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山石徑

蔡琴《抉擇》的兩個版本

2017-12-25T06:00:00.000+08:00

開老爺車的好處之一，是可以聽錄音帶。新車連CD PLAYER都沒有了！

而老東西，不但有老趣味，有時候，還是一種史料。可以窺見過去的生活，過去的歷史。

這卷蔡琴的錄音帶，是鄉城唱片出的精選集。

鄉城唱片成立於1977年，在1980年代曾風光一時，但於1990年代後急速衰落。現在知道的人恐怕已經不多。

此卷標明是「3」，可見精選集應當是一系列的。不過我手上就只有這卷「3」。

封面主打歌有三首：「恰似你的溫柔」、「抉擇」、「出塞曲」。

然實際上有很多蔡琴的名曲在其中，如：「被遺忘的時光」、「再愛我一次」等等。

而有意思的部分，在於「抉擇」這首歌。

錄音帶裡蔡琴唱的，和包裝上印製的歌詞，並不相同。

包裝上歌詞，是現代大家所熟知的。

偶爾飄來一陣雨　點點灑落了滿地
尋覓雨傘下哪個背影最像你　唉　這真是個無聊的遊戲
偶而飄來一陣雨　點點灑落了滿地
也許雨一停　我就能再見到你　也許雨該一直下不停
朦朧的眼　朦朧的雨　臉上交橫的是淚是雨
我在街頭佇立　心中已經有了決定　卻不知小雨是否能把你打醒
偶而飄來一陣雨　點點灑落了滿地
也許雨一停　我就能再見到你　也許雨該一直下不停

而蔡琴唱的，是另一個版本：

偶爾飄來一陣雨　點點灑落了滿地
尋覓雨傘下哪個背影最像你看熙來攘往人群中沒有你
偶而飄來一陣雨點點灑落了滿地
也許雨一停我就能再見到你也許雨該一直下不停
朦朧的眼朦朧的雨眼前呈現著美好遠景
我在街頭佇立心中已經有了決定我想那小雨一定能把你打醒
偶而飄來一陣雨點點灑落了滿地
如果雨一停我就能再見到你那是我最好的抉擇

會出現這種差異，當然是因為當年威權時代的「淨化政策」所致。

梁弘志的歌詞，意境很好。但看在審查官員的眼中，如此猶疑的態度，莫非是在暗示......在國民當與共產黨中間，不能作出抉擇？

所以好好的一首歌，就變成............「眼前呈現著美好遠景」。這種讓人哭笑不得的結局。

而這卷錄音帶，既是精選集，所以大概就照著後來通行的歌詞去印製，但收錄的卻是蔡琴唱的早期版本。

因此，變成一個時代的小小證物了！

《古書漫記》吉益先生遺稿（下）

2016-07-25T06:00:00.000+08:00

吉益東洞（1702年－1773年），是日本古代大醫學家，人稱「古方派」開宗者。提出「萬病一毒」理論，擅用下法（即以通便排泄作為治療手段），主要是依據東漢張仲景《傷寒論》之理路。他的兒子吉益南涯（1750-1813，名猷，字修夫，號南涯）也是大醫家，他繼承家學，提出「氣血水辨證」論，著有《醫範》、《氣血水藥徵》等重要醫學著作，並培養出中醫外科先驅華岡青洲等醫家。

中醫向有「經方派」、「時方派」之爭。經方者，祖述傷寒論也；時方者，其「時」指的是明朝，大抵在李時珍《本草綱目》之下，以及後來溫病理論。台灣自稱「經方家」者，向來看不起「時方派」或現代學院裡的中醫系，覺得他們溫溫吞吞，病治不好、人醫不死。此中曲直，自不是我這個門外漢能理解，但現代「經方家」其實亦頗受日本吉益東洞、吉益南涯以下「古方派」之影響。

清末詩人黃遵憲出使日本時，與日本文化界交流甚深。彼時日本西學當道，傳統醫學被視為落後的東西。許多高明的日本漢醫頗生時代變遷之感歎，而與來自文化宗主國的大名士外交官黃遵憲不時「互相取暖」，往來頗密。由黃遵憲的信札文章觀之，他老兄認為在傳統中醫這個領域，日本的醫生的醫術比中國的厲害。所以日本漢醫學術，固不容小視也！

講了這麼多，是要說我手上有一本「吉益先生遣稿（下）」的古鈔本，此處封面的「遣稿」應係「遺稿」之誤。內頁「東洞先生遺稿卷之下」就寫對了。

「男猷修夫、清子道、辰子良同輯」，其中「猷修夫」就是吉益南涯。

此一下卷，載吉益東洞所著「文」、「讚」、「雜著」三種文類，其中文三篇：〈祭安藝嚴嶋大明神告文〉、〈祭南部源候文〉、〈祭兒濬文〉，讚三篇：〈河豚魚讚〉、〈神農扁鵲仲景圖讚〉、〈扁鵲讚〉，雜著四篇〈範學一則〉、〈臋癰一則〉、〈扁鵲傳評〉、〈家約〉。其後有〈東洞先生行狀〉一篇，係吉益南涯所著。

卷末，記載文化三丙寅（1806），藤晴政謹寫之。「藤晴政」此人查不到資料，書法雖不驚人，但極為工整。版型長26.5公分，寬17.6公分，內頁所用為薄楮皮紙，質地堅實，略有水漬，迄今二百一十年僅邊緣略為泛黃而無破損。今日欲求此紙恐不易得。

經查，《東洞先生遺稿》的序係由河南儀兵衞在寛政元年（1789）寫成，似由出雲寺文次郎在寬政12年（1800）出版，分為上中下三卷。

我手上這本應當就是上開出版品的手鈔本。古時候，印刷品比手鈔本還要珍貴，和今日恰恰相反。

1800年出版的《東洞先生遺稿》大概都收藏在日本各大學圖書館中（美國的國會圖書館亦有入藏），而我居然可以在日本yahoo拍賣上買到1806年的手鈔本，還真應驗了那句廣告詞，什麼都賣，什麼都不奇怪！

書店不死

2016-03-07T06:30:00.000+08:00

中國著名編輯兼作家胡洪俠是歐威爾的粉絲，蒐集歐氏名著《一九八四》各種中文譯本，並考辨源流，樂在其中，對於劉紹銘所譯《一九八四》之版本極為讚賞。

他在印刻雜誌上曾有一文述其來台獵書之事，略謂：「東大圖書公司於一九九一年三月印行劉譯《一九八四》，出精裝、平裝兩種，設計與印製皆屬上乘……唯獨劉紹銘譯本似乎沒在台灣重印過。是因為版權的緣故嗎？如今，想找一本東大版的平裝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況精裝。二○一二年十二月，我曾在台北重慶南路三民書局書架上偶遇五冊嶄新的平裝本，大喜，遂盡數帶回深圳。」

偶讀此文，出於好奇，我也就近前往三民書局一探，發現胡洪俠將「五冊嶄新的平裝本」悉數捲走之後，書架上仍穩穩當當地放著一冊劉譯《一九八四》。吾亦大喜，遂購回一冊。改日再去，此書仍不缺席。

由是乃知，三民書局的庫房裡，恐怕還放著不知多少劉譯《一九八四》等著上架。如果胡洪俠早知道打個電話給三民書局的櫃檯，也不必多年苦於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某日逡巡三民書局，偶見葉石濤一冊早年的短篇小說集《卡薩爾斯之琴》，平裝本，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月初版。想見此書銷路不佳，初版未能售完，竟自民國六十九年上架至一○四年仍未下架，算算前後長達三十五年。在這眾聲喧嘩「紙本書已死」的年頭尚有此「書店奇遇」，吾人一時感動不已，遂又購回一冊。

改日再去，不意外，此書又上架了。這次不但有初版平裝本，還出現初版精裝本。

後來才知道，我的種種驚喜，在三民書局中，只能算是稀鬆平常。許多二手書店尚難得一見的書，三民書局都當成新書在賣。

也許是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前出版的書，只要進書了，三民書局就為其留個席位，時時勤拂拭，不使惹塵埃。讓書本默默地等待第一代、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的讀者上門問津。

都說這是個出版崩壞的年代，新書上市賣不動，書店馬上下架、退書，出版社庫存已滿，就送去打成紙漿。書愈出愈多，絕版也愈來愈快。當此之時，三民書局曖曖內含光的溫柔敦厚，六十寒暑的藏書底蘊，足使嗜書者感心再三。

老戰友多熄燈歇業，新挑戰已紛至沓來。雖然沒有暖色系的燈光、木質地板和高品味的裝潢，也沒有二十四小時營業，吸引文青男女深夜相約或不相約的盛妝流連。不能在面海的落地玻璃上寫詩，也沒有帶著咖啡香和手工餅乾的文化講座。反而是，店門口恒常放著字典、辭典的廣告文案，一樓擺放大量的考用工具書，四壁書架頂天，平台新書向來並不搶戲。

木納若是，書店不死。

刊於2016/3/7人間福報縱橫古今版

《古書漫記》阿波橘貢著《書則》寫本

2016-03-03T06:30:00.000+08:00

自從去年有一次發神經買了幾本和刻本（即日本刻版印刷的書籍）之後，發現在這些爛紙頭裡找資訊，去拼湊一本書的身世，是一件蠻好玩的事情。

結果手賤一滑，搭配無遠弗屆的網路，居然又搞了一些廉價日本書回來。

本文所介紹者，賣家是四本打包一起賣，我以1699日元得標。當然，如果把手續費、日本國內運費、國際運費及代收代寄服務費加一加，總價超過4500日元的。完全是一種櫝比珠貴的概念。

話休煩絮。且看照片。

封面題箋「書則寫本全」。這是手抄本，並非印刷。

《書則》是一本書法理論書籍。尊晉唐而貶宋元以下。主張學書以筆法為主，不可徒然模倣字型。立場大致如此，值得贊同。

著者「阿波橘貢」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來歷。也可能是指阿波地區（四國德島）的橘貢先生。

網海撈金之結果，只在一名日本古書商的目錄中見到此書的另一個寫本，售者標註係文政年間（1818-1829），由藤田安吉郎書写，售價30000日円。依其照片觀之，這位藤田先生的書法功力比我手上這本好些。

這個寫本，不只是書寫，還有附圖。圖係雙勾，中間空心。可見抄寫之際，底本亦有附圖。這圖案頗為複雜，前人抄書真不容易。

前述藤田先生抄本，依古書商在網路上提供有限的照片（其實只有一幀）來看，他的圖例是實心的。而且排版也完全不同。所以鈔本人人可抄，各有巧妙不同。

鈔本的書者，依例是會簽名於書末。本書應該是一位「上石」先生抄寫的，可惜並無全名。

年代在享和元年辛酉三月，即西元1801年，清嘉慶六年。而且可以確定是在三月二十日之後，因為在該年三月十九日前，日本年號仍為寬政十三年。

所以，這是距今215年前的一個寫本。而且是奉「東叡大王」的命令所抄的。

所謂「東叡大王」，是對「三山管領宮」的敬稱。而三山管領，是指他一人兼有「上野東叡山寛永寺貫主」、「日光山輪王寺門主」、「比叡山延暦寺座主」的職位。在江戶時代，是佛教及漢文教育的重要機構，當然也在政治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不過此部分我非專家，就此打住，不要再胡說下去了。

因此，我猜這可能是當時的東叡大王有《書則》古本，命其部屬「上石」抄寫，作為內部使用。也許不只命一個人抄，也可能不只抄一本。但，這部分就待考吧！

接下來，看收藏者的紀錄。

以往讀書，說是珍貴書畫古籍藏品等，最重要的就是「流傳有緒」，即由某個名家收藏再轉到某名家再轉到下個藏家等等，每一次轉換都要有紀錄。

我這本廉價書，當然談不上什麼「有緒」，不過藏家簽名及日期註記是有的。而且，這位收藏家的書法，比起抄寫者「上石」先生可真是好太多了。

「間野藏」或「菅野藏」三字書於封面背面。原本扉貢應當是黏在封面之後，年久脫分，所以這位「間野」或「菅野」先生就直接寫在封面背面上了。

「昭和三年春の日登米伊達家（？）拜預（領）す」

「登米伊達家」來頭不小，是仙台藩的一門，第一代藩主伊達宗直（原名白石宗直）的主君就是伊達政宗。伊達政宗的名字和豐臣秀吉、德川家康等人常連在一起，不論是讀小說、看漫畫或者打電玩，應該都不陌生。

至於「拜預す」是指暫時收存的意思。難道此書曾暫放登米伊達家。

在此處，嚴重懷疑是寫字寫太快，「拜預す」其實是「拜領す」，「領」、「預」二字的行書樣子有點接近，依此處文義，以「拜領」較為合理。

如果是「拜領」，那意思就很明確了，即此書得自「登米伊達家」。

至於這位「簡野」或「菅野」先生是誰呢？說實話我無法判斷。這兩個姓氏和伊達家好像都很有關係。

先說「簡野」吧！我私心以為這本書若是「簡野道明」先生的藏書，那我就真的賺到了。

簡野道明出身於日本宮城縣的本吉町，就在登米市的旁邊（原本吉郡有一部分劃入登米市）。據說他所屬的「簡野氏」，先祖就是伊達政宗，伊達政宗的後代分封他處，最後成為吉田藩藩主，其中一個兒子又繼承了簡野家，就是簡野道明的祖先。所以簡野道明和伊達家可謂是關係匪淺。

簡野道明是日本的大漢學家及漢詩詩人，編有漢和辞典「字源」及各式中國經典古籍的註解書。所以如果是他，應該會有興趣收《書則》這樣的書吧！

只不過昭和三年（1928）時，簡野道明已經63歲，離去世只有10年。彼時其已望重士林，藏書是否會輕易流出？然或因戰亂之故，也實在難說。

而「菅野」在日本也算是大姓，伊達家歷史上姓菅野的家臣多的是。這就真的很難猜了！

無論如何。追答案的過程就是一種無聊的樂趣。

分享無聊的樂趣，就是讓人在奮鬥的塵世之中，偶也能感受一下無聊的趣味。

茲為記。

【民國軼事】近代女刺客

2016-03-02T03:00:00.000+08:00

去年，侯孝賢《刺客聶隱娘》名重坎城，又奪金馬。而聶隱娘者，一唐朝女刺客耳。

近代也有一位女刺客施劍翹，一九○五年生。父施從濱，軍閥張宗昌之部將，一九二五年兵敗於孫傳芳，被俘，槍斃於蚌埠車站前。

一九三五年，孫傳芳下野後，於天津居士堂禮佛誦經。十一月十三日，施劍翹喬裝信女，近身槍殺孫傳芳，舉國震動。

行刺後束手就擒，當場發放傳單，表明行刺係為報父仇，無關政治。傳單上自署詩二首：

「父仇不敢片時忘，更痛萱堂兩鬢霜，縱怕重傷慈母意，時機不許再延長。」

「不堪回首十年前，物自依然景自遷，常到林中非拜佛，劍翹求死不求仙。」

詩才普普，但直白傳情。

此女刺客，比李安電影《色戒》中的王佳芝乾脆多了。

只是王佳芝（鄭蘋如）行刺漢奸易先生（丁默邨）不成，淪為槍下亡魂。施劍翹殺了孫傳芳，卻是繫獄不久便被當局釋放；她雖抱必死之決心，卻活了下來。

大抵父仇不共戴天，為父報仇，其情可憫，這條潛規則在法治未開的亂世，還是有其「法效果」的。

刊於2016.3.1人間福報縱橫古今版

王曉波和他的母親章麗曼

2015-12-10T23:48:00.000+08:00

挖人家的家底，一向是我很討厭的事情。不過，王曉波，這次爭議性課綱微調的主導者，他為什麼會這麼想，為什麼要這麼做，還真的非從他的家庭背景來談起。

王曉波的母親是章麗曼、父親是王建文。國共內戰期間，王建文派往台灣，帶著母親、兒子王曉波及女兒同行。妻子章麗曼則留在上海。

章麗曼「滯匪」之後，在新華社工作，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進入台灣工作委員會。1950年，王建文透過關係把章麗曼接到台灣，章麗曼赴台，但仍與中共情報人員有所聯絡。1953年，匪諜蔡孝幹被捕，蔣介石當局破獲中共地下人員名單，章麗曼遭憲兵總部逮捕，1953年8月18日被憲兵司令部以叛亂罪，逕行槍決。其夫遭牽連，以知匪不報罪名，被判刑七年。

章麗曼是不是真的在從事情報工作的匪諜，如今我們不得而知，對當年的憲兵司令部來說，這是不重要的。依當年陷無辜者於重罪的軍法標準，章麗曼這個案子已可謂是「鐵證如山」。

現在，「章丽曼」的烈士神位供奉在中國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纪念廣場。這代表中國當局承認章麗曼確實是他們派出的間諜烈士。不過，章麗曼到底是否真的就是「匪諜」，我們也不願意逕行採信中國的說法，遽下定論。

我們不否認王曉波及其家人是台灣白色恐怖下的受害者，王曉波自童年時起所受的苦難，我們也寄與同情。但章麗曼生前是國民黨口中的「匪諜」，死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供奉的烈士。她和白色恐怖中其他真的純然無辜遭受牽連的被害人，好像仍是有些不一樣的。

王曉波自己身受白色恐怖之苦，他的母親雖被指為「匪諜」，但以今日的標準來看，並沒有經過正當的審判程序，也算是死在白色恐怖之下。根據＜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章麗曼案在台灣被認定是不當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也發給家屬補償金。

