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歷史網: 被遗忘的“文革思想者”马正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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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文革思想者"马正秀

Nov 20th 2013, 20:01, by 明鏡雜誌

　　近年来，不少媒体纷纷纪念被公众遗忘40年的圣女王佩英(大中电器董事长张大中的母亲)。其实，当时还有一个与王佩英同日殉难的女英雄，她的名字与事迹依旧被我们这个公共社会遗忘着。笔者也是从最新出版的诗人、翻译家屠岸的人生自述《生正逢时》中，才读到了她的名字与事迹。她的名字叫马正秀，被杀害时正值风华正茂的38岁，比54岁的王佩英还小了16岁。

　　屠岸自述中说，1958年，他因"反右"下放后病了，精神压力很大，引发了抑郁症。妻子请戏剧出版社的编辑赵光远每星期天来陪陪他。赵光远是重庆人，他与妻子马正秀从小青梅竹马。"文革"前，赵光远一家住在王府井大街鹁鸽胡同一间简陋的屋子里，两家人的交往过从有十年时间。屠岸夫妇二人对马正秀的印象很好，觉得她为人纯真，善良朴实，是穷人家的女儿。作者笔下的描述是，"马正秀给我的印象是热情而不狂放，外表柔弱，内心刚强。她对儿童有一种天然的喜爱和亲和力。她长得很美，一种纯朴无华的美，一种青春勃发的美。"

　　屠岸写道，1932年出生的马正秀是幼儿师范毕业的，到北京后做自然博物馆的讲解员。"文革"时，造反派到处写打倒谁谁谁，只要是打倒某位领袖和老帅的，马正秀就把"打倒"二字擦掉，再另外加上"万岁"。最突出的是，她把"打倒刘少奇"改为"刘少奇万岁"。结果于1967年9月16日被捕。在狱中，要她认罪，她不认。"她不像我们——我们许多人都认错，以求减轻'罪'责。"她在狱中受尽折磨，但她昂首不屈。最后在公审大会上要她认罪，她不认，造反派的两个彪形大汉对她拳脚交加，抓着她的头撞墙，百般折磨她，她还是不认，最后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宣判死刑，立即执行。她殉难的日子是1970年1月27日。"这些情况是后来人文社的余维馨告诉我的，他在1969年参加了那次宣判会，看到马正秀面临厄运，依然昂首，目光炯炯，毫无惧色。余维馨说，这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这种造反派是封建法西斯专政！马正秀的遭遇，与坚持真理，反对文革而被造反派处死的女英雄张志新如出一辙，他们的人格光辉永不消逝！"

　　然而，悲剧还没有完结。书中记载，作为丈夫的赵光远于1969年3月5日跳楼身亡，竟比马正秀还要先死近十个月。赵光远的"罪名"是他与华蓥山游击队(本来是革命队伍，在"文革"中被说成是"反革命"队伍)有关，说他的社会关系危险，他本人可疑。赵光远曾任孟超的剧本《李慧娘》的责任编辑。1961年，戏剧出版社合并到人文社，成为人文社的一个编辑室，孟超任人文社副总编辑兼戏剧编辑室主任，赵光远在戏剧室当编辑。"文革"开始后，孟超成了大黑帮，被关在牛棚里，造反派让赵光远去"看管"他。赵光远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可想而知。赵光远跳楼自杀的时候，马正秀正在狱中受刑，赵是在极度不安、惶恐绝望中自杀的。

　　后来，有一位诗人刘岚山从屠岸口中知道了马正秀的事迹后，他很积极地访问了马正秀的女儿赵秀华，写出了《一家人》。屠岸一面读一面流泪，想控制也控制不住，他用一条毛巾擦眼泪，擦干了又流了出来，伏在床上，泪水浸湿了枕巾，心潮澎湃，无法平静。屠岸把自己的软弱同马正秀的刚强相比，感到惭愧，无地自容！他无法理解马正秀的抗争力量从何而来？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她进行殊死的斗争，把祖国的命运和重任担在自己的肩上，最后付出了年轻的生命？应该是对真理的信仰、对真理追求的执着，除了这些，还能有别的什么解释呢？

　　屠岸自己有过反思，为什么不争？他甚至想到了死，就是没想到反抗。最使他心潮激荡的是马正秀，她是张志新式的女英雄！是走进屠格涅夫"门槛"的女性，是中国的圣女贞德。观照自己，他认为远远不如！但是，屠岸也不同意茅于轼先生在"纪念王佩英殉难四十年"会上所讲的，那场悲剧，全国六、七亿人为之疯狂，有一半责任在老百姓。屠岸认为，这样的话，老百姓的肩膀上太沉重了，操控"文革"的"四人帮"的罪责就大大减轻了！但老百姓是不是完全没有责任？他赞同鲁迅的话，对中国老百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个情况在鲁迅时代是这样，到"文化大革命"依然如此。对老百姓，也要分析，但知识分子责任应大于工农群众。

　　与逐渐为更多人所知的王佩英相比，马正秀这位"文革思想者"的相关经历与事迹的文字显得更少。有一则资料，是名作家艾芜在《往事随想》一书中《夜深我走在北京的街头》一文中记述的。原来马正秀的丈夫赵光远是艾芜40年代在重庆"育才学校"的学生，是地下党员，亦是文学青年，曾在艾老主编的《半月文艺》中发表过作品。新中国成立以后，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因病退伍后，是艾芜帮其在北京找到了工作，后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1968年，工宣队进驻人民文学出版社，其时赵的妻子马正秀已经被捕，罪名是贴大字报拥护刘少奇、拥护彭真，又写出打倒什么人(估计是材料上所写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成员)。工宣队进驻后，赵深感大祸临门，所以从四楼跳下，自杀身亡。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1970年1月9日的死刑判决公告，在20个"现行反革命"的死刑公告中，马正秀是第18个，这20人中，男17人，女3人，从年龄看，50-60岁的3人，30-40岁的有12人，不满30岁者(包括遇罗克)有5人。马正秀的罪名是"刻骨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常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一九六七年八、九月间，多次书写和公开张贴反革命标语、传单、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穷凶极恶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押期间，仍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而且其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其兄亦因"军统特务"被枪决。1970年1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公审大会"，同日，与王佩英等人同时遭到杀害，遇罗克则推迟到3月5日被处决。马正秀于1980年2月28日由北京中院平反，称撤销原判决书，对马正秀不追究刑事责任云云。我们至今还不知道，在这20个被枪决的"罪犯"里面，是否还有如王佩英、马正秀这样如张志新式的"文革思想者"？历史如不能还原真相，正义就无法得以伸张。

　　今年已经88岁的屠岸老先生，曾以一首长诗《迟到的悼歌》，发表在2000年第12期的《人民文学》上，以悼念这位让他终生敬重的女英雄。

　　韩三洲，《南方都市报》

明鏡歷史網: 老志愿军赴台见战友：为不相干的主义相斗蠢透了

2013-11-21T00:09:00.001+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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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志愿军赴台见战友：为不相干的主义相斗蠢透了

Nov 20th 2013, 16:09, by 明鏡雜誌

志愿军战俘的手臂上、胸膛上、背脊上被刺上类似"反共抗俄"之类的字眼（资料图）

　　鳳凰卫视记者：您身上刺了字，在台湾夏天的时候也会光着膀子出去吗？

　　赵英奎（原志愿军一八零师现居台湾）：出去是没光膀子了，在家里我都是光膀子，我小孩子都见怪不怪了。

　　记者：有没有路人或者是外人看见你身上这些纹身会感觉到很好奇的？

　　赵英奎：一开始有的，以后他们就不知道是为什么事情，五几年的他们都知道，你是从朝鲜回来的。

　　记者：您这身上都是刻了些什么呀？

　　赵英奎：就是在青天白日旗帜下勇往前进，一个命令下来大家都要刻，你不刻就不行。然后就有几个人专门把这个先拿毛笔写上，写上以后有三个针把它用线绑起来，蘸着墨汁刺、刺、刺，蘸一下刺刺刺，我这个刺了好几个钟头呢。

　　记者：您现在身上这个纹身可以说也是一个历史的印记了。

　　赵英奎：对呀。

　　解说：这位胸前刻着国民党党旗的老人名叫赵英奎，来自台湾，祖籍山西平遥。与他坐在一起的另一位老人名叫张泽石，60年前他们共同参军入伍，在异国的战场上出生入死，战争却最终将两个人带往了不同的方向。一人身上刻字被裹挟去了台湾，一人历经磨难，最终返回了大陆。时光荏苒，当两位老人再度相逢时，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60年。

　　张泽石（原志愿军一八零师）：我每次到台湾去我看到我的战友真是，大家拥抱、干杯，流眼泪，完了以后说，哎呀几十年前我们在战俘营里面，为了跟我们毫不相干的主义斗得死去活来、愚蠢透了。骨肉同胞之间你说干吗斗啊，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应该，可是那场战争，那场斗争实在是太残忍了，伤了太多人的心，伤了太多人的生命。

　　陈晓楠：张泽石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但是这位当时的清华大学高材生却完全没有想到，他的人生随着紧接而来的一场发生在异国的战争而彻底的转了一个弯。1951年张泽石随180师出兵朝鲜，在第五次战役当中受伤被俘，直到1953年的9月他才作为最后一批战俘被交换回国。多年以来张泽石一直四处奔走去寻找他的志愿军难友，他还到了台湾，到了韩国，而随后一批记录他这一段特殊人生经历的手记也相继问世，比如说《我从美国集中营归来》、《我的朝鲜战争》、《战俘手记》等等等等。张泽石说其实对他来讲，在战场上的经历不过是短短四年的时间，但这四年就好像是他的整个人生了，而这四年战场上的硝烟在随后的60年间也好像从未消散。

　　解说：2000年6月，时隔近半个世纪，71岁的张泽石再一次来到了韩国的巨济岛，他仔细寻找着记忆深处这片土地上的印记。但岁月走远，曾经的一切消失得是如此的彻底，硝烟、刺刀、铁丝网似乎从未降临过这个宁静而美丽的岛屿，面对着青山，面对着大海，想起死去的战友，张泽石心绪如潮。

　　张泽石：过了五十年我们去了，到了济州岛找到毛山堡，那个地方已经是荒草丛生，根本看不到任何痕迹。埋战友的时候，每一个坟有一个十字架，没有坟头就是有一个十字架。经过这么多年完全没了，但是地点还找得到，所以我们就在那儿抛了很多花，向太平洋抛了很多花来纪念悼念我们这些烈士。我在那儿念了这个悼词，几十年我们不敢忘怀你们，你们现在还在海外漂流，我们没有尽到责任。真是啊，我们哭的一塌糊涂在那。

　　解说：如今60年过去，但那场仅仅持续了三年的战争在张泽石的心里，60年来却从未远去，重返旧战场曾经的战火硝烟往事一幕幕的仍旧历历在目，而这座当年集中关押志愿军战俘的小岛，如今已是韩国南部的一座滨海小城，战俘营旧址也被开发成了一处旅游观光景点。

　　工作人员：它的左边第一个是"6·25"开始，北韩开始侵略，第二幅图是独龙江保卫战，只剩这一块领土了，中间这个是仁川登陆，这块是中共军的进入，右边是停战，停战谈判和停火。

　　解说：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10月，中国军队入朝参战，凭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策略，志愿军在第一、第二次战役中一度取得成功，顺利收复平壤，并将联合国军逼退至38线一侧。但志愿军在实力上与联合国军的差距以及后勤粮弹补给不足等问题已充分暴露，1951年1月，彭德怀电告毛泽东，说明前线紧急，拟后撤数十公里，但毛泽东回电称，我军必须立即发起第四次战役，即使付出五六万人的代价，也要消灭敌人5个师。1951年1月25日，第四次战役打响，1951年2月，作为后续支援部队，驻守四川的180师接到了赴朝作战的命令。

　　解说：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10月，中国军队入朝参战，凭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策略，志愿军在第一、第二次战役中一度取得成功，顺利收复平壤，并将联合国军逼退至38线一侧。但志愿军在实力上与联合国军的差距以及后勤粮弹补给不足等问题已充分暴露，1951年1月，彭德怀电告毛泽东，说明前线紧急，拟后撤数十公里，但毛泽东回电称，我军必须立即发起第四次战役，即使付出五六万人的代价，也要消灭敌人5个师。1951年1月25日，第四次战役打响，1951年2月，作为后续支援部队，驻守四川的180师接到了赴朝作战的命令。

　　张泽石：1951年的时候我22岁，带着一些十八九岁的，我在成都去招收的这些宣传队员，都是一些高中生，为了抗美援朝也高兴的要命，坐上汽车他的父母送他们，我们等着你们胜利凯旋。我们说你们等着我们胜利的消息吧，没有任何犹豫，没有任何害怕，无非就是马革裹尸而回嘛，是不是，脑子里面是屈原，是文天祥，是这些人。

　　陈晓楠：所以去朝鲜之前您所想象的战场的画面都是那种很英雄的电影里的那种。

　　张泽石：对。

　　陈晓楠：很浪漫的。

　　张泽石：就是，那也没什么了不起，战争嘛，你就要投入，而且人家都在那打了几次都打赢了，把美国鬼子从鸭绿江边一直赶到了三七线，是不是。

　　解说：与怀揣浪漫主义情结的张泽石不同，刚刚从西南革命大学毕业的张达报名参军的目的只有一个，作为国民党中校军官的后代，他要通过战争的洗礼证明自己是个合格的革命接班人。

　　张达（原志愿军一八零师）：一天到晚热血沸腾的就老是等不住，急不可耐就是要上战场表明一片忠诚，去就是要好好打仗，尤其是要打胜仗，一定要用这个来报效祖国，报效人民，证明自己，我想我的父亲好像也需要这么一个好儿子似的。

　　解说：1951年3月，冒着敌机的猛烈轰炸，180师一万两千战士跨过鸭绿江，开始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征程。

　　张达：好男当兵嘛，这个不是战死疆场就是凯旋归来。

　　张泽石：觉得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是那么一种东西在里面。过去的时候鸭绿江水在夕阳下面是金光闪闪，所以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我们还要回来的，决不让敌人跨过去侵略我的祖国，那是不行的。

　　凤凰卫视

明鏡歷史網: 孙江：历史学找回想像力

2013-11-20T21:47:00.001+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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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江：历史学找回想像力

Nov 20th 2013, 13:47, by 明鏡雜誌

看到这个标题，以表述历史为职业者必摇头再三。的确，自打19世纪后半叶与文学分道扬镳后，近代历史学即琵琶别抱、投身于科学门下。历史学被视为基于科学的方法追求事物客观性的学科。

不过，近代历史学的一厢情愿并不能改变其自身的历史。历史学作为一种表述行为，毫无疑问带有修辞的文学成分。正如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中所指出的，本质上，决定历史叙述的不是史实本身，而是历史学家对史实的解释。1980年代后半叶"语言学的转变"摇撼了一味追求科学性的历史学，一些历史学者蓦然发现，近代历史学数典忘祖，在科学的刀劈笔削下，历史被规训得支离破碎、血色失调。历史学需要找回曾经属于自己的东西：想像力。

本来，文史一家，自古而然，不论东西。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亦文亦史，介于文史之间。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欧洲，历史书写就是修辞性的文学行为，无论是希罗多德的《历史》，还是伏尔泰的《路易十四的时代》，既是历史著作，也是文学作品。如果撇开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之间的不同，确如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所揭示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在运思结构、议论格式以及意识形态指向上并没有本质差异。

但是，从诞生之日起，近代史学即着力于在历史学与文学之间设立樊篱，她声称历史学关注的是以"史料"形式存在的"事实"，而文学艺术所建构的"事实"是虚构的，故而不能成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为保证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兰克主义史学甚至将历史学圈定为基于可靠的官方档案的政治史。这种历史科学化的结果，近代史学失去了想像的活力。

对于兰克式的历史叙述，近代史学内部一直翻滚着突破桎梏的冲动，"新史学"便是一个象征符号。早在1890年代就有人使用了"新史学"一语，1929年法国"年鉴派"出现后，"新史学"逐渐扬名世界，衍生出多重含义，从早期强调与社会科学对话、建构整体历史，到近来反对历史学社会科学化和用理论、概念来随意切割历史，主张把历史置于日常生活之中加以考察。"新史学"这种不断突破自我——历史学的局限性的努力，表明她不是自我限定的概念，而是反对任何僵化的武器。在法语里，"新史学"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活着的历史"。顾名思义，活着的历史就是要将历史栩栩如生地再现出来。这是一个高远的目标。

尽管如此，在"新史学"的圣坛上，文学依然不在。直到接受"语言学的转变"的冲击后，"文学"才重新现身于历史学家的视野。

"语言学的转变"要求人们以语言为中心重新思考"文化"。"文本之外一无所有"（德里达语）。历史学应该关注语言，语言构成了人的意识，人的意识又赋予表象于意义。"语言学的转变"让文学为之欢呼，令历史学震惊不已，1994年，英国的《过去与现在》杂志专门组织了一场文学与史学的激烈讨论。然而，文学和史学并没有就此破镜重圆，但是，朴素实证主义史学从此失去了在历史学昂首独步的话语霸权，不管是否愿意，历史学者必须承认历史文本的修辞性，修辞和事实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必须承认历史证据或记忆里包含着客观性和主观性之间的矛盾。

科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里谈到历史的想像力时，举例说：

当我们眺望大海时，看到一艘船。五分钟之后，当我们再次眺望时，船已经移动到不同的位置。因此，我们必须想像，当我们没有眺望的时候，船在一点一点占据着两处的中间地带。这是历史思维的一个案例。同样，当我们被告知凯撒在不同的日子里分别呆在罗马和Gaul的话，我们得想像凯撒在两地之间旅行的情景。

没有想像力的历史学是不可想像的。历史学需要感觉主义，这是历史学者自我省思的契机。唯有感觉或想像被注入了历史性内容，感觉或想像才能成为历史表述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孙江，《中华读书报》

明鏡歷史網: 杨念群：中国的“另一个近代”

2013-11-20T21:45:00.001+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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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中国的"另一个近代"

Nov 20th 2013, 13:45, by 明鏡雜誌

　　无论是对中国抱有好感还是有意回避刻板政治史观束缚的人，都容易产生某种焦虑，那就是如何独立发现中国自有的"近代"形态。在他们看来，过去的解释模式似乎总难摆脱西方历史观控制的魔咒。例如，如果要规避"革命史"把西方入侵统统视为帝国主义侵略的负面解释，似乎就必须以颂扬西方传播现代化福祉为旨归，双方立场尽管截然对立，讨论的圈子还是逃不出西方对中国历史如何发生作用，以及如何衡量此作用之程度这个核心话题。这就如同赌博掷出的银币，在地上旋转出的图案仍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侧面。

　　如此焦虑导致的一个极端后果是，人们执著地相信，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中，一定能够发现类似西方的近代因素。比如美国史界就一度流行中国存在着所谓"早期近代"的说法。"早期近代说"试图证明，明清之际隐约彰显出的若干反皇权思想，其中就包含着类似西方的"近代"因素，如对个人自由的关注，朦胧初现的法律契约意识，以及对平等和私有财产权的自觉维护等等。与之相呼应，国内史界换了个说法，称此阶段为"早期启蒙时代"。一些学者坚称明清之际出现了一股"人的觉醒"思潮，颇类似于西方启蒙运动。日本学者如岛田虔次也认为，明季以阳明思想对下层民众的浸染为契机，唤醒了某种"市民意识"，但进入清代却惨遭挫败而趋于沉寂。这类论说很容易予国人以莫名其妙地自我安慰，好像未庄的阿Q挨过打之后还硬说，老子也曾经火过。

　　这些论调在清末的一个变种，被戏称为"古已有之论"，比较典型的说法是，"光学"这点货色没啥了不起，咱们先秦的伟大墨子早已有过类似发明，西人不过拾我牙慧而已。癫狂的自恋背后是学术青春的无谓消耗，如与"早期启蒙"的思想史研究相对应，经济史研究中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持久讨论，甚至连"早期商品化"与工业化时代商品化之间的区别都没搞清，就皓首穷经般地寻究中国文献中"资本主义"存在的蛛丝马迹，其偏执和倔强的态度倒是的确让人起敬。有人辩护说，这个举动虽追逐的是个"假问题"，但具体研究中发掘出了新史料，做出了"真学术"。我却怀疑，在"假问题"指导下的学术研究，到底有多少价值着实令人起疑。以上种种表现奉持的均是在中国历史中努力发现西式近代因素的思维逻辑。

　　近年出现的"大分流"观点进一步对此热潮推波助澜。"大分流"史观认为，在西方全面实现工业化之前，中国在经济发展速度方面几乎与之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只不过后来西方抓住了一个偶然机会，寻求到一种新的转变模式，才最终拉开了和中国的距离。"大分流"的观点极易造成一种错觉，意思是我们失去与西方齐头并进步入近代的原因，纯粹是一种偶然论的结果，要改变这种局面迎头赶上，仍然只有模仿西方这一条出路。这个观点其实与当年中国史界流行的"失去机会说"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有人认为，乾隆时期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仅仅由于拒绝叩头就被驱逐出境，清朝由此遗憾地错失了一次打开大门面向世界的机会。"大分流"说则以历史的偶然性为依据，仍然想要确认西方近代化道路具有无可比拟的唯一性。自觉或不自觉地效法乃是非西方世界的必然出路。中国近代历史也只能在与旧的社会结构实施决裂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完成转型。

　　无奈的是，这样貌似新颖的评断极易得出自相矛盾的结论，比如说，既然中国很久以前就产生了类似西方的"近代"因素，那么为什么后来却出现了"分流"的趋势呢？似乎是某种神秘力量腰斩了中国"近代"胚胎的发育，中国就像个病入膏肓的巨人，每当刚刚萌现自我复苏的迹象和能力时，却又莫名其妙地被某些不明病菌扼杀掉了彻底康复的机会，只得把自己完全交付给西人诊治。而交付的理由却至今未明。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所谓专杀"近代"基因的不良病菌为什么不在明清以前发生病变，而非要等到那些貌似西方"启蒙"的良性因子开始活跃以后才大开杀戒呢？在沟口雄三先生看来，所谓中国式"近代"的自我展开脉络其实从未真正中断，而是如绵绵细流般漫流到了现代中国的建立阶段，甚至那些看似阻碍中国发生转变的不明"病菌"，也许同样能转换成一种新的"近代"动力。这个"近代"肯定与西方为中国设计的那个"早期近代"完全不同。

