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旅』『摄』

关于526，就说这么多

2012-06-01T00:29:00.002+01:00

526车祸的处置过程可能略微搞笑了一点，但是笑点绝对是深圳人民，乃至全国人民。

出车祸开始，各种祭奠。犯罪嫌疑人来自首，各种讨伐，直到最后强力证据推出，大家才终于消停。南都深圳读本质疑警方办事不利，“证据像挤牙膏一样慢慢出现，倘若民众不质疑，警方是否会真的出示这么多证据？”

以我在法院实习那几个月的草草经历来说，确实不会出示这么多证据，但是案子也绝对办的毫无纰漏。而不出示证据的原因，一方面在司法机构，更多的则在于每一个民众。

法院办案也要考虑效益的。这句话挺起来很恐怖，觉得效益就牺牲了公平正义一样，如同听到“人民应当允许适当的腐败”一般非常的荒唐。但是冷静的想一想，这句话又没出任何错误。法院的效益决定于案子的难度，案子带来的社会效益有多大。倘若是一起盗窃案，嫌烦在便利店偷了两包方便面一瓶绿茶，之后逃之夭夭，即便监控摄像记录下了嫌犯的长相，即便嫌犯可能就在附近居住，难道说我们就要排五个民警日夜蹲守在便利店的小区附近抓捕盗窃犯，然后依照治安处罚条例要他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么？想来确实是不合理的。其实还有更多更多的案例属于这种范畴，例如丢失自行车一辆，警方是否会日夜蹲守甚至到二手自行车市场去排查失窃车辆，这些想一想都知道的。而不仅是中国，在英国也是一样，没有任何司法力量办案时候是不考虑效益的（那个日本人丢的自行车确实奇特，可以自己去搜图片看，加上我国特殊的外交政策以及对国家形象的尊重，很快就成功追回并不出奇。我并不赞同我国的国策，但是我更不赞同任何人对警察，检察院和法院的诋毁）。

有的人又要问了，那么公平正义的价值何在？抓住一个小偷挽救了公平正义的颜面，那不是更重要么？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其实不必过多解释，读者只消自己问问自己的内心，公平正义价值几何？论小事，你上班不偷懒么？你坐车不逃票么？你排队不加塞么？你在地上捡了钱会充公或者寻找失主么？往大了想，你在与政府职能部门（甚至于一个医生）打交道的时候不考虑行贿么？不考虑走后门的好处么？就连跟公司同部门的人都请客吃饭“搞好关系”的你们，又有什么基础说自己重视公平正义的价值呢？或许可以争论说，公务员就是为大家办事的，对他们来说公平正义应该是更重要的。那么读过大学的同学们，你们毕业时候考虑过考公务员么？你们考公务员的时候，是因为公平正义的良心驱使你去考，还是为了那份稳定的工作和福利待遇去考？你入党的时候，是为了考验你的忠诚，还是为了拿你的忠诚交换仕途？你可以批评公务员的生活安逸，甚至说福利特别高，可是你真的知道这些钱主要流向么？我在法院的时候是午餐免费，吃的特好，可是是政府花钱从外面请来的厨师做的饭，不知道养活了多少家餐厅，提供了多少岗位。使用的电脑就是神舟提供给家电下乡的产品，所有设备除了复印机以外都是国产的，这些东西是高于市场价买入的，可是这都是无形补贴的一部分，如果不是这些补贴，那些生产廉价商品的工厂不会这么有竞争力，也不可能乐呵呵的生产这些廉价的家电设备让你们都买得起便宜的冰箱，电脑，电视。总而言之大部分的所谓政府采购的浪费，其实都在构成一种无形的政府补贴，提供给了私人生产商（在WTO有无数案件因此而起，欧盟和美国日本一致认为这种政府采购是在利用WTO法律的漏洞为本国生产商提供补贴以增强竞争力）。有人说这里面有黑幕，那是因为他们被黑了，他们没拿到好处。也有人说这种经济体制不好，养了一群好吃懒做得人，但是每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在做这种事情，有什么证据说明这么做会对国家经济不好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如果都没法让你停止追寻，那么我来仔细解释一下为了提供这么多资料，深圳警方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撞车了，人作鸟兽散，但是可以说是非常好锁定嫌疑人的。车有登记，一路上有监控，车主有手机，伤员在车里必然留下证物（除了被烧毁的BYD以外，证物提取困难）。而一开始事情其实非常简单，撞车了司机来自首了，讲明了实际情况，案子结了。但是本来是检察院对嫌疑人的一场诉讼，变成了人民对检察院的诉讼。这确实是一个悲哀，公信力的悲哀（我并不否认政府公信力问题，但如同上文所述，也是人民养成的，甚至是人民直接导致的，想想你在政府里工作的亲人，你的朋友，同学们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也成功的强迫检察院督促警察寻找更多证据。

这些证据的寻找其实并不是很容易的，在正常情况下因为效益的问题（如上文提出的，在无争议无疑点的情况下）是不会去主动寻找的。证据包括在车上寻找血样进行DNA检测，这是简单直观的，但是往往又是非常耗时耗钱的。常看美剧的同学们可能已经习惯了“从犯罪现场提取的DNA样本指向犯罪嫌疑人”这种说法，可是你知道一个现场能提取的血液样本足有上百个，一个一个去做检测都是要钱的。如果觉得这个钱无所谓，那读者可以去司法鉴定所申请亲子鉴定看看这要多少钱吧。其实从车内物品就很容易判断车辆属于谁了，但是估计是因为这种证据不够硬，警方也没考虑用这种东西说服民众。就像嫌疑人死亡之后身上的尸斑是很难向普通人解释这不是殴打的痕迹的（摄像头的过曝保护黑斑就是另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民众不专业，加上公信力扫地，造成了这种奇葩的质疑声）。

其次就是摄像头。深圳主干道上确实很多摄像头，看似证据满满，可是问题就是摄像头的数量太多。当时车速非常快，出现在同一个摄像头中可能也就是几秒的时间，而为了这几秒的时间，民警进行排查的时候恐怕就要耗费数小时的时间，因为本身车祸发生时间就无法准确确定，外加摄像头内置的时钟和标准时可能有差距，这就不知道要消耗多少工时才能找出车子一路而过的影像。理论上说摄像头的覆盖面确实是可以拍到嫌疑人上车一路到撞车为止的，但是为了找出这些记录恐怕是几个月的事情了。在律师进行诉讼的时候一种隐藏证据的方法就是把有力分散在十几箱证据文件中，让对方律师无法在开庭前阅读到。深圳警方也是被淹没在这种证据洪水中了。而实际上，摄像头的数量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主干道上很多的摄像头其实是用来抓拍超速闯红灯的，这些摄像头只在特定情况下才会被激活。所以实际情况下，并不是司机在路上摸奶摄像头都看得到，而只是碰巧当时被人看到所以才得以流出那张摸奶照而已。今天警方居然成功的公布了驾车的照片，可想而知花费了多大的时间来寻找证据（警方公布共1000小时）。政府的摄像头算是维护的比较好的了，商户的摄像头就更是让人无奈的了。

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就是做摄像头生意的，他们同时卖另一种东西，假摄像头，就是一个空壳子，看起来像摄像头，没事也转一转，但是其实是起震慑作用的。开店的朋友们恐怕心知肚明，他们的摄像头就算是真的，也根本就没人监控，摄像头的系统时间和标准时间相差一天都有可能。而调取摄像头资料又是一个相当麻烦的过程，我亲自去网吧调取过一次视频资料，总共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才找到我要的那个时段，而资料数量又极其庞大，装满了整个移动硬盘，回来看了一遍一点意义都没有，模糊不堪。深圳的露天酒吧的摄像头素质恐怕不一定会好过网吧这些地方。不过勤劳的深圳警方依然找齐了酒吧资料，以及游艇会的资料。是一件值得表扬的事情。而事后大家又一窝蜂的去质疑摄像头的黑斑，认为那是后期制作的结果。我也大言不惭的去质疑了一下，因为我当时只看到了一个长约三秒的GIF截图，不得不说，这个GIF是极其具有误导性的。不过也对自己的不专业表示相当惭愧。

最后大家也提及了手机通话记录。提取通话记录确实是简单的一件事情，假设我们不去质疑手机号码的所有者是否是侯某，找出这个号码何时打过什么电话，通话时间多长，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可是又能证明什么呢？就因为肇事者在事后打过一个电话并不能就此去对接电话的人进行一番调查的（例如去追究许某当时的所在地仅因为通话记录显示了许某的号码），这跟诛九族有什么区别？而通话内容更是无从可考，除非双方有一方是极其重要的人物才会被录音（极其重要的人物是指，这个名字几乎每周都会在报纸上出现，或者相类似的人物）。而更有人说找出通话时手机的地址，这就更像是个笑话一样。我在中国移动打零工的时候，曾碰到过人到营业厅里行色慌忙的要求我们锁定他的电话，做定位。就算当时来的是执法部门带着公文来的，我们可以帮他定位，但是也需要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定位精度大约五公里（如果他在某栋大楼中，或者停车场中，运气好点可能精度可能有一公里。而去翻查一个过往的通话记录来源于哪个基站，一来时间非常之长非常繁琐，绝对不是在办公室里点点鼠标就能搞定的事情，更何况精度下降到20公里左右（因为没有三角基站定位的能力了），对于本案又有什么帮助呢？

因此我认为深圳警方本次执法过程并不应该引发如此大的争议。争议真正的来源在于富人，跑车，以及最初医生的证词等。关于富人，跑车，恐怕是另一敏感词，情而可原，就像大家看到女大学生这个词就有不好的联想一样。而我只看过医生对病人的形容，并没看到医生否认侯某是前来就诊的人这句话。而更可笑的事，就连我本人都无法认出网上流传的许某照片（那张从上往下拍之后又光影魔术手美化过的春风得意美少年），和后来公布的徐某在警察协助下接受采访的照片（简直就是个土肥圆）。亲爱的姑娘们，我能凭借你在人人或者微博里上传的照片，在人群中认出你么？恐怕困难。那徐某的照片长得不像本人又有什么问题呢？就算当时来就医的是许某，恐怕医生也认不出来吧。

最后的最后，我并不是说我们的公检法以后都可以以这种态度办案，公检法确实是应该向这个案子学习（当然，可别马上就开了一个“526特大交通事故案件表彰大会”什么的，虽然你们成功的赶制了发布会的条幅）。但是更多的转变是什么呢？就如一开头提到的，办案以效益为推动力确实是一个不可能改变的事情，我们能改变的就是让公平正义的地位更加重要。谁去改变，每个人，你们自己。

