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入职不签劳动合同，满一个月就能拿双倍工资”——网上流传的这条“维权攻略”，让一些人看到了“生财之道”。但法律赋予劳动者的这项权利，真的是“躺赚”工具吗？近期，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公布的一起劳动争议案给出了清醒回答：一名频繁入职多家保安、物业公司、屡屡仲裁诉讼的劳动者，索赔近4万元“双倍工资”，法院最终只支持3321.48元。维权与碰瓷的界限，这个案例讲清楚了。

一、案情回顾：入职两个月被辞，两年后索赔近4万

2022年2月10日，老张入职某保安公司，被派往施工现场做保安。双方口头约定月薪3000元、每天工作12小时、月休2天，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同年4月10日，公司以老张值班睡觉、未履行安保职责为由将其口头辞退。

老张先打了一场官司：法院判决公司解除行为违法，恢复劳动关系，并按每月1740元的标准补发2022年4月11日起至判决生效日的工资，公司照付了。

2023年2月，老张又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36984元；起诉到法院后，诉请金额涨到38984元。仲裁委裁决公司支付3321.48元，老张不服，诉至法院。

法院另查明一个关键事实：老张此前数年在常德多家物业公司、保安公司频繁入职，多次以“未签合同、加班费、违法解除”为由申请仲裁、提起诉讼，部分任职期间还因违纪被辞退。

二、裁判结果：仅支持3321.48元，其余诉请驳回

法院经审理认为，老张2022年2月10日入职、4月10日离职，公司未与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八十二条，公司应支付2022年3月11日至4月10日期间（用工满一个月的次日至离职日）的二倍工资差额，数额为3321.48元。

关于2022年4月11日之后的部分：法院虽曾判决“恢复劳动关系”，但原项目一期工程已完工，公司无岗位可提供，属客观情况变化、履行不能；老张此后未实际提供劳动，且已入职其他单位，并在多家单位离职后反复提起同类仲裁诉讼。

最终，法院判决：保安公司支付老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321.48元；驳回老张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裁判解析：双倍工资是罚则，不是“不劳而获”的奖励

（一）二倍工资的立法目的在于督促签约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的二倍工资，是对不签书面合同单位的惩罚性赔偿，意在倒逼用人单位规范用工，其受益人应当是无过错的一方。也就是说，这项制度的正当性建立在劳动者真诚就业、单位怠于签约的前提之上。

（二）诚实信用原则构成权利行使的边界

劳动合同法第三条规定，订立劳动合同应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原则。本案中，老张频繁在多家单位应聘，在职不认真履行职责，离职即以未签合同等为由反复诉讼，法院认定其欠缺建立劳动关系的真实合意，仅存获取经济利益的目的，有违公平、平等、诚实信用。法院已判公司支付恢复劳动关系期间的工资，老张未实际劳动再主张该期间二倍工资，属于不劳而获，不予支持。

（三）用人单位的教训同样深刻

即便面对“碰瓷式维权”，用人单位仍需为自己的过错买单——本案公司未签书面合同是客观事实，实际用工期间的二倍工资差额照样要赔。两个月用工付出3321.48元“学费”，加上违法解除的败诉成本，足见规范用工的重要性。

四、律师提示

对用人单位：员工入职之日起一个月内必须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这是硬性义务；超过一个月未签，二倍工资差额的风险即已形成。对工作时间长、管理粗放的保安、物业、建筑等行业企业，更要杜绝“先用工后补合同”甚至“口头用工”的惯例。

对劳动者：依法主张二倍工资是正当权利，但权利行使要遵循诚实信用原则。频繁“入职—离职—仲裁”的职业化操作，不仅得不到法院支持，情节严重的还可能被认定为滥用诉权。真正的维权，应建立在真实就业、诚信履职的基础之上。

举证提示：主张二倍工资需先证明劳动关系存在——工资转账记录、考勤记录、工作证、工友证言、工作沟通记录都是关键证据；同时注意仲裁时效为一年，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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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丁传明律师（北京市隆安（南京）律师事务所，执业第9年）
擅长领域：劳动仲裁、合同纠纷、公司法、婚姻家事、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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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婚宴办了、婚纱照拍了、新房装修了，唯独结婚证迟迟没领。筹备婚事期间，男方先后转出30余万元，其中一笔明确备注“礼金”，被女方退回后，又按女方要求重新转账并备注“自愿赠与”。感情破裂婚事告吹后，这笔改了备注的“心意钱”该归谁？近期，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的这起婚约财产纠纷案给出答案：备注说了不算，法院判令女方返还彩礼约20万元。

一、案情回顾：一笔彩礼，两次转账，一行“免责备注”