　　在沟口看来，近代中国的演变应该被置于"横断面"和"纵断面"两个维度加以解析。以往的一些论述，无论是"革命史"、"冲击—回应说"，还是"早期近代"、"资本主义萌芽论"，乃至近期的"大分流说"，都是强调"横断面"即西方因素对中国历史的模塑作用，而没有看到明清以来社会内部的转型对整体历史格局的演变所造成的影响。从"纵断面"的角度观察，明清以后南方宗族与北方秘密宗教等基层组织聚合而成的社会伦理和生活价值观，以"仁"、"均"为基础理念构成的儒家官僚士大夫的经世观、大同思想，以及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天下"生民"观念等等，都在作为"纵断面"要素积极发挥着作用。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传入，只不过作为一种触媒诱发了它们的活力。由此可推知，毛泽东对"大公无私"行为的彰扬，与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面对儒家教化思想的传承都非"横断面"的影响所能解释。扩而言之，古代大同思想中对"公"的认同，均分财富的企望与否定"私"之独立意义的道德理念等一些属于"礼教"范畴的内容，也并非都会天然成为革命铲除的对象，相反却以隐性的形式为社会主义革命继承了下来。

　　沟口架构其"另一个中国近代"的特点是强调明清以来地方自治共同体即宗族的出现为中国向近代转型提供了契机和准备。他所说的这种"乡里空间"使得社会转型具有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基础。这个判断与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一些结论颇为吻合，其与西方中国学的区别乃是在于，沟口眼中的"地方自治"是一种传统内部自发形成的现象，而不是从西方输导而入的"近代"因素。沟口并非仅仅空谈此理，而是从相当缜密的概念史比较研究入手，实证般地考察中国"另一个近代"的具体形态。沟口研究最精彩的部分是他对"公"、"私"观念在中国、日本语境下的差异感所做的比较研究。其探索意义确高于那些强行搬用西方"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理论所进行的中国历史与社会演变的分析。

　　据说有一次沟口坐公交车，在沉思中突然灵光一现，悟出了"公"、"私"差异在中日两国思想与行为比较方面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日本人对"公"、"私"界线的划分十分明晰。"公事"是指朝廷、政府及各种社会上公开的事务。而"私事"则与之相反，基本关涉的是家庭内部的隐私。而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私"则是与公平、公正相对立的偏私、奸邪，在历史上屡屡遭到否定。对于明清之际"私"要求的产生，沟口先生做出了颇有历史感的分析，他梳理了明末以来李卓吾，清初顾炎武、黄宗羲以及清中叶戴震有关"私"之正当性的言论脉络，得出结论说，明末乡村秩序的崩溃使得东林党人等思想家要求保护基层社会中坚地主和富民阶层利益的主张逐渐炽烈起来，导致对皇权垄断"大私"的质疑，与君民一元化统治的解体，自私自利主张的流行即与这个阶层的觉醒有关。因此，"民权"思想的产生不应被简单视为抽象的平民思想，而是与特定历史境况相关联，"民权"不是"个体式"的，而是"均分式"的。

　　与日本的私领域价值得到充分肯定十分不同，中国即使有些思想家如黄宗羲提出了"私"的正当性问题，批判君主独占"大私"，却并不意味着承认作为个体的私人领域具有独立价值而理应得到维护，而是对基于"公"的意识的"万民之私"予以肯定。所谓"万民之私"是指在满足民众"公意"基础上拥有"私人"领域，实际上是倡导由"个人"单子组成的总体之"公"的价值，而不是认可个体"私域"的存在，在这一点上日本观念似乎与欧洲的"个人主义"有比较接近的地方。在中国，个人利益、个人欲望被认为是产生专制、专横的"大私"受到责难。"公"、"私"之分具有道义性，表现在"公"有"均分"、"平分"的意思在里面。与之相反的排他性独占会作为"奸邪"受到排斥，如此的分配原则很容易演化为严厉的道德规训。沟口对"公私"差异性的细致比较与我们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感觉大致吻合。从社会主义运动建立公平公正理想过程中对个人私欲的遏制，到"文革"时期"斗私批修"的自残行为，均可印证沟口的判断。也说明在中国推行欧式个人主义启蒙有可能遭遇多么大的困境。

　　在沟口看来，中国从未出现过真正寻求个人解放的思潮，哪怕是黄宗羲和戴震等思想家严厉抨击皇权独断的时期也是如此，他们开始把民众的欲望和利益纳入关注和保护的范围，但这种舆论绝非近代西方意义上的思想启蒙，而是基于国人传统意义上的平等观念，即要求人人都能均等地获取相应的利益和权利，而并非个体的解放。直到晚清反专制思想盛行，多数论者也是集中反对皇权一人之"私"，而提倡国民全体之"公"，并没有真正为"个人主义"、"个人自由"等西式理念的伸张留下多少空间。所以"公私观"的讨论就会出现一些不同于西欧思想界的悖论情况。例如，对于"私"的价值评估，就几乎没有人关注个体化的"私利"或个人权利的获取，而只是一味寻找适当的权利分配方案，那就是大家在"公"的范围下都能享受到一种"私"的内容，反对的是皇室霸占的"一己之私"。这种对"私"的追求恰恰违背了西方以"个体"私利为优先考虑对象的自由主义理念，这个思路延伸至近代就变异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论述。由此看来，那些革命先行者从明清以来承袭的思想内容，实际上更易趋于向社会主义平等原则的方向发展，而日益疏离西式民主主义的轨道，这也为中国革命以后的发展实践所证实。

　　我个人以为，沟口的这套论述对以往国内有关明清思想具有西式"启蒙"倾向的研究范式无疑是一个重要修正，至少起着警醒的作用。因为国内有关早期中国"启蒙"运动的研究预设了西方"个人主义"思潮可以无障碍地与明清提倡"私欲"的思想接轨并置，寻求两者的相似性成为中国知识界合法倡行自由主义理念的最佳路径。沟口则提醒我们，表面的肤浅比附与激情论证不能替代严肃的历史分析。与此类似，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一时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之类观点，也同样预设了"个体解放"作为一种启蒙话语好像在中国并无水土不服的症状，之所以引进屡遭失败，恰恰是"救亡"的实际需要遮蔽了此任务的完成，而没有人质疑所谓西式"启蒙"是否能够移植于中国也许根本就是个"假问题"。更不用说，"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等概念的输入与不当使用同样具有相当大的谬误性，因为中国根本不存在基于个人觉醒基础的公共舆论空间。当然，就我的观察而言，这并非说明沟口先生对"个人主义"和"民主主义"启蒙价值持否定态度，毋宁说是他对中国近代历史演变艰难而又复杂的独特性具有更为深刻的同情性理解。

　　中日两国在公私理念上的差异，还可能造成政治参与状况的不同。日本人"公"、"私"界线分明可能会使其对政治事务的参与表现出冷漠感，个体自由与全体事务之间容易产生疏离。但个人领域由于与公共事务始终保持距离，比较有利于保全其相对独立的地位。与之相比，中国以群体之私积聚为"万民之公"的思想较易动员民众参与政治，"私"具有强烈的"公"领域的社会性和道德性，但也压抑了"个人"自由意志的抒发。悖论由此产生，比如"文革"式的社会动员的确构成了民众广泛参与政治的假象，但这种缺乏个人主体自觉的政治煽动无疑最终会导致对个性的压抑。不过现今社会所表现出的过度"去政治化"态势，又可能诱发广泛的"政治冷漠症"，特别是在民众舆论表达渠道不畅、参与政治热情匮乏的境况下，"公私"之间原有的关系链条脱序，同样会引发道德与社会责任体系的空洞化。这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面临的最大挑战。

　　沟口先生所极力表述的"另一个近代"，其论断是建基于对中国基层制度演变的深度观察之上的。其中一个关键词是"乡里空间"。"乡里空间"包括宗族机制的完善，以及基层教化体系如"乡约"的有效运作等等。"乡里空间"自十七、十八世纪成形后，逐渐与中央集权构成抗衡之格局，到清末遂成为发动革命的渊薮。清末的区域性军事割据如曾国藩等人以地方团练成功抵挡泛如潮水般的太平军进攻，似乎都证实了乡里制度具有独特意义。因此，沟口对"五四"时期批判传统"礼教"的风气提出了委婉的质疑，指出文人批评的意气用事肢解了"礼教"的神髓，特别是忽略了"礼教"在基层民众行为中的规范意义，坚持对"礼教"含义的再发现有可能转换为近代变革的社会基础。

　　不过我对沟口先生过度强调"乡里空间"的作用，并以之作为"革命"的基础这个观点存有一些疑义，不妨在此献疑一二。首先，自十七、十八世纪以来，乡里势力的萌动与拓展无疑慢慢汇聚成一种变革基层社会的潮流，但似乎不可过度强调其自身拥有的自主性。社会史研究有一种说法是，明末逐渐崛起的宗族势力恰恰是皇权体系有意设计的结果，至少和王朝上层的干预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只不过明末皇权衰颓，故宗族势力多呈分散状态自谋发展，功能分布尚不够规范。可一旦进入清朝"盛世"，皇权对地方乡里制度的支配显然更加强悍。乾隆初年曾有多道谕旨督令官僚强化地方教化，其中也包括对宗族的治理如何更加规范化等内容，如乾隆帝就曾谕令陈宏谋设"族正"以约束宗族豪强的势力。如果说明末以来宗族的形成乃是王朝有意"构造"的结果似乎有些过分，但如果把乡里教化机制的完善看做是清初"大一统"整体治理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是较为恰当的评价。

　　"礼教"在基层乡村当然也有其特殊的运作模式，与有的论者只认可儒学具有普遍性意义有所不同，我承认，"礼教"曾不时呈现出其"地方性知识"的一面，所谓"地方性知识"并非如某些人类学家所言只是纯粹民间信仰的专利。儒学就曾出现过以区域性划分为依据的多种流派，某些区域士人多以此作为思想与行为依据，故"地域化儒学"有别于笼统意义上的"普遍化儒学"。尽管如此，我们却仍然不应过度强调所谓"地方分权"（另一种表述是"皇权不下县"）的自主作用，否则会导致"国家"在整体历史视野中的缺席。过度强调乡里因素的作用也可能使得我们在理解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遭遇困局。

　　自十七世纪即已日趋完善的乡里运行机制，如宗族和团练的结盟，固然到晚清终于膨胀为足以摧毁王朝统治的致命因素，甚至可以说辛亥以后的军阀割据仍可视为"乡里"控制模式尾大不掉的延续。但"革命"的最终走向无疑越来越向中央集权的方向进展，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些革命党人包括孙中山本人最终都放弃了"联邦制"等西式民主的构想，而重归"大一统"的中央控制思路。更无法理解，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央政府所采取的诸条国策与清王朝治国思路之间所潜藏着的某种连续性。比如新中国对一统疆域的划定与管理，以及少数民族自治区的设置，当然也包括以道德教化手段对基层进行改造等举措都暗含着对清朝统治经验的借鉴。我们固然可以批评，新政权对地方社会的治理在表面上更多采取了现代国家向下层渗透的模式，是一种所谓"现代性现象"，不过如果我们采取一种逆向思维，也会发现，中国现代国家的创建，其区别于西方道路的合法性，在相当程度上恰恰是建立于清朝"大一统"治理模式的继承基础之上的，所谓"乡里空间"的存在无外乎是清朝"大一统"规划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突出诠释"乡里空间"的作用也许可以多少解释"革命"的过程，却无法有说服力地验证"革命"的后果。因为如果按照强调"乡里空间"重要性的思路一直走下去，中国革命在处理统一国家中的多民族地位时，也许应该采取纯粹民族自决的形式，即允许各个民族裂变为多个小型国家，而不是采取容纳多民族共同体的大型国家构造形式。从深层意义上说，这种"多民族共同体"的框架底色汲取的仍然是清朝"大一统"的传统构想。

　　我的另一个感想是，过度把"乡里空间"与中央集权割裂为二元对立状态，也会面临如下困境，那就是没有看到，乡里组织与上层制度之间的关联性程度，往往决定着教化资源的合理分配。比如"科举制"就是一种链接乡里和中央王朝的有效制度，操控着由中央到地方的身份分配格局。如源于乡里的层级考试可向中央王朝输送进士一级的官员，举人则任职于中层官僚机构，秀才则沉潜于底层，充当传道和维系民间组织的角色，他们拥有免税之类的各种特权。晚清科举制崩溃的最大后果是破坏了身份分配的均衡性。一方面，士绅阶层失势后，其后代改为接受新式教育，现代人材因无科举赋予的特权，纷纷向城市移动。另一方面，由于乡里组织越来越行政化，残留民间的乡绅随之无法有效运转传统教化体系。这些现象的发生倒是反向证明了所谓"乡里空间"其实需要与中央政权达成顺畅的沟通关系，如活水般地上下交互流通，才真具生存的价值，而不是依赖抗衡中央的所谓独特性而自足于世。因此，我们对"科举制"瓦解导致身份分配均衡关系遭到破坏进行反思，恰恰不是为了证明"乡里制度"自主性的成功，而是为了印证"大一统"的思想资源仍然可能以较为隐秘的形式支配着中国转变的进程。

　　杨念群，《读书》2012年1月

明鏡歷史網: 陆兰沁：女儿心目中的饶漱石

2013-11-20T21:43:00.001+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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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兰沁：女儿心目中的饶漱石

Nov 20th 2013, 13:43, by 明鏡雜誌

　　我1938年出生在巴黎，当时父亲和母亲陆璀被党派到法国工作。而后不久，他们又被派到美国工作，只得将我寄养在我出生的医院的附属婴儿所里，并由中共巴黎支部的同志临时加以照顾。1939年，父母从美国奉调回国参加抗战时，本想取道巴黎把我一同带回，不料动身之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海上交通中断，他们只得改道回国，而我不得不一直留在了法国。我们一家人也就这样天各一方近十年之久。

　　直到1947年，我母亲又被派往巴黎的国际民主妇联工作，我们母女才得以相见。1949年，母亲离开国际民主妇联，将我带回中国。那年我11岁。当年7月1日到达满洲里。这是我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土地。我们7月7日到达北京，7月中旬到达刚解放不久的上海。

　　到达上海那天，我们母女俩从火车站被直接接到父亲办公的大楼。记得当我们走进办公室时，父亲正在和几个人商谈事情。见我们进来，大家都高兴地站起来。我因见过父亲的照片，所以一眼就认出了他。他面带微笑从办公桌后面走了出来。他中等个子，身体微胖，一头浓浓的黑发，双眸大而炯炯有神，嘴上留着的胡须为他增添了不少威严和帅气。我胆怯地站在母亲旁边看着他越来越近。突然，也许是本能吧，我向前了一步，踮起脚，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一下。我的这个突如其来的"洋礼节"使父亲不觉一怔，但很快他和在场的其他人一起会心地笑了起来。这情这景仍历历在目，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据母亲后来对我说，她把我这个独生女儿带回到父亲身边的那些日子，是她见过的我父亲心情最愉快的一段时光。当时，我一句汉语都不会讲，父女沟通，只能靠母亲做翻译。当母亲不在跟前时，不管我和他用法文讲什么，他总是微笑着回答："好好好。"后来我发现他不仅对我说"好好好"，而且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会常说"好"、"好好"，所以我曾多次开玩笑地叫他"好好爸爸"，而他总是以笑容和慈祥的眼神回应我。人生常常如此，对于父母的爱，做儿女的，往往感觉很迟钝；而等到很久以后体会到了这份爱并想要回报的时候，才发现为时已晚，已无法报答。我何尝不是这样的一个女儿！如今想来，和父亲那为数不多的相聚时光，竟成了我一生难以表怀的珍贵记忆！

　　渐渐的我发现，父亲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对己对人要求都很严格。平时，他话不多，不苟言笑。虽然他和人说话时语调不高，文质彬彬，也没有见过他跟谁发过脾气，但我总感受到在他身上有一种威严，也总能感觉到大家对他很尊重，所以当时的我对他还真有点敬而畏之。

　　我回来后不久，他就开始抓紧对我的教育。他和母亲在一个练习本上工工整整地给我写了四句话："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作为练习汉语的字帖。母亲手把手教我一笔一画地写，父亲抽空检查我的作业，他们边检查边给我解释每个句子的意思。就这样，我边接受父母的爱国爱党的启蒙教育边学习汉语，这四句话便成了我最早会写会念并能理解的汉语句子。我虽然在法国学校已念到初中，但由于不懂汉语，回国后不能立即上学，他们就托人在机关里找到了一位懂法语的同志——秦老师，给我上汉语补习课。从此父亲又有新规定：凡是我学过的汉语口语，都要在日常生活中练习着说，不许我再用法语讲，也不许母亲再给我做翻译。在他这样严格的要求下，紧张的学习使我落下了头疼的毛病，但我的汉语确实有了明显的进步，很快我就插进了华东保育院小学部5年级上学。

　　进入学校后，我高兴地穿上了和同学们一样的统一发的服装，开始过集体的生活，平时住校，周末才回家，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更少了。每次回家，总看到他在伏案工作、看书，很少休息。他似乎没有时间休息，也不会休息。有时看到母亲硬拉他才去散散步，偶然也见过他打打台球，但除此之外，他几乎没有什么个人娱乐爱好。他生活简朴、从没有因为生活上的事向组织提出要求，组织上怎么安排他都说"好"。当时，我们在上海的励志社住的那个套间条件很一般，而且在楼里位置比较靠后面，但作为华东局一把手的他，却住得心安理得。据母亲告诉我，他们当年在巴黎工作时，父亲也是把正规的卧室让给其他同志住，而他们自己却住在一个很不方便的近乎是过道的空间里。

　　刚解放时，因为实行供给制，父亲要求大家办事都要按规定按制度办，不能破例，不能搞特殊化。他对自己严格、对母亲、特别对我更是如此。他曾担心我长期在国外生活，可能养成了娇生惯养的坏毛病，总是经常对我说："新中国刚刚建立，人民生活还很艰苦，我们革命领导干部，一定要带头艰苦朴素；你作为一名干部子女，生活一定要节俭，不要搞特殊，要注意影响"等等。实际上，我在法国时也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里的生活也很动荡艰难，我并不娇气，但我知道父亲的教导是对的。住校期间念书之外，我学会了缝被、补袜子、补衣服、织毛衣等生活技能，努力和同学们打成一片，不搞特殊。后来，父亲还把他在战争年代行军打仗时用过的马褡子送给我用，要我继承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父亲的不断教诲，促使了我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培养简朴的生活作风和自力更生、吃苦耐劳的思想作风。父亲送我的马褡子是用黄绿色粗军布做的。它不但一直陪着我上了小学、中学、大学，而且"文革"期间还陪着我上了"五七"干校，参加"拉练"等活动。如今，它已成了我家的革命文物和传家宝。

　　父亲对母亲的要求也很严。记得我们搬到北京之后，有一次母亲用自己的津贴费给我买了几个桔子。等到晚饭后她拿出来给我吃时，父亲看见了很不高兴。他批评母亲"破坏制度"、"搞特殊"、"不注意影响"，弄得那天晚上家里气氛很紧张。花自己的钱买几个桔子吃都要受批评，这样的事放在今天，真的不可思议，但在那个年代，作为党的重要干部，他真的是率先垂范，都有点不近人情了。

　　父亲从不愿意对我讲他革命的过去，怕我出去炫耀，所以过去我对他的革命经历了解很少。直到很久以后，我才从母亲那里听说一些。她特别提到父亲在"皖南事变"中表现得很坚强、勇敢，经受住了考验的事情。她告诉我，在项、袁二人不辞而别万分危急的时刻，父亲挺身而出、勇挑重担，给中央发报并与叶挺军长一起临危受命，负责指挥新四军剩余部队突围。特别令我感动敬佩的是父亲在发给中央的电报中所表达的决心"我为革命牺牲，正我初衷"。

父亲是个"工作狂"。在紧张而艰苦的战争岁月里和在建国后为巩固人民政权、发展国民经济，他持续不断地超负荷工作，终于积劳成疾。他面部神经痉挛，眼睛周围的肌肉常常不停地跳动，他看书报和批阅文件、写东西都很困难，情绪也变得越来越烦躁。1952年初，遵从组织决定，他很不情愿地停止了工作离开上海到北京治病；而到北京后，在不少中央领导同志的好心劝说下，他又极不情愿地接受了当时时兴的苏式"睡眠疗法"。不幸的是事后神经系统留下了些后遗症，这或许导致了他在后来的政治风暴中的一些"不正常"表现。

　　在父亲治病和养病期间，不少中央领导同志来看望他、关心他。由于父亲的关系，我有幸多次去过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人的家里。我还曾分别在朱德、粟裕、张鼎丞等人家里住过不短的时间，得到过他们及其家人令人难忘的无微不至的关爱。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和粟裕、张鼎丞、曾山等同志比较谈得来，他们过去一起战斗过、性格相近、互相敬重、来往相对多些，各家的大人小孩也都彼此很熟。然而令我不解的是后来揭发父亲和高岗结成了"反党联盟"，而据我所知，高、饶之间除了工作关系外，二人私下没有交往。他们过去未曾一起工作、关系生疏，他们性格不同、兴趣爱好也不同，我们两家也不曾有过什么往来、都互不认识，连他们二人的秘书也都是事发后很久才相互认识的。

