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在下雨吗？

吴莉莉后来的故事作者:朱汉生:

2023-01-28T00:09:00.003+09:00

吴莉莉后来的故事

作者:朱汉生:

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和美女翻译吴莉莉打得火热，引发贺子珍大闹窑洞，惊动中共高层。此后贺远赴苏联，而吴莉莉则下嫁国⺠党军人张研田，中共建政后随夫去了台湾。张研田曾任台湾农学院院⻓，台糖董事⻓、兼职经济部政务次⻓，对台湾土地改革有杰出贡献，逝于一九八六年。

《开放》二OO七年第一期刊登署名朱汉生的

文章《吴莉莉后来的故事》，揭秘这位最令毛泽东满意的美女被送出延安之后的归宿。

我的父亲朱亚英是一个国⺠党的起义将领，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二年。直到“文革”末期，特赦最后一批在押的国⺠党县团级以上人员时，才把他释放出来，安排在河北省邢台劳改农场就业，月薪三十二元。

后来经过我们子女上诉，找到有关证明人作证，在一九八○年北京市中级人⺠法院重审，认定这是一起错案，恢复了他的起义人员身份，安排在北京市人⺠委员会任工作员和北京市人⺠政府的参事，月薪五十六元。

父亲回到北京时，已是一个瞎了一只右眼、半身不遂的七十四岁老人，生活不能自理。当时我们一家三口(我和妻子，一个两岁的儿子)挤在一间九平方米的小屋，实在无法容纳父亲。只好把他安顿在北京东郊管庄的一家农户，答应把他的全部工资交给人家，这家人才肯照料这样一个瘫痪的老人。我又用退还给他的没收财产费(折合人⺠币二千多元)，给他买了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供他解闷度日。平时我每周骑⻋从城里到管庄看望他一次，从家里做些他爱吃的饭菜，如饺子、红烧肉、炸酱面等，给他解解谗，再陪他聊聊天，略尽一点子女的心意。

回忆儿时认识的张伯母

一九八○年十月的一天，我正和父亲一块看电视，一边聊天，他对我述说了一件往事，我终生难忘。

那天正好审判“四人帮”的江⻘，江⻘出场后，态度十分嚣张，桀骜不驯。父亲看了，感叹道:“中国落在这么一个女人手里，老百姓不倒霉才怪。要是换了吴莉莉，中国这段历史可能要重写了。”“爸爸，您说的这话是甚么意思?吴莉莉何许

人也?她怎么可能改变中国的历史，这不是胡言乱语吗?” “还记得你张伯母不?”

“记得，当然记的。她不是妹妹的乾妈吗?小时候，因为她⻓得美极了，我们都叫她天下第一美人。” “她是你妈妈的好朋友，你张伯伯又是我的好朋友。所以咱们两家走得很近。你妹妹小时候⻓得活泼可爱，她特别喜欢，就收下做了乾闺女。你母亲病死后，又是她给我介绍的续弦，也就是你的继母王慧敏。所以你张伯母和咱们家的关系不一般。”

父亲说的张伯母就是吴莉莉，毛泽东的情人。

我的眼前⻢上显现了张伯母的形象。

张伯母有着中等偏高的身材，皮肤白皙，有对大而有神的眼睛，对人态度冷漠，不大爱说话，她有一头波浪飘逸的卷发，常常穿着一身将校呢的军装:上身是紧身夹克，下身是⻢裤，足蹬⻓统⻢靴，右手⻝指上晃荡着一个钥匙链，那是她开的吉普⻋钥匙。那时在众多身穿旗袍、浓妆艳抹的国⺠党官太太中，她显得“鹤立鸡群”。当时小汽⻋还很少⻅，但张伯伯是胡宗南手下中央军校第七分校的政治部主任，自然有办法给她弄来⻋子。

在她的身上，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东⻄，常使人迷惑，给我的印象很深。比如说，当时我母亲病重，我们家便由王曲搬到了⻄安，以便就医。那时我才是个小学二、三年级的学生，父亲却把我送到王曲的国⺠党军官子弟学校中正小学住校，这也是张伯母所支持的。她对父亲说:“亚英兄，你放心。星期天就让孩子来我家过，我给他改善生活。” 张伯母⻅到我便问:“汉生，学校的生活好不好? 吃得怎么样?”我回答:“一点也不好。吃的是黑面馒头和咸菜，馒头都馊得发酸了;老师动不动就动手打人。”

她一本正经地教训我: “住校就是为了让你从小得到锻炼，能吃苦耐劳，适应集体生活。一个小孩子不能娇生惯养。”过了没一会儿，她又问我:“汉生，你没发现我们家里有甚么变化吗?” “没有。”“你看看，我们家屋里全都铺上了地砖，这样就干净漂亮多了，小孩子应该培养观察力，你怎么连这么明显的变化都没发现!”

她对我教育很严;自己却追求生活的舒适和讲究 (在抗日战争时期，一般的住房都是土地)。

这就是张伯母的为人。

思想激进与史沫特莱去延安

父亲开始和我讲起了张伯母的故事。

张伯母原名叫吴宣晨，也叫吴光伟，吴莉莉是她的艺名。她是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的学生，张伯伯叫张研田，是她北师大的同学。后来，她去美国留学，思想激进，认识了海伦.斯诺和史沫特莱等人。

“七七事变”后，她回国参加抗日，就和史沫特莱一起去了延安。在延安时期，她在“鲁艺”自编、自导、自排、自演了高尔基的名着《母亲》，引起了轰动。后来史沫特莱觉得延安的生活太单调，就建议毛主席在延安推广交谊舞。徵得毛同意后，在延安城郊一所废弃的基督教堂里办起了跳舞训练班。老师就是史沫特莱和她的翻译年轻貌美的吴莉莉，她是一个离过婚的老练演员。毛主席经常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在这里史沫特莱对他进行采访。吴莉莉也是须臾不可或缺的翻译。他们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一整天，有时吃饭也在这里。他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从革命，抗日，苏联、美国、德国到浪漫主义的爱情，英国诗人济慈的诗......毛是个诗人，文学家，浪漫主义者。“精神上十分寂寞和孤独”，吴莉莉作为一个外国文学的爱好者，给他介绍和讲解了济慈......

作为翻译和舞伴，她和毛泽东就这样相识了，很快两个人就恋爱了，双双堕入爱河，并且打得火热。这件事自然瞒不过贺子珍的眼睛。有天半夜，毛主席来到吴莉莉的窑洞。贺子珍跟踪而来，这下可捅了大漏子。据史沫特莱说，她上床睡觉的时间不久，忽然听到隔壁吴莉莉的窑洞⻔前响起了熟悉的毛的脚步声。接着，像猫一样的尖叫声划破了夜空。史沫特莱冲进了隔壁窑洞，看⻅毛坐在吴的炕头挡住妻子的拳头。贺子珍站在一边，对毛大叫大喊，毛默默地承受了她一阵子责备，然后给了她一记耳光，要她停止。于是，贺子珍冲向缩在墙⻆的吴莉莉，一把抓住她的头发，用手指甲抠她的脸。史沫特莱过来干预，贺子珍开始大骂史沫特莱，说她是帝国主义分子，在这个革命根据地败坏了共产主义道德。史沫特莱反驳她，说她不配当中国共产党主席的夫人，并且给了贺子珍一个耳光。这时，还有另一种说法，说愤怒欲狂的贺子珍拔出手枪，要射杀吴和毛(此事只是当事人吴莉莉所说，史沫特莱并未提及，故史料不全，难以确定)。

此时史沫特莱指责贺子珍说，你出于疑心和嫉妒而攻击革命领袖，犯下了反革命罪行。最后只好由毛的警卫员把贺子珍强行拉走。一路上都有人偷偷观看，议论纷纷。

吴莉莉被送出延安内幕

这件事发生后，毛和贺的婚姻彻底破灭了，很快就把她途经⻄安送往苏联，治疗“精神病”。吴莉莉也无法再在延安待下去，被强行送往⻄安。

这里有两种说法:一个说这是中共中央的决定，毛当时也无法违抗，只能在临别时，温柔地捧着吴的双颊，充满柔情地说:你是好女人，但不适合搞政治......二人洒泪而别;另一说法是:周恩来怀疑吴莉莉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来的战略情报人员，危害极大，就和叶剑英派人强行劫持了吴莉莉，把她送往⻄安，不让她再和毛⻅面。吴莉莉到了⻄安之后，自然受到国⺠党特务的注意，拘捕了她。但在此时，一直追求她的大学同学张研田，已经当上了胡宗南第七分校的政治部主任。把她救了出来，两个人结了婚。婚后二人生了一个儿子张小芒和一个女儿张小菲，但感情一直不好，吴莉莉根本不爱张研田。他们的夫妻关系很奇特:虽然在人们面前，夫妻二人卿卿我我，亲密和谐。但是一关上家⻔，就形同路人，谁也不再理谁。就连张研田在外面终日和两个歌女⻤混，吴莉莉也不闻不问，置若罔闻。

吴莉莉一九四九年从成都去台湾

吴莉莉始终不能忘情于毛泽东。往往在吃饭时，她会站起身来，举杯高呼:“为那位北方的伟人祝福!”眼中放出异样的光彩。有一次她与闺中密友雷锦章(其夫原⻄北大学校⻓张光祖，也是吴莉莉在北师大的同学)闲谈，吴莉莉始终认为中国⺠主自由的希望在毛泽东的身上，一谈起“北方的那位伟人”竟然泣不成声，连手中的烟卷熄灭了，烟灰跌落在白锻子旗袍上都不知道。后来竟然失声痛哭起来。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张研田一家在成都，和张光祖家同住在一个大院里，后来张研田带着两个孩子坐⻜机去了台湾，吴莉莉竟然拒绝前往，躲在了好友雷锦章家，张研田到台湾一个月后，有一天，一队国⺠党士兵突然闯入张光祖和雷锦章的家，从卧室的大衣柜里把吴莉莉揪出来，她虽然竭力挣扎，哭哭啼啼，最终还是被强行拖上汽⻋带走，送到了台湾。但是，吴莉莉在张家却留下一个手提箱没有被拿走，其中就装着毛写给她的四十多封信件和那本有毛亲笔题词的线装书《聊斋志异》。

毛送了四十多封情书给吴，毛对吴莉莉是一往情深，可能吴是他一生中最爱的女人。就是在吴到了⻄安之后，他还不断派专人去⻄安，前后送来四十多封书信给吴。其中不乏缠绵悱恻的诗词和一套毛最爱读的线装书《聊斋志异》，封面上亲笔题词: “润之赠吴莉莉”。据说，吴莉莉离开延安后，毛分痛苦，有很⻓一段时期，心情不好，郁郁寡欢。直到康生又给毛介绍江⻘，取代了吴莉莉，毛的情绪才恢复正常。由此内心中郁结了对周恩来的极端不满，结下了个人恩怨。这也是他不断整治周恩来的原因之一。 “解放”后，毛专⻔派人来找张光祖和雷锦章夫妇，把那些书信收走了，并严词警告:“此事不许诉任何人!” 雷锦章很喜爱毛的些情诗，曾悄悄抄录了一份，把它们和那本有毛亲笔题词的线装书《聊斋志异》深藏了起来。他们的孩子张宗爱小时候曾经读过，印象颇深，便向母索取，但雷锦章怕他惹事，只是答应，将来他⻓大了，可以把这些东⻄遗留给他。可惜经过“文革” 和各种动乱事变，这些珍贵的革命爱情文物早已不知去向。

我听了父亲的这段述说，当时心中很不以为然。我确信吴莉莉和毛主席谈过恋爱这是事实。说是因为周恩来把吴赶走，并由此结下毛、周之间的个人恩怨，以至“解放”后毛不断地整周，我不相信。我认为这件事肯定是党中央的集体决定，而毛批判周，是出于政治点和政策上的分歧。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怎能为个人情爱而和亲密战友结下死仇呢?另外，如果假设当初毛泽东和吴莉莉结了婚，吴当了“第一夫人”，就因为她曾留学美国，比较亲美，就会影响到毛泽东不会搞亲苏的“一边倒”和抗美援朝运动?直是荒诞不经。我当时就和父亲争论起来，说他这完全是唯心史观，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父亲感叹道:“你小孩子，懂得甚么?” “我都三十多岁了，经过这么些年党的教育，我是个⻢列主义的历史物论者。” 父亲苦笑了笑，再没说话。

吴莉莉与丈夫张研田的下落

一九九二年，我随中国电视艺术代表团访问台湾，曾托我在台湾的表弟陈良打听张研田夫妇的下落。在“文革”时期，我有一次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个消息，提到张研田是当时台湾驻日的“亚东关系协会”理事⻓。后来，表弟陈良告诉我，张家人丁凋零。张研田夫妇均已过世，他们的儿子张小芒也死于帕金森病;女儿张小菲现在美国，是一位经营中药材的富商;吴莉莉的死，好像是在毛逝世的前一年，她今天如果还活着，应有九十六岁了。回过头来，再看这段历史，不知为甚么，我忽然觉得当初父亲的看法，不无道理。 (注:贺子珍大闹窑洞，是否要用枪击毛与吴这一情节，系吴本人所言，恐为片面之词，为准确起⻅，建议读者参阅彼得·兰德的《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李辉、应红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

转自《360doc 个人图书馆》

2022-12-06T16:20:00.002+09:00

《江澤民其人》11：洪水滔天死保龍脈

201 次觀看2005年6月10日

【大紀元6月10日訊】1﹒小洪水引發大災難

1998年中國長江流域遭遇了一場世紀洪災。

儘管中共新聞媒體統一口徑稱此次洪水為「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但許多水利專家們卻認為，這場洪水本身其實並不算「特大」。衡量一場洪水大小的重要標準是最大洪峰流量。根據長江宜昌水文站的觀測資料，此次洪水期內最大洪峰流量是8月16日出現的63,600立方米／秒，略大於宜昌站5年一遇的洪水流量60,300立方米／秒，但遠未達到20年一遇的洪水流量72,300立方米／秒，因此，專家認為此次洪水應該屬於「小洪水」。

然而這次洪災卻意外地釀成「高水位，重災情」。長達兩個多月之久的災難過去後，官方的內部統計證實：洪水受災人口近4億，死亡近5000人，直接經濟損失3000多億元。

國內曾對這場洪災的原因有過爭論，焦點是天災還是人禍。很多專家認為這次洪災雖是天災，但更主要的是人禍。其實，許多人可能還不知道，如果不是因為江澤民執意要嚴防死守，拒不分洪，這場災難的損失完全可以不必那麼慘烈。

2﹒嚴防死守保江龍脈

1998年8月6日，長江上游第四次洪峰將到達湖北宜昌。湖北省委書記賈志傑和省長蔣祝平聯合呈上了啟用荊江分洪區的請示報告。中午12時，沙市的水位已經達到44.68米，超過了1954年特大洪水的最高洪水位（44.67米）。分洪區群眾開始向安全地帶轉移。16小時內，分洪區完成了33萬人、1.8萬頭耕牛的安全大轉移，但是荊江分洪閘最終沒有被開啟。

按照國務院專門制定的長江防洪計劃，一旦沙市的水位達到44.67米，荊江分洪區就必須開閘分洪。此後的8月12日和8月16日，荊江分洪區的居民兩次轉移，為分洪做好準備，而分洪閘依舊沒有打開。

8月17日9時沙市水位上升到歷史最高水位45.22米，比1954年的最高洪水位高出0.55米。

在此前一天，8月16日22時30分，溫家寶在沙市聽取氣象、水文專家的匯報，決定是否要分洪。而江澤民則在四個小時前（18時20分）就已經發出命令，沿線部隊全部上堤，「軍民團結，死守決戰，奪取全勝」，否定了分洪方案。

事實上針對這次「特大」洪水，江指示中共中央確定了「嚴防死守、力保長江干堤」的方針。在7月21日深夜12點，江澤民打電話給溫家寶副總理，要求「沿江各省做好迎戰洪峰的準備……，嚴防死守」。7月28日第三次洪峰正在通過武漢三鎮，當時新華社報導：江澤民對此「十分關切」，他在給溫家寶的電話中，要求「人在堤在」。 8月14日江澤民在湖北省視察抗洪時指示：「堅決嚴防死守，確保長江大堤安全。」

「嚴防死守」的口號被喊得震天響。在汛情的發展中，儘管洪水滔天、愈來愈猛，儘管地方多次呈請中央啟用荊江分蓄洪區，分洪的方案都沒有得到江澤民的批准。

其實利用分蓄洪區減輕洪水危害，是西方發達國家防洪的最主要手段之一，因為按協議使用分蓄洪區，對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的破壞最小，防洪的成本最低。荊江分洪工程建成於1952年。在1954年特大洪水期間，荊江分洪區曾被三次啟用，使最高洪水位減低了0.96米。據專家分析，如果1998年利用荊江等分蓄洪區分洪，應能取得同樣的效果，將8月17沙市的歷史最高水位45.22米降至44.26米。倘若如此，則長江水位就不會在荊江河段造成如此緊張的洪水險情。

外界一直難以理解江澤民為何拒不接受專家們的勸告，堅決不同意從荊江分洪。後來有人傳出，江澤民當時相信了在中南海走紅的一位易學先生透露的「要保龍脈」的「玄機」。江澤民相信如果從荊江分洪區分洪，主動決堤，就等於挖斷了自己的「龍脈」。1998年是虎年，正是江上台近10年的第一個本命之年，江澤民更是不敢怠慢，於是決心嚴防死守，決不可主動開閘洩洪。

中共號稱「無神論」，不過党內很多高官卻非常相信風水，求神問卜的不計其數。毛澤東以「8341」命名自己的禁衛軍，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毛澤東在進北京前，有老道告訴毛四個數字「8341」。毛不解其意，但仍然以「8341」命名自己的禁衛軍。後來毛死後，才知道「8341」是指毛活到83歲，從1935年遵義會議掌權到1976年逝世，一共掌握最高權力41年。

中共高層領導內部都知道江本人十分信奉風水、陰陽、命理。「六四」學生運動遭鎮壓後，江澤民也希望通過風水來延續統治，當時在北京做了三件事。一件事是給白洋澱灌水。北京六朝帝王之都，東西北三面環山，南面臨水，是所謂披山帶河的風水寶地。但是中共統治造成的生態危機使北京南面的白洋澱乾涸。因此江澤民打著恢復華北明珠的旗號，給白洋澱灌水，實際則是為了恢復北京的風水，以求江山永固。第二件事，則是加高天安門的旗桿。因為天安門放著個停屍房——毛主席紀念堂，破壞了故宮的風水，而旗桿的高度比停屍房還低，風水先生說這樣陰氣太重，於是江澤民又以揚國威，樹立愛國主義思想為名，增高旗桿。增高後的旗桿遠遠高於毛的紀念堂。第三件事是搬走天壇的土山。這個土山是毛澤東時代深挖洞廣積糧挖出的黃土，堆積在天壇公園朝天神路的西側，形成了一個比祈年殿還高的土山。在風水先生的指點下，江澤民命令把土山搬走，在原來的地方種上柏樹。

