性给创始人，然后分批成熟。

在中国，不推荐这样做的原因，我认为主要包括两点：

如果每隔一个月分配一批股权，那么每隔一个月都要因为股权变更而办一次工商变更登记，成本太高，可能上一次的股权变更还没有办完，下一批的股权又要成熟了。
把股权先一次性分配给创始人，创始人一开始享有股东的全部权利，包括投票权，这样能更好地激发创始人的主人翁意识，鼓励其积极投入工作。

Güimar Vaca Sittic 解释了未成熟的股权如何被公司回购。比如，公司在注册时股份为 200 万份，你和联合创始人分别持有 70 万份股权，天使投资人持有 60 万份股权。两年后，联合创始人合伙人离开公司时，他的股权成熟了二分之一，所以他将会持有 35 万份的股权。另外 35 万份的股权，会被公司回购。然后公司的总股份，从 200 万份降低到 165 万份。由于总股份减少，留守股东的股权比例就相应增加了。这相当于把离职创始人的未成熟股权，分到每个留守创始人头上。

中国公司法也允许类似的做法，并将这种回购视为公司减资。但公司减资在中国法律环境下，相比一般的股权变更，程序更复杂、更耗时耗力，操作性不高。所以，为了避免这种问题，可以变通处理为：由留守创始人向离职创始人回购股权。当然，如果留守创始人人数众多，可以事先指派其中一人出面回购；回购回来的股权，由这名创始人代持，但实际是按比例属于全部留守创始人。

本文杜国栋，专注企业股权和企业法务。现在参与创办“七八点”（微信公众号：qibadianbuluo）。微博ID：杜果冻，个人微信：duguodong. 本文转自36氪

硬件创业，你需要知道这些

2014-11-25T07:04:00.001+08:00

美国的硬创圈流行着这样一句话“hardware is hard”，硬件创业很难。从组建团队、开发产品再到融资、量产，每个过程稍不留意就有可能导致前功尽弃或者是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最近，硬件创业企业孵化器 Bolt 创始人 Ben Einstein 根据自己在硬创圈多年“摸爬滚打”的经验，整理出了 110 个硬件创业需要注意的数字，用量化的方式为创业者提供创业指南和借鉴。我们从中挑选了一些对国内创业者有用的数字，希望硬件创业者们能少走弯路。

一、2 个创始人，8 人团队

Ben Einstein 一个硬创公司的标配是 2 个创始人加 1 个 8 人的团队。其中两个创始人最理想的搭配应该是：一个懂技术的“hacker”，另一个是会“忽悠”的多面手，可以处理技术以外的所有事宜。

两个人确定好之后，接下来就需要各司其职的 8 人组合：硬件团队 4 人；软件团队 2 人；运营、商务拓展、市场营销 2 人。想要一个产品从概念直到消费者的手中，硬创公司最好要具备这个最基本的 2+8 组合。

二、不伤感情的钱、权分配

一般情况下，创始人之间股权平分是没什么错，但那是在创始人没有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情况下。但事实上，如果其中一个创始人贡献的比其他人多的话，他应该得到更多的股权。即使你们坚持要平分，那也最好列出合理的理由。

而对于初期员工的股权分配，Ben Einstein 建议第一位员工可以给到 2-5% 的股份，让他成为董事会成员，然后拿出 10% 分给接下来的 10 个员工；5% 给后进入公司的 20 人分；再有 5% 分给 50 人，这样就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培养了一个 80 名核心员工构成的大团体。另外，像一些专才，缺了他就不行的任务，其实可以大方一点，直接给其 3-10% 的股份。

当然只承诺股权，不兑现也不行。一般的股份兑现时间为 4 年，其中第 1 年属于 cliff vest 期限。

三、3-5 人董事会，至少 1 个独立董事

为了避免创始人被权力过大的董事将创始人“扫地出门”，最好是建立一个 3-5 人组成的董事会，并保证 1 个人既不是投资者，也不在公司任职，这样才能使权力相对平均。

四、产品研发至少要花 6 个月

人事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产品研发和生产了。 Ben Einstein 认为，不管人事构成，市场情况如何，有一点是雷打不动的：核心产品的研发至少需要 6 个月。少于 6 个月是没法打造一个像样的产品原型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要保证 1 周更新一次。哪怕是增加一个功能、改进一个缺点也好，1 周一更新，要造出来才知道哪里好还是不好。

五、30 个潜在用户，净推荐值 70%

产品原型开发出来后需要找人来试用。仅仅把原型放在商店，给人展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从消费者那里得到反馈。 Ben Einstein 发现，至少需要与 30 个顾客保持紧密联系，从他们那里得到有关产品外观、功能、大小、便携性等方面的意见，并反复改进，让他们满意为止。而产品的净推荐值最好能达到 70%。

六、花多少钱做设计，10 万还是 50 万？

很多创业公司都没有自己的设计部门，所以一般他们会外包给其他公司，或独立的设计师。当然花费也就各异了。其实创业公司没有必要花 50 万美元这么大笔钱去找像 IDEO，Frog 这样的顶级设计公司，报价 10 万美元左右的本土设计公司其实也很不错，主要是要找到和自己的产品切合的设计。

七、守住底线 20%、25%

产品原型搞定后就到了融资阶段。融资时要记住，20% 是底线。很多风投看中了一个项目后是想直接收购的，所以他们会争取占有尽可能多的股份，20% 正是风险投资人的目标。这时公司的创始人们就要守住这个 20% 的底线。

一般的创业公司会经过 4 轮融资。为了防止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融资过程中也要保持清醒， 25% 是底线。

八、不要太依赖众筹

虽然我们经常会看到，不少项目都通过 Kickstarter 或 Indiegogo 筹集到了很多资金，大获成功。但大多数的众筹其实是没多大用处的。有统计称，众筹成功的硬件创业公司，平均众筹金额为 9.2 万美元，2 个或 3 个小的天使投资都能超过这个众筹金额。

因此，Ben Einstein 建议，即使要众筹，也是要在融资完成、团队建设、产品原型设计都搞定之后再上众筹。

九、开发时考虑量产

钱和产品准备好之后，就到了量产阶段。这时需要提醒工程师在研发产品时就考虑好量产的便利性。因为一个小小的改动，有可能导致工厂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调整。

十、寻找代工厂，至少先找 10-12 家

为产品找到合适的代工厂有时候比找人生伴侣还要难。为了找到最合适的工厂，硬创公司需要先锁定大一点的范围，大概 10-12 家公司。之后再缩小到 5 家进一步谈判。最后，也要留 2 家让他们试生产，以保证选择权在自己手中。

转自 ifran 高晨

不要让经验和傲慢毁了你的企业

2014-11-19T12:10:00.001+08:00

作者：陈岳峰
10月6日，惠普宣布将分拆为两家独立的上市公司，一家叫惠普公司，主营PC和打印机业务，另外一家叫惠普企业，主营企业硬件和服务业务。
很多分析认为此举对惠普是个利好，确实，消息一出，惠普股价应声涨了近5%。但不应忘了，惠普分拆已是无奈之举，当然这也是惠普近年来不断调整中最大的一次转型，不过未来仍变数难料。这家传统的IT巨头近年来业绩不佳，在逐渐走向衰落。
其实，走到这一步，除了外部环境和用户需求的变化，更多还是自身的原因。为什么这么说？不妨讲一个小故事。
大约两年前，应该是在2013年1月份，我应邀去纽约参加2013年美国零售大会时，与参展的惠普公司有过交流。时任惠普公司全球副总裁、打印与信息产品集团零售解决方案事业部总经理Ray Carlin很自豪地对我说，惠普POS机的出货量在其全球PC产品中排全球第二。
不过，当我问他惠普POS机在中国市场的表现如何时，他坦承中国市场进展相对缓慢。但他马上又自豪地开始向我详细介绍惠普POS机有多个产品型号，价格和配置从高到低，可以满足高中低端几乎所有客户的需求，而且产品质量相比其他竞争同行更有保障等等。
技术和产品质量当然难不倒强大的惠普。我又连续问了Ray Carlin好几个问题：
为什么5年过去，中国零售企业还不买惠普POS的账？
为什么会选择神州数码这个根本与中国零售业没有多少交集的企业为总代理？
中国零售行业与其他国家的情况完全不同，这一市场的渠道策略有其特殊性。很多IT厂商都是借助行业协会、行业媒体、行业会议的捆绑式合作得以成功切入并最终快速拓展这一行业。而惠普从没有深入地了解并渗透这个行业，会不会针对中国市场的情况做出改变？
很遗憾，对于这些惠普POS产品在中国市场多年毫无建树的关键问题， Ray Carlin不知是没有兴趣还是并无头绪，仍是转而介绍惠普POS产品的技术和型号齐全的优势。
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早在2008年10月，惠普就通过在中国发布两款POS机意欲切入中国零售行业。惠普的计划是在2009年底占据中国POS市场10%的份额，因为当时中国市场POS的销售一年仅12万~15万台。而美国有POS机1000多万台，中国只有不到100万台——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不过，惠普想必当时也有些过于想当然了，时间流转到2014年，惠普的POS机产品还在，但中国零售业有几家企业对它有很深的印象？
事实是，惠普的POS机在零售业根本谈不上立住了脚。惠普本可以在不同市场采取最本土化的策略来实现突破，然而倔强的惠普似乎特别热衷于坚持自己的“技术流”。从与Ray Carlin的对话中，除了他的自信和由于惠普过往成功滋生出的傲慢，我感受更强烈的是这位具体负责零售业务的最高负责人对中国市场具体情况的陌生，就有如一句戏语说的“七窍只通了六窍”，不知道是惠普中国的相关负责人没有把这个市场的真实情况反馈给他，还是惠普一贯的固执本色。
当然，POS业务对于庞大的惠普集团来说甚至是一项可以忽略掉的业务。但窥一斑而知全豹，正是惠普的固执和拒绝改变，POS业务在中国市场才一直波澜不惊，而惠普其他业务也一一陷入被动。
惠普今天的困境，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大公司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通病：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及时改变很难，甚至认为自己过往的经验才是对的。这样的通病在中国的很多企业里也很常见：公司不大，但大公司的病不小。
拒绝改变对企业来说是致命的错误。这种改变不是说稍做调理，而是在大的变革趋势到来之际，甚至在变革到来之前，就应该主动放下身段，不在已经被封的路上继续固执前行。不论是对IT企业，还是对制造、零售以及所有的连锁企业，都是这个道理。尽管商业的本质是不会变，但市场永远在变，要想保持优势，就必须适应变化甚至更前瞻地变化。因为，如果你非要固执地使用着十年前的手机，这辈子也不可能搭上移动互联的网。（作者为《中国连锁》杂志主编　陈岳峰）

这才是真正的理想生活

2014-09-25T10:30:00.001+08:00

什么叫做理想生活？不用吃得太好穿得太好住得太好，但必需自由自在，不感到任何压力，不做工作的奴隶，不受名利支配，有志同道合的伴侣，活泼可爱的孩子，丰衣足食，已经算是理想。——亦舒《理想生活》

什么是幸福？一是睡在自家的床上，二是吃父母做的饭菜，三是听爱人给你说情话，四是跟孩子做游戏。——林语堂

蒲扇竹席藤椅，稳稳的江南小日子

寻常生活百姓家，无忧无虑品清茶。

树下对弈无胜负，池边垂钓任由它。

读书无须求甚解，官场名利微如沙。

夫妻恩爱金不换，父慈子孝乐哈哈。

幸福之人并非拥有一切，只是尽力享受生活的赐予。

人生，从自己的哭声开始，在别人的泪水里结束，这中间的时光，就叫做幸福。

我心目中的幸福，绝不是转瞬即逝的瞬间，而是一种平平常常的持久的状态。它本身没有任何令人

激动的地方，但它持续的时间愈长，就愈令人陶醉。

其实全世界最美好的童话，不过是一起度过柴米油盐的岁月。

世上总有一片美好的风景使你安静和向往，也使你终于知道所有的跋涉都是为了这一刻的幸福。

世界很大，我们的幸福很小，但越小，我们越要保护好。

如果你打算开始创业，我想告诉你的是...

2014-09-12T17:42:00.001+08:00

编者按：本文为Brennan McEachran发表在Medium上的文章。Bennan McEachran是一位连续创业者，目前是SoapBoxHQ（一个SaaS平台）的创始人和CEO。

随着我的创业经历越来越丰富，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我寻求创业的建议，比如“我该不该创业”、“我什么时候创业比较好”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我的答案随着我经历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最开始，我会鼓励人们勇敢的去创业，但现在，我绝对不会再这样做了。

我喜欢做一个创业者。我深爱着我一手创办起来的公司，虽然这其中付出了很多艰辛。就算让我重来一百次，我也还是会选择这么做。所以，当我最开始被问到关于创业的建议时，我会说：“Just do it！创业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虽然很辛苦，但绝对值得。” 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对于人们有一些预判和假设，但后来事实证明这些假设都是错的。

我假设每个人都可以承受创业过程的压力、情绪的波动、花费大量的时间；我假设大家能够完成这其中种种细碎繁重的工作，我竟然还假设大家都喜欢这样工作；我假设工作本身对于他们来说并没什么难的，而真正难的是这样的工作需要毅力和坚持。

这就好像跑步一样。跑步本身并没什么难的，要成为一个还不错的runner所要做的事情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人们往往会舍本逐末，忽视最重要的东西。很多人在开始跑步前先配齐一套装备：运动鞋、运动衣、发带、手环、app一应俱全。其实，这些在帮助你成为一个好的runner方面几乎没有帮助。跑步最关键的事情就是两点：

1、早起，或者找晚上下班以后的时间，认认真真的跑步。

2、当你在跑步的时候，不要停，坚持！

这意味着，如果你今天没能早起跑步，或者你跑了几天就坚持不了了，你能怪的只有你自己，找不到其它借口了。如果你能坚持一星期里跑上3次，然后每次都坚持跑完你的目标，你迟早会成为一个好的runner。

但是，仅仅是第一步，就能吓退很多人。很多人甚至都不去尝试。还有些人，花了200刀买了一套漂亮的运动服后，就完全忘记了自己其实是为了跑步才买的。

第二步则能够把真正的runner精萃出来。当你在跑步的时候，如果你一感到累了之后就马上停下来改为走路，那么你就失败了。跑步所蕴含的精神力量应该远远多过这个。当你累了的时候，坚持跑下去所耗费的能量其实并不多，很多时候是薄弱的意志力在作祟。

做一个创业者和跑步是很相似的。有两件事会导致你的失败：第一件事，你压根没有开始；第二件事，你停下了，放弃了。放弃绝对是创业者精神中的大忌。放弃意味着你把你从鼓起勇气起步时到现在的所有机会都浪费了。当你觉得累的时候你得坚持下去，当你觉得你不想干了的时候，你还得坚持下去。总之，你必须坚持下去。

为什么坚持这么难？这种难并不是体力或脑力上的匮乏，而完全是情绪上的。你的身体有多好，或者你有多聪明都不重要，这不关乎于你的思考能力、学习能力、工作能力，也不关乎于你的计划有多完美、梦想有多诱人，这完全就取决于你的内心有多大的决心来做这件事情。

创业就是一个逐步前行的过程，每前行一小步都不容易。所以，你需要真心的投入这个过程，而非太过执着于最后的产品和结果。正因为如此，当人们问我是否应该去创业时，我的答案已经从原来的“Just do it”变成了“No！”

我告诉他们，一个创业者都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状况：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出错；你也许会变成一个很糟糕的朋友、老公、老爸、或老妈；你也许时常会不得不做出一个让你自己感到百爪挠心的决定；你也许会被还没开始创业的人羡慕，你实际上没什么好羡慕的；你会很希望能有一个周末，或者能好好度个假；也许每一天结束的时候你都会充满挫败感；糟糕的一天结束后，你在第二天仍然需要早早起床工作。

我也告诉他们，一个想法距离真正被实现出来还有着大量的工作要去做。比如，商业模式时刻需要调整（当然，首先你得有一个商业模式）；也许你不是最适合来完成这件事情的人（强求自己去做一件不擅长的事情往往会很痛苦）；也许你到现在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无足轻重的，用处不大。

我竭尽全力的去劝说我的朋友们放弃他们创业的想法，让他们意识到其实自己并不是那么想去创业，或者说没有那么大的决心去创业。如果一个人能在一扎啤酒下肚的功夫里放弃自己的创业梦想，那我真是帮了个忙，因为他们迟早会放弃的。即使有的人没有被说服，当他们开始创业，也一定会遇到我之前所说到的种种状况，然后再选择放弃。我真的想帮他们节省一些时间和金钱，还有生命。

当然，如果有人真的足够疯狂和执着，能在创业的路上一直走下去，那这顿酒我请了，因为他们真的很需要喝一顿......

[36氪原创文章，作者: Claire]

别让激情毁掉你的创业公司！

2014-08-29T16:59:00.001+08:00

本文作者Noam Wasserman，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和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的客座教授，是“The Founder‘s Dilemmas”一书的作者。

这恐怕是创业的悖论：创业时最需要的东西往往也是最终导致创业失败的罪魁祸首。

我花了 15 年时间去研究那些创办新公司的人，我的 16000 位创始人研究对象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激情。创始人都有如此坚定的信念，以至于他们能够勇敢的抛弃掉之前舒适的工作，拿出多年的积蓄去冒险，就为了追逐自己的梦想。他们的热情具有如此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无论是联合创始人或者风险投资者或者早期的客户，都会被他们打动。

但这只是“激情”积极的一面。而我更常见到的是：如果有什么可以轻易扼杀掉一个新的公司，那就是激情。它让创业者变得盲目，过分自信，让他们在最糟糕的时候做出最坏的决定—足以毁掉一家最有前途的公司。只有这时，创业者们才会心甘情愿的承认：“passion（激情）”的词根“pass”在拉丁语里头正是“suffer（受苦受难）”的意思。

富有激情的创业者们通常都急不可耐，想尽快实现他们那些才华横溢的想法，对于潜在客户和投资者的看法他们都会过于乐观。因为创始人对他们的企业是如此的全心投入，一旦有关键的团队成员失去兴趣并且退出的时候，他们只能傻眼。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仍缺乏必要的技能，和让企业能站稳脚跟的所必须的支持。他们也不会去想到，到头来投资者可能会想要雇一个经验更加丰富的 CEO 来取代自己。

下文按时间顺序罗列了四个重要的关键时刻点：创始人往往会在这时让激情混淆他们的判断。同时也介绍了如何保持头脑清晰的策略。

（一）启动公司：要越快越好！

激情可能引发的第一个“血案”就是：有抱负的创业者们在决定是否要创业的时候，他们会盲目相信所有的因素都对开公司有利，他们会很轻易的下决定去冒这个不必要的风险。

让我们来破除这个迷思。在考虑是否启动新公司前，有三个主要方面需要准创始人仔细的思考：市场的大环境，职场的小环境和他们私人的具体情况。

在市场方面，过分执着于某个想法的创业者很有可能会错误的解读，认为自己的产品必定会吸引到许多潜在的客户。他们一厢情愿的认为“我自己很想买这个产品，所以一定有很多人也想要”，这就是在冒险。

举个例子，曾有将近 800 个创始人做了项预测试验，试验中对他们的创业想法进行了评估，然后创业者会收到建议，告诉他们下一步应该采取什么措施。Thomas Astebro 和他的同事发现，在收到中止发展他们的创业公司的建议时，有相当一部分创始者选择继续埋头苦干。这些人里头的 29 % 会继续投钱下去，51% 会继续花时间去拓展自己的想法。平均而言，在他们完全放弃追求之前，他们会比立即停止承受多一倍的损失。该研究的作者在解释为什么创业者在接收到负面的反馈后，依旧有这么大的比例继续前行时指出，答案就是乐观主义（以及沉没成本效应（the sunk-cost effect），就是人们在投入成本之后，就不愿意放弃的趋势）。

而说到职场环境，创业的激情往往蒙蔽了创业者的眼睛，他们会盲目的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创业所需的全部技能，可事实上，他们可能完全没有准备好，远不能一步登天。同样，饱含激情的创业者也没能意识到，自己尚未掌握可以帮他们找到联合创始人、优秀的员工和投资者的人脉信息。

最近我调查了 100 名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他们都是过去十年里某个公司的创始人。他们反映到，在创业初期他们最缺乏的是销售经验，其次是技术 / 科学经验和管理经验。接下来是人脉：缺乏与投资者和潜在客户的连接桥梁排在第四和第六位。

最后，在私人情况方面，创业公司可能会占据掉创业者本应花在家庭上的时间和金钱，他们也可能为了得到家人的支持，而勾画给他们一个过于美好的愿景。

连续创业大师 Steve Blank 归纳了创业者们对自己和配偶许下的四大谎言。对自己的谎言包括“我全部是为了我的家庭来做这件事的”和“我的配偶能理解的”。对配偶的谎言则是“我想要的就是有自己的公司好好的大干一把，然后我就会慢下脚步，跟你退隐山林了”和“我一定会用高质量的陪伴来补偿你和孩子们的”。

Steve 自己都承认以上四条他全都说过，并且“没有一条是真的实现的”。

创业这条路上，在早期缺乏来自配偶的坚定支持，很可能会让你在遇到困难时全盘崩溃。强大的情感后盾是创业者最需要的。

（二）商业计划：要越大越好！

接下来，在制定早期的商业计划的时候，激情也会严重破坏创业者的判断能力。他们给自己一个美好的愿景，设想自己的公司会很快的启动，会运转流畅，会很顺利的把产品卖出去。

研究人员 Arnold C. Cooper 和他的同事让 3000 个小企业的业主预测自己成功的几率，他们给出了平均 8.1/10 的答案。而当被问到与他们自身公司类似的其他企业成功的机会，答案是低得多的 5.9/10。

不消说，他们对自己的预测过于乐观。回到上面提到过的我对哈佛商学院的创始人校友的调查。当被问及实际执行情况与早期的计划相比较的结果时，有 41%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公司比计划至少多花了“两倍的时间和两倍的投资”。而 79% 的人承认，最终的执行达不到计划的标准，只有 4% 的公司有完成计划目标。

从另一个角度，可以参考 Keith M. Hmieleski 和 Robert A. Baron 的研究。他们发现，在创业公司，乐观是一种倾向：“倾向于期望积极的结果，即使这样的预期并没有合理的理由”，可现实是，随之而来的两年里收入的增长减少了 20% 以及雇员的增长减少了 25%。创业公司成立的越快发展的越快，这种效应就越发明显。

Hmieleski 等人指出，乐观在公司创立的时候并不完全是负面的情绪，但创业者应该找到让自己冷静看待现实的有效方法。

（三）股权分配：我们紧密团结在一起！

一个充满激情的创业者，召集了一整个团队来帮助自己，他很容易因为自己的满腔热情，而假想一切都在最好的状态。每个人在他的职位上都是非常合适的，他们也同时具备了随着公司成长所需要的各项技能，创业者会一直的坚信，他们的承诺不会动摇。整个团队会像三剑客一样不离不弃。

通常，创始人是保持着这种心态来起草协议和合同的。可随着时间的演变，这往往会造成困扰。事情和当初说好的不一样了，而且通常是很不一样。

随着公司的发展，一个合作人的能力超出了预期，所以他被委以重任。另一个合作人失去了兴趣，不想再投资也不想再为公司做贡献了。还有另一个，家庭出了状况，得停下来了。

但三剑客时期所定下的合同仍旧有效。我的数据表明，有 73% 的团队在最初的大家都充满激情的第一个月里，就对股权分配达成一致意见。而他们中的大多数的持股比例都是无法改变的，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无论发生什么，最初的分割方法都将保持下去。

这样就产生了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研究表明，对最初股权的分配的不满会增加近三倍。但这时要改变这个分配状况又非常的难。

（四）CEO这把交椅：我会一直坐下去的！

最后的时刻来临了，创业公司已经全面启动了。

激情的创业者在这时已带领着自己的企业迈过了一座座里程碑，他们对自己的能力也更有自信了。他们信心爆棚，认为自己完全能够一直掌控住企业这匹骏马的缰绳。如果投资者或董事会在这时提出想要招一个新的 CEO 来取代他们的话，他们绝对会非常震惊。

我的数据表明，在创业公司着手引入第三轮外部融资的时候，52% 的创始人会被新的 CEO 取代位置。而其中的四分之三并不情愿。

用新的 CEO 来取代创始人是有十足的理由的。建立一个优良的产品，让销售从零到一百万美元所需要的技能，与要达到一千万美元甚至一亿是不一样的。但即使是有了最为合理的人选，这个提议到最后也往往无法被采纳。

如果创始人意外出局，过渡到新的 CEO 也可能会对公司造成伤害，提高风险值。毕竟，如果“勇敢的领袖”对被解雇感到了愤怒，这种情绪可能会波及到早期的雇员和忠实客户，导致他们工作上的分心或者对公司丧失信心。而如果在创始人的坚持下留住了宝座，也常常会因此而吓跑某些投资者和雇员，他们的资金和贡献原本可以帮助公司做的更好。

策略

要避免掉入这些陷阱并不容易。即使看多了许多创业决策失误的统计，那些热情的创业者们依然相信，“这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会避免这些问题”。创始人素以跟着自己的感觉走而出名的。

然而，就像乔布斯说的，“跟着你的心走，但要用脑子来检查（Follow your heart, but check it with your head）。”创始人应该随时检查自己所做的决定，准备好可能面临的障碍。

即使还在打算的阶段，准创始人也必须认识到，他们的激情可能会蒙蔽他们，他们需要采取措施一步步来获得所需的技能和支持，而不是简单的假设“肯定会有办法的”。你可以找一位擅长唱反调的导师，帮助你想好最坏的情况，然后做好计划避免这样的事发生。

准创始人也需要对自己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找出自己优势和劣势。是否在某些方面缺乏了某些技能？是否能接受一整年没有拿到薪水？是否有合适的合同来赢得客户？然后针对这些问题做出合理的有前瞻性的规划和培训，并且着手建立人脉关系。

同样，创业者需要考虑到与合作伙伴的关系可能会发生变化，充分考虑每个创始人的能力和义务，拟定出足够灵活可以调整的协议。

至于要如何做好心理准备迎接 CEO 更换这件事。在着手创业之旅的时候，创始人就应该先反思一下什么是自己要的。

是不是想看到自己的“宝贝”尽可能的壮大？这样的话，他们应该准备好下台，并给自己找好一个能够满意的第二角色。或者他们依然想要自己全权负责？那么他们必须准备好在自己的领导下，公司可能无法吸引到尽可能多的人才和投资者。他们仍然是国王，只是在一个小一点的王国里。

识别常见的陷阱，积极的采取行动，避免不想要的结果，对于创始人来说，会让建立一个理想中的公司，并获得相应影响力这件事变得容易一点。

[本文编译自：online.wsj.com]

靈性的層次：程序、文字、音樂

2014-08-19T18:34:00.001+08:00

2014-08-16 孕峰
有感而發，趁着週末，探討一下“靈性”。

程序員碼代碼，作家碼字，他們（它們）在本質上有相通的地方。

程序員通過不同的代碼排列組合，形成程序，輸入電腦，就能操控電腦的運行。作家通過不同文字排列組合，形成文章，人讀了，就進了大腦，能影響或改變其思維、邏輯。

黑客，用代碼能摧毀電腦已有的程序和體系，俗稱“病毒”，佔地為王，其它程序再也別想進來，或者從電腦里拿走數據。

作家跟黑客類似，用文字能影響人腦里原有的邏輯體系，重新形成新的思維框架，排斥於此矛盾的思維框架。跟黑客和其程序一樣，最牛掰的文字和其邏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操控的快感，很多人追求。恐怕越是高手，越有動力去體驗、探索一番。比如江湖里傳，周鴻祎在大學、馬化騰在工作時都有“黑”進學校或其它公司的系統並做點小手腳的歷史。

至於用文字影響人，更是恐怕每個人都經歷過。微博的興盛，記者被稱為“無冕之王”，都根源於此。還有另一個於此緊密相關的時髦詞，“洗腦”。

雖然程序員可能普遍比作家掙錢更多，在這個信息科技和互聯網改變一切的時代可能更有power。但窃以為，作家的活兒要比程序員高級。

代碼的排列組合是單純的邏輯的處理。邏輯一定，電腦執行的結果就一定。是完全理性的。

文字的排列組合首先是邏輯的推演，每個文字都有其相對確定的含義，而其排列組合的豐富性要遠遠高於代碼。

文字的排列組合不僅關於邏輯，更關於情感。這是不確定的，是感性的。邏輯相同但文字排列組合不同的兩篇文章，對讀者的情感、情緒、好惡的影響程度可能完全不同。

不確定性，是作家要面對的最大的難度。

作家的好壞，可能就在于對自己的文字能在讀者大腦里引發怎樣的邏輯思考和愛恨好惡，能否有意識的去做預判，並且能較正確的預判。帶領讀者進入作家想要達成的那個邏輯套路里，或者那個情感場景里。讀者一旦進去了，就不想出來了。

碼代碼和碼字這兩件事。我是從3Q大戰的經歷開始思考其異同和力量的。

在互聯網業，文字工作者的地位是遠弱於程序員的。畢竟，互聯網的底層是程序員搭建起來的。現代，科技興盛，人文衰微。

但在3Q大戰中，爭鬥在兩個層面展開。一個是技術上的攻防，3和Q都想在電腦裡把對方攆出去，這是黑客的戰場，在暗處。另一個是輿論上的攻防，3和Q都想把對方說成是流氓土匪，把自己說成受害者，爭取同情，這是文字玩家的戰場，在明處。

技術上的攻防勝負，這裡不必說。輿論上的攻防，明顯3大勝，Q大敗。

Q當時發佈的《一個艱難的決定》，不僅沒打動用戶，反而成為笑柄。其在文字的功力、對人心的把握上，還在接近於幼稚的水平。從這裡也可看出，互聯網的產品高手、遊戲設計高手，跟文字的玩法，還是兩套體系。

3在當時幾乎促成了輿論上空前的對Q的敵視氛圍。周鴻祎的那封公開信，從個人細節入手，融合了邏輯推演，成功的把Q塑造成一個沒擔當的貪婪的霸道強者，把自己塑造成一個不屈服、不妥協、為江湖道義而不惜一戰的弱者，充分利用了中國社會的仇富意識。這場輿論爭鬥，幾乎成了一個現代版的“打土豪，分田地”。

在這個場景下，3在用戶心里佔據了有利地形，並順勢而下，把有利於自己的但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實的邏輯推送給了用戶。當時在中關村的小飯店里，很多人在討論這件事，而大部分都不知不覺的使用了3在無形中教給他們的邏輯。

讓每一個小白用戶明白所有的技術、產品、和競爭事實，是件不可能的事。而3做到的則是，讓小白用戶接受了跟自己一樣的立場，而在這個立場下，自然就開始使用3的邏輯，天然與Q為敵的邏輯。

輿論上的勝負是否有價值？當然有，有相當大的價值。輿論會制約產品上的對抗策略。一個推測是，只要當時的民意過了某個臨界點，3就會順勢推出自己的IM，瞬時吸納足夠多的用戶，比如3成，就可能在一夜間成為IM的一個大玩家。

現在來看音樂。

若說碼文字比碼代碼高級，那碼音符恐怕又要更高一級。

代碼實現的是邏輯，是確定的。文字實現的是邏輯和情緒的混合體，是不確定的。而音符實現的效果里則完全沒有了確定的邏輯，只剩下了絲毫不確定的情緒、情感。

代碼是理性的，文字是理性和感性和混合體，音符就純的感性了。

你很難用“美”來形容程序，但能用“美”來形容文章和音樂。你還能用比如“合理”來形容文章，但你只能用“美”來形容音樂。

一個文章，一本名著，你可能讀上幾遍，那就到頭了。但一段音樂，你在一生的時間里可能聽上幾百遍。它對你的影響、掌控是無形的，持久的，是其它“理性”的東西不可比擬的。

用文字的排列組合來達到一個效果，所用的常用文字大概有一兩千個。但用音符的排列組合來達到一個效果，所用的音符也就那麼幾個。這是一個只有“靈性”極高的天才才能做好的活兒。

好的音樂，不僅能直接影響你的情緒和好惡，還能在你腦海里直接塑造出一個場景，這在一般人看來，簡直是匪夷所思。

我親身經歷過一個事。10多年前在新加坡國立大學讀商學院研究生時，同學盛子夏非常喜歡古典音樂，幾乎每天腰間都掛着CD，耳朵上套着耳機，他本科是復旦。另一個同學，本科在北大的只強，他喜歡流行音樂，對古典音樂沒興趣。

有一天我們三個在一起，盛子夏依然戴耳機聽音樂，只強忽然把他的耳機奪過來自己戴上，說，“你聽的是什麼”。只強大概聽了一分鐘，就不耐煩的把耳機摘下來還給盛子夏，說“不好聽，好像日本鬼子進村”。盛子夏一拍大腿，瞪著我們說，“真牛掰，這段音樂就是描述二戰德國人登陸作戰的場景，你都能聽出來！”

我對這個場景印象深刻。那時我就知道，音樂對於場景的塑造能力，居然能如此精準。用一個我們常用來形容自然美景的詞，鬼斧神工。

大概是2年前，我第一次在大街上偶然聽到怙主三寶的《六字真言頌》，雖然是蒙語，聽不懂她的歌詞和含義，但僅憑聽到的音調、氣場，我腦海里立刻浮現出一副圖畫：一個慈悲的女人在一個美麗僻靜的鄉村小道上彈唱，周圍圍滿了小孩和農人，他們沉浸在一種超脫塵世的氣氛里。我當時就認定這是一曲“佛樂”。後來一問歌名，找來歌詞一看，果真如此。

流行音樂與古典純音樂的區別就在于，流行音樂伴有歌詞，歌詞會幫助把理性和感性的含義注入音樂；而古典純音樂沒歌詞，就單靠幾個音符的組合、以及演奏者不可言說的天賦技巧，就能把情緒和情感宣泄出來，注到人的腦和心里去。這要求高一個級別的“靈性”。

落到實處，我覺得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可以盡量的離“美”更近，經典的音樂、畫、書法、以及大自然，都能讓我們熏陶在“美”裡面，增長我們的靈性。

一個最簡單的邏輯是。理性的人，必須要有一個理由才可以笑起來。感性的人，可以隨時讓自己笑起來，可以無緣無故的笑起來，無條件的笑起來。這是功力，是靈性，是財富。

給自己一些時間，放下“理性”，關閉頭腦，停止思考，就是單純的去感受這個世界，感受它的“美”。

奧修說過，我們一直是頭腦的奴隸，過份的“理性”堵塞了我們去感受一個美好世界的通道。從頭腦下落，跟心生活在一起。

转自孕峰的公共账号

Google发现好领导要有这项“无聊”的特质

2014-08-08T17:35:00.001+08:00

领导应该是什么样的？典型的领袖形象是一位英雄，慷慨激昂的演讲鼓舞部下士气，总能在最后一刻出现扭转败局。但这根本就不是Google想要在其领导身上寻找的最重要特质。

Google着迷于通过数据来确定员工取得成功的因素，他们发现的数字令人惊奇。

而他们所发现的其中一项最重要的特质，你可能更多地会把它与一位乏味的人关联在一起，而不会想到它会跟一位充满活力的领袖具有联系，这项特质是：可预见性。可预见性越强越好。

Google的领导力研究

Google基于实证而非直觉的研究方式打破了传统对如何打造出色团队的看法。

Google每两年都会让下属对自己的老板进行一次“反向反馈调查”，调查涉及12到18项指标。Google会收集这些数据来评估是否需要换领导。

Google在收集整理这些对老板的反馈意见时，发现了一个成功经理人平时很容易被人忽略的特质。领导必须具备可预见性和一致性，因为这样员工才能有把握“在特定的条件下随心所欲。”

换言之，一旦经理具备可预见性，他们就不会成为员工的路障。经理对员工的干预、批评和事后劝告会有自己的倾向。没有了这些障碍，员工就不需要担心自己的经理会不会跳出来用新的想法来插手自己的事。从而有了必要的空间来出色完成工作。

反之，如果经理到处插手，员工就永远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干什么，处处都会感受到束缚。

正如Google负责人力的资深副总裁Laszlo Bock所言：

如果领导具有一贯性，其团队就能感受到极大的自由。

自主性是员工快乐和出色的关键

表现一贯的领导所赋予的自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因为员工的工作自主权是个人生产力最有效的激励因素。