　　1952年，我随父亲来到北京后，依然住校，周末才回家。谁能想到，1954年暑假期间，我这个刚刚入团不久的初中生，在和学校其他共青团员一起高高兴兴地去公安部礼堂听中央文件传达时，才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得知"高饶反党联盟"的事情。这对我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一直以来被大家称赞为"党性最强"、"原则性最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父亲竟然一下子变成了"阴谋家"、"野心家"、"反党分子"！但结论是党中央、毛主席做的，在那个年代，它是不容怀疑的。我只能用给父亲扣的那顶帽子——"伪君子"来强解我所有的疑团。在社会、学校、家庭里所受到的党的教育影响下，我向党、团组织明确表态：坚决站在党中央、毛主席一边和父亲划清界线。（然而曾令我不解的是"伪君子"一语竟然出自曾任我父亲政治秘书的艾丁同志之口。最近才得知，艾丁逝世前曾为在揭发批判"高饶反党联盟"时的政治压力下无奈说出的这个违心不实之语，和它后来成为中央文件里形容饶漱石人格的定语而痛哭流涕、悔恨不已。）

　　据我和母亲当时了解的情况，党中央在对父亲的"反党"问题进行揭发、批判、教育之后还是准备保留他的党籍的。然而，在这期间又先后冒出了扬帆、潘汉年的"内奸"问题，父亲即被认定为"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首犯。1955年，他被开除党籍并被捕入狱。从此，我们父女真的一刀两断，再没有见过面，也从此杳无音信。同一年，母亲也因受牵连，第一次被捕接受隔离审查（文革期间又被关押在秦城监狱近7年之久）。从此，背着家庭"黑锅"包袱的我，也开始不断地经受种种考验。记得文革前夕，我工作单位的一位领导曾试探式地问我："想不想见你父亲？"我心里一怔，想这是不是组织上又一次在考验我的立场，就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想见。""如果他想见你呢？"他追问，我坚决回答："也不见。"这个回答确实反映了我当时的真实想法。一直到文革后，偶然从一些材料中得知，被关押10年之久的父亲于1965年才被判刑，而后有一段时间被假释出狱。从时间上来看，正好是我被询问见不见父亲的那段时间。难道真的是他在那时提出过要见我？但那位领导已经去世，详情已无从得知。我也许就这样失去了与父亲见面的最后机会，成为终身遗憾！而令我同样遗憾和懊悔的是，文革期间，当我母亲再次被关押入狱后，在担心随时有可能再被抄家的恐惧心情下，我把自己一直保存的和父亲合影的照片，全部销毁了。

　　文革结束后，全国掀起一个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然而一位中央领导在几次讲话中都强调说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为了"顾全大局"，我和母亲决定耐心等待。这期间，我爱人曾主动与我商量决定：父亲革命一生又久经磨难，一定是年老体衰之人……即使不能平反，只要他能被假释出狱，就接他回家和我们一起生活，安度晚年。我爱人那善良朴实的心使我当时非常非常感动。岂知那时父亲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在上世纪80年代初公布的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材料中，我看到了在"文革"中父亲为刘少奇写的一份证明材料。从其中一条注释里，我才得知，父亲早已于1975年3月屈死狱中。一刹那，我欲哭无泪，只觉得自己那颗对父亲的亲情已几近麻木的心，一下子被一股强烈的刺骨的悲凉紧紧裹住而无法跳动，我感到窒息、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

　　在那份写于1967年6月1日的证明材料里，父亲以当年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和代理党的满洲省委书记的身份，证明刘少奇在沈阳被捕后，党组织没有遭到破坏，也没有人因此被捕。证明里写道："我只记得他是因为到沈阳奉天纱厂等候工人党员接头谈话，被敌人把他当作小偷而被捕的。因为敌人未得到刘的其他材料，故刘只在监狱住了十天左右即获释放。"并"即到我家"。"当时，我们对秘密工作都缺乏经验，故发生刘被捕后，我仍未立即搬家和刘释放后即到我家的事情。……"从而证明少奇同志没有叛变。这当然不会被当时的专案组采用，但却成为后来为刘少奇平反的有力证明。尽管父亲自己当年被扣的罪名就是反对刘少奇，可是他不计前嫌，即使身陷囹圄，在文革高压之下和全国上下一片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叫喊声中，也没有落井下石，仍然能够实事求是写出那样的材料。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些党史军史工作者和一些熟识了解父亲的同志或公开或内部撰文介绍他的革命经历、对他的评价和对那场"高饶事件"和"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看法。中央正式文件里，早已将"高饶反党联盟"改称为"高饶事件"，而"饶潘扬反革命集团"中的潘汉年和扬帆也早已相继正式平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新近公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21年7月—2011年6月）》里把1955年全国党代会上通过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改称为"关于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

　　多年来，我母亲和我曾先后分别给党中央、中央组织部、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法院写过申诉信，大多无人理睬，但2004年6月4日，中组部一位副部长率中央纪委同志到我母亲家里答复我母亲2001年4月的申诉信时，连称"饶漱石同志"，并历数了他为我党我军的发展及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所作出的重要贡献。然而，那位副部长最后还是说："可惜，他后来附和了高岗，反对了刘少奇同志，故原来的基本结论维持不变。"实在叫人寒心和难以理解。而后来再写信，就都石沉大海了。

　　今年11月是我父亲的110周年诞辰。千言万语，我最想说的是：我为过去对父亲的误解伤害感到内疚，更为有这样一位父亲感到自豪！

　　陆兰沁，《炎黄春秋》2013年11月

明鏡歷史網: 舒云：1970年庐山会议与汪东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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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云：1970年庐山会议与汪东兴

Nov 20th 2013, 13:41, by 明鏡雜誌

　　◇　本来九届二中全会是"神仙会"

　　1970年8月，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北京军区有七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参加。候补中央委员宋双来回忆：会前两次通知，全会的三项议程很简单。一、修改宪法的综合简报（8月10日）和宪法修改草案（8月15日）已印发。二、国民经济计划纲要和计划会议综合报告，拟先在政治局讨论，再提交全会通过。三、讨论国民经济计划和备战，备战的文件由军委办事组起草，拟由林彪审定后，再提交政治局和全会讨论。

　　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没带秘书，他的秘书杜辛作为北京军区的秘书上的山。因为提前两天到了庐山，会议内容又不复杂，李雪峰动员大家游玩。宋双来在游玩时碰见李雪峰，感觉他很轻松，大家都很轻松。

　　哪里想到，"风和日丽"转眼变成"暴风骤雨"。
　
　　8月23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就很奇怪。杜辛注意到，开会时间过了好长时间，主席台上的人才到。林彪一边和毛泽东说着话，一边往主席台走。陈伯达和林彪坐一边，周恩来和康生坐另一边，坐在中间的毛泽东主持会议，这时毛泽东的情绪还可以。他左看看右看看，站起来，说你们谁先讲？周恩来先讲了大会议程及会议编组，几句就说完了。毛泽东又问谁讲，林彪说我讲一点意见，拿出一撂很厚的材料。毛泽东似乎不高兴地看（瞪）了林彪一眼。林彪越讲，毛泽东越不耐烦，中间甚至想站起来走掉，又忍耐着继续坐下。林彪通篇讲话没提设国家主席。等林彪讲完，毛泽东生气地说还有谁讲？康生说我的稿子就不念了，讲完全同意、完全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并提出在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请林副主席当。如果毛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这时候，台下的人感觉毛泽东的脸色更加阴沉。最后毛泽东宣布散会，话还没落音，他自己就先走了。下面有些中央委员鼓掌，但北京军区的郑维山、陈先瑞、尤太忠都愣在那里。他们疑惑极了，宪法修改草案不是去掉国家主席这一章了吗？上庐山后又传达了一次不设国家主席，怎么康生又在大会上提设国家主席呢？毛泽东是不是因为这个不高兴？

　　8月23日晚上，华北组讨论。华北组召集人李雪峰（河北），副组长吴德（北京）、解学恭（天津）、陈永贵（山西）、吴涛（内蒙古），郑维山（北京军区）。组员郭玉峰（中央组织部）、刘子厚（河北）、陈毅（外交部长）、邝任农（中国民航）、彭绍辉（总参）、苏静（国务院）、钱学森（国防科委）、吴忠（北京卫戍区）、黄作珍（北京卫戍区）、杨俊生（北京卫戍区）、尤太忠（北京军区）、刘锡昌（北京）、马福全（河北）、吕玉兰（河北）、王国藩（河北）、李顺达（山西）、聂元梓（北京）等。

　　8月23日晚上的讨论后，出了华北组第一号简报。因为有疑惑，所以大家发言都比较虚，没有人明确表示赞成林彪的讲话。林彪讲话的火药味很浓，为什么又不点名？其中提到"国家元首"是什么意思？多数老同志猜想是冲着"二月逆流"去的。8月24日下午，华北组继续开会，吴德没有参加。陈毅第一个发言，陈毅大概是怕了，所以发言中屡屡表态。在陈毅发言中，有两个中央委员恶狠狠地冲着陈毅吼叫：你骨子里就一贯反毛主席，老右……郑维山小声地对陈老总说：言多必失，不要再说了。陈毅点点头，再不说了。因为"九大"陈毅受到张春桥那帮人的围攻，九届二中全会他提出来换个组，换到了华北组，他以为会逃过批斗，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坐到了正座，此时他知趣地挪到旁座。接着是钱学森不短的发言，休息后是河北的工人代表马福全发言，他还没说完，陈伯达和汪东兴就结伴来了。

　　◇　陈伯达和汪东兴，谁的发言更厉害

　　李雪峰对陈伯达和汪东兴讲了发言的情况后，陈伯达讲话。陈伯达的福建口音大多数人听不懂，比较重要的内容汪东兴和李雪峰就帮助翻译一下。

　　陈伯达出口成章：毛主席是天才人物，没错，马恩列斯都承认历史上有天才人物。以后陈伯达回忆：我发言的内容已不完全记得，但天才问题是说了的……陈伯达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下面我想讲一下关于天才的问题。林副主席经常说，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是当代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陈伯达引用了林彪几段论天才的语录，说这是多年的话了，林副主席这些话已发表了多年。但是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思想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如果大家不忘记的话，我想大家会记得，林副主席这些话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是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但是竟有人说这些话是一个讽刺。这样的人要否定公报，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吴法宪同志说过一句很好的话，就是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已经觉悟了的中国人民，很快就识破了这种阴谋诡计，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有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我就提出这个问题。有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们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列宁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定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销。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要赶快觉醒起来，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列宁说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按照列宁的说法，否认天才，就是否认领袖，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我听了林副主席的讲话，发表这样一点意见。还有其它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说。说的不对，请大家批评。

　　汪东兴接着发言：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的讲话。林副主席的讲话是很重要的，对这次会议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林副主席是我们活学活用主席思想的光辉榜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学得好，用得好。在关键时刻，林副主席的态度是正确的。这种态度代表我们的心意，代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心意。我很受感动，坚决向林副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并且努力紧跟。刚才伯达同志的发言，我也同意。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我看这种思想是最反动的。我们不允许这种思想在我们党内泛滥。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和他拼到底。林副主席昨天讲话中说，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是在几十年斗争中形成的，是在党内两条路线较量中比较出来的。这个领导地位，除极端反革命分子外，不能不承认的。林副主席还说，毛主席是我们党、政府、国家、军队的缔造者。毛主席的领导，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各种因素中的决定因素。我还记得林副主席早就说过，没有毛主席，也就没有我们自己。林副主席特别强调，在《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一条是《宪法》的灵魂，是30条中最重要的一条。这一条是我国革命经验中最根本的经验。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这些精辟、透彻的阐述。另有一点建议，根据中央办公厅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有的说不当国家主席可以减少些事务，如接见外宾等，事实上凡到中国来访问的外宾，绝大多数主席都接见了，到中国来的外宾，主席不接见他就不走。主席的接见，影响是巨大的。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有的人不仅不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连毛泽东思想都不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可以识破这些坏蛋（陈伯达插话，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喜欢得跳起来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把刘少奇篡夺去的权夺回来了，这个权如果再被坏蛋夺走，我们是不甘心的。我们的权一定要掌握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

　　李雪峰、郑维山、刘子厚都没有发言。

　　但华北组大多数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听毛主席身边的汪东兴说有人反对毛主席，都激愤起来。更何况汪东兴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话谁能不信呢？大家纷纷表示要把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人揪出来。政治局委员、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说：以后我们才知道，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人，原来就是毛主席本人。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开始还疑惑，听完汪东兴发言，说这回明确了，他也表了态。以后毛泽东说有人还说"千刀万剐"，这"千刀万剐"就是陈先瑞说的。

　　8月25日，华北组的第六号简报印发。各组要求设国家主席，揪人的呼声更加激烈，200多名中央委员几乎一边倒。

　　◇　郑维山说，华北组是汪东兴挑起来的

　　毛泽东看到华北组第六号简报，认为是反革命简报。近水楼台的汪东兴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说他上了陈伯达的当，简报里的话大部分是陈伯达的。郑维山说：华北组"闹"起来是汪东兴挑的，汪东兴是罪魁祸首。汪东兴的发言非常明确，与整个会议的调子完全拧着。第六号简报主要整理的是汪东兴的发言，因为陈伯达要单独发他的讲话，所以简报基本没用陈伯达的话。

　　而毛泽东相信了汪东兴，而陈伯达首当其冲，被揪了出来。如此颠倒黑白，郑维山决定挺身而出，不能让汪东兴一手遮天。8月26日晚上，郑维山给毛泽东、林彪写了一封信。由他口述，秘书杜辛整理，主要讲汪东兴的发言在华北组的作用。郑维山的思想非常明确，在这封信中陈伯达只带了一个名字，主要是说汪东兴。说我们都上了汪东兴的当，华北组"闹"起来，是汪东兴挑起来的。陈先瑞也这样说。信写好后，由郑维山看过，杜辛亲手交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郑维山相信，如果毛主席看到了他写的那封信，是会原谅他的。但这封信却不知下落，毛泽东在石家庄接见李雪峰时没有提这封信。

　　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王良恩把信交给汪东兴，汪东兴给毛泽东看了。毛泽东相信汪东兴的谎话，却不相信郑维山的实话。另一种是汪东兴把郑维山的信"贪污"了。因为王良恩不可能直接把信交给毛泽东，只能由汪东兴转。汪东兴看过郑维山信中的内容，当然不能把"祸水"引到自己身上。郑维山怀疑汪东兴扣了他的信不是没有道理。

　　1970年9月16日，从庐山回北京的毛泽东路过石家庄，他接见了李雪峰、刘子厚，预备到北京时要见郑维山，汪东兴不敢不打电话通知。杜辛是早上8点接的电话，此时他们正在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检查战备。以前汪东兴打电话，都很客气，毕竟彼此没有过节儿，而这次很不耐烦，晚饭前能不能赶回来？杜辛说我叫郑维山同志接电话，汪东兴说回不来就算了。放下电话，杜辛先给陈先瑞的秘书打了电话，问清楚是毛主席下午5点在丰台车站专线停车处接见。杜辛报告郑维山，说下午赶回北京没有问题。这个地方没有机场，可以派个直升机，送到毕克旗，那里有大机场，下午可以赶回北京。郑维山马上打电话给汪东兴，说我可以赶回来。汪东兴还是不耐烦，说赶不回来就算了，安全重要，不要勉强。明显不想让郑维山见毛主席，而郑维山也没有坚持。以后郑维山很后悔，如果在丰台火车站见到毛泽东，向他当面解释清楚就好了。因为汪东兴在毛泽东身边寸步不离，李雪峰不好当面揭发汪东兴。而郑维山是军人出身，直筒子，他才不管汪东兴会不会给他穿小鞋呢，他肯定要当面向毛泽东讲清楚华北组会议的情况。郑维山哪里知道，他会因庐山会议被抓起来。

　　陈伯达儿子陈晓农认为：即使毛泽东看过郑维山揭发汪东兴的信，他仍会倒陈保汪。因为倒陈早有准备，只不过是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而已。至于对郑维山，毛泽东也早就不放心了，1968年打倒杨余傅时毛泽东就动过连郑维山一起拿掉的念头。后来周恩来说了话，陈伯达也附和，毛泽东才放弃的（见《陈伯达遗稿》第100页注3）。陈晓农说：1969年底到1970年初，毛泽东将27军调到石家庄，把63军换走，不是偶然的。"九大"时毛泽东特别问过王洪文当兵在哪个军，王洪文说是27军的，在军部呆过。所以，好多事情从表面看似乎偶然，搞误会了，若对照前前后后的蛛丝马迹，就会感到不完全是误会，是历史的必然。

　　纪登奎曾把郑维山的秘书杜辛叫到办公室，专门问到郑维山在庐山上的表现，还问写过什么东西？杜辛说写过战备报告。纪登奎又问还有什么？杜辛说你指是什么？我不可能记起来。纪登奎沉默一会儿，说你的感情要转过来。杜辛说我的感情怎么转？我给郑维山当秘书是组织上派的，经过我的事情我知道，不经过我的事我不知道，结果不欢而散。中秋节前，把杜辛从内蒙古押回北京军区，关在86楼。郑维山罪行材料组的魏科长要他交代郑维山反38军，以及与陈伯达的关系，又问到郑维山的这封信。杜辛说魏科长，你也当过秘书，秘书有秘书的规定，中央委员给毛主席写信，合乎组织纪律，更何况我也记不清写的是什么了。你们要查到中央去查。那时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还没有去世。据知情人说：九一三事件后有人写了揭发汪东兴的材料，密封后由周恩来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叫来汪东兴责问，汪东兴吓得跪在毛泽东面前乞求饶恕。

　　◇　汪东兴到底是个什么角色

　　关于九届二中全会，汪东兴这样回忆：当时我的情绪比较激动，本来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一系列指示我是清楚的，有的指示还是我传达的。……在华北组的讨论会上，我一听陈伯达的发言就激动起来，把毛主席多次向中央提出的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忘得一干二净了。也没有认真分析考虑修改《宪法》时毛主席讲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实质，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经过汪东兴这样的误导，毛泽东认为汪东兴上了陈伯达的当。

　　其实汪东兴发完言，从华北组出来，碰到国防科委主任王秉璋，连忙喊，王主任，抓紧发言哟，我已经发过言了。我们就是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表明我们的态度。汪东兴似乎还不放心"单飞"的吴法宪，立即给他打电话，我已经发言了，你们快点发言，也叫空军、海军、总后及军队的同志发言。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今天发言表示你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明天发言就算随大流了。

　　这种串连活动汪东兴早就开始做了。8月21日晚，汪东兴给吴法宪打电话，邱会作、李作鹏两个老总都到了（庐山），你要抓紧给他们通气，要提议设国家主席。这话汪东兴已经和程世清（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说过一遍了，他又对文道宏（江西省负责人）说：你告诉程世清在会上要提设国家主席，明天委员们都到齐了，叫他告诉江西的同志们，在会上要提议设国家主席。主席说不当国家主席，是主席的谦虚嘛，那不是真的。不设国家主席，主席怎么当主席呢？8月22日一大早，文道宏悄悄告诉了程世清。

　　8月25日前，汪东兴天天与吴法宪、叶群等人通电话，他似乎特别愿意把"小道消息"告诉他们。当毛泽东一再追问第六号简报，汪东兴紧张了，立即打电话给军委办事组，暂停电话联系。汪东兴对不起黄吴李邱，如果没有汪东兴的误导，吴法宪就不会被张春桥激怒，也不会再激怒林彪，也就没有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的讲话。正因为汪东兴的发言，华北组在六个组中最为激烈，率先爆发了"原子弹"。

　　汪东兴比陈伯达活跃多了，却抢先把责任推到陈伯达身上。汪东兴从"网"里逃出来，而陈伯达却被打翻在地。庐山会议后，陈伯达想不通，提出"揪人"的汪东兴稳坐官位，作为党内问题解决，连处分也没给，而自己却成了敌我矛盾。庐山会议后，李雪峰曾当面向毛泽东提这个意见，结果李雪峰也被定为敌我矛盾，被开除党籍。郑维山认为他和陈伯达、李雪峰是工作关系，没有阴谋，没有任何私密可言，也成了陈伯达一伙。

　　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简报，毛泽东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简报。毛泽东认为四、五号简报还没有出，为什么华北组抢先出第六号简报？这中间有阴谋。毛泽东对华北组第六号简报的这种定性，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掀起了一场大斗争，揪出了所谓"陈伯达反党集团"。

　　华北组第六号简报是李雪峰的秘书黄道霞、军委办公厅的王振和杜辛整理的。黄道霞是李雪峰的秘书，但他是作为河北省的秘书参加的大会会务组。简报快整理好时，林彪指示各大军区搞战备材料，杜辛被叫走了。王振那天有什么事，所以简报主要是黄道霞整的。在华北会议上，黄道霞讲清楚了简报编写的过程，证明不是反革命简报。以后李雪峰、郑维山以及华北组简报都被平了反，陈伯达反革命集团只剩下陈伯达一人。

　　舒云，作者博客

明鏡歷史網: 黨報的人民性是胡績偉最重要的貢獻

2013-11-20T06:01:00.001+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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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報的人民性是胡績偉最重要的貢獻

Nov 19th 2013, 22:01, by 明鏡雜誌

《名星》陳小雅專稿

黨報的人民性

為什麼直到晚年，胡老仍自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的社會理想仍是馬克思為人們描繪的理想社會藍圖？這與他幼年所受階級壓迫固然是分不開的，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這個革命隊伍曾給他溫暖，他為這個理想拚搏過、奮鬥過、犧牲過，他把畢生獻給了這個理想和事業，這個理想的界碑裡澆鑄了他的情感和血肉，從整體上說，他們是分不開的。