但王曉波先生修課綱，對這一點倒是「大義滅親」，在課綱中一併把白色恐怖這幾個字給「微調」掉了。

他對於國民黨政府以不當審判殺害了他的母親，看來並沒有「不共戴天之仇」，這是怎麼回事？

後來讀了王曉波懷念母親的文章「我的母親章麗曼－一個匪諜兒子的自白」，才終於有點了解。且讓我引用最後兩段，看看王曉波是如何走出白色恐怖的陰影：

所以，八○年我在美國給大舅的信上就說到：「舅舅，您可聽見我們的呼聲！您可聽見婆的聲聲喚兒聲？我們家族的悲劇，也是中國悲劇的一部分。我們不怨天也不尤人，我們只恨中國為什麼不強大，自己為什麼不爭氣。我們只應抹乾眼淚為中國的明天而奮鬥。希望我們的悲劇不要在我們的子孫身上再重演。」

在「白色恐怖」的陰影下。從小，我不敢跟別人說母親的名字，甚至也曾在心裡抱怨過媽，害我們從小背負「匪諜兒子」的罪名，受盡羞辱和迫害。今天，我必須大聲的告訴大家，我的母親叫「章麗曼」，我就是章麗曼的兒子，我以母親的誓死不屈而感到光榮。

在這裡，我們看到王曉波把自己和中國綁在一起，在心理上得到了救贖。他不怨天、不尤人，意思就是不恨國民黨，也不恨共產黨害死了他的媽媽。他只恨「中國為什麼不強大」，所以他只恨會讓中國感覺不強大的台獨份子。

他只恨「自己不爭氣」。這可真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受害者對加害者產生認同）的典型案例。章麗曼的悲劇，和王曉波的不爭氣有什麼關係呢？我們簡直想要拍拍那個九歲王曉波的背，告訴他不要這麼自責，媽媽的死絕對不是你的錯。

最後，王曉波要大聲的告訴大家，他是章麗曼的兒子，他以母親的誓死不屈而感到光榮。母子親情乃是天性，自不能置一詞以駁。只不過，章麗曼女士的誓死不屈，是在國民黨嚴刑拷打之下對中國共產黨展現的赤膽忠心。

王曉波為此感到光榮。可見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將章女士的烈士牌位移出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纪念廣場，王曉波可能會倍感屈辱的去拚命。由此我們可以猜測，王曉波先生的國家認同並不是台灣，也不是中華民國，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那個彰顯他死去母親烈士地位的心靈祖國。

王曉波先生有他個人的歷史，他要怎麼想，他要如何認同，他要如何在心中安置他慘死母親的地位，是他自己的事，我們就算不能理解，也只能完全尊重。

只是選擇這樣的一個人，來擔任修改台灣全體中學生歷史課程課綱的重責大任，我們不禁要質疑當權者的心態，是完完全全的病了，還是完完全全的瘋了呢？

（本文成於去年，事過境遷，今始面世）

《閱讀》小城故事

2015-12-10T23:38:00.002+08:00

此刻，以巴烽火連天。我在台北，讀卜洛克的《小城》。

小說家在九一一事件之後寫了一個紐約的故事，故事裡的紐約也在九一一之後。那個時候，美國人恨死了信仰伊斯蘭的阿拉伯人，所以小布希的話再白痴，也多的是振臂叫好的徒眾。

有人說，下了雨，紐約只是一座小城。卜洛克還是用他最拿手的行當，謀殺，來寫這個小城故事。

小城裡的一個老頭，女兒在世貿大樓上班，飛機撞上去，死了；兒子是英勇的消防隊員，救災時高樓垮了下來，也死了；老妻臥病，過不了這愁苦的年，自殺了。

於是這老頭恍恍無依，竟變成一個連續殺人狂。他不針對阿拉伯人或伊斯蘭教徒，他專門濫殺無辜。他認為這不是報復，而是為紐約的偉大而犧牲。

一開始是一個女房地產經紀人，再來是一個媽媽桑和兩個妓女，然後三間同志PUB六、七十條的火下亡魂，再加上房東、遊民.....，算算也許死了上百人。

最後，一個沈迷於SM遊戲，可望競選紐約市長的退休警察局長，光著一身被蜜臘除毛的裸體，在命懸一線之際，開槍射殺了老頭。卜洛克寫到，此時老頭的心裡感到一陣甜蜜。

這是部多線發展的小說，中譯本有六百頁，裡頭的情節與細節多到就算我說出了結局，也不怎麼破梗。

一篇文章不可能談盡一部小說，一部小說也不可能反應一個真實的人生。但我想問，為什麼一個慈祥的老頭，受到這種打擊，就變成了一個「視死如歸」連續殺人魔？

世界上命運比他悲慘的人多的是。不是嗎？

比方說，加薩地區那些父母兄弟子女親朋好友都死於戰火，自己還被炸得缺手缺腳臉歪嘴斜的人們，不知明天能否活下去。這豈不比老頭更慘一萬倍？

也許悲慘沒有辦法用天秤來衡量。只是我們不禁懷疑，不論是基地或者哈瑪斯的徒眾，在懷裡炸彈引爆的那一刻，心裡也會像紐約的老頭一樣感到一陣甜蜜嗎？

是否我們因此瞥見人性的某種脆弱，所謂的正常，其實只要跨過某一步，就會滑落到不可知之境。學術上把這叫做滑坡理論，好像是說你我如今平淡平安略帶苟且的生活，只是萬幸你沒有一腳踩上那個滑坡，不然，滑坡的下方可是沒有什麼安全保護措施。

面對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西方世界與伊斯蘭世界解也解不開的結。卜洛克只寫個人的脆弱，寫性與暴力如何讓人踏上那道滑坡。

小說裡的每個人都改變了。連續殺人狂和SM成癮者外，畫廊老闆穿了乳環，陷入無時無地的性興奮；作家和經紀人玩了3P，竟然發現自己是同性戀......

情慾橫流，暴力泛濫，紐約還是紐約。雖然卜洛克說紐約已經不再一樣了，但其實明明就一樣。

世界之都，湮沒人性的超大都會。誰知道那個看來再正常不過的鄰人，有一天會變成殺人狂徒？

而或許，我們應該反過來看，那個神經病老頭，原本就是你正常不過的鄰人，只是他受了點苦。

就像是下了雨，紐約就是座小城。

隱身老紐約的卜洛克，也許默默在想，那開著飛機的人，可能也是你傷心地裡的鄰人。

世界，不也是一座小城。

（本文作於2014年8月；近來IS，復又感之也！）

【字詞溯源】腳色和現代A、B、C咖

2015-10-29T07:00:00.000+08:00

在二○○七年的金鐘獎頒獎典禮上，頒獎人高凌風及康康一段精采搞笑的脫口秀，讓A咖、B咖、C咖這些演藝圈的用詞，進入我們日常生活用語的領域。A咖指的是一個行業中的領頭人物，B咖、C咖就等而下之……

A、B、C、D是英文字母，老外也用來打分數，相當於台灣老師用甲、乙、丙、丁來評定等第。但「咖」是什麼呢？

「咖」其實是台灣話的用語。用台灣話問人：「你是什麼『咖曉』（諧音）？」，乃是一句貶低對方的話，帶有相當的挑釁意味。

而「咖曉」者，實應寫作「腳色」。「腳色」乃是唐、宋、元、明時代的用語，所指相當於今日的「名片」、「履歷」、「出身」等意思。

唐朝貞觀年間知名訓詁學家顏師古，曾奉當朝太子李承乾之命註釋《漢書》，解釋「謁」、「上謁」的意思，寫道：「為謁者，書刺自言爵里，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上謁，若今通名也。據此，則為謁似今『腳色』手本，而上謁似今之拜帖矣。」

宋朝時，若欲入仕為官者，必需提出一份註記鄉貫、戶頭、三代名銜、家口、年齒、出身履歷的文件，若注授轉官，則又加舉主有無過犯，這一份文件謂之「腳色」。

宋仁宗慶曆三年（西元一○四三年），新舊變法黨爭時，歐陽修曾上書〈論班行未有舉薦之法札子〉，大意是說文官有舉薦的管道，可以擇賢任用；但武官卻只看資歷，「或要人使，則臨時祗看『腳色』點差，多是不副所選。」

元朝石德玉在《曲江池》這部長劇的第四摺，有句台詞寫道：「張千，取他遞的『腳色』來我看。」可見「腳色」應當也指一種自我介紹的履歷表。

明朝宦官劉若愚在獄中寫過一本筆記《酌中志》，記述天啟年間魏忠賢禍國殃民的事跡，書中有很多時代的生活細節，極具參考價值。其卷十六〈內府衙門職掌〉有一段：「六科廊掌司六員或八員，分東西兩房，管精微科內外章疏，及內官『腳色』、履歷、職名，月報逃亡事故、數目」；又明朝凌蒙初著《初刻拍案驚奇》卷二有一段：「又不曾盤問客官出身，何故通三代『腳色』？」

一直到清末，詩人黃遵憲於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至光緒二十年出任大清帝國派駐新加坡總領事，兼轄檳榔嶼、麻六甲、柔佛等地。任職期間創作了〈番客篇〉長詩，描繪新加坡的風土人情和歷史。詩中寫到作者參加一場喜宴，席間與一位老叟傾談，老叟為其介紹座上賓客的故事，詩云：

「指問座上客，『腳色』能具詳。上頭衣白人，漁海業打槳，大風吹南來，布帆幸無恙，初操牛頭船，旁岸走近港，今有數十輪，大海恣來往……右坐團團面，實具富者相，初來錐也無，此地甫草創。海旁占一席，露處辟榛莽，蜃氣噓樓台，漸次鏟疊嶂。黃金准土價，今竟成閭巷……」

追本溯源，「腳色」一詞至少流傳了一千五百年。可惜無論是在國語或是普通話中，這個詞算是已經死亡了（另一說是在元朝時轉成「角色」二字，此議待考）。

幸而「腳色」還保留在台灣話日常用語中（發音「咖曉」；如果是「角色」，則讀作「kak-siek」），甚至與西方文化相結合，進而翻出A咖、B咖之新意。

「你是什麼咖？」變成了新新人類的常用語，以國語發音，讓「腳色」化身為「咖」，重新回到我們的國語系統中。

這種語言交錯時所散發出來的生命力，正是吾島之民應當珍惜、重視並發揚的。

2015-10-29刊於人間福報縱橫古今版

阿堵物，究竟是何物

2015-05-20T00:00:00.000+08:00

阿堵，何謂也？有人說「阿堵物」乃是錢的意思。

南宋的大學者洪邁在其《容齋隨筆》卷四有〈寧馨阿堵〉一篇，略謂：「寧馨、阿堵，晉宋間人語助耳。後人但見王衍指錢云：『舉阿堵物卻』，又見山濤見衍曰：『何物老媼生寧馨兒』，今遂以阿堵為錢，寧馨兒為佳兒，殊不然也。」

根據古時候學者的考證，已經明確指出「阿堵」是魏晉南北朝時人的口語，意思就是「這個」、「這些」、「這裡」的意思。「阿堵物」就是指「這個東西」。

王衍是西晉人，出身瑯琊王氏，就是王羲之所屬的那個高門，所謂「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之王家也。

王衍是名士也是大官，喜好清談，有人說他是清談誤國的代表人物。他的太太郭氏愛財，王衍很受不了，所以絕口不說「錢」這個字，結果他的家人作弄他，拿著錢追著他跑，逼他要說錢這個字，結果王老爺生氣了，就說「舉阿堵物卻」（一說「去阿堵物」）。

意思就是，把這個東西拿走。老爺我就是不說「錢」這個字。

結果後人讀書一知半解，就把「阿堵物」當成是錢的意思。王衍地下有知，可能會氣的半死。

同時代的大畫家顧愷之畫人之後，多不點睛，謂：「傳神寫照，正在阿堵間」。殷浩說：「理應在阿堵上」。意思也是「正在這裡」、「應在這邊」，和「錢」是完全打著不著邊的。

近世有學者考據，認為「堵」即是「者」，其字於《廣韻》屬上聲馬韻，音〈章也切〉，讀起來和「者」是一樣的發音。「阿堵」即「阿者」也。

如此說來，「阿堵」這個詞彙並沒有死亡，如果用「阿者」來作台語發音，會發現我們一天到晚都在說。比方說：「頭家，『阿堵』按怎賣？」（老闆，這個多少錢？）；「『阿堵』是發生啥麼代誌？」（啊這是發生什麼事情？）；「『阿堵』請你食」（這個東西請你吃）。可謂不勝枚舉。

台語包含大量中原古音，此又為一證。

（原載2015/5/12人間福報縱橫古今版）

【作詩】三一八週年有感

2015-03-31T05:30:00.000+08:00

太陽花發滿都城，且臥立院到天明，

暗箱服貿如鴆酒，亡國解甲豈用兵？

民權振奮青衿影，寰宇通傳網路聲，

又是一年春盡日，離離野草更生生。

【新詩】致香港

2014-10-07T22:33:00.000+08:00

（歪詩一首）

我是北地忍不住的春天
你是肛門忍不住的大便

秋來小城
糞至肛門

天空非常希臘
普選非常香港

這次我離開你
是煙是淚是夜晚
你笑了笑一棒朝我頭打下去
一條寂寞的路便展向兩頭了

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
你達達的槍口是死亡的祝福

中國是中國人的通行證
香港是香港人的墓誌銘
看吧在那彎曲的天空中
飄滿了誰人鍍金的倒影

如何解決健保制度中的「藥價黑洞」？

2014-10-07T22:30:00.002+08:00

在許多國際評比中，台灣的全民健保制度總是名列前茅。但健保財務惡化，即將破產；健保給付不足，造成血汗醫護，主要科別招收新血卻「四大皆空」；而藥價一砍再砍，國際大藥廠也再三揚言要退出台灣市場等等。

在這些議題中，有很多人把責任歸給所謂的「藥價黑洞」。認為藥廠和醫院勾結，低價買賣藥物，卻向健保局申報高價，是造成健保財政困難的主因。

但是，什麼是「藥價黑洞」？洞在那裡？我想只有認識「藥價黑洞」在健保給付中「結構式」的存在，才能想出真正有效的解決方式。

舉例而言，假設醫生開給你一種健保給付的藥物叫「Ａ藥」，且看在目前這個健保制度下，你跟「Ａ藥」會發生什麼關係。

如果你去醫學中心台大醫院看病，醫生開了「Ａ藥」給你；又如果你去你家旁邊的「騜耳鼻喉科」就診，醫生開了「Ａ藥」給你；又或者你響應政府醫藥分業的政策，取得醫師的處方箋之後，到你家隔壁的「神珠西藥房」拿了「Ａ藥」。對你來說，是沒有差別的，因為這個買「Ａ藥」的錢，都是由健保局給付的。也就是藥給你吃，健保局會把錢付給台大醫院、「騜耳鼻喉科」或「神珠西藥房」。

而「Ａ藥」既然是一樣的，健保局付給台大醫院、「騜耳鼻喉科」及「神珠西藥房」的錢就是一樣的，假設是一顆新台幣二十元好了。

而「Ａ藥」是誰買進的呢？是健保局統一購買後，再發給台大醫院、「騜耳鼻喉科」及「神珠西藥房」嗎？當然不是的。健保局沒有能力做這件事，而且這樣做會妨害自由市場，大家也不敢把這麼多錢交給政府官僚來管理。

所以你拿到的「Ａ藥」，分別是台大醫院、「騜耳鼻喉科」及「神珠西藥房」各自向藥商買的。

「神珠西藥房」是小本經營，進貨量不多，所以藥商也懶得理他，一律照批發價十八元賣「Ａ藥」給「神珠西藥房」，所以「神珠西藥房」賣一個「Ａ藥」可以賺二元，扣除營業成本之後，算是合理的利潤。

「騜耳鼻喉科」生意還不錯，病人蠻多，用藥量也多，所以藥商願意以一顆十三元的價格提供「Ａ藥」給「騜耳鼻喉科」，所以騜醫生每開一顆「Ａ藥」出去，「騜耳鼻喉科」就可以向健保局拿二十元，賺到價差七元，算是有點好賺了。

台大醫院是一個超級大戶，為了讓「Ａ藥」在這個醫學重鎮有更高的占有率，以獲取行銷廣告上的利益，藥商決定不計血本的以一顆五元的價格提供「Ａ藥」給台大醫院。所以台大醫院每賣一顆「Ａ藥」，就可以向健保局拿到二十元，扣除實際藥價五元，一顆賺到的價差就高達十五元，是成本價的三倍，簡直就是暴利。這就是大家所稱的「藥價黑洞」。

好吧！就算上面三種藥價都被健保局查的一清二楚，又怎麼樣呢？

健保局根據查價結果要調降「Ａ藥」的藥價，調成十八元，「神珠西藥房」就要倒了；調成十二元，「騜耳鼻喉科」就要賠本了，而給付十二元，台大醫院賣一顆「Ａ藥」還可以賺七元哩！

所以，查價怎麼能「有效」解決藥價黑洞的問題呢？

政府難道要強迫台大醫院把明明可以便宜買到的藥，用貴的價錢去買嗎？

政府難道可以強迫藥商賣少量的藥給「神珠西藥房」時，價格也要和賣給台大醫院這種大戶一樣嗎？

前者不合理，後者也不合理，在不合理的基礎上，政策推行怎麼可能不出問題呢？

所以健保局一直在「查價」，簡直就是查心酸的。健保局說給付藥價太高，對台大醫院這種情形而言，有理；藥商說藥價給付太低，對「神珠西藥房」而言，也有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民眾只好看得一頭霧水，不知伊於胡底。

只有了解「藥價黑洞」是個「結構性」、「制度性」的問題之後，才能思考真正的解決之道。

方法一，健保局可以採用浮動藥價制度，同樣的「Ａ藥」，給付台大醫院六元、給付「騜耳鼻喉科」十四元、給付「神珠西藥房」二十元。如果真的做到這個程度，藥價黑洞就不存在了。