江很在意犯忌，雖然到處走，「鎮江」這個地方江澤民就從來不去，因為怕被鎮住，壞了風水。江澤民對下屬的言語吉凶更是敏感，誰要敢犯了江的忌，必給以顏色，連省級幹部都隨意撤換。

前湖南省委書記王茂林在任期間到機場熱情迎接江澤民到湖南考察。王茂林準備大大地款待江氏一行，早已為其安排好了一切。王茂林非常高興豪爽地對江說：「到了北京聽您的，到了湖南來聽我的。」這句話在中國人來講，都知道是盛情款待的意思。可獨裁意識極強的江澤民已經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維去考慮問題了，一聽「到了湖南來聽我的」這句話就認為是要奪權的讖語，極為不滿。事後沒過多久，就將王茂林調到北京當精神文明領導小組當副組長─一個形同虛設的職位。王茂林知道自己說錯了話﹐於是百般向江澤民表忠心﹐後來江終于給了他一個掌握實權的職位──「610」辦公室主任﹐結果2004年底被法輪功學員在海外告上法庭，並在反對迫害法輪功的「追查國際」組織那裡掛了號。

江澤民還喜歡好名字的吉利，比如滕文生、賈廷安、由喜貴、王滬寧等人有了好名字就可以陞官，李長春的名字也很好，很受江澤民的重用。

這次長江大洪水，江死保其「龍脈」，拒絕啟用荊江分洪區洩洪。朱鎔基、溫家寶等人只得硬著頭皮執行江的指示，對外則說是洩洪會造成更大經濟損失。事實是，這次洪水期間，荊江分洪區的居民曾3次全部撤到安全地帶，為分洪做好了準備，可以說，萬事俱備，只等一聲令下即可分洪。

在江澤民的天平上，洪水災區億萬民眾的生死遠遠不如他的「龍脈」重要。

3﹒借機調兵坐實軍權

江澤民拒不採用分洪方案的另一個原因，是要借此調動軍隊，真正掌握實權。

江澤民雖是軍委主席，但是一輩子沒摸過槍，更沒有老將軍們疆場拼殺的資本。沒有機會在軍中樹立威信，在關鍵時刻軍隊是否能無條件服從其指揮，江澤民心裏一直沒有底。鄧小平死後，江更加急於找機會建立自己在軍中的絕對權威。然而在和平時期大規模調遣、演練軍隊必須有一個正當的理由，否則勢必引起周邊地區的不安和抗議，甚至引發國際爭端。1998年入夏以來長江出現幾乎是全流域範圍的洪災威脅，江澤民覺得這是一個機會。

1998年8月7日，長江的九江段干堤決口。當晚，江澤民立即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上做出了「中共中央關於長江搶險工作的決定」，緊急調動中國人民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到抗洪搶險第一線。總參謀長傅全有隨即下達命令，要求被指定參加抗洪搶險的部隊在接到命令後2小時內，必須無條件執行命令，迅速開往前線。

在這次軍隊「抗洪搶險」行動中，江澤民調集了廣州、濟南、南京、北京和瀋陽軍區，包括空軍、海軍、二炮、武警部隊以及解放軍沿江沿湖各大專院校，共計10多個集團軍、30萬官兵。114位將軍、5千多名師團級幹部聽從江澤民調度親臨長江大堤。在這場洪水中，總計出動官兵700萬人次，組織民兵和預備役人員500多萬人次，用兵總人數居然超過了中共建政之前的淮海、遼沈、平津三大戰役解放軍人數的總和。

此外，江澤民在抗洪部隊中還進行了「指揮互換」的操演，如將廣州軍區和南京軍區的司令員對調指揮。這顯然與抗洪搶險毫不相干，完全是軍事演習的訓練內容。不但如此，抗洪部隊還經常接到換防「轉移陣地」的命令。例如，某摩托化師被緊急空投至武漢，再趕到800里之外的石首、監利——如果只是為了緊急搶險，直接空投石首、監利自然最快，何必讓將士空耗體力，而且還耽誤時間？又如，北京軍區某部先在江西九江搶險，然後接到命令趕往湖北沙市，最後又急急趕赴湖南嶽陽，如此等等。

實際上，冠冕堂皇的「抗洪搶險」口號，不過是使得江澤民「師出有名」，能夠在和平時期檢驗自己對軍隊的權威控制而已。如果採用分洪方案，江澤民就不可能進行如此大規模的兵力調集和軍事操演，因此江無論如何堅持不分洪。災區億萬百姓的生命財產，不過是用來調兵遣將的砝碼，幾十萬官兵的性命，在江澤民眼裡也不過是兒戲。軍隊士兵們奮勇拼搏搶救人民的生命財產時，並不知道將百姓、官兵性命置於險境的正是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

在此期間，江澤民還特意過了一把軍委主席的乾癮。

8月13日上午，江澤民和中央軍委副主席張萬年、中央辦公廳主任曾慶紅一起乘飛機到湖北沙市，查看長江堤防重點險段的位置和參加抗洪搶險部隊的兵力部署。在飛機上，江澤民問張萬年：「現在沿江一共有多少部隊？」張萬年答道：「解放軍和武警一共投入了13萬人，還有200多萬民兵。僅在湖北，就集結了8萬多兵力。濟南軍區、南京軍區還準備了5個師的兵力，正處於緊急出動狀態，可以隨時調用。這是解放戰爭渡江戰役以來，我軍在長江沿岸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重大行動。」

他們到達荊江大堤後，在眾多記者的攝像機和照相機鏡頭前，張萬年打開軍事地圖，向江澤民匯報了參加抗洪部隊的調動和部署情況。身穿軍服頭戴軍帽的江澤民像總指揮那樣地問張萬年：「濟南部隊現在哪裏？」張萬年指著地圖答道：「在武漢。」江澤民又問：「空降兵部隊呢？」張萬年答道：「在洪湖。」接著張萬年又向江澤民匯報……。」聽完匯報後江澤民發表演說：「事實證明，我們的部隊不愧是一支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武裝起來的，與老百姓有著魚水之情和血肉聯繫的人民軍隊。還是那句話：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

「過癮！」江澤民真是過足了軍委主席的干癮。和平時期的司令不需要冒任何危險，如此指東道西，江的發揮可以演好幾遍。悲哀的是，如果真的是戰爭來臨，恐怕連江的影子都找不到了。

不管怎樣，江澤民利用長江洪水，組織了自「抗美援朝」以來最大的一次軍事行動，在長江流域進行了一次渡江戰役以後的最大一次兵力調動，滿意地檢驗了軍隊不顧險情只聽命於自己「核心」地位的「政治覺悟」。通過這次調兵，江澤民真正地掌握了軍權，完成了第二、第三代之間的權力交接，這正是「嚴防死守」背後的第二個真實目的。

4﹒大堤決口哀鴻遍野

洪水期間，江澤民除了不斷下令增派軍隊和武警，還指示各級官員務必增派人力物力嚴防死守大堤。據水利部門統計，僅長江沿途調動官兵及民工7,000萬人次以上，投入財力物力100億人民幣。

在江澤民不同意分洪的情況下，在「嚴防死守」、「要人給人，要物給物」的指示下，100多億元勞民傷財的財力物力投入並沒有收到成效。從8月1日到8月5日，長江嘉魚縣排洲段、九江段、江心洲等民垸先後潰堤，8月7日，長江主幹堤決口。

嘉魚縣外江民垸合鎮垸是在8月1日最先潰口，決口處經過官民五天五夜的圍堵、外圍炸沉船舶、打樁，固定舖板，灌注泥石堵口等辦法終於堵住了。但 8月5日，長江嘉魚縣排洲段、九江段、江心洲等民垸先後潰堤。

長江嘉魚縣排洲段大堤內人口密集，是土地肥沃、風調雨順的魚米之鄉，且工商業也很發達，工礦區林立。下游的二十多個鄉鎮近五十萬人口，年富力強的勞力都上堤築壩去了，滯留在家的都是年邁體弱的老人、婦女及初級中學以下的兒童。由於決口是發生在8月5日深夜，浸泡了一個多月的大堤終於抵抗不住越來越高漲的洪水的衝擊，洪水一下子就決開了50米的大口，以摧枯拉朽之勢向村莊、向工礦區、向學校、向農田奔洩。守衛在堤壩上的近100名武警官兵和民工當即被洪水捲走，睡夢中的老人、婦女及兒童有的還沒驚醒就已被洪水吞噬。驚惶失措的人們有的爬上屋簷、大樹，但不一會兒，屋簷和大樹就在洪水的衝擊中倒下了。祖祖輩輩的辛勤勞作創造的財富及棲身之地頃刻間化為烏有，雞鴨豬牛等牲畜多數葬身洪魔的大口。從8月5日深夜3點到第二天下午，短短的二十四小時裏，天塌地陷，數十公里內一片汪洋，洪流滔滔，哀鴻遍野。

大小官員們一面調配大車大船堵塞潰口，一面組織船隻在洪水中搶救倖存者。但一切都已經晚了，咆哮的洪魔，沒有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決口處推置糧袋、車輛也好，還是炸毀船舶也好，打幾個水泡就沒有了蹤影。救護洪水中的倖存者更是愛莫能助，鞭長莫及，因為船舶上的官兵在兇猛的洪水中自身難保。救援工作受到很大限制。

8月6日到7日，除了一部份爬上大樹、高樓的倖存者被救助以外，全縣1.1萬人「失蹤」。事後，湖北嘉魚縣的民政部門內部統計得知，全縣兩次決口期間，在洪水中死亡及失蹤婦女、兒童及老年人1.1萬人，官兵及民工1千多人，很多家庭妻離子散，有一些家庭全數葬身洪水，連屍體都沒有找到。

8月5日那天，長江下游的九江段、江心洲一同潰口，所幸這兩地潰口都在白天，人員傷亡要少一些。8月7日九江長江主幹堤決口，官員們一時間手忙腳亂，像熱鍋裡的螞蟻急得團團轉，指揮員手足無措，下令胡亂向決口處拋進物品，只要能裝的物資都向決口傾倒，推進大米、稻穀、黃豆等糧食達500萬噸，大卡車50多輛，炸沉船18艘，後來調集一支來自張家口地區約200人的堵漏特種兵團，採取了外圍打樁，固定舖板，灌注泥石堵口，終於把決口堵上。此次潰堤共造成了82億元的直接經濟損失。除排洲灣死亡1.2萬人外，外江民垸合鎮垸、九江段、江心洲及九江長江的四次潰口共死亡平民百姓6千多人，損失財產達500多億元。

到了8月中旬﹐已有2.4億人因洪水肆虐而撤離家園﹐與此同時﹐洪災地區爆發了傳染病﹐此後災區人民一直承受著難以想象的痛苦。可是﹐被庫恩稱為「改變了中國」的江澤民﹐在這段時間做著什麼呢﹖庫恩的書裡說9月初﹐江澤民邀請「15位傑出電影藝術家到中南海做客」﹐江澤民是要組織藝術家們為災區難民搞賑災義演嗎﹖錯了! 照江澤民的話說﹐那完全是他自己「心目中的開心一刻」。書中寫道﹐「曾慶紅看到自己的領導江澤民興致頗高﹐便邀請江背首詩。江從不怯場﹐他用俄語背了首詩。」「不出任何人的意料﹐江澤民主動地坐下來開始彈琴。曾慶紅立即請嘉賓們一起跟著唱。」「江演奏的是俄羅斯舊日情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年輕女演員跟著唱了起來。接著﹐大家唱起了一首很流行的歌曲《大海啊﹐故鄉》。「由于幾乎所有人都知道歌詞﹐大家都唱了起來───尤其是江本人﹐更是引吭高歌。」在長江變成「汪洋大海」威脅著億萬人民的生命時﹐江澤民卻高唱著「大海啊故鄉」﹐一向講究避諱的江澤民這時卻又百無禁忌了，其心中何曾有一點關心人民疾苦的影子﹖

1998年舉行的第七屆河流泥沙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原水利部長、九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楊振懷在分析洪水造成重大損失原因時說：未按原規劃使用分、蓄洪區，是致使洪水逼高的主要原因。

面對這一重大的決策失誤，江澤民指示媒體進行全面掩蓋，官員們統一口徑、統一上報人員死亡及財產損失的數據，將統計數據縮小到最低限度。人員死亡與財產損失，實際情況是官方報導的五十倍以上。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對於江澤民違反自然規律、廢棄水利專家荊江分洪的建議造成的慘重損失，庫恩的書寫道：「江讚揚了人們取得的成績，並稱他們的抗洪鬥爭證明了黨、社會主義制度以及人民解放軍的重要作用」。江澤民還不忘把中華民族扯上來為自己粉飾罪過。他說：「這一勝利還充分說明中華民族具有自強不息、艱苦奮鬥的光榮傳統，是具有強大凝聚力的偉大民族。」凝聚在哪裏呢，當然只是在江「核心」的周圍。

在中共的宣傳機器中，在「百年一遇特大洪水」說辭下，如此慘重的人禍彷彿真的只是一場天災，江澤民的罪責被完全掩蓋過去。

這一謊言，不禁令人想起1959－1961年的那三年饑荒災難。在那段時間裏，中國非正常死亡的人數多達3000多萬人，是人類歷史上和平時期因饑饉死亡最多的一次，是8年抗日戰爭期間因戰亂死亡人數的1.5倍。中共官方把這一災難歸咎於「特大自然災害」。

但後來學者們卻發現，在那三年中，中國並沒有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只在局部地區出現過洪澇災害和旱災，屬正常年景。發生如此慘禍的原因，是因為中共1958年所謂「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運動，把中國搞得民窮財盡，而當局為粉飾太平沒有採取救災措施。在國內人民處於極度飢餓狀態下，還繼續支援「社會主義小兄弟」國家，導致中國餓死那麼多人。然而，一直到今天，三年饑荒的真相還被官方封閉著不敢讓百姓知道，因此很多中國人把這場人類歷史前所未有的人禍當成了天災——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

面對這場慘絕人寰的世紀洪災，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庫恩的《江澤民傳》裡竟寫道：「大洪水展現了江澤民作為工程師和詩人兩方面的才華。」是的，罔顧客觀規律，為了個人私利拒不分洪，可以無視數億災民的性命財產安危，這就是「江澤民作為工程師和詩人」的特殊才華。

5﹒貓哭耗子現場做秀

這場前所未有的洪水災難，還成了給江澤民臉上貼金、顯示他「英明形象」的機會。把壞事變成「好事」，把自己造成的巨大災難，變成為自己歌功頌德的機會，這是江澤民最擅長的本事。

8月13日，潰口堵上、洪水下落後，江澤民來到了湖北，在武警官兵鐵桶般的保護下，他手拿麥克風，滿面愁容地到長江大堤上發表了「精彩」的演講，「抗洪搶險是沿江地區當前的頭等大事，堅決嚴防死守，確保長江大堤安全」，對著攝像鏡頭喊出了「堅定信心，決戰到底」等口號。

新華社荊州1998年8月13日發表了這樣的消息：「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總指揮溫家寶等一起，今天冒著酷暑親赴湖北長江抗洪搶險第一線，看望、慰問抗洪第一線的廣大軍民，指導抗洪搶險鬥爭。」在這樣的時候，江澤民的「喉舌」們總是知趣地避開了此時最需要關注的災民，避開了所有的「陰暗面」，把聚光燈照向帶領人民從「勝利」走向「勝利」的「黨的核心」。

自洪水退後，宣傳部接到指示，要借「江主席」領導「抗洪鬥爭勝利的豐功偉績」之勢，為「江核心」造輿論，新一輪造神運動悄悄進行。於是中共的宣傳口徑和江澤民講話的底氣都有明顯的提升。　
　　　　　
中共報刊更是假借外國報刊之口，繼續吹捧江澤民。甚至選用一些肉麻又可笑的語句為標題、副標題，赤裸裸地將江澤民捧上與毛、鄧平起平坐的「偉人」之列。

6﹒蹊蹺的洪水

1998年這場大水來得實在蹊蹺。

在發大水的時候，北京流傳著一種說法：江澤民，江澤民，江水淹死人，就是說江澤民上台會帶來水災。

此說法並非完全空穴來風。1996年，江澤民去南方路過一著名寺院。在大殿上香後，江澤民便來到鐘樓。不料方丈以善言百般相勸：「施主萬不可在此撞鐘。」江澤民大為不悅，毫不理會，撞響了古鐘。老方丈當場半晌無語，只是默默垂淚不已。後來有人得知，老方丈曾言道，江澤民本蟾王轉世，鐘聲一響，必定引發中原水族作怪，從此中原大水連年，再難平安。

在那之後，中國大陸水災似乎確實比過去來得猛了。在98年這一江澤民的本命年，中國出現了前所未見的洪災。在後來幾年，中國洪災仍然頻繁。

蟾王鐘聲一說，或許有點難以考證。但江澤民的確嗜水出名，一生不能離水，出訪時亦不忘隨時到水裡泡泡，媒體上流傳很廣的就有他在夏威夷和死海游泳的照片，他入住的酒店也多選養有水生尤物。江的突出的蛤蟆眼及大嘴薄唇外貌特徵酷似蛤蟆，五指張開的爪式鼓掌方式乃江的獨家專利。

國外近年來人們從研究聖經《啟示錄》、諾查丹瑪斯的《諸世紀》、唐朝《推背圖》等古今中外的著名預言中，發現江澤民在現在扮演著一個非常特殊的角色，給中國以至全世界都帶來災難。

江的出身和水有密切關係。法國著名預言家諾查丹瑪斯曾預言「一個虎年出生的三水之人將給東方帶來巨大災難」。江澤民1926虎年出生在江蘇（一水），發跡於上海（二水），到北京後當上「三位一體」後居於中南海（三水）。提拔他發跡的幾個人也帶水性，例如江冒認江上青為養父而得到張愛萍的提拔，萍有水字；在上海得到汪道涵的提拔，汪有水字。江的政治恩人薄一波，幫他搞掉北京幫，波帶水字。大家知道蛤蟆平生喜水忌土厭火，所以紫陽、喬石等必犯其忌。

浙江余姚縣（現在改為市）有個「河姆渡遺址博物館」，1982年，河姆渡遺址經國務院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河姆渡遺址博物館」的招牌題詞是由喬石寫的。江澤民得勢後1992年9月去參觀，看到題詞是喬石寫的，臉沉得很厲害。喬石名字的土石就是克江澤民的水，江容不下喬石，看見他的題詞就生氣。於是1993年5月，終於借口博物館整理後重新對外開放，把喬石的題詞拿下來，掛上了江澤民的題詞。