张某与李某原系情侣关系，双方按习俗筹办婚事：举办了婚宴、开始共同生活，但始终未办理结婚登记。恋爱交往期间，张某为与李某缔结婚姻，以现金交付和转账等形式向李某支付彩礼礼金等30余万元。其中，部分款项在转账时明确备注为“礼金”。

变故出在这笔“礼金”被退回之后：李某要求张某重新转账，并将备注改为“自愿赠与”。此后，李某既不同意办理结婚登记，在双方感情破裂后也拒绝返还相关款项。张某遂诉至法院，要求李某退还全部费用。

庭审中，李某辩称：转账备注明确标注“自愿赠与”，应视为张某无偿赠与自己的财产，不得撤销或返还。张某则主张，恋爱期间的财物给付均系以领证结婚为条件的赠与，凡较大额度转账，李某均要求备注“无偿赠与”“赠与”等字样，而李某对领证一事始终拖延。

二、法院裁判：“自愿赠与”备注不是万能挡箭牌

闵行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按照习俗为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彩礼，后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给付彩礼一方请求对方返还彩礼的，应当予以支持。

针对本案的关键争议，法院指出：款项性质不能单凭转账备注认定。张某首次转账时已明确备注为“礼金”，后虽经李某要求修改备注为“自愿赠与”，但款项性质仍需结合转账背景、款项用途以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综合认定。本案款项发生于筹备婚事期间，金额明显超出日常恋爱交往范畴，用途指向缔结婚姻，更符合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的给付，仍应认定为彩礼，按彩礼返还规则处理。

关于返还比例，法院综合考虑双方已举办婚宴、存在共同生活等实际情况，根据彩礼实际使用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酌情判令李某返还彩礼约20万元。

三、案例解析：彩礼与恋爱赠与的界限在哪里

（一）彩礼认定的核心是“目的+习俗”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彩礼是指一方以缔结婚姻为目的，依据当地习俗给付对方或其家人的财物。判断一笔钱是否属于彩礼，核心看两点：给付目的是否为缔结婚姻、给付是否基于婚嫁习俗。而以维系感情为目的的一般赠与——节日红包、日常消费、小额礼物等——不属于彩礼，感情生变时原则上无需返还。

（二）备注只是单方记载，改变不了款项性质

转账备注只是付款方单方书写的一行文字，既不代表收款方对款项性质的认可，更不能改变给付行为的客观性质。法院审查的是交易全貌：转账时间是否处于谈婚论嫁阶段、金额是否明显超出人情往来、款项是否用于婚礼筹备等婚嫁事项。本案中“先备注礼金、退回后改备注自愿赠与”的操作，恰恰暴露了款项与婚约的关联，反而强化了彩礼的认定。

（三）彩礼本质是附条件赠与

彩礼作为传统婚俗的组成部分，本质是一方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向另一方支付较大数额财物的附条件赠与。婚姻条件未成就（未办理结婚登记）时，赠与的生效条件未满足，给付方可以主张返还。当然，已共同生活、彩礼已部分用于共同开支的，返还比例会相应酌减——这也是本案30余万元只判返还约20万元的原因。

四、律师提示

给付彩礼一方：大额转账尽量通过银行转账并保留凭证，备注如实写明“彩礼”或“礼金”，切忌应对方要求改成“自愿赠与”“无偿赠与”等字样——这些备注虽不能改变性质，但会给诉讼平添举证负担；现金给付务必留存取现记录和交付时的录音录像或证人。

接收彩礼一方：不要幻想通过改备注“锁定”彩礼。若婚约解除，依法返还才是正途；拒不返还的，不仅面临诉讼，数额巨大的还可能被认定借婚姻索取财物。

双方共同注意：婚约财产纠纷中，法院会综合考量共同生活时间、是否孕育子女、彩礼实际使用、双方过错等因素确定返还比例。保留婚纱照、婚宴票据、共同居住证明、彩礼消费明细等证据，对主张己方观点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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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子公司欠债，母公司没事”——不少债权人败诉后都听过这样一句话。股东有限责任和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确实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但当控股股东把子公司当作“提款机”和“挡债墙”时，法律允许债权人“揭开公司面纱”。2026年9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库新入库的“河南某火电建设有限公司诉青海万某铝镁有限公司、青海万某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正是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标杆性裁判，值得每一家“集团化”经营的企业和每一个讨债无门的债权人细读。