但這個方法註定是困難重重，因為給付制度會變得極為複雜，每種藥每間醫院的價格都不一樣，管理成本勢必居高不下。再者，若醫療院所在藥價這部分無利可圖，他們又何必辛辛苦苦的去跟藥商殺價？反正買多少報多少，大鍋飯大家吃，搞不好藥商賣到好心情，還可以有「另外的回饋」。

因此，方法一是行不通的。

那有沒有方法二呢？我知道確實有，多年前某女性官員曾經提出，但被否決了。我覺得她的說法非常有道理。

承前例：健保局給付的藥價，一定要能讓「神珠西藥房」存活，才會合理。也就是說，「Ａ藥」一顆應該要給付二十元。但是大醫院的大量採購，一定可以跟藥商殺價。而健保局可以跟醫院分享這部分的價差。比方說，醫院可以保留百分之五十的合法利潤，其他百分之五十還給健保局。

也就是說台大醫院買一顆「Ａ藥」只要五元，與健保局給付標準二十元間，有十五元的價差，那台大醫院可以保留其中七點五元，算是他努力殺價所賺到的；另外七點五元就還給健保局。「騜耳鼻喉科」比照辦理，茲不贅。

如此一來，醫療院所才會有「誠實報價」和「努力殺價」的動力。因為殺越多，賺越多，而且是合法的錢。另一方面，健保局有了藥價價差的回流機制，也就不必牽就健保財務困難，一直不合理的刁難種種健保給付，搞得醫生和藥商都很受不了。

接下來，健保局再去查價，看看藥商是不是把「Ａ藥」的價格哄抬成三十、五十元、一百元，這才有查價的意義。

把合理的利潤給出去，再用重罰及加強查緝來嚇阻藥價作假，一推一拉之間，藥價黑洞的問題才能解決。而這麼有創意的方案，據說當年在長官害怕「圖利醫院」的考量下被否決了；又或者事實上是各大醫院並不願意把藥價差額吐回給健保局，因為這是他們最大的財源。

然而，良善的制度應該是對於醫護人員的尊重，理應提供醫療專業行為合理的給付，而不是開一檯刀只給付幾百元、一兩千元這種侮辱性的價碼。而讓醫院從藥價中去賺取利潤來經營，亦未必全數回饋到第一線的醫護人員身上，反而給了醫療機構經謍者上下其手的空間。

全民健保已是台灣社會安定重要的基礎之一，主政者豈能不深思再三？

2014／10／7刊於民報

矢內原忠雄及其《帝國主義下的台灣》

2014-10-02T20:30:00.000+08:00

讀台灣史，不可不知台灣的殖民史。此等學術研究現在頗為不少，但若可讀讀當代人物在時代現場目擊的觀點，當更為可貴。台灣人囿於被殖民者在經濟、學術上的弱勢，在提出論述的能力上，當然不如占盡優勢的殖民者（但不是沒有例外）。因此，在這個課題上，便不得不讀日本人的著作。

在人類學的領域，諸如鹿野忠雄、伊能嘉矩等等，由於楊南郡先生長年努力翻譯及推介，較為大眾所知。而矢內原忠雄教授所著《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則是在政治經濟學領域中，不可不讀的一本書。

矢內原忠雄先生，何許人也？二戰前，曾任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的教授；二戰後，則曾出任東京大學的校長。他是一位基督徒，在日本軍國主義喧嘩的時代，仍堅持和平主義。

在七七事變發生後，矢內原先生寫了一篇〈國家的理想〉，略謂：「國家的理想是正義與和平，而非用戰爭的方法來欺壓弱者。不論是國內或國際上，強者欺壓弱者的手段就是暴力，而最嚴重的就是戰爭。偉大的國家必須堅持理想，無法堅持理想的國家，即使看起來非常強大，實際上是跟亡國沒有兩樣。」

說出這種言論後，即使矢內原忠雄貴為東京帝大的教授，也不得不被迫辭職。

戰後，矢內原先生又表示：日本的戰敗是真理的勝利，由此證明世界中迎合權力或潮流的學說必定是錯誤的，這是此次戰爭給人類社會最大的教訓。

由是可知，矢內原忠雄是這樣的一位人格者，他的學術觀點應當不會是附和軍國主義的官樣文章。當然，我們無法苛求矢內原在當年就採用「台灣史觀」來著述，但其學術人格之客觀與持平，是值得信賴的。

事實上，矢內原忠雄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在當年更被台灣總督府以妨害統治為由列為禁書，雖然在日本出版，但禁止輸入台灣。

《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是一本學術論文，讀來可能頗為枯躁！還好有何義麟教授改寫成較為通俗的版本，書名為「矢內原忠雄及其《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由台灣書房出版。展讀之後，對台灣歷史又有不同的視野。

這本書，真的應當列作中學生台灣史課程的補充教材才對！不然，日本的岩波書店於2001年重新發行《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單行本及文庫本，並列為「傳給21世紀日本人的名著」之一。日本人讀而我們不讀，豈不又輸了一截？

以下，作一些簡略的讀書筆記：

矢內原忠雄分析西方帝國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之不同，在於西方（英、德）各國的帝國主義，是在其國內壟斷資本的積極活動下，催促、要求政府奪取殖民地，准許資本家經營專利性的殖民公司，比方說英國的東印度公司。

而日本當時資本主義的發展並未達到這種階段，也就是沒有出現帝國主義的內在壓力及需求；而只是在意識型態上，以政治及軍事活動加入了西方帝國主義的競爭。

簡單來說，西方的帝國主義，是因為他們工商發達之後，錢太多，多到本國吃不下，所以才外出發展及掠奪。但日本的帝國主義雖然也掠奪，但骨子裡其實是沒錢的。

因此，此種日本後進式的帝國主義，並沒有資本家帶著國家前行；反而是國家要投入大量的資本，去幫助資本家「升級」。在台灣，最明顯的就是台灣銀行的設置，日治時期台灣的諸多經濟投資及建設，背後最大的金主就是官方的台灣銀行。

而當年的日本國會還曾經討論過到底要不要放棄台灣這個「錢坑」。由此可見日本帝國主義在內部的矛盾。

總之，由於日本社會的經濟發展階段尚未達到西方帝國主義者的程度，因此，日本對於台灣這個殖民地的經營，就不能像英國對待印度一樣擺爛。他必需先動用國家資本將台灣建設成一個可以對外賺錢的地方，然後才能吸引資力不足的日本資本家到台灣來投資。

在國家直接、間接的支持下，日本資本家也在台灣驅逐了外國資本（如英商怡和洋行）、壓制了本土的資本，而取得壟斷的地位。再藉由這種壟斷地位，累積資本，以台灣為基礎，對外發展（比方說，台灣製糖會社於1927年的獲利，在台灣部分高達823萬日圓，在日本國內卻僅有17萬日圓）。也可以說，台灣資本的累積，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資本的累積，也是推昇日本帝國主義發展的動力。

對日本本國人而言，這些在台灣的投資，是全體納稅人出的錢。但投資後在台灣所賺的錢，卻是由這些取得壟斷地位的日本資本家吃乾抹淨。這是嚴重的變相補貼，也是相當不公平的事情。細思之，這種情況在今日的台灣仍然存在，許許多多的大企業將資本外部化，推給社會大眾承受（如污染），若發生嚴重後果則由政府拿全體納稅人的錢出來解決，企業的利潤卻長期為資本家收進口袋，這或許是一種「後殖民」的表徵。

對當時的台灣人而言，這種日本資本的壟斷，使得台灣的資本家在階級鬥爭這件事情上，常常是和無產階級站在同一邊。因此，台灣的階級鬥爭和民族運動互相糾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比方說台灣文化協會（連溫卿）與農民組合（簡吉）、台灣民眾黨（蔣渭水、蔡培火..）與台灣工友總聯盟（蔣渭水），資本家與無產階級都曾經走在一起。

台灣作為日本的殖民地，資本投資受到總督府特別的保護，因此，當日本國內不景氣時，資本就大量流入台灣。而透過官方（如公債）及私人管道（如公司），也會吸收台灣本地人的資本。然而，以台灣銀行為例，雖然叫做「台灣」銀行，但放款的對象幾乎都是日本資本家，這也限制了台灣本土企業的發展。

而由當時台灣的進出口貿易統計可知，台灣大體上是日本食品原料特產品（茶、樟腦、米）的供給者，同時成為日本工業產品的市場；同一商品則以高級貨品供應日本，再設法進口次級品。也就是說，台灣人並非先滿足自己的消費，再將剩餘輸出，而是將自己生產較為高價的米賣到日本，再對外買米補充島內的需求。

這是標準的殖民地剝削關係。二戰後，台灣在政治上雖然已非日本的殖民地，但上述殖民地的經濟現象仍長期存在，現在也未完全絕跡。比方說，台灣產出最高等級的水果，都是外銷日本，賺取外匯，次級品才賣給本國市場。這或也是一種後殖民現象。

在教育上，現在普遍認為在日治時期，日本殖民者提供了台灣相當良好的教育，普遍提昇了台灣人的知識水準。但，這種說法可能是和同時期中國的情況相比，才能有此結論。

依據矢內原忠雄所述，日治時期台灣最缺乏的就是初等教育，但總督府無視於這種需求，反而大量投資於高等教育，以便讓日本人子女壟斷高等教育的機會，形成頭重腳輕的教育體制。這種殖民教育的特徵即在於培養統治的幫手並採取愚民政策。（按《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成書在前，殖民後期台灣總督府有推行普及教育。）

以1926年台灣學童就學率來看，日本人不分男女均高達百分之九十八；台灣人則只有百分之二十八（男童百分之四十三、女童百分之十二）；原住民則因有特別補助，免費就學，就學率達百分之七十二（男童百分之七十四，女童百分之六十九）。

不知是否因為教育不普及的關係，早期台籍菁英的形象是有點貴族化（也有例外，如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雖貴為菁英，卻完全是土俗的形象）。而原住民在當時基礎教育所占的優勢，竟在戰後的社會競爭中完全失敗，其前後政策的差異及影響，也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矢內原忠雄又提到，若以總督府的施政方針來看，大致可以1918-1919年作為分水嶺，前期以兒玉、後藤等軍人總督的理念為主，強調台灣的特殊性，對台灣人施以歧視性的警察統治，以維穩、發展資本主義，確立日本官僚及資本家勢力為要事；後期則以田健治郎等文人總督的訓示為準，改採內地（日本）延長主義，注重教育、文治及民族融合，發展島內產業，並強調台灣與日本的結合。而這個進程也符合當時西方帝國主義的流行，可見日本人仍深受西方思想的影響。

矢內原忠雄在此則批判總督府不謀公平對待台灣本島人之要事，只會在教育上推行所謂的國語（日語）政策，就想要同化台灣人，終究也只是徒然。更進一步而言，矢內原忠雄也指出給予台灣本島人更多參政權，也會提高台灣人的民族意識，進而引發民族運動。因此他說：帝國主義的發展，必然是帝國主義的矛盾發展。

至於要如何化解矛盾，矢內原忠雄在台灣東部發展一事上曾經提出建言：「首先應考慮現存日本人移民村的改革（即現今花蓮縣吉安鄉），其次保障平地原住民權益，讓山地原住民下山定居，並收容西部本島過剩人口。然後在此排除資本家企業的入侵，收購會社關係的未墾地，讓日本人、本島人、原住民都能以自耕農或協同的方式進行生產，不讓西部的鉅額資本累積與大量商品出口的型態出現，在此協同的經濟關係上，形成一個和平、自由的社會。」

歷史證明，矢內原的理想沒有出現，花蓮吉安鄉（原名吉野鄉）的日本移民，在不堪原住民的報復性獵殺後，又集體遷走了。而矢內原的建言，於今日台灣東部的發展現況，諸如沸沸揚揚的美麗灣事件、立霧溪口設置大型場館的計劃等等，難道沒有值得好好反思的地方嗎？

此外，矢內原忠雄比較了日本兩個殖民地，即台灣與朝鮮。發現台灣的財政獨立，人民所得較高，初等教育普及率也高；但政治發展上卻是落後於朝鮮。作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有地方選舉制度，朝鮮人擔任官吏的人數較多，更有數家朝鮮語的報紙，這些在警察統治下的台灣都沒有。

我在想，基於歷史發展進程無法跳級的史觀來看，這會不會也是台灣的民主化過程（如強人倒台、總統直選、政黨輪替、總統入獄...），總是落後韓國一步的原因呢？這又是一種後殖民社會的比較嗎？

另一方面，對比日本殖民者在台灣較在朝鮮更為威權，而台灣經濟發展則優於朝鮮這件事來看，恐怕也是「有效率的高壓統治」可以創造「高度經濟發展」的一項佐證。但矢內原忠雄也提醒我們，這種經濟發展其實是「殖民地樣式」，其目的不在求住民生活水平之提高及幸福之增加，而在於提供壟斷資本家更大的利潤。

在台灣及南韓，這種現象恐怕仍然存在。依然有好多人懷念「威權時代的社會安定」，不論是認為日本時代治安有多好，或是兩蔣時期都沒有街頭抗議擾亂社會秩序，乃至現今仍有人認為環保抗爭會拖累經濟發展等種種論調，都在在顯現了我們至今仍未能擺脫「殖民地樣式」的發展模式及思考陰影。

區區小記，不足以盡意。這本書寫的雖然是過去的事，但仍可促發對現在的思考。考其源流，梳其脈絡，歷史中的我們原來如此，所以如此。認清自己，對於未來當破當立之處，才能有更深刻的視野。

2014-10-2 刊於民報

流轉家族: 泰雅公主媽媽日本警察爸爸和我的故事

2014-10-02T06:00:00.000+08:00

台灣人，不可不知台灣事。有一本書，台灣人不讀真的可惜。

下山一牧師的一生，牽連在台灣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中。他以一個信仰者的心平氣和，留下這段珍貴的口述歷史，由其女兒下山操子執筆而成的《流轉家族: 泰雅公主媽媽日本警察爸爸和我的故事》，不僅僅是珍貴至極的史料（包含大量的老照片），更是感人至深的故事。

好故事要留給自己看！權且說說下山一在大時代中被捲入的重大歷史機緣。

下山一的父親下山治平是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所倚重第一批的理蕃警察，在殖民政府的「和蕃」政策下，受命迎娶泰雅族馬烈巴社的大公主貝克‧道雷為妻。這椿政治婚姻，在台灣總督府的政策中，預定以三年為期，期滿後日本警察可以無條件的結束與原住民女子的婚姻關係。

下山治平與貝克‧道雷雖因政治而結合，但有了感情。下山治平留在台灣維持了十五年的婚姻，最後才因故返回日本。貝克‧道雷則至死不願意離開家鄉。

下山一身為日本警官與泰雅族大公主的長子，上的是日治時期專供日本學童就讀的小學校，並一路讀了高校及師範學校，花崗一郎（Dakis Nomin）及花崗二郎（Dakis Nawi）都是他在求學時期親炙的學長。霧社事件發生時，下山一的母親及妹妹就在那個莫那.魯道大開殺戒的小學操場上，因母親貝克‧道雷有泰雅族的紋面，始倖免於難。

霧社事件的起因之一，是因為日警壓迫賽德克族勞役過於繁重，其始作俑者即霧社分室主任佐塚愛佑。他和下山治平同是當年總督府「和蕃政策」之下的警察，也是下山一自幼共同生活的父執輩。

佐塚愛佑迎娶泰雅族馬悉多翁社頭目的公主亞娃依‧泰木，育有子女。後來兩人的長子迎娶了下山一的妹妹；次女則嫁給下山一的弟弟；兩家人可謂親上加親。而佐塚愛佑的長女佐塚佐和子即是日治時期著名電影「沙鴛之鐘」的幕後主唱，該片女主角李香蘭為紅極一時的巨星。書中附有佐塚佐和子、李香蘭與下山一的合照。

下山一的父親下山治平由台灣返回日本後，有緣受日本黑龍會老大頭山滿的賞識及幫助，成為殷實的商人。書中並附有下山一、下山治平與頭山滿的合照。黑龍會為孫文革命早期的贊助者，與中國國民黨有很深的淵源，頭山滿在日本政界也有相當的影響力。

也由於下山治平事業上的成功，下山一雖為「蕃人」之子，仍得以下山家長孫的身分迎娶幼年在埔里的美女同學，出身貴族之家的日本小姐井上文枝。兩人結婚之後同住在台灣。

日本在二次大戰戰敗投降之後，國府接收台灣，絕大多數的日本僑民被遣送回日本。然因貝克‧道雷堅持不願意離台赴日，欲終老於家鄉山林。下山一夫妻乃決定留在深山裡陪伴母親，斷了日本的歸鄉之路。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台灣共產黨活躍人士謝雪紅曾逃亡藏匿於中部深山，也曾求見下山一及其弟下山宏。並勸說下山一應以泰雅族（賽德克族）發動霧社事件之精神，加入台灣反抗軍的行列，共同抵抗中國國民黨的軍隊，但為下山一所拒。

不料此事種下禍根，後來下山一成為國府整肅的對象，屢遭嚴刑拷打，要他交出根本不存在的日軍及謝雪紅等反抗軍的下落。

歷經艱難，下山一全家終於申請歸化為中國民國國籍成功。在充滿險阻的戰後台灣，因其身分特殊，求職不易。後來隻身前往由美援所興建的高山觀測站任職達五年之久，從事沒有人願意去做的工作以謀家計。

日後下山一雖與日本親人取得聯繫，下山一異母之弟並曾希望動用黑龍會與國民黨的關係，讓下山一全家再歸化回日本，但為下山一所拒。其妻井上文枝乃純正日本血統，竟也堅持留在台灣，甚至不願接受日本友人或親人之資助。

