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 Bin

黑脸美青天

noreply@blogger.com (Sun Bin) — Wed, 02 May 2012 10:06:35 PDT

乌云盖顶，六月雪纷飞，

唯见一角青天。

在成都市，在朝阳区，

包拯去矣，今有美青天。

zt: 王立军悬案解析补天篇 2.1

noreply@blogger.com (Sun Bin) — Sat, 21 Apr 2012 09:47:26 PDT

王立军事件公认的两大悬疑，第一，王立军为什么要倒薄。第二，薄熙来谷开来为什么要杀海伍德。第一个问题，尼罗河已经作出了自洽圆满的回答。王立军倒薄是一个主动的精心策划的行动，目的就是为了一举拿下中国最大的黑帮首领。尽警察的职责，建惊天之伟业，垂万世之英名。当历史把这样的机会交给他，王立军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本文的主题是就是第二大悬疑，薄熙来谷开来为什么要杀海伍德。其实，答案就在眼前，只是不用心看不见。本博的文章《周永康否认参与谋杀是什么意思》真正看懂的没有几个人。这篇文章的关键词不是“证据”而是“阴谋”。周永康首次证实杀海伍德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看清楚这一点，什么情杀财杀的猜测都是空气。我们就从阴谋出发开始本文的讨论。

尼罗河在《海伍德被杀案真凶是谁》里写道，薄家的密友死于薄家之手，非为情仇即为财仇。这是一定的道理。现在这个道理要彻底推翻了。要推翻的不是结论而是前提，海伍德已经从薄家的密友变成薄家的仇敌，而且同时成为薄熙来和谷开来的仇敌，必须坚决消灭。

财杀情杀众说纷纷

路透社引述匿名消息人士称，怀疑被薄熙来妻子谷开来杀害的英国商人海伍德（Neil Heywood）生前曾答应替谷转移一笔资产，海伍德提出了谷意料之外的提成要求，两人产生矛盾，令谷萌生杀机。消息人士指出，谷开来与薄熙来夫妻感情已多年不和，海伍德被谷开来视为「精神伴侣」（soulmate）。

这条消息很难自圆其说。海伍德的态度很明确，过去的分成不公平，不要钱可以，但是不能不要公平。这里不是多少钱的问题。生意伙伴对合作的规则不满意是很自然的。如果海伍德对谷开来说真的是soulmate，即使是海伍德说这一单你就全划进我的账上，谷也应该念点旧情。就算日后钱上的事从此两清，有什么必要非杀不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真的海伍德以公开薄家海外资产来威胁，海外自然有代理人替他保存文件，甚至可以替他公布文件。杀海伍德并不能掩盖问题，只会使事态向不利于薄家的方向迅速恶化。

英国《泰晤士报》引述认识谷开来的英国消息人士说，谷开来2001年在英国逗留期间，曾与海伍德在南部海滨城市伯恩茅斯以情侣身份在一栋公寓楼内同居。英媒透露，海伍德生前与薄熙来妻子谷开来是恋人关系。谷在英国逗留期间，曾短暂与海伍德同居。消息还说，两人关系从薄熙来要求谷开来放弃事业开始，而薄氏夫妇已没有真感情多年。而消息说，薄熙来亲自给他的警卫员张晓军下命令处死海伍德，似乎更证实了薄的杀人动机。

这种动机分析更是荒谬，谷开来与海伍德关系最密切已经是10年前薄瓜瓜还在英国上学的时候。薄熙来本人荒淫无度对谷开来早就已经不是秘密。投桃报李，薄熙来不应该因为妻子的不忠非到杀人不可的地步。即使要杀也不应该博取北京上位的关键时刻。再退一步，为情而杀不应该由谷开来下手。自從薄熙來2007年出任重慶市委書記以後，海伍德與薄熙來家的關係就「冷卻」了。海伍德被杀之前，薄瓜瓜早已离开英国。海伍德甚至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没有与薄家来往。就算真有问题也都事过境迁成了历史旧账，不可能导致薄家非杀海伍德不可。

杀人犯法谋杀更犯法，这谁都知道。对薄熙来杀人动机的合理推测，必须符合一个基本条件，海伍德的生命已经对薄熙来构成威胁。这种威胁理论上应该比谋杀罪的威胁更加严重，只有杀掉海伍德，才能使薄熙来脱离危险。上面提到的财杀情杀都不符合这个基本条件，所以不能成立。

雾迷山城谍影重重

海伍德与薄家疏远一年多后突然回到薄熙来的地盘，必然是应谷开来相邀而来。薄熙来心腹全程护送，在谷开来的安排下住进地处偏僻的南山酒店。这些细节表现出整个行动的计划性，这就是阴谋论的第一个明证。

众所周知，海伍德本人曾经为英国情报机构有关的一家公司工作。由曾供職英國情報部門軍情六處人員創辦的戰略情報公司Hakluyt發言人指出，去年十一月在重慶死亡的英商海伍德，生前曾向該公司提供諮詢服務。美国媒体指称，四十一岁的海伍德曾为英国情治单位「军情六处」（MI6）效力；英国「卫报」报导，海伍德介绍西方企业到大陆，他同时为位在伦敦市中心的Hakluyt & Company担任约聘人员，这家公司十七年前成立，专门搜集企业情报，在纽约、新加坡等地设有分公司，许多员工曾为MI6工作。英国「泰晤士报」报导，海伍德的朋友都对他在大陆的活动守口如瓶。Hakluyt公司承认海伍德偶尔为他们工作，但是坚称其工作从来没有涉及薄熙来。

有一条新闻泄露了海伍德英国情报局确实有直接关系。《每日电讯报》说，“英国前情报机关头子嘲笑海伍德是个典型的滑稽人物，因此根本不适合敏感的情报活动。”。

从公开信息中看到，海伍德对薄家最具威胁性的表白是，海伍德告诉谷开来，如果认为太贪婪，他就不再介入资产转移，也不会拿一分钱。海伍德还说，他可以曝光事件。这一段话原本是作为海伍德与薄家有经济纠纷的证明。但是，值得注意的的是海伍德要曝光的，不仅是薄家的海外帐目，而且是“事件”。

上文排除了薄熙来杀人的两种可能动机，那么是什么样的“事件”一定要杀海伍德才能守住秘密？这当然是必须海伍德本人亲身活着作为人证才能证明的事件。换句话杀掉海伍德就没有人能证明事件的真实性。反之海伍德一旦被捕，事件必然曝光，薄熙来一定完蛋。海伍德死亡之后，薄熙来有可能安全度过危机，海伍德的代理人非但不会公开“事件”，反而继续保持“事件”的高度机密性。甚至有可能在未来恰当的时机恢复与薄熙来的联系，让这个“事件”继续发展下去。这种“事件”只有一个可能性，英国政治间谍海伍德已经成功策反薄熙来为英国服务。

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事件”的整个过程就没有任何悬疑了。海伍德在一定的时机向薄家公开了自己的英国间谍身份，要求谷开来的合作，通过薄熙来得到中共最高层情报。这个时机就是谷开来已经将海伍德当作“精神伴侣”而不能自拔的时候。海伍德手里有薄熙来的经济把柄，薄熙来慑于对儿子的前途和自身名誉地位的考虑，被海伍德成功策反答应在一定的程度上合作。但是海伍德的胃口越来越大令薄熙来感到不安，谷开来也因此而忧郁烦躁，海伍德则以曝光事件威胁薄熙来只有尽量配合。英国情报局认为薄熙来有重大的长远价值，所以指示海伍德减少对薄熙来的压力。

导致薄熙来不得不杀人灭口的并不是海伍德对薄熙来有什么直接威胁，而是海伍德两年前就已经被中国谍报机关总参情报局秘密盯上。很可能内部有人将向薄熙来泄露情报，海伍德可能随时被捕，已经不可能安全离开中国。薄熙来知道再不下手灭口自己必然栽在海伍德手里。这样就拉开了重庆南山大酒店的惊魂一幕。谷开来以庆祝生日并且有重要情报为诱饵请君入瓮，海伍德一到就格杀勿论。

为了确保计划的成功，薄熙来派出最忠实的亲信张晓军亲赴北京，转达谷开来的口信，然后全程监护海伍德飞赴山城。在南山酒店，谷开来亲自用氰化钾加入酒里毒杀海伍德。海伍德喝下后立刻感到有毒，设法把大部分呕吐出来，但已经来不及了，毒性使他失去了反抗能力，谷开来和张晓军又给海伍德灌入更多的氰化钾。从张晓军北京拿人到海伍德暴尸山城，完成整个计划只用几天的时间。

第一个得到酒店报告海伍德在客房内死亡的是重庆警方。王立军和下属到达现场后通过简单的现场勘查，已经基本可以确定是他人毒杀。他们发现海伍德的呕吐物并且从中检测到了氰化钾。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了技术文件和并且密集封存证据。王立军知道死者与薄熙来的关系。但是对这种关系背后的秘密一无所知。他按照薄熙来的指示要求执行警员以心脏病死亡作现场记录但是遭到拒绝，只能用饮酒过度作为官方结论。这时海伍德遗孀到达重庆。谷开来与其密谈。家属和领馆人员确认海伍德尸体后对警方报告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尸体随后火化。

王立军凭共事多年对薄熙来的了解，觉察到这个海伍德的死不同寻常。于是暗中布置亲信开始调查拿到杀人嫌犯的证据。直到2012年1月28日，向薄熙来正式亮剑：你夫人谷开来与海伍德命案有关。两天之内，薄熙来将王立军撤职并逮捕审讯调查警员11人杀死其中两人，一人自杀身亡。三位以身殉职的警官很可能就是直接接触证据的人，薄熙来试图找到证据但是藏匿证据王立军很可能独立完成没有让任何人知道。2月6日，王立军携带证据叛逃美国领馆。