假设一下，如果死的人不是两个有微博的大学毕业后在深圳工作的有前途的漂亮青年女性，而是一个骑自行车的外地打工者，或者仅仅是死了两个司机，你们这些在微博上转发的人们，还会为了他们而伤心，还会继续追究这件事情么？只是因为这次死的人跟自己太像了，才让你们感到了危险，才让你们开始关注，而死去的司机，你们又怎么想的呢？有传闻BYD司机成功逃出又返回营救两个乘客（抱歉我绝对不会说他们是少女的，这简直就是对司机的一种歧视），这种传闻虽然很不靠谱，但是并不扯蛋，因为司机受到了太多的忽视和轻蔑。倘若BYD的司机不是被烧死了，恐怕整个事件他连个数字都不会出现。现在他也仅作为3个死者中的一个分母而已，驾驶另一辆出租车的司机连分母都没当成。而与侯某同车的三名女性也得到了莫名其妙的关注，大家关注的重点恐怕根本就不是什么社会公平正义，而像是看记者捉奸一样去围观同是车祸伤者妖艳女子。殊不知这三个个女人不过是恰巧坐在跑车上受了伤，大家都忘了他们也完全有可能坐在出租车里被撞死。如果事件发生的早在一些，在这三个女子坐出租车去酒吧的路上被撞，她们身上的关注就完全的逆转了，他们就变成了彻彻底底的受害者。而，这样对么？

一句话结尾：当初他们（纳粹）杀共产党，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后来他们杀犹太人，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再接下来他们杀天主教徒，我仍然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后，当他们开始对付我时，已经没有人为我讲话了……

但是这句话应该改变一些，就是他们后面的括号里，写的不是纳粹，而是我们自己的良心。别忘了所有的事情都与你有关，公平与正义，你不追究，就没有任何人追究了。如果还有良心，别忘了还活着的司机以及死去死机的家人，别忘了BYD那操蛋的质量，更别忘了侯某和那三个女人，即便作为肇事者，也是另一个活生生的人，也是值得尊重的，也不是可以随随便便拉到电视机面前脱掉上衣展示的。

这将是一个坑害屌丝和黑木耳的研究

2012-05-19T02:36:00.002+01:00

课题名称：
不同性别对微信‘摇一摇’，‘寻找附近的人’，陌陌，手机QQ‘寻找附近的用户’功能在认知上的区别

简介：
这将是一个坑害屌丝和黑木耳的研究（也可能误伤女屌丝和土肥圆）。这是一个完完全全报复社会的行为，请大家小心。
如此惨无人道的想法是在一次喝酒的时候，五个大老爷们摇一摇+陌陌居然连个喝酒的人都没叫出来引发的。女人们，你们摇一摇是在锻炼臂力呢，还是在确认你不是唯一的人类？
本人将致力于此项研究，将所有睡不着觉等不着公交车拉不出屎的时间用于手机实验数据。

本实验将通过微信，QQ，陌陌等地理信息交友工具随机寻找朋友，通过观察不同状态下男性及女性实验对象对实验环境的反应而得出结论。
本实验受限于时间，时差，地域，网络效率以及运气的影响。同时样本率将非常低，保守估计无法达到十万分之一，研究结果可靠性有待商榷。另外猜测腾讯在进行会员配对的时候偏向于异性配对，因此同性之间的成功率可能极低。

文献回顾：
情感专著《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中认为男人和女人是不同的，情感的表达方式也是不同的。于是具体到对地理信息交友软件的认知，使用和感情表达方式也是不同的。从经验角度得知在使用时男性倾向于主动而女性倾向于被动，甚至把手机当做哑铃不断的摇动但是从不发言。（或许在做某种臂力锻炼，需要手臂不断上下的那种？）

研究方法：
通过不同实验环境，测试男女用户的反应。采样方法为简单随机，采样率约为十万分之一。
实验环境设定为单一变量法。
主变量为性别，辅助为行为。主变量性别分为四大类，高富帅，屌丝，女神，黑木耳。鉴于女屌丝可以被涵盖在女神和黑木耳之中，而土肥圆几乎没有被搭讪的可能，故不参与讨论以降低研究成本。

辅助变量包含签名内容和是否打招呼。
签名内容可分为拒绝搭讪，空，有一定含义可以被搭上话的小清新，或者具有挑逗暗示性语言。打招呼可分为不打招呼，简单打招呼，打招呼并有挑逗暗示性语言。
为避免被举报，挑逗暗示性语言可能仅限为‘你很美’之类无力的话语。

研究结果将发布在本网站，以及学术网站Berlyne.info上。感谢关注。

预祝研究顺利！

some thoughts about the tibet

2012-04-20T04:05:00.000+01:00

it is only a thought during my essay writing process.

it is adopted when a facebook friend asked me 'do you think korea shall be part of china just like tibet'.
followed is my answer on facebook.

    well
    ur question.
really hard to answer.
if, korea can be part of china, based on what? the culture link? then, japan shall be part of china first~
    so i guess i will support that, where we control, where they belong to
    about the right of referendum, it depends 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tate at issue
    its not part of nature rights.
    for instance, USA stated referendum can only based on national wide level, not state level.
    china took the same approach.
    where in the uk, where i am, its the national level also, but not kingdom level. so, scotland can start a referendum as a nation. (yes we can scotland a nation).
    above is my idea abt if korea can be part of china and why its different from tibet.
    so i guess i will support that, where we control, where they
    belong to
    about the right of referendum, it depends 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tate at issue
    its not part of nature rights.
    for instance, USA stated referendum can only based on national wide level, not state level.
    china took the same approach.
    where in the uk, where i am, its the national level also, but not kingdom level. so, scotland can start a referendum as a nation. (yes we can scotland a nation).
    above is my idea abt if korea can be part of china and why its different from tibet.

翻译作品 | BBC 婚姻历史上的十个重要时刻

2012-03-14T23:18:00.001Z

原文 Ten key moments in the history of marriage

作者 Lauren Everitt

来源 BBC News Magazine

According to Chinese law, translation of origin works does not need permission of the origin owner, if the origin work was not stated ‘copyright reserved’.

原文地址http://www.bbc.co.uk/news/magazine-17351133 2012年3月14日GMT访问

关于同性婚姻的辩论中的一个十分核心的问题就是婚姻的定义。对于某些人来说，婚姻的定义随着社会及经济需求的改变而改变，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恒久不变的。那么这些年来，习俗到底有了哪些改变呢？

最近不少的争辩集中在“谁掌控宣布婚姻的权利”上：是教会还是国家。其实在现实中，不同的时间段两者都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1，战略联盟阶段

对早期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和不列颠人来说，婚姻完全是为了维系关系，对于此关系的理解和现代略有不同。“盎格鲁撒克逊人视婚姻为一种建立外交和贸易纽带的战略工具。”《关于婚姻-爱情婚姻战争史》的作者斯蒂芬妮·孔慈说到，“随着婚姻关系的建立，部族之间保持了和平，建立了贸易关系以及相互交错的责任体系”

图为原始安格鲁萨克逊家庭男耕女织。

随着财富差异的出现婚姻的选择也随之改变。家长们不再单一的以“与相邻人群建立联系”来把自己的子女随便的嫁给相邻的随便什么人。他们希望子女的婚姻对象是一个富有的人，至少要像自己一样富有。孔慈认为，“婚姻和阴谋与背叛之间的联系，就是从这一段开始的”。

翻译到此中断，睡觉去，醒来再说。

待完成的部分参见下文。

2. Consent

Continue reading the main story
“
Start Quote

In conjugal debt the woman has equal rights to the man and the man to the woman so that neither a wife may make a vow of abstinence without the consent of her husband, nor the husband without the consent of his wife”

Decretum Gratiani
During the 11th Century, marriage was about securing an economic or political advantage. The wishes of the married couple - much less their consent - were of little importance. The bride, particularly, was assumed to bow to her father's wishes and the marriage arrangements made on her behalf.

However, for the Benedictine monk Gratian the consent of the couple mattered more than their family's approval. Gratian brought consent into the fold of formalised marriage in 1140 with his canon law textbook, Decretum Gratiani.

The Decretum required couples to give their verbal consent and consummate the marriage to forge a marital bond. No longer was a bride or groom's presence at a ceremony enough to signify their assent.

The book forme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hurch's marriage policies in the 12th Century and "set out the rules for marriage and sexuality in a changing social environment", says historian Joanne Bailey of 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

3. The sacrament of marriage

As early as the 12th Century, Roman Catholic theologians and writers referred to marriage as a sacrament, a sacred ceremony tied to experiencing God's presence. However, it wasn't until the Council of Trent in 1563 that marriage was officially deemed one of the seven sacraments, says Elizabeth Davies, of the Catholic Bishops' Conference of England and Wales.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otestant theology, which did not recognise marriage as a sacrament, the Council felt a need to "clarify" marriage's place. "There was an underlying assumption that marriage was a sacrament, but it was clearly defined in 1563 because of the need to challenge teaching that suggested it wasn't," Davies says.

4. Wedding vows

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
Marriage vows, as couples recite them today, date back to Thomas Cranmer, the architect of English Protestantism. Cranmer laid out the purpose for marriage and scripted modern wedding vows nearly 500 years ago in his Book of Common Prayer, says the Reverend Duncan Dormor of St John's Colleg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Although the book was revised in 1552 and 1662, "the guts of the marriage service are there in 1549," he says. "All the things that you think of, 'to have and to hold, from this day forward, for better, for worse, for richer, for poorer', all of that stuff comes from that point." The marriage service has had "remarkable continuity" compared with most other services, he says.

But much of it was "pilfered from Catholic medieval rites", such as the Sarum marriage liturgy, which was all in Latin except the actual vows. "What makes the 1549 service significant is that it is the introduction of a Protestant service in English, and it's basically the words that we all know with a couple of small tweaks," Dormor says.

5. Divorce

Collecting evidence for a divorce
Before 1858, divorce was rare. In 1670, Parliament passed an act allowing John Manners, Lord Roos, to divorce his wife, Lady Anne Pierpon. This created a precedent for parliamentary divorces on the grounds of the wife's adultery,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Archives.

This marked "the start of modern 'divorce'," says Rebecca Probert of 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 School of Law.

It also set the precedent for more than 300 cases between the late 17th and mid-19th Centuries - each requiring an act of Parliament. It was only in 1858 that divorce could be carried out via legal process. Even then divorce was too expensive for most people, and there was the added challenge for wives of proving "aggravated" adultery - that their husbands had been guilty of cruelty, desertion, bigamy, incest, sodomy or bestiality, Probert says.