一、案情回顾：上亿工程款讨要七年，子公司沦为空壳

2014年2月，某火电建设公司与万某铝镁公司签订热电联产项目《总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施工后项目被批复缓建，2016年6月万某铝镁公司通知停工。此后双方未能就工程款达成协议，火电公司起诉，请求解除合同、支付工程款及垫资利息，并要求万某铝镁公司的控股股东万某集团（持股90%）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中双方确认工程结算价款为13350.254万元，万某铝镁公司支付2000万元后余款未再偿付。青海高院一审判决万某铝镁公司给付工程款、垫资利息等11350.254万元，但以证据不足以证明人格混同为由，驳回了要求万某集团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火电公司不服，申请再审并提交新证据。再审查明的事实颇为典型：

其一，决策被母公司控制。万某铝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李某远，但《总承包合同》《补充协议》《垫资协议》等合同上，法定代表人签字处签的却是万某集团时任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刘某锁的名字。

其二，人员、财务长期混同。施工期间两公司高管交叉任职；多名工作人员在一家公司领工资、同时在另一家报销费用，且频发长期持续。再审中两公司均未能提交财务记账凭证证明财务独立。

其三，截留子公司补偿款。项目停工后，万某集团以自己名义就项目用地被收回与管委会签订《收回协议书》，收取本应归属子公司的补偿款2127.84万元（实际到账1207.18万元），并用该资金偿还万某集团自身的借款债务。

再审庭审中各方确认，本案执行到位款项仅1635万元，万某铝镁公司已不具备偿债能力。

二、裁判结果：最高法再审改判控股股东承担连带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万某集团作为万某铝镁公司的绝对控股股东，已构成对万某铝镁公司的过度支配与控制，遂于2026年6月2日作出（2025）最高法民再446号民事判决：撤销原二审判决相关判项，改判万某集团对万某铝镁公司所欠火电公司的11350.254万元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026年9月28日，该案作为民事入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6-16-2-120-001）被收录进人民法院案例库。

三、裁判解析：认定“过度支配与控制”的三个维度

公司法（2023年修订）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裁判要旨指出，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量以下因素判断股东是否构成过度支配与控制：

一是股东对公司意思形成的控制程度。母公司高管代替子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重大合同、以自己名义处置子公司资产并参与协调，说明子公司已丧失独立意志。

二是公司向股东利益输送。控股股东收取本应归属子公司的政府补偿款，却用于偿还自身债务，直接掏空子公司偿债能力，具有明显的逃避债务意图。

三是是否逃避公司到期债务清偿。在子公司对债权人负有上亿元生效判决债务的情况下，仍转移子公司利益，客观上导致债权人债权落空。

需要说明的是，人格否认是股东有限责任的例外情形，旨在矫正有限责任制度在特定情况下对债权人保护的失衡，本案同时存在人员混同、财务混同等情形，多重因素叠加最终促成改判。

四、律师提示

对债权人而言：起诉集团型债务人时，不要只盯着签约主体。注意收集母公司代签合同、人员交叉任职、财务混同、母公司转移子公司资产等证据，一并主张股东连带责任。即使一审、二审败诉，有新证据仍可申请再审——本案就是历经一审、二审、再审，七年维权最终改判的实例。

对控股股东而言：“集团化管理”不能突破法律边界。代子公司签字、随意调用子公司资金、用子公司资产抵偿自身债务，都可能被认定为过度支配与控制，一旦子公司无力偿债，母公司将被“连带”拖入债务深渊。

对施工企业等大额债权人而言：签约前应核查相对方的股权结构和偿债能力，合同履行中注意留存母公司介入项目的过程证据，这些在后续追索股东责任时都是关键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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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打开导航软件听到的语音包、短视频里的配音、商家的推广音频——AI语音合成技术正深度融入生活。但如果你的声音被AI“偷”走，用于商业牟利，该怎么办？2026年9月29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宣判上海首例人工智能合成语音引发的自然人声音权益保护纠纷案，判决平台运营方构成声音侵权，赔偿配音演员经济损失5万元。这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发布仅二十余天，裁判导向值得关注。

一、案情回顾：配音演员发现推广活动里“自己”的声音

王女士是某APP上实名认证的配音演员，平时在平台上配音、发布作品并获取报酬。2025年1月，她从好友处得知，A公司在其互联网推广拉新活动中疑似使用了她的声音。经核实，王女士认为该活动使用的声音疑似AI合成，遂对相关音频进行公证以固定证据，随后起诉。

王女士主张，自己从未与A公司有任何合作或授权，要求A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30万元。A公司辩称，案涉音频确系该公司开发的AI生成，但具体来源和投喂的素材因前员工离职无法确认，公司此前并不知晓王女士的配音演员身份。

为证明侵权事实，王女士申请司法鉴定，对公证音频与本人现场采集的声音进行声学比对。鉴定意见显示：案涉音频与王女士本人音频在28个共振峰声学指标中，有24个偏离度小于10%，其中16个小于5.36%，两者较为相似及高度相似的部分达到90%。一审法院认定A公司构成侵权，判赔5万元。双方均不服，提起上诉。