有人说王立军倒薄有高层推手，尼罗河认为这种可能性不排除，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高层人物涉入的迹象。另外，王立军事件的整个过程历时不到十天，其中的战机转瞬即逝不容丝毫延误，远程命令根本无法运行。事件中的每一个环节王立军完全有能力独立完成，知道的人多反而可能泄密。最后，高层即使鼓动王立军倒薄也不会指示他用逃入美国领馆的方式。然而事实表明这是王立军最大胆最有智慧的选择。王立军叛逃是整个事件中最光彩夺目的一笔，他不惧牺牲勇于战斗算度精准出敌不意，给薄熙来黑帮犯罪集团以决定性的致命打击，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完美无瑕的叛逃。

有人还可能会质疑薄熙来杀人为什么选择重庆，为什么用自己的家人。简单地回答就是只有这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护自己，把事情干得不留痕迹。还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能是他人毒杀嫁祸。回答也很简单，一个受过训练的特工，不会轻易涉足险境。谷开来是他信得过的人。海伍德绝对想不到，谷开来给他喝的东西里会下毒。当然决定性的还是看警方的证据。

如果回顾一下海伍德与薄家的交往，不难看出他打入薄家早就是处心积虑。所有的活动都以薄熙来为中心设计展开。后期已经意识到有人盯上准备撤退。

海伍德生于中产家庭，到北京学习中文后，1990年代初迁居大连，认识他的英国记者里德称，海伍德曾向许多中共官员寄信，希望建立联系，最后获时任大连市长薄熙来回应。据称薄熙来夫妇看上他曾就读贵族学府哈罗公学的背景，盼他能协助安排儿子薄瓜瓜赴英读书。海伍德不负所托，与薄家关系日渐紧密。作为薄瓜瓜英语教师的海伍德和大连籍的王某认识结婚，谷是介绍人。他对友人称，自己是薄家一个十几人的〝内部圈子〞一员。

薄熙来2004年担任商务部长后，海伍德一家也迁居北京开设顾问公司。薄熙来2007年主政重庆后，海伍德仍与他保持联系，但双方关系开始变化。海伍德对友人说，谷开来日益变得神经质，2010年左右，她要求〝内部圈子〞成员与妻子离婚，并向她宣誓效忠，海伍德拒绝。海伍德曾表示已约有一年时间没见过薄熙来。他开始担心人身安全，要求友人不要在电邮和电话中讨论敏感话题。他并透露，计划翌年年底离开中国，他向英国内政部为妻子与两名子女申请英国护照，但遭拒绝。

接下来数个月，海伍德对安全的担忧似渐消退，去年11月海伍德被召往重庆，15日在重庆酒店房内暴毙，根据北京司法部网站的律师资料，那天正是谷开来53岁生日。去年圣诞前夕，海伍德友人在伦敦为其举办追思会，有出席者称，所有悼念者都被要求不要接触王露露，且要等到王露露与两名子女离开教堂后才能离座，也不要询问海伍德的死因。

云散天开水落石出

在尼罗河完整解析薄谷精心策划诱杀海伍德之后，围绕着海伍德命案的迷雾如水落石出云散天开。首先，谷开来是打开薄熙来情报通道的突破口。为得到谷开来的合作，海伍德不惜诱以男色。在海伍德与谷开来共同度过的近一年时间中。海伍德成功地将自己被谷俘获为“精神伴侣”。而他自己对谷开来的态度与谷开来完全不对称。海伍德谈到谷开来时并没有任何赞美，「他说谷的精神状况不稳定，而且是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听起来不像是个迷恋谷开来的男人。这就是典型的间谍色诱。

海伍德遗孀的行为更是间谍理论的最佳注解。王氏不仅不要求调查还对亡夫的死因反复撒谎。即使从薄熙来手里拿了封口费，她没有参与毒杀完全没有必要寻求英方的保护。用间谍论来解释就很清楚了。王氏知道海伍德的真正身份。海伍德死后，谷开来与其密谈，警告王氏，海伍德的身份已经败露，被反谍机关毒杀。你只有老实配合否则一起去死。这就可以合理解释为什么她要求庇护的理由是杀死他丈夫的人要杀她和孩子。

回顾英美中各大媒体对海伍德案的报道，官方意图很明显，都在极力掩盖海伍德命案后面的重重谍影。4月10日新华社通稿称，2月6日王立军美领馆求庇护事发后，王反映了海伍德死亡一案，据查，薄妻谷开来(薄熙来妻子)及其子同尼尔・海伍德过去关系良好，后因经济利益问题产生矛盾并不断激化，现有证据证明海伍德死于他杀，谷开来、薄家勤务人员张晓军涉嫌故意杀人犯罪，已经移送司法机关。

英国媒体则用大量的细节爆料把公众视线引向财杀情杀。美国方面一反老大做派处处小心跟风不打半句妄语。私底下保存在情报委员会里最机密部门王立军案的卷宗连国会外交委员会都无权看一眼。而中国外交部对仍然是中国公民的海伍德遗孀王氏在中国本土得到英国领事保护的怪事到现在为止仍然不置一词。如果公开被人问起，外交部的回答一定是一无所知或者无可奉告。

薄熙来被海伍德攻破防线出卖情报背叛国家人民最后被迫毒杀英谍以自保。这不是小说电影，也不是诸多可能性之一，而是根据新闻报道推出的唯一正确的结论。薄熙来如此大尺度把自己暴露在情报机构的瞄准镜下，不中枪几乎没有可能。不用说海伍德本来就是间谍，即使他原本不是间谍，一个英国人以薄瓜瓜监护人和家庭教师的身份成功打入薄家。以薄熙来的的背景，政治地位和政治前途，英国情报局绝对不能放弃这样一个获取中国高层政治情报甚至直接影响中国政治决策的机会。薄熙来对英国情报局的价值难以估量。英国人有什么理由允许海伍德为了多分几个黑钱与薄熙来反目。他们要作的只会相反，用已经控制在手的薄瓜瓜和薄家海外巨额资产迫使薄熙来继续合作，尽全力保障薄熙来成功踏上中国政坛的巅峰。

尼罗河有文章说，不可以根据没有发现一事物发生的原因断定该事物不会发生，因为很多事物发生的原因是复杂的，无法穷举全部原因。有人可能会用同样的逻辑反驳nile本文的推论，认为不能认为一个事物有发生的原因就断定该事物一定会发生。因为人们可能认识不到其实有其他原因阻止该事物发生。逻辑上这是正确的，但是事实上错了。薄熙来拒绝与海伍德合作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他对国家对人民对党的赤胆忠心。不论自己的声名地位如何受到损害，不论儿子的前途如果受到影响，立刻召回薄瓜瓜，坚决与海伍德一刀两断，甚至秘密举报逮捕海伍德。但是很明显，根据薄熙来的本性不存在这样的选项，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所以尼罗河的推断必然是唯一的排他的结论：薄熙来接受条件，同意与海伍德合作，成为党国内奸人民公敌。

大戏收场曲终人撒

尼罗河在王立军事件上的分析判断一直是铁嘴铜牙。世人皆知薄熙来罪可比二陈，尼罗河断定薄熙来的罪行是二陈与姬胜德的总和再翻一倍。如果此番论证再度不虚，应该可以看到谷开来因直接下手毒杀海伍德以故意杀人罪问斩。薄熙来因共谋毒杀海伍德并逮捕杀害调查人员同赴黄泉。薄熙来，谷开来非法囤积非法转移财富罪服从最高刑罚。周永康以包庇薄熙来，非法调动部队包围领馆，巨额贪污受贿罪处以有期徒刑N年。释放后受到软禁。薄熙来党羽依罪论罚，无一幸免。

王立军退出政界警界开课执教。然后告老在北京就地安置。唯一限制，三代内不得出境。海伍德遗孀带着孩子从此消失，很久以后在一个英格兰小岛上被人看见。北京领馆区“哈罗公学”校友纷纷离去。

出于既要维护党国形象又要给全党敲响警钟的考虑，薄熙来事件最深层的部分，尼罗河今日断言的薄熙来间谍案还有传说中的薄周同谋造反案以绝密文件的方式在高层传达。50年后，有人将这段真实的历史写成小说《中国龙年的中国龙》，成为反映中国高层权力斗争的经典一时间风靡全球，终于结束了中国人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

short note: Bo Xilai's problem

noreply@blogger.com (Sun Bin) — Thu, 12 Apr 2012 00:07:00 PDT

apart from his alleged crime in corruption and covering up of his wife's alleged murder, the problem of his anti-triad strategy is that he might have used this to demonstrate to the politburo that "rule of law" is useless. this is against Wen JB's believe that Chinese needs to first establish the rule of law, before the environment is created for a fair election in china.

i.e. bo's anti-triad campaign has an underlying agenda of working against the push for rule of law in China, intended to show that a strategy of hard hitting is more effective that following th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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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 Xilai’s Gift to Chongqing: A Legal Mess

By Stanley Lubman

Bo Xilai, the former Communist Party chief of Chongqing stripped of all his party posts Tuesday night as part of an investigation into “serious discipline violations,” has done more than saddle Beijing with a major political scandal. He has also left behind serious legal problems that will take considerable effort to resolve.

: Reuters; A construction labourer works on scaffolding near People’s Liberation Monument in Chongqing.

The problems largely stem from Bo’s “smash the black” campaign, a furious effort to crackdown on corruption and organized crime carried about by former Chongqing police chief Wang Lijun that, by all accounts, involved misuse of both the courts and the police. Quite apart from Bo’s own offenses,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of the Party-state are now faced with how to address the treatment of individuals who were punished during the last three years, perhaps unjustly, for their alleged criminal acts.

The most serious arbitrary use of power resulted in the conviction of thousands of people for alleged participation in organized crime. The campaign led to the arrest of more than 5,700 people and the seizure of more than $11 billion in illicit funds since 2009, according to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Legal scholar Tong Zhiwei, speaking to the Financial Times, argues that under “smash the black” officials under the Chongqing party committee interfered with legal procedures and “clearly exceeded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powers.”

To carry out the campaign, the Financial Times says, “heavy use” was made of “measures that allow police to lock people away without trial,” presumably a reference to the use by the Chongqing public security bureau (PSB) of sentences to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RETL).

