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西亞商會

為什麼支持服務貿易協定，也不該讓他草率通過？

2014-03-18T14:45:00.002+08:00

你聽過台大鄭秀玲系主任關於兩岸服務貿易協定的論述嗎？

http://homepage.ntu.edu.tw/~ntuperc/conference-1-files/20130725_3_1.pdf

這個投影片中提到所謂的史提格里茲三原則，或是史提格里茲教授對自由貿易協定的看法，其實大部分是非常有問題的。沒錯，史提格里茲身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但並不代表他的論點是可以通過學術考驗的。

（而且事實上，那個獎根本不是真正的諾貝爾獎，諾貝爾本人並未指定設立此種獎項，這是瑞典官方另外設立的獎。）

史提格里茲的三原則指出，如果自由貿易協定不能符合這三個條件，就不應該簽署，否則就會妨害國家社會的利益。

這三個原則中，第一個原則是『任何自由貿易必須是對等的』(First, any trade agreement has to be symmetrical)。

第一個條件，就差不多把99.9999%的自由貿易協定（包含目前絕大多數工業國已經加入的WTO）給打了一巴掌。自由貿易協定的條文、簽署國的經濟體規模、經濟法規的自由度要對等，幾乎是無稽之談－如果有讀者找得出符合條件的國家，還請務必通知我。

但這並不是這一條的問題根本。自由貿易的目的是透過比較優勢的分工，讓彼此互蒙其利；舉過去二十年來說，台灣承接了來自日本的部份生產過程，而中國則承接了部份來自台灣的生產過程。臺灣、日本都因此失去大量的工作機會，但相對地卻擁有了全世界最安穩低廉的物價。台灣人這兩三年對物價非常敏感、痛苦，其實原因正是我們物價上漲幅度一直都很低、是全世界先進國數一數二低的，因此只要多漲一點點就會覺得世界毀滅。如果跟中國依樣動輒6%、7%，就算多個1%也感覺不出差異。

台日的所得上漲有限，但實際上的物價卻是劇烈地下滑。讀者們應該都知道，在小時候電腦主機多麼昂貴，功能卻十分貧乏。過去二十年來工業生產流程的改善，讓電子設備在價格不變的情況下，功能大幅度地改善。實際上重度依賴電子設備的台日民眾，生活水平就是靠著全球貿易分工辦到的。而因為重度地依賴，我們改善的幅度遠較中國或落後國家來的高。只是，由於這些東西的價格沒漲，我們的消費數字根本不會上升到哪去，因此產生了台日民眾生活水平沒改善的錯覺。

而為什麼可以靠著貿易分工得到這個效果？因為各個經濟體各有所長，美日擅長先進技術、台韓擅長生產流程的改善（從日本人身上學來的"cost down"(註一)），還有製造業用工具機台；中國人則...你知道的，總之負責以低廉價格生產。

最後的成果便是互蒙其利，中國人得以藉此大幅賺取代工收入，改善原本赤貧的生活；台日美韓這些先進國家，則得到價格不變、功能卻急速進步的電子產品，以及廉價的生活必需品。

若不是各個經濟體間性質各異，根本不會有這種互助共榮的榮景。想像一下如果各個經濟體長得完全一樣、規模一樣、特性一樣、工資一樣，那所謂的自由貿易，不過就是把一堵牆拿掉的效果而已。若是在這種前提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許多經濟發展的後進國都難有翻身的機會了。

那為什麼史提格里茲會提出這條？因為這條可以有效地把99.9999%的自由貿易協定都打上不及格的分數，其實等於是在間接主張『不要自由貿易協定」。但作為經濟學家他不敢直接說出這話。

然而這代表我們該接受兩岸服務貿易協定的嗎？

我們可以考慮接受，但不該在這個狀態下通過協定。

並不是第二條所云，這個協定有妨礙國家利益之嫌；這個協定是否真的商業利益凌駕在國家利益之上，眾說紛紜，以一個團購社團（是的，這篇文章原本是刊在團購社團埃西亞商會上，也請各位朋友如果要轉貼，鼓起勇氣順手在FB上轉貼，畢竟FB的觀眾比較傾向一般大眾）不敢妄自論斷。

也不是第三條所云，談判過程應該透明公開。以美國而言，在小布希政權期間，曾得到國會授權，可以包裹式進行貿易談判。這是因為，如果談完了才回去給國會逐條表決，等於告訴談判對手我們都是談好玩的啦，如此一來在談判上會處於絕對劣勢。故史提格里茲的第二三條原則，都是在用欠缺具體共識的價值觀在評斷自由貿易協定的好壞。

這樣說起來，既然無法用這三條來評斷自由貿易協定的好壞，豈不是接下來把整包服務貿易協定一口氣付諸表決，表決完就解決了嗎？

並非如此，上面的圖片便是我們的國會立法院的院長王金平與副院長洪秀柱，以及執政黨黨鞭林鴻池簽名，向全國民眾負責，他們決定應該要逐條表決。照理來講，沒有國會授權就包裹式進行談判得到的服務貿易協定，根本就沒有任何效力。但為符合臺灣人隨便敷衍的習性，就當作事後補追認也可以接受。

只是行政院竟然為了怕面對民意，打算跳過已經簽署書面條文要逐條審查的決議，甚至害怕付諸表決，打算用行政命令硬來，這已經遠遠凌駕了自由貿易協定好壞與否的討論，而是毀壞民主制度的行為。就算服務貿易協定很好，也要在全體國民多數民意認為好的情況下，才勉強算是取得了最低的通過門檻。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40317/361794/

如果認為服務貿易協定好，就該好好說服代表民意的朝野立委，既然這麼好，怕什麼表決？不就作賊心虛，自認怕簽條約簽太爛，不敢表決嗎？

註一：cost down是日本人發明的英文，不要再說台灣人最行了，事實上是從日本人身上抄來的。

韓國大停電說明電力需求缺口的關鍵問題根本不是要不要核電

2014-03-18T14:42:00.005+08:00

2011年夏天，韓國曾經發生大規模停電，各位知道嗎？

2011年9月15日下午三點，當日在事前估計的電力需求是6400萬kW（是的，電力公司會藉由事前預估值調配當天應該做好發電準備的機組，以便安排維護等計劃）。對於當時最大發電能力超過7200萬kW的韓國而言，這數字距離超過負荷還有10%，預估值也通常還會抓比較高，這是電力調度的安全機制。

然而已是夏末、那幾天卻突然降臨的酷熱讓韓國人瘋了－大都會區的熱島效應使用電毫無節制的韓國人以超高功率讓能源使用效率低落的冷氣，以遠超過平時耗電量的效率運轉。這是因為在大城市裡開冷氣，只不過是把熱氣從室內排出，聚集在大樓之間的谷地－因此當人們在室外被蒸得快中暑後，都希望一進室內就可以有透心的涼風。台灣的小吃店或餐廳都要把冷氣開得很涼，就是為了可以靠這個效果吸引客人進門。誰越是能夠讓客人進門立馬消暑，誰的業績越好。

9月15號當日，韓國就在民眾失控的用電習慣下，當日用電最高峰值高達6728萬kW，不但超過了估計值，還超過了328萬kW－超過一座核電廠的發電量。工業高壓用電的使用通常相當平穩，會有異常的需求攀升，其實只會是因為商業區以及住宅區，在炎炎夏日因為冷氣的不當使用產生的崩潰效應，使整個都會區的冷氣運轉效率在熱島效應之下迅速下降，因此同樣是要達到24度的『透心涼』，耗電量其實正快速上升。

韓國的核電廠發電量超過17GW，約莫是韓國總發電量的25~30%，那一天儘管KEPCO(韓國電力公社，差不多就是跟我們的台電一樣)緊急啟動機組應急，他們還是跳電、不得不進行全國性分區停電。

那天的預估電力需求只在最大發電量的90%，就算是造成斷電的最大使用量距離最大發電能力也都還有5%的安全界限。是的，備用容量超過10%、依然是屈辱的跳電。原因在哪？因為當時已經是夏末，為了讓已經被狠操一整個夏天的機組進行維護，有一成的發電機組進入歲休狀態。但電力公司並不會莽撞地安排歲修，6400萬kW已經是相當高估的水準，也就是說因為惡劣的用電習慣造成的電力需求異常跳升，遠遠超過了KEPCO的預期。

這種惡劣用電習慣造成的電力需求異常波動，就是為什麼備用電容量高達15%、核電比重25%的韓國，會跳電。另一方面，2011年夏天，日本因為福島核災全面停機，靠著全民戒除濫用電力的惡習，使得用電量就算上升，也只是平穩地上升、而不是會突然間遠超過電力公司預期的跳升，得以安然度過了這個夏天－筆者當年就在日本，親眼見到了如何靠著改變生活習慣，就可以避免跳電。

這種電力使用習慣的改變，其實並不會讓整年的總用電量下降多少，更不會影響經濟。因為這麼作只是可以避免電力需求突然間高於電力公司的預估值5%，在這種情況下，就算還有一個機組可以緊急啟動，也根本來不及。要有那麼高的最大發電能力，講白了也就是在避免極熱的日子裡，失控的都會區居民濫用冷氣，突然跳升的用電需求導致跳電罷了。人類的失心瘋完全不是10%的備用容量可以應付的。

而你知道嗎？不論要蓋的電廠是火力、核能、風力場還是太陽能，多蓋的那一座造價昂貴的電廠，為的就是在應付這種歇斯底里的用電習慣所造成的電力需求竄升而已。為了惡劣的用電習慣，造成台北都會區必須多蓋一座電廠－不管那是什麼電廠，而不是真的有那個用電需求，不覺得十分可笑、而且CP值還很低防礙經濟發展嗎？

不管你反不反核，戒掉惡劣用電習慣，不但同時可以降低台電的發電成本、省下你我的錢，至於省掉的那座電廠是核電廠還是火力發電廠，那很重要嗎？如果不需要，核必開機？

追加閱讀：日本的CoolBiz之夏

1.不只是家裡，職場與百貨公司的冷氣都設定在28"以上"，這是因為在極端的酷暑之下，如果大量的壓縮機朝著24度甚至更低的溫度賣力降溫，整個都會區的冷氣機運轉效率都會驟降。

2.從公家機關跟大企業開始以身作則，穿著涼爽的服飾，不要穿厚西裝。

3.地鐵系統改用LED照明，或者將傳統日光燈拆掉一半的燈管，降低密集度。

4.改用變頻式冷氣，不只是省電，別忘了省電等於省錢!

5.如果有店家把冷氣開得冷得要命，打電話檢舉他們(台北市有1999熱線)，並且拒絕往來。

我們需要的只是良好的用電習慣，不是"不開冷氣"或者要大家熱的半死，只不過是不要作那種追求透心涼的行為。這些都是極為簡單就可以做到的事情，若由台北市與新北市政府推動、派員稽查或者獎勵配合"冷氣升溫政策"，我們可以省下一座大電廠的日常營運成本。而剛剛好，那是一座核電廠。

淘寶牌跑車、支付寶、餘額寶

2013-11-29T15:16:00.004+08:00

淘寶牌跑車指的是中國網民在淘寶上購置所需的零件，然後在自家車庫組裝出來的跑車。這個事件公關操作的痕跡很重、這台車現在停在阿里巴巴的一樓大廳，再加上這種網路上購買零件在車庫組裝的老梗，根本上就是抄襲十幾年前的ebay廣告，所以個人並不覺得有什麼特別。

但這在反映一件事情：阿里巴巴的目標是將淘寶轉型成一種高度自動化的金融體系，真正的現代金融業者。

金融業目前最人力密集的部份，莫過於銀行分店的櫃檯行員。實際上這些人進行的工作完全可以被機器取代：存款、取款、轉帳、兌換外幣這四個業務實際上早在十幾年前就根本不需要人力進行了，甚至若一間銀行完全沒有人力配置在這四個業務上，要做每天例行的結帳工作以及內部控管都要單純得多：只需要資訊系統的配置與安全的控管。事實上以今日資訊技術的發達，恐怕連應收帳款貼現、票貼、信用保證的服務都可以自動化，更何況只是把錢轉來轉去這麼低階不用腦的工作。

十年、二十年後，當絕大多數人口都是資訊時代長大的新人類之後，會有非常多銀行被迫要刪減分行的人力配置、甚至裁撤分行。實體分行的用處會變成只用來開戶以及相關的客戶服務，而大多數繁瑣的日常業務則會由程式來代勞。

這是因為銀行的獲利來自於放款與存款之間的margin扣除掉成本，而如果一間銀行每一元的營運成本能賺取的margin愈高，就越是一間成功的銀行。現代的銀行除了一般的cost down之外，還透過資產證券化，將其放款包裝成證券產品轉賣，同時降低風險控管的成本以及提高每一元存款能賺取的margin總額。

淘寶這些電商要做的就是套用一樣的模式，用極高的效率去賺取那個margin。餘額寶跟支付寶所形成的電子銀行系統本身根本只是淘寶的衍生物，可以說銀行開一間分店時，用一間分店的成本在賺取margin，但對阿里巴巴而言，是用開淘寶的成本來賺錢以外還可以順便賺銀行業務的錢。而高度自動化的阿里巴巴電商體系可以說從一開始就站在成本效益比的制高點上。阿里巴巴只要能讓消費者儘可能把錢存在餘額寶、把日常的現金流都在阿里巴巴體系內完成，一間能以每一元成本賺取超高倍率margin的大型網路銀行就要誕生了。

然而這並不容易，實際上阿里巴巴的金融業務有很多麻煩。

如前所述，銀行的利潤來自於放款與存款的margin，阿里巴巴自然希望能夠承作放款。以今年正式推出證券化商品的阿里小貸來說，正是阿里巴巴想成為電子銀行踏出的第一步。小型信貸(包含信用卡)以及住宅抵押放款一直都是商業銀行又愛又恨的大麻煩：放款業務跟承購債券相同，要對借款人的信用狀況進行分析，估計違約機率、放款曝險以及違約後實際可收回資金做分析(PD、EAD、LGD)，再加上信貸跟住宅抵押放款還要額外考慮借款人提前還款造成的實質收益率低估問題。

小額信貸一直都有惡意詐取貸款的問題(這也是阿里小貸ABS發行時招致的批評之ㄧ，認為阿里巴巴估計的違約率嚴重低估)、房貸還有不動產擔保品遠低於市價後借款人惡意破產的情況，導致銀行常常對違約損失的評估遠遠不及實際發生的損失。故在非常高槓桿、從極小的margin中榨取利潤的銀行而言，這兩樣業務遠不如吸收存款後直接去買高信評的債券賺取流動性溢酬來的容易做，不管淘寶有多棒的演算法可以從用戶過去的信息紀錄來估計，都會承擔model risk跟其他operational risk，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把這包債權給賣了－只要打平就願意賣。

而銷售資產證券化商品獲利的不二法門就是搞信用分級。阿里小貸分為三個等級：優先、次順位以及權益等級，其中佔總額75%的優先等級具有AAA（很不幸地是大公國際的信評）的信用評等，自然而然次順位以及權益等級以極高(次順位估計為11%，權益等級自然就是沒寫多少)的收益率，來吸引風險愛好的投機者作為信用強化機制的墊背。今年七月通過證監會審查的阿里小貸ABS其實就是阿里巴巴未來想做的事情：利用阿里巴巴體系的龐大金流，以極低的成本賺取margin，僅僅作為一個金融中介平台，不再承受阿里小貸的信用風險評估成本，也就是現代金融業者的真實面貌。

對於一個高度自動化的體系而言，他們自認可以做的比銀行更好，因為有更多監控可以仰賴判斷精準度高度重現的程式，而不是愚昧又自大的人類。但實際上阿里巴巴的金融業務並不大，除了阿里金融體系內消費者留存的現金還不夠多以外，他們欠缺有效的資產活用範圍，以及難以將另一個廣大的金流來源：企業的現金留存納入阿里巴巴體系有關。

阿里小貸的總放款量其實只跟一間城市銀行的放款量差不多，對中國金融業而言簡直是小屁孩一隻。因此他們會需要更多項目將吸收的支付寶餘額進行轉投資，然後再轉賣以賺取margin維生。以競爭對手京東商城來說，京東甚至在規劃提供B2C(evenB2B)用戶整合性的供應鍊現金流整合方案：小額信貸、貨款貼現、應收帳款貼現、信用保證服務。完全就是在進行網路世界的金融業務。這也是餘額寶設計成自動投資貨幣市場共同基金的原因：電子商務平台不但做了商業銀行的業務，甚至順便開始賺取銷售共同基金的手續費了－這才是他們真正的目的，而不是要玩什麼吸金的手法。

這些業務其實都只是將商業銀行的業務，只是轉為高度自動化以及用程式的演算法去取代人類，以便提高每一單位成本所能賺取的margin，並不能撐得上什麼革命，實際上早有許多銀行在做（比如日本就有7-Bank這間便利商店銀行）。但背後的想像空間是在於，若是阿里巴巴以及京東這些電商可以將習慣於現實世界進行金流與供應鍊整合的傳統企業拉進來，將廣大的企業留存現金的運用也拉進來電商體系（如果阿里巴巴跟供應鍊整合solution的大品牌協同作戰，不知對此是否有幫助？）、並且讓電子商務吸取的資金餘額可以合法進行更多的運用，電商便真正地開始威脅傳統金融業。

淘寶牌跑車除了炫耀『淘寶上什麼都能買得到』這個ebay用了十幾年的爛梗以外，很可能是在宣示他們打算以『在電商平台上完成供應鏈整合』來吸引更多『中小企業（在供應鍊整合這方面是弱勢）』而不僅止於接近工作室等級的微型業主。但在這之前，電商威脅金融業生存，目前還僅止於想像而已，而我們都知道高度人治的中國，恐怕是很難讓電商去動搖高度與官僚勾結的金融洗錢體系的。

多元成家法案如何崩壞家庭？

2013-11-12T12:29:00.001+08:00

多元成家法案崩壞家庭的諷刺影片如下：

這個諷刺影片的「梗」是，反對多元成家法案的人主張，一但這個法案通過，會造成傳統的一夫一妻家庭崩壞，甚至讓法律允許多P與亂倫。但這個說法有道理嗎？其實以特定角度來陳述的話，這種說法確實是有道理的，只是提出這種論點的人本身論述能力跟邏輯都有待加強，沒有辦法清楚表達他們的憂慮而已。

這個論述之所以沒道理，是因為已經利用現有的婚姻制度成家的家庭，就算要離婚也必須要打婚姻訴訟，並不會因為別人可以用『伴侶』的形式成家，就可以隨便離婚。台灣的法律認定婚姻必須是在兩人合意離婚，或單方面提出離婚後法官認定無法維持以後才准離。由於我國民法認定婚姻是以永續經營情感與家庭為目標，這個基準也導致婚前契約中，協議內容若包含離婚時財產請求權以及贍養費、子女扶養等規定都可能被法官判定無效，也就是說，結婚這個制度不允許任何以離婚為想定條件而設定的條款。

但同時地，就算不設定任何婚前契約的條款，如果被對方提出離婚請求，不答應的一方即可要求贍養費。有點sense的人看到這裡就會發現這篇要講什麼了，這篇在講的就是法律對契約行為的影響。

人們在婚前是不允許訂定贍養費的，但卻可以在離婚的時候以提出離婚訴訟方的經濟條件為標準要求贍養費。這意味著制度在鼓勵經濟弱勢的女性結婚時要選擇潛力股，也就是說在結婚的當下男女雙方在人肉市場上的條件差不多，但是在男性提出離婚要求的風險最高時，男性的經濟條件是一路向上的。

然而對經濟優勢的女性而言，結婚卻是一個麻煩－對她們而言很可能變成她們想踢掉男人，而被要求支付贍養費；本來是單方面的或有請求權，卻變成雙方都有，婚姻給予的贍養費請求權效果大幅度降低，如果維持婚姻帶來的麻煩－比如過了幾年不愛這個男人了，但是民法規定夫妻可以正當行使性交權益，經濟優勢的女性就要被迫忍受跟一個跟豬一樣的男人履行同居與性交義務的痛苦，還得承認這個爛貨是她老公。現有的婚姻制度在迫使有一定程度經濟能力的女性對婚姻排斥，洪秀柱、羅淑蕾、殷琪、呂秀蓮、蔡英文（假設她不是如某些傳聞是個拉子）都是這樣的例子－找一個喜歡她們並且條件對等的男性、她們還覺得結婚的好處大於壞處，這樣的門檻實在太高。婚姻制度等於在對有條件的女性提供反誘因－也就是希望她們堅定不要結婚的意志。

這樣能說婚姻制度是在鞏固傳統家庭嗎？對於經濟弱勢女性來說，是的。但是當整個社會在經濟發展與富強的時候，這樣的制度在降低結婚的比例。這就是家庭經濟學在研究的範疇－現行婚姻制度是否在迫使人們不結婚，甚至因此在降低新生兒出生率呢？這是一個相當專門的範疇，若有興趣可以參照文末的入門書籍。

因此，在繼續討論多元成家法案的對社會的影響之前，我們要先確定我們的目標函數：我們如果設定這個法案是為了改善我們的社會，我們應該以什麼為目標？

用比較偏頗的說法，多元成家法案事實上是在降低經濟弱勢者的福利，提高經濟強勢者的福利。怎麼說呢？根據統計調查，同性戀中經濟與教育程度較優勢者比較傾向表態，也就是說能被統計到的同性戀多半教育跟經濟水平較高。另一方面，比較傾向排斥傳統婚姻制度的也是經濟水平較高的男性與女性。而如前所述，相對經濟弱勢(亦或較低教育程度)的女性會傾向把握在20~30的黃金期尋找潛力股，以便用婚姻來確保自己在40歲以後的安穩生活，或者避免孤單的晚年。