二、终审裁判：AI合成声音可识别到特定自然人，即构成侵权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未经自然人同意，使用自然人的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该自然人的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等生成能够识别该自然人的合成人声，应当认定侵害自然人声音权益。

法院指出，王女士已举证证明其配音作品发布于公开网络平台，A公司存在获取其声音来源的信息渠道及可能性；鉴定意见显示合成语音与其人声高度相似，足以使普通社会公众进行特定身份关联，具有可识别性。A公司作为掌握原始训练数据的控制方，未能就投喂素材来源合法性、未利用自然人声音特征等事实充分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关于赔偿数额，法院认为应优先参照权利人同类许可使用费标准确定；难以查实的，结合侵权持续时间、传播范围、过错程度、声音商业化价值等因素综合确定。本案中涉案语音上架时间较短，仅属流程播报提示音效，并非活动核心卖点，故维持一审酌定的5万元赔偿。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案例解析：三个规则划清AI语音商业化边界

（一）侵权认定看“可识别性”，不看技术来源

不少AI语音产品开发者存在误区：认为AI生成的声音是算法重构，不是复制原始录音，因此不侵权。本案明确：法律保护的不是声音的物理载体，而是声音所承载的人格标识利益。只要AI合成声音能够识别到特定自然人，无论通过何种算法路径生成，未经许可的使用都可能构成侵权。

（二）举证责任向平台倾斜

AI模型的训练数据、算法日志均由平台单方掌握，要求权利人证明“平台用了我的声音训练”几乎不可能。本案确立的规则是：权利人只需证明声音具有被获取的合理渠道、合成语音与其高度相似，即完成初步举证；此后由平台证明训练数据来源合法。这防止了平台以“技术黑箱”“员工离职无法确认”为由逃避责任。

（三）技术中立不免除审查义务

经营主体将AI合成语音投入商业场景前，负有对声音素材来源合法性进行审查的义务，不能以“不知晓权利人身份”或“系AI自动生成”为由免责。

四、律师提示

对配音演员、主播等声音从业者：注意留存作品发布记录、授权合同、许可费标准等证据，这些是日后维权和确定赔偿的关键；发现声音被冒用后，第一时间公证固定证据，再进行声学鉴定比对。

对使用AI语音的企业：采购AI语音服务时，应要求供应商承诺训练数据来源合法并写入合同；对可能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合成语音，务必取得授权后再商用。依据民法典第一百零二十三条，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参照适用肖像权保护的有关规定。

对普通公众：日常聊天语音、短视频作品同样可能成为声音克隆的素材来源。民法典明确声音属于人格权益，擅自合成商用同样可能构成侵权，遇到此类情形可依法主张停止侵害、赔偿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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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仅退款”本是电商平台为保护消费者设立的售后机制，却被有人当成“薅羊毛”的工具。2026年9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库发布一批新入库参考案例，其中“陈某涛破坏生产经营案”明确：在网络购物平台上针对众多商家持续、大规模批量恶意下单，待商家发货后随即申请退货退款，破坏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可以破坏生产经营罪论处。这一裁判规则给职业“羊毛党”敲响了警钟。

一、案情回顾：三年恶意下单2700余次，900余家店铺遭殃

2022年4月至2025年5月间，被告人陈某涛为无偿获得商家商品，在收到从某网络购物平台购买的商品后，虚构理由申请“仅退款”。如果商家拒绝，他便以商品存在质量瑕疵等理由进行投诉，要求商家赔偿。

当双方无法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时，陈某涛为泄愤或继续给商家施压，就在商家经营的店铺或名下的关联店铺恶意批量下单，待商家刚刚发货后即申请退货退款。这一操作致使商家不仅需要向其退款，还需承担支付给购物平台的技术服务费、支付给快递公司的打包费等损失。

经查，陈某涛采用上述方式针对某购物平台的900余家店铺恶意下单2700余次，恶意下单金额累计人民币1000余万元，造成店铺较大数额经济损失，其中仅技术服务费直接损失就达6.21万余元。其间，多名商家为避免遭受更大损失，主动向陈某涛支付“和解费”共计6400元。案发后，陈某涛退出违法所得，并自愿赔偿其中一名商家1万元，获得谅解。

二、裁判结果：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30日作出（2025）苏0281刑初2320号刑事判决：被告人陈某涛犯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宣判后，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2026年9月28日，该案作为入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6-05-1-231-001）被收录进人民法院案例库。

