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說上海女人精明，但在久經沙場的廳官面前，可能還是弱了點。

上海一家法院接到了一起爭產案，雙方是早在2007年離婚的前夫前妻，現在分別是72歲、70歲。

這個年紀，就算犯了事，一般監獄都是不收的。

有可能，這筆錢來路有點問題，離婚時雙方有爭議，但因為是贓款，不敢鬧到明面上。現在覺得「刑不上老年」，遂決定一決雌雄。

男主王哥，徐州人，一直在「鐵老大」工作，2016年從「電老虎」副廳級崗位上退休。

一生獻給了國企壟斷行業，可謂鞠躬盡瘁。

女主張姐，上海人，光榮的民警，隨夫君在徐州，離婚時回上海。

一個上海姑娘，又是公務員，嫁給了蘇北的鐵路工人，怎麼看都需要魄力。

從夫君後來的發展、現在的財產情況看，她的投資眼光，毋庸置疑。

只是，畢竟，他是蘇北人，因此20年前，他的職場天花板一出現，就離婚了。

但久在體制，都是有城府的人。因此婚姻關係沒了，財產關係卻一直引而不發。

那些沒升上去的、體制外的，就不要眼紅了。這份定力，難怪人家能成功。

雖說現在退休老幹部待遇高，但看到財產清單的法官，還是吃了一驚：張姐離婚後拿了退贓款2500萬、工程退股3200萬、煤炭代理費3000餘萬……

王哥名下有多套房產，還有香港滙豐銀行理財產品、信託基金，一個銀行賬戶的流水3160萬，其中2750萬從股票賬戶中轉出……

總額超過1.4億元！

王哥還補充了一筆：張姐炒股虧了六七千萬元。

加起來是不是過2億元了？

兩人名下還有14套房子待分割！

饒是上海法官見多識廣，也看得有些傻眼。

其實，之前是在徐州起訴的，但徐州法官沒敢接茬，畢竟自己城市的級別擺在那，他們誰都得罪不起，乾脆推給了張姐所在的上海法院。

之所以雙方都同意在徐州打官司，估計也是考慮到減小影響、雙方都覺得自己可以影響法官判決。

結果法官也聰明，學了《琅琊榜》中的京兆府尹高陞：「既已越權，便當封卷。」

直接將案子甩給了上海。

畢竟是上海，得罪個廳官還不在話下，於是直接轉交給了紀檢：原、被告在離婚前為國企單位及國家機關單位工作人員，兩人在本案中所涉財產及相互提及的財產數額特別巨大，明顯與兩人的收入情況不符，且原、被告對此均無合理說明。因本案涉嫌犯罪，應移送公安，同時將相關線索移交紀監。

這下就豁邊了。

判決書上，明晃晃寫著：「退贓。」

實際上，此前還有官司。

張姐2006年調到上海，次年離婚、離崗休養並出任一家公司股東。

至於王哥，迎娶了一位小自己二十多歲的女子。

可見是真離婚。

但兩人的「生意」還在繼續。王哥退休后發起成立一家秦皇島公司，拉到了張姐734.5萬元投資。

結果張姐沒有拿到收益，遂在徐州起訴王哥分紅，結果敗訴；

又在秦皇島起訴王哥還錢，還是敗訴。

兩次勝訴，王哥膽子愈發大起來，乾脆反訴張姐，分割1.4億元財產。

這番權力在握的自信，確實罕見。

是不是體制內待久了，都有睥睨天下、一切盡在掌握的雄視感？

當然，也有人說在體制內會呆傻。

比如山河東省有位副省長，退休后雇了李鵬做管家。

對，就是李鵬。

在任時做不到，退休后也要過一下指使李鵬的官癮。

他做到了。

但這個李鵬不偷大的，專偷美酒。幾年後，副省長發現不對勁，女兒通過監控，抓到了現行，迅速扭送有司。

按理說，家裡遭賊，沒有官員敢報案，否則就成了「小偷反腐」的爽劇，徒讓國家的主人翁看笑話。

結果副省長的女兒咽不下這口氣，非要法院重判。

可憐的李鵬，就這樣被判了重刑！

最近，李鵬的家人到處喊冤，並且列出副省長的財產清單，請求青天大老爺查處。

我覺得鬧成這樣，副省長大概率要出來說明情況了。

當地朋友說，副省長的女兒跋扈慣了，根本受不得半點委屈。

也是，「委屈」二字，不在他們的字典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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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家傳研究員

郭先生接到父親電話的時候，正在土耳其自駕。

電話那頭，父親的聲音有點抖：”鋤頭不見了。”

那是2026年5月11日下午，河南商丘寧陵縣柳河鎮西郭村。鋤頭是一隻8歲的隕石邊牧，也是一隻擁有百萬粉絲的網紅狗。郭先生用鏡頭記錄了七年，一人一狗走遍全國各地的故事。鋤頭會配合他拍視頻，會在鏡頭前笑，會在他累的時候把頭擱在他腿上。

郭先生連夜中斷旅程，高價買票回國。

一人一狗自駕穿越戈壁雪山，賬號積累百萬粉絲（圖源：大風新聞）

回國后的半個月，郭先生幾乎沒睡過一個整覺。

他先是去派出所報了案，然後列印了幾百張尋狗啟事，貼遍了附近的村子。懸賞金額從1000元加到5000元，電話響了很多次，大多是虛假信息，或者是來騙賞金的。

他調了監控，一幀一幀地看。畫面里，那對男女把鋤頭抱上車，用擋風被蓋住，消失在村道盡頭。他順著路線，一個路口一個路口地排查，找到下一個監控點，再看，再追。

白天他跑村子，問人，追線索。晚上他對著電腦看監控，反覆看，反覆看，眼睛熬得通紅。有時候看著看著，他會突然停下來，盯著屏幕里鋤頭的身影發獃。

那半個月，他瘦了十幾斤。

監控畫面：女人反覆繞行確認四周無人後動手（圖源：大風新聞）

郭先生髮布5000元懸賞啟事，逐村走訪（圖源：大風新聞）

十幾天後，線索終於指向鄰村一戶人家。

郭先生記得那天下午，他站在那戶人家門口，手在發抖。他敲了門，一個中年男人開的門。郭先生問他有沒有見過一隻邊牧，男人搖頭說沒有。

但郭先生看到了院子角落裡，有一撮狗毛。隕石邊牧的毛色很特別，灰白相間，他一眼就認出來了。

他報了警。警察來了，男人才承認，他以”撿到”為由，把鋤頭以180元賣給了一個中間人。中間人再以220元轉賣給狗肉館。

這就是一隻陪伴了七年、擁有百萬粉絲的狗的價格。

郭先生找到狗肉館的時候，已經晚了。老闆告訴他：”狗不在了，狗肉又老又油，收的時候都不願意收。”狗毛被扔進了垃圾桶。

郭先生帶著律師上門討說法，想給鋤頭一個交代。

那是五月底的一天，天氣很熱。郭先生和律師開車到村口，還沒下車，就看到一群人站在路中間。他以為是路過的村民，直到那群人圍上來，擋住車，他才意識到不對勁。

“你們來幹啥的？”

“找人的。”

“找誰？”

郭先生說了那個男人的名字。人群里有人冷笑了一聲。

“一隻狗而已，至於嗎？”

“就是，想訛錢吧？”

“趕緊走，別在這兒鬧事。”

郭先生試圖解釋，但沒人聽。有人開始推搡，有人拿出手機拍視頻。律師拉著郭先生往後退，人群步步緊逼。

最後他們是被趕出村子的。車開出去很遠，郭先生從後視鏡里還能看到村口站著的人。

那天晚上，郭先生坐在賓館的床上，盯著天花板發獃。他對著鏡頭說，他沒想到維權這麼難。”偷狗的成本很低，但維權的成本非常高。”

他報了警。警方介入調查，已經立案。但郭先生知道，即便最後能追究對方的刑事責任，鋤頭也回不來了。

“我不會和解，我要讓狗的離開有意義。”

——郭先生

狗被偷是很常見的事，每年甚至每天都在我們不知道的地方發生。

2026年3月，河北保定。一位老人養了12年的金毛在自家院子里被人用毒針射中，拖上車拉走。老人追出去的時候，只來得及看到一輛沒有牌照的麵包車消失在村道盡頭。報警后，警察說沒有監控，找不到人。

2026年1月，山東菏澤。一隻價值3萬元的柯基犬在寵物店門口被人抱走，主人調了三天監控才找到線索，發現狗已經被轉手賣給了一家狗肉館。等趕到的時候，狗已經被宰殺。

2025年11月，江蘇徐州。一位女士養了五年的薩摩耶在小區樓下散步時被人用套索套走，整個過程不到30秒。她懸賞2萬元找狗，至今沒有消息。

這些還是有報道出來的。更多的是沒被報道的。那些在農村、在郊區、在監控盲區發生的偷狗事件，那些主人只能自認倒霉、默默承受的故事，根本沒人知道。

在寵物主人的社群里，這樣的故事一搜一大把。偷狗者的手段五花八門：用毒針、用誘餌、直接抱走、開車硬搶。他們專挑農村、郊區、監控少的地方下手。偷來的狗流向狗肉館，按斤賣，一斤十幾塊錢。一隻中型犬，賣不到兩百塊。

從法律上講，偷狗是犯法的。

《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規定，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各地對”數額較大”的標準不一樣，大多在1000元到3000元之間。河南的標準是2000元。

一隻純種邊牧的市場價值通常超過10000元，遠超立案門檻。理論上，偷狗者應該被追究刑事責任。

但現實中，這條路很難走通。

你要證明狗的價值。購買憑證、血統證書、疫苗【小編推薦:顯微鏡學家發表對四家疫苗公司的成分分析】記錄，缺一不可。很多人養狗多年，早就找不到這些材料了。你還要證明偷狗者的主觀故意和具體行為。監控錄像、目擊證人，不是每個案子都有。即便立案了，從偵查到起訴到審判，周期漫長，耗費巨大。

郭先生是幸運的。他有完整的視頻證據，鋤頭有明確的網紅身份和價值背書。即便如此，他仍需付出巨大的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遠赴異國他鄉中斷事業，回國奔波十幾天。

更多的人，只能自認倒霉。

法律能計算的，是狗的市場價值。

法律算不了的，是七年陪伴的分量。

郭先生的視頻賬號里，還留著幾百條鋤頭的視頻。它們在雪地里奔跑，在海邊追浪，在帳篷里蜷縮著睡覺。評論區里，很多人留言說，看著這些視頻，想起自己養過的狗。

“它不只是財產，它是家人。”

——網友評論

但中國的法律體系里，寵物目前仍被定義為”財物”。這意味著，在司法實踐中，寵物的情感價值很難被認可。如果狗被偷后被宰殺，主人能主張的賠償，通常只是購買價格或市場價格，不包括精神損害賠償。

2021年，上海一位女士的金毛犬被鄰居打死，她起訴要求賠償精神損失費。法院最終判決，被告賠償購買犬只的費用3000元，以及疫苗、狗糧等支出，共計5000餘元。精神損害賠償的請求，被駁回。

法官在判決書里寫道：”寵物雖具有陪伴屬性，但現行法律未將其納入精神損害賠償的適用範圍。”

鋤頭的事發酵后，有人去偷狗者所在的村子探訪。

村口還是有人站崗。村民們對來訪者充滿敵意，覺得”一隻狗”鬧這麼大，是城裡人沒事找事。

這種隔閡，比法律程序更讓人無力。

在很多人的認知里，狗就是看家護院的工具，是畜牲，是隨時可以替換的物件。你為了”一隻狗”大動干戈，在他們眼裡是不可理喻的。

郭先生說，他理解這種認知差異，但他無法接受。”如果今天我不站出來，明天就會有更多的鋤頭。”

他堅持不和解，堅持要追究到底。不是為了180塊錢，是為了一個說法。一個關於生命尊嚴的說法，一個關於權利邊界的說法。

警方已行政立案（圖源：封面新聞）

2026年5月28日，涉事偷狗男子被警方依法帶走調查。5月29日，話題登上熱搜，引發全網關注。

截至目前，偷狗夫妻二人已被找到並鎖定身份，案件正處於調查階段。郭先生已聘請律師介入，提交了鋤頭的價值證明材料，包括網紅賬號數據、商業合作記錄、粉絲影響力證明等。

這起案件的關鍵爭議點在於：偷狗者實際銷贓金額僅180元，但鋤頭的綜合價值遠超此數。如果司法機關認可其市場價值（1萬元以上）加上IP商業價值，達到河南2000元的盜竊罪立案標準，偷狗者將面臨刑事處罰。

但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挑戰。網紅寵物的商業價值如何量化？現行法律尚無明確標準。

有人可能會說，不就是一隻狗嗎？至於鬧這麼大？

但問題是，如果”不就是一隻狗”可以成為免責的理由，那”不就是一部手機””不就是一輛自行車”是不是也可以？財產權的邊界在哪裡？

更深層的問題是：當一個社會的法律體系無法保護人們珍視的東西，當維權成本遠高於違法成本，當偷東西的人比丟東西的人還理直氣壯，這個社會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郭先生的堅持，表面看是為了鋤頭，實際上是在測試法律的底線。他用一個極端的案例，把寵物保護的法律空白暴露在公眾面前。

這不是矯情。這是必要的。

因為法律不是一成不變的。每一個看似”小題大做”的個案，都可能成為推動制度進步的契機。從”財物”到”家人”的認知轉變，從”市場價格”到”綜合價值”的認定升級，需要有人先邁出這一步。

郭先生就是那個邁出第一步的人。

對於普通養寵人來說，這個案子至少提供了幾點啟示。

保留證據。購買憑證、血統證書、疫苗記錄，這些看似沒用的紙，關鍵時刻能決定案子能不能立。

及時報警。不要覺得”價值不夠”就放棄。堅持要求公安機關出具報案回執，推動立案調查。

藉助輿論。在合法範圍內發聲，引起社會關注。輿論壓力有時是推動案件進展的重要力量。

支持立法。關注寵物保護相關的立法動態，通過合法渠道表達訴求。制度的改變，需要每一個人的參与。

郭先生最近發了一條視頻，是鋤頭以前的照片。配文很簡單：”想你了。”

評論區里，有人留言：”鋤頭在汪星一定很開心，因為它知道，有人為它戰鬥過。”

這場戰鬥還沒有結束。但無論結果如何，鋤頭的故事已經被很多人記住。而這，或許就是郭先生說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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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深維AI觀

這幾天，無論刷抖音還是小紅書視頻號，總能刷到追覓的俞浩。

這位保送清華的高才生，填補了孫宇晨和賈躍亭走後的空白，把企業家的表演人格推到了新高度，已經有人把他的做法稱為：流量恐怖主義。

一家年銷售差不多150億的公司，一位製造業的新科技英雄，似乎沒必要用這樣的方式消耗自己的公信力，比如讓所有員工做短視頻，比如喊口號：2026年衝擊千億、2027年衝刺3000億、2028年破萬億。

再比如，他說喬布斯重新發明了手機，而他要重新發明地球。

這些一眼看起來有些癲狂的言論，讓很多人都無法理解。有人開玩笑說，請國家關注創業青年心理健康。還有人說：要成功，先發瘋。

最開始，我也以為他想帶貨，賣出更多的洗地機，或者為追覓招攬人才。但簡單梳理了一下公開信息后，我馬上意識到，或許我們都低估了他。

他真的是衝著萬億規模去的，但不一定是通過做大營業額的模式，而是以史無前例的方式做大估值。

俞浩的麾下有數千家企業嗷嗷待哺，等待第一筆天使輪資金的進入。

更關鍵的是，俞浩盯上的，不是風投機構，而是地方政府。那些急需為高新產業園找到業主的國資委，和那些背著招商指標的官員。

這種戲法並不新鮮。俞浩在互聯網上的瘋狂表演，是給他們看的。獸爺的好友包叔說，這就是典型的：崩老頭。

1

一家年銷售150億的公司，喊出萬億目標，如果不是數學不好，那就是在玩跨次元的估值遊戲。

2024年起，追覓的員工和財務投資人在追覓體外，成立了大量平台公司，平台公司下面又有無數子公司。

他們的目標只有一個，想盡一切辦法尋求融資，做大估值。這些公司，就是後來俞浩公開對外說的：200多個事業部（BU）。

這些事業部每個都對標獨立上市公司來做，集團給足試錯空間，缺錢可以找集團借。

但實際上，這數千家企業，大部分和俞浩和追覓沒有任何股權關係，而是放在員工或者財務投資人個人名下。

它們很多是像追覓這樣的製造業企業，機器人、智能家居、智能手錶，但大多數和追覓的主營業務毫無關聯，比如採礦，比如新能源汽車回收，甚至包括和科技、製造行業完全沒有關係的：金融、服裝、國際物流、唇膏、旅遊諮詢、辣條、奶茶、房產中介……

對，你沒有看錯，追覓的事業部很魔幻，有做辣條、奶茶和房產中介。中國幾乎所有行業，追覓的事業部都會涉獵。

這已經不是多元化了，而是一場史無前例的融資大躍進。

2

明眼人都能看出來，這些公司中的大多數，業務就是空中樓閣，根本沒有成功的可能，更不用說從精明的風投機構里拿到錢。

但俞浩的融資目標，從來就不是市場化的投資機構，而是：地方政府的產業基金。

事實上，他做到了。獸爺讓好朋友包叔驗證了其中一部分公司，就發現，他們真的拿到了大量地方政府的錢：做空調的空氣靈動，拿到了嘉興市秀洲區的錢；

做房車的星空夢屋，拿到了安徽全椒縣的錢；

做電動自行車的無界妙控，拿到了柳州市和麗水市的錢；

做機器人的奎洛科技，拿到了武漢臨空港和宜賓的錢；

做智能烹飪機器人的芯廚紀元，拿到了嘉興、柳州和臨空港的錢；

做AI智能沙發的舒適特，拿到了四川達州東部經濟開發區的錢；

做運動相機的光子躍遷，拿到了嘉興秀洲區、安徽全椒縣和山東棗莊的錢；

做運動手錶的埃爾夢創，拿到了嘉興秀洲區的錢；

……

要知道，這隻是部分公司，追覓系的企業多如牛毛，短時間內很難一一核查。

最厲害的是一家名為湃際咖啡的公司，它成立的初衷顯然是開連鎖咖啡店，但在改名為體米特科技后，很快就拿到了宜賓高新區的產業基金。

做機器人的魔法原子，在2024年拿到了大量融資，與追覓的錢一起進來的，有蘇州工業園區的錢，也有江蘇寶應縣的國資。

從那時開始，魔法原子密集地在無錫，杭州，台州，上海，蘇州，武漢，紹興，深圳，北京等城市設立分公司。

他們甚至把分公司開到了四川宜賓，註冊資本金甚至只有100萬人民幣。

3

這些企業的PPT在擺到地方政府的桌上前，大多都經過了精心的包裝。

比如，2026年過年，北京衛視與東方衛視春晚上出現了彩妝品牌「綻界」的廣告投放。

財大氣粗的「綻界」其實剛成立不久，但卻對外宣稱完成千萬級天使輪融資，投后估值達5億元。

在春晚上，「綻界」一直宣稱是：追覓官方指定科技彩妝合作夥伴。

雖然獸爺不明白什麼是科技彩妝，也不明白追覓一個造洗地機的企業，為什麼要有彩妝合作夥伴，但綻界的廣告投放，是實打實花出去了。

但實際上，只要去翻翻他們天貓、抖音店鋪就會發現，綻界的實際銷量都很慘淡，也只有兩款唇膏在賣。

或許是這個故事太離譜了，哪怕是最膽大的官員，都不敢把錢投進去，所以「綻界」宣稱的千萬級天使輪，似乎並不存在。

它依然是追覓股東的個人企業，這位股東名叫：柏美芳。

柏美芳的名下，「綻界」這樣的公司有：709家。

「綻界」代表了大多數的命運，它們沒有銷售額、沒有融資，甚至連產品都相當敷衍。

它們拿不到融資，就很快會被內部淘汰。反正他們和追覓，和俞浩沒有任何股權關係，沒人會記得他們的死亡。

即便如此，「綻界」還是要大量投放廣告，他們根本不是為了賣出去唇膏，而是為了把這個科技美妝的概念包裝好，送到某位開發區或者縣政府招商領導的面前。

因為一旦拿到外部融資，追覓自己的基金也會馬上加入；到那時，這家公司就可以名正言順地納入追覓大家庭，成為俞浩萬億產業的一分子。

4

當然，俞浩最拿手的戲份，還得是造車。

2025年1月，追覓開始了自己造車的第一步，註冊了主體公司星空計劃，註冊資本10億元。

星空計劃的實際控制人，就是俞浩，和追覓沒有關係。

一年後，星空計劃在浙江台州玉環市同時開了兩家公司，玉環辰數汽車科技和玉環星溯科技。

幾乎同時，玉環市就迫不及待地公布了一個好消息：和追覓簽訂了戰略合作協議。

台州是吉利的老家。當地有著強大的汽車零部件供應鏈，但玉環更多的是汽車零部件出口基地，缺乏自己的新勢力汽車。

玉環向追覓拿出了還沒焐熱的產業基金，台州官方媒體說：追覓此時落戶，無疑是利用屬地化的2000萬資本金作為槓桿。

這似乎是一筆交易，玉環投資俞浩的造車夢，而追覓答應把四個項目放在玉環：智能掃地機生產基地、汽車研發分院、超級增程器製造中心、線控轉向製造中心。

根據當地媒體的報道，追覓的智能清潔機器人產業項目總投資10億元，租賃南灣智谷廠房6.2萬平方米，年銷售額將超30億元。

看起來，這似乎是一個皆大歡喜的完美故事。

4月底，追覓科技在美國舉行全球發布會，正式推出高端新能源品牌，並帶來劃時代產品：火箭車，Nebula Next01。

俞浩表示，追覓火箭車，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把汽車零百加速做到1秒以內：馬斯克沒做的事情我們來做。

但很快，追覓的合伙人就出來打圓場，0.9秒破百是基於理論推力計算。當好事者趴在車展現場，拍到那台樣車底盤純平、連懸挂都沒有。

不知道俞浩是不是故意選的。十年前，賈躍亭的樂視就在同一個地方，辦了法拉第的新車發布會，喊出了那個劃時代的口號：生態化反。

當年老賈在危機爆發前，累計融資超過了700億。業務橫跨視頻、手機、汽車、體育等多個領域。

俞浩現在的盤子，似乎比老賈還要大。

5

有一點我很不理解，嘉興秀洲區、安徽全椒縣和武漢臨空港，反覆出現在俞浩事業部的投資名單中，無論俞浩做什麼業務，他們都堅定追隨。

做運動相機和智能手錶，他們投；做空調和房車，他們也投，上一個讓投資人如此瘋狂的，還是賈躍亭。

這些基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通過同一個渠道進入追覓體系：天空工場創投基金。

這家位於廈門的創投基金，正是追覓科技‌旗下的企業風險投資，操盤手是雷鳴。

2010年，俞浩和一幫校友做了個名叫colorwork的社交協作平台，團隊有一位負責融資的夥伴，名叫雷鳴。

清華畢業后，雷鳴去了中信產業基金做投資。待了四年後，又去了華興資本。

追覓的C輪和D輪融資，領投機構正是華興資本。

到了2023年2月，追創創投正式成立，操盤手正是雷鳴。

他們最先找到的金主，是廈門國資，撐起了中早期孵化基金。成立半年後，拿到了紹興百億產業基金，作為成長期戰略基金。

後來，三家紹興當地的國資平台，陸續認繳了13億。

此後，他們意識到中國最財大氣粗的天使投資人，早已經不是美元基金，而是：地方政府。

俞浩和雷鳴似乎找到了竅門，完全知道怎樣說服地方政府和國資基金。

俞浩最推崇的詞叫「右側資源獲取」，這和老賈當年的「生態化反」如出一轍。翻譯成人話，就是：如何高效地拿到社會和政府的錢。

只是，無數次歷史經驗證明，當一家製造業企業不再執著于電機的轉速，而是迷戀于流量的增速；當一個技術天才不再研究灰塵的軌跡，而是鑽研PPT的邏輯時，這盤棋，似乎就下到了最險的一步。