與延安的同代知識分子相比，他與毛澤東的見面機會不多。在他的回憶中，提到的只有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及那張出席會議人員的合影。胡老說，他並沒有全程參加那次會議，只參加了開幕和閉幕式。這倒不是因為會議的限制，胡老說出了兩點理由：第一，參加者都是一些"大知識分子"，像丁玲、蕭軍這批在白區已經成名的文化人。而胡老把自己看成"小知識分子"。雖然他們都住在一塊，但他似乎是因"自知之明"不與他們交往。第二，延安文藝座談會本是毛澤東發動的旨在整頓"大知識分子"文風，提倡與工農兵相結合，端正"革命文藝"方向的會議。而胡老參與主編的《邊區群眾報》兩年來一直是這麼做的。早在1940年11月，毛澤東就給主編周文寫信說："你的工作是有意義有成績的，我們都非常高興。"可見，毛澤東是先看過並欣賞《邊區群眾報》，才有《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

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講話後與作家們合影。

胡老說："還是在成都辦報時期，我就確立了這樣一個思想：中國革命是為了人民的事業，也只有動員人民的參加，才能夠取得勝利。而動員人民，就要說服人民，讓人民懂得革命道理。這就要求，要有許多以人民為讀者對象的報紙。但是，在舊中國，人民受教育的機會極少，識字的人在人口總比例中很低，這又要求報紙要辦得儘可能的通俗化，文章要儘可能的口語化，風格要儘可能的大眾化。在認清這一點以後，我便開始在實踐中努力奉行。《星芒報》便是我那時的一個比較有成績的處女作。"

"對於一個大學生，尤其是理科出身的我，要甩掉學生腔，是不容易的。我們當時採取的辦法是經常到群眾中去。我們的編輯室很多時間是在很熱鬧的茶館，細心聽各種議論，品味人們的語言……"

"到延安以後，我們把在成都辦《星芒報》的方法用於辦《邊區群眾報》。我們所要改變的，只是要重新學習當地人民的語言。我們大家都是外來幹部，不熟悉陝北的語言。每期稿子寫好以後，我們就把單位裡的本地幹部，包括炊事員、勤務員召集起來，一篇一篇地念給他們聽，聽不懂的就改，有生動形象的陝北話就用。每個編輯，都要有一個相對固定的老鄉朋友。我的朋友就是後來毛岸英拜的老師——勞動模範吳滿有。通過交朋友，我們瞭解了群眾的思想、增進了互相的感情，而且也學習了群眾語言。在總結《邊區群眾報》的經驗時，我曾說：我們是在'字數少'、'內容多'的夾縫中奮鬥。一方面做到通俗、明白、多樣性、活潑有趣，來正確達到實現重大政治任務的目的；一方面又要做到短小、精悍、簡單、具體，去適合文化比較落後的邊區群眾。"

目前，筆者還沒有證據說明毛的《講話》是來源於周文、胡績偉們的經驗，但按照《人的正確思想從那裡來？》和《實踐論》所主張的唯物論的"反映論"——先有事實，後有概念——我們可以推測，構成《講話》"概念"的最近"事實"，就是《邊區群眾報》這張風格鮮明的報紙的存在。

胡績偉先生1953年起進京擔任《人民日報》副總編，此後歷任總編、社長，應該和這個起步有關。而胡老畢生堅持的"黨報的人民性"，更是從這條枝幹上結出的必然果實。著名文史評論家李劼認為，毛澤東在中國的成功，與他的語言風格的本土化、大眾化，以及深入淺出的表述方式關係極大。果真如此，胡老及其同仁的在"毛澤東思想"中所占地位，也是不言自明的。

胡績偉先生與中共兩代六位領導人都有過近距離接觸。

在這些人中，他與毛澤東有過多次交集：

——1957年，《人民日報》沒有緊跟毛澤東"引蛇出洞"的戰略部署，他和鄧拓一道被招到毛澤東的臥榻前，遭受毛澤東的當面斥罵："死人辦報！""坐著板凳不幹事，要收你的板凳折舊費"。

——1958年，《人民日報》緊跟偉大領袖的"大躍進"路線，濫發農業高產衛星的消息，被"偉人"懷疑"利用黨的喉舌在搗三面紅旗的鬼"。

——1972年，他利用第一次復出機會，和王若水等泡製出一大版"反左傾和無政府主義"文章，被批："《人民日報》有那麼一股氣，一股邪氣，一股力量。"並遭到長達兩年的批判。關於此話究竟是誰說的，是不是毛澤東所說？現有回憶大部分認為是"四人幫"中的一人所說。如胡老在《自述》（2-222頁）中指出是"江青所說"，有人記述是張春橋所說。但是，一直以來，在中共不允許公開評毛的情況下，很多人是把毛的講話冠以"四人幫"的名義加以批判的。而胡老指出："王若水給主席的信是12月5日發出的"，"毛主席對王若水的信，究竟是怎樣批示的，我們沒有看到原件，也沒有作正式的傳達。從一些人的透露中得知，12月17日毛主席在一次談話中說：林彪'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周恩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找王若水等人談王的信，是在12月19日晚，可以肯定，毛主席這個談話就是對王的信的意見。""會議從八點半開到20日凌晨兩點"。"王若水怕連累我們，他寫的信沒有事先給我們看過，就悄悄地發走了。據王若水的回憶，他說，因為追查很緊，他把信的底稿燒掉了。"（《自述》2-217、218頁）因此，此事的真相，仍有待相關歷史檔案的公布。（《名星》第4期）

明鏡歷史網: 全文披露周恩來給陳毅等五人寫的一封敲打信

2013-11-20T05:55:00.001+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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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披露周恩來給陳毅等五人寫的一封敲打信

Nov 19th 2013, 21:55, by 明鏡雜誌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選載（24）

明鏡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14日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捷題為《駁<晚年周恩來>對毛澤東的醜化》的文章，旅居紐約的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隨即發表了反駁文章《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這將十年前出版、引起巨大轟動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再次引入人們的視野。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即將來臨，對毛澤東的評價之爭更加激烈之際，重溫和反思該書所披露的毛周二人在各自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對中國命運至關重要的"文革"歲月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確有參考價值。這部著作，多位中共高官儘管並非都同意其觀點，也都承認，其史料"没有编造"。明鏡新聞網繼續選載部分章節。

《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作者高文謙。

隨著文革運動的全面展開，特別是"大鬧懷仁堂"事件夭折以後，周恩來已經愈來愈清楚地看出毛澤東發動文革這場運動的實質，不過是在冠冕堂皇的旗號下所進行的一場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政治大清洗。在這種情況下，既為保持晚節的心態所困，同時又善於在政治上求生存的周氏對文革採取的態度有了一個明顯的變化，更加謹言慎行，對毛亦步亦趨，而把他自己的真實想法深深地隱匿起來。如果說，他以前對文革運動還有幾分真誠投入的話，那麼此後則更多的是採行順守之道了，在各種場合的講話中，已經很難再找到原先那種對文革運動屢屢流露出來的內心憂疑和困惑，而改為一概高唱讚歌，充滿頌揚吹捧之辭。

與此同時，周恩來在政治上的處境也變得更加尷尬。由於黨內元老派在"大鬧懷仁堂"事件後幾乎全軍覆沒，他已經失去了原先抗衡文革派的屏障和助力而成為"光桿司令"，不得不在由清一色的文革派所組成的中央文革碰頭會中覓得棲身之地。後來，毛澤東出於大局的考慮，看文革小組的組長陳伯達純粹是個書生，辦事能力很差，根本應付不了眼前的亂局，才轉而指定由周來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

但是，中央文革的女老闆江青卻並不買賬，相反還感到憤憤不平。在江青看來，沒有追究周恩來在"大鬧懷仁堂"事件中實際扮演的角色已經是手下留情了，現在他竟然來染指她的領地，而且還喧賓奪主，成為中央文革碰頭會的牽頭人。這是江青無論如何也嚥不下這口氣的。她雖然對毛的這一決定無可奈何，卻更加遷怒於周，根本不把他放在眼裡，動輒訓斥辱罵，找碴刁難，極盡拆台排擠之能事，令周恩來的日子十分不好過。

不過，周恩來在政治上的隱忍功夫堪稱超一流，遠非一般常人所能相比。無論江青怎樣胡攪蠻纏，他始終不動聲色，表現得極為克制，甚至到了唾面自乾的地步。他之所以對江青如此忍讓，說到底還是因為已經看出毛澤東有意讓江青在政治上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所謂文化大革命，不過是毛、江兩人合開的夫妻店而已，就連"副統帥"林彪也還要讓江青三分。在這種情況下，得罪了江青，也就冒犯了毛。陶鑄的垮台就是前車之鑒，落得晚節不保的下場，這是讓周恩來內心深為憂懼的地方。

當然，周恩來這樣做也有另一方面的考慮，那就是決不輕易退出政治舞台，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相忍為黨"。這是周氏對他自己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前後心跡的剖白，而他此時的處境正好和當年相仿。作為一個深受中國儒家思想傳統影響的政治家，周本人除了有相當濃厚的忠君思想外，儒家思想中匡濟時艱的傳統，對他也有很大的影響。周恩來非常清楚，一旦離開了權力圈，就意味著政治生命的結束。反之，則總可以有所作為，對政局施加自己的影響。在目前天下大亂的情況下，更是需要有人出來支撐危局。在這一點上，周十分清楚自己所起的作用是毛澤東所需要的，也是江青一干文革派所無法取代的。只要他本人在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上站穩腳根，就不怕江青無理取鬧，而他則可以利用繼續留在權力核心的地位，對時局發揮自己的影響。

在以後的歲月中，周恩來一直是這樣做的。

這年三月，正值春耕大忙季節，但是許多省、市、自治區由於激烈的奪權鬥爭，處於無政府狀態，農業生產無人過問，工礦企業生產大幅下降，紛紛吃緊告急。鑒於這種情況，毛澤東不得不在支持左派奪權之外，賦予軍隊更大的責任，表示﹕"軍隊不但要協同地方管農業，對工業也要管"，"軍隊不能坐視工業生產下降而置之不理"。隨後，他又作出派軍隊對局勢混亂的地方實施軍事管制的決定，說﹕"凡條件不成熟者，要等待條件成熟，然後舉行，處於無政府狀態者，則先實行軍管"。

早就為這種局面而焦慮的周恩來立即見機而作，在毛澤東作出這一決策的當天，就起草了中央復廣州軍區的指示電，要其立即對地處中國南大門的廣東省實行軍事管制，提出﹕"軍管會之下，可設兩個班子，一個抓革命，可名為革命委員會或支左委員會，領導全省文化大革命，加強和促進真正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推動和實現革命'三結合'（即軍隊、革命領導幹部和革命群眾組織代表三方面的結合—作者注）的奪權鬥爭。另一個促生產，可名為生產委員會，把農業、工交、財貿、衛生等都管起來。"

隨後，周恩來又把實行軍管的範圍進一步擴大到國務院所屬部委，首先從隸屬國防工業口的各個機械工業部入手，然後擴及其他。為此，他專門向毛澤東寫了報告，說﹕"國務院工交、財貿、農林、衛生各部門正遵照主席指示分別進行排隊，擬在工作癱瘓部門，亦實行軍管"。在徵得毛的同意後，他迅速對鐵道、交通、郵電等部門實施了軍管，其餘的部委則是派出軍代表。

與此同時，周恩來又借毛澤東上述批示的東風，在各種場合大聲疾呼，敦促軍隊幫助地方春耕生產和大力做好支工工作；並親自起草電文，向全國推廣北京市懷柔縣成立"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的經驗，將電文轉送毛批閱，說﹕"成立'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接近於'三結合'的籌備小組，但以抓生產為重點，或者就是軍管會下抓生產的班子。如能組成，不論何屬，都是好事。"

當然，周恩來在做這些事情時，十分注意站穩自己的政治立場，總是不忘強調"要以文化大革命為中心"，"爭取革命、生產雙豐收"一類的話，盡量左右兼顧，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周這種心態在對待那幾個在"大鬧懷仁堂"中陷進去的副總理的態度上，表現得更為明顯。

四月下旬，毛澤東在成功地平息了黨內對文革運動的反對聲浪之後，有意鬆動一下與黨內元老派的關係，親自出面找他們談話，表示"團結"的願望，說：碰頭會上的發言，對運動有意見，是老帥發牢騷，是陽謀，不是陰謀。毛還笑著問譚震林：譚老闆，你的氣消了沒有？我的氣已經消了，咱們訂個君子協定，不許罵娘。這次談話後，周恩來馬上見機而作，擬定了參加五一節慶祝活動的名單，將"大鬧懷仁堂"的幾位主角一一列上，報請毛批准，希望通過這種在天安門城樓上的"亮相"，多少改善一下他們的政治處境。

但是，周恩來在做完這件事之後，又擔心這幾位"炮筒子"因此而"翹尾巴"，再度惹事闖禍，隨即又給陳毅等人寫了一封信，預先對他們進行敲打。這封信的全文如下﹕

陳毅、震林、先念、秋里、谷牧五同志並告富春同志：

五一團結，不要又造成你們五位同志錯覺，否認二月逆流，再壓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實行打擊報復，那就又來一個新的反復。你們在人民中，在黨內信用將要失盡。對黨、對革命來說，並沒有什麼了不起。這也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對革命小將們將是深刻的一課。
為著預防你們五位同志走入絕路，專此警告，勿謂言之不預。

周恩來
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

周恩來在信中的用語雖然很重，但陳毅、譚震林幾位在經歷了"大鬧懷仁堂"的風後，領教了毛澤東的翻臉動怒，受到了形勢逆轉後黨內文革派的囂張，都能體會出周在信中的一片苦心，知道禍從口出，處處謹慎多了，不敢再像以前那樣隨便亂放炮了。

明鏡歷史網: 信力建：言论自由与港版书籍

2013-11-19T23:13:00.001+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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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言论自由与港版书籍

Nov 19th 2013, 15:12, by 明鏡雜誌

对新一届领导人，人们充满期待，这期待之一就是希望能在他们任内，逐渐开放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是一句空话。言论自由当然千头万绪，不过，似乎可以先从开放港版图书为突破口，纲举目张，或许可以带动全局。

之所以这样建议，理由是：禁书是专制社会特有的现象。专制极权的统治者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就要采取愚民政策，对老百姓封锁信息，只灌输一套符合统治利益的意识形态，不允许异己的思想观念自由传播。自1949以来，也是禁书不绝。禁书的理论根据，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有"舆论一律"、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肃清封资修；改革开放后，有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力主"舆论导向"和"取缔政治性非法出版物"——所谓"政治性非法出版物"，要害在于"非法"。在"党大于法"的当代，是合法还是非法，不是以法律为依据，而是以党的宣传口径为依据。哪个出版物不合乎他们的胃口，就是非法出版物；即使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出版自由权利，也会毫无顾忌地肆意剥夺。这些表现在文化领域的政策取向，本质上都是承袭了秦始皇以来的专制主义传统，为了巩固专制主义的政治统治而实施的，是典型的文化专制主义。因此，完全可以以此为突破口，展现新一届领导人的胸襟与魄力。就港版图书而言，也不是铁板一块，具体说来有三种情形。

第一种是有些书大陆也出，区别在于港版书是全本，而大陆出的是删节版。比如，《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三卷本）。郑超麟是中共早期人物，托派。托派是典型的里外不是人，国民党抓，共产党也抓，于是老郑先生几乎一辈子都在监狱里，磨难是他生活的常态，不过老郑心态超好，居然活到21世纪。大陆东方出版社也出过《郑超麟回忆录》，可是删得一塌糊涂，很多耐人寻味的历史细节都不见了。又比如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先生的《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章诒和、贺卫方的《四手联弹》、唐德刚先生的《晚清七十年》等，都是这样的例子。事实上，某本书的"完整版"恰恰成了港版、港地图书的"卖点"，如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等所以吸引人，就是这个原因。书籍本身的价值读者自有评说，但所谓"禁书"、所谓"未删节版"无疑成了该书的最佳营销手段、成了无形品牌。很多时候，看了"全本"，可以用一句俗语来表示"读后感"："也就那样"，思想、行动也并未被"腐蚀"。但那层被人为加诸的神秘感，实在让外人"梦寐以求"、"想入非非"，总是期待着"雪夜关门读禁书"的那种惊险与刺激。如此尔尔，所谓"禁书效应"是也！看来，有关方面的不遗余力、耗费人财物等所着力推行的政策、措施却在不经意间"为他人做嫁衣裳"，真可谓欲益反损。

第二种是在香港出版，而大陆不许出版也不许看的所谓"非法出版物"。比如《晚年周恩来》、《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新发现的毛泽东》。而细读这些这些书，则不难发现作者都是对有关问题进行了长期深入研究的学者，他们以丰富的历史材料，从不同于传统教育的视角，揭示了党史中很多鲜为人知的史实，作出了很有价值的分析和论述，因此受到许多关心中共历史和民族命运的知识分子的欢迎和注意。像这一类既有丰富史料，又有翔实论证的著作，不论作者的分析是否中肯恰当，至少可以为人们反思和总结历史教训提供参考，因此，它们无疑应当成为学习中共党史的辅助材料和政治思想课的课外阅读书。但是，现在却仅仅因为它们不符合官方的口径，便被禁止入境。这种官方行为显然是非法的，于情于理都是说不通的。人们通过各种渠道设法把这些书运进来，其中即使采取了一些"非法"手段，也是针对禁书的非法行为，不得已而为之。如果官方能够取消禁书的非法政策，让香港的好书能源源不绝地行销于内地，就不会再有非法偷运的事了。所以，香港出版的合法书籍在内地成为"非法出版物"，完全是官方非法查禁的结果。取消作为原因的非法查禁，"非法出版物"也就合法了。这也可以说是"负负得正"罢。

还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许多曾经被这边视为"敌人"的前领导人、作家、学者也纷纷在香港出版回忆录。前者如被称为林彪集团"四大金刚"的昔日解放军高级将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其去世前后出版的回忆录引人注目。这些回忆录包括黄永胜的《军人永胜》、吴法宪的《岁月艰难》、李作鹏的《李作鹏回忆录》、邱会作的《邱会作回忆录》，如果加上邱会作儿子邱承光《心灵的对话》和《一个不为人知的林彪》等，它们都曾登上香港畅销书排行榜，风骚一时。后者比如《刘宾雁自传》、《方励之自传》等。因为这些人物都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所以，他们的回忆录有着不可取代的文献价值，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比如，《邱会作回忆录》中就写到：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迅速疏远邱会作。当周恩来亲自宣布将邱会作等人隔离审查之时，邱会作再一次像37年前（红军长征前的1934年，因保密工作，邱会作差点被枪毙，周恩来救了他）那样死死盯着周恩来的眼睛，希望从周那里得到宽宥的表示。但是，周恩来毫无表情，不作回应。最后，周恩来对他们说："你们听好，你们的夫人和孩子都是革命的。你们回来的时候，他们有什么闪失，找我姓周的是问！"说完用手在胸脯上拍了一下。可惜没过几天，邱的妻子、孩子、亲属、司机、秘书、警卫员全被抓起来。这对认识九一三事件后，中央对林彪集团的处置和周恩来的个性，有着不容小觑的意义。而邱家长子邱路光也曾回忆："赵紫阳的确给我们这些子女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当时，我在北京商学院当教师。我在那儿教了八年书，一直没有房子住，晚上就睡在教研室的桌子上。不幸的是，我的腰被汽车撞伤了，伤了八根骨头。正好，赵紫阳的儿子回北京，我们俩是大学同学，他让我写封信。大概是1987年11月，我写了一封信，交给赵二军。二军进中南海回家也就十分钟，赵紫阳就批了，二军给我复印了赵的批示。批条上面写着：'告诉部队，恢复原来的行政级别。告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适当分配住房。赵紫阳。'我看了以后太激动了！有些事，搞十年搞不下来；有些事十分钟就搞下来了。"也可以增加一个我们了解赵紫阳和中共政权运行模式的新角度。又比如通过方励之的自传，我们或许可以真正明白他跟那场风波究竟有没有关系，是不是"黑手"等等。语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是"敌人"，我们也不妨对其进行深入了解，更何况还不一定是敌人呢。

第三种则是谈不上反动，也很有价值。但大陆出版社不敢出版，或是虽然出版了却不敢发行的书籍，比如《怀念李慎之》、《李慎之文集》、《胡绩伟自选集》、《黄万里文集》、《哈维尔文集》、《怀念耀邦》、《李锐近作》等。这些书的学术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大陆却一直得不到出版的机会，于是只能利用一国两制，在香港出版。这些书之所以会这样墙内开花墙外香，主要是因为官方的舆论导向和书报检查制度，剥夺了它们得以合法出版的机会。在当代中国，为了摆脱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的束缚，人民需要启蒙，官员更需要启蒙，而这些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正是人民极为需要的启蒙读物。不妨举一个例子：最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萧军煌煌百万字的《延安日记》，对我们了解延安知识分子在整风运动中的生存状况，对进一步了解毛泽东这轮"太阳"在延安是怎样冉冉升起的，都有巨大的史料和文献价值，可就这样大陆最需要的书大陆却不能正常出版发行，而得在香港出版发行——老实说，就萧军此书涉及的问题，香港人显然不会比大陆人更关心。而事情的吊诡就在这里：真正需要这些书地方，这些书不能出；而能出这些书的地方，却不一定需要这样的书。

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在政治上的不民主与文化专制方面。之所以这些书不能在大陆出，就是因为这些出版物触动了政治专制主义的神经，危及专制制度的巩固。然而，我们是一个号称要建立一个民主均富现代的国家，《人民日报》曾发表文章指出："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那种扣帽子、抓辫子的辩论方式，'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虚弱的表现，无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健康心态的形成。"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因此，新一届领导人完全可以以发行港版图书为突破口，给我们展现出真正民主自由的风范。

信力建，一五一十部落

明鏡歷史網: 对照蒋介石，看看毛泽东

2013-11-19T23:09:00.001+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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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蒋介石，看看毛泽东

Nov 19th 2013, 15:08, by 明鏡雜誌

如果历史镜头被定格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刻，毛泽东"英明伟大"的形象与蒋介石"独夫民贼"的形象，将被盖棺论定烙进青史。其实这一天是两人的人生转捩点。就在这一刻起，这两位历史人物不意间互换了方向，各自向着与原来相反的方向走去。