令人驚嘆的是唐朝《推背圖》第五十象直接預言了這場和江有關的洪災﹐第五十象的圖示畫的是一隻很兇的虎在草叢中尋食﹐成攻襲之勢﹐其讖語中一句「獸貴人賤」寓意深刻。

第五十象頌曰﹕「虎頭人遇虎頭年﹐白米盈倉不值錢﹐豺狼結隊街中走﹐撥盡風雲始見天」

「虎頭人遇虎頭年﹐白米盈倉不值錢」指屬虎的當權者江澤民（「虎頭人」）在1998寅虎之年（「虎頭年」）﹐出於私利不正常處理洪水導致嚴重洪災。眾人為了擋住大堤缺口﹐把許多的糧食當雜物拋入河中浪費掉﹐滾滾而來的洪水﹐更沖毀了無數「白米盈倉」﹐這些平日最值錢的東西瞬間就成為一錢不值的廢物了。

後兩句「豺狼結隊街中走撥盡風雲始見天」暗示了一場正邪較量大風暴的來臨與結局﹐形象比喻出江執政期間的軍警司法等國家機器的行為表現。

五十象中金聖嘆批注說﹕「此象遇寅年遭大亂﹐ 君昏臣暴﹐下民無生﹐息之日﹐又一亂也。」

前兩句讀者自明﹐後面「息之日﹐又一亂也。」喻98年大洪災之亂剛過﹐未及喘息﹐1999年江對法輪功的鎮壓接踵而來﹐這「又一亂也」﹐將在下章詳細講述。

7﹒印尼排華事件

大洪水顯示江澤民對於有多少中國人葬身洪水是毫不在意的，任何一次重大的天災人禍，能利用來鞏固自己權力的，江澤民就會充分利用，否則就假裝甚麼也沒看見。

如果說1998年的洪水還有天災成分，那麼華人同一年在印尼面臨的就完全是一場人禍。

1998年5月13日至16日，印尼發生排華事件，印尼華人財產遭到大規模的搶劫破壞，兩千多名華人被殺死，數百名華裔婦女被集體強姦凌辱，有些人甚至被姦殺。

全世界對這種野蠻行徑感到非常震驚和憤怒。美國國會和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都發表聲明加以譴責，很多國家政界領導人和社會團體紛紛對印尼政府進行了強烈指責。新聞媒體進行了大量的揭露和報導。全世界的海外華人情緒激憤，他們強烈要求中國政府進行譴責。

而此時，江澤民竟然指示：印尼發生的暴行是印尼的內政，對此報刊不報導，政府不干涉。當時國內新聞媒體對中國人民封鎖消息，事發半個月後才有一兩個小報做了零星報導。中國對印尼的巨額援助，仍然按照原來計劃進行。印尼政府對暴行的熟視無睹和沒有及時採取必要的平暴措施，與江的這種曖昧態度是緊密相關的。事實上，如果江澤民代表中國政府發表任何公開聲明或警告，印尼華人當時的狀況就不會那麼淒慘無助，而且中國政府在那種環境下完全有權利，也有義務那樣做。但江為了不影響自己與印尼當權者的關係，又一次罔顧人民死活，當了縮頭烏龜。

江澤民的所作所為，讓全世界華人心冷，也令海外華僑丟盡臉面──一個具有5千年文明歷史的泱泱大國政府，居然連最起碼的道義都沒有。面對屠殺和強姦炎黃子孫的暴行，江澤民居然厚顏聲稱甚麼「不干涉內政」。江澤民視人命如草芥的冷酷本性、遇事膽小如鼠的性格，由此可見一斑。

(版權歸大紀元所有，歡迎轉載，不得更改)(http://www.dajiyuan.com)

原文: https://www.epochtimes.com/b5/5/6/10/n950719.htm

2022-03-28T15:05:00.002+09:00

【新闻大家谈】姚诚：卖命偷机密遭卸磨杀驴

专访前共军中校参谋姚诚：卖命为中共偷直升机，却遭中共卸磨杀驴。（新闻大家谈提供）

更新 2021-07-26 9:34 PM 人气 8151

标签: 新闻大家谈, 中央军委, 直升机, 姚诚

【大纪元2021年07月26日讯】大家好，欢迎收看周一（7月26日）的《新闻大家谈》。我是林澜（主持人）。

今日焦点：专访前共军中校参谋姚诚：卖命为中共偷直升机，却遭中共卸磨杀驴；海军绝密任务成为中共权斗杠杆。

问：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大家谈。自上世纪美苏冷战起，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社会，就对社会主义阵营，实施科技封锁和武器禁运。在长期的封锁状态下，中共凭借着非正常的进口渠道，以及俄国的出口支持，继续发展军备和军工。

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校参谋姚诚，1997年奉命执行海军的一项绝密任务，通过非正常的渠道，购买了一架当时非常先进的卡-28反潜直升机，然而事成以后，他非但没有被论功行赏，反而锒铛入狱。这是一段怎样的经历，今天有请姚诚先生，来谈一谈他的故事。

姚诚先生您好。

答：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问：非常高兴邀请您参加我们的节目，首先可否请您跟观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您在中共军队和军校中的履历呢？

答：我是1978年3月份入伍的，3次进军校，毕业于海军航空技术学院、海军飞行学院和海军指挥学院，历任海军航空兵第二十七团第九师、南海舰队航空兵、海军航空兵、作战训练参谋、海军中校军阶，大概的部队经历。

绝密任务：走私卡-28反潜直升机

问：您在很多场合都谈到1997年的时候，您奉命执行海军的一项绝密的任务，走私一架卡-28反潜直升机，能详细地说一说，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吗？

答：可以，1990年开始吧，中央军委每年拿出15个亿美元，给海、空军发展装备，逢双（年）给空军，逢单（年）给海军，那么1993年的时候，15亿美元，就要买俄罗斯两艘现代级956导弹驱逐舰，这个驱逐舰排水量在八千多吨，是最大的一个，当时最大的驱逐舰，这个驱逐舰上面，可以停2架反潜直升机。

中共以前反潜它都用“海豚”，就是中国讲叫做直-9，仿造法国“海豚”的，因为那个飞机很小，必须要2架配合才能完成反潜任务，一架装声纳和磁探仪搜潜，搜到以后，告诉另外一架挂弹的去攻击，效率很差，那么俄罗斯这种卡式直升机，它跟别的飞机不一样，大家可以看的到，它是叫做共轴双悬翼。

也就是说，直升机本来是一个轴，上面一个悬翼在转，它这样会产生一个偏转力，所以要带一个长长的尾巴，后面搞一个小螺旋桨，去平衡它的扭转力矩。

卡式飞机是共轴双悬翼，它上面二个悬翼，一个这样转，一个反的转，它就没有偏转力矩，它不需要拖一个长长的尾巴、后面带着一个螺旋桨，这样这个飞机二个优点，一个是短，适合于舰艇着舰，第二个，因为两个悬翼，升力大，这样子的话，这一架飞机就可以装搜潜设备，同时挂两枚意大利的A44鱼雷，所以非常好，是世界上唯一，独一无二的。

当时买956导弹驱逐舰的时候，就跟俄罗斯政府间协议，1993年的时候定下来，要买24架（卡-28），就是组织一个团，直升机。因为商务部谈判一直在往后拖，到了1995年的时候，台海关系比较紧张，俄罗斯人发现这是一个机会，起价，他知道中共迫切地要这种飞机，所以起价，从650万美元一架，一下子提到了1350万，翻了一倍还多50万，然后我们跟军委打报告，要国务院增加拨款，不干，为什么呢？以前空军也是15亿，也说军费不够，要求增加拨款，也没同意，他说给你海军了，以前的空军没有给，我也摆不平，你们自己想办法。

这样的话，就是海军的，贺副司令贺鹏飞（现在去世了）和哈飞（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公司的老总杨守文，他们就在一块商量，将来这个飞机，光靠买是不行的，因为中共数量要很庞大，买不起，必须走国产化的道路。第二个，就是零部件，你也买不起，因为飞机的零部件消耗很大，所以就是准备干这个（山寨），然后就是派了很多人到俄罗斯去，那时候苏联解体不久，有些工厂一些部门就向外面卖，卖先进的飞机和零部件。

我记得通过哈尔滨国家安全局，找一个商人，买了一架卡式飞机的变速器，花十八万美元，但是这个变速器买来以后，也没有用，就一个变速器，也造不出这种复杂的飞机，就开始说，去偷，去窃取。

问：就是要窃取整机了，是吗？

海军成立933办公室“偷飞机”

答：嗯，因为我当时在，因为1993年，海军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成立一个933办公室，

问：专门成立的一个933办公室？

答：专门成立的，933办公室，就是怎么去运作这个东西，我在933办公室里面，是负责界面系统，就是飞机这一块，我负责，那么他们当时就决定，由我和哈尔滨一个叫做罗海涛的，其实这个罗海涛不是哈尔滨人，也不是哈飞的人，他是早年海军装备论证中心，在清华大学选的一个学生，他到了俄罗斯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其实不叫做学习，他拜访了卡式飞机之父，叫做达林教授，达林教授的二个学生，就是俄罗斯卡式飞机的设计和建造者，卡莫夫设计局和格罗莫夫试飞院，他进入以后就窃取这方面情报。

情报窃取出来以后，就开始动手，他就到了哈飞（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做为哈飞的一个直升机的工程师。然后哈飞和海军就共同协商，由我们2个出去，弄这个飞机。因为当时哈尔滨国家安全局配合、中国国家安全部配合，我记得哈尔滨国家安全局一个叫白处长，他具体协助，给我们做了一整套的，从工作证、身份证、护照，都是假的，让我们2个出去（出国）。

与老挝国会主席女儿套关系

出去之后，他们找到一个地方，就是说，前苏联的时候，这种飞机，在越南和老挝各放了一个中队，其实老挝就二架，越南多一点，但是越南与我们关系不好，所以指使我们到老挝去弄。当然这里面很有意思，就是他们做好了很多的布局，找到老挝国会主席，他的女儿，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读书，把她情况搞清以后，知道她1997年的2月份，要回家过年，过中国新年，在昆明机场转机。

我跟罗海涛2个，就故意的，因为（国安把）她的照片都给我们了，我在机场就故意找到这个人，就故意跟她套亲近，认识，然后在飞机上又跟她谈交易，就说我们在老挝缺翻译，你能不能当翻译，或者问她父亲是什么人，她不说。当然我知道她父亲是干什么的，我们后来就说，我一天给你一百美元（做翻译），她干了。

因为老挝当时很穷，这样的话，通过她在老挝，认识了国会主席，认识了老挝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认识了山区公司总裁，认识了空军司令，认识了这一大帮的人，然后在那边就公关，花钱，当时我们一共花了30万美元拉关系，然后把国会主席的儿子，也搞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读书，一切费用都哈飞出，这样的话，在那边跟他们私下交易。

这里面很复杂了，就不细说了，就以150万美元买下了这个飞机，老挝一直在怀疑，我们搞这飞机干什么，开始我们是说租，后来他们说，你要租，不见得（划算），我就卖给你吧，我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就是花150万（买）。

问：他怀疑您买这个飞机的目的，怎么还会要卖给您呢？

答：不是，因为当时我们一开始去的时候，是打着中国海洋直升机公司，海上石油钻井平台用（的名义），因为这个飞机小，升力大，海直（海洋直升机）公司使用比较好。因为海直公司，他的老板王冰，是王震的二儿子，小儿子。他是我们南海舰队的副参谋长，然后整个地把南海舰队的一个独立团，转为中海直公司，他的私人企业。

他投资，他把整个一个部队转过去，因为他跟邓小平关系很好，因为那时候，粉碎四人帮的时候，王冰就开着车，叶剑英家、邓小平家，这么跑。所以邓小平就把他安到南海舰队当副参谋长，然后他就把这个团拿过去，因为中海直公司起来以后，完全就是股份制了，最大的股东是他哥哥王军，就是荣毅仁的女婿，这样的话，我们就以中海直公司的名义，要租这个飞机。

借中海直公司身份打消老挝顾虑

问：你们拿的证件也是中海直公司的证件吗？

答：不，我们专门到中海直公司去了，要求跟中海直公司，签一个假合同，假的。你得有个东西给老挝看嘛。中海直公司总经理孙德隆，以前是副总长李景的秘书，也是我们海军的，我跟他就认识。他一看到是这个项目，他就什么话没说，要什么就给什么，就签定了一整套的资料，然后寄到，给了老挝当局。

老挝还在问，你们用这个飞机干什么？是不是在南海用啊？我们说不在南海，如果说在南海，他也不会跟我们配合的，因为老挝怕越南，南海所有的动作，越南会有意见，我们就说在渤海。扯谎扯一大堆了，就骗嘛，打消了老挝的念头，在最后一阶段，就是很快就准备租的情况下，老挝就提出来，他已经打消了念头，打消了怀疑了，（他说）不行你们买下来。我们还半推半就的，“还买啊？”他们就说，你们买吧，我缺钱。

就这样。150万美元就给他了。其实这个飞机是俄罗斯无偿援助（老挝）的，前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也不供应装备、零部件了，他（老挝）也养不起，其实我们早就打算到这一出，最后我们就把它买下来。买下来，我们就在哈飞公司，做好接机的准备。

我就带了几个人到老挝去训练，训练完了以后，就转场到朗博拉班，靠近中国，到了朗博拉班以后，黄昏的时候，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们把它飞过来，飞到云南景洪，就是西双版纳的首府景洪机场。因为这个飞机是，飞行应该报航行预报，但是这个是秘密的，不能报，我们的飞机就突然停在了，黄昏的时候，突然停在了景洪机场，景洪机场的边防部队就把我们包围起来，他没有见过这种飞机，又没有航行预报。

问：从天而降，一架不认识的飞机。

答：从天而降，而且这个飞机古里古怪的，他们也搞不清什么飞机，就把我们看起来。看起来以后，我们就跟他说，“我没必要告诉你”，我们给个电话给他。他那个（边防）武警的一个政委和支队长找我们，我们把（海军装备论证中心主任）刘卓明的电话告诉他。他一打电话，刘卓明就讲，这是我们海军的项目，你们放行。这个事不就了了嘛。

中共军委高层籍此内斗

本来（计划）进来以后，就测绘仿造。那天奇怪，那段时间奇怪，军委有四个副主席，张震、刘华清，后来又上来一个，张万年和迟浩田。张万年和迟浩田上来以后，张震和刘华清不愿退，张万年对刘华清肯定不高兴，因为你占了位置，我上不来，因为刘华清的位置是常委。

所以（张万年）就去了解，他就抓海军的事。他先问成都军区空军，这一架飞机飞进来，你们都没发现，你们边防怎么弄的？成都军区说，他们超低空飞进来的，我们也不知道，我们雷达也不好。然后就问是谁干的，说海军。海军谁干的？刘卓明。这一下子，他就来劲了，他就想通过（这个扳倒）刘华清，刘卓明是刘华清的二儿子，他是总负责人。

问：刘卓明是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是吗？

答：对，刘卓明总负责，他是具体的负责，当然海军石云生司令和贺鹏飞司令知道，海军航空兵的马司令知道，海军航空兵还有一个人，（副参谋长）姚普民具体负责，然后刘卓明。然后哈飞杨守文，就这几个人知道，谁都不知道。

张万年抓到了刘卓明（的把柄），他恶人先告状，他跑到江泽民那去，江泽民不懂，他对军队不了解，张万年就在里边挑拨离间，说海军这么大个项目，居然没向军委报，不仅把我蒙在鼓里面，把你也蒙在鼓里面。

你知道，江泽民本来就跟刘华清不高兴，这个时候，好了，机会来了，把刘华清要逼下去，和张震推下去。刘华清很坏，他跑到中航总，过去的航空工业部，中航总，让中航总写了个报告，把来龙去脉写下来。中航总写了报告，应该说实事求是，是这么回事。

但是刘华清在上面签了个字，刘华清讲，海军首长机关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就是我个人所为。天大的笑话，我一个参谋，我搞这个东西干什么，我哪儿弄钱，这个不可能。而且身份，护照，都是你们办的，任务都是你们下达的。为什么（委过于我）呢？俄罗斯知道了。

为取悦俄罗斯中共判他7年刑

俄罗斯知道这个事以后，就扬言不卖给中国导弹驱逐舰和24架飞机，就是卡28飞机不卖了。然后刘华清一方面在推托责任，推托责任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保他儿子，他说海军首长不知道，机关也不知道，就是我个人所为。当然我这个信上，到时候都能看到，白纸黑字。

然后刘华清又跑到俄罗斯，跑了5、6趟，就是解释这个事情，他为了能解释这个事情，他们决定就把我判刑，做真的给俄罗斯人看。给我判了七年，判七年他又没有根据说我搞飞机判我，不成立，它就说我向“境外人员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把我判了刑。

问：那他的证据是什么呢？

姚诚：他要证据吗？又不开庭，他就是说一下就完了。

问：就是军事法庭，就只是给你一个罪名，什么证据都不需要，“莫须有”是吗？

姚诚：对，到哪里说去，他说我向境外人员提供国家秘密，提供给谁啊？你说提供给谁？你把人喊出来吧。我提供了什么呀？你们都没有任何证据啊，我杀人我还得要一把刀啊。共产党就这么干的。为了保他儿子，为了他们的共产党的“国家”利益，为了能跟俄罗斯买到武器。因为从共产党建政以来，西方国家就对中共武器禁运，他们买不到。台海局势又这么紧张，他只能买俄罗斯的，俄罗斯一不卖给他，他什么都没有。所以就牺牲我的个人利益，把我当成替罪羊。主要的情况就是这样。

问：那当时这个任务到底是谁批准的，为什么没有向中共中央的军委报备呢？

姚诚：因为我们当时是这样说，我们把飞机搞回来以后，测绘完了以后，再申请立项。一般的都是这个（流程），你飞机没搞回来，你报什么呀？所以呢，搞回来以后，我们测绘完了再报备，不是这个（流程）问题，是张万年跟江泽民两个想跟刘华清斗，政治斗争。还有一个就是，买飞机又（涉及）跟俄罗斯关系，才给我判。

问：也就是说，如果是像其它类似的项目，这个流程本身是正常的，对吗？但是只是因为他们的权力斗争，而以这个为名义。

海军里面出去偷东西的多了

姚诚：正常，太正常了，海军里面出去偷东西的多了。你像我本身就是一个作战参谋，作战训练参谋，我不是情报人员，就把我派出去干这个事情，那你像海司情报部的，还有一些其它专业的，雷达、导弹都出去偷。每个部都有出去偷啊，它不偷没办法。

因为俄罗斯一开始卖一些武器，后来卖的武器，说实在的，质量都不太好，他最后卖武器的时候，到什么程度啊，他卖飞机的时候，俄罗斯把发动机电焊焊起来，就不让你去仿造，中共它的本身，它这个山寨本事，真的是世界上没有谁能超过的。