下山一先生在退休之後成為牧師。也許只有堅定的信仰，才能在時代的劇變中，身分認同的艱難裡，體認大家都是上帝子民無私的愛吧！

每個人的身上，都是一個時代。但下山一身上的時代，何其沈重與複雜？

身為不可不知台灣事的台灣人，不可不讀。

2014-10-1刊於民報

孔子與冉有的對話

2014-09-25T06:00:00.000+08:00

《論語》，季氏篇，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捨曰欲之，而必為之辭。」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這是論語中很有趣的一段。也是「禍起蕭牆」這句成語的出處。

魯國的權臣季氏想要出魯國之兵攻打顓臾這個小諸候國。冉有、季路（子路）二人是孔子的學生，也是季氏的家臣，冉有更是季氏手下大總管級的人物。這兩個人知道季氏這次的軍事行動恐怕會遭到孔子的反對，而孔門弟子三千，是在野的大勢力，不先來溝通一下是不行的。

冉有是本次對話的主角，他怕自己一個挨罵，所以拉了同學子路來當墊背的。兩個人到了老師面前，可能先扯淡一下，然後委婉的提到：「季氏好像對顓臾有點意見，搞不好會有點事情發生。」

孔子是個老江湖，這些學生屁股有幾根毛他都清楚。他聽個頭，就猜到季氏想做什麼事。於是他老人家就開口說：「求（冉有的名字），這樣做不是太過份了嗎？顓臾和魯國一樣都是周天子分封的諸候，以前是周天子分派到東方收服蠻夷的臣子（東蒙主），是同在文明世界裡的（社稷之內），怎麼可以無緣無故就發動侵略戰爭呢？」

冉有回答道：「老師所言甚是。唉！我和子路二個也不想這麼做，不過大老闆硬要這麼幹，我們也沒辦法。老闆要衝，我們也只能跟著衝，無奈啊！」

孔子就說了：「冉有啊！以前有個叫周任的人說過：貢獻你的力量，做你該做的事，如果做不到，就該辭職下台。現在危險就要發生了你也不救，事情就要完蛋了你還不管，那要你們這些當幕僚的幹嘛？而且你說這種話未免太不負責任了，發動狼虎般的戰爭，摧毀民生經濟，如果你沒責任，那要算是誰的錯呢？」

冉有這時候發現老師就是老師，太強了！用騙的已經玩不下去了，因此，乾脆就攤牌吧！

冉有說：「老師啊！顓臾這個國家很靠近我們魯國邊界的費城（「費」唸作「必」，和美國的「費城」唸作「吠城」不同），現在她是個魯蛇，不趁機把她攻滅了，未來可能會變成魯國子孫的麻煩。」（心中ＯＳ：老頭兒，看在政治現實的份上，識相點吧！）

孔子一聽之下，發現冉有這個小子居然對他耍心機，當下火就上來了。開口罵道：「混帳東西，做一個君子，最最最要不得的，就是明明想一樣東西想的要死，嘴巴卻說我一點兒都不想要！」（心中ＯＳ：連老師你也敢騙，回頭把你當掉重修！）

然後至聖先師就開始長篇大論的教訓起人來啦！孔老師說：「國家不怕資源稀少，就怕沒有分配正義；不怕經濟衰退，就怕社會不安定。如果社會有公平、有保障、能安定，那遭遇到危機也不致於亡國。所以說，要吸引移民（在春秋時代，地大人稀，亟需勞動力，所以人民是稀有財，代表生產力，各國都在爭取甚至掠奪移民。），就要建立安定的社會，移民來了，就要好好的安頓他們。冉有、子路你們這兩個小子給我聽好了，你們在權臣季氏的手下工作，所推行的政策既不能吸引移民，又不能保持社會安定，只想在文明世界裡發動戰爭來獲取政治利益。我看啊！季氏的隱憂不在遙遠的顓臾，而在他家門之內吧！」

這段孔門對話錄其實蠻生動的，然而坊間大部分的翻譯都會讓人看到不知不覺的睡著，真是可惜。

而這個故事可以送給很多人。比如說，送給小布希時代的鮑威爾將軍，如果當時鮑威爾搞懂孔老夫子說的話，也許今天歐巴馬就不會還在為伊拉克的事情傷腦筋。

也可以送給以色列政府中任何一個頭腦比較清醒的官員（抱歉，限於所學，我一個名字也例舉不出來）。如果猶太人能在醉心中華古文明中多了解這一段，也許未來在加薩走廊和約旦河西岸會多一些些解套的希望。

當然，送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南海裡的那些政委、軍委們也很適合，如果他們還肯接受文明的話。中國共產黨從老毛的「批孔揚秦」搞到現在的「復興中華文化」，希望真有人能看到中華文化中比較美好的部分，不要再搞出張藝謀在電影「英雄」中那種野蠻可怕的意識型態了。

最後，這個故事當然要送給我們自己。阿扁總統風光上台，黯然落幕。馬英九總統一而再、再而三遭受無能、低能的恥笑。他們本身固然要負最大的責任，但真是兩位總統自己就能將事情搞得這麼糟嗎？所有官員、幕僚們，真是應該捫心自問：「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歟）？」

冉有想做壞事，至少還怕老師罵。今日台灣官商勾結、出賣國家利益的政客、奸商們，壞事做了這麼多，還個個理不直而氣壯，以錢權作公理，視權謀為正道，收買媒體來顛倒黑白，戀棧權位還自稱負責。若孔子復起於地下，可能也要感歎：「接輿兄，等等我，我跟你一起去唱ＫＴＶ吧！」

（刊於民報2014-09-24）

被遺誤的台灣：荷鄭台江決戰始末記

2014-09-23T13:30:00.000+08:00

鄭成功與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灣的決戰，是台灣史、東亞史乃至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如果鄭成功沒有打走荷蘭人，台灣一直在荷蘭東印度公司治下，大清帝國大概也沒有攻取台灣的興趣。那麼，日後荷消英長，台灣會不會也轉到英國東印度公司治下，和印度同其命運？

又如果台灣經歷了荷治、英治，成為歐洲帝國在東亞長達數百年的殖民、貿易據點，會不會因地理之近、交流之繁，而對中國或日本造成更密集的影響，使這兩個國家更早認識歐洲的工業革命及政治革命？若中國和日本因與台灣之交流，事先打好了預防針，又是否可以避免近代史上面對歐洲帝國主義時一連串的挫敗？

歷史無法重來，猜想也只是空想。但身為台灣人，對於鄭荷之戰當有更深刻的認識。畢竟，今日之台灣所以如此，還在於當年這一戰改變了台灣的命運。

鄭成功本身就是一則傳奇，他的身分被多重使用。於中國，他是證明台灣屬於中國一部分的重要例證；於台灣，他是驅逐荷蘭人建立東寧王國的獨立先驅；於日本，他是揚威海上的日本人之子（鄭成功的母親是日本人田川氏）；於荷蘭，他被稱為「國姓爺」，是東印度公司橫行七洋時代少見的慘敗；於第三世界，他則是歷史上第一個實實在在以優勢海軍兵力擊退歐洲殖民者的異數。

台灣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東亞建立的重要貿易據點，荷蘭人在這裡蓋城堡、派駐軍、招募漢人農夫、引進水牛、農作物、向原住民傳教、建立台灣、日本、中國至東南亞的貿易航道等等，前前後後花了不少資本，也靠台灣賺了很多錢。荷蘭駐台最後一任長官「揆一」投降鄭成功，獻出台灣之後，遭到該公司巴達維亞（即今印尼雅加達）當局判處死刑，後改判無期徒刑並流放小島八年，嗣經其家人及荷蘭本國政要多方營救，在繳交高額贖金並與公司簽署競業禁止及保密協定後，才在一六七四年獲釋，遣返荷蘭。

荷蘭東印度公司為了向股東掩飾這一次丟失台灣基地的挫敗，把揆一當成代罪羔羊，將失台之責都推到他身上。揆一為了自己的榮譽，私下寫了這本《被遺誤的台灣》，且鑽了法律漏洞，在他與公司簽署保密協定之前，就祕密將書稿送回荷蘭本土，之後並以化名「C.E.S」印行出版。

換言之，本書就是揆一對鄭荷戰役失敗的答辯書，其中不但引述諸多東印度公司內部機密文件、往來書信及會議紀錄作為證據，更有第一手現場報導。在台灣歷史課本中，若不提這本書，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一項漏失！

拋開傳統中國的觀點，我們也許可以由本書重新思考鄭荷戰役的歷史意義。

由書中所述，我們可以發現荷蘭治下的台灣、西班牙治下的呂宋（即今菲律賓）及日本等地，都相當注意滿清入關與鄭成功作戰的消息，當他們發現鄭成功在中國本土與清軍作戰失利時，都非常緊張。因為他們認為若鄭成功在陸地上打不過韃靼人（當時荷蘭稱滿州人為韃靼人），勢必轉向海外發展，那麼他們就要擔心自己成為鄭成功攻擊的對象。

鄭成功在中國本土的反清復明戰役中，時勝時敗，也就一而再、再而三的推遲了他攻略海外的計劃。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巴達維亞總部受此「狼來了效應」影響，誤信以該公司在海上的強大勢力，應當足以威震四方，讓鄭成功不敢公然挑戰。因此台灣長官揆一多次回報鄭成功的軍情，預判鄭軍會攻打台灣，請求總部救援等等請求，都遭到忽視及擱置。

但歷史已經證明了荷蘭東印度公司巴達維亞總部的判斷錯誤。當鄭成功在福建厦門的基地遭受清軍重創之後，退無可退，終於回到海上，挾大軍向台灣而來。

彼時台南市的安平區還是一片台江內海，荷蘭人在內海與外海間的廣大沙洲「大員」上建立了熱蘭遮城，即今日之安平古堡，城堡外並有熱鬧的市鎮，史稱大員市鎮或熱蘭遮市鎮。此外，又在面臨台江內海的台灣本島上建了一座普羅民遮城。

荷蘭人將總部熱蘭遮城設在大員沙洲上，一方面可與外海相接，有航運貿易之便；二方面有風平浪靜的內海可以泊船；三方面隔著寬廣的內海，台灣本島上的漢人或原住民若發生騷亂，必需渡過台江內海才能攻擊熱蘭遮城堡，不可能是荷蘭人的對手。之後，荷蘭人為了加強對台灣本島的控制，才又隔著內海建了一座普羅民遮城與熱蘭遮城遙遙相望。

荷蘭東印度公司這樣的建城模式，在面對台灣統治時，相當理想。但在面對海上攻擊時，就不太妙了！

1661年四月三十一日，在荷蘭守軍欠缺防備的情形下，鄭成功的海軍突襲由鹿耳門水道進入台江內海，迅速登陸台灣本島，取得壓倒性的優勢，很快的就讓普羅民遮城投降。此時，鄭軍才回過頭來攻擊大員沙洲上的熱蘭遮城。此城孤懸於沙洲之上，毫無腹地，內、外海都受制於鄭成功的水師，情勢自是極為不利。

雙方交戰之後，荷蘭守軍以精良的大砲重創鄭成功的軍隊。揆一曾對鄭成功提出談判條件：第一，鄭成功撤軍，荷蘭願賠償所有費用；或第二，荷蘭願意將台灣本島全部交給鄭成功統治，只保留大員沙洲及其上的熱蘭遮城作為貿易據點。當時揆一認為鄭成功應當會接受第二個條件，避免與東印度公司全面翻臉。

歷史證明揆一錯了。鄭成功堅持要求荷蘭人全面退出台灣，揆一乃決定負隅頑抗。

鄭成功必勝的信心來自於氣候，因為台灣海峽上特殊的東北季風，有半年的時間帆船只能由北往南走，另外半年則只能由南往北開。鄭成功攻擊台灣的時間，帆船無法南行，所以他認為揆一無法向東印度公司在巴達維亞的總部求救。等半年過，就算有求救船開回巴達維亞，巴達維亞的援軍又要再等半年，風向改變後才能往北開到台灣。因此鄭成功認為他很有時間可以慢慢攻打熱蘭遮城。

不料鄭荷海戰中，鄭軍雖然得勝，卻讓一艘荷蘭快艇逃脫。這艘快船沿著海岸線艱苦的逆風航行回到巴達維亞，通報了國姓爺攻打台灣的緊急軍情。東印度公司大吃一驚，卻一時間派不出援軍。按照揆一在本書裡的指控，當時巴達維亞當局人人畏戰，找不到資深的作戰指揮官。最後，只好讓一名投機份子「卡烏」領軍北上赴援。

而當這批荷蘭戰艦出現在台灣海峽時，的確嚇了鄭成功一大跳，以為荷蘭人派出二千人以上的大軍來援。可惜荷方戰艦厄克號在暴風雨中觸礁沈沒，人員被鄭軍俘虜，供出荷蘭援軍其實只有四百人的實情。

此時，揆一得知清軍的靖南王耿繼茂正在中國南方與鄭軍交戰，取得不錯的成績。乃打算聯清制鄭，計劃派出戰船與清軍合作消滅鄭成功在中國本土的部隊，以逼鄭成功領軍「反攻大陸」，用此「圍魏救趙」之計來解台灣之圍。但荷蘭援軍將領卡烏實在是個大草包，在小小的交戰挫敗後，了無戰意，藉口他要負責去中國聯絡耿繼茂，便帶著赴援戰船出海，趁機逃向暹邏（泰國）去了。

此時揆一領導的熱蘭遮城已經抵抗鄭成功的圍城九個月之久。鄭成功一開始的強攻曾遭受荷蘭守軍的大砲反擊，損失慘重，所以後來就作圍城之計，以拖待變。果然圍城日久，荷蘭軍心動搖，一位荷蘭中士羅狄斯出城投降並對鄭成功獻計，使鄭軍順利攻占制高點烏特勒支碉堡。

事發至此，熱蘭遮城再也無險可守。揆一見大勢已去，簽字獻城。鄭成功則讓荷蘭人「光榮退出」，作為交換。

話說當時荷蘭守軍至多也不過一千多人，對抗鄭成功二萬五千人的大軍。以大員沙洲上之孤城，居然備有火藥及食物可以頑抗九個月之久，可見荷蘭人對台灣經營之深，及其於武器方面所占有的優勢。鄭成功之勝，勝在天時、地利、人和、軍隊人數及計謀。孫子兵法曰：「十則圍之。」，鄭成功圍城屯田，休養軍隊，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巴達維亞總部則見死不救，失誤連連，又怎能不輸呢？

依台灣長官揆一的自辯，他早已認清國姓爺對台灣的威脅，並提出警告。所以巴達維亞總部裡的人事恩怨及主事者的昏庸無能，才是荷蘭東印度公司遺誤台灣的罪魁禍首。他為了個人的榮譽寫下這本書，也為台灣留下了極為珍貴的史料。

荷蘭的東印度公司丟失台灣，海上霸主顏面掃地，當然不會就這麼算了。隔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艦隊掃蕩了鄭成功在厦門和金門的基地，更讓金門全島盡成廢墟。不過這是後話了。

本書除了就戰役的記述外，還描述了很多當時荷蘭人與漢人及原住民的互動情形暨風俗習慣，可說是極為珍貴的史料。

比方說：「不少荷蘭婦女和孩童也在上述暴行中喪命。至於未被處死的荷蘭婦女，容貌姣好的被中國將領先挑走，其他的則分發給下面的部屬。」，這是中國古代的慣行，鄭成功的軍隊多是海盜出身，自是難免。

在揆一投降之後，這些被擄的荷蘭婦女鄭軍送回。書中記載：「這些婦女的際遇好壞，端看她們的中國主人而定。分發給單身男子的荷蘭婦女，通常會受到相當的憐愛，因為中國人很渴望能獲得女性，對於荷蘭女人更感新奇。因此，日後當荷蘭人獻城投降，這些婦女根據投降協定被送回荷蘭人陣營時，她們對中國人並沒有太多怨言，只不過是肚子裡多了半個中國人。荷蘭的士兵和水手不會太挑剔，並不那麼介意她們的過去，因此某些荷蘭人把她們視為優質寡婦，娶為妻室，但有幾位要等到生產後才結婚。」由此可知，這些海上男兒並不太計較世俗的道德教條，當時應該有一些台荷混血留在台灣，也有一些台荷混血在媽媽肚子裡被帶到了荷蘭。

書裡又說：「至於分發給有婦之夫的荷蘭女人，她們就沒那麼幸運了，因為善妒的中國妻子總是以各種方式來欺侮、折磨他們，把她們當作奴隸，驅使她們擔當挑水、砍柴、舂米等苦差事。因此，當她們後來回到我方陣營，就大聲控訴中國人，述說中國人的種種虐待。」所以，當有個大老婆在家裡，金絲貓就變成番婆加外傭了！這一點，可能是古今皆同也說不定。

總之，這本有關台灣歷史的重要著作，於揆一生返故國的翌年，即一六七五年，荷蘭人退出台灣之後的第十三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流傳並不廣。直到十九、二十世紀，帝國主義正式向中國扣關的年代，才又被迻譯為英文及日文。尤其得力於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的資助出版，用以作為日本人殖民台灣的參考資料。

國府遷台後，周憲文、夏德儀教授等人利用台灣銀行的資力主持「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近三十年，做了非常多台灣文獻的整理及翻譯工作，也曾於一九五六年出版本書中譯本，但早已絕版多年。

2011年，非學界中人的林野文先生以一己之熱情重譯此書，由前衛出版社出版，默默為鄉土貢獻一本註定是銷路不佳的經典著作，實在是了不起的志業，令讀者感動。惜哉本書底稿乃是甘為霖牧師（William Campbell）的英譯本，而非由揆一之古荷蘭文原本直譯。當然，這是求全之毀，只盼這美中不足之處，他日有能人可以完成。

刊載於2014/9/23民報

天下武功出少林乎？

2014-09-23T06:00:00.000+08:00

楊照曾言：武俠小說是人類文學史上最大的互文系統。所謂「互文」，是指文本間的相互引用。藉由作者間有意無意的共識，憑空創建出一個『江湖』。

武俠小說的作者與讀者會自動登入這個叫作江湖的虛擬系統，各自扮演恰如其分的角色。這些玩家們絕對不會誤解少林寺方丈是無惡不作的魔頭，也絕對不會認為張三丰秘傳的武功是三腳貓把式。

