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文学研究会议开得热火朝天的时刻，我们却陷入了一个深刻的逻辑悖论：以最没有公共性的方式探讨着公共性话题。这似乎是纠缠学院知识者的最大困境。

　　所谓公共空间的概念，应当按领袖-民众的二元逻辑，分为下列三个理论级位：

　　1、规训（宰制）空间：以古典集权政治（政权或教权）为控制轴心、由大数量民众所热烈拥戴的垂直空间1；

　　2、主导空间：近代知识精英及其民众追随者共同构成的斜面空间，具有某种威权性，但普世的人本价值已融入基础语法2；

　　3、对话空间：哈贝马斯所描述的现代市民空间，也就是建立在自由、民主、平等价值上的中产平民的水平空间3。以上三种公共空间构成历时性的演进过程，同时又成为共时性的理论模板，成为我们描述现代社会的基本模型。其中，规训（宰制）空间最为悠远，可以径直上溯到秦帝国时代；主导空间虽然源于古希腊城邦社会，但却在文艺复兴之后才发育成熟；而哈贝马斯所描述的，则是公共平台发育的现代形态，描述着战后德国及其整个西欧中产阶级社会的基本面貌。

　　中国社会的公共空间发育线索，经历了从第一时期向第二时期的转型。而我们现在正处与这两种形态的混合型之中，距离哈氏模型还路途遥远。基于中国的现实语境，简单照搬哈氏理论，只能引起更大的学术混乱。

　　为此，我想从一些现实公共事件出发，来探讨中国社会的公共空间形态、以及作家在公共领域的言说危机。

　　只要回顾一下历史就不难发现，文学参与公共生活曾经引发如此强烈的反响，在毛时代和后毛时代，文学是意识形态的核心和政治运动的焦点。从对胡风、丁玲、冯雪峰的批判，到反右斗争和文革，在所有那些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批判者和被批判者都是被宰制的。作家是道德的负面象征,并总是沦为被操控的威权政治的祭品。作家不仅受到精神性重创，而且整个生命都遭到粗暴地击打与制裁。丁玲被放逐北大荒，侥幸活到1980年代，而更多的作家如胡风之类，至死都是人格卑微的罪人。他们的佝偻背影，映衬着乌托邦彩虹的瑰丽造型。这是中国式规训空间的基本形貌。

　　1976年4月爆发的天安门诗歌运动，文学开始在公共事件中第一次扮演了积极自主的历史角色。进入“新时期”之后,作家进一步成为公共心理安慰师，向民众提供各种话语药物，以治疗文革带来的严重创伤。与此同时，文学批评家加入了思想解放和人道主义的探讨,以“铁肩担道义”的方式，向民众发出了不倦的召唤。但毫无疑问，文学的这种公共性，不是民主理性的公共话语交往的结果，而是批判知识分子单向灌输的结果。它的资讯正确性，不能掩盖其作为主导空间的基本特征。

　　1992年第二次改革开放，导致批判知识分子的严重边缘化。消费社会迅速发育，市场价值上升为最高价值。而文学研究在发出一声“人文精神”的叹息之后，便龟缩回学院深处，接受教育评估指标的规训，成为制造学术垃圾的庞大机器。无独有偶，文学创作日益丧失社会批判性，甚至缺乏基本社会观察力和表达力。文学的公共交往能力发生严重退化。中国社会的畸变，不仅打断了向对话空间进化的进程，反而向规训空间急速退行。

　　第四空间的诞生

　　就在规训空间复辟和批判知识分子退化的同时，鉴于数码技术的发展，从21世纪零年代开始,一种有限的意见空间逐渐形成，互联网民众代替了作家和批评家的角色，成为发表公共意见的最大主体。这是对批判知识分子的历史性否决。新型的意见主体是广泛的社会群体，其中包括中产阶级、大学生和职业复杂的青年市民等多重社群，他们之间有着全然不同的趣味和价值取向，却在匿名表达意见方面具备共同诉求，而这正是意见空间诞生的摇篮。

　　在意见空间尚未形成之前，国家叙事曾经是唯一的声音，它垄断了全部公共意见，尽管破绽百出，却不必担心来自民间的挑错行为，因为民众根本没有表达意见的基本媒介（平台）。所有的公共声音是被严密过滤和修正的。他们的零星看法，被限定于街谈巷议的卑微范围；而它们之被引用，是因为完全符合规训者厘定的尺度。但互联网技术改变了这种图景，它向民众提供博客（私媒体）的精致平台，从而把中国推入“有限的意见空间”的大门。

　　有限的意见空间，无非就是意见空间的某个初级阶段。它跟哈贝马斯的定义完全不同。在诸多方面，中国社会都已越出西欧和东欧的演化轨道。在尚未完成宪政民主、自由、平等、社会公正、个人尊严等核心价值建构的情况下，中国公共空间开辟出了自己的独特路径，就其本质而言，它介于规训空间和主导空间之间，同时又被数码科技赋予了民主化的清新面容。

　　这种意见空间的基本特征是：1、就意见主体而言，各种民间意见在互联网上出现和流传，监督着政府及其官方文人的言行；它同时拒绝了国家威权和知识精英的规训与主导；2、民众的意见表达显示出精神分裂的表征，它在理性与非理性、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之间剧烈摆动，它一方面探求公共事件（如华南虎事件）的真相，同时也无力自我过滤攻击性语词，使民间批评染有浓厚的暴力色彩；3、意见发表权的普及化，导致了意见数量的大规模繁殖，而意见个体则往往会被这种群体声音所湮灭，形成互联网时代特有的“广场效应”；4、民众意见的发布空间，受到 “敏感词系统”的严密呵护，不仅如此，数量庞大的网评员以普通网民身份制造舆论，干预和引导着公共意见。互联网管理者的这些创造发明，对中国意见空间未来走向，产生着微妙而深远的影响。

　　但无论如何，意见空间是“数码技术民主”带来的伟大成果。“意见主体”曲折地繁殖起来，以匿名和隐身的方式，说出自己的真实看法。这是旧的规训空间所无法想象的事变。我们应当正视中国转型社会的这种进步。

　　在意见空间的初级阶段，基于民众语文水准（阅读和书写）的大幅度提升，国家叙事开始丧失原有的威权优势，变得捉襟见肘起来。民众由被规训者转型为评判者，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分野。民众不仅是找乐子的专业哄客，也是严肃追寻真相的业余侦客。他们放肆地点评文官的行藏与言说，探查其中的逻辑错误，给他们的“作文”打分，高声嘲笑其修辞水平的低下。这已经演成2008年民众娱乐的重大项目。仅以“俯卧撑”为例，这个“关键词”的表演空间，从最初的语词范围，一直扩散到图像和行为艺术，成为当年中国文化语词的最高代表。

　　意见空间里的文学丑角

　　面对早期意见空间的网络舆论，作家的言行变得岌岌可危起来。作家针对公共事件在公共领域的发言，正在受到民众的密切监督。那些伪饰过度的国家修辞变得可笑起来，沦为大众的日常笑料。

　　不妨以轰动一时的“余王事件”为例。，上世纪九十年代出名的散文作家余秋雨，其叙事模式完全依赖于单一和单向的点对面传播。在经历书写、出版、印刷、销售和阅读等诸多环节之后，这种叙事完成了精神诱导的目标。在90年代中期，精英作家跟零度反省的受众组成主导空间，它与80年代的唯一差别在于，市场开始参与其间，扮演日趋重要的角色。

　　正是基于这种“精英+市场”模式的支撑，余秋雨可以肆无忌惮展开眼泪叙事，不必有任何黄雀之忧。余式眼泪最早闪现在《文化苦旅》4里，被成功地嵌入敦煌爱国主义框架,俨然是一堆廉价的蕾丝花边。这种煽情策略当时并未遭到读者质疑，反而被中学语文教材推崇为散文样板，由此营造出所谓“新语文”的酸腐气味。

　　但余秋雨没有意识到，在地震时代，整个文学状况已经发生剧烈的变化，作家的公共言说，面对着意见民众的严格探查。眼泪修辞（《含泪劝告地震灾民》）5，无法继续忽悠有头脑的民众，反而暴露了这种道德抒情的伪善属性，令作家本人沦为过度表演的文学丑角。在这场话语战争中，中国网民显示了某种进化特点——对廉价的眼泪叙事的警觉和鄙视。

　　跟余秋雨发表在博客上的粗陋文章相比，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的坟墓抒情《废墟下的自述》，似乎具有更鲜明的“文学”特点。它是一篇所谓古体诗词，以“江城子”的词牌写出，“悍然”发表在2008年6月6日齐鲁晚报的“青未了”副刊上6，乍一看是对汶川大地震的一种道德反响，其实却是借公共事件之题所发挥的政治表演，旨在以拟人（拟鬼）手法向威权发出礼赞。

　　这显然是当事人的惯用手法，也是官样文学的历史常态。鉴于那些可以理解的原因，此类文本从未遭遇过戏剧性的事变。但在汶川大地震期间，肉麻的“马屁文字”，竟然被嫁接在死难者身上，从而引发网民、时评家和媒体的愤怒抨击，迅速演为重大的公共事件，就连中国作协主席铁凝，都被迫出面宣称王诗“内容不妥”，并称“作家应该遵从起码的社会公德”7。这是官方机构第一次公开批评自己的地方成员，被舆论界视为作协自我进化的一种努力，同时也暗示着一种重要的变化——意见空间不仅已经诞生，而且开始实施其良好的民主监督功能。作家的公共言说，必然要经受这种道德问责的洗礼。

　　意见空间的文学挣扎

　　中国意见空间的形成，有着资讯-娱乐时代的宏大背景。该时代企图把所有的文化都变成具有娱乐属性的消费品。这是文学所面对的温存敌人。它要从消费主义的角度考量文学，并对文学的命运做出严厉的判决。

　　我们已经看到，从90年代第二次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文学期刊开始大规模萎缩，除了《收获》这样的孤例，绝大多数杂志都已走向事实性消亡，尽管它们都在苟延残喘，却基本退出了阅读-传播的链索，成为一堆失效的废纸。在互联网提供的交互性模式兴盛之后，单向传播的文学日益衰败，而文学进入公共空间的路线图，需要被彻底修改。

　　在这样的混乱年代，我们时常会看到下列楚楚动人的场景：基于诗歌边缘化的困境，一些诗人开始以更极端的行为艺术方式，激励民众对诗歌的关注。在上海，有人设立“撒娇诗院”,指望把80年代先锋口号“撒娇”，变成消费时代的符码狂欢的对象；在广州,有人在大街上派发诗歌传单；而在北京,有人在“保卫诗歌大会”上公开脱裤裸身,表达被公众冷遇的焦虑，结果被海淀区公安分局拘留审查；有人举办文稿拍卖会，以托儿的方式制造高价收购诗稿的假象；更有人以论斤出售诗稿的方式，逼迫公众对诗歌进行市场估价，由此引发了纸面媒体的惊诧8。这是文学谋求公共化的诸多例证。它们以一些古怪的交互方式,喊出了召回公共性的无限渴望。