RETL was initiated in the 1950s as an alternative to formal arrest, accusation and trial by the courts. Functionally, it allows individuals to be deprived of their liberties through decisions made entirely within the police hierarchy. People subject to RETL are sent to labor in special camps or factories without a trial or access to legal counsel, and they are often denied their right to appeal the decisions to a court. The PSB may send them for as long as three years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another year being added to the sentence.

This administrative sanction originally focused on minor crimes, but has been used to punish dissidents and other offenders who challenge the values and policies of the party-state. In one illustrative case in Chongqing at the height of Bo Xilai’s rule, a blogger was sentenced to one year in a labor camp for posting on a microblog a scatological joke that accused Bo of exercising undue influence over Chongqing’s courts.

An unnamed legal activist quoted in the Financial Times report mentioned above appears to suggest that the damage done by RETL in Chongqing is not permanent. “It is an administrative measure and can easily be reversed through administrative means,” the legal expert is quoted as saying, “so we’re likely to see a lot of cases re-examined.”

Probably more pressing for central authorities in Beijing is the question of how Bo Xilai and the former chief of Chongqing’s police, Wang Lijun, will be treated. This question has become more prominent with Bo’s arrest and suspension from the Politburo. As for Wang, some have already speculated that he might be prosecuted for treason. In the past, when high-ranking CCP officials have been punished, they have first received heavy Party discipline and expulsion from the Party, and were then prosecuted and given heavy jail sentences.

But there is a larger issue than Bo’s personal fate or the heavy-handed use of administrative sanctions, and that is what authorities will do to address Bo and Wang’s misuse of the courts A longtime observer of Chinese politics, Willy Lam, writes: “Perhaps the best indicator of whether the Hu-Wen leadership is ready to embrace some form of political reform and ‘universal values’ is whether the authorities will handle the investigation according to the rule of law.” He argues that the Chinese public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ve to be convinced that police work and judicial proceedings related to Bo’s rule will be conducted in strict accordance to the law.

More specifically, he argues that “alleged victims of Bo’s ‘anti-triad’ movement in 2009 and 2010, who have claimed that they were locked up and imprisoned according to the kind of ‘rough justice’ associated with the country’s yanda (‘strike had’) tradition, should be given opportunities to seek legal redress.”

In the wake of Bo Xilai’s downfall, some lawyers have expressed doubt about the extent to which cases could be reopened. Some wealthy entrepreneurs were sentenced to death or life imprisonment and their assets transferred to the state. One lawyer said that convictions for bribery or organized crime would be difficult to reopen, and expressed concern that “we could well end up just like after earlier political campaigns…cover it all with a blanket of silence and move on.” At this point, it’s still too soon to tell.

ZT: 西環亂港危中有機

noreply@blogger.com (Sun Bin) — Thu, 12 Apr 2012 00:00:08 PDT

西環亂港危中有機

筆者在梁振英勝選前兩周，已在本欄非常肯定地表示「與狼共舞」的時代已經來臨，這只是基於半年多以來的小心分析和觀察。與相熟朋友分享看法或在網上留言，一切皆以面對新時代的平常心，視之為事物的正常發展。

不過，結果令人非常詫異，很多我熟知的人原來極不接受梁振英同志當選的事實，幾星期以來的行為可說是慌亂反常，極為欠缺智慧。

梁振英真的那樣可怕？若是，大家更須冷靜，而不是以子虛烏有的「暴政可能性」互相恐嚇，把假設吹噓為必然發生，卻又沒有應對方案。請記着，火警或其他災難所造成的死亡，往往不是災難本身，而是人的慌亂。兩星期過去了，遊行也行過了，大家驚夠了沒有？

泛民政客邏輯混亂

是時候靜下來，討論一下在「振英時代」如何憑藉人民的力量跟專政者及其代理人好好較量一下。在「與虎謀皮，與狼共舞」的環境下，香港人還可以爭到民主嗎？筆者是絕對的樂觀，高度的肯定。

梁振英上場，筆者不認為是最壞的時刻，但出奇地很多人認為是。很多人對不能在最後關頭阻止梁振英當選而耿耿於懷，對於應該如何面對目前的時刻卻茫無頭緒，只有民粹盲動的反應；反對西環治港的大遊行算是成功，但之後須做什麼卻無人討論，大家只在享受假期之樂，這就是香港社運的常態。

西環治港的恐慌，是由泛民和支持他們的傳媒惡勢力大力吹起來的一陣怪風。

西環干預香港事務，並非始自今天，只是於今尤烈而已。

問題是，在一國的前提下，這是阻止不了的事情。一如中共一直警告港人，井水別犯河水，但港人以中國人血濃於水的大義為先，仍是年年數以萬計的人悼念六四，還要天天到中聯辦抗議專政者打壓人權。不管經濟還是政治，中共都是香港的極大持份者，以為中央不會干預香港事務，純屬自欺欺人。

要堅持西環不准就香港事務擔當任何角色？認為中聯辦的工作只限於中港事務當聯絡員？那兩年前為何一聲西環有請，泛民頭頭就什麼一國兩制的原則也不顧，便「應召」到西環共謀政制事宜？由原則到邏輯均也混亂矛盾的泛民帶領港人爭取民主，從來都是亂中無序，只能見步行步。

事到如今，梁振英上場，西環亂港之局已成，「大家」應該怎麼辦？

「大家」是指泛民政客以外的政治有機力量，「大家」應有自己的估量和立場，甚至共識。千萬勿以泛民主流的立場作為指導的依歸，過去兩個月的經驗其實已很清楚，泛民主流在重要的時刻只會依從大資產階級的旨意辦事，所以便出現了「只叫流選、不理流選結果」這種為大資產階級換人提供方便、與民主風馬牛不相及的荒謬現象。

政治從來都是合縱連橫，複雜得很，今次選舉的結果雖然是梁振英上台，西環亦因而力量膨脹，成為第二個權力中心，但危中有機，問題是大家能否把握機遇爭民主。

最令人驚喜的是，對政治從來深藏不露、無寶不落的誠哥在選後終於表態，支持香港的核心價值，支持香港有民主；這麼重要的訊息，知識分子不見討論，這可是筆者記憶中誠哥第一次這樣清楚表態。

小霸「謀反」大霸整頓

共產黨是大霸，地產黨是小霸，今次特首選舉只是大霸打小霸，與遭地產小霸欺凌多年的港人無關，大家甚而一定有所得益。

得益在於大霸的代理人為了爭取民心，亦要有所作為爭取連任，將會主動改善港人的社福。人人都說梁振英深不可測，但他要爭取民心的目標則是非常簡單和可以預知的。

小霸多年以來盡享政經專權，對上買通京官，對下騎在人民頭上，功能組別的政制本為照顧小霸的利益而設，亦盡為小霸的代理人長期佔據。今年9 月大霸就要收回特權，因為大霸對小霸在今次選舉過程中的不合作、與泛民串連等等難以安心，不對整個「謀反」集團加以整頓，香港在新君的治下難言穩定。

小霸要保持政治上的優勢，唯一出路只有支持民主，這就是筆者指危中有機的理由。看看英國的民主歷史就會明白，工業革命之後，新興的資產階級正是以平等、自由和民主這些動人的理念，從君主和貴族的手中奪取政治權力。

在複雜的政治板塊之中，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須如何自處？筆者當然希望大家多看歷史和政治的書籍，以提升公民社會的參政能力，但遠水救不了近火，筆者只希望年輕人頭腦清醒，別為政客的民粹口號所利用。政治雖然複雜，原則卻是極為簡單，就是只做有利民主發展原則的事情。

集中而具體的，就是天天逼問梁振英交代2017 年落實特首普選的細節。資產階級着眼的是，要更換符合他們利益的代理人，所以會用這樣那樣的方法「打梁」；梁下台後，他們便可操控小圈子，更換代理人。

人民的目標只在長遠的民主發展，兩者之間的分別，十分清楚，與民主發展無關的運動，不要參與。

ZT：今年七一，回归基本

noreply@blogger.com (Sun Bin) — Tue, 03 Apr 2012 21:17:43 PDT

From 我係王岸然 wongonyin@yahoo.com

"今年七一，主調不應是「打梁」，而應只回歸到簡單的民主訴求——單一要求梁振英馬上交代2017 年的特首選舉的細節安排，便是最能團結最大多數人民的統一訴求、令最多人上街的最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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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後不算賬不算專政者
選後不過幾天，廉署馬上高調算了許仕仁的賬，當然這也是在算曾蔭權的賬。

是誰要算本朝的賬？是梁振英同志嗎？筆者上周的分析，已經說「不是」，新君的焦點不在這裏，急於要算泛唐營賬的，是中共。梁振英天天說要大和解，他可是有點真心的，當家的人誰想有個吵吵鬧鬧的家？但當家的人可以代表太上皇的想法嗎？

全民論政風氣再現

香港論政的人不少，政治議題熱炒之時，連消閒節目主持人、或是本業編劇、或是本業文化評論、或是本業國際關係、或是本業新聞記者，甚至專長資訊科技的人，也來參加論政。回想2003 年時，連明星也站出來議政，近來開始又有這個勢頭了。

全民論政，不表示國民質素高，而是表示社會出了問題。筆者不是說不是出身政治系的人，就不要論政，因為筆者本業也不是政治，而是法律。自1985 年中在本報開始論政，筆者第一時間覺得要充實一下，於是到圖書館看了兩三本台灣書，講的是西方政治制度（political system）和思想（thoughts ）。筆者希望今天有興趣論政的人，特別是年輕人，亦應先看看基礎政治學原理的書籍，最少應該知道什麼是議會制或是總統制、什麼是社會主義或是自由主義、什麼是唯物辯證。