The gates for divorce opened with the Divorce Reform Act of 1969. Instead of pointing the finger, couples could cite marital breakdown as the reason for the split.

"Prior to 1969, the script was that marriage was for life" says Bren Neale, a University of Leeds sociologist. "The divorce law meant that people trapped in bad marriages need not stay in them forever." The emphasis on marriage shifted from a long-term commitment at all costs to a personal relationship where individual fulfilment is important, she says.

6. State control

The Clandestine Marriage Act of 1753, popularly known as Lord Hardwicke's Act,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state involvement in marriage, says sociologist Carol Smart of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You've got these parallel strands going on of the secular and the religious sides, and that clearly hasn't gone away," Smart adds.

The act required couples to get married in a church or chapel by a minister, otherwise the union was void. Couples also had to issue a formal marriage announcement, called banns, or obtain a licence.

Most prospective newlyweds were already following these directives, which were enshrined in canon law. But with the act, "the penalty for not complying became much, much harsher," Probert says.

"You can see it as the state increasing its control - this is almost too important just to leave to canon law, this needs a statute scheme and specific penalties if you don't comply," she says. "[It] put the formalities required for a valid marriage on a statutory footing for the first time."

7. Civil marriages

The Marriage Act of 1836 allowed for non-religious civil marriages to be held in register offices. These were set up in towns and cities across England and Wales. The act also meant nonconformists and Catholic couples could marry in their own places of worship, according to their own rites. Apart from a brief period during the 17th Century, marriages had been overseen by the Church of England - even if the couples weren't members.

"If you were Baptist, you might not want to get married in the Church of England but that was what you had to do," Probert says. "There's no point in going through a ceremony that didn't give you the status of a married couple."

The state also started keeping national statistics for marriage around this time. Non-Anglican couples were required to have a civil official present to document their marriages. "They're not actually trusted, in a sense, to record marriages themselves," Probert says.

8. Love enshrined

The Victorians fell in love with the notion of love
Roaming bards sang of love during medieval times and Shakespeare's Romeo and Juliet acted it out on stage, but it wasn't until the Victorian era that it became accepted as a foundation for marriage. "The Victorians were really, really invested in the idea of love - that marriage should actually be based on love or companionship," says Jennifer Phegley, author of Courtship and Marriage in Victorian England.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new money blurred the traditional social boundaries for marriage. With more social mobility, there was a growing "distaste" among the middle classes for thinking of marriage as "a family-arranged event for exchanging a daughter into a family for gain", Phegley says.

Aspiring lovebirds needed only look to Queen Victoria and Prince Albert for inspiration - the couple was upheld as the icon of the loving marriage. Their union may have been based on bloodlines, but Victoria frequently referred to it as a "love match". "If you read her letters and her diaries, she's very effusive about how in love with him she was, and this sort of filtered down into society," Phegley says.

9. More than baby-making

Catholic and Anglican doctrine have historically elevated procreation as one of the primary reasons for marriage. But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 "silent revolution" began taking place, Dormor says. With more children surviving and family sizes ballooning, couples started using rudimentary methods of birth control to limit pregnancies. "It beings the process of decoupling procreation from marriage, at some level," Dormor says.

"Before, if you're married, you have a sexual relationship, and you have kids. The idea that you would do something to stop yourself from having kids within a marriage doesn't seem to be part of the mental landscape, but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of the 19th Century] it's quite clear that things are changing."

The Anglican Church cautiously accepted artificial contraception in the 1930s at a conference of bishops, but only where there was a "clearly felt moral obligation to limit or avoid parenthood". Today, the Church of England does not regard contraception as a sin or going against God's purpose.

For the Catholic Church "the procreation of children" remains "one of the essential things that marriage is about", says Father Ashley Beck at St Mary's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When a couple is preparing to marry, the subject of children is often discussed with a priest. "If they were going to rule out having children, then we wouldn't marry them," he says.

10. Civil partnerships

The first ceremonies under the Civil Partnerships Act took place in Northern Ireland, Scotland, England and Wales in December 2005. At the time, campaigners said the law ended inequalities for same-sex couples. Meg Munn, minister for equality, said: "It accords people in same-sex relationships the same sort of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that are available to married couples."

Smart calls the event a "milestone" that "is marriage by any other name, essentially".

She adds: "Legally speaking, there's only a tiny difference.

"The actual allowing of same-sex couples to enter into a state-recognised, basically marriage, with all the same obligations, the same safeguards and so on is really, really significant."

To many Christians, however, while a civil partnership confers all the legal rights of marriage, a church wedding is seen as a mystical event, the making of promises before God in a sacred setting, endow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a special "blessed" quality.

2. Consent待

“Start Quote

In conjugal debt the woman has equal rights to the man and the man to the woman so that neither a wife may make a vow of abstinence without the consent of her husband, nor the husband without the consent of his wife”

Decretum Gratiani

During the 11th Century, marriage was about securing an economic or political advantage. The wishes of the married couple - much less their consent - were of little importance. The bride, particularly, was assumed to bow to her father's wishes and the marriage arrangements made on her behalf.

However, for the Benedictine monk Gratian the consent of the couple mattered more than their family's approval. Gratian brought consent into the fold of formalised marriage in 1140 with his canon law textbook, Decretum Gratiani.

The Decretum required couples to give their verbal consent and consummate the marriage to forge a marital bond. No longer was a bride or groom's presence at a ceremony enough to signify their assent.

The book forme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hurch's marriage policies in the 12th Century and "set out the rules for marriage and sexuality in a changing social environment", says historian Joanne Bailey of 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

3. The sacrament of marriage

As early as the 12th Century, Roman Catholic theologians and writers referred to marriage as a sacrament, a sacred ceremony tied to experiencing God's presence. However, it wasn't until the Council of Trent in 1563 that marriage was officially deemed one of the seven sacraments, says Elizabeth Davies, of the Catholic Bishops' Conference of England and Wales.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otestant theology, which did not recognise marriage as a sacrament, the Council felt a need to "clarify" marriage's place. "There was an underlying assumption that marriage was a sacrament, but it was clearly defined in 1563 because of the need to challenge teaching that suggested it wasn't," Davies says.

4. Wedding vows

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

Marriage vows, as couples recite them today, date back to Thomas Cranmer, the architect of English Protestantism. Cranmer laid out the purpose for marriage and scripted modern wedding vows nearly 500 years ago in his Book of Common Prayer, says the Reverend Duncan Dormor of St John's Colleg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Although the book was revised in 1552 and 1662, "the guts of the marriage service are there in 1549," he says. "All the things that you think of, 'to have and to hold, from this day forward, for better, for worse, for richer, for poorer', all of that stuff comes from that point." The marriage service has had "remarkable continuity" compared with most other services, he says.

But much of it was "pilfered from Catholic medieval rites", such as the Sarum marriage liturgy, which was all in Latin except the actual vows. "What makes the 1549 service significant is that it is the introduction of a Protestant service in English, and it's basically the words that we all know with a couple of small tweaks," Dormor says.

5. Divorce

Collecting evidence for a divorce

Before 1858, divorce was rare. In 1670, Parliament passed an act allowing John Manners, Lord Roos, to divorce his wife, Lady Anne Pierpon. This created a precedent for parliamentary divorces on the grounds of the wife's adultery,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Archives.

This marked "the start of modern 'divorce'," says Rebecca Probert of 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 School of Law.

It also set the precedent for more than 300 cases between the late 17th and mid-19th Centuries - each requiring an act of Parliament. It was only in 1858 that divorce could be carried out via legal process. Even then divorce was too expensive for most people, and there was the added challenge for wives of proving "aggravated" adultery - that their husbands had been guilty of cruelty, desertion, bigamy, incest, sodomy or bestiality, Probert says.

The gates for divorce opened with the Divorce Reform Act of 1969. Instead of pointing the finger, couples could cite marital breakdown as the reason for the split.

"Prior to 1969, the script was that marriage was for life" says Bren Neale, a University of Leeds sociologist. "The divorce law meant that people trapped in bad marriages need not stay in them forever." The emphasis on marriage shifted from a long-term commitment at all costs to a personal relationship where individual fulfilment is important, she says.

6. State control

The Clandestine Marriage Act of 1753, popularly known as Lord Hardwicke's Act,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state involvement in marriage, says sociologist Carol Smart of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You've got these parallel strands going on of the secular and the religious sides, and that clearly hasn't gone away," Smart adds.

The act required couples to get married in a church or chapel by a minister, otherwise the union was void. Couples also had to issue a formal marriage announcement, called banns, or obtain a licence.

Most prospective newlyweds were already following these directives, which were enshrined in canon law. But with the act, "the penalty for not complying became much, much harsher," Probert says.

"You can see it as the state increasing its control - this is almost too important just to leave to canon law, this needs a statute scheme and specific penalties if you don't comply," she says. "[It] put the formalities required for a valid marriage on a statutory footing for the first time."

7. Civil marriages

The Marriage Act of 1836 allowed for non-religious civil marriages to be held in register offices. These were set up in towns and cities across England and Wales. The act also meant nonconformists and Catholic couples could marry in their own places of worship, according to their own rites. Apart from a brief period during the 17th Century, marriages had been overseen by the Church of England - even if the couples weren't members.

"If you were Baptist, you might not want to get married in the Church of England but that was what you had to do," Probert says. "There's no point in going through a ceremony that didn't give you the status of a married couple."

The state also started keeping national statistics for marriage around this time. Non-Anglican couples were required to have a civil official present to document their marriages. "They're not actually trusted, in a sense, to record marriages themselves," Probert says.

8. Love enshrined

The Victorians fell in love with the notion of love

Roaming bards sang of love during medieval times and Shakespeare's Romeo and Juliet acted it out on stage, but it wasn't until the Victorian era that it became accepted as a foundation for marriage. "The Victorians were really, really invested in the idea of love - that marriage should actually be based on love or companionship," says Jennifer Phegley, author of Courtship and Marriage in Victorian England.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new money blurred the traditional social boundaries for marriage. With more social mobility, there was a growing "distaste" among the middle classes for thinking of marriage as "a family-arranged event for exchanging a daughter into a family for gain", Phegley says.

Aspiring lovebirds needed only look to Queen Victoria and Prince Albert for inspiration - the couple was upheld as the icon of the loving marriage. Their union may have been based on bloodlines, but Victoria frequently referred to it as a "love match". "If you read her letters and her diaries, she's very effusive about how in love with him she was, and this sort of filtered down into society," Phegley says.