　　在意见空间的时代，无数文本以文学的名义涌现在互联网上，其数量已经在全球占90%以上。中国是文学类文本的最大生产国，每天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制造着文化垃圾。这些大数量的口水文本可以公开阅读，完全具备进入公共空间的各种可能性，但事实上它们又彼此践踏和淹没，以致那些真正的杰作，根本没有脱颖而出的机遇。一些文学天才就这样遭到彻底的忽略。这就是我反复谈论过的“广场效应”——当许多人在广场上同时发出叫喊时，每个人都会成为他人的地狱。云南诗人余地的命运，显然就是一种沉重的警示。作为一名优秀的青年诗人，他在互联网平台上奋然书写，企图超越这个喧嚣的时代，却在最后一刻沉沦下去，以自杀方式宣告了永久的挫败9。这是文学公共化努力的一种悲剧，它向我们宣示了文学自身的精神痛楚。如果我们没有力量去改善意见空间的游戏规则，这样的悲剧必将被不断重演。

　　文学的公共性突围

　　作家的不当表演和自我丑角化，为意见空间提供了戏剧性元素。但在另一方面，作家的正面介入，也会面临批评家和民众不当围攻的窘状。阎连科的《风雅颂》10就是一个最新的范例。该小说是作家试图以文学样式介入社会批判的范例。它以荒诞的技法，反讽了中国高等院校的黑暗现实。小说摆出强烈的公共干预的姿态，企图修复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功能，但却遭到了严厉斥责，称他对北大的“影射”，是对该校名誉的“诋毁”。这是一种引人注目的场面，作家的正义叙事，面临着利益相关者的围剿，而这才是对文学价值本身的诋毁。在意见空间的喧闹广场，文学的公共言说，充满不可预料的风险。这就是文学干预公共生活的昂贵代价。

　　另一个更具样本意义的例证，来自北村的小说。这位杰出的作家，早在90年代就放弃了先锋小说的纯文本叙事，转而从基本的道德和宗教立场出发，向最简单质朴的书写还原。他的长篇小说《愤怒》11，描述一个“罪犯”的心路历程，成为本土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却在其出版后遭到了民众和批评界的冷遇。小说所具备的高度公共性，面对着市场公共尺度的打击。这是文学在公共性方面遭遇挫败的证据。汤因比所描述的精英引导民众的时代，早已随风而逝。

　　中国民众正在日益丧失对文学的感知力，他们把文学当作类似电视剧一样的低级娱乐产品。这是公共性尺度变化所造成的困境。娱乐性成为衡量一切精神产品的主要尺度。凡是达标的作品，就能够获得公共社会的关注，被大肆购买、阅读、谈论和报道，荣升为公共话题的中心。而那些直面社会黑暗和人生悲苦的杰作，却要接受边缘化的刑罚。

　　文学公共性的逻辑反题

　　基于互联网进化和大众对文学的渴望，聪明的书商打造着大批畅销书作家。他们利用文学读者的低幼性，在制造一些消费符码的包装之后，把那些毫无文学价值的作品，推销给不成熟的阅读市场。导致垃圾读物以文学的名义大肆泛滥。出版商甚至在中国作协大楼租用会议室,以作协名义召开研讨会,以高额“红包”为诱饵，吸引作协官员、评论家和媒体记者到场，制造主流文学界“拍手叫好”的假象。大众读物在这种伪公共空间里迅速繁殖，向世界提供“文学”具备“公共性”的伪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作协则不得不向那些畅销书作者打开门户，以证明其完成了自我换血更新的程序。但在丧失对作品优劣的判断力之后，作协官员根本无力做出正确的甄别和仲裁，以至某些充分具有 “公共性”却又毫无才华的青年作家，成为作协引为自豪的伟大标志。这种可笑的场景，被批评者当作质疑作协体制的有力依据。

　　消费主义制造的垃圾化效应，迫使我们反思文学过度谋求公共性的立场。在经历了文学被市场遗弃的痛苦之后，我们已经获知，仅仅以销售量、点击率和票房来衡量文学的优劣与否，非但不能拯救文学，反而会更彻底地断送它的前程。文学的公共性，恰恰在于它的非公共性，也即起始于作家最孤独的反思。只有精神孤寂的作家，才有望喊出普世的大音。

　　当年置身于规训空间的陈寅恪，断然拒绝学术合作，在其风雨飘摇的晚年，全力书写《柳如是别传》12，炮制了一个没有多少公共性可言的研究文献，但正是这种行为本身，却制造出最大的公共价值——为80年代主导空间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卓越榜样。这无疑是深刻的逻辑反论——只有从拒绝公共性的立场出发，坚守文学的孤寂性，才能最终回归到公共空间，完成弘扬普世价值的艰难使命，为超越话语狂欢的意见空间，进而迈向更高形态的对话空间，营造一座平坦坚实的阶梯。（本文原载于《江苏社会科学》杂志2008年第6期）

　　注释：

　　1 参见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城等翻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2 参见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 参见《哈贝马斯精粹》，曹卫东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 参见余秋雨：《文化苦旅》，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2年版。

　　5 见于“余秋雨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e94efe01009iom.html。

　　6 王兆山：《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一位废墟中的地震遇难者，冥冥之中感知了地震之后地面上发生的一切，遂发出如是感慨——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7 参见2008年8月7日《新京报》。

　　8 参见2007年07月19日《华商报》：《先锋诗人“论斤卖诗歌” 自称是为传播理念》

　　9 参见《余地诗选》和随笔集《内心：幽暗的花园——一个心灵的秘密札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0 阎连科：《风雅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1 北村：《愤怒》，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

　　12 参见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这真是奇妙的一天。看见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我也不由自主地兴奋起来，尤其在麦凯恩发表那段大方而优雅的败选感言之后，更是让人不禁感慨：美国始终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然而，我又知道，这一切可能只是幻影。毕竟，对于奥巴马那惊人的魅力，我始终都有几分保留。

　　且先撇开肤色不谈，奥巴马只用了惊人的短短四年，就从一个初登全国政治舞台的新人，变成了美国总统。到底他凭什么呢？起初，我以为他凭借的只是极为出色的表达能力和仿佛天生的风范，以及一套纯熟自足的修辞体系与形象操作。但是在后来的竞选运动里头，我看到他的政纲日益充实；在与对手不断交锋的过程之中，他的各项政策提案变得越来越具体可信。然而，能够让华盛顿陷入彻夜狂欢，令芝加哥街头的车辆鸣声长响的，还是他的竞选主题———变革。

　　仔细阅读奥巴马的讲稿，我们会发现他所讲的“变革”，就和美国历史上每一位伟大领袖所提出的改革一样，其实都是种返根溯源的“复古”。例如马丁·路德· 金，当他向着几十万人宣布他的梦想时，他不是在说一番以前没人听过的白日梦，而是一个建国者们未能完成的理想蓝图。换句说话，他的改革根本就是一种美国梦的再诠释；唯有诉诸每一个美国人自小听到大并且引以为傲的那套理念，一场改革运动才能真正发挥出庞大的能量。

　　美国左翼哲学家克里特齐利（SimonCritchley）在他最近一篇发表于《哈泼》（Harper‘sBazaar）杂志的讲稿里指出，除了变革，奥巴马还很喜欢“共同体”的观念，时常提醒美国人不要再纠缠在“蓝州”与“红州”、“保守派”与“自由派”、“异性恋”与“同性恋”以及“白”与“黑”的种种分歧之中；却要记住“这里只有一个美利坚合众国”。可是足以团结这个共同体的信念到底是什么呢？克里特齐利认为奥巴马对信念的态度是疏离的；在哲学角度上说，他的答案只是“空洞的能指”，并没有多少真正能够撑起一个共同体的骨干价值。

　　我本来也许会同意克里特齐利的说法，可是后来我才发现奥巴马其实早已非常巧妙地把“变革”与“共同体”联结起来了。

　　他所谓的同一个美国，其实是相对于共和党右翼版本的另一种“真正美国人”，这种美国人不执着于性取向的问题，不在意肤色的分别，不强调个别宗教价值的优位；这种美国人是“建国之父”所许诺的梦想追随者，是《独立宣言》与宪法等“圣书”所建构出来的公民。他口中的“改革”不是突破性的创新，而是矫正过去八年来的扭曲，回到经典美国梦的正轨，让美国人变回他心目中的“真正的美国人”。

　　在奥巴马反复强调的“改革”与克里特齐利解析出来的“共和体”之间，那个连结的关键其实就是奥巴马自己：一个在外岛出生的黑白混血儿（所以他是美国梦的具体化身），一个《哈佛法学评论》的前主编（所以他是精英，懂得上层社会的语言），一个芝加哥的激进小区工作者（所以他心念基层，明白他们的需要），一个四年前才进入国会的新人（所以他说的“改革 ”要比老面孔希拉里更有感官上的说服力，缺乏经验等于没有历史包袱），一个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国会异见分子（所以他能受到国际欢迎，在柏林引来数十万的粉丝，可以满足美国人要做“世界领袖”的欲望），一个主张公平税制和全民健保的温和左派（所以他能令选民想起对抗大萧条的罗斯福，期盼另一场“新政”的到来），一个用人唯才的跨党派领袖（他找前联储局主席沃尔策当顾问，所以又能让右翼稍稍放心）。换句话说，他的形象本身就是以改革迈向共同体的那道桥梁，他的存在就是美国理念的象征。

　　尽管我仍然不能忘记美国那可怕的背面，但是我又不能不佩服这个国家自我修复的能力与速度。

　　不久之前，欧洲人还在取笑它的顽固保守，觉得这个国家还有那么多人相信“我们的祖先曾与恐龙和平共处”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可是在11月4日之后，几乎欧洲各地的主要报章都在问同一个问题：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拥有一个奥巴马？是呀，我们何时才会见到一个阿尔及利亚人当法国总统，一个土耳其人当德国总理呢。至于亚洲，一向以歧视华人政策知名于世的马来西亚，他们的首相在第二天也要被迫响应这道令人难堪的问题，他尴尴尬尬地解释，“任何人都能当首相，这要看人民的选择”。一夜之间，美国竟然又成了那个领先全球的先行者，激励世界各国无数弱势群体的“机会之地”。