2004年，心理学家Edward Deci和Richard Ryan对一家投行的数百员工展开了一项工作满意度调查。他们发现，满意度最高的员工的老板都赋予了他们“自主支持”—即承认、鼓励、提供给他们相关信息和选择的机会、将强迫和命令最小化，由员工而非老板来决定工作的完成。

更令人惊讶的是，拥有自主性的员工不仅是最快乐的，而且也是表现最出色者之一。

伟大的领导力从来都不是成为一名引人注目的英雄。领导力与你无关。相反，领导力在于为你的团队提供支持，通过被视为无聊和可预见的人来提供支持。

提供他们所需的信息，从他们的角度考虑，给予他们空气去自由表现。然后他们就会有呼吸的空间，让他们自我决定去闪耀四方。

编者注：当然，这里结论的前提是Google员工都是一群非常聪明的人。

[本文编译自：thenextweb.com]
转自36Kr

放大优势----木桶理论的终结

2014-08-05T14:11:00.001+08:00

在今天的职业生涯中，关注优势比劣势更加重要。

以前有一个着名的木桶理论--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一块板。在工业化时代，这个理论的确非常有效。但是在全球互联网的时代，这个理论实际早已破产。

今天的公司实在没有必要精通一切，如果财务不够专业，可以聘用比自己更有优势的会计师事务所；如果在人力资源上欠缺，可以聘用猎头或者人力资源咨询机构。市场、公关如果是短板，有大量的优秀广告和宣传公司为你度身定做；同样的还有法律服务、战略咨询、员工心理服务……当代的公司只需要有一块足够长的长板，以及一个有"完整的桶"的意识的管理者，就可以通过合作的方式补齐自己的短板。

所以今天的企业发展从短板原理，变成长板原理--当你把桶倾斜，你会发现能装最多的水决定于你的长板（核心竞争力），而当你有了一块长板，围绕这块长板展开布局，为你赚到利润。如果你同时拥有系统化的思考，你就可以用合作、购买的方式，补足你其他的短板。

百事可乐在中国的战略就是这样：他们把所有的制作、渠道、发货、物流全部外包，只保留市场部的寥寥几个人运营百事可乐的品牌。仅仅做好品牌这个长板就好。你今天喝到的青岛啤酒，都来自你附近方圆100公里的啤酒厂，瓶子和盖子来自另外一家专门做瓶盖的厂家，而青岛啤酒做的仅仅是拿出自己的配方，贴上自己的标签。GOOGLE在2014年初宣布29.1亿美金把摩托罗拉移动出售给联想，出售一周，GOOGLE股价上涨8%，理由也基于长板理论--CEO佩奇解释说："这笔交易谷歌将精力投入到整个安卓生态系统的创新中，从而使全球智能手机用户受惠。"翻译成这里的话就是：GOOGLE就是做系统的，我们买回来个手机公司回来补短板（硬件），现在发现不如专注我们擅长的长板（系统）更好。

伟大的公司也没必要每块板都强，而是把一块板做到极致--淘宝做好了交易平台；小米做好了粉丝互动；新东方做好了精神建设；腾讯则抓住了几乎8成的中国网民。

专业的细分让我们无法补齐所有的短板，互联网让企业内外信息流通的速度，都让合作的成本变得越来越低。这个时候，当一个工作做不好，你找到合作者的机会和成本都越来越小。与其非得要花精力治愈自己的某些"顽疾"，不如花同样的时间和精力，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现代很多经理人的工作方式，就是自己+助理+外脑+导师的工作方式。

所以在职业生涯发展中，最好的能力策略是："一专多能零缺陷"，"一专"指让自己有一项专长非常非常强直至才干；"多能"指有可能多储备几项能力可以搭配着使用；"零缺陷"指通过自身努力和对外合作，让自己的弱势变得及格即可；而最需要避免的情况是"性情大于才情"--你有些小优势，但是由于与你合作的成本太大，没有人愿意和你合作。

这与应对疾病的策略一样--先让自己别得快速致死的"急性病"（比如工作态度、诚信、合作能力、基本的综合能力）；然后和自己的"慢性病"和平共处，（比如某些方面的天赋与技能不足）专注发挥自己的优势去。

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丘吉尔、罗斯福与林肯，都是着名的终生抑郁症患者。林肯的抑郁症甚至严重到在婚礼上临时发作，落跑而无法正常结婚。但即使是抑郁症发病的间隙，也足够让林肯发起南北战争、丘吉尔与罗斯福打赢二战。乔布斯是个扭曲现实、怪癖和不近人情和挑剔苛刻的家伙；周星驰是个出了名的坏脾气和反复无常的人；马云则以忽悠和出尔反尔着称。对于企业，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知道自己有长板，短板也需要其他人弥补，对于他们自己，他们则始终关注自己的优势--这让我们看到了伟大的林肯、坚强的罗斯福、永不妥协的丘吉尔、追求完美的乔布斯、搞笑的周星驰和帮助了千万个生意人的马云。把白色一面发挥出来，就已经足够。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长板选手是物理学家霍金--霍金1942年出生在英国剑桥，在21岁最自由的年龄患上肌肉萎缩症，一辈子被禁锢在轮椅上。43岁动的穿气管手术让他从此完全失去说话的能力，他全身只有三根手指能动，通过敲击一个按键，合成人工语音演讲、写作、一个一个字母的敲出《时间简史》。他被认为是在世的最伟大科学家。普通人也许难以理解他物理学中的高度。但是从生涯来看，霍金拥有的仅仅是一个天才的大脑和三根手指，其他的每一个部分都比你我差太多太多，即使聚焦这样的资源，也能撑起来一个伟大的生命。

来源：新浪博客作者：古典

Xi Jinping Millionaire Relations Reveal Fortunes of Elite

2014-08-02T23:22:00.001+08:00

By Bloomberg News
June 29, 2012 3:32 AM EDT

Xi Jinping, vice president of China, visits the China Shipping terminal at the Port of Los Angeles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S., on Thursday, Feb. 16, 2012. Source: Bloomberg

Xi Jinping, the man in line to be China’s next president, warned officials on a 2004 anti-graft conference call: “Rein in your spouses, children, relatives, friends and staff, and vow not to use power for personal gain.”

As Xi climbed the Communist Party ranks, his extended family expanded their business interests to include minerals, real estate and mobile-phone equipment, according to public documents compiled by Bloomberg.

Those interests include investments in companies with total assets of $376 million; an 18 percent indirect stake in a rare- earths company with $1.73 billion in assets; and a $20.2 million holding in a publicly traded technology company. The figures don’t account for liabilities and thus don’t reflect the family’s net worth.

No assets were traced to Xi, who turns 59 this month; his wife Peng Liyuan, 49, a famous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singer; or their daughter, the documents show. There is no indication Xi intervened to advance his relatives’ business transactions, or of any wrongdoing by Xi or his extended family.

While the investments are obscured from public view by multiple holding companies, government restrictions on access to company documents and in some cases online censorship, they are identified in thousands of pages of regulatory filings.

The trail also leads to a hillside villa overlooking the South China Sea in Hong Kong, with an estimated value of $31.5 million. The doorbell ringer dangles from its wires, and neighbors say the house has been empty for years. The family owns at least six other Hong Kong properties with a combined estimated value of $24.1 million.

Standing Committee

Xi has risen through the party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holding leadership positions in several provinces and joining the ruling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in 2007. Along the way, he built a reputation for clean government.

He led an anti-graft campaign in the rich coastal province of Zhejiang, where he issued the “rein in” warning to officials in 2004, according to a People’s Daily publication. In Shanghai, he was brought in as party chief after a 3.7 billion- yuan ($582 million) scandal.

A 2009 cable from the U.S. Embassy in Beijing cited an acquaintance of Xi’s saying he wasn’t corrupt or driven by money. Xi was “repulsed by the all-encompassing commerci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with its attendant nouveau riche, official corruption, loss of values, dignity, and self- respect,” the cable disclosed by Wikileaks said, citing the friend. Wikileaks publishes secret government documents online.

A U.S. government spokesman declined to comment on the document.

Carving Economy

Increasing resentment over China’s most powerful families carving up the spoils of economic growth poses a challenge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The income gap in urban China has widened more than in any other country in Asia over the past 20 years,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The average Chinese person gets angry when he hears about deals where people make hundreds of millions, or even billions of dollars, by trading on political influence,” said Barry Naughton, professor of Chinese economy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who wasn’t referring to the Xi family specifically.

Scrutiny of officials’ wealth is intensifying before a once-in-a-decade transition of power later this year, when Xi and the next generation of leaders are set to be promoted. The ouster in March of Bo Xilai as party chief of China’s biggest municipality in an alleged graft and murder scandal fueled public anger over cronyism and corruption. It also spurred demands that top officials disclose their wealth in editorials in two Chinese financial publications and from microbloggers. Bo’s family accumulated at least $136 million in assets, Bloomberg News reported in April.

Revolutionary Leader

Xi and his siblings are the children of the late Xi Zhongxun, a revolutionary fighter who helped Mao Zedong win control of China in 1949 with a pledge to end centuries of inequality and abuse of power for personal gain. That makes them “princelings,” scions of top officials and party figures whose lineages can help them wield influence in politics and business.

Most of the extended Xi family’s assets traced by Bloomberg were owned by Xi’s older sister,Qi Qiaoqiao, 63; her husband Deng Jiagui, 61; and Qi’s daughter Zhang Yannan, 33, according to public records compiled by Bloomberg.

Deng held an indirect 18 percent stake as recently as June 8 in Jiangxi Rare Earth & Rare Metals Tungsten Group Corp. Prices of the minerals used in wind turbines and U.S. smart bombs have surged as China tightened supply.

Yuanwei Group

Qi and Deng’s share of the assets of Shenzhen Yuanwei Investment Co., a real-estate and diversified holding company, totaled 1.83 billion yuan ($288 million), a December 2011 filing shows. Other companies in the Yuanwei group wholly owned by the couple have combined assets of at least 539.3 million yuan ($84.8 million).

A 3.17 million-yuan investment by Zhang in Beijing-based Hiconics Drive Technology Co. (300048) has increased 40-fold since 2009 to 128.4 million yuan ($20.2 million) as of yesterday’s close in Shenzhen.

Deng, reached on his mobile phone, said he was retired. When asked about his wife, Zhang and their businesses across the country, he said: “It’s not convenient for me to talk to you about this too much.” Attempts to reach Qi and Zhang directly or through their companies by phone and fax, as well as visits to addresses found on filings, were unsuccessful.

New Postcom

Another brother-in-law of Xi Jinping, Wu Long, ran a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y named New Postcom Equipment Co. The company was owned as of May 28 by relatives three times removed from Wu -- the family of his younger brother’s wife, according to public documents and an interview with one of the company’s registered owners.

New Postcom won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yuan in contracts from state-owned China Mobile Communications Corp., the world’s biggest phone company by number of users, according to analysts at BDA China Ltd., a Beijing-based consulting firm that advises technology companies.

Dozens of people contacted over the past two months wouldn’t comment about the Xi family on the record because of the sensitivity of the issue. Details from Web pages profiling one of Xi Jinping’s nieces and her British husband were deleted after the two people were contacted.

The total assets of companies owned by the Xi family gives the breadth of their businesses and isn’t an indication of profitability. Hong Kong property values were based on recent transactions involving comparable homes.

Identity Cards

Bloomberg’s accounting included only assets, property and shareholdings in which there was documentation of ownership by a family member and an amount could be clearly assigned. Assets were traced using public and business records, interviews with acquaintances and Hong Kong and Chinese identity-card numbers.

In cases where family members use different names in mainland China and in Hong Kong, Bloomberg verified identities by speaking to people who had met them and through multiple company documents that show the same names together and shared addresses.

Bloomberg provided a list showing the Xi family’s holdings to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The government declined to comment.

In October 2000, Xi Zhongxun’s family gathered on his 87th birthday for a photograph at a state guest house in Shenzhen, two years before the patriarch’s death. The southern metropolis bordering Hong Kong is now one of China’s richest, thanks in part to the elder Xi. He persuaded former leader Deng Xiaoping to pioneer China’s experiment with open markets in what was a fishing village.

Family Photo

In the photo, Xi Zhongxun, dressed in a red sweater and holding a cane, is seated in an overstuffed armchair. To his left sits daughter Qi Qiaoqiao. On his right, a young grandson perches on doily-covered armrests next to the elder Xi’s wife, Qi Xin. Lined up behind are Qiaoqiao’s husband, Deng Jiagui; her brothers Xi Yuanping and presidential heir Xi Jinping; and sister Qi An’an alongside her husband Wu Long.

Xi Zhongxun worked to imbue his children with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according to accounts in state media that portray him as a principled and moral leader. Family members have recounted in interviews how he dressed them in patched hand-me-downs.

He also made Qiaoqiao turn down her top-choice middle school in Beijing, which offered her a slot despite her falling half a point short of the required grade, according to a memorial book about him. Instead, she attended another school under her mother’s family name, Qi, so classmates wouldn’t know her background. Qiaoqiao and her sister An’an also sometimes use their father’s family name, Xi.

Party School

In a speech on March 1 this year before about 2,200 cadres at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in Beijing where members are trained, Xi Jinping said that some were joining because they believed it was a ticket to wealth. “It is more difficult, yet more vital than ever to keep the party pure,” he said, according to a transcript of his speech in an official magazine.

His daughter, Xi Mingze, has avoided the spotlight. She studies at Harvard University i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nder an assumed name.

Xi’s elevation to replace Hu Jintao as China’s top leader isn’t yet formalized. He must be picked as the Communist Party’s general secretary in a meeting later this year and then be selected by the country’s legislature as president next March.

Deng Xiaoping

Disgruntlement over how members of the ruling elite translate political power into personal fortunes has existed since Deng Xiaoping’s economic reforms began three decades ago, when he said some people could get rich first and help others get wealthy later.

The relatives of other top officials have forged business careers. Premier Wen Jiabao’s son co-founded a private-equity company. The son of Wen’s predecessor, Zhu Rongji, heads a Chinese investment bank.

“What I’m really concerned about is the alliance between the rich and powerful,” said Wan Guanghua, principal economist at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t makes corruption and inequality self-reinforcing and persistent.”

Public criticism is mounting against ostentatious displays of wealth by officials. Microbloggers tracking designer labels sported by cadres expressed disgust last year at a gold Rolex watch worn by a former customs minister. They castigated the daughter of former Premier Li Peng for wearing a pink Emilio Pucci suit to the nation’s annual legislative meeting this March. Some complained that the 12,000 yuan they said it cost would pay for warm clothes for 200 poor children.

‘Unequal Access’

“People are angry because there’s unequal access to money- making, and the rewards that get reaped appear to the populace to be undeserved,” said Perry Link, a China scholar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There’s no question in the Chinese public mind that this is wrong.”

Premier Wen told a meeting of China’s State Council on March 26 that power must be exercised “under the sun” to combat corruption.

While officials in China must report their income and assets to authorities, as well as personal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immediate family, the disclosures aren’t public.

The lack of transparency fuels a belief that the route to wealth depends on what Chinese call “guanxi,” a catch-all word for the connections considered crucial for doing business in the country. It helps explain why princelings with no official posts wield influence. Or, as a Chinese proverb puts it: When a man gets power, even his chickens and dogs rise to heaven.

‘Bigwig Relative’

“If you are a sibling of someone who is very important in China, automatically people will see you as a potential agent of influence and will treat you well in the hope of gaining guanxi with the bigwig relative,” said Roderick MacFarquhar, a professor of government at Harvard who focuses on Chinese elite politics.

The link between political power and wealth isn’t unique to China. Lyndon B. Johnson was so poor starting out in life that he borrowed $75 to enroll in Southwest Texas State Teachers College in 1927, according to his presidential library. After almost three decades of elective office, he and his family had media and real-estate holdings worth $14 million in 1964, his first full year as president, according to an August 1964 article in Life Magazine.

Orville Schell, director of the 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 at the Asia Society in New York, said the nexus of power and wealth can be found in any country. “But there is no country where this is more true than China,” he said. “There’s a huge passive advantage to just being in one of these family trees.”

Unfair to Xi

Yao Jianfu, a retired government researcher who has called for greater disclosure of assets by leaders, said it wouldn’t be right to tie Xi Jinping to the businesses of his family.

“If other members of the family are independent business representatives, I think it’s unfair to describe it as a family clan and count it as Xi Jinping’s,” Yao said in a telephone interview.

The lineage of Xi’s siblings hasn’t always been an advantage. Xi Zhongxun, the father, was purged by Mao in 1962. Like many other princelings, the children were scattered to the countrysid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5-yuan payment Qiaoqiao received for working in a corps with 500 other youths in Inner Mongolia made her feel rich, she recalled in an interview on the website of Beijing-based Tsinghua University.

After Mao’s death in 1976, the family was rehabilitated and Xi’s sister Qiaoqiao pursued a career with the military and as a director with the People’s Armed Police. She resigned to care for her father, who had retired in 1990, Qiaoqiao said in the Tsinghua interview.

Property Purchase

A year later, she bought an apartment in what was then the British colony of Hong Kong for HK$3 million ($387,000) -- at the time, equivalent to almost 900 times the average Chinese worker’s annual salary. She still owns the property, in the Pacific Palisades complex in Braemar Hill on Hong Kong island, land registry records show.

By 1997, Qi and Deng had recorded an investment of 15.3 million yuan in a company that later became Shenzhen Yuanwei Industries Co., a holding group, documents show. The assets of that company aren’t publicly available. However, one of its subsidiaries, Shenzhen Yuanwei Investment, had assets of 1.85 billion yuan ($291 million) at the end of 2010. It is 99 percent owned by the couple, according to a December 2011 filing by a securities firm.

It was after her father’s death in 2002 that Qi said she decided to go into business, according to the Tsinghua interview. She graduated from Tsinghua’s executive master’s degree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 in 2006 and founded its folk-drumming team. It plays in the style of Shaanxi province, where Xi Zhongxun was born.

Paper Trail

The names Qi Qiaoqiao, Deng Jiagui or Zhang Yannan appear on the filings of at least 25 companies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in China and Hong Kong, either as shareholders, directors or legal representatives -- a term that denotes the person responsible for a company, such as its chairman.

In some filings, Qi used the name Chai Lin-hing. The alias was linked to her because of biographical details in a Chinese company document that match those in two published interviews with Qi Qiaoqiao. Chai Lin-hing has owned multiple companies and a property in Hong Kong with Deng Jiagui.

In 2005, Zhang Yannan started appearing on Hong Kong documents, when Qi and Deng transferred to her 99.98 percent of a property-holding company that owns one apartment, a unit in the Regent on the Park development with an estimated value of HK$54 million ($6.96 million).

Repulse Bay Villa

Land registry records show Zhang paid HK$150 million ($19 million) in 2009 for the villa on Belleview Drive in Repulse Bay, one of Hong Kong’s most exclusive neighborhoods. Property prices have since jumped about 60 percent in the area.

Her Hong Kong identity card number, written on one of the sale documents, matches that found on the company she owns with her mother and Deng Jiagui, Special Joy Investments Ltd. All three people share the same Hong Kong address in a May 12 filing.

Zhang owns four other luxury units in the Convention Plaza Apartments residential tower with panoramic harbor views adjoining the Grand Hyatt hotel.

Since its 1997 return by Britain to Chinese rule, Hong Kong has been governed autonomously, with its own legal and banking systems. About a third of all purchases of new luxury homes in the territory are by mainland Chinese buyers, according to Centaline Property Agency Ltd.

In mainland China, Qi and Deng’s marquee project is a luxury housing complex called Guanyuan near Beijing’s financial district, boasting manicured gardens and a gray-brick exterior reminiscent of the city’s historic courtyard homes. Financial details on the developer aren’t available because of restrictions on company searches in Beijing.

Beijing Complex

To finance the development, the couple borrowed from friends and banks, and aimed to attract officials and executives at state-owned companies, they told V Marketing China magazine in a 2006 interview. Property prices in the capital rose 79 percent in the following four years, government data show.

The site’s developer -- 70 percent owned by Qi and Deng’s Yuanwei Investment -- acquired more than 10,000 square meters of land for 95.6 million yuan in 2004 to build Guanyuan, according to the Beijing Municipal Bureau of Land and Resources.

A 189-square-meter (2,034-square-foot) three-bedroom apartment in Guanyuan listed online in June for 15 million yuan. One square meter sells for 79,365 yuan -- more than double China’s annual per capi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

Public anger at soaring housing costs has made real estate an especially sensitive issue for leaders in China. Property prices were “far from a reasonable level,” Premier Wen said in March.

‘Playing Field’

The lack of a level playing field and unaffordable home prices mean “you can be cut out of the China dream,” said Joseph Fewsmith,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Asia at Boston University, who focuses on Chinese politics. “Is the rise of China going to last if you build it around these sorts of unequal opportunities?”

Those with the right connections are able to gain access to assets that are controlled by the government, according to Bo Zhiyue, a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s East Asian Institute.

“All they need is to get into the game one small step ahead of the others and they can make a huge gain,” he said. Bo wasn’t discussing the specific investments of Xi’s family members.

One of Deng’s well-timed acquisitions was in a state-owned company with investments in rare-earth metals.

Rare Earths

Deng’s Shanghai Wangchao Investment Co. bought a 30 percent stake in Jiangxi Rare Earth for 450 million yuan ($71 million) in 2008, according to a bond prospectus.

Deng owned 60 percent of Shanghai Wangchao. A copy of Deng’s Chinese identity card found in company registry documents matches one found in filings of a Yuanwei subsidiary. Yuanwei group-linked executives held the posts of vice chairman and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in Jiangxi Rare Earth, the filings show.

The investment came as China, which has a near monopoly on production of the metals, was tightening control over production and exports, a policy that led to a more than fourfold surge in prices for some rare earths in 2011.

A woman who answered the phone at Jiangxi Rare Earth’s head office in Nanchang said she was unable to provide financial information because the company wasn’t listed on the stock exchange. She declined to discuss Shanghai Wangchao’s investment, saying it was too sensitive.

Hiconics Drive

Qi Qiaoqiao’s daughter Zhang made her 3.17 million-yuan investment in Hiconics in the three years before the Beijing- based manufacturer of electronic devices sold shares to the public in 2010. Hiconics founder Liu Jincheng was in the same executive MBA class as Qi Qiaoqiao, according to his profile on Tsinghua’s website.

Wang Dong, the company’s board secretary, didn’t respond to faxed questions or phone calls seeking comment.

The business interests of Qi and Deng may be more extensive still: The names appear as the legal representative of at least 11 companies in Beijing and Shenzhen, cities where restrictions on access to filings make it difficult to determine ownership of companies or asset values.

Dalian Wanda

For example, Deng was the legal representative of a Beijing-based company that bought a 0.8 percent stake in one of China’s biggest developers, Dalian Wanda Commercial Properties Co., for 30 million yuan in a 2009 private placement. Dalian Wanda Commercial had sales of 95.3 billion yuan ($15 billion) last year.

Dalian Wanda Commercial “doesn’t comment on private transactions,” it said in an e-mailed statement.

Deng also served as legal representative of a company that won a government contract to help build a 1 billion-yuan ($157 million) bridge in central China’s Hubei province, according to an official website and corporate records.

Complex ownership structures are common in China, according to Victor Shih, a professor a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in Evanston, Illinois, who studies the link between finance and politics in the country. Princelings engage people they trust, often members of their extended families, to open companies on their behalf that bid for contracts from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aid Shih, who wasn’t referring specifically to Xi’s family.

New Postcom

In the case of Xi Jinping’s brother-in-law, Wu Long, he’s identified as chairman of New Postcom in two reports on the website of the Guangzhou Development District, one in 2009 and the other a year later.

New Postcom doesn’t provide a list of management on its website. Searches in Chinese on Baidu Inc.’s search engine using the name “Wu Long” and “New Postcom” trigger a warning, also in Chinese: “The search results may not be in accordance with relevant laws,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and cannot display.”

New Postcom is owned by two people named Geng Minhua and Hua Feng, filings show. Their address in the company documents leads to the ninth floor of a decades-old concrete tower in Beijing where Geng’s elderly mother lives. Tacked to the wall of her living room was the mobile-phone number of her daughter.

When contacted by phone June 6, Geng confirmed she owned New Postcom with her son Hua Feng -- and that her daughter was married to Wu Ming, Wu Long’s younger brother. Geng said Wu Long headed the company and she wasn’t involved in the management.

Different Owners

New Postcom identified two different people -- Hong Ying and Ma Wenbiao -- as its owners in a six-page, June 27 statement and said the head of the company was a person named Liu Ran. The company didn’t respond to repeated requests to explain the discrepancies. Wu Long and his wife, Qi An’an, couldn’t be reached for comment.

New Postcom was an upstart company that benefited from state contracts. It specialized in the government-mandated home- grown 3G mobile-phone standard deployed by China Mobile. In 2007, it won a share of a tender to supply handsets, beating out more established competitors such as Motorola Inc., according to BDA China.

“They were an unknown that suddenly appeared,” said Duncan Clark, chairman of BDA. “People were expecting Motorola to get a big part of that device contract, and then a no-name company just appeared at the top of the list.”

In 2007, the domestic mobile standard was still being developed, and many of the bigger players were sitting on the sidelines, allowing New Postcom a bigger share of the market, the company said in the statement.

Xi Yuanping

William Moss, the Beijing-based spokesman of the Motorola Mobility unit that was split off from Motorola last year and purchased by Google Inc. (GOOG), declined to comment on details of any individual bids. China Mobile “has always insisted on the principle of open, fair, just and credible bidding” to select vendors, company spokesman Zhang Xuan said by e-mail.

Xi Jinping’s younger brother, Xi Yuanping, is the founding chairman of an energy advisory body called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Conserv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sociation. He doesn’t play an active role in the organization, according to an employee who declined to be identified.

One of Xi’s nieces has a higher profile. Hiu Ng, the daughter of Qi An’an and Wu Long, and her husband Daniel Foa, 35, last year were listed as speakers at a networking symposium in the Maldives on sustainable tourism with the likes of the U.K. billionaire Richard Branson and the actress Daryl Hannah.

Hudson Clean Energy

Ng recently began working with Hudson Clean Energy Partners LP, which manages a fund of more than $1 billion in the U.S., to help identify investments in China.

Details about the couple were removed from Internet profiles after Bloomberg reporters contacted them. Foa said by phone he couldn’t comment about FairKlima Capital, a clean- energy fund they set up in 2007. Ng didn’t respond to e-mails asking for an interview.

The two are no longer mentioned on the FairKlima website. A June 3 cache of the “Contact Us” webpage includes short biographies of Ng and Foa under the headline “Senior Management Team.”

A reference on Ng’s LinkedIn profile that said on June 8 that she worked at New Postcom has since been removed, along with her designation as “Vice Chair Hudson Clean Energy Partners China.”

Neil Auerbach, the Teaneck, New Jersey-based private-equity firm’s founder, said he was working with Ng because of her longstanding passion for sustainability.

“We are aware of her political connections, but her focus is on sustainable investing, and that’s the purpose,” he said in a June 13 interview. “We’re delighted to be working with her.”

To contact Bloomberg News staff for this story: Michael Forsythe in Beijing at mforsythe@bloomberg.net; Shai Oster in Hong Kong at soster@bloomberg.net; Natasha Khan in Hong Kong at nkhan51@bloomberg.net; Dune Lawrence in New York at dlawrence6@bloomberg.net

To contact the editors responsible for this story: Amanda Bennett at abennett6@bloomberg.net; Peter Hirschberg at phirschberg@bloomberg.net; Ben Richardson at brichardson8@bloomberg.net

by Taboola

【周永康的红与黑五】四面埋伏打老虎

2014-07-31T17:01:00.001+08:00

2014年07月29日 20:01 本文来源于财新网

如果说反腐整党是十八大后新一届中共领导层的第一把火，出人意料的是，这把火一点燃，就以燎原之势，摧毁了一个中共建政以来腐败规模、程度和政治权力史无前例的“涉黑贪腐集团”

周永康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

　　【财新网】（记者于宁贺信黄凯茜）2012年7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将2012年的领导干部会议选择在成都举行。时任中石油总经理、党组书记的蒋洁敏在会上指出，要努力把川渝地区建设成中国天然气工业基地。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也出席了大会，他在会上表态：四川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中石油在四川发展。

　　这是周永康旗下两大支柱——四川系和石油帮一次群贤毕至的聚会。除蒋洁敏和李春城这两位股肱之臣，来自中石油系统的还有王永春、李华林、冉新权、王道富、温青山等人；四川本地官员则包括郭永祥。他们的命运都在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逆转。

　　2012年11月8日-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根据“七上八下”的政治局委员遴选惯例，时年已经70岁的周永康正式退休，不再担任政治局常委这一中国最高领导层职务，其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和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两个要职，也被新进入政治局的原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孟建柱接手。

　　但作为十八大出牌手之一，周的一些爱将还是获得了提拔，蒋洁敏和李东生晋身十八大中央委员，李春城和王永春被选入候补中央委员。

　　历史证明，这是周氏王朝最后的辉煌。

　　在十八大一系列人事变动中，受到广泛关注的七常委中，除了总书记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还有从国务院副总理转任中央纪委书记的王岐山。王岐山素有“救火队长”之称和“铁面”形象，能力超群，更兼特立独行，在金融系统与地方工作经验丰富，熟谙政府运作与财金关窍，因此，外界对其新职起初惊诧，继而体得其中深意，对新一届中共领导层反腐肃贪期望尤殷。

　　2012年可谓中国的多事之年。“薄熙来事件”带来巨大震动，必须以空前力度反腐整风，成为党内共识。习近平在中央党校2012年开学礼上，发表题为《扎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的讲话，被外界称为对官场腐蠹痼疾宣战。

　　“坚决把背离党纲党章、危害党的事业、已经丧失共产党员资格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腐败分子清除出党。”习近平说。

　　如果说反腐整党是十八大后新一届中共领导层的第一把火，出人意料的是，这把火一点燃，就以燎原之势，摧毁了一个中共建政以来腐败规模、程度和政治权力史无前例的“涉黑贪腐集团”。

　　先挑四川系

　　2012年12月2日，56岁的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被中央纪委带离，成为十八大后第一个落马的副省级官员（参见财新《新世纪》周刊文章《李春城的“圈内人”》）。

　　有消息人士称，李春城当天是从北京首都机场被带走的，亦有人说出事时他在成都家中——那是一栋豪宅别墅，座落于浣花溪畔，一个因杜甫唐诗和古龙武侠小说闻名的风景名胜。多人提及了纪检人员出现后李春城的第一反应，“他要求上厕所，并试图抠出一张手机卡扔掉”。

　　第一时间试图毁掉“关系网”的李春城，其最初被举报的违法违纪行为，据称与成都郊区五龙山房地产项目有关，其背后是成都党政系统内官员向北京提供的线索：来自李春城老家的商人史振华，安排亲属注册了一家名叫同泰置业的房地产公司，2010年在成都新都区五龙山低价拿下一块2000多亩的商业用地，之后与知名地产公司万科成立项目公司进行开发。史振华还在2007年中标了成都市政府新办公大楼（即行政中心）里会议中心和党委楼的装修工程，中标金额数千万元。成都地产界将这些商人称作“哈尔滨帮”。李春城自大学到1998年调任成都市副市长之前，一直在哈尔滨工作。

　　这个看似狭小的突破口，迅即引发四川政商两界大幅震荡。2012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单排名第67位的郎酒集团董事长汪俊林，在李春城出事后不到两周即最先被查。会展大王邓鸿第一次被约谈也是在李春城落马后不久，原因是李春城将家里老人坟墓迁往成都都江堰，曾聘请风水先生做道场等花费千万，其中邓鸿出资约300万元。但邓鸿进去两天就出来了，一度又能够公开活动，并且通过北京的朋友替自己斡旋。2012年12月28日，云南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项目举行开工仪式时，他还和当地主要官员同在主席台就座。但到2013年2月下旬，邓鸿登上了赴南太平洋雅浦岛的私人飞机，却在候飞区被警察带走。这一次，他未能恢复自由。据悉，邓鸿涉嫌三项罪名：倒卖土地、偷税漏税、骗贷，所谓倒卖土地或与新会展中心的卖地项目有关。

　　2013年1月14日，成都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张俊被调查。成都建工集团是成都市国资委下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分别在2007年、2010年和2011年，成为成都市首个产值突破一百亿、两百亿和三百亿的市属企业，几乎参与了所有成都市重点建设项目。据悉，成都市给省市领导建的浣花溪别墅就是建工集团负责的内部装修，“标准非常高”。张俊2002年38岁时即开始担任成都建工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他曾经指令集团下属成都建工地产开发公司从周永康三弟之子周锋手中买下成都正恒置业有限公司50%股份，并帮助成都正恒夺得双流县兴隆镇城市改造项目。

　　2013年3月20日，曾经在中国富豪榜排名第32名、并于“富人慈善榜”上名列前茅的汉龙集团董事长刘汉，因涉嫌窝藏、包庇等严重刑事犯罪，在北京被警方控制。2014年2月20日，刘汉和弟弟刘维等36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杀人、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名，由湖北省咸宁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2013年4月，原成都兴蓉投资董事长谭建明和董事王文全被有关部门调查。5月23日前后，原锦江公安分局局长吴涛被纪检部门带走接受调查，因其涉嫌给李春城妻子等办理假护照，开庭审理中被诉伪造国家机关证件。2013年11月21日，成都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吴涛被控受贿、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等三宗罪，2014年1月22日一审判决其有期徒刑12年6个月。

　　2013年6月23日，中央纪委宣布，原四川省副省长郭永祥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在郭永祥被带走前不久的2013年6月8日，北京汇润阳光被郭连星、米晓东等人注销。但郭连星和米晓东亦被调查。

　　2013年6月30日，国腾集团董事长何燕被报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湖北宜昌市公安局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2013年底，国腾电子（300101.SZ）再发“重大事项公告”，何燕因涉嫌挪用资金罪，被检察院机关批准执行逮捕，最终是否涉及土地问题还不得而知。

　　2013年7月25日，明星电缆（603333.SH）开市前发布停牌公告，称正在就媒体所报道的“实际控制人和董事长李广元被调查”一事进行紧急核实，申请停牌一天。后该公司总经理、财务总监也失去联系；9月，负责营销的副总经理何玉英坠楼身亡。

　　2013年8月初，成都高新投资集团董事长兼高新发展（000628.SZ）董事长平兴被带走，大约1个月前，高投集团旗下的成都高新置业总经理徐亮被调查。何燕、邓鸿、曹永正等与李春城交往密切的商人都涉及在成都高新区的土地和房产开发问题。尽管2013年成都高新区GDP达到1039.7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01.3亿元，在科技部国家高新区综合排名中稳居全国第四，但这个曾经的“成都骄傲”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2013年9月，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刚刚卸任的董事长毛志刚被“双规”。

　　11月17日，四川省委宣布，免去徐孟加雅安市委书记职务，徐涉嫌严重违纪问题遭立案检查，常务副市长蒲忠亦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12月初，成都市质监局局长孙建成被带走。孙建成现年57岁，2005年10月至2011年11月曾担任成都市青白江区委书记，周永康三弟之子周峰2010年拿下青白江区集装箱物流园区建材城项目，即发生在孙建成该任期。

　　12月25日，成都市纪委宣布，成都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吴忠耘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同月，在成都市对外形象塑造中颇受官方器重的营销界人士樊剑修也被警方拘捕，樊剑修是阿佩克思奥美品牌营销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成都市政府是阿佩克思奥美的重要客户。

　　2014年3月24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四川省遂宁市市长何华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组织调查。何华章在担任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期间，亦是成都城市形象提升协调小组组长，为李春城强力推行的成都城乡统筹改革模式进行舆论宣传和城市营销，立有汗马功劳。

　　“四川官商两界仿佛经历了一场大清洗。”这是很多受访人一致的感慨。“官商勾结哪里都有，但像四川这样一扯一大串，确实罕见。”一位纪检反贪部门干部对财新记者解释说，“四川是周永康在中石油之后的又一个大本营，人脉很深，周永康的几员干将在这里经营十多年，涉及的枝蔓太繁杂，被攫取分肥的利益也太多。”