那麼這時候可以說青菜蘿蔔各取所好嗎？這是一個不好回答的問題。

在除了婚姻以外的選項出現後，所謂成家的選項增加了。在傳統華人社會中迫使男性結婚的原因多半是應付長輩以及生小孩。非婚生子女容易受同儕排擠，因此小孩至少要有法律上可稱做父母的人才行，這就是傳統保守的觀念。而伴侶制度確實提供了這樣的效果，只要伴侶的協議書上協議若有小孩，則在小孩國中畢業(或更晚，更早)之前不得單方面訴離否則有高額解約金，就能達到模擬婚姻，維持小孩有父母的形式。在這方面，伴侶制度可以做得跟婚姻一樣好，除非你沒事喜歡四處給人看你的結婚證書其實是伴侶證書。

另一方面，伴侶制度雖然可以單方面訴離，但卻可以在結成之前簽訂buyout option!就跟成為自由球員的大聯盟球員一樣，簽約的時候可以有分手條款，你要趕我走你可以付買斷金。由於伴侶制度不像婚姻一樣要以永續經營為前提，故此協議不會被法官判決無效。這方面理論上可以作的比婚姻更好－或者應該說，在契約成立之前，雙方可以明確地搞清楚條約內容，而不是等到要買斷合約的時候依賴法官的自由心證。

伴侶制度的優點就是可以模擬的很像婚姻，甚至一些婚前曖昧不明的部份更為明確。但這正是問題所在：這是一個人肉市場賽局。

主要的問題集中在很一般、但收入成長也如一般穩定上升、人肉市場價值也穩定上升的男性，以及很一般、收入成長也如一般不太上升、人肉市場價值隨著年華老去而下降的女性，這樣一對很一般、隨處可見的怨偶結合上。當然這樣舉例可能太沙豬，但不管怎樣用沙豬的例子比較好說明。

男性在選擇契約形式時有婚姻以及伴侶兩種，並且會依他自身的條件與對方條件來選擇契約形式，並且選擇協議書內容的條款，女性亦同。在原先只有結婚一種選擇時，受迫於長輩壓力或是想要小孩的壓力的男性，被迫必須以曖昧不明的贍養費當作可能離婚的狀況下的負現金流出，但在愛情沖昏頭/長輩壓力過大的情境下，難以正確預期自己其實比較傾向在經濟條件大幅度向上之後，因為偷情、厭倦黃臉婆等因素訴離。這便給了經濟弱勢女性在受迫條件下簽訂不平等契約的機會：因為實際上在資訊完全對稱、男性可以清楚掌握訴離懲罰的時候，並不會接受那個高額的贍養費－這也就是為什麼要打贍養費官司。

而伴侶制度出現了，這些男性可以用第二種契約形式問這些弱勢女性：要不要非典結婚，不要拉倒。有沒有發現這個制度跟什麼很像？沒錯，就是非典型僱用。非典型僱用對於有條件以及交涉所需知識跟資方大小聲的勞動者－高度專業技術人員、職業運動員、大明星－有利。但是對於欠缺交涉能力的弱勢勞工等於在降低他們對於安穩工作的主觀機率，並因為這種不安穩感而效用降低，甚至可能因為交涉能力過差，而獲得更低的總收入（因為面臨資遣情境時得不到高額資遣費）。

這就是所謂的崩壞家庭－或者說，崩壞勞動條件。

假如你支持非典型雇用，認為法律允許勞動派遣以及契約工以便改善社會福利，你就該支持多元成家法案。

Accounting for tastes，Gary S. Becker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the Household，Bryant, W. Keith and Zick, Cathleen D.
家計經濟學，Bryant, W. Keith著，陳秋玫譯

中國的經濟走勢影響誰的房價？

2013-09-02T11:12:00.003+08:00

Does China Economy Granger Cause

根據這篇報導，作者認為中國的GDP走勢－也就是代表中國經濟的指標，要比溫哥華當地失業率、利率水平等『本國經濟』的指標，對於房價更有影響。這是一個有趣的論點－過去幾年來，所謂中國企業四處收購資產的現象，不得不說跟1985~1990的日本泡沫經濟現象相似到了極點。

但這個論點恐怕相當薄弱－中國跟日本不同，中國並不是一個國民有金融自由以及遷徙自由的國家。除非這個國家把錢挪出海外的富商跟貪官汙吏（或所謂裸官）的人數佔總人口的比例夠高，否則是不會有那麼高的人數能在海外置產。更有甚者，中國的貪官汙吏與富商在海外置產，更可能是所謂的剛性需求－不管經濟好不好，都會置產。中國GDP走勢理當跟廣大難以自由去海外置產的中產階級相關，而不是這些可以置身於法外的極少數金字塔頂層。

因此，這個論點恐怕相當有問題。

讓我們先讓統計數字來說話。

這是該報告中的資料，將縱軸重新調整到同一個尺度的圖表－比起原圖，是不是看看起來比較沒有『一致走勢』了呢？其實縱軸尺度調整是常見的手法，是在作報告的時候用來迷惑讀者時很好的手段，有相當多的看盤軟體或是分析師報告很愛用這個招數來調整金融時序列資料，好讓讀者看圖說故事之後，認為他們選用的預測指標對於股價相當有預測能力。

但是數據上是這樣的嗎？這兩個時序列的相關係數確實相當高（0.59），但這樣就可以說明『中國的GDP影響溫哥華房價』嗎？這樣的一個表述至少要有統計上的因果－Granger Causality才行。Granger Causality的目的是在檢視A時序列資料，是否能對B時序列資料成立以下兩個關係（ㄅ）A在B之前發生（ㄆ）B的值跟A相關性高。也就是說，A發生了以後，B的出象值（outcome）跟著發生，而且跟A高度相關。

這兩個條件代表著統計上認為存在因果關係的最低限度要求－A要可以影響B，總得比B早一步發生，並且兩者的值有高度相關才行吧？美股影響台股，所以昨天晚上開盤的美股的走勢，要跟今天早上開盤的台股的走勢有高度相關才行。若換成今晚的美股跟金早的台股，那可就反過來了。

因此我們以時間落差=1 year(因為測了幾次，這個設定的結果最好）的假設，對溫哥華房價走勢跟中國GDP的走勢進行Granger Test。不幸地是，測出來的結果是

H0：CHINA_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VANCOUVER

F-Statics：0.0396
P：84.45%

也就是在信賴水準5%的標準下，我們不拒絕『中國GDP對溫哥華房價沒有格蘭傑因果』假設。這很拗口，你可以想城市『中國的GDP對溫哥華房價沒有格蘭傑因果關係』這種說法，儘管不太正確。

其實從上面的圖就可以知道為什麼Granger Test沒過：溫哥華房價的走勢其實反而是早中國的GDP一步變化的。這兩個時序列資料的相關係數之所以高，是因為大致上變動一致，但卻在證明是否有因果的問題上，不存在『中國GDP能影響溫哥華房價』的另一個條件：中國的GDP得比溫哥華房價早變動才行。

在此做了三個虛擬的資料跟中國GDP變動率的比較圖：

這三個虛擬數列跟中國GDP變動率的相關係數都低於溫哥華房價，但他們都是以非常高的F統計量通過了Granger Test。這是因為，這三個統計量的值是以中國GDP變動率的值，以落後一期的設定加上一個亂數值的關係。高相關係數的兩個時序列資料，不見得比相關係數較低的兩個數列還要能夠成立Granger Causality，這是因為與其相關高，不如相關得巧－得要在時間上配合好才行。

在這邊另外做了其他三個城市的房價走勢與中國GDP的走勢圖。這三個城市也都出現所謂『中國客大量置產』的新聞：

圖：溫哥華、香港、東京、台北的房價變動率與中國GDP變動率，東京僅包含東京都23區，並且香港、台北、東京的房價皆是70平方公尺以上面積Mansion的價格

但事實上，這三個城市除了香港以外，Granger Test的結果都跟溫哥華差不多。而香港則以些微的差距落在拒絕假設與否的邊界上（P=6.64，如果信賴水準設10%的話就過了）。

這樣的結果其實反而比較符合直覺以及各國經濟情勢－中國是一個高度資本管制的國家，資金要如此簡單外移去國外置產，並不容易。但是香港卻是中國少數相較之下算是可以自由投資的地區，若要在數據上呈現明顯的統計因果，香港最接近成立的界限值，其實算是比較make sense的（儘管我認為這依然可能還是偽關係）。

那麼難道我們可以說溫哥華、台北、東京的房價不受中國GDP影響嗎？不，並不行，只是我們不能單從這幾個時序列資料，就如那篇報導一樣認為『Better economic health in China gives its residents wealth to spend on Vancouver housing.』，單從直接的數據資料上是無法說明有這個傾向的。

那麼為什麼？如前所述，這些有海外置產需求的中國人，恐怕大部分是所謂的裸官以及頂層富商，這些人的置產需求真的會跟GDP連動嗎？跟GDP較為連動的，恐怕是收入勉強稱得上高、但是生活水平受到中國經濟走是高度影響的廣大白領受薪階級才是。而這些白領階級真的有能力如蝗蟲海一樣到海外置產嗎？這實在令人懷疑。

圖：香港人對蝗蟲的憤怒

其實上述四個城市，反而都有另一個明顯的共通點：經濟體跟美國高度相關。

加拿大、日本、台灣，都是美國相當緊密的貿易夥伴。日本跟台灣多數出口至中國的產品，事實上還是加工出口到美國去。美國的需求一但劇烈緊縮，對這些國家的白領而言，正意味著Bonus縮水、購屋意願衰退，因此出現了對美國的經濟衰退反應敏感的情形。另一方面，加拿大跟日本實施持續時間非常長且寬鬆的貨幣政策，而香港跟台灣也都實施緊釘美元的貨幣政策，而經濟衰退後實施寬鬆的貨幣政策，容易造成資金湧向投機性的資產市場－股票，固定收益證券，以及房地產。這就說明了為什麼會有幾次暴跌，然後立刻拉出一條上漲趨勢。

從這幾個國家的房地產市場總是立刻對1997金融風暴、2001年發自美國的Demand Shock，2008年的Lehman Shock等衝擊事件做出反應可以知道，與其說是中國的GDP影響溫哥華房價，不如說是溫哥華房價受到世界經濟（特別是美國）走勢影響，並且同時世界經濟走勢也影響中國GDP，因此才會出現了高度相關，但是卻難以成立因果關係的『偽關係』。

更有甚者，房價在實證上較接近景氣的先行指標－在GDP真的衰退之前，購屋者會先接受到GDP不樂觀的訊息，因此購屋行為趨緩。要單靠兩個時序列資料就說明中國GDP對溫哥華房價有正面影響嗎？我想原文的報告實在太過武斷，單靠統計上的因果檢定要證明此一論述都嫌粗糙過度，而光是靠相關係數高就想要如此推論，更是粗糙到不行。這篇文章不是說中國人投機置產熱潮對他國房市沒影響，而是如果統計上都告訴我們這兩者難以成立A影響B的因果關係，想要說中國GDP能使華人密集度較高的區域房價受到影響，得要有更細緻的論述才行。

因為不管怎樣，你看了那篇報導中的圖以後覺得真的如作者所說，中國經濟影響溫哥華房價，那只是你身為人類不理性的腦袋，看圖說故事產生的錯覺罷了，因為那兩條數列並沒有提供你足夠的資訊，讓你可以判斷他們存在A影響B的關係。

註：其實另外還測了時間落差＝０的版本，在這個版本中，除了東京以外的城市，Ｆ統計量都大幅度上升，不幸地是，依然離通過Ｇｒａｎｇｅｒ　Ｔｅｓｔ還有一些距離。也許我們需要至少以季為單位的統計數據，才能看仔細一點。

賴清德與劉政鴻：為什麼相同，又為什麼不相同（下）

2013-08-19T13:21:00.001+08:00

承前文所述，保守反動選民相對而言資訊獲取能力較差，無法正確認知政府決策對自身利益的影響，而傾向高估政府政策的效果－只要有蓋很多東西，就代表有建設、有發展、經濟利益上升。

在傳統的政府行為論戰中，討論者習慣用光譜來分類論述的立場：自由意志主義者右派反對政府建設，左派支持；又或者社會主義者認為右派支持能圖利特定人的政府建設，而左派只支持能圖利大眾的政府建設。這樣的分類法只會淪為平行線的討論，這是因為人類的價值觀硬要用一條線的兩端（其實就是兩個點）去分類，幾乎在不同價值觀的人之間是不可能有交集的，所以在這邊設定成以下分類：

保守反動選民：幾乎不能用充份資訊作經濟決策，容易放大政府效能，無法正確分辨公共政策的經濟利益對自身的真正影響，也就是說對他們而言公徵公用跟公徵私用差不多，有蓋就對了。而且，這些人對所謂土地正義或居住正義反感。

經濟效益敏感選民：能獲得較充分的資訊作經濟決策，傾向以經濟學架構討論政府效能，公徵私用與公徵公用的優劣與否，取決於此政策是否真能讓自身經濟利益提升。這些人並不在意社會主義式的正義，但只要不妨礙到他們的利益，要有什麼正義的前提也沒關係。

先進型選民：他們不著重經濟利益，他們以社會主義式的價值觀討論政策為優先：土地正義，居住正義，XX正義等等等，滿足了再來蓋東西－或者是，為了滿足這些正義而蓋。

以上的分類尚顯粗糙（而且圖很醜），但可以擴展：用更多個屬性（上述已有對正義型政策的敏感，對經濟利益的敏感兩個維度）便能解決所謂的左派又是右派的問題，而且保證『正義的』左派一定歸類在左派。

由上述設定可知，除非實際有去投票的投票者當中，先進型選民的比例過半，否則政府決策者是不會以公平正義為優先，而是以最低限度滿足為目標。實際上要能操一口先進社會主義論述的門檻相當高，這些人在社會上相當少，故導致此一結果。真正決定政府施政型態的，則是保守反動選民跟經濟效益敏感選民的數量。

假設三種選民各有三種行動可以表達對政策的看法：(1)支持此政府(2)反對此政府，支持競爭者ˇ，或是(3)坐壁上觀。而政府會實施以下三類政策：

（a）當政府施行相當正義的政策，保守反動選民會傾向支持別的人選來取代政府。經濟利益敏感選民不反感（因為這政策可能對其經濟利益沒影響），而是傾向坐壁上觀。但只要跟政策有利益糾葛的那些人，卻可能因為利益受損而站出來反對。

（b）當政府實施相當保守反動的政策－公徵私用、或讓特定經濟個體在政府的權力行使下獲得經濟利益，然後這個利益再透過涓滴效應使其親近的個體也能受惠，並且實施大量經濟效益低落的工程。保守反動選民將會支持這個政府，而經濟利益敏感選民中將有一部分反對，一部分支持，端視此政策的經濟利益對其自身影響。

（c）當政府實施較能使整體社會的經濟利益改進的大興土木政策時，保守反動選民依然會支持，而大多數經濟利益敏感選民也都會支持。先進型選民將會在不能滿足公平正義的情況下反對（事實上幾乎不可能滿足）。

那麼回到前一篇文章的算式上：政府施政是以滿足他們設定所要的支持門檻，在扣除其親緣團體對政府工程的成本與收益的影響後，最大化政府在整個計畫能獲得的經濟利益。

如果保守反動選民的比例夠高，再加上能獲利的經濟利益敏感的選民便足以達到所需門檻的話，實施(b)政策便是最適決策。這是因為(b)政策是地方首長與其親緣團體可以獲得較多利益的部份－政府獲得的收益較低，大多數被民間特定經濟個體獲得。

當保守反動選民比例高到一種程度，若不想實施(b)政策、嚴重圖利特定團體，造成地方政府與建商、土地炒作者產生嚴重的利益勾結，而使大多數民眾沒有真正獲得經濟利益的提升（別忘了，保守反動選民高估了利益），那要與(b)政策抗衡，便只剩下(c)政策一途了。而這就是賴清德、陳菊等新潮流系民進黨首長以及立委、議員，所一貫採取的決策。他們跟保守反動的政治人物沒有太大的差異，只是會實施對多數選民而言，經濟利益較高的政策，而且也因此比較會選舉－這是因為很多傳統只會投國民黨的選民，認知到支持這些人也是很好的。

如果不能執政，便難以提升民眾經濟利益、提升弱勢民眾福祉、使政治打破兩黨極端對立討論只是兩條平行線的狀態。更不會有機會使保守反動選民可以受到施政影響，而藉由學習過程逐漸能夠體認怎樣的政策能真正幫助自身經濟利益提升。公民1985聯盟的成功，說明民眾並不是什麼絕對理盲死忠的支持者，一但能夠體認到自身利益的危害，依然會做出理性決策。

但這些人價值觀大多不能接受那些文謅謅難以理解與認同的社會主義思想－因為我們的教育設下了防備防止這些論述生效，而我們的教育唯一有的交集就是教會什麼是經濟利益：收入，失業率，國家（虛假的）的發展與進步。唯有不斷地透過政治論述與執政成效，讓民眾更懂得正確考量政策對自身經濟利益的危害，最後才會真正讓社會選擇出真正可以使社會的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執政者。台灣多的是經濟學者可以作為靠山，何苦把資源花在沒人要聽得小團體身上？（註）。

再怎麼提倡正義跟公平，不取得政權是不可能讓弱勢人民可以獲得更能改進其經濟利益的政策，不可能使選民可以經由觀察不同的施政內容，而逐漸改變其屬性成為經濟利益敏感選民或者先進型選民的。而要能改變現狀的平行線台灣政治，唯一的路便是走向這個『跟劉政鴻相似，卻又與劉政鴻相異』的賴清德路線。

註：民進黨偏好把資源跟自身僅有的那一點媒體曝光度集中在小眾的社運團體上，其來有自，這種『最佳的錯誤選擇』的問題，跟民進黨當年幾乎全黨一致支持修改國會選制的情況類似。

賴清德與劉政鴻：為什麼相同，又為什麼不相同（上）

2013-08-19T13:21:00.000+08:00

這篇要探討的並不是人格、品德、正義或是邪不邪惡的問題，而是想搞清楚為什麼這兩者的執政行為有相似之處，但在相似之下卻又有相異之處，以及，最後形成的社會選擇的差異。
台南市長賴清德跟苗栗縣長劉政鴻同樣面對的都是因為土地徵收而產生的爭議，而徵收的目的都是欲透過政府力量的介入，使現有的土地規劃與利用產生改變。而地方政府則可以透過這個手段『活化』土地利用，並且以不同的方法增加財政收入。但根本上的原因卻是來自地方財政自主產生的問題。

近幾年因為台灣經濟成長趨緩，稅收成長跟著趨緩甚至未來有長期衰退之虞，導致財政支出一直不懂節制的行政部門開始面臨預算緊絀的問題。中央部會面對的是國會的刪改預算，而地方政府在僧多粥少搶食統籌分配款的困境下，面對的就是要自籌財源，否則就沒錢大搞工程攏絡樁腳、地方派系，以及靠做工過活的選民。自籌財源的其中一個方法便是將私人土地（通常是農地、或是目前用途經濟效益較差的土地與建物）徵收後，變更使用用途，將之轉售或是出售地上權、或ROT的形式獲得財源，正式的名稱叫做公徵私用（public-private takings）。

要知道，若徵收價與釋出價這兩者之間沒有差價，進行徵收動作的地方政府能得到的只會是有如土地掮客收取的手續費一樣的利差。但地方政府本身即是唯一擁有此一權柄的市場參予者，因為其獨占的地位，所以可以強制性地決定他要的最大經濟利益－也就是地方首長在維持其民意穩定性的前提下，選擇對市政府財政最有幫助的計畫規模，而且，價格也是由政府強制決定的。我們可以用簡單的算數加總來表達：

max 最佳徵收利益 = 徵收地變更產生收益 + 經濟效益產生之稅收 - 徵收計畫總成本 + 淨外部效益
s.t. 選民支持度 > 連任門檻

也就是說，地方首長採取徵收政策時，會儘可能想辦法在不影響他本身的連任、或是該政黨繼續執政的穩定性的前提下，進行徵收以獲得帳面上的經濟利益。但是地方首長仍必須額外考慮淨外效益。

外部利益：公共財效益。
外部成本：因為徵收糾紛對地方首長（以及其所屬政黨）在其他地區造成的負面政治效應；

要注意在這個式子裡，政治分贓款項並不是一個獨立的成本，而是反映在『徵收地變更產生收益』跟『徵收計畫總成本』上，也就是透過傳統的圍綁標方式導致工程費用虛灌，或是為圖利特定人士而以低於自由競爭的價格標售資產。這種扣除項是可能因為政黨或執政首長所屬派系屬性而變化的－僧多粥少的派系，越需要海撈一筆。

以台南鐵路東移案來說，爭議是出現在公徵公用的部份（註），也就是如同徵地劃作工業區一樣，由公部門徵收私人土地以便製造公共財，好讓社會可以共享公共財產生的利益。對於直接使用鐵路與道路的用路人而言，能直接感受到交通改善的效果；另一方面，由於交通設施的改善，周邊的私有產權所有者，便能受到另一方面的恩惠－因為民眾生活水準的改善，經濟利益進一步促進了商業繁盛，地價上漲。

但以苗栗竹南科學園區基地擴大案來說，徵收糾紛並不是出現在科學園區（提高工業生產效率的公共財）擴展基地範圍內，而是在基地範圍外規劃的住宅區用地。將這些土地徵用變更地目後轉手開發，政府賺錢、接手開發的也賺錢，實際上卻沒有公共財效益。這些『活化』的土地是由於這種『公徵私用』作法所轉移，而公徵私用堪稱是政府侵害財產權最具爭議性的形式。