　　奥巴马胜出的第二天，我收到一个美国朋友发来的电邮：“从前我总是为自己身为美国人而惭愧，仿佛去到哪里都会听到美国的坏话，美国护照甚至成了最不安全的旅行文件。但是今天我要骄傲地告诉你：我是美国人！”另一个非裔美籍朋友则把我喜欢的黑人歌手Jay-Z的那句名言抄在电邮里：“罗莎·帕克（RosaParks，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导火线，她在公交车上违法坐进专属白人的位子）坐下来了，所以马丁·路德·金可以走路；马丁·路德·金起步了，所以奥巴马可以奔跑；奥巴马奔跑了，所以我们可以飞。”然后他在信的结尾说：“Wemadehis-tory！GodblessAmerica！（我们创造了历史！上帝保佑美国！）”。打开电视，我看到美国现任国务卿赖斯说：“美国是一个持续使人惊喜，持续更新自身的国家……身为非裔美国人，我格外骄傲。”听说那一晚，还有一些支持麦凯恩的共和党员也被奥巴马的胜选演讲感动得默默流泪，因为正如他所说的，有些投票的老人真的见证了一场奇迹。六十年前，还有不少三K党徒把黑人吊在树上处死；四十年前，还有黑人为了在密西西比州争取投票权利而被捕；二十多年前，民主党还不敢提名黑人牧师杰西·杰克逊当副总统候选人。

　　今天，我们却听见一个黑人总统质问还有谁会怀疑美国梦的承诺，他用自己去说明美国之所以强大的真正理由。很多有几十年资历的记者都说，那一夜是他们见过最令人激动的大选之夜。我想我明白了，使奥巴马赢得胜利的真正原因，使那么多美国人欢呼落泪的真正动力，是他们可以再一次地肯定自己。起码在这一晚，他们终于发现小学教科书上所说的美国故事，是真的。（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以下是奥巴马(Barack Obama)为今晚在芝加哥演讲准备的讲稿：

　　如果还有人对美国是否凡事都有可能存疑，还有人怀疑美国奠基者的梦想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否依然鲜活，还有人质疑我们的民主制度的力量，那么今晚，这些问题都有了答案。

　　这是设在学校和教堂的投票站前排起的前所未见的长队给出的答案；是等了三四个小时的选民所给出的答案，其中许多人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投票，因为他们认定这一次肯定会不一样，认为自己的声音会是这次大选有别于以往之所在。

　　这是所有美国人民共同给出的答案－－无论老少贫富，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无论是黑人、白人、拉美裔、亚裔、原住民，是同性恋者还是异性恋者、残疾人还是健全人－－我们从来不是“红州”和“蓝州”的对立阵营，我们是美利坚合众国这个整体，永远都是。

　　长久以来，很多人一再受到告诫，要对我们所能取得的成绩极尽讽刺、担忧和怀疑之能事，但这个答案让这些人伸出手来把握历史，再次让它朝向美好明天的希望延伸。

　　已经过去了这么长时间，但今晚，由于我们在今天、在这场大选中、在这个具有决定性的时刻所做的，美国已经迎来了变革。

　　我刚刚接到了麦凯恩参议员极具风度的致电。他在这场大选中经过了长时间的努力奋斗，而他为自己所深爱的这个国家奋斗的时间更长、过程更艰辛。他为美国做出了我们大多数人难以想像的牺牲，我们的生活也因这位勇敢无私的领袖所做出的贡献而变得更美好。我向他和佩林州长所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我也期待着与他们一起在未来的岁月中为复兴这个国家的希望而共同努力。

　　我要感谢我在这次旅程中的伙伴－－已当选美国副总统的拜登。他全心参与竞选活动，为普通民众代言，他们是他在斯克兰顿从小到大的伙伴，也是在他回特拉华的火车上遇到的男男女女。

　　如果没有一个人的坚决支持，我今晚就不会站在这里，她是我过去16年来最好的朋友、是我们一家人的中坚和我一生的挚爱，更是我们国家的下一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萨莎(Sasha)和玛丽亚(Malia)，我太爱你们两个了，你们已经得到了一条新的小狗，它将与我们一起入驻白宫。虽然我的外祖母已经不在了，但我知道她与我的亲人肯定都在看着我，因为他们，我才能拥有今天的成就。今晚，我想念他们，我知道自己欠他们的无可计量。

　　我的竞选经理大卫·普劳夫(David Plouffe)、首席策略师大卫·艾克斯罗德(David Axelrod)以及政治史上最好的竞选团队－－是你们成就了今天，我永远感激你们为实现今天的成就所做出的牺牲。

　　但最重要的是，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场胜利真正的归属－－它属于你们。

　　我从来不是最有希望的候选人。一开始，我们没有太多资金，也没有得到太多人的支持。我们的竞选活动并非诞生于华盛顿的高门华第之内，而是始于得梅因、康科德、查尔斯顿这些地方的普通民众家中。

　　我们的竞选活动能有今天的规模，是因为辛勤工作的人们从自己的微薄积蓄中拿出钱来，捐出一笔又一笔5美元、10美元、20美元。而竞选活动的声势越来越大则是源自那些年轻人，他们拒绝接受认为他们这代人冷漠的荒诞说法；他们离开家、离开亲人，从事报酬微薄、极其辛苦的工作；同时也源自那些已经不算年轻的人们，他们冒着严寒酷暑，敲开陌生人的家门进行竞选宣传；更源自数百万的美国民众，他们自动自发地组织起来，证明了在两百多年以后，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并未从地球上消失。这是你们的胜利。

　　我知道你们的所做所为并不只是为了赢得大选，我也知道你们做这一切并不是为了我。你们这样做是因为你们明白摆在面前的任务有多艰巨。因为即便我们今晚欢呼庆祝，我们也知道明天将面临我们一生之中最为艰巨的挑战－－两场战争、一个面临危险的星球，还有百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今晚站在此地，我们知道伊拉克的沙漠里和阿富汗的群山中还有勇敢的美国子弟兵醒来，甘冒生命危险保护着我们。会有在孩子熟睡后仍难以入眠的父母，担心如何偿还月供、付医药费或是存够钱送孩子上大学。我们亟待开发新能源、创造新的工作机会；我们需要修建新学校，还要应对众多威胁、修复与许多国家的关系。

　　前方的道路会十分漫长艰辛。我们可能无法在一年甚至一届任期之内实现上述目标，但我从未像今晚这样满怀希望，相信我们会实现。我向你们承诺－－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将会达成目标。

　　我们会遭遇挫折和不成功的开端。对于我作为总统所做的每项决定和政策，会有许多人持有异议，我们也知道政府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我会向你们坦陈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我会聆听你们的意见，尤其是在我们意见相左之时。最重要的是，我会请求你们参与重建这个国家，以美国221年来从未改变的唯一方式－－一砖一瓦、胼手胝足。

　　21个月前那个寒冬所开始的一切不应该在今天这个秋夜结束。今天的选举胜利并不是我们所寻求的改变－－这只是我们实现改变的机会。而且如果我们仍然按照旧有方式行事，我们所寻求的改变不可能出现。没有你们，也不可能有这种改变。

　　因此，让我们发扬新的爱国精神，树立新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感，让我们每个人下定决心全情投入、更加努力地工作，并彼此关爱。让我们铭记这场金融危机带来的教训：我们不可能在金融以外的领域备受煎熬的同时拥有繁荣兴旺的华尔街－－在这个国家，我们患难与共。

　　让我们抵制重走老路的诱惑，避免重新回到长期荼毒美国政治的党派纷争和由此引发的遗憾和不成熟表现。让我们牢记，正是伊利诺伊州的一名男子首次将共和党的大旗扛到了白宫。共和党是建立在自强自立、个人自由以及全民团结的价值观上，这也是我们所有人都珍视的价值。虽然民主党今天晚上赢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我们是以谦卑的态度和弥合阻碍我们进步的分歧的决心赢得这场胜利的。林肯在向远比我们眼下分歧更大的国家发表讲话时说，我们不是敌人，而是朋友……虽然激情可能褪去，但是这不会割断我们感情上的联系。对于那些现在并不支持我的美国人，我想说，或许我没有赢得你们的选票，但是我听到了你们的声音，我需要你们的帮助，而且我也将是你们的总统。

　　那些彻夜关注美国大选的海外人士，从国会到皇宫，以及在这个世界被遗忘的角落里挤在收音机旁的人们，我们的经历虽然各有不同，但是我们的命运是相通的，新的美国领袖诞生了。那些想要颠覆这个世界的人们，我们必将击败你们。那些追求和平和安全的人们，我们支持你们。那些所有怀疑美国能否继续照亮世界发展前景的人们，今天晚上我们再次证明，我们国家真正的力量并非来自我们武器的威力或财富的规模，而是来自我们理想的持久力量：民主、自由、机会和不屈的希望。

　　这才是美国真正的精华－－美国能够改变。我们的联邦会日臻完善。我们取得的成就为我们将来能够取得的以及必须取得的成就增添了希望。

　　这次大选创造了多项“第一”，也诞生了很多将世代流传的故事。但是今天晚上令我难忘的却是在亚特兰大投票的一名妇女：安·尼克松·库波尔(Ann Nixon Cooper)。她和其他数百万排队等待投票的选民没有什么差别，除了一点：她已是106岁的高龄。

　　她出生的那个时代奴隶制度刚刚结束；那时路上没有汽车，天上也没有飞机；当时像她这样的人由于两个原因不能投票－－一是她是女性，另一个原因是她的肤色。

　　今天晚上，我想到了她在美国过去一百年间所经历的种种：心痛和希望；挣扎和进步；那些我们被告知我们办不到的世代，以及那些坚信美国信条──是的，我们能做到──的人们。

　　曾几何时，妇女没有发言权，她们的希望化作泡影，但是安·尼克松·库波尔活了下来，看到妇女们站了起来，看到她们大声发表自己的见解，看到她们去参加大选投票。是的，我们能做到。

　　当30年代的沙尘暴和大萧条引发人们的绝望之情时，她看到一个国家用罗斯福新政、新就业机会以及对新目标的共同追求战胜恐慌。是的，我们能做到。

　　当炸弹袭击了我们的海港、独裁专制威胁到全世界，她见证了美国一代人的伟大崛起，见证了一个民主国家被拯救。是的，我们能做到。

　　她见证了蒙哥马利公车上的种族隔离、伯明翰的民权运动、塞尔马大桥上的人权游行，一位来自亚特兰大的传教士告诉人们：我们能成功。是的，我们能做到。

　　人类登上月球、柏林墙倒下，世界因我们的科学和想像被连接在一起。今年，就在这次选举中，她用手指触碰屏幕投下自己的选票，因为在美国生活了106年之后，经历了最好的时光和最黑暗的时刻之后，她知道美国如何能够发生变革。是的，我们能做到。

　　美国，我们已经走过漫漫长路。我们已经历了很多。但是我们仍有很多事情要做。因此今夜，让我们自问－－如果我们的孩子能够活到下个世纪；如果我们的女儿有幸活得和安一样长，他们将会看到怎样的改变？我们将会取得怎样的进步？