有感而發的原因是，看見忽然論政的人太過民粹、太過人云亦云了；關心社會而思想懶惰的結果，便是受精於玩弄民意的政治勢力所利用。

筆者曾在本欄兩次談及梁振英是「馬基維理式政客」，似乎根本無人知道是什麼一回事，更沒有人找原版的《君王論》看看。

馬基維理是十五至十六世紀意大利佛羅倫斯的哲學家，是第一個令政治學說獨立於道德倫理之外成為學說的人，其影響力之大，大到所有馬基維理主義者都不肯承認自己是他的信徒，包括基辛格（美國前國務卿）。

馬基維理的名言很多，特別為歷代奸雄所欣賞的一句，大概是為求成就強國安民的偉業，政客可以不擇手段（the end justify the means）。一眾政論「小學雞」在指控梁振英不誠實、言而無信之時，請玩味這一句話；這一格言令到不單梁同志心安理得，支持他的專權者也感覺良好，只笑「小學雞」大驚小怪，不懂政治。

中產階級現實偽善

不單是梁振英，歷代奸雄都可以在馬基維理的學說中找到影子。毛主席能拿下江山，中共能以專制手段治國歷時六十年而不倒，當然不是依靠面目全非的馬克思主義，而是從不宣之於口的馬基維理式權術和黑格爾的有機社會政治觀——用行業精英代表治國制度，正是出自黑格爾。

回到為何筆者認為梁振英不會急於對唐營秋後算賬的理由。《君王論》中教導，凡是新君取得一地的政權，特別是強行以軍事或權勢奪權，本身不受當地各方勢力所歡迎的新君，第一件事要做的，絕不是算賬，而是扶助原本受壓迫的大多數人，以及代表他們的少數力量。用中共的術語說，是團結大多數，孤立極少數；中共建國之始，就是以這手段迅速穩定專權，梁振英只是依循同一方程式而已。

過去五年，港人深受地產黨之害，眼見經濟有成，卻只能得到施捨式的小惠，民心思變，中產階級原本就是現實和偽善的（受教育多之故），口講核心價值，人人樂此不疲，心中的核心價值卻只是一間房子和一份好工而已。

梁振英的施政理念，由他寫下的近百萬字中可以看到，他對民主發展的承諾近乎零，卻曾經取得高民望，是因他遠比曾蔭權和泛唐營的資產階級了解港人的需要。

泛民唐營竟然「結盟」

今天不算賬不等於不算，只是梁振英不急於出手，廉署高調行動、林鄭強硬要對新界村屋執法，只是本朝遺臣急於向新君邀功而已，這本來不是一看守政府的常態。核心價值和新君委以要職，大家以為高級公僕以何者為重？能增加新君民望的措施，將在未來三個月主動出現。

急於算賬的，是北京的專政者，他們擔心新君無法有效管治，京官這一刻會比梁振英更為緊張香港的安定問題，亦所以必定會借助中聯辦和所有愛國愛港力量干預香港事務；梁振英到中聯辦謝票之餘，大概會委婉地請西環別幫倒忙。

最令京官感到不解者，是本來處於對立制衡的泛民和唐營，為何會在選舉前走在一起？這個「結盟」的過程如何發生？今後會否發展為一條「倒梁」的連線？這條連線與傳媒惡勢力和國際反華力量的關係又是如何？這筆糊塗賬北京不單要算，而且要速算，否則梁振英的寶座根本不可能坐穩。

泛民的爭鬥方向，由選前暗撐唐營、到鼓吹流選、到選後攻擊中央干預、盡力抹紅抹黑梁振英……，只知高舉只屬小資產階級的「核心價值」，都是不貼近民眾、自以為是的錯誤方向。

今年七一，主調不應是「打梁」，而應只回歸到簡單的民主訴求——單一要求梁振英馬上交代2017 年的特首選舉的細節安排，便是最能團結最大多數人民的統一訴求、令最多人上街的最有效方法。

Another conspiracy theory, regarding the Bo-Heywood incidence in China

noreply@blogger.com (Sun Bin) — Mon, 02 Apr 2012 14:53:54 PDT

“when you have eliminated the impossible, whatever remains, however improbable, must be the truth?”
-- Sherlock Holmes

What could have happened under what we read from the recent events in China?

For backgrounds, see here, and here, and here, and google news.

In short, a British spy was involved, in which the family denied there was any suspicion regarding his death. The wife of the Chinese Mayor in a top city was allegedly the killer, who is the mother of a son who had been close to the British spy while pursuing study in Oxford.

I don't normally blog on politics, even less on gossips or conspiracy theories. But as our old friend Sherlock's saying going, "when you have eliminated the impossible..."

Here I am trying to lay out "whatever remains", and hope a few journalists who might bump into this blog may try to verify this theory.

1. It is very unlikely that Mr Heywood died for financial mishandling of the Bo family fund. Even if that is true, there is really no such need for Mrs Gu to kill him. So this leaves us with 2 possibilities
a) There is nothing dubious regarding his death
b) He is a spy and something fishy is involved with his work. (Since financial factors could not have contributed to such consequence, it must be political, and it must be related to his MI6 connection)

2. For the purpose of discussion (and more likely based on the press coverage recently), this blog entry is entirely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1(b). If indeed 1(a) is the reality, this blog entry becomes a total conspiracy theory. If that is the case, what could be most likely ("whatever remains") would be related to his spy work. If his spy work has not led to any risk in Mayor Bo's political career, e.g. that they discovered a spy is close to their family, there is really no need for the Bo's to deal with him secretly. Mayor Bo could simply go to his friends in the politburo and have Heywood expelled.

Since this had not happened, we are led to believe that the Bo-Gu family has something to hide. This could only mean that either Heywood controlled something related to the Bo's, or maybe even have controlled Mayor Bo himself as his agent. But if that is the case, there would have been major cover up from both the British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In addition, why would the wife has to get involved in all this? Would it be easier if Bo dealt with Heywood himself.

The fact that it seems the top level of the governments, esp the Brits, seem to be unaware of what happened at the time (hence spent not much effort before it transpired), leads me to suspect this has more to do with the prodigy son Guagua ("pumpkin" is what I would translate his name below).

3) It sounds all plausible, and even reasonable, if Mrs Gu killed Heywood in order to protect his son. At least this is perfectly in line with what a mother would do. But why would Mr Heywood harm a twenty something still pursuing his study? My speculation is that Heywood might have developed Bo Jr the pumpkin into his spy pawn. Mrs Gu discovered, and tried to do whatever she could to save her son.

4) How would Mr Heywood be able to develop the Pumpkin into his spy ring? The evidence probably comes from the fact that he was rusticated at Balliol in his second year, but ended up getting a 2.1 the following year. The pumpkin might have been so desperate in keeping his honour degree that he agreed to come in the spy ring in exchange for a 2.1.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cheat your way into a 2.1 at Oxford with money. But if the MI6 is at work, this becomes entirely possible. As we have heard (and know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MI6 have been developing agents in the academic in UK, especially elite schools such as the Oxbridge since the cold war.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y were able to engineer the pumpkin's acceptance into Balliol (as the decision is by the college, which is easy to control), and then rusticate him (the pumpkin has his own fault at this), before finally rehabilitated him as a favour.

If such theory holds, the entire event and its development seems more plausible, especially that there had not been serious charge against ex-Mayor Bo.

===
Such a theory could be verified, or refuted, if we have the answer to some other questions. The enthused journalist only needs to dig up the pumpkin's academic record, and see if there is any discrepancy in his records versus what he obtained as a result, e.g., his scores before his entrance into Oxford, his rustication, and his final public examination.

the world is full of spies

noreply@blogger.com (Sun Bin) — Wed, 28 Mar 2012 23:46:34 PDT

1. Neil Heywood of UK, a Warwick alumni
2. CY of Hong Kong for the 2C-P
3. New rumour has that another Warwick alumni who writes in HK as well.

ZT: 泛民是選舉大輸家

noreply@blogger.com (Sun Bin) — Tue, 27 Mar 2012 21:32:42 PDT

泛民是選舉大輸家 http://wongonyin.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3489576

by wongonyin

泛民是選舉大輸家

一如筆者半年以來的冷靜觀察形勢，冷靜作出客觀分析而得出的結論——梁振英在小圈子選舉中以適當的得票勝出。小圈子投票當然是可以操控的，亦無所謂得票高低，便表示認受性高低的分別；中共要梁再多一些票，何難？加大力度壓迫唐營的選委就可以了，不這樣做，只是留些面子給「造反集團」，反正賬是遲早必算的，不用急於一時。

泛唐營（唐派加泛民加特區政府）臨近選舉前仍不知「失敗」將至，還玩弄了一些借助民粹的政治花樣，這些賬新登大位的梁振英沒時間去算，現時龍座未穩，收買人心才符合「馬基維利」式的君王之術；但到了適當時候，梁振英不去算賬，中共也會命他去算，因為不拆掉唐營加泛民加公務員所建立起來的「非神聖聯盟」，對專政者後患無窮。

兩級富豪各有前路

泛唐營一夜之間土崩瓦解，幾天前團結在一起為搞「流選」而互相呼應，共同努力，今天各自找尋救生艇，甚至找尋向新君交心之路。以為這個泛唐營會為爭民主努力、為監察新君而發揮作用的人，只是一些不知就裏的天真泛民旁觀支持者的天真意願，對唐營的資產階級而言，泛民在今次選戰不過是用完即棄的衞生巾。

富豪級的唐營人物擔心最少，富可敵國的人早在傳媒布下千絲萬縷的人脈關係，這階層對穩定香港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們倒是新君須要第一時間拉攏合作的對象。

第二級別的資產階級，包括立法會那群功能組別議員、特別是屬於自由黨一系的人、到尾還不肯轉軚的人……，相信難保他們在功能組別小圈子的特權地位；這些權位本來是專政者賜予，收回也十分正常，也沒人同情。自由黨在9 月的直選若未能突圍，將成為歷史名詞。

最好笑的是，選戰前後表現得似是大難臨頭，如喪考妣的泛民政客及其支持者，當中包括大量八、九十後社運界的「小學雞」，大家在過去一星期的表現，除了驚慌、民粹和盲動之外，還有什麼可做？筆者上星期的文章問了大家一個問題：流選之後又如何？其實只是想問問社運左派，因為你們壓根兒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只知跟隨民粹風向走，是不配稱為左派的。