在由固體火箭助推的萬億夢境里，無法忽視的物理常識是：燃料燃盡之後，如果沒有穩定的氣流升力，任何宏大的飛行器都會墜向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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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獸爺

yibingdebing：日本很多的社會規則，都不是靠明文法規懲罰違法者來實現的。而是建立規則，然後靠社會環境，文化教育，提高「個人素質」，只靠道德約束就能維持社會秩序。這套東西在這個社會體系裡長大的人群眾中，效果非常好，以極低的維護成本發揮著極好的約束力。不用防盜也不丟東西。不掃大街，街上不放垃圾桶，也哪哪兒都乾淨。沒有滿街監控攝像頭，交通秩序也很好。不用天天查飯店，查工廠，食品安全也能得到保證。可是這種缺乏監管的系統，也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很容易一顆老鼠屎壞一鍋湯。

Kenntnis22：中國主要城市寫字樓空置率達到20%～30%，遠高於日本主要城市2%～3%的空置水平。《中國國家地理》稱截止到2023年，中國擁有的高度超過150米的大樓數量已達到3088座，位居全球第一。興建摩天大樓往往也是經濟衰退前兆，業內稱之為「勞倫斯魔咒」。

pichou365：中國人只知道雞你太美不知道基尼係數。

六神磊磊：弱者善於鎖定更弱者，這彷彿成為一種血脈能力，一種原裝系統。搞網暴的，特別知道哪些弱者可以網暴；搞性別對立的，特別知道什麼事、什麼人可以對立，反之則充耳不聞。有的網暴者本身自己就是弱者，一看手機型號都是賊便宜的，卻很會選擇弱者下手，不用任何專業風險提示，就本能知道什麼惹得，什麼惹不得。我懷疑，弱者識別弱者的能力，都是被欺負出來的，所以才這麼深入骨髓。

happy熱哥：哪壺不開提哪壺，自罰一杯

塞外流民：保時捷也是慘，被兩家白嫖不說還不能報官！因為人家是向你致敬！

于賡哲：反詐中隊輔警隨意查詢公民賬戶、轉賬記錄等八千多條，向私家偵探販賣信息牟利。反詐警察販賣公民信息，這是近期第二起公布的案件。

interjc：如果一個中國人成功炒上了美股，那基本就可以說是數個領域的專家了。這其中海外網路訪問、銀行開戶、身份驗證和資金注入每一個都是硬茬。

BingLiu34173809：考得好，四年之後送外賣，但騎手已經過剩，完全沒機會。考得不好，四個月後送外賣，雖然機會渺茫，但努力一下可能還有機會。乾脆不參加高考，四天後就能送外賣。

Conrad_xie：開啟就業運動時代。

哼哈二將周：空中樓閣

TaoRay：人們低估了清零政策對中國的影響。我把中國現在這個時代成稱為「后清零時代」，今天大部分經濟問題基本上都是清零後遺症的影響。人們對於政策的理性開始嚴重懷疑，於是整個市場的信心基本在疫情后一路走低，從未修復。最重要的是，以疫情為大的分水嶺，腐敗從規模化邁向了制度化。疫情開始了全國一盤棋的極致模式，行政主導一切日常活動，指哪打哪。做核酸的、做檢測屋的、做方艙鐵皮房的，也是各種權錢結合，但這是國家戰略之下的，沒有創新可言。這些腐敗也大發國難財，弄得天怒人怨，但無一人受到處分。從此步入了一個新時代。和國家戰略相結合的腐敗不再是腐敗，也不會被追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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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鏈接：【微博精粹】大國奇葩 招招濺血 腦洞難補，來源：阿波羅網江一編輯

六四香港維園燭光在《國安法》生效后被打成禁忌，但火種隨著離散港人傳遍世界。英國倫敦、愛丁堡等多地周四（4日）都分別有集會紀念37年前被解放軍屠殺的民主追求者，其中倫敦集會約有200人參與，多名六四見證者、被懸紅通緝港人以至英國本地工會代表先後發言。「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等口號響徹中國駐英大使館外，出席者亦高喊「釋放鄒幸彤」、「釋放李卓人」。

倫敦市中心及毗鄰的港人熱門落腳地薩頓（Sutton）今年都有六四集會，其中倫敦市中心的集會與過往一樣于中國駐英大使館對開舉行，除了在英港人，亦有「中國議會」、分別爭取上海及廣東獨立的在英華人參與。有人效法當年的示威者在額頭繫上寫有「Strike Protest（罷工抗議）」的白布，同時手持習近平「惡搞」肖像及要求釋放黎智英的大型海報。

大會義工在中使館對面的英國皇家建築師協會門外貼上部分六四死難者的照片，以及寫有「卅七風雨永志毋忘千千燭光長明未央」的直幡，並在地上以白色電子蠟燭砌出「8964」，旁邊擺有兩束白花悼念六四死難者。有人在馬路鐵欄面向大使館的方向，掛上「天滅中共」的橫額，並在附近掛上以簡體字寫上「不自由毋寧死」的自製橫幅。

｜蒙兆達：監獄無法囚禁良知

眾人先為六四死難者默哀1分鐘，之後大會嘉賓陸續上台發言，包括因參与八九民運而被中共通緝的六四見證者、本地工運代表以及維吾爾族代表等。正被港府懸紅通緝、與前支聯會主席李卓人並肩作戰多年的香港勞權監察總幹事蒙兆達在現場派發「釋放鄒幸彤」、「釋放李卓人」的海報后亦分別以英語及廣東話發言。

蒙兆達形容儘管「政權喺度審判六四悼念，企圖刪去記憶、改寫歷史」，但照遍全球的六四燭光證明對方不會得逞。他指監獄可以囚禁身體，但無法囚禁良知；權力可以散播恐懼，但不能刪去記憶，香港的天空可能正被黑夜濃罩，但仍然可見人心不死。

他指李卓人及鄒幸彤即使被未審先囚5年，但仍然拒絕屈服，他們在法庭上無畏無懼的辯護，提醒了人們無論政權看來如何強大，都不能可以折服其他人的信念，不能改變他們的原則。

他又形容世界上的民主運動在成功前，都必定曾經歷高低起伏，「我哋唔知道黑暗嘅隧道有幾長，我哋唔知道幾時先會見到曙光。但系喺嗰一日來臨之前，我哋嘅責任就要系守護我哋嘅記憶、堅持我哋嘅信念，同埋確保抗爭嘅火種唔會喺我哋手上熄滅」。

｜張晞晴：強如中共仍懼怕燭光

另一名同被港府懸紅通緝的香港自由委員會基金會成員張晞晴亦以英語發言，她指六四對港人來說從來不止是「歷史」，而是改變了港人如何看待中共及主權移交，亦是無數人的政治啟蒙，甚至成為身份認同的一部分。

她指香港曾經成為能夠每年高舉燭光公開悼念的地方，證明香港仍然有記憶、有公民社會、有自由和有靈魂，最終這座曾經擔憂會被中共如何對待的城市，正在經歷當初所擔憂的一切。這座曾經每年為天安門舉起燭光、紀念政治犯的城市，已經出現了自己的政治犯，報社被禁、抗爭者被囚、支聯會成員都被困在監獄。

張晞晴形容，中共是世上其中一個最強大的政權，但依然懼怕這點燭光。然而如果今日港人在香港無法再像以前一樣發聲，身在海外的港人的聲音就要變得更響亮，「終有一日下一代會問我哋1989年發生咗咩事，佢哋或者無見過維園點滿燭光嘅景象，亦無喺我哋以前嗰個香港長大。我哋一定要話到畀佢哋知：曾經有人喺天安門廣場為民主而戰，然後佢哋被中國共產黨屠殺。曾經有一個叫香港嘅城市，嗰度嘅人每年都會聚埋一齊去紀念天安門大屠殺…就算政權企圖抹殺一切之後，我哋依然要記得。」

｜參加者：點解香港人嚟到英國仲要驚？

隨著天色漸沉，參加者紛紛亮起手上的電子蠟燭或手機燈光，在《自由花》的樂聲中完結集會，其後和平散去。有在現場戒備的警員走近參加者，了解37年前那場屠殺，以及香港這些年的經歷。中使館幾名保安全程在使館範圍內遠觀，未有干涉。

參与集會的港人 Anthony今年是移英后第三年參加六四集會，他指自己當年屠城前曾經在北京跟參与民運的學生交談，親身了解到他們對國家的熱愛、對民主的追求，所以紀念六四對他來說尤其重要。

惟說到參与紀念集會的港人似乎越來越分散，甚至越來越少時就難掩失望甚至氣憤：「有啲人話呀，我要返香港呀、有危險呀。咁我凈系諗就系，2019年我哋晚晚都出嚟啦，點解你哋嚟到英國咁安全嘅地方你哋要驚？可能佢哋覺得六四已經對佢哋唔重要，個公義對佢哋唔重要，個真相對佢哋唔重要，所以佢哋喺度過生活啰。」

#六四#悼念六四#中國駐英大使館#移英港人#李卓人#鄒幸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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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追光者 Pulse HK

四十四名目擊天安門事件的日本人

2020年10月，日本出版了一本由「六四回顧錄編輯委員會」編輯的《證言：目擊天安門事件的日本人》（六四回顧錄編集委員會『天安門事件を目撃した日本人たち：「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に何が起きたか』ミネルヴァ書房，2020年），收集了目擊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四十四人證言。包括原日本駐華使館館員，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教官，日本貿易振興會北京所所長，留學生，翻譯，醫生，銀行，商社等日企職員，駐華媒體記者（一名美國人）。

全書分作四個部分：（1）那天，在廣場目睹的；（2）在槍聲與混亂中；（3）凝視事件的思考；（4）直面危機。

當時在京日本人約有四千至五千名。也有不少目擊者一開始對「六四」解放軍開槍屠殺學生和市民憤慨，但在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之後，利用自己流暢的中文與在華人脈優勢，往返于中日之間做生意，從此緘口不言。本書記載的與日本記者同在北京飯店四樓的美國記者索爾滋伯里，鎮壓后對中共持嚴厲的批評態度，但在「南巡講話」之後，又開始為中共唱頌歌。

五月的天安門廣場。

四十四人在「六四」過了三十年之後才敢於打破沉默，站出來證言，是因為他們大都從第一線崗位退職，實現了身份過渡，財務自由與生活重心的轉移。有人在證言之後不久逝世，可謂「人之將死，其言也真」。

當時日企和日媒大都集中在坐落於東長安街與王府井大街的交匯處，離天安門廣場直線距離只有一公里，徒步十五鍾以內的「北京飯店」。他們從飯店的高層客房和陽台目擊了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的「六四」清場。

商社「丸紅」駐華總代表中藤隆之證言，現場感覺6月3日晚至6月4日拂曉的死難者約一千人。前《洛杉磯時報社》的國際駐外記者大衛·霍利目擊軍隊動用催淚彈和實彈強力推進清場現場，推算遇難者也是1000-1500名。（「天安門母親」群體突破重重困難，確認的有詳細身份的死難者202名，2017年英國國家檔案館解密的一批1989年外交檔案，估計至少有一萬名平民死亡，而中共頒布的數字為319人）

東京都立駒込醫院的醫生森武生的醫院與北京腫瘤醫院和上海醫大合作籌備醫學會議，與同事於6月3日到達北京。這天，全副武裝的戒嚴部隊奉命向北京市中心挺進。緊急情況下，他泊的旅館由王府井改到中日友好醫院的宿宿舍。在宿舍周圍吃早晚餐時，看到颯爽英姿背著旗幟的學生，想起六十年代末日本的安保鬥爭的情景。接待方告訴他們兩天後的演講和手術照常進行，於是兩名日本醫生還悠悠自在地喝了點紹興酒早早就寢。

當晚到次日凌晨，森醫生經歷了充滿恐懼與絕望的「血腥之夜」。北京上空除了激烈的槍聲，坦克聲和群眾的呼喊之外，最密集的就是救護車凄厲的聲音。6月4日凌晨醫院的救護車一輛輛急促鳴笛疾馳進出，血染的紅十字在風中飄揚。被送進來緊急搶救的幾位腹部中彈的受傷者全身是血，瞳孔放大，一種生命驟逝的空洞與冰冷。也有人趴著窗戶焦急地尋訪親人。

森醫生作為外科醫生立即想參与人道搶救，但因為是外國人被拒絕參与「中國內政問題」。此時森醫生已經得知6月3日晚上解放軍開槍鎮壓，據傳已經有二，三十槍傷患者被確認死亡。

森醫生既然幫不上忙，就趕緊撤回宿舍以便不礙事。

北京腫瘤醫院接人的車來了，避開有坦克和軍隊的主要道路，一路上，森醫生看到巷子里的雞們昂首闊步，市民生活繼續日常。森醫生漠然地注視著眼前的和平景象，想起昨天平民傷亡的血淋淋的病床，彷彿兩重天世界。

車到目的地，接待的中方教授滿面笑容：「昨天的事件，造成今天的聽講者有所減少，但大家都非常期待您的講座，不管怎麼樣，我們有自行車為武器」。

森醫生整個人愣在原地，呆若木雞。

但森醫生想，可能像安保鬥爭，狂熱捲入的也只是少部分學生和市民，大多數人在韌性地等待頭頂的暴風雨過去。這大概是歷史悠久的中國老百姓的堅忍的生存方式。

《讀賣新聞》的記者保存了戒嚴部隊在北京使用真槍實彈進行武力清場的最直接物證-彈頭和蛋殼，成為海內外民間學者，難屬和歷史見證人拼湊歷史真相，反駁官方「未開槍，未死人」說法的核心關鍵。

原駐華使館館員證言，日本政府對四月胡耀邦逝世引發的北京及中國各地學生和民眾的悼念活動以及迅速演變成的要求政治改革的民主運動並不看好，認為農業大國的農民漠然無關的話，知識階層的呼籲不會帶來根本性改變。因此在運動初期盲目樂觀，甚至有人認為是「樂趣不多的中國老百姓出來乘涼」。

紀念胡耀邦的學生隊伍。

但6月7日上午，戒嚴部隊（據史料記載為第39集團軍步兵115師某團第七連）行至建國門立交橋附近時，突然用機槍和自動步槍對兩側的外交公寓進行了密集的掃射。日本駐華大使館人員住宅遭到槍擊，日本大使中島敏次郎向 中共外交部提出強烈抗議，但李鵬強調，這是內政，不容干涉，中國絕不示弱。「六四」使得中島「從民主主義的立場來看，對本國人民動用武力清場，實在太遺憾，中國人真可憐。從而對共產體制發生根本性懷疑」。

槍擊事件造成外交界和在京日僑極大的恐慌。同一天，日本政府發出避難規勸，當天就有近兩千名日本僑民集體撤離北京

但是日本大使館只把握千人左右的記錄，「六四」發生的初期表現出日本政府在撤離與營救「邦人」時的短板。這一事件成為日本戰後危機管理體制的重大轉折點，直接促進日本政府在後期改善並強化了海外邦人的保護與營救體制。

六月三日晚進入廣場的解放軍士兵。

在撤僑最混亂的階段，ANA（全日空航空公司）北京事務所，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和法律風向，從市內搬來打字機列印飛機票，以「超法規措施」幫助乘客安全迅速撤離混亂中的北京，無現金者，只需一張名片或在紙上記下護照號碼和回國后的支付方式即可。且對邦人以及外國人一視同仁，其美談后被人稱頌。

水上勉的「六四」素描：生如螻蟻的血肉之軀

作家水上勉第一次訪華是1975年。

中國尚在文革期間。那是比他年長12歲的文壇前輩井上靖的邀請。自1957年發表《樓蘭》以來，以磅礴的浪漫想象與深厚的「西域情結」聞名。從1957年到最後一次訪華的1988年，訪華達27次，有時一年四次，是訪華次數最多的日本作家之一。

井上雖然在「西域小說」中將宏大的歷史背景與蒼涼的命運完美第融合，生前曾多次實地考察新疆與絲綢之路，但他只是對遠古時代的戈壁沙漠，海市蜃樓，未知冒險有興趣，據他的兒子說，父親對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中國民眾的實際生活並不關注。因此，這二十多年中國經歷的一系列密集的政治運動，比如「大躍進」餓死人，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中國文化【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人遭受的迫害，普通百姓的市井生活，漢維民族矛盾，毫不關注，也未留下隻言片語。相反，甚至認為「毛澤東的臉上，展現了亞細亞的全部」，毛澤東逝世后，後悔自己那麼多次訪華卻從沒見過這位偉人。

日本作家、劇作家水上勉。

跟隨井上訪華的水上，也同樣享受了中共官方的高規格待遇。團長井上乘坐紅旗牌轎車一領先鋒，水上等人隨從在後，一路都有歡迎的鮮花和掌聲。

80年代以後水上又多次訪華。水上幼年被迫入禪門出家，雖然最終還俗，但禪宗的哲學和文化，都成為他一生文學創作的靈感源泉與精神骨架。他寫過《南宋望向悲譚》，《蟋蟀》等小說，他的不少作品多被翻譯成中文。

1989年4月水上訪問浙江。出發前，他從日媒已經得知北京經歷了中共建政以來規模最大的自發性民主抗議運動。此時，浙江省作為華東地區重要的政治與文化大省，爆發了僅次於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的抗議運動，以杭州為核心，運動迅速波及溫州，寧波等多個地市。但水上只是一邊訪問道元禪師修行的天童山等求法聖地，一邊閱讀隨身攜帶的《正法眼藏隨聞記》，對浙江學運無記錄。

接著又馬不停蹄地訪問了印度。

1989年5月20日，李鵬發布北京市部分地區實施戒嚴之後，日本政府對在華日本人發出了安全警告。日企和家屬以及留學生開始收拾行李，處於緊張中的觀望狀態，機場擠滿離境的外國人。

此時，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會長井上靖派遣的日本文化界代表團卻逆向而行，於6月1日訪問北京。團長是水上勉，副團長是該協會理事白土吾夫，團員有文藝評論家尾崎秀樹，演員河原崎一郎等一行七人。出發前有人對此行異議，但「患難中見真情」是該協會一貫的方針。

水上認為自己身體吃得消，也對緊鑼密鼓的訪華充滿信心。該團原定於6月15日回東京。一行泊北京飯店。

水上的房間在七樓的東轉角，朝向既能看到宏大政治感的東長安街，又能看到有人煙氣的繁華地段。

6月2日至6月3日，是「六四事件」歷史進程中局勢發生決定性轉折的48小時。這兩天里，天安門廣場及周邊的局勢由對峙迅速走向了公開的軍事鎮壓。劉曉波等「廣場四君子」（劉曉波本人並不喜歡這個稱呼）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正式絕食抗議。《證言》證實進城的便衣潛伏部隊與裝甲車在前往廣場的途中被市民和學生髮現並阻攔。6月3日衝突升級，軍隊開始發射催淚彈。6月3日晚間，官方發布緊急通知，要求市民不要上街，戒嚴部隊向天安門廣場強行推進。

廣場上的劉曉波。

日本代表團這兩天的行程和以往訪華時一樣，與舊交新知的作家，戲劇家等文化界見面歡談。只是出門時，他們的專用車得繞道而慢行。6月3日這天晚上，還去「老舍茶館」 欣賞傳統評書等曲藝。井上想起與老舍的交往。1966年老舍不堪紅衛兵的凌辱和迫害投湖自盡，1967年水上便發表了《蟋蟀葫蘆》表達對老舍的深切懷念。

晚上八點多，代表團終於各自回房。

窗外傳來槍聲和呼喊聲，不安與驚恐中，團員紛紛來團長房間觀察局勢。但接待的中方無任何消息。

水上後來在《骨壺之話》（『骨壺の話』集英社，1994年）與《心筋梗塞的前後》（『心筋梗塞の前後』文藝春秋，1997年）中，根據手記與回憶證言清場的佛曉，從飯店七樓的房間稍稍掀開窗帘，以及在陽台親眼目睹了「不屬於人世的地獄景象。」

坦克正在挺進，大量的市民和學生湧上街頭，試圖阻攔軍隊的推進，年輕人與對峙的軍隊呼喊。戒嚴部隊向空鳴槍示警，發射催淚彈和高音爆震彈試圖驅散人群。公交車被當作路障縱火焚燒，試圖通過火光與車體構築防線，延緩坦克和軍車的推進。集體逮捕。深夜裡機關槍的射擊聲。一波波翻湧的濃煙。搬運受傷者的景象。坦克仍在挺進。像蜘蛛的幼蟲般四散又圍攏聚集的年輕男女。槍聲不斷。中彈者與受傷者。滿身鮮血的女子抱著滿身鮮血的男子。

這一年，水上剛滿七十歲。作為訪華團長的責任以及連日疲憊，目睹武力清場造成平民死亡的震驚，此時他感到自己「即使突然猝死也毫不奇怪」。

水上繼續記載：「五日清晨，天氣晴朗。我看見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慢吞吞地走上有坦克警戒的長安街。他把上衣掛在行人道的樹枝上，赤裸著上身，悠然地開始打太極拳。

美麗的朝陽自東方天空照耀著長安街。當然，由於已經頒布了戒嚴令，街道上既沒有騎自行車的人，也沒有行人。

在一片幽靜的晨霧中，一位老人緩慢地活動著身體。而就在不久前這裏剛發生過血淋淋的大騷亂，公交車的殘骸里還冒著黑煙。然而，那位老人，以及照映在周圍樹木上的晨光陰影，卻顯得異常安詳和寧靜。樹木上晨光的陰影，此刻顯得異常的安詳與寧靜。

我不禁倒抽一口氣，感到幾乎窒息般的震撼。

不知為什麼，在長期睡眠不足的狀態下，我竟會一大早便淚流不止呢？彷彿身體里所有的水分全都湧向雙眼，淚水沾濕了我的臉頰，最後全部流進嘴角。

我並非因為覺得人與人彼此相爭，不如安安靜靜地打太極拳來得美麗。只是無論如何，能看到人還活著，平靜地過著應有的日常生活，這，令我感到欣慰。而照在那位老人背上朝陽的一道紅光，更令我覺得近乎神聖。