　　一直到今年春节前后，四川坊间传言还会有些人要“遭了”（四川话，倒霉的意思）、谁谁又被叫去谈话了，打不通电话了，草木皆兵持续的时间已经长达一年有余。

　　“去年12月初，成都市质监局局长孙建成好几天失去联系，手机打不通，单位领导、家人都不知道去哪儿了。后来查到他乘飞机，周围坐的是湖北人，就知道被带走了。”成都当地一位公职人员对财新记者称。这次周永康系列案主要以北京、湖北的公安检察机关为主，其中李春城、何燕被关押在湖北宜昌，刘汉、邓鸿则在湖北咸宁。

　　“特别可笑的是，邓鸿进去之后，他公司里的搭档刘杨（即前文提到的原四川省一位主要领导的亲戚）说要去北京救他，我们说你不要自己也进去了，后来真是没回来。”四川一位官场人士称，坊间被“嘲笑”的还有李春城，“他请了风水先生还是进去了，白算了”。

　　成都百姓也如梦方醒，媒体曝光后才知道，上风上水的浣花溪公园旁边那3米高白色围墙里面是150栋中式别墅，别墅里住的都是省市大领导。这一领导别墅区，与莲花瓣形的成都政府行政中心大楼，被视为李春城任上的两大败笔。

　　“三个坐在台上的都从浣花溪别墅带走了。”一名当地公职人员感叹说。

　　2013年12月29日，四川官场又响起一颗炸弹。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现年63岁的李崇禧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在四川上学，毕业后到四川省纪委摸爬滚打，外放到甘孜、阿坝，2000年回到蓉城，被周永康提拔为省委秘书长，又从排名倒数的四川省委常委升任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被抓后，李崇禧还荣升省政协主席，晋身正部级干部。只是在这个位置上，他最终没有干满一年。

　　到此时，调查的最终指向已昭然若揭。

　　再破石油帮

　　事后复盘，人们真正意识到要动大老虎，是从2013年8月开始的。

　　2013年8月4日晚，星期日，财新记者突然接到短信，“吴兵8月1日晚在西客站被抓”。

　　这条短信如果属实，至少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吴兵被抓，意味着调查矛头已经指向周永康的儿子周滨，根据200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受贿的，将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而根据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周滨作为周永康的特定关系人，两人如有通谋行为，周滨受贿也直接构成周永康贪腐；其二，一般犯罪嫌疑人获知败露后会选择乘飞机外逃，吴兵在北京西客站被抓，既说明他意识到机场已经危险重重，幻想通过人多且安检较松的火车站潜逃，也说明有关方面对其行踪已经严密监视，案情严重性可见一斑。

　　到8月末，从郭永祥、吴兵延伸下来的调查矛头终于抵达中石油。8月26日，先是中纪委通过新华社发布消息，中石油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兼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永春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27日，国务院国资委纪委再宣布，中石油副总经理李华林、上市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601857.SH/00857.HK/NY：PTR，下称中国石油）副总裁兼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冉新权、中国石油总地质师兼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王道富等3人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

　　两天之内，中石油两名集团副总经理和两名股份公司副总经理级别的高管落马，实为罕见。自2013年3月原中石油总经理兼中国石油董事长、中央委员蒋洁敏升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后，王永春是中石油高管中唯一一名候补中央委员；同时还担任昆仑能源董事会主席的李华林，2013年7月29日刚刚被公布获任中石油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另外，冉新权所执掌的长庆油田是中国第二大油田，仅次于王永春执掌的大庆油田。王道富此前亦于2003年1月-2008年5月担任过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一职。

　　“大家都蒙了。”一位中石油中层干部告诉财新记者，纷纷联想这四位各掌一方的高管之间有何交集，究竟是哪一条线把这四个人都牵扯进去，但一时都莫衷一是。中石油集团曾在8月24日组织党组成员去西柏坡参观学习，王永春、李华林都有参加，“丝毫看不出犯事的迹象”。

　　“有人说是卖油田和勘探开发，但李华林早就不管海外勘探业务了；有人说是招标采购，可大笔金额的采购权都上收集团，几百万的小采购对石油来说哪里算个事。”这位中石油干部说，“不是没联想到四川的事情，但大家都相信一点，‘老大’不会有问题，‘老大’没问题蒋洁敏就不会有问题，蒋是防火墙。”

　　当时的蒋洁敏也在强做镇定。8月27日国资委公布中石油集团李华林等高管被查时，主持会议的是国资委党委书记兼副主任张毅，而非蒋洁敏。接近国资委的消息人士称，蒋洁敏当时看过文件，但被请回避。他当日赴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进行调研，落实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负责人研讨班会议精神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关部署。8月28日的国资委网站上，还发布了蒋洁敏赴中航工业调研的消息。

　　9月1日，星期日，上午11时，新华网发布消息，中央纪委宣布，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蒋洁敏成为十八大后第一个落马的中央委员。

　　消息人士称，蒋洁敏是头一天（8月31日）傍晚时分被带走的。有说他当时正与秘书打乒乓球，亦有说法他是从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附近的塔里木油田宾馆被带走。

　　这条爆炸性消息迅速把人们的思绪引向一年前。2012年8月2日，蒋洁敏在成都主持召开川渝地区石油石化企业工作汇报会后，曾有近一个月时间未公开露面，包括8月底的中石油董事会也未到会。当时即有微博网友称蒋洁敏“神秘失踪”。9月4日，中石油相关人士澄清说，蒋洁敏是因病住院。

　　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蒋洁敏顺利当选中央委员；此后有传言，蒋洁敏将出任新一届政府的发改委副主任兼党委书记，这显然不是在中石油一言九鼎的蒋洁敏理想的去处。2013年3月，蒋洁敏就任新一届政府国资委主任这一重要职务。3月18日蒋洁敏辞去中石油职务后，3月25日国资委网站才挂出他上任的消息，其间亦有各种传言。此次落马因此并不令人意外，只是夯实了一个猜想，并催生更多的猜想。

　　“身为中石油‘一把手’，蒋洁敏的权力很大，能够调用的资金、资源甚多，但位置也颇为微妙，一些关系上找来的事情就需要他打招呼、批示，这其中可能就有不该做的事情。”一位接近中石油的人士称。

　　但是，位置的微妙并不是滥用职权为腐败打开方便之门的理由。有中石油人士对财新记者称，马富才接替周永康执掌中石油期间，周滨就曾上门要求照顾生意，“马富才明确对他说，周滨，别给你爸找麻烦了”。他认为，蒋洁敏之所以不能坚持原则，一是因为蒋已经完全靠向了周永康，“脑门上打着周系臣子的符号”，更重要的还是太想向上爬，“不但不愿意得罪衙内”，还把替周滨揽财当成表忠心的砝码。

　　亦有消息源向财新记者透露，蒋洁敏等人不仅涉嫌滥用职权，自身也被发现有严重的贪腐问题。

　　蒋洁敏自中石油一把手履新国资委后，依照惯例需要进行离任审计，相关时间范围为2006-2013年，即他担任中石油总经理的七年时间。但据接近中石油的消息人士向财新网透露，对于蒋洁敏的离任审计时间延长至十年，“审计时间的延长与蒋洁敏本人也沟通过，但审计涉及的范围很广”，还涉及如中石油临时资金拆借方面的情况、石化项目建设中总承包商的利益关系等问题。

　　据财新记者所知，2013年6月，派至中石油的审计人员被召回国家审计署开会，随即审计力度和范围加大。在审计中亦发现了王永春及李华林、冉新权、王道富等四名中石油集团和股份公司副总级高管的违纪问题。

　　不过直至目前，蒋洁敏与这些高管所涉的具体问题尚未披露。

　　7月1日，曹永正年代系的总部——北京后海北边前马厂胡同60号院被查封，在现场的北京年代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被带走，银行账号也遭冻结。

　　此时，作为周永康“最信任的人”，曹永正正在台湾逃亡。消息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年代能源的获利也已被全部收缴，“不只是油田，曹永正所有项目的收益都收缴了”。

　　12月16日，财新网率先报道了中石油总会计师温青山遭调查的消息。55岁的温青山是2013年8月以来遭调查的第三名中石油集团最高领导班子——党组成员。事实证明，这位中石油的财务大账房落马，吹响的绝不是收兵的集结号，而是发起冲锋的总攻号角。

　　三震政法

　　这场从冬天延续到冬天的围猎，步步为营，环环相扣，高潮迭起。如果说2012年底由李春城落马开始的四川官场地震是第一波高潮的话，2013年8月底9月初中石油四高管和蒋洁敏落马，掀起了这次打老虎行动的第二波，对周永康来说，可以看作防火墙的倒塌；2013年底原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的落马，则是拔光了老虎最后的牙齿，从2002年11月担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到2012年11月卸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执掌政法系统权柄、经营十年的小集团被打破。

　　2013年12月20日晚19时40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突然发布一份简要消息，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李东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现年59岁的李东生是山东诸城人，青年时从军，进入中央警卫局，1975-1978年作为工农兵学员保送就读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到中央电视台工作。之后的22年，他从摄影记者干起，历任中央电视台新闻部时政组副组长、政文部副主任、新闻采访部副主任、主任、新闻中心主任和副台长。在央视期间，李东生长期从事中共和国家重大政治活动的采访任务，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十二大、十四大、十五大、邓小平逝世、香港回归等一系列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工作。1993年担任新闻中心主任后，他领导创办并长期主管过“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当时颇具探索性的新闻评论栏目，一时领国内舆论监督之先。

　　在央视，李东生有着截然相反的口碑。他当年在央视新闻中心的属下们普遍非常怀念1995—2000年“焦点访谈”和“东方时空”的辉煌岁月。“李东生是主管领导，但对待我们这些小编导像哥们一样。”一位如今已经成长为地方卫视新闻总监的前央视员工对财新记者回忆说，李东生当时为一些具有尖锐批评性的央视调查报道提供了庇护。

　　“李东生没有太多新闻理论知识，但有很敏锐的新闻直觉，能直指核心，三言两语点出节目的问题。”他评价道，“虽然有时候他也会毙节目，经常骂人，但还是比较让人服气的。”

　　但在一位退休的央视司局级干部印象中，李东生没有什么业务能力，在拉关系方面却能力非凡，善于钻营。“因为他是从‘海子’里出来的，从到台里一开始他就瞄着跑领导人的时政新闻。”他认为，李东生为人四海，口才很好，善于张口承诺，很会博取央视基层员工的好感。

　　“李东生张口带脏字，他经常喝大酒，无酒不欢，酒驾很经常。”他认为，李东生不仅交际广泛，他身上还有普通新闻从业人员没有的特点：胆大，做事够狠。

　　2000年，李东生出任广电总局副局长，2002年5月升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此期间，李东生分管举足轻重的宣传工作，并负责中宣部新闻阅评组。李东生的表现让原本以为他会对舆论监督网开一面的媒体负责人普遍感到失望，过去的崇拜者以“屁股决定脑袋”和“守土有责”替他辩护，但另一些人则对其工作感到满意。李东生很快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擢升机会。

　　“2007年的十七大，本来李东生很有希望进入中央委员会，成为正部级官员。”李东生的两位前同事都证实了这一说法，这两个信源分别是李的一位朋友兼前下属，和一位前上司兼批评者。但是当时有人举报了李东生，涉及他的女儿到英国留学获得非法资助，弟弟李福生开广告公司，利用李的影响力获得利益输送，以及一桩更为严重的酒驾案。

　　“据说是周永康帮着李东生摆平了此事。”知情人说，他无法确定周永康和李东生在此前的交情如何，包括传说甚盛的李东生将曾在央视工作的贾晓晔介绍给周永康为续弦，“李东生当时主管央视新闻频道，贾晓晔只是央视二套财经频道的一个普通记者，两人应该少有交集”。

　　尽管有周永康的帮助，李东生还是没能成为中共十七届中央委员。但两年后，2009年10月，从未有过政法工作经历的李东生出人意料地调任公安部党委成员、副部长，副总警监警衔。在周永康掌管的政法系统，李东生担任有一定独立性的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主任，正式晋升正部级高干，并成为周永康手中的一枚利器。

　　2011年2月起，李东生升任担任公安部副部长兼党委副书记，2012年11月，当选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公安部网站显示，李东生在公安部九名副部长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有“反恐英雄”之称的常务副部长杨焕宁。李东生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2013年12月16日公安部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杨焕宁、李东生传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四天后，李东生成为第二位落马的十八届中央委员。

　　天涯海角也落网

　　2014年2月18日傍晚，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又发布消息称，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今年48岁的冀文林不仅是“十八大”后落马的第19名副部级以上官员，也是继郭永祥、李华林、沈定成之后第四位落马的周永康前任秘书。周永康的最后一任专职秘书余刚，亦已在2013年被带走。

　　冀文林在海南的政绩还是不错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在周永康身边积累的人脉，以及石油系的协助。2011年春节前，他带着海口市的班子到北京“跑部”，争取资金用于海口南渡江流域的土地整理。2011年11月，国土资源部、财政部正式批准该重大工程实施，首笔建设资金也已到位。投资32亿、总面积42万亩、整治规模约为33万亩土地的重大工程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完成了立项审批，创下了海南省重大工程立项审批的纪录。

　　海口申办2017年世界石油大会也是冀文林亲自抓的。2011年1月启动申报，2012年3月获得国务院批复。“他当时带队来京找外交部、中石油、能源局，最后获得了国务院批复。他也和蒋洁敏谈过，蒋洁敏表示愿意给海南贷款予以支持。”海口当地一位官员称。

　　2011年4月，海口市政府还和中石油旗下的昆仑能源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昆仑能源斥资2.5亿元与海口市共同组建公司，购买和运营LNG公交车辆及相关公交基础设施。海口将支持中石油规划的55个加气（油）站建设，并由昆仑能源保障加气站天然气的稳定供应。双方以公交领域的合作为先行，促进海南省与中石油在更多领域和更高层次的合作。时任海口市市长冀文林和时任中石油股份公司副总裁、昆仑能源董事局主席李华林一起出席了签约仪式。

　　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12月上中旬和今年1月上中旬，冀文林都有一段20天左右的时间未公开露面，曾引起协助调查的猜测。消息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去年12月初，也就是周永康失去人身自由后，冀文林确实曾被召回北京，几天后回到海南，之后又有几次被问询谈话。但今年1月21日出席海南省政府的一次全体会议后，冀文林的公务活动似乎恢复正常，春节前后慰问了海口市环卫工人，全程参加了2月8日-13日召开的海南省“两会”。

　　这在一定程度上，曾被看作“反腐打虎已经降温”的风向标之一。然而自2月14日出席海南省纪委六届三次全会后仅4天，这名远在天涯海角的周派“党羽”也告落网。

　　“你懂的”

　　周永康身份的敏感性，尤其是在国家机器部门拥有深厚掌控力，其横跨四川、石油、政法积累的三大山头更是层峦叠障，树大根深。针对这一涉黑贪腐集团的调查，极端考验决策者和执行层的决心、勇气、战略、智慧和行动能力。回顾看，抽丝剥茧、逐个击破是为时一年多的打虎行动总体原则，“先外围，后核心；先地方，后中央；先石油，后政法”，步步为营，不求速战速决，但求稳扎稳打。

　　而对于每一个山头具体的行动方案中，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无论川帮、石油帮还是政法系，则又是“擒贼先擒王”，在获得初步证据、足以认定构成违纪违法后，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核心人物拿下，打乱贪腐集团的关系网，然后携雷霆之威，震慑失去幻想的被协助调查和约谈对象，进一步扩大证据链，深挖利益关节。李春城和李东生，都是各个小集团里最先被拿下的，只有蒋洁敏，稍晚于几名中石油副总，但也仅晚一个星期不到。

　　另外，可能是出于缓解周永康贪腐案对执政党声望带来的负面影响，虽然早在2013年12月，周永康已经失去自由，且外媒已有报道，民间猜测四起，决策者并未急于公布消息。而是一方面继续按计划加紧推动调查、做实证据，毫不掩饰自己调查的指向性；另一方面，对外媒报道无论对错都不做反应，亦有限度甚至饶有兴趣地旁观国内一些媒体由四川官商窝案和中石油腐败窝案展开自己的独立调查。

　　“以剥洋葱的方式，不断释放周永康一案的刺激气味”。当所有人已经消化这个信息的爆炸性冲击，转而为第二只靴子何时落下而展开娱乐性猜想时，胸有成竹的决策者已经按照自己的节奏控制了整个棋盘。2014年3月2日，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吕新华以一句“你懂的”，引得全场记者会心大笑。

　　了解中国政治话语的人早已获得暗示。2月20日，三大官方媒体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都“高规格”报道了刘汉涉黑的官方初查结论。在新华社一篇7000字长文中，称刘汉一案是“在中共高层坚强领导下，由公安部直接指挥北京、湖北、四川多地警方联手，历经10个月艰苦侦办”，并透露“刘汉的关系网随着经济实力的扩张水涨船高，从最先起家的广汉、德阳，辐射到绵阳、成都，乃至北京”，最后报道更留白到：“随着案件的进一步办理，刘汉黑恶组织昔日与政商两界逾越党纪国法、进行种种勾连的内幕，或将一一揭开。”

　　21日，《人民日报》配发署名“清唱”的评论文章《反腐打黑除恶务尽》，称“刘汉集团之所以能坐大成势，除了涉黑犯罪集团自身的穷凶极恶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地一些党政和司法机关人员充当‘保护伞’。刘汉犯罪集团能让有的政法机关工作人员有案不查、压案不办、毁灭证据、重罪轻判，能让不按自己意思办事的县长‘下课’。透过这些让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可见刘汉犯罪集团的‘保护伞’之大、‘关系网’之宽、淫威之高”“这也再次提醒，要彻底铲除黑恶势力，就必须严打‘保护伞’……无论什么人，无论有什么样的身份，只要触犯了法律，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周氏王朝，由此已经不再是一个贪腐集团的身影，而成为一个西西里化的黑客帝国的化形。在朝的官员，游刃的商人，江湖的打手，三种身份的角色各据其位，以周永康为核心，既有周滨、周玲英等特定关系人直接仗势敛财、化公为私，又有蒋洁敏、李东生、李春城等心腹首领把持山头，以中石油、地方平台公司等掌握稀缺资源的国企红顶商人为二传手和坐市商，以何燕、邓鸿为代表的灰顶商人为权力租金的直接买手，以刘汉为代表的黑顶商人为“马仔”“力工”，从省部级中管干部到最底层的黑社会打手，从高层权力运作到基层社会盘剥，官、商、黑社会织成了一张巨大的网，在缺乏监督和竞争的权力体制下，“小国之君”和盘根错节的窝案油然而生。

　　尾声

　　2013年9月中下旬，作为某种交换，已经出境的周滨返回中国，住进首都机场附近的别墅。此前的8月初，他的主要白手套之一，四川商人吴兵在西客站出逃时被抓。此后不久，他的另一只白手套，原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干部米晓东也失去了人身自由。

　　12月1日，寒风凛冽的北京深冬，周滨从困居的别墅里，看到窗外出现了三四十名警察。对这一天，周滨早有预兆。11月25日，他已经聘请了两名代理律师。两名律师目前均拒绝向财新记者透露更多细节。有消息称，周滨的妻子黄婉、岳父黄渝生亦在国内，并遭带走。

　　“黄家以周家开路，他们的生意可能比女婿还大。”一位知情人士称。

　　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西海岸拉古娜小城，惟有72岁的詹敏利在经受煎熬，她联系不上自己的丈夫、女儿和女婿。“她应该不知道自己在国内是一二十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和大股东。”一位试图与詹接触的美国记者说，詹敏利拒绝相信媒体，“她似乎也不太懂英文”。

　　接近中石油的权威消息人士称，周永康的次子、中石油北京油气调控中心党委办公室主任周涵，2013年底也已“失去联系”。有消息称，周涵目前在美国旧金山。

　　在老家无锡厚桥镇，周滨的两个叔父家也不安宁。二叔周元兴2013年秋天查出了癌症，女儿陪他到北京治病，但治疗并不理想。知情者称，医生跟家属讲，最多能活10-11个月。他的故乡，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2013年12月7日上午，周元兴家前夜被“抄家”的消息，震动了西前头周边村落。村民称，抄家者的说法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巨额财产来历不明”，当晚周家被查封的财物，包括保险箱等，以及大量的茅台、五粮液。

　　12月18日，周家再遭抄家。消息称，这次“抄家”，周元兴的三弟周元青、弟媳周玲英也被带回西前头村，在其指认下，抄走金条等物。

　　无锡多个信源均证实，2013年12月，周元青全家被带往北京。

　　“抄家”给周元兴带来沉重打击。2014年2月10日下午，大年十一，夕阳欲坠，冷雪飘零，太阳雪的奇观下，财新记者在厚桥街头看到，一辆电动三轮拉着花圈，向西前头村驶去。周元兴在这天早晨5点离开了尘世。

　　2月12日，元宵节前两日，江南已有雪。

　　无锡锡山区厚桥街道的西前头村，雪花东一片西一片的，不时落在村民周元兴院里的花圈上。

　　虚岁七十的周元兴，患骨癌于2月10日晨5时，病故于一幢四墙装有探头的二层小楼里。

　　摄像探头之下，吊唁者挤满院子。似乎历经劫波，亲情犹在，年前的两次“抄家”未显凄凉。只是，与以往贵客盈门的盛况相比，送殡者从长相和穿着上大多就能看出农民身份。

　　周家兄弟三个，周元兴行二。驾鹤西游之时，160多名亲友赶来送殡，唯大房长兄周元根，嫂贾晓晔，侄周滨、周涵，三房弟周元青，弟媳周玲英，侄周峰，无一露面。

　　他们大都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

　　上午11点，一辆乡村礼炮车鸣炮开道，一辆满载花圈的卡车紧随其后，十几个村民抬着花圈出村。周元兴的儿子周晓华捧着火盆，面无表情，走在前头，一名少年沿路撒下黄色纸钱，一名少女捧着周元兴的遗像跟随其后。8个村民抬着红色棺木，100多亲友乡邻护送，缓缓走上村南的厚东路。

　　这是一场规模不大的出殡仪式，人群中除了周元兴的老妻泣不成声，其他人面色严峻，只是在走着。那条曾经象征着周家影响力，被当地百姓称为“永康大道”的厚东路，曾经不时驶来探望“周首长”祖庐的黑色轿车，如今仿佛也成为一个家族谢幕的舞台。

　　村民称，周元兴病危之时曾留悔言：“金山银山有什么用，我现在最伤心的，是见不到哥哥，见不到弟弟，打个电话都打不通，拿那么多钞票有什么用？”

　　2月12日下午三时许，周元兴的骨灰盒，落葬周家祖坟。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周永康的红与黑四】“红顶”、“灰顶”和“黑顶”

2014-07-31T16:50:00.001+08:00

2014年07月29日 19:52 本文来源于财新网

“鸡犬升天”的不只周永康的亲属家人。随着他步步高升，围绕其四周的权力同盟也越来越强大

周永康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

　　【财新网】（记者于宁贺信黄凯茜贾华杰）“鸡犬升天”的不只周永康的亲属家人。随着他步步高升，围绕其四周的权力同盟也越来越强大。对任何基于权势而结成的组织来讲，在缺乏约束的条件下，滥用权力的欲望不可阻挡，更多希望依仗权势攫取暴利的商业投机者也闻腥而至。

　　蒋洁敏上位

　　1998年3月，朱镕基启动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决定撤销7个主要工业部，改设国家局。当年3-7月，国务院对原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实施战略性改组，改纵拆为横拆，并进行公司化改造。7月27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挂牌成立。

　　在这一届政府中，周永康离开奋斗三十余载的石油行业，转任新组建的国土资源部部长，接替位置的是比他小4岁的校友马富才。

　　低调的马富才面临的第一个重任就是上市。1999年2月，马富才将自己在胜利油田时的助手蒋洁敏，从青海石油管理局调任集团总经理助理。蒋洁敏以上市筹备组组长的身份，参与领导了中石油的公司化改革和海外IPO上市。据知情人士透露，当时的中石油连符合上市要求的账本都没有，没有资本回报率的概念，只关注生产了多少油，不关心成本和利润，上市重组几乎是这个超大型国企的一次再造重生。

　　在北京六铺炕的中石油老办公楼里，外来户蒋洁敏承受了严峻考验。“有一次他自己去小餐馆喝了两箱啤酒。想明白了这是国务院要推动的事情，就做了。”一位熟悉他的人士对财新记者说，“他每周六早上开例会，什么事情怎么处理，非常有决断，顶住了很大压力。”

　　1999年11月5日，中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组建完成，蒋洁敏出任董事兼副总裁。2000年4月7日，中石油股票在香港证交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跻身世界石油大公司十强行列。“中石油重组，蒋洁敏协调有功，但也因重组裁员得罪了不少人。继续呆下去恐怕呆不长，所以上市两个月之后就被调任青海省副省长，直到2004年才重返中石油。”在一位接近中石油的人士看来，这一安排在当时有回护之意。

　　2003年12月23日，重庆开县井喷事故发生，尽管彼时中石油已经成为中国产值最大的企业，仅股份公司当年就实现纯利696.14亿元，但造成243人死亡的惨剧让马富才一夜白发，不得不引咎辞职。2004年4月，已近退休之龄的陈耕暂时执掌，蒋洁敏则再进一步，担任集团副总经理和党组副书记。2006年年底，蒋洁敏全面接手中石油。

　　长期的封闭、巨大的利益链及复杂的人际关系，让中石油内部大小山头林立，既有因共同工作履历结成的“大庆帮”“胜利帮”“新疆帮”，又有因上下级提拔穿成的“海外线”“国内线”。蒋洁敏不是没有挑战者，但这个天资甚高的山东人抓住了当时执掌强力部门且仕途看好的老领导周永康，以周在石油系统的接班人自居，获得了对中石油的牢固掌控权,连昔日的挑战者也不得不让自己的山头干将拱手臣服，成为蒋洁敏平衡集团内部权势的棋子。

　　中石油腐败症

　　蒋洁敏执掌中石油时，正逢国务院国资委以做大做强作为国企战略目标和考核标准。蒋洁敏紧紧抓住产量和储量两项指标，一方面督促各油田上产，强调储量勘探，另一方面，加快了“走出去”步伐，并推进“气化中国”战略。

　　在国内，中石油的明星是长庆油田。作为中石油重点打造的“西部大庆”，长庆油田的油气储量快速增长，等于每年给国家新增一个中型油田，是中国陆上最大产气区和天然气管网枢纽中心，原油产量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天然气产量占全国的四分之一。从2003年到2007年四年时间，长庆油田就实现了年产量从1000万吨到2000万吨的大跨越；而跃上3000万吨/年和4000万吨/年的台阶，更分别只用了两年。2012年，长庆生产的原油和天然气折合油当量再次创造4504.99万吨的历史新高，一举超越大庆油田4330万吨，成为国内产量最大的油气田，为蒋洁敏的“政绩”薄添上了浓重一笔。

　　为此，分别于2003年和2008年先后担任中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的王道富和冉新权，都获得了蒋洁敏的重用。现年59岁的王道富，1982年在长庆油田参加工作，曾任长庆石油勘探局开发处处长等职，1999年9月起任长庆油田分公司副总经理，2003年1月任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2005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2008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2008年5月起被聘任为中石油股份公司的总地质师。现年48岁的冉新权更是年轻有为，2002年4月任中石油股份公司勘探与生产分公司副总经理，2005年2月调到长庆油田分公司，2008年2月起任总经理，2011年起兼任中国石油董事、副总裁，拥有博士和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头衔。

　　王道富、冉新权两人执掌长庆油田十年期间，油气储量和产量增长迅速，不过，两人在长庆油田内部批评甚多。一名长庆油田的员工曾写到：“使劲地上产，可以说达到了竭泽而渔的地步，表面上看加速了长庆的发展，实际上加速了长庆油田的衰落，对几万长庆人及其后代来说，这绝不是什么好事。”

　　中石油另一个历史更为辉煌的明星大庆油田，虽已开发50多年，在蒋洁敏治下也大干快上，保持了4000万吨原油的年产量，2012年净利润超过600亿元，约占中石油净利润的一半。于2008年起执掌大庆油田的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王永春，不仅在2012年十八大上晋身候补中央委员，2013年3月蒋洁敏调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后，他也曾被视为总经理接班人之一。但王永春还在吉林油田担任总经理时，口碑就不甚佳。一位民营石油企业家向财新记者透露，王曾邀请他合作开发吉林油田的区块，“但他话里话外让我送钱，我只好敬而远之”。

　　在大庆油田、长庆油田和吉林油田产量增加、蓬勃发展的背后，暗藏着若干盘踞在各大油田的诸侯，通过名义和程序上的合作协议或者非公开手段获得油田区块开采权。上世纪90年代油价低迷时期，中石油各油田低品位油井的对外转包已成为普遍现象，但2007年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到100美元每桶以上，一些私人企业仍能通过各种手段获得低品位油井甚至区块的开采资格，滋生出巨大的腐败和寻租空间。这其中的典型案例，即是周永康之子周滨2007年前后以一两千万元低价获得长庆油田高产区块，转手倒卖获得5.5亿元暴利。

　　除了低品位油田承包，物资采购、工程招标、项目收购等环节也都是中石油腐败高发地带，并随着中石油“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从国内蔓延到内控更为困难的海外项目。

　　自蒋洁敏2006年掌舵中石油，海外业务获得了空前重视。2009年开始的一系列伊拉克油气服务合同大招标，中石油以低价连续中标，一跃成为在伊拉克运营的最大外国石油公司。蒋洁敏在几次招标中都担任了最后拍板的“关键先生”。目前中石油建成中亚-俄罗斯、中东、非洲、南美及亚太五大油气合作区，运营海外项目达到82个，2011年海外投资项目油气作业总产量突破1亿吨大关，权益产量达5170万吨，相当于在海外建成一个大庆油田。根据2012年提出的2020年企业发展目标，中石油希望2020年海外油气作业产量当量占到集团公司总产量的60%。

　　于海外高歌猛进的同时，知情人士告诉财新记者，由于国内监管部门鞭长莫及，中石油海外子公司可能存在更大的贪腐漏洞。

　　不管是国内的大庆、长庆，还是海外项目，中石油的腐败窝案像一个封闭环境下不断自我催化发酵的沼气池。“我和中石油交往过很多次，也给他们做过很多反腐败的报告，他们自己的业内人士跟我说，我们领域是最腐败的。”中央党校反腐问题专家林喆教授在对财新视频解读“中石油腐败症”时指出，“在高额利润面前，当然围满了寻租者，大家都想捞一桶，得到好处。加上我们整个国有企业长期以来都是一种金字塔形的领导结构。底层的就是一般的工人、技术人员，他们和高管距离非常的远，发现了问题也发不出声音来。所以高层的（腐败分子）只要把中层的安排好，就是一个很牢固的层层包庇、层层贪腐的铁箍式的贪腐集团。一旦发现问题，下面的声音传不到上层，上层的声音发不到外面去，这就使得腐败层层加重，而且源远流长，源源不断，很难被攻破。”

　　官商勾结的地方样本

　　自1985年从辽河油田上调北京担任石油部副部长之后，进入副部级的周永康开始名正言顺地拥有自己的专任秘书。最初的秘书并不可考，1988年，原石油部改组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直属国务院领导，周永康任副总经理兼党组副书记。当年12月，西南石油大学物探系毕业的25岁干部李华林，从中石油开发生产局调到办公厅秘书处，担任周的专职秘书。一直到1992年3月，李华林被派往中石油休斯顿办事处任副主任，接替李秘书位置的，是同年级校友沈定成。

　　1998年，周永康告别31年的石油生涯，受命组建国土资源部并任部长，他将沈定成留在中石油，安排到专责油品进出口贸易的中国联合石油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周永康不是孤身一人从中石油来到国土资源部。1998年7月，他将中石油研究室副主任、自己的“大秘书”郭永祥调到国土资源部任办公厅主任。

　　在中国的官场上，一般省部级以上官员会配备两名秘书。一位局级秘书协助领导处理分管各厅局工作，挂副秘书长或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俗称大秘书；另一位处级秘书，专责领导日常工作安排和文件材料整理等工作，挂办公厅处级秘书职务，俗称小秘书或专职秘书。1998年8月，周永康选择原地矿部部长办公室副主任、和周同为物探专业的冀文林为新的专职秘书，并且从此将冀带在身边，2000年到四川，2003年到公安部，一直到周永康升任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才在2008年安排冀文林返回国土资源部任办公厅主任。2010年，中组部从各部委及中央直属机构选派66名司局级干部到地方任实职，当年10月，冀文林来到海南，任海口市委副书记、副市长，翌年2月当选海口市市长。2013年1月，冀文林升任海南省副省长，成为66名梯队精英中第5个晋升副部级的。

　　郭永祥同样被周永康带到四川，直到2002年5月，周永康即将高升政治局委员调回北京前夕，将郭永祥提升为四川省委秘书长，并于该年底进入省委常委班子，接替首先投靠过来的四川本地官员李崇禧升任省委副书记后留下的空缺。

　　在石油领域浸淫26年的郭永祥自然在四川石油圈内不会寂寞。媒体报道称，明星电缆（603333.SH）董事长李广元的岳父与郭永祥相识。正是在郭的帮助下，2004年，还未正式建成投产的明星电缆即被四川省科技厅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并很快获得当地水利、石油系统的多个订单，成为中石油和几家水电、能源央企的主要供应商。明星电缆2012年上市的招股说明书里，自称为中石油2010年度网络采购最大供应商；2013年半年度财报显示，来自中石油的收入为1.84亿元，占其全部收入的1/3。

　　在2000年后四川的水电大开发时期，汉龙集团的刘汉、中旭系的吴兵以及隐在他们身后的周滨，也纷纷加入跑马圈水的浪潮，拿走多条河流的水电开发权，郭永祥在其中亦助力甚多。尤其是2006年-2008年郭永祥担任分管水利的副省长期间，吴兵和周滨投资的两个水电站大渡河龙头石水电站和革什扎水电站都是在此期间上马。

　　尽管郭永祥以八面玲珑、擅交朋友著称，不过在周氏川帮“二李一郭”三人组中，主镇一方的李春城身边，环绕着最多的官商关系网。

　　和其他城市一样，李春城主政的成都，也成立了大大小小几十家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包括不同类型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城建开发公司、城建资产经营公司等，以国有资产存量、财政性资金投入、土地储备收益和专营权等方式注入资本，涉足旧城改造、新城建设、工业、交通、文化旅游等领域。然而，这类平台公司不仅为政府借此直接参与具体的经济活动大开其门，更为权力寻租、官商勾结的利益交换提供了丰沃土壤。

　　为李春城所重的多家成都政府平台公司，在改善市貌、修建公路、控制房价、公共设施均等化等方面，替李春城赢得了成都市民的普遍好评，但这些“红顶商人”在城市土地转让和开发领域拥有的极大能量，也催生了更多“灰顶商人”乃至“黑顶商人”暴富的神话。

　　何燕和邓鸿

　　在成都，成都投资控股集团（下称成投集团）董事长吴忠耘、成都工投集团董事长戴晓明、成都高新投资集团（下称高投集团）董事长平兴、兴蓉集团董事长谭建明，都是举足轻重的红顶商人。吴忠耘担任过成都市体改委主任、市金融工作办公室主任，戴晓明担任过青白江区区委书记、成都市经委主任，平兴一直在成都高新区任职，担任过成都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助理，谭建明则早在10多年前就是成都市发改委副主任。

　　这些前政府的司局级官员，被“派入商海”后，行政级别和组织关系没变，顶头上司和权力关系没变，获得及调动稀缺资源的能力没变，权力的能量经由这些“红顶商人”的二转、粉饰、催化与加速，无远弗届。与其交接棒的座上宾，则是那些可以通过权钱交易，可以给他们带来个人经济利益或政治利益的“灰顶商人”、“黑顶商人”。

　　国腾集团董事长何燕就是这样一位“灰顶商人”。事实上，何燕伸向权力场的触角早已超越了成都市。2000年周永康就参观过何燕的国腾集团，并将国腾集团看作其发展信息产业“一号工程”的重点支撑企业。数年后国腾IC卡销售陷入瓶颈时期，省里有关领导曾安排国腾去做九寨沟、峨眉山的信息化改造，据悉国腾困难时还从成都工投借过4000万元而未归还。