大家皆明白梁振英的民望，是因為他的社福政策向社福界的立場大幅傾斜，他就民生政策和房屋政策各寫了近十萬字的論述，不知社運左派「小學雞」看過沒有？是看過之後不相信，還是只是聽了右派媒體簡單民粹的宣傳，一句梁振英是奸的、是不可信的、是會食言的，就馬上深信不疑？這是社運左派在這一刻必須反思自問的問題。馬克思叫我們認識社會，辯證問題，批判思考，有叫你們把資本家的指令當做聖旨嗎？

我們不能坐待民主，當然也不能坐待社福改革，而政客的承諾選後必打折扣，這是必然的。但梁振英有可變性，有因為早作承諾而且要收買人心所以肯約制地產黨的空間；反之，地產黨的代理人是死不改變的極右自由主義者，是彰彰明甚的。

在重要關頭，左派竟然跑去為右派請命，除了一個蠢字，夫復何言？

七一遊行可更轟烈

筆者問流選之後又如何，答案是不說自明的，就是方便了資本家，地產黨更換民望破產的唐英年，另找一個支持新自由主義地產黨利益的代理人而已。資本家有承諾用改善社福以交換左派社運「小學雞」的支持嗎？

唐英年敗選後才勉強吐出支持民主待變的立場，反映出泛民串連唐營，企圖搞出流選結果的無聊；何俊仁為首的民主黨，勢必成為今次小圈子選舉的大輸家。

何俊仁當然不認自己是泛唐營一分子。若然只是以民主為念，小圈子選舉中誰勝誰負關你們屁事？為何你們鼓吹流選比唐營更積極？更肉緊？參與遊戲已經不該，到最後一刻還未能統一行動杯葛選舉不入場，令抗議行動變成爭取鏡頭焦點的鬧劇，實在丟人現眼。

最可笑的是，泛民加唐營加社運「小學雞」統一口徑，加大力度，呼籲選委投下良心白票；這呼籲可以媲美呼籲妓女重視貞節一樣荒謬。

要弄到會展的選舉流選，泛民是有可能成功的，只要最後兩星期不是把精神花在玩抹黑梁振英民望之上，而是全力呼籲市民湧到灣仔會展之外，十幾萬人的怒吼就足以令選舉被迫改期，甚至因為投票人數不足而流選。

但身嬌肉貴的泛民主流大佬肯冒這個險嗎？自然不會，政客要的是選票，不是人民，適當地顯示力量之後，泛民一樣會謀求與專政者和建制派合作。你罵他們，他們說妥協是政治藝術，是為了大局着想，二十多年來，筆者見過太多的例子了。

有人說，若然梁振英真的如泛民所描述的奸險兇狠，十八個月內將逼他下台。

真有決心，何用等十八個月？泛民不妨與唐營合作，把今年「七一」轟轟烈烈地搞成不要梁特首的大遊行。筆者不贊成小圈子式的謀反，但支持人民起義，只是，你們敢乎？

信報財經新聞

不再是陰謀論

noreply@blogger.com (Sun Bin) — Sat, 24 Mar 2012 23:52:04 PDT

陰謀論：一注獨贏買振英！

noreply@blogger.com (Sun Bin) — Thu, 23 Feb 2012 06:19:10 PST

有陰謀論如此說。我加一句，從一開始就是振英哥，早逝兄只是為振英做幌子，讓現在人們在無選擇下接受振英。一切都在算計中。可憐英年，只為別人做嫁衣。

===

From：我係王岸然 wongonyin@yahoo.com

係共產黨爆曾蔭權大鑊

係國安部爆曾蔭權大鑊！

點解？

東方可能無意中影到一兩張相，但其狗仔隊無可能跟特首長年而不被發現阻止。

而傳媒狗仔隊技止於纏擾，專業的 surveillance 要不被發覺。

專業的 surveillance 只有前政治部及廉署。

餘下自然是中共的國家安全部有這能力。

港英年代高官從來被英國情報監控

記否梁銘彥事件？徐家傑事件？

要為隨時 character assassination 政治人物作好準備

曾爵士的死罪，在於他介入下任特首之爭

串通唐營及商界做 King Making ...

這置真正話事人的中共中央於何地？

西九事件不會有更堅的料爆，

唐英年及曾蔭權會否身敗名裂，

Depends on the Mercy of next 特首 .... 梁振英。

ZT: 台式文化大革命何时了？

noreply@blogger.com (Sun Bin) — Tue, 21 Feb 2012 06:28:41 PST

台式文化大革命何时了？
文◇洛杉基 (Rocky) http://blog.udn.com/rocky8080/

文◇洛杉基 (Rocky)

http://blog.udn.com/rocky8080/

十年前红遍两岸的一句打油诗：“不到台湾，不晓得文化大革命还在搞”。当时许多台湾人觉得十分不以为然。十年过去了，再观察台湾种种社会文化现象，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台式文化大革命”确实真有这回事；不但是“正在进行式”，而且还是没完没了。

阿扁执政那八年，台式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相信台湾人都亲身经历、有目共睹过。很多大陆人不看不知道，来台湾亲眼一看还真吓一跳，说不定还能唤起部分大陆人十年文革那一段不堪回首的惨痛回忆。

两地文化大革命的共同点，都是否认甚至企图摧毁固有中华文化；两者最大不同之处，则是台式文革还不至于搞死一大堆人。但是台式文革中，台独基本教义派歇斯底里地进行仇中反中、反中华文化、正名运动、否认唐山祖先、反汉语汉文的疯狂程度，虽然不致让人肉体死亡，但是已经让部分人脑残至今，尚未见复原。

不信我们瞧瞧最近在台湾发生的几件大事，就可以证明笔者所说不假。

当一代巨星凤飞飞最近突然陨落的消息一传出，震惊了全世界华人，悲伤之情笼罩了两岸三地。没想到绿色媒体某一位名嘴，突然语出惊人的说：“本土台湾艺人”凤飞飞，当年因为ㄓㄔㄕ分不清，被国民党政府打压，因此她的知名度，远远不及外省人邓丽君。甚至还把台湾的族群与政治版图，也无限上纲地投射到这位过世的巨星身上，把“北蓝南绿”现象，引申为“北邓南凤”，简直是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其实凤飞飞出生在北部桃园大溪，算是北部人，但是她受民众欢迎程度，则是南北一致、海内外相同。她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因家境贫穷受的教育也不高，但是她自我要求甚高，苦练了一口标准国语。她唱歌时的咬字部份，更是字字清晰可辨，岂是现在许多口齿浑浊不清、不看字幕不知道说什么唱什么的歌星影星，所能企及的。

因此，说凤飞飞有“台湾国语”腔调，就把她归类为本土歌后，邓丽君没有“台湾国语”腔调，就不够本土，简直是鬼话连篇！

另一个例子是，当父母都是台湾人的美国哈佛小子林书豪，头角峥嵘地成为“林来疯”，全球华人，甚至包括所有亚裔美国人，都以他为荣。这时候，又有某些台式文革绿卫兵们出来敲锣打鼓，硬是把林书豪归类为“台湾人”，说他“不是中国人”。这让林书豪躺着也中枪，好生尴尬，只好在电视前一再拒绝谈论他的族群属性问题，说他只想好好把球打好，其他都不愿多想。

他住在台湾的伯父，则不知是否碍于某种压力，还越俎代庖地代表林书豪父母宣称，林书豪虽然有个母亲是祖籍浙江的外省人，但是因为他父亲是正港台湾人，在父系社会的台湾，自然也是台湾人。为了把林书豪归类为台湾人，连“父系社会”这种远古人类学名词，都拿出来硬拗，可谓是煞费苦心。

大选刚过，再次听到这类本省／外省，台湾人／中国人等，绿营政客惯用的二分法言论，更加证明台式文革“树欲静而风不止”，没完没了，实在是到了令人反胃的地步！

严格说起来，林书豪是位在美国出生的亚裔美国小孩，拿的是美国护照，既没有台湾籍，更没有中国籍。他们从小受的是向美国国旗效忠的美式教育。就跟其他美国新旧移民的后代一样，他们都已经是道道地地的美国人，将来很可能跟父亲来自非洲的欧巴马一样，有资格担任美国总统。某些台湾人硬是把他拖进来淌台式文革的大浑水，只会毁了他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美国英雄形象，也让他没事得罪了占有广大市场的中国NBA粉丝，何苦来哉？全世界华人已经把林书豪当成继姚明之后，难得的一位亚裔NBA巨星。他已经成为美国人的、全球华人的、亚裔的，甚至是世界级的年轻人偶像，何必一定要把他窄化成“台湾之子”，让台湾人独自孤芳自赏？

台式文革远非止于此。新的文化部长龙应台，还没有坐稳椅子，绿营陈姓立委已经开始发动群众运动、人民公审，硬是给龙应台扣上红色帽子，说她的“大中国”意识，可能会“西风压倒东风”，“污染”了台湾本土文化。虽然还不至于把龙应台戴上尖锥帽游街示众，但是已经郑重警告龙应台，他的一举一动，已经在绿卫兵（自然还包括绿网军）的严格监视之下，最好小心她的一言一行。

另一桩台式文革批斗，更让人傻眼。某绿营立委拿出大陆台商子弟学校的校歌大做文章，说歌词里有“奔向祖国”字眼，分明是鼓吹统一，应该立刻禁唱，否则不准再对台商子弟学校提供经费云云。

如果单单因为歌词不对台独基本教义派的胃口，就给人家戴上文革红帽子，不就是当年因为含有反动字眼就禁唱、禁读、禁写的种种白色恐怖事件兼文字狱，再度借尸还魂？！

我们都知道，民进党把部分败选责任推给了回台投票的台商。莫非，他们想以歌词有倾中挺统之嫌为藉口，对台商子弟来个秋后算账？

在现有的中华民国宪法里，大陆还算是咱们国土，祖国就是指中华民国，这有什么不对呢？奉劝拿中华民国政府俸禄的绿营立委，有空把宪法再拿出来翻一翻，长点见识。毕竟台独党纲、台湾前途决议文还不能取代中华民国宪法，所以不是你们说的算！