问：俄罗斯对这一点是非常心知肚明，是吗？也是在防着中共。

姚诚：心知肚明，你仿照以后，你自己造出来以后，我的东西就没人买了。我价格就提不上来了。这个也是生意问题。是这样的。

问；当时买飞机这150万美元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什么渠道给老挝的呢？

姚诚：当时哈飞公司跟海军有个协议。哈飞公司希望海军出这个钱。当时海军说，前期，立项之前由哈飞出钱，立项立好了以后，测绘完了以后，这一架飞机我海军花钱买下来。所以分两步走。就第一步是哈飞的行为，所以哈飞一共掏了180万美元，有30万美元，我们在外面开销，150万（买飞机）就这样。

问：当时您说到，海军933办公室是准备购买24架卡-28反潜直升机，那您走私的这一架，等于是算做模板，那后面都准备仿制是吗？

姚诚：没有买24架，最后只买了8架。然后我弄进飞机以后，（中共）自己再造。因为15亿美元不够。他（俄罗斯）翻了一倍啊，（原价）650万，我们按照650万预算的，是应该15亿美元嘛，他都翻了一倍了，你哪够呢？那最后只能买8架，意思一下，然后其它的自己造。

问：您后来是被判刑判了7年，那您走私进来的这一架飞机，是被怎么处理的呢？

江泽民趁机把海军司令政委撤掉

姚诚：现在海军那。

问：还在海军。

姚诚：对呀，哈飞买下以后，他们该干嘛都干嘛，他不在乎我。他把我关起来以后，你翻不了天，说你有罪就有罪。你就一点办法没有，你在中共这个体制下真的是，我后来就是这么想，（海军）石司令，2003年石司令因为海军的一个潜艇沉掉了，江泽民趁机就把海军石司令和政委杨怀庆给撤掉。

然后呢，我估计是这样的，石司令在被撤职之前，我听朋友们说过，他找到了司法部门，说这个（卡-28）飞机已经弄成了、仿造了，还把我关着就不合适了。

问：这架飞机已经仿造出来了。

姚诚：嗯，现在很多啊。现在中共有多少架，我也不是很清楚了，反正就不止8架了。而且很多零部件。因为他那个直-9（直升机）一直是太小，不能用，去年才搞出一架，一种飞机叫直-20，那直-20是个大型的综合性飞机。它不适合于着舰，太大了。所以呢这种属于共轴双旋翼的反潜直升机，现在是他们的主力。所以说，这个（石司令）就给我申冤吧，就是说把我放出来吧，我就放出来。抓我就随便抓进去，放也就是随便放出来，共产党就是干这个事。

问：您当时接受这项任务的时候，有没有意识到它的风险，包括操作风险，政治风险等等。

姚诚：那时候感觉到是一种荣耀。因为在海军作为一个军官，能出国，那不是一般的，就是老百姓出国都不太容易，尤其是我们现役的军人，能出去溜达溜达，一般人享不到这个。而且我们身份保密得都很好。第二个我们总认为，这是“为国家做事情”，有什么风险？当时我们走的时候，保卫部门相关人员找我谈过，说海外出了什么事你自己承担，我们不承认。

问：他明确地告诉您了。

姚诚：明确告诉我，不承认。我说承认不承认没关系，我说我应该没多大问题，对吧？你们拿钱、身份证都齐的，而且中国跟老挝关系，老挝也不敢随便得罪中国人。而且我们的身份保密得都很好。没有人知道，不会有问题。最后没有在国外被抓，最后回到国内，把事情办成了以后，他们自己把我抓起来。

偷是最主要一条路很多中国留学生海外搞情报

问：那根据您的了解，中共体制内还有和您这样的遭遇类似的吗？

姚诚：哎呀，多得很。很多。别的军种我就不敢说，海军太多了。所以说美国政府说，很多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干这个事情，这是真的。因为跟我去搞飞机的叫罗海涛的，他就是留学生。其实他不是去学业务的，他去拉关系，去搞情报，多得很。包括我们海军，有我认识的，还有叫林国华的，偷导弹的。太多。你看看那个军队，最多的是什么呢？是研究所。

你想，飞机我知道的就是，我比较熟悉的是歼击机。歼击机，有一个研究所叫601所，那边的人都出去。他搞不出来啊。中共是这样的，他研发研发不起来，一个是研发周期太长，花钱多，他不如偷过来以后，七搞八搞的它就行了，你看看中共的这个装备，1949年到1960年，那是俄罗斯援助的。

1960年以后，中苏关系闹翻了，他们就没有办法，他们就自己在家里瞎捣鼓。歼六，就是俄罗斯的米格19，歼七是俄罗斯的米格21。然后中共弄一个歼八，歼八是什么呢？是歼七的头，歼六的尾，两个凑合起来，装了两台涡喷七发动机，不伦不类。他搞不了。

然后到了1990年开始，苏联解体了，中共那时候江泽民跟俄罗斯关系不错嘛，他在俄罗斯留学的嘛，几次一访问，然后俄罗斯就卖，那时不叫俄罗斯啦，就卖给武器。卖的武器，我刚才讲了，也不是最先进的，他卖给中共的，和卖给印度的完全就不一样。他就是同型号的也不一样，印度的就好。中共也知道。

一开始像我们那时候是偷俄罗斯的，俄罗斯偷完以后，就感觉到偷得不过瘾，俄罗斯的武器，还是比美国的武器差远了。那我还跟你说偷技术的，它为了造预警机，他们就是军方，就我知道的，海军航空兵装备科技处几个人，跑到英国去偷那个天霸五O五雷达。最后被英国人发现了，不卖给他。

然后他跟以色列合作，造预警机，最后美国人发现了以后，不让（以色列）跟中共合作，然后因为撕毁合同，以色列还赔了中共好几个亿。有空就钻，有缝就钻。花大钱，因为他们不仅仅是在，当时是台湾问题，需要大量的武器。

另外中国（中共）那一段时间，它的武器装备，甚至在南海都不占优势，你看看那个歼六、歼七用了三四十年。你看越南那时候都有苏22（攻击机）。中共没有，他们急啊。加上“改革开放”以后，他们确实有点钱了，发展武器装备。偷就是最主要的一条道路。

对关键人物情报追踪西方世界已经警觉

问：就像您刚才讲到的，中共是通过非常严密的系统，包括国安部配合去伪造身份文件，包括对一些关键人物，进行非常细密的情报追踪，安排看似偶然的偶遇，来为你们后面的一系列行为来做铺垫，可以说让人感觉是防不胜防。虽然这两年，西方社会对此也有一些防范，在您看来，这样的防范是否足够，您会给西方社会什么样的建议呢？

姚诚：这一、两年要好一点，西方世界警觉了，他们偷不到了。也能偷到，但是比以前好一点，以前是铺开地偷啊。海军机关的军官，很多人都出去偷过。现在好一点，现在西方世界警觉了。

问：从您刚才提到一些细节，比如说您说933办公室有另外一个关键人物，他就是军方从清华大学挑选的一个人，以非军方的身份，在外面活动；包括您还讲到，中海直有一个成建制的军队，后来转为民用的，以民用的面目在外面活动，可以说，是不是中共所谓这种“军民融合”其实早就开始了，只不过美国这几年才真正地对它展开重视。

姚诚：你这点讲得很好。其实中共这一块，它是所谓的“国家利益”，他就是（靠）民间的企业，（民间企业）它一遇到这种事情，它也是全力配合。当然它在里面也会有好处了。你像中海直公司，整个公司的飞机包括人员，就是海军的独立第7团，说拉过去就拉过去。我们到那去办任何手续，畅通无阻，要什么给什么，都是假的。他们不敢不配合，他们也不敢。说实在的，你像哈飞公司，哈飞公司为了搞仿造飞机，把莫斯科航空学院的教授专门请到哈飞来当顾问。

中共没有底线不把别人生命及权益当回事

问：那在经过这次的事件以后，您对中共有什么认识呢？

姚诚：这是没有底线的一帮人，也是太自私的一些（人），不把别人的生命，不把别人的权益当回事，就维护他自己的利益。就从我这个事情上，我感觉到，根本一点道德都没有。我就不在这里说脏话了，不好说了。石司令被免职以后，到黄山去玩，路过合肥，然后给了我一份（当时定性的）文件。什么意思啊？

他让我起诉江泽民。他的意思就是说，未审先判。确实啊，没有审判就把我抓起来，说我有罪。江泽民在上面写，说我犯罪了。我拒绝，我好不容易从牢里出来，我起诉江泽民，我找死啊？所以在国内一直是默默无闻地低着头。

我终于找到机会跑出来。我跑出来以后，这个事情一定要大白于天下。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个希望大家接受我的教训，不要跟着中共干。这帮家伙，卸磨杀驴，太过分了。

第二个，中共对海外的渗透、偷技术，永远不会停止，因为它的研发根本就没工业基础。中共的一些先进的东西，也可以说在世界上也能占一部分，但是它的基础工业不行。你比如说飞机，它造不出飞机，因为飞机是吹出来的，是有大型的风洞吹出来，它搞不出来，它有些东西搞不出来。

所以它还在偷，只不过现在难度大一点，它花多少钱在偷。你看，美国为什么不卖给台湾F35？你F35卖到台湾，它立马就能把它搞到中国去，它花多少钱都把它弄走，所以中共在台湾他有“第五纵队”。

仿造力强但达不到原机水平打仗不经打

问：是，从当年我们看到，中共还需要走私前苏联的报废的飞机，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中共自称说，它的军工实力进步了很多，那么根据您了解的情况，或者观察的情况，您觉得是这样吗？

姚诚：中共的武器吧，我刚才讲它山寨。它仿造能力很强。但是山寨的东西，它达不到原型机的设计水平，这是毫无疑问的。你比如说，他们现在造出的歼20，你从外形一看，它就是美国的F22，一模一样。但是它的性能根本就达不到F22。他们自己吹牛说“第五代战机”。

然后它飞行的时候，印度的雷达，印度人告诉它，我看见你。都是仿造。你看看现在他们造的那个歼31，跟F35外型是一模一样。为什么？我刚才讲的他没有风洞，他基础工业不行，他研发的周期太长，他只能投机取巧，走捷径。

他们现在的东西，表面上看的是很好的，055大驱啊，075啊。那打仗不经打。我们以前我在海军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导弹护卫舰544号。舷号是544。那时候我负责这一条舰的工作。我们就知道，这一条舰是它自己造的，没有错，我们喊它“八国联军”。

从八个国家偷来的（组合）。你想想看，8个国家的这个理念就不吻合嘛，交连不起来，互相不协调，就像一个人一样，你胳膊是他的，你腿是他的，你走路肯定不协调。所以中共的飞机，就是武器装备吧，不是像它讲得那样多强大。它要真的多强大，它早就在海上跟美国人干起来，他不敢干。

问：好的，非常感谢姚诚先生跟我们分享您的经历和观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对姚诚先生的专访上集就到这里了。在下集的专访中，我们将请姚诚先生来聊一聊更多他对中共军队的观察，下集再见。

网络收看方式：

大纪元新闻网：https://www.epochtimes.com/gb/nf1334917.htm
新闻大家谈：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_wRsYpCP2kuql6BuTM7W_g?view_as=subscriber
新唐人直播：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0r1j2CGOX4&feature=youtu.be

近十年中共一大研究述评

2019-12-07T07:51:00.000+09:00

正文内容

　　[文章编号]1005-1597(2011)03-0052-07

　　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标志，中共一大在中共创建史上的重要地位是无可置疑的。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一大研究一直是党史工作者十分关注的课题。进入新世纪，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全国各地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研究中共创建的著作和文章。其中史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美]舒衡哲编《张申府访谈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吴少京主编《亲历者忆——建党风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等。这期间刊出的新发现的重要资料有《俄罗斯新发现的有关中共建立的文件》9件(《百年潮》2001年第12期)、《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百年潮》2002年第2期)。著作方面最有影响的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一卷，这是一本涉及中共创立的权威著作。此外曹仲彬著《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刘宋斌、姚金果著《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马连儒著《风云际会——中国共产党创始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日]石川祯浩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工具类书籍有倪兴祥主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大事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论著目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十年来发表有关中共一大研究文章100多篇，召开过多次全国或地区性的一大学术研讨会，对中共一大的许多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推动了一大研究的深入开展。

　　(一)关于一大的发起与筹备问题

　　对于中共一大的发起筹备问题，以往学术界根据董必武、李达等一大代表的回忆认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之前国内没有召开一大的动议和筹备活动，所以一大的召开和马林的提议有关。还有学者提出尼科尔斯基①是中共一大会议的具体发起建议者。②最近有学者否定了此说法，认为中共一大的发起者不可能是尼科尔斯基，中共一大是自行筹备召开的。虽然在名义上马林协助尼科尔斯基完成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工作，但在全局性的工作中，马林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另外从两人的经历来看，马林赴华时已经拥有在东方殖民地工作的丰富经验，这一点远非尼科尔斯基所能比。所以不难理解马林在实际工作中对中共的早期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尼科尔斯基来华与中共一大的召开并没有因果关系。中共一大的召开不是马林的建议，更不是尼科尔斯基建议召开的。③

　　(二)关于代表人数和代表资格问题

　　史学界对出席一大的代表人数一直有争论，主要是12人说和13人说，以往问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包惠僧是否具有代表资格上，最近何叔衡有没有出席一大又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

　　1、包惠僧的代表资格问题

　　关于包惠僧的代表资格问题，争论一直比较多，主要有正式代表和非正式代表两种说法。正式代表说又分为三种：一是湖北代表说，这种说法主要见于一大代表张国焘的回忆；二是广东代表说，一大代表周佛海、陈潭秋、董必武及包惠僧本人都持这一说法，在学术界支持这一说法的也比较多④；三是陈独秀指定代表说。⑤非正式代表说则有两种说法：一是串门子说，出自一大代表刘仁静；二是观察员说，此说最早出自日本学者小野信尔的《图说中国历史》一书(1977年版)，在中国学者中也有持该说者。⑥近十年中有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探讨，支持包惠僧是广东代表的观点。⑦

　　此外还出现了新的说法，即包惠僧是临时中央和陈独秀之间的联络员。⑧研究者认为包惠僧代表资格争议的原因是没有搞清他的身份。他通过分析广东党组织推举一大代表的过程，又根据包惠僧5月由上海到广州、7月从广州回上海、一大后又回广州请陈独秀回上海的过程，指出“他有不是代表而有可能参加大会比一般党员较特殊的身份，是陈独秀派向临时中央和大会组织者汇报说明情况的使者”，正是这种特殊的使者身份使其能够接近李达等大会组织者和大会代表，能够进入会议的秘密地点博文女校，能够自始至终参加大会且被大会委以至关重要的保卫工作。李达作为大会的召集者、临时中央的负责人，最清楚包惠僧的身份，最应该知晓内情，其回答应具有权威性，他从不承认包惠僧的代表资格。而其他代表则对此看法不一：毛泽东、刘仁静、董必武等认为，既然他不是各地党组织选出的代表，所以不算正式代表，即使参加了也只是列席；张国焘、陈潭秋等则认为，既然他自始至终参加了大会，在一大讨论中积极发言并负责大会的保卫工作，又考虑到他原是湖北党组织创始人和负责人，就应该算代表。至于属于何地的代表，有人认为他来自广东，自然属于广东代表；有人认为他原是武汉的党组织负责人，把他归于湖北代表(如张国焘)；有人认为他是陈独秀派来的，所以是陈独秀的代表。此事是因参会者理解不同才有不同的提法，大会对此并没有统一认识。

　　2、何叔衡有没有出席一大？

　　何叔衡是中共湖南早期组织选出的中共一大代表，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何叔衡有没有出席一大，却有一定探讨余地。提出这一疑问的依据来自张国焘。⑨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有学者认同这一说法⑩，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一说法一直没有什么大的反响，在一些有关中共一大研究的综述文章中甚至都没有提及。进入新世纪后，有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证。(11)作者根据陈公博1924年回忆、中共六大绘制的一大代表名单、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给何叔衡的复信、《毛泽东自述》、其他一大代表的回忆、《谢觉哉日记》等十几个方面的材料进行分析后肯定地说：何叔衡是一大代表，但没有出席一大。

　　(三)关于中共一大的闭幕日期

　　由于中共一大的开幕日期已经基本确定，长期以来一大的闭幕日期成为中共一大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文章也比较多。关于这个问题，2001年以前大体上有四种观点：

　　一是7月31日说。(12)主要依据董必武、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等多位一大代表的回忆。

　　二是8月1日说。(13)主要依据董必武和张国焘的回忆。

　　三是8月2日说。(14)主要依据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回忆。王会悟虽然不是一大代表，但是大部分代表在回忆中都提到南湖会址的具体安排是她一手承办的。因此她关于一大闭幕时间的回忆，应该比较可信。

　　四是8月5日说。主要依据前苏联档案《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基斯的信》和陈公博的回忆。一些学者认为“8月5日闭幕一说更有说服力”(15)。

　　近十年中，学者们对这一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7月31日说已经被基本放弃，但对8月1日说(16)、8月2日说(17)、8月5日说(18)，则依据新的史料进行了进一步阐述。同时还有学者提出了8月3日这一新说法。(19)作者首先否认了8月5日闭幕说，原因是：张国焘、李达、周佛海等中央局成员回上海后一定会召开一个中央局会议具体部署中央工作，会后也肯定会向马林等告知一大会议和中央局会议情况，或者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直接参加了中央局会议。刊登于《亚非人民》1972年第6期的《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基斯的信》写道：“从7月23日到8月5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斯穆尔基斯的一手材料来自尼克尔斯基，而尼克尔斯基或斯穆尔基斯可能将一大闭会时间和选出的中央局成员在上海开会的时间混在一起了，这可能是8月5日闭幕说法的由来。而8月3日闭幕的理由是：第一，根据《申报》关于陈公博所住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杀案的报道，可确定陈公博携新婚妻子去杭州是7月31日，回上海应是8月3日或4日，考虑陈公博回上海后与周佛海等联系不便等原因，周佛海找到他尚需时间，大会应该于8月2日或3日结束。又根据王会悟“两天以后才决定到嘉兴南湖船上去开”的回忆可分析出：是“两天以后”的2日决定续会(“两天以后”是指8月2日)，经部分代表提议决定8月3日到嘉兴南湖续会，于是通知所有在上海的代表，并派王会悟到车站了解情况。第二，考虑8月5日回上海开中央局会议，8月3日闭幕更合理：若8月1日或2日一大已闭幕间隔时间太长。第三，8月3日闭幕，更符合“隔了4天”说(31日至3日)。

　　(四)关于“南陈北李”未出席一大的原因

　　在中共创建过程中，被称为“南陈北李”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均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这两位主要创始人却同时缺席一大，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一直是广大史学工作者十分关注的问题。