畢竟，那是死了許多人的前一夜。這座城市裡，活著的人大概也仍像死去一般沉沉睡著；然而，那位老人卻走到街上，靜靜地開始打太極拳。儘管我無從窺知他當時的心境，但望著他那沉默的背影，我心中竟湧起一中『終於見到了應見之人』的喜悅。

而我正是因此而哭泣的。

六月四日後進駐北京城區的解放軍士兵。

如今再回想起來，我甚至覺得，那彷彿是自己瀕死體驗中的一幕幻視。」

水上的「應見到之人」，大約是他心目中深愛的中國，應當見到的民眾生活的日常，悠久歷史中禪哲式真實得道，身心放下的得道之人。

代表團在震驚與恐懼中被足足困在飯店三天。

「六日清晨，我還在為那樣的景象流淚時，早餐前，中國對外協會的人忽然來了，通知我們必須轉移。沿途戒備之森嚴，自不待言。到處都停著坦克，頂部艙蓋探出士兵的鋼頭盔，並架設著似乎隨時都能開火的高射機關槍」。

6月6日，一行的飛機起飛，降落東京時間上已經是6月7日未明時分。但不是成田機場，而是羽田機場。

一下飛機，就被記者群包圍。

水上回到世田谷的家中，向家人講述了在北京的經歷時，「絲毫沒還有感覺到死神逼近的氣息」

他吃了一小碟泡黃瓜，喝了點啤酒就寢。但天安門的槍聲和混亂，市民用平板三輪車，戶板或擔架，源源不斷地運送血淋淋的傷者和死者，刻印在他的腦內。極度的悲傷和身心俱勞，徹底擊垮了他，導致當晚心筋梗塞突發，險些喪命，經過急救，仍然心肌有三分之二壞死。

上述的兩部紀實自傳作品是住院和康復期中，用極為克制且痛苦的筆，將這段北京清場的核心現場歷史見證記錄下來。

水上同時是一位畫家。他不管去哪裡，都隨身帶著幾樣東西：雙筒望遠鏡，素描寫生本和畫筆。這使得他能夠從窗帘的一角和陽台觀察外部局勢，並迅速記錄和素描。

他生前留下了十五幅「六四」歷史現場記錄畫。

逃過死亡劫難后的第十天，經過醫生的同意，水上就在病床上一筆一畫用心描繪。現存的作品，是在北京畫的素描的基礎上，用竹紙重新創作。竹紙在日本傳統上屬於和紙的一種，呈自然的淡黃色-水上曾致力於復興竹紙製作。

這些記錄畫，由他的長女蕗子保存2019年，曾向媒體公開過。

筆者曾詢問水上在家鄉福井縣大飯町設立的綜合文學館「若州一滴文庫」的工作人員，據答蕗子打算全部寄贈這批畫作，但整理和公開需要一年左右的時間。

《證言》作者之一的媒體人加藤千洋見到了這些見證畫：大約B3（36 公分 × 51 公分）尺寸，上了色彩，余白為文字記載。素描有塔克，裝甲車，燃燒的公交車，民眾用三輪平板車搶運渾身是血的受傷者。此外素描畫還有無數小黑點的聚組的人群。「就像螻蟻一般」。

水上在兩本自傳里也記載了天安門清場和槍響時人群陷入極度驚恐，四散逃命的場景：「 凌晨四點多，接連傳來接連傳來小規模的槍聲。長安街一片騷動。在交叉路口被用作路障的三輛似乎二手車的公交車，正在燃燒的一輛四個輪胎突然爆炸，聲音如同四顆炸彈同時爆炸。人群中傳來掌聲，景象非常奇特。不久，從廣場方向傳來裝甲車的履帶碾壓路面的轟鳴聲。市民，學生彷彿被一腳踢散般，躲入小路或建築物，樹木叢的陰影遮掩中。從飯店七樓用雙筒望遠鏡俯瞰，穿著襯衫的青年，女性等人手牽手地奔散逃命時，如同螻蟻」。

水上一生熱愛自然，曾出版過以蟲類為主題的隨筆散文集《蟲之宴》（『蟲の宴』集英社，1982年）及《蟲之生命里》（『蟲のいのちにも』大和出版，1984年）。這些作品，表現了他對螻蟻等微小生命的深切悲憫與人生哲學的思考。

在龐大的政治鋼鐵巨獸面前，在宏大的歷史敘事中，正是這些微不足道的，生如螻蟻的普通個體，展現出的蚍蜉撼樹的勇敢，用血肉之軀在歷史的墓碑上銘刻不可磨滅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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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旺陽原是湖南邵陽工人，也是中國獨立工運先驅。因聲援1989年民主運動而被囚禁逾20年，期間遭受酷刑折磨，導致失明失聰。

2012年出獄後接受訪問，他仍堅定表示：「我就算砍頭，我也不回頭。」

數天後，他被發現「弔死」于醫院病房，引發國際震撼。李旺陽之死成為中共如何對待堅持真相者的鐵證。

〈窗邊的站立〉——致李旺陽

你用最後的站立

定格了一條好漢的姿勢

雙眼雖盲，卻看穿了黑夜的底細

雙耳雖聾，卻聽見了自由的腳步

他們以為用一條布帶

就能勒住一個民族的喉嚨

卻不知你那不屈的脊樑

早已站成了一座

他們永遠無法推倒的墓碑

政權希望歷史被遺忘，真相被掩埋；但每一個為自由而付出代價的人，都在提醒世人：極權或許能奪去生命，卻無法消滅信念。

每一縷為自由而戰的英魂，終將化作極權揮之不去的夢魘；他們的名字與故事，將不斷向世人揭示暴政的殘酷與真相。

十四年後，

我們仍然記得。

李旺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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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香港勞權監察

彎道超車有什麼威水？最要緊是衝線時不要落後。相反的，台灣以靜水流深的耐性，致力於基礎建設，終於厚積薄發，傲視全球。更重要的是，台灣的高經濟成長率與高科技成就，是在台灣健全的民主體制之下取得的，政治體制內含經濟無限發展的潛在利好因素。台灣基礎雄厚，來日方長，至於中共，誇口彎道超車的結果，是經濟在崩潰邊緣。

台灣資深媒體人劉寶傑訪問台灣貿易協會董事長黃志芳，談最近舉行的台北電腦展，訪談中透露幾個數字：這次台北電腦展有來自33個國家、1500家海內外科技廠商參展，展場有6000多個攤位，來自160多個國家的買家和參觀者高達四萬人。

全世界最重要的高科技公司的負責人也都來了，黃仁勛、蘇姿豐等風雲人物，甚至提前十天到台灣來助陣。更難得的是，不但高科技公司來了，摩根史丹利等著名創投巨頭也來了，就是說，全世界高科技公司在台灣集結，全世界最大的投資家也聞風而至。

台灣處於史上最有利的經濟發展高峰期，今後至少十年之內，台灣的科技實力將對世界產生深遠影響，台灣的鋒芒不是中共的武力威脅蓋得過去的了，台灣屬於世界，世界已經不能沒有台灣。

除了台積電作為護國神山，台灣還完成了整個產業集群的協同發展，一大批不同專業的高科技公司，由小到大，由寂寂無聞到享譽國際，共同撐起了台灣高科技產業的壯麗江山。今日如此驚世的成就，不是一步登天，是披荊斬棘，一步一個腳印走出來的。

今日台灣的高科技成就來之不易，她不是靠盜竊外國科技成果，踩著別人的肩膀往上爬，由政府主導大規模投入，企圖在短時間內彎道超車的舉國體制，不是那種以發白日夢為基礎，在強烈的政治野心引導下一夜暴富式的夢想。台灣是靜水流深，厚積薄發，是艱苦摸索、穩紮穩打持續攀登得來的成果。

除了台積電的晶元製造，台灣在先進封裝與測試上全球巿佔率50%以上（世界第一），AI伺服器設計與代工全球巿佔率90%以上（世界第一），精密散熱技術（居世界領先地位），IC設計（全球巿佔率第二，僅次於美國），電腦基礎核心零組件（全球巿佔率第一）。

如此架勢，等於台灣已經超過美國、日本和韓國，成為全世界電腦科技的前沿陣地，沒有一個國家發展高科技可以離開台灣。與台灣合作，可以提高任何國家的高科技實力，不與台灣合作，任何國家都可能在高科技競賽中敗下陣來。

台灣有今日的成就來之不易，它是台灣歷屆政府高瞻遠矚，而民間的廠商和高科技人才數十年默默耕耘的結果。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台灣被迫退出聯合國，面臨嚴峻的經濟與外交挑戰時，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就起用孫運璿、李國鼎等學術專業人才，推動國家轉型，奠定台灣科技產業的基礎。

1973年成立科技研發的火車頭工研院，1974年啟動十大建設、引進IC產業，1979年通過《科學技術發展方案》、成立資策會，1980年創立新竹科學園區、打造科技聚落。

這段時間中國大陸在做什麼？正在搞「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社會生產幾乎停頓，科技人才都成了階下囚。等到打倒四人幫，中共一窮二白，與世界脫節幾十年，根本顧不上高科技，只來得及恢復生產，拉攏外資，維持民生，讓巿場經濟有一席之地。

毛澤東與蔣經國最大不同，是老毛認為政治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手段，而蔣經國則認為經濟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毛澤東性喜胡作非為，蔣經國卻高瞻遠矚。當台灣被國際排擠，軍事外交都受困時，唯有發展經濟能照顧民生，唯有人民溫飽才有政治穩定，唯有政治穩定才不怕外交孤立，而最終，經濟發展又必然帶動科技的高速成長。

蔣經國延攬學術人才，任用工程師出身的孫運璿為經濟部長（後任行政院長），又任用物理學家李國鼎為經濟部長和財政部長，由他們兩位擔起推動高科技產業的領導角色。孫運璿利用工研院孵化出半導體產業，李國鼎創立新竹科學園區，強勢扶持台積電誕生。台積電創立者張忠謀曾說，「沒有李國鼎就沒有台積電」。

近年來，台灣借高科技強勢，發展與美日等國家的半官方外交，在被中共操弄的國際孤立形勢下，爭取到自己的立足之地，這是相當艱難與光榮的歷程，值得台灣政府與人民引以為傲，也值得傲視那個對岸的野蠻政府。

台灣是政府引路、民間投入，尋找高科技發展途徑，大陸是中共強勢管控，政府主導投入；台灣是按步就班，不求聞達于諸侯，中共是頭腦發熱，一轟而起一轟而散；台灣是將經濟與科技發展的成果與人民分享，中共是國家賺了錢讓紅色權貴獨得。

台灣經濟成長率，去年達到8.63%，GDP總值約為9770億美元，人均GDP大幅提升至39477美元，今年首季GDP更高達14.55%。這樣的經濟成長速度，讓中共經過偽飾的5%，根本「看不到車尾燈」了。專家分析，台灣經濟榮景來自三大核心因素，一是AI熱潮席捲，二是對美出口強勁，三是內需消費支撐，偏偏這三個因素，恰是中共經濟的死穴。

最近台灣政府宣布，政府將給每個零歲到十八歲的人每月發五千台幣補助費，這又與中共窮凶極惡搜刮民脂民膏的嘴臉恰成反比。這個新政策既讓人民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也起鼓勵生育的作用，這才是國家發展高科技最終落地的目的——人民是生產力，人民是享用者。

彎道超車有什麼威水？最要緊是衝線時不要落後。相反的，台灣以靜水流深的耐性，致力於基礎建設，終於厚積薄發，傲視全球。更重要的是，台灣的高經濟成長率與高科技成就，是在台灣健全的民主體制之下取得的，政治體制內含經濟無限發展的潛在利好因素。台灣基礎雄厚，來日方長，至於中共，誇口彎道超車的結果，是經濟在崩潰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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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作者臉書

很多年以後，人們也許會記住一個簡單的事實：高行健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文作家。但如果僅僅停留在這個事實，就太淺薄了。

諾貝爾獎只是一個結果，而不是答案。它無法解釋，為什麼高行健的文字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顯得如此異質、如此孤獨、如此頑固地與時代主流保持距離。

理解高行健，必須先理解他一生都在逃。

他逃的不是某一個國家，也不是某一種制度，而是任何試圖吞沒個人的力量。無論是意識形態、集體敘事、民族神話，還是時代強加給個體的任何定義。

這不是簡單的避禍，而是一種存在主義的本能：當世界要求你必須成為”我們”的一部分時，他選擇固執地守護那個脆弱、易碎、卻不可替代的”我”。

一、燒毀手稿的那一刻

高行健出生於1940年。他的生命幾乎橫跨了中國現代史上最劇烈的動蕩期：戰爭、革命、文革、改革開放、全球化。他這一代人，大多把創傷轉化成了宏大的歷史敘事或民族寓言。但高行健不同。

文革期間，他親手燒毀了自己積累多年的手稿。那一刻，他不是在銷毀文學，而是在親手抹去一個曾經存在的”我”。他比許多人更早地看到了：在極端的集體狂熱中，個人不僅可能被消滅，甚至可能被要求主動自我抹除。

從那以後，他對一切宏大之物都產生了近乎生理性的警惕：國家、民族、革命、歷史、集體、真理。這些詞在別人那裡可能是旗幟，在他那裡卻是危險的漩渦。因為他親眼見過，當這些詞被推向極致時，個人如何被徹底取消、被工具化、被轉化為燃料。

因此，高行健的全部文學，都圍繞著一個最核心、最頑固的問題展開：如果一切宏大敘事都不可信，那麼”我”還剩下什麼？

二、《靈山》：讓讀者也經歷碎裂

《靈山》是對這個問題的極致回答。最重要的不是它寫了什麼，而是它對讀者做了什麼。

小說的敘事主體在”我””你””他”之間持續漂移，而且沒有任何提示或過渡。

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會反覆經歷一種輕微的眩暈：剛剛認定的敘事者忽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個人稱，而那個人稱指向的可能還是同一個人，也可能不是。

這種不確定性不是障礙，而是設計本身。

高行健用人稱的漂移，複製了一個在歷史創傷后試圖重建自我的人的內在狀態。

“我”是主動的、意志的、宣稱存在的；

“你”是自我審視的、對話的、把自己當作陌生人打量的；

“他”是疏離的、旁觀的、把自我變成可觀察客體的。

三個人稱，同一個意識在不同存活模式之間的切換。一個經歷過文革的人，一個曾經被要求否定自我、改造自我、甚至舉報自我的人，很難再維持一個統一穩固的”我”。

《靈山》的敘事結構，就是這種碎裂的形式證明。

讀者讀完這本書，往往說不清楚”發生了什麼”。

這正是它的成功之處。

它讓你經歷了一次意識的漂流。你也暫時失去了那個穩固的閱讀主體。

這是文學能做到的最深介入之一：不是告訴你人的自我可以碎裂，而是讓你在閱讀過程中短暫地體驗了那種碎裂。

《靈山》不是一次地理旅行，而是一場殘酷的意識考古。他尋找的從來不是某一座山，而是那個在廢墟中仍試圖作為”我”而存在的人。

三、貝克特、卡夫卡與道家禪宗——融合在哪裡

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譜系中，高行健顯得格外孤獨。他不像魯迅那樣以解剖國民性為使命，也不像莫言那樣以土地和感官的狂歡書寫鄉村中國，更不像余華那樣以荒誕和黑色幽默呈現底層的命運。

他關心的始終是存在本身：人在失去一切外部坐標之後，是否還能保有自我？

人們說他融合了西方現代主義與東方傳統，但這隻是一個分類標籤。

真正值得追問的是：這種融合在文本里長什麼樣？

貝克特的影響在他的戲劇里最直接可見。

《車站》里，一群人在公共汽車站等一輛永遠不來的車，等待的荒誕和《等待戈多》的結構幾乎同構。但高行健加入的是中國式的沉默和隱忍。

貝克特的人物在等待中喋喋不休，用語言對抗虛無；

高行健的人物在等待中沉默、錯過、繼續等。

那種沉默不是貝克特式的，而是更接近中國傳統里”不言”的分量，道可道，非常道。

語言越少，虛無越重。

來源：萬維博客

作者： 汪翔

卡夫卡的影響則更多體現在官僚系統與個體之間那種無解的壓迫感。但高行健處理這種壓迫的方式，比卡夫卡多了一層出路——不是反抗，也不是屈服，而是側身離開。

這種”側身”恰恰是道家姿態：不與龐然大物正面對抗，而是找到條它夠不著的縫隙溜走。

《靈山》里的旅行，本質上就是這種持續的側身。不去征服山，而是在山裡消失。

禪宗的痕迹在他的語言節奏里。

他的句子常常在接近某個意義的時候忽然停住，留下一個空白。這不是西方現代主義的斷裂，而是禪宗公案式的懸置。意義不在句子里，在句子結束之後的沉默里。

這三者在高行健那裡不是拼貼，而是生長在同一個人身上的不同部分：他用貝克特的眼睛看荒誕，用卡夫卡的神經感受壓迫，用道家和禪宗的身體選擇如何與這個世界保持距離。這種組合不是中西合璧，而是一個人同時拒絕被”東方”或”西方”任何單一框架吞沒的證明。

四、戲劇：被低估的那一半

高行健的戲劇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意義，至今仍被嚴重低估。

部分原因是他後來以小說獲得諾獎，人們習慣從小說家的角度理解他。但他最激進的文學實驗，其實發生在舞台上。

1980年代初，他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發表《絕對信號》和《車站》，直接引爆了中國話劇界的震蕩。

《絕對信號》第一次把意識流和多時空並置帶進中國舞台，打破了寫實主義戲劇長達幾十年的壟斷。

《車站》上演不久即遭禁演，理由是”宣揚悲觀主義”。指控本身就說明它觸動了什麼。

《彼岸》更激進。它幾乎沒有固定情節，只有一系列關於語言、權力、身份和存在的場景碎片。舞台上的人物不斷追問：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要到哪裡去。

不是哲學課本里的抽象追問，而是在具體的政治壓迫和集體記憶的廢墟上發出的聲音。

這部戲在中國大陸從未被允許公演。

高行健的戲劇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完成了他小說里無法完成的事：它讓觀眾在現場、實時地經歷那種自我的拆解與懸置。

小說里你可以放下書，戲劇不給你這個選項。

他用荒誕派的形式問中國式的問題，用西方現代戲劇的結構承載東方式的沉默與空無。這種組合在他之前的中國戲劇里不存在，在他之後也幾乎沒有繼承者。

這或許是他在中國最深的孤獨：他打開了一扇門，但幾乎沒有人從那扇門走進去。

來源：萬維博客

作者： 汪翔

五、他最深刻的貢獻

高行健最深刻的貢獻，在於他重新捍衛了”個人”在中國文學中的尊嚴。

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長期被宏大主題主導：民族、國家、革命、社會、階級、歷史。在這些主題面前，個人常常是模糊的、可犧牲的、可被工具化的存在。

高行健卻固執地堅持：作家首先是一個人，文學首先屬於個人。寫作不是為了證明某種主義正確，也不是為了服務某個歷史使命，而是為了保住那個不願被世界吞沒的自我。

這個立場在他所處的歷史語境里，不是一種文學選擇，而是一種生存宣言。

六、勝利者的孤獨

高行健得到了他想要的東西。他逃離了，活下來了，寫作了，最終獲得了世界文學最高的承認。從個人命運的角度，這是一個關於堅持與自由的故事，結局完整。

但有一個代價，人們很少正視。

他與中文讀者世界之間的聯結，幾乎已經永久斷裂。這不只是政治原因造成的。更深的斷裂發生在語言和意識的層面。他離開得太徹底，在法語世界生活得太久，他的寫作越來越成為一種只能在特定閱讀傳統里被充分理解的東西。他在法國是高行健，在諾獎頒獎台上是高行健，但在普通中文讀者的書架上，他是一個陌生人。

悖論在於：他用中文寫作，捍衛的是中文世界里個體的尊嚴，但真正讀懂他、承認他的，主要是那些已經習慣了西方現代主義傳統的讀者。他最重要的精神對話者是貝克特、卡夫卡、尤奈斯庫，而不是魯迅或沈從文。他贏得了一場對話，但那場對話的另一端，不是他的出發地。

更難說清楚的是：這種失根，究竟是代價，還是必然？

一個在文革中燒毀手稿的人，一個目睹集體如何將個人徹底吞沒的人，他的逃離不是選擇，而是生存本能。那片土地在特定年代里對他意味著的不是滋養，而是消滅。他選擇自由，是因為留下來的代價是放棄自我。兩相比較，失根是更輕的傷。但輕，不等於不疼。

從奧維德到但丁，從茨維塔耶娃到米沃什，從布羅茨基到索爾仁尼琴，流亡者面對的始終是同一個問題：當一個人終於保住了靈魂，他還能保住故鄉嗎？

大多數時候，答案是否定的。

因為故鄉不只是土地，也是語言里不需要解釋的默契，是一個人知道自己屬於哪裡的感覺。流亡最深的傷口，從來不是離開，而是有一天發現，自己已經無法真正回去了。

Ishiguro也是移民，但他紮根英語文學傳統，有前有后，有來處也有去處。

高行健沒有這個。

他不屬於中國文學的主流敘事，法國也不是他的故鄉，他在世界文學版圖裡是一個重要但孤立的點，前後都沒有脈絡可以連接。

他是真正意義上的無根之人！

不是作為一種文學姿態，而是作為一個生命事實。

他晚年的平靜里，有一種難以言說的孤獨。

那不是失敗者的孤獨，恰恰相反，那是勝利者的孤獨。

因為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於是也必須承擔這一切的代價。那個被他拚命保護下來的”我”，最終站在了一片遼闊而無人回應的曠野里。

那裡沒有祖國，沒有陣營，沒有同類，甚至沒有敵人。

只有一個人，與他拚命守護下來的那個自己。

高行健的一生，也許證明了一件事。人可以逃離國家，逃離歷史，逃離集體，甚至逃離一種語言所附著的全部記憶。但沒有人能夠同時擁有絕對的自由與絕對的歸屬。

他選擇了前者，併為此付出了後者。

他保住了那個不願被世界吞沒的「我」，卻再也回不到任何一個完整的「我們」。

這不是失敗，是代價，也是他全部文學真正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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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萬維博客

經過牢獄之災的考驗，目前為自由撰稿人、靠賣文維生的高瑜，更加珍視手中筆。難得的是，雖然長期身處逆境，她總是以樂觀堅強的態度面對。

「六四之後，我一直處於『你有槍，我有筆』的境地，這也是歷史對我的選擇。」

二度獲國際婦女傳媒基金會頒發「新聞勇氣獎」的中國大陸知名女記者高瑜，10月24日在紐約出席頒獎禮時，擲地有聲的一番說話，令與會者十分動容，贏得經久不息的熱烈掌聲。

對於再度得獎，高瑜的心情非常複雜矛盾。她說對個人來說固然是榮譽，「但對自己的國家，並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情」。因為這次與她同獲勇氣獎的女記者，是在伊拉克採訪時被綁架82天的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女記者吉兒‧卡洛（Jill Carroll），以及因揭露政治黑幕被炸彈炸掉一臂一腿的黎巴嫩電視記者柴狄克(May Chidiac），她們在報導戰爭、政治和女權運動題材時，表現出獻身精神和無畏勇氣。高瑜認為她們得獎的原因是受恐怖分子迫害。