　　2001年成都高新区西部园区建设启动，国腾成为入住高新西区最早的企业之一。当年，国腾与电子科技大学联合创办独立学院——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在西部园区征了2000余亩教育用地。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地价只有每亩2万元，除了建学院和国腾科技园，还有大量空地被闲置，直到2008年由国腾出地，成都高投集团旗下高新置业出资，共同开发了“创智联邦”——5栋6层的写字楼，建筑面积约82000平方米，投资规模约2.05亿元，2008年12月30日奠基，建成后按照每平米6000元对外销售。记者在成都市规划局查到，国腾园117933平方米的用地在2007年3月已经变更为一类工业用地，不再是教育用地，但一类工业用地也是不能建写字楼对外出售的。

　　另外，国腾电子在石油、公安系统也有业务。今年2月14日，公安部通报称，公安部居民身份证密钥管理中心原主任佟建鸣，自2001年任公安部治安管理局违警行为查处工作指导处处长以来，特别是在担任公安部居民身份证密钥管理中心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相关企业谋取利益，涉嫌索贿、受贿223万元。公开信息显示，在担任公安部居民身份证密钥管理中心主任期间，佟建鸣与企业有密切往来。2011年3月16日，佟建鸣就曾到成都国腾实业集团进行视察。

　　邓鸿是另一位在成都声名显赫的“灰顶商人”。这位成都会展旅游集团董事长比一般土豪多了一些想象力：1990年代就想到发展成都的会展经济，操办一年一度的春季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成都建亚洲最大的单体商业中心，花百亿到太平洋上买岛……从老会展、新会展中心，再到建设环球中心，邓鸿操作的一系列项目无不是成都市的门面工程，区域内除展馆外，还有多个五星级酒店，时常举办重大商务、政务活动，也都离不开政府在土地、信贷方面的支持。但是邓鸿在商业上也确实靠谱，至今没有失手的时候——这依赖于邓鸿在资金运作上的精明能干，以及他对官场资源的娴熟利用。

　　邓鸿生于1963年，14岁即参军入伍。1985年，22岁的邓鸿以成都空军干部身份转业。1994年，邓鸿以美籍华人妻子闽佳琳的名义在美国注册了加州国际投资贸易有限公司。1995年，也已经变成美籍华人的邓鸿在成都沙湾拿到150亩地，准备做钢材批发交易中心，不久有专业人士建议做会展中心前景更好，他立即改换方案，投资数亿建了老会展中心，1997年建成。

　　2002年，邓鸿的美国加州集团成都会议展览中心股份公司，与阿坝州九寨沟县签订《合作开发九寨沟国家森林公园协议》，当年7月动工，占地面积400亩，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投资近20亿元，是“四川省有史以来投资最大的一个综合性旅游项目”。2003年9月，“九寨天堂”度假旅游项目开业，被称为中国西部最大会展、休闲和度假中心之一。

　　2003年10月，《经济日报》发表了一篇记者来信，标题是《“九寨天堂旅游度假区”该不该建》，文章称：“据四川省林业部门介绍，九寨沟既属国家森林公园，也属长江上游天然林重点保护区。有关专家认为，这种建筑看似人与自然的亲密交融，实则是对自然生态的一大破坏，为了把建筑物置于山水之间，不仅使原生的9棵大树被玻璃房‘囚禁’，而且已砍掉了200多立方米宝贵的天然林。在这样的地方大兴土木，实属不该。”

　　该文作者称，当时咨询过林业、国土等部门，“九寨天堂”没有任何批文。但该文发表后，一位四川省领导找到经济日报，希望不要再继续发表这样的文章，此事不了了之。根据财新记者查证，该领导的一位亲属刘杨，正是2003年12月成立的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的四个自然人股东之一，持有5%的股份。

　　在九寨天堂项目后续项目没有完工的情况下，邓鸿又开始投建新会展中心。成都市的总体规划是向东向南发展，市政府有意将行政中心南迁，希望新会展和行政中心能带动成都南部发展。2003年12月，成都新国际会展中心“世纪城”正式动工，2008年初，工程主体全部完工，时任市委书记李春城出席开业典礼并宣布新项目开业。

　　由于会展中心属于政府工程，投标企业可按照建设会展的低价拿地，可配套建设住宅用地和商业用地。拿地过程中，政府会设置一些量身订做的条件帮助关系企业入围，例如资质准入就是其一，邓鸿企业中标几率大幅增加。

　　新会展中心占地1500亩，邓鸿方面对外称每亩地价是70万元，但成都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对媒体称仅有28.83万/亩。但即使按照此低价格计算，1500亩新会展中心的土地出让金也要4.3亿元，同时操作九寨天堂和新会展两个巨型项目的邓鸿一时捉襟见肘。

　　一位成都地产界资深人士称：“邓鸿的新会展可以说是空手套白狼。一是中信银行给了20亿元贷款，二是成都的央企中国成达工程公司定制了写字楼和几栋高层职工住房，预付了定金。这两笔钱成为他们的启动资金。”

　　新会展确实为成都的会展经济以及南城开发起到很大带动作用，拿地时还是一片荒凉，建成后南城陆续有开发商跟进。2007年，邓鸿又在会展中心附近开发了天鹅湖花园，在会展中心与住宅之间挖了一个400亩的人工湖，之后还建成了假日与洲际酒店。

　　邓鸿在新会展中心附近的地块上，还建起了四川电视台新址和审计署驻成都特派员办事处办公楼。

　　2008年前后，邓鸿把天鹅湖另一侧的土地卖给龙湖地产，几乎同时，还把部分土地卖给了棕榈泉开发写字楼和公寓，回笼大笔资金。邓鸿开始启动环球中心项目。环球中心在新会展北边约一公里，位于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与绕城高速交汇处，公司官方网站显示，环球中心占地1300亩，约合两个天安门广场大小，总建筑面积约176万平方米，号称全球最大单体建筑，2013年9月1日开业。这个庞然大物坐落于成都市的环城生态带上。成都市允许建筑物呈锯齿状嵌入环城生态带，但环球中心体量过于巨大，以至切断了环城生态带，引发了不小争议。

　　知情人士告诉财新记者，成都市一位主要官员曾在内部会议上表示：“（环球中心）建都建了就算了，类似的项目以后不能再建。”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环球中心拿地肯定有问题。以前成都规定，外环高速（三环之外）两侧500米是不能有商业开发的，即所谓198绿地——198区域是指环绕中心城区的198平方公里非建设用地。这一片区分布于成都市中心城区的四周，主要位于三环路之外、外环路以内(包括外环路外侧的500米生态保护带)，意在外环打造一个绿色成都。但是后来政府调整了规划，从198平方公里中拿出约5%作为建设用地。在绕城高速500米以内只有这样一个四四方方的庞然大物，显得非常突出。在环球中心前面还预留了大片的空地，占据了整个马路，往来车辆都得下穿通过。

　　2008年9月，成都市国土局曾有记录将此地块拿出来招拍挂，但这么大的项目招标，当地地产界人士都没什么印象，最终邓鸿的公司摘牌——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和成都国际会展中心以4.8亿元拍下成都市天府新城文化艺术中心、海洋乐园及配套项目国有建设用地的使用权。该项目内含三块用地，分别为约700亩的商业金融和文化娱乐用地（包括中心广场）、约236亩的文化娱乐用地和200亩的配套住宅用地。项目要求在前两个地块投资强度超过32亿元，并在三年内完成。

　　消息称，邓鸿拿下这个庞然大物，又是以兴建带公益性质的艺术中心（即236亩的文化娱乐用地）为名义和政府谈的，但他先建的是商业中心，艺术中心至今不见踪影。即使不包括这部分文化娱乐用地，其他两块合计900亩的商业用地以4.8亿元拍下，每亩53万元的价格也非常之低。一位成都地产界人士分析，环球中心区块以写字楼为主，商业综合体也很多，比如奥克斯广场、保利中心、中海等，是成都写字楼竞争非常激烈的区块，当时在附近地区同期拿地的和黄、九龙仓，拿地价格都得每亩一二百万元。

　　记者在成都市规划馆查到，环球中心的用地至今都还是公共设施用地——公共设施用地不得用于商业开发，这几乎是常识，成都市规划局今年出版的《成都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也有明确规定，“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只包括行政办公用地、文化设施用地、教育科研用地，与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有明确区分。

　　成都规划局人士给出的解释令人瞠目：成都今年之前执行的是2008年的规定，国家也是2010年12月才出台了新规定《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且于2012年1月开始执行。按以前的老规定，“公共设施用地”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为C类，其中包括C2商业用地和金融类用地，今年的新规定才把商业用地从公共用地中拿出来。

　　五颜六色的网

　　在四川，说到“黑商”，首先被想到的就是四川汉龙集团董事长刘汉。早在1994年，他就受时任绵阳市市长邀请，投资当地的河堤修复工程。市长承诺，河堤修好后，围出来的约300亩土地给刘汉开发。在那块地上，刘汉开发了益多园小区。这笔交易，可能是以往炒期货发家的刘汉和地方政府官员的首次交好。

　　1995年，刘汉斥资1.2亿元，投资于绵阳城边涪江江心的小岛村开发房地产。新华社的报道指称，1998年，刘汉的公司因拆迁补偿问题与小岛村民发生激烈冲突，为此，公司保安唐先兵等人将带头的村民熊伟乱刀捅死。“此案一出，村民噤若寒蝉，房地产开发顺利推进”，唐先兵毫发无损，未被追究。

　　1997年，刘汉在绵阳市注册成立汉龙集团公司，旗下有四川平原实业有限公司、益多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小岛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此后又陆续投资成立了汉龙高新技术有限公司、汉龙实业有限公司、绵阳市丰谷酒厂等公司。刘汉和政府的关系也日渐密切，其生意范围扩展至太阳能、高速公路、天然气、水电站、城乡建设和矿业等，先后控制约70个公司，包括多家上市公司。2001年，汉龙集团与阿坝州政府签署协议共同开发四姑娘山，汉龙集团出资占70%股份，获得四姑娘山风景区的50年合作开发经营权。汉龙集团沿用此种模式，又相继开发了九鼎山旅游风景区、王朗白马旅游风景区等。据新华社报道，2013年时，刘汉等人的资产共计约400亿元。

　　最近十年，刘汉更集中于在水电和矿产的投资。这些同样是需要强大政府公关能力的领域，获得了强大保护伞的刘汉，在专营权和贷款方面屡屡得手（参见财新网报道《刘汉兴衰调查》）。

　　在这个权力与利益深深交织的场域中，仅仅是身兼官员和商人双重角色的“红顶商人”一种颜色已经不够精彩。何燕、邓鸿的灰，刘汉的黑，再加上一些特定关系人的“白手套”，共同结成了千丝万缕的网，网里输送着权力、金钱，以及政治利益。

　　四川郎酒集团董事长汪俊林是另一类人。成功带领泸州制药厂转制的汪俊林在李春城短暂任泸州市委书记时与之相识。四川官场人士称，2011年，干满两届成都市委书记的李春城担任四川省委副书记，其目标直指省长一职，但2012年3月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免职接受调查，坊间随即也传出周永康不稳消息，原本是周系干将的李春城对十八大人事格局判断不准，开始到北京四处活动，“汪俊林跟李春城私交很好，当时也帮着他在北京跑关系，还给了他大约100万元，但并没有查出经济利益交换。”一位四川人士称。

　　“大师”的敛金术

　　在这群腐食者中，还有世外高人的身影闪现。早年以特异功能大师闻名的新疆年代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年代能源）实际控制人曹永正，亦凭借其与周家的特殊关系，在长庆油田获得王台作业区块。这个藏匿在陕北荒郊野外的合作区块，自从2006年开始在长庆油田内部的账本中“有名有姓”地存在着。该合作区88%的产油收益被纳入年代能源囊中。

　　王台作业区为长庆油田公司第三采油厂所属，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境内。财新记者在承担王台作业区原油处理和外输任务的第三采油厂吴一联合站看到，年代能源安排了四名女临时工在这里轮班，她们唯一的工作内容就是每隔两小时抄一次王台合作区流量计的读数，每天填报一张名为“长庆油田分公司原油计量交接凭证”的单据，写明王台合作区的全天流量交给采油厂。

　　在吴一联合站附近“旗12-30”井组干活的工人向财新记者表示，王台作业区井场里的工人都是长庆油田的员工，合作方年代能源仅安排一两个人负责“交油”（即填报产量），长庆油田及采油厂进行核算之后，钱就打到年代能源的账上。

　　就他们所知，王台合作区的项目属于托管形式，作业区经理曾由新寨作业区的一名副经理兼任，每年的产量有十几万吨。财新记者获取的长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生产数据显示，王台合作区中共有310余口井，日产量380-450吨不等，若按照每日415吨的中间值计算，该作业区的年产量达14万-15万吨。按照近三年的国际原油价格水平，王台合作区的年采油收入达到7亿元人民币左右。

　　中石油区块的对外合作通常采取的是产品分成合同形式，由合作方进行勘探开发前期的投资，打出油之后再按照权益比例进行分配。财新记者获悉，中石油与合作方年代能源的分成比例为12：88，即采出的原油按国际油价由中石油收购，合作方分得88%的收入。

　　知情人士指出，年代能源的合作油井在王台作业区成立之前，就是已经产出油且产量较好的地方，仅需扣除各种税费和生产操作费用，以及为弥补油井自然递减的措施费用。

　　“他们甚至都没有投资，而是把合作期提前一年，多出来那一年虚假的分成收入就算作投资了。年代能源只需要定期结算取钱，主要是采油三厂来管理和作业。”该知情人对财新记者说。

　　王台值班室的员工称，在这里负责抄表交油的四名员工都是年代能源开发公司聘用，由一个名为刘海斌的人管理，但连劳务合同都没签。除了刘海斌和她们四人之外，从未见过任何来自年代能源的人。据财新记者了解，2013年7月到11月期间，四个人的工资一度都发不出来，后在12月由长庆油田接管之后，才发放被拖欠的工资。

　　拿不到工资的员工们并不知道，聘用她们的年代能源正是在去年夏天掀起的中石油反腐风暴中遭到查封。

　　工商资料显示，年代能源注册地在新疆乌鲁木齐，于2006年10月成立，注册资本5000万元，法人股东为北京年代投资有限公司（出资3500万元）和四川年代投资有限公司（出资1500万元）。年代能源的实际控制人为曹永正，2012年1月，公司的法人代表由曹永正变更为曹永平，曹永平为曹永正之弟。

　　公司年检信息显示，年代能源2012年年末的长期投资额为7.49亿元，资产总计13.6亿元，负债1.82亿元，未分配利润11亿元；2012年累积的投资收益为2.7亿元。

　　曹永正1959年生于山东青岛，原名曹增玉，后来随父亲所在的新疆建设兵团到准葛尔盆地南缘的鞑子庙，小时候靠父亲在125团的微薄收入过日子，一家九口，十分艰难。

　　1982年从新疆大学政治系毕业后，曹先后当过党校老师、出版社编辑，后来凭“特异功能”出名，成为新疆超越医学研究所副所长。1998年下海后，他担任过中国西部卫视董事局主席、中食产业集团鲁梅克斯有限公司董事长等。

　　曹永正的特异感知能力和预测功能自打小学三年级就成为了“传说”，“面对一个人、一张成年人的照片、一张名片，或者是一个人经常使用的东西，便可在几秒、几十秒之内，感知此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曹永正定居北京后，找他看病的、预测的、心理咨询的人“最多时从一楼排到七楼”。他最为人所知的事迹，是所谓在1993年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失败的一年之前，即向中央电视台人士准确预测了悉尼将胜出的结果。他在北京此次申办奥运会期间，告知一位准备投巨资在北京搞房产的商人，劝其舍弃买地皮定金，因为北京申奥不成功，投资将难以收回。商人之后视曹为“救命恩人”。

　　除了长庆油田的王台区块外，2005年，曹永正与原胜利油田电视台台长王国巨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年代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香港年代），香港年代与中石油分别在2007年8月和2008年12月签署《松辽盆地两井区块石油开发和生产合同》和《塔里木盆地西南喀什北区块天然气勘探开发和生产合同》，在吉林油田和塔里木油田获得合作区块。

　　曹永正不仅与前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前四川省常委副省长郭永祥关系密切，一位和他有生意交集的投资界人士称，曹曾告诉他，周永康拍着他对别人介绍，“这是我最信任的人”。

　　曹永正获得如此信任，最初原因也很简单。2000年前后，周永康与妻子王淑华离异，不久王出车祸身亡。周永康的次子周涵自此与父疏远。周涵虽在中石油集团内任职，但性格有些孤僻，不太合群，曹永正对其非常关心，照顾备至，令周永康十分感动。

　　曹永正2005年曾斥资1亿多元，买下了北京二环以内前马厂胡同的四合院作为北京年代的总部。根据《南方周末》之前的报道，这个藏在后海深处的典雅院子，从外观上看只是两栋普通的四层小楼，但其中1号楼的三、四层藏有数十间客房，装修奢华程度超过五星级酒店。曹永正在这里接待各类来宾：有找上门来的有求医问药者，也有形形色色的官员，以及希望接触官员的人。

　　“曹曾经说过，福布斯排行榜上的那些富豪，不抵我一个小指头。”上述知情人告诉财新记者，曹永正亦夸口，自己见过600个部长。

　　根据财新记者获取的一份资料，长庆油田与年代能源针对王台作业区项目，成立了“长庆油田公司王台石油合作开发项目联合管理委员会”。在2010年召开的一次联合管理委员会会议中，出席会议的人员包括曹永平、长庆油田公司副总经理李安琪、长庆油田对外合作部部长唐家青、长庆油田规划计划处副处长张兴安、长庆油田财务资产处副处长曹玺、长庆油田第三采油厂厂长郑明科、第三采油厂总会计师王清洪、第三采油厂财务资产科副科长伍志萍等。

　　据知情人士透露，审计人员早在2013年6月就已进驻长庆油田，针对油田合作区块的问题进行调查。6月29日，伍志萍在位于银川的第三采油厂厂部被带走，送至湖北宜昌关押，或与其深度参与的王台作业区合作项目有关。第三采油厂厂部的多名员工目睹了带走过程。

　　“长庆油田与年代能源所签署的合作协议由伍志萍经手，案发之后在她家中搜出巨额现金和账户资产。”知情人士称。

　　同样出席上述会议的长庆油田规划计划处副处长张兴安，也于2014年2月中旬跳渭河自杀，原因不明。该案件已得到咸阳市公安机关人员的证实。案发当日张兴安刚从外地乘飞机回到西安，在接驳机场高速的渭河大桥上坠下。

　　不仅是日进斗金的石油买卖，曹永正在自己官场密友的另一个大本营成都，也涉足暴利的房地产生意。2002年，曹永正时任成都商报社社长、《成都日报》总编辑、成都博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博瑞地产）董事长的何华章达成一笔土地交易，曹担任董事长的四川西部影视基地有限公司（下称西部影视）受委托，作为中间人将成都金沙鹭岛小区转让给博瑞地产，并由西部影视与博瑞地产按3：7的权益分成合作开发。金沙鹭岛小区是一个高档纯居住楼盘，面积超过了300亩，位于成都市城西上风上水的金沙片区。

　　此笔项目转让交易最终未成，但在未取得土地证的时候，西部影视就从博瑞地产手中拿走了项目预期收益6000万元，当时的博瑞地产尚属于国资形式。

　　现年50岁的何华章是四川传媒界的领军人物，曾同时身兼成都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编委会总编辑等要职。知情人士透露，何华章运作这笔桌下交易，背后原因是他当时主持的《成都商报》因缺乏政治敏感性，多次受到批评，并有省里打算砍掉《成都商报》的传言。“而曹永正曾通过多种方式让何确信，自己与‘上头’关系密切。”何华章通过此项白赔6000万元的“桌下交易”，捡到了官场的敲门砖。2002年年底，何即转身进入政界，出任成都市委宣传部部长。五年后，何华章跻身成都市委常委。当时李春城任成都市委书记，成都官场从此视何华章为李春城班底的重要人物之一。

　　此外，2003年，曹永正旗下的西部影视取得了某领导的批示，拿下了成都三环路外侧外金沙约700亩，代价为每亩约27万元，用地性质为西部影视基地“教学用地”。

　　知情人士对财新记者回忆说，当时曹永正的主要合伙人王国巨拿着批文，“兴高采烈地告诉大家，这个地是教学用地吗？它就是住宅用地！”

　　随后，曹永正将此地块分割为两块，按照市场价格转卖给了四川两家知名地产公司蓝光地产和龙湖地产，龙湖地产在这里开发建成了成都的著名小区“龙湖•翠微清波”。曹永正在此项交易中获利颇丰，但具体金额不详。

　　而在成都绕城高速南侧、天府一街以北，曹永正还介入开发了天府国际社区。此项目和成都会展旅游集团董事长邓鸿的“亚洲最大单体建筑”新世纪环球中心一样，紧邻绕城高速，位于成都198区域。天府国际社区是成都主要政府投资平台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旗下成都高新置业有限公司（下称高新置业）与曹永正的四川年代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年代投资）的合资项目。高新置业与年代投资各出资1亿元成立成都高投年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高投年代），股份各占50%，高投年代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为曹永正，总经理是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高新置业总经理徐亮。

　　天府国际社区项目总投资约8亿元，占地面积为154亩。社区的物业管理公司对财新记者表示，社区内共有36栋别墅，2011年一期开盘16栋左右，全部出租，二期2013年开始对外出租。600平方米的大户型月租金在8万元左右，还有部分400平方米的别墅。由于该项目租金门槛高，主要面向跨国公司高管在蓉居住。■

【周永康的红与黑三】因父之名——周氏攫财录

2014-07-31T16:44:00.001+08:00

2014年07月29日 19:50 本文来源于财新网

周永康步步高升，其亲属家人也“鸡犬升天”

周永康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

　　【财新网】（记者谢海涛于宁贺信罗洁琪黄凯茜特派香港记者王端）从大厦林立的北京三元桥向东北方驶去，过了五元桥，与首都机场高速分道扬镳，沿着这条以马车和劳斯莱斯同道竞速著称的京顺路开出不远，拐上一条东西向的来广营东路，城乡结合部所特有的拥挤破旧迅速被大片草地中的豪宅所替代。这里是北京城历史最悠久、最靠近市区、配套最成熟的别墅区。

　　两分钟后，一块上书“观唐”二字的石雕映入眼帘。这个开发于2006年的别墅区，开盘时均价每平方米2万元以上，目前在46000元左右。

　　42岁的周滨在这里拥有一套价值2000万元的中式庭院。对常年奔波于境内外料理生意的周滨来说，这里是不错的栖息地。交通便捷，三米高的院墙，跟左右邻居围出街巷式座落的私宅，休闲公园、游泳池、茶艺坊、咖啡厅，还有他喜欢的足球场、棒球场。几所不错的国际学校和国际医院也相隔不远。

　　这不是周滨一家在北京唯一的房产。从市里开过来的路上，五环以内，周滨还曾有一栋银湖别墅的豪宅，该别墅区均价在7万元/平方米。2012年，周滨将该处房产卖给一位知名女演员，据称售价在3500万-4000万元。与银湖别墅隔着机场高速及京顺路相望的望京新城，地标式建筑方恒国际大厦里，至少有8套写字楼房产在周滨的岳母詹敏利名下，建筑面积约1000平方米，该楼盘2007年开盘时单价2万多元，目前二手房单价6万元左右。而在北四环奥林匹克中心旁边的华亭嘉园，也有一套詹敏利名下的公寓——那是周滨2000年后回国创业最先落脚的地方，他的北京中旭阳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几家冠以中旭字头的公司就注册在这里。

　　詹敏利夫妇早于1980年代移民美国，她在北京持有的这些房产，都是由女儿女婿用其身份证代购的。粗略计算，周滨夫妇2012年时在北京拥有的房产价值应在1.3亿元以上。

　　“谁能有周滨硬呢？”

　　有十多年前与周滨打过交道的人士向财新记者描述，周滨身材高大，眼睛细长，他喜欢在华亭嘉园健身会所一层的咖啡厅会见朋友。咖啡桌上蓝白格的塑料桌布，味道不很纯正的速溶咖啡，显示着彼时周滨待人接物的低调。

　　“不算英俊，也不难看，有一双与其父相似的剑眉。”一位北京的投资界人士说，“周滨比较内敛深沉，虽然交谈下去会发现也没有什么内秀，但还是有些文绉绉的气质，没有官二代的张扬劲。”

　　周滨是周永康的长子。周永康腐败案发，与周滨借助父亲权势，在石油领域的生意拓展有密切关系。

　　按父系算，周滨籍贯无锡，不过，他1972年1月出生于会战正酣的辽河油田。或正因此缘份，1985年，周滨随升任国家石油部副部长的父亲迁到北京，四年后参加高考，仍然把石油作为主业——他考上了座落于四川南充的西南石油大学，攻读科技英语专科。这所原本并不起眼的大学在最近一年暴得大名，2013年8月落马的三名中石油副总级高管李华林、王道富和冉新权，同样曾就读于这所学校。

　　学生时代的周滨和同学们没什么两样，那时比较瘦，喜欢踢球，假期回京还请北京的同学去石油大学的家里玩。也有同学说，他虽然是英语专科，但英文并不好。

　　1993年，从西南石油大学毕业一年后，周滨赴美读书，在美国能源重地德克萨斯州的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攻读石油专业研究生。曾有媒体称，正在接受调查的中石油集团前副总经理、担任过周永康秘书的李华林，自1992年3月出任中石油休斯顿办事处副主任，就是为照顾20岁出头的周滨，但两人并不在同一座城市，而且从时间上交集并不长，1993年李华林即赴任中石油加拿大公司总经理，李华林最多为其处理过前期一些入学事务。

　　据周滨的大学同学称，周滨在美国留学期间就开始做些生意，比如通过关系将外资的石油设备卖给中国的石油企业，令同学们“羡慕不已”。不过，周滨还是顺利毕业，甚至获得了荣誉学生（类似国内的优秀毕业生）的奖励。

　　在德州，周滨遇到了后来的妻子黄婉。黄婉是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的孙女，高中时代随父母黄渝生、詹敏利移居美国，并加入美国国籍。周滨和黄婉曾随黄婉家人，在美国新泽西州生活过一段，婚后有两个孩子。后来，黄渝生、詹敏利夫妇移居南加州拉古娜海滩附近的一处养老胜地，在当地有两套房产。

　　周滨并没有留在美国，2001年，他和妻子将事业重心转移到国内。回国后，周滨曾在斯伦贝谢神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市场部门任职，该公司主要从事软件开发，并生产银行卡、IC付费电话卡等。

　　周滨不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的主要生意方式是以低价获得稀缺资源和合同，然后再高价卖出——这种方式在计划经济时代被称为“投机倒把”，1980年代后成为一种“官二代”常见的商业盈利模式。虽然周永康1998年就正式离开了石油领域，但老石油30多年的根基，加上此后步步升迁的里程，足以为周滨带来巨大的父荫。

　　2004年，周滨在他居住的华亭嘉园成立了一家北京中旭阳光石油天然气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中旭阳光）。这家企业一直被认为是四川富商吴兵的中旭系旗下企业，但工商登记资料显示，中旭阳光的大股东一直是周滨及其岳母詹敏利（参见财新网特稿《吴兵“中旭系”揭秘》）。创立时以詹敏利的身份证出资400万元、占股八成，公司的法人代表叫赵明，占股20%。之后中旭阳光能源同比例增资扩股，注册资本达到2000万元。

　　令人有些不解的是，2009年12月30日，詹敏利将手中的1600万元公司股权转让给了周滨，2010年2月，中旭阳光改制为股份公司并进一步增资，周滨实名现身，成为新的董事长，中旭阳光也迁出华亭嘉园，搬到詹敏利在方恒国际的房产办公。一直到2012年12月，周滨不再担任董事，由妻子黄婉代替并担任董事长。

　　中旭阳光能源成立后不久，即拿下中石油旗下十多家省级分公司涉及8000座加油站的零售管理系统信息化大单。另外，中旭阳光能源还宣称自己参与了中石油的成品油物流配送系统、工程项目管理系统及信息系统管理等多个信息化项目建设。

　　工商登记的年检资料显示，2009-2011年，中旭阳光能源营业收入非常平稳，分别为1.09亿元、1.16亿元和1.3亿元，净利润分别为774万元、2116万元和2468万元。截至2011年，该公司总资产1.39亿元，员工72人。

　　财新记者获得了一份中旭阳光能源股份制改造的评估报告。据这份完成于2010年底的报告，中旭阳光能源不仅有信息化业务，也从事油田设备买卖业务，其应付账款中包括江苏一家石油机械公司的3106万元，而应收款涉及单位，则包括塔里木油田、吉林油田、长庆油田、辽河油田等中石油下属公司。很显然，周滨与这些国内油田有设备买卖合同。

　　目前财新记者确知的周滨最大一笔倒卖生意，是2007-2008年，周滨以一两千万元的低价，获得与中石油长庆油田合作开发的长印、长海区块，然后再由周滨的白手套之一米晓东，以5.5亿元价格倒手，从中获得暴利。

　　米晓东是周滨在西南石油大学的同学，在油藏专业88级就读，比周滨大一岁，也高一年级。米晓东是老海油子弟，毕业后在中海油深圳分公司供职，2006年前后到北京，负责打理周滨在海油和陆上油田买卖的生意，周滨则隐居幕后。据说米晓东为人低调，办事妥当，深受周滨家人喜欢，高尔夫打得极棒，堪称教练级。

　　2007年1月，米晓东在中石油长庆油田总部所在地西安，参股设立了陕西秋海汲清石油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秋海汲清），并担任法人代表。同年9月，秋海汲清在北京成立办事处。办事处就设在望京新城的方恒国际办公楼，该房产是由米晓东作为委托代理人于2007年替詹敏利买下的。

　　同年底，在西安秋海汲清同一地址，又成立了另一家石油公司陕西德淦石油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德淦石油）。这一公司系独资，创始股东为北京海天永丰石油销售有限公司（下称海天永丰），而海天永丰的大股东又是周滨的岳母詹敏利。詹出资350万元，占股70%。

　　这两家公司并无特殊资质，却以千余万资金，获得了外人垂涎的长庆油田石油合作开发项目。其中，价值较高的为德淦石油拥有的长印项目。最初，米晓东打算将德淦及其长印项目卖给一家国有企业，报价3.8亿元，未获接受。后经人介绍，辗转找到东北的民营石油企业家、吉林华海能源集团董事长王乐天。这一回，出价涨至5.5亿元。

　　王乐天告诉财新记者，他们最初认为长印区块丰度不够，且价格偏高，但油层还比较均匀。“考虑到身为民营企业缺乏更多的机会，公司有现成的石油开采队伍，还是决定做这一收购。”王乐天说，“反复谈判，价格也压不下来，还听说别人也想买，我们就只好要下来了。”

　　交定金时，双方一起吃了一顿饭。宴席上，王乐天见到了公司真正的主人周滨，时任中石油股份公司副总裁李华林也参加了会面。交易在2008年5月完成，距詹敏利的德淦成立不过半年。

　　王乐天进入长印项目未几，就发现交易不对头，原为50平方公里的长印区块，王乐天能够开采的面积只有13平方公里，其余已被延长油田当地的分公司抢占。此时，3.5亿首付款已经交付，王乐天要求退款取消交易，被周滨和米晓东拒绝。经过反复谈判，周、米将手中另一家公司秋海汲清的长海项目作为添头，补给王乐天，同时补给他的还有王盘山的一个小油田——那是周滨之前拿到的项目。秋海汲清持有位于宁夏自治区盐池县的长海项目合作开发权，油田总面积达50平方公里，但品次较长印项目差。2009年5月和2010年4月，王乐天分两次从米晓东等人手中买下了秋海汲清，剩余近两亿元尾款，王乐天分四次支付完毕。

　　一位熟悉石油圈的人士向财新记者指出，中石油高层被查的一个重要线索就是长庆油田的对外合作开发问题，“蒋洁敏2006年11月当集团总经理后，将长庆油田的两个‘相差很大’的区块‘换包’，把一个准备勘探的项目换成一个已经产油的项目，批给相关人对外合作。当时相关副总也签字了，但写的是按照蒋总的批示办”。

　　“倒卖油田这种事，都是拼背景，但是谁有周滨硬呢？我们最后只能甘拜下风。”一位曾经与周滨竞争同一项目的人士向财新记者说到。

　　“折腾”四川

　　周滨还在父亲的另一个大本营——四川有买卖。据说，周永康2000-2002年担任四川省委书记期间，曾经禁止周滨到四川“折腾”。不过，2003年，周滨就在四川跟目前正面临涉黑指控的富商刘汉做了一笔生意。

　　作为全球矿业知名淘金者之一，刘汉在2010年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曾自夸：“刘汉从来都是赢家，刘汉从不失手。”

　　刘汉的确是商业上的常胜将军，新华社称其被抓前，坐拥资产达400亿元。但刘汉也曾有过赔本买卖。不过他是有意为之。2004年，他从周滨夫妇手上高价购入的四川茂县的一个旅游项目，就是一个典型的商业案例。周滨由此获利上千万。

　　茂县位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15名军人在这里跳伞，震区方才和外界取得联系。这也说明当地交通不便，包括旅游业在内的各项产业发展受限。茂县境内的九鼎山旅游风景区，交通就更差一些。从成都自驾到茂县，需耗时逾3个小时，而位于县城东南方向8公里的景区，只有骑马才能上去。

　　2002年4月，包括周滨妻子黄婉在内的5名人士，在成都成立了四川超越有限公司（下称“四川超越”）。另外4人，按出资比例排序，分别是万梅华、徐晓晴、詹军和顾亚鸣。万梅华是第一任法人代表，她曾在四川省农业科教仪器公司工作。徐晓晴当时供职于西南航空公司。而黄、詹、顾三人，均来自北京。财新记者无法和上述人物取得联系，亦无法得知股东之间互为何种关系。

　　由知情人士提供的资料看，四川超越正式成立于2002年4月30日。而早在正式成立半个多月前，这家公司就和茂县人民政府签订了九鼎山旅游景区开发协议。四川超越拥有独家开发经营权，为期50年。

　　接下来，四川超越完成了一些前期工作，这些工作成果后来都打入资产包付诸交易：委托美国公司Helman Hurley Charvat Peacock/Architecets Inc制作了规划设计图，该公司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是世界上最大的主题旅游休闲业设计公司之一；委托一名叫吕玲珑的摄影师拍摄了九鼎山画册,吕玲珑是四川省青年摄影家协会和成都市青年摄影家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创作集中在中国西部地区；委托一名叫孟卫兵的导演拍摄了MTV风光片，孟卫兵的作品多有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网络信息显示，他曾供职于北京电影制片厂。此外，超越公司还拥有一套缆车地质勘测资料和一个九鼎山互联网域名。

　　然而，景区建设止步于规划阶段。2004年10月，超越公司将度假开发权和上述无形资产，全部转让给了刘汉的汉龙集团。关于转让费用，出现了阴阳两个版本。据一名知情人士介绍，超越公司和汉龙集团书面合同显示的价格，是人民币350万元。而另一名知情人士则表示：确切的付款数目，达到了2000万元。

　　对于这笔交易，汉龙集团内部多有疑虑。有一名公司内部人士称，当时好多人都打着领导的牌子到处骗人，公司人员实地考察后发现，景区位置偏僻，认为投资风险很大，估计该项目顶多只值五、六百万元。

　　刘汉向她确认了周滨的身份。刘汉还说，“只要不是太过分，就答应他”。她认为，刘汉做该笔交易，主要是为了维护和周滨的关系。

　　2005年9月，汉龙集团和由刘汉控制的四川汉龙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组建了四川九鼎山景区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蹊跷的是，该公司没有实际开展经营，并于2013年3月、刘汉被警方监视居住前夕，宣告清算撤销。

　　周滨与刘汉的另一次合作，涉及刘汉为在四川阿坝州开发毛尔盖河而成立的兴鼎电力公司。知情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当时四川省发改委不同意汉龙集团拥有兴鼎电力公司全部股权，刘汉请得周滨出面，持有兴鼎电力公司20%的股份。后来，该项目得到了县、州和省三级发改委的同意，而且申请到了6亿元的银行贷款。到2009年，汉龙集团从周滨手中购回兴鼎电力公司20%的股权。据汉龙集团内部人士称，那笔股权交易没有付钱，只是履行了手续。