9. More than baby-making

Catholic and Anglican doctrine have historically elevated procreation as one of the primary reasons for marriage. But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 "silent revolution" began taking place, Dormor says. With more children surviving and family sizes ballooning, couples started using rudimentary methods of birth control to limit pregnancies. "It beings the process of decoupling procreation from marriage, at some level," Dormor says.

"Before, if you're married, you have a sexual relationship, and you have kids. The idea that you would do something to stop yourself from having kids within a marriage doesn't seem to be part of the mental landscape, but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of the 19th Century] it's quite clear that things are changing."

The Anglican Church cautiously accepted artificial contraception in the 1930s at a conference of bishops, but only where there was a "clearly felt moral obligation to limit or avoid parenthood". Today, the Church of England does not regard contraception as a sin or going against God's purpose.

For the Catholic Church "the procreation of children" remains "one of the essential things that marriage is about", says Father Ashley Beck at St Mary's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When a couple is preparing to marry, the subject of children is often discussed with a priest. "If they were going to rule out having children, then we wouldn't marry them," he says.

10. Civil partnerships

The first ceremonies under the Civil Partnerships Act took place in Northern Ireland, Scotland, England and Wales in December 2005. At the time, campaigners said the law ended inequalities for same-sex couples. Meg Munn, minister for equality, said: "It accords people in same-sex relationships the same sort of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that are available to married couples."

Smart calls the event a "milestone" that "is marriage by any other name, essentially".

She adds: "Legally speaking, there's only a tiny difference.

"The actual allowing of same-sex couples to enter into a state-recognised, basically marriage, with all the same obligations, the same safeguards and so on is really, really significant."

To many Christians, however, while a civil partnership confers all the legal rights of marriage, a church wedding is seen as a mystical event, the making of promises before God in a sacred setting, endow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a special "blessed" quality.

洗澡的时候想到的一些奇妙问题，谢绝跨国。

2012-01-28T02:23:00.000Z

刚刚洗澡的时候莫名其妙的想起来的一些问题，当然，谢绝跨国。

这两个问题还算相当敏感的，第一个问题是一个中国政策带来的效应到底是有多少？

这是由于最近查看中华民国护照法的时候发现的一条解释，是因为英国政府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而至于民国护照在很多地区都无法使用。我想共和国人民这方面确实是可以窃喜了，因为实际上民国护照基本上已经可以做到无签证限制的通行大部分国家，不像共和国护照在大部分时候申请签证的人都紧张兮兮的怕被拒签。而这种窃喜有时不是很不道德的呢？我认为是：既然同胞同胞的叫着，自己活得不痛快也让对方活的不那么痛快，何必呢？这就像笑话中说的是所谓的共产主义精神么（非洲人民说，我们都是共产主义者，因为我们都很穷）？

而恐怕这里不仅仅是窃喜，更多的是一种歧视民国人士。最典型的就是在2003WHO会议上，民国政府希望争取会籍（不管是政治目的还是民生目的）。而当时中国代表沙祖康（现联合国副秘书长）非常不礼貌的对待台湾记者的访问。

而其实恐怕不止护照行动范围受限，同时受限的还有诸多方面，甚至有可能影响民众生活（旅行即是一个好例子）。当一个地区动荡的时候或有紧急事件发生时，驻外使领馆可能会进行撤侨或者其他形式的领事保护。而在大部分的国家民国政府只有办事处或者联络处，使领馆都是共和国的。这就会造成一个片面的现象，既民国护照的持有人最后是共和国使领馆提供的帮助，恐怕会被认为是¨大陆人民保护台湾人民¨的表现。这里面产生两个误区，第一，民国没有领馆无法行使职能，而这正是共和国的¨一个中国政策¨造成的；第二，民国法律可能要求使领馆提供更高待遇（实践中也叫有可能性），而共和国使领馆的待遇较低（更别提是敌对势力国民），这无形中伤害了民国护照持有人。

基于以上讨论，此政策很大程度上绑架了第三国，让第三国对民国采取敌对态度来换取共和国的合作态度（幼儿园中经常出现的赤裸裸的威胁就是，你要再跟他玩，我的玩具就不借给你了）。因此下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是既然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那为什么其他国家要参与排斥台湾呢？这个问题完全无解，甚至没有讨论的办法，因为，一旦这个讨论开始，¨一个中国政策¨就将变得不再光明磊落了。

虽然不想像鲁迅先生一样¨我向来不吝惜以最大的恶意揣测中国人¨，只能认为国人是无知，只知道看到这句话的表面，就认为那就对了，并没有多想。

而一旦多想的话，共和国的人民，倘若支持此项政策的，将会是多么恶的人？

共有地的悲剧[郎咸平：应该读点经济学]

2012-01-19T15:45:00.001Z

这是一篇转载文章，来自郎咸平：应该读点经济学。全书写的并不是很引人瞩目，而且书的创作目标是成为一本畅销书，也就注定了其学术价值并不是很珍贵。
可是有意义的部分依然是有意义的，就比如这篇文章《共有地的悲剧》。

作为一个学生，必然是没有钱享受的，于是租房子吃饭等问题都不得不以来以其他人分摊成本，例如共享一个厨房和公共设施。实践中除了不得不共享的东西之外，我是倾向于选择私有制的。这种选择恐怕会被很多不明就里得人认为是自私和不愿意与人接触。而实际上现代经济学已经证明这样做才是保证整个机体最大利益的唯一手段（当然如果有人愿意无限制付出的话选择公有制完全不是问题，可是我的前提是‘和学生住在一起’而不是‘和我女人住在一起’）。

以下为文章全文，来源是新浪读书。

第十三章共有地的悲剧

把沙漠租给我100年，我能把这里变成花园。

——阿拉伯谚语

（公共的经济学）

本章导读：

为什么学校机房里的电脑会有很多病毒？为什么学校洗手间的水龙头会设置成感应的？新发现的山洞是属于发现山洞的人，还是属于山洞入口处的土地所有者？如果有人愿意出1000万，我们能让他拥有这个山洞吗？

产权的话题是经济学中的一个热门话题，本章将为你揭开产权神秘的面纱。

“现在，我惟一的动机是出海，尽我所能捕更多的鱼。我没有保护鱼类的动力，因为我留下的鱼正好被下一个家伙捕获。”

——美国罗德岛渔民约翰·索林对《纽约时报》所说

“为什么要伤害鱼类，它是我的退休金。如果没有了龙虾，谁会花35000美元买我的许可证，10年内我的许可证将一文不值。”

——澳大利亚龙虾捕捞者达里尔·斯宾塞对《时代》所说

海狸的命运并非天生

约翰·索林是美国罗德岛的普通渔民，他20多岁开始捕虾的时候，他只要在港口不远的地方捕虾就能维持很好的生计，而现在近海的渔业资源已经枯竭，如果他要完成捕虾任务，他要付出艰辛的努力。然而，在世界的另一端，澳大利亚南岸的林肯港，达里尔·斯宾塞15岁的时候就退学并开始了他的捕虾生活，澳大利亚政府向渔民分配执照，从那时起每个进入这一行业的渔民都需要购买执照，当初斯宾塞花1000美元购买的执照现在的售价已经超过了100万美元，这一政策为渔民们带来丰厚的回报。

索林和斯宾塞事实上并没有区别，他们都不是环保主义者，也不比其它捕捞者聪明，他们做出的决定都来自于获得的激励，好的激励能鼓励人们努力的工作和进步，并维护环境的和谐。

显然这不是最好的经济学，但这是真事的经济学。

海狸，肉质鲜美、营养丰富，具有良好的防衰老作用，已成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海狸的毛皮可以用来制作高级裘装，海狸的胆、鞭、骨、血制成的药酒等在市场上已成为消费者的抢手货。很明显，在没有确定的产权机制的时候，人们会受到海狸利益的驱使，无论谁都可通过捕杀海狸来获得利益，并且不用支付任何费用，每个猎手都不会考虑这样一个事实：他捕获的海狸越多，其他人所捕获的海狸就会越少。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必然会导致海狸的过度捕捞。

事实上，海狸的命运并非天生如此。

18世纪初，经济学家们研究了加拿大魁北克地区的狩猎情况，印第安人的原则是在他们所选择的狩猎地带的树顶上烧一个痕迹来作为标记，因而他们可以互不侵占，一个饥饿的印第安人可以杀掉和吃掉另一个人的海狸，只要留下皮毛和海狸尾就行了。

这说明，当时的印第安人狩猎海狸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吃肉以及少量的皮毛，人们不需要估价，也不需要考虑他人的影响，因为在丛林中的猎物足以满足他们的需求。

然而，紧接着，人们发现捕获海狸不仅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还能够进行贸易，海狸的皮毛能够换回人们想要的东西，这种皮毛贸易事实上加速了海狸的灭亡，狩猎活动的范围也明显加大了，人们也开始更加疯狂的狩猎活动。事实上，大多数人捕杀海狸并非出于自身的需要，正是产权不明晰和交易制度加速了海狸的灭亡。

如果说是贸易和食物导致了海狸和鲸鱼的灭亡，那么鸡呢？

这是一种我们最熟悉的食物了，它味道鲜美，同时也可以自由买卖，但为什么从没有人担心它的消失呢？因为，鸡的产权是私有的。世界上大多数鸡都是有主人的，今天你杀了一只，明天就会有人养10只，人们会用私人手段来保护产权，比如购买防盗门、报警器甚至武器，果农会在自己农场巡视，因此私有产权保护了鸡的存在。

共有地的悲剧

1986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生物学家哈丁教授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公有地的悲剧》的论文。哈丁教授提出在公有的草地上放羊，放牧人因为增加放养的羊会给他个人带来利益而不断增加羊的数量，但草地的饲养容量是一定的，当羊的总数超过整个草地饲养量时，草地最终会荒芜。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对每一个牧羊人来说，增加放养的羊会给他个人带来利益，而增加羊从而导致过度放牧的损失，则是由全体放牧人来承担。这种对公有资源使用的状况，导致了公有的东西总不如私有的让人爱惜，使对共有资源使用的结局有了悲剧性的一面。

还有很多看不见的共有地悲剧。

《郁离子》是明朝刘伯温所写得一部寓言散文集，其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大意是：瓠里子从吴国返回粤地去，吴相国要派人送他，说：“派的人会自己选择官府的船而过河。”送的人还未到，此时停泊在水中的船有上千只，瓠里子想自己选择一只官船，但不能识别。送的人来了，瓠里子问他说：“有这么多船，怎么选择呢？”那人回答说：“这太容易了，只要看到那破篷断橹而又挂着旧帆的就是官船。”瓠里子按他说的果然找到了官船。