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舞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蒋介石与毛泽东这两个历史人物你死我活的争雄战场。在中共隆重纪念毛的诞辰之际，让我们对照蒋介石来看看毛泽东，是很有意义的。

评价一名建筑师，不是看他拆掉了什么，而是看他建设了什么。同理，评定一个政治人物，亦不是他破坏了什么，而是他建设了什么，他给国家与人民带来的是什么？

两个"花园"的对比

一篇谈及共党比国民党更专制的文章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当年在国统区的胡绩伟办了一份进步刊物，因批评国民党而遭查禁。胡绩伟换了一个刊名继续出版，再遭查禁。前后一共换了十个刊名仍然能够继续出版。这在共党统治下只能是天方夜谭。

也许蒋介石终是行伍出身，他感兴趣指挥的是军队与国家，而不去染指文艺。因此，在他统治下的台湾文艺花园能够有某种生长空间，也允许独立的民办报纸、刊物存在，包括反对派雷震创办的《自由中国》。在蒋介石统治台湾的历史中，只发生过一桩"文艺事件"：一九六五年，《文星》杂志因发表了一篇保护新闻自由的文章而被停刊一年。

与蒋介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毛泽东对文艺倾注了异乎寻常的热情。从建国初期批电影《武训传》开始，毛泽东瞄准文艺阵地的机关枪再没有停止过扫射：评《红楼梦研究》、胡风反党集团、丁陈反党集团、《刘志丹》反党小说案、评《海瑞罢官》……，最后进入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显然，蒋介石的台湾花园要比毛泽东的文艺花园要缤纷许多。

专制下的异象

毛泽东创立的「新中国」，不但没有给人民带来它所许诺的幸福生活，相反，从一九四九年起，中国人从此失去了言论自由，失去了罢工、抗议示威的权利，失去了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农民刚刚分到土地又被共党收回去；老百姓没有选择工作的自由，没有迁居的自由。

户口名簿、粮簿、单位依附制、档案制、居委会、秘密员警编织成一张严密的网，只为了一个目的：对每一个中国人实行严密控制，不许他"乱说乱动"。

在毛泽东时代，除了毛泽东，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维护个人权利与人格尊严，上至国家第二号大人物刘少奇，下至平民百姓张志新。毛泽东将整个中国变成一个大监狱。

蒋介石在政治上固然也是独裁专制者，但是除了像共党和台独这类敏感问题之外，台湾新闻界是十分自由的，可以谴责国家和地方政府。台湾人拥有经济自由，只要不参与政治，作为个人或家庭可以生活得美满幸福。

再从个人的角度，对比一下蒋毛二人的个人品格。比较一下蒋介石与毛泽东的胸襟和心地！

蒋介石与毛泽东是如何对待同志，战友，党内对手的？

蒋介石再黑，尚未至将党内不同政见者从肉体上消灭或投进监狱。台湾时期，与蒋介石发生过最大冲突的两个人：台湾省长吴国桢和陆军司令孙立人，蒋介石的最坏表现也仅是使计谋迫其辞职，并没有剥夺他们的生活自由，更没有把他们投入监狱。吴国桢去了美国，在那里度过了自由的晚年，还可以公开谴责蒋介石。象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白崇禧、陈济棠等一再捣乱，他从未施以报复，反而给他们节节升官。

在蒋介石一生中对他最大的一次冒犯，就是以兵犯上的张学良。蒋介石既没有赐其死罪，也没有将他投进监狱。虽被软禁，但张的日常生活还是挺轻松愉快。在最近发表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张学良还特别提到，蒋介石仍然一直非常关心他。

试想想，假如张学良以兵犯上的对像是毛泽东而不是蒋介石，张学良能活到今天吗？他的下场会比彭德怀刘少奇更好吗？所有被毛泽东认为反对他的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蒋介石会把自己的抬轿人、自己亲自提为接班人的心腹刘少奇残酷折磨而死吗？

再看看这些中共开国元勋的悲惨下场：国家主席刘少奇身上插着三根管子还要被批斗，死了连条短裤也没得穿；北京副市长刘仁镣铐双加，冬天穿不上衣服，活活在秦城狱中冻馁而亡；明史专家吴晗，头发被薅光，肋骨被打碎，而死在何日何时，尸骨在哪里，至今无人知晓；彭德怀元帅一次被打断三根肋骨，也不准呻吟一声；贺龙被迫舔那倒在地板上的稀粥；说真话的遇罗克丧了命；坚持真理的张志新被割断喉管。

张志新仅仅反对打倒刘少奇，就被老毛抓进监狱，进行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迫害，包括把张志新扒光衣服扔进男犯监牢，让20多个犯人轮奸，导致子宫破裂碎烂。枪毙张志新时，怕张志新喊口号，不用麻药，把张志新的脖子按在砖头上，把一段喉管割掉。

崩溃边缘与走向腾飞

在毛泽东统治"新中国"的二十七年中，给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带来了什么呢？

"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这就是中共官方为毛泽东时代作的结语，可见已经无法为毛泽东遮掩了。

当毛泽东将中国带到崩溃边缘，蒋介石在台湾干了什么？真心实意实行"耕者有其田"。毛蒋二人皆从农民入手，却走向相反方向。

蒋介石从解放农民、农业自给自足开始，沿着「以农养工」，然后重点由农转工，"加工出口"，发展"外向型经济"，走向经济腾飞。一九六三年，台湾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一九六八年增长率达到223%，居世界首位。一九七五年蒋介石逝世时，台湾人均年收入己达到697美元，在整个亚洲中仅次于日本。

而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时，大陆的经济状况如何？那一年，我被毛泽东从城市驱赶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农村。第一年的收入，扣除每个月在生产队预支的大米，全年总收入只有三十五元人民币。

还有一个更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蒋介石在发展台湾经济的同时，对「均富」特别关注。据台湾张果为教授的《台湾省家庭收支调查》显示，一九五三年台湾最高与最低家庭收入比率为116，一九六零年下降到19，一九七二年再降至14。经济越发达，贫富差距越小。如今，大陆的贫富差距却是越来越大。

我们应该感谢上苍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台湾这样一块别具历史意义的小岛，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浴火重生、走向民主的一个契机，使中国人有幸第一次获得对两个政权进行比较的历史机会。国民党先是在经济上，在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上走在共党前面。三十年后，第二代共党人邓小平才跟在蒋介石后面亦步亦趋。台湾的第二代领导人蒋经国已然走进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历史性的民主进程。而大陆政权到了第四代，民主的希望仍遥遥无期。

从政治、经济、文艺全部领域，毛泽东都创下了中国历史上最惊人的黑暗历史纪录。正是这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却唱出了有几千年悠长颂歌传统的中国历史上最响彻云霄的颂歌；正是这样一位"暴君"为自己加冕了历史上最多的"伟大"桂冠，并第一次要超越国界，要成为"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后来毛泽东的位置从"绝对伟大"被邓小平放置到"七三开"。毛泽东统治"新中国"的二十七年里，他所有引以为豪的丰功伟绩，后来全部成了他的罪行。这就是毛泽东的"七分成绩"吗？

另一流行的说法来自中共的另一高官陈云，他说毛泽东"建国有功，治国有过，文革有罪"。如果建国是为了展开后面一系列人祸，实施那一系列罪行，这一"建国"还是"功"吗？这一"建国"对谁有功？他只对共党有功。正是毛泽东率领共党夺得政权，坐上江山，建立起共党的一党天下，他对共党"功不可没"。

然而，从毛"建国"的那一天起，就是对中国人民新的奴役，更专制、更黑暗的历史的开端，这一建国对人民是"功"还是"罪"？蒋介石国民党所以被推翻，是因为它独裁专制、腐败黑暗。如果你知道毛泽东共党一旦掌权后将会比蒋介石国民党更独裁专制、更腐败黑暗，你还会迎接这种"解放"、这种"建国"吗？毛泽东的所谓"建国"完全是开了一次历史倒车。

共党出版的蒋介石传记，恨不能全盘否定蒋介石，却迫不得己对蒋介石发展台湾经济的成就予以肯定。那么，在国民党出版的毛泽东传记中，可以肯定毛泽东什么呢？

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每天都得洗耳恭听这一曲颂歌："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在毛泽东一生中，他做过哪一件"为人民谋幸福"的事情？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还是人民的"大灾星"？在毛泽东一生中大概有过一次"为人民谋幸福"，这就是"土改"。毛泽东在他进入中南海之前，大半生在农村渡过，他的革命成功靠的也是农民。他最懂农民，最知道农民需要什么。当他的革命需要农民为他打天下的时候，他就想农民所想，搞起"土地改革"，"打土豪，分田地"，以赢得农民的支持。一俟他夺得天下之后，他就开始了对农民的剥夺与压迫。可见毛泽东的"土改"只是他打天下的手段，只是对农民的利用。一如他在文革初期利用红卫兵与造反派为他冲锋陷阵，一旦大功告成，便兔死狗烹。

而蒋介石则完全是一个城市人，按共党的说法，蒋介石的阶级基础是官僚、地主、资本家，是农民的敌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实行"土地改革"的却是蒋介石，真正关心，解决农民生活问题的竟是农民的敌人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蒋介石在台湾搞的"土改"，正是从毛泽东的"土改"那里学来的。

成功有时并不是一个好老师。成功令毛泽东踌躇满志、不可一世，自信"战无不胜"，最后走向"崩溃"；失败使蒋介石清醒，使他真正想到为民众做点事情，使他从地上重新爬起来，爬向经济腾飞。

毛泽东有过一次为中华民族建功立业的机会，那就是抗日战争。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可以当民族英雄的机会。但这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伟人，却无意去当这类民族英雄。善于为毛泽东歌功颂德的中共，为毛泽东拍过不少影片，最经典、最大手笔的是一部名叫《大决战》的三部曲，描写毛泽东领导共党歼灭蒋介石军队的三大战役，展示了毛泽东气吞山河的雄才大略、一代伟人风彩。但为什么中共不去拍一部展示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与日本侵略者"大决战"的"雄才大略"与"伟人风彩"的片子呢？

善于编造谎言的中共却不敢编造毛泽东抗日的谎言。整个抗战时期，毛泽东己是中共的最高领袖，为什么在漫长的八年抗战中，具有"军事天才"的毛泽东却未曾指挥过一场对日作战，将他的"军事天才"用于抗击日本侵略者？在中华民族将要沉沦为亡国奴的时刻，毛泽东干什么去了？毛泽东老谋深算地发挥保存实力、扩充军队、扩大根据地的"雄才伟略"去了。一俟日本人投降，从不跟日本人"大决战"的毛泽东，便如下山猛虎，如虹气势与蒋介石展开"大决战"了。抗日期间，由共党领导的唯一一场对日战役──百团大战，还是彭德怀违反毛泽东的指示擅作主张的结果。这一抗日功勋后来竞成了彭德怀的罪名一再遭毛泽东清算。

蒋介石再黑暗，再恶名昭著，终归关心、解决过台湾的"民生"问题。而毛泽东一辈子从未关心过民生问题，漠视人民疾苦，视老百姓的生命为草芥。从毛泽东的生平中我们找不到一件"他为人民谋幸福"的丰功来。

毛泽东终其一生所追求的只是一件东西──权力，至高无上的权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权力。由此，毛泽东倾其一生所从事的只是一件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表述就是"与人斗，其乐无穷"。他先是跟党的领袖斗，把他们一个个斗下台，为的是让他来当党的领袖。然后他跟委员长蒋介石斗，为的是他要登上九五之尊的天子帝位，成为人民的"大救星""红太阳"，君临天下，四海归一。这下该天下太平了吧？但皇上还是睡不着觉，权力被觊觎的恶梦挥之不去。伟大领袖不与人斗，不玩权谋，就会失去"其乐无穷"，无以显示其伟大正确、雄才伟略。于是，毛泽东继续"斗"人，斗掉一个个革命同志，以迫害一个个"亲密战友"为乐，斗掉一批批知识份子，斗得中国大地天昏地暗。一部中共党史，就是毛泽东"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血腥史。

盖棺论定，毛泽东的一生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破坏者，一个彻头彻尾的毁灭者。
佚名，《四五论坛》

明鏡歷史網: 日本不满中韩计划重建安重根碑

2013-11-19T22:14:00.001+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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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不满中韩计划重建安重根碑

Nov 19th 2013, 14:13, by 明鏡雜誌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资料图）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周二（11月19日）在记者会上对韩国在中国哈尔滨车站建设安重根纪念碑的计划表示不快，他谴责安重根是"犯罪者"，指称韩国此举不利日韩关系。

韩国得到中国同意在哈尔滨车站兴建安重根纪念碑的计划是周一韩国总统朴槿惠与到访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会谈中披露的，朴槿惠感谢中国令建设安重根纪念碑的计划"顺利地推进"。

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称安重根是"历史上著名的抗日义士"，并说他在中国也受到尊敬。
洪磊说，中国将根据设立涉外纪念设施的相关规定研究推进建纪念碑事宜。

评价争议百年

習近平被"紅二代"拉向左轉？

Nov 18th 2013, 21:33, by 明鏡雜誌

《新史記》特約記者孫茹星

隨後，高校老師在微博上傳出"七不講"，聲稱有關部門向各高校下達指示，要求老師不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司法獨立，再次引起滿城風雨。雖查無實據，但事出有因，相關消息已成微博上被封殺的敏感詞。有人評論說，胡錦濤時代最受詬病的是吳邦國2011年提出的"五不搞"（不搞多黨輪流執政、指導思想多元化、"三權分立"和兩院制、聯邦制，私有化），而"七不講"超過"五不搞"——不僅不能搞，甚至不許講！

2013年5月以來，官方主流媒體上更是"雷聲滾滾"，沒有最雷人，只有更雷人：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楊曉青在《紅旗文稿》刊文，稱"憲政關鍵元素屬於資本主義而非社會主義"；人民日報社旗下的《環球時報》緊接著刊登文章，標題就是《"憲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國發展之路》；

"紅二代"、前國家主席李先念女婿、國防大學政委劉亞洲上將撰文宣稱：中共黨員的黨性"如同基督徒心目中的'上帝'，"'黨性'二字因'神聖'而充滿'神性'"；

劉亞洲上將：中共黨員的黨性充滿"神性"。

《解放軍報》則刊文引用烈士方志敏的話："我們信仰的主義，乃是宇宙的真理"；

曾經是著名自由主義學者的劉小楓，更一語驚人，放言毛澤東是中國的"國父"……

這些驚人怪論對憲政發起了全面圍剿。分析人士指出，其聲勢之大，層面之多，媒體之權威，不可能是左派人士個人看法的偶然集結，而是秉承意識形態總管的統一號令，風源就是中共中央辦公廳2013年9號文件《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

中國獨立記者高瑜指出：中央對媒體的嚴厲控管，揭示習近平對思想的控制超過胡錦濤，退回毛澤東，"比胡溫退步的還不是一點半點，而是幾十年，胡溫起碼堅守住十一屆三中全會"。

被"紅二代"拉向左轉？

人們記得，習近平上任前到上任之初表達的看法，是有較大包容空間的。雖然如同鮑彤的評論：十八大報告"是一個當代社會矛盾的百科全書"，畢竟還是儘量容納了左中右各派的訴求。習近平上任之後，從强調要遵守憲法，到提倡"對中國共產黨而言，要容得下尖銳批評"，尤其是1月22日，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的講話，甚至說"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頗有憲政的影子。何以上任半年之後，一左至此？

知情人士透露，習近平的"左轉"，與"紅二代"活動升溫有密切關係。

數十年來，"紅二代"群體曾經被冠以不同的名號："文革"前，他們往往被稱爲"高幹子弟""革軍子弟"；改革開放之後，從海外到國內，人們奉送給他們含有一定貶義的稱呼："太子黨"。近年來隨著政壇更新換代，當朝者的後代往往被人稱作"官二代"，例如胡錦濤的兒子胡海峰，溫家寶的兒子溫雲松……但"官二代"與本文所稱的"紅二代"是有區別的，"官二代"雖然是官員的後代，但像胡錦濤、溫家寶這些人未必具有紅色血統，而"紅二代"，則是"具有紅色血統的官二代"——"紅色血統"，既是他們最引以為自豪的標記，又是這個群體的最大公約數，也是他們區別其他所有群體的最明顯分界線。

"紅二代"的父輩，在長達半個世紀的中共一次又一次政治運動中，在不同時段幾乎都挨過整（也都整過人），加之由於歷史形成的各個山頭，由於工作中的摩擦，尤其是因爲毛澤東倡導的"鬥爭哲學"，可以說個個傷痕累累，彼此之間也有極多的恩怨。就拿解放軍的幾個將帥而言，彭德懷整過劉伯承、粟裕；林彪、葉劍英批過彭德懷、黃克誠；徐向前、葉劍英整過賀龍、羅瑞卿；被認爲是"林彪集團"的幾十位將軍在林彪殞命大漠之後又被拘禁打壓……

父輩恩怨不可能不影響到"紅二代"的關係。鄧小平與楊尚昆的子女本來關係極其密切，當1992年鄧小平突然向"楊家將"發難之後，兩家子女也形同陌路，斷絕來往，有"鄧小平御用攝影師"之稱的楊尚昆的兒子楊紹明，再也不能給鄧小平拍照。

但是近年來的一個乍看出乎意料之外、細想又在情理之中的現象是，這些"紅二代"頗有"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氣度，捲棄前嫌，相忍為黨。

知情人士回溯說，這一現象是從元帥的子女們一起搞活動開始的。解放軍建軍80周年（2007年）之前，元帥子女們在聶榮臻的女兒聶力等人發起下，組織聚會、出版畫册，他們有明確的"一個也不能少"的意識，特地邀請林彪的女兒林立衡（林豆豆）。在此前後，被毛澤東整得慘死、在"文革"後曾痛切控訴毛澤東罪行的劉少奇遺孀王光美，又策劃了劉家與毛家後代的見面。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教授朱景文畢業於"紅色貴族"麇集的北京四中，認識很多"紅二代"。他指出，一些"紅二代"在"文革"中雖然從"人上人"跌為"人下人"，"但我不認為，他們放棄了特權思想，放棄權力。他們對自己的行為從未反省，而對自己的遭遇則念念不忘"。

北京四中被稱爲"紅色後代的搖籃"。

數年來，"紅二代"結成的各種組織如雨後春笋，例如"延安兒女聯誼會"、"新四軍研究會"等等，甚至連毛澤東的侄兒、從監獄裡出來的毛遠新，也號召"飲水思源"；他們發起的活動接二連三，多是借用名目繁多的紀念日的機會，以"聯誼"為由，但許多活動都透露出某種政治意味。

例如，中共建軍史上的"井崗山會師"，一般人或許知道這個歷史事件，但沒有誰記得是哪年哪月哪天。朱毛會師者的後代卻銘記：今年5月4日是會師85週年，毛澤東的外孫孔繼寧和朱德的外孫劉建，以及陳毅之子陳昊蘇等，專程前往井崗山龍市鎮，在會師廣場的朱毛銅像前握手合影，以示紀念先輩當年艱苦會師的歷史。

左派經常有類似聚會，高瑜介紹說："左派每個禮拜在北京聚會，在老八一小學，那簡直就是回到毛澤東時代了，言論比網絡上激烈多了，特別熱鬧，當局也容忍了。"（《新史記》雜誌14期）

明鏡歷史網: 周恩來對江青說：你們作決定，我給你們辦事

2013-11-19T04:50:00.001+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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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對江青說：你們作決定，我給你們辦事

Nov 18th 2013, 20:50, by 明鏡雜誌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選載（23）

明鏡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14日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捷題為《駁<晚年周恩來>對毛澤東的醜化》的文章，旅居紐約的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隨即發表了反駁文章《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這將十年前出版、引起巨大轟動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再次引入人們的視野。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即將來臨，對毛澤東的評價之爭更加激烈之際，重溫和反思該書所披露的毛周二人在各自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對中國命運至關重要的"文革"歲月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確有參考價值。這部著作，多位中共高官儘管並非都同意其觀點，也都承認，其史料"没有编造"。明鏡新聞網繼續選載部分章節。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

周恩來所扮演的這種近乎悖論的矛盾角色，正是目前人們在評周時見仁見智，各執一端，結論判若天淵的原因所在。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這種站在不同的立場，出於不同的動機對周恩來其人的爭論仍將繼續下去。本書的寫作只是為此提供基本的歷史事實，以供人們作出自己的判斷。

毛澤東在以自己"無產階級的震怒"壓服了黨內高層"大鬧懷仁堂"的反抗後，並不想輕易放過這件事，他還要做更大的文章，那就是索性趁勢肅清文革的反對勢力，把他們從中央領導層中清除出去。根據毛的決定，中央政治局從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十八日，在懷仁堂連續召開了七次政治局生活會，批鬥譚震林、陳毅、徐向前等人。

周恩來本來就和這些直言諫諍的黨內元老派在思想上有著不少共鳴，歷史上也有著很深的關係，被認為是他們的"總後台"，因而批鬥他們，對周本人來說，無異於是陪綁。更令他難受的是，毛澤東偏偏又不放過他去，指定由他來主持這一批鬥會，讓他自己打自己的嘴巴。雖說周本心並不願意這樣幹，但在中央文革一班人馬全部出動，大張撻伐的情況下，又豈能獨善其身？為了保持政治上的晚節，周恩來再次屈從毛的意志，硬著頭皮充當了會議主持者這一尷尬的角色。