　　据汉龙集团内部人士透露：兴鼎电力成立时共有4家法人股东，其中一家叫北京旭晨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即由周滨安排持股20%。2009年6月，北京旭晨将股份转让给范荣彰的深圳汉利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范荣彰和刘汉是老友，二人相识于1994年。范荣彰后来成为刘汉到澳门赌博的引路人，刘汉在收购丰谷酒业时，也是找范荣彰的深圳汉利宏帮助代持股份。

　　周滨在四川另外一些交易，则是借助另一个白手套吴兵完成。生于成都的吴兵，祖籍四川省内江市安岳县，现年51岁，身材不高，较胖。吴兵是他香港身份证的名字，对应在中国内地的户籍系统中的名字是吴永富。作为民营商人，吴兵在四川的生意一直被认为大有来头，其中又以从央企口中夺食的水电项目最引人注目。其商业合作者之一，正是周滨的岳母詹敏利。

　　吴兵的中旭系，主体为2001年成立的中旭投资，2006年3月注册的中旭实业则进入了水电和房地产业，下属两家水电开发公司、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以及多家水电、房产业务链延伸的产业公司，自称“以水电站开发为主营项目，目前正在开发的有两个水电项目，一是总装机70万千瓦、投资53亿元的大渡河龙头石水电站；二是总装机45万千瓦、投资32亿元的革什扎水电站”。这两家水电站的规模都不小。

　　大渡河龙头石水电站位于四川雅安石棉县安顺场上游10公里处，是大渡河干流规划调整推荐22级方案的第15级电站，2006年获得国家发改委批文，2008年投产发电，多年平均年发电量31.21亿千瓦时，根据四川发改委批准电价0.288元/度计，一年卖电收入在9亿元左右。

　　该项目由中旭投资、四川天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和四川天丰水利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大渡河龙头石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建设和管理，三方共投资10.61亿元，并向中国建设银行贷款42.45亿元。中旭投资、四川天蕴为吴兵旗下企业，而四川天丰，则早在2003年12月，即由周滨的岳母詹敏利控股57%。

　　大渡河的水电梯度开发基本由五大电力公司之一的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包揽，中旭能从央企口中夺食，颇让四川当地电力人士侧目。“项目给他们是四川省的事，地方可能觉得多家开发比较快。”国电大渡河的有关人士曾向财新记者透露，龙头石水电站抢水头比较厉害。水头就是电站大坝上游引水口和下游尾水口断面之间的水位差，水头越大，发电能力越强。

　　一位熟悉四川水利投资的人士说，四川的水利资源非常独特，但主要是国企介入，民企极少能参与几十万千瓦的水电站投资，这些打项目不仅是四川省批，占地要经过国土资源部。民企主要是投资小型水电站，最后找关系能卖个好价钱。“这个民企的投资圈很小，吴兵就是其中比较有名的一个，当时人家就告诉我，投资水电站得找他。”

　　无须耐心的生意

　　水电站、加油站系统信息化、倒卖油田、设备采购中间人，只是周滨生意的一部分。他也不只吴兵和米晓东这两个代理人。“倒买倒卖土地、捞人这些事，周滨也干。”一位熟悉周滨的人士说。

　　2009年9月，一家名为北京秋海旭荣房地产开发公司（下称秋海旭荣）设立，注册资本为3000万，北京昀滢旭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昀滢旭荣）出资2400万元为大股东，北京昌平区的南口农场出资600万元。昀滢旭荣的两名出资人正是周滨的岳母詹敏利（出资1800万，占股90%）和米晓东（出资200万，占股10%）。秋海旭荣拿到了南口农场NC-01街区公租房项目的承建资格。该项目是北京重点保障房建设的重点项目，计划2013年竣工，提供公租房2020套，以及该公租房项目附近350亩区域的土地整理项目（即一级开发），其中居住用地约204亩，另有文化娱乐和体育场所等等。

　　但是和长印油田项目一样，周滨和米晓东也没有做房地产的耐心。不到一年之后，2010年8月，詹敏利将“昀滢旭荣”的1550万股权转让给北京天恒联信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天恒联信），另250万股权及米晓东的200万股权则转让给同由詹敏利控股90%的北京汇盛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汇盛阳光），汇盛阳光的另外10%股份在米晓东名下。天恒联信为北京西城区专责房地产开发的国企天恒置业集团下属公司，财新记者尚不清楚该笔股权转让的具体价格。

　　在北京地铁13号线以北的朝阳区来广营乡奶白路3号上，汇盛阳光等5家由詹敏利担任大股东的公司，2011年还向朝阳区来广营乡租赁了约200平米的办公用房和周边300亩原本用于高尔夫球场的土地，租期20年，每亩年租金6000元，用途不明。

　　周滨、米晓东还以詹敏利的身份，与周父曾经的大秘郭永祥之子郭连星有合伙生意。2010年6月，郭连星担任法人代表的北京汇润阳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北京汇润阳光）同样在奶白路3号设立，注册资金500万元，业务范围包括技术推广服务，经济贸易咨询，化工产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和矿产品销售。郭连星作为自然人股东在北京汇润阳光出资75万元，并担任法人代表、执行董事和经理，詹敏利和米晓东的汇盛阳光出资425万元，为大股东。

　　另外，詹敏利与米晓东名下同样注册于奶白路3号的北京浩盛益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浩盛益佳，注册资金2000万，詹敏利1800万元，米晓东200万元，米晓东担任法人），还在河北、四川和海南投资了三家重要公司：保定中茂能源有限公司，浩盛益佳与中石油旗下昆仑能源有限公司华气清洁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保定光阳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2011年合资成立，浩盛益佳出资1900万占19%，是保定市除省天然气公司之外的天然气第二气源；成都海利达能源投资有限公司，2011年3月成立，注册资金500万元，浩盛益佳出资300万元，占股60%，郭连星曾担任该公司董事。该公司法人万梅华，曾持有四川超越45%的股权；海口大众益佳燃气有限公司，浩盛益佳出资400万元，占股40%，主营天然气、汽车加气站投资开发。

　　周滨还有个39岁的弟弟周涵，也曾在美国德州短暂待过，是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在中石油北京油气调控中心担任党委办公室主任，一名处级干部。由于生母去世，周涵与父亲关系不好，更多时间花在工作上，多次发表石油工程、通信、安全管理方面的学术文章，曾获得中国石油油气管道通信传输网优化研究二等奖。

　　周永康和周滨显然并不希望周涵就此疏远这个家庭，而是将其保护在一个合适的距离。2010年2月春节前夕，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到中石油、国家电网和铁道部，考察重点行业企业安全运行和维护稳定工作，首先来到的就是周涵的工作部门。而周涵的直接上司张伟，中石油最年轻的局级干部，不仅是周滨的校友师兄，张伟的爱人朱莉萍，从2002年发起设立四川天丰占有60%的股份，2003年12月将57%股权转让给詹敏利，到2009年中旭阳光改制后进入公司董事会，无论是水电站业务还是能源生意，都悄然出现在周滨的生意圈子中。

　　贾氏姐妹

　　在周家祖墓的数块石碑上，周元根的名字之下，初时以黑笔写有王淑华的名字；在一块立于2011年的碑上，则换上了贾晓晔三字。

　　周永康与发妻王淑华1972年生下长子周滨，三年后得次子周涵。多个可靠信源告诉财新记者，2000年前后，王淑华与周永康离婚。此后不久，王淑华遭遇了一场被外界赋予神秘意义的车祸去世。2001年，周永康又娶中央电视台记者贾晓晔为妻。

　　周滨继母贾晓晔现年45岁左右，曾在央视二套财经频道工作过。贾晓晔老家在山西，父母都是地方戏曲工作者。大学毕业后，贾晓晔进入央视做记者，从而有机会采访周永康。周永康担任四川省委书记后，贾晓晔很低调地嫁给了周。

　　2002年10月，周永康返回北京，在十七大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出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公安部部长，贾也回到央视工作。

　　贾晓晔有个姐姐贾晓霞，曾就读复旦大学外语学院。受周永康的荫护，贾晓霞也进入石油系统，先后在中石油厄瓜多尔和加拿大分公司工作。公开报道显示，她曾在2003年担任中石油在厄瓜多尔的分公司CNPC Amazonas的新闻发言人，就在那一年，中石油在厄瓜多尔获得了Oriente盆地11区块（Block 11）的产品分成合同。境外媒体称，贾晓霞还参与了委内瑞拉和苏丹中石油项目。

　　在石油公司聚集的加拿大卡尔加里，贾晓霞颇为活跃。她以Margaret Jia（玛格丽特·贾）的英文名字和中油国际加拿大公司（CNPC International (Canada)）总经理的身份，与中海油加拿大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裁张凤久、中石化国际石油勘探加拿大公司总经理张连华并列加拿大中国商会（Canada 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董事会。

　　公开资料可以查到，贾晓霞2013年2月21日在世界妇女论坛（IWF）加拿大卡尔加里分会举办的活动中做了即兴发言，同年6月19日还在卡尔加里举办的第一届加中石油天然气研讨会上致开幕词。

　　不过有中油国际内部人士指出，贾晓霞担任的这个总经理只是个虚职，仿佛是为她专门设立的，中石油在加拿大真正的负责人是李智明，中国石油国际投资公司加拿大分公司（PetroChina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Canada））总裁。目前贾晓霞仍滞留在加拿大。今年春节期间的2月3日，她还向卡尔加里的皇家山大学（Mount Royal University）捐赠了两个乒乓球桌，并与学校校长戴维·多切蒂（David Docherty）打了一场乒乓球赛。

　　根据厚桥镇的村民介绍，贾晓晔去过周家祖屋。贾晓晔第一次到周家祖坟扫墓，家乡人还不认识她。扫完墓，贾晓晔不走，她听不懂无锡话，陪同过来的上海公安人士称这是周夫人，周家人才明白过来。

　　卖五粮液的二叔

　　目前周家的祖宅在西前头村中部，是周家发迹后重建的。周滨的祖父于1960年代初因癌病逝于西前头村东的数间平房里。周滨的二叔周元兴、三叔周元青都是初中毕业在家务农。

　　周元兴则一直留在西前头村看护祖庐。在兄弟相继发迹之后，周元兴家也迅速脱胎换骨。

　　“周元兴家发得太快了。他大哥在中石油时，他们家已有钱了；周家大哥到四川以后，二房就更有钱了。”附近乡人还记得，周元兴从前抽的是两块五的烟，打5毛钱的麻将，两圈牌打下来，就输得拿不出钱来，“现在不得了，他抽的是软中华，吃的老酒是五粮液，要吃多少有多少”。

　　周元兴父子俩经常去厚桥镇上的老K水暖店，在那里吃茶，抽香烟。他认识的，都敬上一根软中华，排场很大。他常去吃喝的地方，是镇上最好的花园酒店，别人送来的甲鱼、黑鱼，他吃不完，也寄存于此。

　　有人曾经去他家，看到五粮液很多，茅台很多，香烟很多。还有三块翡翠，都是五公斤一块，其中一块雕佛，一块雕鹰。

　　厚桥的人一开始还搞不清楚，周元兴的钱从哪里来？慢慢地，关于周元兴父子做五粮液代理的事在镇上流传。

　　故事的一个版本称，当时周元兴的儿子周晓华去四川，想做五粮液的外包装，五粮液酒厂的盒子有专业防伪标识，有自己的彩印厂，就发了一车五粮液，让他去销售。周晓华联系无锡市糖烟酒公司，后者担心五粮液是假的，还请了江南大学的品酒师去鉴定，而且要正规发票。周晓华又去宜宾拿发票，糖烟酒公司这下相信了，吃下半车五粮液，还有半车转至上海销售。之后，周家父子就做了五粮液代理。此举给周元兴带来滚滚财源，“不出门就可以赚钞票”。

　　周家发家的另一路径，是替人摆平事情，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比如有人要安排工作，企业有事情搞不定了，他去说合。”村民称。

　　再往后，随着周永康权势日长，周家的“公关”生意，还包括了替人在打官司时说情和捞人。该项收费的价格不菲。知情者透露，无锡某镇党委书记出事，面临判刑，亲戚到周家去求，周家开价15万，还不打包票。

　　周元兴家的能量并不仅限于此。另有知情人称，求周家办事者，不乏千里迢迢而来，不乏标的上亿元的案子，而只有初中文化的周元兴，应对起来是举重若轻。无锡一位人士曾在饭局上目睹周元兴的风采：很健谈，很能喝酒，和官场很熟，好像出于炫耀似的，顺手就能拨打某省领导的电话。

　　周家的业务还包括向江苏某警校输送学生。学生的成绩达不到录取线，周家父子去讲讲情，就送进去了。

　　此外，知情人称，周元兴家另一业务，是做油田的钢管生意。无锡的钢管企业很多，周家并无工厂，一样能拿到单子。

　　周家的财源滚滚，让厚桥人印象深刻。村民称，周元兴曾经吹牛：我只要出去走一次，回来40万稳拿。也有人反映，周家“职业”口碑不算好，有的事情没办好，拿了人家钞票也不退。

　　发达之后的周元兴，见了人还是很客气，一人一根软中华。但曾经一起喝酒的村民称，“我们高攀不上了”。

　　其子周晓华经常开一辆车牌尾号为001的车子，出现在厚桥镇上，大伯父步步高升，周晓华在当地也被戏称为“部长”。

　　“部长”文化不高，但是胆大。厚桥人传说，他去四川找大伯时，传达室说没有这个人，他回到宾馆里砸了电视机，警察出动了，后来他被车子接走。

　　与四川寻亲传闻相比，“部长”打警察更为乡人所知。村民称，周晓华有一次开车，遇警察拦车检查，发生争执，周晓华顺手打了警察两个耳光，“叫你们局长来”。结果警察向周晓华赔礼道歉，赔偿周被拉坏的衣服。

　　三叔家的生意经

　　对于周滨三叔周元青一家，厚桥人更觉深不可测。周元青生于1948年，当过大队支书，后来也走上仕途，任厚桥镇副镇长。1995年6月，无锡县撤销，设锡山市，周元青曾任锡山市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主任。2000年12月，锡山市拆分为锡山区和惠山区，周元青为惠山区国土局副局长。

　　一位曾与周元青在锡山市有过接触的人士称，周元青长得有些黑，一看就是从土地上打拼出来的，为人低调，工作、人缘还不错。另外，他跟周永康长得很像，一眼就能看出来。知情者称，身在官场的周元青，成为无锡一些官员攀龙附凤的桥梁。厚桥乡间流传，地方官员进京拜见周永康，多是周元青陪同。

　　周元青的妻子周玲英生于1951年，西前头村北安乐桥人，个矮，人称“矮玲英”，其父做过无锡县坊前镇党委书记、无锡县商业局长。从1969年起，周玲英先后在无锡县厚桥农机厂当过车间主任，在厚桥手工业联社当过车工、仓库保管员兼会计，在厚桥供销社任百货部负责人，厚桥食品站做会计、站长。1989年8月，周玲英任无锡县食品公司副经理。1992年，无锡县商业局为发展三产，成立无锡县商业物资公司，周玲英被任命为经理。

　　那时，周玲英住在无锡市崇宁路87号，无锡老城的核心繁华路段，马路对面就是秦邦宪故居、秦淮海祠等，后来此地成为无锡CBD核心区域，周元青家所在位置崛起了东方巴黎商厦。无锡人称，买得起那里房子的都是早年就发家的。

　　至2000年，全民所有制的无锡县商业物资公司改制，成立自然人控股的锡山市昌隆物贸有限公司，周玲英为三位股东之一，并任公司法人。这时，大哥周永康已贵为封疆大吏，周玲英也正式下海，近水楼台，长袖善舞。

　　“周玲英很厉害，很能干，生意做得很大”。尽管很少能看到他们回乡，但关于周玲英等人开矿、卖消防器材、替油田采购设备、在全国有3000加油站等传闻，混杂着村民对周家财富的想象，在厚桥漫天飞，真假难辨。

　　乡亲们的猜想并非全无凭据。还在周玲英任国企无锡县商业物资公司法人时，1992年9月1日，这家成立5个月的公司经营范围就增加了石油及石油制品的销售。其时，周永康已任中石油副总多年。无锡县商业物资公司的油品由无锡县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代销，该办公室隶属燃化公司，主要经营煤炭、石油化工物资。周元青曾任该办公室主任。

　　工商资料显示，当时无锡县商业物资公司在无锡各地拥有多家加油站，业务单位中胜利油田赫然在列，双方最后一单业务发生在1999年4月，该公司改制前夕。这是目前所见周玲英第一次涉足石油产业。

　　2000年代初，周家的财富在逐步积累中，从其屡迁新居可见一斑。2002年，周家迁至五爱北路的李巷小区；2006年左右，再迁至东河花园。

　　东河花园位于崇宁路41号，其所在的崇宁路东段，位于无锡市核心地带，更为无锡市政法重地。东河花园对面就是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巍峨大楼，中院西邻为无锡市公安局；东河花园向东，则分布着无锡市法援中心、司法干部培训中心、无锡市检察院。

　　1999年底开盘的东河花园，因上述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无锡独一无二的小区，住户非官即富。周家以儿子周峰的名义，买下东河花园92号301、302，两套房子面积194余平米，打通居住。在居民印象中，周家有好几辆车，其中一辆宝马，一辆挂99999“九五至尊”牌照的奥迪。其家客人多，经常有警车、军车停在92号楼下面的路上，直到两年前周家搬至山语银城小区。

　　物业人员介绍，上述两套房子仍在周峰名下，但自2008年起，物业费就没有交过。该小区物业费并不高，301室每月12元，302室每月10元，多年未变。有保安称，他向周家催要过，对方也不交，“这家人素质不好”。也有物业人员称，可能他们家比较忙，不大在家。

　　周元青家确实很忙。2004年11月8日，下海后的周玲英出资60万元，周欣出资40万元，成立无锡骏峰农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无锡骏峰）。这家公司由销售化肥、农药、金属材料等起步，在2006年6月，经营范围增加了消防设施、设备及器材的销售，这是一项需要和武警有相当关系才能做好的生意。无锡骏峰成立两周后，法人由周玲英变更为其子周峰，2007年再变更为退休后的周元青。该公司于2011年停业，2013年撤销。

　　周峰财技

　　2004年，时年30岁的周家三房独子周峰从日本学成回国。周峰是周家下一代的“麒麟儿”，他不仅拿到了日本知名私立大学中央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学位，还在日本最大的综合商社三菱商事有三年从商经验。2004年2月，周峰以身份证名周锋，与母亲周玲英出资1000万元设立北京宏元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宏元达）；2005年3月，周峰又以北京宏元达出资1000万，与东莞市东骏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东莞东骏）等三家注册在东莞的企业一起合资成立北京鸿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北京鸿丰），周峰为法人代表。东莞东骏是一家以地产起家的民营企业，后涉足金融、矿产和高科技，董事长何剑雄曾任职于东莞市对外贸易总公司，2013年1月当选为东莞市政协常委。2011年9月，中国证监会创业板发审委曾经驳回了东莞东骏下属成都东骏激光股份有限公司IPO申请，据称原因是突击入股的多名自然人“信息披露不完整”。

　　2006年2月，北京宏元达再次全资设立北京瑞丰勘查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瑞丰勘查），业务范围包括矿产地质调查、勘查和矿产信息咨询服务。

　　有了儿子襄助，经过多年商海磨练后的周玲英决定大干一场。2007年12月，母子二人出资5000万元，成立北京宏汉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宏汉），周峰担任董事长，开始以其为投资主体施展大手笔财技。这家设于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1号新保利大厦的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能源投资、投资管理、能源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数年内，该公司先后增资北京宏元达、北京鸿丰、瑞丰勘查，并全资或以北京鸿丰名义先后成立了内蒙赤峰瑞银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和青海省油田水循环利用有限公司，控股成立了北京信远宏大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信远宏大）及北京宏泰中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宏泰中汇）。

　　乡人们所说的开矿，指的应当是周玲英母子在四川的一笔生意。中石油案爆发后，四川邛崃市鸿丰钾矿肥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鸿丰钾肥）与中石油及周家三房的特殊关系被暴露出来。四川邛崃市鸿丰钾矿肥有限公司于2007年由北京鸿丰和中石油四川石油管理局旗下的四川华油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为3亿元，其中四川华油出资3000万元，占10%股份，北京鸿丰占股90%。

　　2011年9月，成都高投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高新发展（000628.SZ）发布资产置入公告，被置入的资产即鸿丰钾肥。截至2011年6月30日，鸿丰钾肥的资产预估中，无形资产一项的账目价值为5071.25万元，预估的价值却到了7.6亿元，最为核心的增值资产是平落坝的采矿权，从账目价值仅有300.41万元增值到7.15亿元，预估增值率达到236倍。值得注意的是，鸿丰钾肥最初的探矿权由持股10%的四川华油作价出资投入，经四川省国土资源厅批准将该探矿权变更到鸿丰钾肥，并颁发了探矿权许可证，该探矿权的有效存续时间为截至2012年4月18日。2010年11月19日，鸿丰钾肥又获得四川省国土厅核发的《采矿许可证》，许可开采的矿种为钾盐、硼、石盐、锂、溴、碘，矿区面积13.7603平方公里，有效期限为五年，截至2015年11月19日。

　　不过，四川华油的一位人士对记者称，这个探矿权证和华油没什么关系，也是从别人手里转过来的。四川当地的一位人士称，不排除周峰利用华油的名义来进行投资。华油主营天然气销售，是四川石油管理局下属企业，但前身是员工持股的小公司合并而成，重组过程比较复杂。四川石油管理局与中石油旗下昆仑能源（00135.HK）合资的川港燃气与华油在一个楼内办公。

　　拥有强大政府资源的高新发展业绩不佳，但是鸿丰钾肥的借壳最终失败，媒体报道称，邛崃的钾肥项目在2012年春节就陷入半停产状态，2013年5月已经全面停产。

　　鸿丰钾肥的总经理胡永宏，还出现在2007年2月设立于成都的四川宏润轻烃化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一栏里，该公司经营范围为石油、天然气化工产品研究及开发，周峰北京宏汉系的瑞丰勘查持有55%股份。瑞丰勘查全资持有的德阳宏瑞天然气有限公司曾在四川德阳兴建液化天然气（LNG）项目，不过生产装置搁置几年都未投产。

　　周家三房在四川的生意还包括地产开发和旧城改造这个惹人眼红的蛋糕。不过与大房堂兄周滨类似，周峰做生意也是低买高卖、快进快出，少有实业致富的耐心。2010年6月，北京宏汉系的另一成员信远宏大及其全资子公司四川蓉腾置业有限公司出资1000万元设立成都宏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成都宏聚），一个月后，成都宏聚与成都市青白江区政府签约，在青白江区集装箱物流园区兴建宏聚建材城，项目总投资7亿元，总用地面积714亩。仅两个月后，成都宏聚95%的股权就被转让给起家自贡的地产商四川英祥集团，宏聚建材城变身英祥国际建材城，英祥集团更在此基础上兴建总建筑面积超过70万平方米的集顶级购物、休闲、娱乐、商务、商住一应俱全的成都北部最大城市综合体。英祥集团方面拒绝透露该项目转让金额。周峰在项目中还有5%的股份。

　　2010年8月，信远宏大又发起设立成都正恒置业有限公司（下称成都正恒），占股60%。5个月后，成都正恒股权变更，成都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下属成都建工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占股50%，北京信远宏大的股份稀释至30%。2011年9月，成都正恒拿下成都市双流县兴隆镇的城镇改造项目。该项目包括了改造后国有建设用地的使用权出让，中标后仅预出让土地保证金就不低于6亿元。

　　这一时期，周峰母子宏汉系的这几家投资公司也四处撒钱，分别控股成立了天津华新日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新疆安华瑞丰矿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参股北京华博安石降解材料有限公司，重庆市伟岸测器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威尔曼制药有限公司、北京高威科电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宏泰银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等。如果以上公司的入股金都满额实缴，周峰母子的宏汉系，独资、控股、参股公司高达20多家，累计投资总额超过4个亿（已刨除售出股权，仅计算周玲英、周峰两人名下资产）。

　　这其中，成都宏泰银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宏泰银科创投）、重庆市伟岸测器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伟岸）和新疆安华瑞丰矿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新疆安华瑞丰）值得注意。宏泰银科创投是一家投资中国企业的风险投资基金，主要针对消费、科技、传统行业和能源/清洁能源领域。银科创投是成都高新区成立的母基金，与多家创投公司有合资基金，宏汉系的宏泰中汇投资2000万元，在宏泰银科创投占股20%。

　　重庆伟岸主要为工业过程控制和能源计量提供专业的测量与传感器仪表，产品应用于能源、电力、石油、化工等领域，用户包括中石油兰州炼化总厂、大庆油田、四川省石油管理局、长庆油田采油厂等，宏汉系信远宏大投资6240万元，占股13.21%。

　　新疆安华瑞丰则是周氏母子旗下瑞丰勘查与中国安华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安华集团）2012年1月在乌鲁木齐成立的合资公司，注册资金1200万元，瑞丰勘查占股70%。安华集团原为武警部队直属企业，后改属中信集团，安华集团副总经理韩焕宣担任新疆安华瑞丰执行董事，主要投资于新疆的钾盐湖矿产资源。

　　卖奥迪的三婶

　　厚桥乡亲所知不多的是，周家三房在无锡当地就有更挣钱的生意：开奥迪4S店、与中石油合伙做液化气生意。

　　2010年2月，周玲英出资1900万元，在临近的无锡江阴市设立江阴奔跃汽车有限公司（下称江阴奔跃），占股95%，法人代表和总经理为周军。2010年10月，江阴奔跃的工商资料上，经营范围从汽车、汽车配件变更为“一汽大众奥迪品牌汽车”。在2010年10月9日国家工商总局下发的《关于公布品牌汽车销售企业名单的通知》中，一汽-大众授权品牌汽车销售企业名单上，全国仅有5家，江阴奔跃为其一。周玲英从此成为有“中国第一官车”之称的奥迪品牌4S店老板娘。

　　奥迪好卖、苏南富庶人所共知，这家江阴市唯一的奥迪4S经销商发展异常迅速。2011年1月，该公司经营范围中增加了汽车维修、机动车保险代理等汽车售后服务内容；同年12月，在江阴市高技术园区附近的东外环路上，江阴奔跃奥迪4S店分出第二家店；2012年7月，经营范围又增加了汽车租赁。

　　根据在工商机关备案的年检报告，2011年和2012年江阴奔跃的销售收入分别为5.82亿元和6.59亿元，但2011年利润只有101.91万元，2012年更亏损1594.02万元，两年合计纳税总额不过31.06万元。

　　事实上，周玲英早在2005年就已经在江苏常州经销过奥迪轿车。2004年1月，周玲英与常州外事旅游汽车集团公司及自然人顾赞荣合资500万元成立常州市凯歌汽车销售公司（下称常州凯歌），周玲英占股30%，担任董事长、总经理和法人代表。半个月后，江苏省工商局公布了第三批小轿车试营业企业名单，常州凯歌即榜上有名。

　　2004年4月，常州凯歌增值扩股至1000万元并股权转让，常州外事旅游汽车集团公司退出，周玲英占股增至60%。2005年2月，常州凯歌进入一汽-大众奥迪汽车销售服务企业名单。之后又经过数轮公司变更，2011年9月，周玲英从常州凯歌退出。

　　从获得奥迪经销权后的2006年到2011年周玲英退出，常州凯歌的年销售收入从2.99亿元持续增长至11.51亿元，六年合计37.55亿元。和江阴奔跃一样，常州凯歌巨额营收，却只显示微利和少量纳税，工商年检报告登记的六年合计利润总额仅为2942.63万元，纳税总额也只有1643.79万元。

　　“汽车经销行业里都知道，奥迪4S店是含金量最高的。2010年之前基本上是当年盈利，即使这两年竞争很激烈，开店两年以上的肯定都盈利。”北京一位汽车经销商说，“不是有钱就能开的，你的关系得足够有撼动力，甚至据说大众中国和奥迪中国的高层都插不上手。”

　　工商资料还显示，周玲英控股的江阴奔跃，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旗下的昆仑能源（00135.HK）有液化天然气的合作。2012年，由昆仑能源控股97.26%的新疆新捷股份公司在江苏成立江苏中油昆仑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江苏中油）；2012年11月，江阴奔跃与江苏中油合资成立无锡中油昆仑能源有限公司，江阴奔跃占49%的股份。昆仑能源是中石油旗下负责开拓天然气综合利用终端市场的红筹股公司，2013年8月27日，其董事局主席、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李华林落马。

　　不过，当地一位能源界人士认为，无锡中油公司基本没有开展业务，“可能是还没来得及吧”。

　　2013年3月18日，周玲英将自己在江阴奔跃的60%股权转让给周军等8名自然人，自己仅保留了35%的股权，不过仍然是第一大股东。

　　祖庐前的攀龙术

　　周家门庭炙手可热之余，祖墓也热闹了起来，成为一些官员施展攀龙术的秀场。

　　周家祖墓位于西前头以北数百米外，陆家湾河边。和葬在这里的其他乡亲一样，周家祖墓原为土坟，默默湮没于一片桑树林中。

　　早年，苦出身的周家并没有风水概念。厚桥人传说，1990年代周永康在北京时，曾请一老和尚看相，老和尚称其面相是好的，但做干部之后，到目前都是副职，是祖坟有问题。周永康为此数次打电话，叮嘱弟弟修坟。

　　当地乡人称，1995年左右，厚桥镇派人为周家扩坟，砍掉周围一些桑树，种上了四棵无锡市树樟树。同年6月，周家为先祖、先祖父母，立了三块碑。此外，周家还填了祖墓旁一个水塘，后为水塘主人家里装了自来水，作为补偿。

　　周家祖墓的热闹，是在周永康的官越做越大之后。每至清明，扫墓者络绎不绝。来者多是干部，不仅有无锡本地、江苏其他地市，甚至还有来自上海、武警的车辆。扫墓时，周家人多半陪着，扫墓者临走时，一般叫他们“跟周首长讲一声”。

　　当地多名乡人告诉财新记者，十多年前，曾看到周滨生母王淑华在周家祖坟哭了一场，周家人请她回家吃饭，被她拒绝，她说离婚了，不是你们家人了。之后不久，王淑华不幸死于车祸。

　　2009年，因为扫墓者太多了，政府在西前头村以北的公路边修了一个小型停车场。在周家祖坟所在的树林里，以青砖铺地，修了一条小路。周家祖坟也得以整修，外砌半米高石墙，围成近圆形，占地约120余平方米，园内以青砖铺地，四座大坟之后，种有十余棵松柏，顿显肃穆。

　　2009年秋天的一个雨夜，周家祖墓突然发现被人挖了洞。时值新疆“7·5”事件之后，乡人称，挖坟事件疑为新疆分裂势力搞破坏，不仅惊动了无锡警方，而且江苏省公安厅、上海公安局，乃至公安部如临大敌，动用警力侦破。

　　知情者称，为消灾免祸，周家人和一名部队上的领导出面，特地请了无锡当地一位老和尚做了法事。

　　对于侦查结果，附近居民多不知详。一说该案并未侦破，一说是经济纠纷引发。此后，警方在周家祖墓四周和通往周家祖墓的两个路口，都安了探头。周家的4个土坟也用石头砌起，在厚桥附近村民祖坟多被搬到公墓的情况下，仍继续享受着膜拜。

　　仅仅翻修祖墓还不够。2009年6月，厚桥村民听说，要翻修并东延厚桥街上的厚嵩路，直通周永康故居附近。

　　厚嵩路东端，原来是条小路，两边住着居民，路尽头是湖。修路需要填湖占田，更需要拆迁房子。而该路向北不到60米，就是平行的双向四车道的中心路；向南不到100米，就是平行的厚荡路。为什么在相距不到200米的地方，又要修一条高规格的新马路呢？村民们难免议论纷纷。

　　2009年6月18日，新厚桥村大巷上等地村民接到《告知书》，称根据无锡市城市总体规划概况及锡东新城建设总体部署，对厚嵩路进行翻修并延长。道路延伸段涉及部分居民需要拆迁，计划2009年6月19日和20日进行评估。落款为厚桥街道拆迁办和新厚桥村委。

　　村民称，这条延伸路段既未立项，也未有公告公示，村民没有见到相关工程的批准文件，没有看到任何土地征用手续，且开始只字不提拆迁户的安置问题，但6月20日，评估就在高压下开始了：党员干部带头，开厂开店的查税查账。评估价更让人难以接受，明明是市镇的城乡结合部，旁边100米处商品房隆达苑房价已达3800元/平米，拆迁户的评估房价是350元/平米。

　　村民遂联名上告，央视记者赶来调查，街道办害怕了，拆迁陷入僵持中。“但这时周玲英从无锡下来了。”多名村民指称，周玲英到厚桥街道办发了火，“托你们这样一点小事，你们都办不到，是不是我叫小杨来？”小杨者，当地父母官也。

　　知情人称，被强拆者还有一位当年周永康的同学，在其全家外出之际，一间房子被扒掉。年近七旬的老夫妇，一连两个月住在幸存的房子里看着。夜里多次遭人踹门、放鞭炮、醉酒闹事等，最终也没保住房子。

　　最终，厚嵩路在拆掉29户人家后，开工东拓，其中900米通过耕田。在厚嵩路拆迁之际，一条六车道的厚东路，早已在西前头村南的稻田里开工了，向厚嵩路东延段伸展。

　　2010年6月，厚嵩路东延段、厚东路合龙通车。两条路上，种上了数百棵玉兰树。直通西前头的高规格厚东路，被村民称为“永康大道”。

　　2010年下半年，又一条东西走向、八车道的锡山大道，东延至西前头村口。地处偏僻，并非交通要道的西前头一带，交通空前便利。

　　在“永康大道”修建之际，西前头的“永康故居”也在建造中。

　　周家原住村东平房，后西移至河边。修建时，周家推倒旧房，一年内新建两个院子。东面一院子，南面临水，白墙黑瓦，黑色雕花铁门，门楼檐角翘起，院内则是一白墙黑色细瓦覆顶的二层白楼，带有江南民风，后院绿树婆娑。西院略小，内有二层红顶楼房。“故居”落成后，周元兴住西院，东院白楼则长期空着。

　　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重建“永康故居”，周家出一部分钱，无锡有关部门也有出资。彼时，西前头村有人去村委，正好碰上村委开会，听到了相关消息。

　　“永康大道”、“永康故居”之后，西前头村的环境整治也得近水楼台之便。

　　该村历来受重视。自2005年起，西前头所在的新联行政村就获评江苏省卫生村、江苏省生态村等称号。西前头在2007年进行过环境整治，2012年初在江苏省村庄环境整治和“康居乡村”工程建设中，该村再借东风。

　　西前头的环境整治项目，由无锡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设计，区建设局、厚桥街道和村委组成了协调指挥组。据吴萍等发表在2012年11月号《江苏城市规划》的《“康居乡村”目标导向下村庄特色塑造探讨》一文介绍，对西前头的整治，包括挖掘村庄滨水特色，塑造滨水生态空间；挖掘村庄宗族文化特色，打造“颐公园”特色空间；挖掘村庄农耕文化特色，打造“耕读园”特色空间等内容。

　　西前头周边水绕林环，滨水地区以生态驳岸为主，沿岸多乔木杂灌。在近一年时间内，工程队对村里的生态驳岸进行木桩固岸，补种柳树、榉树等，对河道沟塘清淤，保留河上的菱角、莲藕等；设置鱼菱形路灯、晨读廊、石桥等。这项不算小的工程还包括，新建道路300平方米，修复道路1080平方米，新铺步行景观道400平方米，敷设污水管道1.1公里等。

　　整治后的西前头面目一新。进村迎面是一巨石，上写红色“西前头”，黑瓦白底景墙上，书写着西前头村史及“仁、礼、勤、学、信、忠”村文化。村中河流如带，河上有九曲桥，桥下白鹅浮水，虽隆冬雪飘，树木苍翠，处处粉墙黛瓦，有如公园。西前头由此成为2012年无锡市环境整治的先进典型。

　　西前头让人称道的亮点还有，新开建一条水系连接宛山荡。该村原有九里河支流，自陆家湾周家祖坟处流至村西，但到村南已为死水；工程队从“永康故居”旁向北挖开一条河，蜿蜒向东，与孙家坝河流相连，接通了宛山荡，由此河流成为活水。