故事尽管简单，但是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经济学道理呢？经济学家为我们做出了深刻的解释。在经济学中，公有产权是指由社会成员共同享受利益的一种产权，与之相对的，私有产权则明确了使用、转移和交换财产的独占权。当人们能够将劳动成果转化为私人财产时，人们就会努力提高自己的技术，更加精明地工作，显然私有产权会鼓励更明智的管理。

产权不明晰也就是“没有产权”或“没有设置产权”，因为不同主体之间产权关系不明晰，意味着谁的权利都没有限制、没有边界，谁都不能确保自己的产权，也就等于没有产权。因此，产权的功能就是通过设置或确立产权的功能，从而减少在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

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实践着这样的道理，如果你拥有一辆汽车，你肯定会积极地更换机油，定期维修并检查车的内部是否得到很好的保养，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粗心大意，那么你不得不自己面对高额的维修费用，并且将来你卖出的时候还能要个好价钱。

人们确立或设置产权，或者把原来不明晰的产权明晰化，就可以使不同资产的不同产权之间边界确定，使不同的主体对不同的资产有不同的确定权利。这样就会使人们的交往环境得以确定，大家都更能够明白自己和别人的选择空间。其实，设置产权与把原来不明晰产权明晰化都可以归结为一种情况，都是由“没有产权”到“有产权”。

但是人们对产权的保护也常常受我们感觉的影响，由于历史、文化和习惯的问题，很多产权常常被我们忽略。想象一下，你是一个辛苦耕作的农场主，在你劳作了一整年，你的邻居将他的收割机开过来，高兴得挥挥手，然后就收走了全部庄稼，你肯定会暴跳如雷和他拼命。可是如果你是一位音乐家或是艺术家，你的作品随意的被人下载或任意传播，你会不会有同样的感觉呢？

私人产权究竟比共有产权好在哪儿呢？科斯用灯塔为我们解开产权之谜指明了方向。

经济学上的灯塔

在“传统智慧”看来，建造灯塔根本无利可图，除非政府用强迫的办法收税，否则灯塔将会无人建造。这种观点认为，虽然灯塔能够保全船员的生命和货物的安全，但却很难向获得好处的船主收费，因为虽然船主们偷偷地用余光获得了好处，但完全可以“绕开”灯塔，甚至可以谎称自己没有借助灯塔。

很不幸，这一次“传统智慧”又愚弄了我们，最早的灯塔的确是私人建造的。让我们跟随科斯回到灯塔诞生的英国，看看18世纪在那里苍茫的大海上，关于灯塔究竟上演过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不过请相信，这里的跌宕起伏的情节不逊色于《加勒比海盗》。

17世纪以前，英国几乎没有灯塔，即使到18世纪灯塔也并不多见，只有各式各样的航标，比如教堂和尖塔、房屋和树丛，但都不是灯塔。不过到了1820年，英国一共有了46座灯塔，其中大部分是私人建造的，传记作家哈里斯评述说：“灯塔建造者是这一时期投机者的典型代表。他们主要不是出于公共服务的动机。灯塔建造者的最初动机是个人利益，但至少他们能完成建造灯塔的任务。”

当时人们可以从国王那里获得专利权，国王允许他们建造灯塔和向受益于灯塔的船只收取使用费。具体的做法是由船主和货运主递交一份请愿书，声称他们将从灯塔获得极大的好处并愿意支付使用费，经营灯塔和征收使用费的权力由国会通过法令授予个人。不过当时灯塔管理相当的混乱，每个灯塔税率和税额都不相同，征收的原则也不同。船只每经过一座灯塔，要根据船只的大小缴纳使用费。人们甚至刊载有不同航程所要经过的灯塔相应收费标准的名册。

领港公会开始逐渐对灯塔进行管理，这是一种古老的制度，1514年国王颁发了许可证书，赋予领港公会以领港管理权，负责检修设施、提供海事顾问，并且为海员及其家属管理慈善基金。领港公会实行了一项既能保住权力又能保住钱财（甚至可能赚钱）的政策。领港公会申请经营灯塔的专利权，然后向那些愿意自己出资建造灯塔的私人出租，并收取租金。

于是，1759年在灯塔史上写下了最富戏剧性的一章，这就是建造和重建坐落在普利第斯海岸14英里礁石上的伊迪斯通灯塔，私人企业编年史作者塞绍尔·斯迈尔斯写道：“以前，任何一个胆大包天的私人冒险家都不在伊迪斯通礁石上建造灯塔，那里的海面上连石头影子都看不到，连一小块可以站立的地方都没有。”

1696年亨利·温斯坦利与领港公会谈判后达成一项协议：他得头五年的利润，以后50年领港公会分享一半利润。温斯坦利建造的灯塔于1699年完工，然而，1703年的一场大风暴把灯塔冲走了。温斯坦利、灯塔管理员和他手下的一些工作人员都送了命。那时这座灯塔的总造价为8000英镑（全部由温斯坦利负担），收入为4000英镑。政府给予温斯坦利的遗孀200英镑的抚恤金和每年100英镑的养老金。如果灯塔必须由具有公益心的人来建造，那么在伊迪斯通礁石上将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灯塔，不过还是私人利益占据了上风，人们甚至邀请了当时最伟大的工程师约翰·斯米顿用石头建造了整座灯塔。

1836年，在议会的强烈支持下，英国终于颁布法令把英国所有的灯塔授予领港公会，领港公会也开始了购买私人灯塔的行动。这一工作到1842年完成。从那以后，在英国不再有属于私人所有的灯塔了。这其中，购买斯克略斯灯塔花费了445,000英镑，相当于今天的700—1000万美元，用萨缪尔森的话来说，的确有人“靠经营灯塔而发了一笔大财”。

灯塔这种物品引起了经济学家关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一系列争论，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所以关于灯塔的话题还会继续下去。

私人物品消费的特征是排他性和竞争性。消费者通过购买获得私人物品，生产者提供这类物品有利可图，价格的调节使双方都能达到均衡，这些我们在前面都了解到了。但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不用购买也可以消费，因此公共物品没有市场价格，生产这种物品无利可图，市场就无法提供这类公共物品，这就是庇古所说的市场失灵，即市场机制在解决公共物品时的无能为力。

同样，像国防、基础科学研究这类公共物品是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不能缺少的，它们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行和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所以政府必须干预经济，解决灯塔这类公共品问题。

保罗·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一书中说到：“政府提供某些无可替代的公共服务，没有这些服务，社会生活将是不可想象的。它们的性质决定了由私人企业提供是不合适的。”萨缪尔森还列举了国防、国内法律和秩序的维持，以及公正的契约的执行。萨缪尔森指出，公共物品有利于整个社会，作为一种公共事业就不该收费，维持这种公共事业的费用来自税收。

产权经济学家从另一个角度谈论灯塔，产权理论的奠基人，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在1974年发表的《经济学上的灯塔》，根据美国在七灯塔制度的研究反驳了私营灯塔无法收费的观点。他还证明了，即使是灯塔这样的公共物品也可以实现私有化成为私人物品。

或许，下面这个保护动物的例子会让我们更加吃惊。

保护大象的好方法

对于共有地的悲剧，我们已经清楚了，那么该如何保护那些濒临灭绝的鲸鱼和大象呢？

人们采取了各种方法，其中有些确实令我们感到不可思议。在津巴布韦，原本大象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村民们仅仅通过向观看大象的游客收费来获得收入，但是后来，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保护大象的方法，把大象分给村民，并且允许向那些捕杀大象的猎人们收费。

“这太荒唐了，简直太恶心了！”，这几乎成了人们面对这项政策的第一反应。

质疑的声音不断传来，况且，打猎不可能保护大象，因为这会鼓励人们对大象的猎杀，“传统智慧”再一次占据了上风。

可是，经济学家们发现了其中的奥秘并给出了正确的解释。事实上，鸡的存在就是这个道理，人们喜欢吃鸡肉，这就给了另一些人们饲养和照顾鸡的动力，听上去的确有些矛盾，甚至不可理解。津巴布韦的村民们可以从活着的大象身上得到更多的好处，而不是无助地面对死象。

在津巴布韦，人们的行为的确发生了变化，人们更多地关心大象，他们希望大象越多越好，这样就能够向游人们收取更多的费用，于是他们积极地为大象留出生存地带，积极配合警察阻止那些企图偷盗象牙的捕猎者。

可是这个方法，太可怕了，并且，偷猎和捕猎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因为无论如何，结局都是大象被杀死了。经济学家说出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偷猎者会拼命地捕杀他所遇到的每一只动物，可是如果大象的所有权归村子所有，而不是归国家所有，人们保护大象的努力会明显地提高，因为猎杀大象毕竟只是一种短期致富长期崩溃的道路。

在津巴布韦，70年代中期人们开始实行这样的产权分配政策，尽管允许捕猎，可实际上，津巴布韦的大象数量一直在上升，1979年，这里的大象最少的时候仅剩下2万头，5年间减少了70%，然而随着实行新的政策，到1989年，津巴布韦的大象已经有万头，尽管同一时期非洲所有的大象总数都由于偷猎而下降了一半，可唯独津巴布韦的大象在增加，而且挣扎在贫困线上的村民，已经用大象赚来的钱修建了学校和医疗站了。

当然，尽管津巴布韦的村民们非常开心，可是，有些环保主义者却无法忍受这种政策，他们认为捕杀是不道德的。也许这样的政策并不完美，可是它让我们在津巴布韦看到了更多的大象。

灌溉权的拍卖

将共有产权变更为私有产权，有助于社会效率的提高，那么究竟该怎么分配才公平合理呢？

新发现的山洞是属于发现山洞的人，还是属于山洞入口处的居民呢？似乎你会毫不犹豫地说，是属于居民，这体现了公平的原则。进一步，如果发现者在山洞的旁边发现埋有稀世珍宝，那么它属于发现者还是属于周围的居民呢？我想你多半会陷入沉思。更复杂的问题是，如果在山洞里发现了大量的天然气矿藏，而又有一个公司宣布它愿意以1000万的价格买下整个矿山，那么我们又该怎么分配呢？

经济学家最初绞尽脑汁也没有任何收获，不过天才的弗农史密斯首先在实验中找到了人们在分配产权时的思维习惯。

最简单的实验被称作“最后通牒实验”，假定，A和B分10美元，先由A提出建议10美元中A打算分多少，比如A分8美元，B分2美元，B有可能拒绝，如果B拒绝了这2美元，实验者就会收回10美元，A和B将1分都得不到。从理性的角度说，得到2美元自然比什么都得不到强，所以B应该接受A的建议。这个实验之所以被称作最后通牒，就是说A向B的最后通牒，如果不接受，那么谁都得不到。史密斯分别在学校、市场做了多次相同的实验，结果大多数A实验者都选择了5美元，这充分体现了人们在分配时对公平的渴望。