　　现在是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机会。这是我们的时刻。这是我们的时代－－让我们的人民重新就业，为我们的后代敞开机会的大门；恢复繁荣发展，推进和平事业；让“ 美国梦”重新焕发光芒，再次证明这样一个基本的真理：我们是一家人；一息尚存，我们就有希望；当我们遇到嘲讽和怀疑，当有人说我们办不到的时候，我们要以这个永恒的信条来回应他们：

　　是的，我们能做到。感谢你们。愿上帝保佑你们，保佑美利坚合众国。

　　再过几个小时就是美国的早晨。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场景：纽约郊区一个七岁的华裔美国男孩从床上爬起，来到厨房，看到父母正在读报纸。头条就是：民主党人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创造了历史。

　　这位男孩兴奋地大叫：我长大也要当美国总统！他父母一定会惊愕地对视并无以回应。在这之前，他们或许会鼓励孩子去当医生或者工程师；但现在看来，似乎一个华裔美国人当总统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了。

　　整个美国，类似的一幕到处都在上演：拉丁裔、非裔、印度裔，各色小孩都站在厨房里宣布他们的总统梦。女孩们在希拉里和佩林的鼓舞下，也开始相信有朝一日可以去参选美国总统。

　　设想如果麦凯恩胜选，估计11月5日美国少数族裔家庭的早餐桌上就是静默一片了，他们大多数是支持奥巴马的。而那些反对者则会幸灾乐祸地说：“美国还是白人的天下。”这个声音不仅在美国常响起，在世界各地可能更甚，当然中国也不例外。过去一年，我的中国朋友们无数次确信地对我说：“美国永远不会选个黑人当总统的。”

　　现在疑虑烟消云散。大选以来，很多奥巴马支持者一直都在担心“布莱德利效应”(Bradley Effect)再现：1982年，洛杉矶市黑人市长汤姆?布莱德利竞选加州州长一职。他在民调中一路领先，却在最後投票时折戟。

　　不要忘了，美国曾是个种族主义极度猖獗的地方。当奥巴马白人妈妈和黑人爸爸在1961年结婚时，美国仍有17个州（多数在南方）将跨种族通婚视为非法。幸好奥巴马生在夏威夷，不然他有可能沦为非法新生儿。1968年，美国最高法院才取消禁止跨种族通婚的法律。

　　过去四十年，尽管美国取得很大进步，但社会和政坛中种族主义之风仍盛。奥巴马的问题不只是他的肤色，他的很多“异国特色”——可笑的名字，非裔穆斯林父亲，在印尼的生活经历——都成为他被攻击的口实。过去一个月，共和党把奥巴马描绘成“和你和我都不同”的形象，与他们所称的“美国人等待已久的总统” 麦凯恩相比，“非美国”的奥巴马就显得格格不入。还有人试图把奥巴马说成是穆斯林，就是妄图唤起人们对伊斯兰教、也就相当于对恐怖主义的恐惧。

　　几周前，此次竞选中令人难忘的一幕出现了。布什的第一任国务卿、共和党人鲍威尔公开称他支持奥巴马，而不是他的老朋友麦凯恩。这并非因为两人都是黑人，而是鲍威尔不满于有些人把奥巴马说成是“非美国人”。他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奥巴马不是穆斯林，“但如果他是又怎样？在这个国家是穆斯林有错么？当然没有。一个七岁的美国穆斯林孩子如果相信自己可能当总统，这难道有错么？”

　　那麽在中国呢？如在美国一样，已有很多少数民族步入中国政坛，从地方到中央比比皆是。但像奥巴马那样问鼎最高权力的情况，中国可能就不太一样了。昨天我问一个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的少数民族朋友，什麽时候中国会有一个维吾尔族总书记。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在中国这是不可能的。”

　　这回答道出了中国今日的民族问题，反映了一些少数民族觉得被大群体排斥在外，不能获得平等机会的情况。这种心态对少数民族和整个社会而言都很不利。这也是奥巴马获胜的重要意义所在。不久前世界很多人包括非裔美国人都说黑人总统是不可能的，但是今天，出现了希望的曙光。

　　我相信，奥巴马胜利不光给美国人，而且给世界各地的孩子都打开了一扇门，包括中国。很多国家的少数民族都深受冲突和误解之扰，中国也不例外。不光是那种电视上偶尔会报导的严重民族/种族矛盾，而日常生活中的歧视，就足以让少数民族对平等和尊重的渴求一点点被打击消磨掉。

　　比如，香港城市大学臧小伟博士在加拿大学术刊物《世界发展》2008年11月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写道：根据2001年在兰州的调查数据，当地回族等少数民族在就业等方面与汉族相比面临明显劣势。

　　另外，我的一位土家族的朋友对我说，当别人知道他的少数民族身份後，常常会问：“真的啊？你是土家族？你们住土房子吗？你们那里有汽车吗？”这种似乎没有恶意，但令人感觉遭受侮辱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

　　出现这些问题的最基本原因是对少数民族的无知，以及对这种无知的无知。虽然美国白人对少数族裔的态度确实有所改进，但这非一日之功。我们通常所能看到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明目张胆地讨厌一个少数群体，到对他们感到无所谓，再到感到自己支持他们；但而实际上，他们对这个群体真实的感受和需要仅有一些肤浅的了解而已。

　　从数据上就可以看出，即使在今天的美国，黑人还面临着多少歧视。曾有实验研究显示，当简历的内容相同时，名字“听起来像黑人”的求职者，接到电话要求面试的机会要比别人少得多。

    的确，如果仅仅通过一张简历来判断人，那麽那些名字听起来像黑人的人，比如“巴拉克?奥巴马”，就可能没法得到与竞争者同等的面试机会，也就无从当面展示自己。幸好美国的政治体制允许候选人抛投露面，接受公众“面试。”基本上，美国白人了解了这位黑人後，他们就会觉得，让他当总统，这个主意还不赖。

　　我在之前的专栏中曾谈到奥巴马，认为中国人也会从奥巴马的获胜中得利。基于多数针对歧视方面的心理学实验结果，我们可以有信心地预测，有了奥巴马作为参照物，中国民众们就可以学着不那麽歧视黑人。把奥巴马和总统徽章联系起来，中国人(当然还有美国人)就会慢慢转变对黑人的负面刻板印象。奥巴马当选的例子可能给中国带来的另一个好处就是，中国的民族关系也能得以改善。中国的少数民族可能会对个人的进步更有信心，汉族可能会对少数民族人士担当高职感到更习以为常。

　　一个少数族裔觉得自己受到公平对待，并积极准备成为总统的美国，是一个更安全、更和谐的美国。对中国来说也是如此，如果所有的少数民族都觉得自己有同等的机会成为国家领导人的话。这种转变将有助于中国改善国家凝聚力和国际形象，就像奥巴马已经改善了美国的国际形象一样。（完）baolidelutou@gmail.com

　　翻译：金红梅/高虹 审校：王丰/包立德

　　包立德(Alexander Brenner)自耶鲁大学毕业後来华，曾在广州中山大学任雅礼协会教师，并在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他还曾任当代国际事务研究所的研究员，在中国和国际媒体发表多篇文章及评论。

作   者：(美国)马克·里拉 
译   者：张小勇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2008年6月13日
定   价：37.00  （卓越￥25.20 当当￥24.40）

内容简介

       意大利学者焦万尼•巴蒂斯达•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被广泛认为是现代第一位历史哲学家，但这一判断很大程度上是以他1744年的晦涩难解的代表作《新科学》为依据的。马克•里拉在这部新的研究中提出，维柯是最惹人争议的反现代思想家之一，从而让他的形象更为复杂。

       马克•里拉结合维柯被人忽视的形而上学和法学著作来考虑，揭示了这位哲学家对现代观点强烈的保留态度，并说明了他的历史哲学是如何恰恰从这些怀疑中产生的。而在维柯的尚未有英译本的自然法论著《普遍法权》（1720—1722）中，维柯就完全是以一位政治思想家和神学思想家的面貌出现的，他拥护理想化的罗马的权威传统，反对现代生活中普遍腐化的怀疑主义。维柯明确把这种怀疑主义归咎于现代哲学的创建者们，特别是笛卡儿。由于被纳入他对怀疑主义的批判背景中，维柯的历史“新科学”就呈现在全新的视角中了。虽然它在形式上是现代的，但仍能在此看到它的本来面目：对神的权威的一种悲观辩护，借以反对体现着现代特征的自由与理性。

       本书首次对维柯进行真正全面的评介，并在评介中，把维柯对权威、政治和民政宗教的关注与他的历史理论结合了起来。同样，对于与我们时代的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有关的反现代传统的后续发展，他也提出了一些争论性问题。本书是纠正对维柯的“通常”解读的一剂良药，也将改变我们对维柯的研究。

作者简介

       马克•里拉（Mark Lilla）：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教授，美国公共领域中具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本书《维柯：反现代的创生》是作者的成名之作，出版之后获得学术界很高的评价，奠定了他在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声誉。另著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The Reckless Mind: Intellectuals in Politics）、《胎死腹中的神：宗教、政治和现代西方》（The Stillborn God: Religion, Politics, and the Modern West）。编有《新法兰西思想：政治哲学》（New French Thought: Political Philosophy）和《以赛亚•伯林的遗产》（The Legacy of Isaiah Berlin）。

媒体推荐

       里拉用维柯的方法来研究《新科学》，他的目的是要给维柯思想的诞生一个清晰的描述……他已经给我们贡献了第一本真正“历史的”维柯评介。他的成就还不止这些。他还给出了维柯关于权威、政治和民政宗教的理论的一切要素各自的正确关系。《新科学》的一切更“科学的”方面都按照各自正确的思想背景在本书中得以展现。
 ——哈里斯（H.S. Harris），约克大学

       作者令人信服地把维柯描述为既是保守分子，同时又是革命分子。说维柯是保守分子，是因为他强烈关切为传统的宗教概念、哲学概念和法学概念辩护，反对新的现代哲学概念；说他是革命分子，是因为就在他为这些传统概念辩护的行动当中，他又改造了这些概念……本书恢复了维柯贯穿始终的神学关切的核心地位，从而扩大了我们对《新科学》的认识。
——凯特•贝克尔（Keith Baker），斯坦福大学

目 录

文本、翻译与简称
导言
第一章 人的事物和神的事物
       人的随落
       真理的种子
       秩序与自由
第二章 反对怀疑主义
       怀疑主义与政治学
       普遍法权理论
第三章 转向科学
       罗马的恒定一致性
       一门“关于神的意旨的理性的民政神学”
第四章 永恒城邦的理想历史
       运动的智慧
       诸民族经历的历程
第五章 古代与现代的衰颓
       野蛮与反思
       发现真正的苏格拉底
文献参考
索引

作　　者： 汉娜·阿伦特
译      者： 林骧华
出 版 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 2008-6-1
页　　数： 654
定      价： 56.00