台湾政府提供经费给海外华人子弟学校，多数是为了让海外华裔后代，接受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民国，认识繁体中文字，可谓是用心良苦。中国政府对海外华人子弟学校提供的经费比台湾政府还更优厚，他们甚至还提供华语学校简体字的华语文、历史书本作为教材，因此掌握了对下一代华人解释历史的发言权。

要让台湾人立足台湾、放眼世界，就得要有开阔的胸襟。锁国八年的绿营政客们，如果继续发动台式文化大革命，只会让台湾人心中充满了仇恨，把任何对民进党唱反调的民众当成敌人，只会让这个党走进死胡同，也让台湾成为与世隔绝的岛国。

大陆的十年文革，让中国经济停滞不前，甚至落后台湾好些年。幸好后来有个邓小平敢挺身而出，冒着被同党同志批斗的危险，带领中国走出文革的死胡同，放胆走向改革开放的路子。

台湾锁国八年，经济原地踏步，让韩国趁机大步超前，领先了台湾。台式文革至今十年，还在继续进行中。我们不禁要问，绿营的“邓小平”在哪里？是否还有人有勇气与能力敢领导民进党走出台式文革的死胡同，停止用意识形态分裂族群与操弄阶级斗争，用更开阔的胸襟带领台湾人走向世界？

蝗蟲其實是無間道

noreply@blogger.com (Sun Bin) — Tue, 07 Feb 2012 05:47:37 PST

真正的禍港蝗蟲在政府總部裡

噩　耗

2012年02月07日

龍年一到，香港最大的噩耗不是大陸網民威脅着香港人再歧視大陸人就斷水斷電，而是大陸人民可以來香港「自駕行」。

去大陸旅行過的人都知道，中國大城市交通混亂，車多固是一大原因，但更大原因，就是同胞們的駕駛態度。我們開車是為了回家，但許多大陸人開車，好像只是為了不讓別人回家。

有一位上海老同學每次來香港，最喜歡坐我的車過海底隧道，尤其是在進隧道口，幾條線的車龍併成兩條的時候，他最感慨，看着汽車一架讓一架順暢入線，他就覺得香港人「特別文明」，特別有規矩，特別替人着想。他說，如果在上海，比如浦東去浦西的過江隧道口，遇到這種情況，必定你爭我搶，你爭不到我搶不到時，車便都頂住了各不相讓，貴車覺得你不敢碰我，爛車又覺得瓷器不敢撞缸瓦，於是個個路口都像春運時的廣州火車站那麼混亂。現在的大陸同胞，一碰上這種事情，根本不知道什麼是「與人方便，與己方便」，只會做大家都不方便的事情。

做人的態度必定影響駕駛態度，也不知道香港哪個腦子灌了水的昏官出的這個混帳主意，簡直為香港馬路引進大量殺人機器。想來唐英年或梁振英的人緣肯定不好，不然，這夕陽政府為什麼要埋這樣的地雷來炸他們？

（李純恩）

ZT: 蘋論：要旗幟鮮明反對「蝗蟲論」與歧視

noreply@blogger.com (Sun Bin) — Sun, 05 Feb 2012 22:39:48 PST

Apple Daily still has a few sane minds, despite its fenqingization for the past few years.

真正有效的辦法是堅守香港的特色與核心價值，包括包容及反歧視，讓香港在四方八面的衝擊下仍能保住自己的性格，自己的優勢。另一點該做的是更努力的走出去，更努力的國際化

(还是深圳愤青比较大气）

===

蘋論：要旗幟鮮明反對「蝗蟲論」與歧視

2012年02月06日

那些以「蝗蟲」、「蝗蟲論」歧視、批評內地人的網民、市民大概被怒火蒙蔽了眼睛與心靈，非但看不到「一竹篙打一船人」的荒謬，非但看不到自己的言論是在無理歧視內地民眾，非但看不到自己的「蝗蟲論」是在毒化兩地民眾的關係，反而痛罵指出問題的平機會，要求主席林煥光先生道歉；反而把反對「蝗蟲論」的人狠批為「賣港賊」。我們認為這些獨斷、非理性的指罵是無理又荒謬的，令人既痛心又憤怒。

訂定反歧視條例，成立平等機會委員會就是要消除社會上涉及歧視的惡習與風氣，讓香港在各個方面趨近一視同仁互相接納的情況，並打造共融社會。今次部份網民、市民在報上刊登全版廣告，以蝗蟲影射及批評內地居民，明顯跟共融社會的目標相違背，明顯跟消除各方面歧視的原則有違背。平機會表示反對網民的做法，提醒大家要尊重不同族群的人只是盡本身的責任，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職務，只是在捍衞香港的核心價值，根本沒有需要或理由因此道歉。

假若平機會居然袖手旁觀，任由某些人以「蝗蟲論」之類的說法公然歧視醜化其他族群，它才是失職失責，它才應當道歉。至於以「賣港賊」之類的帽子扣在一些反對「蝗蟲論」的人身上更是可鄙與令人齒冷。香港是個言論開放多元的城市，不同意見、不同觀點交鋒角力是常態，完全可以透過理性討論處理。即使最終說服不了對方，大家仍可以採取各自保留不同意見（ agree to disagree）的做法，不需要作甚麼人身攻擊，更沒有理由像內地文革時那樣亂扣人家帽子，懷疑他人的企圖動機，甚至上綱上線至「賣港賊」之類的攻擊。香港的利益不是一個人、某個人說了算的，根本沒有人有資格指罵其他人是「賣港賊」！

而且，正如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先生所言，因為擔心社會資源分配問題而肆意攻擊社會上某個族群、某個階層的人是非常危險的。因為今天可以攻擊內地居民，下次可以攻擊歧視拿綜援市民，再下次可以反南亞裔居民，再下次可以狠批需要大量社會支援的病人、傷殘人士……。結果社會上的公平公正蕩然無存、包容互諒消失得無影無蹤，剩下的只會是越來越大的分化，越來越激烈的對抗，甚至被某些政客、團體利用，令香港變得面目全非。

在全球化及內地越來越開放的情況下，香港受外來人流、物流、資金流的影響將會越來越大，其他地區來香港工作、旅遊、學者的人將會越來越多。事實上不但香港要好好應對、處理這樣的衝擊，其他國家不管是台灣、美國、歐洲以至日本同樣要作出適應，同樣需要應付隨人流而來的新問題。但是，退縮、閉關自守絕不是可行的辦法，絕不是好的選擇；因為這樣做只會令香港市民錯過機遇，令香港社會跟國際發展脫軌。真正有效的辦法是堅守香港的特色與核心價值，包括包容及反歧視，讓香港在四方八面的衝擊下仍能保住自己的性格，自己的優勢。另一點該做的是更努力的走出去，更努力的國際化，爭取世界各地的人流、資金流來港，冲淡內地的影響。內地持續開放，內地人與錢湧入香港的確帶來各種意想不到的影響。重要的是要站穩陣腳，逐步、具體的解決問題包括雙非孕婦問題。以歧視性言論「一竹篙打一船人」，以扣帽子方式攻擊持不同意見的人不但沒有好處，只會帶來更多爭議、誤會與矛盾。盧峯

How can facebook enter the China market?

noreply@blogger.com (Sun Bin) — Wed, 01 Feb 2012 20:47:16 PST

Very easy, create its own free VPN software (or simply acquire things like freegate), a small software with fast servers and dynamic IP proxys.

You don't have anything to lose, because the GFW is blocking you anyway!

惡意擴大港陸矛盾不可取

noreply@blogger.com (Sun Bin) — Thu, 26 Jan 2012 23:02:31 PST

1. 看了視頻和相關報導，的確孔慶東沒有一竹竿打死所有香港人。可惜香港媒體眾口一言把“部分”兩字“刻意省去，除了惡意激化港陸矛盾我實在想不到有什麼別的原因。

2.我不了解孔慶東其人，可能就一大憤青吧。然後，有人搬出在那火紅的歲月裡他曾經站在王丹旁邊的照片。我想起，當時溫爺爺初任總理時香港某媒體人(忘了是誰，好像是李怡？）說過，當時能和趙紫陽一起到廣場去的應該壞不到哪裡去。其實，即使是一大憤青五毛，昨天孔文就更說明他不是全無誠意的。

3. 假如我是早逝叔叔，我根本不會去評論一個屁民的言論。這世上憤青多著是。一個未來的領導人，雖然只是領導着700萬，只獲得1200人中多數的認同，與憤青論戰也不是你的職責。可惜，香港人卻很認可這一套，自己是不是狗還覺得需要一頭豬來說明？至於中聯辦和北大，那就更扯了，難道香港人希望大陸政府，甚至北大，管制每一個屁民憤青的言論？

ps 順帶講一講D&G事件。明明就是一跋扈來路品牌肆意佔據公眾地方加三流公關的事件。其中一個保安（甚至不一定是該公司僱員）說了句“他們就可以照”，各媚體就上綱上線把“他們”改為大陸顧客。也是一個惡意激化矛盾的例子。

How Much of US Consumables Are Made in China?

noreply@blogger.com (Sun Bin) — Tue, 17 Jan 2012 00:22:23 PST

How Much of US Consumables Are Made in China?