最有趣的是接下来的实验，这里充分体现了经济学家的智慧。首先，经济学家们让实验者先做了5分钟的智力测验，谁的分数高，产权就归谁，谁拿走这个财产权利，就在后面的实验中扮演A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有B会拒绝A提出的方案，他会觉得，产权分配给强者之后，哪怕只分配给B2美元，也比不给强。经济学家发现，最终统计分配的结果，峰值不是出现在5美元，而是出现在4美元，也就是说，智力测验得分高的人觉得自己应该拿大头。就如同人们认为，能力强的人理应获得更多的权利，这与人类最初等级意识是一致的。

更精彩的是第三个实验，首先随机选两个人配对后进行智力测试，获胜的一方获得10美元的分配权，然后他将这个权利到市场上去拍卖一个价格，因为这个权利总共值10美元，所以他会叫价10美元。当然，如果有人购买了这个权利，他就会拥有分配10美元的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峰值不是5也不是4，而是2美元。因为A首先花了一笔钱获得了产权，因此他肯定会制定对自己有利的分配方案。但是如果A制的方案太不合理了，比如分给B仅仅1美元的时候，就出现了B拒绝的情况，因此最后的峰值是出现在2美元。史密斯由此得出了重要的结论，产权和交易制度能够消除分配的不合理性。

然而，在真实世界里，产权的分配往往并不是这么简单。因为产权的确立会影响受益者的权利，但由于大家往往会为了各自的利益喋喋不休，下面我们用灌溉权作为例子，看看最初的法律是怎样规定的。英国普通法有过这样的规定，从河中取水应遵循所谓“河岸原则”，也就是说，河岸所有人对其土地上自然流淌的水流有绝对的或较为绝对的优先取用权利。

但在美国西部和西南部，该原则却一变而成为“先占原则”，取水讲究先来后到。两种原则的区别在于，河岸原则允许人们想取多少水就取多少水，先占原则却只允许合理的使用。

并且，关于英国的河岸原则，1882年科罗拉多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书中有过这样的解释：“那里气候很干燥，土壤贫瘠，几乎是不毛之地，因此，人工灌溉对农业是绝对必要的。否认优先占有原则，所有这种财产的大部分价值就被破坏了……我们的结论是，普通法理论上应该让河岸所有人对他土地上自然水道中流淌的水流享有权利——即使他并不对其进行有益的使用也享有，这在科罗拉多州是行不通的。”法官的判决书很清楚，科罗拉多的农业要靠地表径流的灌溉，但在水量有限的情况下，应当保证所有人的灌溉权。

可是如果有更加需要灌溉权的人，可能并不在靠近河流的地方，先占原则就使得些最迫切用水的人直接享有了权利，这样更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那么究竟是该公平还是该鼓励效率呢？

似乎不同的法律给出的回答也不相同。有人说，法律应当使权利落到对他评价最高的人手中。请注意，评价最高并不是说最有钱，而是最能保证所有需要灌溉人的权利，这可能有些晦涩，但更多人觉得，这样的做法不可能，人们从史密斯的第三个实验中受到启发，用拍卖的方式确定灌溉权。

在山东省的滨州市堡集镇，人们对辖区77个自然村的小型水利设施及其灌溉权分别进行“捆绑式”竞标拍卖，各村通过召开竞标拍卖会的形式，确立了各村的专业灌溉队伍和浇地价格。竟标结果是，村民李仙民以每亩收费23元的价格中标。并且，为了确保灌溉质量和小型水利设施的管理和维护及时到位，村委会与灌溉专业队签订责任书并收取一定数额的押金，从而使小型水利设施的“责、权、利”明确到89个专业灌溉队，村民们还享有对灌溉结果的监督权，并且还保留了对灌溉所有权变更权利。尽管这样的拍卖或许未必能最终解决问题，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为我们带来了希望。

有时，人们无法将公共产品分配给个人的时候，公共产品必须要大家共同支付，这时，该如何保护公共产品呢？

克拉克机制

宿舍里的几个学生想共同购买一个电视，但是有人愿意，有人却不愿意，如果将购买电视的成本平均分配，有人就会提出反对意见，那么究竟该怎么办呢？或许还有人明明想看，但又不愿意出钱，究竟该怎么办呢？

经济学家也曾经设计过一个巧妙的机制，人们通常称作克拉克机制。

假定在一个大学宿舍，宿舍中住了两名学生，大家决定合伙购买一部电视，电视价值2000元。显然两个人对电视的评价是不一样的，我们假设学生Ａ仅仅愿支付600元，而学生B则愿意支付1500元（或许他更愿意看电视，也可能他更有钱）。假定，两个人愿意支付的价格代表了电视对他的效用，那么评价之和2100超过了2000，因此最终效用大于成本，应该购买电视。

将问题再复杂一些，现在房间里有三个人，他们购买的目标是一部3000元的电视。显然，三个人平均分担成本3000，每人必须支付1000，不过，如果这时A、B两个人仅愿意支付500元，而C愿意支付2500元，那么显然说明，A、B会反对购买电视的建议，因为他们的支出超过了他们的效用，但总的决定是购买电视，因为C的效用更大。

克拉克机制巧妙之处就在于，它能避免人们说假话。

克拉克机制的核心思想是：如果某一主体所报告的偏好改变了全体的最终选择，则它必须缴纳一笔金钱，其数额相当于它给其他主体带来的损失。在这样的机制下，你可以说谎，不过那对你没好处，还不如说真话对自己更有利。

具体购买电视的过程很简单，首先让大家都了解克拉克机制的过程，让两个人先报告自己的效用，然后让第三个人报告，三个人报告的各自的效用减去每人必须负担的成本1000，得到每人的净效用，即每人从购买电视得到的净收益，然后把三个净收益加起来，如果是正值，表明从整体来看是有收益的，那么就购买；如果是负数，即说明总成本还抵不上净收益，就决定不购买。

当然，如果有人说了假话，那么必然对他不利。

Ａ和B都属于不太愿意看电视的，我们以A为例，在B、C都说实话的情况下，如果他真实报告了自己的效用500，减去成本后A的净效用为500－1000=－500，此时，假定B、C都说真话，从而净效用之和为－500＋1500=1000，显然Ａ的加入不改变最终的结果，仍然购买电视机。但是，假如A为了表达不购买电视机的意愿而有意说谎，比如说谎报其效用为－1000，这样则其净效用为－2000，此时总效应为－2000+1000=－1000，从而结果变成不购买电视，对Ａ有利。Ａ此时显然损害了Ｂ与Ｃ，因为他改变了B、C两人的决定，因此要对A收取1000元的克拉克税，此时他说真话时只损失－500，而说假话则要支付克拉克税，损失为－1000。

对于C，如果A、B都说了真话，此时总效应为－1000，说明两人是不愿意买的，而C的效应为2500，总的效应改变了原有的结果，因此C将支付A、B1000元克拉克税，假定C为了稳妥起见，称其效用为3000，那么他仍然要支付A、B两人的克拉克税1000元，从而最终需要支付2000元，而所得仍为真实效用2500-2000=500元，并没有增加，因此C也没有说谎的意义。

克拉克机制的思想是缘于人们一种古老的想法，当一个人的行为对别人造成损害时，就应该给被伤害的人一定得补偿，然而这种想法是不是最好呢？别急，精彩的内容还在后面。

悲情的经济学

如果一种资源没有排他性的所有权，就会导致对这种资源的过度使用，人们通常所说的“公有地的悲剧”是指没有人对公共资源负责而导致无效率。本质上说，“公有地的悲剧”也是一种囚徒困境，因为对于每个人而言，努力的捕捞是他们最好的选择，但对于全体渔民而言，只有当大家都遵守规则时，集体才能获益。

产权经济学的确立让人们认识到共有地悲剧的原因，经济学家从科斯的论文中找到了避免共有地悲剧的办法：如果产权被明晰的界定，且所有的交易成本为零，那么资源的利用效率与谁拥有产权无关。尽管津巴布韦保护大象的方法有些残忍，但那里的大象的确增多了，而且更多的人从灌溉权的拍卖中使获得了利益，产权制度的改变的确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

今天的人们越来越关注资源与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逐步认识到自然资源产权的重要性。通过自然资源产权的界定，保障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建立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良性互动的新秩序。

烟赌娼应该公营吗？[转载一篇很有趣的经济学文章]

2012-01-13T16:44:00.000Z

作者賴建誠（《经济史的趣味》lai@mx.nthu.edu.tw, www.nthu.edu.tw），1952年生，巴黎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博士。清華大學經濟系教授，專攻經濟史、經濟思想史。

    陈水扁先生当选台北市长后，宣布要禁绝色情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没有人真的认为这件事会成功，知道只会让色情地下化、管理困难化、性侵害严重化。《庄子․胠箧》内有几句话，可用来评论这种做法：「圣人生而大盗起，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烟（毒品的通称）赌娼这三件事，古今中外皆有，这种与人类同生死、共存亡的事，怎么可能一声令下而禁绝。
   烟赌娼不能禁绝，只能走向良性管理，我觉得荷兰的色情业管理很好。1980年代初期，我常有机会去荷兰，熟悉阿姆斯特丹火车站附近的红灯区。各国的观光客都有，男女老少结伴观赏橱窗女郎，没有难为情也没有尴尬。不同肤色、各种年龄的性工作者，每人有个房间，内有暖气，穿三点式，灯光柔和诱人。消费者从落地窗看好对象，礼貌地推门进去谈价钱。成交后放下窗帘，路人会心一笑；若没成交，礼貌地说声再见。
   我的意思就这么简单：台湾有限的警力，不要花精力抓烟赌娼，愈抓愈多，愈抓愈勾结。不要拿道德来评断烟赌娼，那是基本人性，公开化、透明化、管理化之后，对社会的好处一定胜过禁绝化、地下化、污名化。
   以下是荷兰把爪哇（印度尼西亚）鸦片公营化的成功故事，我很同意作者的结论：把毒品交易公开化，或许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不道德。毒品公开化就像荷兰的色情业：供需地上化、价格合理化、管理政府化，反而会使整体吸毒量减少，这才是终极目的。
   荷兰东印度公司（VOC）从17世纪初起，就在东南亚活动。1640年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马六甲海峡之前，VOC的贸易规模很小。1640年之后，VOC就从印度买鸦片，卖到Batavia（现今雅加达）。鸦片的利润很高，但VOC无法深入印度尼西亚内地，1677年时和爪哇王谈条件：VOC有鸦片专卖权，若爪哇王要打仗，荷兰人就挺他。签了这个约之后，鸦片的销售量倍增。到了1795年，荷兰和英国战争，切断了鸦片的来源，VOC在四年后的1799年宣告破产。
   1806年，荷兰东印度政府（Dutch East Indies government）自己进口鸦片，拍卖给各地方政府，由中间商加工后，卖给各地零售商。从下面的表格可以看出，鸦片收入对殖民政府财政的重要性（金额单位是百万荷兰盾guilder）。