不過應該說，周恩來不愧是個善於在政治旋渦中游泳的老手，能夠在各種情況下恪守中庸之道，左右兼顧，最大限度地保持自身的政治平衡。為了打消毛澤東對他的疑慮，表白自己在重大原則問題上與黨內元老派的過激言行是有過鬥爭的，他特意讓王力整理了一份二月十六日懷仁堂會議記錄，並在緊要之處作了若干修改，以供政治局生活會上批判之用。比如，前面已經提到過的當譚震林準備拂袖而去時，記錄稿中原只注明"總理要譚回來"，周本人添加了"拍了桌子"四個字。又如，當陳毅提及周恩來曾在延安整風中挨整時，周除了加上了自己當時的對答﹕"應該檢討，整得對嘛！"，還特別注明﹕"陳先挑撥康老，後挑周"。
另一方面，周恩來又在政治局生活批評會中刻意保持低調，同赤膊上陣，大張撻伐的江青、康生、謝富治等人拉開距離，寧可被指為在路線鬥爭中"動搖"、"和稀泥"，也不願對黨內軍中的老總們無限上綱。他利用自己擔任會議主持者的身份，在多數時間裡保持緘默，只是在最後作會議總結時，對譚震林、陳毅等進行了批評幫助，按照毛澤東定下的調子，對他們所犯的"錯誤"在政治上從嚴進行批判，同時仍然為他們作了某種開脫，認為他們所犯錯誤的性質還是屬於"思想認識"問題，是一時衝動而講了錯話。

與此同時，周恩來檢討了他作為會議的主持者沒有掌握好會議，應對"大鬧懷仁堂"事件負責，同時也為自己作了某種辯護，委婉地反駁了江青一干人對他在路線鬥爭中"動搖"、"和稀泥"的指責，只是承認他自己在路線鬥爭上"有些遲鈍"，"不那麼敏銳"，說﹕我這個人，對待黨內問題，是不那麼尖銳的，但牽涉到原則性問題，第一，在敵我問題上，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我從來是明確的，是堅持原則的；第二，在組織紀律問題上，我也是從不含糊的，黨員總要遵守紀律。並舉例說明對譚震林、陳毅等人的出格言行，他自己當時沒有也不可能支持。

在"大鬧懷仁堂"這一回合中，中共黨內元老派的集體諫諍大敗虧輸，不僅未能扭轉時局，反而遭受滅頂之災，被打得七零八落，潰不成軍。原先由周恩來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這一在黨內高層中曾與文革派相抗衡的元老派陣營，從此不復存在。參加碰頭會的幾位國務院副總理和軍委副主席不是被責令請假檢討，就是陷入聽命於中央文革的造反派"炮轟"、"火燒"的糾纏之中，即使一時"打而未倒"，也無法再正常工作下去。在這種情況下，原有處理黨政軍日常事務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被迫中斷，在無形中散攤，被中央文革碰頭會所取代。

這種局面，正是毛澤東所期待和有意造成的。更確切地說，是他的全盤謀劃中，在中央完成全面奪權部署的組成部分。對此，大陸學術界和官方出版物避免論及這一點，不敢觸及毛本人在這場近乎宮廷政變的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只是籠統地把它說成是林彪、江青一伙"篡黨奪權的一個嚴重步驟"。實際上，毛澤東本人才是這場"逼宮"戲中的幕後主角，中央文革不過是在前台奉旨行事罷了。

"大鬧懷仁堂"事件後，先是張春橋，後是江青輪番找周恩來談話，打著貫徹毛澤東關於"文革小組代替了書記處"指示的旗號，提醒周要把中央文革當作中央書記處來看待，今後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要首先提到文革小組討論，逼他把各省、市、自治區籌備建立革委會的權交給文革小組。很顯然，在這樣重大的問題上，如果沒有毛的首肯，江、張等人是不會如此明目張膽地進行要挾，逼周恩來交權的。

如前所述，周恩來已經在這個問題上與江青暗中周旋多時，幾次挫敗了其覬覦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圖謀，但這一次卻不得不吞下這一苦果，讓黨內文革派的逼宮如願以償。無獨有偶。周氏這時所表現出來的軟弱和退讓，恰好和當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前後的情形如出一轍。這既是周為人弱點的故態復萌，同時也是當年歷史在某種程度上的重演，是周政治生涯中的宿命。當年正是在周恩來心目中享有絕對權威的共產國際極力扶植王明為首的黨內教條宗派上台，而如今則是他矢志效忠的毛澤東有意讓中央文革全面接管權力中樞。

在看出這是毛澤東本人的意圖後，一心想保持"革命晚節"的周恩來明知這是違背黨章規定和組織原則的，卻不敢有任何異議，對毛的這一決定俯首聽命，把處理中央日常事務的權力拱手交給中央文革。此後，中央文革取代了原有的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成為行使黨內最高權力的執行機構。黨內文革派由此完全掌控了大局，文革女掌櫃江青更是權勢大增，驕橫跋扈。而周本人則失去了原有的權力基礎，淪為中央文革的小伙計，在文革碰頭會中勢單力孤，事事受制於人，不得不對江青一干人低首下心，逆來順受，乃至說出這樣的話來﹕"以後你們作決定，我給你們辦事。"

明鏡歷史網: 熊卫民：麻雀的悲歌

2013-11-19T04:44:00.001+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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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卫民：麻雀的悲歌

Nov 18th 2013, 20:44, by 明鏡雜誌

　　据统计，从1958年元月至1958年12月，全国共消灭麻雀21.1亿只。但从1959年春天起，虫害就开始在全国大爆发。人们需要解释，而且许多人也做出了最为合理的解释：这是消灭麻雀的恶果。

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朱洗像。他当年为麻雀辩护。（熊卫民/图）

　　1968年8月16日，位于上海郊区的吉安公墓发生了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件：五六十人乘一辆旅行车和两辆卡车从市区过来，在已去世六年的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原所长朱洗的坟头开"现场批判会"。"追穷寇战斗队"的造反派勒令朱洗昔日的朋友、学生、同事等揭露朱洗的"劣迹"，然后用绳将其墓碑拉倒，挖墓毁棺，扬散尸骨，将他的墓地毁坏。朱洗究竟做了什么事情，竟被造反派恨到如此程度？

　　事情得从1955年说起。

　　给麻雀判死刑

　　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对农业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亲自主持编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大力推进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之后，11月，他又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召见了15位省级行政区的党委书记，与他们谈论如何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问题。他们商定了《农业十七条》，决定将麻雀和老鼠、苍蝇、蚊子并列，作为应当在七年之内予以消灭的"四害"之一。

　　省委书记们附和毛泽东的倡议也不难理解。他们大多是农民出身，不懂多少科学知识，没有保护自然环境之类意识。在升迁、贬谪系于一人，与毛泽东意见不一致就可能被骂为"小脚女人"，甚至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情况下，他们当然不愿意提出异议。

　　1955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各省份下发《农业十七条》。在这个文件和《人民日报》相关报道的推动下，全国各级部门立即行动起来，各县、乡纷纷组织了专业的捕雀队伍。各机构中，青年团尤其积极。他们发出号召，要求辖区内的青少年行动起来，在几周或几个月内即把麻雀干净彻底地消灭掉。譬如，1956年1月初，青年团陕西省委号召全省五百万青年和少年开展一个"消灭麻雀运动月"活动，"要求在1956年内把全省的麻雀全部消灭"。随即，"陕西省富平县有九万个青年和少年在最近两天内消灭了77000多只麻雀"。那些调皮的孩子尤其高兴，因为他们变得可以光明正大地使用弹弓。当然，弹弓所打击的对象不会仅限于麻雀——还包括别的鸟类，以及更容易击中的路灯和玻璃窗等。

　　鸟类专家积极配合

　　行政命令调动得了人们的身，但未必能征服人们的心。为了让人们心悦诚服、积极主动地参与运动，报刊、杂志、出版社等还向有关专家约稿，期望这些民间权威人士出谋划策，并出场做说服工作。1956年1月8日，中国最著名的鸟类学家、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研究员郑作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麻雀的害处和消灭它的方法》的长文，在提出消灭麻雀的实验依据后，传授了多种捕杀麻雀的方法：

　　据我们饲养试验，一只体重约六钱多的麻雀，每天所吃的谷子约二钱，为它体重的四分之一强。根据这个数字推算，每只麻雀一年中消耗谷物约四斤。在野外活动的麻雀，因为终日飞翔跳跃，食量当更大，被它们吃掉和糟蹋掉的粮食一定更多……因此，大家决不要以为麻雀形小，无足轻重，其实它的为害是相当严重的。

　　消灭麻雀的方法很多。常见的有用铁丝夹、铁丝笼捉，用张网或拉网捕，用筛子、竹篦或木板扣，用弹弓或鸟枪打，用胶粘或用毒饵诱杀等等的方法。现在把简单易行的几种方法介绍一下……

　　1956年1月23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农业十七条被扩充为四十条，并定名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月26日，《人民日报》向全国发布了草案全文，并要求全国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根据纲要草案拟定本地区的执行规划。草案的第二十七条为："除四害。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尽管中央要求的是将"四害"都消灭掉，可各地贯彻得力的主要是最有可能做到，也最容易彰显出来的关于打麻雀的指示。1956年，许多省市都推出了诸如《消灭麻雀》、《消灭麻雀老鼠的办法》、《消灭麻雀的办法》、《怎样消灭麻雀》、《怎样除四害》之类的小册子，还有些省市编排了关于打麻雀的儿童剧或连环画。郑作新在前述人民日报文的基础上补充内容和图片，编写了《怎样防除麻雀》、《防除雀害》等小册子。

　　如果当时要就是否消灭麻雀的问题进行全民公投，大概赞同消灭麻雀的也会居多数。毕竟1950年代的中国仍主要由农民构成，而小麻雀是"老家贼"，会吃掉不少谷子是小农的共识。可人多并不意味着掌握了真理，因为常识与科学往往有所背离。在不少科学家看来，麻雀是许多害虫的天敌，在有弊的同时更有利，不可轻提消灭麻雀。但这种异议在1955年或1956年初是发不出来的。一则根本就没有地方肯刊登批评的言论。二则，即使有地方敢登，也没人敢写。

　　益害问题辩论

　　1956年1月，国家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号召人们"向科学进军"，情况开始出现变化。不久，国家宣布实施"双百方针"。在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的作用下，包括科学家在内的知识分子变得积极和敢言起来。8月23～28日，中国动物学会在青岛举行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双百方针"所带来的比较自由的氛围中，一些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生物学家将骨鲠在喉的对消灭麻雀运动的批评说了出来。

　　首先发言的是胚胎学家朱洗。他说，麻雀食谷，不可否认是有些害处，但它们同时还大量吃虫，总的说来还算是益鸟。他提供了一些历史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有一次，弗里德里希大帝下令悬赏除灭麻雀。谁杀死一头雀子，就能得到六个芬林的奖金。于是大家争相捕雀。几年来，为了这个缘故，政府一次次地付出几千、几千的法郎。不久以后，麻雀果然被捉光了。可是，让我们来看看结果却是如何呢？从前，有人说，果园里的果子都给麻雀偷去了；而现在呢？果树上到处都满住着昆虫的幼虫和成虫，果子既找不着，连树叶也没有了。大皇帝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并且被迫去外地运来雀种，加以保护和繁殖。"他接着叙述了美国纽约以及附近城市、澳大利亚为扑灭害虫从国外引进麻雀的成果，然后下结论说："我们如果公平地衡量利弊得失，似乎应该承认麻雀在漫长的岁月中，除了某些季节是有害的，其他时候都是有益的。因此是否应该消灭麻雀尚应考虑。"

　　郑作新接着发言。在为自己稍作辩护之后，他重申了自己在研究论文中曾表达过的两点意见：一、麻雀是消灭不了的，因为它的分布是世界性的，防治麻雀不是消灭麻雀本身而应是消除雀害；二、麻雀在饲雏期间是吃虫的，故在这一阶段是有相当益处的。他说：对麻雀的益害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应该辩证地对待。在农作地区，它吃谷物是有害的，但在城市、公园、山区、森林地带，它是否同样有害，尚属疑问。在农业发展纲要中关于除四害的规定，说的是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消灭麻雀。为明确起见，似乎应该改为在一切麻雀可能为害的地方消除雀害。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薛德焴第三个发言。他说：应对麻雀进行深入一步的研究，不能简单地在笼中观察。应当保护益鸟，不要敌我不分，连益鸟也一概打死。关于麻雀问题，过去有很大偏差，造成许多损失，对此，动物学家不能无动于衷。

　　在经过一番讨论后，复旦大学教授张孟闻、西北农学院教授辛树帜、福建师范学院教授丁汉波等动物学家也提出：定麻雀为害鸟的根据不足，在没有得到科学结论之前应当暂缓捕杀，希望政府不要轰轰烈烈地搞灭雀运动。他们还呼吁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对麻雀的益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鉴于把麻雀列为"四害"之一是毛泽东和中央的决策，座谈会上大部分专家都没有发言，且有少数人称捕杀麻雀有理，主持会议的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李汝祺在给会议作总结发言时说："目前对这个问题我们很难作出结论。希望大会将记录整理出来送农业部参考。我们建议所谓的为麻雀'缓刑'和修改政府法令，是不适当的。"

　　1956年夏天和秋天，灭雀较多的上海、南京、山东等地爆发虫灾，许多公园和道路两侧种植的白杨和法国梧桐只见树枝不见树叶，上面布满皮虫。冬天，一些地方的树木因此而枯死。

　　薛德焴认为，这与运动导致的麻雀减少密切相关。1956年12月3日、1957年1月3日，他应邀在上海《文汇报》上先后发表《谈谈麻雀问题》、《怎样断定一种鸟是害鸟或益鸟》两文，介绍了研究鸟类食性、判断其益害情况的三类方法，分析其利弊，认为郑作新等人关于麻雀益少害多的断言在科学上的证据不够充分。他还引述了朱洗在青岛动物学会议上提及过的那些材料，说明麻雀在控制害虫和杂草危害的功劳"实在是很伟大的"。他提出，在运动中，有许多并非麻雀、确凿无疑的益鸟也"连带遭殃"，这种滥杀无辜也是不妥的。这两篇大胆直言的文章把关于麻雀益害问题的争论从内部的会议室转到了公共平台。

　　首当其冲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大跃进"运动由此正式拉开帷幕。在该运动名下众多的群众运动中，"除四害"，尤其是消灭麻雀运动首当其冲。

　　1957年11月下旬以来，全国各地纷纷开展"除四害"突击周、突击月运动，并提出了除四害、提前实现"四无"的规划。各级政府都对完成指标层层加码，且相互"打擂台"，呈现激烈的竞争态势。譬如，江苏省原规划八年完成除四害任务，现在决定提前在四年内实现"四无省"；河南省"修订了全省除四害规划，决定提前在三年内基本成为'四无'省"；"广州市原订五年基本消灭四害，现在决定提前两年实现"。

　　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的第一书记对于这一运动必须亲自动手，抓规划，抓宣传，抓检查评比，并且要推动各单位的行政负责人同样亲自动手"，"使群众力量和技术力量相结合，使突击工作和经常工作相结合"，在十年内或者提前消灭四害。《人民日报》为该指示而配发的社论进一步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决执行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鼓足干劲，雷厉风行，按月按季检查督促，坚持到底，务必在今年内奠定消灭四害的巩固基础，并且争取在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在全中国除尽'四害'，使我国成为富强康乐的'四无'之邦。"

　　接到指示后，全国各地纷纷制定落实的方案，相互之间还发起"友谊赛"，掀起了挑战、应战的高潮。他们纷纷表示要提前完成任务。譬如，淄博市提出，"要两年实现'五洁四无'"；而其兄弟城市"烟台市更为先进，提出要在一年中将四害完全消灭"。重庆市表现得更绝，声称"城区人民在春节前夕，苦战七天七夜，基本消灭了老鼠、苍蝇、蚊子、麻雀"。

　　麻雀的浩劫

　　相比苍蝇、蚊子、老鼠，麻雀毫无疑问是最好对付的。1958年春节过后，在全国各地的城市和乡村先后掀起了消灭麻雀的高潮。运动不再局限在青少年范围内，而是男女老幼全部出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更是几百万人停下一切日常工作，同时上街。在打麻雀的方法上，除以前用过的网拉、毁巢、毒饵诱杀等适用于单兵或小团体的办法外，还创造出了一些适用于大兵团作战的方法。其要点是从平地到屋顶、树梢，大家各守一块，或敲盆打桶，或持杆乱打，不允许麻雀有休息的时候，促其心力交瘁而死，或者被赶到某一有毒饵或埋伏有火枪队的地方，晚上，再掏鸟窝除掉残留的麻雀及鸟蛋——这被总结为"轰"、"毒"、"打"、"掏"四部曲。

　　尽管在灭雀时中国政府所用的行政手段远不及弗里德里希大帝用过的市场手段高效，可投入几亿人，总的战绩还是很大的：据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的统计，从1958年元月至1958年12月，全国共消灭麻雀21.1亿只。

　　在这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对雀鸟的大屠杀运动中，有不少文艺工作者参与了鼓吹工作。1958年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要求各地"把一切宣传力量动员起来，针对当地具体情况、当时具体要求和群众中存在的具体思想顾虑，进行生动有力的宣传"。各地的文艺工作者确实根据上级的要求，作歌曲，编快板，排舞蹈，拍电影，吟诗，写文章，出书，做了大量推波助澜的工作。

　　包括钱学森、华罗庚在内的科学技术界的专家和教授也参与了消灭麻雀运动。不管内心的真实想法如何，他们普遍表现得比较积极。1958年，郑作新曾对此有过总结："科学工作者们也不示弱，甚至走在战斗的前列，使对麻雀斗争节节胜利。"

　　科学家冒险再提意见

　　1959年初，消灭麻雀运动仍在继续，但由于麻雀数量已经稀少，一般没再采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而是恢复到1955年时用过的掏、打、毒等适用于单人或小团体的方法，有的地方还成立了专职的火枪队以消灭麻雀。

　　从春天起，虫害开始在全国大爆发。上海、扬州等城市的行道树的叶子几乎全被吃光，而中国农村也因为虫害，以及影响更大的人民公社化等问题而产生了严重的歉收和饥荒。对于这种现象，人们需要解释，而且许多人也做出了最为合理的解释：这是消灭麻雀的恶果。鸟儿虽多，但分布最广、与人类最为亲近的是麻雀，因而它对于控制虫害有巨大的作用。将它们消灭殆尽，害虫自然会猖獗起来。

　　毛泽东也听到了这类解释，但他不肯承认错误。1959年7月10日下午，在庐山会议上与中央委员们谈论《纲要修正草案》时，他不无情绪地说："有人提除四害不行，放松了。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

　　由于毛泽东不肯接受彭德怀的批评，承认自己在"大跃进"运动中犯有错误，庐山会议通过的是《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要求全国"反右倾、鼓干劲"，实现更大的跃进。对于这种撞到南墙也不回头的行为，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举行的学习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和决议的会议上，脑研究专家张香桐和神经生理学家冯德培不顾危险，对上海的消灭麻雀运动提出了委婉的批评，认为1959年害虫多与消灭麻雀有关联。生物物理学家徐京华还俏皮地联系当时正热门的郭沫若为曹操翻案之事，说："替麻雀翻个案，比替曹操翻案意义大"。

　　这些高级研究人员的上述意见被反映给中国科学院党组。后者专门派人去访问了张香桐、冯德培和朱洗，请他们详细阐述自己的意见。

　　差点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朱洗心有余悸。他首先说："这个问题关系到政策问题，我是不敢谈的，既然你们来问我，我愿意谈谈我的意见"。然后，他对郑作新的实验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有人解剖麻雀的胃，发现胃中食物虫占2/10，谷物占8/10，以此来说明麻雀害多益少。这是不科学的。理由有二：一是虫在胃中较谷物容易消化；二是虫吃掉不能繁殖了，虽然吃掉一只虫，实际数字比这大几百倍、几千倍。他再次引述古今中外的各种案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并特别强调，吃虫的鸟类很多，但到城市里生活繁衍的种类不多，只有白头翁、喜鹊和麻雀等少数几种，而前两种数量相对较少，最多的是麻雀。我们打麻雀，不但消灭了灭虫最力的鸟类，还把其他鸟也给打跑了。

　　张香桐说：一般来说，鸟类是不吃不成熟的谷物的。一年之中，它们只在秋天收获的三个星期吃粮食，其余的四十九个星期都吃虫。论捕捉害虫的效果，一只鸟比我们一百个人还要大。因此，世界各国的动物学家都认为麻雀是益多害少的。

　　冯德培也说：把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同等看待，列为四害之一不大公平。麻雀对人是害多抑或益多还是个问题，而老鼠、苍蝇、蚊子对人是有百害无一利的。他还说：我听说英国共产党的工人报在转载我国农业发展纲要中除四害部分时，改为三害，因为怕英国人民不理解我们消灭麻雀的原因。

　　获悉这些意见后，中国科学院党组又派人征询了郑作新的意见。郑作新为自己辩护，称1959年害虫多的原因很复杂，不单纯是因为消灭了麻雀。食物是否丰富，气候、生理等条件是否适宜，都可以使生物的数量有所增减。但他也承认，城市行道树的虫害严重的确与消灭麻雀有关。他强调，在非农业区麻雀是益鸟，在农业区也不全是害鸟，可以不捕育雏期的麻雀。

　　停止消灭麻雀运动

　　1959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张劲夫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个关于麻雀益害问题的简短报告给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请他"转报主席"。在报告之后，他附送了《有关麻雀益害问题的一些资料》。资料分三个部分：一、外国关于麻雀问题的几个历史事例；二、目前国外科学家的一些看法；三、我国科学家的一些看法。扼要介绍了前述他们从朱洗、冯德培、张香桐和郑作新处征求来的意见。

　　11月29日，毛泽东作出批示：印发各同志。将其作为中共中央1959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在杭州召开的工作会议的第十八号文件散发给与会者。

　　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时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4月10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了1957年10月产生的《纲要修正草案》，仅仅作了一条改动——将关于除四害的第二十七条内容改为"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臭虫、苍蝇和蚊子。"消灭麻雀运动终于得以正式停止。

　　虽然毛泽东最终采纳了科学家的意见，但以"誓死捍卫毛主席"为己任的红卫兵、造反派，因此极为痛恨这些"公开反对毛泽东"的科学家，尤其是作为"幕后黑手"的朱洗。于是，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甚至就连多次出面论证相关政策，只是通过解剖麻雀嗉囊的实验证明麻雀也有一定的益处，故而有一点保留意见的郑作新，也于同期因"为麻雀评功摆好，反对最高指示"而遭到批判。