正因為大家都在這個互文系統裡，因此武俠小說作家不必一一交代人物、武功、派別等等來歷，反正讀者自己會知道。這是作者與讀者間的默契，也是武俠小說迷人的地方。絕對不是《哈利波特》或《魔戒》這種單一作家獨立創造的虛擬世界可相比擬的。

西方人讀武俠小說障礙高不可攀

西方人對此互文系統一無所知，讀起武俠小說來就有高不可攀的障礙。因為小說裡的每個名詞、每個符號都是陌生的，而且作者一點要交待的意思也沒有。當一個西方讀者用常識來推論一群叫化子聚在一起一定不會幹什麼好事，而不能了解丐幫幫主在武林中正義的形象與崇高的地位時，那讀起武俠小說還有什麼樂趣可言呢？

而正是由於這個互文系統的龐大淵博，常常使我們誤以為這個虛擬的江湖就是歷史的真實。有太多人相信達摩祖師在少林寺傳授易筋經，張三丰創立武當派並發明太極拳。「天下武功出少林」變成了一句成語，幾乎是不容挑戰的事實，但這其實是值得好好查考的一件事。

少林寺始建於北魏太和十九年（西元四九五年），位於中國河南省封登市嵩山山系之少室山上。第一位入主少林寺的是東天竺高僧跋陀；後來南天竺高僧達摩也到此暫住。今人所稱少林為達摩祖師所創，達摩曾在少林寺面壁九年，並傳授易筋經等等，經考證均屬後人假託。

武僧助李世民打仗少林武功最早記錄

之後，傳說少林寺有十三名武僧協助唐太宗李世民打仗，這應該是少林寺最早與武功相關的記錄。然而，自唐至元，數百年悠悠而過，卻看不到什麼有關少林寺武功的記載。一直到了明朝，相關史料才多了起來。

明萬曆四十四年（西元一六一六年），從學於少林寺棍法高手洪轉、宗想、宗岱等人的俗家高手程宗猷寫了一本武學鉅著《少林棍法闡宗》，其中記載少林寺武功的源流是：「元末緊那羅王後嗣哈嘛師，以拳棍授以匾囤和尚。」。「緊那羅」為天龍八部之一，是佛教經典中非人的天神，所謂緊那羅王後嗣云云，乃是假託神明之說。而「哈嘛師」、「匾囤和尚」是誰？亦不可考。不過本書至少點出少林寺武功來源的時代似乎是在元朝末年。

而在萬曆之前的明嘉靖時期（西元一五二二至一五六六年），抗倭名將俞大猷在現存少林寺之〈新建十方禪院碑〉上寫道：「予昔聞河南少林寺，有神傳長劍技」。所謂「長劍」，指的是棍法；既稱「神傳」，即難以查考其源流。

此外，俞大猷的老師唐順之，號荊川，寫過一首「峨眉道人拳歌」，其中提到：「浮屠善幻多技能，少林拳法世稀有，道人更自出新奇，乃是深山白猿授。.....百折連腰盡無骨，一撒通身皆是手。......余奇未竟已收場，鼻息無聲神氣守。道人變化固不測，跳上蒲團如木偶。」。此峨眉道人的武術應是唐順之親眼所見，至於詩中所稱「浮屠善幻多技能，少林拳法世稀有」云云，則不知是否只是傳聞？

天神傳授棍法傳說是真？

不過我們至少可以確定，在明嘉靖之前，傳說少林寺有一種天神傳授的棍法，非常厲害。但傳說是真實的嗎？且再從俞大猷這個人說起。

俞大猷（西元一五○四至一五八○年），福建晉江（泉州）人，出身軍官世家，少年即學兵法、習騎射，後來成為一代高手，精於棍法。泉州一帶的劍術及棍法多為俞大猷所傳，在當時的名氣猶勝於嵩山少林寺。

有明一朝，俞大猷乃是與戚繼光齊名的抗倭名將，並著有《正氣堂集》、《正氣堂餘集》、《正氣堂續集》三部書，其中「餘集」卷四為《劍經》，是中國古代重要的武術史料。

依前述〈新建十方禪院碑〉的記載，俞大猷在明嘉靖四十年（西元一五六一年）自雲中（山西大同）要返回沿海前線，途經嵩山，拜謁少林寺，想尋找傳說中神傳的棍法。俞大猷時年五十六歲，已是一代武學宗師，少林僧人向俞大猷演示了各項武藝後，俞大猷發現少林寺棍法「傳而久訛，真訣皆失。」，並不是什麼厲害的功夫。

於是俞大猷乃將自己精研的棍法傳授給少林寺僧，並從寺中帶走普從、宗擎二位年輕僧人到軍中見習，指導他們實戰的棍法，二人學成後回到少林寺，提升了少林寺的武功層次。萬曆五年（西元一五七七年），俞大猷在北京神機營任職，僧人宗擎突然來訪，俞大猷復傳以《劍經》，並作《少林寺僧學成予劍法告歸》一詩紀念，詩云：「神機閱武再相逢，臨別叮嚀意思濃；劍訣有經當熟玩，遇蛟龍處斬蛟龍。」此外，俞大猷《詩送少林寺僧宗擎》的詩序裡提到：「（宗擎）回寺以劍訣、禪戒傳之眾僧，所得最深者近百人，其傳可永也。.....（俞大猷）復授之劍經，勉以益求其精之意。」可說自此伊始，少林寺的棍法才得到中興。

天下武功出少林？天下武功傳少林！

數十年後，程宗猷在萬曆四十四年（西元一六一六年）著作《少林寺棍法闡宗》時，其所學的棍法應該是俞大猷傳授給少林寺，或至少是深受俞大猷影響的少林棍法。由此看來，在明朝中葉，「天下武功出少林」一語並非事實，反而是「天下武功傳少林」才近實情。

自明萬曆年間後，有關少林寺僧武功高強的記載就相當多。比方說萬曆四十三年（西元一六一五年）文翔鳳在其《嵩遊記》中寫到：「歸觀六十僧，以掌搏者、劍者、鞭者、戟者。」、「寺八百餘僧，各習武藝俱絕。」；《少林寺都提舉征戰有功順公萬庵和尚塔銘》一文中提到少林寺僧廣順征戰有功，事蹟在萬曆四十七年（西元一六一九年）。明天啟五年（西元一六二五年），河南巡撫程紹亦有《少林觀武詩》云：「暫憩招提試武僧，金戈鐵棒技層層。」等語。

由此可見在俞大猷傳其《劍經》之棍法於少林寺之後，少林僧人精研棍法，能人輩出，最終變成「棍法正宗」。

至於「少林拳法」一開始似乎並不像棍法那麼出名。程宗猷在其《少林棍法闡宗問答篇》中，有一段提到：「棍尚少林，今寺僧多攻拳而不攻棍者，何也？」余答曰：「少林棍名夜叉，乃緊那羅王之聖傳，至今稱為上菩提矣！而拳猶未盛行於海內，今傳攻於拳者，欲使與棍同登彼岸。」，亦可見在程宗猷的時代，少林寺的拳法尚在發展之中，還不能與少林寺的棍法並駕齊驅。

少林拳法　明朝中葉才發展

戚繼光在其《紀效新書》中介紹明朝當時著名的武術，稱：「而今之溫家七十二行拳、三十六合鎖、二十四棄探馬、八閃番、十二短、此亦善之善者。呂紅八下雖剛，未及綿張短打，山東李半天之腿、鷹爪王之拿、千跌張之跌、張伯敬之打、少林寺之棍、與青田棍法相兼。楊氏槍法與巴子拳棍，皆今之有名者。」，其中只有提到「少林寺之棍」，而未提及「少林寺之拳」，可以合理猜測現代少林寺出名的拳法應該是明中葉之後來才發展出來的。

少林寺既為佛門禪宗祖庭，又有僧人習武從軍之傳統，所以自明朝中葉起，許多民間武術都匯集到了少林寺。而且僧人無嗣，沒有藏私傳子的弊端，武術只能擇優而傳，在此良性循環之下，少林寺逐漸成為中國北方的武術中心。

依照中國人愛好託古自重的傳統，許多習武者也就西瓜偎大邊，假稱本門武功是少林寺所傳，以此不實廣告自抬身價、招攬學生。久而久之，乃有天下武功出少林之說。時至今日，由武俠小說互文系統所建立起來的虛擬江湖深入人心，更使少林寺武學的「古老傳說」堅如磐石。

今日現代化的少林寺，方丈猶如大企業的CEO。武術學校、少林藥局和諸多授權商品，風行熱銷，亦儼然是今日中國文創產業江湖上的泰山北斗。

考諸歷史，天下武功出少林，其實是一場美麗的誤會，但就像許許多多的中國夢一樣，好像沒有人願意醒。

（刊於2014-09-22民報）

禁書與庶民史觀

2014-09-20T16:42:00.002+08:00

近讀中國老作家黃裳先生研究清朝文字獄的《筆禍史談叢》，其中〈談禁書〉一篇談到閩、張遠超所撰《無悶堂集》，其卷七有一〈徐烈婦小傳〉，內容有一節寫到：

「甲寅之變，生靈塗炭。身污名辱，終於不免者，不獨女子也，女子為尤慘，楚蜀兩粵，不可勝數。以予所目擊耳聞者，獨浙閩江右，其死於鋒鏑、盜賊、飢餓、損傷、老弱廢疾者不具論。其姿容少好，騾車馬背輦之而北者，亦不具論。惟其棄載而鬻之者，維揚、金陵、市肆填塞（以下挖去十五字）。累累若若，若羊豕然，不可數計。市之者值不過數金，醜好老少，從暗中摸索。」

並說明，甲寅是康熙十三年，西元一六七四年，時當三藩之亂，清軍與耿精忠的部隊作戰。將姿容少好的婦女「騾車馬背輦之而北」的，當然是指清軍。張遠超說，死於戰亂意外的不算，餓死、病死的不算，長的漂亮被搶走的女人也不算。剩下那些沒死、年長、不怎麼漂亮的女性，居然塞滿了維揚（揚州）、金陵（南京）等大城市的人肉市場，情況就像豬、羊的交易一樣，數不清有多少人，買一個也不用多少錢。

說起來這件事和台灣也有點關係。耿精忠和吳三桂向清帝國宣戰時（至於這是起義或叛亂，端視當事人的立場而定），有約台灣的鄭經前來助拳。鄭經是鄭成功的兒子，東寧王國的領袖，他的戰場主要在福建沿海，和耿精忠相重疊；而吳三桂的地盤在雲南，相距較遠。

鄭經一面幫忙打清軍，一面搶耿精忠的地盤，搞得耿精忠兩面作戰。後來耿精忠不敵清軍，投降後反過來協同清軍對付鄭經。這一仗先後也打了十多年，鄭經才從中國大陸全面潰敗，退回台灣。

兵連禍結，人民當然是慘到無以復加。但事到如今，也只有在這本禁書裡偶留一段，堪供專家查考而已。

歷年來，日本首相是否到靖國神社祭拜、上供，一直是東亞地緣政治的重要議題。不論立場為何，妄加評論者往住惹來一身腥。

然而吾人感歎的是，平民老百姓所受到的殘害，往往是在國族對抗的意識形態下，才會受到重視與紀念。庶民史觀下的人間慘劇常常只能作為國族史觀下的蒼白註腳。前述「甲寅之變」中眾生身受之苦，難道與南京大屠殺有什麼不同嗎？

若說這二件事情年代隔的太久，不可一概而論。那麼當「九帥」曾國荃於西元一八六四年率其湘軍攻破太平天囯的天京後，其幕僚趙烈文在《能靜居日記》中記載道：「沿街死屍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斫戮以為戲，匍匐道上。婦女四十歲以下者一人俱無，老者無不負傷，或十餘刀，數十刀……」此等全面強姦婦女，殘殺二、三歲幼童作為遊戲的暴行，與拿武士刀舉辦殺人頭比賽、妄言南京無處女的日本皇軍何異？而太平天囯的天京，豈不就是南京嗎？

只因為清軍和曾國荃也同是中國人，所以這些無辜死掉的人民就比較活該，不值得紀念、反省與哀悼嗎？

再想下去，如台灣的二二八事件之慘案，也是在台灣史觀與黨國史觀衝突之下，才從禁忌話題一躍而至神壇地位。至於國民黨先前在中國各省殘害異己的種種暴行，其慘烈未必下於二二八，於今卻早已無人聞問。而二二八之後的白色恐怖，受害者固多本省族群，然並不限於本省族群，外省族群的受害者噤聲多年，於今也多能正面控訴遭受黨國白色恐怖之迫害。

這是一種緩慢且迂迴的進步。在邁向民主國家的道路上，人民終究要學會自己來詮釋歷史。清帝國對《無悶堂集》的查禁及諸多文字獄，國民黨政府先前鋪天蓋地、荒謬無比的禁書政策，雖然已經是過去的歷史，但出版的自由並不代表心靈的自由。

國族史觀下，正如史達林所說，死了一個人是一件悲劇，死了一千萬人就只是個統計數字。如果身為庶民，居然也無視於個人的痛苦，反而跟隨著權力者的眼光來看統計數字，以及對統計數字的意識型態詮釋的話。那麼我們離真正的民主，還有非常遙遠的路。

（2014／9／18民報）

日文對中文「提供」的「現代」「解決」「經驗」

2014-09-17T22:15:00.000+08:00

台灣當過半個世紀的日本殖民地，這是大清帝國敗於日本之手的割讓。五十年的時間不算短，台灣文化難免深受日本影響。某些褊激人士常指此為「日帝的遺毒」云云。

但若說日本傳來的東西便是所謂的「遺毒」，那麼近代中國喝下這種「毒素」的數量，恐怕多的連中國人自己都不願意相信。

中國著名作家阿城有一本很有趣的小書叫《閒話閒說》，裡面有一小篇提到了現代中文的外來語，其試舉之例即有：「一元論、人道、人格、人生觀、反映、原理、原則、典型、肯定、特別、直覺、自由、立場、民族、自然、作用、判斷、局限、系統、表現、批評、制約、宗教、抽象、政策、美學、客觀、思想、背景、相對、流行、條件、現代、現實、理性、假設、進化、教育、提供、極端、意志、意識、經驗、解決、概念、認為、說明、論文、調節、緊張」等等，以上諸詞均是於清末民初，由中國的知識份子向日文的漢字借到中文的白話文裡來使用，如果說把這些「日本經驗」完全剔除在現代中文之外，中國的白話文還說的出口嗎？連本文的標題都用上了四個來自日本的「外來語」！

又如「index」這個英文，原本中文譯作「引得」，音義俱似，但後來仍然採用日文的「索引」一詞來代替，足見日文對於現代中文影響之鉅。

據傳清末名臣兩江總督張之洞最討厭幕僚在公文上使用日本漢字用語，每見之輒以紅筆勾出，批曰：「此乃日本名詞。」後來有人跟他說，連「名詞」這個詞兒也是日文裡的漢字，並非中文固有。張之洞無奈之下，只好將批語改成：「此乃日本土話。」

這是張之洞當年的煩惱，而今日身為中文使用者的我們已不覺得有任何困擾，因為這些日文中的漢字已經實實在在的變成現代中文裡不可或缺的部分。有些用法，日本人自己反而不用了。比方說，今日古典音樂常用名詞如「交響曲」、「協奏曲」等等，原本也是出自日本人的翻譯，中文再抄用過來；但現代的日本人反而少用漢字譯名，而愛用假名去音譯外來語，像是將協奏曲（Concerto）稱為「コンチェルト」。

此外，有關日文法政類專業的學術文章，常夾帶大量的漢字。當年求學時，日文程度實在不佳，但只要掌握了日文字尾肯定、否定的文法變化，偶而「望文生義」一番，竟也可以猜出大致上的意思。雖然發音唸不出來，但閱讀起來反而比漢字較少的一般日文文章輕鬆一點。

我以前一直以為這是「傳統中文的優勢」，現在才知道，這其實是因為近代中國學術借用了大量日文漢字的結果。我自以為讀的是中文，但其實那原本是日文，是當年日本人為西洋學術所作的漢字譯名；我們抄過來用，也指涉相同的定義。

英文裡的「freedom」與「liberty」是兩個意義有別的字，日本人當年理解能力有限，全部都譯作「自由」。而中國知識份子原文照抄的結果，讓我們到今天都難以判斷很多文章中提到的「自由」二字，到底是指「freedom」或是「liberty」。所以說，當年日本人錯，中國人也跟著錯。這是一百多年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中國，不敵「脫亞入歐」的日本所生之必然歷史結果。

以史為鑑，當知興替。日文中的漢字本來就抄自中國，他們至今並不引以為恥，反而以多識漢字為榮。而近代中文詞彙大量抄用日本漢字，乃是日本人在西化運動上先走一步的結果，風水輪流轉，本也是良性的文化交流。若不生分別之心，心寬天地開，境界自然宏大；然若是淪為意識型態的奴隸，甘作一名「史盲」，那麼離自取其辱之懸崖，當也不遠了。

2014-09-17刊登於民報

兒時巷弄

2014-07-28T06:00:00.000+08:00

　　一個人對童年的回憶可以多深刻？

　　前些年，有一次事業有成的四叔找了親戚到新竹家裡玩。打牌者有之，在視聽室唱歌者有之。偏偏年逾古稀的二姑兩者皆不會，就抓著我聊天。

　　二姑說她對囝仔時在坪林尾內山的生活，想來感覺非常趣味。她說幼時頭髮偏紅，她的阿嬤也就是我的阿祖，都叫她「紅毛仔」。她非常討厭那頭紅毛，有一次拜拜時許的大願就是不要再有紅頭毛，聽的她的阿嬤一直笑。