三、裁判解析：为何定破坏生产经营罪而非敲诈勒索罪

（一）“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如何认定

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规定，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传统案例中，“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指向的是实体生产要素，那么恶意下单算不算“其他方法”？

法院指出，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生产经营不局限于传统实体领域，也包括网络空间中的经营活动。网络商家的生产经营活动依托平台交易系统展开，搜索权重、订单数据流、正常交易履约流程、店铺信用评价等直接关系经营收益，属于网络生产经营的核心要素。持续、恶意批量下单并随即申请退货退款的行为，直接扰乱订单数据流流转，破坏正常履约流程，恶意挤占网络技术服务、快递打包等资源，与“毁坏机器设备”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

（二）为什么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这是本案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辨析点。敲诈勒索罪的本质特征在于行为人实施威胁、恐吓，被害人基于恐惧心理处分财产。本案中，陈某涛申请“仅退款”被拒后，直接针对商家实施持续、批量下单行为，并未主动联系商家扬言“不给钱就如何”；其行为也不足以让商家形成恐惧心理，商家支付“和解费”更多是出于息事宁人的考虑而非恐惧；对“和解费”数额陈某涛亦不讨价还价，不符合敲诈勒索的惯常表现。故法院认定其行为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客观方面。

四、律师提示

其一，对商家而言，遭遇恶意批量下单、“仅退款”敲诈式维权时，应及时保存订单记录、退款记录、聊天记录、平台技术服务费账单等证据，向平台申诉并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本案确认此类行为可以构成刑事犯罪，商家维权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其二，对消费者而言，“仅退款”是法定售后渠道，正常行使退货退款权利绝不构成犯罪。本案入罪的根源在于行为人具有泄愤报复目的、持续大规模恶意下单、虚构退款理由等要素。正常维权与恶意破坏的界限，关键看主观目的和行为的规模性、持续性。

其三，对电商平台而言，应完善“仅退款”规则的审核机制，识别异常批量下单账户，平衡消费者保护与商家权益，避免售后机制被职业“羊毛党”工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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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2026年9月28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宣判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和谊受贿、洗钱案：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受贿犯罪所得及孳息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案情：大型国企“一把手”落马

公开资料显示，徐和谊系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2010年12月至2020年7月任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期间兼任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2018年11月至2020年9月兼任北汽蓝谷董事长，2020年9月辞去相关职务。北汽集团始建于1958年，是中国汽车行业骨干企业，曾连续14年入围世界500强。

北京三中院一审认定徐和谊构成受贿罪、洗钱罪两罪，依法数罪并罚。官方通报未披露具体受贿数额，案件细节以法院后续公开的裁判文书为准。

解析一：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为何是死缓

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八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构成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司法实践中，对于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的，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如果有重大立功表现，可依法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死刑。

解析二：“自洗钱”为何单独成罪

本案的另一普法要点是洗钱罪的适用。过去，洗钱罪打击的是“协助”上游犯罪分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行为，上游犯罪本犯自己的“洗白”行为通常被上游犯罪吸收。2021年3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洗钱罪作出重大修改，删除“明知”“协助”等表述，上游犯罪分子本人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同样独立构成洗钱罪，与上游犯罪数罪并罚。受贿所得通过转账、投资、购置资产等方式“洗白”的，不再只是受贿罪的情节，而是另犯新罪。本案中，徐和谊即因受贿之外的洗钱行为被单独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罚金二十万元，最终与受贿罪并罚。

解析三：数罪并罚如何“决定执行”

《刑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本案中一罪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一罪判处有期徒刑，按照吸收原则，死刑缓期执行吸收有期徒刑，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及罚金合并执行。

律师提示

本案对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管理人员是一记警钟：其一，受贿犯罪的量刑已全面进入“数额+情节”并重时代，数额特别巨大且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最高可至死刑；其二，《刑法修正案（十一）》之后，贪官自己“洗白”赃款同样单独构罪，“边受贿边转移”只会罪上加罪；其三，企业合规层面，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应健全“三重一大”决策监督、关键岗位轮岗和审计制衡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才是对企业和管理者本人的双重保护。

来源：新华社、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通报（2026年9月28日），徐和谊履历信息来自公开资料。本文仅供普法学习交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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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朋友欠钱还不上，第三人出面写一张借条：“这笔钱我来还。”这究竟是与原债务人一起扛的“债务加入”，还是把债务整个接过来的“债务转移”？一字之差，直接决定原债务人还要不要还钱。四川内江法院审结的一起民间借贷纠纷，因对这一问题作出清晰界定，入选《中国法院2026年度案例》。