在此情況下，高瑜說她的得獎，說明九一一后，國際社會在加強反恐工作的同時，並沒有忘記對極權國家人權問題的關注，希望人民有新聞自由和知情權。

高瑜說，中國雖然在經濟總量上世界排名第六，但不進行政治改革，在新聞自由方面，在世界168個國家和地區中，竟然排名第163位。1995年她首次得獎，由於當時仍在獄中服刑未能前來美國領獎，深以為憾。她估計這也是她再獲「新聞勇氣獎」的原因之一。

高瑜說，得獎不僅是她個人的榮譽，更是對現時在中國敢於揭露貪腐不公的新聞工作者和維權人士的肯定。

她說：「我沒想到他們會第二次給我這個獎，可能是想給我更大的鼓勵。比我優秀的中國記者有的是，比我遭受迫害更深的記者也多的是。之所以選擇了我，主要是六四以後的新聞報導，我關注中國的問題，特別關注中國在現在的這種極權體制下如何走向憲政。沒有憲政就不會有新聞自由，這說明中國的問題得到世界傳媒的關注。」

推薦高瑜競逐此一獎項的中文獨立筆會會長劉曉波說，獨立筆會對高瑜得獎非常欣慰，從中感受到國際社會對中國新聞自由的關注。

歸心似箭伉儷情深義更重

總部設在美國華盛頓的國際婦女傳媒基金會，從1990年開始，設有終身貢獻獎及勇氣獎兩個獎項，旨在表揚表現傑出、在艱難環境下堅持新聞獨立自由的女性新聞工作者。高瑜是該獎設立16年來首位兩次得獎者。主辦單位於10月24日和11月2日，在美東的紐約和美西的洛杉磯，分別舉行隆重的頒獎儀式。

10月24日，在紐約華道夫酒店的頒獎禮上，「新聞勇氣獎」評審委員會主席伍卓福(Judy Woodruff)在致開幕辭時表示：「幾位得獎人致力公正誠實的報導，不畏危險，她們不愧是新聞自由的先鋒。」她特別提到，高瑜以報導中國政治和經濟問題見稱。

1999年3月，高瑜將近刑滿時以保外就醫名義釋放。高瑜的寫作和在八九民運期間的介入，表現了她甘冒人身安全和前途受挫的危險，為爭取言論自由、民主和人權的信念做出了貢獻。

華盛頓周刊執行編輯格溫·艾費爾在介紹高瑜時說：「中國是世界上關押記者最多的國家。不聽話的編輯和記者被解僱或降職，與當局、中宣部口徑不一的出版物被停刊。中國上網人數雖過千萬，卻被當局安裝了防火牆。」

大會在頒獎禮上播放了紀錄每位得獎人事迹的短片。高瑜在會上發表講話時，首先感謝獨立中文筆會、中國大陸學者李普、何家棟及香港開放雜誌主編金鐘對她的提名推薦。

高瑜說，1995年她第一次獲得勇氣獎，那時她第二次被捕，正在北京最偏僻的一所監獄(延慶監獄)里服刑。她曾給當時的中國司法部長寫信，要求書面向大會表達她的謝意。「我的信被獄警當場撕掉」。

她說，那一年，國際婦女傳媒基金會曾邀請她丈夫來美代表她領獎，令當局恐慌。北京市安全局與她丈夫談判，以給她保外就醫為條件要求他配合，為了她早日獲得自由，他丈夫放棄了領獎，「事實證明當局只是欺騙」。

1993年她第二次被捕，拘留證上除了姓名、日期，全是空白，沒有說明拘捕她是什麼罪名，也沒有解釋她犯了哪條法律，「因為逮捕我根本沒有任何法律依據」。

13個月之後，高瑜被北京中級人民法院以「泄漏國家機密罪」判處6年徒刑。

她說：「中國從19世紀建立了現代傳媒，新聞從業人就有著優秀傳統。但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後，消滅了中國的民營報紙，也用政治暴力閹割了中國新聞人的獨立精神。當局對歷史要求忘卻，對現實要求粉飾。講真話、報導真相的新聞記者都要被開除，甚至更糟。」

高瑜最後引用中國新聞先驅史量才的話：「你有槍，我有筆。」她說：「史量才先生1934年被國民黨政府的特務槍殺在杭州西子湖畔。」

紐約頒獎儀式結束后，有位與會的美國商界人士趨前問高瑜：「你還會不會回中國？」高瑜給了肯定答案，那人表示擔心她回去后的安全。

高瑜預定11月3日自洛杉磯飛回北京。她甚至歸心如箭，因為她不放心因中風而卧在病榻上的丈夫趙元康。「我先後兩次被捕，他為我日夜奔走操心，我欠他的情一輩子也無法還清。」

有位美國記者問她：「你得獎后，回到中國會否受到熱烈歡迎？」高瑜說，她不但不會受到歡迎，現在還不知是什麼樣的命運在等待她。她希望政府做得大度些，讓人民有自由發表意見、表達心聲的權利。

她說，從前中國老百姓被逼上梁山造反，後來又跟隨毛澤東上井崗山，現在大陸社會的狀況，不存在老百姓造反的可能性，「而且現在也無梁山、井崗山可上」。

49年夾道歡迎、89年寸步難行、62歲的高瑜，按照中國傳統說法，已經「年逾花甲」，但仍風姿綽約，儘管歷盡坎坷，二度飽嘗鐵窗風味，外表看來比實際年齡年輕。她身高166公分，北京新聞文化界提到年輕時的「小高」，都說「那個漂亮的女記者」。

高瑜說她也是六四受害者，先後兩次被捕，弄得渾身是病，健康受到極大損害。她在獄中患有嚴重皮膚病，全身長滿紅疹，手掌全部裂開鮮血淋漓。她的家庭也付出巨大代價，她的母親在她第一次被捕時擔驚受怕，中風后成了植物人，於1999年11月病逝；她的丈夫也因長期精神、經濟壓力心力交瘁，近年連續中風，腦血栓引致半身不遂。

高瑜回憶第一次被捕，「是被北京市安全局綁架的」。她與綁架她的便衣警察，「都成為沒有聽到當晚槍聲的人」。因六四當晚，她被軟禁在北京郊區平谷縣，屠殺的槍聲響起時，她累得已經「呼呼大睡」，而且由於距離太遠，「即使不睡也聽不到槍聲」。

1989年6月3日早上，她出門上班時，在她居住的衚衕口，停著一輛轎車，車上下來兩個便衣，問她：「是不是高瑜？」她才說是，就被兩人「扔到車上」了，「那一刻，我真的好後悔啊！」

「後悔什麼？」她笑說：「後悔沒有練過武功，否則哪能這樣輕而易舉就束手就擒。」

她被「綁架」后，內心一點也不慌張。她一直追問對方要幹啥？對方叫她不要多問，只說「跟我們走一趟，有人要問你話」。她被兩名大漢一左一右夾在車中間不能動彈，她暗忖，「大不了拉我去蘆溝橋槍斃？」

「綁架」她的轎車到了北京麗都飯店后，換了女警察坐在她旁邊，一直押送到平谷縣。接著開始審查，她一直追問抓她「有沒有手續」？對方表示，「這個問題問得好」，言下之意，沒有手續的原因是為高瑜「預留下台階」，反過來「還要我感激他們」。

過了幾天，安全人員給高瑜提供了一個小電視機，每天給她播放錄像，內容全是「暴徒燒軍車」，解放軍戰士被「開膛破肚」的焦屍等，但就完全看不到民眾被屠殺的鏡頭。不過，對政治敏感的高瑜，已經意識到「解放軍清場肯定遭遇群眾的殊死抵抗」。

她感慨地說，1949年，北京老百姓夾道歡迎解放軍進城；1989年，解放軍在北京城卻寸步難行。

高瑜第一次確實知道人民軍隊向人民開槍，距六四事件已經過了相當長一段日子，她與看守人員建立了良好的關係，他們才偷偷告訴她，六四開槍「打死了很多孩子」，「有個十三、四歲的男孩，手裡拿了半塊磚頭，也被當成暴徒打死了」。

6月3日晚上，高瑜沒有回家，家人當時還沒有意識到「出了大事」。直到六四凌晨槍聲大作，她的17歲兒子趙萌，跟著幾個小青年在家附近不停看到有人往中日醫院送屍體，看到一具老人的屍體因眼睛中槍被打了一個血淋淋的大窟窿，死狀甚慘，幾個年輕人都非常激動，不顧自身安危跑去質問在附近駐守的解放軍：「這位老人有什麼罪？你們為何要殺死他？」

據趙萌後來對高瑜轉述，那些士兵當時也顯得很無奈，一名軍官讓手下戰士出示手握的自動步槍給他們看，說槍膛內沒有子彈，打死老人的不是他們這支部隊。正當趙萌的悲憤情緒還未平復時，突然肩膀被人拍了一下：「你怎麼還不趕快回家！你家出了大事了，你媽失蹤了！」

趙萌扭頭一看，來人是住在同一棟樓里的「大哥哥」，是爸爸因天亮了還未見媽媽回家，特地差人前來尋他的。趙萌這一驚非同小可。回家一看，媽媽果然不知所終，父親正在急得團團轉。

高瑜與趙萌母子情深。趙萌擔心母親安危，三天三夜沒有閣眼，不吃不喝。趙元康擔心兒子年少衝動，日夜在家守著兒子不准他出門。6月5日北京當局追緝在和平街北口13路公交車總站燒公車的28名「暴徒」，波及高瑜附近的居民樓，當晚槍聲大作，趙元康唯恐兒子出事，端著板凳在兒子床前守了一晚，只要兒子一翻身，就把他往下按。天可憐見，由於趙萌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累得不行，迷迷糊糊昏睡一晚。翌日附近居民樓解放軍掃射留下的彈孔清晰可見，問趙萌：「昨晚聽到了什麼？」他說聽到「鞭炮聲」響了一夜。

「失蹤」三月半生死成謎

高瑜被「綁架」三個半月後始通知家人，期間生死成謎，家人受盡「生不見人，死不見屍」的煎熬。這邊廂急壞了她的丈夫趙元康，由於要看護兒子，還要瞞著高瑜82歲的老母親，無法抽身外出尋妻。只好向高瑜當空軍的弟弟求救。高弟住在空軍大院內，部隊規定「不許出大院，不許穿裝」。高弟換上便衣，騎著摩托車，穿過槍林彈雨的三環路，開始畢生難忘的尋「屍」之旅。

高瑜弟弟後來回憶，他尋找的第一間醫院是位於北京西城區的復興醫院，當時不但停屍間堆滿了屍體，連醫院停放自行車的車棚都「爆棚」。高弟在停屍間逐一查看，最難忘的是在打開其中一個停屍間時，由於存放的屍體太多，門剛拉開裏面的屍體就「滾」了出來，高瑜弟弟聽到後面一個女孩子撕心裂肺哭叫「爸爸！」原來女孩認出其中一具屍體是她的父親。

高弟一看前面的全是男屍，只有最裡面有幾具女屍，陣陣臭味撲面而來。高弟跑到外面買了一條毛巾，灑上消毒水，再回到停屍間翻尋裏面的女屍，證實不是高瑜。

接連多天，高弟跑遍全北京四十多所醫院尋找高瑜，這段「扒屍體」的經歷刻骨銘心。事隔十多年，高瑜提起仍心情激動。

經過幾個月的「審查」，查不出高瑜有任何問題。事實上，八九民運期間，當時的全國人大常委、人民日報前社長胡績偉，為了要給學生和政府解圍，要高瑜到天安門廣場勸告學生「停止絕食，退出廣場」，爭取和全國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對話，謀求和平結束學運。

在學生要求下，高瑜為學生起草了一份《告全國同胞書》和致全國人大常委會公開信，提出如果軍隊不進城，學生立即撤出廣場，表示了學生願意和平解決危機的意願。沒想到她後來成為在整個六四鎮壓第一個被捕的首都知識界人士。

1990年2月，高瑜已知道當局決定不起訴她，但不知是誰從中作梗，一直將她軟禁在安全局一處秘密監禁地點。連看守她的一名安全局官員都為她抱不平，問她究竟得罪誰了？「沒事了」還不放她回家。

身體一向健康的高瑜，關押期間患了心絞痛，1990年8月10日第一次發作，突然渾身虛脫昏倒在地。有關方面大概怕出人命，8月28日放她回家。

在高瑜被軟禁期間，家人最初哄著她的老母親，說高瑜出差了，後來又騙她說高瑜到美國訪問了。瞞到最後，實在瞞不住了。高老太太心疼愛女，氣得「天天罵鄧小平」。老人家還對高瑜兒子說：「姥姥八十多歲了，活夠了；但你還年輕，姥姥可以罵鄧小平，你可不能罵。」

高瑜笑說：「我媽媽就是靠罵鄧小平熬過那段日子的。」

老太太日盼夜盼，終於盼到高瑜回家，喜出望外，當時還追著押送她回家的安全人員問：「你們還會不會把我女兒帶走？」

鄰居們聽說高瑜回家了，傾樓而出熱烈歡迎，場面感人。他們還七嘴八舌指責送她回來的安全人員為何要關押「小高」(十多年前的高瑜還是「小高」)？此情此景高瑜畢生難忘。

高老太太在高瑜被「綁架」期間，全憑一股盼望愛女早日歸來的精神力量支撐度日。盼星星，盼月亮，終於盼到愛女平安歸來，這一口氣一泄，老太太不行了。高瑜回家才二十多天，老太太突然中風，不能說話，最後成了「植物人」14個月後離世。

在劫難逃厄運再度降臨

高瑜雖獲釋回家，苦日子卻在後頭，儘管她是無罪釋放，但主管《經濟學周報》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沒有給她安排工作，也不給出路。她沒有經濟收入，只靠丈夫過去在軍隊的退休金度日。

1993年9月23日，中國第一次申辦奧運會失敗，高瑜第二次厄運隨之降臨，或許在劫難逃。1993年10月2日，在她準備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任訪問學者前夕再次被捕。本來她的飛機票是9月23日自北京飛香港的，然後逗留數天再飛紐約。由於凡事為人著想的個性，她考慮到申奧當天抵港，會使接待她的新聞界朋友忙上加忙，因此決定改為10月4日動身，沒想到這一改，卻使她身陷牢籠。

經過秘密審理，1994年11月10日，高瑜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泄漏國家重要機密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

高瑜表示，當局指控她「泄漏國家重要機密」，根本就是莫須有的罪名。主要是根據她「主動坦白交代」，為親北京的香港《鏡報》月刊寫了兩篇文章。她說其實文章內容都是針對已經公開的資料發表評論，比如評論國務院大幅加薪的文章，此前香港文匯報已有報導，毫無「機密」可言。當局卻以此羅織罪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香港《鏡報》董事長徐四民撰文回憶，高瑜給《鏡報》寫文章，開頭每期一篇，都來自中國新聞社專稿部。由於文字流暢、新聞性高，頗受香港及海外讀者的歡迎。

1985年，北京《開拓》雜誌發表劉賓雁報告文學《第二種忠誠》，震動中外文壇。劉賓雁當時是《人民日報》著名記者，經常為從內地到北京反映問題的勞苦大眾申訴，有「冤情大使」、「劉青天」之稱。《開拓》因發劉文被迫停刊，主編何家棟被迫停職，劉賓雁身處困境。後來，由胡耀邦總書記做了決定：劉賓雁不適合當記者，還是去當作家吧！

在這個關鍵時刻，高瑜於1985年9月，在《鏡報》發表聲援劉賓雁的四千字專稿《劉賓雁退出文壇》，獲香港外國通迅社競相轉發，以及海外華文報紙廣泛轉載。這是高瑜的成名之作，但也因此受到中新社嚴厲批評，她的「頂頭上司」、專稿部主任馮鉅昌(已故)被撤職。

高瑜稍後被借調到中新社的電影部，參与大型彩色電影紀錄片《鄧小平與現代中國》的製片，因此有機會接觸到更多與鄧小平有交往的高層人物，為《鏡報》寫出更多有分量的重頭文章，但也令她付出身陷囹圄的代價。

高瑜至今引以為傲的是，1988年她在《經濟學周刊》發表重要文章《關於時局的對話———記嚴家其與溫元凱的對話》，嚴、溫對話是一次學者關於改革問題的學術對話，文中的觀點三年後在鄧小平南巡講話中得到驗證。

可是，由於這篇報導部分內容是談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呼籲走憲政之路，尤其提出中國再也不能出現「非程序性權力更迭」，結果被北京市長陳希同在「六四」后別有用心的指為「倒鄧保趙」，被定為動亂、暴亂的政治網領。高瑜第二次被捕后，更被新老帳一起算，成為「罪證」之一。

事隔多年，高瑜認為她第二次被捕判刑的原因是中國申奧失敗，她「成了中國政府向西方社會表示強硬立場的一張人質牌」。當時正好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生院邀請她做訪問學者，她成了被遷怒的對象。

1999年2月15日(中國農曆大除夕)，高瑜將近服刑期滿時，當局以保外就醫的名義將她釋放。高瑜表示，1997年服刑期間，她差點作為中美關係談判的籌碼被驅逐到美國，但因為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給她頒發「新聞自由獎」，引起 中共當局憤怒而改變原計劃，她多坐了兩年牢。

高瑜說，1997年江澤民即將訪美，美方表示關切中國異議人士，名單中魏京生排第一，她排第二。當時中國說，除了魏京生，別人都可以考慮。歐布萊特對錢其琛說，美國最重視新聞自由。「結果這次的政治交換沒有成功。

兩次牢獄生涯，令高瑜變成「葯煲」，每天須定時服藥。她在北京延慶監獄服刑時，一度生命危殆，在犯人點名時突然暈倒，經急救才脫離危險。除了在獄中出現心絞痛、心臟供血不足、類風濕關節炎、皮膚病外，她出獄后才發現，子宮內長了個直徑八厘米的腫瘤。大陸醫生一般建議子宮瘤大於五厘米就應割除，但經濟拮据的高瑜，無法負擔約一、兩萬元人民幣的手術費。

誰怕誰筆杆子對槍杆子

經過牢獄之災的考驗，目前為自由撰稿人、靠賣文維生的高瑜，更加珍視手中的筆。難得的是，雖然長期身處逆境，她總是以樂觀堅強的態度面對。

她說從少女時代立志投身新聞事業開始，就以中國報業巨子史量才的「你有槍，我有筆」為座右銘。

史量才當時作為中國最繁華城市上海發行量最大報紙《申報》的發行人，曾當面向蔣介石嗆聲：「你手握百萬大軍，我手裡也有百萬讀者。」完全一副「誰怕誰」的傲骨。儘管最後筆杆子不敵槍杆子，史量才在滬杭公路上被國民黨軍統特務槍殺。但他捍衛正義與堅守良知的精神，不為權力所嚇倒，不為金錢所打動的中國報人的骨氣和勇氣，為高瑜樹立了學習榜樣。

高瑜後來如願進入新聞界工作，並成為知名女記者。她發現中國的政治現實，距離她的新聞理想有太大差距。「從我懂事開始，就不知新聞自由為何物」。直到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學運風起雲湧，「中國新聞界才第一次真正發出自己的聲音。」

●●●高瑜小檔案●●●

高瑜，祖籍中國河南，1944年生於四川重慶。原任中國新聞社記者，1989年擔任《經濟學周報》副總編輯，因六四事件停刊。同年6月3日，高瑜被秘密綁架，一直軟禁到1990年8月28日獲釋。1993年10月2日，在她準備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任訪問學者前夕，再次被捕，經過秘密審理，1994年11月10日，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泄漏國家機密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1999年2月15日，以保外就醫名義獲釋。

●●●得獎紀錄●●●

1995年5月，尚在獄中的高瑜獲國際報業發行人協會在法國巴黎頒發「自由金筆獎」；

1995年11月6日，首次獲國際婦女傳媒基金會頒發的「新聞勇氣獎」；

1997年5月3日，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首屆吉耶爾莫·卡諾新聞自由獎；

2000年5月，獲在日內瓦頒發的全球20世紀1950-2000年50名新聞自由英雄獎；

2006年6月，再度獲國際婦女傳媒基金會頒發「新聞勇氣獎」。

（原載北美世界日報2006/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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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北美世界日報

六四事件37年，北京對這段歷史的戒備，不但沒有隨時間減退，反而進一步收緊。中大歷史系前副教授何曉清在美國網上雜誌《外交家》（The Diplomat）撰文指，隨著解放軍「抗命軍長」徐勤先受審片段曝光，以及中國「白紙一代」逐漸覺醒，中共多年來圍繞六四所建立的官方敘事，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而天安門母親今年特別備受打壓，正是因為她們數十年來保存的歷史記錄，能夠與最新曝光的內部資料互相印證，對政權的合法性構成直接威脅。

位於北京市的萬安公墓，多年來都是當局唯一默許「天安門母親」集體悼念子女的場所。但「天安門母親」多名成員今年接到北京市公安局通知，不得前往墓地追思。「天安門母親」89歲成員張先玲透露，5月底開始，已有警員長駐其住所樓下監視。到了6月3日六四前夕，當地公安局局長更親自加入監視行列。今年初，當局已禁止組織舉行團年聚餐，如今連家屬最後一項悼念權利也被剝奪。

「天安門母親」是六四事件遇害者家屬組成的維權團體，他們持續搜集死難者資料、保存證詞及紀錄遇難者姓名，逐步建立起與官方版本截然不同的歷史檔案。她們的資料顯示，不少死者根本沒有參与示威。例如退伍軍人馬承芬當晚只是坐在家樓下與鄰居聊天，卻遭流彈擊斃；最年幼死者呂鵬僅9歲，胸口中彈身亡。

這些個案直接挑戰官方「平息反革命暴亂」的說法。更令北京不安的是，解放軍「抗命軍長」徐勤先1990年秘密受審的影片曝光。影片顯示，時任解放軍38集團軍軍長徐勤先，由於拒絕率軍鎮壓示威群眾，最終被送上軍事法庭，判監5年及開除黨籍。這段影像證明，當年軍方內部曾有人基於良知反對開槍鎮壓。

｜新舊證據互相印證

何曉清指出，當這些新證據與「天安門母親」保存數十年的證詞、名單及檔案互相印證，中共多年來建立的官方敘事便出現「一道危險裂縫」。對於一個靠特定歷史版本維持統治的政權而言，「天安門母親」不只是失去子女的家屬，更是另一段歷史記憶的守護者。

中共多年來透過將六四定性為「平息動亂」，再以經濟騰飛作為政績背書，說服民眾接受人權與自由被犧牲的代價。然而疫情期間興起的「白紙運動」，反映新一代中國年輕人開始質疑官方敘事。很多年輕人親歷封城、核酸檢測及嚴厲管控后，開始產生新的疑問：如果連自己親身經歷過的疫情歷史都能被改寫，那麼過去還有多少真相，是他們一直被蒙在鼓裡？

香港維園連續30年舉行的六四燭光晚會，如今也成為歷史。在《國安法》陰霾下，前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在法庭提及「六四屠城」時，遭法官強行糾正為「六四事件」。何曉清在文末寫道，中共可以熄滅維園的燭光，也可以將悼念定性為罪行，但1989年中國人民大學一棟主要建築物，頂部曾經高掛標語：「人民終有一天會審判你們」。