賴清德跟劉政鴻都使用公部門因為憲法賦予的權力，侵害了私有產權；但他們的不同點主要是在台南市府進行的是公徵公用，而苗栗縣府是公徵私用。

在公徵公用的情況下，討論的是公共財的問題，只要同意公共財的分析框架，成本效益上說得通，通常要討論的只是公部門如何移轉因為公共才產生的超額利益去補貼受到產權侵害的人；相反地，公徵私用幾乎可以要複雜許多－而且更難站得住腳。由於公徵私用擺明就是把財富從產權受侵害者，轉移到另一批人身上，公徵私用的公共財效益僅止於將零碎土地使用大規模化、提高使用效率後可能衍生的周邊效果而已，公徵私用本身不會直接產生公共財。如下圖所示，公徵私用的經濟效益要能恩澤廣被，只能透過涓滴效應發散出去，這種效果是間接且相對於接受轉移的個體而言，是相對微弱且不易直接觀察的。

這邊不討論公平正義這個曖昧模糊的問題，我們討論的是人類的認知與行為，會如何看待這兩件事情。在公徵公用之下，公共財的效益是較為直接可觀察感知的；不只是立刻蓋出來的建築物（公共財而產生的效益也較容易感知；但公徵私用的效益是較為困難的，如果民眾體認的是可以直接觀察到的、自身利益的改變，那麼公徵私用對他們而言應該很無感才是：這是因為經濟利益直接提昇的根本不是他們，僅止於特定少數人而已。

但為什麼苗栗縣民反而大多感受到這樣做不錯、使劉政鴻有相當高的支持度？第一個是就業機會。苗栗是一個低階勞動人口比例相當高的地方，如同許多日本的鄉下地區，這些地方的收入相對都市而言容易受到大規模土建工程的影響；越多工程，就養活越多勞動力，因此就算是公徵私用，也算是提供一個穩定的收入來源。這是日本自民黨式的政治統治手段，作為一個日本控，先總統蔣介石先生把自民黨手段抄得淋漓盡致也是很正常的（註）。

另一個因素是，苗栗長期相對西部其他城市來的像農村、缺乏第二三級產業的就業機會，年輕人口因此外移，導致居民形成自卑感－中高齡人口甚至把年輕人外移怪到苗栗太過『農村』這點上。但這些相對知識水平較低的民眾，無法正確認知到這些政府推動的土建是不會帶來中高端就業機會的，把農村蓋滿住宅以及空置率近五成的工業區，金融業跟高科技業還是不會進來，這些就業機會只是因為不斷的土建而產生的低階勞動工作，最終會因為地方財政捉襟見肘而消失。但不管怎樣，他們較差的資訊判斷能力，導致他們以為大規模土建將會帶來繁榮、追上新竹台北，降低城鄉差距－事實上當然很困難，恐怕需要奇蹟。

這兩個主要的因素，導致苗栗縣很大一部分的選民，是非常支持大埔案這種經濟效益上完全說不通的公徵私用行為。這些選民並沒有辦法用更充分的資訊考慮自身利益，而是以較差的判斷資訊決策，便自認為很理性能受益－也就是非典型的理性決策者。由於這種選民有非常廣泛使用的左派愛用名詞可以描述（而且比較簡短），所以後面我們稱之為『保守反動選民』。

而保守反動選民的比例，幾乎就決定了政府的施政型態。（待續）

註：台南市政府徵收後土地是作為綠地，其實從頭到尾都不是做商業建築使用，這是因為台南市政府的設計規劃，刻意把作為建築使用的部份規劃在徵收的公有地，而私有地部分做綠地，事實上台南市政府並沒有如抗爭團體所言偷偷修正，而是用了個相當奸巧的小技巧。

註：中華民國政府大量抄襲了戰後日本政府的政策，包含國民黨自己的組織行為都是抄襲自民黨的，恐怕跟蔣介石先生本人與日本的淵源很有關係－畢竟在清末民初，整個亞洲只有日本是先進國家，最容易觀察模仿的便是日本。

鄉民經濟學之二：所有的定價都(應該)是成本價

2013-07-29T22:40:00.002+08:00

經濟學被背叛的一天

在基礎的經濟學模型中，我們知道個別產品市場在供需改變後，其部份均衡可能會移動。價格可能變高也可能變低，但到底變高或變低多少，主要還是看供需的相對變化。若是原物料下降，產品價格其實是有可能降價幅度低於成本下降幅度的。舉例而言，在最簡單的完全競爭市場模型中，如果需求不變，當生產成本全面性地降低一成，實際上最後物價不見得會達到一成的降幅，這是因為消費者的彈性讓他們會因為降價而多消費，吃掉更多供給而達到一個較完全降價高一點的均衡。

但是鄉民們並不這麼認為－成本降低五元，就該降五元。甚至從一開始，企業就應該只能收取成本價！亦即是說，對他們而言，投入資本以及企業家精神，是不會有任何生產者剩餘的。價格不該由市場供需決定，而是由生產成本決定。產品只能收取成本價，沒有任何生產者剩餘，企業絕對不可以賺取利潤。也就是說，在鄉民的認知中，資本不該有、不會有、也不能有任何報酬。一個有巨大經營風險的企業，絕對不可以因為規模擴張承受更大營運風險來囊括較大佔有率，就賺更多錢，因為這都是資本主義的剝削。

反過來，這種並不以經濟學的思考方式考慮機會成本的論述，就形成了另一個現象：

＂中國企業會挾著人工便宜的優勢毀滅台灣產業＂

姑且不論投資一億台幣只為了請九個中國勞工以便毀滅台灣產業這種說法有多麼愚蠢－這麼高的資本與勞動力比率的產業，中國勞工根本沒有比我國勞工有優勢。光是投入一億台幣的投資都不會創造任何的就業、只會讓這個資本額一億、資產可能高達兩億的企業雇用九個中國人，在淨利率遠低於中國的台灣內需市場做些根本不符合經濟利益的事情，就極難想像了。資本有其機會成本，並不是只要毛利是正的就一定作，如果全世界的企業家都跟鄉民一樣低能，這世界大多數高度開發國家恐怕還在過人均GDP不到三千的生活。

企業的營運計畫、投資決策，並不是以成本決定，亦不是以市場大小決定，而是以這個投資計劃有沒有經濟利益來決定。是的中國確實在最低水平的勞動力上較我國有優勢，但你要怎麼讓中國勞工搶這個飯碗？投資一億就為了帶九個印刷工人來台灣，然後以九敵百毀滅台灣市場？還是當你走進看起來就很詭異的廉價中國業者理髮店時，一個看起來很詭異的機器會套在你的頭上、把你的頭髮整個吸走瞬間傳送到廈門去讓廈門的理頭妹剪完再傳送回來給你？還是你一把車開進修車廠，就把你的車壓縮送去大連維修後再運回來解壓縮還你？

這並不是經濟學的評估方式，更不是一個經濟學式的政策批評。在過去兩週以來，只有

陳其邁這個批評比較像樣，有趣的是，他並不是一個經濟學家，他只是照著他的文瞻或是相關智庫提供的論述來質詢而已。

中經院承接服務貿易協議效益評估的報告，一如承接ECFA評估案的作法，刻意使用錯誤的假設、對於有負面衝擊的產業別避重就輕、沒有正確評估國安以及治安等問題衍生的外部成本。ECFA過度誇大對就業機會的正面效果數倍，而服務貿易協議則在已經刻意扭曲之下，實際上的經濟效益仍只有一億美金左右－甚至還沒有評估社會以及政府將要花人力物力承擔的外部成本：產業轉型扶助所需投入的財政支出，移民署查緝非法入境的成本，經濟部審查投資案件的成本，甚至因為中國企業的貪污賄絡文化移入，可能造成台灣公務員體系貪污問題惡化的成本。一個沒有正確評估衝擊影響中的外部性問題的研究報告，根本就不能作為公部門的施政基準。

自由貿易協議降低交易成本，降低稅壁，對於藉由競爭提升生活水準會是正面的，但若不能正確評估對整體經濟的衝擊與影響，而是用虛與委蛇優先的行事方針作個爛評估就想了事，那這個自由貿易協議就該在國會被駁回，回去重作。連這個協議的真正效果都沒有辦法捕捉個七八成，作個不完整的分析就想施行，絕對不符合經濟學的評估方式。問題不是不要自由貿易，問題是在不要一個評估的不清不楚，亂七八糟的自由貿易協議。一個未完全遵照正統經濟學方式進行衝擊影響評估的報告就想說服民眾要接受這個簽得零零落落的協議，未免把大家當白癡。

另一個問題是，在這個執政團隊的帶領下，公務員跟專業官僚敷衍了事的行事風格在服貿協議的評估與談判上，曝露得一清二楚。欠缺法治觀念的落後國家－中國與我們之間貿易壁壘被降低後，通商人口中將會夾帶大量非法移民、進行違法商業行為的人。這可以說是自由貿易的必要之惡。這些人口將可能會有部分對我們的公務員行賄、暴力恐嚇、對現有的競爭者行使不當的手段，可能讓我國勞工曝露在不合法的勞動條件下，甚至有危害國家安全的疑慮。一個因為執政團隊的無能而習於敷衍的公務員體系，能作為WTO體制中自由貿易協議簽屬後的最後一道壁壘，守護我國民眾的權益嗎？

絕對不可能，只要看那亂作一通的評估報告就知道了。就算最後這個服貿協議通過－不論有沒有逐條審查修正，都不能繼續讓這個會使公務員體系鬆弛的政黨繼續執政。這不是政治色彩取捨的問題，而是政黨必須經常輪替，這樣不論是政黨或公務員體系，才會上緊發條。很顯然地國民黨已經整個都鬆了，該是換他們下去轉緊發條的時候了。

不幸地是，在這場服務貿易協議的正反兩面論戰中，在目光焦點的意見領袖們似乎從不打算把正統評估FTA的經濟學論述端出來，批評這個執政團隊的愚蠢與無能將造成問題，只打算以社會主義式的反自由貿易論點、全面性地反對自由貿易(註)。更有趣的是，帶頭的還是台灣學術首府台大的經濟系主任。

最高學府的經濟系主任都決定用左派社會主義式的論點來宣揚他的政治觀點，開口閉口＂中國會用掠奪性定價搶奪市場然後再用壟斷性定價壓榨顧客＂的反經濟學論述－這句話從地球上還沒有共產國家就存在了，根本只是標準的反自由貿易話術，你要把中國換成任何大國家，甚至換成大企業或大銀行的名字都通用。這並不是一個經濟學式的論述。問題不是在什麼掠不掠奪性訂價，而是我們的社會整體能否透過各種形式的競爭而受利。三星要跟蘋果進行殺頭戰爭讓智慧型手機便宜到吐血，到底有什麼不好？這種只憎惡大財團、大國，卻絕對不把整個論述放到整體經濟效益分析上的論點，就是標準的社會主義反自由貿易論述。

經濟系主任都這樣了，我們還學什麼經濟學？大家都可以回家啦！經濟學可以丟掉啦！

註：鄭秀玲主任引用的Stigliz三原則並不是什麼受到經濟學界普遍接受的東西，甚至引起了軒然大波，這是因為這三個原則很大一部分在否定另一邊的經濟學門派的價值觀。把這個還極有爭議甚至有一條相當愚蠢（拿symmetrical當標準的話地球上根本沒幾個國家之間可以簽FTA，能簽得就算簽了根本就沒有意義，怎會拿這個當準則？）的東西當作準則，是很可怕的。

鄉民經濟學之一：自由貿易開放只會讓台灣勞工失業

2013-06-22T14:13:00.000+08:00

因為ECFA系列的兩岸服務貿易協定出爐，出現了一些有意思的反對言論。首先是看到開放服務業，馬上有人想當然爾地說：馬政府開放勞工，要毀滅台灣、讓台灣人被統戰，而且青年失業將會加重。

不過，這個協定裡面並沒有「勞動力自由化」一項，而是與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的標準規範一樣，開放跨國集團人力配置、專業人士、商務旅客以及履約人員四項（後兩者為停留簽證，前兩者得居留）。這是因為外資企業再怎麼愛呆丸，總是會有需要聘請非台灣籍人士的時候。但這些人難道不會有假白領（專業人員）、真藍領嗎？

會，肯定會有，那就跟開放選舉以後一定會有賄選、黑槍一樣，制度永遠有漏洞可以鑽。根據之前新聞報導，移民署一年抓到為裝商務旅客來台的中國籍應召女，可能就有上千人。要偽裝成專業技術人員、但來台灣一個月領新臺幣47,971元只是在焊接的中國籍藍領勞工，肯定是存在的(註一)。這些人絕對不是什麼跨國集團的人力配置，也不是什麼專業人員，只是來搶台灣勞工飯碗的藍領罷了（應召女郎因為是藍領，應不發予簽證！）。

但這是因為自由貿易協議的問題嗎？並不是，這是移民署管制是否確實的問題，是我們對專業外籍人士的資格認定可能不夠嚴格的問題。民主制度發生賄選舞弊，並不是民主制度的錯，而是司法機關沒有嚴加查緝。設計再嚴謹的車子，製造過程都可能有品管漏洞而出現瑕疵，但設計圖歸設計圖，品管要歸品管檢討。以台灣現況來講，由於我們與中國同為WTO成員，在2002年開始其實就已經開放了，這種應召女郎佯裝金融業副總(註二)的偷雞摸狗事情存在已久，要解決是要從根本上－簽證查核、甚至資格認定的門檻上下手，並不是反對自由貿易。現有的自由貿易協定框架為了擴大成功率，都會採取這種方式來避免因為勞動力自由化而使雙方都認為衝擊過大、不願開放市場。

但這種被鑽後門(?)的疑慮難道就沒被納入貿易談判的考量嗎？難道馬總統這麼愛被鑽後門嗎？怎麼可能沒有考慮！事實上以台灣當年加入WTO的評估來說，經建會評估光是加入WTO所造成的影響，因位簽署WTO造成的失業人數就高達十萬人，才幾千人的專業外籍人士進入台灣，根本是小巫見大巫。為了幾千人在那邊鑽牛角尖，卻不把焦點放在攸關數十萬、攸關數百萬人生計的主條文，根本是本末倒置。

但是明知開放會增加失業為什麼我們還是加入了WTO，為什麼？因為不開放市場，台灣只會被消滅得更快。負十萬對上負二十萬，忍痛選擇負十萬是正確的。扁政府因此莫名背上不會拼經濟的罪名，還出現了上次總統大選辯論會去提問一些可能被懷疑思考邏輯有問題的白米炸彈楊儒門。老實說，這次只是腦袋有問題的人換邊而已。

而ECFA簽署呢？中經院評估認為會增加26萬個工作機會，由於中經院的預測一向不準得要命，前經建會主委陳博志也認為中經院有嚴重高估之嫌。以嚴格的標準看，如果中經院的評估高估了一倍，實際只有13萬；如果高估四倍，則是6.5萬。

6.5萬vs數千人(包含大多數短期停留的商務旅客)，『自由貿易會擴大失業？』事實上並不成立。在簽署WTO的時候不成立，現在也不成立。只是所謂的新增就業效果有沒有那麼高而已。

而兩岸服務貿易協定呢？實際上由於服務業的評估複雜困難，並沒有正式官方評估的數據。只是服務業在不開放藍領的前提下，由於服務業跟貨品出口相比，替代問題非常小，再怎麼低估也會是數萬之譜（只是恐怕為數不少是赴中國工作的台幹、專業人員）。ECFA加上兩岸服務貿易協定確實有可能遠遠不如馬政府吹噓那樣可以逆轉天地，但要說對就業影響是負的，可以說是鄉民經濟學的重現。

鄉民經濟學：「價格只能反映成本」，恐怕還要加上自由市場只會惡化失業、壓低匯率才會經濟永續成長....等等。總之，數據看一半、事情只看一半。

真正的問題是，我們獲得少少的就業機會增加、承擔可能的國家安全問題，但獲得的經濟效益，真的夠本嗎？這才是ECFA與兩岸服務貿易協定真正的問題。在台灣產業外移到最高峰、已經開始逆勢回流的現在（一切要拜中國人行海量貨幣寬鬆製造嚴重通膨、使中國製造成本大增之賜），ECFA系列的自由貿易協定產生的總和效益要減少就業機會是幾乎不可能的。

部分不負責任的政客、名嘴、意見領袖，為了爭取版面以及套句中國用語『抓住群眾的眼球』，選擇的當然是最直接衝擊煽動的方法來評論自由貿易協定：會害台灣人失業、掏空台灣經濟。但這種模糊焦點、除了煽動群眾以外對於政治討論沒有幫助的論述，只是讓ECFA系列的問題反而失焦了。老實說，我反而懷疑部分在野黨人士到底是不是共產黨的暗樁，要避免台灣人去注意真正的問題呢。

像這位就很可疑，我特地挑了張不好辨認的照片讓大家猜猜他是誰

那麼ECFA系列的真正問題有哪些？以我個人所知來說，ECFA早收清單的訂定是失敗的。個人意見請參閱之前寫過的文章，馬政府在ECFA訂定的戰略就注定了ECFA簽定兩年後，中國對我出口成長明顯高於我對中國出口成長（簡單來說，對中貿易順差下降)。早收清單要搶的是有競爭力的品項先一步進去衝成長、然後弱勢產業從另一個面相輔導退場。馬政府的戰略方向反而是讓成長有限的產業放入早收，自然是被中國殺的吐血。

而兩岸貿易服務協定呢？這個協定最大的問題是，就算中國官方簽署開放投資，要深入各省設點營業依然受制於各省行政體系。按照過去的例子，不送錢給貪污舞弊的中國官員，恐怕這環節還是打不通的。而這種強烈的人治色彩，也正是在中國發展內需產業最大的隱憂，讓世界各國吃足了苦頭。中央政府如果要避免自家企業「被公平競爭」，除了指示地方政府拖延設點批准、營業項目檢查這類小鼻子小眼睛的方式以外（中國官員是世界上最小鼻子小眼睛的生物），還有中國企業的老招：領取扭曲市場均衡的強力政府補貼。中國對文創產業的補貼都是幾十億人民幣在灑的，這個市場台商要吃幾乎不可能。而且貨品進出口還可以用反傾銷稅去對沖掉補貼對市場的扭曲，內需市場可是難如登天。

跟一個人治國家談自由貿易，永遠都有這項隱憂。中國就算以遠優於WTO條件開放台商投資比例可以超過五成，但依然附了但書要審批試點開放。中國政府這類小鼻子小眼睛避免競爭的爛招，從中國號稱開放市場的第一天就開始了，而這才是兩岸服務貿易協定真正的隱憂，也正是為什麼，所有WTO成員國、想跟中國締結更緊密貿易夥伴關係的先進國家為什麼總是一而再再而三要中國建立可信賴的法治體系、擺脫人治的問題。任何簽署的協定，都會被中國用人治的手法，毫無信用地拖延耍賴。

所謂禁鴉片的英雄林則徐，實際上正是藐視法治、絕對人治至上的中國式官員，而這種毫無信用的行政官僚引發了戰爭使國民白白送命、賠款甚鉅，可笑的是還被教科書當英雄。這種人根本是中國－不，華人世界永遠該驅逐的毒瘤。

為了實際上可能遠低於事前評估的經濟效益，就算就業機會會增加、就算可以增加GDP達0.5%，有必要讓中國惡名昭彰的商業間諜、國防機密間諜有更寬廣的道路進入台灣嗎？對一個不守規矩、沒有信用的貿易夥伴，真的有必要加強貿易夥伴關係嗎？這才是真正需要討論的問題，而不是看見會開放白領居留資格就認定這是毀滅台灣、立論十分有問題的「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只會惡化失業」。

註一：領有特殊資格跟技術的焊接工，實際上薪水遠遠高於台灣平均工資。

註二：講真的，台灣某些金融業的副總(在某些單位，副總比工讀生還多)專業程度真的很差，確實就是一副漂亮臉蛋打扮時髦但說起話來毫無內涵，這實在不能怪移民署官員無法分辨應召女跟副總的差異。

你今天理性了嗎？

2013-05-29T22:33:00.001+08:00

投資人是否理性？這一直是一個很具爭議性的話題。在很久以前加倍投注法曾被認為是理性的－只要不斷地加倍壓注，一定能夠穩贏（所以資本夠厚就是必勝方）；但就算不用伊藤積分，加倍投注法也早被用簡單到高中生都能懂的數學證明根本不是穩贏，而是一個50-50的賭法，唯有資產無限大的時候能穩贏，而無限大的資產是不存在的。為了一個50-50的賭法冒著賠到傾家蕩產的風險，似乎並不理性－更不要講這些無限資本的時間成本就這樣被忽視了。

也曾有古人試圖用簡單的數學證明賣保險是不理性的。由於保險是一個零和遊戲，考慮資金跟拉保險的經濟成本（比上面的聰明多了，考慮了機會成本），賣保險是必死的生意－因為沒有人會出超過公平保費的價格買保險。但是期望效用理論狠狠地打了這種論點一個巴掌。因為存在Risk Averse風險趨避的人，就是有人願意付超過公平保費的價格買個保險，只因為『確定』的收入對他們而言，效用要比不確定收入的期望效用要高。這兩者效用的差額，便是保險業者賺錢的利基。在這樣的框架下，說賣保險的人不理性穩賠的人恐怕才叫腦筋有問題。

然而阿萊悖論又試圖指陳Risk Averse可能是有問題的。比如說你被黑道押著，一個怕死的人會在俄羅斯輪盤跟切小指之間選了切小指；但如果黑道給他的選擇改成俄羅斯輪盤vs人體飛鏢靶，他反而會改選俄羅斯輪盤了。原本切了小指就能穩不死，傷害很小、停損。被當靶射以後雖然死亡的風險還是很低，但卻變成非常可能少眼睛、甚至身體開大洞，非死即殘。如此一來不如選擇俄羅斯輪盤算了－大概就是這樣的感覺。