内容简介

      本书的主要分析对象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人类政治大灾难——极权主义。包括德国的纳粹主义和苏联斯大林的大肃反。极权主义（totalitaf- ianism）这个词最早出现于1925年，一般认为是意大利法西斯党人的创造，强调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与控制。本书被公认为是极权主义系统研究的开山之作。它与1941年弗罗姆的《逃避自由》，1944年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1945年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1949年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1956年弗里德利克，布热津斯基的《极权主义独裁和独裁》等著作一样，是那一代饱受战乱之苦的知识分子对极权政权和乌托邦思想的主要反思成果。

作者简介

      汉娜· 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年出身于德国汉诺威一个犹太人家庭，在马堡和弗莱堡大学读哲学、神学和古希腊语；后转至海德堡大学雅斯贝尔斯的门下，获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先是流亡巴黎，1941年到了美国，1951年成为美国公民。同年，《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出版，为她奠定了作为一个政治理论家的国际声望。 

      流亡之前，阿伦特以一个犹太人的身份协助犹太组织工作，为此曾被纳粹政府关押过。去美国之后，她为流亡者杂志《建设》撰写评论等；做过肯舍出版社的编辑；1952年担任过“犹太文化重建委员会”的负责人。自1954年开始，阿伦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开办讲座；后担任过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随着《人的状况》、《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论革命》等著作的出版，使她成为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上的瞩目人物，近年来声誉日隆。1975年12月阿伦特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目录

《极权主义的起源》译者序
初版序
第一部《反犹主义》序言
第二部《帝国主义》序言
第三部《极权主义》序言
第一部　反犹主义
　第一章：蹂躏常识的反犹主义
　第二章：犹太人、民族国家与反犹主义的产生
　　一　暧昧的解放和犹太国家银行家
　　二　早期反犹主义
　　三　第一个反犹主义政党
　　四　左派反犹主义
　　五　安全的黄金时代
　第三章：犹太人与社会
　　一　在贱民与新贵之间
　　二　权势奇才
　　三　在恶与罪之间
　第四章：德雷富斯事件
　　一　案件事实
　　二　第三共和与法国犹太人
　　三　军队与教士反对共和
　　四　人民与暴民
　　五　犹太人与德雷富斯派
　　六　赦免及其意义
第二部　帝国主义
　第五章：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
　　一　扩张与民族国家
　　二　权力与资产阶级
　　三　暴民与资本的结合
　第六章：种族主义之前的种族思想
　　一　贵族的“种族”对抗平民的“国家”
　　二　种族统一作为民族解放的替代
　　三　开启历史的新钥
　　四　“英国人的权利”与人权
　第七章：种族与官僚政治
　　一　黑色大陆的幻影世界
　　二　黄金与种族
　　三　帝国主义的特性
　第八章：大陆帝国主义：各种“泛—”运动
　　一　部族的民族主义
　　二　无法律性的继承
　　三　党派与运动
　第九章：民族国家的衰落与人权的终结
　　一　“少数民族的国家”和无国籍的人民
　　二　人权的窘困
第三部　极权主义
　第十章：无阶级社会
　　一　群众
　　二　暴民与菁英的暂时结合
　第十一章：极权主义运动
　　一　极权主义的宣传
　　二　极权主义的组织
　第十二章：执政的极权主义
　　一　所谓的极权国家
　　二　秘密警察
　　三　全面统治
　第十三章：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种新的政府形式
参考书目

摘录：

第一章 蹂躏常识的反犹主义
      许多人至今仍以为，纳粹意识形态集中于反犹主义，纳粹政策一贯坚持以迫害并最终消灭犹太人为目标，其实这仅仅出于偶然。只有最后大灾难的恐怖，甚至只有当幸存者无家可归（homelessness）并且失去了根基（uprootedness），才使“犹太人问题”在我们的每日政治生活中显得重要起来。纳粹所宣称的主要发现——犹太人民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以及他们的主要兴趣——迫害全世界的犹太人——一直被舆论认作赢得群众的借口或有趣的蛊惑手段。

      忽略纳粹自己所说的话，导致以上认识偏差。在当代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个方面比这一事实更令人愤慨、更带有神秘性质，亦即，本世纪悬而未决的全部重大政治问题中，这个似乎无足轻重的犹太人问题居然有此暖昧的荣耀，能启动整部地狱机器。这种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脱节扰乱了我们的常识，更不用说历史学家关于平衡与和谐的观念了。与反犹主义事件本身相比，一切解释似乎都是仓促的胡编乱造，只是为了掩盖问题，严重威胁着我们的衡态感受与明智愿望。

      这些仓促的解释之一，是将反犹主义等同于猖狂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以及仇外情绪的爆发。然而，事实上现代反犹主义是在传统的民族主义衰朽时生长起来的，并且恰恰在欧洲的民族国家制度及其权力失衡被摧毁时达到了顶峰。

      人们早已注意到，纳粹并非单纯的民族主义者。他们的民族主义宣传针对“同行者”，而不是他们信任的成员……

      大师渡边淳一透露，他的“不老秘方”是“要形成一种恋爱习惯，如果不养成习惯，我们无法真正恋爱”。酒席边，见到年轻姑娘，74岁的他瞪大了眼睛：“一见到你们，我又想创作了！”听闻某老编辑比自己小12岁，他第一反应是：“啊，那你还能谈好多次恋爱呢！”新书《紫阳花日记》发布会现场，坐在正中的渡边略显矜持，双眼低垂，十指紧扣，仿佛在掌声与闪光灯的海洋中形成了一个人们无法靠近的岛屿。确切地说，这不是一个宁静的岛，而是一座内涌着炽烈岩浆的活火山。

情爱小说第一人

      “在这世上，生命要保持永恒，爱情要保持纯洁，最完美的表现，除了死，别无他法。”净琉璃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曾留下名言。数百年后，聚焦这个主题，渡边淳一写下多部充满张力与威胁感的情爱小说。从早期《死化妆》到后来《爱的流刑地》，“死”成了主人公的宿命：《失乐园》中，久木与凛子赤裸相拥，服毒而死；《爱的流刑地》里，高潮中的冬香被村尾掐断了脖子……
死，对渡边而言并不陌生，高二时的初恋已烙下这如谜的印记。

      “加清纯子的眼睛很美，至今我都记得接吻时，她瞳仁的样子。我生日时收到一封情书，此后不可自拔地陷入了对她的爱恋。纯子常约我到图书室，我们晚上在那里抽烟、喝酒，她还带我去札幌艺术家出没的咖啡店和酒吧，我觉得自己一下成熟起来。然而，高三那年早春，纯子在北海道的阿寒投水自杀了。前晚，她在我家窗台上留下一束火红的康乃馨，仿佛向我告别。我当时觉得她对我的感觉非常特别，但后来才知道，与我交往的同时她还有5个男友，其他人都收到了她的康乃馨。我一直在想，她到底最爱谁？直到成为作家我才明白，她不爱我们，她最爱自己。她喜爱表演，甚至主动去堕落，冲破一些道德观念，仿佛在和我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艺术。事实上，跟她相识是我迈向文学创作的一个契机。”渡边将这段青涩往事写进了小说《魂归阿寒》。

      高中毕业后，渡边就读札幌医科大学，随后担任整形外科大夫，10年从医经历让他认识了爱的力量：“面对一个将死的病人，最好让他的爱人在身边，紧握他的双手，只有爱可以战胜对死亡的恐惧。”

      35岁时，一起医疗事件改变了他的人生走向。“昭和44年，我所在的医院正进行日本首例心脏移植手术，但我一直怀疑对那位心脏提供者的脑死判断过于草率，因此提出批评，最后却把自己逼上尴尬境地，只得辞掉工作。先前我得过一个新人奖，所以决心写小说维生。”

      母亲得知他打算去东京专职写小说，怔怔凝视了他好一会儿，几近哭诉道：“求你了，别去干那种卖笑的事。”“她说时我很吃惊。但真正成为职业作家后，我觉得她说得一点不错，两者极其相似：晌午起床，傍晚开始上班，深更半夜不睡，收入极不稳定，银行也不肯贷款，我甚至觉得还不如卖笑。”

      初到东京，这个无名作家与酒吧小姐裕子同居一室。裕子渐渐成为银座明星，渡边依旧穷极潦倒。“我曾想过做个心爱女人养着的小男人，但完完全全的小白脸生活使我不安。没多久，我又结识了一位姑娘。”裕子一怒之下，远走高飞。“她走了，我才真正感到自己多么需要她。”渡边拿着锯子跑到裕子住所，发狂似地锯起门上锁链，直至警车赶来。“对于警察的忠告，我不买账地嚷道：‘我是渡边淳一，是作家！’可谁也没反应。”

      40年后，渡边淳一是日本文坛“情爱小说第一人”。自1970年《光和影》获“直木文学奖”，至今他已出版150多部作品，深受读者拥戴。他骄傲道：“情爱小说最具普遍意义，它不会随时代变迁而风化。美苏冷战时期那些描写间谍的小说随着战争结束而失去意义，现在少有人读。但是，男女之爱是跨越国界和时间的永恒话题。”

      年过古稀，他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激情。每天清晨，满上一杯啤酒，他便捏着惯用的4B铅笔在自制的400字稿纸上竖行码字。

      生活中的渡边，爱打高球，常穿着考究的和服参加料理店“和服之会”，还曾荣获日本最佳和服着装奖与最佳眼镜搭配奖。“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有74岁了。不管活到什么岁数，总有太多思索、烦恼与迷惘。一个人如果失去这些，安于现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青春的完结。”

      他在新作《熟年革命》中提倡老年人改变生活方式。“很多老年人希望退休后四平八稳地生活，但我觉得这样度过余生可惜了。我会问，为什么要活到今天？工作时由于种种制度及伦理制约，不能我行我素，退休后可以摆脱上下级，活得更自我。我希望中老年人可以皮厚一点。也许有人会说，你这老头，一把年纪，怎么还追求女孩？你这老太，穿成这样，怎么出去见人？但我希望大家别怕被人说。年轻人求新求变，年长的人则比较顽固，不喜变化，事实上，每个人都能突破年龄界限，最好的方式，还是恋爱，恋爱中的人绝对会改变。”

我写的是“爱的转变”，不是简单的婚外恋

人物周刊：在这本《紫阳花日记》中，川岛省吾通过偷窥妻子志麻子的日记最终理解了她，与您以往那些追求纯爱的作品相比，它似乎在探索一种夫妻相处之道？

渡边淳一：这部小说值得一读的地方，可能年轻人并不理解。如果是年轻夫妇，丈夫出轨，妻子可能非常生气，大吵一架，最后以离婚告终。但是，这里的夫妻双方都不再年轻，而且已有了孩子。如果丈夫感情出轨，离婚可能是最简单的方式，但小说这样写就很无趣。事实上，人生也不是这样，人们并不因为对错而分分合合。现实生活中很多夫妻，其实对对方不满，甚至怀有怨怒，但依然在一起，他们的相处需要智慧。在一个家庭中，夫妻需要在什么事情上做些妥协？写这部作品时，我对这些问题做了细致思考。