#天安門母親#徐勤先#白紙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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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追光者

據中國官媒新華社周五（6月5日）報道，中共中央黨校（簡稱「中央黨校」）在當日舉行了2026年春季學期第二批班次畢業典禮，蔡奇以校長身份出席，併為學員頒發畢業證書。

此前，中央黨校的校長為72歲的陳希。中共官方沒有正式通報這一人事變動。目前中央黨校官網上的「校長（院長）」一職已經更新為蔡奇。

針對蔡奇出任中央黨校校長，蘇黎世大學現代中國研究的教授米特爾施泰特（Jean Christopher Mittelstaedt）對路透社表示，隨著這一任命，蔡奇的職責範疇涵蓋中共的組織建設、理論工作和行政運轉幾大方面， 「我認為此前沒有此類先例」。

蔡奇是中國正國級領導人，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和國家機關工委書記，如今又添中央黨校校長一職。

現年70歲的蔡奇被看作是習近平的心腹舊部。2017年10月，此前並非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的蔡奇，在中共十九大上直接躍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樣的晉陞在中共政壇極為罕見。

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負責圍繞最高領導人的一系列核心事務運轉，常被稱為中南海「大管家」、「大內總管」。路透社的報道將作為中辦主任的蔡奇比作習近平的「幕僚長」。

圖源：路透社

中央黨校是中國共產黨培養高級幹部和塑造意識形態的最高學府，承擔著「為黨育才、為黨獻策」的根本任務。路透社的報道指出，中國最近兩任的領導人——習近平和胡錦濤——在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之前，都曾擔任過中央黨校校長。

分析家米特爾施泰特對路透社說，考慮到年齡，蔡奇不太可能成為習近平的接班人，但習近平正將蔡奇與中共的未來緊密聯繫在一起，「沒有比這更重大的利害關係，也沒有比這更深厚的信任」。

蔡慎坤/原本以為魏小東是陳希的人，但北京消息透露魏小東是蔡奇的人，蔡奇的人蔡奇保不了？真有點意思了，查一個正部級，即使是李希可以決定，但也得聽聽蔡奇的意見吧，之前傳出蔡奇舊部北京市常務副市長夏林茂被中紀委帶走，很快又說放回來了。二十一大之前，內鬥還是很激烈，鹿死誰手真是說不好。

（較早前推文：官至正部級的魏小東被查讓外界越來越看不清北京政局，魏小東是福建漳州人，1983年8月從廈門大學計劃統計專業後分配到勞動人事部，歷經二十余年，在中央編辦成為正局級官員，胡溫末期，從中央編辦調至河南洛陽市委副書記，2011年擔任河南鶴壁市委副書記，市政府市長、黨組書記，兩年之後擔任市委書記，2015年換到商丘市委書記，一年後重返中央編辦擔任副主任，解決了副部級。魏小東從中央編辦去河南鍍金靠的是在福建擔任過省委書記的盧展工，盧展工離開河南前，讓魏小東出任鶴壁市委書記主政一方，也算是有了地方工作經驗。後期主要是搭上了福建老鄉陳希的關係，2017年蔡奇空降北京，擔任市長、市委書記，陳希為蔡奇配備了同為福建人的魏小東擔任北京市委常委、組織部長，2021年北京市兩會前，蔡奇原本打算讓魏小東接替北京市人大主任李偉，因李偉未到齡，讓魏小東出任政協主席，不然的話，魏小東就得退休了。魏小東是蔡奇和陳希的老鄉，也是陳希推薦給蔡奇的親信，此時出事，是不是很詭異，意味著陳希重用的人，包括福建人，也正面臨重新洗牌。）

原本以為魏小東是陳希的人，但北京消息透露魏小東是蔡奇的人，蔡奇的人蔡奇保不了？真有點意思了，查一個正部級，即使是李希可以決定，但也得聽聽蔡奇的意見吧，之前傳出蔡奇舊部北京市常務副市長夏林茂被中紀委帶走，很快又說放回來了。二十一大之前，內鬥還是很激烈，鹿死誰手真是說不好。 https://t.co/hewWnSNiPV— David Tsai/蔡慎坤 (@cskun1989) June 6,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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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德國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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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中華民國總統賴清德在 X推特和 Facebook發文紀念六四事件37周年。賴清德稱，37年前，勇敢的年輕人曾在天安門廣場奮起抗爭，一個真正偉大的國家，應有勇氣面對自己的歷史、接納不同聲音，並捍衛人們追求夢想的權利。在 Facebook的長文中，賴清德寫道，民主國家的偉大不在土地大小、武力強弱，而在人民能否自由、被尊重，並安心追求自己的人生。他也提到，台灣曾經歷戒嚴和威權統治，理解年輕世代面對壓迫時的處境，並表示台灣會與所有追求自由民主的人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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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財經冷眼

在多數人對「惡」的想象中，惡總是與動機聯繫在一起的：貪婪、仇恨、報復、控制欲。這種想象往往帶有戲劇性色彩——彷彿只有在極端情緒和強烈意志驅動下做出的傷害行為才算得上真正的惡。然而，現實世界里最穩定、最高頻，也最難以對抗的惡，並非如此。它不暴力、不極端、不猙獰，甚至沒有明確的意圖。它往往以「合規」「按流程」「不犯錯」的姿態出現，藉助制度和結構自然發生，而每一個參与其中的人，都無須承擔直接責任。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所提出的「平庸的惡」，正是這種現象最早，也是最深刻的刻畫。在她的觀察中，執行大規模屠殺計劃的納粹戰犯艾希曼既不是瘋子，也不是惡魔，而只是一個溫順守規、認真執行命令的「普通官員」。他從未反思自己行為的後果，因為他從不認為自己在「做決策」——他只是在「執行流程」。

如果說極權制度下的「平庸的惡」是通過命令體系來展開的，那麼在現代企業中，它則往往寄生於流程系統之中。流程，本是為了提高效率、分清職責、降低風險而設立的制度裝置；但在高度分工、去主體化的組織結構中，流程卻逐漸演化為權力的替代物，成為一種「不需要判斷」的合法性來源。在流程面前，所有的思考都顯得多餘，所有的質疑都顯得「不專業」，而所有的責任——在流程「正確」的情況下——都變得無法歸屬。

「流程正確，無人生還」，這句話在大廠語境中並非諷刺，而是極具現實性的描述。當一個組織以流程為最高指令、以標準化為治理核心時，判斷便讓位於合規，責任便讓位於環節，倫理便讓位於格式，而個體的能動性，也在「責任閉環」的名義下被一層層削弱。流程一旦啟動，它就像一套自動運行的機制，無論最終結果多麼荒唐，都能以「所有步驟都走完了」的方式為自己辯護。

很多人在被「流程決定」命運時，得到的唯一解釋是「我理解你，但我也沒辦法」。這句話背後的潛台詞是：「不是我不想幫你，而是整個系統不允許我這樣做。」於是，被調崗的員工沒有理由，被裁員的同事無法追責，被撤換的項目悄無聲息地下線，而所有這些改變，看似沒有施暴者，只有一個又一個「不好多說」「也不好辦」的中間人。他們並不主動作惡，也沒有從中直接獲益，但他們組成了一個執行系統——這個系統不需要表達惡意，只需要所有人保持沉默、遵守規則、完成自己的節點，就足以將一個人清理出局。甚至，不需要清理，只需流程不停地轉，就能自然地將一些人擠出系統之外。

這種現象並非偶然，而是韋伯所描述的「科層制」邏輯的自然延伸。在韋伯筆下，現代組織最顯著的特徵之一是「權力的去人格化」。它不依賴具體的領導者或管理者是否仁慈或聰明，而依賴一套穩定、可複製、能被審計的制度性規範。在這套規範中，最重要的不是結果，而是過程；不是價值判斷，而是形式合法性。新制度主義的研究也指出，現代組織越來越傾向於追求「外部合法性」而非「內部效率」——只要流程合理、制度合規，就算實際效果低效甚至錯誤，也不影響組織的穩定運作。用更通俗的話說就是：「只要你按規定走，出了問題也沒人能說你錯。」

但問題恰恰在於：流程的「正確」並不等於事情的「對」。當流程成為唯一的判斷依據時，組織就失去了對特殊情況進行例外判斷的能力，而一旦例外無法處理，組織就傾向於消滅例外本身。在大廠中，這種例外常常以「異見」「情緒」「敏感話題」的形式出現。流程的鐵籠不僅壓制了衝突，也壓制了反思，它教會每個人在面對模糊地帶時說一句：「我們先按原流程執行。」

越是複雜的大型組織，越需要流程來維持運轉，但也越容易在流程中失去主體。尤其是中層管理者，他們往往既沒有決策權，又承擔不了風險，於是發展出一套「流程合規哲學」：可以有想法，但不能打破流程；可以有同情，但不能多做一步；可以理解對方的處境，但不能因此改動安排。久而久之，他們學會了判斷風向而不是判斷是非，學會了「程序性回應」而非「道義性表達」。在他們的語言中，流程就是擋箭牌，是不作為的正當性，是把責任推向組織的工具。他們並不是惡人，但正是他們構成了那種「面帶善意、無力抗爭」的表面中立者，間接構築了傷害的系統。

這其實是大廠文化本身對「情緒」與「判斷」的消解。在高度職業化的氛圍中，「情緒表達」常常被視為非理性甚至風險信號。因此，員工一旦流露出對流程安排的不滿，首先被提醒的是「注意方式」「要冷靜」，而非探討問題本身是否合理。這種情緒的功能退化，進一步固化了流程的正當性。當組織不再允許情緒表達時，真正的問題也就失去了進入系統的通道。看似理性的氛圍，其實排除了人性中最敏感也最真實的判斷。

在這樣的體系中，惡的發生不再需要「有人想害你」，而只需要「沒人願意幫你」。它不是源於明確的敵意，而是結構性的沉默與默認。它不依賴暴力，而依賴「合規性」與「配合度」；不依賴權威命令，而依賴每一個普通人在關鍵時刻「收起了判斷，閉上了嘴巴」。它甚至不是「系統性作惡」，而是「系統性無人負責」。沒有人是惡人，但每個人都貢獻了一點「讓惡自然發生」的微小作用。

從危機管理的角度來看，這種「合規先行」的文化雖然能最大限度規避個人風險，但也導致組織在面對突發情況或道德衝突時集體失能。當每個人都只對自己的節點負責，而沒有人對整體負責，組織就無法對真正的問題做出有效反應。流程可以壓平波動，卻也壓平了判斷；可以遏制個體犯錯，卻也扼殺了個體承擔的勇氣。

所以，「流程正確，無人生還」揭示的是現代組織在治理邏輯上所面臨的根本困境：一個組織越是成熟、越是規範、越是理性，它就越有可能在流程中失去倫理判斷的能力。不是因為制度不好，而是因為制度替代了判斷。人從來沒有存在過。

「平庸的惡」的當代表達可能也就無非在此，它不靠惡意，不靠暴力，不靠極端立場，只靠一點點不想惹事的本能，一點點對流程的敬畏，一點點對責任的迴避。它悄悄地發生，不製造衝突，也不留下證據；它甚至不會讓人立刻受傷，但會讓人慢慢退場。這就讓身處大廠的人沒法抗議，因為沒人出手；也沒法申辯，因為一切都「流程合規」；甚至無法確定發生了什麼，只是隱約覺得這個組織已經不再歡迎那個曾經「備受關注」的人了。而這也是「制度的鐵籠」最深刻的隱喻。

大廠，是無數人嚮往的「造夢工廠」，也是無數人「說不清」的痛苦之源。

為什麼我們一邊享受著技術帶來的高效與便利，一邊在系統中感到深深的無力與被剝奪？為什麼越努力，反而越邊緣？當公司進化為自我維持的「系統」，流程、績效與話語如何重塑人的行為，掏空人的意義？

本書作者席凡君擁有十余年大廠經歷，他以社會學家的敏銳與「內部觀察者」的細膩，對「大廠病」進行了一次系統的切片分析。從「液態人」的漂泊，到「安全人」的晉陞邏輯；從「表演性治理」的荒誕，到「語言的牢籠」的束縛——書中提煉的一系列原創概念，為我們提供了一套理解職場困境的結構性語言。

這不僅是一本關於工作的書，更是一份關於我們時代「組織現代性」的深度報告。它告訴我們：看清系統的邏輯，不是為了徹底逃離，而是為了在縫隙中，看得更清，活得更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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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三聯書店

近日，全國首個特訓學校「官方禁令」出台，引起網路熱議。自楊永信成立山東臨沂「網戒中心」以來，關停類似機構的受害者呼聲，已迴響了足足20年。

《四川省加強未成年人不良行為教育管理辦法》規定，自今年5月30日起，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以夏（冬）令營、特訓營、校外培訓等任何形式或者名義開展未成年人不良行為教育矯治（矯正）類活動。

辦法界定了「沉迷網路」、吸煙飲酒等九種不利於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行為，明確對此進行教育管理是各級人民政府履行未成年人保護的職責，並且嚴禁從中對未成年人實施體罰、隨意關禁閉、強迫勞動等侵權行為。辦法還規定各地應建立多部門聯合監管機制，對違規機構和個人進行查處。

然而，傳統父權結構不僅管制兒童，也壓迫成年兒女。特訓學校的成年受害者比比皆是，同性戀【小編推薦:我所知道的地球歷史與奧秘篇（十）：同性戀與吸毒】/跨性別矯治、心理危機干預，都溢出官方界定的「不良行為教育管理」的範疇，而家長權力濫用從未受任何監管約束。在未成年人保護法規框架之外，成年受害者的維權之路同樣困難重重。水瓶紀元記錄了發生在今年年初的一個私力救援的故事：21歲的大三學生張朱樂，因試圖脫離母親的絕對控制遭到跨省「圍獵」，被強行綁入一所以「改造孩子」為名的特訓學校。面對行政機關因「家務事」定性帶來的公權失能，她的同性伴侶鄭靜尋求民間志願者支援，歷時近一個月鬥智斗勇的尋找與斡旋，幫助她艱難奪回了屬於成年人的自由。

兩次抓捕

2026年1月11日晚近9點，南昌的冬夜還透著寒意。21歲的張朱樂從派出所走出來，渾身酸痛，幾處青紫，身上仍穿著睡衣。她和伴侶鄭靜不敢再回到那個門鎖已被撬爛的住所，躲進了一家酒店。她們沒有想到，這隻是一場漫長的暴力「圍獵」的序曲。

時間撥回8小時前。下午1點，門外傳來撬鎖的聲音。張朱樂推開門一看，外面三男三女，中間站著近三個月未見的母親朱女士。這群陌生人先後聲稱是「環監局的」「警察」，要求張朱樂「配合案件調查」，並冷硬地打斷她的質問。

張朱樂親昵地稱呼為「姐姐」的鄭靜，見狀急忙按下了視頻錄製鍵：他們拒不回應她「出示證件」「提供警號」的要求，強行將張朱樂從六樓一路拖行至樓外百米之遠。張朱樂的頭髮被撕扯，頸部被肘扣著，連喊：「好痛！救命！救救我！」在熙攘的大街上，路人頻頻側目，鄭靜百般懇求下，總算有一位協助報警。

2026年1月11日下午，張朱樂被母親帶來的一行人強行從住所六樓拖行至樓外數百米。（圖_受訪者提供的視頻截圖）

但公權力的天平從一開始便已傾斜。在東湖區百花洲派出所的調解室里，「暴力綁架」張朱樂的陌生人消失了。朱女士「反客為主」，誣陷鄭靜拍攝了女兒的裸照、脅迫其不能回家，她才找來這群「朋友」「想帶她回家」。另一邊，鄭靜要求就「非法入室、財物損毀、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立案，被棄置不顧；張朱樂反覆申明成年人的自主決策權，一度揚言想跳樓，也被置若罔聞。民警不斷勸說張朱樂，「你要理解理解你母親，她就你這一個女兒。」

張朱樂自小父母離異。據她回憶，上初中時成績下降幾分，便會招來母親打罵。高中時，為了讓她「更優秀」，母親熱衷於帶她參加親子培訓。上大學離家后，母親定下每天必打兩個電話的「規矩」，要求隨時隨地彙報方位。有一次，午休失聯僅一個小時，母親便「發瘋似地找了所有人，包括輔導員」。張朱樂愈發抗拒、不再順從母親，試圖建立成年人的邊界，卻被她判定為「精神不正常」。

在朱女士眼裡，這個從小乖順、如願考上重點大學的女兒「失控了」，而鄭靜正是挑撥離間的罪魁禍首。去年十月的一次衝突中，她甚至動手掌摑了鄭靜，隨後又扣留了張朱樂的身份證。張朱樂從此再也沒有回過家。

朱女士轉而找了諸多說辭。不久前，她聲稱生了大病「命不久矣，需要照顧」，張朱樂將信將疑，申請了一年休學；而後她又說「欠下巨債」，反覆要求張朱樂回上海簽署放棄房產所有權的公證，被一口拒絕。

從「抓捕」中僥倖逃脫，朱女士的信息轟炸猶在。她執意催促張朱樂完成公證，承諾「只要簽了它，媽媽以後就再也不打擾你的生活了」。回憶起母親在派出所里談及債務和絕症時的眼淚，張朱樂動搖了，決定次日赴約。帶著防備心，她特意改約到市中心的某公證處，而不是母親提議的偏遠地區。

在公證處，察覺朱女士對公證流程一無所知且支支吾吾，同行的張朱樂和鄭靜意識到「中了圈套」，立即嘗試脫身。沒想到，「那伙人」竟捲土重來。走到消防通道門旁時，一人突然出現攔堵住鄭靜，另外幾人則將張朱樂迅速拽進門內。掙扎中，張朱樂的上衣被全部順勢褪下，撐著門的腳腕被強力掰折。她半裸著被扔進門口接應的車裡。

鄭靜只能聽到張朱樂的尖叫。等到她推開門衝出去，只見一輛掛著陝A牌照的大車迅速駛離。一片慌亂中，她緊握手機捕捉了這個畫面。

張朱樂會被一幫假稱為「警察」的人帶去哪裡？又是怎樣一套千瘡百孔的系統，允許一個擁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公民被暴力地「消失」？鄭靜必須搞清楚這一切。

尋人

前一晚，張朱樂和鄭靜就想到了豫章書院。同在南昌，2017年，這所打著「國學修身」幌子、實則將學生關小黑屋並用「龍鞭」毒打的機構被全面曝光。鄭靜提議張朱樂手寫一封委託書，萬一她此後失聯，鄭靜及律師有權調查尋找其行蹤。

張朱樂照做了，寫明「本人極其不願意進入封閉學校且已年滿二十周歲……」然而，當鄭靜帶著這封委託書回到百花洲派出所，同時出示張朱樂被暴力拖拽的視頻，民警確認「張朱樂身邊有親人在旁」，便再次表示不予立案，「這是人家的家務事。」

張朱樂與伴侶鄭靜及律師簽下的委託書，其在委託書中聲明自己「具有自主監護權」，但這份委託書未被百花洲派出所認可。（圖_受訪者提供）

南昌屬地立案受阻，鄭靜隨即委託上海的朋友，前往張朱樂戶口所在地的派出所報案。經調查，他們的反饋與南昌派出所相似：「張朱樂跟她媽媽在一起很安全。」朋友去到朱女士家裡，張朱樂並不在。朱女士表示：「張朱樂正在進行心理療愈，她過得很好，很開心。」

面對基層執法部門的定性，曾從事過社會工作、自認「大概懂法」的鄭靜，開始嘗試體制內一切可能的救濟途徑。但在隨後的一周里，她陷入了一個「行政死循環」：司法途徑卡在了公安立案的起點，向警督投訴無實質回應，信訪部門也只會踢回給「相關工作單位」，而求助南昌市婦聯，對方稱，「張朱樂本人已被帶離南昌，只能保持關注。」

據鄭靜回憶，在最初的兩三天，打給辦案民警的數十通電話都未被接聽，後來警方只對「財物損毀」一項進行了行政立案。在窮盡所有合法途徑后，鄭靜認為：「這不僅僅是不作為，更是一種加害行為。」一位豫章書院受害人的代理律師向水瓶紀元指出：「這其實暴露了執法機關家庭暴力認知的低下，它甚至是一種對暴力的掩蓋和忽視。」

張靜收到的《行政案件立案告知書》，其立案案由被限定為「財務損毀」。（圖_受訪者提供）

在鄭靜的直覺里，這兩次「綁架」八成與特訓學校有關，它們最早以「戒網癮學校」的名目被熟知，如今使用的關鍵詞有：成長營，青少年成長中心，學生軍訓，素質拓展培訓……這些以「拯救孩子」為名、行非法拘禁與虐待之實的灰色產業，非但沒有消亡，反而大行其道，在平台推薦演算法的助力下，精準迎合父母的教育焦慮與絕對控制欲。

檢索結果呈現出一種極其撕裂的「摺疊」：在機構的官方宣傳與朱女士的朋友圈裡，這裏發生的是「生命重塑」與「覺醒」；而在受害者自述及民間志願者的曝光帖中，高頻出現的詞彙則是：冒充警察抓人、人間煉獄、毆打強暴、虐待囚禁、自殺……

憑藉「陝A」的信息，鄭靜開始了一場大海撈針式的排查——她將所有定位在陝西的疑似特訓學校的招生賬號全部添加為好友。她逐一翻閱對方的賬號內容，長時間蹲守在這些機構的宣傳直播間里，寄希望于能在某個鏡頭的角落，捕捉到張朱樂的身影。

通過社交網路平台，鄭靜聯繫到了曝光過多家特訓學校的民間志願者團隊——主要由曾被關進類似機構的倖存者和行動者集結而成。她希望他們能幫助解救出張朱樂。在網路檢索和與志願者的接觸中，鄭靜提前窺見了高牆內的真實生態，倖存者們的口述更讓她感到顫慄，「他們再也沒有辦法過正常人的生活了。」

在等待、思念、焦慮、失眠的日日夜夜，鄭靜騰出手來玩《原神》遊戲，張朱樂被抓走前總心心念念地嚷嚷其中的一個新角色。她一分一秒地積累做任務的時長，以換取抽卡的次數，希望有朝一日滿足她「盲盒」抽中新角色的心愿，「等她出來后看到，就不會那麼難過了。」

破局的線索終於在失聯后的第13天出現。1月25日，鄭靜突然收到一條來自陌生號碼的信息。信息里，張朱樂發來了自己確切的定位：陝西省安康市恆口示範區新街村1號。經確認，這是一個名為「沁元博素質拓展基地」的學校所在地。

「沁元博素質拓展基地」的抖音賬號，宣傳標語稱將「用心重塑迷途少年」。（圖_抖音截圖）

未成年「綁架者」

據張朱樂回憶，在那輛陝A牌車啟動不久，她得以穿上衣服，問：「我有權知道我在哪兒？你們是誰？」他們自稱「警局分部的一個地方」，「帶走你是為了解決你跟你母親之間的矛盾」，但拒絕讓她與母親通話。隨後更是奪走了她身上的所有物品，包括手上一枚價值超過一萬元的戒指，被三人合力硬掰下來，至今也沒有歸還。