案情：一张借条，两个版本的理解

余某向李某出具借条，载明借到李某现金60000元用于投资，约定了利息及还款期限为2022年4月30日；余某还向陈某、李某等人出具《还款协议》，载明借陈某300000元、借李某60000元及还款时间。因余某逾期未还，李某诉至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要求余某偿还借款本金50000元并支付利息、违约金。

案件的核心争议在于：余某出具借条的行为，究竟是“债务加入”还是“债务转移”？如果是债务加入，余某只是与原债务人陈某一起承担连带责任，陈某的债务并不免除；如果是债务转移，则陈某退出债权债务关系，由余某独立承担还款责任。

裁判：构成债务转移，原债务人退出

东兴区法院审理认为，借条及《还款协议》的内容，结合陈某在余某出具借条后未就案涉款项再向李某出具借条的事实，能够证实李某与陈某、余某协商一致，将陈某的债务转移给了余某；余某以借款人身份出具借条及《还款协议》，并未作出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故余某出具借条的行为构成债务转移，而非债务加入。

法院依据《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第五百五十一条、第五百七十七条、第五百七十九条、第六百七十五条、第六百八十条等规定判决：余某偿还李某借款本金50000元，并自2021年8月27日起至付清时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四倍计付资金占用利息。李某主张的利息计算标准低于双方约定的月利率2%，属于对其权利的自由处分，法院予以支持；但其主张的违约金高于民间借贷利率上限，且利息已按上限获支持，故违约金不予支持。李某不服上诉，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解析：债务加入与债务转移的本质区别

法官后语指出，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债务转移需债权人明确同意免除原债务人责任，原债务人脱离债权债务关系，由第三人独立承担债务；债务加入则是第三人加入债务后与原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原债务人的地位不受影响。司法实践中，二者的形式要件常因借条、还款协议等债务凭证表述模糊而趋同，需结合当事人意思表示及客观行为综合认定。本案中，陈某在余某出具借条后不再向李某出具借条，正是认定“原债务人退出”的关键客观事实。

律师提示

民间借贷中，第三人以借条、承诺书、还款协议等形式介入债务的情形十分常见，三个提醒：对债权人而言，同意债务转移务必谨慎——一旦构成转移，就只能向新债务人主张权利，新债务人没有清偿能力时，原债务人已不再承担责任，务必先评估第三人的偿付能力；对第三人而言，落笔之前想清楚自己是“一起还”还是“替他还”，若想保留原债务人的责任，应在文书中明确写明“加入债务、与原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切勿只写一句“此借款由本人偿还”；对利息和违约金而言，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为合同成立时一年期LPR的四倍，利息与违约金、其他费用总计超过上限的部分，法院不予支持，约定再高的违约金也落不了地。

来源：四川新闻网内江频道《内江法院这起案例入选〈中国法院2026年度案例〉》（2026年9月28日），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一审、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本文仅供普法学习交流使用。

本文作者：丁传明律师（北京市隆安（南京）律师事务所，执业第9年）
擅长领域：劳动仲裁、合同纠纷、公司法、婚姻家事、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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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玩沙滩车、真人CS、蹦床等高风险游乐项目前，商家几乎都会让游客签一份“免责协议”。签了字，出了事是不是就只能自认倒霉？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的一起健康权纠纷案给出明确答案：安全保障义务是经营者的法定强制性义务，一纸免责协议免不掉；但游客任性冒险，同样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案情：执意冲坡，游客坠落多处骨折

2023年3月，胡某付费参加某娱乐公司组织的沙滩车越野活动，活动前签署了《免责协议及游客须知》。骑行过程中，胡某驾驶跨骑式沙滩车驶入坑池区域，现场工作人员多次高声提醒减速，胡某并未理会，反而持续猛踩油门试图高速冲坡。车辆腾空离地后落地失衡，后轮滑移，胡某坠落摔伤。经诊断，胡某多处尺桡骨骨折，伴随全身软组织损伤，先后两次住院治疗。司法鉴定确定其误工期270日、护理期150日、营养期150日，支出鉴定费600元。

该娱乐公司事前投保了两份保险：A财险公司的公众责任险（含娱乐设施责任保险）、B财险的沙滩车游客意外险。事故发生后，B财险已向胡某赔付医疗费、住院津贴共计四万余元。而娱乐公司由芦某、王某两名股东出资设立，二人于2024年10月申请注销了公司。因伤残赔偿、误工护理赔偿等核心事宜协商未果，胡某诉至法院。

裁判：经营者三重过错，免责协议不免责

法院审理查明经营者存在三重安全保障漏洞：其一，案涉坑池斜坡长期被游客用于冲坡，路面已形成清晰固定的车辙，经营者明知该区域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却未采取围挡封堵、隔离警示、专人管控等措施；其二，案涉沙滩车未配备安全带这一关键防护装置；其三，面对胡某持续危险驾驶，现场工作人员仅口头提醒，未上前制止、叫停车辆，现场管控流于形式。