　　对于陈独秀没有出席一大的原因，以往学术界主要认为是由于公务繁忙(20)，依据是陈潭秋和包惠僧的回忆。而李大钊未出席一大的原因，大概有如下几种说法：1、为了筹备少年中国学会年会(21)；2、因为校务繁忙(22)；3、领导北京教职员“索薪斗争”(23)；4、因为受伤住院。(24)总的来看陈独秀、李大钊两人都是因为公务繁忙，所以没能出席中共一大。

　　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有人认为陈独秀没有出席一大的原因是他对共产国际包办一大有意见，公务繁忙只是他拒绝出席一大的说辞。(25)另有人认为，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是北京共产主义早期组织在选举一大代表时，没有推选他。(26)还有人认为，透过“公务繁忙”的表象，“南陈北李”没有出席中共一大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对一大会议不重视。因为在他们两人看来中国共产党早在1920年便成立了，参加不参加一大意义并不大。(27)

　　(五)关于一大会场突被巡捕搜查的原因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正式开幕，之后几天的会议一切正常。但是7月30日晚，法租界巡捕房派出十多个荷枪实弹的武装警探，突然包围会场进行搜查，不久撤走，全体代表安然无恙。这曾是一个疑案。在一大代表的有关回忆中，说到被搜查原因的有四人。张国焘说：“当时我们保密观念很薄弱，可能当大会在博文女校进行时就已为警探所注意，那次改在李家举行也未逃掉他们的耳目，所以他们很可能有一网打尽之计，故选在马林与尼可罗夫(28)参加时下手。”(29)陈潭秋的回忆与张国焘的说法相近，他说：“我们的推测，侦探发现我们的会议，是由博文女校跟踪而得的。”(30)李达回忆说：一大会场被搜查“是因为马林用英文大声演说，夹杂着说了好几次中国共产党，被法国巡捕听去了，所以才有那一场风波”(31)。董必武说：“开会为什么被敌人发现呢？因为那时，外国人到中国人住的地方是不太多的，国际代表马林进去时有人就跟着走进去了。”(32)以上回忆都只是他们自己的推测，没有什么根据。

　　有学者根据警察局有关档案认为一大会址被搜查是因为马林的行踪早已暴露。(33)后来日本学者根据荷兰外交部档案再次肯定了这一说法。(34)不过有学者根据材料认为是巡捕房华人侦探程子卿偶然中发现一大会场的。当时程子卿向位于一大会场隔壁的全国各界联合会传达开会须提前48小时通知警方的命令，无意中发现了一大会场。程子卿之所以能发现会场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走错了门；二是因听到106号有外国人说话而引起了疑心，于是强行闯入。后来根据材料发现，程子卿是因为弄错了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地址而误入会场。也正因为如此，当程子卿发现一大会场时，一时也没了办法，只得回去找人来查拿。而这来回之间的时间，就成了一大代表们脱身的机会。(35)

　　(六)关于中共一大成立的中央领导机构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重要议程之一，就是选举产生中央领导机构。对于这一选举产生的机构情况，长期以来的说法认为，由于当时党员数量少，各地组织尚不健全，会议决定暂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组成中央局，负责领导全面工作。会议选举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但是有学者认为，中共一大选出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随后才成立“中央局”。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局人员均为三人。其主要根据是：其一，一大党纲与决议的规定。其二，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其三，1921年10月13日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基斯的信称，代表大会在结束时选出了由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委员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总部主任就是成员之一。(36)其四，一大代表张国焘、董必武等人的回忆。其五，早期文献史料的讲法，如蔡和森1926年作《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邓中夏1930年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等。

　　(七)关于一大会议文献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是中共一大通过的两个正式文件，不过它们只有俄文本和英文本，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其中文原件。但是这两个文件对一大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一直以来是学者研究的重点之一，尤其对于《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的研究更是如此，因为纲领是一个政党的旗帜。

　　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所缺失的第十一条内容及缺失原因，曾有学者进行过初步考证和研究。关于缺失的原因有这么几种说法：1、遗漏说。(37)2、技术错误说。(38)3、删除说。(39)关于其可能的内容也有几种说法：1、关于党的宣传工作。2、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3、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40)4、关于党的组织原则，即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规定。(41)

　　近十年来，学者们对一大党纲的文本内容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他们将一大《纲领》与《共产党宣言》、共产国际纲领、俄共党纲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一大’党纲的理论渊源于《共产党宣言》、共产国际纲领以及俄共党纲，因为‘一大’党纲中的‘党的名称’、‘奋斗目标’、‘组织原则’、‘入党条件’与上述文件及纲领中的规定有很大相似之处。”(42)而日本学者通过考证比较后指出，一大的文件是以美国统一共产党的党纲作蓝本的，“章程的蓝本是《共产党》月刊第2期翻译发表的《美国共产党党纲》”，“决议也分明参考了刊登在同一期《共产党》月刊的《美国共产党宣言》”。(43)

　　还有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文本属性进行了研究，通过对纲领的体例、内容等研究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的性质应该是章程，即党章，所以，应该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章程》，简称“一大党章”或“一大章程”，这样，既准确地揭示了文件的性质，也合于长期以来党内生活所形成的习惯。(44)

　　同时有研究者重新解释了中共一大没有采纳列宁殖民地革命思想的原因：“第一，在中共‘一大’时共产国际与中共在组织上尚未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中共还有制定政策的独立性，可以依据自己的理解来舍取共产国际的指示。第二，在中共‘一大’时中国共产党人还缺乏全面认识中国的国情和正确估计自己的力量。”“限于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共在组织方面的关系和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水平，中共‘一大’未能采纳列宁的殖民地革命思想。”(45)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是否是中共一大正式文件提出了质疑。这两份被我们长期当作正式文件使用的文献中文本，译自1957年苏联共产党移交给中共中央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的俄文本。2006年春，研究者曾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看到了这两份文件的俄文本。它们分别是一个名为“中国的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文件的附件一和附件二。经过对它们以及该文献英文本的来源和内容的分析，同时根据对一大议程的史料梳理，该学者认为，由于在一大会议中存在许多争议的地方，所以一大未曾通过正式的纲领和决议，我们现在看到的文件很可能仅仅是一个草案，甚至可能只是一个汇报材料。(46)

　　(八)关于出席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

　　在中共一大的15位参加者中，有两位外国人，他们分别是俄国人、共产国际使者尼克尔斯基和荷兰人、曾担任过列宁工作秘书而由列宁推荐来华的共产国际正式代表马林。

　　长期以来，研究者往往强调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中共一大的作用，依据主要来自一大代表事后的追忆。包惠僧回忆道：“中共‘一大’完全是出于马林一手筹划的”，“他到上海之后与李汉俊、张国焘等人商定中共‘一大’在上海举行会议”。(47)近年有学者撰文认为马林对中共一大的作用可能并不像以往人们认为的那么大：“他到上海后，配合尼克尔斯基工作，参与了‘一大’会议的筹备工作，部分地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会议，并及时识破了闯入会议室的租界暗探的身份，使这次会议得以继续异地举行。会议期间，马林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但主要观点并未被多数代表接受。”(48)

　　而对参加中共一大的另外一位共产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在一大期间的作用如何，研究者一直不是很清楚。包惠僧认为尼克尔斯基的身份是“赤色职工国际代表”，而张国焘则认为尼克尔斯基的身份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很多党史专著、教科书干脆不提尼克尔斯基这个人，即便提及也只是承袭包惠僧或张国焘的说法，关于他的其他情况则一无所知。

　　不仅我国学界对尼克尔斯基的情况知之不详，苏联和俄罗斯的历史学家们对尼克尔斯基的情况也曾经不是很了解，根本原因是缺少此人的档案材料。近年来，俄罗斯和蒙古学者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查到了尼克尔斯基的档案，搞清楚了他的身份：尼克尔斯基是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到中国去的，任务主要是：1、同马林一起帮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筹备和举行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2、担负职工国际(更确切地说，是在赤塔设有分会的国际工会联合会)代表的职责；3、负责向共产国际驻华工作人员以及当时在华工作的其他苏俄共产党人提供经费。尼克尔斯基的真实身份是一名苏俄情报人员。(49)另外还发现了尼克尔斯基的照片，填补了长期以来所有历史书籍和陈列展览中，中共一大15位参加者照片不全的缺憾。(50)

　　综上所述，在过去十年里，中共一大研究有一定进展，但取得的成果还不是太多，主要表现在近十年以来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数量比前十年少，提出的新观点不多，很多有争议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原因首先是人才缺乏。很多原来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专家学者转向研究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了，中共创建史研究的人才青黄不接。其次是资料匮乏。由于中共是在秘密状态下成立的，后来又长期处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之中，关于中共一大的原始资料很少保存下来。过去发表的当事人回忆，大都是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写的，史实尚欠准确详尽，说法也极不一致，甚至自相矛盾。所以在中共一大研究中产生了很多有争议的问题，要统一认识在很大程度上还有待新材料的发掘和深入研究。

　　今后该方面的研究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加强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努力培养一批有志于中共创建史研究的青年人才。第二，进一步开放历史档案、发掘史料。如上世纪90年代公布了一大批共产国际档案，对中共创建史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第三，在继续进行微观研究的同时，加强宏观研究，特别是对中共一大召开的历史条件、功绩和局限性以及历史影响等进行深入的研究。目前已经出版的所有有关一大的专著，基本都反映中国共产党整个建党的历史，只是把中共一大作为一章或一编来论述，因此，严格来说还没有一部专门的《中共一大史》，这与中共一大的历史地位是不相称的。应该尽快出版一部系统的、高水平的《中共一大史》。第四，应该拓宽研究领域，采用新的研究方法。中共一大涉及的问题很多，我们要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还要通过比较研究，如把中共一大与中共二大以及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建立等等加以比较，使研究进一步深化。

　　注释：

　　①又译尼克尔斯基。

　　②参见朱泽春：《略论谁是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建议者》，《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3期。

　　③参见沈海波：《再论中共“一大”的发起筹备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2001年第7期。

　　④参见张钟、陈志莹：《包惠僧出席中共一大身份问题考证》，《江汉论坛》1982年第3期；杨波：《关于包惠僧的中共一大代表身份问题》，《许昌师专学报》1986年第3期；吴兴农：《对包惠僧一大代表资格的再认识》，《史学月刊》1999年第4期。

　　⑤参见邵维正：《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⑥参见叶蠼生：《对〈关于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几种说法〉一文的质疑》，《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14期。

　　⑦参见张利：《对出席中共“一大”代表的几个判断》，《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方城：《包惠僧一大代表资格考》，《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2006年第6期。

　　⑧参见程金蛟：《包惠僧参加一大的身份考证——兼谈身份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4期。

　　⑨参见《“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3—174页。

　　⑩参见姜伸饴：《关于何叔衡是否出席一大的问题》，《南昌职业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陈标：《何叔衡没有出席中共一大》，《广西党史》1996年第1期。

　　(11)参见冯铁金：《何叔衡是一大代表，但未出席一大——兼论出席一大的代表是12人，不是13人》，《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2007年第7期；《关于何叔衡未出席“一大”考证的三点续补》，《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2008年第8期。

　　(12)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13)参见李玲：《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几个问题的考证》，《党史研究》1983年第3期；沈海波：《中共“一大”8月1日闭幕考》，《上海党史》1990年第7期。

　　(14)参见王国荣：《中共“一大”结束日期新探》，《浙江学刊》1984年第3期；周子信：《党的“一大”闭幕日期是8月2日》，《党史研究与教学》1986年第3期。

　　(15)曹仲彬：《党的“一大”闭幕日期考》，《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曾长秋：《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若干史实新证》，《武陵学刊》1997年第5期。

　　(16)参见刘鹏程：《再探中共“一大”闭幕时间》，《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任武雄：《关于中共一大南湖会议日期的考证》，《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2007年第7期。

　　(17)参见王相箴：《中共一大闭幕日期考订》，《党的文献》2001年第3期。

　　(18)参见杨德勇：《中共一大8月5日闭幕商证》，《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9)参见程金蛟：《中共一大闭幕于8月3日》，《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10期。

　　(20)参见张喆、王正茂：《陈独秀和李大钊因何没有参加中共一大？》，《党的建设》2001年第1期。

　　(21)持这一说法的有胡华、肖效钦：《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实》，《百科知识》1979年第2期；药英、陈秀文：《李大钊同志革命史略》，《江西师院学报》1979年第2期。

　　(22)参见俞兴茂：《试谈李大钊未能出席“一大”的原由》，《文史通讯》1981年第3期。

　　(23)参见郑天贵：《李大钊陈独秀未参加党的“一大”之原因》，《党史纵横》1990年第4期；刘钢：《李大钊未出席“一大”原因考》，《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

　　(24)参见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编写《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4页；王观泉：《中共一大时期的李大钊》，《文汇报》2001年7月9日。

　　(25)参见王其彦：《陈独秀没有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齐鲁学刊》1991年第4期。

　　(26)参见彭厚文：《关于中共一大的两个问题》，《江南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27)参见程金蛟：《“南陈北李”缺席“一大”原因新探》，《长白学刊》2003年第5期。

　　(28)即尼克尔斯基。

　　(29)《“一大”前后》(二)，第179页。

　　(30)《“一大”前后》(二)，第288页。

　　(31)《“一大”前后》(二)，第11页。

　　(32)《“一大”前后》(二)，第369页。

　　(33)参见任武雄：《党的“一大”会址被搜查之谜》，《支部生活》1984年第13期；朱少伟：《当年“一大”会址遭搜查疑案》，《上海档案》1988年第3期。

　　(34)参见[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2页。

　　(35)参见朱华：《巡捕闯入“一大”会场新说》，《世纪》2001年第3期。

　　(36)参见王健英：《一大后中央领导机构考实》，《上海党史与党建》2002年第10期。

　　(37)参见《“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

　　(38)参见《“一大”前后》(一)，第10页。

　　(39)参见叶永烈：《揭开“中共之初”之谜》，香港《明报》第307期。

　　(40)参见谢荫明：《中共“一大”党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5期。

　　(41)参见管怀伦：《中共“一大”纲领第十一条是民主集中制》，《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8期。

　　(42)谢荫明：《中共一大党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5期。

　　(43)[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第277页。

　　(44)参见管怀伦：《对中共一大纲领性质的认定》，《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45)张文琳、吕建云：《中共“一大”为何没有采纳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思想》，《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46)参见李玉贞：《中共一大文献辨析二题》，《党的文献》2007年第3期。

　　(47)包惠僧：《回忆马林》，《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59页。

　　(48)蔡文杰：《马林对中共“一大”的作用考辨》，《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

　　(49)参见[俄]卡尔图诺娃：《中共一大参加者——内曼·尼克尔斯基》，马贵凡译，《百年潮》2006年第12期；[蒙古]朝伦·达西达瓦：《简述尼克尔斯基及其照片寻找过程》，《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2007年第7期。

　　(50)照片见《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2007年第7期；参见张小红：《尼克尔斯基的照片与生平史料发现经过》，《历史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1期。

轰动一时的承诺——消费者量子通信转款和支付如今在哪里？走下神坛的量子通信工程

2019-09-28T14:45:00.001+09:00

轰动一时的承诺——消费者量子通信转款和支付如今在哪里？走下神坛的量子通信工程

原创：徐令予 dang归网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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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据可靠消息，原计划中的多条跨省量子通信干线建设已经全部停工。量子通信工程建设从2016年开始就增长乏力，去年已经出现负增长，到了今年竟然发生了80%的断崖式暴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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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29日，连接北京、上海，贯穿济南和合肥全长2000余公里的京沪量子通信骨干网络全线开通。当年，这条头顶光环的“京沪量子通信干线”承载了国人太多太多的期望。

量子通信工程的推动者们也通过主流媒体向大众承诺：

“2019年前后，量子通信将会服务于消费者的网上转款和支付。全国性的组网建设将由运营商主导，量子网络标准将建立。2023年有望建成全国量子通信网。”[1]

“量子通信将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辐射千家万户。”

“到2030年左右，中国将建成全球化的广域量子通信网络。”[2]

现在整整二年过去了，“京沪量子通信干线”却失去了夺目的光彩，已经成了“被媒体遗忘的角落”。媒体上从未报导过客户在网上转款和支付中使用了量子保密通信技术，也没有听说有谁因为用不上量子通信服务而愁白了头。

据可靠消息透露，原计划中的多条跨省量子通信干线建设已经全部停工。中科大的“科大国盾”是全国最量子通信设备制造龙头企业。根据容诚会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会审字[2019]6719 号)，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 1-6月，科大国盾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21,029.28万元、27,248.17万元、25,690.88万元和 2,255.83万元。数据显示，量子通信工程建设从2016年开始就增长乏力，去年已经出现负增长，到了今年竟然发生了80%的断崖式暴跌！

在数字经济时代，每种有生命力的新技术一旦进入市场，用户数字都是按指数规律增长的，个人电脑、互联网、数码相机、智能手机的成长发展无不遵循这样的普遍规律。为什么只有“量子通信”反其道而行之，成了市场的弃儿呢？

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市场就是鉴定工程技术的最终手段。一个工程项目如果没有用户的追捧、没有稳定的收益，那么它被市场无情的抛弃只是时间问题，头顶着“量子”的光环一点用处也没有。

所有已建或在建的量子通信工程根本不是一种新的通信技术，量子通信工程也不是保证通信安全的独立完整的新的密码系统，密码系统的核心是加密算法，量子通信工程使用的都是传统对称密码的加密算法。量子通信工程也与量子纠缠毫无关系，它只是利用量子偏振态作密钥分发的一种硬件技术，是对称密码系统中可有可无的一个子功能，简称“量子密钥分发”技术(QKD)。

目前量子通信工程的要害问题可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1）量子通信技术困境之一：极低的成码率

QKD的成码率是单位时间内生成有效的共享密钥总位数。成码率是密钥分发最重要的技术指标，它反应了密钥分发的效率，也决定了该技术的应用范围。目前QKD在百公里距离上的成码率仅为Kbps量级，而目前光纤数据通信速率可达Tbps量级，两者相差了9个数量级，也就是十亿倍！

而所谓绝对安全的“量子通信“又必须要求“密钥与明文等长”和“一次一密”，也就是说QKD的成码率必须不低于光纤的数据通信速率。由此可知，蜗牛般低速的成码率使得量子通信要为现代化通信保驾护航永远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果强制使用量子通信，其结果必然把目前的通信速度至少降低千万倍！

2）量子通信技术困境之二：不能与互联网兼容

目前QKD使用的是BB84这个“点到点”的通信协议，这种点到点的密钥分发技术要求在通信双方之间建立一条被他们独占的物理通路，这种通信方式只能使用电路交换协议（Circuit Switching）。电路交换协议与分组交换协议（Packet Switching )从基础原理上水火不容，而分组交换协议是构建现代互联网的基础。这就从根本上断绝了QKD组成现代通信网络与互联网兼容的可能性，它为互联网通信安全提供有效的服务也就无从谈起。这是京沪量子通信干线工程至今未有广泛应用的一个根本原因。