這是因為，人們並不是風險趨避，而是損失趨避Loss Averse。風險有『上方』風險跟『下方』風險，沒有人不喜歡上方風險的，一支報酬率雖然很平均，卻一漲就是一根漲停的股票算出來的波動率非常大，但沒有人不喜歡；而好賭的賭客並不會喜歡一支平時死水、但一跌跌到變水餃的股票。人們好賭是為了賺取心中夢寐以求的鉅富，不是喜歡那種賭一賭會斷手斷腳的快感－好吧，不否認確實還是有這種人。

在黑道押人的例子裡，比較不會死的那個選項雖然還是不容易死，但是下方風險變高了。因為人們對上下方風險的感覺是不對稱的－下方風險增加時會讓效用加速下降、直到這個數字大到令人麻痺，而上方風險則與之相反。因為身體被亂開動甚至少眼睛已經非常接近令人覺得「無所謂，跟死也差不了太多」的情況，雖然身體被開幾個洞甚至還可以領保險理賠動動手術就可以彌補，在『理性上』跟死是差很多的，但只要這個下方風險跟上方風險(無事脫逃)抵銷後比玩個六分之五勝率的俄羅斯輪盤來得差－比如說，這個黑道射飛鏢挺準的，那麼被押著的風險趨避者反而可能會選俄羅斯輪盤賭一把。

而這些人，在期望效用理論的框架下，是『不理性的』，就像在期望效用的框架下，定存菜籃族跑去炒小飆股、過度放大極端事件傷害的恐懼(比如核災議題)、或是應該保本的資產管理基金跑去炒衍生性商品一樣。

定存菜籃族應該是風險趨避者、才會選擇期望利潤低、但對他們而言期望效用高的定存；但金融海嘯後他們發現到定存其實是一個有風險的穩輸選擇－而且有很高的下方風險：銀行倒閉，而非『保本』，當他們只剩下定存利息被通膨吃光的穩輸沒報酬(因為還有很低的可能性賠光光)的賭局跟可能博一把的賭局時，他們就跑去炒房產、炒小飆股了。

圖：左為定存，右為高波動率的股票，一但知道定存其實根本不是穩賺，那些對於能『確定』的事情過度放大的人，還會喜歡『並不確定』的定存嗎？

相同地，反核的人理當是風險趨避者，寧願選擇「無風險」的綠能。但當他們認為風力發電「可能」造成神經衰弱、太陽能發電的不穩定可能使經濟不穩定讓他們丟了工作、或是可能因為燒天然氣排碳造成全球暖化釀成巨大天然災害以後，很多人反核的力道就不再那麼堅強了。都具有下方風險以後，核電以外的選擇變糟了－儘管核電對他們而言還是一樣爛。這也是為什麼擁護核電的論點，往往都集中在「讓你認定安全的選擇事實上存在額外且可怕的下方風險」，因為這是動搖損失趨避者唯一的方法。當然，反過來讓他們更堅定反核的不是因為核電的期望損失或是風險過大，而是離群值損失更加地毀滅性－儘管機率上，我們估計這種巨災是『千年一遇』，對風險值跟期望損失的影響微乎其微，理當不影響決策。

反過來一個穩小輸選項一但也有了一根長長的(但機率非常非常低)的下方風險，跟一個期望經濟效益高但是有巨災下方風險的選項比較起來，就不見得那麼有勝算了，雖然長度不同，但都有長長一根往下。反了核電以後卻又被風車可能神經衰弱之類的理由動搖，看起來似乎並不理性，但是前景理論prospect theory卻可以說明他們其實是「理性」的。

人們趨避的是可怕的下方風險，不是風險；人們喜好的是一賭翻身的上方風險，不是風險。沒有人能真正風險中立，只有自動交易程式風險中立－而事實上，設定停損策略的程式，本身還是一個下方風險趨避的程式，交易員用更近的停損點、更頻繁的了結進出付出成本就為了避免下方風險。

但前景理論這個諾貝爾獎級的理論真是如此牢靠嗎？人們真的在決策時用一把不對稱的尺衡量上下方風險、然後加總期望效用嗎？人們真的「理性」到是客觀衡量各種選擇的期望效用、或在加上一個價值函數讓上下方風險的效用不對稱嗎？機率加重函數調整出人類對風險事件的態度，是為了數理運算上的目的去模擬觀察出來的人類行為表現，不是模擬人類的行為本質。

現實上來說，不論是反核擁核或是投資行為，人們往往看著某個離群值做決策、或是同時看離群值跟平均值做挑選。這個標的「要嘛不漲，要嘛一漲翻天」，好賭者看著那個可能性雖低但是有極高獲利的可能性就賭了；這個核電廠「要嘛沒事，要嘛一炸炸翻台北」，人們根本沒有衡量什麼期望效益或是加重平均期望效益，看著那個嚇死人的離群值就決定反核了；這種決策模式不「理性」嗎？一個一賭成暴富的賭局可能讓人變得不怕死，也可能讓另一個人碰都不想碰。對於下方風險的態度決定了決策表現。

人們不見得是主流定義下的rational；一個反核的人就算考慮前景理論的上下方風險不對稱，卻可能被捕捉出一條不是單調變化的加重機率函數型態，人們可能同時高估了離群值跟平均值的可能性，卻低估「有點好，有點壞」的可能性，而這種不一致似乎又是「不理性」；但如果人的決策本來就不是基於抽象人為定義來捕捉決策行為特徵的效用函數，而是依循一連串樹狀發散後反推的最適決策流程跟想像中的對手博弈呢？先劃掉有危害生命安危的選項，再來談什麼經濟不經濟－這樣，不「理性」嗎？

圖：對不確定性的認知是橘色分配的人，表現的可能就很不理性，他真的不理性嗎？「真實」分配哪裡真實？

一個先選擇控制風險最小化再進行期望利潤最大化的人會表現出風險趨避的特徵、一個先鎖定能產生最高報酬的可能性才要玩賭局、進而在複雜的賭局中進行期望利潤最大化的人則會表現出風險偏好的特徵。這聽起來更有道理(reasonable)，愛炒小飆股跟投資難脫手的投資型房產的菜籃歐巴桑不見得理性、但他們的行為背後還是有道理；同時反核也在猶豫要不要反其他鬼能源的人看起來破綻百出，可能是他們又表現了另一種悖論的形式。

人們的決策行為可能考慮地單純過頭，也可能超過我們設定的框架，而不斷地打破既有框架，從一百多年前的可笑理論進化到現在可以用超級電腦來模擬複雜、類似人類思考的戰略決策評估系統，時代的演進來自於不斷否定過去、否定已經習慣的道理。

「虛擬」貨幣？

2013-04-11T20:36:00.003+08:00

比特幣(Bitcoin)，或譯位元幣、國際通用代碼BTC是一種虛擬的黃金。

黃金跟鋼鐵、銅、白銀不同的是，由於其存量稀少且開發新礦的成本極高，因此價格得以維持在高檔，不若開採成本低的金屬可以快速大量生產。貴金屬因此得以靠稀有性產生價值穩定的幻覺，使人們願意用來當作貨幣。但這個稀有性亦成為一大問題：當經濟成長快速，經濟活動需要對應貨幣的使用需求也跟著快速成長，但總量固定的貨幣卻會造成貨幣供給不足的問題。貨幣總量穩定加上高成長的經濟體，得到的結果就是超通縮。

超通縮會形成嚴重的貨幣幻覺，讓財報數字變得非常爛、借錢消費與投資變得極不划算，最後就是導向貨幣囤積以及經濟活動衰退(囤積自然就不消費與投資了)，而衰退的經濟重新讓貨幣需求下降、通縮緩和、然後繼續因為通縮消失而經濟成長、再度貨幣供給不足。再加上跨貨幣經濟活動的話，通縮將可能產生強大的升值推力，更加劇了衰退，這些劇烈難以調控的經濟活動波動，便是二十世紀前半讓地球不斷有金融災難的原因：金本位。

這是一般貨幣銀行學的常識－儘管還是有某些對安蘭德充滿崇拜的教徒，依然迷信金本位這種落後的錯誤制度。而現在這種教徒回來了，有趣的是，崇尚自由主義甚至無政府社會主義的駭客、資訊怪傑們，跟食古不化的茶黨保守主義者有著對黃金一樣的信仰－只不過他們決定自己來煉金。

比特幣就是人工煉成的黃金。透過設計的演算法，比特幣的貨幣供給很快就會枯竭到市場上的貨幣遠低於貨幣需求。超通縮已經是現在進行式；如果網路世界只能靠著比特幣來進行經濟活動，那網路世界的經濟活動恐怕要比大蕭條時代還要悽慘。絕大多數人都認為比特幣除了是該公司（即是一個可以煉金、然後發行純金貨幣的私有中央銀行）用來詐騙的圈套外，並不是一個有可能長久的機制，比如克魯曼。他文中也闡述了比特幣必然造成使用比特幣的經濟體系無法成長的金本位問題。

但比特幣不見得沒有未來、只是詐騙。在比特幣的滋生快要枯竭的現在依然有創投想要跳進去，這是因為比特幣確實有可能成為次世代貨幣，為什麼？

因為Google的存在。

不同於許多線上遊戲公司或是Amazon、Naver (Line)，google很早以前就投入在虛擬經濟體的經濟活動分析，以便為推出虛擬貨幣鋪路。Hal Varian為首的經濟學家在前幾年的美國電信頻譜競標以及Google的adwords等廣告投放系統的設計上作出貢獻以來，一直以來google打算推虛擬貨幣的傳言都甚囂塵上。但不怕死（其實應該說早就邁向死亡）的FACEBOOK在去年終於放棄了斂財用的笑話（抽成的鑄幣稅太高）貨幣Credits後告訴我們，推虛擬貨幣然後用抽成來斂財的方式是行不通之後，推虛擬貨幣的動機變成一個問號。

對，為什麼要推虛擬貨幣？

首先說明國家為什麼要獨立發行貨幣。本國貨幣在現代的主要用途是可以作貨幣政策的調控。當景氣過熱時，緊縮貨幣供給；當景氣低迷時，加大貨幣供給。儘管現代的經濟成長理論已有共識不能靠貨幣政策改變經濟體長期的發展趨勢，但仍有部份派別認為在調節景氣循環上，貨幣政策或多或少是有用的（只是可能得付出代價）。現代貨幣並沒有貴金屬作擔保，事實上發行的本國貨幣在央行的帳上登錄是叫作發行貨幣，是一個應付項目，但實際上已經沒有應付什麼了－了不起拿新一點的台幣跟你換，可以說比特幣都比這些貨幣要真實，至少不會被亂印。在現代，央行可以「任意」發放、收回，便是發行本國貨幣的最主要目的，如果像某些中南美國家一樣用美金當貨幣，便是喪失了這種開印鈔機的權力，央行要調控貨幣必須先存一大堆美金起來放才可以。

Google幹嘛發行虛擬貨幣？扣除FACEBOOK的高額鑄幣稅歛財目的、Amazon想要的交易安全機制(只用虛擬貨幣清算可高度自動化追蹤交易流程、提高安全性但又不需要侵犯用戶隱私)，以及淘寶的訂單質押借款效果(註)以外，難道還有調節網路世界經濟活動這樣誇張的動機嗎？Google並不是像淘寶或Amazon一樣是一個專營網路交易平台的企業，藉著網路的資訊流賺取廣告投放平台的利潤才是Google需要的利潤來源。

但Google掌握的資訊量已經成為絕對的王者：在PC裝置與行動裝置的搜尋引擎佔有率上，Google都超過九成，只有在中國市場遜於百度－而事實上，百度的搜尋結果多數是直接抄Google的來用也早就不是新聞，也就是說，Google已經可以靠著演算法分析人們丟到網路上的資訊，得以正確掌握多數人想著什麼。Google的廣告收入以及一大堆跟網路活動相依的收入（安卓系統、APP）扣掉營業成本後早已超過地球上多數國家的GDP。如果Google能成功發展虛擬貨幣、讓大多數參與Google經濟體活動的人使用這個貨幣，Google便可以進行市場供需的調控。

Google在此時便成為某些無政府主義者可以認同的所謂私人取代政府的角色。由於Google是一個私有企業、專注於經濟利益的擴大，可以避免公共體制造成的效率不彰問題，因此讓Google干預市場也不過就是一種市場行為罷了。Google干預市場的目的將不是促進公平或者是無意義的景氣調控（灑錢的蚊子館公共建設），而是擴大自身利益。如果Google的營收以及成本很大一部份靠虛擬貨幣支付，很基本地Google可以靠著貨幣市場干預來控制兌美元匯率，使其EBITDA (至少稅跟利息應該要付真的貨幣，折舊跟攤銷則無法被改變)可以最適化。

Google可以控制虛擬貨幣(兌美元)升貶值來調整其EBITDA以美元計算的價值、擁有合法操弄財報的權力：可以像央行干預匯市一樣、讓虛擬貨幣兌美元貶值，而提高網路世界以Google貨幣交易的消費量，然後波段操作在財報結算時讓貨幣升值；Google可以進行有如財政政策般的造市活動，發送不用成本的貨幣投放給用戶可以用在本來就乏人問津的產品上以建立產品剛推出時要度過的陣痛期；Google甚至可以擴大到讓自己的貨幣可以用來幫自己借錢－就像那些國家一樣。

一個不是由任何競爭對手、也不是合作夥伴Amazon、更不是一個網路交易平台的獨立貨幣發行商所發行並且已經具有一定程度實質貨幣需求的虛擬貨幣，會成為Google沒有負擔跟發展壓力（像FACEBOOK一樣早夭）、而能靠他們最多的美金來買下的虛擬貨幣發行權。Google甚至不必承擔發行虛擬貨幣助長洗錢跟贓物買賣的汙名，他們只是買下一個代表虛擬世界的次世代貨幣。

但比特幣最大的問題還是在於貨幣需求跟供給量比起Google宰制的經濟活動量而言實在太低。金本位的設計使比特幣欠缺刺激（使用比特幣的）經濟體發展的速度，任何有鑄造限制的貨幣都不可能跟得上Google經濟體的成長速度。儘管比特幣已經靠著洗錢、交易贓貨、盜版平台的權利金使用（比如Mega)有了基礎的貨幣需求，但還不夠大。可以想見的是，Google若是買下比特幣，會同時修改比特幣目前的衰竭演算法，讓比特幣的發行量變成溫和成長，但為了避免通膨，將會建立更多使用比特幣的基礎需求：比如gmail容量可用比特幣支付、AdSense甚至adword可以用比特幣支付、Google Play可以用比特幣支付－甚至到最後，就像你必須用台幣繳稅一樣，必須用比特幣支付。

如此一來，就算比特幣不再有有如黃金開採量衰竭的演算法來製造金本位價值的迷信，持續增長的貨幣需求依然可以撐住幣值，等到需求高漲到不可思議的時候，Google就可以任意地調控貨幣供給來「刺激」網路世界的經濟活動，以及利用貨幣幻覺跟匯率干預來操弄他的財報（還有供應商、客戶）了。

這有可能嗎？如果比特幣能在爭取到更多貨幣需求有強烈的動機「必須」透過比特幣交易，而可以放寬演算法製造更多貨幣供給、使經濟體成長，那麼要賣給Google，也就不是難事了。但迫在眉睫的是，如果貨幣體制崩潰、使得目前願意跟比特幣連結的網路交易平台退縮，那可就不妙了。

要是真有比特幣成為Google國貨幣的那麼一天，Google跟政府最大的差異就如前所述－他是一個營利企業，他比起政府可以更有效率對網路經濟體的成長作出貢獻，並且不會因為所謂民主式的表決來造成經濟效率低落。比如，他大可不理會那些哭喊著要一人一信讓Google Reader復活的「網路左派」。

如果Google在乎的只是經濟效率、而且評估經濟效率的正是一群地球上最專門的訊息經濟學家，哭喊著要Google Reader復活，也不過就是跟要求高額社會福利的左派一樣罷了。

註：淘寶的訂單可以跟站方質押借款，對於有Know How但欠缺足夠資金的小型賣家而言，可以提高營運的資金槓桿，讓經濟活動更活絡，但網路公司進行常態放款業務可能有問題，虛擬貨幣就可以避免此一限制－我借虛擬貨幣給你，你在接受這個貨幣的體制裡清算掉你的交易就好，除非哪天政府把手伸進來連網路遊戲世界裡的借放款都搞成需要監管。

為什麼不「支持」核電？

2013-03-12T01:54:00.001+08:00

為什麼要「支持」或「反對」核電？

你支持兩性平權、男女參政權應該平等嗎？在這個時代，不是二十世紀初而是二十一世紀初，我想大多數人都不會想要用太多論述來說明理由，因為這些理由早已深化為民主價值，根植在心中。

你支持公共場合禁菸嗎？或許就不是那麼一定了。會有人提出外部性的概念，認為放任不能得到社會最適，但反對禁菸的一方又可能提出，只要人們能正確認知放任吸菸是在傷害自己的健康、進而不再去給客人抽菸的店家消費，那麼「公共場合」的吸菸情況，自然會收斂到比較符合社會利益的方向。總之，還很有得吵。

那麼你支持健保免費、建立有如古巴一樣的免費醫療體制嗎？『這是人命關天的問題』，某些刻意美化古巴醫療體制的美國左派青年會這樣說，『社會主義的古巴不讓窮人因為窮苦而病死，但資本主義的美國政府刻意讓窮人去死。』這是人命關天的問題，不該為了什麼經濟效益、社會福利最大化的目標去制訂政策，有很多人因為政府能作而不做、在窮苦中死去，所以政府不該把人命用經濟價值去換算，而要把救活任何一個窮苦的無產階級當唯一目標。

你支持，牽扯人命的事情，就不該以經濟學角度分析嗎？在以機率論進行決策的現代，天災或意外事故若出現了離群值、超過政府預先準備的措施，而有了遠高於當初預估的期望死傷損失的情況，你支持政府把這種『施政錯誤』就稱之為『遺憾』，只因為在事前評估時，預先準備的措施看起來很夠嗎？

事實上，『支持』意味著贊同採取這個決策－但卻不代表要永遠、甚至在其他條件改變之後，還要支持相同的決策，美國的核電開發正是最好的範例。

在1980年代以前－這是一個有意義的數字，因為正是機率論跟實質選擇權決策大舉入侵美國企業界財務決策的分水嶺。美國的公有utility company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在1980年代計畫興建完成17座核能電廠，但真正完成興建的只有5座。Bellefonte、Hartsville、Yellow Creek這三座興建中電廠（前兩者已經完成大多數工程，出現美國核電廠典型的冒蒸氣煙囪造型）卻決定停建。

是因為三哩島事故讓美國政府下令停建嗎？這是一個可笑的論點，真正的原因在於續建核電廠，在當時成為一個錯誤的財務決策。簡單來說，對TVA而言，放棄續建核電廠、將資金投入其他的選擇，才是正確的投資。1970年代的美國正好在第一次石油危機後被嚇傻，因此積極準備其他能源替代方案－特別是最好能跟油價脫鉤的選擇。核電正是最好的選擇，理當是最好的選項，但是在過去三十年來，美國的核電發電量佔總用電量比率一直都穩定持平，沒有太大的改變，這是因為三哩島事故很可怕、所以美國政府不給牌照通過嗎？當然不是。

主要的原因是大型核電廠雖然靠著規模經濟有最低單位發電成本，但這卻不是美國能源企業考量財務決策的方式。在1980年代，超臨界機組的成熟、燃煤機組以及燃氣機組在財務決策上的優勢(後述)，使得核電廠甚至在利益考量上被放棄，這才是真正的原因。三哩島事故後那麼接近十年Bellefonte電廠才停止興建，要把停建的原因扯到三哩島事故上面，是相當不可理喻的－更別說前陣子已經決定復建計畫的Bellefonte電廠，正是跟三哩島電廠用相同設計、同期由Babcock & Wilcox設計的舊型壓水型反應器。沒有因為核安顧慮而禁建新核電，反而在日後允許在老化的廠區復建同型機組的道理。當初停建Bellefonte等大型核電廠的原因是，大型核電廠失去了財務優勢。

但是核電依然是最低單位發電成本的－不只在考慮外部成本(溫室排放以及核安風險成本)之後最低，純粹的單位發電成本也是最低的(是的，還考慮很多人認為『天文數字』的廢廠成本(註1))。但很不幸地，Cost Down並不是美國企業進行財務決策的基本原則。單位成本最低的方案，並不一定是最佳方案－這聽起來很令人驚訝，但這才是財務決策的基本常識。

上圖說明了在電力需求成長之時，進行擴增電力供給會產生的情況。為了避免太常出現blackout(跳電)問題，像TVA這樣站在國家角度規劃發電的企業，會將缺電成本(outage cost)納入考量，而將裝置容量拉到預期的電力需求水準以上。如此一來，供電能力過大的機組，就會出現產能溢流。產能溢流意味著電力供給根本不是像當初估算的那樣有效率，在最大發電量之下每度電成本2元的電廠，如果只能以一半的效率運轉，發電成本其實是高於2元相當多的。舉台電為例，台電在1980年代一樣發生了嚴重的產能溢流：

而核電正是產能溢流問題最嚴重的電廠，也正是台電當時電力開發策略失誤的主因。

單組核電機組有最長的施工期、安裝測試期、單筆擴產需要的資金最大、電力過剩時暫時性歇業的機會成本最高，使得核電成為了最沒有彈性的選項。核電的發電成本波動極小，更成為財務決策上的致命傷－沒有高度波動的變因，營運彈性產生的額外價值便會較低。如圖片右邊那樣能夠以較小的單筆資金擴增彈性產能的方案，可以一個機組一個機組彈性增建在原有廠區內，並且產能過剩時停機的機會成本也最低的火力發電，便在電力需求變化有高度不確定性的1980年代，成為了發展主流、導致TVA在1980年代末逐一停止了興建中的核電廠計畫。