人物周刊：您的小说经常描写中年人的婚外恋，为何反复创作这种被伦理所禁忌的情感？

渡边淳一：我写的是“爱的转变”，不能简单理解成婚外恋。目前教育强调“忠心”，但是，感情的变化才是它最真实的一面，“移情别恋”不能简单地用好坏来判断。作为小说家，我只想写出人的本性，写作过程中，我追求人的本质和真相，从不考虑这是否符合道德规范。

现实婚姻中，很多爱已经瓦解，如果人要追求真实的爱，自然会选择婚外的形式，我不认为这是反道德、反伦理的。结婚时的爱充满得失利益计算，女性会考虑男方的收入、家境，男性会考虑女方的相貌和性格等等。相反，婚外的爱充满危险，面临世人批判，会失去很多，甚至堕入无底深渊，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去追寻，这恰恰说明了爱的纯度。所以，婚外的爱比婚姻内的爱纯度高，是没有杂质的爱。

人物周刊：日本社会的婚外恋是否比较普遍？

渡边淳一：中日两国在这方面还是有差异的。日本现在出现很大变化，虽然有人对破坏安定生活的爱持否定态度，但不少人觉得，若是真爱，就没什么不妥。中国这方面似乎比日本苛刻，如果已婚的人有其他爱情，人们会嗤之以鼻，但我觉得既然喜欢就可以在一起。我写情爱小说的目的就是要打破传统伦理观。

人物周刊：听说您的作品由于大胆的性爱描写曾多次受到社会质疑和抗议，您是如何回应的？

渡边淳一：25年前，我在写《一片雪》，收到一封信，“一大清早就刮淫风，你去死吧！”信里还放了一片剃须刀。我很生气，心想，混蛋，我才不管你呢！后来我写《爱的流刑地》，收到来自初中家长委员会的信，“初中生在看您的书，我们不知该怎样教育孩子了，将来别写了。”我没想到，居然中学生也看我的书，这不是件大好事？网上各种情色照片，他们不看，来看我的书，这正好说明文字的魅力。所以，那些人越反对，我越要写。

      我为何如此固执于男女性爱场面的描写？我一直认为这是小说中最难写的部分，写得不好就成了猥琐、下流的黄色小说，只有对此有深刻理解，同时具备写作能力的作家，才能把此情此景的美写出来。事实上，这部分内容常耗去我巨大精力，但我还要写，做爱是男女情感的最高境界，若两人的性爱融洽，它可以融化一切，这很重要，我也有能力写好它。

爱的顶点可能就是失去一切
人物周刊：《失乐园》中，久木和凛子如果不自杀，在现实世界里有没有其他出路?

渡边淳一：小说连载时，不断有人问我：“这两人最后怎样？”对这个提问，我总是一句话：“一定有个好结局。”听了这回答，所有人都相信两人最后会幸福美满，然而，小说结尾却使他们大感意外。我在美国，大家对我提的最多一个问题是，既然那么相爱，他们两个为何不结婚？我这样回答，正因为相爱，如果要把爱的激情保持在巅峰状态，那么结婚只会毁了这份爱。从结婚开始，等待他们的就是庸常的生活，他们会从宁可失去一切也要追求对方的情侣，转变成生活伴侣，那样就不存在压倒性的爱了。爱的顶点可能就是失去一切，为了让爱凝固在巅峰，惟一的方式就是离开这俗世选择死亡，这不是失败的逃避，而是追求永生的积极进取。

人物周刊：《爱的流刑地》也以死结尾，这种对“爱比死更冷”的痴迷，和您在医院的工作经历有关吗？

渡边淳一：《爱的流刑地》中，死也定格于爱的极致。我觉得，爱的终极那里就有死和恐怖，这也是我要表现的内容。医院工作让我认识到，再也没有比死，这样一个使人的一切从有变无的过程，更让人无望了，人们常对死后的世界抱有一厢情愿的浪漫想象，以为逝者到了天国，住在月亮上守护在世的人。事实上，我在医院看到的死并不浪漫，从死的那刻起，人的肉体就开始腐化，一切变得荡然无存。正因为生命的终点如此残忍，所以，有生之年，人们才会积聚所有能量，不顾一切，疯狂去爱。

人物周刊：您写的《男人这东西》与续篇《丈夫这东西》成了很多女性的情感教科书，可见您对此具有深刻洞见，您认为男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渡边淳一：概括地讲，男性是追求女性性欲的具体化存在。他们从小到大，努力工作，内心真正的动力是得到女性认可，在这个意义上，男性是很受性欲控制的。如果一个男人在性的交往过程中，有3位女性说他很无趣，那他就彻底完蛋了。事实上，男性是只有被宠爱才能成长的生物。

人物周刊：您年轻时所憧憬的理想婚姻是怎样的？而今，身处围城，您又会如何描述婚姻？

渡边淳一：和所有年轻男子一样，理想中的婚姻希望自己独占那个女孩，并且彼此有良好的性爱。现在看来，结婚就是有个伴侣，一起生活，过日子，激情肯定是没有了。

人物周刊 ：在散文集《我的，伤感的人生旅程》中，您袒露了多段情感经历，但未提及与妻子的相识相知，能否聊聊您的妻儿?

渡边淳一：很抱歉，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你。作为一名情爱作家，除了具有俊秀的文笔和精湛的故事结构能力，最重要的是，他必须克服这样一个心理：如果这个作家既写男女之间的情爱，又害怕自己的妻子读到后会有想法，有这顾忌在，他就无法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情爱作家。我在婚后写了许多这一题材的小说，大家知道，很多作品与我亲身经历有关，所以我的家人会因此受到些伤害，我也做了思想准备，如果太太看了这些作品，一怒之下提出离婚，那我也无话可说。但是，作为这样一名作家，我对家人惟一可做的，就是不在公开场合谈论他们。

人物周刊：据书中所写，那些与您有过情感纠葛的女性，有的患绝症去世了，有的最终选择了自杀，您和她们之间都曾有过炽烈的爱情，回首往昔，内心深处对她们是否抱有某种歉疚？

渡边淳一：确实，梓（渡边淳一曾经的某位爱人）后来患了癌症，但她不愿做手术，最后选择了自杀。我曾深爱过这些女人，也被她们深深爱过。我想通过写小说的方式记录我们之间的爱恋，让它留驻在我的生命记忆中。

(感谢翻译艾菁对此文的贡献)

       关于范美忠先生言行的争议已经热闹了一阵子。这个争论涉及到道德与权利方面的一些根本问题，不能仅以“新闻”视之。所以在各种观点已经交锋一阵子后再来回看，还是令人感慨。

       这场争论的由头是范先生的“行”与“言”，我们先来看看前者。

       据其自述，范美忠先生在地震发生时没有救护学生而自己先逃生了。仅就此而言问题似乎很简单：这一行为确实一点也不高尚，但也谈不上多么邪恶或卑劣。至少，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那些损人利己之徒难道少吗？他们不比那不救人也不害人的范美忠更可恨可厌恶吗？

       人们普遍把范美忠这样的行为称为“小人”，多数人说是“真小人”，也有人说是“伪小人”。而许多人在“真小人”与“伪君子”孰优孰劣上激烈争论，另一些人则说看人不要走两个极端。

       我同意最后一说，但其实，“君子”与“小人”还不是“两个极端”，因为“小人”不同于恶人。范美忠的行为肯定不“君子”，但也不能说是恶人。周孝正先生很欣赏一位老农的评论：“这个老师不像话，但是他也没犯法。”我也觉得这话说得好。不过更准确的还是范美忠的校长卿光亚的评价：“吝啬，但也不害人”。害人者未必都至于犯法（我后面还会提到一些例子），但的确可恶可恨。而范美忠不仅没犯法，应该说他也没害人，说他是恶人不对。但说他这样做是 “小人”之行应该没问题。

       什么是“小人”？我们的老祖宗孔夫子大概是“君子”“小人”之说的权威了。他讲的“君子”是道德典范，而“小人”则让人很看不上。孔子常说他的一些学生是“小人”，如“小人哉，樊须也”。可是孔子也就是不喜欢樊须，并没有多么憎恶他，也没有把他逐出师门。孔子还把“小人”与“女子”并列，说是“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显然有看不起女性的意思，但并不是说女子就是坏蛋，与之并列的“小人”也一样。所谓小人，就是指的庸人、俗人，但并非恶人。而且从孔子的话中还可以看出，社会上“君子”毕竟是少数，多数人还是既非 “君子”也非恶人的 “小人”。

       所以，称范美忠那样的行为为“小人”，并不是“走两个极端”。但把“小人”当成恶人来仇恨，甚至到了几乎“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似乎一个人不是“君子”，就是恶人，这就的确是走极端了。

       像范美忠那样说出来的人也许绝无仅有，但当时像他那样做的肯定不少。多到什么程度？虽然不可能统计，但可以推想一下：平时我们看到大街上乞讨的可怜人，人们匆匆路过者多，出手救助者很少。这当然部分是出于信任问题（我们今天的捐款也有对募捐机构的信任问题）——有些行乞者或许并非真有不幸，而是装出来骗钱的——但是人们也知道行乞者中不少人的确不幸，而匆匆路过者的确有明显的冷漠因素在焉。这些不同程度地表现冷漠的人无疑谈不上高尚，但他们是如此之多，能把他们都看成卑鄙之徒吗？

       有人可能会说：但是乞丐不至于死。与见乞不施相比，见死不救的范美忠要更加冷漠。但是那也不见得，见死不救的冷漠程度，应该与救助的代价有关。人们通常都认为见死不救不应该，但真能牺牲自己生命去救他人的烈士恐怕还是很少。有人看见歹徒持枪行凶，上前与其搏斗可能是勉为其难，但如果连打个电话报警都不做，恐怕就真是太冷漠太不该了。然而问题就在于：地震时救人可不比打电话报警，往往比与歹徒搏斗更危险。

       因此可以这样讲：平时不肯以举手之劳行善于乞者，地震时大概也不可能舍死救人（亲友除外）。这就是古人说的“勿以善小而不为”的意思吧。举手之劳的小善不为，冒险犯难舍生取义的大善也难为。而这样的人无疑是大量的。当然不是一切人，有人在大难临头时想到救助他人，这无疑是大德义举，值得景仰。但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人有多少？大概还是多数，而范美忠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这些人也许可以说是不足为法的庸人、小人，但要说是“坏人”那就大大地 “扩大化”，因而是悖于情理的。