Take a guess before clicking into the link.

and then read this, of the Made in China import, the value added =
The U.S. Content of “Made in China”

ZT: VELVET DISAPPOINTMENT: VACLAV HAVEL’S COMPLICATING FINAL CHAPTER

noreply@blogger.com (Sun Bin) — Sun, 01 Jan 2012 06:49:16 PST

VELVET DISAPPOINTMENT: VACLAV HAVEL’S COMPLICATING FINAL CHAPTER

By Alexander Zaitchik

王征入主蘋果日報？

noreply@blogger.com (Sun Bin) — Thu, 22 Dec 2011 19:02:25 PST

王征入主蘋果日報？又有獨家頭條

美国高官裙带表

noreply@blogger.com (Sun Bin) — Wed, 21 Dec 2011 21:26:51 PST

这是一串谜语。谜底在这里。

约翰.缅因汉恩——美国科学院副院长（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之长子）

约翰.缅因卡恩——美军参联会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两星少将（1957，马里兰州人，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幼子）

李斯特.肖恩.朋特——美国能源国际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兼美国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美洲电王（1959，前国务卿鲍威尔之子）

李斯特.肖恩.林达——美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前国务卿鲍威尔之女）

朱比特.云赖尔——美国国际金融公司总裁、董事（前国务卿黑格之子）

朱比特.伊安.赖尔——美国花旗银行（香港）发展规划部总经理（前国务卿黑格之女）

温彻斯特.云肖恩——华盛顿Unihub公司总裁（国务卿希拉里之子）

斯米恩——马萨诸塞 Rockde集团总裁，2003美国百富榜第15名，福布斯第12名（妻子温彻斯特.莱克斯布林，国务卿希拉里女婿）

马斯纽约——美国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研究员，美国青年联合会常委、华盛顿特区西城区下陪衬议会议员，陆军准将（1971，华盛顿的嫡孙）

莎奥华兹——原名詹.沙奥华，美国军事科学院博物部副部长兼任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两星少将（1938，阿肯色州人；华盛顿之妻，刘易斯同母异父的妹妹）

马斯法纽——原马萨诸塞州民丨主党委副书记（1971-1976），北美联防东北防区总牧师（1941，华盛顿侄子，马斯林顿之子）

刘易斯.伊恩.詹——又名刘易斯.T，原阿肯色州小石城商业银行副行长（1948，前总统威尔逊三子）

刘易斯.伊乌安——美军总联勤部副总牧师，2000年晋升三星中将，36岁任肯塔基州副州长（1951，阿肯色州人；前总统威尔逊幼子）

刘易斯.福莱特——又名瓦恩琪茵，原华盛顿食品研究所所长、美国国内贸易部科技司司长；1999.11.25，国际星座局将蛇夫星座编号为RA17H37M17S— D5’39’的星注上了“瓦恩琪茵”的名字，以表彰她在食品学领域做出的贡献。（1949，哥伦比亚大学营养教育博士，前总统威尔逊三女）

刘易斯.特恩茵——联阿美利加集团和美利坚贸圣佳国际拍卖公司董事长（1952，哈佛大学商学院硕士，前总统威尔逊四女）

刘易斯.维姆因 ——原民丨主党路易斯安那州委常委、副州长、州下陪衬议会副主席（1938，前总统威尔逊侄子）

德恩.布什法昂——美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老布什之子）

德恩.兹法恩——Four Brick集团总裁（老布什次子）
德恩.琳达——美国美术协会会员，美国油画研究院画家，韦斯特美术交流会会长（1941，堪萨斯州人，老布什长女）

德恩.娜恩——美国科技部副部长（老布什之女）

德恩.班尼亚恩——美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美加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副主席（老布什之女）

乌克詹沙盎——美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民丨主党党委书记、king Rays集团（香港）名誉主席（老布什女婿、德恩琳达之夫）

詹姆宏——美国科学院科技开发局局长（老布什女婿、德恩娜恩之夫）

霍普因——美国Poly集团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参联会总参装备部两星少将（两星少将霍普.布伊奥之子，老布什女婿，德恩.班尼亚恩之夫）

德恩.史安琪茵——原参联会总政治部平民工作部部长、两星少将（老布什同父异母的妹妹）

李琪安姆因——美军战略导弹部队副司令员、三星中将（老布什妹夫，德恩史安琪茵丈夫）

兹恩.琪因瑞德——美国副总统（1938，密西西比州人，原内政部长兹恩.希尔之子）

兹恩.琪因欧辛——美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部部长、两星少将（兹恩.希尔之子）

兹恩.琪因索斯——美军空军后勤部副部长、两星少将（兹恩.希尔之子）

兹恩.海史恩——参联会总参谋部办公厅副主任、两星少将（兹恩. 希尔之女）

伊文基恩森——民丨主党密苏里州委书记、美国总统内阁成员（1945，佐治亚州人；兹恩.斯德特凡恩的五世外孙；原宾西法尼亚州民丨主党委书记、重工机械部部长耶鲁基因之子；母亲凡基茵是原华盛顿特区副市长；妻子詹恩士凯是原副国务卿、国防部长、四星上将詹恩.艾普因之女）

伊文琪昂森——原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华盛顿分局某处长，1986年叛逃苏联（耶鲁基因之子）
希金普因——副总统，前佐治亚州民丨主党委书记（1953，内布拉斯加州人，前副国务卿希约翰逊之子）

鲍波希姆来——俄克拉荷马州民丨主党委书记、前商务部部长（1949，农阿华州人，前副国务卿鲍波伊博之子）

得中間者得天下

noreply@blogger.com (Sun Bin) — Sun, 04 Dec 2011 00:42:32 PST

http://weibo.com/1779054713/xAt83zU1R

孙膑sunb：http://t.cn/SG7Zbs 說“若蔡英文講特赦陳水扁，雖能得到深綠選民支持卻極可能流失一批原本不滿扁家貪腐的綠營支持者”乃一大謬論。扁子你等會都沒參選，蔡切割了深綠選民難道會投馬宋？會棄權？不可能。

深綠選民支持蔡是無條件的，不特赦扁沒有任何風險。除非蔡需要扁派的財力支持或黨內支持。

小馬哥當年就是不怕得罪深藍，勇敢的佔領了藍綠中間的處女地，才得以狂風掃落葉大勝。當年你等會兒也是走的中間路線。得中間者得天下，這一次似乎勝負已定。

weibo : 香港火灾伤亡其中主要原因之一为走火通道阻塞。港府的高地价政策（港英，董曾）难辞其咎

noreply@blogger.com (Sun Bin) — Wed, 30 Nov 2011 20:15:50 PST

http://weibo.com/1779054713/xzZ9mk5Ee

http://t.cn/Sb7nAi 香港火灾伤亡其中主要原因之一为走火通道阻塞。港府的高地价政策（港英，董曾）难辞其咎！

黎智英在日本看到了小东西

noreply@blogger.com (Sun Bin) — Mon, 14 Nov 2011 00:38:13 PST

又有朋友问到黎智英在其壹周刊专栏提到在东京看到的wifi上网小东西。

“在東京的士裡跟日本同事談論手機短片製作的事宜。我想給他看一段短片，可是車裡沒有WiFi，用外國3G電話網絡透過iPad看影片收費高昂，不划算。他說無問題，從口袋拿出個兩個錢幣大小的東西出來，說那是流動WiFi接收器。在iPad輸入密碼，馬上便接收到強勁的WiFi信號，可以播放短片。神乎其技！”

以我所知，wifi不具备黎所说的功能，黎的日本朋友的“小东西”，应该就是一个3G网络数据接收器，和wifi路由器的合体。美国Verizon等移动通讯公司都也有这种产品，月费为US$45-50另加各种苛捐杂税。黎朋友付了本地的无限量数据月费，当然比他香港号码的3G漫游便宜。说简单一点，就是黎透过wifi用了朋友的sim卡上其3G网而已。而充满想象力的黎把这和wifi Meshing网络混为一谈了。wifi meshing 虽然理论上可行，要形成一个稳定的网络却不好实施，何况还有电讯运营商为了保护自己经济利益而必然形成的阻碍。

一般iphone或android，也可以通过tethering，使之成为一个wifi路由器，让别的终端电脑（如ipad）通过该手机上网。

Darjeeling is a whole Nepal from Ladakh -- 地理知识普及（拉达克）

noreply@blogger.com (Sun Bin) — Mon, 14 Nov 2011 00:43:53 PST

有人看了些坊间文栏后问，大吉岭在哪？是不是就是印度电影三个大傻瓜（Three Idiots）片尾那风光明媚的拉达克？

当然不是，虽然两地皆为高海拔气候和风光乳化。其实拉达克海拔均3000m，大吉岭2000m。大吉岭可以种茶而拉达克却更像西藏高原。都在喜马拉雅山麓，中间却隔了一千多公里和一整个国家，尼泊尔。拉达克（Ladakh）是印巴争议的喀什米尔的一部分，挨着中印边界的阿克塞钦。大吉岭（Darjeeling）是西孟加拉州的一个城市，挨着尼泊尔和锡金。别将冯京当马凉。

还有大吉岭不是一个“山岭”，也没什么山麓。是一个城市或地区，“岭”是音译，虽然也表现了该地的海拔状况。

Solution for Greece: Dual Currency by resurrecting the Drachma?

noreply@blogger.com (Sun Bin) — Fri, 04 Nov 2011 01:09:04 PDT

My view on the Greek Fiasco

1. Better for everyone if Greek is out of the Euro (actually even better if out of EU though this is not something either Europe or Greece wants)

2. IMHO Papandreou was a courageous leader and did the right thing.

a) He was elected and entitled to make most decision for his people, but he knows this is a decision much more important and he wants to make sure his people agrees. This is what A RESPONSIBLE DEMOCRATICALLY ELECTED LEADER SHOULD DO. For this I have difficulty understanding why some people have been blaming him for being irresponsible.
b) By throwing the question open he can assure the support of his people, (and/or the opposition) to support the terms of the deal. This is better for everyone, Greece or EU, going forward. This is also what a responsible member in EU should do, making sure himself and his successor(s) will keep to the words

3. For how the Greek to leave the Euro (and the mechanisms) see the Economist report below. It is doable.

However, an alternative is for Greece to re-launch the drachma gradually, (while keeping the Euro). e.g. having a dual currency first, with a fixed (or floating exchange rate), like what is happening in some tourists locations (such as Angkor in Cambodia) today, or that of China in the 1980s.