3）量子通信技术困境之三：极不安全的可信中继站

京沪量子通信干线中使用了三十多个带有严重安全隐患的“可信中继站”，黑客可以利用这些中继站的计算机系统的安全漏洞发起攻击，也可以在中继站的上百个工作人员中寻找合作者，黑客通过以上手段窃取密钥比直接破解密码要容易得多。所以京沪量子通信干线的安全性要远低于传统通信干线。

QKD根本不具备工程立项的资格，因为它面临太多难以解决的技术困境。在这些技术难题中尤以“极低的成码率”、“不能与互联网兼容”和“极不安全的可信中继站”最为严重，它们就是阻碍量子通信工程建设的三座难以逾越的大山。这里需要特别强调，量子通信所面临的这三大技术困境是被物理原理所决定了的，单靠工程技术的进步是极难取得实质性改变的。

面对上述三大技术困境，正确的方法应是审时度势，静下心来加强基础研究，应该考虑扬弃三十多年前IBM的BB84协议，开创量子通信的全新模式方是正道。可惜中国的量子通信工程推动者反其道而行之，非要吊死在BB84这棵枯树上，把技术上不成熟又毫无使用价值的BB84协议包装成为工程项目，完全置工程的实用性、可行性、必要性和经济效益于不顾，这样的例子实属罕见。

为了掩盖量子通信的三大技术困境，就转移视线泡制了两个神话故事。1）“量子通信的无条件安全性是可以用数学证明的”；2）“只有量子通信可以拯救公钥密码危机。”

这两个神话故事就成了对付量子通信批评质疑的挡箭牌。神话故事背后的潜台词就是：虽然量子通信工程有许多技术障碍，但它理论上是无条件绝对安全的，“一好遮百丑”，所有的技术缺陷只能将就吧；虽然量子通信并不具备工程建设的可行性，但传统密码的天空都要塌了，甭多想了先上工程再说吧。这两个神话误导了许多人、也欺骗了很长时间，现在该是揭露其真相的时候了。

量子通信神话之一：QKD无条件安全性可以用数学证明的

“QKD的无条件安全性是可以用数学证明的”实际上来自两个完全独立的命题：“QKD的物理过程可以抽象出一个数学模型”，“QKD的数学模型的无条件安全性是可以用数学证明的”。而“QKD无条件安全性可以用数学证明的”是由前两个命题拼凑出来的一个新命题，它不是三段论逻辑推演的结果，即使前两个命题都是真命题，也不能保证这个新命题就是真命题。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QKD的抽象数学模型的无条件安全的证明一直是有争议的[3][4]。退一万步，即使QKD的抽象数学模型将来被证明是无条件安全的，也不能证明QKD真实的物理过程是无条件绝对安全的，因为数学模型不等于真实的物理过程。无论数学模型做得多完美，它只可能是真实世界的部分和近似的反映，对模型的任何分析和证明只能是真实世界特性的近似结果。

量子通信神话之二：QKD可以拯救公钥密码危机

从密码学原理可知，QKD只能为确定的“熟人”之间分发一个共享密钥，本质上它仅是对称密码中密钥分发的一种选项。公钥密码因为使用公钥、私钥两个密钥，所以才能为互联网千千万万“非熟人”之间分发密钥，并且还可以完成用户认证、数字签名等多种重要功能。而这些保证互联网通信安全的重要功能都是量子通信根本无力胜任的。即使明天量子计算机与太阳同时升起，公钥密码的天塌下来，“量子通信”是根本不顶用的，唯有丢人现眼的份。

“量子通信的无条件安全性是可以用数学证明的”、“只有量子通信可以拯救公钥密码危机”是两个毫无科学根据的神话故事，“极低的成码率”、“不能与互联网兼容”和“极不安全的可信中继站”是量子通信工程无法逾越的三座大山。编造和宣传这两个虚假的神话故事目的是为了掩盖量子通信面临的实实在在难以解决的三大工程困境。虚假的神话故事与真实的工程困境是硬币的两面。量子通信面临的工程困境越是残酷真实，走入歧途的工程推动者越发需要依赖虚幻的神话去掩盖自己的窘态；神话故事越是虚假离奇，只能说明故事的编导者面对的困境太真实太严酷了，他们除了骗人骗己没有任何其它的有效对策。

“假作真时真亦假，骗的多是吃瓜人。”京沪量子通信工程完工已有二年，上述三大技术困境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量子通信工程失去自愿付费的忠实用户群，现在只剩下各级政府买单了。工程的投资费用就别提了，估计现在连日常运营维护都无法自理。整整二年过去了，没有经济效益、没有铁杆用户的京沪量子通信工程被市场无情地抛弃是必然的下场。

京沪量子通信工程建成开通后的二年中，对该工程项目的批评质疑从未停止过。仅我一人就撰写了量子通信工程批评文章二十多篇，其中近十篇在媒体上以实名公开发表。令人欣慰的是，全国性量子通信工程项目已经喊停，纠错止损终于迈出了第一步。错误和挫折本身并不可怕，重要的是认识错误、肃清谬误和吸取教训，这才是真正负责任的科学态度。

[1]2016年08月16日2016年08月16日08:42 来源：科技日报

https://kknews.cc/zh-my/science/oxb6jo.html

[2]新华网 2016年08月16日 08:46:51 | 来源：新华社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8/16/c_129232685_4.htm

[3] Security of Quantum Key Distribution

https://ieeexplore.ieee.org/document/7403842

[4] A Correct Security Evaluation of Quantum Key Distribution

https://www.tamagawa.jp/en/research/quantum/bulletin/pdf/Tamagawa.Vol.4-1.pdf

作者徐令予近照

作者徐令予简介：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员（退休），从事等离子体物理及计算机数值模拟数十年。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本科无线电电子专业，是上海交通大学三系（电子电气自动化控制系）硕士研究生。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专栏作家，观察者网专栏作者，为各类媒体撰写科普文章百余篇。

大陆学者谈黄丝和帝国的边陲（Simon大叔01）

2019-09-17T14:18:00.001+09:00

ZT 林彪坠机诡异：裸体女尸安宁如睡

2018-08-30T01:49:00.003+09:00

林彪坠机诡异：裸体女尸安宁如睡

【阿波罗新闻网 2018-08-29 讯】

作者：中国驻蒙古使馆二等秘书孙一先

默认

原中国驻蒙古共和国使馆二等秘书孙一先在《在大漠那边--林彪坠机真相》有所披露：“这些尸体散作三堆，陪同人员一一把盖布揭开，我一眼望去不禁十分惊异，这和我的想像完全不同，他们不是通常失事飞机那样被摔碎烧焦，只剩下堆堆骨骸，而是有头有脚基本完整的一具具躯体。尤其是那具女尸，简直就是仰卧在那里熟睡的一个人，只不过脱光了衣服。我来不及细看，匆忙照了几张相就继续朝前走。”

1971年9月13日凌晨3时，林彪一行飞机于坠毁于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省首府温都尔汗附近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处，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林彪的司机杨振刚及机组人员共九名机上人员全部身亡，但是他们的尸体不同寻常。

中共开国元帅林彪戎装照（图源：浙江图书馆）

在中国使馆人员去飞机坠毁现场视察之前，苏联已派人检查了现场，拆走了机尾上的主发动机；机内（蒙方发现取走）的航图标出了航线，从河北省的北戴河穿过失事现场，一直画到贝加尔湖附近的伊尔库次克。三叉戟256号的黑匣子，也都被苏联人拆走了。

飞往温都尔汗

1971年9月15日，中午1时30分，蒙古外交部来电话讲，温都尔汗地区气象转好，专机两点半以后可以起飞。许大使和我、研究室的沈庆沂，还有新来文化处的蒙文译员王中远，带着应用物品，并提着一箱备用的酒、烟、茶等礼品，急忙动身去乌兰巴托西南郊民航机场。这个机场离乌市中心十七公里，是50年代中期扩建的，跑道长约二千五百米，可以起降伊尔18和安12等大型螺旋桨飞机，但不能起降大型喷气式飞机。自从该机场扩建后，中蒙之间按照已签订的民航协定，每个星期有一个班次的伊尔18或伊尔14飞机，来往于北京-乌兰巴托之间。1964年两国关系变坏，旅客大大减少，这个航班陷于停顿。

1966年初夏，由石油部唐克副部长率领的、铁人王进喜等劳模参加的访问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团，乘坐伊尔18专机路经莫斯科回国时，在这个民航机场降落加油，并停留了一个晚上。唐克副部长是张灿明大使在新四军时的老战友。大使请他在礼堂给使馆全体人员做了一次报告，讲我国石油开发情况，以及王进喜等劳模的英雄事迹。当他激动地讲：中国已把贫油的帽子，永远地甩到太平洋去了！大家深受鼓舞，长时间热烈鼓掌。使馆人员对王铁人敬佩之至，几乎每个人都拉他一同照像留念，他来者不拒，待人十分平和可亲。

为了保障中国代表团的专机在乌兰巴托机场的安全，使馆的外交官两人一组，轮流前去同机上乘务组人员一起看守飞机。我在看守飞机时，曾向多次飞过北京-莫斯科这条航线的老飞行员询问这条航线的情况。他讲，这条航线基本上是沿着中蒙苏三国的铁路飞的，即使夜间也不会迷航，不过在沙漠戈壁上空，因气流变化无常，有时颠簸厉害。他还说，乌兰巴托这个机场，由于南、西两面有山，跑道也比较短，像伊尔18这类大型飞机，必须刮北风时顶风才能起飞。第二天下午，专机起飞，使馆有几个同志乘机回国休假。我很羡慕他们，心想什么时候也能乘飞机回国？

没想到，乘飞机的愿望五年后付诸实现，但不是回国，而是在蒙古境内。

9月15日下午两点一刻，许大使和我们三人，一到乌兰巴托机场，就看到在候机楼前停着一架较旧的伊尔14飞机，螺旋桨已在缓缓转动，舷梯下站着几个人，有蒙古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高陶布、外交部亚洲司专员古尔斯德，还有一个不相识的高个军人。我们走近机前相互问好后，古尔斯德用流利的中国话介绍说，这位军官是边防内务军的处长桑加上校，他是这次视察现场的蒙方首席官员。高陶布接着向许大使解释，蒙方参加视察活动的除了外交部、国防部、边防内务军事务局的官员外，还有法律小组、卫生医务小组、报纸和蒙古通讯社记者，以及电影摄制组人员。他边说边引导许大使和我们几个随员登上飞机，在前面几排座位就坐。我往后舱一瞅，嗬，无怪乎蒙方一再推延答复动身时间，原来他们组织了这么一个庞杂的班子，看来蒙方对这次视察活动是相当重视的。坐定不久，飞机就滑向跑道，随即平稳腾空。我看了看手表，时间是2时45分。

机场跑道是东南-西北走向，时值9月中旬，乌兰巴托多西北风，因此飞机朝向西北起飞，升空后很快将航向转向正东，目的地是邻接中央省的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航程约三百公里。

在飞机前部座位上，只有我们四个人和蒙古外交部的几个人，双方都不讲话，气氛显得冷清沉闷。许大使眼望前方，目光凝滞，似已陷于沉思。小沈、小王在打瞌睡，弥补昨夜的缺觉。我虽然也困，但却想从上空看看乌兰巴托及其附近地区。从舷窗向外看去，天气晴朗，能见度很好。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乌兰巴托市以南的山区，海拔二千二百五十七米的博格多汗山，高踞在土拉河边，它的周围是一道道东西走向的起伏山峦，来自中蒙边境的铁路，从它脚下的山谷中蜿蜒伸向乌市中心车站，然后又穿过市区往北通向蒙苏边境。从地形上看，这片山区是乌兰巴托非常好的天然屏障。山上密密层层的松林，因天气转冷而开始发黑。树都长在山的北坡，南坡只有已经开始枯黄的绵延不绝的草丛。这是由于高耸的博格多汗山，挡住了来自北冰洋经过西伯利亚吹来的湿润空气，夏季降雨和冬季积雪都比较多，因而山北坡宜于树木生长。这同我三年前到蒙古中北部旅行所见相同，只不过博格多汗山上的松林更为茂密，而乌兰巴托市也因之较蒙境同纬度地区，气候不那么十分干燥。

我转头向左方看去，在乌兰巴托市东北的乌兰花一带的北山上，苏联驻军的几部远程警戒雷达都在不停地转动。在我的印象里，这几部雷达好像有半年之久，可能是从1971年春天开始，就不这么一齐转动了，只是单部轮换转动。

飞机很快飞到了乌市东南的那来赫矿区上空，我看到矿区东南方向的苏联空军基地，大约三千五百米长的主跑道和滑行道组成的矩形机场，成东南-西北走向躺在略微倾斜的草原上。滑行道边停着一大排几十架喷气式歼击机，都脱去了机罩，在太阳照耀下熠熠发光。在它们的后面沿着滑行道的外缘，一串串机窝历历可数。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机场的全貌。我突然想到在温都尔汗附近坠毁的中国飞机，会不会是这里的歼击机打下来的？脑海里顿时出现了一片幻景：浩瀚的蒙古戈壁草原上空，飞着一架迷失方向的中国飞机，几架苏军歼击机追逐着它，迫它着陆，它倔强地挣扎着摆正航向，企图飞回祖国，突然响起一阵爆炸声，中国飞机带着一团烈火，无望地坠落下去，……啊，我猛然联想，这不正是蒙古外交部强调是“军用飞机”的原因吗？！

这时，我们乘坐的伊尔14已越过中央省东部的丘陵和山区，飞进肯特省南部的草原。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平展展像一个金黄色硕大无比的瓷盘，一簇簇白色的蒙古包，像是撒在大盘子上的疏疏落落的珍珠。这么大而平坦不下一百公里宽阔的草原，是我来蒙古六年走过的省份中所没有见过的。地面上的草已变得枯黄，更显出草原的寂寥。我努力寻找着防空导弹一类的军事目标，然而，除了草原上来往汽车轧出的无数条天然公路蜿蜒伸展，白蚂蚁般游荡着的畜群外，其他什么也没找到。

下午3时46分，飞机在温都尔汗机场降落，飞行时间恰好是一个小时零一分钟。

驰往坠机现场

肯特省是蒙古东部一个物产丰饶的大省。我原以为省会温都尔汗的机场是比较大比较正规的，却没想到竟是一个简易机场，跑道是在草原上轧出来的，上面似乎铺了一层红黏土压实，加上飞机起降摩擦，显得硬光光的。机场上没有指挥塔台，只有几部电台车，一处平房旁边一根高高的杆子上，挂着有气无力的风标筒。机场周围非常平坦开阔，既没有土包，也没有高树，只有远处一排电话线杆，与跑道平行成东西走向伸往远方。

飞机停稳后，我们首先走下飞机，肯特省的副省长、省府责任秘书（相当我国的秘书长）、机场场长以及另外几个人，在飞机旁边迎接许大使，双方寒暄几句后，高陶布司长趁着蒙方人员下飞机的机会，介绍了随行几个组的主要人员，其中有国防部副处长达木丁上校、民航局专家云登少校、法律专家达希泽伯格、法医莫尤、卫生组组长桑加道尔吉大夫、组员卓乃大夫。此外，他还介绍了就地参加视察现场的肯特省检察长乌尔金道尔吉、省边防和内务军事务处处长奥尔陶扎尔嗄勒中校，以及温都尔汗机场场长策伯格默德中校。介绍完毕，高陶布直截了当地对许大使讲，中国飞机坠毁现场离这里还有七十公里，趁天色尚早可以换乘汽车去看看，晚上回温都尔汗市休息。接着，我们换乘两辆嘎斯69车，许大使和小沈由高陶布司长陪同在前，我和小王由古尔斯德专员陪同在后，其他人乘坐一辆大轿车，4时整离开机场，绕过温都尔汗市区，往东北方向驶去。

起初，沙土公路沿着克鲁伦河延伸。这条在大小地图上无不标出的克鲁伦河，原来是一条比北京西郊的运河还要窄浅的小河，有些河段河中块块沙渚把水劈成股股细流，河床才显得宽阔一些。河岸上稀稀疏疏点缀着一些低矮柳树和若干灌木丛，它们还没有完全变黄，显得草原上有点生气。同车的古尔斯德似乎看出我对蒙古东部这条名河的失望情绪，告诉我说这条河很长，大大超过乌兰巴托附近的土拉河，夏天涨水很厉害，河床宽度甚至有三五百米，雨一过水就落平，有些河段可以徒涉。他又说，这条河的下游，在东方省边境有条小河，叫哈拉哈河，1939年在那里蒙苏军同日本侵略军曾有过一次大的会战。我说我知道，这是有名的哈勒欣河战役，是苏联朱可夫元帅指挥的，是朱可夫的“成名之作”。古尔斯德点头称是，但纠正说那个战役名称译成中文，应当是哈拉哈河战役，因为第二个哈字后面蒙文有个语尾，相当于中文“的”，所以发“欣”字音。

我知道他在去蒙古外交部之前，曾在国立大学担任中文讲师，他的说法无疑是准确的。谈到河，他又兴致勃勃地讲起蒙古北部的两条大河--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强调说色楞格河像中国的黄河一样，是蒙古的“母亲河”。我说，对于这两条河，我有着深刻的印象，1968年我担任临时代办时，在您老兄的陪同下访问北部几省，不是曾到过并几次渡过这两条水量充沛的大河，还在鄂尔浑河钓过鱼吗？我告诉他，我至今仍然留恋色楞格河清澈丰满的流水，和两岸绮丽的风光。他说，色楞格河中下游海拔在五百米以下，比中央省低一千二百多米，正因为地势低，蒙古中北部的大河都流向北方，经苏联境内注入北冰洋，独有这条克鲁伦河同中国的几条大河一样，是流向东方的，汇入中国境内的呼伦贝尔湖，注入黑龙江，流进太平洋。

汽车在我们谈论着蒙古河流的时候，沿着平坦的克鲁伦河岸行驶约一个小时，然后转向东北，进入一片丘陵起伏的草原，除了断续的馒头形土包外，时而还可以看到一些二三十米高的石头山。无怪乎蒙古人好夸耀肯特省的丰饶，这丘陵间的草场草长得又高又壮，有些地方深可没腰。由此联想起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他统帅的部落之所以迅速壮大，不正是这肥美的草原提供了营养吗？我问古尔斯德：“这里离成吉思汗的老家不远了吧？”他说：“是的，就在北面不到一百公里的肯特县，那里的草场比这里还要好。”

汽车在丘陵间颠簸得很厉害，路上时而碰到塄坎，把吉普车高高弹起。汽车继续前行，向东北又走了不到一个小时，离开沙土公路拐入正北一条草丛小道。这里似乎很少有车辆通过，车胎轧得枯草吱吱作响。在小道的左边是一连串较高的山丘，右边是一片往上的漫坡，蒙古司机抬头努努嘴巴咕噜了一句，小王告诉我：“已经到现场了。”我紧张地注视着右前方。果然，随着汽车往上爬坡，逐渐看到坡顶上黑乎乎一条烧焦了的草地，有蒙古士兵在边缘上站岗。汽车又往上爬了一段，一个高高翘起的喷气飞机尾巴立即映入眼帘，它迎着夕阳，上面喷涂的五星红旗依然艳丽夺目，机号“256”也非常清晰。汽车开到坡顶，凄惨的景象一下子全部展现在面前。毋庸置疑，这确实是一架失事的中国飞机--喷气式民航机。