　　二姑又說，小時候她的阿嬤最疼她，一方面是她年紀小；另一方面，則是她的弟弟周歲不久就夭折了，她還記這個弟弟叫「阿本仔」。二姑說後來媽媽，也就是我的阿嬤，常常摸著心口喘大氣，就是從「阿本仔」夭折才開始的。

　　前些年二叔回坪林鄉公所申請日本時代時的戶籍謄本，戶內有個「許周本」無人識得，後來才想到應該就是二姑口中的「阿本仔」阿伯吧！「阿本仔」阿伯夭折後，家裡找了算命先生來看，斷言二姑的命非常好，在家蔭家，出嫁蔭夫，而且招弟，聽的阿祖眉開眼笑，對「紅毛仔」二姑就更加寵愛了。後來，二姑之下真的多了四個弟弟。

　　當時仍是日本時代，我的姑婆出嫁後無力照顧女兒，就把女兒帶回山裡的娘家托著，這個阿姑鼻子很挺，大家都叫她「翹鼻仔」，年紀略小於二姑，二個小女生自不免吵來吵去。

　　「翹鼻仔」阿姑個性較強、脾氣較差，即使現在年紀一大把了，氣勢猶存。二姑說有一天放學回家，一群同學經過小溪，男生們都跳到溪裡抓魚蝦，二姑則坐在大石頭上看，男同學拿了二姑頭上帽子去撈，撈到魚蝦送給二姑，二姑就裝在便當盒裡帶回家。而「翹鼻仔」阿姑可能是「恰查某」吧！沒有男同學要跟她玩，就生氣先走了，回到家後心有不甘，跟阿祖告狀說二姑去玩水。

　　據二姑說，阿祖為著安全問題，生平最痛恨小孩去玩水。那一天，阿祖藏了一支「竹修」在身後，在路口等著二姑回來。

二姑認為她只有坐在石頭上看，不算是玩水。但當時阿祖一把抓起二姑的帽子，整個溼溚溚的，好死不死裡面還黏著一隻小蝦子。

　　「不但玩水還說白賊！」，阿祖的「竹修」朝著二姑的屁股和小腿狠狠打下去。二姑說她被打的很痛，而且覺得被冤枉，所以一直哭、一直哭、哭不停，哭到沒有人有辦法勸解，哭到連打人的阿祖都跟著哭了，她還是一直哭，而且對阿祖放話說：我就是要哭給伊死，哭死給你無孫。

　　最後不知阿祖怎麼姑情，才讓紅毛仔的二姑收淚。鬧情緒的二姑哭鬧之後，把便當盒裡魚蝦都丟到老家屋前儲水的大石槽裡。

　　之後之後的某日，調皮的「翹鼻仔」阿姑想要撈石槽中的魚蝦，人小腿短的拿了一張小凳子，站在上面俯身撈呀撈，一不小心整個人就掉到水槽裡去了。二姑見狀趕忙去找她的三姑求救，才把「翹鼻仔」阿姑撈出來。

　　「紅毛仔」二姑對「翹鼻仔」阿姑說：「報應、報應，你向阿嬤告狀，害我被打，現在才會跌落水裡。」

　　二姑在新竹四叔家中跟我講述這件至少六十年以前的往事時，笑的還是很爽，彷彿是那個剛剛才報完仇的小女生。而她說上次遇到「翹鼻仔」阿姑一起談論這件往事來互相取笑的時點，竟然是在我的婚宴上。

　　呵！童年在人類記憶中的縱深，竟是如此深邃。

　　過了不久，我又回了一趟新竹，拜訪了舊日的老鄰居陳阿婆，驚訝地發現昔日鄰家陳阿婆的小孫女，竟然嫁給我在馬祖服役時的同梯，這世界何其小哉？但更令我驚訝的是，當年家門外的巷道，現在看來竟是如此狹窄！巷頭、巷尾的房子都變了。

記得小時候從家中往巷尾走去，可以看到三、四棵大樹，暮色中晃動著深沈的樹影，每每讓我有「看到鬼」的疑惑，雖不致於拔腿狂奔，卻也是心懷忐忑的越走越快。而這些樹現在真的見鬼了，慘遭腰斬，枯萎、殘破的快要經受不起小巷的夕陽。

　　巷尾的何媽媽家，原本是一棟兩層樓建築，帶著美麗的石牆裝飾。房子裡面住著四個漂亮的大姊姊；一樓有個大房間擺著一架鋼琴，二樓何哥哥的房間有許多飛機、武器的模型；何姊姊的房間則有一副精美的木製西洋棋，是我西洋棋的啟蒙。自家庭院中綠樹高高，提供二樓露台遮陰，搭配一副小巧的桌椅，回想起來頗似瓊瑤連續劇的浪漫場景。

　　何媽媽家的外面，隔著一條小路是個不完全的三合院，有個農家的曬穀場。前有三、四畦稻田連到東大路。東大路甚大，是有路肩的二線車道，兩側路旁有成排的木麻黃，木麻黃綠色的細枝頗似松針，小時候我還以為是松樹。而今新竹東大路何其大哉？至少有八線道，加上分隔島，讓我兩眼花花的數不清。

　　當年，過了東大路，就不是巷內小童足跡所至之處了。且回到何媽媽家牆外那條小路吧！靠近對面農家的路側種了一排朱槿，亦名伏桑花；花開之時，可以摘下花朵、撥去花萼，從花的後面吸一點甜甜的花蜜；葉子則常被某種蛾類的幼蟲捲起來躲在裡面生長，他們的天敵就是我們這群頑童。三不五時就拔下煙捲狀的葉子，拆開來看有沒有肥肥像小型蠶寶寶的蟲；當時為此玩死了多少小蟲，已無從計算。

　　現在，從小巷巷尾住外望，已經全無舊時模樣，彷彿踏出巷口，就已到了另一個世界，那不真實的感覺就像穿梭時空好的萊塢電影。更別提那個順著何媽媽家牆外小路走下去，只開一個小窗口賣零食的小店，店主是一對外省的老爺爺和老奶奶。我還記得二件事，其一是有一天晚上吵著爸爸要去小店買零食，爸爸說小店關門了，但我還是堅持要去，在微暗的天色中我第一次看到小店的窗口被木板檔起來的樣子；另一件事則是有一年可口奶滋出了葡萄夾心的新口味，我們也去小店買來吃了，那層葡萄夾心好硬，一點都不好吃。

　　而今這個小店約莫的地點，早已湮沒在那數十棟高樓的中間某處。或者，原來他搬到某部宮崎駿的動畫中了嗎？

　　小巷的另一側，四層高樓拔地而起，已不見昔日平房的小小院落，更甭說轉角處那株無花果，兒時偶得的小小滋味，更是靜無餘馥可追尋。

　　而兩頭改建的四、五層「高樓」，夾著一巷殘破的舊時公家宿舍，彷彿把小巷的時光也鎖在某個模糊的從前，我帶著妻兒，伴著老爸、老母走在其間，好像感慨繫之，又好像沒那麼感慨。

　　就像是我進小學時，搬到台北與阿公、阿媽、二叔、二嬸同住，從公寓住家的陽台往後看去，就是政大的後山，堤防、山色瞭然可見。現在呢？從同一個陽台到堤防，中間至少蓋了十排以上的公寓高樓。

　　再說走過恆光橋，原本路邊有條小溪，溪中有魚、有蝦、也有螃蟹，流水清淺，正適合小學生課後去探險玩玩。小學五、六年級時，有一次向我當時最好的同學說起了抓螃蟹的事情，他大為興奮，便在週末來找我同赴小溪。但那次出遊，溪中長滿綠綠、褐褐的藻類，一隻螃蟹也沒有。同學問：哪裡有螃蟹？我則推說是季節不對。但長大一點才發現，那應該是養豬戶排放廢水的災情。

　　前些年舊地重遊，想要找尋當年的小溪，我前後逡巡、東張西望，最後，只好勉為其難的指認那個位於政大研究生宿舍下方，用水泥作成兩岸及河道，中間只有一點點廢水有氣無力快要流不動的玩意兒，就是我兒時的小溪。

　　這時候，記憶變成一座桃花源，當我們在紅塵中打滾多年，想要再溯河而上，卻是遂迷不復得路，真不足為外人道也！

　　這些年來，有一群人一直提醒我們要記住某些人做過那些壞事；另外有一群人，則叫大家要忘了過去，不要追究，迎向未來。兩方紛紛擾擾，口舌不休。

　　走過兒時巷弄，連個頹圮的場景亦成珍貴。那條殘破的小巷，因為不符合現在的消防法規，早已經發補償金完畢，限期拆遷改建。而那飄蕩在空中的我的童年，會不會無所繫縛，逐漸凋萎呢？

　　一個記不住童年的民族，一個只會在懷舊餐廳中追尋新奇口味的社會，又怎麼可能記得什麼歷史的教訓？

（本文刪節版載2014年07月27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週日版）

以下看照片說故事部分，未投報。

這是我小時候家門前的巷道，感覺上並沒有那麼的狹窄！

這是宿舍圍牆內的小小花圃，每戶相同。這是陳阿婆家的現狀，小時候就在那角落處有陳阿公手植的一株曇花，夏天晚上可以開出十幾朵，香氣襲人。而我家老爸也種有一本，可惜每次只開一朵，高下立判。

然小時候的花園，看起來亦不會很小也！

這是陳阿婆家的現狀，依舊花木扶疏，然不久後就要搬遷也！

這便是我小時候住的房子，但當年是紅色木門，庭中有樹。應該比較有氣質吧！現在看來已頗似破落戶了！

就是這條巷子，是我兒時巷弄，兩旁的房子約有四分之三仍維持三十年前的建築主體。

這上面的窗戶就是當年我們睡的房間，而下方一點的小窗戶則是樓梯中間轉彎處開的小窗，小時候偶爾也會坐在這兒往外望！

舊家對面這排，是當年糧食局的宿舍，於今顯的十分斑駁，居然有點廢墟的風味！

這條舊家門前斜對面的”小巷”（其實只是二棟建築間的小縫），沒想到居然還在！這是小時候我們這些學齡前頑童的祕密通道，以前中間是沒有檔起來的，小巷的那一頭接著一條小路，要跨過一個小水溝才能跳到這條小巷，小水溝上有一根水管可以踏一下跳過來。

當年愛哭愛跟路的妹妹小魚，就跟著我和欣達，欣睿兩兄弟一路跑啊跑，三個無良的哥哥想要擺脫這個小女生，踩著水管跳過那條水溝，結果小魚年紀太小，卻也勇敢的一踩一跳，於是就整個人掉到那條小臭水溝了！最後趕快去通知爸爸才把小魚姶撈了出來，媽媽在多年後還說那時候小魚全身沾滿臭水溝的污物，真是臭啊！

我的印象中，沒有因為這件事被大人處罰，換作是我當家長，不知有沒有這麼大肚量？

這就是何媽媽家的現狀，高大而實用，卻沒有印象中那種瓊瑤風了！

這是新陶芳餐館，小時候在新竹提到好吃的餐廳，就屬這一家了，不過那是大人去吃的餐廳，我只對名字有印象。沒想居然到搬到了何媽媽家的對面來！

圓山上的謊言歷史劇場

2014-07-11T06:00:00.000+08:00

（本文原載於民報2014-07-04，投稿時並無配圖，感謝編輯辛苦配圖及讀者惠予指正文中錯誤之處。）

圓山大飯店曾有不可一世的風光，現在仍以蔣家御廚及蔣宋美齡愛吃的紅豆鬆糕等特色招徠觀光客。然若細考圓山近百年來的地景變遷，就會發現有一層又一層的歷史謊言堆疊其上，足令讀史者長歎！

2002年，時任台北市長的馬英九曾在文化界人士的抗議聲中宣布：「在水利影響及文化景觀雙重考量下，中山橋將登錄為歷史建物，並在今年防汛期後遷建，易地重現其風華。」

2014年，十多年過去了，馬英九先生由市長而總統都當到了第二任，當年拆下來的中山橋殘骸共四百五十三塊，仍然丟在河邊任由風吹日曬。所謂的「異地重建」，不過是一場被大多數人民遺忘的騙局。現在，連當年取代中山橋的中山二橋都已拆除重建，中山橋仍然只能以殘破的屍骨見證當權者說謊的嘴臉。

然而，這或許是圓山地區歷史上最小的一個謊言。

中山橋前身為明治橋，由日本人十川嘉太郎於1901年設計興建，是一座鐵製桁架橋；1912年才改建為鋼筋混凝土結構。此橋橫跨基隆河，連接南岸的圓山與北岸的劍潭。圓山大飯店其實是在北邊的劍潭山上；已經被改為花博爭艷館的中山足球場及台北市立美術館，才是在河岸南邊的圓山地區。

當初興建明治橋，是為了在交通上配合原建於圓山大飯店現址的「台灣神社」。而台灣神社主要是為了祀奉在殖民地神格化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1847年4月1日－1895年11月5日）。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是明治天皇的叔父，曾赴普魯士留學，並參與1894年的甲午戰爭，嗣升任中將，為日本帝國精銳部隊近衛師的團長。1895年，歳次乙未，清帝國於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時任台灣巡撫的唐景崧與士紳邱逢甲等人宣布成立台灣民主國，並請來黑旗將軍劉永福鎮守南台灣。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是日軍攻臺司令官。其時日軍自澳底登陸，不久後逼進台北城，唐大總統及一干幕僚見大事不妙，潛逃回清。彼時招募來台的「廣勇」，即廣東籍傭兵，見主將逃亡，薪酬無著，無心戀戰，反而在台北城內大肆劫掠。｢據聞｣今日台灣富豪辜家之先人辜顯榮，開城向日軍獻降，日軍遂兵不血刃的進了台北城。

但出了台北，日軍就陷入了苦戰。從北部的三峽（日本人為了苦戰得勝作了一首「三角湧進行曲」）、新竹（北埔客家大戶姜紹祖的抗日事蹟曾被拍成電影「一八九五」）到中南部的蕭壠（台南佳里）、台南、阿猴（屏東）等地都有許多激烈的戰事。

總之，十九世紀末日本帝國有七個師團，在甲午戰爭中出動了五個半師團；而在乙未戰爭中打缺乏現代化武器的台灣反抗軍，竟也出動了兩個半師團，這證明了日本佔領台灣的過程非常棘手。而身為日軍指揮官的天皇叔父能久親王，於1895年５月2９日登台（澳底），到了同年11月5日，日本天皇就發布了他的死訊。

根據日本官方說法，能久親王是在台南感染霍亂而死，後送回東京後，才對外公布，他也是第一個死在外國戰事中的日本皇族。

關於能久親王的死因，台灣各地有很多不同的傳說，有說是義士躲在樹上，倒掛金勾用鐮刀砍了能久親王的頭；也有說是躲在草堆裡，竹篙掛菜刀伸出去割了能久親王的脖子。台灣學者黃榮洛則考證能久親王是在新竹牛埔山之役遇伏中彈身亡。

不論如何，能久親王死在台灣，總是不太光榮。日本政府乃將之神格化，在全台各地廣建紀念碑及神社。其中最大的一座就是由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主導興建的台灣神社(如圖左)。能久親王的王妃島津富子，三、兩年就要來台灣哭墳一趟，總督府少不了要動員許多台灣仕紳同去悼念。這幕青衣行酒的虛偽與悲哀，就這麼鋪陳在圓山之上，一直到1944年，台灣神社才毀於一次空難事件。（原作「二戰末期，台灣神社才毀於美軍的轟炸」有誤！）。【註】

蔣介石率國民黨殘部流亡到台灣後，在台灣神社的舊址蓋了圓山大飯店。在下方山腳處則興建了一個充滿謊言的紀念物「太原五百完人塚」。

今時去看，該處有一座石碑，立碑者「孫立人將軍」的名字有被挖去又補過的痕跡；另牆上鑴刻奠基典禮的石板上，「吳國楨」的名字也有相同的情形(如下圖)。這就見證了國府來台初期，這一武一文兩大棟樑，一個被軟禁數十年，一個被流放美國老死異鄉的不堪過往。石碑上的除名與補名，豈不就是當權者玩弄歷史的斑斑史跡？

再究其實質，「太原五百完人」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個更大的謊言。

太原是中國山西省省會，人稱「山西王」的閻錫山，1883年生，年輕時曾赴日就讀陸軍士官學校，返國後加入袁世凱的「新軍」，當上了相當於團長的標統。辛亥革命時，他在山西發動新軍響應，以二十八歲之齡就當上了山西督都，一直當到中國共產黨「解放中國」為止，前後近四十年。期間不論是洪憲皇帝、北洋政府、南京政府、重慶政府、汪政府或日本政府，都動搖不了山西王在山西的地位。

二次大戰期間，蔣介石身為盟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任命閻錫山為第二戰區司令官。閻錫山游走於老蔣、日軍、共軍之間，善於折衝談判，乃能在所謂八年抗戰中保持實力，並維持其統治山西的地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彼時蔣介石的軍隊遠在大西南，無力動員接受日本投降所返還之廣大土地。反觀共軍一直在「敵後」活動，若日軍就地繳械投降，共產黨正可順利「受降」。

蔣介石為了怕中共坐大，乃密令日軍不得繳械，仍需暫時維持秩序，以待國軍之接收。換言之，就是要求日軍繼續拿著槍打共產黨。而此一要求獲得日本中國戰區司令官岡村寧次及內蒙陝北戰區司令官根本博的全力配合。而日本關東軍司令山田乙三則在蘇聯紅軍的壓力下繳械投降。這也是二戰後中國共產黨能順利占領東北地區，而國府尚能控治華北的重大原因之一。