This way Greece will not have to be out of the Euro right away, both preserving the Euro integrity (sort of), and its EU membership. (Greece has already violated all the fiscal requirements anyway, so launching a dual currency adds little damage to the situation today)

In the market both currencies are legal tenders, while most government payments, especially wages for the public sectors will be denominated at the new drachma (eg 1 Euro = 1 Drachma, or 340 Drachma today, but the rate will float afterwards). This is not a prefect solution. But it allows for a continuous adjustment, which can be up or down depending on how the Greek economy goes. It basically achieves all the fiscal terms imposed by the EU, without causing as much disruption domes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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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Economist: The barriers to leaving are high but could still be crawled over by a country determined to leave

2) NYT 1998: Joining Euro A Dim Hope For Greece

3) Will Greece Pull an Iceland?

====
Breaking up the euro area

How to resign from the club

The barriers to leaving are high but could still be crawled over by a country determined to leave

Dec 2nd 2010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MEMBERSHIP of the euro is meant to be for keeps. Europe’s currency union is supposed to be immune from the sort of speculative attack that cracked the exchange-rate mechanism, the system of currency pegs that preceded it, in 1992-93. A lesson from that time is that when the foreign-exchange markets are far keener on one currency than another, even the stoutest official defence of a peg between the two can be broken. Inside the euro zone, no one can be forced to devalue because no one has a currency to mark down.

The strains in euro-zone bond markets this year show that there are other ways for markets to drive a wedge between the strong and the weak. Concerted selling of their government bonds has forced Greece and now Ireland to seek emergency loans from other European Union countries and the IMF. Portugal may soon join them in intensive care. Spain is in the markets’ sights and the trouble is spreading to Italy, home of the world’s third-largest market for public debt.

The convergence of government-bond yields that was spurred by the euro’s launch has thus been sharply reversed. The idea that the euro itself might also be reversible and that one or more countries might revert to national currencies is no longer unthinkable. This would be costly and cause huge financial shocks for both leavers and those left behind. But the bar to exit, though high, would be surmountable.

The idea of breaking up the currency zone raises at least three questions. First, why would a country choose to leave? Second, how would a country manage the switch to a new currency? Third—and perhaps most important—would leavers be better off outside the euro than inside it?

The main reason why a country might choose to leave the euro is to regain the monetary independence it sacrificed on joining and to set monetary policy to suit its own economic conditions. This could apply to the strong as well as the weak. Germans may long to have the Bundesbank in charge again. It would surely not take risks with long-term inflation, by keeping liquidity lines open to weak foreign banks, or with its political independence, by buying government bonds. And given the strength of the German economy, it might raise interest rates soon.

As it is,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ECB), though based in Germany and modelled on the pre-euro Bundesbank, has had to react to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weaknesses of the rest of the euro zone in ways that Germans do not like. Add to this taxpayers’ disgust at having to stand behind the public debts of less thrifty countries, and the idea of abandoning the euro looks enticing to some Germans. That appeal might extend to countries, such as Austria and Netherlands, with strong economic ties to Germany. They might prefer to join a new D-mark block than to stay with the euro, were Germany to leave.

Weak economies might also hanker for a monetary policy tailored to their own needs. The euro may have abolished market-based nominal exchange rates but it has led to marked divergences in real exchange rates (see chart). Consumer prices in peripheral countries have risen at a faster rate than in Germany since the start of the euro in 1999. So have wages, making it hard for firms in those countries to compete with Germany in foreign markets and with low-cost imports from Asia in their home markets. Leaving the euro would allow Italy, Spain and the rest to devalue and bring their wage costs into line with workers’ productivity.

How could this be done? Introducing a new currency would be difficult but not impossible. A government could simply pass a law saying that the wages of public workers, welfare cheques and government debts would henceforth be paid in a new currency, converted at an official fixed rate. Such legislation would also require all other financial dealings—private-sector pay, mortgages, stock prices, bank loans and so on—to be switched to the new currency.

The changeover would have to be swift and complete to limit financial chaos. Bank deposits would have to be converted at the same time, and the same rate, as overdrafts and mortgages to keep the value of banks’ debts in line with their assets. When Argentina broke its peg with the dollar in 2001, it decreed that bank deposits should be switched at a more favourable exchange rate than loans, in an effort to appease savers. This imposed losses on an already crippled banking system, and led to a sharp contraction in domestic credit.

The central bank would have to distribute new notes and coins fast. It would also have to set interest rates, and would need a lodestar, probably an inflation target, to guide it. Whatever the official exchange rate at a changeover, the new currency would quickly find a market level against the euro and other currencies. A new D-mark would be expected to rise against the now-abandoned euro; a new drachma or punt would trade at a big discount to its official changeover rate—a devaluation, in effect.

The switch to the euro was smooth, but it was planned for years in great detail and in co-operation among countries. The reverse operation would be far messier. The mere prospect of euro break-up could cause bank runs in weak economies as depositors scrambled to move savings abroad to avoid forced conversion. If Germany were the leaver, it would face an inward flood.

To prevent such a drain, a weak country thinking of leaving the euro would have to impose caps on bank withdrawals, other forms of capital controls, and perhaps even restrictions on foreign travel. That might not work in a region as integrated as Europe—and if it did it would depress the economy by limiting the circulation of cash for commerce. It would also cut the country off from foreign credit, because foreign firms and banks would fear that their money would be trapped. Trade would suffer badly, at least for a while.

A departing country would also have to prepare for legal challenges. A change in the currency in both weak and strong countries would impose devastating losses on businesses and depositors at home and abroad. Savers who could not get their money out of banks before its forced conversion would not be happy to be paid in a devalued currency. Many would sue, as happened in Argentina. The legal uncertainty would further hamper the banks, which would be loth to extend credit for fear they might yet be forced to make depositors whole.

Foreign banks and pension funds holding weak economies’ euro-denominated government bonds would suffer an effective default. They might sue, too. A sovereign might expect to win its legal battles if it drafted its conversion laws well and if it could assert the primacy of its law over European law. But the European dimension would at the very least mean that costly legal battles would drag on.

All the while a government seeking to replace the euro with a devalued currency could scarcely rely on bond sales to finance its operations. But such a country would have long been cut off from capital markets anyway. The prospect of monetary independence would give it new options. In the run-up to passing a conversion law, the government could pay some of its bills, including wages, by issuing small-denomination IOUs, which could be traded for goods and services. These would form a proto-currency that would trade at a discount to the remaining euros in circulation—a shadow price of the devaluation to come. Since the money supply would be shrinking fast, as euro deposits fled the country, this sort of paper would be accepted readily. Scrip issued by the province of Buenos Aires circulated freely months before Argentina’s dollar peg broke.

Germany would be in a happier position. Should it opt to leave, it would have an incentive not to convert its stock of euro-denominated debts to claims in a new, stronger currency. It could instead choose to repay those depreciating debts over time. Rather than invite legal disputes, however, it might instead go for a comprehensive conversion and keep balance-sheets straight. Germany would in any case be able to issue cheap debt in the run-up to conversion. A rush out of euros into German assets in anticipation of revaluation would drive up the prices of Bunds—conceivably to a point where the interest rates on them were negative.

Even so, Germany would face costs it could not control. A new D-mark would surely rise steeply, harming the country’s exporters. Exit from the euro area would deplete its customers in the rest of the zone of the cash and credit needed to buy German goods. As a big creditor, it holds lots of assets elsewhere in the zone. The value of these would plummet in new D-marks, and a contraction in credit in the rump of the euro zone would mean that the value of assets, including businesses that might otherwise have survived, would be destroyed. Germany would no longer be able to influence the euro area’s monetary policy. It could not prevent the ECB from stoking inflation, which would undermine the real value of German loans made to euro-zone banks, businesses and governments.

A determined country could leave the euro and establish its own currency again: nothing is truly irreversible for a sovereign nation. But even the most wilful and powerful state could not fully control the banking chaos and social unrest that a forced currency conversion would unleash. It would be a curious decision for Germany to seek to abandon the euro in search of greater monetary and fiscal stability. It would first have to endure a long period of financial disarray.

Is it worth it?

Countries at the euro zone’s periphery that face years of austerity and high unemployment inside the euro may find it harder to believe that things could be much worse if they left. A devaluation would spare them the grinding wage deflation needed to price the unemployed back into work (though it would not address the economic weaknesses that lie behind poor competitiveness). The spectre of bank runs, high funding costs, default and social unrest might not seem so scary in today’s conditions: some countries are already vulnerable to these. Efforts to ameliorate these problems have so far proved inadequate (see article).

Therein lies the danger for the euro. The cost of breaking up the single currency would be enormous. In the ensuing chaos and recrimination, the survival of the EU and its single market would be in jeopardy. But by believing that a break-up cannot happen, the euro zone’s authorities will always tend to stop short of the radical measures needed to hold the project together. Given the likely and devastating chaos, it would be a mistake for a country to choose to leave. But mistakes occur in times of stress. That is why some are beginning to contemplate the unthinkable.

A brief history of Europe

noreply@blogger.com (Sun Bin) — Tue, 01 Nov 2011 01:48:18 PDT

Via FYJS

Sun Bin

黑脸美青天

zt: 王立军悬案解析 补天篇 2.1

short note: Bo Xilai's problem

Bo Xilai’s Gift to Chongqing: A Legal Mess

ZT: 西環亂港危中有機

ZT： 今年七一，回归基本

Another conspiracy theory, regarding the Bo-Heywood incidence in China

the world is full of spies

ZT: 泛民是選舉大輸家

泛民是選舉大輸家http://wongonyin.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3489576

不再是陰謀論

陰謀論：一注獨贏買振英！

陰謀論：一注獨贏買振英！

曾爵士的死罪，在於他介入下任特首之爭

ZT: 台式文化大革命何时了？

蝗蟲其實是無間道

ZT: 蘋論：要旗幟鮮明反對「蝗蟲論」與歧視

How can facebook enter the China market?

惡意擴大港陸矛盾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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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在日本看到了小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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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history of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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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民是選舉大輸家 http://wongonyin.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3489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