现场初勘

这是一块不太规则的长方形丘陵间盆地，平坦坦的像是人工铺成，南北长三千多米，东西宽约八百米。北端是一座高二十米上下的小山包，南头是几个起伏并列的大约十多米高的土丘，东边是一连串五到十米高低不等的土包，西沿则是向下倾斜的漫坡，连着我们来的小路。草长得茂盛，齐膝盖那么深，踩下去软绵绵的，原来地面全是沙土，只是因为草根盘结，人们走过才不致陷足。古尔斯德告诉说：“这块地方牧民管它叫苏布拉嘎盆地，属于南边二十公里的伊德尔莫格县管辖，西北约十公里有一个著名的萤石矿--贝尔赫。”事后小沈查了一下苏布拉嘎这个词，意译是“塔形”。看来“塔形盆地”可能是指地平面的形状。

从这块盆地中央开始，由北往南长约八百米，宽约三十至二百米的范围内，草地全部烧焦，呈倒梯形。上面散落着一块块飞机残骸，一眼望去，一片劫余的凄惨景象。靠近焦土南部，散布着一些白点，陪同人员讲，那是盖着白单子的机上人员尸体。根据飞机炸碎的程度推测，我想尸体大概都已变成了看不出人形的焦骨。

我们从现场北端看起。高陶布对许大使讲，现场有死难者的一些遗物，是否只看不取，待视察完毕由蒙方统一移交。许大使同意。蒙方人员簇拥着我们，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喀嚓喀嚓响个不停。桑加上校建议许大使先看看飞机擦地着陆的痕迹。我为了躲开蒙方的摄影机，以便能够自由拍照，便约了小沈同许大使分手，没有一同去看飞机擦地着陆痕迹。许大使则由小王陪同，听取蒙方空军少校指认着陆点的介绍。我同小沈各用一架照相机沿着烧焦草地的中轴线边往前走边拍照。飞机的小碎片零零散散，由少到多。我拣到一张英文单页的“NOTE”（注意事项），上面写明飞机型号为Trident-1E（三叉戟1E）。我马上明白过来，这不是普通的民航机，也不是“子爵型”，而是一架我未曾听说过型号的飞机。但由于我“文革”期间不在国内，不了解这种飞机的管理和使用情况，估计可能是一架专机。

走了约一百二十米，燃烧区的横宽由三十米扩大到约一百米，逐渐看到机身的较大块碎片。首先看到的是机身的一块蒙皮和一块发动机的底包皮，两者间隔约十米。再前行不到五十米，发现一块弧形的机身，有一辆小汽车那么大，连着摔碎的舷窗斜卧在焦土上。这块机身大碎片以东偏南二十米左右，一截断机翼尖上有“56号”字样，看起来是从机号“256号”的2与5之间炸断的。在这片机翼旁边看到炸瘪的发动机尾端喷口。沿中轴线再前行一百二十米，就看到了机舱内部的饰物，最突出的是一扇门，从合页连接处炸下来，没有一点着火的痕迹，门上钉着中文塑料刻字“旅客止步”。门扇东南侧三十米左右，有一台炸裂的发动机外壳。

在大片机身碎片南偏东二百米处，有三个三连装座位架，有的还有坐垫，成不等边三角形分布，边距三十至五十米左右。座位架这么少，进一步肯定了这是一架专机，而不是多座的客机。座位架东四十多米又有一截机翼，上有“中国”两个大字，从形状看这是一个完整机翼的外展部分。在南北两组座位架之间，有一条细漂布被套，半折半展，白白的一点也没有弄脏。还有一条宽条纹的小型毛毯，上面印着PIA三个英文字母（巴基斯坦国际民航的缩写）。在靠南的座位架东边不远处，有一扇厚厚的机舱门，炸裂但没有散开。这里离盖着白布单子的尸体不远了，许大使和小王及大部分蒙方陪同人员走得较快，古尔斯德翻译桑加上校说的话指着尸体做讲解。小沈拿的是许大使的照相机，正在对尸体进行拍照。我由于拍照飞机残骸，落到了后面。

为了抓紧日落前还有阳光的时间拍照，我和小沈紧忙奔向被炸掉的机尾。飞机在天上飞，机尾不过是一小部分，现在却是一个庞然大物，竖立在那里足有三层楼房高。是从中间发动机进气口处炸断的，只剩下一截发动机外壳与尾部连结。机尾的位置基本上在燃烧区的中轴线上，距北缘约四百八十米，这里的燃烧区横宽已扩展至二百米左右。机尾的南北四十多米处，各有一台发动机。在机尾东南约十八米处，有一个外壳大部分被炸掉，露出贴近内腔的发动机反推力装置。机尾没有着火，最末端断裂处空空洞洞，露出一大堆各色各样杂乱无章的电线，有的电线还裸露出线芯的铜丝。另有一条粗电缆连着一块碎片垂在外面，随风摇曳。机尾垂直舵没有损伤，右水平舵尖有些卷曲，左水平舵插在泥沙里，支撑着斜卧的整个机尾。垂直舵前竖板上是喷涂的五星红旗，旗下方是机号：256。

后来，据当时任蒙古外交部副部长的云登讲，在中国使馆人员到飞机坠毁现场视察之前，苏联已派人检查了现场，拆走了机尾上的主发动机；机内发现的航图标出了航线，从河北省的北戴河穿过失事现场，一直画到贝加尔湖附近的伊尔库次克。另外，据我国民航专家讲，三叉戟飞机从“1E型”开始，已装有70年代稀有的黑匣子。它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飞行数据记录仪，另一部分录制机上相互通话和同地面的通话，名称是“驾驶员座舱语音记录器”，飞机一起飞它们就自动开始工作，其安装位置是在飞机尾部，万一飞机失事时易于保存下来。因此，似可做出这样的判断：三叉戟256号的黑匣子，连同中间的发动机，都被苏联人拆走了。

夕阳开始被地平线吞没，血红的余晖洒在这片烧焦的草滩上，也涂在这些死难者尸体盖着的苫布上，冷飕飕的秋风阵阵袭来，使人心中格外凄凉。

这截大片机翼的翼根处，有一个大洞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不正是我要找的证据吗？进一步探查这个洞的底部，却发现并未穿透，机翼另一面完好无损，这只是一个向一面开的大洞。这个大洞很像是一枚地空导弹打的，但它却与我过去看过的被我军击落的国民党U2飞机不同，那枚导弹是齐翼根处穿透，打掉了整个机翼，而这个洞为什么只朝一面开口？

失事飞机粉身碎骨

我和小沈看到这架中国民航飞机已经粉身碎骨，心头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这时太阳已近落山，许大使和蒙方人员边走边察看边交谈，已快走到南端的机头位置，小王招手示意我们快些过去。我不能在机尾继续逗留，就急忙奔向蒙着白单子的死难者尸体。这些尸体散作三堆，陪同人员一一把盖布揭开，我一眼望去不禁十分惊异，这和我的想像完全不同，他们不是通常失事飞机那样被摔碎烧焦，只剩下堆堆骨骸，而是有头有脚基本完整的一具具躯体。尤其是那具女尸，简直就是仰卧在那里熟睡的一个人，只不过脱光了衣服。我来不及细看，匆忙照了几张相就继续朝前走。

小沈走得快，正在第二、第三堆尸体之间，察看一个被炸裂的方形食品柜，它的旁边有一堆什物，是收集起来放的，有蒙方便衣人员在看守。在这堆什物中间，有驾驶人员用的两个图囊，一个烧剩了一半，另一个基本完好，打开看看，航图都没有了，只剩下几支黑铅笔和红蓝铅笔插在一边。我问航图哪里去了，陪同人员摇摇头不说话。图囊旁边有一堆手枪，有几支枪把烧焦，里面露出空的子弹梭子，大多数完好无损，我数了数总共六支。其中五支枪身上都有“59SHI”字样，一支是苏制AK型。蒙方人员问59SHI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这是手枪的型号，1959年中国制造的。

此外，还有一支微型冲锋枪，样式很别致，比制式冲锋枪小得多，没有烧过的痕迹。子弹散乱地堆在一起，共有四十三发，统统是“五九式”手枪的子弹，估计是蒙方在收拢枪支时从枪弹夹中退出来的。我注意翻找，没有发现任何空弹壳。另有两个手枪套和几个空弹夹。这时，小沈拿起一本六十四开的铅印小册子，红色塑料皮大部分烧焦了，看不出书名，但文字部分只烧了一个角，开头是“首长和同志们”，最末尾是括号里“长时间热烈鼓掌”，看来是一个讲用报告，内文讲我国空军的发展，其中有一部分讲的是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举例说有一种微型电台超过了国际水平，其型号和数据……让小沈端着，我把这几页可能涉及到国防机密的内容拍照下来。心想：这样的小册子蒙方为什么没有拿走？小沈从什物堆里拣出一个出入证，是嵌在塑料夹中的临时性出入证，是空军大院正门和后门的，编号0002，没有贴持有者照片，但填写着他的姓名：林立果，男，24岁，干部。小沈让我把这个出入证拍下来。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林立果是何许人，按年岁及住空军大院推断，估计是机组的一名成员。我顺手拣起一个巴掌大的拍纸本（即没有装订的空白本子，一头用胶粘住，用完一张可随时撕掉），前面几页有用铅笔写的零零散散的一些字，像是随想随记的，内容不连贯，难以猜透它的意思，我只好把有字的几张拍照下来。此外，还有一本《法兰西内战》，一个空白的红塑料皮“学习”日记本，一个汽车驾驶执照的塑料封皮，数张一角钱的人民币，以及扑克、小勺、水果刀等。我让小沈把枪支号码、子弹数量及其他物品登记下来。他说没带笔和纸，我说快去把小王唤来，他带着本子和笔。小王过来后，我协同他把应该登记的一一登记下来。

在这堆什物的旁边，我看到了几只散落的鞋子，有一只是模压底半高腰黄色翻毛皮鞋，烧得拧成麻花状，但黑色鞋带还系在上面；有两只乳白色半高跟浅口女皮鞋，鞋面镂有带花纹的小孔，式样新颖，做工精细，一看就是舶来品。其中一只鞋腰和后跟烧焦了，另一只就像那白漂布被套一样，连点黑灰也没有沾上；还有一只男布鞋，完好无损。我问陪同人员，为什么这些死难者的遗物要收集起来堆放？他说因为怕丢失。可是，这样一来，除了那双白色女皮鞋之外，就找不到属主了。

我们是下午将近6时抵达现场的，初步巡视花去大约一个小时，夕阳开始被地平线吞没，血红的余晖洒在这片烧焦的草滩上，也涂在这些死难者尸体盖着的苫布上，冷飕飕的秋风阵阵袭来，使人心中格外凄凉。

我和小王来到现场南端，同许大使会合。我脑子里还在盘旋着那个涉及国家机密的小册子，我让小沈去把它拿回来。小沈过去想拿，蒙方看守人员不让，只得空手而归。

现场南端距飞机着陆点五百三十米左右。飞机停在机场上或起飞时，机头那种昂然雄姿完全不见了，眼前只有烧毁了的一堆大小碎件、电线、管道和灰烬。其中倒卧着一个比大衣柜还要宽的带格子框架，看来是镶嵌各种仪表的架子，大约是驾驶舱里的仪表盘。这里燃烧火势最猛，铝合金机壳都已成灰。机头正东二十米处有一截大片机翼，上有“民航”两个大字，是周总理的笔体。看来这段残翼与座位架正东的有“中国”二字的残翼，同属一个完整的机翼。当民航飞机在空中飞行的时候，人们从地面可以仰望到这几个大字。它们是在机翼的下面，为什么现在跑到翼面上了呢？我问蒙方陪同人员，折断的机翼是否移动过位置？他们说现场物品除小件收拢起来，大件没有任何搬动。我仔细察看，也未发现移动的痕迹。

这截大片机翼的翼根处，有一个大洞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不正是我要找的证据吗？翼根厚度五十厘米上下，我登上去仔细观察，洞在翼根处中央，“民航”的“航”字旁边，直径四十多厘米，周围有不规则的铝刺，刺尖有的朝里，有的朝外。它的旁边有兔耳朵形的细长洞两个，与大洞并不连接。翼根连接机体处的铝蒙皮凹陷，但没有燃痕。我进一步探查这个洞的底部，却发现并未穿透，机翼另一面完好无损，这只是一个向一面开的大洞。我默想，这个大洞很像是一枚地空导弹打的，但它却与我过去看过的被我军击落的国民党U2飞机不同，那枚导弹是齐翼根处穿透，打掉了整个机翼，而这个洞为什么只朝一面开口？莫非是这个飞机大、机翼厚？那又为什么洞口朝上呢？我从各个角度拍了这个洞的照片，蒙方陪同人员很注意我的举动。离机头灰烬前方约八十米处，在烧焦草地的边缘，有一个从根部炸断的起落架，而起落架上完好无损的轮胎，则滚到它的南边二百来米未燃烧的草丛中。

双方协议土葬死难者

太阳已经落山，天色逐渐灰暗下来。双方人员站在已化成灰烬的飞机头旁，高陶布司长询问死难者尸体怎么处理，强调已搁置三天怕会腐烂，而且个个裸体暴尸令人不忍。许大使要求对死难者火葬。高陶布说蒙古没有火葬的习俗，即使勉强举行，在这片草地上也无火葬条件。许大使根据国内关于火葬确有困难时，可就地深埋并竖立标记的指示，同蒙方商量决定，对死难者就地土葬。埋葬地点，我方意见是在失事现场边缘的土包上，以资纪念。高陶布表示，失事现场不宜让死难者“居住”，按蒙古习俗应葬在面向东方，能看到早晨太阳升起的地方。他和桑加上校领我们走下现场西坡，越过来时行车小路，走到距现场一千一百米一个较高的山坡前，指画着说：“这里地势较高，向东可以看到失事现场，而且每天迎着刚升起的太阳，葬在这里好。”他的一片好心不应当辜负，许大使决定照他的意见办，并表示感谢。

桑加上校随即调来一个班士兵连夜挖坑。此时已到晚上8点多钟，天色完全黑透，气温降到2℃左右，冷风刺透衣裳，冻得人们发抖。在汽车大灯的照射下，许大使接见了前来挖坑的蒙古士兵，他们都还穿着夏季军装，冻得瑟缩不已。我从汽车上拿来随身带的两瓶二锅头送给他们，他们见到有度数这样高的好酒，立即精神抖擞，兴高采烈地开始连夜干活了。

在返回温都尔汗的路上，我、小王和古尔斯德谁也没有讲话，来时谈论蒙古河流那种情绪已经没有了。我默默地瞅着车灯在前方照射出的一片光亮，它飞快地掠过沙土路面和两旁的枯草，脑海里则浮现着刚看过的现场，翻腾着一系列思绪：这架飞机多么不幸，竟然摔到蒙古这异国他乡了，看来死难者都是机组人员，机上没载什么旅客，否则损失就更大了。可是为什么这架飞机的机组有这么多人？可能是专机的需要吧？飞机究竟是怎么摔下来的？人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个个仰卧朝天？那个机翼上的大洞……

回到温都尔汗已经是夜里10点多钟了，下榻在省政府招待所--克鲁伦旅馆。洗漱完毕，掸去身上厚厚的尘土，到餐厅同蒙方主要官员一起进餐。由于他们白天在现场态度友好，我们虽然劳顿但心情还算舒畅，晚餐时双方谈笑风生，气氛融洽。蒙方准备的饭菜比较丰盛，我们又拿出几瓶汾酒、一听中华烟和一些罐头助兴。蒙古朋友非常喜欢这种高度数的白酒，三杯下肚，餐桌上就更加活跃了。餐间，许大使同高陶布商量死难者墓上立碑、放纪念物和收还死难者遗物等问题，他们边吃边谈。

高陶布首先说：“今天我们已经看了现场，现在应该写个正式文件。”

“我很想听听司长同志的意见。”许大使表示。

“那么，晚饭后一起商量。”高陶布不肯在会谈前透露内容。

许大使转而提出：“死难者遗体埋葬之后，我想在墓上立一块碑，上面写‘中国民航1971年9月13日遇难九同志之墓’，下面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高陶布回答：“让我们商量一下。”

“按贵国风俗习惯，墓上应该放一件纪念物，我想把写有中国民航字样的残机翼放上去可以吗？”

“可以放，但我要同部里谈谈。”高陶布说。

“死难者遗留的文件和其他东西如何处置？是否由我写个收条，你们交给我们？”许大使又提出一个重要问题。

高陶布表示：“我们将做研究，还要报告中央。”

许大使实际上已把我方将在餐后会谈时提出的主张，利用轻松的交谈摆了出来。之后，许大使问高陶布对于飞机失事的原因怎么看，桑加上校接过话题说，飞机是发生了不明原因的故障，从地面看是机翼擦地翻倒后着火的。

关于飞机上的“黑匣子”，许大使没有向蒙方提出索要，因为我方人员完全缺乏这方面知识，而国内来电中也没有提到此项要求。

这顿晚餐吃到将近午夜，稍事休息后，于夜半0时25分，双方开始第一轮会谈，谈到凌晨3时结束。双方协议当天（9月16日）为死难者举行安葬，然后回温都尔汗继续会谈。

尸横焦滩惨不忍睹

9月16日上午7点30分，我们从温都尔汗再次驶往苏布拉嘎盆地。途中发生了一起事故：许大使和小沈乘坐的汽车，在丘岭间颠簸前进时，司机图快，路上一个塄坎，把车高高弹起，坐在后排的小沈，鼻梁蹭在车棚的横梁上，擦破了好长一块皮，血流不止，眼镜也蹭掉了。幸亏许大使坐在前排（高陶布司长有事乘坐大轿车），否则也要受伤。车队不得不停下来，等待大轿车上的卫生组大夫赶来，给小沈涂药并贴上纱布。古尔斯德把那辆车的司机严厉地训斥了一通。

9时30分，我们到达现场。昨夜降霜，草地比较湿润，肃杀秋气显得更为浓重。许大使嘱咐我，利用天气晴朗光照好的条件，仔细复查一遍现场情况，特别观察飞机失事原因，多拍些照片，以便送回国内研究鉴定。