事後，當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這些軍頭都在東京大審中被盟軍的戰犯法庭判處死刑時，岡村寧次、根本博等人卻都能逃過戰犯的處罰。岡村寧次以日軍在華總司令之高位，被留在南京受審，中華民國的法院居然在老蔣的指示之下判決岡村寧次無罪，令舉國大譁。

是以這些日本軍頭對蔣介石的救命之恩，亦感念在心，終身不渝。國府撤退來台後，岡村寧次、根本博等人均曾暗中協助台灣防務，曾經是禁忌話題的日本軍事顧問團「白團」，於今也已不再是祕密。

閻錫山和蔣介石一樣都是留日學生，屬知日派及親日派。在日本投降之後，亦採取了和蔣介石相同的作法，積極拉攏日軍將領，勸說日本軍人就地退伍，加入閰軍行列擔任教官，甚至從事戰鬥工作。自日本投降時起至山西為共產黨占領之日止，這些名為國軍實為日軍之仮面部隊，總共在山西「服役」近四年。

國共戰爭中，國民黨軍節節敗退，自顧不暇；閻錫山並非黃埔嫡系，蔣介石更是任其自生自滅。最後在共軍的重重包圍下，山西太原乃成孤島。閻錫山當了近四十年的山西王，想與老家共存亡，還曾命製藥廠做了五百瓶氰化物放在桌上，找了一名美國記者來拍照，以示其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或許山西王一度曾有了斷餘生之念，然於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時任總統的李宗仁電請閰錫山搭機至北平商議「和平談判」事宜時，他畢竟還是一去而不返了。

彼時留守太原的山西省主席梁敦厚，戰至最後一刻，自殺殉國，稱其完人應無所愧。然而老蔣所褒揚的「太原五百完人」，經現代中國學者的考證，只有四十六人是真的，其餘四百多個人名都是誤植、冒充、重覆計算、甚至造假的。

參照楊鴻儒先生所著《梅樹上的櫻花》一書所載，方知所謂「太原五百完人」，其中大部分是日本人。

日本軍人本來就有效死命之傳統。在日本戰敗，日本是否亡國尚未可知之時，閻錫山收留這些本來要以戰犯處理的日軍，給予優厚的待遇，讓他們繼續與共產黨作戰。直到閰軍大勢已去，這些日本軍人自知落入共軍之手必死無疑，四顧又無退路，當然也只有殺身以報德了！而這其中恐怕也有不少人是被強迫去死，歷史無情，對這些「被殉國者」，今日也無法一一細考了。

《李敖回憶錄》中有一段寫到：「....閻錫山的許多幹部紛紛自殺於此。閻錫山到台灣後，寫『先我而死』四個字追念他們，這四個字，倒寫得頗能傳情。國民黨把這些死難者當做『太原五百完人』來紀念，但他們是閻錫山的人，不是國民黨嫡系。國民黨嫡系精於逃難，死難非其所長，所以烈士缺貨，很沒面子。」李大師寫的固然不錯，但筆下所稱屬於「閻錫山的人」，其實大部分是日本人，而不是中國人。這不知是大師一時不查，還是曲筆避諱掉了？

「太原五百完人塚」，就建在昔日的「台灣神社」山腳下。山頂上原是日本天皇之叔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安魂之地，山底下卻是諸多無名日本軍人以仮面之姿存在的慰靈之所。這是歷史的巧合，亦或命運的嘲弄呢？

【註】《讀者郭明男先生來函提出不同意見，經原作者同意後，以補註方式敘明。再次謝謝作者許映鈞與讀者郭明男先生》，郭先生來信針對本文之｢台灣神社｣歷史修正意見內容如下：
關於臺灣神社，我不知道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是否也修過一個同名的神社，但是坐落在圓山的臺灣神社第一次修建快完成的時候，根據我家二姐的回憶，是在她高女（靜修高女）快畢業的那年，已經是1940以後的事，因爲她出生於1927年，即使六歲上小學，高女畢業也要十一年，所以，她高女畢業時應該是十七歲，也就是1944年前後。她們奉學校之命，參與神社完成前最後的庭院花草的種植。
差不多要完成的有一天，一架由香港飛往臺北的松山機場的飛機，正在下降，突然間，那引擎的發出異樣的聲音，直接栽進神社。頓時，神社着火燃燒。
大火撲滅後，必須立刻重建，當時的日本總督府從阿里山拿來的檜木，一下子乾不了。又急於趕工，就重建起來。想不到，在日本投降前，整個建築物都被白蟻蛀得十分嚴重，已經完全無法使用。
要之，日本人修建的臺灣神社，不是被美軍轟炸毀掉的。美軍轟炸臺北時，絕不是狂轟濫炸的，而是、定時、定點的轟炸，每天中午12點，其主要目標是臺灣總督府而已，美軍不至於去轟炸類似宗教信仰的建築物！除非被懷疑作爲軍事用途。加上，那年臺灣北部一帶的動物和女人的毛髮普遍長滿了蝨子，當時的台北人都相信，那是日本國運已經衰敗的緣故。

這不是「浣熊」颱風

2014-07-09T06:30:00.000+08:00

近日繞過台灣北部直撲日本的強颱「浣熊」，因為名字很「萌」，讓人印象深刻。

然而，「浣熊」之名應當是一個錯誤的翻譯！

西北太平洋及南海地區的颱風，原本是由美軍聯合颱風警報中心（JTWC）統一命名；2000年後，改由設於日本東京，隸屬世界氣象組織之區域專業氣象中心（RSMC）命名，並由各會員國提供名稱，加以排序。但各國氣象機構是否採用這些颱風名稱，可以自行決定。因為台灣並不是RSMC的會員，所以沒有命名權。

「Neoguri」颱風是南韓提供的命名，韓文原作「너구리」，也是韓國一家知名泡麵品牌的名稱。

不用太有常識的人，都應當知道韓國並不產「浣熊」。浣熊的家鄉在北美洲，因其吃東西之前會將食物在水中洗濯，故名浣熊。

「Neoguri」實際上是狸貓，學名為「貉」，即成語「一丘之貉」中所指的動物，為哺乳綱、食肉目、犬科、貉屬；和浣熊屬於哺乳綱、食肉目、浣熊科、浣熊屬，完全不同。只是兩者長相近似，乍看都很可愛而已。

依中央氣象局所公布，2014年5月1日生效的「西北太平洋及南海颱風中文譯名及國際命名對照表」，其中「Neoguri」颱風的中文譯名即為「浣熊」，據悉中國及香港亦譯作「浣熊」，是以各大媒體依中央氣象局公布之標準譯名發布颱風新聞，事屬當然。

只是浣熊學名為「procyon lotor」，俗稱「 racoon」，並不是「Neoguri」；而貉，俗稱狸貓，學名為「Nyctereutes procyonoides」，英文俗名為「racoon dog」。我們只能猜測中央氣象局在翻譯時，可能誤將「racoon dog」當作「 racoon」，而讓「Neoguri」從貉（狸貓）莫名奇妙變身成為浣熊。

又或者是中央氣象局盲目跟隨對岸中國發布之中文譯文，不加查證，才會搞出這種烏龍！

這實在是一個國際大笑話！在政府一再強調大家應該要有國際觀的今日，真是一種諷刺。

（原載2014/7/9蘋果日報論壇）

補充網友提供之資訊：

氣象局預報中心主任的回答：

關於名稱翻譯問題，韓國的回應是，他們的韓中字典翻譯成「浣熊」，韓國氣象廳的翻譯人員亦認同應為「浣熊」。問題出在韓國發音"neoguli"的英文翻譯為"raccoon dog"，意思為"狸"，而"浣熊"的正式韓文發音為"neunneoguli"。目前，我們還是尊重韓方的答覆，這個NEOGULI颱風的中文名稱就是「浣熊」。

我親愛的台灣猩猩兄弟們

2014-07-04T06:30:00.000+08:00

小時候上生物課時學過瑞典學者林奈的生物分類法，依「界、門、綱、目、科、屬、種」來分類，人類在這個系統下屬於「動物界、脊索動物門、哺乳綱、靈長目、人科、人屬、人種」。其中「人科」之下只有一屬一種，簡言之，就是整個人科，就只有「人類」這麼一種動物。

人類這種狂妄自大的主流心態，其來有自，至少也有數千年的歷史。不論是依照上帝自己的形象或女媧的品味，我們總自稱為「萬物之靈」，將其他動物視為「物」，與「人」截然有別。

如果用ＤＮＡ的近似度來區分物種，人類與黑猩猩之間的差異，小於黑猩猩與大猩猩、紅毛猩猩之間的差異。所以說，如果用公平、公正、公開的態度來分類，黑猩猩應該跟人類分在同一組，而不是與大猩猩、紅毛猩猩站到同一邊。事實上，依現今學界通說，「人科」之中至少應該有五種動物：人類、黑猩猩、矮黑猩猩（巴諾布猿）、大猩猩以及紅毛猩猩。畢竟人類與黑猩猩的ＤＮＡ相似度超過百分之九十九，兩者間的差異比起非洲象與亞洲象的差異還要小。如果非洲象和亞洲象都被我們稱作「大象」，那麼人類與黑猩猩為何不可都稱為「人」，或者都稱為「猩猩」？

事實上，曾以《槍砲、病菌與鋼鐵》一書榮獲普立茲獎的美國通才學者賈德.戴蒙也曾寫過一部《第三種猩猩—人類的進化及未來》，其所謂的「第三種猩猩」就是指人類；另外兩種則是黑猩猩與矮黑猩猩。

前些年，奧地利有一群人向法院為一隻黑猩猩申請監護權。依據奧國的法律，只有「人類」才有所謂的監護權，其他的「動物」、「寵物」則沒有監護權的問題。因此，這個申請案中的律師和學者竟向法院主張：「黑猩猩也有人格」，所以可以像人類一樣享有監護權。

要人類世界的法院承認黑猩猩有人格，在可預見的未來，恐怕是難以實現。不然在動物園裡關著黑猩猩，是妨害自由；在馬戲團裡虐待黑猩猩，是使人為奴隸；在實驗室拿黑猩猩來作藥物實驗，就無疑是一種謀殺了。

不過，奧地利的法律學者膽敢作此主張，必然有相當的理論依據，不然也不會被國際媒體報導。然而對大部分的台灣讀者而言，這恐怕僅是一則荒謬的趣聞，很少人會去思考這個問題的後面大有文章。

什麼是「人類」？我們是用什麼標準、什麼條件來區分何者為人類，何者非人類？考諸歷史，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法國作家菲立普.費南德茲-阿梅斯托寫過一本小書《我們人類-人類追尋自我價值及定位的歷史》，英文書名是「So You Think You're Human」，直問讀者：你以為你自己是人類嗎？

人類的「文明史」數千年，也不過就是數百年前，西方白人認為「黑人」不是人類。在一些神學辯論中，有一派意見認為黑人的「感覺遲頓」、「缺乏道德感」、「難以相信能夠具備人類的情感」、「不可能出現人類高尚的氣質」，因此黑人是「動物」，而不是「人類」。所以西方白人奴役黑人，一如役使牛羊，並不會犯下宗教上、道德上的罪，為帝國主義提供了便宜的理論基礎。

然而諷刺的是，在數千年前舊約聖經所記載的所羅門王時代，遠從非洲而來的示巴女王還曾跟所羅門王燕好而珠胎暗結，回國後生了個非洲王子，統治著位於衣索匹亞的示巴古國。在近世帝國主義駕臨非洲之前，衣索匹亞的王室一向自稱是希伯萊人。是以非洲黑人在數千年之前還是與所羅門王平起平坐的「高貴人類」，數千年之後卻不幸淪為西方人眼中的「動物」，這真是情何以堪？還好現在又變成「人類」了！

因此，什麼是「我們人類」？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有著變動不一的標準，並不是涇渭分明的概念。

有趣的是，在大航海時代之前，當歐洲人第一次看見從非洲帶回來的黑猩猩時，對於這個前所未見的物種是否屬於另一種「矮小的人類」或「野人」，其實是頗為遲疑的。早在十二世紀的百科全書編者席維斯提，甚至認為猿是人類的「後代」，是一種「因為墮落而被上帝處罰的人」。

世居西非的原住民部落，與黑猩猩毗鄰而居已有數千年至一萬年以上的歷史，在他們的眼中，黑猩猩其實算是另外一種「人」，有的部族稱黑猩猩為「回到森林中的人」、「野人」、「人類親愛的兄弟」，有的部族自稱是黑猩猩的後代，也有部族會為野地中死亡的黑猩猩舉行與族人相同的喪禮。因此，事實上並非所有的「人類」都將黑猩猩視為人類以外，與人類截然不同的動物。

當然，有人會質疑「黑人」與「黑猩猩」的例子不能互相類比。因為當年西方白人認為黑人不是人類，那是他們沒知識兼無衛生的偏見；若站在黑人的觀點來看，黑人當然認為自己是人類，至不濟和歐洲人一樣都是人類沒錯！

我們「人類」於今普遍認為黑猩猩與我們截然不同，不是人類；但黑猩猩是如何看待自己，黑猩猩認為他們自己和人類是同一種，還是不同一種呢？

目前我們無從確知一群野地黑猩猩的集體意見，但或可說說一位被人類教授夫妻領養在家中的黑猩猩小姐「露西」的故事。所謂領養，是把「露西」當成小孩來養，吃飯上餐桌，睡覺在臥室；而不是當成寵物養在籠子裡。「露西」小姐和人類小朋友一樣喜歡玩圖片分類的遊戲，有一天，她的養父母發現「露西」把自己的玉照和羅斯福總統夫人的照片放在同一堆，而把其他黑猩猩的照片和狗、牛等動物放在另一堆。由此推知「露西」認為自己是「人類」，而非黑猩猩。

「露西」長大之後，養父母無法再將她繼續養在家中，就把她還給研究團隊。當「露西」被安排走入一群「黑猩猩」中間的時候，表情驚駭不已！但不久後，「露西」也接受了其他的黑猩猩原來也是她的同類。而這個認同是「露西」認知自己不是「人類」而是「黑猩猩」；還是她發現原來其他黑猩猩也是「人類」，則是一個頗值玩味的哲學問題。

後來「露西」的養父母籌了一筆錢，決定把「露西」送回非洲去「回歸自然」，並請一位研究生珍妮斯.卡特陪著「露西」去熟悉一下非洲的環境。這位研究生小姐原本打算最多一個月就可以回家，不料一待就是三年多，才好不容易完成任務。換個角度想，如果要把一個從小在美國教授家庭成長的「人類小孩」送到非洲叢林裡去「回歸自然」，至少也要熟人陪個三年，才能平復她驚恐的情緒吧！著名的黑猩猩學者珍古德博士一向反對將人類飼養的黑猩猩送回非洲野放，因為她深知黑猩猩和人一樣，日久他鄉是故鄉，一旦離開了長期生活的環境，硬被「回到非洲」，下場往往十分悲慘，「歸鄉」絕對不是人類一廂情願的浪漫想像。

「露西」小姐回到非洲留學三年，終於學成畢業被「野放」，回到森林裡之後不久，卻被盜獵者射殺剝皮。說到底，自以為是人類的「露西」，最終還是死在「自己人類」手裡。

因此，哲學家興起了一個疑問，除了ＤＮＡ之外，到底要具備什麼特質，才能算是人類呢？

是「使用工具」的能力嗎？早期學者曾有此一說，但科學家已經證明黑猩猩、矮黑猩猩、大猩猩、紅毛猩猩都有製造工具及使用工具的高度技巧。

那麼，是「使用文字」的能力嗎？如果此說成立，世界各地很多沒有文字的原住民部落，都不能算是人類了。

又難道是「使用語言」的能力嗎？語言學大師喬姆斯基早年曾提出這個廣受引用的理論。如果「語言」指的是用嘴巴說出抑揚頓挫的語音，那麼在大猿家族中的確只有「人類」比較在行，黑猩猩、大猩猩等大猿的喉嚨在生理構造上無法發出類似人類這般多樣的聲音。但若「語言」的定義如此狹窄，那麼瘖啞人士、失語症患者或某些自閉症患者可能都不能算是人類了。

因此，「語言」一說，似宜定義為對複雜事物的溝通能力，可以作情感性、概念性、抽象性的描述。比方說瘖啞人士所使用的「手語」，也該算是「語言」的一種。

美國的傅茨教授在其名著《我的猩猩寶貝--科學家與第一隻會用手語的猩猩》一書中，已經證明了黑猩猩也會使用標準的美國手語。本書原名作「NEXT OF KIN--What Chimpanzee Have Taught Me About Who We Are」，非常清楚的寫出了「Who We Are」，人類和黑猩猩是「We」，人類不再是孤獨的「I」。可惜中譯書名沒有表達出這層深刻的意義。

傅茨博士和他的黑猩猩寶貝「華秀」可以用手語溝通無礙，「華秀」打的手語，美國的瘖啞人士可以看得懂。而且「華秀」可以在沒有「人類」協助的情形下，將她學的手語教給她的養子，一隻名為露利斯的小黑猩猩，然後彼此使用手語溝通。傅茨博士發現，「華秀」不但可以使用正確的手語和人類及黑猩猩溝通，還會自己組合不同意義的手語造出新詞句。

而且黑猩猩一旦學會手語之後，就算被隔離在沒有手語的環境十幾年後，依然不會忘記如何使用這種「語言」。

傅茨博士的黑猩猩手語實驗中曾有一隻黑猩猩波依，因學術鬥爭等種種緣故，在一九八二年被送去其他實驗室作藥物實驗。一九九五年，美國廣播電視新聞台策畫了一個探討猩猩實驗倫理的節目，主持人邀請傅茨博士一同前往，事隔十三年，當傅茨博士出現在波依面前，波依一眼就認了出來。當傅茨打出手語「嗨，波依，你還記得！」，波依馬上用手語打出了「波依、波依、我是波依」、「給我吃的，小羅」，「小羅」則是十三年前波伊對傅茨教授的手語暱稱。這兩個人（或這兩隻猩猩），就在實驗室裡隔著鐵籠用手語交談，互相呵癢、嘻戲；當傅茨博士不得不離開時，波伊的嘴角馬上往下掉，身子癱了下來，退到籠子深處，流露出真實深刻的情感。這個未經安排的畫面於一九九五年五月五日播出，感動了美國觀眾，大量的捐款湧入，終於讓黑猩猩波伊脫離了實驗室的牢籠，搬到加州一個非營利野生動物保護機構，在寬闊、舒適、綠意的環境中頤養天年。