针对“已签免责协议无需担责”的抗辩，法院明确：安全保障义务是经营者的法定强制性义务，不得通过格式条款、免责协议预先免除，该免责协议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具有免除法定责任的效力。

同时，法院也考量了游客自身过错：胡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备一定驾驶经验，事前已阅读安全须知，知晓上坡匀速、下坡减速的操作规范，在多次被提醒危险的情况下仍执意加速冲坡，未尽自身安全注意义务，是引发事故的重要诱因。

判决：各担50%，保险公司在限额内赔付

关于保险争议，A财险公司主张事故属免责情形，但未能举证证明其在电子投保环节就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抗辩不被采纳；B财险已赔付的人身意外险属独立保险合同关系，其主张返还理赔款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可另行主张。娱乐公司在纠纷未了结时注销登记，其赔偿责任依法由股东芦某、王某承担。

综合双方过错程度及因果关系，法院认定经营者与胡某过错大体相当，酌定各承担50%责任，判决A财险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内赔付胡某各项损失共计25088.51元。

律师提示

本案两条规则值得牢记：对经营者而言，《民法典》明确规定，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无效，安全保障义务无法通过一纸协议转嫁；开展高风险游乐项目，应当配齐防护装备、排查危险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发现危险行为第一时间制止。企图通过注销公司逃避赔偿也行不通——公司在纠纷未了结时注销，股东需依法承担相应责任。对游客而言，免责协议无效不等于受伤必获全额赔偿：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无视操作规范和现场提醒执意冒险，构成自身过错，法院将按过错比例相应减轻经营者责任。参与刺激性项目前，务必查看防护设施、遵守操作规范，对自身安全保持审慎注意。

来源：中国法院网《沙滩车越野冲坡摔伤，谁为冒险买单？》（2026年9月28日），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案例。本文仅供普法学习交流使用。

本文作者：丁传明律师（北京市隆安（南京）律师事务所，执业第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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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员工在工作岗位上干了两三年，出了事，单位却说“你不是我的人”——这样的场景在劳动纠纷中并不少见。人民网9月28日报道的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起案例颇具代表性：一家人力公司为否认劳动关系，先后抛出“劳务关系”“灵活用工个体户”“中介服务合同”三种说法，法院逐一击穿，确认劳动关系成立。

案情：食堂打餐员突发脑溢血，工资被停发

2022年，王某入职某人力公司，被安排至某餐饮公司食堂担任打餐员，月工资4500元。上班期间，人力公司没有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缴纳社保，王某每天按时打卡、接受排班。2024年3月15日，王某上班途中突发脑溢血，住院治疗近两个月。人力公司支付工资至2024年3月14日，此后未再支付。协商未果后，王某于2024年4月19日申请劳动仲裁，后又诉至法院。

诉讼中，人力公司的辩解“三连变”：先称双方是“劳务关系”，法律关系自王某不再提供劳务起解除；接着提出王某入职约一年后已注册为“灵活用工人员”，属于个体经营者；最后又拿出与餐饮公司的《劳务外包服务协议》，声称自己只赚中介费，与王某只是“中介服务合同关系”。

裁判：三点认定击穿全部辩解

法院审理认为，认定劳动关系应当重点审查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实质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

第一，王某受人力公司管理的事实清楚。王某提交的与人力公司经理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其需向该经理报告考勤，由该经理统计并核发工资，足以证明王某在人力公司的组织管理下提供劳动并获取报酬，符合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

第二，工资发放方式的变化不影响劳动关系认定。王某的工资虽改由第三方平台支付，但实则仍由人力公司主导。

第三，两公司之间名为“外包”、实为“劳务派遣”，与“仅为中介服务合同关系”的说法明显矛盾。

综上，法院确认王某与人力公司自2022年5月12日至2024年4月1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判令人力公司支付相应工资差额、未休年休假工资及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

解析：外包、派遣、灵活用工，区别在哪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五庭副庭长马卫丰介绍，劳务外包与劳务派遣在合同标的、经营资质、管理强度、责任承担、适用法律等方面均有不同，最核心的区别在于哪一方对劳动者进行了实际的、支配性的劳动管理：劳务外包中，发包公司购买的是“工作成果”，通常不对劳动过程进行实质管控；劳务派遣中，用工单位购买的是“人力资源”，直接对劳动者进行实际指挥管理。平台灵活就业则一般是指个人依托互联网平台自主接单的新就业形态。