接近凌晨，車子停在了一個封閉園區前。門口貼著一個藍色牌子：軍事禁地，嚴禁入內，周圍是大片農田和矮房。園區不大，只有幾棟樓作為宿舍、教學樓、食堂，以及一個被竹林半環繞的操場。平日里，大門鐵鏈緊鎖，四周高牆佇立，沒有任何出口。

後來，在被四五個男人圍著的辦公室，攝像頭被架起，張朱樂簽署了「自願入園協議」，「我沒法不簽。」那個時刻，張朱樂害怕會挨打，甚至擔心自己會被強暴，為首的李教官在車上已經看過她的身體。他當過兵，不時說出一些令她不適和恐懼的話：「你擦邊嗎？你辣不辣？」入園談話中，李教官安慰她：「你們成年人就把這裏當減肥自律。」

身體的不安始終存在。張朱樂被勒令穿上迷彩服，洗澡換衣時，一位抓捕時也在場的女性生活教官，以「檢查身上傷痕」為由，試圖拍下她身體的照片。換完衣服，她丟下一句話：「你媽媽不會來接你了。」

被抓后，張朱樂常把這句開場白放在嘴邊：「我是一個21歲的成年人，我有權……」然而，在這個封閉的暴力系統中，無論成年人還是未成年人的權利，儼然成為空談。

來源：The Aquarian

作者： 水瓶紀元

沁元博對外宣稱是「綜合教育基地」「拯救迷途青年」，招生對象主要是厭學逃學、沉迷手機與遊戲、心理疾病（如抑鬱症）、有性別與性取向問題、叛逆與父母對抗等10-18歲青少年。據張朱樂和其他學員講述，這裏還招收精神障礙和智力障礙的人，學員最小8歲，最大的超過30歲。天眼查等工商登記信息顯示，該機構全稱為「安康沁元博教育諮詢有限公司」，不具備教學辦學資質，卻以半年56800元、一年76800元的高額收費牟利。這裏常年收納著兩百多名外地學生，雇傭了近十位教官。

沁元博素質拓展基地。網站宣傳上，其介紹機構特色為「以磨礪意志、激發潛能、提高綜合素質、培養孩子學習興趣、養成良好行為習慣為教育目標。」（圖_沁元博網站）

未成年和成年學員分班管理。每一周，張朱樂都會聽見另一邊的未成年人被防暴棍打，以及哭聲。有一個八歲的小男孩，懵懂無知，進來至今都以為「自己是來當兵的」。而一名因抑鬱症軀體化、成績下滑被父母送進來的13歲女孩，曾私下對張朱樂說：「裏面甚至比外面好。因為在這裏只是被教官打，不會像在家裡一樣被打死。」

經前學員講述，沁元博前身是2024年8月註冊成立的「安康弘毅素質教育基地」，去年因發生學員自殺的惡性事件而被關停，學員在校期間曾從弘毅校址被遷送至沁元博新址。在公開賬號視頻中，沁元博校長崔飛亦在「弘毅」機構中出現。

經搜索，沁元博的前身「安康弘毅素質教育基地」的抖音賬號至今仍在正常更新。（圖_抖音截圖）

如今，在沁元博，死是一件更難的事情，處處被監控的學員拿不到任何尖銳的東西。園區有一個同齡女生，是因為有輕生念頭被父母送進來的，她告訴張朱樂：「我出去就會跳樓。」

入園第一晚，張朱樂將手臂撓出一片血痕，「我以為鬧出人命會有用，其實根本沒有用，所有人都出不去。」張朱樂回憶，「在裏面的每一天我都想死。」但她必須忍住，哭、表達情緒、談論死亡都會招來懲罰，「在這裏，你誰都不能相信。」

張朱樂後來注意到，在「綁架」過程中肘扣她頸部的，是一個未成年的班排長。和成年人相比，未成年人往往入園時間更長，作為更弱勢的一方被管教；能被提拔為助教或班排長的，都是教官認可的「足夠聽話」的學員，方便將施暴的鏈條繼續向更弱者傳遞。平日，教官會讓未成年學員帶頭毆打，以及外出「綁架」新生，「未成年人打人不用負很大的責任。他們就是想把所有人都拉下水。」

同期，鄭靜在網上主動聯繫了不少沁元博的受害者，其中大多都是未成年。17歲女孩小蘭曾因校園霸凌嘗試自殺、后被父母送入機構，「在裏面我們就淪為待宰的羔羊，像狗一樣在地上等待被馴服。」

女孩同樣是被自稱「警察」的人暴力帶走，在9個月的囚禁中，目睹了學員因遭遇毆打或企圖自殺而被逼瘋的過程。她指出，這種棍棒與恐懼下逼迫出的「裝乖」和「表演性服從」，代價是嚴重的創傷後遺症。小蘭透露，逃離后，她在家裡各處都藏了刀，包括床頭。她恐懼會再次被送進去（「二進宮」），「就算不能殺死自己，還能捅別人兩刀。」

張朱樂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的，來自其他受害者的自述。（圖_小紅書截圖）

習得性無助

和未成年人相比，張朱樂畸生出一種自我安撫，「在這裏，你已經沒有吃那麼多苦了。」而在持續的暴力碾壓與絕對孤立下，她同樣迎來了機構最期待的結果——「變乖」，守規矩，聽話，配合。在臨床心理學上，這種狀態被稱為「習得性無助」。當個體持續經歷隨機的暴力與無效的求助后，會形成「任何反抗都無法改變現狀」的認知，從而放棄掙扎，呈現出機械性的服從。

起初，推開一扇「像監獄一樣的鐵門」，張朱樂被安頓進了一個有「六個花臂女生」的宿舍。夜間，房門與樓道鐵門被雙重反鎖，八個人共用一個尿桶。面對頻頻嘔吐並反覆要求就醫、離開的張朱樂，李教官只留下四個字：「那你受著。」這四個字後來成了張朱樂在沁元博最常聽到的話。

絕望是一步步加深的。首先是無休止的肉體折磨。像所有學員一樣，張朱樂穿上迷彩服入列，打軍體拳，甩鴨子步，動輒深蹲幾百個，不斷地跑步，不斷地操練。她被掰折的腳腕從剛入園就腫得像個饅頭，這些操練讓她幾乎站不起來。每晚，她都向自己的身體祈求：明天腳能不能好起來？可不可以不再痛了？

這裏的醫療狀況也很堪憂。絕食導致胃出血、因紙巾掉屑導致尿路感染，張朱樂來到醫務室，只有一個教官坐鎮。同寢室有人患有多囊卵巢綜合征，三個月沒有來過月經，只得了一排短效避孕藥。有人胃痛得無法忍受，因為止痛藥拿太多了不再給予，「那你受著。」

張朱樂用文字記錄了自己在沁元博的經歷，其中提及「『那你受著。』是這個地方（沁元博）最喜歡說的一句話。」（圖_受訪者提供）

暴力是家常便飯，張朱樂沒少挨打。如果一個排有人出錯，就要挨「大鍋飯」——全排的人俯卧撐趴在地上，被竹條抽。身邊人的霸凌也十分常見。「老生」要求張朱樂下跪、讓她刻意反覆地加練，「我們站著，你就蹲著，我們蹲著，你就趴著。」宿舍被子薄如床單，稍未鋪平，就是幾百個加練。吃飯洗碗時，張朱樂被卡住不讓過，一個碗刷了六遍。冰水刺寒，張朱樂刷到手上長了凍瘡，之後每天只敢吃饅頭。

在沁元博，「管教」是一套極其有效的暴力與監控系統。待超過三個月的學員被稱為「老生」，負責帶領新生，傳遞威脅和警告的信息，「她就像一個人形監視器一樣，一直監視著我。」張朱樂回憶。在沁元博，舉報有獎——零食或減少入園時間。

「老生」告訴她，她來的第一天就撞了牆，想咬舌自盡，結果招致一群人圍毆，其中甚至包括被教官強制要求參与扇巴掌的普通學員。逃跑者將面臨最嚴厲的「管教」，有的還會被「水療」——頭部被反覆按入水中，體驗瀕死窒息。

也有學員不斷地靠近她，看了一眼她遍布血痕的手臂，告訴她：打架會延長兩個月，自殘會變成四個月……一名教官對張朱樂說：「跑有什麼意思？被抓回來不是六個月嗎？」並暗示：「這邊到處都是我們的人，連警察我們都認識。」

面對新生「不知何時能離開的」疑問，老生們被規訓的標準答案是，「最多十天就可以出去」，否則會被打。然而，離園時間從承諾的「第二天」變成「七天」，又不斷延長，張朱樂逐漸失去了時間概念，「他們沒有一個人會告訴我真正的時間，甚至會刻意說錯我的入園時間。」直到一個學員告訴她，自己已經來了四個月，張朱樂才意識到：「我好像真的出不去了。」

在園方拍攝學員視頻給家長時，張朱樂不得不表現得積極陽光，因為在鏡頭的後方，教官正舉著防暴棍瞪著她。禁止被說的話包括：「爸爸媽媽，我很想你們」，「我很想回家」。也許為了滿足家長朱女士的需要，他們甚至會強迫張朱樂控訴鄭靜有毆打、囚禁她的「惡行」。視頻會被一遍一遍地拍，直到他們滿意。她擔心受脅迫錄下的對鄭靜的指控，如果這些髒水潑出，「死無對證」。

有一次，張朱樂被更嚴厲地威脅，教官要求她接視頻電話時假裝「睡著了」，「你什麼都不許說。」後來張朱樂才知道，那是上海警察打來核實其人身安全的電話，當時鄭靜托朋友在上海報了警。

順從成了生存的唯一法則：「只要你討好老師，日子就能過得好一點。」但張朱樂仍有一些軟抵抗。被拍視頻時，她笑著說出較之以往人生最為反常的話：「我是天生歌姬」「青椒好好吃」，寄希望母親看見這些視頻會覺得她「瘋了」。當園區辦活動在抖音號直播時，張朱樂在唱歌間隙對著鏡頭比嘴形：救命，救救我。但這些行為從未等來任何迴音。

與此同時，在高牆之外，鄭靜通過其他家長套出了朱女士的話。微信聊天記錄顯示，朱女士稱：「我家孩子現在特別好……她都知道她往後的路怎麼走。」她還向這位家長介紹這類「軍事學校」，「裏面專門輔導孩子，糾正孩子。」她說：「我肯定助力你家娃以後陽光燦爛。」

當張朱樂在沁元博人身受限求助無門的同時，母親朱女士對其他家長稱：「我家孩子現在特別好……她都知道她往後的路怎麼走。」（圖_受訪者提供）

營救行動

2月1日，營救計劃正式啟動。鄭靜特意帶上了張朱樂最喜歡的一件衣服和一支新口紅，跟隨志願者來到陝西安康恆口鎮。經過前期調研和準備，他們組建了分工明確的臨時救援團隊。除線下行動組外，還有線上調查組、輿論組、舉報組密切配合。

來源：The Aquarian

作者： 水瓶紀元

連日在園區外圍偵查，鄭靜眼尖地發現，參与「綁架」張朱樂的李教官，不時出入沁元博校門。然而，2月5日上午，她和律師到當地恆口派出所報案，還是吃了「閉門羹」。警方一開始搬出程序性理由，要求事發地立案后發來協查函，拗不過鄭靜再三要求，才答應進入沁元博核查。當天下午，民警回電稱，「我們與她本人見過面了，她現在人很好，很安全」，與上海警方反饋如出一轍。

張朱樂事後回憶，當時她一找到背對教官的機會，就不斷向警察和執法記錄儀比口型：「救我」，仍慘遭無視。志願者們對此並不意外，當日在沁元博附近午飯時，他們親眼看見沁元博的教官與警察同桌進餐。據他們過去的救援經驗，這些選址于偏僻村莊的特訓學校，往往與當地社會形成共生關係，因為能貢獻稅收、提供就業、拉動消費，甚至會得到周圍村民的庇護與放哨。

營救團隊寄希望于外部施壓。在線上，曝光視頻短時間內收穫超過50萬播放量，沁元博官方抖音號湧入大量網友惡評，還吸引到主流媒體關注、致電學校和派出所求證。團隊還發動了三四十名外圍志願者，針對安康市的市長熱線、教育局、工商局、衛生監督管理局以及派出所進行高密度的電話與留言舉報。

這些合力迅速扭轉了校方態度。2月5日傍晚，沁元博校長崔飛主動聯繫鄭靜，提出和談。在隨後的單獨會面中，他直接開出「4萬元現金」的放人條件。鄭靜表示，崔飛曾在交涉中透露，朱女士此前交納的4萬元學費，一部分返還給了另一家家庭教育培訓機構。其創始人名叫張麗紅，同時運營一個封閉式親子教育項目「沙漠營」，一年學費高達49.8萬元。

崔飛稱，朱女士的原意便是帶張朱樂參加這個「沙漠營」，「張麗紅他們從你那帶不走（張朱樂），只有我們去帶，帶完在我們這過渡一下、過個年，之後（張朱樂）就會被送往那裡（沙漠營）。如果真得送到那裡，你更見不到。」事後，朱女士向張朱樂承認，為湊夠「沙漠營」的學費，她已經賣了房。

網路公開資料顯示，張麗紅據稱有三十年家庭教育經驗，著有多本教育心理學書籍，網路簡介羅列了頗多頭銜、獎項。她創辦了「心然·麗紅新教育」等多家教育諮詢機構，主營方向為育兒成長、心理療愈等。除了面向父母的親子溝通訓練營、改善夫妻關係的工作坊等，其核心產品「愛中成長營」又稱「沙漠營」，以封閉在沙漠里斷網、集體艱苦生活拉練為特色，迄今已舉辦六期，主要招募「網癮」、休學或與父母對立的青少年。具體營期根據學員個人評估定製，一周到半個月不等，持續跟進時間則長達五到十個月。

在張麗紅的「徒步沙漠營家長會「主題的直播分享中，有不少焦慮的父母留言親子教育問題，或是向張麗紅諮詢」青少年品格「相關的課程。（圖_抖音截圖）

鄭靜懷疑，沁元博是張麗紅方面介紹給朱女士的。除了學費分成，另一佐證線索是，據朱女士向其他家長透露，和她一樣接受張麗紅培訓的一位「師姐」，就在沁元博做心理老師。

鄭靜了解到，朱女士早已深度捲入「張麗紅家庭教育」的營銷體系，這段時間她的朋友圈幾乎全是這些營銷分發內容。就在張朱樂被強行抓捕后的第八天，她還在朋友圈發布了一張培訓現場的照片，配文寫道：「生命的齒輪開始轉動。」

一位「沙漠營」前學員向鄭靜透露，其曾在張麗紅收費課程現場，看見朱女士成為講台上的分享個案。這是一個關於可憐母親尋找迷途孩子的小劇場。朱女士與一位扮演張朱樂的女孩各執麻繩的一端，女孩那端麻繩背後還站著十幾個人，朱女士拽繩子拽到立竭、崩潰、大哭，繩子仍紋絲不動。朱女士喊出自己的不幸與痛苦，直到筋疲力盡。張麗紅以此繼續宣講：「這是一位多麼偉大又愚蠢的母親……她居然想憑一己之力將她成年的女兒拉離歧途……」

「我媽一直有進入傳銷的惡習。」據張朱樂回憶，從高中開始，朱女士會帶她去上「好媽媽親子課堂」，「那種』一生軍旅情』的感動式教育，純騙錢，她覺得只要去上這個課，就能讓我變得更優秀。」

在母親朱女士的朋友圈中，這類營銷分發內容佔據了大部分比例。（圖_受訪者提供）

2月9日，談判后的第四天，迫於壓力，沁元博決定將張朱樂「釋放」。張朱樂父母接學校通知趕來接人，就在派出所門口，與在場的鄭靜和志願者爆發衝突。張朱樂奮力掙脫控制，拒絕跟父母離開，遭致二人打踹。警察未當場制止，還反覆對張朱樂說：「想從這走，你要先說服你父母。」

僵持到最後，警方強令他們返回「案發地」南昌，一路開車送至高鐵站。從安康駛向南昌的列車，耗時十一個半小時。教官、張朱樂家屬、救援團隊，三方力量盤踞，彼此間保持著「震懾距離」。夜色漸深，車間鼾聲四起，大家都已筋疲力盡。鄭靜手機上彈出一位核心志願者的信息：「到了武昌站，看我眼色行事。」

凌晨4點50，武昌站到站，停車時間7分鐘。乘客上下錯落之際，一名剛被「搖人」上車的本地誌願者趁亂騷擾張朱樂父母，鄭靜與另兩名志願者分頭攔下「明哨」「暗哨」各兩位教官。車上一片混亂，張朱樂沒有猶豫，立刻跳車。

寒冷的冬夜，張朱樂頭也不回地向出口跑去。直到出了站，坐進了計程車，她才終於稍稍安心一些。這時，天光微亮。

劫後餘生

張朱樂的腦子裡還常常響起哨聲。在沁元博，哨聲意味著集合。平日里一旦有人靠近，張朱樂會應激發抖，情緒失控地大哭，「我出來了，但好像還在在裏面。」最初幾天，現實日常對張朱樂來說就像一片空白。

向水瓶紀元談起沁元博的經歷時，張朱樂時而崩潰，時而克制鎮靜，臉上的表情在短時間內兩度切換。她努力控制情緒，「我不想被當成精神病。」此前，朱女士曾向派出所等部門表達張朱樂有精神疾病。張朱樂擔心，精神鑒定將使母親全權接管其人身自由權，趕緊與鄭靜簽署了《意定監護協議》並公證。

對鄭靜來說，有了這層法律保障，她無需擔心在恆口派出所的窘境重演。當時，民警曾輕易駁回她的訴求，揚言「你不是（張朱樂）親屬，沒有向你告知的義務。」

為了避開可能的追捕，鄭靜與張朱樂低調輾轉于幾個城市，之前她們就曾約定同去，「就當旅遊，散散心。讓她情緒安頓，能恢復正常的生活。」鄭靜說。

「姐姐一直陪著我，安慰我。」在鄭靜陪伴下，張朱樂的日常逐漸重啟。再次登陸《原神》，她驚訝地發現帳號里躺著50「抽」——鄭靜為她起碼做了100個小時的任務。她如願抽到了想要的新角色，「很感動。」養了四個小時新角色，她終於覺得自己「好一點了」。

與特訓學校的戰鬥仍在繼續。張朱樂與鄭靜不斷在網路上發聲，聯合後方志願者投訴舉報，爭取立案調查。然而，伴隨著大量刪帖，行政體系的反饋幾乎無效。

2月10日，鄭靜收到南昌市公安局出具的《終止案件調查決定書》，唯一獲得行政立案的「故意損毀財物」事由，被認定為「沒有違法事實」。

遲至3月31日，安康市「市長熱線」針對沁元博舉報作出辦結回復：經核查，該機構存在違規培訓活動……要求該市場主體立即自行停止一切招生宣傳活動。然而，4月7日，一名線下的志願者在現場走訪發現，仍有新學員被帶入園區。

2026年3月31日，安康市「市長熱線」針對沁元博舉報作出辦結回復，稱已聯合有關部門，對該市場主體下發《關於停止招收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及未成年人的提醒函》，並要求該市場主體立即自行停止一切招生宣傳活動。（圖_受訪者提供）

沁元博視頻賬號的最新消息停留在4月27日。但沁元博教官的個人賬號至今仍在持續更新，仍有學員于沁元博園區配合視頻錄製。志願者們深知，即使歷經千辛萬苦，一時成功迫使機構關停，它們也很容易「換殼重生」。

經搜索，沁元博教官的個人賬號至今仍在持續更新。（圖_抖音截圖）

為何惡性事件頻出，特訓學校仍屢禁不止、遍地開花？沁元博受害者小蘭曾對鄭靜分析道，這類機構之所以能長期存在，核心在於迎合了父母的改造需求及利用了未成年人的監護權壁壘：只要父母持續交費，未成年人就沒有任何合法離開的可能，「我們的真實意願會被校方美化成』思鄉情緒』。家長其實能看到也能聽到，但他們會覺得孩子的』改變』大於傷害。」

「在父權的文化結構中，加上多部門的不作為，受害者作為多重的弱勢群體，往往他們的父母也是』共犯』，他們就很難去維權。對於這些商業機構來說，利益遠遠大於風險。」上述豫章書院受害者代理律師指出，該案從被曝光到一審判決，歷時7年，主犯們僅因「非法拘禁」入罪，學院創始人吳軍豹獲刑二年十個月、被禁止從業五年，「『非法拘禁罪』本來就是一個輕罪，所以這對他們根本造不成什麼威懾。」

家長培訓機構與特訓學校的「利益共生」，令鄭靜深感憂心。近幾個月來，她沒有停止對「張麗紅家庭教育」的調查和舉報。她擔心，張朱樂的遭遇並非孤例。一旦有意願改造孩子的家長被成功說服，機構除了將學員子女收入「沙漠營」，還可能將他們轉介給其他有合作關係的特訓學校。

鄭靜調查發現，「心然·麗紅新教育」在多地設有網點，向有教育焦慮的家長售賣1980元的家庭教育課程，受訓家長還可購買15萬元的「家庭教育導師班」課程以進入團隊，后可通過介紹新家長購課等方式賺取回扣，拓展「下線」。

張朱樂則計劃起訴自己的父母和沁元博。她總會想起仍被困在園區里的其他學員：「壓力肥」是園區普遍現象，一位藝考生胖了30斤，說自己「再也考不上了」；一個學舞蹈的女孩，膝蓋被訓練得全是積水，說自己「再也不能跳舞了」；智力低的人被不斷地吼罵訓斥……一個十幾歲的小女孩一遍一遍地問她：「樂樂姐姐，我是不是出不去了？」儘管同樣絕望，張朱樂還是反覆地告訴她：「我們都會出去的，出去之後跑得遠遠的，上高中，上大學。我們都會飛出去的。」此前張朱樂的家裡，一直寫著一句話：祝所有女性都做飛鳥。

營救結束后，鄭靜曾問張朱樂：「你現在希望怎麼辦？」

「我想把所有人都救出來，」張朱樂說，「我希望未來再也不要有特訓學校。」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小蘭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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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The Aquarian

1）六四——現代中國的十字架

2）六四薪火——關於六四與中國新生代

3）把殺人看作殺人——「六四」十六周年祭

4）六四斷想——去國十七年……

5）今又六四，多事之秋……

6）天安門母親——永垂青史的群體

7）六四：穿越代際穿越左右定義中國

8）六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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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六四——現代中國的十字架

歷史不是日曆。

在日曆上，每個日子無分軒輊，一律平等。然而歷史不同，它有所偏愛，它往往青睞一些特殊的時日。翻開史書，我們會發現一些「大寫的時日」。人類的命運起伏、歌哭生死，聚焦在這些特殊的時日上，從而賦予了它們以沈甸甸的分量。不能設想，如果沒有了紀元前551年（孔子誕生），沒有了紀元12月25日（耶蘇誕生），如果離開了1215年6月15日（英國國王被迫在大憲章上加蓋國璽），離開了1492年10月12日（哥侖布發現新大陸），離開了1776年7月4日（美國獨立宣言發布），離開了1789年7月14日（法國大革命攻佔巴士底獄），離開了1911年10月10日（中國武昌起義），離開了1919年5月4日（中國五四運動）……，人類歷史將是何等平淡無光、蒼白乏味！而正是由於這些時刻，人類才被一束束精神之光驟然照亮，歷史才配稱為歷史，文明才配稱為文明，人類才真正成為人類！