范美忠不是“克拉玛依的领导”

       然而，范美忠所以遭到特别强烈的指责，除了“先跑”之外看来还与另外两点有关：其一，范美忠是先对学生喊了一声“别慌”之后率先逃走的，而这被一些谴责者比之于当年克拉玛依大火时有人高喊“让领导先走”导致大量学生遇难。其二，范美忠是教师，谴责者认为他对学生负有特殊的保护责任，不能以一般人视之。

       我们先看第一点。自己逃生如果不妨碍别人逃，应该算不上卑鄙。但是像克拉玛依惨剧那样，让孩子们给领导让路，那实际上已经侵害了学生的逃生权利，而且事实上也造成了领导均无恙、而学生老师大都遇难的严重后果，确实够卑劣的。但是范美忠喊“别慌”是否也有让学生给自己让路之意？谴责者说有，范美忠则否认，而且给出当时场景并不存在让路问题的说明。应当说，在这一点上我相信范的解释。因为那一声“别慌”本身就是范美忠事后自己回忆的，如果不是他自己说出来，别人根本不知道。我们既然相信他的回忆，就没有理由不信他对现场情形与他当时心理状态的叙述。让学生给自己让路很卑鄙，这一点应该没有争议，范美忠恐怕也不会反对，否则他也不会否认自己有此想法。反过来讲，如果他真有这种卑鄙想法，恐怕就不会如此坦率地发表回忆了。而且，当时在场的学生们与学校领导虽然未必赞成范美忠不管他人，却也都没有指责他要学生给自己让路以及做出过任何妨碍学生逃生的事。从事情的结果看，也确实没有学生因范美忠的这一喊而影响逃生，这与克拉玛依惨剧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认为不能以这一声 “别慌”来加重范美忠的道德过错。但这并不意味着范美忠这一喊没有可议之处。无疑，不能排除有学生因老师喊“别慌”而误判情况或者等待老师指示而迟疑的可能（而事实上老师却没有下文就先跑了）。当时这一可能未成现实，应当说是有点侥幸。范美忠事后应当反思，他这“别慌”未必有道德过错，但确实有应对失当的问题。范美忠后来以“学生自己有判断能力”为托词，显然是不对的。我自认并非傻子，但设身处地，在那一瞬间我是否能发挥范美忠期许的判断力恐怕都很难说。如果真的因此出现不幸，你能说这都怪学生缺少“判断力”而老师就没有责任？

“职业道德”与职业责任

       再说第二点。有人说救护学生是老师的“职业道德”，范美忠的行为玷污了教师这一 “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神圣职业”。范美忠对此回应说：教师只是职业之一，没有什么职业是 “神圣”的。这个回应应当说是有部分道理的。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医生是“白衣天使”这类说法作为一般褒扬之语，或者作为学生对教师、患者对医生的感谢之语是可以的，但当真认为教师、医生这类职业比其他职业更 “神圣”、其从业者必须具有比平常人更高的“道德”，就很成问题。职业可以有合法、非法之分，可以有要害的或一般的之分，但确实很难讲合法职业中还有什么 “神圣”与否的区别。如果某些职业比其他职业更“神圣”，是否也会有些合法职业比其他职业更“下贱”？或者其他职业都比教师这类职业更 “下贱”呢？

       但是，特定职业无疑都有其特定的职责。范美忠无视这一点是不对的。这点我们应当强调。而强调之前应当解释的是：把这种职责称为“职业道德”，我以为并不合适。例如，饭店里服务员给顾客端盘子，而不是顾客给服务员端盘子，你能因此说服务员必须比顾客更加“助人为乐”，因而有更高的“职业道德”，服务员因此也比其他职业更“神圣”吗？

       事实上，把职业责任看成 “道德”还会带来一系列的困惑。例如，许多职业责任的履行需要相当严格的客观条件，不具备条件者是不能入行的。如果这些职业比别的职业“神圣”或“高尚”，那些被条件排除在外者岂不是在道德上注定低人一等了吗？

       实际上，服务员给顾客端盘子而不是顾客给服务员端盘子，这与教师监护学生而非学生监护教师、医生救治病人而非病人救治医生、消防员为群众灭火而非群众为消防队灭火、军警在紧急状态下救助灾民而非灾民救助军警，乃至政治家受老百姓数落而不是政治家数落老百姓……都是同样道理。用老百姓的话说“ 你就是干的这一行”，在法理上这实际上是一种契约性责任：你不入这一行，没人能说你就是道德低下，但你既然愿意入这一行，就必须尽这一行的责任，这在本质上不是“奉献”，而是履约。你履约了就应该得到约定的报酬，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在道德上就必然高人一等。你不履约，人家会指责你不称职，甚至会解除契约即解雇你，但也没理由在道德上把你说成恶魔。

       当然，事实上每个人在履约时都处在某种道德状态，有人怀着献身精神工作，有人只为养家糊口。作为教师的谭千秋、作为警察的蒋敏等人无疑属于前一种，他们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们的赞誉。但评价你称职不称职并不是评“模范”，这只能看你是否履约，而不能以你的这种道德状态为依据。

       所以，范美忠否认教师是“神圣职业”不能说不对，但不是神圣职业就没有特定职业责任吗？把职业责任称为“职业道德”并不确切，范美忠指出这一点也不能说不对，但以否定“职业道德”的提法来为不履行职业责任作辩护，显然不能成立。

       当然，范美忠并不一概否认职业责任。问题在于：教师，特别是范美忠这样的中学教师，负有灾难来临时关照学生的职业责任吗？范美忠显然不承认这一点，他认为教师的职业责任就是传授知识，而且他教的高中生已是成年人，有独立责任能力，教师没有关照之责。我不能同意这种说法。

       正如许多网友指出，在紧急情况下教师应该关照学生，这不仅合乎常识，而且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也有这样的成文规定。尽管这些规定往往不太具体（紧急状态下也很难要求得太具体），因而有时很难分辨怎样做才合乎规定。但无论如何，像范美忠那样完全否认这种责任的存在，无疑是明显的错误。

       学校对在校学生的安全责任当然依学生是否为成年人而应该有所区别，事实上，许多国家在这方面对大学与中小学的要求也有所不同。但是中小学之间则比较模糊。学校或幼儿园无疑对小学生和幼儿在校（园）期间的安全负有重大责任，而中学则比较微妙，因为通常中学生在法律上介乎两者之间：初中生一般为非成年人，责任能力弱，高中生则一部分已成年，有一定责任能力。但是通常一个学校的学生很难区别对待，所以一般都按初中所处年龄段来确定学校与教师对学生安全承担的责任。

       当然，即便是对中小学生的关照责任，通常也还是相对模糊的，不能与例如家庭内家长对儿童明确的监护之责相比。尤其是重大灾难时，学校、教师的救助责任也不能与职业救助人员相比。否则中小学恐怕就要以挑选警察或消防员那样的标准来选择教师了。例如，消防队一般不会接纳残疾人，人们并不认为这是歧视，可是如果一所学校宣布残疾人不能当教师，在许多国家里这就是骇人听闻的歧视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教师的职业责任不同于消防队。可以想见，如果一位坐着轮椅的人当教师，在发生地震时很难指望他关照学生，但人们也不会这么要求他。然而如果他连讲课也不会，那是决不能当教师的。有人可能会说，人们不要求他救人因为他是残疾者，别人就不能这样。问题在于：如果他是消防员，人们会不要求他救火吗？教师职责是针对全体教师而非仅仅针对 “非残疾教师”的。在救人问题上，既然人们可以认可残疾人教师的表现，可见这方面的职责的确比较模糊。讲课作为教师的职业责任是刚性的，而灾难来临时关照学生，这个责任就有一定的弹性了。

       总之，中小学教师对学生是有照顾之责的，但是责任程度的确有弹性。这样看来，与一般人的“先跑”相比，范美忠作为中学教师扔下学生“先跑”的确有不称职（没有尽到职业责任）之嫌。尽管其程度很难确定，但总不能像他那样理直气壮吧。极而言之，就算他把这方面的职责模糊到近于零，人们还是可以从常人的要求视他为小人。而就算人们把这方面的职责理解得再严格，“教师不救人”的失职程度还是比消防员不救人或教师不上课要小，这应该不成问题吧？

怎样看待范美忠被解聘

       中学教师扔下学生“先跑”的确有不称职之嫌。但由于责任的弹性，这个不称职的程度又很难确定。因此事后光亚学校解除了范美忠的聘任合同，其理由是范美忠没有“教师资格证”。这就引起了许多议论。

       首先要问的是：学校有没有权利解聘范美忠？应该说，如果不是外界的干涉而是出于学校的自主决定，而且不违反《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学校是有这个权利的。特别是范美忠受聘的是私立学校，在这方面应该比公立学校更有自主权。从理论上讲，一所不属于义务教育体系、不由公共财政供养的、面向市场的私立学校，即便不能视为纯粹的赢利企业，仍然可以说具有一定的企业性质，在竞争性的教育市场上它可以有自己独特的定位，并因此制定独特的招聘条件。据说光亚学校的目标是向伊顿公学看齐、提供高端教育，如果它因此对受聘教师有某种高标准的要求，在不违反《劳动合同法》的前提下也无可非议。范美忠的情况即便在一般公立学校够不上解聘，这所“都江堰的伊顿公学”要解聘他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行政部门施加压力要求学校解聘他，那就另当别论了。

       但是有权利做某事不等于应该做某事——正如范美忠有权利 “先跑”不等于应该“先跑”。解聘范美忠的理由是什么？“没有资格证书”是学校公开的说法，可是恐怕没有几个人会相信这是真正的理由。但如果说解聘他的理由是他的“先跑”行为被认为作为教师没有尽职业责任，也就是“不称职”，那么如前所述，由于这种责任较为模糊，所以这一理由能否成立就难免有争议。现在姑且假定这一理由成立，或者假定光亚学校由于上述背景对教师有较高要求，那么因“先跑”而解聘范美忠也是可以的。但为公平起见，所有当时“先跑”的教师（肯定不止范美忠一个）也都应该解聘，而不是只惩罚他一人。

       但事实上遭到解聘的似乎只有范美忠一人。为什么？这显然就不仅是因为他的“先跑”行为、而只能是因为他事后讲的那些言论了。这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范美忠自己说出了实情，而其他“先跑”者没说，别人也就不知道。如果仅仅是这样，问题还不大。尽管有人可能会议论：假如他自己不说就不会有此遭遇，这样处理他不会助长“虚伪”吗？可能的确如此，但这也只能权其轻重了。比如说，有些罪犯如果不自首可能就逃过去了，自首后尽管从轻还是受到了惩罚。你不能说由于担心助长罪犯隐匿就完全认自首者为无罪了——当然这个比喻有缺陷：如前所述，不称职不等于恶人，更不等于犯罪。但是自首与否和犯罪与否是两回事，这一点跟“先跑”之后说没说和“先跑”本身是否构成不称职是两回事，还是有可比性的。