　　有村民称，这条河是为周家的风水而挖，“我们这里，讲风水好，要有活水，有进有出”。

　　多年来，周永康在公众视野里，似乎很少还乡。附近村民称，有时，他在上海开会，或去张家港，会回来一两个小时，悄悄地来，悄悄地走。他最后一次出现在故乡厚桥，是在2013年4月。4月17日，他回来待了45分钟，“一路上警察多得不得了，还有三支瞭望队”。

　　4月29日，周永康以“著名校友”身份访问母校苏州中学。该校的网站上称，那一天，春和景明，周永康校友饶有兴趣地参观了母校图书馆、碑廊、尊经阁和智德之门等，边走边介绍早年读书求学的经历。之后，周又短暂返回过无锡。■

【周永康的红与黑二】周永康的三基石：石油、四川、政法

2014-07-31T16:43:00.001+08:00

2014年07月29日 19:39 本文来源于财新网

石油对周永康意义非凡，他不仅在日后与黄汲清的小儿子成为儿女亲家，正是31年的石油生涯，给了周永康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也奠定了他走向中国权力顶峰的坚实基础

周永康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

　　【财新网】（记者于宁贺信黄凯茜任重远）无法知晓周永康为何要报考北京石油学院。很可能是受到1959年国庆十周年发现大庆油田的感召。在两位中国地质学家黄汲清和李四光的主持下，勘探队员在松嫩平原上打出了第一口高产油井。这个世界级的特大砂岩油田成为新中国自力更生的奋斗象征，也激发起一个江南水乡农家少年“努力向学，蔚为国用”的抱负。

　　石油对周永康意义非凡，他不仅在日后与黄汲清的小儿子成为儿女亲家，正是31年的石油生涯，给了周永康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也奠定了他走向中国权力顶峰的坚实基础。

　　石油起家

　　1985年，43岁的周永康从盘锦来到北京，担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与担任部长的老领导王涛在石油部新班子里搭档，全面主管生产工作。

　　“周永康从辽河走的时候，一个人没带。”一位辽河油田子弟对财新记者回忆说。

　　周永康到北京后，妻子王淑华被安排到中石油勘探研究院当档案处处长，后来又调到中石油北京燃气公司。一家人住在学院路20号的石油大院，这里正是过去周的母校北京石油学院的老校区。“周永康喜欢游泳，所以石油大院的游泳池办得特别好。”

　　1988年，石油工业部撤销，成立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周永康出任副总经理。期间，在1989年到1990年，周永康还兼任塔里木石油会战指挥部指挥、临时党委书记以及胜利石油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和山东省东营市委书记。这两年，周永康在塔里木、东营、北京三地跑，还多次考察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

　　周永康挂帅塔里木石油大会战，此前一两年就有伏笔。1987年5月，宋健等中央领导到塔里木盆地视察，石油部接到通知后，党组决定由周永康到塔里木进行陪同。6月6日，周永康在距库尔勒约60公里的库南1井上向中央领导介绍了钻井体制、设备和工艺技术等情况，并于次日在塔里木油田南勘公司召开会议，就落实中央领导的讲话精神做出工作部署，“加快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探的进度，争取尽快有重大发现，工作进程要加快。”

　　1988年12月，石油部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送《关于加快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探的报告》，提出在石油部下成立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指挥部，由周永康兼任指挥。他在塔里木会战动员会上宣布，将调动全国油田的力量，包括新疆、四川、大庆、辽河、中原石油管理局在内的11家油田单位参与。

　　1989年3月9日下午，周永康带领指挥部班子成员从北京飞往乌鲁木齐，转赴库尔勒，塔里木会战拉开序幕。

　　周永康在王涛所著《征战死亡之海——塔里木石油会战》一书中作序称，塔里木会战中创新建立了中国特色的“油公司”管理模式，实行甲乙方制度、招投标制度等现代企业制度。

　　在王涛的主导下，中国石油产业的发展中心从东部向西部转移。1990年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八五”计划中提出，石油工业要采取“稳定东部，发展西部”的战略方针，在保持东部老油田稳产增产的同时，集中力量加快塔里木地区等西部新油区的勘探开发。即便在塔里木会战总指挥的位置上只坐了一年多，周永康还是多次到塔里木油田视察，部署工作、鼓舞士气。据王涛所述，当时从盆地边缘到中心沙漠腹地只有沙漠车和飞机作为交通工具，周永康有一次上井队检查工作，遇上伸手不见五指的沙暴，飞机无法起飞被困在沙漠里。

　　王涛在书中回忆称，1989年5月，有同志向指挥部反映，个别乙方队伍存在违反财经纪律的现象。周永康对此非常重视，立即让总公司审计局派人来塔里木探区调查，对审计出的问题予以公布，并对有关单位和责任人做出处理，此事对甲乙方震动很大，及时遏制了违纪违规的苗头。

　　到1993年，塔里木盆地发现6个油田，探明石油储量2.8亿吨，建成原油年生产能力160万吨。

　　在胜利油田兼任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期间，周永康与自己后来掌控石油系统的大将蒋洁敏第一次有了交集。当时油田出了五大“工人领袖”，出身孤岛采油厂的蒋洁敏是其中之一。

　　1996年12月，已到退休年龄的王涛辞去中石油总公司的职务，并由当了11年副手的周永康接任公司总经理和党组书记。1997年1月，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总公司新老班子成员。同年的中共十五大上，周永康第一次被选进中共中央委员会。

　　“周永康做事很有魄力和决策能力，不管是在部里还是在塔里木和胜利，他能够拍板做事情。客观的说，他非常适合做一把手。”一位中石油勘探研究院人士表示。他举例说，中石油总公司开会，周永康会把所有人的意见都听完了，无论意见如何分歧，他最后一定会当场做出决定。“他就是有一种霸气，听完大家意见后能形成自己判断，不管你们说三道四，就是要按照他的决定做。”

　　周永康在中石油总公司期间，担纲和决策了几件大事。1993年，中石油开始搞国内油气区块国际招标合作，并探索海外油气勘探开发，1997年前后中标了苏丹、委内瑞拉、哈萨克斯坦等海外项目，开启了中国垄断性国企“走出去”的征程。尤其是1996年开始的苏丹尼罗项目，是中石油海外扩张的首次试水，并为中石油培养了大批拥有海外项目管理运营经验的后备人才，现任中石油集团董事长的周吉平和中石油股份公司总裁的汪东进，就曾担任该项目的首任和第二任总经理。

　　1994年4月13日，周永康与陕西副省长刘春茂共同签署“4·13协议”，从中石油长庆油田分割出1080平方公里的矿区给地方，并允许延安和榆林的各县参与开发。全球500强企业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由此产生。

　　也是在周永康主政中石油总公司时期，开始讨论新一轮整体重组改制、推进股份公司上市问题。

　　王涛在石油部和中石油总公司担任一把手长达14年，其中在中石油总公司11年，直至退休年龄卸任；而周永康在中石油一把手的位置上坐了不到两年就晋升中央部委，他的快速跳跃令人应接不暇。

　　1998年3月10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其中一项是由地质矿产部、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家海洋局和国家测绘局共同组建国土资源部，周永康入阁担任第一任部长。

　　从1998年3月到1999年12月赴四川就任省委书记，周永康在国土资源部不到两年时间。一般看来，这是一次重要的“镀金”。正部级的石油部撤消后，中石油总公司继承衣钵，套上了正部级，但1998年的再次改制之后，三大石油公司本身都是副部级央企，虽然在经济上垄断着巨大的稀缺资源，但在政治序列中处于劣势——接替周永康的马富才在2003年11月的十六大不过是候补中央委员。因此，要想在仕途上更进一步，一个正部级的内阁成员对周永康来说，确实是个不错的过渡机会。

　　但要完成地质矿产部、国家土地局等部门的整合，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周永康在国土部完成得很顺利。他不仅敢于对部门整合中的繁杂问题进行决断，而且用一件事就牢牢笼络住了手下干部的心——盖房。

　　“当时被部委干部谈论的有两个审计报告，一是体育总局把申办奥运的一部分钱拿来给运动员盖宿舍，另一个就是国土部把勘探事业费拿出来一部分给职工盖房子。”一位国土部干部向财新记者回忆，周永康到国土部后，大家反映国土部的住房比石油部的小得多，教授级高工还没能住到两室一厅。周永康听了觉得这怎么行，了解情况后，很快做出了盖房子的决定，起码要解决高级工程师以上的能住两室一厅以上的房子。

　　三年川督

　　2002年12月5日，周永康与接任的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举行交接仪式，已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准备赴京担任公安部长的周永康满脸笑容，踌躇满志。

　　此时距他到四川任书记接近三年。周在离任讲话中，称自己在四川的三年工作经历“深受教育，终生难忘”，并许诺，“无论走到哪里，我都将尽心尽力地关心和支持四川的工作”。

　　在周之前，四川政坛向以本地官员为主，周永康的空降，给四川政坛带来一缕新风：他首次把信息产业作为“一号工程”，在四川这个传统农业大省大力提倡现代农业，强势抓安全问题且颇见成效；他提出借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追赶型、跨越式”发展，2000年至2002年四川的GDP分别为4010亿元、4421亿元、4875亿元，增幅分别为9%、9.2%、10.6%。

　　30多年石油系统的锻造磨砺、一年半国土资源部部长的经历，以及四川大省一把手的三年历练，使周永康完成了政治上的腾飞，这与其强势能干的工作作风不无关系。

　　“周永康很雷厉风行，一改以前四川干部管四川的状况。以前四川就是农业大省，节奏慢，他过来之后提出一些新思路。”一位长期跟踪四川政坛的人士称。

　　其一是将信息产业定为“一号工程”，这为成都今后的ITC产业（信息通信技术）集群成为全球性基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周永康的特点是抓产业落到实处，他提出，“一号工程”要靠一批骨干IT企业来支撑。

　　2001年1月，周永康参加了西部地区第一条模拟集成电路生产线在成都高新区的奠基仪式；一个月后，他亲自接待了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总裁陈伟锭，拉开成都与英特尔的艰辛谈判；2001年底，周永康还与时任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张春江视察了天府热线西部数据中心，颇具前瞻性地提出成都要搞“数字城市、电子政府”。

　　2003年，也就是周永康离开四川后不久，英特尔宣布英特尔投资3.75亿美元在成都高新区建立一座芯片封装测试厂，这创造了当时成都外商投资的金额记录。之后，英特尔三次增资，目前，世界各地用户所使用的笔记本电脑，每两台中就有一台配置“成都制造”的英特尔芯片，成都已成为英特尔全球最大的芯片封装测试中心之一。扎根成都10年的英特尔领头羊地位也让供应链各环节发生连锁反应。直接或间接带动了富士康、戴尔、仁宝、联想、德州仪器、纬创等布局成都。截至2012年，世界500强IT企业近50余家落户成都。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周永康13年前的一号工程，为如今的成都开拓出了这个支柱产业。

　　其二是提出现代农业。一位知情人士称，四川是农业大省，长期以来缺少抓现代农业的思路，虽然以前也提过以工业手段管理，但是周永康提出现代农业，把南充“凤垭山模式”（土地流转为核心、“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广安市唐燕子模式（农户出地、公司出种苗管理，按照效益四六分成）树立为农业产业化的典型。三年间，四川省农林牧渔的产值增加了11%。

　　其三是抓旅游。“峨眉山天下第一山是他提出来的。”一位接触过周永康的人士称，当时四川与云南相比，硬件软件落后十年，景区管理混乱，宰客问题严重，“两会上有人向周永康反映这个问题，他说这一年的变化很大，你可以再去看看”。

　　其四是抓安全问题。他2000年刚上任之后，水上沉船等特大事故频生，半年死了3000多人。“据说周永康很生气，把省长批得够呛。”

　　2002年的四川省“两会”上，周永康第一次提出追赶型跨越式发展。他雄心勃勃地说：“和东部及沿海一些地区两位数以上的发展速度相比，我们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或者说，差距还在拉大。我们还必须继续努力，奋力追赶，才能实现新的跨越。”

　　周没能领导四川人民实现这个跨越，他很快就获知将被调往中央。最先的消息是副总理，之后是公安部长兼政法委副书记。很难知道周永康从内心更倾向于哪个职务——都将一步迈进政治局，成为国家领导人，但未来的道路迥异。

　　最终是后者。据说中央高层认为，“9·11”后安全形势复杂化，必须有强力人物执掌公检法司和安全、内卫等国家机器部门，周永康出身的石油战线也是半军事化管理，又与政法系统关系不大，因此被认为是最好的候选人。“中国石油多少年的成功经验就是搞大会战。独臂将军余秋里管石油的时候，完全是军事化作风，电话响三声必须接。”一位知情人士称，周永康是从辽河油田最基层一步步干起来了，手腕刚柔相济，除了没有法律背景外，确实是很合适的人选。

　　三个官场棋子

　　事实上，周永康对四川政坛的影响，延续的时间更长、程度更深。他不仅在这里实现了人生的重大飞跃，而且离任前还完成了重要的人事布局，在该省的最高权力机构——四川省委常委会，留下了三个举足轻重的棋子：李春城、李崇禧和郭永祥。

　　刚到四川，周永康就手腕强势，敢于从人事上开刀。一方面，他将对“现代农业”模式提出质疑的遂宁市委书记等官员换掉；另一方面，周永康力排异议，接受了有人举报的李崇禧的输诚靠拢，将其从阿坝州简拔到省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的显位，并于同年12月再进一步，进入四川省委常委班子。2002年5月，周即将离开四川前，又力推李崇禧至四川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的关键性岗位，在班子中的话语权大增。

　　同样，从哈尔滨调任成都市副市长的李春城虽然与原市委书记不和，却获得了周永康的青睐赏识。从2001年5月升任成都市长，到2011年9月调任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再没有让成都离开自己的手掌心，其长达十年的省委常委职务，亦使其在全川政务中也拥有相当影响力。

　　周永康从北京空降四川，随同的只有从国土部带去的大秘书郭永祥和小秘书冀文林。两人是周真正的心腹。1949年出生的郭永祥是山东临邑人，1972-1998年在胜利油田和中石油待了26年。1998年7月，他随周永康到新组建的国土资源部，担任办公厅主任；2000年1月，周又把他带到四川，担任省委副秘书长、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和常委办主任。2002年底周永康荣升政治局委员上调中央，带走冀文林，将郭永祥留在了四川，并帮助郭永祥晋身四川省委常委。

　　“二李一郭”三名周派干将中，职务最高的是四川地方实力派干部出身的李崇禧。李崇禧大学毕业后进入省纪委系统干了13年，1995年短暂到甘孜藏族自治州任职，1996年3月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担任了四年州委书记。加入周永康阵营后，李崇禧从2002年5月起担任了近10年省委副书记，历经周永康、张学忠、杜青林、刘奇葆等四任省委书记，其中又有五年兼任省纪委书记。

　　李崇禧在四川官场以喜怒不形于色著称。“他城府很深，很谨慎，不苟言笑，在纪委系统一直有很深的影响力。”一位四川官方人士称。

　　有多年秘书经历的郭永祥则向以笑脸迎人。一位在国土部的领导秘书称，他印象中的郭永祥，“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上述四川官方人士认为，郭永祥“一看就是官场老江湖，圆圆脸儿，见谁都笑嘻嘻的，八面玲珑。据说也很仗义，可以帮些小忙。喜欢京剧，记忆力很好，口才也佳，脱稿讲话时引经据典，思路清晰。”

　　“他知道领导怎么想，事情和领导怎么说能成。”另一位信源透露，郭永祥在四川官场人脉很好，可以称得上是“大哥”级人物，连成都当地的高官都把他视为大哥，“他在四川被视为周永康的眼线，在一些事情上可以牵线搭桥”。

　　郭永祥最成功的一次牵线搭桥，可能是为周永康和蒋洁敏之间拉上关系。郭永祥与蒋洁敏1972年12月同一批招工入胜利油田，而且一起分到了孤岛采油厂。两人都是鲁西北人，郭永祥比蒋洁敏大5岁，比较早离开作业队，在采油厂做宣传干事，后又调到胜利油田党委办公室当秘书，对蒋洁敏多有照拂。在周永康离开中石油，需要在中石油内部找代理人，而蒋洁敏谋求上位，需要奥援震慑中石油大小山头的时刻，郭永祥在蒋与老领导之间扮演了重要的桥梁、润滑和黏合作用。

　　周上调中央后，郭永祥继续留任了两年多省委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2006年1月始担任副省长，分管农业、林业、水利、防灾、扶贫开发、民政、计生等部门。此后据说因一次高速公路上的车祸，仕途受到影响，2007年5月退出省委常委之列。2009年郭永祥年满六十，在仕途结尾，古文功底深厚、喜好文艺的他选择了省文联主席一职，当时还被传为美谈。

　　“二李一郭”中，仕途最被看好的是李春城。1956年出生的李春城少年得志，以工农兵学员身份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留校，曾担任过四年的共青团哈尔滨市委书记。1995年，39岁的李春城晋升哈尔滨市委常委，成为正局级干部。1998年12月，李春城出人意料地由哈尔滨副市长调任成都市副市长。

　　2000年1月周永康空降四川，李春城审时度势，靠拢站队。2000年8月，李春城被调任泸州市委书记短暂过渡，5个月后，重新杀回成都升任市长。在2002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上，李春城当选候补中央委员，翌年成为成都市委书记，仕途一片看好。

　　决心大干一番的李春城，2003年即启动了闻名全国的城乡统筹改革，2007年获得国务院改革试点批复，其内涵涉及土地流转、户籍改革、农民社保、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问题。这一创新之举需要各部门的协作才能推动，不仅仅是公安部门搞户籍改革这么简单，所以很多城市来学但效仿不了，这也突显了李春城的创新意识和很强的执行力。另有人士称，李春城在成都能做成这么大的事，也依赖周永康奠定的基础和一直以来的保驾护航，给予了宽松的政策环境。周永康离开四川之后至少有六次回川之行，其中2010年1月和6月的两次考察，都肯定了成都城乡统筹改革试验，要求积极推进。

　　2004年，李春城还提出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提升机关行政效能，当地人普遍感觉成都市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比四川省里要高出很多。李春城还力推了藏区9+3免费教育计划，即在9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对藏区孩子提供3年的免费中职教育，使他们回到藏区能顺利就业。

　　成都当地一位人士还提到，汶川大地震后，成都的灾后重建，并不是全部重建，而是借此进行了新的规划，淘汰了一些三高产业。“比如都江堰所有的医疗机构都倒了，但是重新规划了不同层级的医疗养老体系，重新布局。”他认为，这些年成都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好，和当时李春城主持的产业结构和社会事业体系调整很有关系。

　　2005年，因《百家讲坛》出名的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在成都调研两个月，走访了很多区县级官员，写出一本《成都方式——破解城乡改革难题的观察与思考》，对成都的城乡统筹、基层民主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等予以介绍和肯定，并引用人民群众的话说，“现在城市是我们的了，书记是我们的了，政府是我们的了”。易中天和李春城见面时，李春城对成都改革经验总结到：“只要是我们想清楚了又下决心要办的事，再难都有可能把它办成。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做的这些事情，确实是一场涉及思想观念、体制机制、利益割据和方式方法的深刻变革。要真正干好，不是难，是很难。不过到目前为止，成都的实践还是初步见到了成效。”

　　令人惊讶的是，锋芒毕露的李春城在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上落选中央候补委员，据悉与其在黑龙江买官有关。黑龙江省绥化原市委书记马德在北京受审前，曾检举了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和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李春城被牵入韩桂芝案。李春城虽被保过关，但不得不在成都市委书记任上再蹉跎一届。

　　“李春城不像周永康的四个秘书，不在周的最核心圈子，但是两届市委书记，对成都的控制力极强，延续了周永康在四川的影响力。”上述熟悉四川政坛的官员说。

　　一个例证是成都人对中石油的四川彭州石化项目非常反对，甚至准备上街游行，但四川省领导没有表态，李春城还是力推者。周永康也对该项目有所批示，共同推动该石化项目成功建成。

　　十年政法

　　2002年11月15日，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时年60岁的周永康首次进入中央政治局，并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12月，他又兼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并在28日的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当选公安部部长。按照惯例，历届公安部部长还将兼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第一政委、党委书记。

　　至此，周永康成为政法系统仅次于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的二号人物。在此之前，中央政法委已近五年未设副书记一职。

　　2003年3月17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国务院组成人员名单，周永康当选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在国务院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公安部长的情况，也有近30年未曾出现。

　　最近的一个例子，还是因“毛泽东接班人”身份广为人知的华国锋。华在1973年的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当选政治局委员，两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1976年，毛泽东逝世，华国锋的权力也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达到巅峰，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等职。

　　周永康得以公安部部长身份进入中央政治局，更多得益于其特殊的时代背景——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日益加大，贪腐、民生、公民权利保障等问题所引发矛盾的矛盾愈发突出，社会维稳压力积聚的背景下，执政党对于政法系统尤其公安力量自然更加倚重。

　　一个维稳、“综治”时代，亦由此展开。有了巨型国企领导人和封疆大吏丰富资历的周永康，在这十年如虎添翼，权柄日重。

　　2002年12月13日，尚未就任公安部部长的周永康即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党委书记的身份到北京市公安局视察调研。他强调，“首都稳则全国稳，首都安则天下安”，首都的稳定对于全国具有极其重要的辐射作用，做好首都的稳定工作，事关全国稳定的大局。

　　2003年11月1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工作的决定》（下称13号文件）则对此背景进行了更为直接的描述。

　　文件指出：“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不断显现，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危害严重，群体性事件和突发事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越来越大，互联网上影响稳定的问题日益突出。维护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社会稳定，任务艰巨、意义重大。各级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13号文件对公安机关提出的首项具体要求，就是全力做好维护稳定工作，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视为公安机关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总任务，并将积极预防、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当作新形势下维护社会稳定的重大课题。

　　它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要高度警惕，妥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活动，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的破坏活动，和“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的非法活动。

　　地方各级公安厅（局）长“进常委班子或任政府副职”的惯例，也发轫于这份文件——“各级党委可根据实际情况和干部任职条件，在领导班子职数范围内，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实行由同级党委常委或政府副职兼任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主要领导”。

　　按照《宪法》和各级组织法所设立的制度框架，公、检、法三家中，以公安部门的地位最低。因为它属于行政机关，是同级政府的组成部门，受政府领导，政府再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法院、检察院则属于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由人大产生和并向其负责。在行政级别上，法、检部门的院长、检察长也和同级政府副职相同，较公安局长要高半级。

　　这一制度设计，体现了依法规范警察权的理念，公安机关采取逮捕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措施，也必须先经司法机关的批准。西方国家亦大体如此，主要区分只在于，一些国家的检察机关也和公安机关一样属于行政而非司法系统，权力更向法院集中。

　　但是，由于中国司法机关的独立地位只是相对于行政机关，仍要受到同级党委的领导，且法院院长、检察院的检察长一般不进同级党委的常委班子。上述13号文件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地方公安厅（局）长若由同级党委常委兼任，在法院、检察院面前就有了一定的优势地位。在政法委书记、副书记兼任公安局长的情况下，公安、司法间的关系便有倒置之虞。

　　虽然一些警界人士认为，这一模式主要针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旨在加强公安机关在政府内部的话语权，不会直接干涉到法院、检察院，而且，公安机关作为政府的二级部门，实践中也常存在非警务因素干扰执法的情况，公安厅（局）长“进班子”，也有利于提高公安机关的抗干扰能力。但是，毫无疑问，随着周永康进入政治局，一个大公安的维稳综治时代已经到来。

　　截止2011年5月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当选副市长时，全国已有26个省、市、自治区的公安厅（局）长进入各地党政班子，占84%；对27个省会（首府）城市、4个经济特区所在市、国务院批准的18个较大的市等49个城市统计则发现，有42个市的公安局长进入各地党政班子，占86%。

　　运动治警

　　周永康走马上任之时，正值中国进入1949年后的第四个犯罪高峰期。数据显示，自2000年，抢夺、抢劫犯罪案件大幅上升，占到刑事犯罪的近40%，有的地区达到了60%以上。社会治安恶化的背景下，对警察扩权和严刑峻法的呼吁在体制内外都非常强烈。

　　但另一方面，全国警力严重短缺，经费保障缺口巨大。据一篇题为《中国基层警察缺衣少食权力薪酬不相当很危险》的文章记载，到2005年，根据公安部人事训练局统计，全国1-2人的派出所有3723个，3-5人的有16533个，占派出所总数的一半。各地公安局特别是基层派出所长期难以得到有效的财政支持，经费不足是老大难问题。为维持公安部门的运行，从首都北京到边远山区，警察都在忙于罚款、收费、创收。按时任四川省公安厅厅长吕卓的话说，警察长期吃着这三种饭，财政拨款的“皇粮”太少，却要公安部门先创收再返还，创收的一个重要途径，便是各种自立的、超范围、超标准的收费和到处拉的赞助，这叫“杂粮”；此外还有罚款，警察都被分配了查处卖淫嫖娼、交通违章等的罚款指标，吕卓管这叫“尿泡饭”，“‘皇粮’吃不了，‘杂粮’吃不饱，‘尿泡饭’吃得一身骚”。

　　吕卓也承认，“警察腐败的一大根源，就是警察变成了一个创收、营利者，由此必然导致他们在执法时产生偏差。”2003年四川省对全省公安系统的经费状况所做调查令人触目惊心，有个百万人口的县，每年公安部门正常开支要2700万元，县财政只给了1/5，其余的都要公安部门自己“创收”，相当于全县人均被罚20元钱。

　　在进行充分调研后，2003年，自39岁即成为全国最年轻公安厅长的吕卓决意从“饭碗”入手，重塑警察形象。当年6月，四川公安厅颁布第6号令《关于严禁公安民警参与经营娱乐服务场所及为其违法活动提供保护的规定》以及第7号令《关于严禁公安机关乱收费、乱罚款的规定》，两令各有4条，合称“8条严禁”。2004年1月5日，四川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财政厅关于建立县级公安机关经费保障机制的意见》（俗称1号文件），规定县级公安机关所需经费，包括人员经费和办公经费，由县级财政负责保障，财政部门按核定标准在年初预算中足额安排公安机关的基本支出需要，不留缺口。

　　由于这次警察经费和治安财政改革发轫于周永康刚刚离开的四川省，坊间多认为它代表着周永康“规范治警”的一次努力。事实上，四川省的前述1号文件刚刚发布第三天，远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就做出批示，“四川省财政不算富裕，但能认真贯彻中央要求，建立县级公安机关经费保障机制，值得其他地区学习推广”。当月底，周永康到四川视察，又赞叹道：“在经济并不发达的情况下能做到这点，四川干了一件大事。”当年9月，财政部和公安部又联合发布《关于制定县级公安机关公用经费保障标准的意见》，正式将警察“吃皇粮”运动推向全国，并确定了“收支脱钩”“全额保障”等机制保障。

　　不过，2005年4月，担任四川省公安厅长已11年、刚到50岁的吕卓，因违规用地问题被免职，黯然退居二线。周永康曾经试图以经费保障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将计划经济体系下“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公安管理体制向“以条为主”的垂直管理转型的努力，似乎也因为“勇先锋”的下课而偃旗息鼓。人们可以看到，警察的非警务活动越来越多，比如受命于地方政府，参与房屋拆迁、经济纠纷等事务，作为交换，吃上“皇粮”的地方公安部门，依然拥有在当地大吃“杂粮”和“尿泡饭”的权力。

　　在几项控制警权、理顺警务激励机制的规范化改革落空后，周永康似乎意识到自己不足以撼动或者没有必要去撼动系统自我扩权的冲动，将这种力量掌控在自己的节奏下，应该是更明智的选择。他开始改弦更张，用自己和旧系统都更为习惯的方式完成这种“控制性规范”。一方面，其在位期间，公安部重修了大楼，改善了办公条件，还为部里干部“解决了数百套房子”；另一方面，周永康用一系列具有鲜明中国特征的集中性活动，取代了进行体制性改革的初衷。

　　“周永康是搞政治的，他当公安部长期间，各项政治性的活动比较多。”一位有着二十多年工作经验的基层公安局法制科长向财新记者回忆。

　　2003年1月22日，公安部发布“五条禁令”，严禁违反枪支管理使用规定、携带枪支饮酒、酒后驾驶机动车、在工作时间饮酒和参与赌博，民警违反上述禁令的，予以纪律处分或予以辞退；造成严重后果的，予以开除，并要追究其所在单位直接领导和主要领导的责任。

　　这是周永康就任公安部长后的一项重要措施。虽然“五项禁令”的内容此前都在禁止之列，但这一朗朗上口的总结，被认为对规范民警行为起到了很好作用。

　　同年2月18日，公安部再次发布通知，决定2003年3月至12月在全国公安机关和全体民警中开展“贯彻十六大，全面建小康，公安怎么办”大讨论活动，以“实践‘三个代表’、认清历史使命，加强队伍建设、公正执法为民，改革公安工作、服务小康社会”。

　　2004年5月，公安部召开“在全国公安机关开展大练兵活动电视电话会议”，要求的主要内容，包括基本知识学习、基本体能训练、基本技能战术训练及专业知识学习和业务技能训练等方面。各级公安机关要根据实际确定“训练日”，基层和一线实战单位保证每周不少于半天的时间专门进行训练，并形成制度；同时各级公安机关要积极创造条件，保证每个民警在大练兵活动中接受不少于两周的集中强化训练。

　　2005年5月，公安部再次开展“大接访”活动，要求全国公安机关从5月18日开始敞开大门，以“人人受到局长接待，件件得到依法处理”为目标，集中时间、集中力量，领导动手、全警参与，由各级公安机关的一把手面对面地亲自接待上访群众，依法处理群众信访问题。

　　2006年，公安部又在前述“三部曲”运动的基础上，将该年确定为“基层基础建设年”，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三基”工程建设，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并要求以此为契机，“坚持不懈，一抓三年”。

　　对于上述“大讨论”、“大练兵”、“大接访”、“三基”工程，公安系统内外看法褒贬不一。

　　2007年10月28日，周永康离任公安部高升之时，官方的说法是，周永康在任期间的几年，“公安工作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但在前述基层公安局法制科长看来，除了“三基”工程确实做了一些实事，在基础设施、交通工具、通讯工具、办公设备等方面按照标准落实了以外，其它基本上都是“搞政治”，没什么实际效果。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武伯欣更是认为，这些东西都是来自“左”的遗风，反而给公安工作带来很多负面的东西，“好大喜功掩盖了问题”。

　　以“大接访”为例，根据公安部发布的数据，从2005年5月到2007年8月28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接待群众上访19.5万起，处理群众信访问题18.1万件，群众停访息诉17.6万件，停访息诉率达到90.2%。但另一方面，各地政府派出公安人员和公务人员，或者聘请社会人员，通过暴力或者非暴力的行为拦截本土上访者，甚至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即非法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将上访者投入“黑监狱”进行非法拘禁的现象，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集中涌现。“大截访”与“大接访”如影随形，一批类似于北京安元鼎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这样专业拦截、关押、遣返上访者的保安公司应运而生。

　　“在周永康担任公安部长时期，客观地讲，警察行为的规范化、警务体系的正规化上是有所进步的，但警察的权力边界不是缩小了，而是进一步扩大了，警民关系也日趋紧张化。”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观察人士评价道，“这一方面是因为周永康推行的规范化和正规化，采取的仍是传统人治的一套陈旧的方式方法，而不是通过法治来约束权力；更重要的是，当周永康们体会到国家强力机器权力不受约束给小群体带来的巨大好处后，他们考虑的就不再是约束权力，而是利用权力，不是权为民所用，而是权为己所用。”

　　“他不是法治的信徒，而是权力的信徒。”他说。

　　司改停滞

　　2007年10月22日，周永康在中共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接替罗干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成为中国公检法司以及内卫工作的最高领导者，站到了中国的权力峰层。

　　周在位的五年间，恰逢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9年的建国50周年庆典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召开，安全、稳定工作尤为重要，他的地位也变得更为显赫。同时兼任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是历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中话语权最大的一位。

　　不幸的是，周永康在公安部时期带有左的风格的施政理念，也借此扩展到整个司法领域，“维稳”更成为各级政府的一项重点工作。

　　甚至在周永康的家乡无锡厚桥镇，自2004年无锡掀起的大规模城市化运动、锡东新城的圈地造城，造成了大片荒地和失地的访民。遭受维稳对待的无锡访民没有想过，这位乡贤主政期间，中国形成的政法维稳机制给他们带来什么影响。

　　2009年，厚桥镇太芙村数千亩基本农田，“因发展需要”，被列入征用计划。村民胡琴芬称，此后在村委会的操纵下，不少村民不明不白中申请纳入“社保”，在所谓的《自愿申请放弃土地承包权》的协议上签了字，一夜之间成为“失地农民”，有的甚至是别人代签的，本人并不知情。胡家同样未签字，同样“被失地”。

　　此后，胡琴芬等要求为“未征收”的土地登记确权，并在大面积抛荒的土地上，联合了多位村民开荒种田，却遭村委阻拦。在多次申请行政复议未果后，她被逼走上上访路。2012年7月，她在家中被警察和保安拉进汽车押走，在宾馆关押15天。

　　同村村民华惠清，则是2010年3月起，在当地启动“走马大成”项目时，多次拒绝签字拆迁，家里遭断水断电，道路被毁，一家人被迫逃离，租住在外。当年下半年起，他家将近10次被盗，祖坟被铲，80岁的母亲被推倒摔成骨折，他两次遭绑架，并因上访被关26天，拘留5天。

　　2012年6月，因再次到北京上访，华惠清和70多个访民被分别投入“学习班”，他被关押长达79天，最后不得不签字同意，千辛万苦保护了几年的房子终成废墟。

　　新厚桥村60多岁的邹惠芬，也有维权上访十多年的经历。该村街南队原有耕地78亩，分别于1993年、2003年被村委骗租。2005年，当地镇村政府，多次伪造文件，称街南队人均耕地不足0.1亩，已被批准征地撤队。村民坚决反对，从此走上了追讨耕地及土地租金的维权道路。

　　村民无数次上访，最终于2006年获江苏省国土厅等单位的答复，称失地查无办理农用地专用手续，认定地方政府非法占地，责成有关部门拆除相关建筑。

　　但此后土地仍被荒着，村民开荒种田，多次遭遇当地政府动用机械挖泥填地。2012年7月，邹惠芬险遭绑架，幸有村民阻拦，在拼死抵抗中，其腰脊椎被拉伤。

　　华惠清等人的遭遇并非孤例，在厚桥附近的羊尖镇、滨湖区太湖街道、胡埭镇等地，失地访民命运同样如此，且遭受的维稳手段更残酷。

　　无锡访民没有想过，这些维稳机制和周永康有什么关系。但渐渐地，无锡人进京上访，有些人总要去找他。“到政法委的大门口，在360度监控的探头下，大叫几声：‘周永康，老家人来看你了，你快出来’”。锡山区羊尖镇一位访民说。

　　这一时期，各级政府的维稳经费达到历史新高。维稳工作的重要性，也因各项“一票否决”考核政策的存在，成为很多机关、部门超越本职工作的第一要务，除了那些被维稳的对象外，基层公务员们也是苦不堪言。

　　尤其在法院系统，相对于司法的独立性，政治性在这一时期被予以更多强调，遭到法学界、法律实务界的强烈批评。

　　一位从事刑事审判近30年的老法官曾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上述政治生态下，维稳已成了法官判决时考虑的第一要素，地位高于法律的准绳。“只要是为了当事人不上访，就算违背法律的规制，不管是采用迁就的态度，还是采用暴力维稳的手段，也不会有人说什么，因为领导都怕上访。”他认为，这些现象的实质，都是以牺牲其他当事人合法权益或法律严肃性、公平性和法院公信力为代价，来求得一时的“稳定”，即所谓“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统一。

　　几位接近最高法院和中央政法委的人士向财新记者表示，上述局面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很难将其归结到周永康或某个个人身上。但有一点毫无疑问，他无法完全撇清责任。

　　唱和重庆模式

　　周永康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期间，正值薄熙来主政重庆，在“唱红打黑”问题上，周永康始终给予薄熙来力倡的重庆模式以有力支持。如今这两位已先后落马。