美國是一個『邪惡』的資本主義國家，他們停建新電廠，正是因為邪惡的理由。

他們支持核電嗎？不，他們支持經濟效益最高的方案－因此，他們在2011年八月，正好是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之後，TVA董事會決定啟動Bellefonte電廠續建計畫，因為在碳排放越來越可能成為美國未來對外貿易競爭力的阿基里斯腱後，無碳的電力來源變得較以前有經濟效益了。核電再度奪回較有經濟價值的地位，因為這個能適當地降低碳排放量的選擇成為了面對碳排放問題風險下核電的附加價值(option value)。

如下圖所示，一個電廠的經濟利益是會變化的，在經濟利益變得較差時(要考慮機會成本，即其他選項)，核電廠被暫時停止續建（甚至取消興建計畫）；但在碳排放問題升高後，由於核電的擴產價值上升了，因此新建、復建舊機組便又成了被執行的選項。這是美國的能源企業在1980年代開始逐漸採用的彈性策略，用以最大化期望(經濟)利益。

但這不代表，核電就一定是經濟利益最高的選擇。

過多的核電廠，將會提高意外事故時處理事故成本的負擔。這樣的負擔對財政而言並不是線型的變化，五十個核電機組跟兩百個機組的社會成本，並不是一比四的比例，而會是更高。而基載電力亦不需要那麼高的比重，因此核電便有了最適水準－大約就是美國電力需求的20%左右的水平。

而若是一個國家，興建了一個品質堪慮的核電廠，並且這個核電廠還位在事故發生後社會成本最高的區域，那麼按照前面所述，若是考量面對風險的情況之下，停止繼續這個蓋到快好、甚至已經完工的核電廠，進行開機前廢廠（設備可以轉賣，Bellefonte電廠就是如此），便可能成為一個最好的選擇。

你支持以經濟利益考量能源政策、核能政策嗎？甚至要把發生事故的人命一個個人頭算價值、乘上發生的機率算期望值？

如果願意以經濟利益考量的話，在考慮核四施工品質堪慮、連一向支持核電的核安專家林宗堯都強烈抨擊認為現況不應商轉，在這樣的狀況下事故發生機率極高、摧毀台灣首都圈經濟活動，所造成的鉅額經濟損失（首都圈跟福島縣一樣的話，）的期望值將超過續建核四並予以商轉能帶來的經濟利益。

以現代的財務決策來說，是時候該執行放棄選擇權了。放棄這個開發計畫，將核四廠就這樣放到很久、很久以後，等到恢復營運的經濟利益期望值高於修建瑕疵設計、重建施工有問題的設施的成本之時，再復廠－就跟Bellefonte電廠一樣。這就是核安專家林宗堯建議的方案。支持核電或不支持並不是現代經濟學式的考慮方式，將經濟利益最大化才是。追求單位發電成本最低的cost down，是違反財務決策基本常識、地球上已經沒有先進國家在使用的落後思維。

但很『遺憾』地，由於高屏地區並非台灣首都圈，事故的經濟成本相當低，而且核三廠也不若核四廠有設計問題，因此給予使用設備較進步的核三廠延役以及新建機組、執行擴張營運期間選擇權來填補2025之後可能出現的電力供需缺口，便是經濟利益最大的考量。反核四，不代表應該反核。

註1：日本政府内閣府原子力政策担当室資料，2011年10月13日
參考三哩島事件的成本，東京電力的福島第一核電廠全廠機組廢爐費用為1兆1510億日圓(自民黨上台後報告的則是九千億餘日圓)，比當初參考英國廢爐費用估計的正常情況費用高出三倍，但跟前陣子報導的上千億美元顯然有非常理普的差距，蘋果的報導中沒有任何可信的引用來源，而制定核電廠檢討報告的是反核的日本民主黨，就這點來看，核電廠後端處理要天文數字規模這樣的說法是非常可疑的。一兆日圓除以福島第一的總發電量九千多億khW，等於每度電的廢廠成本只有一日圓，連五角台幣都不到，這還是事故機的超高額處理費用。

經營者欠款潛逃問題不是靠政府放任可以解決

2013-02-07T15:27:00.001+08:00

你是一個老闆，你的事業在不改變經營方針下明年可能有五種狀況：

優）大賺一億
良）賺三千萬
普）沒虧也沒賺
劣）虧三千萬
惡）大虧一億

但實際上台灣人應該很熟悉，在(惡)的狀況下，老闆是不會讓事業體真的虧到一億的。老闆擁有停業選擇，由於明年景氣極惡，就算開工也只是把所有的薪水、電費以及庶務支出都賠下去，才會虧到一億那麼多。如果可以在觀察景氣候做出『選擇』，老闆有以下兩個額外的做法：

ㄅ）將公司裁員到可以度過寒冬的規模，損失縮減為五千萬
ㄆ）積欠薪水直到公司倒閉，損失一億

這兩個選項似乎一半一半，不論是積欠到倒閉還是裁員，在台灣人的印象中似乎發生機率差不多。但選擇這兩個選項是有本質上的意義。

在原始不給定任何選擇下，老闆只能看著事業體從賺一億到虧一億之間波動，但這是不合現實的，現實中老闆可以作出縮減虧損的行為，在賺錢時也有加碼擴充產能的機會。這種稱為實質選擇權的方法，是模擬經營者真正行為與思維的模型。

(ㄅ)即是規模縮減選擇，俗稱裁員，企業付出月薪*3的費用將規模縮減到經營者認為可以最適化的規模上。只要苦撐有代價、未來恢復到好景氣的可能性不要太低，經營者多半會選擇如此。(ㄆ)就沒這麼簡單了，積欠、惡意倒閉意味著『企業』決定『自殺』。

但實際上企業並沒有真的死，股份有限公司雖然是法人，但實際上只要把錢換到別的地方，同樣的經營者雖然『生了』一個新的法人，但根本是死掉的這個的轉生復活。(ㄆ)選項對於死者而言，是虧損一億，但只要這麼做有利，想要維護自己利益的經營者，就會選擇透過不同的手段，把錢從將死的公司移動到新生的公司上，然後放任舊公司破產。這意味著原本經營者跟公司的利益應該一致，但因為實際上不會完全一致，在這種狀況下經營者可以執行保本的選擇權。這就是關廠工人連線當年面對的情況。

這時候如果我們主張政府應該擁有足夠的權限，對於企業的行為做出監管，並且在惡意倒閉後給予關廠工人紓困，然後想辦法要求經營者為其道德危害行為造成的損失作出賠償，腦袋思考能力不足的無政府主義者就會憤慨地出來說這是在搶錢。

為什麼政府『應該』要有權進行這樣的介入？這是因為容許經營者進行脫逃選項的股份有限公司，本身就是政府介入的特許形式。現代合資企業的體制，大抵是由中世紀的『合夥』開始發展，當時是以無限清償責任的形式存在。對於供應商或是經銷商而言，如果經營往來對象欠款，第一個直覺、人類的本能當然就是要對方的出資人賠錢。無限清償責任的合夥，便是設計一個可以分配盈餘、以及共同以出資比率負擔清償責任的制度。由於考慮到賠錢到公司破產時，債權人可能會押你的女兒去賣，因此經營者與合夥人會希望企業不要做出會冒險到賠光的投資。後來為了股權流動性而出現的無限清償責任股份公司，也是相同的原因而存在：因為這本來就是人類的直覺。

但是在大航海時代開始後，各國政府開始希望投資視野與冒險的動機有遠高於無限責任合夥的「投資決策」：要進行跨洋的投資，已經不是光是跨國投資就讓合夥人嚇得臉色一陣青一陣白的無限合夥可以負荷的了。但是國家希望可以藉由高風險的投資讓國家高速發展！

英國在查理二世統治下便頒布了An Act declaratory concerning Bankrupts，在皇家特許下，允許受核准的企業可以用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存在。意思就是，這個公司就算為了開拓印度、美洲用巨額募資加舉債，但最後遇上了天災、人禍或是被當地政府不遵守國際法任意侵吞資產導致虧損額高於原始出資額，英國政府保證出資人不會因此需要連帶賠償、破產或是女兒被抓去妓院賣抵債。

但是股份有限公司會出現諸如上述數不清的代理人問題：勞工不可以抓到資本家就把他女兒拿去賣（其實挺多老闆的女兒都能賣好價錢）、不能將他的豪華名車扣押抵債，不可以....所有中世紀、在政府沒有管制下可以進行的人類直覺行為，都是不可以的。這才是受害民眾憤怒的根本原因：『直覺』告訴他們應該這麼做來保障自己的權益，但是在政府介入下『禁止』他們這麼做。

臥軌則是另外的形式，其實臥軌本身是效率不彰的，因為對於掏空脫產的經理人沒有一對一的關係，尚未這麼做的經理人並不會因此警戒，已經掏空的也不痛不癢。這是因為在政府特許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後，政府便『應該』(註)負起代位求償的責任。國家享受了股份有限公司可以高風險投資帶來的經濟發展果實，但相對應的損失則亦該由允許這個機制的政府去介入干預，否則就會形成政府刻意干預保障特定人的權益這樣荒謬的情況，而且代理人問題也會造成經濟動盪不安，一旦成長率不足以掩蓋代理人問題可能的損失，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等於對國家而言是壞事。

因此政府能做的便是負起公共財的角色，建立可以嚇阻代理人問題的體制。而代理人問題發生下的欠款問題，由於自然人不像法人，欠款一百年只要不清算都不會死去，因此政府進行代位求償也是很合情合理的（而且，比較有效率，好好幹的話政府還會賺呢）。這次的關廠工人抗議問題便是，台灣政府對於道德危害的經營者，進行的訴訟與求償不僅不足以嚇阻掏空行為，更討不到錢來抵銷代位求償的墊款。

問題的本質，正是政府介入的行為既愚蠢、又消極，以致特許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有了事前可以預防、事後可以補救卻還是擴大的問題。

要解決，不是腦筋單純地認為政府不該管、或是政府就一定要無償發錢被欠款的員工，而是我國政府應該要仿效美國，認真地檢討企業監管的架構，對於出自善良管理人而造成企業倒閉欠款的經營者，不該以共產黨式的追殺對待，但是道德危害的經理人，本身已經造成國家的損失，要其行為付出代價，就是一開始給予股份有限公司形式的優惠時，相對應的權利保障。

政府一昧地照顧受害員工，可能使代理人問題更加惡化，這是因為員工本身直覺上會監視經營者以保障自身權益，如果體認到政府會照顧，員工反而會因為這個介入失去自主監視的動機。而毫無道理地追殺經營者，亦會讓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與機能受到破壞。但政府真的只能跟欠款員工追討嗎？政府還沒盡到追討道德危害所造成損失之前，這麼做是違反了當初建立此一體制的用意，而且，如果政府真要消極對道德危害者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等人死了或追溯期過了就沒事，何嘗不『該』這樣對待欠款勞工呢？

當然，這是下下之策，這麼做對國家的永續發展，沒有幫助，最根本的還是政府應該對欠款勞工保持代位求償的權利，然後在民眾的壓力下對經營者求償到底才是。最後真的抓不到了，欠款勞工也多半駕鶴西歸，還會引發這些糾紛與問題嗎？當然，不排除現在的政府就是認為死得夠多，人數夠少可以控管對自身政權穩固的損害，所以才決定告到底的吧？

(註)恕我能力有限，除了使用只有定義的『應該』一詞來陳述，我找不到更有論理性質的方法。

有機糧食作物：食品安全的救贖？

2013-02-05T12:33:00.002+08:00

基因改造的糧食作物真的是洪水猛獸？

在二十世紀晚期，化學技術跟生物科技的巨人Monsanto(『惡名昭彰』的孟山都)跟DuPont(也『惡名昭彰』的杜邦)，隨著基因轉殖技術的進步與成熟，邁入了專利技術競爭的最後階段。在勝者為王的專利保護下，孟山都贏得了關鍵的勝利：到2009為止，美國有98%的基因改造大豆跟79% 的基因改造玉米－美國最重要、最有競爭力的兩種糧食作物－使用孟山都的種子。孟山都從1990年代只有10%多的整體市占率，藉由基因改造(GMO)種子一路爬升到30%，成長接近一倍。孟山都靠著GMO種子亦是棉花種子市占率最高(28%)的廠商。

但在基因改造作物開始大規模成長之前，非常『巧合』地美國實施了有機產品認證的制度。號稱『有機』或是『含有機成分』的玉米製品供給幾乎在同一時期、以同一成長率快速成長。難道是因為大眾對於製造橘劑、邪惡的孟山都意圖毒害世人健康而有所警覺嗎？當然不是。當時的孟山都是以『GMO將解決糧荒』四處宣傳，以拯救世界糧食問題的慈善企業之姿在開發中國家廣受歡迎的。（孟山都資助一些NPO宣傳GMO糧食作物可以消滅饑荒）

部份研究報告指出，USDA的有機認證（註），給1990年代產生了明顯的產業結構變遷。由於認證制度需要付出額外的成本，反而導致廠商兼併、大吃小的現象。有機玉米與大豆的種植其實是General Mills等大型食品供應商，在1990年代末期開始，靠著開發早餐穀片的市場而成長的1。目前美國種植有機玉米與大豆的面積，已經超過種植GMO的面積，而且還保持著優秀的成長速度。這看起來是邪惡陣營的落敗，是嗎？

事實上，General Mills正是杜邦的緊密合作夥伴。GMs亦生產杜邦的基因改造玉米製成的玉米片以及其他玉米副產品所製造的產品－有機玉米片大品牌之一的Cascadian Farm，正是生產含GMO成分穀片的廠商GMs的子公司。另一個使用GMO成分生產穀片的廠商Kellog's甚至爆發在號稱有機的子品牌Kashi的穀片中加入GMO原料、引發消費者串聯抗議的爭議事件（Kellog's當時『澄清』，是使用透過雜交的遺傳工程技術，而非像孟山都一樣的轉殖基因，總之－跟大眾想像的有機天差地遠）。這時消費者才發現，所謂的有機認證跟他們想像中不太一樣，但其實『有機就是比較安全、健康』本來就只是廠商用業配文跟廣告洗腦洗出來的錯誤認知罷了。

就算是在需要標示GMO的歐盟與日本，玉米跟大豆的基因都是使用生物科技的結晶，只是在於有沒有觸到GMO的底線而已（歐盟本身亦有眾多廠商開發GMO種子，且有通過在歐盟使用）。在有機食品剛開始以每年20%的成長率成長之時，「有機」大豆跟玉米實際上是基因轉殖技術的落敗者、杜邦、瑞士生化公司Syngenta以及法國農業合作社Limagrain、德國化學公司Bayer 等公司，為了對抗在糧食作物領域已經幾乎可以說是勝者全拿的孟山都，而發展的市場策略。

在已經預見孟山都領先、會拿到勝利的1990年代，必須面對生產效率有著懸殊差異的落敗者們，只能執行不同的產品策略：跟GMO相反、反GMO。但「有機」市場在當時只有嬰兒般大小，不論是定價、行銷、供應鏈與產品線皆缺乏有意義的參考，便藉著「反孟山都」以及缺乏科學證據的「有機比較營養」，透過遠高於孟山都的預算，GMO技術落後者們開始地毯式催眠消費者以『製造需求』：有機比較健康、營養、愛護地球；孟山都是邪惡的化學廠商（事實上，有機陣營也幾乎都是化學廠商），GMO不營養、危險。

透過市場差異化，有機產品的利潤便足以涵蓋在生產效率、避險（生產成本並未與傳統農產品相同結構）方面的劣勢，收取的風險溢酬更是在牛市中成為大幅擴張的現金流支撐。美國市場的有機穀物的零售商進貨價格平均是未含有機標示（幾乎可以說含GMO成分）的兩倍以上。對台灣人而言這個故事聽起來一定很耳熟能詳：這其實就是白牌智慧型手機與蘋果手機的戰爭。

白牌手機陣營在生產成本上有著遠遠優於iPhone系列的優勢，但實際上有著高額利潤的反而是事實上手機零件組裝也是委託富士康、但靠著催眠消費者對品牌價值的信仰而搜括高額利潤的蘋果。從頭到尾有機與GMO的穀物戰爭就是一場GMO領先廠商與GMO落後廠商的戰爭，在GMO技術上落後的廠商聯手遊說各國抵制在GMO上成功的孟山都。而歐盟正是有最合理的理由抵制孟山都的貿易區－否則已經在美國與南美洲、甚至中國幾乎全面制霸的孟山都RoundUp ready大豆將會大規模攻占歐盟。真正的問題在於，歐盟本身的研究報告2指出，GMO大豆進入市場後，因為其高效率、大幅降低管理時間的優勢，不但因為低價搶市而整體性降低了同種作物農戶的農產收入（但會因為增加農餘時間而提高非農兼業收入），更衝擊到其他用作榨油用穀物的利潤。

將貿易與就業問題跟GMO綁在一起後，要說服歐盟便非常容易－歐盟一直以來就在農牧產品進出口上，與美國站在反面的立場，以健康包裝的理由一直都是歐盟建築貿易障礙的藉口。歐盟便在1998年以後刻意推遲認可GMO種子、使用暫停措施消極抵制GMO產品的進口、更進一步停止任何GMO作物的許可。2003年便被美洲的幾個GMO產品出口大國（美國，巴西，阿根廷）告上WTO，最後在2006年WTO仲裁下歐盟落敗，由於沒有任何有力的科學證據支持歐盟對GMO的暫時性措置是合理的、WTO裁定歐盟必須要求成員國撤銷禁止令，RoundUp Ready等GMO產品便能進入歐盟市場。但反孟山都陣營的生化大廠以及糧食貿易商，已經成功爭取到時間追趕技術落差、建立起消費者對GMO食品無端的恐懼、GMO成分標示以區隔市場，還有足以跟GMO相抗衡的有機產業鏈－並且開始剷除這個市場中少數還倖存的小型業者。

你吃的有機穀片真的比較安全、健康嗎？要知道，杜邦一點都沒有比孟山都來得『純潔』與『善良』，有機穀物的種子本身亦是由供應GMO種子的廠商，以足以避開GMO標準(註)、用較早期的遺傳工程人工產生的品種，跟你想像中的有機『純天然』，是八竿子打不著關係。基因轉殖有未知的風險性，但是符合『有機』認證或是能通過歐盟GMO成分檢測，沒有標上內含GMO標籤的產品，亦是跟『純天然無負擔』是兩碼子事。

有機穀物與基因改造穀物，只是一場基因轉殖技術落後者與領先者之間，為了存活與利潤的戰爭罷了，一般大眾想像中的有機穀物種植者，實際上越來越難生存，而事實上，有機也只是一個鼓動消費者用兩倍價錢消費的信仰罷了。真正可以避開GMO與農藥殘留，唯一的方法就是選購自家周邊市集(local organic food)或是跟農家直接採購的有機或自然農法農產品，親自去確認產品品質。但遺憾的是，缺乏足夠設備對產品成分檢測與控管的小型農戶，真的能在灌溉用水與空氣早以受到各種『非有機』產物汙染的環境下，提供風險低於GMO或是假有機產品的『無風險』農產品嗎？這令人懷疑。

食品的安全應該是建立在科學化的檢測上，不是愚蠢的陰謀論跟毫無根據、不科學的論點。

註：USDA的有機認證標準跟一般人想像中的有機天差地遠，反而形成了給食品廠商藉由混合成分來提高毛利的空間。

註：歐盟定義是「基因遺傳物質改變的生物，其基因改變的方式係透過基因技術，非以自然增殖或重組方式改造其內部. 基因物質的有機體。」

註：本文所說GMO作物皆指糧食作物，有機蔬果在美國有接近三成是直接產地配銷，而且比率還在增高，但透過盤商配銷的比例亦在升高，這跟生鮮配銷的供應鏈結構性質有關，總之，有機蔬果市場的運作跟糧食作物不同。

1 Henry A. Wallace Institute for Alternative Agriculture, The Economics of Organic Grain and Soybean Production in the Midwestern United States, policy research report, 1999.

2 EU commission DG-AGRI report, Economic Impacts of Unapproved GMOs on EU Feed Imports and Livestock Production,Jan 2007.