“法律上认定劳动关系，看的从来不是用人单位给自己贴了什么标签，而是双方之间到底有没有实质的管理和被管理关系。”马卫丰表示，劳动者由单位招录、受单位指挥工作、由单位发放劳动报酬、工作内容属于单位业务组成部分的，基本就应当认定存在劳动关系；之后签别的协议、换工资发放方式，只要不改变上述基本特征，都不影响劳动关系成立。

律师提示

对用人单位而言，将实质上的劳动关系包装成“劳务中介”“灵活用工”“劳务外包”，或者诱导劳动者注册为“个体户”、与第三方平台签约，在法律上均属无用功——一旦被认定为支配性劳动管理，未签合同的双倍工资、社保补缴、工伤待遇一项都躲不掉，合规签约、依法参保才是成本最低的路径。对劳动者而言，平时应注意保存入职记录、工作证件、工资流水、考勤与工作安排聊天记录、电话录音等证据；即便工资由陌生第三方公司代发、被引导注册个体户，也不等于劳动关系被“洗没”，权益受损时应第一时间申请劳动仲裁维权。

来源：人民网社会·法治频道《外包、派遣、灵活就业……用工关系谁说了算？》（2026年9月28日），案例来自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本文仅供普法学习交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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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一家公司连续四年亏损、卷入100多起诉讼、涉案金额超9亿元、银行账户被冻结、股票被实施风险警示——这样的上市公司还有救吗？2026年9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十六）》暨提级管辖典型案例，其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级审理的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给出答案：通过重整引入投资12亿元，260余家供应商债权及两百余名职工工资共6亿余元实现100%清偿。

案情：龙头民企陷入流动性危机

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建筑业龙头骨干企业，也是一家独立上市的民营照明工程公司。2020年至2023年期间，该公司连续亏损，涉及100余件诉讼、执行案件，涉案金额累计超9亿元，银行账户被司法冻结，出现严重流动性危机。2024年4月，公司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风险警示，面临退市。2024年5月，债权人以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有重整价值为由，向法院申请预重整。

提级管辖：为何由中院“上交”高院审理

该案最初由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深圳中院认为，从案件影响看，该公司是照明工程行业具有代表性的上市公司，工程项目分散全国各地，投资者人数众多，其破产重整关乎广大中小股民合法权益；从法律适用看，上市公司重整价值判断标准、重整法律规则的理解和适用仍待统一。深圳中院据此报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级管辖，广东高院经审查决定依报请提级管辖，并由院长担任审判长审理此案。

根据相关制度规范，下级法院受理的一审案件，属于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新类型且案情疑难复杂、有助于形成示范性裁判、同类案件存在重大法律适用分歧等情形、不宜由本院审理的，应当报请上一级法院审理；上级法院也可以依职权提级管辖。

裁判：重整计划高票通过，产业转型获新生

广东高院经审理认为，该公司虽面临困境，但产品符合市场需求，在行业中有较高知名度和突出技术优势，经营范围符合产业政策，主要经营团队保留完整，具有较高重整价值。针对主营业务连年下滑的现实困境，法院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加强对重整计划中“企业经营方案”的指导和把关，指导企业将主要经营方向从原先的照明工程向高端照明产品制造、数字化照明转型，并引入新能源行业产业投资人，实现产业拯救。

最终，该公司重整计划获得债权人会议高票通过，广东高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重整计划执行阶段，公司成功引入投资12亿元，260余家供应商债权及两百余名职工工资共6亿余元实现100%清偿。

解析：从“财务拯救”到“产业拯救”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明确了上市公司重整价值的核心判断标准：符合产业政策、符合市场需求、具有突出技术优势。与简单“卖资产还债”的清算思路不同，本案通过“提级管辖+示范审理”，由上级法院统筹协调资源，与企业经营团队、产业投资人反复座谈，确立“产业赋能+资本加持+品牌效益”的总体思路，推动破产重整从“短期解困”向“长效治理”转变。本案由高院院长担任审判长，也是院庭长带头办难案、树标杆的生动实践。

律师提示

对陷入困境的企业而言，资不抵债不等于只能清算注销。《企业破产法》设计的重整制度，目的正是拯救仍有营运价值的企业——保住主体、保住就业、保住产业链，债权人受偿率通常也远高于破产清算。对供应商等债权人而言，债务人进入重整程序后应及时申报债权、积极参与债权人会议表决，重整计划一经法院裁定批准即对全体债权人具有约束力。对上市公司投资者而言，预重整、重整进展均属于法定信息披露事项，应密切关注公告、理性决策。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官网《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十六）》暨提级管辖典型案例（2026年9月28日发布），案例209号。本文仅供普法学习交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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