1989年6月4日，就是這樣一個永垂史冊的「大寫的日子」。對中國，也對世界。

百年中國人的基本訴求和命運，戲劇性地濃縮在天安門那幾十天的時空中。那是一個悲愴的歷史舞台：近代中國人的悲歡離合、光榮與夢想，生生不已，瞬間破滅，全都凝結在了天安門的吶喊和六四槍聲中。

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不久，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巨變接踵而至：柏林牆倒塌，蘇聯東歐陣營解體，共產主義失敗，東西方冷戰在主戰場結束。從這個更為廣闊的歷史視角衡量六四，它已經在世界史上奠立了轉折路標的地位。

六四之後，在中國經濟的市場走向上，六四屠城者實際上也在被迫執行天安門亡靈的遺囑。

然而，在政治上，六四事件的歷史裁決被強力封鎖而遲遲未至。這也是中國權力壟斷，腐敗糜爛，鬼魅重重，外交困境，難於融入國際社會的關鍵所在，是中國真正復興的基本障礙。

正義是沒有替代物的。「冤案不雪，國難未已」。

又是蛇年了。上一個蛇年的六四之夜卻恍如昨日，栩栩如生。一個生肖的迴圈逝去，當年在長安街槍聲中呱呱墜地的嬰兒，如今已是亭亭玉立的中學生了。然而，十二年來，在權力的廟堂，「屠伯們逍遙復逍遙」；十二年來，在天安門上空，冤魂們飄蕩復飄蕩，怨目不瞑，英靈不散，迄今未能入土安息。人們不禁無語問天，這天底下究竟還有沒有公義？

上蒼畢竟有眼，屠伯們的清夢也有時而斷。在長安街的坦克與血淚的背後，正義在行動。那些導致六四慘案的「黑箱」文件，如今已大量流亡出境，凝結成了沈甸甸的書籍——《中國「六四」真相》（中文版）、《THE TIANANMEN PAPERS（天安門文件）》（英文版）——風行於中國本土之外。一些與六四事件有直接或間接關聯的人們，借《中國「六四」真相》於2001年4月15日發行之機，聚會紐約，回首當日風雨，評說千秋功罪，於是有了我們眼前這本書。

我們曾有過六四學生骨幹們的回憶文獻，有過知識份子六四行為的回憶文獻，還有過工運領袖的六四回憶文獻，如今，鎖在「黑箱」里的中共當局在六四前後的官方文獻，也大部曝光了。這樣，六四事件的基本圖像就有了一個大體平衡的輪廓。雖然還有無數的細節需要填補修正，無數的說詞有待反覆驗證，但是，框架已經成形，概貌已經浮現，這是可以告慰六四亡靈、告慰天安門母親們、也告慰全體國人的。

歷史的審判是無法逃避的。在最後審判之日，這些文獻將化為起訴書，起訴六四血案的主要責任者及其協同者，清償他們應付的代價。從而討回歷史的正義，醫療民族的創傷，走出冤冤相報的歷史迴圈，創建一個文明寬容的憲政民主體制，實現中國的真正復興。

天下沒有白流的鮮血。從較長的歷史時段考量，不容否認，六四已經進入了我們民族的深層記憶之中。它給這個民族留下了一份珍貴的精神遺產。六四，作為災難深重的近代中國命運及價值取向的象徵符號，已經永恆地篆刻在了中國的歷史上，人類的歷史上。

自從六四那天的槍聲響過之後，中國就不復是原來的那個中國了。我們都是六四之子。中國人都是六四之子。在某種意義上，六四將為這個正在潰爛的民族之精神輸入道德感，輸入宗教感，輸入神聖性的資源。

人們常有天問：在這個人慾橫流激烈競爭的現代世界上，曾經延續了五千年中國古文明，危如累卵，如何才能得到救贖？答案是：把六四鑲嵌進了中華的靈魂之中，烙刻在神州大地的軀體上。中國復興的精神資源，理當反求諸己，不假外求。它就在你的眼前，就在你的心中。要想中華文明【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的精神獲得拯救，無須八方尋覓，「上窮碧羅下黃泉」；只需從當下做起，從恢復六四的記憶做起，從憑弔六四亡靈做起，從昭雪六四冤案做起。

六四，是中國的十字架，是國人必須背負的十字架。只有由六四的血凝成的十字架高懸在國人的精神天空之上時，才是中國逃過大劫，獲得救贖的最後機會。

是為序。

（本文原為《六四真相名家談》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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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六四薪火——關於六四與中國新生代

薪火已斷？

今天是六四事件十五周年。

有報道說：對於15年前發生在北京的，全世界為之震驚的六四事件，當今北京大學生知之甚少，也不欲聞問，冷漠淡然。

這使我想起大約八十年前，當風起雲湧的五四運動過去幾年後，中國文壇人事已非，街市依舊，世態冷落寂寥。當年面對彼情彼景，魯迅曾有小詩一首，曰：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

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

寥落之情，溢於其間。照當時的態勢看來，一場轟轟烈烈的運動，已成過眼雲煙，即將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之中了。日益「成熟」的多數人們，已經痛自懊惱，對自己年輕時的幼稚衝動深感臉紅，各自忙於賺錢謀生去也。「國家事，管他娘。」

這頗有點像如今六四所受到的待遇。

事實上，從表象看，當今的六四比當年五四在中國更受冷落。因為當年北京政府並未實施一言堂式的言論管制，並未封殺有關五四的言論。而如今的北京政府卻視六四二字為洪水猛獸，必欲除之而後快；並且，對年輕一代精心製作了一整套系統的「遺忘政策」，實行空前嚴厲的信息監管，竭力抹去歷史印痕。實在無法抹去之處，則用謊言取代真相。全部目標僅在一點：清洗「新新人類」的頭腦，造就一代代六四事件的絕緣體。從此六四不復存在於歷史上也。

毋庸諱言，北京這一政策取得了部分成功。

於是，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問題擺在了我們面前：六四的薪火是否已經中斷？六四傳人是否已經死絕？

六四之子

不！在這片浸滿血淚的古老大地上，有年輕的聲音破空而出：「在我們心中，她們（天安門母親）不僅是死難者的母親。她們也是天安門前整整一代人的母親，是在六四之後成長起來的一代青年知識分子的母親。是這個在政治罪孽中沉淪的民族的母親。我們願意在此莊重的宣稱——我們是每一位」天安門母親「的兒子。我們為自己曾經的沉默和袖手而羞愧，我們願以眼淚、筆墨、肉身和良知，永不停歇的抗議這個政府對每一位母親的摧殘。」這是六四之後成長起來的新生代知識者王怡和余傑的莊嚴聲明。

「無論是解放還是自救，我們呼籲必須從那個早晨重新開始，」返回六四「應該成為中國公共政治真正的起點。………十五年如一日。我們，八九一代人，親歷了死亡，選擇了死亡。生存還是死亡，仍然是一個問題。值此」六四「十五周年前夕，聯署上述聲明，或為解放宣言和自救宣言。」這是任不寐、余世存、浦志強……等一批參与運動的「八九一代人」的宣言。

……

事實上，十五年來，正義之聲從未絕滅：一系列有關六四的文件，流亡出境，匯聚成書。一聲聲對六四罪行的聲討，血淚交織，不絕於縷。一個個天安門亡魂的母親們，在她們的孩子濺血的大地上，頂著高壓，挺立起來，勘查真相，起訴罪孽，討還正義。曾用真話在薩斯危機中拯救了千千萬萬生命的蔣彥永大夫，不久前，冒死犯難，再站出來，為六四正名，為歷史留真相，為亡靈討公道。更加令人欣慰的是，一批六四和「后六四」世代的年輕學人挺直腰板，戒絕恐懼，憤而發聲，傲然以「六四之子」自況，以「天安門母親之子」自稱。他們坦然承認，六四，在他們個人的精神成長史上，佔有極其關鍵極其崇高的地位。

或許，在中國，六四之子並不多，但是訴諸歷史，精神傳承者的數量從來寥落，人數不足為慮。一與零的差異，十億與零的差異，二者在精神傳承史的意義上，本質上是相同的。一旦精神價值公開傳布，它將以其內在的精神魅力普照四方，認同和追隨者將八面來朝，絡繹於途。

來源：縱覽中國

作者： 陳奎德

如前所述，五四之後幾年精神世界的寂寞曾令人心灰意懶。當時仍以五四傳人自命的，寥寥幾人而已。然而，正如以後人們看到的，隨著時間的推移，五四這個符號，在二十世紀中國愈來愈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從長程的歷史眼光看，無論是好是壞，二十世紀與中國國運息息相關的三大意識形態———民族主義、自由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都濫觴於五四。二十世紀中國的一切重大變動，冥冥之中都與它隱隱牽連；中國的各黨各派，多以它的繼承人自居；人們唯恐與它沾不上邊。而五四的歷史記憶，在中國的各個時期各種論述中，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風貌。「各說各話，眾聲喧嘩」。唯其因為如此，五四已成經典，緊緊黏附在中國歷史上了。

誠然，與五四不同，六四，作為一個象徵符號，在今天的中國，尚未登堂入室，遠遠未成正統。不唯如此，多數人甚至避之唯恐不及。但是，正如前面提及的，已有年長者與年輕者，傲然以其守護者和傳人自詡。同時，筆者也注意到，不僅是自由派的知識者如此，也有其他派別的知識者，如新左翼（或其自稱的自由左翼）的汪暉先生，在一篇長文中，也把八九運動註冊為左派的商標，把它納入左派的話語系統。這是頗為意味深長的一個現象。它恐怕是一個小小的端倪，預示著無論當局願意不願意，無論當局用多少努力來封鎖，六四，不可抗拒地，勢將作為現代中國的一項公共精神遺產，而進入中國綿長的歷史。

我斗膽敢以此預言六四的命運。

筆者過去曾對六四有過基本評估，至今未變，願錄於此以紀念”六四”十五周年:「要想中華文明的精神獲得拯救，無須八方尋覓，」上窮碧落下黃泉「；只需從當下做起，從恢復六四的記憶做起，從憑弔六四亡靈做起，從昭雪六四冤案做起。

六四，是中國的十字架，是國人必須背負的十字架。只有由六四的血凝成的十字架高懸在國人的精神天空之上時，才是中國逃過大劫，獲得救贖的最後機會。「

地火終究要衝出火山口，汪洋恣肆，重鑄大地的景觀。初，是正義降臨的審判。后，是全民和解的饗筵。

十五年了。鐘聲響了。那最後的時刻已經不遠了。

（2004年「六四」十五周年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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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把殺人看作殺人——「六四」十六周年祭

對殉難者的第二次謀殺

已經十六年了。「六四」的亡靈在天安門上空仍然沒有瞑目。我們這些未亡者，還有什麼好說的呢？正如陶淵明詩所說的：「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十六年來，天安門母親們，聲音嘶啞，淚水乾枯，但是，屠伯們歌舞昇平，逍遙復逍遙。拿鋼刀的拿軟刀的，正在「保先」——保持他們鋒利刀刃的先進性呢。人們好奇的是，這個「先」，如何「保」？

我今天著重談拿軟刀的。

與歷史上所有的慘案責任者一樣，六四之後，當局把慘案鎖進黑箱，層層加鎖，成為禁忌。同時，對年輕一代實施精心製作的一整套遺忘政策，企圖把這件事在人類記憶中消除痕迹，徹底抹掉，似乎從未存在過一樣。這正是奧威爾在《1984年》中描寫的「真理部」所做工作的完整翻版。

但是，最近幾年來，情況有所變化。當局似乎認為中國經濟有所擴展，財大氣粗了，於是，開始試探著公開為屠城辯護了。前幾年，其主要辯護論調為：六四鎮壓，導致了社會穩定，從而實現了經濟成長。最近，人們注意到一種新的論調，它精心選擇了兩樁事件作為對比，把1919年五四運動時北洋政府的舉措來和1989年六四事件時中共當局的舉措作了優劣比較，從而製造出一個決定論的歷史圖景，以此來貶低前者，褒揚後者，為屠城辯護。

第一種所謂鎮壓導致經濟增長的論調，已經有不少人直斥其荒誕。事實上，六四屠城后，1989至1992年，中共重新強化意識形態，經濟政策全面倒退，國內外貿易萎縮，經濟一片死氣沉沉。那才是鎮壓的直接後果。六四之後近三年，在那種全面停滯情勢下，在經改將死的前景籠罩下，為挽救自己的歷史地位，鄧小平才被迫實施「南巡」，重新強化已被鎮壓下去的經濟改革，重新走上沒有趙紫陽的趙紫陽路線，淡化經改的意識形態爭論，鼓起第二波經改風潮。這就是表明，在極權國家，往往是，民間的抗議和獨立訴求被鎮壓下去，當時的政治態勢更加兩極化，政治走向僵局。然而，民間訴求的一部分並未死亡，通過一段歷史時期后，它將藉助各種形式復活，對修改政策取向產生「滯後效應」。簡言之，在中國經濟的市場走向上，六四屠城者實際上也在被迫執行天安門亡靈的遺囑。這一點，前人之述多矣，這裏不再仔細梳理。

第二種以歷史對比所作的辯護是新出的，筆者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說：「如果沒有1919年5月4日那天的學生鬧事，或者只有五四事件而沒有後來的政府屈服，也就是說沒有演化為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能走多遠？革命黨能成多大氣候？

當時在鄧小平的頭腦中到底浮現了一些什麼，已經無法考證了。可歷史這個魔術師永遠讓人震驚，正是1919年6月4日這一天上海和天津兩地商人宣布罷市最終導致了北洋政府將軍隊撤出並停止拘捕學生，正是1919年6月4日這一天政府的屈服使中國近代史發生了大逆轉。1989年的6月3日晚，鄧小平決定不惜一切開槍鎮壓……

全中國一陣劇痛，但終於避免了一次惡性循環般的歷史重演。

鄧小平再當一次殺人犯，但終於避免了毛澤東二世的提前復活。「（見《多維網》，文揚：」五四之癢「和」六四之痛「）

文章重新塗抹製作了一幅歷史演變圖景，似乎中國近百年來的激進主義災難應當全部歸結于北洋政府當年向罷市的市民和示威的學生的妥協讓步，居然說「北洋政府的屈服造成中國的政治亂局」。似乎沒有這一讓步，似乎只要北洋政府像鄧小平一樣大開殺戒，共產國際就不會染指中國了，中共就不會成立了，日本軍閥就不會侵略中國了，毛澤東就不會禍害中華了……。這真是一幅聳人聽聞的歷史漫畫。

這裏的第一要害是文章的歷史決定論，第二要害是徹底反人類的功利主義。

關於文章中所蘊含的歷史決定性演化的邏輯鏈條，其中沒有哪一條經得起推敲，沒有哪一個環節的演變是命定的必然的。倘若我們也來歷史假設，人們何嘗不可以說，倘若北洋政府像鄧小平一樣大開殺戒，將激起民間與當局的更大的仇恨和更激烈的對抗，共產國際將趁勢更快介入中國內亂，加上日本入侵，中國將更快捲入共產主義的漩渦之中……，如此等等。

而事實上，我們若取另外一樁（戊戌）事件與六四作比較，就可看得更清楚了。在戊戌事變中，慈禧與鄧小平一樣當了殺人犯——六君子血濺菜市口，她對維新派一樣施行了殘酷鎮壓，她對光緒像鄧對趙紫陽一樣進行了軟禁。但這一鐵血手段是否避免了更激進的孫文革命黨的烈火熊熊燃燒呢？眾所周知，歷史無情嘲弄了這種殺人滅火的決定論邏輯。

在六四亡魂冤案未雪的情勢下，上述兩樁為屠殺脫罪的辯詞，是對殉難者的第二次謀殺。

韓國光州事件的啟示

其實，與六四事件更切近更具可比性的，是鄰居韓國的光州事件。

1980年4月中旬，韓國爆發了工人及學生示威浪潮，要求民主。5月初全斗煥軍政府公布了戒嚴令，民眾要求撤銷戒嚴令和全斗煥下台。5月15日，約10萬名大學生在漢城集會，向軍政府示威。5月16日光州也有3萬名學生與市民示威。5月17日，全斗煥宣布《緊急戒嚴令》，進一步擴大戒嚴範圍至全國，並拘捕了金大中、金泳三等民主運動領袖和學生。

1980年5月18日凌晨，全斗煥調數萬軍隊組成戒嚴軍分6路包圍了韓國光州市，當日上午10點，在光州民主運動大本營的全羅南道國立大學，戒嚴軍與學生發生了第一次衝突，軍隊打死學生數人，逮捕多人。激進的光州學生和市民奮起抗爭，到光州火車站、高速巴士總站等地阻攔戒嚴軍進城。軍隊向人群開火。5月20日晚，20萬人在光州的道廳集會、示威。市民組織200多輛計程車、公交車突破戒嚴軍封鎖線到道廳助威。戒嚴軍切斷光州與外界的聯繫，21日凌晨向示威人群開火，造成54人死亡。21日，多達30萬人來到道廳、廣場及周圍擠得水泄不通。一個青年站在戒嚴軍的坦克上，揮舞著國旗，高呼「光州萬歲」，市民圍在一起高唱國歌，軍隊射殺了這位熱血青年。

憤怒的市民成立「民眾抗爭本部」，進行長達一周的有組織有系統的對抗活動：組織市民軍，與戒嚴軍武裝對抗。從警察局和軍隊那裡搶奪了部分武器，與軍隊開展了街壘戰，佔領了道廳。迫使戒嚴軍一度撤回到郊外。該組織並突破軍政府新聞封鎖，向全國說明「光州事件」真相。政府控制的光州各媒體不僅不客觀報導事件的進展，還歪曲事實。市民縱火焚燒幾家電台和報社，並自己編髮了「民主市民會報」，向全國發布光州抗爭消息，如實地揭露戒嚴軍的暴行。

來源：縱覽中國

作者： 陳奎德

但是，對抗一周多之後，五月27日，數千名軍人開著坦克進入市區，儘管有市民卧路阻擋，但坦克仍然肆無忌憚地壓過他們的身體入城。戒嚴軍佔領了道廳，槍殺了最後一批不肯撤出道廳主樓的20多名學生和市民。光州「5？18」運動以被殘酷鎮壓而告終。

據官方報導，「光州事件」造成了191人死亡，122人重傷，730人輕傷。

光州「5·18」事件平息后，全斗煥政府在全國瘋狂地鎮壓民主運動，白色恐怖籠罩著韓國。5月28日在光州逮捕了幾千名參与民主運動的市民，並以「光州事件的幕後操縱者」的罪名判處金大中死刑。1980年～1983年，有700多名新聞工作者因要求新聞自由而被政府勒令退休。1980年～1986年，每年都有相當多的大學生因政治訴求被開除。

「5·18」運動被鎮壓后，政府高壓，新聞媒體沉默。政府在提到這個事件時，被輕描淡稱為「光州事件」或「光州暴亂」。

不久之後，韓國爭得1988年漢城奧運會舉辦權，大大推進了民主化進程。這時，反對黨的改憲運動如火如荼，特別是1987年6月，百萬人走上漢城街頭要求改憲。軍隊已無法再壓制民主運動。韓國軍政府在內外壓力下，也為了對國際社會改變政治形像，被迫接受憲改方案，採用總統直接選舉制，獨裁統治在韓國終結。

全斗煥下台。1988年，光州「5·18」事件很快就被國會重提。1993年第一位非軍人總統——金泳三上台，承諾為「5·18」運動死難者建立國家公墓。1997年，金泳三簽署「5·18」運動特殊法令，正式為「5·18」運動正名，死難者家屬獲得賠償金。

鎮壓「5·18」事件的元兇兩位前總統全斗煥、盧泰愚被法庭公審，以內亂罪被判處重刑。

總起來看，應當說，中國天安門的學生與市民比光州學生市民溫和文雅多了。光州市民進行了武裝反抗，並焚燒了政府控制的幾家電台和報社，而北京市民則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更有意味的是，在韓國，並沒有因為為光州事件的昭雪正名而走向激進主義氾濫成災，沒有發生文揚文章所預期的「各地亂黨揭竿而起」的局面。同時，也沒有因大屠殺之後一段時間內社會表面穩定，經濟有所發展而放棄對負有鎮壓責任的前總統全斗煥和盧泰愚的審判，儘管人們承認他們在韓國經濟起飛過程中是有功勞的。

在絕對的律令下，任何政績都不可能抵消殺人罪。正義是沒有替代物的。

回到基本常識：把罪惡看作罪惡

所有為屠殺辯護的論調，其核心，說到底，無非是宣稱，我們是為了其他人的長遠利益而犧牲你們的。

前面的論述已經很清楚，歷史決定論是虛妄的。犧牲當下人們的生命，並不確定是否能贏得其他人的長遠利益。

更根本的是，誰有權利以下一代人追求富裕的名義、以未來的長遠利益名義，或以任何其他人的名義，來屠殺當下活生生的國民？誰授權給你了？通過何種程序授權給你了？你從哪裡獲得代表未來人或整體國民的權利？

更深一層考察，難道未來的人與我們當前人的權利是不平等的嗎？何以為了他們的福祉就要奪取我們的生命？他們高人一等？

因此，歷史，不可能作為殺人的遮羞布。未來，不可能把當前的殺人合理化。

沒有任何「反思」能夠為野戰軍上街屠殺徒手平民作辯護。無論通過何種精心製作的「反思」話語，殺人也不會變成「溫柔的撫摸」。無論運用如何精巧的理論包裝，罪行也不會變成「歷史的功勛」。

讓我們回到常識：把殺人如實地看作殺人。把罪惡如實地看作罪惡。惟有如此，才能真正避免「惡性循環般的歷史重演」。

讓我們把常識深植心中，祭奠天安門的亡靈

（2005年六四16周年于華盛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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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六四斷想——去國十七年……

1989年六月五日，上海。一個灰朦朦的早晨。我坐在赴機場的汽車內，繞過重重疊疊的路障，目睹滿街瘡痍，遍地狼籍。由於交通癱瘓，路上居然屢屢見有騎自行車並扛車跨路障的去機場的旅客。我的車左奔右突，總算抵達了虹橋機場，登上去美國訪學的飛機。從機窗回望家園，耳邊似乎還在迴響著這50天來亢奮的吶喊聲和昨晚香港電視錄像上的子彈爆裂聲……。反觀機艙之內，乘客寥寥無幾，神情蕭索木然，互不交談。就是在這種五味雜陳的詭異氛圍下，我匆匆離開了那瀰漫著狼煙的故國。

六月七日，兩天之後，在上海我任教的大學（當時名為華東化工學院，現名華東理工大學）接到北京三個衙門（國家教委、中組部、中宣部）聯合下達的文件，指名不准我出國。然而，抱歉得很，在下我剛剛離國兩天，難以返校恭敬從命了。