為什麼22K確實就是一個假議題？(下)

2013-01-31T13:03:00.000+08:00

上一篇所提，是當初跟朋友在討論22K到底能真正產生什麼影響而有的論點。但最後的結論就是：不該有這麼劇烈的下滑才是。起薪的快速下滑以及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高攀，幾乎是全球性的現象，就算是日本這樣大企業經理人把「雇用創出」當作目標之一的社會，都經歷了史無前例的大學畢業生就業冰河期。南韓甚至出現了大學生寧願背負高額學貸（南韓收入跟台灣差不多，學費卻是日本等級）也要躲在碩士班，避免「求職失敗的大學畢業生」這個對社會地位、家族期待有負面影響甚至求職歧視的標籤。

就算是號稱四處都是機會的美國，亦出現了有史以來大學以上學歷就業率最低、計程車司機的大學學歷最高的現象。在十年前，只有1%的計程車司機有大學學歷，現在已經成長了十倍，甚至以不可抵擋的速度邁向20%。『高成長』中的中國，大學生失業率也正在成等差級數成長，政府只能靠著讓國立大學研究所擴招來「吸納」失業。

這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美國這樣人口結構穩定的國家暫且不提，像日本跟中國這樣年輕世代人口數可以用「腰斬」來形容的國家，大學畢業生受過高於二十年前高中畢業程度的高等教育後只拿一樣的薪水、甚至更低，照理來說應該要有更低的失業率才是，怎麼反而跳升呢？成長停滯、產業外移的國家不提，中國跟南韓這十年根本是產業快速擴增，怎麼反而失業率上升呢？

因為不需要這些人、也就是多雇用這些人的邊際效用更低了，而待業成本也因為社會富裕跟保障體制變低，便出現了高量待業中的現象。

擴招大學生最快的方式就是廣開人文、社會以及管理學院。在台灣上一波的技術學院升級大學的過程，由於對升級門檻的設計，導致許多技術學院選擇增開社科院／管院來充人數。人文社會科目不像理工科那樣對數理思考能力有相當強的要求，不容易開辦得零零落落、讓學校名聲墜落，因此增加擴招的速度非常快。因此形成了部分畢業生供給過剩、部份畢業生可能供給不足，但平均而言是過剩的現象。

甚至對多數雇主而言，開給文科的職位通常都是高中畢業生就辦得到的事情；事實上，多數大學生的英語以及數學能力，甚至比高中的時候還要衰退呢。這兩種都是久不使用就會嚴重荒廢的能力，你怎能期待當初為了考試而努力衝高的能力值，會在失去常常使用動機的大學階段繼續維持下去呢？

但是學歷競爭卻引發過去因為「迫於現實」走技職路線，當個技術工的學生，在政府補貼廉價衝大學學歷下，從「技術勞動者」市場跳到了「大學生畢業生」市場而且回不去。當高階銲接技術可以去現場半天就領到兩萬工資等同大學畢業生做高中生級事務工作的月薪時，就說明了這個市場供需失衡嚴重是怎樣形成的：政府的補貼高等教育政策過度專注在「沒有謀生技術」的大學生，而不是補貼在真正的「技術」上。這並不是說政府就該補貼有謀生技術的科目，只是問題就是這樣形成的罷了。

但這恐怕不是真正需要擔心的問題：或許不只是供給過剩，可能需求也在萎縮。

宏觀經濟學模型常見將「技術」當作影響勞動資源與資本的係數，比如Solow model:

A代表的是技術，K是資本，L則是人力資源。這樣的模型設定認為，經濟的成長若不是來自技術進步、資本積累，就是人力資源成長。但有些實證卻發現Solow model這樣的設定可能有問題：因為這二十幾年來人力資源、技術進步或是資本積累，速度增大，經濟成長反而趨緩。這可能代表GDP的計算有問題：有許多生產資源用在地下經濟（比如說，同人誌或是製作免費分享的內容）了，或是其實生產資源對GDP影響的效果根本不是一個常數，而是遞減的，累積生產資源對經濟發展的效果越來越差。時序列分析沒有辦法把在假定指數項的a是函數的狀況下進行，因此實證分析的結果與事實不符也是可以理解的。

沒有那麼多可以發展的，那麼每單位人力資源或是資本可以產生的經濟效益也就降低，特別是『新增』的人力資源：因為他們是被分配去做『現在沒有做的』項目。老鳥的位置已經咬死了，菜的雖然是更棒的人力資源，但是很不幸新的工作崗位只有更低的經濟效益。這可以用傳統產業的業務常見的現象來比喻：新人英語更好，更有熱忱，但很不幸地他只能開拓更難搞的市場，拿更低利的訂單。這時候政府還加大力道去累積人力資源，根本是悲劇一場。

另一個環節則是來自金融創新：由於資訊系統的進步以及金融工具的推陳出新，加上過去十年全球性的流動性浮濫，許多經濟體都出現了「銀行滿手超額準備，就是不放款」的現象。信用較差、但較有成長機會的放款對象還是面對極大的利差，而低風險的借款人則是每天接到銀行電話問這邊有一筆利差不到1%的錢要不要借。這除了讓信用評等佳的牛皮公司更有優勢外，還產生了另一個現象：鼓勵有高資本存量的生產單位更進一步資本密集。

自動化生產或是outsourcing其實就是企業降低勞動密集度、提高資本密集度的方法。對企業而言，外包對象使用的是資本這項生產資源－用營運資金調動頭寸。外包跟自動化生產一樣面對的是如何調適資金流動。營運資金的資金成本快速下滑後，提高資本密集度的效益就變高了。低資金成本又會加速發展鼓勵資本密集的技術。

過去二十年來，不論是機器人、工作軟體或是電腦設備，都是讓額外投資在生產設備上的效益高於雇人。在跟這些發展相關的產業，買更好的軟體或設備，往往要比請一個更好的人效益要高，請一個一流的人才用過時的設備，工作效率比不上買一流設備找二流人才好。設備的高速進步，使得花錢投資人力資源的效益下降。這個現象不只是發生在將要被機器人取代的富士康員工身上，亦發生在各種跟電腦設備搭配的人力上。越能靠輔助器材的進步大幅改善生產效率的產業，資本密集化就會越嚴重、對人力資源的要求甚至可能下降。在過去跑個超級電腦模擬要花上一年的時代（還得排隊），某些模擬運算的模型不先找出最優化的算法可不行，現在可能只要靠設備暴力硬解就可以，就是一種很明顯對人力資源要求下滑的現象。

在以前，要跑計量分析，不會寫程式可不行－程式寫太爛甚至也不行，現在只要使用eviews或是R語言，就有套裝插件讓你一路跑完過去可能要寫式子寫到死的時序列分析（比如下方波動或是GARCH）；操作者可能都不懂的CDS定價模型，只要付錢就有寫好的套裝軟體可以用來garbage-in garbage-out。技術的進步讓已經因為沒有太多發展空間而衰退的人力資源效益，面對更大的威脅。在技術進步緩慢的二十世紀前期，這種現象尚不明顯，但因為電子產業革命而音速進步的21世紀則可以在各個經濟體出現：甚至出現在尚有很大經濟成長空間的中國。

22K問題是怎麼惡化？為什麼新一代創業者同時也都在哭喊利潤遠不如過去？因為不論額外投入技術、資本、人力資源，能創造的經濟效益都在遞減。美國在過去十年間，只有不到5%的人所得增長有跟著GDP成長趨勢，大多數人都是停滯、甚至下滑，可能說明了除非你能以更高的成長率投入比以前更多的生產資源來分取經濟效益，否則所得根本不會有成長。不是當老闆就行，你還得要每年能投更多錢下去燒才行，今年多投一塊可以多賺一塊，下次可能得多投十塊才能多賺一塊了。那麼只有錢燒不完、是銀行排隊要借他錢的真正的巨富可以跟著GDP增長擴大所得，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就算多念個博士，薪水也不會增加像以前那樣。靠累積什麼來創造經濟／所得，已經沒有正面效果了。

但這或許是一種幸福的負擔：這意味著生產效率已經高到很高的水準，才會出現這種現象。在過去，要入手一台iphone可能要付出高於現在百倍的代價－智慧型手機現在的運算能力可是可比當年NASA的超級電腦，就算不跟古代的超級電腦比，現在一支高階手機都可以跑模擬器，玩PS2遊戲了－PS2主機當年的運算能力可是堪稱足以用來發射飛彈，只是買手機的人許多還是跟古代一樣，打電話、傳簡訊以及在開會／上課的時候偷玩遊戲，並不會用來發射飛彈或是引導太空船登陸火星。

除了能用沒有辦法被量產或累積的東西－enterprise，企業家精神，去嘗試在還沒有被過量生產資源砸爛的領域殺出血路，就只能面對這種資源嚴重過剩的現狀。這不只是老闆、或是創業者在面對，如果身為雇員的人現有的技能只能創造市場上已經很浮濫的服務，雇員就難以分享到高額的經濟效益。食古不化的老闆們－比如永遠只會用低價殺頭來賺錢的台灣知名廠商小A，員工的產出落後大A、或是AAPL，因此待遇較差都是不難理解的現象。砸資源換產出成長已經效率低落、甚至可能是負的。

老闆們腦袋僵化、無法讓員工的人力資源有更好的發揮，已經是四處蔓延的現象。如果老闆不能想出更好的用法、也不接受員工的建言，創業可能是唯一的路。政府與其將資源浪費在已經沒有正面效益的補助教育、或是降低資金成本，拿來補貼面對高額利差、信用評等較低的新創產業上對經濟發展的意義要大得多。但把發展技術當作創新則淪為一種迷信，技術發展不代表創新，創新指的是新的領域，不是開發小尺寸的ipad或是大螢幕的iPhone。

如果真的沒有辦法面對友善的創業環境，恐怕，只有這麼做才是王道。這正是企業家精神最好的典範。在已經充分外包的領域，還能善用價格破底的人力資源、廉價好用的網路技術，以及便宜的資金成本營運了一個微型跨國企業。但要知道，沒有被累積過量的生產資源砸爛的領域，可能根本是一個沒有經濟效益的領域；沒人做，不代表有未來，這就是企業家精神無法累積的原因：創業並不是堆屍體就可以換來的，一望無止盡的屍體後面，可能只是堆更多的屍體。

但不管怎樣，還是要鼓吹一下：台灣各地地方政府應該趕快成立風化特區，這種被規制而地下化的藍海，才是台灣經濟發展的希望。

為什麼22K確實就是一個假議題？(上)

2013-01-30T12:28:00.004+08:00

這個標題當然不是為了呼應這篇專欄文章，有太多的數據跟證據可以將這篇專欄文章轟到爛，一篇拍大老闆馬屁、無視各種客觀證據的文章，也沒有什麼看的價值。而是如果只把22K問題描述成「老闆無良」vs「紅豆冰」這樣的愚蠢討論，永遠找不出真正的原因。

22K這個數字的起源，是勞委會為了降低青年失業而推出的方案。政府補助22K給雇主聘用員工，希望能刺激金融海嘯後低迷的就業。這方案原本的用意是：按照經濟學的常識，多雇用一個新鮮人員工的邊際利益MR是20k（新鮮人剛進職場需要磨練，效益低很正常，加上在不景氣中多請一個人的邊際效用會比正常低很多）,但是要多雇用一個員工要多付25k的話，那麼最短視近利的那些雇主－只想找便宜員工進來，不願給予員工長期培養以提高雇用產生的效益、只想免洗使用的雇主，不願意新增雇用是很正常的。因為他們只看到淨的邊際效益：

新增雇用一人的效益(MR) - 新增雇用一人的成本(MC) = 20 -25 =-5k

是負的。儘管這個員工長期培養後的雇用效益是正的，雇主也不會願意雇用。這是因為某些雇主衡量利益時，考慮的眼光很短。22K計畫原本（可能的）的用意是：既然你眼光很短，就強迫你拉長－政府補貼22K，那就代表雇主的考量變成：

MR - MC = x - (y - 22k)

這樣就算新鮮人能得到的工資只有剛好y=22K，但對雇主而言只要雇用這個人的邊際效用是正的，還是會雇用他。等到過了一年，受到雇用的人應該已經相當熟練上手，這時候不續聘他的效果就變成：

不雇用他造成的負效用 + 省下的工資

也就是假如失去（開除或不留人）這個人的總和效用是負的，那雇主自然也就會傾向留下他。這原本是一個用意單純良好（至少用這樣去猜，用意是挺良好的）的政策，不幸的是在於用意太過單純了。22K政策引發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企業在不景氣時若是傾向cost down－因為現在的成本結構不符合衰退的營收，因此只想使成本結構收斂－那就會發生原本願意花66K去雇用一個諸葛孔明、卻把錢省下來然後把這份工作拆成三個臭皮匠去做的結果。

第一個效應是會造成平均工資下降的－因為這四人(諸葛亮+臭皮匠）可能最多有三人是沒有工作的，原本被納入平均工資計算的只有諸葛亮一個人，現在變成諸葛亮可能到他處就職、而22K三人組都納入了平均工資計算了。就算不見得是這麼極端的例子，也可能變成46K+22K，一個徐庶加上一個...糜竺。儘管造成了平均薪資下滑，但不管怎樣就業是要上升的、或者說是可以避免因為景氣蕭條而惡化得那麼嚴重－畢竟最多可能多了三個人就業，最差也不會讓就業率惡化才是。

然而可笑的問題發生了－因為存在解雇規範、人力流動的摩擦力，一年過後這些企業將會傾向繼續留下那些22K的人，但由於他們的工作是被設定成低創造性、操作性質的內容因此造成了新雇用職位的麻煩。

以最極端的例子來說，這個公司怎樣也不會在一年過後，一個66K的職位分給三個人做就會因為那三個人都熟練後就變成198K的效益。由於企業盤算了一年後要給付薪資時的問題，因此他們的薪資分配是不可能變成兩個失業、一個66K，而是公司預設三個人都22K，等期滿了誰不滿22K滾了以後，留下的人盡可能分配餘下的工作，不足再補－而通常補的還是一個比原本的66K還低薪的工作職位。

這就是22K造成平均薪資下降的其中一個原因：確實有可能壓低失業率，但代價就是本來高薪的工作可能被切割導致「平均」薪資下降，甚至在期滿後造成這樣高薪的工作就這樣消失了，卡在蘿蔔坑裡的22K只要還有一個人在，他既加不了高薪（會卡在坑裡的本就是相對願意接受低薪的人）、又同時排擠了有資格領高薪的人進來。更糟糕的是被切完空下的那個坑，可能變成一個難以補人的洞。

更有甚者，由於企業等於多雇一人就可以白拿22K，因此企業願意接受22K補助的動機就是：拿到的錢可以彌補因為多雇一人導致的生產效率的下降。生產效率的「下降」除了多聘一個人可能讓辦公室更擠、管理效率或是下午茶時間公司要多買一份機排之類這種支微末節但常常被老闆拿出來說嘴的東西外，根本上的問題是在因為對景氣衰退的預估，維持目前的人數本來就是缺乏效率的，理性的選擇是不新聘員工、不補離職的缺額，以便讓生產效率上升。22K政策就是在鼓勵企業維持較不適當的生產效率。

企業白領了22K彌補完生產效率的下降後，卻產生了問題：如果企業不是直接請一個66K的人用他領22K(即此人實際成本為44K)，而是切成兩個人以上以便多領22K，一個44K、一個22K，或是更複雜的切法，那麼生產效率反而比以前還要糟糕。在22K補助期滿後，這個公司變成一個生產效率更低、平均給薪又比以前還低的情況。這時只要有人離職，由於補人所能產生的邊際效益比以前同樣的情況下還低了，因此願意給的薪資下降也是很正常。

簡單來說，22K計畫會發生嚴重的政府失靈，讓產業界的效率惡化，但能得到的成果可能只是一時壓低的失業率，甚至還會使企業接下來徵才的條件越來越嚴苛。22K計畫搞越多次，問題將會越來越惡化。出現在揭露22K網站上的名單可能為越來越多。平均起薪的下降不見得是老闆「越來越邪惡」，台灣老闆目光短淺、經營思維落後地球早已不是新聞，哪還有什麼成長的空間，起薪下降可能是跟22K政策有關。雖然現在政策已經把22K拉高改成26K，似乎可以避開22K爭議，但事實上造成起薪下滑的結構性因素、也就是政府失靈導致生產力下降的效果還在，就可能繼續讓起薪下降。

但台灣（其實美國也很嚴重）這十年來GDP不斷成長，絕大多數人薪資都沒有成長的原因並不在此。22K是一時的，經濟成長跟平均薪資脫鉤卻是很久的事情了。問題可能根本並不在政府、也不是慣老闆，其中一個原因是在全球都有的過度教育問題，導致「大學生」的平均薪資下降、但過去這些人若是受技職教育可以領較高薪的藍領技術工作，因此平均薪資下降；另一個就是經濟學家期盼的「技術進步」，開始革掉勞工的命。

Abenomics(安倍經濟學)真的會使日圓貶值、日本經濟成長嗎？

2013-01-24T16:39:00.001+08:00

安倍經濟學指的是以日本現任首相安倍晉三為首，竹中平藏、濱田宏一等人主張的超規模財政支出以及無限量化寬鬆來「使日本經濟成長」的論點。

自民黨總裁、日本現任首相安倍晉三，是日本政壇的世家出身，有著顯赫家世以及派閥支持的政治人物。但在上一次的首相任期中，本來自民黨靠著小泉純一郎打出的「構造改革」旗號而吸引來的都會區選票，卻因為安倍晉三試圖恢復傳統自民黨的派閥利益分贓政治體制，從而導致了自民黨衰敗的起點。這次自民黨席次大躍進，實際上也並不是安倍晉三的歸來使自民黨的支持票源成長，只是因為民主黨的泡沫化造成「第三極」勢力的未來的黨、維新之會、大家的黨沒有辦法有效在小選區整合，從而使自民黨輕易在小選區選舉大勝。但實際上得票數根本沒有成長，得票率的增幅是靠著自民黨擅長的組織運作票在匆促解散重選議員的低投票率選舉上獲勝，一旦整合問題不再，自民黨在參院選舉遭遇超越上次參院選的大敗，甚至是可以預期的。

2009年自由民主黨眾議院選舉結果
小選區得票率：38.68%
議席率：21.3%
比例代表得票率：26.73%
議席率：30.6%

2012年自由民主黨眾議院選舉結果
小選區得票率：43%
議席率：79%
比例代表得票率：27.6%
議席率：31.66%

但安倍晉三、麻生太郎這些「阿舍」，卻以為是自己打出的『reflation』牌奏效、甚至為了實踐這個政策，毫不避諱地以要脅修法操弄日本銀行（央行）來逼日本銀行接受配合reflation這個『既不合理論、政策目標也很愚蠢』的政見。

那麼什麼是reflation呢？這個政策的「理論」依據就是，靠著日本銀行大規模吃下日本公債支應日本政府的財政赤字，透過傳統到已經沒人在研究的老派凱因斯政策，在使經濟增長的同時使通貨膨脹率轉正、甚至提高到2%。

任何一個學習過總經的人都不免訝異：地球上豈有不把通膨壓在穩定的低水準，反而想要拉高的貨幣政策目標？這起因來自從日本從1990年代末開始興盛、由一票程度低落的官僚、名嘴帶起來的「好通縮、壞通縮」論調。

所謂的「好通縮」，指的是通縮會使物價變便宜，因此工資不變的話，購買能力等於變強。而「壞通縮」指的是，企業的財報將會變難看，明明「實質」營收不變，但通縮會使營收跟營運成本數據下降，進而使淨利與EPS下滑；更有甚者，由於工資具有向下僵固性，因此是會與通膨脫鉤的，因此淨利「實質」上可能也是下滑的。

這個論調到這邊為止，都還算是正確；貨幣幻覺的問題確實困擾不少跨國企業：某個部門看起來營收上漲，可能只是因為該商品一時物價飆漲，實際上市場份額正在萎縮。跨國食品業的立頓本身的管理會計體系便因此採行了通膨調整，以正確評估部門擴張、裁撤的決策。比如因為一時通膨而營收飆漲的海外部門，可能在通膨收冷後被持續飆漲的工資給弄垮，實際上不應該擴張。

Reflation派的「好通縮、壞通縮」論調便主張，政府應該擴大財政支出造成通膨、然後央行要大規模釋出貨幣供給從另一頭造成通貨膨脹。如此一來便可以避免通貨緊縮的問題，甚至還可以靠著通貨膨脹，來避免利率平價假說所展示的，日圓通縮導致日圓升值的情況。摸蛤仔兼洗褲，一舉兩得。

但總體經濟學討論的是如何使經濟在長期「均衡」下永續成長，僵固性的問題在長期是可以被時間弭平的－事實上在通膨期，工資往往是反過來漲不足的，通縮期只不過是反過來罷了。甚至，這是在強迫高度勞力密集的產業轉型，對於企業追求技術進步是非常有效的；日本企業這十年來為了對抗預期未來數十年可能依舊存在的通縮問題，除了將低附加價值移轉至台中韓，本地的廠房大都已改建為高度自動化、生產成本甚至比南韓、台灣都還低的新式廠房。

台韓依賴廉價外勞將在這兩國可預見的通縮未來將遭遇所謂的「壞通縮」麻煩（名目營收停滯衰退）、而中國依賴農民工則遲早被通膨把利潤給蓋過去－因為電子產品、機械產品的價格是不會跟著通膨成長，但農民工的薪資會。先經歷過長期通縮的日本，反而可能在中高附加價值的製造業上扳回一城。這才是真正能使均衡下的經濟產生永續增長的「經濟發展」。

相反地，reflation派主張靠中央銀行增加貨幣供給來吃下政府膨脹的赤字，短期內確實可能因為政府支出的濫用而導致GDP上升、物價上漲，但這卻是過度一廂情願、只有大學部總經等級的想法：忽略了人們的預期以及反應。由於體認到過度的政府支出將帶來的稅負增長，以及政府支出排擠掉的民間支出（這些預算部分是由政府整合民間業者所需，統一進行研發與技術移轉，實際上反而降低了民間投資支出），長期對經濟增長反而不利。而自民黨為了攏絡地方組織票大開土木工程，也不過是一時增加了GDP，但GDP看的是流動不是存量；鬼城是不會產生GDP的，但是為了興建鬼城而抽取的稅金，卻是從會長期產生GDP的單位抽來的，反而是在阻礙永續成長。

這還不是真正愚蠢的部分：最難以理解的是認為「通膨」可以避免升值。這個愚蠢觀念的起因是來自把IRP(利率平價假說)當作一種因果的闡述。

利率平價假說認為，目前存在套利空間的interest spread操作，實際上隱含面對升值蒙受匯損的可能性，不可能有超額報酬。－最常見的便是用日圓資金投資美元存款賺取利差的所謂「Mrs. Watanabe」投資（日本的主婦、上班族用個人電腦進行的FX利差投資）。Mrs. Watanabe在2008年以前雖然大賺零用錢，甚至一度憾動利率平價假說成立的實證，卻在那之後因為日圓大幅度升值而鉅額虧損，甚至在2009~2011年之間，讓許多從事FX投資的小型紙上公司破產。淺顯易懂的解說參見普通人的自由主義：日圓套利交易