       然而事情还不那么简单：尽管不能排除一些人“先跑”而不说，别人就不知道，但在更多的情况下这“先跑”又不是在密室，众目睽睽之下你不说大家还不知道？“先跑”之后又如此张扬的也许只有范美忠，但没有张扬别人也知道他“先跑”了的，可以肯定还有不少人，然而被解聘的只有范美忠。这就是另一种情况了：别人“先跑”大家也知道，但他们没有像范美忠那样发表错误言论，所以也就算了。

       换言之，不是因为范美忠的言论“暴露”了他的行为，而就是因为这些言论本身是“错误”的，导致了范美忠被解聘。

       如果是这样，我认为这种处理就很不恰当。范美忠的错误言论当然应该批评与驳斥，但这些言论并不违法，他也有发表的权利。而且他发表这些言论并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学校之外的网络上，属于非职务的、业余的行为。教师在课堂上是否可以、在什么程度上可以脱离教材随便“乱说”，这应该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教师以个人身份在社会上拥有言论自由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事实上，至今他的博客也没有被关闭，他还可以在电视上与人辩论。可见社会也承认他有这个权利。只要不违法、不侵权，他的这些言论是否“正确”不应该与他能否当教师相联系。校方如果要消除错误言论的影响，可以组织辩论，至少我本人以为，用不着施加政治压力，要驳倒范美忠并不是难事。而驳倒他不比以解聘来惩罚他 “乱说话”更有利于消除“错误影响”吗？如果这还不够，校方甚至可以正式表态批评这种言论。但如果要解聘范美忠，恐怕只能以他的行为、而不是以他的言论为依据。该校如果把所有“先跑”的教师都解聘了（这里暂不考虑是否符合《劳动合同法》的问题），人们或许会觉得这就像“伊顿公学”要求特别严格，但如果是“ 先跑”而不说的可以留下，而只把说了的开除，这就未免与“伊顿”南辕北辙了。当然，我想卿光亚校长也不愿意这样，所以想出个“没有证书”的理由。这里也许有难言的苦衷，不说也罢。

       话说回来，如果以“先跑”的行为算作不称职而把人解聘，虽有争议但从“严格要求”的角度讲还可以成立，那么我也要指出：在这里，这种“不称职”与恶人还是不同的，而且“不称职”本身也是就特定的岗位而言，不能泛指。

       如果一个人怕火，他可以不加入消防队，加入了还怕火，他也应该（无论主动辞职还是被解职）离开。但不能说由于怕火他就是一个恶人。同样，范美忠作为中学教师而怕死 “先跑”，如果被认为不称职而被所在学校解聘，我们也应该这样看。

       既然“不称职”并非就是恶人，人们也就不应该对他加以太严厉的道德谴责。一个消防队员因怕火而丢了这份工作，他完全可能去干别的，而且能够干好。人们不应该为此而歧视他。就范美忠而言，如果他的学识和能力足够（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但由于不能承担对于中小学生的准监护责任而作为中学教师不称职。那么他也许作为一个大学教师倒可能是称职的。——这不是说作为大学教师就只需要知识而不需要为人师表，但是面对完全成年的大学生，大学教师的职业责任与对未成年学生负有一定的准监护责任的中小学教师显然是不同的。

嫉庸如仇，何以嫉恶

       总之，一声“别慌”与他的教师身份的确给范美忠的“先跑”增加了可指责的理由，但这应该无妨于我们的基本判断：范美忠在地震那一刻的表现，属于不救人助人也没损人害人，他不高尚不足法，但也谈不上卑鄙邪恶。范美忠（至少就这一行为而言）不是君子而是小人，但并非恶人。孔夫子说过：“以德报怨，何以报德？”，而今，类似的问题是：以罚惩庸，何以惩恶？成语又云：“嫉恶如仇”，而今我们的问题是：嫉庸如仇，何以嫉恶？

       任何社会都有大量的小人，但一个社会如果大量的小人都不仰慕君子，甚至还洋洋自得以当小人为荣，这个社会就未免太犬儒了；而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容忍小人的存在，甚至把小人当恶人而“国人皆曰可杀”，这个社会就未免太苛暴了。而且，正如我以后要讲述的那样，这两者往往不是“矫枉过正”互相抵消，而是互为因果二位一体。作为一种“法道互补”现象，两者共同加深社会的道德伦理危机。

       当然，以上仅仅是就范美忠的行为而言，对他事后的言论怎么看？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地维之立，取自文天祥《正气歌》“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及《淮南子》“天柱折，地维缺”之意）

       秦晖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qhjy@2911.net

二  

       在这个背景之上，再来谈谈“说真话”的一种特殊类型。它是有渊源的，其开山鼻祖是被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之父”的卢梭。他的两大卷《忏悔录》，不仅记载了他自己经历过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从一个沙龙到另一个沙龙，从一个贵妇人的怀抱到另一个贵妇人的怀抱，而且创造了一种人格性情的类型：这种人具有强烈的道德姿态和道德敏感，在一种道德感的驱使之下说出自己的真相，但是到头来，一点也不增添他这个人及这个世界的道德总和，反而成功地瓦解了它们。这个过程的前后真是十分奇妙。  
       他们是在混乱无序的情况下长大的，我指的是精神上、道德上的无序。因为种种原因，这些人周围的世界，在某些方面有些出格，因此对于环境，他们有一种天然的恨意。比如卢梭，自幼失去母亲，12岁辍学，在多个行业中当学徒，行行他都憎恨。16岁为了生存不得不改变信仰，从他自己出身的新教加尔文教派，改为天主教教徒，当然很多年之后他又改了回来。早年生活的困境，也赋予了他们强烈的平等感。  
       但那往往是用来对付别人的，是他们攻克和利用别人的途径。就个人来说，卢梭为什么热衷流连于上层社会，穿梭于名人名媛之间，那是因为他恰当地激起了人们有关平等的道德感，觉得自己不能将某个有进取心的年轻人拒之门外。而他最为重要的入场券，就是不停地向别人坦心迹，讲述自己的离奇历史，尤其是那些恶行。卢梭写在书中的那些丑事，他其实已经向那些妇人们讲述一百遍了，我猜想。这是他拉近与人们之间距离的办法，又巧又好。另一方面，他也从她们那里经过测试，了解到公众的承受能力。不可怀疑，她们都是一些心灵敏感甚至杰出的女性。要求自己是公平大度的，战胜了她们原本的眼光趣味，令她们对这些人从嫌恶变成欢迎。  
       他们是在对于自己命运不公中，磨练出那种异乎寻常的道德敏感的。但是他们本人并没有得到多少道德滋养，没有承受某种道德传统，也没有经受过某种道德训练。某些情况下不允许这样做。在如何获得善的问题上，我深信柏拉图所说的“善是一门技艺”，也就是说善不是轻易得来的，而是要经过打磨和历练，这个问题以后有机会可以专门谈谈，善如何成为一门素养。包括怎样处理自己的过去，消化自己的那些不当行为，都能从中见出某种历练的程度。如果仅凭善良的愿望，那样的善是极为粗疏的；而强烈要求别人是善良的，则是另一回事了，基本上与善无关。  
       卢梭推荐的办法则是，让大家都变得毫无素养，用此办法来解决他的“平等问题”。他的“回到自然”，回到儿童状态，回到蛮荒年代，看上去那是一个天真无邪的世界，一个容不得尘埃的干净世界，但其实只是将自己的眼睛蒙起来，从此看不见自己的肮脏和邪恶。儿童是可爱的，但是一个成年人回到儿童状态，愿意在世人面前把自己打扮成“赤子”和“处子”，那是可怕和恐怖的。我至死不渝的偶像伏尔泰是这样回应卢梭的：“我收到了你的反人类的新书，谢谢你。在使我们都变得愚蠢的计划上面运用这般聪明伶俐，还是从未有过的事。读尊著，人一心想往四脚走路。但是，由于我已经把那种习惯丢了六十多年，我很不幸，感到不可能再把它们捡回来了。”  
       由此就可以解释前面说的，有些“真话”并不增添这个世界的道德内涵，反而降低了它，那是因为说“真话”的人带着那样一种天真无邪的语调，他的背后没有任何道德积累和道德负担；即使他略微感到自己行为的不妥，也马上通过他能够“说出”这个行为加以抵消，或者说得到升华。经过这种抵消和升华之后，他马上变得如同“新出炉的基督徒”（引自《好兵帅克》）似的，浑身上下通体透明透亮。  
       此举一箭双雕。对他本人来说，一旦他说出某个沉重的事实，他的道德压力就得以解除，本来是应该他自己面对和咀嚼的，他在第一时间交付给了别人，让别人来处理和消化，让别人来宽宥原谅；而同时即使他做过不当或者邪恶的事情，却因为毫无顾忌地说出它，而偏偏在道德上获得加分，甚至把自己弄成了某类道德象征。 
做象征性的人物是他特别满意的。“象征”就是添加的含义，由此他这个人不仅获得了“平等”，而且获得了“特权”。从此他一举手一投足，都变得特别富有意味，也特别需要讲述，讲述本身成了他的特权之一，他能够讲，讲得多，而且有听众。在讲述中他本人得到了拯救，与此同时，听众们因为能够听他讲述和宽宥他，也得到了另一番拯救。  
     这批人最终可能分道扬镳为两种：一种是小打小闹，小奸小恶，就像我此前分析影片《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里说过的——“一半是作恶，一半是偿还”——考虑到总是会有人出面宽宥他们，把他们认下来和收拾残局，因此作恶的快感来得更加淋漓尽致，当着别人的面犯恶，最终必然能够取得别人的原谅，在他看来，正好是拯救别人及拯救这个世界的机会呢。  
       而另一种会变得更加没有分寸。他们从自己的恶行中推演出来的，是别人的恶行；从自己不知羞耻中了解到的，是摧毁别人的尊严；从自己私设教堂的“忏悔”当中，获得一个理直气壮的理由是：需要别人忏悔。如果你不忏悔，你甚至还没有意识得到，那么他就要出兵，摆在他面前的是何等的一场圣战。更确切地说，是打算来解放你了。  
       许多年前我与各种各样未来的艺术家交往。说实话，我不怕他们说假话，就怕他们说真话，就怕他们摆出一副谈心的架势来。我就不相信，他们翻山越岭千里迢迢而来，就是为了与你谈心。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学会分辩卢梭与伏尔泰，但是凭一种直觉，一碰到此类谈心节目，我会觉得汗毛都竖起来了。  
       这样说并不是提倡不说真话，而是说在谈论相关事体时，人们需要放松，需要自然，需要有分寸，尤其需要学会自己承担自己。 

崔卫平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wp9952@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