當我們追索歷史，發現人類自己在定義「何謂人類」時，向來是先有結論，再定標準。每當科學家有了新發現，比如說猩猩會使用工具，會合作打獵，會從事生存以外的娛樂行為，會做出與覓食無關的戰爭行為，會用手語溝通，會從事繁殖以外社交性、享樂性的性行為等等，人類就會進一步修改「人類的定義」，以便把「非人類的猩猩」排除在外。過去的演化論者曾追索一個「失落的環節」，認為人類由動物演化而來，固無疑問，但從動物跨到人類這一步，進步之大，實在是太過神祕難解；所以在這一小段的演化過程中，必然有一個「失落的環節」尚未被發覺。

如今，黑猩猩是否應該享有「人格」，或無定論。但若說黑猩猩與人類之間有什麼「失落的環節」，則是人類自大的迷思！黑猩猩是人類的兄弟，我們中間並沒有所謂的「失落的環節」，黑猩猩也有智慧、有感情、有「語言」，人類只是學會了用嘴巴說話，方便空出兩隻手來做事情而己。這中間既不是鴻溝，也沒有失落什麼不可思議的東西。

在台灣的靈長目動物，除了人類之外，就只有猴科的台灣彌猴，並沒有其他原生種的人科大猿，但台灣和紅毛猩猩卻有著很深的緣份。我們曾經是舉世公認的紅毛猩猩殺手。一九八七年，張小燕主持了一個益智問答節目「頑皮家族」，向六福村野生動物園商借了一隻紅毛猩猩「小莉」一同主持，「小莉」可愛的模樣迷倒了大批觀眾。彼時的台灣錢淹腳目，有錢人爭著養紅毛猩猩當寵物。據非正式的統計，在民國七、八十年間，最高曾有一千隻左右的紅毛猩猩生活在台灣。台灣也是印尼及馬來西亞以外，擁有紅毛猩猩族群數量第三多的國家。

全世界的野生紅毛猩猩都居住在婆羅洲和蘇門答臘的熱帶雨林裡，公的紅毛猩猩單獨行動，小紅毛猩猩則跟著媽媽過團體生活。台灣有錢人把紅毛猩猩當寵物，當然要養小的，最好是BABY，養大了才會和主人有感情。印尼的獵人們為了滿足這種市場需求，當然只抓小隻的紅毛猩猩；而小紅毛猩猩被抓的時候，他們的媽媽、阿姨們當然不肯；為了抓小的，這些力大無窮的成年雌性紅毛猩猩就不免成了槍下亡魂。而且，台灣從未准許紅毛猩猩當成寵物合法進口，所以小紅毛猩猩們只好坐著漁船偷渡入境，通常走私十隻，只有一至二隻可以存活，到達台灣有錢飼主的家中。

因此，一個簡單的數學算式是：台灣有一個有錢人養了一隻小紅毛猩猩，代表有五至十隻小紅毛猩猩死在偷渡來台的海上，並代表有另外十至二十隻小紅毛猩猩的媽媽和阿姨們死在印尼獵人的槍下。台灣的有錢人養了近一千隻的小紅毛猩猩，就代表有上萬隻的紅毛猩猩為此死於非命。因此，當國際動物保護團體的撻伐聲一起，台灣簡直是百口莫辯。這個事件，也是台灣社會第一次認真看待動物保育的問題，也催生了日後的野生動物保育法。

如果說黑猩猩和矮黑猩猩（巴諾布猿）是人類的親兄弟，那麼紅毛猩猩和大猩猩可算是人類的表兄弟，紅毛猩猩與人類基因相似度也高達96.4％。二十年前台灣因為紅毛猩猩的事情遭到國際圍剿之後，政府大力宣導敦請飼主們捐出紅毛猩猩送回婆羅洲的老家；但很多飼主因為和紅毛猩猩有了感情，而且當初也是花了不少錢買的，因此遲遲捨不得交出來。

農委會也曾經邀請研究紅毛猩猩的外國學者到台灣，為此開了一場討論會，邀請紅毛猩猩的飼主們到場。當這位國外學者看著一隻隻紅毛猩猩坐著雙Ｂ的名車，好像寶貝一般地被有錢的主人們抱著帶到會場，他也了解到，說台灣人「虐待」紅毛猩猩乃言過其實。當時的台灣人只是在動物保育這方面民智未開，沒有正確觀念而已。

據說這位國外學者當場對台灣這些紅毛猩猩的飼主們表達敬佩之意，因為據他所知，紅毛猩猩是一種力大無窮，野性難馴的野生動物，成年後可以長到一百七、八十公分，因為基因相似度高，也可能與人類互相傳染疾病，需要專業的飼養人員及飼養環境，才能避免發生危險。而台灣人居然可以把這些野生動物養在家裡，和大家一起看電視、吃飯，相安無事多年，真的是「運氣好」兼「勇氣可嘉」啊！

經過如此的解說和宣導之後，有些飼主才終於下定決心將親如家人的紅毛猩猩送回印尼婆羅洲。英國國家廣播公司ＢＢＣ也曾來台灣拍攝送紅毛猩猩回家的紀錄片，其中有一位女士養的紅毛猩猩，教養非常的好，在印尼下機時，手上握了一個東西，保育人員想叫牠打開手掌卻沒辦法，一直到同行的飼主叫牠把東西放下，這隻紅毛猩猩才將手打開，她居然握著自己的便便。

原來在飼主家裡，這隻紅毛猩猩知道便便的時候要坐到馬桶上，她坐飛機的貨艙沒有廁所，也不敢隨便弄髒地板，所以就將便便一直握在手裡，不願意放下來。我想人類的小孩都沒有這麼貼心與聽話吧！這隻紅毛猩猩的智慧非常高，ＢＢＣ追蹤多年，發現野放一些年後，她變成了一個野生紅毛猩猩群的領袖，飼主在多年後也曾在保育人員的陪同指導下到保護區去看過牠，躲的遠遠的，但據說這隻紅毛猩猩好像還是感覺到了。

而更有趣的則是這批在台灣留洋過的紅毛猩猩，因為在飼主家中學過用湯匙、叉子來吃飯，工具操作之技術水準超越同儕，傳授了很多新玩意兒給他們印尼的同胞。婆羅洲當地的雨林有一種樹，果實長有厚皮，原本並非紅毛猩猩的食物，但這批由台灣學成歸國的紅毛猩猩硬是有方法將果實弄開，發現十分好吃，一段時間後，居然連原本野生的紅毛猩猩也學到這項技術。此事還引起當地研究生態的學者一度擔心那種樹將來會絕種。

成年的紅毛猩猩力大無比，雄性更有可能長成龐然大物，在雨林中有拔山倒樹之威。台灣紅毛猩猩回娘家的活動，在印尼方面拒收八歲以上的紅毛猩猩之後，無以為繼，前後算一算只成功送回了三十多隻。之後主管機關又辦理紅毛猩猩登錄作業，多年來登錄在案的卻不到一百隻。據此推算，在台灣仍有數百隻的紅毛猩猩是黑戶，是死是活，健康與否，難以確知。

現下收容紅毛猩猩最多的單位是屏東科技大學的保育類野生動物收容中心，空間雖然不小，但對於紅毛猩猩而言仍是形同坐牢。多年來送了幾隻給中國、日本等地的動物園，也曾經和英國合作，將一隻芳名「阿美」的紅毛猩猩送往英國的Monkey World進行保育繁殖計劃。台灣人好像想要默默的為這些嬌客們各尋歸宿，或者，其實是想要拋掉這些燙手山芋，裝作看不見，等待他們自然死亡，覆蓋在歷史的塵灰之下不再想起。

紅毛猩猩的故鄉是婆羅洲與蘇門答臘的熱帶雨林。日本、英國是溫帶國家；中國的福州、南京動物園緯度也較台灣更高，而且中國相關機構未能善待動物的前科累累，紅毛猩猩可否得到最佳照顧也頗堪疑慮。若我們有點良心，便會發現對紅毛猩猩來說，上述地點都比不上有著熱帶氣候的南台灣啊！

更何況，台灣民間過去曾有高達一千隻左右的紅毛猩猩，如果能好好的找出來妥善安置，可以說全世界除了印尼及馬來西亞之外，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比台灣更適合來做紅毛猩猩的保育繁殖計劃。

紅毛猩猩是華盛頓公約裡的瀕危物種，亟待人類的協助與保育。台灣不會是紅毛猩猩最後的家園，但在保育繁殖上，我們因為歷史的錯誤，反而得天獨厚，可以做的事情很多。而紅毛猩猩的平均壽命約有四十年，如在人工環境下妥善照顧，可以活到更老。當年被偷渡來台的小紅毛猩猩們，算算現在應當還在人世間。就算不予繁殖，也該讓他們有個自由開闊的家園，可以像黑猩猩波伊一樣舒舒服服的安度晚年。

往昔所造諸惡業，皆從無始貪瞋癡。紅毛猩猩是台灣人當年的貪婪與癡愚所造之一大惡業，而今，我們要沈默、視而不見，讓這個惡業繼續往下深深的種在故鄉的土地上；還是應該「一切我今皆懺悔」，彷照外國經驗打造一個紅毛猩猩可以安居的樂園，多少還一些給這些地球上所存不多而在台灣受難的猩猩兄弟們吧！

（刊載於民報 2014-07-02【專文】人類，多了一張嘴說話的猩猩？）

近日書話隨記

2014-05-23T06:00:00.000+08:00

有時候讀一些實用的書，有時候讀讀掌故、科普，有時候翻兩頁詩話，或者讀一本小說。

同樣的東西讀太多，會累，就換一種。沒有一門深入的結果，就是駁雜，要由駁雜變成博雅，那是看不到頭的長路。

讀小說比較麻煩，沒辦法拖太久，忘了人名和情節，就得再從頭開始。但每隔一段時候，就會感覺人生有小說之必要。

前幾天抽了本卜洛克的《在死亡之中》，馬修史卡德系列的第十集。

會抽出來，是因為我一時手滑，上網買了今年由傅月庵重新校定出版的「馬修．史卡德系列珍藏紀念版套書」，附松木的書盒和作家親筆簽名紀念卡，想必極為精緻。

會「想必」，是因為書送來之後，發現體積不小，沒地方放，所以乾脆連紙盒也沒拆的先「儲藏」起來。

空間如此珍貴，所以我想，一個正常人不應該坐擁兩套馬修史卡德全集。雖然，看到網路上有人說，要把珍藏紀念版放起來，再準備一套專供閱讀。

但我不想假裝我也是這種品味高尚的藏書家。雖然很多是初版，舊書還是打包送去讀冊拍賣了！

不知為何，漏了這一本《在死亡之中》。書薄，所以動心起念讀個一回，再拿去賣吧！

果然，馬修.史卡德就是人生啊！

為此，兩年前赴美旅遊時，我真的在夜裡的街角雜貨店買了一瓶野火雞牌的波本威士忌，老闆把酒放在牛皮紙袋裡。昨夜幾乎要倒一杯來配小說了（馬修在第十集時，還沒有開始戒酒）。

然而不行，我喝酒容易胃脹氣，輾轉難眠的夜已不再適合我。我不是住在紐約的旅館房間，我只是偶爾住在小說裡。

此外，妮可.克勞斯的小說《愛的歷史》放在架上恐怕有兩、三年了。我是抱著趕快看看有沒有書讀完就可以丟掉的心情拿來讀的。結果，只能歎氣！我當初選書的眼光怎麼那麼好？

事實上，我原本的衝動，是想寫一篇小文章來推介《愛的歷史》。但不知怎麼的，就寫成這樣了！

小說與人生，好多難以預測的轉彎，如是我活。

鄭伯克與段于鄢

2014-05-20T01:04:00.000+08:00

新新聞週刊於2014年5月10日由記者左拉拉發表了一篇「用左傳維繫家庭與國家的秦氏教子術」，寫的是秦厚修對馬英九總統姐弟們的教育。我想，記者一定是亂寫！不然就是馬家子女不學無術，在受訪時胡說八道。畢竟秦厚修是老一輩受過教育的人，中文有可能爛到這種程度嗎？

茲引報導中的一段來看：

「馬家孩子多，難免鬥嘴吵架，而秦厚修就把《左傳》「鄭伯克與段于鄢」當成教小孩要「相親相愛」的教材。每當孩子吵架，她就要孩子拿出《左傳》，翻到這一篇，要他們念出來，然後她再解釋給他們聽。「做兄弟要一心一意，相親相愛，做母子的也是。家庭如果不和睦，就會影響到國家大事。」所以馬家的孩子們，從小就知道要互相照顧。」

「鄭伯克與段于鄢」是什麼東東？左傳寫的是「鄭伯克段于鄢」，「鄭伯」是一個人，「段」是他的弟弟，「鄢」是一個地名。到了記者筆下，卻好像變成「鄭伯克」與「段于鄢」二個人，這實在是太離譜了！

在這個故事中，鄭伯是一國之君，弟弟段卻叛變，兩人兵刀相見，哥哥把弟弟打到國外去避難了。要用這個故事教導子女「相親相愛」，大概只能用作反面教材吧！

在「後宮甄環傳」這部連續劇中，劇情發展到乾隆登基之後，向太后甄環請教讀書上的問題，問的便是這篇「鄭伯克段于鄢」。甄環知道了皇上的意思是怕受寵的太后親生兒子會與皇兄爭權，便把自己的兒子過繼給果親王傳嗣，以示絕無此意。

當時看連續劇的是許小妹，我問她，甄環說的「鄭伯克段于鄢」是什麼意思？她當然不知道，所以我就趁機講了一些給她聽。我相信不論她聽進去多少，未來一定不會像馬英九的程度這麼差！

「鄭伯克段于鄢」是孔子作《春秋》裡的一段記載，就這麼六個字而已。《春秋》是記載魯國觀點的一部史書，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就是說除了魯國的《春秋》之外，還有晉國的《乘》、楚國的《檮杌》，都是記載同時代歷史的史書。但流傳後世的只有《春秋》。

《春秋》是孔子所作五經之一，只寫了「鄭伯克段于鄢」六個字，誰看得懂啊？所以要有「傳」，即註釋書，才能了解孔子到底在說什麼。孔子的弟子公羊和穀梁各作了一本註釋書，被稱作《春秋公羊傳》與《春秋穀梁傳》，主要寫的是孔子的訓誨。而左丘明所寫的《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則除了孔子的訓誨外，還把整個故事都詳細的寫下來，可以說是上古時代最重要的史書。

簡單來說，故事是這樣的。鄭武公（鄭國的君王）娶了武姜當皇后，生大兒子時，武姜在睡夢中陣痛，受了驚嚇，便把長子取名叫「寤生」，不喜歡他；而偏愛二兒子「段」。武姜希望老公可以立二兒子為太子，但鄭武公不肯。

鄭武公死了之後，長子寤生即位，是為鄭莊公。武姜替二兒子段請求「京」這個大塊地方作為封地，莊公照准，所以段又被稱為「京城大叔」。

很多大臣勸告鄭莊公，段的封地太大了，權力也太大了，恐怕會謀反。鄭莊公卻說，那是我老媽的要求，我能怎麼辦？大臣說：就因為汝老母既偏心又貪心，所以你才要管一管啊！結果鄭莊公回答：多行不義必自斃（這句成語即出自此篇），你們等著瞧吧！

果然，最後段舉兵叛變了。老母武姜還做了內應。但鄭莊公早有準備，「京」地的人民也唾棄段，所以段就逃到了鄢。鄭莊公在鄢擊敗了段，段就逃亡到共國去了。所以左傳中稱段為「共叔段」，意思是跑到共國、君王的弟弟、名字叫段。

孔子針對這件事，在《春秋》裡記下了「鄭伯克段于鄢」六個字，《左傳》註釋：「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

意思是說，段是鄭莊公的弟弟，哥哥本來就有教導弟弟的義務，鄭莊公不但不教好弟弟，反而故意縱容他，讓弟弟越走越偏，最後謀反。因為段沒有做好弟弟的本分，所以孔子直書其名，不稱其為弟弟；君王討伐叛亂，以正對不正，應稱作「伐」，如弔民伐罪。但這件事是鄭莊公這個哥哥有意造成，所以孔子稱「克」而不稱「伐」。「克」是指平等的二方，一方戰勝他方所用的字，所以《左傳》說「如二君，故曰克。」

又鄭國的國君，以前在周天子分封諸候時，爵位為「伯」。然當時周天子已勢微，鄭國則十分強大，「武公」、「莊公」都是君王的諡號，《左傳》也作如此的尊稱。但孔子卻將鄭莊公稱為「鄭伯」，不稱「鄭主」，正是在譏刺他沒有盡到為君、為兄教導弟弟的責任。

因此，「鄭伯克段于鄢」中，「鄭伯克段」這短短四個字，就已經說明了孔子對這個事件完整的歷史評價。此即所謂「微言大義」！

我想，馬英九應該懂不了這麼多，因為秦厚修也未必真的懂左傳。如果她真的懂，她兒子應該要知道「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的這種可怕。

至於那個記者左拉拉，我建議可以找一面牆自已撞一撞，也許真能遇見屬於你的鄭伯克或段于鄢！

寒 山 石 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