　　2009年6月，在薄熙来的部署和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的主持下，重庆市展开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截至当年10月25日，累计抓获涉案人员2915人，刑事拘留384人，逮捕1567人，其中重庆市各级检察院批准逮捕的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700人。

　　重庆“打黑除恶”开始一个多月后，中央政法委就于7月29日发布消息，称近日已出台《关于深入推进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工作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继续抓好专项斗争各项工作，始终保持对黑恶势力主动进攻的高压态势，确保专项斗争向纵深推进。

　　2009年10月26日，重庆市委领导向社会各级通报重庆打黑相关工作时称，这一行动是为了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打黑除恶的要求，推进“平安重庆”建设。

　　三天后，重庆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市打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组长刘光磊更在打黑除恶新闻通气会上说：“深入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中央的‘规定动作’。”

　　目前尚无公开资料或报道显示，中央政法委为何要求重庆开展此项行动，以及为何迅速将重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经验”向全国铺开。但从后续反映来看，周永康对此相当满意。

　　根据当时重庆市对外通报，2009年9月25日，周永康曾对此重庆打黑专门做出批示：“打击铲除黑恶势力，是让老百姓过上安定日子的‘民心工程’。近期在重庆市委、市政府领导下，政法机关加大工作力度，见到了明显效果，为人民办了一件好事、实事。”

　　次年3月的全国两会期间，周永康还来到重庆代表团，同代表们一起审议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工作报告。周永康称，一年来，重庆市委、市政府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取得了新成效，人民群众得到了更多实惠，尤其是平安重庆建设，给3200万重庆人民带来了福祉。

　　主持当天审议的就是薄熙来。他在开场白中说，周永康同志对重庆的工作非常熟悉，十分关心，早在武隆山体滑坡时就和专家一起研究治理方案；以后又积极推动川渝合作，留下很多佳话，“他还特别关心支持三峡库区移民，多次做出重要批示，帮助解决重大问题；对我市‘打黑除恶’工作，及时做出重要批示，给予鼓励和支持”。

　　周永康也热情询问了重庆公租房、库区移民等情况，并多次对打黑除恶行动给予肯定。

　　就重庆将司法拍卖转到产权交易所的改革，周永康更是评价颇高。当时任重庆市高级法院院长称“小改革解决了大问题”时，他纠正说，“这项改革一点也不小。它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使司法拍卖更加公开公正透明，这是社会管理的一个创新。”

　　其后续结果则是，2012年最高法院开通的“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即是在重庆“诉讼资产网”的基础上升格而成。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前副秘书长，曾经到过重庆调研的王凤海告诉财新记者，网上拍卖的技术门槛其实并不高，除重庆外，上海、江苏、黑龙江等地都已开通了自己的网上拍卖平台。从功能上看，业内普遍认为上海而非重庆模式是最好的。

　　一位接近最高法院的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通过“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推广重庆模式，以深化网上司法拍卖改革，是中央政法委有关领导的支持，最高法院内部其实也有不同看法。

　　王凤海等也曾尝试通过私人关系，向周永康汇报调研的情况，据实陈述重庆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的一些问题，却未被接受。

　　他告诉财新记者，“关键的问题，其实不在于选择哪个平台，而是选择过程中对法律程序的遵循，防止垄断和领导个人意志的决断”。

　　除在“两会”期间接见重庆团外，周永康还在2010年11月到重庆调研。为期3天的调研时间中，他参观了重庆交巡警平台、打黑除恶成果展、公租房项目，听取了“大下访”、“大走访”情况介绍，并在重庆大剧院观看了“唱读讲传”汇报演出。

　　调研期间，周永康再次肯定了打黑的成绩，并称“唱读讲传”汇报演出“太令人感动了，是新形势下加强干部思想教育、做好群众工作的有效载体”，并现场要求，全国政法战线也要开展这项活动。

　　调研结束时，周永康对重庆模式给予了全面的积极评价，称“唱读讲传”“三进三同”“三项制度”“大下访”“大走访”等活动，都是生动活泼又切实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并要求政法系统的同志尤其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肯定的范围也不止限于政法领域，就薄熙来力推的“五个重庆”建设、公租房建设、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等，周永康称都是实实在在的改善民生之举，在全国也有很强的示范意义。

　　这些支持，都成为薄熙来和王立军等人重要的政治筹码。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构成了曾经赫赫有名的“重庆模式”核心支柱之一，法学家童之伟将其概括为：公权力组织以打黑为契机，以公安等强力部门对有关打击黑社会组织犯罪的刑法第294条进行极端的扩大化运用为基础，将追诉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活动，转化成了权力者对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事务进行管理控制的一种基础性抓手或策略。在这种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下，执政党地方党委领导人及其下属机构（如政法委），将整个公权力的国家机器组织一体化，统一指挥公法检机关行使职权，将刑事司法手段转化为社会管理方式，突破法治底线，脱离监督制约，以寒蝉效应控制社会经济秩序。周永康对这种严重违背法治与人权精神的社会治理模式的赞许，有多大程度是出于政治结盟的考虑，又有多大程度是一种价值观的认同，我们不得而知。但直至“王立军夜奔”事件发生后，周永康还是在2012年3月“两会”期间到重庆代表团，专程为已经危若累卵的薄熙来站脚背书。■

【周永康的红与黑二】周永康的三基石：石油、四川、政法

2014-07-31T16:42:00.001+08:00

2014年07月29日 19:39 本文来源于财新网

周永康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

　　石油起家

　　1985年，43岁的周永康从盘锦来到北京，担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与担任部长的老领导王涛在石油部新班子里搭档，全面主管生产工作。

　　“周永康从辽河走的时候，一个人没带。”一位辽河油田子弟对财新记者回忆说。

　　1989年3月9日下午，周永康带领指挥部班子成员从北京飞往乌鲁木齐，转赴库尔勒，塔里木会战拉开序幕。

　　到1993年，塔里木盆地发现6个油田，探明石油储量2.8亿吨，建成原油年生产能力160万吨。

　　也是在周永康主政中石油总公司时期，开始讨论新一轮整体重组改制、推进股份公司上市问题。

　　三年川督

　　2002年12月5日，周永康与接任的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举行交接仪式，已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准备赴京担任公安部长的周永康满脸笑容，踌躇满志。

　　其四是抓安全问题。他2000年刚上任之后，水上沉船等特大事故频生，半年死了3000多人。“据说周永康很生气，把省长批得够呛。”

　　三个官场棋子

　　李崇禧在四川官场以喜怒不形于色著称。“他城府很深，很谨慎，不苟言笑，在纪委系统一直有很深的影响力。”一位四川官方人士称。

　　十年政法

　　至此，周永康成为政法系统仅次于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的二号人物。在此之前，中央政法委已近五年未设副书记一职。

　　一个维稳、“综治”时代，亦由此展开。有了巨型国企领导人和封疆大吏丰富资历的周永康，在这十年如虎添翼，权柄日重。

　　2003年11月1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工作的决定》（下称13号文件）则对此背景进行了更为直接的描述。

　　运动治警

　　“周永康是搞政治的，他当公安部长期间，各项政治性的活动比较多。”一位有着二十多年工作经验的基层公安局法制科长向财新记者回忆。

　　对于上述“大讨论”、“大练兵”、“大接访”、“三基”工程，公安系统内外看法褒贬不一。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武伯欣更是认为，这些东西都是来自“左”的遗风，反而给公安工作带来很多负面的东西，“好大喜功掩盖了问题”。

　　“他不是法治的信徒，而是权力的信徒。”他说。

　　司改停滞

　　不幸的是，周永康在公安部时期带有左的风格的施政理念，也借此扩展到整个司法领域，“维稳”更成为各级政府的一项重点工作。

　　村民无数次上访，最终于2006年获江苏省国土厅等单位的答复，称失地查无办理农用地专用手续，认定地方政府非法占地，责成有关部门拆除相关建筑。

　　华惠清等人的遭遇并非孤例，在厚桥附近的羊尖镇、滨湖区太湖街道、胡埭镇等地，失地访民命运同样如此，且遭受的维稳手段更残酷。

　　尤其在法院系统，相对于司法的独立性，政治性在这一时期被予以更多强调，遭到法学界、法律实务界的强烈批评。

　　唱和重庆模式

　　2009年10月26日，重庆市委领导向社会各级通报重庆打黑相关工作时称，这一行动是为了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打黑除恶的要求，推进“平安重庆”建设。

　　周永康也热情询问了重庆公租房、库区移民等情况，并多次对打黑除恶行动给予肯定。

　　其后续结果则是，2012年最高法院开通的“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即是在重庆“诉讼资产网”的基础上升格而成。

　　王凤海等也曾尝试通过私人关系，向周永康汇报调研的情况，据实陈述重庆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的一些问题，却未被接受。

　　他告诉财新记者，“关键的问题，其实不在于选择哪个平台，而是选择过程中对法律程序的遵循，防止垄断和领导个人意志的决断”。

【周永康的红与黑一】周的青春岁月

2014-07-31T16:39:00.001+08:00

2014年07月29日 19:35 本文来源于财新网

1942年，他生于江苏省无锡县厚桥镇西前头村，取名周元根，一个散发着江南泥土气息的名字。青春年华的周永康，勤奋简朴，低调克己，与人为善

资料图：周永康。图片来源网络

　　【财新网】（记者谢海涛王和岩）2014年7月29日傍晚6时，新华社发布消息，鉴于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

　　与周永康一起倒下的，是一个贪腐集团——从已经公布的调查进展来看，至少包括两名十八大中央委员、两名候补中央委员、三名副省部级以上高官，数百名公务人员、国企和私营企业负责人，以及周永康的绝大部分近亲属。

　　外界毫不知情，72岁的周永康现在哪里。京郊房山、天津、河北廊坊、内蒙包头……甚至不知道他从何日开始失去人身自由。周永康就像一只失去双脚的鸟，要么飞，要么坠落。

　　厚桥少年

　　西前头村西距无锡城18公里，东临宛山荡，九里河贯穿而过。村虽小，却有500余年历史，全村数十户人家，大多姓周。

　　周元根祖父周阿学，祖母王彩宝，祖母出身于西前头邻近的丁家桥王家，生女周秀金。周元根父亲本姓陆，厚桥嵩山村人，后入周家做了上门女婿。

　　乡邻印象中，周家父母为人和善。父亲周义生没文化，母亲周秀金曾为大队妇女主任，“蛮讲道理的”。夫妇生三子，为周元根、周元兴、周元青。

　　周元根少时，家贫寒。厚桥风物虽好，却是地处偏僻，交通闭塞，史上为血吸虫病区，经济上以农业、渔业为主，较为落后。西前头一带，当时人均地不足一亩，每年种一季小麦、一季水稻。旱地里，则种桑养蚕。

　　种地之余，周义生钓黄鳝较拿手，以此挣点钱，丁家桥王家等亲友，也时有接济，才能供孩子读书。

　　1950年，8岁的周元根上小学，先是西前头小学，后到厚桥小学，在从前一大户人家的祠堂里读书。小学数年，在同学朱元庆（化名）记忆中，全班三四十同学中，周元根留下的印象不深。“当时读书确实很刻苦。放学放假回家，我们还要到稻田里干活。”

　　1956年，周元根考取学海中学（现荡口中学）。这所东临鹅湖、西傍鸿山的学校，创建于1938年，是锡东地区最好的两所中学之一。

　　在学海中学，周元根所在班上，还有一个周元根，班主任朱梦周和他商量，给他改名周永康。

　　在朱元庆印象中，初中时的周永康，待人客客气气，笑起来老是“嘿嘿嘿”的。另一同学周根生（化名），也称周永康性格还可以，不凶，有同学周卫生过去还欺负过他，卫生家里有钱，永康家贫。

　　学海中学离厚桥20里，如果住校，一个月要交七八元，那在当时是一大笔钱。朱元庆和同学在镇上租房子，4毛钱一个月。他记得周永康似乎也租住在镇上。像其他同学一样，周永康也是每周六回家背米背菜，周日下午回校。后来，同学们集中住校，从父母的公分里扣钱，支付伙食费。

　　生于贫瘠的周永康学习刻苦，成绩也好。“那时读书，老师抓得不紧，出好成绩不容易。”周根生称。1958年，周永康入读省立高中苏州中学。

　　这是一所有千年办学渊源、百年办学历史的江南名校，国学大师王国维、钱穆等皆曾执教于斯，钱伟长、李政道等曾在此求学，可谓“桃李门墙多俊彦”。

　　在苏州中学，周永康的学习仍是非常刻苦。55年后，他重访母校时，校方称，“这方沃土上浓厚的学习氛围激发了他的学习兴趣，对他的人生发展影响深远”。

　　朱元庆则于1959年考上了南京的一所工业学校。在他印象中，那时每逢学校放假，回乡学生都要参加活动。周永康还当过小组长，组织宣传、扫盲活动。记忆中的小伙伴，依然是热情客气，经常笑，憨厚。

　　1961年，周永康考上北京石油学院。这是当时厚桥公社为数不多的大学生，更是西前头的荣誉。

　　从此，他离开故乡，去宦海浮沉。

　　一生最美好的时光

　　1966年夏，周永康从北京石油学院毕业。时值文革爆发。北京高校在经历了三个月的混战后，9月，周永康这一届毕业生被宣布留校待分配，一等待就是一年。

　　1967年，周永康来到辽宁盘锦，他被分配至大庆油田六七三厂地质队。大庆油田六七三厂，是大庆油田专门为开发辽河油田组建的机构，因其成立于1967年3月而得名。

　　作为辽河油田的前身，六七三厂成立之际，从大庆油田下属各机构抽调人马，组成了包括地质队、钻井队、采油队、石油队的一整套作业队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周永康起初在六七三厂做实习员、技术员。1970年，辽河油田大会战展开，参战人员1000余人，周永康被调到辽河石油会战指挥部地质团区域室。之后三年，周永康在地质团区域室先后担任技术员、党支部书记、大队长。

　　在地质团，周永康给同事们留下的印象很不错。曾与周永康共事的原地质团老职工、79岁的高级工程师张国成记得有年冬天，周永康还在地质团任大队长，和同事一起外出检查工作。回来时周永康没有坐单位的车，自己坐火车回来了。周永康说，他是大队长，同事肯定让他坐驾驶室，大冬天人家坐卡车车厢，他心里觉得过意不去。

　　1973年，地质团更名为辽河石油勘探局地球物理勘探处（即后来的辽河油田物探公司），周永康担任处长。当了处长的周永康，同事们觉得并没什么变化，工作积极，待人接物没什么架子。

　　张国成记得，这年夏天，他和周永康一起去山东开全国石油断层会议。途中在天津站转车，周永康说自己年轻，跑上跑下去排队买票，让年长他五六岁的张国成拿着材料坐着等。“那时坐火车不方便，排队买票的人很多，天气又热。”他说，“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小伙子人年轻，但很懂事。”

　　物探就是通过收集地震反射波的频率来确定地层结构，是进行地质勘探的早期工作，多数时间在没有人烟的处女地进行，工作条件艰苦，很少人愿意做这个工作。辽河油田物探处最初有六个小队，后来逐渐扩展至十个小队，约2300多人，一年中有四五个月在野外工作。

　　盘锦盛产大米，稻田很多，每年霜冻后，大地结冻，物探各个小队队员们开始野外工作。“我们都是大冬天跑野外，工作条件很差。11月份出去，第二年的三月份回来，很多时候春节都回不了家。”

　　每逢过年过节，领导们都要去各个小队的野外基地检查慰问。作为处长的周永康，时常去野外基地看望同事们。

　　周永康在物探处当处长时，宁广运任副处长。今年已82岁的宁广运说：“我这人开车的出身，没什么文化，说话冲，脾气暴躁，时不时跟周永康争执，他从不计较，更没有什么打击报复穿小鞋之类的举动。”

　　“在物探，周永康不仅跟班子成员关系不错，群众基础也很好，工作非常努力。”宁广运记得，有年下大雨，路很滑，身为处长的周永康身先士卒，跟普通职工一样往井上扛水泥袋，“大家伙儿都很佩服他”。

　　张国成曾经和周永康住在一排平房中。“他不抽烟，不喝酒，生活相当简朴。常常一身劳动布衣裤，膝盖前面两块补丁。”

　　在物探老职工的眼里，“工作能力强，人很不错”的周永康还非常关心群众生活。当时全国油田职工的家属绝大多数都是农村户口。他们来到城市后，没有供应粮，生计很成问题。大庆油田组织职工家属开荒种地，解决了家属的口粮问题。全国一声令下学大庆，让油田自己解决职工家属的生活。物探公司在油田南边开辟了一片稻田，组织家属们种植水稻。为浇水的问题，已是处长的周永康亲自跑到当地公社跟地方交涉，忙前忙后，没少操心。

　　1976年，周永康上调辽河石油勘探局政治部副主任，三年后升任辽河石油勘探局副局长兼钻井指挥部党委书记。

　　钻井队是辽河油田最大的单位，好几千职工。周永康在钻井队的工作，依然顺风顺水。“他那人脾气好，性格沉稳，不很爱说笑，但很温和，有工作能力，那边的人都服他。”宁广运说。

　　因为周永康大学所学专业是勘探，周永康被当时的石油部领导点将，离开钻井队，回到物探，以辽河油田副局长之职兼任物探指挥部党委书记和总指挥。

　　1983年，周永康被擢升为辽河石油勘探局局长、党委副书记。一位辽河油田子弟认为，周永康升任辽河局长的契机是，当时搞干部年轻化，周那会儿刚40岁，是其中的佼佼者。1984年，辽河油田所在地盘锦正式建市，周永康兼任盘锦市委副书记、市长，集油田、地方大权于一身。

　　在辽河油田的15年，周永康的口碑很不错，上升很快，差不多一两年一个台阶。对于这一点，老职工们比较普遍的说法，周永康擢升迅速，与其在北京石油学院时曾经保护过文革初期受冲击的校领导分不开。

　　据老职工们说，周永康在北京石油学院求学末期，文革爆发，当时学校党委书记刘长亮和副院长贾皋均遭受很大冲击。

　　刘长亮，1917年9月生，陕西省神木县人，1931年8月参加革命，曾跟习仲勋一起在陕北闹革命。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期，刘长亮曾任甘肃玉门油矿党委第一书记、玉门市委书记兼玉门石油管理局党委书记。1970年3月，刘长亮调任辽河石油勘探指挥部政委，至1980年2月历任辽河油田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辽河石油勘探局党委书记、盘锦地委书记、营口市委书记等职。1980年8月奉调回京，任石油部顾问，1987年9月2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贾皋，文革前在北京石油学院任副院长，文革中受到冲击，后参加辽河油田会战。1973年3月，刘长亮任辽河石油勘探局书记，贾皋任局长，这期间两人对周永康提携有加。

　　贾皋之后，是留苏出身、拥有副博士头衔的王涛出任辽河油田管理局局长。王涛属于专家型管理者，懂业务，口才出众，对周永康也很赏识。后来王涛上调至石油部，周永康接了王涛的班。

　　师长的赏识提携，工作能力强，群众基础好，加之当时强调年轻化、专业化，北京学院路“八大院”正牌科班出身的周永康，可谓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全部因素，在辽河油田的步步高升顺理成章。

　　周永康拥有教授级高工职称，但辽河油田的老职工并不认为他是专家型官员。原辽河油田总工程师说，周永康虽然是石油专业出身，但他在辽河油田期间，大多数时候从事管理和政务工作。这位老总工说，周永康的才能在协调上下级关系上，他口才不错，讲话有条有理，入情入理，很少用讲稿，同事们都爱听他讲话。

　　物探公司的一位老职工说，他见过几次周永康讲话，很能讲，从不拿讲稿。有一年周永康来辽河油田视察工作，双手一抱，放在桌上，没有讲稿，从八九点一直讲到中午11点多，没人厌烦。

　　在辽河油田，周永康与河北女工王淑华相识、结婚、生子。据他们的媒人之一、油田老职工宋殿臣向财新记者介绍，王淑华是河北唐山滦县人，出身农村，技校毕业，最早在唐山赵各庄煤矿工作，后来到天津大港油田。辽河油田大会战时，和宋殿臣一家一同被调到盘锦，与周永康同在地质团。

　　在宋殿臣的印象里，王淑华很瘦，皮肤较黑，身高大约1.67米，人很朴实，单身一人在油田工作。宋殿臣和另一位老职工一起将王淑华介绍给了周永康。

　　宋殿臣的老伴说，王淑华很能干，“家里的活都是她的，带俩孩子，是个好老婆”。

　　周永康当辽河油田管理局一把手后，王淑华被调进局机关做收发文书工作，“言语不多，工作很踏实”。周永康奉调到石油部，王淑华也随之进京。“她还给这边的老人时不时打电话回来问候。”宋殿臣的老伴说。

　　老职工们说，在辽河油田时，周永康和王淑华夫妻关系不错。对网络上一些有关王淑华车祸的传闻，他们会将信将疑地问记者是否属实。

　　周永康的两个儿子周滨、周涵（小时候叫“周寒”）均在盘锦出生。张国成说，周滨出生时，他家和周永康家离得很近，“王淑华生周滨是难产，周永康对我说吓死他了”。

　　周永康的老父去世于1960年代初，在盘锦成家立业后，周永康将母亲接到身边尽孝。周母后在盘锦去世，周永康把骨灰带回故乡安葬。周家乡人根据回忆，推测时间大概是1970年代末或1980年代初。

　　几乎所有受访的物探老职工都说，周永康在物探时挺廉洁的。那时候送礼，大多是一瓶酒一条烟。即使这样，职工给他送礼，他通常是不收的，实在推脱不过，也一定要回礼。不过上述辽河油田子弟则表示，周在辽河不可能不贪，只不过他贪的方式在油田里见怪不怪、不以为贪了，“那时候的油还是按计划分配，油田子弟倒卖条子风气盛行，找领导批下条子就是无本万利的生意”。

　　1985年离开辽河油田之后的20多年间，周永康多次因公回过这个青年时代曾经奋斗过的地方，这里有他最美好的一段岁月。官拜政治局常委后，他也曾数次到大庆油田、辽河油田视察工作。2012年12月，刚刚卸任的周永康最后一次回到辽河油田。当时见过周永康的张国成说，油田管理局组织离退休职工迎接周永康，“他还认得我们这些当年的老同事，跟我握手问好。他说，他也退下来了，这是最后一次来原先的工作单位看看”。■

媒体札记：下面

2014-07-31T16:13:00.001+08:00

“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这个名叫蒲正波的中国男人昨晚并没有发疯，他只是太兴奋，只是在把一年多的郁闷发泄出来，要不是微博有字数限制，他还能喊个不停。

……

一碗方便面，要煮多久才能端上餐桌？一只大老虎，要困多久才能砍头示众？

习近平说，500天。

……

公元2014年7月29日17时59分，新华社发布消息：“鉴于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

加上标点符号，一共77个字。

而这，就是让13亿中国人等了一年半的头条新闻，等到都已经称不上新闻的新闻。同时，也是过去一年半里中国太多头条新闻的终极来源。

……

是啊，当一只困兽已经被围堵在陷阱里太长时间，那些袖着双手站在猎场外围观的看客们，多少也有些意兴阑珊了吧。

不过，最高明的猎手，或许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这样，他才能不紧不慢地将匕首插进这只落魄老虎的咽喉，然后，引导早已反复想象过这一幕的观众进入下一个战场。

高潮来得毫无征兆。这不是中纪委惯于发布重大消息的周末，也不是“七一”或者“八一”这样的纪念日前夜。哦，刚刚进了二伏，俗话说“头伏饺子二伏面”，哦，还是第5个“世界老虎日”，可是，难道就因为这个，那碗方便面就要端上餐桌，那只大老虎就要砍头示众？

既然人家的徐徐道来，你万万没想到，那索性别猜了。

反正，从昨天傍晚起，方便面又是方便面了，康师傅又是康师傅了，而“周元根”，也终于可以回到他的主人名下。

……

主人，就是周永康，十八大前卸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现在，他成了四人帮之后第一个被中共公开宣布身败名裂的最高层领导人，成了建国以来由中纪委查办的第一个正国级高官。由他曾经在中南海共事5年的习近平亲手推上审判席。

“康师傅”、“方便面”是中国人在过去一年半时间里因其姓氏而发明衍生的代称，用以规避敏感词审查。“你懂的”则是全国政协大会发言人吕新华在今年3月2日面对直播镜头时和13亿中国人会心一笑的暗号，从那天起，这场全民围猎变本加厉，宣传官员们似乎也有意露出破绽，任由舆论羞辱这个曾经的最高权力“九人组”成员——只要不把“周永康”三个字直接写出来。

周永康的幼年曾用名“周元根”，也就是在那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段，由东方早报旗下微信公众号“纸牌屋”在2月28日第一个捅破了窗户纸。

所以，这家上海媒体新创立的澎湃新闻这一晚愈发心潮澎湃，他们先是和全中国同行展开了以秒论胜负的新华社消息转发竞赛，而后奉上一连串显然早就准备停当的配餐：《无锡官员接连落马，皆为“大老虎”周永康三弟的上级》、《周永康的四川兄弟圈：李春城，李崇禧，冀文林，谭力，刘汉》、《周永康现任妻子贾晓烨老家山西大同，曾在央视财经频道工作》、《中国能源反腐风暴波及加拿大，周永康妻妹贾晓霞行踪飘忽》、《“大老虎”周永康家族史：从无锡到北京》、《四川政界人士：正一边刷朋友圈一边议论周家生意，没有顾忌》……

直至深夜时分的《重访周家：夜幕下的无锡西前头村只闻蝉鸣，周宅有灯火无人应》：“2014年7月29日晚10时，周家门前，澎湃新闻记者偶遇了李先生一家三口。他们坐摩托车，从西前头村隔壁十分钟车程的安镇专程赶来，‘第一次’一睹周家大宅的样子。李先生从新闻里得知周永康被查的消息，‘一点也不意外，这么大的官，老百姓都知道，不公布是不可能的’。在他看来，从口口相传的八卦和媒体报道，这里都已成为失落的传说。他拿着手电筒，照了照周元青家的房子，随后带着两岁的女儿，在门口用手机拍下了她与大宅门后的合影，‘满足好奇心吧，也记录一段历史。’”

确实，“老百姓都知道”。

古语云“盲人摸象”，是用来讥讽那些一叶障目的局外人，可是，哪怕13亿人真的都是瞎子，这样上上下下摸了一年半，身躯再庞大的老虎也已经没有丝毫秘密可言。

他的儿子，他的妻子，他的亲戚，他的秘书，他的盟友，他的所有碎片都已经在过去一年半里被拼接成图。中国媒体为他绘就了无数张让人眼花缭乱的关系网图谱，在新浪的版本里，一个接一个名字填充进来，唯有正中央那个虚置的剪影，只待昨晚换成真人头像。

胡舒立和他的同事们是这张图谱的最大贡献者。自2013年9月25日那篇不动声色却杀机四伏的《拉古娜海滩的黄家》发端，财新传媒在过去10个月里手持猎人有意泄漏的通关密码，上穷碧落下黄泉，把1977年以来中国最骇人听闻的政治角力从一处处深渊密室里打捞出来。

然后，就坐在那里，就等着这一天。

以《头号打虎案揭晓，周永康被审查》作为引子，财新网在昨晚19时许以让人目不暇接的速度推出“周永康的红与黑”组稿，分别是《周的青春岁月》、《周永康的三基石：石油四川政法》、《因父之名——周氏攫财录》、《“红顶”、“灰顶”和“黑顶”》、《四面埋伏打老虎》。

这是一组足以青史留名的独家报道，署名记者谢海涛、王和岩、于宁、贺信、黄凯茜、任重远、罗洁琪、王端、贾华杰完成了很可能是他们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完全担得起上司王烁的微博推荐语——“不运足气不要读。财新绝对独家，空前巨文，六万字写尽【周永康的红与黑】，一气呵成”。

“外界毫不知情，72岁的周永康现在哪里。京郊房山、天津、河北廊坊、内蒙包头……甚至不知道他从何日开始失去人身自由。周永康就像一只失去双脚的鸟，要么飞，要么坠落”——六万字巨文，也是从周元根这个无锡厚桥西前头村少年的乡邻印象开始，以他1961年“很可能是受到1959年国庆十周年发现大庆油田的感召”而报考北京石油学院成功，自此“离开故乡，去宦海浮沉”而掀开华章。

那是周永康“一生最美好的时光”。他从辽河油田起步，在1979年升任辽河石油勘探局副局长兼钻井指挥部党委书记，拥有那个年代所有的风华正茂：“1985年离开辽河油田之后的20多年间，周永康多次因公回过这个青年时代曾经奋斗过的地方，这里有他最美好的一段岁月。官拜政治局常委后，他也曾数次到大庆油田、辽河油田视察工作。2012年12月，刚刚卸任的周永康最后一次回到辽河油田。当时见过周永康的张国成说，油田管理局组织离退休职工迎接周永康，‘他还认得我们这些当年的老同事，跟我握手问好。他说，他也退下来了，这是最后一次来原先的工作单位看看’。”

财新传媒告诉中国人，“正是31年的石油生涯，给了周永康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也奠定了他走向中国权力顶峰的坚实基础”，所谓“石油起家”、“三年川督”直至“十年政法”。这三条事业交际线，在过去一年里伴随着“周围”人士的接连落马，成为中国人得以领悟猎物方向的导航地图。

根据记者描述，“30多年石油系统的锻造磨砺、一年半国土资源部部长的经历，以及四川大省一把手的三年历练，使周永康完成了政治上的腾飞，这与其强势能干的工作作风不无关系”；“事实上，周永康对四川政坛的影响，延续的时间更长、程度更深。他不仅在这里实现了人生的重大飞跃，而且离任前还完成了重要的人事布局，在该省的最高权力机构——四川省委常委会，留下了三个举足轻重的棋子：李春城、李崇禧和郭永祥。”

2002年十六大时晋升政治局委员，紧接着又获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部长，使他的传奇进一步延续：“周永康成为政法系统仅次于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的二号人物。在此之前，中央政法委已近五年未设副书记一职……周永康得以公安部部长身份进入中央政治局，更多得益于其特殊的时代背景——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日益加大，贪腐、民生、公民权利保障等问题所引发矛盾的矛盾愈发突出，社会维稳压力积聚的背景下，执政党对于政法系统尤其公安力量自然更加倚重。一个维稳、‘综治’时代，亦由此展开。有了巨型国企领导人和封疆大吏丰富资历的周永康，在这十年如虎添翼，权柄日重。”

这就是被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诟病为“政治和法律上最坏十年”的根源——“维稳”。在2003年11月1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工作的决定》的帮助下，周部长示范了地方各级公安厅（局）长“进常委班子或任政府副职”的惯例：“虽然一些警界人士认为，这一模式主要针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旨在加强公安机关在政府内部的话语权，不会直接干涉到法院、检察院，而且，公安机关作为政府的二级部门，实践中也常存在非警务因素干扰执法的情况，公安厅（局）长‘进班子’，也有利于提高公安机关的抗干扰能力。但是，毫无疑问，随着周永康进入政治局，一个大公安的维稳综治时代已经到来。”

如今，回首那10年，周永康口中的“规范治警”变成了“运动治警”：“在几项控制警权、理顺警务激励机制的规范化改革落空后，周永康似乎意识到自己不足以撼动或者没有必要去撼动系统自我扩权的冲动，将这种力量掌控在自己的节奏下，应该是更明智的选择。他开始改弦更张，用自己和旧系统都更为习惯的方式完成这种‘控制性规范’。一方面，其在位期间，公安部重修了大楼，改善了办公条件，还为部里干部‘解决了数百套房子’；另一方面，周永康用一系列具有鲜明中国特征的集中性活动，取代了进行体制性改革的初衷。‘周永康是搞政治的，他当公安部长期间，各项政治性的活动比较多。’一位有着二十多年工作经验的基层公安局法制科长向财新记者回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武伯欣更是认为，这些东西都是来自‘左’的遗风，反而给公安工作带来很多负面的东西，‘好大喜功掩盖了问题’……‘在周永康担任公安部长时期，客观地讲，警察行为的规范化、警务体系的正规化上是有所进步的，但警察的权力边界不是缩小了，而是进一步扩大了，警民关系也日趋紧张化。’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观察人士评价道，‘这一方面是因为周永康推行的规范化和正规化，采取的仍是传统人治的一套陈旧的方式方法，而不是通过法治来约束权力；更重要的是，当周永康们体会到国家强力机器权力不受约束给小群体带来的巨大好处后，他们考虑的就不再是约束权力，而是利用权力，不是权为民所用，而是权为己所用。’‘他不是法治的信徒，而是权力的信徒。’他说。”

2007年，周永康终于位极人臣，在十七大后的记者见面会上，他跟随胡锦涛鱼贯亮相，向全世界微笑招手。此时，他接替罗干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成为中国公检法司以及内卫工作的最高领导者：“周在位的五年间，恰逢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9年的建国50周年庆典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召开，安全、稳定工作尤为重要，他的地位也变得更为显赫。同时兼任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是历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中话语权最大的一位。”

只不过，财新如今要哀叹，“不幸的是，周永康在公安部时期带有左的风格的施政理念，也借此扩展到整个司法领域，‘维稳’更成为各级政府的一项重点工作”：“这一时期，各级政府的维稳经费达到历史新高。维稳工作的重要性，也因各项‘一票否决’考核政策的存在，成为很多机关、部门超越本职工作的第一要务，除了那些被维稳的对象外，基层公务员们也是苦不堪言。尤其在法院系统，相对于司法的独立性，政治性在这一时期被予以更多强调，遭到法学界、法律实务界的强烈批评。几位接近最高法院和中央政法委的人士向财新记者表示，上述局面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很难将其归结到周永康或某个个人身上。但有一点毫无疑问，他无法完全撇清责任。”

当人生的档案记录到这里，就必须提及两年多前另一位让中国人瞠目结舌的风云人物——薄熙来。在所有关于“康师傅”的流言中，他与“平西王”的结盟关系都是人们最感兴趣的部分，这一切，因财新网的梳理而显得清晰：“周永康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期间，正值薄熙来主政重庆，在‘唱红打黑’问题上，周永康始终给予薄熙来力倡的重庆模式以有力支持……肯定的范围也不止限于政法领域，就薄熙来力推的‘五个重庆’建设、公租房建设、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等，周永康称都是实实在在的改善民生之举，在全国也有很强的示范意义。”

如同那些被人们指指点点的合影图片所昭示，“康熙来了”在过去一年半的中国民间语境中也早就被赋予了别样含义。按财新记者所述，“周永康对这种严重违背法治与人权精神的社会治理模式的赞许，有多大程度是出于政治结盟的考虑，又有多大程度是一种价值观的认同，我们不得而知。但直至‘王立军夜奔’事件发生后，周永康还是在2012年3月‘两会’期间到重庆代表团，专程为已经危若累卵的薄熙来站脚背书。”

一点不奇怪，这句“为薄熙来站脚背书”，成为了网络媒体和意见领袖转发财新网报道时的热门标题。然而，真正能体现胡舒立团队超强实力的部分，还在于“周氏攫财录”——本组报道中最详尽的一篇，接近两万字。

是的，从昨晚起，当中国媒体说起周滨时，再也不必在前面冠以“神秘富商”的字样，也不必再用“以父之名”作为极限暗示。财经网18时许发布的“来自权威渠道的信息”——“因涉嫌非法经营罪，无锡籍商人周滨已被湖北省宜昌市检察院批准逮捕”——以及周滨的身份证影印件，为财新网的深入报道提供了新鲜背景：“周滨是周永康的长子。周永康腐败案发，与周滨借助父亲权势，在石油领域的生意拓展有密切关系……据周滨的大学同学称，周滨在美国留学期间就开始做些生意，比如通过关系将外资的石油设备卖给中国的石油企业，令同学们‘羡慕不已’。不过，周滨还是顺利毕业，甚至获得了荣誉学生（类似国内的优秀毕业生）的奖励。在德州，周滨遇到了后来的妻子黄婉。黄婉是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的孙女，高中时代随父母黄渝生、詹敏利移居美国，并加入美国国籍……周滨不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的主要生意方式是以低价获得稀缺资源和合同，然后再高价卖出——这种方式在计划经济时代被称为‘投机倒把’，1980年代后成为一种‘官二代’常见的商业盈利模式。虽然周永康1998年就正式离开了石油领域，但老石油30多年的根基，加上此后步步升迁的里程，足以为周滨带来巨大的父荫。”