　　既不科学，又不民主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科学和民主就被仁人志士作为救国、强国的药方。可由前面的叙述可以看出，在消灭麻雀运动中，动员几亿民众、消灭二十亿只左右的鸟类——如此重大的公共事务的决策，是在极少的行政领导圈子里讨论一下后就确定下来的。他们并没有提请有关的专业机构进行研究和咨询，也没有付诸人民代表大会予以审议和表决，而是直接就开动宣传机器，动员大量民众付诸实施，这种拍脑袋式的决策，可谓既不科学，又不民主。

　　在实施一段时间后，他们开始走程序，征询专家和群众的意见，其时间往往非常短。在言论自由得不到保障，在公开或私下场合的言论都可能被作为判罪证据的情况下，专家和普通民众一样，分为三种类型，大多数保持沉默，一部分推波助澜，只有极少数敢于耿介直言。但后一类言论根本得不到发表的机会，从而能为领导人所了解，并进而采纳的主要是迎合、论证自己意向的所谓"专家意见"。他们虽然也将有关决定提交给民意机关，但由于代表们大多兼任行政职务，只是在极短的时间集中开会，而需要表决的又有极多的议案，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进行仔细的审核，也没有意愿作出否定的表决。只有举手通过的结果，这种表决当然也不民主。所以，所谓的征询意见，也许打着科学和民主的幌子，可实际上既不科学，又不民主。

　　在大炼钢铁运动、三线建设、十三陵水库建设等重大事务中，也可以见到这种草率拍板、仓促上马的现象——民间形象地把有关工程称为"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工程"，把有关领导称为"决策时拍脑袋，指挥时拍胸脯，失误时拍大腿，追查时拍屁股"的"四拍领导"。之所以如此，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领导人自以为是，自己不懂得有关规律，也不屑向懂的人征询意见。二是领导人非常急躁，一有想法，即敢想、敢说、敢做，将其付诸实施，而不想走严格的、正规的审议程序。在这种模式之下，"解决小问题开大会，解决大问题开小会，重大问题不开会"，虽然也有决策正确、效率很高的时候，可一旦做错，也就遗患无穷！

　　熊卫民，南方周末 2013-11-15

明鏡歷史網: 历史可这样改写吗——评所谓“陈伯达抛出‘血统论’”

2013-11-19T04:42:00.001+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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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可这样改写吗——评所谓"陈伯达抛出'血统论'"

Nov 18th 2013, 20:41, by 明鏡雜誌

　　第一次看到"陈伯达抛出'血统论'"这个说法，是在《中华儿女》（国内版）2002年第2期发表的刘西尧的回忆文章《"文革"中我给周恩来当联络员》里，刘西尧回忆说：他刚被派到中国科学院作周恩来的联络员时，碰上两派群众在吵闹，有人扭住一个"出身不好"的造反派揪打起来。他接着写道："这也和陈伯达的'德政'有关。因为他抛出了'血统论'的名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这一段回忆的小标题也就十分突出地用了这样一句话："陈伯达抛出'血统论'"。最初看到这个说法，笔者没怎么在意，只觉得是刘老先生年纪太大了，记忆上出了问题。不然，明明是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为了毛泽东"战略部署"的需要，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首先批判了"血统论"，包括"血统论"提倡者宣扬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之类说法，怎么现在会写成了"陈伯达抛出'血统论'"呢？然而，无独有偶，过了没多久，笔者又在另一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纪实著作里读到了类似的说法。那是范硕先生写的《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上、下两集，华文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作者在书中写到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的报告时，列举了报告中的一系列"谬论"，其中写道："他蓄意破坏青年团结，制造'剥削阶级的反动血统论'，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等谬论"。作者把"剥削阶级的反动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统统说成是陈伯达"制造"的"谬论"了。如果说刘西尧的回忆是记忆错误，那么范硕的书就不应有这样的问题了，因为作者在书中许多地方都强调了对某一事情调查了多少人，查阅了多少资料，应该是很严肃的记载。怎么也会出现与刘西尧回忆同样的错误呢？

　　对那段历史的真相，许多人应该都还留有记忆。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着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文化大革命"扫清障碍。16日，陈伯达在全体会议上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又名《两个月运动总结》）的长篇报告。（全文见本刊ｚｋ0210ｃ——编注）10月24日，毛泽东对陈伯达这个报告批示："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一本。"（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10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此后，陈伯达这个报告便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开来，不仅官方大量翻印，各地群众组织也竞相翻印，铅印本、油印本随处可见，许多地方还将报告全文抄成大字报张贴公布，因此，其中的内容可谓家喻户晓，特别是其中对"血统论"的批判。更是让广大因"家庭出身"问题长期遭受压制的青少年以及持有"血统论"观点的干部子女们铭心难忘。

　　陈伯达报告中对"血统论"说了些什么呢？他说：最近一个时期，有人"用血统论来代替阶级论，企图混淆阶级阵线，孤立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他们利用工农出身青少年的阶级感情，利用一部份年轻人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来蛊惑一批学生。实际上，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这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根本对立的。""现在有一些学生接受什么'自来红'、'自来黑'的观点，接受什么要在学生中划分'红五类'、'非红五类'或者什么'黑几类'的观点。制造这类观点的人，是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混乱，蒙蔽青年。我们劝青年们不要接受这种血统论的错误观点，而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

　　重读一下这些文字，就可以明白无误地知道，到底是陈伯达抛出了"血统论"，"制造"了那些"谬论"，还是批判了"血统论"和那些谬论。不久，陈伯达批判"血统论"的这些内容，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指示精神，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1967年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得到了转述，社论中说："正当我们按照毛主席的阶级路线，组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队伍的时候，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却利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蛊惑一批学生，制造宗派，搅乱阶级阵线。这个口号，开始是一些天真的青年人提出来的，他们由于思想方法上的某些片面性，从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排斥和打击革命干部子女、工农子女这个正确前提出发，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却别有用心地利用这个口号，欺骗极少数学生（其中有些是没有教育好的干部子女），要把他们引上邪路，来同另一部份学生闹对立。这样一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就成了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东西。应当指出，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口号，实际上是宣扬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它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这个元旦社论，在当时也是各大报甚至红卫兵、造反派小报都争相刊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因而家喻户晓的。如果说，是陈伯达"抛出"了"血统论"，"制造"了那些"谬论"，那么，岂不是说，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7年元旦，就在中央文革小组控制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中，对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提出公开批判了？这可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阶级出身"、"家庭成份"就一直是束缚社会弱势群体的"紧箍咒"，尽管官方一度提出过"重在政治表现"，但仍然是以"有成份论"为大前提的。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更通过自称是"自来红"的第一批红卫兵发展成为猖獗一时的"血统论"。陈伯达报告中对"血统论"公开提出严厉的批判，这在中共执政历史上实在是十分难得的举动。因而，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们，对此无不会留有难以磨灭的记忆。当然，现在看来，陈伯达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批判"血统论"，并非是真正要打碎这种长期以来压制广大社会弱势群体的精神枷锁，而仅仅是为了更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来，为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效力。只要不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施政方针，就不可能真正抛弃"血统论"。因此，当遇罗克对"血统论"展开真正的批判后，就遭到了同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无情镇压和肉体消灭。但是，历史就是历史，不论陈伯达当年那个报告有些什么问题，也不论他批判"血统论"的目的何在，他当年的的确确是率先提出了批判"血统论"。这是数亿人都清楚的史实。刚刚过去不久的，还有亿万亲历者、见证人活着并保存着自己鲜活记忆的历史，能够被人白纸黑字地改写成另一个样子吗？若按正常的思维，这似乎不太可能。然而这样的事居然就发生了。这能不引起我们深思吗？

　　余樵，共识网

明鏡歷史網: 丁咚：苏联“克格勃”为什么很吓人？

2013-11-18T21:58:00.00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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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咚：苏联"克格勃"为什么很吓人？

Nov 18th 2013, 13:58, by 明鏡雜誌

苏联时代的克格勃突然引起中国人的浓厚兴趣。它是俄文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三个首字母КГБ的音译，全称国家安全委员会。由于在历史上臭名昭着的名声，不禁让人浮想联翩到时局，人们普遍担忧自己会不会在不久的将来生活于秘密警察遍布的恐怖之中。

　　克格勃源于苏俄政府时期由捷尔仁斯基领导的契卡。随后在20世纪30年代，演变成由亚格达和叶若夫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它是苏联下辖的主要秘密警察机关，在斯大林时代负责政治迫害，执行过大量的法外处决、运作古拉格强迫劳动系统、执行将多个民族和被标签为富农的平民放逐到人烟稀少地方的大规模放逐、防卫边境、在国外进行间谍和政治暗杀、颠覆外国政府和在其他国家的共产运动中实施斯大林主义政策。从而成为大清洗的工具。冷战期间，"克格勃"的职能涉及国内的所有领域，权势惊人。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克格勃的相关机构。但随着俄罗斯建立了民主的宪政体制，其对内功能削弱，主要是应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而对外情报功能加强，致力于防范北约东扩、格鲁吉亚等传统势力范围的不断被蚕食，情报活动近些年来重新活跃起来。虽然还零星存在一些迫害现象，但像苏联时期那样大规模、常态性地对公民实施政治迫害，在全社会营造恐怖气氛的性质得到了根本改变。

　　其实，国家安全委员会并不是某个特定形态国家的特殊组织，而是普遍存在于民族国家的政府组织形式。比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它在1947年7月成立，主要职责是统一有关美国国家内政、军事和外交政策，向总统提出建议。但只是总统有关安全政策的统筹、协调、参谋机构，是与国务卿密切合作协助总统制订长期对外政策的思想库，是为总统提供有效军事安排的事务机构。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上达成的意见，须经总统采纳，才成为政策。美国总统任委员会主席，其成员有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部长、财政部部长、紧急准备局局长、中央情报局局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日常事务由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主管。

　　只不过在宪政体制下，国家安全委员会服从于国家和人民利益，受制于国家宪法、法治和分权体制以及广泛的监督，而在非宪政体制下，它往往只服从于政党乃至领袖意志，变成随意操纵、从事秘密迫害公民的打手、刽子手。苏联、东欧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历史就是有力的镜鉴。

　　也就是说，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本身是没什么问题的，关键看它会不会"克格勃化",即成为某个政党或者个别领袖从事政治斗争的工具。

　　丁咚，作者博客 2013-11-14

明鏡歷史網: 余汝信：试论杨成武与罗瑞卿倒台之关系

2013-11-18T21:57:00.00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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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汝信：试论杨成武与罗瑞卿倒台之关系

Nov 18th 2013, 13:57, by 明鏡雜誌

　　不久前出版的今年第10期《炎黄春秋》杂志，刊载了陈虹的《杨成武谈揭批罗瑞卿实情》一文。据陈虹说，该文是将其与杨成武关于文革前夕揭批罗瑞卿问题的谈话记录，"以第一人称整理成文，留给历史，献给读者"。〔1〕

　　说到要"留给历史"，可见陈虹将自己涂改史实的"责任"看得是多么的沉重！然而，杨成武在当年揭批罗瑞卿过程中的所作所为，档案、文献记录俱在，岂可以这么一篇文章就能饰掩过去？杨成武如确有自知之明，本可谈谈如何吸取党内无情斗争连绵不断、自己曾厕足其间也曾深受其害的深刻教训，以此警示后人。而不是象这篇谈话记录般，文过饰非，将自己装扮为旁观者，甚至有过人的先见之明，不是有不同意见，就是置身事外，一切责任都是别人的。

　　历史，岂能如此这般任人随意涂抹！

　　一、1965：知情还是不知情？

　　在谈到1965年12月初关于罗瑞卿问题的上海会议时，杨成武对陈虹说他事前毫不知情。杨说，他当时正在杭州空军疗养院疗养（余注：总参的领导为什么要到空军的疗养院疗养？其实值得考究），接到毛泽东秘书徐业夫称毛要紧急召见的电话，心里直犯嘀咕："什么事那么急？是东南沿海有什么军事行动？还是帝国主义对我们进行武装侦察？我心里顿时产生种种疑问"。到上海"住进饭店后，见到几位老同志，他们也不知道开会的内容。贺龙来上海时，带来了地图，可见他原以为讨论的也是军事问题。这和我来前的想法有共同之点"。〔2〕

　　这与杨成武自己在文革初期的说法大相径庭。据杨成武当年说，罗瑞卿的问题，他至少在1965年初就有察觉，而且，大量的材料表明，杨是上海会议最早的知情者之一。

　　杨成武当年说："到了一九六五年，罗瑞卿反对林副主席的活动就更疯狂了，公开地跳出来，反对林副主席，逼林副主席交权，'让贤'。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一日晚上，我和罗瑞卿一起在民族文化宫看了戏。我一回到家，他就打电话要我到他那里去，我以为是有情况还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去了以后，他就大骂林副主席。他把陶铸造的谣也同我讲了。疯狂反对林副主席突出政治的指示，他说什么如果突出政治是对的话，那我罗瑞卿不就犯了方向错误，犯了路线错误吗？大骂去127师检查工作的同志，骂的很难听啊！他把林副主席突出政治的指示前前后后篡改了八次。到了二月十四、五日，罗就要刘亚楼向叶群同志提出要林副主席接受四条。

　　"这四条我们过去都讲过了。

　　"在五月份召开的军委作战会议上，又接连发生两件事。一是罗利用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参加这次会议全体同志的机会，搞了一个大阴谋，带头并煽动各军区的同志向中央提出大量增加部队的定额。这个定额，提出最多要增加ＸＸＸ万，逼林副主席表态。第二个是要合并军区，要把ＸＸ个军区，并成Ｘ个军区。第三个是要取消兵种，把兵种作为总参谋部的业务部门。这些事情事先并没有报告、请示林副主席和军委常委，完全是向中央和林副主席搞突然袭击，企图打击林副主席，挑起各军区对中央和林副主席的不满。这是一件事。二是罗瑞卿要用个人名义在军委作战会议上作结论。林副主席知道以后非常严肃地说，作战问题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资格作结论，只有最高统帅毛主席才能作结论。当天晚上，林副主席口述了一个指示，由他的秘书传给了军委作战会议搞秘书工作的李静同志和我，也传给了罗瑞卿，并要把他的指示向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宣布。林副主席在这个时候，就想把罗瑞卿反党活动的盖子揭开。罗瑞卿紧张了，半夜跑到林副主席那里，假装检讨，保证再也不犯了。林副主席再一次给他悔改的机会，打电话给我，要我不要传了，收回，看一看，将来他能改就好。林副主席还是想把他挽救过来"。〔3〕

　　据杨成武以上所说，林彪1965年5月就想把罗瑞卿问题的盖子揭开，杨本人不仅是知情人，也是当事者之一，怎么到了年底真的要揭盖子时，他却反而毫不知情了？

　　就在林对罗表示极不满意的关头，1965年6月7日，中央确定杨成武由副总长提升为第一副总长，该任命由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名义公布。一周之后的6月14日，中央又再批准杨成武为军委副秘书长。对杨成武信任度的增加与对罗瑞卿信任度的递减是成正比的，杨成武不可能不明白以上任命的内中深义。

　　1965年11月，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停职审查，杨成武兼代主任。这样，其时的杨成武身兼多职：军委副秘书长、办公会议成员，军委办公厅（兼国防部办公厅及总参办公厅）代主任，第一副总参谋长，总参党委副书记。都说罗瑞卿兼职多，杨的兼职也不少。

　　11月25日，叶群等向总参党委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了林办四人（叶群、罗孝礼、赵根生、李春生）两个多月来在江苏太仓沙溪公社参加四清的情况。信中说及"我们在参加运动的同时，也注意兼顾了照顾林彪同志身体的工作，最近他的身体又有些进步，这一切均请你们放心"，又说"叶群同志的抵抗力比过去显著增加，做群众工作每天要跑许多路，经常遇到刮风下雨，但从未感冒过。我们从实践中深深地感到毛主席、党中央号召我们军队干部参加四清的的伟大决策是对我们的最大爱护和关怀"云云。〔4〕

　　值得注意的是，叶群报告的抬头是致"办公厅路扬副主任转办公厅党委常委、总参政治部叶运高主任并报总参党委、杨副总长、王副总长"。那时还是11月间，报告为什么不送罗瑞卿而仅送给杨成武、王新亭？杨成武难道不明白其中奥妙吗？

　　杨成武两天后即对叶群等人报告作出批示：

　　"王副总长、叶运高主任：

　　叶群等同志的来信及两份材料转去，请阅。我已看过，很好。他们到农村后，做了很多工作，成绩显著，总结的经验也很好。建议将他们的来信和两份材料印发给总参党委委员、总参各部局党委，发总参参加社教工作的同志参考，并转报总政治部。如你们同意，请参政办。

　　杨成武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5〕

　　11月27日，离12月8日召开的上海会议至少还有十天时间，杨成武眼中已没有尚任总参党委书记、总参谋长的罗瑞卿而自行发号施令了。没有摸准上面的旨意，他杨成武敢吗？

　　据说，三天之后，即11月30日，叶群携带了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和十一份材料，乘南空派出的里－2飞机秘密赶到杭州，向毛泽东作了六、七个小时的汇报。〔6〕

　　而据当时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张耀祠回忆，当天是住在杭州空军疗养院的杨成武给张打了个电话，约张到他那里去一趟。到杨处没说几句话，叶群就进来了。叶群声称要将一封林彪给毛的信面交毛，杨也说要见毛。回到毛处，张耀祠将上述情况向毛作了报告。第二天早上五点多，毛即通知张要见叶群，叫她快点来。〔7〕

　　在自己的著述中有意识地引述了张耀祠以上回忆的罗点点认为："这些描写我认为是靠得住的"。〔8〕

　　以上张耀祠的回忆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叶群到毛处汇报罗问题之前，先到了杨处！联系到11月27日杨成武目中已无罗瑞卿的批示，杨成武晚年说他对批罗事前毫不知情，还说得通吗？

　　二、1966：仅仅是过头话吗？

　　关于罗瑞卿问题的上海会议于1965年12月16日结束。12月29日，任命杨成武为代总参谋长。

　　杨成武告诉陈虹说，上海会议期间军委曾开过一次会，会上要杨代理总长，杨推却，说最好由叶剑英兼任。并不是军委成员的刘少奇说："中央、主席已经定了，就这么办了，不变了"。杨说："如果一定要我代总长，那就把我原先管的作战的那一摊子交给王尚荣同志，建议提他当副总长"。会上原则同意这个建议，"少奇同志说：'命令以后再下'"。〔9〕

　　以上这些对话，今天已难以查证。惟可以查证到的是，王尚荣自此直至1966年"8？25事件"被杨成武以夺他的权名义被打倒，一直未有等到任其为副总参谋长的命令。〔10〕

　　杨成武又告诉陈虹：1966年3月，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各中央局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继续揭批罗瑞卿的问题。由于吴法宪等的发言"致使罗瑞卿受到了莫大侮辱，不久发生了3月18日的跳楼事件"。"中央从3月18日后，决定会议背靠背地进行，到会的人都得表态、发言。许多同志发了言，我和王尚荣、雷英夫作了联合发言，稿子是王尚荣、雷英夫写的，那时不表态是不行的。这个发言有过头话，但还是留有余地，对会上有人提出要开除罗瑞卿的党籍，我明确表示不赞成，并说不能这样提，那是中央决定的事"。〔11〕

　　众所周知，杨成武、王尚荣、雷英夫的联合发言，是作为中央文件的附件下发传达的。作为附件同时下发传达的，还有叶剑英、谢富治、萧华的发言及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四人联名给毛泽东、中共中央的信：《彭真同志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12〕

　　杨成武将作为中央正式文件附件的这些发言、信件按下不提，却去大谈当年未有形成中央正式文件而今天我们又看不到、难于判别真伪的所谓温玉成、邱会作、吴法宪的发言，岂不是欲盖弥彰，故意把水搅浑吗？

　　说联名发言的稿子是王尚荣、雷英夫写的，杨成武目的岂不是将责任全推到别人身上，自己清白？发言中涉及的高层斗争，杨成武不提供情况，作为总参二级部领导的王、雷是不可能知情的。即使发言的执笔人是王、雷，难道作为下级、执笔者的责任大于上级领导、策划人的责任？说"这个发言有过头话，但还是留有余地"，我们以下引用发言中的某些段落，读者诸君自可鉴别。

　　联名发言声称，罗瑞卿"是一个根本没有无产阶级感情的人，是一个根本没有党性的人，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我们党内、军内的极端危险分子"。"是一个最喜欢最善于撒谎、造谣、挑拨、抵赖的人。他已撒谎成性，而且情节极为恶劣"。"是一个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是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人，是一个典型的投机分子，在很多问题上，他不是按党的原则办事，而是投机，看风使舵，凡是对他有利可图、有名可沽、有权可夺的事，他就抢着干，什么接见呀！照相呀！登报呀！抢版面呀！写文章呀！发表演说呀！大比武呀！工作归口呀！等等，他特别积极，特别感兴趣，但当某件事对他不利，或者没有油水可捞的时候，他就推卸责任，嫁祸于人，别人只能受他驱使，为他抬轿子，决不能批评他的缺点和错误，决不能说一个不字。他的人生哲学是非常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和唯我论者"。

　　再引用下去，还有：罗"是个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我们党内军内的极端危险分子，是一颗'定时炸弹'。他近几年来之所以特别仇恨林彪同志，折磨林彪同志，集中力量攻击林彪同志，并不是他和林彪同志有什么私仇宿怨，而是由于他的地主阶级本能和个人野心所驱使的，他想从这里打开一个篡军反党的突破口"。"是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是一个旧知识分子。他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资产阶级思想在他脑子里很深的。为了个人得权得势，他什么坏事都可以做得出来，什么手段都可以使得出来"。"罗瑞卿的错误，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篡军反党的错误，是阴谋搞反革命政变的严重罪行"。"我们和他的斗争，不是一场可有可无的斗争，而是一场维护革命利益，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军事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篡军反党阴谋的大是大非的斗争，是颠覆与反颠覆、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也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斗争"。〔13〕