但reflation派卻以為「只要透過通膨讓利差縮小，那不就代表日圓升值幅度縮小嗎？」而誤用了國際金融理論、以為匯率可以輕易透過財政政策的通膨操縱，如果真是如此，美元兌人民幣在過去兩年豈不是應該大漲？台幣、日圓匯市在負利差下依然有資金不斷湧入，就是因為預期升值，一時之間靠著天文數字規模的財政支出造成短期通膨上升、降低利差是沒有效果的－對等待升值套利的資金而言，是用犧牲的利差投資機會，換取他們預期的升值能帶來的正常報酬，你短期內讓利差變小，並不會讓他們早一點賣日圓離開，讓他們離開的是對日圓升值行情結束的預期。反過來說，讓他們進來的，是日圓貶值行情結束的預期。

日本在2012Q4帶動的一時貶值，根本的原因是零核電後的經濟低迷、淨出口衰退轉負，以及日本政府財政問題帶來的加稅爭議。「Abenomics」(安倍經濟學)正好在這段期間搭上了順風車，再加上機構投資者認為這可以加深市場上個體投資人對日圓貶值的預期，因此跟著鼓吹安倍上任會大幅度日圓貶值，使市場上的散戶開始預期日圓會因為reflation跌到兌美元100、甚至110以上。這是非常典型的機構投資者對個體投資者進行養套殺的策略，在日本央行受制於安倍政權而發表（日銀自己覺得愚蠢至極）的共同聲明後，日圓反而逆勢微漲，便是因為機構投資者開始利用這個機會收割散戶了。沒人認為安倍這個草莓首相會幹得久，日本現在正在成為90年代美國的亞洲版本：在低貿易順差、甚至貿易赤字下持續升值。

但日圓真的不會跌嗎？事實上是非常有可能的。這就要看安倍經濟學施行的落實程度了：安倍經濟學實施得越成功，日圓越可能大幅度下跌。這並不是因為理論上根本沒有依據、實證上也不成立的reflation，而是安倍經濟學要讓日本政府赤字毫無限制地繼續上升，並且把預算用在只能短期打腫臉充胖子、長期反而在阻礙日本永續成長的財政支出上。

由於核電復工最快也是2013年下半開始，在這段期間日圓仍然可能因為出口衰退而因為實質需求面貶值；但長期而言只要核電復工，日本的貿易赤字消除後日圓繼續升值才是理性的預期。但毫無意義的財政浪費只會削減日本的經濟永續成長、使內需長期衰退，甚至是在獎勵靠著政府支出就可以過活的企業、讓日本企業不在乎國外市場競爭力的局面再臨。短期內物價確實可能因為「直升機灑錢」的政策膨脹，但錯置無效率的資源配置，卻會在長期因為需求萎縮帶來難以擺脫的慢性通貨緊縮。

（對安倍經濟學而言）幸運地是：日本雖然擁有如同永動機一樣，可以避免公債違約的機制，但過度膨脹的債務在長期可能面對難以控制的稅收衰退。一旦發生特異事件－戰爭，能源價格暴漲，日本公債還是可能遇上殖利率高漲的一天。一年內不見得會遇上，但沒人敢說十年內日本不會跟中國在尖閣諸島／釣魚台問題遇上失控的局面－特別是在中國已經面對硬著陸、出現缺工跟高失業率看似矛盾卻並存的雙重局面的現在，中國政府意圖用戰爭解決內部矛盾的可能性是逐漸升高的。長期地來說，日圓是可能因此在公債違約、或是不得不大加稅導致經濟衰退下大貶值的。是的，安倍經濟學可能可以成功導致日圓大跌－因為日本完蛋了，所以大跌。這該要鼓掌嗎？

但「安倍經濟學」真的是以為他們長期會獲勝嗎？當然不是，這是因為對安倍政權而言，唯一重要的就是今年的參議院選舉。下一屆眾議院選舉時安倍可能早就退了，麻生太郎還在不在內閣都不知道，他們並不在乎長期。跟安倍政權相同的問題考量方式，就是台、日、韓的企業家。可以輕鬆靠關係賺政府支出、靠貨幣貶值獲得不用腦袋就有的(壓低實質工資而來的)競爭力，才是他們在乎的點，至於國家的經濟永續成長，講白了真的干他們屁事。

天天講產業轉型，要求貶值根本就是打從心底不想轉型的鐵證罷了。

高齡化社會－關於長照產業政府政策(End)

2013-01-23T11:44:00.000+08:00

高齡化扶養問題的根源

在美國，針對高齡化人口的扶養問題推行了reverse mortgage (反向抵押權)。廣義的反向抵押權定義是，其貸款的款項給付並不是一次到位，而是由金融機構發給符合資格的高齡借款人年金，在借款人死亡（或是約定期滿）時，若不能將「累積借款額度」清償，金融機構便將抵押的不動產拍賣以償還本利和。

圖：反向抵押貸款的例子；每月可領3萬、年給付額36萬(藍色數字)，利率3.6%下，61歲開始付款17年至78歲死亡時累計借款本利為843萬(紅色數字)，屆時若不清償則將不動產拍賣。

上面的圖例說明，如果靠著反向抵押借款，那麼有一定程度資產的屆退人士，只要有一定額度的退休金，將可以靠著已經清償借款、目前自住的房屋，在不變賣的情況下取得退休、養老甚至長期照護所需的生活費，還有聯邦政府信用擔保以便將銀行收取的利差（借款利息=指標利率+利差）壓在3%左右，讓擁有房產價值不那麼高、信用評等又較差的人得以領取足以安享晚年的年金。It seems ideal.

但跟一般放款不同，反向抵押放款會有全民健保相同的問題：這個服務本身會增加餘命長度。

健保、醫療險在進行定價的時候，需要對保險對象的壽命進行評估，然而全民健保這個旨在改善國民健康水平、照護中高齡（實際上醫療支出最龐大的族群）的政策，並不會將價格訂在利潤最大的位置，而是訂在會使餘命延長的位置。這將導致一個現象：在民眾的餘命增加到科學與醫療系統極限之前，歷史資料的估計將會估不準。而用過高的餘命值去估計，則將會造成這個服務定價偏高、使民眾反彈，全民健保亦失去了拉長餘命的意義。

將被保險對象餘命估計的太短(註)，將會造成收支不平衡的結構性財務危機－原本估計保險對象應該要死了，但他卻還在支用保險給付超過了此人已繳保費所能支應的對等價值。因為有這樣的設計，「全民」健保才能給民眾「優於私人保險」的幸福感。但這也就是說，抱持著使保險對象餘命延長目的的全民健保，本身的定價方式存在著摧毀自己財務的機制在。

而反向抵押權有一樣的情況－借款人借這個錢是為了支應自己的退休、醫療、安養與長期照護支出，跟沒有借這個錢、但其他條件相同的人比起來，他的餘命是可能增加、甚至大幅度增加的。這個服務本身產生了使借款人餘命增加的效果。反向抵押借款若是死時清算本利和的型式，將導致銀行無法正確估計應收取的利差。

這便是reverse mortgage需要聯邦政府進行擔保、將利差壓低的其中一個原因；在難以正確評估風險的時候，利差可能會被加得非常大、特別是那些目前所得水準偏低需要靠反向借款改善退休生活水準的人，他們本來就面對較大的利差（擔保品價格風險較大）、又有較佳的餘命改善效果（從本來付不起照護費用變成付得起），因此銀行不得不收高額利差來面對可能的風險。因此政府只好進行信用擔保，銀行拍賣擔保品後的差額由FHA(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支付，以便將利差壓低、讓這些擔保品價值已經夠差的人，可以用相當低的殖利率借到足以改善其退休生活水平的年金給付。這本質上根本是一個社福政策。

問題就在於，由政府擔保可能是一個僅適用於美國－或者說，在美國推行，對財政衝擊會比較小的政策。而超過90%的反向貸款都是FHA擔保，說明了這個產品在失去政府擔保後，市場可能萎縮到不行（FHA對擔保品價值有上限，因此剩下的一成不到多半是資產價值較高的階層）。

美國是一個人口斷層不明顯的國家，除了較高的出生率外，作為一個移民國家亦是其優勢。然而不幸地是，目前已經推行的國家如加拿大、日本，皆是有嚴重人口老化的國家。人口高度老化、甚至邁入人口減少期之後，多半正是嬰兒潮世代退休的時候（其實嬰兒潮本身就是人口結構變形的預兆）。這時候只要有完整的配套、以及一般的抵押放款的利差比反向抵押借款高，反向借款案件數便會快速成長。

但在嬰兒潮世代啟用反向借款後的二十年左右，正是青壯年人口（30~40）要比嬰兒潮世代少一半的時候(註)。比起需求尚稱旺盛的現在，將賣壓延後到二十年後的話抵押品清償的賣壓可能足以崩潰整個市場，並且形成等差級數累積的財政負擔。最可怕的是，擔保品價值比較安穩的退休者因為有擔保品上限而傾向不選擇反向抵押借款，因此被拍賣的擔保品平均素質可能低於市場平均，更加劇這個賣壓過重摧毀市場的效果。

如果未來二十年資產價格不再有漂亮的增長，賣壓摧毀市價將足以使政府承受鉅額財政負擔；在日本，就算在較好的住宅區段，中古物件跟空地價格仍然是停滯、甚至緩跌。台灣目前中古屋已經因為都更題材漲上了天際，而接下來正是嬰兒潮世代大退休的時候，台灣政府準備好要面對這個將有數兆規模隱藏的債務負擔了嗎？

至此，其實退休人口安養問題之所以會這麼頭大，都是建立在嬰兒潮世代的退休處理問題上。嬰兒潮世代的下一代難以承擔沉重的扶養負擔（因為社會對扶養的要求比過去高得太多）、期望國家「幫忙」，但國家能做的也不過就是跨代轉移費用，讓嬰兒潮世代的孫子去分擔撫養罷了。一代代不斷地退休便是將這些成本不斷累積到後面的世代上，而且累積的效果將是等差級數般增長、直到人口結構不再有變化為止。

真的要為了讓老人們「延命」，付出那麼多代價嗎？究竟政府應該要花錢讓人可以插滿機器活下去，亦或是能好好把握退休後十多年的光陰，好好享受人生最後一段路呢？在科學尚未進步到可以輕易消除老年慢性病的現在，延命的代價是非常高的，而若只是要讓孤苦無依的弱勢老人可以安享晚年，而不是要為整個國家的嬰兒潮世代老人的退休謀福利，這個代價則是相對要小的多。甚至以reverse mortgage的情況有一定程度資產的老人其退休生活還要年輕世代去支應，是否稱得上世代不公平(Intergenerational Inequity)呢？

政府作為一個公共財的角色，能發揮公共財效應的應該是讓老人能在步入晚年時可以「安享晚年」，在剩餘壽命中可以好好體驗人生、最後帶著微笑跟著死神離去，而非一昧地害怕離開這個世界而耗盡一切資源就只是要延長壽命。政府可以讓老人晚年生活快樂能做的事情多的是、醫療也應該只補助安寧醫療，這才是真正具有公共財效果、而非健保補助延命治療這種挖東牆補西牆的東西。寧可政府花錢補助老人們進行介護旅行（有看護隨行的旅行，在日本逐漸風行）、建立供老人退休生活的活動中心，或是低價租用生活輔具（電動代步車之類具替代部分退化機能的設備），也不要用在延命治療上。

不幸地是，怕死的嬰兒潮世代老人們，恐怕終究還是會選擇易子而食的。而我們這些後代能做的是，與其砸醫療費在父母身上買心安，不如多花點心思陪伴或是幫他們規劃退休生活要怎樣體驗（騙他們學會打電玩就可以跟孫子感情變好之類的），讓他們不會在最後一段路孤單的走下去，身體的病痛，其實遠遠不如心痛。

註：若把其他參數都調整成一樣，保費較低就等於將估計餘命低估

註：人口結構預估參見http://cdnet.stpi.narl.org.tw/techroom/policy/2012/policy_12_017.htm

高齡化社會－關於長照產業政府政策(3)

2013-01-16T16:32:00.000+08:00

從前一篇知道，會產生供需失衡、有一半的人被擋在體系外排隊的根源，是強制收取介護保險的保費，導致多數消費者不分所得高低，都因為機會成本墊高而寧願排隊。更糟糕的是，原先的用意是要照顧弱勢，這下子弱勢反而更可能被擋在門外。

這是因為，弱勢者的訊息取得能力較差，也較沒有能力選擇暫時的替代方案。排隊的問題亦不是所有業者都均勻地排著一樣多人；在較遠離都會區的地方或是次級都市，排隊的問題會比較舒緩，而在密集地住滿沒時間照顧長輩的上班族的區域，排隊問題則是最嚴重的。不幸地是，同樣是所得沒有高到可以任意搬家、或給長輩住高級老人住宅的受薪階級，經濟能力也是有所不同的。

較高所得、資訊獲得能力較強，亦或是有餘力花時間接送長輩的人，可以透過取得跨區排隊情況的資訊，視情況將長輩先送到離最適合的設施較遠的地方。他們較有能力調整照顧長輩的方案，善加利用這個制度；相反地，所得不夠的家庭便只能考慮家族內的人輪流照顧、或是夫妻其中一人辭去工作在家照料，甚至，硬扛雇用外傭的費用，在同時負擔保費的狀況下，以較低的效益使用這個公共長期照護機制。排隊排得老長的區域，排得滿滿的都是沒能力選擇替代方案的人們。

越窮，資訊能力越差、調適能力越差，在這個機制下被剝削地更嚴重、使用機制的效率越差，這就是所謂的左派想得到的結果嗎？當然，能夠順利入住的部分低收入家庭，自然是額手稱慶、大呼德政。「資本主義的績效制度是分化受薪階級拉取支持的手段」，這種論點套用在這個公共機制上實在是再貼切不過了。當然，若是這麼批評，極左份子自然會大呼一切都是政府干預不夠，應該要全民公社化才是。

那麼問題是出在公共介入嗎？實際上問題是出在強迫所有人付費使用同等服務這個環節上。想要幫助弱勢、低收入戶可以享受高於平均品質的服務並不困難，並不需要施行讓所有人享受的服務都一樣的齊頭是平等（更不用說，這樣做只是造成富人享受VIP長期照護、其他人都只能用公共服務，這種更加諷刺的「不平等」結果）。

要考慮替代方案，首先要回到「進行政府干預的優勢是什麼？」這個問題上。沒有資本積累不足問題、資金成本較低、配置據點可以用「國」當單位更有效率選擇位置，都是優勢。由國家提供專供低收入者廉價、但品質堪用的服務，收取跟低品質服務相同的費用，而不足的資金差額則以財政支援、或是獎勵私人捐助抵稅，便是一個較有效率亦可以避免上述問題的方案。

或是常見的ＯＯ券政策(voucher)，給予固定配額的長期照護服務的量（跟所需的變動成本掛勾），讓廠商的資本決策不至於被綁死、能額外加收費用反應擴張的風險讓市場供給做大。市場上的服務亦可以恢復到差異化、人人可以依自己的偏好選擇相對應的服務的結果上。

就算消極點乾脆給予長照機構資本上的獎勵：將閒置的國有資產以低廉價格出租給提供弱勢者長照服務的機構，效率上都遠遠勝過這個會造成結構性問題的制度。

為了「平等」兩字，真要犧牲使用預算的效率、甚至讓弱勢的人無法得到真正的安心嗎？

平等並不是弱勢的救贖，要讓吃不起飯的人有飯吃，是要用最有效率的方法讓最多吃不起飯的人能不餓著，不是逼所有的人吃餿水。制定政策之前，最好先用點腦比較實際。

當然，這個政策也不是對產業界沒有任何優點的，由於嚴重的排隊將導致負擔較低資本成本的在宅介護、或是非法仲介外勞的業者大發利市，排得越嚴重，在宅介護業者或仲介外勞的生意就越好。

據說台灣之所以不能合法販賣色情光碟，是因為台灣販賣盜版色情光碟的業者背後，是黑道在控制；一但合法化這些業者就要喝涼水了，因此永遠都可以用冠冕堂皇的理由讓政客施行倒行逆施的作法。換做是色情、賭博等等受到禁絕的產業皆是如此，政府干預的背後永遠都有一群既得利益者大發利市，這恐怕也不是腦漿稀薄情感脆弱的左派可以理解與接受的。

高齡化社會－關於長照產業政府政策(2)

2013-01-14T14:37:00.004+08:00

「不足」？

日本目前申請入住特別養護老人住宅（特養）的人數，接近三十萬人，幾乎跟入住的人數相當。這個數字則是實行介護保險之前的五倍以上。「老人福利設施不足」成了介護產業的現狀－有趣的是，「有料」，意味著要另外支付自費項目的老人住宅，入住招募的廣告則是充滿了網路、報章雜誌，只要願意付錢不需等待就能馬上入住。但這些有料老人住宅的入住費用多半高得嚇人，跟只需付出部分自行負擔費用的特養相比，根本不能比較。

為此，許多關心社會福利的人便高呼「社會福利設施不足」，政府應該擴張興建。

這是一個典型的服務公共化造成的市場失靈現象：有一側通用窗口，排隊的人經過漫長的等待後可以用一個統一訂價買票搭乘迪士尼樂園的太空山（只是這個太空山漫長的隧道出來以後，來到的是天國或地獄）；另一側則空空盪盪沒什麼人，但價格是通用窗口的十倍。

這時候空蕩的窗口會被批評為什麼「要收那麼貴」、「不願意降價造福社會」，以及許多憤慨的左派青年會怒吼要將所有服務公共化、把財團趕出這個市場。這是因為他們不知道，造成這個排隊現象的，正是那個單一通用窗口僵固的價格機制。

在原始沒有任何政府干預的情況下，長期照護的老人院市場可能會分化出數個產品等級如下：

☆：負擔不起的人享受的服務，要嘛不是志工貢獻愛心（使用捐助者的錢）營運的服務、就是收取極廉價費用，但照護的服務品質足以鬧上社會新聞。
☆☆：靠低廉的價格換來低落的服務品質，雖然不會動不動虐待老人，卻不知道用極其壓榨的工資請來的外傭，低落的素質以及工作態度會不會是一顆未爆彈。（因為仲介業者靠著不正當關係壟斷的仲介，外傭往往被課以非常高額的傭金，實際上領的工資非常低）
☆☆☆：以低工資的本土勞工維持營運，比較不可怕，價格也比較高。
☆☆☆☆：令人安心的服務品質，但價格恐怕只有收入相當不錯的人會安心。
☆☆☆☆☆：入住的人通常不在乎價格。

但因為一顆星跟兩顆星的慘狀引起了政府的介入，全民長期照護保險便因此誕生。為了讓原本負擔一顆星的人也能負擔的起，因此使用長照保險服務的人的自行負擔價格，往往會設定成跟一顆星的價格一樣、但服務品質卻要求要是三顆星（以上）。除非政府投入資金的資本優勢非常地大（公共資金往往是高度開發國家中，資本成本最低的出資者）、足以省下非常多資本成本，否則這個訂價難以避免虧損。

為了彌補虧損，唯一的方法就是假收保費之名、行加稅之實－保費費率與所得掛勾（台灣人經過健保費率改革後應該很清楚了，這是幾乎不可能避免的結果）。但真正的問題卻不是在這裡，真正的問題是，這個政府干預造成了嚴重的供需失衡。

由於最後仍然為了彌補虧損、各個所得級距的人都被按照其所得課繳了保費。由於這些保費是不可抗拒的（以日本而言是被迫的，德國的可退出），因此所有被課保費的人的偏好選擇問題，從原本單純的用自己可負擔的預算選擇最好的選項，變成必須考慮機會成本的問題：

(a)繳納公共強制保費，用低廉的自行負擔享受公共服務

(b)繳納公共強制保費，用適中的費用使用在無干預的情況下原本會做的選擇。

這個時候，除非公共服務的品質遠遠低於這個消費者當初在無干預情況下會選的服務品質，否則消費者選擇(a)是非常合情合理的。這也是為什麼在公共服務的競爭下，往往只剩下VIP醫療、或是高級老人住宅能夠存活。只要等待成本不會高到足以讓消費者寧願把保費丟到水裡，否則消費者只能苦命地等著太空山的入口鐵鍊被工作人員打開。

但這並不能解釋為什麼「特養」的設施數會不足；只要政府補助灑下去，能賺錢照理來說會開得四處都是，怎麼會不足？這是因為政府制定的費率，根本無法考量擴張風險的緣故。

中小企業進行據點擴張投資時，承受的往往是巨大的財務風險。就算是一樣的利潤波動，資本密集度越高、財務槓趕越大，破產的風險也就越大。企業可以靠著購併讓單一據點虧損造成倒閉的風險降低、可以靠異業投資來分散風險，甚至可以微幅拉高訂價來戲劇性地降低破產機率。在高槓桿、高度資本密集的環境下「避免破產」是很重要的一環，但這個營運的成本，並不在政府給付費率的計算之內，而這造成了領取政府給付的事業主，寧可用較低規模的擴張速度營運（甚至在實施介護保險制度後縮減規模）。

這時候傳統常見的左派反撲是：事業主少領一點股利，不就可以支應了嗎？

而這是根源於對公司財務的無知，才會有的反應。

一個市場上並非所有的企業、所有的機構，都擴張速度緩慢。只有那些經營狀況在死線上、配不了什麼股利的企業死氣沉沉無法擴張據點。以日本的情況來看，靠著cost down與規模經濟、營收漂亮的上市公司，擴張速度依然快速，真正擴張不了據點、甚至有時被迫要收掉營收效率過低據點的，反而都是那些賺不了多少錢的中小企業；就算有盈餘，但那並不表示現金流足以支撐開展第二間、第三間店，在這種情況下配息不繼續擴張才是正確選擇，因此形成了「經營方賺錢領分紅不願擴張規模」的結果。