年代       殖民收入    殖民支出    盈亏鸦片收入
1816-1835   497   527      -30 46
1836-1875   3,845    3,067 808    329
1876-1915   6,393 6,686       -293    712
1816-1915   10,765 10,280    485     1,087

   我们只需看最下面那行：1816-1915这一百年间，殖民爪哇的总盈余是485百万盾，如果没有1,087百万盾的鸦片收入，殖民政府就要亏损将近600百万（即6亿）盾：鸦片是爪哇政府的金鸡母。
   前述的鸦片营销体系，基本上是「政府进口、民间经销」，以课税为主旨（tax-farm）。殖民政府一方面想禁鸦片（因为有害健康），二方面又想大赚黑心钱，在政策上就摇摆不定：又想提高鸦片价格来抑制消费（以价制量），这是好事；但提高价格又会减少收入（这是坏事），也会诱使更多的鸦片走私（也是坏事）。同一时期，英国和美国都有反对买卖鸦片害人的浪潮；荷兰国内在1890年有过一次大争辩，至少有十位国会议员主张全面禁绝。
   在诸多压力下，殖民地的鸦片制度重新调整，由鸦片局（opium regie）独占进口、提炼、销售的管道。做法是政府供应鸦片，价格统一固定，目的是打击走私、减少犯罪、降低贪污、减少消费量，维护殖民地区的健康。这套做法其实是法国人想出来的，1881年在中南半岛实施，由政府提炼后卖给大盘，再由地方零售商经销。荷兰记取法国失败的原因，排除当地华人介入当中盘商和零售商，改由政府人员从头到尾全程主控。
   1893年荷兰国会批准鸦片局正式运作，设在财政部之下。1894年9月1日先在爪哇沿海外的Madura岛试办成功后，在爪哇逐区试行。鸦片局经过十年努力，在1903-4年间，才全部掌握殖民地的鸦片产销体系。1905年时，鸦片局共有630位工作人员，1913年时超过1千人。主要的成果是：质量统一化，走私大幅减低，消费者要先登记（执照化）才可购买。
   具体的成果有哪些？(1) 1895年鸦片局成立前，鸦片消费量每年约4万公斤，鸦片局成立十年内，消费量大减到3万公斤。(2)每公斤的鸦片价格，从800盾左右降到5百多盾。(3)查获的走私量与查获次数，都锐减到原先的1/5。(4) 鸦片局供应的质量提升，价格稳定，市场纠纷减少。(5)鸦片局不以利润极大化为目的，销售的同时也举办减少鸦片消费的活动。
   如果我们能从历史学到一点「教训」，荷兰在爪哇的鸦片政策告诉我们：不要禁绝烟赌娼，那是不可能的事。为什么不干脆公开化，让大家看个清楚，让政府把这三大产业纳入管理，让它们「去污化、地上化、证照化」。荷兰的鸦片政策告诉我们，这些原本「见不得人的商品」，在公营管理之后，总消费量会减少，价格会下跌，走私会减少，质量更可靠。

参考文献
   van Ours, Jan (1995): “The price elasticity of hard drugs: the case of opium in the Dutch East Indies, 1923-38”,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3(2):261-79.
   van Luijk, Eric and Jan van Ours (2001):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policy on grug use: Java, 1875-1904”,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1(1):1-17 [For comment and reply, see 2002, 62(4):1116-25].
   van Luijk, Eric and Jan van Ours (2002): “Drug use and drug policy”,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58(4):576-93.

威尼斯前半周

2012-01-11T18:51:00.001Z

前文因为悲催的WINDOWS LIVE WRITER出错，被“威尼斯后半周”给覆盖了。现在的情况就是必须重新写。还好不急尿（不像昨晚），慢慢来。

其实我去威尼斯，与其余说是旅游的，不如说是度假的，更应该是去写论文的，因为整个前半周都在写论文。

整个行程不废话，看过TOURIST的都差不多知道了。我们两个在巴黎见面然后前往威尼斯。但是有一些区别，就是我不能像DEPP一样在eurostar里面抽烟，一来是因为我没有电子烟，二来是我们买不起eurostar的车票只能坐飞机去……

至于省钱，其实威尼斯没有那么贵，物价也就是跟巴黎一样，只是，可能服务态度差了很多。当然，威尼斯人做出来的汉堡质量也很差，不如加两块钱吃匹萨，好吃得很，物有所值。

下飞机之后按照计划买车票前往码头登船进威尼斯。买票的时候一个漂亮的小姐卖给了我们一种往返车票，7天有效。而我们计划在威尼斯待8天，于是很不解的问这个票能否行得通，小姐解释道威尼斯的司机不在乎你的时间的，只要你有车票。看我们还迟疑了一下，她居然发火了说要不然我给你们换成两个单程票……虽是好心为我们省钱，但是依然怀疑她只是凭借长相得到的这份工作。

我们租的是一个公寓（easyjet订的），而非旅馆。所以在一下飞机之后就跟房东打电话联系住房地址，房东说你先坐车到码头，上船到Rialto，走到Campo St Luca，我在那里等你。实际上，车坐了20分钟，船10分钟，走路10分钟，很快我们就走到地方了。房东跟我的导师同名，讲意大利语，法语和英语。恐怕她的法语都好过英语，因为一路飞过来空姐的话我只有听到最后才意识到她们在讲英语，要是发生事故了恐怕没谁听得懂他们说什么吧（就算是ORLY飞意大利的飞机也不能这么马虎吧）。填写必要文件，刷卡付款之后，房子就归我们了。但是当天是新年夜，我们还不能休息：因为第二天全城放假，必须去把吃的东西买回来。

出门买吃的东西的时候被人各种欺骗，三块五的汉堡到了付款的时候就变成4块了。虽然并不比巴黎的贵，但是质量比巴黎的差不知道多少。好在最后我们发现了一家快餐店开门，地道的意大利快餐，还可以凑合吃一晚。说是凑合，但是味道非常的好，价格也合理（只用等两分钟菜就好了，相当合理）。唯一的问题就是里面人太多了，要站着吃。当然不懂拉丁语的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因为所有的菜单都是意大利语写的。

吃饱饭之后，带着买的六个汉堡之类的东西，回家。回家的路上绕路去Rialto看了看风景。桥上此时正空，店铺全都关门。这桥怎么看都像是香水里面那座桥，桥上开了很多店铺。不过这是一个拱桥，而且店铺很矮……

既然是过年，也就没心情写作业什么的了，休息了一晚上啥都没干。

当然实际上不可能。

第二天早上才有机会观察一下这个公寓，装修的还是挺有感觉到，尤其是把所有的咖啡杯都挂在墙上，让我们找了半天这件事。

厨房的设计是全部藏在柜子里的，关上门之后简单干净，但是要是坏了什么的话维修就是个大问题。而且厨房因此也没有了储藏东西的地方，所有的东西都要堆在台面上。

当然厨房也有这些个吓人的东西。

新年第一天，什么都不开，那就出门晃悠一下吧。下个楼，抽个烟，看到门口贴满了各种海报，还有提醒大家不要买假包的告示。

门口不远出的运河，河面试过一个类似出租车的东西。难道是黑的？总之这边的出租车总有一种让游客抹脖子的感觉，贡多拉更是。

河水（运河，海水）的颜色介于蓝绿之间，散发着一种海鲜的味道，就是腐烂的味道。我虽然反不清蓝色绿色，所以我和女人决定管这个颜色叫做青色。

回到家之后惊讶的发现墙上居然还挂着一个法国画的地图。拉丁语还是有区别的好吧，法国的东西怎么出现在意大利的装饰品里面。

一晚无言，只有论文。

翌日，不知道哪根筋抽了，决定真的上街走走。但是出门就迷路了，第一个碰到的是这货。其实要说正常情况下的标志应该是鹰或者是龙什么的，威尼斯人弄了个鸭子还是鹅的东西。这还是个剧院，难道就给大家一个印象“进来听鸭子叫”么……？

大一些的桥旁经常有很多停船的地方，很多贡多拉停在那里等到游客。刚过年可能生意不好吧，船主便装上岗。这几日有一些船主也会在小的桥头招揽生意，说话的时候总流露着一种巴结的语气。当然这还不是最可怜的，最可怜的是过年晚上还要在大街上卖花的印度人。

后来迷路迷路来到了圣马可广场。其实我觉得这并不是迷路来到的而是我女人计划的，因为她一直说想来，而且我们一共来了四次……（但是rialto我们总共去了7次，难道……她是来看桥的……？）

圣马可广场上的垃圾桶，明确说明不许喂鸽子。

可是人民不在乎……

离开广场之后回去的路上，看到了意大利饭店招揽生意摆出来的海鲜，散发着一种诡异的味道，就像河水一样。这时候海鲜们还很普通，过几天就2B了。

但是作为穷人，我们是去超市买菜回家做饭。实际上是买了速冻批萨回家加三文鱼烤了吃的。临走的时候还剩下一片没吃完。

一晚无言，又在写论文。写到第二天早上，觉得还是出去走走比较好，于是出门迷路去了，走到了这个广场，一个很有特色的钟，24时制，好像潜艇中的一样。而且顶端指向16点……

威尼斯的好处就是，就算迷路也不可能走到别的地方去，毕竟是在岛上。但是让人伤心的是，经常会走到无路可走的地方去……

那就，拍个照往回走吧……

威尼斯的街道也是很狭窄和破烂，类似这样的街道已经算是宽的了因为两侧还有店铺。而且楼也都是歪歪扭扭的，并不直。

路过了一个卖糖果的商店，还好关门，要不然不知道要买多少回去……

这是更狭小的街道。还记得以前我们说要整治握手楼，而人家住的挺开心的。

就像其他欧洲城市一样，意大利也有圣诞街市。但是不知道是因为圣诞节过去了，还是人实在是很少，这里冷冷清清。滑冰场也没什么人玩。

这个暖冬，恐怕也只有在人在滑冰场边上捡捡冰渣当做雪玩了。

戴了手套的好处，就是可以把雪捧回来……

之后，我们又走到了rialto，不知为何。可能是因为我们只知道这个地方吧，永远走到这里然后找路。

当晚，正式的做了点饭，烤了个鸡腿，吃了。

当晚，鉴于论文期限所迫，熬夜写到4点，终于完工，输出PDF第二天那到唯一的两家网吧（价格奇贵，电脑奇烂，网速一般）上传搞定。开始真正的假期。

下面准备发布东南亚照片集，和硬盘里的老照片们。

最后写一个技术性的日志，关于如何选购KINDLE类电子书。

不必期待……

威尼斯后半周

2012-01-11T01:52:00.001Z

分割线之后，上完厕所了，回来继续掰扯。

交完论文是下午两点左右，去了一个很坑爹的旅游手册推荐的饭馆，一进门转身，电视上放的是CCTV4……然后细心的我们发现，该饭店服务员是印度人，老板是中国人，饭量奇少，而且还加收服务费一人两块，啤酒一杯8块。