　　上述这些充满火药味的批判性语言，哪有一丝一毫"留有余地"的味道？！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解决"彭、罗、陆、杨"的问题。杨成武在这次会议的小组会上作了批判彭真的发言，发言共有三个部分，除第一部分指责了彭真"在晋察冀的错误"及第三部分指责彭真"极力插手军队工作"外，第二部分指责彭真"在批判罗瑞卿的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14〕

　　所谓"恶劣表现"，杨成武在次年春天军委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上总结为"四大阴谋"："一是六条清规戒律"，"二是五个不准"，"三是三支毒箭"，"四是五个追查"，具体内容，详见本文附件，不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杨成武1966年5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小组会上的发言，是以个人名义发表的。1967年3月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发言，也是以个人名义发表的，此际王尚荣、雷英夫早被打倒，杨成武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将责任推到别人头上了！所以，他对陈虹的谈话，根本就不提这两次重要发言。

　　三、1967："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1967年2月26日至3月25日，军委在北京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以提高军队高级干部对文革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萧华、杨成武在会议上分别作了讲话。林彪讲了三个问题：一、阶级、阶级斗争、阶级观点问题；二、主流、支流问题；三、军队支援地方问题；周恩来、李富春分别讲了军管和抓革命、促生产问题；陈伯达、康生讲了文革中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即刘邓问题。而杨成武讲的，是"彻底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罪行，以及彻底肃清他们对我军恶劣影响的问题"。以上各人的讲话，就数杨成武的调门最高，点名最多，自然，也不忘在讲话中大肆吹捧林彪。晋人陶渊明有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杨成武这篇批判罗瑞卿、彭真，又连带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奇文"，笔者将其主要部分转载于文后，以供读者鉴识。

　　本来，文革中类似的大批判形式讲话，如恒河沙数，似不足为奇。但类似讲话，多是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诸人所为，象杨成武般出自军队高级干部之口的，确是异数。

　　杨成武这般卖力的表现，自然得到欣赏。就在他讲话十天之后，3月30日，以毛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增补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粟裕为中央军委常委，而在此前，他连军委委员也不是。〔15〕

　　事实上，杨成武不仅在军内高级干部会议上批罗，还支持军内造反派"斗罗"。据"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革命造反派斗罗大会筹备处"（简称"斗罗筹"）中心组一号成员、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学员方凡在文革后交待："我们当时根本不想'斗罗'，因为不少人都认为罗是'死老虎'了。4月21日，萧华、杨成武提示要我们抓大方向，什么是'大方向'呢？杨成武说：地方上不是正在批斗彭真、陆定一吗？彭、罗、陆、杨中的'罗'是我们部队的呀！我们说没有材料怎么办？萧华说：全军文革可以提供，于是我们才决定以'斗罗'的名义联合起来。我们只开过一次'斗罗大会'，材料、经费、会场是全军文革提供和安排的。报告是经周总理批准的。5月12日开会那天，罗瑞卿、刘志坚、苏振华、王尚荣等老同志是由北京卫戍区的战士带入会场的"。"'斗罗筹'活动了两个月。其中，'4？11游行'也是全军文革同意的，行走路线是北京卫戍区指定的"。"5？13事件"后，军内以"5·13"划线，"'冲派'一蹶不振，萧华、杨成武的日子也不好过了，社会上流传着他们将要被打倒的传闻"，"空气越来越紧张，压力越来越大，萧华、杨成武也不接见我们了。'斗罗筹'内也因人心惶惶而于6月28日散伙"。〔16〕

　　所谓"全军文革"，于1967年1月改组重建，萧华、杨成武都是管事的副组长。"5·13"之后，萧华被打倒，杨成武滑了过去。9月，杨成武更被指定为军委办事组组长。

　　这一年的11月间，杨成武以个人名义发表了他在文革中的最后一篇批罗大文--《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彻底清算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该文声称："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罗瑞卿，是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是中国赫鲁晓夫的代理人。他的根本罪恶，就是长期以来秉承中国赫鲁晓夫的旨意，恶毒诽谤毛主席，攻击和歪曲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反对树立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妄图按照资产阶级面貌改造我们无产阶级的军队。我们必须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最强大的武器，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代理人罗瑞卿之流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彻底肃清其流毒。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17〕

　　平心而论，"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等提法，应该不是杨成武的发明。但由于这篇颇具影响力的长文以他个人名义发表，这些提法又强烈地打上了杨成武个人的印记（虽然文革后杨极力否认这篇文章与他本人有关）。

　　不过，物极必反。我们这位灸手可热得有点儿忘乎所以的军委办事组组长，这回马屁可拍到马腿上了。12月17日，毛泽东针对"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等提法提出严厉批评："（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18〕

　　三个月后，"杨余傅事件"发生，杨成武真的垮了下来。后来，官方的党史学家众口一词都说"杨余傅"问题是林彪、江青搞的，他们大多不是忘记了，就是对毛1967年12月17日的批示装作视而不见--那，才是杨成武问题的先兆啊！（2005年11月）

　　相关阅读

　　杨成武：揭批罗瑞卿实情

　　注释：

　　〔1〕〔2〕〔9〕〔1〕陈虹：《杨成武谈揭批罗瑞卿实情》，《炎黄春秋》2005年第10期（北京：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2005年10月），页1－9。

　　〔3〕《杨成武同志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资料选编（中央首长讲话专辑）》（西宁：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宣传组编印，1967年12月5日），页56－67。

　　〔4〕〔5〕《叶群等同志向总参党委的报告》（总参谋部政治部印，1965年，北京）。叶群到太仓参加四清时，林彪正在苏州休息。

　　〔6〕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页538。

　　〔7〕〔8〕罗点点：《点点记忆--红色家族档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页181－184。

　　〔1〕〔15〕总政组织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五卷，"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长征出版社，1995）。

　　〔12〕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6）268号《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附件一、二、三、四、六，1966年5月16日发出。

　　〔13〕杨成武、王尚荣、雷英夫：《坚决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6）268号附件四。

　　〔14〕《杨成武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小组会上的发言》，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267号附件四。

　　〔16〕方凡：《我的申诉》，《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信》附件二（方凡自存材料抄件）。

　　〔17〕全文见《红旗》杂志1967年第16期（1967年11月23日出版），页30－39。

　　〔1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455。

　　余汝信，共识网

明鏡歷史網: 王殊：回忆毛泽东的一次紧急召见

2013-11-18T21:56:00.001+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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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殊：回忆毛泽东的一次紧急召见

Nov 18th 2013, 13:56, by 明鏡雜誌

　　人老了，常常会追忆过去，特别是追忆那些最难忘的年月中印象最深刻的事。1972年对我是不平常的一年，我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听了他对国内外形势的议论。当然这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可是，随着时间差距的加大，每次回想起来，对这些事似乎看得更深一些，体会也更多一些。

　　周总理说，你们不要他，我就要他

　　我得从头说起。还是在1972年7月20日晚上，我接到国内要我立即回国的紧急电报后，从西德波恩经巴黎、卡拉奇、上海回到了北京。我是新华社驻波恩的记者，当时两国还没有建交，我国在波恩只有新华分社一个新闻单位。新华社外事部的同志在机场接我时，告我回家后不要出去，周总理可能随时要见我。第二天一早，外事部的同志又通知我马上去外交部，姬鹏飞外长要见我。姬外长对我在波恩两年多的工作给予了很多的鼓励，并且要我在家里等着，总理可能很快要接见我。当天下午，我就得到了总理要在晚上7时在人大会堂接见我的通知。这件事证实了几个月来一直盘旋在我思想上的一个感觉。那是1972年初，外交部给我们分社专门发来了电报，表扬我发给国内的有关西德局势和欧洲形势的一些报告，认为有参考价值。几个月后，外交部又给分社发来电报，对我写的另一些报告进行表扬。外交部发这样的电报，而且是连续两次，是极为少见的。我估计可能是周总理甚至是毛主席看了我的报告后，有了批示，外交部才发这样的电报的。后来，又听说总理在接见一些出国代表团时，一再提到了我写的一些报告

　　当晚，我比规定的时间提早了一些走进人大会堂的东大厅。客厅里还没有一个人，灯也没有全开。我坐在藤椅上等候，心中非常的激动。我是在1969年12月即"文革"的第三年到波恩工作的，而且是老记者中第一个被派出国的，完全是靠周总理有关恢复国外新华分社的指示。"文革"前我大多数时间在国外分社工作，1964年中回国，在总社国际部担任发稿助理。"文革"一开始就成了"三反分子"，在社内劳改队劳动了两年，后来干部解放，恢复了原来的职务。中共九大后，总理在一次会议上问到新华社军管小组领导有关国外分社的问题，回答是绝大多数驻外记者早已回国参加"文革"，多数分社已空无一人，有些分社留下个别人看家。总理非常气愤，质问为什么不请示，不报告，并责成新华社领导立即派出记者，恢复国外分社。于是新华社成立了一个小组，着手恢复工作，但由于当时极左思潮严重，在挑选记者特别是老记者时极为困难。我经过大半年的审查和反复讨论后好不容易得到了通过，国际部还有一个领导说像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先土山下乡三年再到国外去，另有一个老编辑写信给军管小组，说这样的"三反分子"不应派到国外。

　　不一会，周总理一个人走了进来。他看到我就问道，你就是王殊吗？我过去曾见过总理，"文革"后再也没有见到。他显得苍老了一些，瘦削了一些，两鬓的白发也增加了不少，但他的目光仍炯炯有神，令人感到威严和信任。他以严厉的目光注视了我的一身打扮，旧制服，布鞋，就问我在波恩穿什么衣服。我说在波恩穿西服，回来后换掉了。他说，你为什么不穿给我们看看呢，有什么不可以穿的呢。我感到，总理这番话不仅是对人们在"文革"中穿着一片灰、一片黄的情况说的，而且是对当时在国外工作的同志也纷纷换上布制服、布鞋的情况说的。总理要我坐到他身边去，问我在什么学校读的书，什么时间参加革命，有些什么工作经历等。他对我说，"施罗德访华，你是应该陪同回国的，当时外交部疏忽了，没有及时通知你，因此你回来晚了几天。"他又说，"我前天会见了施罗德，谈得不错。他说要真安全，真和平，我说很欣赏他这个看法。"施罗德是西德第一个访华的资深政治家，当时西德的反对党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副主席，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战后在他的党长期执政期间担任过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在他两次公开表示愿意访华以后，我专门采访了他。我在向国内报告时建议邀请他访华，周总理批示由外交学会邀请他在1972年7月中访华两周，在西德和欧洲引起了很大的注意。接着，周总理就开始了对我的"考试"，问我西德有多少人口，面积多大，有几个州，首府在哪里等，我总算都答上来了。他又问到西德经济和工农业生产的情况，我有的还答得上来，有的就答不出来。总理时常对外事工作人员特别是外交官进行这样的"考试"，问题往往是属于基本情况的，但应"考"者也常常会答不上来。

　　正谈着的时候，姬鹏飞外长、乔冠华副外长以及王海容、唐闻生同志等先后走进了会客厅。总理谈到了正题，对我说，"你就苏联战略和中德关系写的一些报告和材料，我都看过了，毛主席也看过了。你调研做得不错，你提出的两霸争夺的重点在欧洲，苏联的战略仍是向西，与美国争夺欧洲，而不是向东，转向中国，这个看法很好。"他又说，"你工作做得不错，也要注意谦虚谨慎。施罗德走时说回国后要为发展两国关系而努力，你早些回去了解他访华回国后各方的反应，把后续工作做好。"我听了这些话后心潮起伏，非常激动，特别是因为这几个月来从总社传来的消息对我的压力越来越大，先是有人告发我是"五一六"分子，提供了不少的"材料"。还有人认为我做外事工作太多，发回的公开报道太少，在波恩"不务正业"，要求把我调回北京。周总理听到这些话后，非常生气，后来在一次有各外事部门参加的会上问新华社军管小组的同志说，王殊发回来的电报你们看了没有，看到他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没有，你们不要他，我就要他。

　　毛主席说，你不要哭了，我请你抽支烟吧

　　见过总理后，我就准备回波恩去。晚上我常常出去探望亲友。7月24日晚上9时半，我乘公共汽车回宿舍，刚刚下车，外事部的几个同志就欣喜若狂地拉住我的手说，"真是好不容易找到你了。"原来他们在晚上大约7时接到电话通知，说有重要事情，要我务必在晚上9时到外交部门口，再一起乘汽车前去。他们立刻到新华社宿舍来找我，看到我家里没人，又到我可能去的几个同志家里，后来就在宿舍区内一面找一面喊，找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他们决定分几个人到公共汽车站上等，这才把我等着。我乘车到外交部门口已近10时，唐闻生同志已等我很久，上了车才知道是毛主席要接见我。我到了中南海毛主席的寓所，就被引进毛主席的书房。这个地方是我们在毛主席接见外宾的影视中熟悉的，中间有一圈接待客人的沙发和茶几，因是夏天已换上了铺着席子的藤椅，椅子背后有好几只高大的有着白色大灯罩的落地灯，右边靠墙摆着几个装满了线装书的书架。

　　我走进去时，毛主席坐在他习惯坐的左边的大藤椅上，正在同周总理、乔冠华、王海容谈话。我同毛主席握了手，周总理给我介绍说，过去在复旦大学上的学，学的是英文，长期在国外当记者。毛主席笑着说，"我也当过记者，我们是同行。"我心头非常激动，而且一想到在"文革"中被批判是"三反分子"，现在又有"五一六"的嫌疑，情绪更加起伏，忽然哭了起来。毛主席从茶几上拿起一支烟说，"你不要哭了，我请你抽一支烟吧。"我走过去拿了烟，这是一种特制的把尼古丁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小雪茄烟，我把它放在旁边的茶几上，想带回家作个纪念。可是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一看烟没有了，原来是烟瘾很大的乔冠华同志已经拿去抽掉了。由于我解放后长期在国外工作，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毛主席，他比"文革"以来的电视、电影上苍老了一些，也肥胖了一些，头发已斑白稀疏，穿着一套宽大的白色绸衣裤，但精神还不错。他在：1972年初生了一场重病，幸亏在2月份尼克松来访时已痊愈，但腿部还没有完全恢复。这一点，尼克松已发现了，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主席的身体不太好。

　　毛主席谈兴很浓，从国际形势说到国内问题，从晚上10时一直谈到凌晨1时，一共3个小时。当时，在1969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地区发生冲突以后，双方都增强了边境的兵力，边境形势十分紧张。在国内，"文革"已进行了6年，政治上经济上都发生了严重困难。生产下降，供应困难，各派内战不止，人心动荡，造成了十分混乱的局面。珍宝岛边境冲突发生以来，在西方出现了一种论调，认为苏联战略将会东移，转向中国，在我们国内也有类似的看法。我在1969年12月去西德波恩时，新华社和国内其他部门的一些同志要我注意研究苏联战略问题，究竟是向西，还是向东。我到波恩后同西德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统计了西德报刊的言论，发现绝大多数的人认为苏联的战略并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欧洲是美苏争夺的重点，苏联的根本利益在欧洲。如果苏联战略真的要东移，不但对付不了中国，而且会失掉欧洲，苏联不会做这样的蠢事。只有极少数人认为苏联战略将会东移，而且其中有些人是幸灾乐祸地幻想苏联的矛头能指向中国。我还感到，不应把西德看成是军国主义、复仇主义国家，而应像对待其他西方国家一样，与之建立正常的关系。后来，我把这些看法写了不少的报告陆续发回国内，请有关的同志考虑。

　　所以，毛主席在谈话中一开始就谈到了苏联战略的问题。他说，西方不少人正在讨论苏联的战略究竟是向西还是向东，还是声东击西。有的人还幻想把苏联这股祸水推向东方。欧洲是一块肥肉，大家都想吃，我们没有资格。美苏争夺的重点在欧洲，正由于这个原因，双方都一直把重兵摆在欧洲，谁也不肯丢掉这块肥肉。他准确地列举了美苏双方在欧洲的兵力数字后说，我看苏联就是声东击西，麻痹西方。西欧国家太多，太散，太软，不能单靠美国，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联的威胁。

　　接着，他谈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说德国威廉皇帝和希特勒在世界大战中都最终遭到了失败，主要原因都是吃两面出击的亏。威廉皇帝1914年在西线同法、英军队还处在对峙状态，第二年又把大量兵力从西线调到东线进攻俄国，幻想先打败俄军，迫使俄国沙皇签订和约退出战争，再来收拾法、英。这个目标未能实现，第三年又把大量兵力调回西线。但情况已发生变化，法、英军队已得到加强，美国也参战在即，最后他吃了败仗，不得不签订和约。希特勒也是一样，被最初的胜利冲昏头脑，西线还没有全部解决，又在1941年6月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结果也陷入了被两面夹击的境地，最后也遭到了失败，连柏林也丢掉了。在中外历史上，这样的教训还有不少。

　　毛主席援引历史上的这些教训，仍是在阐释他的一贯思想，就是要集中兵力，打击主要的敌人，不要分散力量，犯四面出击的错误。我感到，毛主席的这番话当然是指苏联说的，说明苏联的根本利益是在欧洲，要同美国争夺这块肥肉，而不可能战略东移。如果真的胆敢侵犯中国，就会把欧洲送给美国，最后受到两面夹击，落得像威廉皇帝和希特勒一样的下场。但另一方面也是在提醒我们，要记取历史上的这些经验教训。当时，尼克松在上台以后，看到了中苏关系的恶化，边境形势的紧张，一再向我们伸出了触角。毛主席采取了重大的外交战略部署，1971年4月中美"乒乓外交"，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从而在国际上出现了美中共同对付苏联的形势。毛主席接着引用了唐朝诗人刘禹锡的诗《西塞山怀古》的前半段："王澞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提醒我们不要以为长江上有千寻铁锁而高枕无忧，如果放松警惕，敌人的楼船就会直取金陵，最后只能像当时的吴王一样举起一片降幡。

　　毛主席说，我就是欢喜右派，可以请来，我也可以同他们谈

　　在中美关系改善之后，毛主席和周总理最关心的是我国同作为东西两个经济大国的日本和西德的关系问题。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了西德政治家施罗德刚刚访华的情况，说施罗德来谈得不错，他表示回国后将为两国早日建交而努力。日本田中首相想来访问，仍没有下决心建交，如果同西德谈成，对他也是一种压力。他又说，王殊在那里工作做得不错，结交了政界、经济界不少重要的朋友，了解了很多的情况。在尼克松访华后，西德不少右翼政治家包括基督教社会联盟的施特劳斯都想到北京来访问。毛主席说，我就是欢喜右派，可以请来，我也可以同他们谈。尼克松来，我就是同他在这个房间里谈的，谈得还不错。你们也可以多派一些人出去，交些朋友，听听他们的意见。

　　后来，毛主席转到了国内问题。看来他最关心的是重建在"文革"中遭到破坏的各级政府和党的机构，克服国内的混乱状态，恢复正常的秩序。他着重谈到了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对总理说，你要到全国各地去，在工农兵中好好找一找，找一些人来担任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政治局委员，政府中的副总理、副部长，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等。要尽快地去走一下，在工农兵中找一些有代表性的，年纪轻一些的，当然也要顾大局的。要认真地找一下，把这样的人找到。

　　两天后，周总理召集我们和某些部门的领导同志学习毛主席的这次谈话。在谈到从工农兵中找人的问题时，总理提到了当时一些工农兵代表人物的名字，说这些人在群众中是有一些威信的，但他们的文化水平太低，要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估计会有很多困难。可能要办一个学习班，让他们学点理论，学点文化知识；并且总结一点经验教训才好。后来，周总理经毛主席同意，办了几期中央读书班，调来了一些工农兵代表人物参加，但也混进了一些造反派。举办读书班的时间不长，在1973年8月举行的中共十大和1975年1月召开的四届人大上，一些参加读书班的人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王洪文竟当上了仅排在周总理之后的党中央的副主席，"四人帮"其他人也都混进了中央政治局，张春桥还当上了仅排在邓小平同志之后的副总理。

　　毛主席还一再谈到了安定群众生活的问题。当时，刚刚给职工增加了一些工资。他说，已有好多年没有给大家增加工资了。当然，只能增加很少，但大家都很高兴。我办公室的一些年轻人说，真想不到增加了工资，可以打算买些什么了。可见，工资是要增加一些的；但现在还不能增加很多。他还说，要注意群众的食品供应，现在虽然还不能吃得太好，但要有所改善。房子这些年也盖得少了，或者没有盖，很多人住得很挤，要盖一些造价低的房子，让大家先有房子可住。

　　凌晨一时了，周总理首先说，时间不早了，请主席早些休息吧。告辞后，总理在外面的小会客室里又同我们谈了一会。他说，毛主席已批准了外交部有关同西德谈判建交的请示报告，要尽快办。他要我马上回波恩去了解西德各方特别是政府对施罗德访华的反应，迅速报告国内。如果可能，早日同西德开始建交谈判；对日本会是一个压力。当然，如果日本同意同我国建交，对西德也是一个推动。结果；如周总理所预料的，在1972年9月29日，周总理同田中首相在北京签署了两国建交的联合公报。在同一天，中国、西德的谈判代表也在波恩草签了两国建交的联合公报，西德谢尔外长应我国政府的邀请将到北京访问，同我国姬鹏飞外长正式签署这个联合公报。这两个消息同时刊登在9月30日《人民日报》的第一版上。毛主席、周总理对同时与日本、西德建交非常高兴，由此完全实现了毛主席在外交上的重大战略部署，在国际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而且对我们国内局势也有很大的影响。我自己也根据周总理的意见，离开了记者的岗位，调到了新建立的我国驻西德使馆工作。

　　王殊，《百年潮》199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