這種營運利潤不足以支撐擴張的小型業者，所佔的份額並不小。

無法透過規模經濟大規模降低成本靠著「及格」品質提供服務賺大錢的中小企業，本可靠著提供差別化的服務，收取稍微高的費用以支撐擴張的風險、擴展到更大的規模。但是統一定價制度砍掉了他們擴張的空間，甚至侵蝕掉了利潤。台灣的健保實施後，大量的中小型醫院倒閉，亦是相同的原理。只是老人長照市場尚未養大，所以就算實施了全民長照保險制度，也不會「出現」大規模倒閉潮－多數還未出生，便已夭折，就如中國的女嬰一樣。

「醫龍」劇集中，慘澹經營、靠著理念苦撐的醫院敵不過有VIP醫療、先進設備與大招牌的大學附設醫院瀕臨破產；靠著一個朝田龍太郎可以讓螢光幕前的觀眾叫好，但在現實中大多數的朝田龍太郎面臨著過勞死的末路。那些為中小型長照業者服務的人員，跟經營者一起承受著沒有未來性的經營氣氛，就算想要提供較好的服務，他們沒有達到最適水準的資本規模、也無法靠著僵固的公共給付幫助他們擴張到較佳資本規模，注定了他們必須被大型機構擊敗的命運。

「特養」的不足，其實根本就是介護保險為了讓所有人都強迫使用同一種服務搞出來的問題罷了。

為了幫助最低級距所得的人得到堪用、「人道」的服務，真的只有強迫人們加入公共體系一途嗎？健保、長照保險，真的有「省」到，還是人們為了不切實際、甚至只省小條開大條的省，付出痛苦的等待成本呢？

高齡化社會－關於長照產業政府政策(1)

2013-01-10T15:01:00.001+08:00

理盲濫情只會讓長照問題持續惡化

台灣的高齡化問題已經追隨日本的腳步，踏上不可逆轉、並且相關政策不趕緊上路不行的階段了。目前預估在2017年左右，65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率就會達到14%，有一種半開玩笑的論點是台灣任何社會現象大約會落後日本十年到二十年，因此台灣只要照抄日本的作法就可以－從這點來看，還真是相似。

而日本的高齡人口長期照護服務（介護保險），亦是在90年代開始大規模成長、到了21世紀，已經成為拉動GDP增長、還在成長中的大產業。有趣的是，日本的長照服務在正式被列為日本政府社會福利政策的一環後，走的是跟國民健保一樣的路－但會不會少走一些冤枉路，就不知道了。日本的長照服務目前是以使用者自行負擔一成、政府負擔九成、由業者以服務提供的點數請領總額給付的制度。也就是台灣人應該已經很熟悉的全民健保大鍋飯制度。

而服務提供者自然也是要受政府的稽核與對服務品質、內容是否符合標準的監督。由於財政吃緊，在小泉純一郎任內（雖然他花了更多莫名其妙的錢）曾經大砍過總額給付，導致長照產業從業人員的大反彈，但總體來說因為高齡人口還在增加，政府對整個介護保險的負擔是越來越重的。當然有錢的老人也可以選擇不要利用這個制度、而是自己在家雇用穿女僕裝的辣妹幫自己洗澡、按摩，但不管怎樣稅金還是要繳，只要這個制度的財源不是完全獨立，本質上就不是保險，而是社會福利政策，用社會保險只是在混淆視聽。

因此很明顯可知道，在長照產業上，政府的選擇自然是有（ㄅ）只制定產業監管的法源，發揮資訊中介的公共財角色（ㄆ）提供低收入戶類似medicaid、公醫制度的政府補貼（ㄇ）全民健保式的大規模干預（ㄈ）禁絕一切私有服務提供，一切由公部門提供

這四種。請不要問為什麼沒有啥也不管、真正的自由放任這個選項，如果你對這種同樣是理盲濫情的論點有興趣，建議你收看這個電影部落閣。

這四個選項，自然是各有各的優點以及缺點，並且會因為民眾的政治選擇而決定了整個產業的走向。(ㄅ)選項自然是最容易得到所謂右派、特別是自由意志主義者的支持，但可能整個社會絕大多數選民都不支持。(ㄆ)則相對地中庸，能否受民眾歡迎端看社會價值觀；(ㄇ)則是在一個總是期待有為政府的社會，可以成為一個超級吸票政策。(ㄈ)則是嚴重的生錯時代，在1960年代可能會被接受，但在這個時代拿出來發表受到吐槽的程度可能比(ㄅ)還嚴重吧。既然幾乎沒有實現的可能，那跟嘴砲清談沒什麼兩樣，時間寶貴就不要浪費在上面了。

以偏概全地來講，(ㄆ)稱作英美路線，(ㄇ)稱作日德路線。一直以來都是兼抄美日的台灣，在健保政策的時候選擇了日德路線，照理來說長照政策依然選擇相同路線、可以把過去經驗活用的可能性比較大。但按照台灣人過去的歷史，把政府政策跟機能搞成奇美拉的情況是壓倒性地多－甚至，台灣人在製造可以活下去的奇美拉上有異常的天分，因此個人認為台灣應該不會走上全民長照保險的路，而是有限度地維持政府干預。但不論如何，這兩個選項都是極有可能的方向，因此把焦點集中在這上面。

那麼這兩種政策的主要目的在哪？(ㄆ)這種小規模提供給低收入戶政府補貼的用意，便是希望這個所得階層的人可以得到這個攸關生命存續的服務。形式也有很多種分化：政府成立專門機構提供服務、提供保險費收取系統以資助此社福政策、給與企業稅務獎勵來提供服務這三種形式。政府以最有效率的財政負擔讓低收入者這種負擔不起長照服務的族群得以獲得這個攸關老年人生命存續問題的服務，便是這個路線的目標。效率便是最核心的目標。

(ㄇ)則有所不同；全民健保式的政策，目的是要讓整個社會的絕大多數人，獲得均一品質的服務。在這樣的目標下，讓原本會依消費者所得而有非常大差距的服務品質，得到齊頭式平等的收斂。原本更有負擔能力的中產階級家庭、窮苦的老遊民，都得到一樣品質的服務，而且中產階級還得負擔更多保費。由於政府這種強勢、直接的所得分配，會讓低收入族群得以得到比(ㄆ)更好的服務水準。效率並不是(ㄇ)政策的核心目標，如何讓低收入者可以享受跟全國多數民眾一樣的服務，才是主要目的，而效率則是在維持這個目標下需要努力的次要目標而已。

總而言之，這兩個選項的抉擇還得要考慮衍生的負面問題、考量整體的利害才較為妥當。維持(ㄆ)政策(台灣目前勉強算是ㄆ)要面對的考驗，以及實行(ㄇ)政策所必須面對的問題，甚至可能才是決定台灣社會選擇的重要因素。

但不論怎樣，這篇報導所述、台大社工系教授的論點，都是不成立的。投資鬆綁的目的是為了引進不知該如何投資而只能囤在不動產、或利潤低到只有不到2%固定收益證券的資金去投資長照產業。有資本成本較低的企業投入該產業，是會讓該產業的服務價格更便宜、雇傭者得到更好的待遇，而不是深化剝削。

只會用這種已經不合時代潮流、並且欠缺全面性的思考方式去分析問題，真是很悲哀的事情。

中國廠商的傾銷是刻意的陰謀論嗎？

2012-12-20T12:12:00.003+08:00

在中國產品迅速侵入各個領域的過去二十年，從鋼板、家具、塑膠粒甚至是太陽能發電模組都遭到了美國、日本、歐盟－世界前三大市場的反傾銷對抗。最新的消息是風力發電模組亦步上了後塵，美國商務部拍案對中國製風力發電模組課70.63%反輕銷稅以及34.81%的反補貼關稅。

過去兩年來風力發電機的大幅降價、甚至出現家庭用廉價風機的情況，中國廠商的低價販賣可以說功不可沒，消費者確實因此佔足便宜，但反傾銷的本質是可以在WTO與GATT的承認之下，合法且不違反自由貿易的目的課以關稅。這是為了牽制某些政府干預貿易行為而對廠商補助造成掠奪性定價，政府干預下的貿易行為自然不能說是自由貿易，當然，讓另一方政府也干預進行懲罰性關稅與反補貼關稅，也不能代表自由貿易的條件能夠恢復。

但中國連續性地不斷被課徵懲罰性關稅與反補貼關稅，真的是因為中國政府有意地在鼓勵廠商進行掠奪性定價嗎？實際上可能不是這個樣子。最近兩波大規模的產業補貼，可能可以說明中國廠商的傾銷行為其實可能才是「副作用」。

在2011年，因為面臨歐債風暴導致的出口衰退，中國政府大規模補貼太陽能發電模組製造商，不只在資金成本上以政策性指示放款給與低息資金融通、協助技術轉移，更在整個市場嚴重產能過剩後，政府以高於市場價格大筆採購。當然，實際上產能會嚴重過剩，其實就是因為對資本的補貼，導致資本密集型的產業可以快速擴張產能規模，這確實就是中國政府的本意－拉動國內勞動力需求以及對優秀放款對象的需求。而最後必然以政府採購收尾，也確實是計劃經濟國家的一貫方針－政府總括了製造與需求的分配。

然而這種產業扶植模式卻造成傾銷的本質。

企業在規劃產能時需要面對的就是對資本規模進行最適化的配置。由於中國政府常態性地補貼資本價格、以及未來對剩餘產能的收購，中國廠商將採取明顯的差別定價，以便在競爭下最大化利益。

產能規劃問題

中國販賣量x中國售價(受官方操縱)+國外販賣量x國外售價-(總販賣量)x單位變動成本-資本成本

可以改寫成

中國正常販賣量x中國正常售價+政府採購影響金額+國外販賣量x國外售價-(總販賣量)x單位變動成本-資本成本

下面的式子說明了在在獨佔、勾結甚至自由競爭下，國外售價與正常國內售價都會出現低於未干預價格的情況。中國國內的一般消費者自然是沒有付出高於「正常」的價格去購買產品，但實際上中國市場確實會出現價格高於國外售價的情形，這就踩到了反傾銷認定的第一條線－以低於「國內價格」出口。詳細的抗辯以及認定，是圍繞在這些項目的認定以及估計上，但實際上中國廠商確實不由自主（當然並不否認某些國營事業的裙帶企業可能是有意的）地產生了傾銷的事實。再加上部分中國企業遵循台企與韓企教導，將產品或半成品低價塞往海外關係人、藉以操縱損益的習性，更加深了此一問題。

這樣的傾銷行為往往在產能嚴重過剩、有倒閉潮後趨為明顯。不只太陽能電池如此，傳統產業的鋼板實際上也是相同的情況。下一個有此隱憂的正是LED產業，在產能嚴重過剩且已經有部分企業開始不堪虧損下，中國政府便大規模採購LED燈具以避免LED步上太陽能電池產業的破產潮。但這真的能夠避免嗎？還是最後LED產業終將走上被反傾銷打得潰不成軍的末路？

中國真的是惡意以傾銷掠奪性定價想毀滅外國廠商嗎？恐怕不盡然如此，在面臨國內產業產能過剩即將面臨大規模破產時，許多國家的第一個行為往往都是政府補貼與採購來避免連鎖性倒閉，而這恐怕才是中國連續傾銷行為的本質。

更令人擔憂的是，這種補貼將只能幫助有能力爭取補貼的廠商存活，在市場競爭下，利基型或是專注技術進步的廠商，面臨削價競爭下僅能在到達停業標準苟活，但依然被迫只能廉價生產成為傾銷的共犯。在懲罰性關稅與反補貼關稅的衝擊下，最先倒閉的恐怕是這些不依賴官商勾結、尊重市場與技術升級的企業。

不懂拚經濟的民進黨

2012-12-03T15:45:00.001+08:00

民進黨在蔡英文競選期間推出的經濟政策大約可以這樣總結：用社會住宅取代建商開發與都更、鼓勵產業新創轉型、用台美FTA取代ECFA。社會住宅政策本身是一個可以討論的政策，但是民進黨提出的形式本身充滿執行面以及政策效率的問題。真正有問題的其實是在後面兩項。

鼓勵產業轉型這六個字，差不多已經在台灣被喊到爛了，而台灣政客所謂的產業轉型政策，不外乎就是兩個方向－一個是拿大量政府資源投入已經有相當程度成熟技術的產業，讓台灣OEM廠商可以順利接單的電子業模式，另一個則是將政府資源像賭博一樣投入還在回收可能極為渺茫的新創階段，所謂宇昌生技的模式。

這兩者在經濟學上的考量都是很莫名其妙的：前者是很明顯的政府補貼廠商去創造所謂的競爭力，實際上藉由干預讓國民與勞動者相對而言負擔成本、製造虛偽的競爭力；後者則明顯違背創投的精神－在極低成功率的新創產業一直都是過飽和，有較強評估能力跟執行力的創投資金篩選過最有機會的選項後，剩下的碎肉跟骨頭才拋出來，宇昌案就有一點這樣的味道－只是因為時機以及剛好是台灣人牽線，讓這個案子是骨頭上沾的碎肉比較大塊一點。

創投環境的改善並不是政府砸錢就能解決，一個創投產業需要的並不是錢而是整體政策環境的鬆綁以及投資人評估方式的改變；Markowitz rule說明在相同期望報酬下，除非是風險愛好者否則不會選擇較高風險，更何況在台灣較低風險的OEM產業可以享受世界數一數二低水準的勞動成本。台灣整體環境要轉向能鼓勵創投，需要的是轉變成讓投資者放棄低風險而轉向高風險偏好的環境。

而要這麼作方法之一就是學韓國政府砸大錢資助風險創投，否則恐怕杯水車薪－但政府能選擇案件比民間更有效率嗎？我想應該幾乎不會有人同意。若不這樣作，只能從消滅有利OEM的環境去下手－那就是跟台灣絕大多數搞OEM的廠商作對。因此，台灣的所謂產業轉型政策要嘛不是砸大錢幫助企業技術移轉以及添購次一代的設備，就是淪為口號拼轉型，因為在高風險的新創領域，政府能作的從來都不是砸錢或選案子，而是基礎研究能力的發展－而我們的政客總是提出背道而馳的政見。

台美FTA取代ECFA這個則是一個可笑的謬誤；台商受制於中國政府的並不是因為東西賣給中國，而是因為生產基地在中國。只要生產基地在中國，不管賣的是墨西哥還是美國，一樣受制於中國，台灣接單、中國製造就是台灣大多數產業出口美國的模式，想用台美FTA削去中國影響本身就是毫無道理的考慮方式。

民進黨只是一股腦跟在國民黨屁股後面，本身跟社會運動群眾較為貼近的民進黨有著產業政策上的限制，因此早期不敢大喊產業產業政策；等到國民黨開始喊搶進中國賺錢時，又開始與台灣占多數的廠商唱反調，陳水扁政權內才作了妥協大幅度開放；等到馬英九上任開始吹噓ECFA，便又跟進打出奇怪的台美FTA口號以為可以說服實際上面臨中國要脅的台商，實際上只是被人白眼。民進黨的經濟政策永遠慢半拍，當別人都把這張牌打到爛的時候才緩慢龜速地跟進。

有趣的是，當馬英九政府開始用吸引回流的口號維持現在在中國面臨嚴重經營困境的台商支持時，民進黨再度選擇朝一個慢半拍的趨勢邁進：跟中國積極接觸。過去半年可以說世界各國都在準備撤離中國，民進黨卻在這個時候選擇貼近中國以試圖親近台商以及台商的影響力－難怪這個黨在台灣永遠被擊斃，因為在趨勢的判斷上永遠都是慢半拍。

今年Q2因為中國對於勞動合同實施新的措施，多數歐洲廠商打算直接將產能移到鄰近東歐；日商加緊開發東南亞的腳步更因為尖閣諸島(釣魚台)抗爭所顯現的龐大政治跟社會動盪風險，而達到高峰；就連中國二十年前用來踏上第一波工業化的鞋業與成衣業，也選擇逃離中國、擁抱邁向民主的緬甸，美國因此加緊了對東南亞的「協助」以及監控－美國已於上個月解開對緬甸的進口禁令。「逃離中國」嚴然已經成為下一波全球產業趨勢，而民進黨卻還在研究怎樣親近中國。

那麼中國到底為什麼突然之間變成票房毒藥？除了中國政府為了解決嚴重貧富差距以及通膨使民眾生活水平惡化而修改勞動合同法使成本大幅度躍升外，最大的問題就是Dual Sector model所展示的效果正在耗竭：不斷仰賴農村剩餘勞動力來壓低勞動成本的中國，因為一胎化造成的勞動人力青黃不接，以及城市部（指二三線以工業人口為主的城市）嚴重的通膨造成勞動成本更進一步推升；中國政府在2009年起急忙忙地推出前進大西部的政策，但內陸地區因為嚴重不足的鐵路建設，導致龐大的運輸成本一樣推升了成本，以及導致珠江三角洲等較早期開發的工業區出現廠商撤退潮。真正關乎一國進出口基本實力的政府貪汙（賄絡成本）以及海關效率與收賄問題，卻完全沒有解決。

民進黨不思考如何推出整體配套方案、幫助台商移動產能，不僅可以實質解決台商面臨的困境以及未來出路，還可以幫助自己贏取企業界的信任，而在認真研究怎樣釋放利多讓中國不要再台商圈施加反民進黨的壓力，可以說又是一個慢大趨勢十年的愚蠢方向。

資本利得稅或更高的公司稅會影響新創投資嗎？

2012-11-17T01:41:00.000+08:00

在Obama跟Romney大戰稅率問題的時候，Romney不斷強調降低富裕層稅率可以釋放出更多工作機會，甚至調降資本利得稅將可以鼓勵新產業因此被催生出來。這樣的論述自然是基於上稅降低了期望報酬，因此使資本被擠出了風險性的產業，這樣的思考邏輯。

但這樣的想法可能是有疑慮的，資本利得稅對投資行為的影響，主要是在於投資者的全球資產配置，或是風險配置這兩個方面。資本會擠向較低稅率的地方較無太大的爭議，問題在於風險配置的影響是怎麼被評估的。考慮兩種證券，A跟B。

首先假設A的投資報酬分成兩種：好，以及壞。

A(好) >0 ，有p的機率發生
A(壞) >0 ，機率 1-p
E[A]=p x A(好)+(1-p) x A(壞)
也就是A證券是相對地安全，只有賺多賺少的差異

B的投資報酬也分成好壞兩種：

B(好) >A(好)>0，發生機率k
B(壞) < 0
E[B]=k x B(好)+(1-k) x B(壞)
B證券則是大好大壞
在沒有稅的情況下，此時風險趨避者會選擇A，而風險愛好者會選擇B，風險中立投資者則無差異性。接著考慮稅率t，當然在正常的情況下只有正的報酬會被課稅率t(注意，這邊稅率直接課在報酬上，即假設報酬是淨收益)：

E[A]=p x A(好)x (1-t)+(1-p)x A(壞)x (1-t)
E[B]=k x B(好)x (1-t)+(1-k)x B(壞)

此時E[A]>E[B]，風險中立者將會選擇投資機會A，風險趨避者維持選擇A，而風險愛好者則取決於偏好。但這時候如果加入稅盾效果，亦即投資損失可以當作deduction，E[B]的計算將會多一項 -(1-k)x B(壞)x t, 且-(1-k)x B(壞)x t>0，結果便會如下：

E[A]=p x A(好)x(1-t)+(1-p) x A(壞)*(1-t)
E[B]=k x B(好)x(1-t)+(1-k) x B(壞)-(1-k) x B(壞)x t

再次回到了E[A]=E[B]，風險中立者將會再度變成兩者都好，風險愛好者則必然愛好B投資。這說明了稅盾效果可以避免資本利得稅或公司稅讓投資者傾向風險趨避。更有趣的情況發生在有第三種風險選擇C的時候。

C(好)>B(好)，C(壞) < B(壞) , E[C]=E[B]=E[A]
這是因為具稅盾的資本利得稅(或公司稅)造成了風險收縮的效果，結果好的情況下被政府抽了一頓，壞的情況下政府也等幅地少徵了稅，如此一來實際上面對的風險等於下降了。對於一個原本認為B選擇最適的投資者而言，課稅後的效果導致:

(1-t)xC(好)=B(好),(1-t)xC(壞)=B(壞)

如此一來更高風險的C投資必然變成這個風險愛好者的新選擇－除非風險愛好者的偏好並不是一般所謂的凸函數(見展望理論或是其他不同的投資者行為設定)。

資本利得稅必然妨礙風險性投資嗎？這端看投資者的風險偏好，以及稅制的設定，實際上是可能反過來鼓勵風險性投資的。問題可能是出在怎麼課稅，而不是課稅本身。根據目前要上路的證券交易所得法，雖然個人持有之未上市股票只允許當年度盈虧互抵，但營利事業之證券交易所得與虧損是允許前後扣抵五年的，由於大多數風險性投資都是以法人形式進行，個人投資者是間接投資，實際上不見得有妨礙風險性投資的疑慮－甚至，還可能鼓勵創投。

更值得考量的是，對創投業基本上估計期望報酬本是非常愚蠢的事情，既是全新的商業模式，本來就沒有有效的樣本可以參考，跟已經被大樣本驗證過的低風險投資，或是基本上已經被財務模型廣泛用機率論定價的無風險證券相較之下，用機率去衡量投資行為對創投業者而言是「make no sense」，這就是為什麼創投業往往是非常離譜的高度風險愛好，甚至根本不在乎「客觀第三人」衡量的所謂的期望投資報酬。在難以正確衡量機率，但是勝者為王的高度風險行業中，用期望效用理論亦是非常危險且不可靠的。

上稅真的不好嗎？我們人類對自己如何進行投資決策還有太多未定論，甚至錯誤的認知－實際上就算不給與稅盾效果，本就偏好風險投資的投資人可能因為進行財務決策的思考機制不是那麼單純的凸函數，因此根本不會改變投資決策，甚至還會更加踴躍投向高度風險的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