别的地方都会说不收服务费，这里没说收，于是公然的加服务费，给小费的心情一点都没有了。外加给的鸡腿，还没有我在超市买的大，果断不来第二次了。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不只这家饭店是中国人开的，周围很多买皮包的也是中国人开的，恐怕曾经卖假包，现在都转行卖无品牌的皮包了吧。但是价格比巴黎便宜。相应的，却有很多黑人拎着一胳臂的假包站在GUCCI或者LV的门口卖……

交完作业之后的第二个小时，吃完饭之后，我们居然又在同一个地方迷路了！！！

而且我们居然再次来到圣马可广场！

享受吧，这是没有被人群占领的圣马可广场……

还有门口搅基的雕像。

这个大理石墙面确实比较给力，是像铺地砖一样铺上去的，用金属钩子连接起来。正面对大海，他们也不担心这玩意掉下来。下面的人也不担心掉下来砸到他们……

这是墙面的另一侧，面对大海。不得不说，所有的博物馆我们都没进去，因为统统要票，而我们，好像其实不是很感兴趣。

要说经济危机到什么地步，就是我会考虑吃落在我们附近的鸽子（当然在威尼斯大多数是落在运河里的海鸥）。但是看到个字怎么喝水之后，决定还是别吃了，这个字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喝进去烟头了呢。

圣马可广场海边的路灯，呈粉红色，十分不解。

后来我们也纷纷产生了不解的表情，决定好好看看地图搞清楚我们在哪里。

女人低头把旅游手册绑在腰上，我再一次发现她的头发根本就不是黑色的……什么情况这是……

找到正确的路之后，前往正确目标的路上，我发现了这个塔。其实很久之前就盯上他了，因为是歪的。恐怕意大利人就是不在乎塔是直的还是歪的？

又如几天后的这张，我女人已经站得很直了，可见，周围的楼统统是歪的。海风吹得？

后来我们走到了我们的目的地，居然是一个军事基地……总之就是，走不进去。

本来想嘲笑一下意大利的军力的，但是，算了吧。

当晚，同样是在迷路状态下，我们发现了这家餐厅，饱餐之下只花了25，心情大好。

她就像猫看着饭盆里的猫粮一样~

吃完了之后，继续迷路。结果来到圣弗朗西斯科教堂，教堂的一部分公开给孩子们作为运动场，这是运动场入口处的高墙。深深地觉得这个墙高过了砖的累积极限，可是意大利人不这么认为，多高的楼也用砖来建。

继续回家的路上，居然还看到了这个海报。要是有一天我的BLOG被和谐了肯定是因为这个海报（当然更因为我……）。

呼吸了一万自由的空气之后，第二天非常扯蛋的天晴了！于是，出门拍照~

这是路上看到很多人拍照的一条运河，三条贡多拉以此接近我们。

再次走到rialto。其实几乎每天都要去一次这里，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因为这是我们唯一熟悉的路标了吧。

贡多拉司机在拉生意。穿戴的像麦当劳早期广告的汉堡大盗。

圣马可广场，人群开始汇集。

人山人海……一方面因为天气好，另一方面因为今天是意大利公共假期……

广场上对方的临时过道。如果下大雨或者海水淹没广场这些东西就加起来当走廊。

要是作为一个传统的意大利人，广场是这么用的。

作为游客，广场就是用来拍照的。

甚至，躺着拍。

广场在阳光下好看很多。

鸽子在广场喝水吃饭，有时候也能很幸运的吃一顿好的。

广场靠海的柱子。

这就是唯一的几张好看的照片的来历……

再次回到那家饭店门口，腐烂的味道依旧，而且海鲜们开始2B起来……不知道过几天会不会露出文艺的表情。

这个玩意在街上经常遇到，但是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谁能解释一下？

一晚无事，收拾包裹，准备滚蛋。

第二天早上，把脏盘子都放到洗碗机之后，坐船回大陆。穿上看到这个，意大利人……

还有，威尼斯以前最重要的标志，赌场。但是就从来没进去过。而且现在也觉得这地方怎么这么破……

威尼斯那条主要的大运河上的风景。

这货，门口停着一辆出租车的，是一个火车站。威尼斯的火车站……

正在施工的大楼，因为没地方放挖掘机弄了一个驳船增加地方。不知道如果威尼斯有足球队（恕无知），他们是不是也要用这种方法训练呢？

威尼斯马可波罗机场，排队的人。多亏了他们只有一个安检口。不过要是真的像巴黎CDG一样把安检口放在登机口前，恐怕也是另一种麻烦吧。机场有个特色，就是雇佣了很多年轻漂亮的小姑娘维持秩序，给乘客发篮子。但是自始至终我也没搞清他们给的篮子有啥用。

排队过安检的时候，碰到一个说不标准普通话和意大利语的妈妈带着一个很嘬的小孩，小孩一直趴在地上擦地……

过了安检之后，碰到边境控制官员临检，可能是因为我们都是亚洲脸吧。他走过来很拽的说把护照拿出来，并很拽的询问我们会不会说意大利语。但是当我们把护照给他看之后，他突然态度好转起来，可能因为我们一起用法语回答他不会说意大利语，也可能因为我女人的护照在上面，他打开之后发现是法国人。而我的护照在下面，他看到是同样的颜色就认为是一样的护照，只能当做是“友好的拉丁同胞”把我们放了。而带小孩的妈妈则被他带到了办公室，直到我们喝完咖啡才出来。

由此，证明了意大利人歧视他国国民的现象还真是，不小。

一晌无事，安全回到巴黎。

威尼斯的门铃【恶搞专辑】

2012-01-10T20:08:00.001Z

对，这是一个恶搞专辑。
这是不严肃的去看待别人家的门铃，尤其是还不把别人的名字遮住。
但是遮住了名字的话，很多门铃就失去了眉毛，这样就更不严肃了。

总之，去威尼斯确实是有一大乐趣的，就是在享受巴黎物价的同时，看门铃。

狮子嘴里叼着门铃按钮。

这个门，很有越狱兔里面看守的风格嘛……

威尼斯

2012-01-10T19:50:00.003Z

不得不说，我去威尼斯不是去旅游，所以出来的照片也就，都，嗯，有些无语哈。
仅有如下几个照片还是看得过去的，就凑合着看吧。

除了第一张照片来自某个小路之外，其他的照片都来自圣马可广场。那个地方一共去了四次。第一次因为迷路，第二次因为顺路，第三次交了论文心情大好，第四次因为太阳终于出来了。所以，其实所有的照片都是第四次拍下来的。
所用相机是SONY的卡片机，大家就别期待什么了。当然我女人也不理解为什么我来法国相机都不带一个用她的……

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就是，我这些照片中连水印都没有，果然是不在乎的照片……

苏格兰北部

2012-01-08T18:59:00.001Z

住在苏格兰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很多旅游的地方可以挑选，尤其是喜欢野外的人可以选择各种山野。

以下照片是在格拉斯哥北方的LOCH LOMOND拍摄的，共有三次。

以下照片来自去呗苏格兰的旅游，途径FORT WILLIAM，阿伯丁，邓迪，因弗内斯。

照片更新暂停几日，回来再刷东南亚和意大利的照片以及威尼斯的游记。

第三弹，爱丁堡格拉斯哥城市图片

2012-01-08T17:50:00.001Z

来到英国是一年半之前。第一个到达的城市是格拉斯哥，至于英格兰我只去过布里斯托，伦敦就更是毫无印象。但是好在苏格兰也有自己的骄傲，格拉斯哥可以作为和伦敦相媲美的购物城（同时又没有伦敦那么多的人和中国留学生）。苏格兰周边的气候和风景也是英格兰无法匹敌的。

这里展示城市中的照片，向北方苏格兰的照片将会在下一步展出。

以上照片来自爱丁堡城堡。

爱丁堡的卡顿山，在一次申请法国签证时拍的。

从开尔文博物馆门口的草地上看格拉斯哥大学

圣诞节期间的王子街，今年这个大摩天轮也架起来了，但是却不下雪。

老照片第二弹，中国

2012-01-08T17:02:00.001Z

后来呢，在我知道我要滚蛋的时候，时间突然多了起来，可以不用屈从于工作的压力而去游乐。于是游乐了就在隔壁但是十年没去的香港和上海世博会。

这几张照片是上海拍的，小街道，用了一卷没用完的黑白乐凯。

毕业时候拍下来的深大的日晷。

世博会巴塞罗那馆的外墙，和今年去威尼斯所见到的很相似。

香港的街头，招牌。

大肥的书店，最近一次听说他们的消息是要去贵州开青年旅社，但是不知道具体情况如何了。总结一句，good luck。

待续。

我也不是没有BLOG

2012-01-08T16:46:00.001Z

仔细想来，我也不是没有blog。但是每次都没有心情写下去。就好像我的日记本，我曾经有过连续六年的日记，现在变成了本子都不知道放在哪里的境地。于是乎，我觉得应该做些什么了。
昨天搜索威尼斯的照片，突然发现了www.thatlalagirl.com，一个人像摄影确实不太好但是坚持摄影的摄影师。每一个地方一个专辑，每个专辑几张照片而已。
于是乎我整理了一下现在电脑里还有的照片，排除掉那些离开中国之前的很多收藏，发现其实每一次旅行都至少留下了一些照片可以展示的。那，为了不要荒废了自己哪一点兴趣，还是继续之前的未经事业吧。
下面的照片基本都是最老的一批，最近冲相片才发现的。
这一张是大约12年前家里的阳台，当时刚搬进这套房子。

高中时候和朋友PT的合影，没记错的话是张起帆拍下的。

三年前我在家拍的阳台，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阳光让我想出去走走，最终去了云南遇到了我的女人。

从云南回来之后试用新相机，拍下我妹的钢琴。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