原本我的訪學計劃僅是半年。但是，歸途已斷……。

自那時至今，十七年了。沒有料到，我再也沒有踏上返鄉之路。「從此故土變異國」。

回望前塵。六四前，從1987年末到1989年，我從復旦大學應邀去華化創辦並主持了一個文化研究所，兼主編《思想家》雜誌。

1989年三月十四日，我在北京舉辦《思想家》雜誌創刊座談會，因國安騷擾破壞，釀成一起引人注目的事件。在這次半座談半流產的「會議」上，戴晴、蘇煒等拉上我，徵集了1989年第三次知識界簽名上書活動，即四十三位人文社科學者的聯署活動。同時，戴晴也把她千辛萬苦印成的關於反對三峽建壩的書連同我們的《思想家》創刊號一同派發了出去。

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先生突然去世，北京學運轟然而起，我急急派遣所里兩位研究人員駐紮北京，就地觀察，隨時聯絡。同時我自己也在上海市內，連同幾位學界同仁，四處張羅，徵集簽名，同時支持北京與上海的年輕學生們與當局的對話訴求。因此，原已定好的4月30日應波士頓學院之邀赴美訪問的計劃，因學運之故，也因一所美國大學的代表團五月份要來文化所訪問之故，推遲到了六月五日。

六月四日晚，本所同仁聚會我家為我次日赴美送行，校長陳敏恆先生亦在座。酒酣耳熱之夜，有人急遽而至，手持一份由香港電視節目轉錄下來的錄像帶，播放出來，竟是六月三日晚至四日凌晨中共野戰軍屠城影像！槍聲響處，血流漂杵……

六四，作為一個驀然的轉折點，決定性地改變了我一生的軌跡。

自六月五日飛離那血腥之死地后，一系列事變接踵而至，一發而不可收拾了：1989年六月八日，應《波士頓環球報》採訪，痛陳六四慘案。

1989年七月十三日，應剛逃離虎口的嚴家祺、吾爾開希等人之邀，我們前往巴黎參加為期一周的海外學人共商中國國是會議，見識了法國人當年的羅曼蒂克。他們拒絕邀請中國政府代表參加七月十四日的200周年法國國慶觀禮，而把我們這批流亡者請上了貴賓席。最令人涕淚難禁者，是典禮的第一方陣隊伍竟是由中國人組成，他們簇擁著三個巨大的中國鼓，上面赫然大書六個漢字：「自由平等博愛」………。全場起立，掌聲、泣聲交混迴響，久久難息………（當年那些熱血法國人而今安在哉？）。

1990年一月，應邀去普林斯頓大學任訪問學者，參加《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研究項目，主筆《民主中國》雜誌。

1996年底，應邀主持自由亞洲電台《中國透視》節目至今。

2002年初，參与籌辦中國信息中心，主編《觀察》網刊至今。

…………

諸「罪」種種，我遂成了故國的「不可接觸者」，被拒之國門以外，至今，也整整十七年了。

來源：縱覽中國

作者： 陳奎德

我曾經千百次地想像過有朝一日歸國時的情景心境，總是不得要領，難以拼出一幅具體的圖像。但是不期然的，腦海中卻突然冒出劉禹錫那首略蘊滄桑的七絕來：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觀里桃千樹，儘是劉郎去后栽。

物異人非，不復當年。昔日友朋，有彈冠相慶者，有門生遍天下者，有坐擁豪宅者，也有落寞寡合者。人各有運，各得其所，我無意也無權去物議臧否。只是，當有人問我，你不悔嗎？我很詫異發現自己情緒竟是波瀾不興，心境很淡地回了兩個字：絕不。

遺憾自然是有的，並且很深，不足為外人道。最痛者，是父母雙親在這段時間相繼離世，不孝子我未能奔喪萬里，扶棺哭靈，捧一抔之土，築室守墓。雙親生前之暮年，我亦未能敬茶送飯，侍奉湯藥。這是我身為人子最難釋懷之處。然兩老深明大義，多次捎來信息嚴厲阻我探視之妄念。彼情彼言，沒齒難忘。我只能叩首東拜，接領教誨，涕淚交流。

我自然明白詢問者之好意，因為的確有人曾直率地指我的選擇「不划算」。意謂你本有一個相當好的基地和位置，倘若不要過於執拗，就將如何如何，云云……。

我自問並非自命清高淡泊名利的化外之人，也不是無視身外之物不食人間煙火。既生為常人，七情六慾自然難於超脫，親情鄉情亦時時縈繞於懷。然而，沒有辦法的是，有些人倫的底線是絕然不可逾越的。我不能騙自己。我無法假裝沒有看見野戰軍在大街上濫殺無辜，還要仰人鼻息，假模假式地舉手擁護；或者製造一套理論說辭來安頓自己的良知，自欺欺人，換取靈魂的片刻安寧。

我更加無法割捨的，是靈魂的真正寧靜，是心靈無塵無埃無愧的坦蕩，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尊嚴、良知與自由。

我無法長久維繫一個分裂的人格，時時活在一幅面具背後，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我無法長久地被框定於欽定的「語言和語法」內，用一種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方式，撰寫一篇又一篇的裝腔作勢的「學術」論文和一部又一部言不由衷的「理論」專著，成為人見人愛不知所云的「學術權威」和「青年導師」，製造出一代又一代的學術垃圾。

我更無法忍受的，是無時無刻無處不在襲人耳目的謊言宣傳，那類小兒科式的愚民音像文字，鋪天蓋地而來，日日轟炸，使你無可逃遁于天地之間。那是對人的心靈和智力的雙重侮辱。

…………

簡言之，在我心中，雖然已經過去了十七年，但六四事件並未結束。它還沒有進入歷史，它還在等待正義。它甚至還未曾被事件發生國的人們公開談論，公開評判，甚至事件中死傷的確切人數至今還籠罩在沉沉黑幕之中。論及六四，很多人依然熱血沸騰，有些人依然諱莫如深。它依然是當代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因素，當代政治中的一根基本槓桿。它仍然在等待「最後的審判」。1989——仍舊是活著的現實。

質言之，只要六四事件還未獲得公正審判，只要正義未張，一黨壟斷未亡，我對那片紙醉金迷的「人間樂土」就了無興緻。那不是我的故鄉。

據說，北京當局最近非常關心國人道德，欲在中國推行正確的「榮辱觀」，倡導「八榮八恥」。我只能直捷地說，免了吧，何須用如此複雜繁瑣難於記憶的字句。什麼是恥？六四，就是最大的恥，最大的罪。而六四的亡靈就是中國之榮。你們有了這一「榮辱觀」，就一通百通了。

中國老話雲：知恥近乎勇。特此鄭重錄下，並轉贈中南海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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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今又六四，多事之秋……

年年「六四」，今又「六四」。自1989至今，已經十九年了。

然而，今年不同凡響。2008，恰如1989，命定將以「多事之秋」彪炳史冊：年初橫掃南中國的特大雪災，三月西藏僧侶的示威與被鎮壓，四月奧運火炬傳遞的抗議與反抗議，西方各國對北京當局的同聲譴責，大陸反西方民族主義風潮之狂飆，四月底山東火車汽車慘烈相撞，最後，則是五月十二日撼動全球的汶川大地震。

目睹四川地震屍橫遍野的照片，不由不令人想起十九年前血流漂杵的長安街。國人遭受的這兩次刻骨銘心的劫難，是最近三十年中國之痛的巔峰。一為天災人禍，一為暴政人禍，雙管齊下，蹂躪中華。國人何辜，竟至遭此荼毒？

無可諱言，1989和2008的巨大創傷，是當代中國命運的縮影，是中國在歷史轉型歷程中的巨大陣痛。而1989，雖然時距較遠，但是由於它濃縮了百年中國人的基本訴求和命運、光榮與夢想，由於它預示了接踵而至的二十世紀的巨變——共產主義失敗，由於它成為歷史的轉折路標，因而，承載了更為厚重的歷史重量。

災難的歷史後果是複雜而多面向的。所謂「多難興邦」，一廂情願地簡化和美化了巨災大難的各各不同的歷史後果，著眼于宣傳效果，罔顧于歷史事實，誠然有矯情之弊。

然而，特大的災變及其前後的社會氛圍，具有導引社會心理變遷的巨大功能，則是不容否認的歷史事實。

人們不會忘記，在1989年百萬民眾抗議的神聖氛圍中，北京出現了著名的「小偷罷偷」現象，當年學運中，我們看到，一個多月前還沉溺於考託福、忙出國、談戀愛、打麻將的大學生們，當精神的天空風生水起時，同樣是他們，卻突然墜入悲情洶湧的政治抗爭中，前後表現，判若雲泥，直直令人跌破眼鏡。

而2008，人們記憶猶新，在汶川大地震中，「自發救災，慈善捐款」的善行，風起雲湧于日常麻木遲鈍的普通國民中；而自我中心一代青年的悲天憫人情懷，也突然奇迹般湧現出來，在在令人刮目相看。

歷史屢屢表明，人類在遭遇巨災劫難或震撼性大事件時，會產生社會心理的驟然變遷，會出現價值體系的劇烈轉換。至於變遷的具體方向，是正是負？是向上提升，還是向下墜落？則取決於當事者平日隱而不顯的神秘的精神蘊藏。

人們注意到，在這樣的特殊時刻，庸常的生活退隱了，而某種「崇高」性的心理體驗翩然降臨。一些平日斤斤計較無比看重的事物，此時不再重要；而往日素遭嘲弄的情感與精神體驗，此時突然獲得神聖的地位，不容褻瀆。這是巔峰式的精神體驗導致的精神洗滌與升華，筆者稱之為「災難的宗教性效應」。的確，大難中的精神升華，極其類似於宗教體驗。因此，把「六四」事件看作現代中國的十字架，是有實實在在的精神理據的。事實上，六四之後，中國大地上像野火一樣瀰漫的宗教熱，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對該事件的屬靈的回應，它孕育了一場偉大的宗教勃興。

而這次空前慘烈的汶川大地震，難道不會醞釀一場普遍的宗教感悟？當然，多事之秋的2008，遠未收場；歷史大劇，尚未落幕。兩個月之後，在首次作為東道主北京，奧運會即將鳴鑼開張。在一場巨大的生命與精神的洗禮之後，在六四亡靈持續十九年的審視下，這張巨大的畫幅，將展現出怎樣一幅幅場景呢？北京政府，正在戰戰兢兢，發布種種空前嚴厲的禁忌措施。而歷史之神，也正在睜大眼睛，俯瞰眾生，翹首以盼。

十九年了，六四亡靈攜帶著未了的遺願，在天國徘徊。如今，四川地震遇難者的魂靈，該與他們在天堂會面了吧？

佛說，眾生平等。不過，死亡比生命更加平等。死亡比生命更加自由。既如此，讓我們祝福他們，為他們獻上未亡者的深深的祈禱。為中國，為人類，也為他們心中未了的遺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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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天安門母親——永垂青史的群體

若干年之後，讓我們設想，當歷史的審判終於降臨，中國的六四血案終於昭雪，正義終於獲得伸張，長安街的冤魂終於含笑瞑目於九泉，四海之內普天同慶之時，人們或許會問，在那些血雨腥風鴉雀無聲的黑暗歲月里，在塵世間，誰是死不瞑目的、在天安門上空飄蕩的冤魂的主要人間代言人？是誰在為那些亡靈夜夜祈禱，日日招魂？英靈們的遺恨遺願，主要是通過誰的口中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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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縱覽中國

這不是一場意外，而是一場蓄意的殘殺。吳仁華指出，部分死難學生不是被坦克「輾」死的，而是被「活活擠死」的。其中一輛坦克在駛近時，竟然故意掉頭擠倒路邊的綠色尖頭鐵柵欄，衝上人行道，將那些緊貼在柵欄旁避讓的學生活活擠死在鐵柵欄處，隨後又猛烈掉轉車頭，甩倒了周圍的幾名學生。瞬間，六部口肝腦塗地、鮮血四濺。1989年6月4日的那個清晨，人類歷史最殘忍的一瞬間永遠定格，全世界都看到了一張新聞圖片：五具遇難學生的遺體散亂地橫躺在靠近人行道的柏油馬路上。有的頭部中彈、腦漿參雜著血絲噴射出一米多遠；有的遇難者遺體則與腳踏車被坦克生生軋到了一起，血肉模糊，不分彼此。……

謊言重複一百遍就會變成真理？

歷史的傷口在歲月的流逝中或許會結痂，但真相不該被遺忘。在「六四事件」過去37年後的今天，官方的宏大敘事依然試圖將當年的流血鎮壓定性為「先有暴亂、後有鎮壓」的政治防禦，指責是「暴徒」先用汽油彈燒殺軍人，迫使軍隊開槍。

如果是身處中國國內，多年來被官方宣傳所蒙蔽，尚情有可原。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一些已經移民海外多年的人，隨便上網搜索一下，有成千上萬的現場照片和錄像帶，都可兩相對照，尋找事實真相。偏偏他們就像被洗過腦一樣，無視事實，固執地認為是「暴徒殺了解放軍」。

美國「博登書屋」創辦人榮偉6月1日在紐約法拉盛「紀念六四37周年暨文化大革命60周年及國際形勢研討會」上發言時表示，1989年6月他人在深圳，因鄰近香港，得以收看香港電視，那時全深圳和港澳地區，天天都能看到八九民運波瀾壯闊的場景和「六四」血腥鎮壓的鏡頭。對於那個歷史事件，相信只要經歷過的人都忘不了。

由於中共當局長期封鎖真相，扼殺言論自由，許多年輕一代及長期生活在邊遠地區的人，根本沒條件了解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始末，榮偉提議民運人士及「六四紀念館」，應該循環播放當年當局出動機槍坦克達姆彈血腥鎮壓和平示威的學生和市民的錄像帶，一張圖片勝過千言萬語！

因為，只要那些不了解真相的、仍有良知的人，如果了解到歷史的真實因果恰恰相反——是戒嚴部隊先動用士兵荷槍實彈無差別屠殺和平的學生與市民，才激起了群眾憤怒的反抗。

歷史學者吳仁華在2007年出版的《天安門清場內幕》中，以現場目擊者的身份，用血淋淋的文字記錄了1989年6月4日清晨，發生在北京六部口那場慘絕人寰的坦克追殺慘案。那是一段讓人類文明流淚的紀錄，也是戳破官方謊言的鐵證。

6月4日清晨7時許，在經歷了天安門廣場驚心動魄的一夜后，和平撤離的學生隊伍打著各自學校的旗幟，有秩序地由東往西走在西長安街北邊的自行車道上。

此時的北京街頭，正邪交織。沿途的居民扶老攜幼出來觀看，一位穿著短褲背心的中年男子抱著小孩站在家門口，目睹疲憊不堪、用布包著腳的學生，他默默地把孩子交給身旁的妻子，走上前將自己的拖鞋遞給了學生；另一位年長男子見狀，也隨即跑回自家院子拿來雙鞋送給赤腳的學生。在那個肅殺的清晨，他們沒有說一句話，卻用沉默的善意溫暖了絕望的人群。目擊這一幕的吳仁華情不自禁淚流滿面。他感嘆道：「這一夜我心中只有恨，這時才感覺到愛。」

然而，這群善良天真的學生和市民無論如何也料想不到，當局的殘忍會超越人類的想像底線。他們以為自己已經遵照命令撤離廣場，正在和平返校的途中，危險已經過去。但他們等來的，卻是從身後瘋狂加速追殺過來的鋼鐵巨獸。

當中國政法大學等校的數千名學生走到西長安街郵電大樓附近時，三輛坦克猛烈地從天安門廣場方向開過來。它們不僅在自行車道上快速追輾學生，還一邊發射著讓人胸悶氣短、乾嘔不止的淡黃色毒氣彈（疑似國際禁止的化學武器氯氣彈）。青年女教師張麗英當場暈倒，無數學生痛苦地趴在人行道上，那種「掏心扯肺」的後遺症甚至持續了一個星期。

更恐怖的屠殺隨即爆發。為了躲避坦克，數百名學生拚死翻越西長安街路邊的綠色尖頭鐵柵欄，欲進入郵電大樓的大院子暫時避難，然而把門的武裝警察卻緊閉大門，將學生的生路無情切斷。

這不是一場意外，而是一場蓄意的殘殺。吳仁華指出，部分死難學生不是被坦克「輾」死的，而是被「活活擠死」的。其中一輛坦克在駛近時，竟然故意掉頭擠倒路邊的綠色尖頭鐵柵欄，衝上人行道，將那些緊貼在柵欄旁避讓的學生活活擠死在鐵柵欄處，隨後又猛烈掉轉車頭，甩倒了周圍的幾名學生。

瞬間，六部口肝腦塗地、鮮血四濺。1989年6月4日的那個清晨，人類歷史最殘忍的一瞬間永遠定格，全世界都看到了一張新聞圖片：五具遇難學生的遺體散亂地橫躺在靠近人行道的柏油馬路上。有的頭部中彈、腦漿參雜著血絲噴射出一米多遠；有的遇難者遺體則與腳踏車被坦克生生軋到了一起，血肉模糊，不分彼此。……

在這場災難中，無數普通人的命運被徹底改寫：王寬寶與林仁富：北京科技大學的兩位高才生，推著自行車走在路上。因為不相信政府會對毫無威脅的返校學生動手，一念之差未能及時奔逃，頃刻間倒在履帶下。林仁富當場死亡；王寬寶整個骨盆粉碎性骨折，臀部無一處完好，因輸血染上丙肝，傷口折磨多年仍未愈合。

北京體育學院學生方政，在坦克衝過來時沒有獨自逃生，而是見義勇為抱起一名因毒氣暈倒的女同學。在千鈞一髮之際，他奮力將女同學推向安全處，自己卻避不 selected避，雙腿被夾在坦克履帶中絞殺拖行，導致右腿高位截肢、左腿膝蓋下截肢。

最令人寒心的是，方政保住性命后，迎來的不是英雄的榮譽，而是體制的殘酷清查。公安與校方逼迫他改口，要求他承認是被汽車或裝甲車輾壓，絕不能提起「坦克」二字。而更讓人感嘆人性脆弱的是，那位被方政捨身救下的女同學，在政治高壓與恐懼下，最終竟選擇了沉默，不願為方政作證。幸得北京科技大學青年女教師吳蓓等目擊者頂住壓力、主動挺身而出，才為這段義舉留下了歷史的旁證。

經過「天安門母親」代表性人物丁子霖多年在淚水中的尋訪，六部口坦克軋人慘案確認了5名死者和9名傷者的名字。其中包括一名在凌晨自發組織救護隊、卻被發瘋的坦克軋成大腿粉碎性骨折的匿名女大學生，以及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蘇文魁、趙國慶、錢奕新、單連軍等留下終身殘疾的學子。

37年過去了，歷史依據官方的意志被閹割。官方不提是軍隊先開槍殺戮才引發了市民的反抗，也刻意抹去了在混亂與暴行中，曾有善良的學生和市民組成「人牆」，試圖保護那些落單、受傷的解放軍士兵的人性光輝。

吳仁華對此有詳細描述：多數民眾早已經被西長安街上的屠殺激怒了，根本不聽勸告。有民眾說，這輛裝甲車在東長安街建國門外撞死撞傷了不少人，不能輕易饒恕這些殺人犯，應該血債血還。十多個學生挺身而出，迅速擠上前去，形成一個保護圈，將三名軍人團團圍在當中，並緊緊抱住已經頭破血流的軍人，以自己的身體護住他們，同時苦苦勸說在場的民眾冷靜，不要傷害軍人，因為他們只是奉命行事而已。

一時間，許多拳頭和雜物誤落到了這些學生的身上。如果不是這十幾位學生的竭力保護，並將這三名軍人一路護送到北京市紅十字會設在天安門廣場的臨時急救站，這三名軍人必定喪生於憤怒的民眾之手。為了保護這三名軍人，一位學生還被民眾誤傷，頭破血流。

「清場內幕」寫道，「戒嚴部隊的軍人都已經大開殺戒了，這些學生還對三名軍人竭力予以保護，實在是夠理性、夠善良的！」

在歷史的聚光燈后，無論是懷揣著愛國熱忱、卻在返校途中慘死在國家坦克履帶下的和平學生，還是那些被推上維穩第一線、在混亂的衝突中被燒死殺死的年輕解放軍士兵，他們本質上都是這場極權體制悲劇下的無辜犧牲者。

六四事件，是一場中華民族的集體內耗與災難，在這場悲劇中，沒有贏家。

吳仁華的《天安門清場內幕》撕開了虛假的謊言，露出了歷史最真實、最血腥的骨肉。

今天我們「以記錄對抗遺忘，用文字守護良知」，不僅僅是為了給死難者討回公道，更是為了讓後人明白：當權力失去制衡，當鋼鐵巨獸可以肆意碾壓青年時，受害的是整個民族的未來。唯有直面歷史的傷口，還原先因後果的真相，這個國家才能真正學會尊重生命，走向真正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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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作者臉書

【六四流亡者遭中共跨境鎮壓花滑奧運冠軍父親：中國一天沒民主美國一天不安全】

六四屠城事件37年之際，美國國會舉行有關中國跨境鎮壓的聽證會。美國華裔花式滑冰奧運冠軍劉美賢（Alysa Liu）的父親劉俊在會上披露，與女兒曾遭中國政府間諜監控，直言：「在中國實現民主之前，美國都不會安全的。」

｜六四后遭通緝流亡美國中共監控從未停止

現年62歲的劉俊，因曾參与六四學運而流亡美國。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時，他正在廣州中山大學攻讀研究所，亦是當地民主運動的組織者之一。天安門血腥鎮壓后，他在廣州持續發起抗議活動，反對中共屠殺和平示威者，最終遭中國政府通緝，經由香港，再流亡美國。

劉俊表示，「原以為踏上美國土地后，就能遠離政治迫害，沒想到2021年底卻發現自己仍活在中共監控之下」。他憶述當時女兒有望代表美國出戰北京冬奧，卻突然收到一個自稱來自美國奧委會的電話，要求父女二人提供護照資料，所幸他並未照辦。

｜女兒出戰北京冬奧父女遭中共間諜盯上

數天後，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向他透露，中國政府派出間諜追蹤他的行蹤，並試圖取得他的個人資料，更有可能到他的住所採取進一步行動。為了女兒的人身安全，劉俊決定帶著她到其他城市訓練，並尋求美國政府協助和保護。

2022年3月，美國司法部正式起訴多名涉嫌替中國政府執行任務的間諜，其中一人正是假冒美國奧委會職員聯絡劉俊的人Matthew Ziburis。

劉俊在會上感謝FBI與美國政府的協助，但強調問題仍未結束，「中共的跨境鎮壓已不只發生在中國境內，而是伸向海外民主國家。在中國實現民主之前，美國都不會是安全的」。

美國當局指出，劉美賢年幼時轉發的一則新疆人權新聞，都被中共牢牢盯上和記錄，並成為日後威脅她家人的理由，顯示這個獨裁政權的監控與報復已無遠弗屆。

#六四37周年#劉俊#劉美賢#跨國鎮壓#北京冬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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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追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