“倒卖油田这种事，都是拼背景，但是谁有周滨硬呢？我们最后只能甘拜下风”——以这句引述作为铺垫，财新记者细细描述周滨“折腾‘四川’”和“无须耐心的生意”。这里，出现了刘汉，那个正在受审的四川“黑老大”，出现了吴兵，那个被财新网在去年9月首曝于世的“白手套”，过去10个月里难免有些语焉不详的交易场景，如今都可以说得更加直白。

原来，“周氏攫财录”里，除了“卖五粮液的二叔”、拥有挂99999“九五至尊”牌照奥迪车的三叔三婶、顺手打警察耳光的“部长”侄子、下一代“麒麟儿”周峰，也还有两个例外。一个是“与父亲关系不好”的小儿子周涵，而另一个就是失和原因所在——周永康发妻王淑华。

“多个可靠信源告诉财新记者，2000年前后，王淑华与周永康离婚。此后不久，王淑华遭遇了一场被外界赋予神秘意义的车祸去世”，这也是个早经剧透的故事，“当地多名乡人告诉财新记者，十多年前，曾看到周滨生母王淑华在周家祖坟哭了一场，周家人请她回家吃饭，被她拒绝，她说离婚了，不是你们家人了。之后不久，王淑华不幸死于车祸”。此前，流传甚广且不乏演义的一个说法声称，王淑华是死于周永康授意制造的交通事故，但财新此番未予证实。

周永康的现任妻子算是名人，中央电视台记者贾晓烨（原名贾晓晔），她的照片如今也已经被互联网上的好事者张贴出来。不过，财新网埋下的伏笔更在于两周前的《中石油海外两名高管被带走，加拿大油砂交易蒙阴影》，在那篇报道中，当时还只能被称作“北京神秘富商周滨的阿姨”的贾晓晔妹妹贾晓霞，以“神秘代言人”身份存在：“在石油公司聚集的加拿大卡尔加里，贾晓霞颇为活跃……2013年12月周滨及其继母贾晓晔失去自由后，贾晓霞的行踪也变得飘忽起来……有加拿大能源业人士向财新记者证实，目前贾晓霞仍滞留在加拿大，但已鲜在公开场合露面有中油国际内部人士指出，贾晓霞担任的这个总经理只是个虚职，仿佛是为她本人专门设立的。”

是谁帮助了年届六旬的周永康得以迎娶比自己小一倍的央视美女？是曾经的央视副台长、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吗：“‘2007年的十七大，本来李东生很有希望进入中央委员会，成为正部级官员。’李东生的两位前同事都证实了这一说法，这两个信源分别是李的一位朋友兼前下属，和一位前上司兼批评者。但是当时有人举报了李东生，涉及他的女儿到英国留学获得非法资助，弟弟李福生开广告公司，利用李的影响力获得利益输送，以及一桩更为严重的酒驾案。‘据说是周永康帮着李东生摆平了此事。’知情人说，他无法确定周永康和李东生在此前的交情如何，包括传说甚盛的李东生将曾在央视工作的贾晓晔介绍给周永康为续弦，‘李东生当时主管央视新闻频道，贾晓晔只是央视二套财经频道的一个普通记者，两人应该少有交集’。”

但是，已经被证实的是，李东生是“老虎最后的牙齿”。

在又用了一万多字讲解周永康权力同盟头上的“红顶”、“灰顶”和“黑顶”后，财新网以《四面埋伏打老虎》压轴：“作为十八大出牌手之一，周的一些爱将还是获得了提拔，蒋洁敏和李东生晋身十八大中央委员，李春城和王永春被选入候补中央委员。历史证明，这是周氏王朝最后的辉煌。”

凭借收官之作，胡舒立也不言自明地确认了她的“最高层人脉”，确认了至少在顶级反腐报道中，近来声名鹊起的澎湃新闻还不够撼动她在这个领域的超然地位：“2012年12月2日，56岁的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被中央纪委带离，成为十八大后第一个落马的副省级官员……这个看似狭小的突破口，迅即引发四川政商两界大幅震荡……2013年12月29日，四川官场又响起一颗炸弹。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到此时，调查的最终指向已昭然若揭。”

“事后复盘，人们真正意识到要动大老虎，是从2013年8月开始的”，财新网帮助中国人索引记忆，“到8月末，从郭永祥、吴兵延伸下来的调查矛头终于抵达中石油……这场从冬天延续到冬天的围猎，步步为营，环环相扣，高潮迭起。如果说2012年底由李春城落马开始的四川官场地震是第一波高潮的话，2013年8月底9月初中石油四高管和蒋洁敏落马，掀起了这次打老虎行动的第二波，对周永康来说，可以看作防火墙的倒塌；2013年底原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的落马，则是拔光了老虎最后的牙齿，从2002年11月担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到2012年11月卸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执掌政法系统权柄、经营十年的小集团被打破。”

至于远在天涯海角的周派“党羽”冀文林在今年2月18日的落马，无非就是这个小集团最后一丝残念的破灭。

尾声所述，则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财新传媒在这场围猎中的先知先觉：“2013年9月中下旬，作为某种交换，已经出境的周滨返回中国，住进首都机场附近的别墅”，直至12月1日，他在困居中迎来了自己“早有预兆”的警察；此后十几天里，他的两位叔父均被抄家，“2014年2月10日下午，大年十一，夕阳欲坠，冷雪飘零，太阳雪的奇观下，财新记者在厚桥街头看到，一辆电动三轮拉着花圈，向西前头村驶去。周元兴在这天早晨5点离开了尘世。”

当然，6万字煌煌巨作写到这里，也该到了胡大姐的致敬时刻：“在十八大一系列人事变动中，受到广泛关注的七常委中，除了总书记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还有从国务院副总理转任中央纪委书记的王岐山。王岐山素有‘救火队长’之称和‘铁面’形象，能力超群，更兼特立独行，在金融系统与地方工作经验丰富，熟谙政府运作与财金关窍，因此，外界对其新职起初惊诧，继而体得其中深意，对新一届中共领导层反腐肃贪期望尤殷。2012年可谓中国的多事之年。‘薄熙来事件’带来巨大震动，必须以空前力度反腐整风，成为党内共识。习近平在中央党校2012年开学礼上，发表题为《扎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的讲话，被外界称为对官场腐蠹痼疾宣战。‘坚决把背离党纲党章、危害党的事业、已经丧失共产党员资格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腐败分子清除出党。’习近平说。如果说反腐整党是十八大后新一届中共领导层的第一把火，出人意料的是，这把火一点燃，就以燎原之势，摧毁了一个中共建政以来腐败规模、程度和政治权力史无前例的‘涉黑贪腐集团’。”

穿插介绍着自家在这场围猎中的功绩，财新网赞美猎手的战略，所谓“胸有成竹的决策者已经按照自己的节奏控制了整个棋盘”，所谓“以剥洋葱的方式，不断释放周永康一案的刺激气味”：“周永康身份的敏感性，尤其是在国家机器部门拥有深厚掌控力，其横跨四川、石油、政法积累的三大山头更是层峦叠障，树大根深。针对这一涉黑贪腐集团的调查，极端考验决策者和执行层的决心、勇气、战略、智慧和行动能力。回顾看，抽丝剥茧、逐个击破是为时一年多的打虎行动总体原则，‘先外围，后核心；先地方，后中央；先石油，后政法’，步步为营，不求速战速决，但求稳扎稳打。而对于每一个山头具体的行动方案中，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无论川帮、石油帮还是政法系，则又是‘擒贼先擒王’，在获得初步证据、足以认定构成违纪违法后，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核心人物拿下，打乱贪腐集团的关系网，然后携雷霆之威，震慑失去幻想的被协助调查和约谈对象，进一步扩大证据链，深挖利益关节。李春城和李东生，都是各个小集团里最先被拿下的，只有蒋洁敏，稍晚于几名中石油副总，但也仅晚一个星期不到。另外，可能是出于缓解周永康贪腐案对执政党声望带来的负面影响，虽然早在2013年12月，周永康已经失去自由，且外媒已有报道，民间猜测四起，决策者并未急于公布消息。而是一方面继续按计划加紧推动调查、做实证据，毫不掩饰自己调查的指向性；另一方面，对外媒报道无论对错都不做反应，亦有限度甚至饶有兴趣地旁观国内一些媒体由四川官商窝案和中石油腐败窝案展开自己的独立调查。”

“了解中国政治话语的人早已获得暗示”——在这样描述了过去几个月里由新华社、央视、人民日报释放的信号后，财新网宣布了自己的判决词：“周氏王朝，由此已经不再是一个贪腐集团的身影，而成为一个西西里化的黑客帝国的化形。在朝的官员，游刃的商人，江湖的打手，三种身份的角色各据其位，以周永康为核心，既有周滨、周玲英等特定关系人直接仗势敛财、化公为私，又有蒋洁敏、李东生、李春城等心腹首领把持山头，以中石油、地方平台公司等掌握稀缺资源的国企红顶商人为二传手和坐市商，以何燕、邓鸿为代表的灰顶商人为权力租金的直接买手，以刘汉为代表的黑顶商人为‘马仔’‘力工’，从省部级中管干部到最底层的黑社会打手，从高层权力运作到基层社会盘剥，官、商、黑社会织成了一张巨大的网，在缺乏监督和竞争的权力体制下，‘小国之君’和盘根错节的窝案油然而生。”

把77个字扩张成6万个字，读者大开眼界，同行心悦诚服。作为操盘手的妻子，财新传媒编委高昱的夫人也与有荣焉，她的一段微信手记昨晚被亲友们扩散开来：“大老虎宣布的时候，高同学正带着女儿从他的办公室赶到我的办公室，准备一家人一起回家。不料路上小女内急，在地铁站内如厕，恰好那时，消息发布，高同学大急，忙催女儿，说：‘这事比爸爸的生命还重要！’等高同学一头锁在博雅小学堂的里屋办公室后，女儿反复问我，为什么一篇稿子比生命还重要？我解释，她不懂。呵呵，她当然不懂。自去年7月底从美国回来，高同学就带队做大老虎的报道，历时几乎一整年。多少次，在夜深人静的黑夜，只听得他在书房内如平地炸雷般一声快意大叫，我就知道案件又有了重大突破——在一堆中英文材料中，他们又通过蛛丝马迹，把一些看似完全不搭界的人或事件串联了起来。我还有幸帮他做过几次翻译。6万字的稿件今天2月就已成稿，但他们一度认为此稿可能永无天日。还好，黄天不负。”

黄天不负。光荣属于高昱，属于胡舒立，属于财新传媒。在一代中国媒体人或许平生只此一见的机会面前，这个团队用“比生命还重要”的责任感，树立了同行难以企及的标杆。即便高家小女现在不明白，可是，10年或者20年后，当她重新翻开这段历史档案，一定会为她的父亲感到无比骄傲——这不是一句“奉旨办差”就可以贬低的光荣。

光荣属于一切有准备的人。

虽然不能在发令枪响起时同样奉上一组准备了快半年的组稿，但面对这个早已全国皆知的秘密，中国的时政记者编辑们已经倾囊而出。那些提前一小时听闻风声的门户、客户端、媒体微博微信账号，也像是在用生命赛跑，网易算是抢到了第一时间，新浪腾讯搜狐凤凰那些类似“‘大老虎’周永康落马记”的专题，也终于陆续告别尘封，用外行一定会觉得不可思议的速度和密度躬逢其盛，用钛媒体今早的总结来说，叫作“纪实历史一夜，主流新媒体上的‘打虎狂欢’”。

是的，尽管姗姗来迟的盛宴已经消磨了不少围观者的胃口，然而，当靴子终于落下，方便面终于端上桌，中国的时政观察者们也是难捺兴奋，刷屏不止，各式点评如鲫过江，新浪微博显示的数据表明，“周永康被立案审查”在18小时内的讨论数量接近3000万。

最初的焦点在于研读新华社那77个字，特别是将其与陈良宇、薄熙来、徐才厚之通报作比较。

网络反腐代表人物罗昌平的微博解读和期待在半小时后就已发布出来：“涉嫌严重违纪，没有提到‘违法’；立案审查意味着进入双规程序，之前只能算初查或核查核查；没有同志，已经划清界线；中央决定、纪委立案，提供案例侦查路径；这只是一只油耗子，民众期望会重新定义‘大老虎’。”

来自中共喉舌的字词辩析稍后也已出现。人民网请来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小军等人，强调个中意味在于“一是没有了‘同志’二字，二是用了‘立案审查’而不是‘立案调查’”：“说明事实上党内对周永康的调查已经基本完成，表明他的违纪是严重的，下一步将要被开除党籍；虽然目前没有明确说要把周永康开除出党，但是现在党内对他的定性已经把他搁在了党外，所以不用‘同志’二字。“审查”还是属于党内的。从党内目前对他的定性来讲，还没有到司法程序，党内审查不能代替司法。‘审查’就意味着不光是‘调查’，说明基本事实党内已经调查的差不多了，剩下是一个定性的问题。”

人民日报客户端的评论更因其言简意赅而获门户首页热烈推荐：“中共中央决定，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由中纪委对其立案审查。‘你懂的’，这次终于成为所有人都‘懂的’大新闻。这是建国以来中纪委查办的最高级别官员。然而，几乎没人惊讶，舆论场上更多的是一种如释重负。该来的终于来了，他已经不再是同志！”

至于最高党报大院里活跃在微信上的“党报评论君”和“侠客岛”，也各自发表《“大老虎”拿下了，怎么收拾？》、《他倒在了“全球老虎日”》，以薄熙来案处理节点为样本，为“大网终于收起”而预热。

不过，在中央喉舌的新媒体阵地上，新华社才是昨晚赢家。尽管只是获准比定于18时整发布的电稿提前一分钟，但，就凭这个时间差，“新华社发布”客户端的名号已经传遍四海。

被遴选作为送信者的新华社着实激动。他们再一次玩起了令政策落马时的游戏，在中共中央通报的下方附上一条《康师傅核心产品营收同比下滑》。

然而，若要比赛“调皮”，又怎么赢得过那些古灵精怪的段子手？

拿“世界老虎日”或者伊斯兰教开斋节的时间巧合调侃一番，或者以民航局昨天下午解除大面积航班延误橙色预警构筑无边猜想，都是人之常情。那位“上头条”的男歌手也再一次“躺枪”：“中纪委调动了无数人手调查，新华社积蓄了半年多的力量，各大媒体摩拳擦掌，十三亿人民翘首以盼，海军罕见联合演习，八大机场停飞航班，终于，在汪峰开演唱会前给了他致命的一击！”

作为科普社区，果壳网昨晚的四条微信推送全都是博君一笑的擦边球：《方便面需要防腐吗？不需要吗？需要吗？不需要吗？》、《泡面泡太久，怕坏了怎么办？冻起来》、《吃一包泡面需要解毒32天吗？》、《一亿份红烧牛肉面到底需要多少牛？》

甚至，不愿错过营销时机的企业也毅然决然地冲进来了。酷派手机的官方微博账号露出坏笑表情，张贴一幅用其手机盖住方便面桶的照片：“今天小酷才发现，只有大大神才盖得住康师傅。”

谁是“大大神”，当然是习大大。

根据中国青年报舆情监测室发布的抽样数据，“75.2%网民惊讶之余，表示‘喜大普奔’，‘又一个大老虎被打，坚决拥护中央反腐决心’”。

如果说那些新闻跟帖里的“拥护党中央”、“为习近平喝彩”多少有些“组织化”嫌疑，那么，自由派意见领袖的掌声总是真切。

代表人物是@五岳散人。昨夜，这位中产商人已经愿意保卫折冲樽俎的总书记：“佩服老大，终于把面吃了。能在这么错综复杂的条件下做成这碗面，魄力与手段真不是我等屌丝能想像的。真心佩服，老大保重，提防反扑。”

还有贺卫方和孙立平。分别执教于北大清华的这两位学者，名列中共最著名的批评者，可是，现在，他们都愿意先说一句“一个令中国法治十年倒退的强权人物终于落马，毕竟是大快人心的消息”、“煮面无论如何是件好事”。

当然，公知的提醒和劝诫还是仍未缺席：“各种传言实在是太久了。毛时代，动辄宣布打倒若干人，说某次路线斗争取得胜利。后来证明均属子虚乌有。但今天的策略是把真正的路线斗争与经济犯罪相切割，只用贪腐为罪名。这种做法无助于中国合理走向的确定”；“在处理其腐败问题的同时，应重点查处其违法乱纪，破坏法治，制造恶政的问题。系统清理其主管政法期间制造的恶政，像文革结束后平反冤假错案那样清理恶政造成的冤案。以四中全会为契机，在法治领域拨乱反正，建设真正法治国家。”

这些在过去几年中耿耿于怀“维稳”模式，并始终担忧“以反腐之名行权斗之实”的中共异议者，看着这碗被习近平端上全民餐桌的方便面，想起了那个两年前在微博上公开举报周永康如今却身陷囹圄的浦志强，想起了他们在十八大后经历的种种磨难。

比如，张雪忠的追问就被转达出来：“有些人一直在说，这两年对无辜公民的抓捕和迫害，是失势的康系在搅局，在绑架主政者。现在，康已被立案调查，这些一直洞明圣上心事的高人，是不是可以跟他们的明君说一声，尽快将那些被迫害入狱的无辜公民给放出来？”

再比如赵楚。昨天下午，在有关周永康的通报还没到来前，他刚刚对孙立平所言“现实的反腐无论如何都需要支持”嗤之以鼻，讥笑对方“为权力背书犹如骆驼过针眼，死不认错只会令吃相更难看”。待到面熟上桌，他的微博发言也不改其志：“康师傅罪有应得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这本不是新闻，这样的超级旧闻与长期‘谣啄’变成超级新闻，这本身才是值得解读的。现在公布了，但对此事社会或学界不能进行官方口径之外的自由评论和讨论。一句话，是什么机制把这样的贪腐分子送上顶峰？不正是拿下他的这种唯我独尊的权力制度吗？”；“看来上书房的文采成色是越来越不足了，又冒出了个什么建国以来首位正国级的新词。不知道当年刘林算什么级？王洪文算什么级？有些人把康师傅出锅看作新威权诞生标志，那是完全错看了厨师的窘况。方便面之流不过贪腐小吏，本非枭雄，尚且如此费劲吃重，要做大有为之君，那路还长得很呐。”

但这种对“习大大今日可称帝”的冷眼讥诮，确非舆论主流，用@时报翔哥的话来说，“我就纳闷了，胡之安成守旧，恶果有目共睹，习携出身优势，搅乱固化僵局，取悦民心动机，有何不可？渐进非突变，对现之中国利大于弊，那些‘革命’派，你有尊重过平民之心愿么？”

而既然说到“上书房”，吴稼祥势必被围观。要知道，这位赵紫阳时代的中南海参谋，向持“周永康无罪”论，认定此前那些蜚短流长只不过是有人误导形势，乃至“胁持”习近平。昨晚，当爆炸性新闻出来后，他决定“关机听雨”，直至过了零点，他才表明心迹：“一时胜负并没有改变一直的真相。”

司马南是另一位时过境迁的“上书房”。对他前倨后恭的嘲笑成为昨晚热门景象，并因老冤家崔永元的助阵而加速扩散。确实，2012年3月的记录显示，那时的@司马南还在痛斥“那些跳着脚骂薄的人，同时兼造周永康同志的谣言”，并以最高法院党组强调“要切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周永康同志重要讲话精神上来”为据，奚落“谣言不攻自破，反共右派们或会发现：高兴得有点早了。”

可是，两年后的事实证明，是司马先生高兴得有点早了，谣言真的成了遥遥领先的预言。因此，昨晚18时43分，@司马南换了说法：“老虎够大，既归山下，传闻先飞，正声迟达。王侯犯法，依理拿下，旧规新破，二郎大侠。谁若不信中共反腐有诚意，但看新华社简讯再播发。你大他大，民心为大。万亿点赞，几人害怕？”

此间变幻，被司马南的敌人们盯在眼里，截在图中。不过，司马南毕竟雄辩，他当即以“此司马非彼司马”作为反击：“当年那些跳着脚骂周的人，并非有特异功能提前预知迷底，而是因为周置身中共最高九人团，他们借骂周（包括借骂薄）泄恨，意在去共恨国。同理，我支持那时的薄周，因为他们是中央政治路线代表。我心坦荡，泾渭分明，谨奉公义，评说当下。污我者鄙，辱我者愚，颠倒时空演诸葛，可笑！”；“依据不同的事实，作出不同的评论，这难道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吗？几年前骂周主持维稳、打压什么什么功的人，你们的‘先见之明’和‘英勇行为’与反腐有一毛钱关系吗？”

泡面这件事，和司马南或者崔永元，大概真是都没有一毛钱关系。有关系的人都在中南海。

昨晚，一边赞美“精心筹备了近一年之久的六万字报道几乎导致财新网服务器瘫痪”之荣耀，@床运专家也一边补充着对新华社通稿里“‘同志’这个title没了”的解读。及至今晨，他的政局观察心得通过其主编杂志博客天下的微信公号延展开来：“区别于此前所有通报先例，周案将‘鉴于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在新闻稿中前置。这样做是为强调周永康这个名字，与其前政治局常委的身份有直接关系。这意味着‘入局不死，入常不罪’的高层政治八字潜规则，后半句有可能被打破。这也是三十年以来反腐为先导的政治权力重组到达的前所未有的高峰。周案和徐才厚案、谷俊山案一样，都是由新华社率先发稿，异于十八大以来几乎绝大部分省部级官员违纪案件都由中纪委监察部官网率先发布的惯例。或可视为常规贪腐案件由中纪委官网发布，政治局委员以上官员以及军队系统涉案，仍循旧例走新华社通稿渠道。这一波周案、徐才厚案、谷俊山案，都是在晚17点59分公布的消息，苏荣案是晚17点左右；上一波王立军案和薄熙来案，都是在晚22点59分公布的消息。晚18点和晚23点左右成为大案发布的两个重要时间节点。另外，周案此番公布，没做内部传达等信息铺垫，而是直接公布，这是和二陈案、薄案的重大区别。而此前无数次周案放风，就像是驾轻就熟的传播预演……在世界老虎日7月29日公布周案，就像是个刻意而为的恶作剧。几乎所有媒体都被打了个猝不及防，原来大家都以为会到四中全会前夕公布。岂料一直在公布前三十分钟左右才有传言放出。”

他的关注在于“两个月之内，徐周两案连环两击，给未来政局发展留下不小的想象空间”：“公布周案当日是个重要会议密集日。上午召开或有通气意味的党外人士工作座谈会，习李俞刘张五大常委悉数出席，另外两位未出席的常委，一位是正在会见澳门总商会访京代表团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另外一位就是主办周案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当日下午开政治局会议，宣布‘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主题的四中全会召开时间。新闻稿最后一句——‘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应该就是指研究了周案。在宣布拿下掌管全国政法十年之久（5年政治局委员兼中政委副书记加5年政治局常委兼中政委书记）的大老虎之后，接下来十月份开会的主题是研究依法治国。可叹之事，莫过于此。”

这显然是看过了昨晚央视《新闻联播》后才有的领悟。

云淡风轻，《中共中央决定对周永康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的18秒口播简讯被安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讨论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和《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之后，甚至张德江的一条会见消息也能居前播映。

其实，这完全符合央视一以贯之的政治排序铁律。当然，安排在当天同时公告四中全会会期，并宣告主要议程是“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这才是猎手的高明之处。还记得吗，在示众上一个震惊全中国的大老虎徐才厚的那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样是先行释放财税体制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的讯息。

何况，今天上午，又由国务院确认了对普罗大众更有切身意义的“我国将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区分”。

教科书里也找不到比这更经典的议程设置案例了。“天将降大任”的猎手兼总导演屡试不爽。正好，延迟近两天确认的新疆莎车县严重暴恐案，也可以就此变成少人问津的话题。

所以，不必复述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通过各种渠道张扬的“党有充分自信，有高度的自净能力”、“不论职务高低、党龄长短，都要受到党纪国法的约束”，包括最高党报今晨头版上那段“谁都不要心存侥幸，计算‘不出事’的概率；谁都不能藐视法纪，存有进了‘保险箱’的幻觉”，都不过是自查处薄熙来以来的宣言重播；也不必记挂北京青年报的《堵住“苍蝇”长成“老虎”之路》、新京报的《审查周永康坚定反腐信心》，这两家北京媒体固然没有像京华时报那样原文转载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但究其文字，大致亦是一阙合唱。至于环球时报那篇《周永康有负党和国家，更愧于人民》，终究没能逃脱微博上的好事同行——@林楚方、@李佳佳Audrey——昨晚提前代拟的套路。

其实，昨晚18时后不久，五大商业门户的头条就已经集体向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看齐，变成“四中全会”和“依法治国”的宣告。

腾讯今早能够奉上一则首页专题《审查周永康彰显“敢于揭丑”》，应该也是多亏了光明的导语与结尾：“尽管反腐利剑早已指向周永康，但很多人还怀疑，这样高级别的官员真会被查办吗？毕竟这有‘自曝家丑’的意味。然而随着昨日审查周永康的消息公布，证明中央此轮反腐的确‘敢于揭丑’，在所不惜”；“审查周永康，是改革开放后党的反腐事业登上的最高峰，是对党内敲响警钟，对党外提振民心的大好事一桩。”

至于凤凰网，能够仰仗卫视尺度，在首页多说一点“周永康案牵涉三大领域，疑与薄熙来有勾连，周氏家族近乎全部落网”、“大秘书郭永祥落马当天周永康曾公开亮相”。至于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那句“周永康的问题不像核桃或南瓜那样是孤立的，它是葡萄状的”，以及吴思那篇《周永康被立案，“刑不上常委”潜规则已破？》，应该已属极限。

当搜狐总算可以推出《首任秘书忆周永康起势》之时，纸媒要遵守的尺度比网络媒体更紧。在今早出版的各地都市报上，有过半总编辑选择了将四中全会预告作为头版头条，包括东方早报，互联网上再“澎湃”，白纸黑字只限于新华社那77个字。

于是，尽管北京青年报评论员蔡方华之所以感慨“这个帝国由财富、权力、美色和阴谋构成”、“寡头不除，中国就只能飞快跌入权贵资本主义的陷阱”，其实是为了烘托“因为周永康落马这件事，对习近平有特别强烈的好感”，但也只能放进微信公号。

更不用说南方都市报有关“‘大老虎’谢幕，大转型启程”的愿景，那必然仅限于社交媒体传播：“诚挚希望周永康的落马，成为国家与政党权力转型的一个明确讯号，而不要像外界揣测的那样，只是最终沦为高层权斗的一出戏码……曾经长时间执掌国家政法系统大权的周永康落马，政党与国家能否藉此重启对‘依法治国’这一重要命题的再认识，显然是最值得期待与观察的视角，而周永康时代政法系统所营造、成型的一整套国家维稳机制，同样也到了该系统反思与纠正的时候。”

……

下面，真的是这样吗？

不如回到财新传媒那六万字的最后两句吟诵，或许那就叫做神来之笔：“‘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徐达内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霍默静 mojing.huo@ftchinese.com）

媒体札记：下面

2014-07-31T16:12:00.001+08:00

……

一碗方便面，要煮多久才能端上餐桌？一只大老虎，要困多久才能砍头示众？

习近平说，500天。

……

加上标点符号，一共77个字。

而这，就是让13亿中国人等了一年半的头条新闻，等到都已经称不上新闻的新闻。同时，也是过去一年半里中国太多头条新闻的终极来源。

……

是啊，当一只困兽已经被围堵在陷阱里太长时间，那些袖着双手站在猎场外围观的看客们，多少也有些意兴阑珊了吧。

既然人家的徐徐道来，你万万没想到，那索性别猜了。

反正，从昨天傍晚起，方便面又是方便面了，康师傅又是康师傅了，而“周元根”，也终于可以回到他的主人名下。

……

周永康的幼年曾用名“周元根”，也就是在那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段，由东方早报旗下微信公众号“纸牌屋”在2月28日第一个捅破了窗户纸。

确实，“老百姓都知道”。

然后，就坐在那里，就等着这一天。

但是，已经被证实的是，李东生是“老虎最后的牙齿”。

至于远在天涯海角的周派“党羽”冀文林在今年2月18日的落马，无非就是这个小集团最后一丝残念的破灭。

光荣属于一切有准备的人。

最初的焦点在于研读新华社那77个字，特别是将其与陈良宇、薄熙来、徐才厚之通报作比较。

被遴选作为送信者的新华社着实激动。他们再一次玩起了令政策落马时的游戏，在中共中央通报的下方附上一条《康师傅核心产品营收同比下滑》。

然而，若要比赛“调皮”，又怎么赢得过那些古灵精怪的段子手？

谁是“大大神”，当然是习大大。

根据中国青年报舆情监测室发布的抽样数据，“75.2%网民惊讶之余，表示‘喜大普奔’，‘又一个大老虎被打，坚决拥护中央反腐决心’”。

如果说那些新闻跟帖里的“拥护党中央”、“为习近平喝彩”多少有些“组织化”嫌疑，那么，自由派意见领袖的掌声总是真切。

泡面这件事，和司马南或者崔永元，大概真是都没有一毛钱关系。有关系的人都在中南海。

这显然是看过了昨晚央视《新闻联播》后才有的领悟。

何况，今天上午，又由国务院确认了对普罗大众更有切身意义的“我国将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区分”。

其实，昨晚18时后不久，五大商业门户的头条就已经集体向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看齐，变成“四中全会”和“依法治国”的宣告。

……

下面，真的是这样吗？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徐达内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霍默静 mojing.huo@ftchinese.com）

无印良品还原最真实的O2O

2014-07-24T22:11:00.001+08:00

　　O2O模式几乎都已经被互联网炒烂，可是真正懂O2O的人却屈指可数，懂它又真正将它带入产业中，实现O2O的真正价值的更是廖若星辰。无印良品算是O2O模式最好的实践者，它们做电子商务最重要的不是为了线上的销量，更多的是将其作为前台导购，让消费者感受无印良品，了解无印良品的商品。

　　2000年，无印良品迎着互联网发展的大潮，开始设立网络店铺。时至今日，无印良品线上注册会员超过430万，销售的商品在7000件以上，每日访问消费者人数超过11万。

　　但无印良品上线的初衷并非追求销售额，而更在乎服务。

　　传统零售业重视成交的瞬间，把销量额看作是一切。但对无印良品看来，这早已经是“20世纪的想法”。从消费者对无印良品形成品牌印象，到对商品产生兴趣，进而深入了解商品，实现真实购买，最后使用商品形成评价。无印良品希望在这一连贯的环节里，完善消费者售前和售后的需求，从而建立友好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完成销售。

　　基于此，无印良品做电子商务最重要的不是为了线上的销量，更多的是将其作为前台导购，让消费者感受无印良品，了解无印良品的商品。

　　事实上，无印良品定义网络店铺的作用有三个：最重要的是向实体店铺引流，让消费者到实体店铺消费;第二位是和顾客进行交流;最后才是网络店铺的销量。

　　无印良品并不为网络店铺的注册用户提供更多的折扣，或提供与线下完全不同的商品。从数据来看，虽然目前无印良品网络店铺注册会员超过430万人，但其中约有6成的网络店铺注册用户并不在线上交易。

　　在日本国内，无印良品有385家实体店铺，比起掏运费在网络店铺购买，消费者更愿意在网络店铺上看到满意的商品后，去线下实体店铺购买，从视觉、触觉等更多的角度去了解商品，避免了退换货的麻烦。

　　对于这样的消费者来说，线上店铺是他们提前了解无印良品商品的途径，线下店铺才是实际的交易场所。

　　线上向线下引流

　　为了能将线上店铺的流量导向实体店铺，无印良品将线上线下充分融合。

　　首先，在无印良品的网络店铺查看商品时，可以在相对显著的位置看到查看该商品在库情况的链接，点开后可以看见各个街道的实体店铺一览表，以及虽然不是实时但是相对准确的库存情况(每隔一小时进行数据更新)，点击店铺链接可以进一步看见该线下店铺的位置、营业时间、电话等信息，想获得商品实时在库情况，可与该店铺直接电话联系，为消费者去线下店铺购买提供方便。

　　同时如果线上成交的顾客不想把商品寄到自己的地址，也可以到线下实体店铺取货，并且到店自取的方式可以免付运费。

　　其次，网络店铺发放的优惠券可以在线下店铺使用。

　　例如，在网络店铺注册会员生日当月，无印良品会发放500日元的优惠券。在以往，这类优惠券只能在线上店铺使用，使用率并不高。根据数据显示，线上店铺的客单价1万日元，实体店铺客单价2000~2500日元，可见对于线上客群和线下客群来说，500日元的优惠券的魅力完全不同。

　　为此，无印良品变更了系统，使得网络店铺发放的优惠券可以在实体店铺使用，满足那些通过网络店铺了解商品，之后跑到线下店铺购买的消费者的需求，增加了优惠券使用率的同时为线下店铺导入更多流量。

　　不仅如此，无印良品还开发向线下实体店铺引流导购的手机APP。2013年4月，“MUJIpassport”诞生，截至2014年3月，会员数达到140万人。凭借先进的功能，“MUJIpassport”获得了2013年“日本雅虎互联网创意奖-企业智能机APP”的金奖。

　　App架起服务桥梁

　　无容置疑，“MUJI passport”是无印良品O2O战略布局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MUJIpassport”整合了来自网络店铺、线下实体店铺等销售渠道积分，同时提供到店签到积分、商品评论积分、附近店铺查询、店铺库存检索等功能，而且，可以和facebook、Twitter的ID连通，减少了会员注册的麻烦。

　　在日常的线下购物中，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自己想买的商品因为缺货没法及时购买，让营业员帮忙调货则要额外等待一段时间，而且不一定能够调到货。而无印良品这款APP恰到好处的解决了这一问题。

　　“MUJIpassport”提供了商品导购的功能，不仅可以看到无印良品精选推送的商品，同时消费者也可以根据商品名称和商品编码进行搜索，根据商品种类进行选择自己想要的商品。当消费者在“MUJIpassport”上发现了自己喜欢的商品后，可以很直观的通过地图看到附近的店铺里面是否有库存。

　　这是“MUJI passport”APP上最有特色的功能，从线上到线下导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是打通线上和线上重要桥梁。

　　当消费者来到线下实体店铺消费时，在收银处扫描APP上的条形码可以获得到店签到积分和相应的消费奖励积分，即“MUJImairu”，类似于淘宝的“会员成长值”，在线下实体店和网上店铺购物消费1日元可以获得1个，在线下店铺签到1次可以获得10个，在网络店铺发表一个商品评论可以获得10个，会员生日当月购物可以获得双倍的“MUJImairu”，这种积分积累到一定程度可以获得相应等级和可以在无印良品直接抵现购物的“MUJI购物积分”奖励。

　　相通的奖励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打通了线上线下融合的发展路径。

　　数据是实现O2O的最好工具

　　在这个数据至关重要的时代，无印良品对数据格外关注。

　　由于无印良品在网络店铺发放的优惠券可以在线下店铺使用，且因为每个ID获得的优惠券上的条形码都是独一无二。

　　所以，通过数据可以知道，有多少人多少次到哪个店铺使用了消费券，哪个人喜欢到哪个店铺消费，哪个顾客在什么时候买了什么东西，以及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事实上，对每个顾客的分析至关重要，只有了解顾客的生活状态和需求才能更好的满足他们，从而实现O2O，为线上到线下引流提供便利。

　　随着社交媒体的广泛普及，在Facebook和Twitte上发起话题讨论，向参与话题的顾客发放优惠券等奖励活动，向线下实体店铺引流的O2O方式已经变得很平常。随之而来，对社交媒体上的非结构化数据进行分析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交媒体上，每个顾客都将成为一个自媒体，他的态度很容易影响他身边的一群人，顾客的购买力和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影响力是不怎么对称的，那些偶尔买了你一次商品的顾客或者从来都不买你商品的人的声音力量也不容忽视。

　　在无印良品的理念中，不重视和每个顾客的交流，就不要谈O2O。所以，无印良品把和每个顾客建立良好关系作为O2O的核心。

转载2014-07-23 零售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