我和小王暂时同许大使、小沈分手，首先选择了盆地北端约二十米高的小山，登上去俯瞰整个失事现场。我们用指北针确定了方向，然后往正南方远远望去。失事现场那堆烧成灰烬的机头，偏置于现场中轴线的左（东）边，它的后面朝北偏西一条弧线上，散布着三堆死难者尸体。机尾被远远地抛到了机头右后方，靠近烧焦草地的边缘。看来机上人员和机尾都是在机身炸开一瞬间甩开来的，但是，它们并不处在一条直线上，令人有些不解。经昨天的步量，机尾离机头大约六十米，最远一具尸体离机头大约五十米，甩得那么远，可见飞机爆炸时的猛烈程度。从机头到机尾这条东南-西北的斜线，与三堆尸体朝北偏西那条弧线，大约成三十至四十度的夹角。在这夹角范围内，散布着被炸碎的机身内部的部件及饰物，在这个夹角范围以外，则是机身、机翼的大块碎片及零零星星的中小碎片和物品。

在小山上，我和小王特意转身向北，朝山背后与现场相反的方向望去，希望发现一点草地着火的痕迹。如果有着火点，即可证明飞机降落前在空中已经着火，落下了燃烧物。然而，金黄色的草场静悄悄地向远方伸展，没有任何黑糊糊的面和点。小王同意我的判断，也认为飞机降落前在空中没有着火。

我们下了小山，踏着枯草向南走约一千五百米，来到盆地中央，察看昨夜许大使要我们仔细研究的飞机着陆痕迹。这里没有着火，整齐完好的草地上，有一道由北向南被擦平压实的草痕，长约二十九米，宽约二米多，它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呈“S”形的曲线。在这条被擦压的草地右（西）边不远，有一道平行的槽沟，深约二十厘米，翻倒的草根露出沙土，这大约就是桑加上校说的机翼擦地的痕迹。再往前看，擦压草地的痕迹奇怪地消失了，又是深可没膝的枯草。继续前行约三十多米，才开始进入大片焦土的失事现场。这些迹象更加证明，飞机不是在空中着火摔下来的，而是在盆地中央以肚皮擦地着陆的，机身似乎失去了平衡，倾斜触地。但是，为什么擦压草皮的痕迹不见了？难道飞机又腾空了？那么又是怎样落地爆炸的？这些问题不禁萦绕在脑际。我一面走一面想，还未想出个头绪来，已来到死难者尸体跟前。

这些死难者，除两个剩有上衣外，其余都是赤裸裸一丝不挂，仰卧暴露令人不忍卒睹。它们赤裸裸的躯体都已僵硬，面孔一般都烧黑未焦，皮肤暗红肿胀，像是爆炒过度的大虾的颜色，亮晶晶的宛如蜡人一般。

高陶布司长询问许大使，法医是否可以开始工作，逐个进行检验？许大使认为死因已十分明显，不必再折腾了。尽管如此，双方对尸体仍然看得比较仔细。由于不知他们姓氏名谁，我向许大使建议，由北向南把这些尸体编为1至9号，以便区别。随后，许大使和高陶布司长、桑加上校为先导，双方随员跟进，对一具具尸体进行察看。我从各个角度拍摄了照片，小沈在做翻译的同时，也抽空拍了一些镜头。蒙方的摄影人员，除了拍摄尸体外，还对准许大使和我们几个随员拍个不停。

大家首先来到第一堆死难者旁边察看。这里有三具尸体，他们基本上并排仰卧，脑袋统统向西，相互之间距离二至三米。

第1号尸体，朝天仰卧，四肢叉开。左臂骨折，肘以下的断臂放在耳朵旁边，似要伸手摸脑袋；右臂斜放，小臂上擎，手心朝胸。左腿内屈，右腿斜伸，腿肚上有碗口大的绽裂，露出胫骨。头发烧光，显出圆圆头颅，面部较扁平，缺乏棱角，面皮烧黑，两眼紧闭。右眼外角有一伤痕，肌肉外翻，血迹流凝脑后。上下身的布军装没有完全烧光，但下身已成缕缕布条。上衣襟敞开，腹部有人字形两条灼痕。右衣襟压在身下，侧翻后从衣襟口袋里，掏出一本《毛主席语录》，其中夹着一张二寸两人站立合影照片和一些底版，其中有两人合影120底片两张，男女单影或合影135底片三张，背景为大海，人物全是军人。《语录》里还夹有一个纸片，上面记了许多电话号码，我要小王逐个抄录下来。后来查证其中有毛家湾（林彪公馆）值班室和汽车保养厂及三座门（军委领导办公地点）汽车班的电话。

第2号尸体，夹在1、3号尸体中间，衣服全部烧光，赤身露体，只有两脚踝部剩有几缕残布。个子较高，身体健壮，肌肉发达，上身仰面朝天，下身略向右侧。右腿直伸，左腿内屈，踝部搭在右膝盖上。右臂平伸，手心向上，指尖烧焦；左臂内屈，掌心向下扣在腰前，似要抓腰间手枪。枪套基本完好，枪已由蒙方收拢，剩有空弹夹插在一边，手枪皮带尚未烧焦，皮带梢缠在左小臂至胸前。皮肤烧灼不重，但胸部有一大片焦痕，似渗有烧干的柏油。头部上仰，面部皮肤烧成焦麻状，嘴微张，牙外露，眼半阖，眼眉及头发焦而未光。鼻孔下至右嘴角有几道血迹流向右腮、右鬓。死前似在烈火中挣扎，面部表情痛苦、狰狞，像是很不甘心的样子。

第3号尸体，体胖仰卧，衣服烧光，皮肤烧灼较轻，裤腰残片及腰带仍在。两腿胫部交叉，踝部缠有裤脚残布。左臂下垂，肩部亦有衣服残片；右臂横伸，手心朝左前方，指尖大部烧焦露骨。头部伤势很重，脑壳从鼻尖向上开裂，正如俗话所说脑袋开花，脑浆烧干脑骨变焦。大嘴横张，像是头部炸裂时痛不可忍，龇出两只虎牙。从身下压着几块烧剩的军装碎片中，发现钥匙一串，指甲刀一把。

令人诧异的5、8号尸体

看过1至3号尸体后，大家向东南绕过又一扇舱内的门，这门已被炸裂破碎，来到第二堆死难者旁边。这里是四具尸体，与第一堆的距离三十多米。

第二堆尸体，与第一堆躺卧方向不同，它们参差错置，不在一条直线上。令人诧异的是，4、6、7号尸体成一弧形，拱卫着5号尸体，而5号尸体头部朝东略偏北，其余三人头部统统朝西，相互之间几乎是等距离的三至四米。

第5号尸体，个子瘦小，虽然每具尸体烧后似乎都有些缩短，而且由于皮肤肿胀显得年轻，但这具尸体看来缩得更厉害一些，像个大孩子。全身衣服烧光，但皮肤烧灼不重。上身平仰，下身略向右侧。头部上昂，秃顶，头皮有绽裂，露出几道灰白色头骨。有额纹，眉烧光，眼睛烧凹深陷。颧骨较高，下巴较尖，脸部棱角明显。鼻子较大，鼻尖烧焦，露出两个朝天的黑洞。嘴张开，右门牙及犬齿摔掉，舌头烧黑。左眼内角至鼻梁间有一伤痕，血迹沿额部流至右头顶。右臂平伸，手心向上，左臂内弯，手心扣向腰眼。右腿直伸，脚心向下，左腿内屈，踝部搭在右膝上，胫骨炸断，肌肉外翻，上胫骨刺露。两脚底及手心都烧起燎泡。这个尸体的面部轮廓看起来眼熟，但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第4号尸体，个子瘦高，趴卧在地。上身穿着皮夹克，只后襟边烧掉，腰间皮带尚在，但裤子全部烧光。两腿叉开，脚心朝上。两臂下弯，右臂肘朝外，手心朝上，左手压在腰下。头发未烧光，头顶焦发中发现一伤痕，血迹流至右耳上部及眼角。翻过身来，面部全被摔烂，血浆沾着沙土，非常难看，在软地面上摔成这个样子，足见飞机爆炸时被抛得较高。拉开皮夹克的上兜，发现一把拴着短链的钥匙，按人们的习惯，这似乎是家门的钥匙。

第6号尸体，仰卧，衣服基本烧光，只剩左襟、左上袖、衣领及脖子下一个衣扣，经鉴定穿的是布质飞行服。长方脸，头发略焦，眉毛已无，眼睛睁开露黑瞳，嘴圆张，舌头外吐，含在上下唇间。鼻下经鼻尖至左耳，有一道伤痕，右眉心有血迹流至左额角。上肢上伸，两小臂及手心内扣，像是要抓什么东西。两腿斜叉开，膝盖向上，脚心朝下，做蹬地状。这具尸体翻身朝下时，便溺约二十秒钟，证明尸体的膀胱和尿道都没有烧坏。

第7号尸体，个子小，体较胖，仰卧。衣服烧光，只剩裤腰和裤带。头部上昂右挺，头发焦而未脱，眼紧闭，鼻尖以上两眉以下的面皮烧灼较重，条条起垄，牵拉歪斜。嘴微张，牙略露。两臂横伸，小臂上擎，右手心向上，左手心下扣。右腿直伸，左腿内屈，脚心朝里。肚皮上亦出现如同2号尸体那样的焦油状烧痕。

察看过4至7号尸体后，大家转过身来就看到了第三堆死难者，这里有两具尸体，离第二堆仅八米，距机头残骸也不远，大约10米。其中第8号尸体，是惟一的女性，不晓得为什么烧灼最轻。她安详仰卧，头略向左偏，像是睡熟。全身衣服烧光，只剩脖下及两肩上成缕状的白丝质背心。头发基本完好，只是额前略焦。尖长脸，面部没有烧黑，只有右颧骨连着眼角处，烧焦了银元大的一块，左嘴角烧歪，露出上排白牙齿。两眉焦而未脱，眼半睁，似向前看。两臂贴地斜伸，手心向上，似乎在表示无可奈何。左臂内弯部绽裂酒杯大伤口，肌肉外翻。乳房较平，两腿微屈，膝盖外向，脚成八字形，阴户塌陷，阴道脱垂，两只相对的脚心均有串串燎泡。左大腿有白内裤残片一缕，两小腿各有烧剩的袜腰一圈，右袜腰下还剩有开裂的一段裤脚。将其翻过身来，背上皮肤白皙，有皱纹，臀部贴着裤裆残片，右臀往下有裤管残片。估计这位“空中小姐”已不大年轻，大约三十岁左右。令人奇怪的是，她离严重烧毁的机头很近，却只把衣服烧光，皮肤灼伤一点点，而且身下压的枯草仍是黄黄如新。

第9号尸体，躺的方向，不同于头向北的8号尸体，而是头部朝东，向着烧毁的机头。这个人个子高大，体格魁梧。衣服全烧光，只剩腰间皮带。仰面朝天，两臂上伸过头顶，手心朝前，似举手投降状。皮肤烧灼很重，两手掌及手指均烧焦。面部嘴以上焦泡连连，糊成一片，分不清鼻子和眼。头发全烧焦，但未露头骨。胸部左右锁骨上下，各有一大片皮肤绽裂。腹侧及两腿也有串串焦泡。两腿叉开，左腿挺直，右腿弯曲，脚跟蹬地，像是要挣扎着站起来。看来死前似非常痛苦而折腾过。翻过身来，后背尚贴着衣服残片及枯草，臀上剩有裤腰碎布及一段腰带。

无名无姓，按号下葬

这些尸体姿态各异，共同点是基本上都仰面朝天，而且大多数头部向西，只有5号尸体头部朝东略偏北，8号尸体头朝北略偏东，9号尸体头朝东，对着机头。他们的伤痕，看来多是皮肉挫伤，骨骼折断，肢体变形等摔撞伤。从直观中推测，飞机着火爆炸时，有些人当场摔死炸死，有的则只是摔昏而有下意识，至少2号和9号是这样，他们似乎在无情的草地大火中挣扎过，但由于燃烧加窒息，最后仍然逃不脱死神的摆布。他们的衣服，除1号犹存布上衣，4号犹存皮夹克外，其他全部烧光。说明的确良一类化纤衣料极易着火。2号、7号胸前柏油状物质，据后来听行家说，是的确良军装燃烧所致。为什么每具尸体都红胀如蜡人呢？事后我请教过一位外科医生，他说烧死的人往往伴随一氧化碳中毒，尸体皮下泛樱桃红色，如果人死而皮肤未焦，内脏未坏，放置时间稍长，就形成皮下水肿，变得亮晶晶的，像是蜡塑的人，而且看去显得比较年轻。当然，这与气温也有关系，天热很快腐烂，就很少有这种现象了。

我们注意到，每具尸体手腕上都没带手表，询问蒙方陪同人员，据讲在草地上拣到九块手表，个别烧坏，大部完好，有的还很名贵，已单独保管起来。我们还注意到，具具尸体脚板都是光光的，按说有人穿着结带子的皮鞋，可能烧坏，但不容易甩掉。后来一位常乘国际民航的外交部信使告诉我：飞机迫降擦肚皮着陆时，冲撞扭曲很厉害，机上乘客必须事先把身上硬东西，如手表、眼镜、钢笔、手枪等拿掉，以防冲撞时扎入体内，鞋也要脱掉，这不仅怕冲撞时脚被挂住扭伤，而且因为飞机落地，紧急出口放下充气滑梯，人们下滑时一般都要光脚，免得硬鞋底把充气滑梯划破，或者一旦被绊住人要翻筋斗。

在我们察看一具具尸体的时候，蒙古士兵在每具尸体旁放了一口白茬棺木。这些棺木是蒙方连夜赶做的。近11时，开始入殓，双方人员都在场注视，蒙古士兵将每具尸体用白布裹身，按编号顺序装入棺材。9号尸体身躯高大而两手上举，装进棺材不能合盖，蒙古士兵请示是否可以折断。高陶布司长看看许大使，许大使痛苦地点了点头。只听喀吱喀吱的骨折声，入耳森然，之后两个士兵按住棺盖，钉上钉子。尸体装殓完毕，用汽车拉至昨夜挖好的长十多米、宽三米、深一点五米的土圹边，双方人员站立四周，默默看着蒙古士兵移棺下葬。

棺木按编号顺序由北而南一具具放下去，棺与棺间留有大约二十厘米的空隙。每具棺木的头顶竖立高出地面的木牌，上写红色阿拉伯数字编号。按蒙古的习俗，应在每具尸体上覆以长条黑布镶以红边，然后盖上棺盖，由于时间短促，入殓前来不及准备，遂在九具棺木上横铺整幅红布，上面再覆以稍窄的黑布。为此高陶布司长还表示歉意。最后，许大使和高陶布司长、桑加上校分别执锨填土，接着我和小沈、小王也执锨填土。然后，蒙古士兵铲土封埋。因堆坟需要一段较长时间，蒙方邀我们到大轿车上继续昨夜的会谈。

中午12时坟已堆起，略高于地面。许大使询问蒙方，昨夜提出的关于墓碑和放纪念物问题是怎样考虑的？高陶布说墓碑暂不定，纪念物可以从飞机残骸中选一样东西，不写字。小沈出主意，把写有“中国民航”四个大字的两截机翼放在上面，蒙方推说那个东西太大不容易搬动。小王说不如把从机尾上炸掉的那个发动机进气口环搬来。高陶布和桑加互换眼色后表示同意。蒙古士兵用汽车把进气口环和环中间的分流锥都拉来放到坟顶上，一眼望去不锈钢的环和中间尖朝上的分流锥，明晃晃的十分扎眼，这不仅可作为永久的纪念，也是一个显著的航空标志。

最后，许大使和我以及小沈、小王一起向死难者致哀，站成一排毕恭毕敬地三鞠躬。蒙方人员统统避开走远，我急忙拦住蒙通社一位记者，让他用我的相机拍下这一场面。事后看来，蒙方对死难者身份同样缺乏应有的估计，失掉了这一对他们很有宣传价值的镜头。他们明白真相以后，肯定要后悔的。

这些无名无姓的死难者的遗体，后经查证：5号是外逃的副统帅林彪；8号是他的妻子、林办主任叶群；2号是林、叶的儿子“老虎”林立果，空司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3号是他们的死党刘沛丰，空司办公室副处长。其他遗体，1号是林彪的专车司机杨振刚；4号是机组空勤特设机械师邰起良；6号是机组空勤机械师张延奎；7号是机组空勤主管机械师李平；9号是机长、驾驶员潘景寅，时任空军专机师副政委。

最后的告别

将近12时半，安葬处理完毕，许大使和小沈同蒙方主要官员先回温都尔汗。

我和小王又驱车回现场，进行测量和补充拍照。国内发来的指示电报，一再强调要拍照作证，看来国内肯定要进行仔细研究，况且飞机尚不能排除被击落的可能性，我和小王都有这样的意识，在现场务必把第一手资料尽可能收集齐全。可是，除了机翼上那个大洞之外，哪些残骸是有力的证据呢？在缺乏应有的空难知识的情况下，只有不漏掉任何一个较大的残骸碎片，并测量其相互距离，按方位和距离把它们串连在一起，争取绘成一张像样的现场示意图，才能对国内研究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

我们从飞机擦地着陆处开始，沿中轴线南行。蒙方陪同人员没有紧跟我们，而是在机头残骸附近，远远注视我们的行动。由于除了指北针以外，没有任何测量工具，只好在确定南北方位后，以大块飞机残骸做标志，三步相当于两米，一路跨步测量。我在50年代曾学过场地简易测绘，现在派上用场了。小王没有学过这种测量方法，但他领会和掌握很快，因此我们进展顺利，纵和横的结合点，几乎不需要做什么修正。与此同时，我又将昨天已拍照过的大块残骸，重新定点拍照，小王记下所拍物件的名称、距离和方位，以及胶卷的编号。我为自己50年代迷上了摄影技术而感到自慰，今天总算“一显身手”了。也感谢国内发给“莱卡Ⅲ型”（当时联邦德国最新式的）这样高级的照相机，这次充分发挥了作用，共拍摄了七个胶卷。加上小沈拍摄的三个胶卷，共有三百五十多张照片，留下了历史性的见证。

后来听中央专案组的同志说，现场步测示意图和这些照片，对中央同志了解情况，以及空军专家组分析判断飞机坠毁原因，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什么能比自己的工作成果得到承认，得到肯定，得到褒奖，更令人高兴呢？我感到可惜的是，使馆没有配备电影摄影机，否则，拍上一部电影纪录片该多么有价值！

我们步测走到昨天察看的那堆什物旁，小王指着两个黑色人造革手提包说：“咦，怎么昨天没见这两个包？”我问蒙方陪同人员，得到的回答是昨天就放在这里。我俯身察看，一个是扁平的工具包，装的是扳手、钳子、螺丝刀等修理工具；另一个是机关人员用的文件包，拉链没有完全拉开，里面也有一些工具类东西，但其中有一把手枪，还有一支像是昨天见过的微型冲锋枪。这样一来，在现场发现的手枪已有七支，微型冲锋枪两支。因为急于向机头方向步测，对这两个包没有打开细看，只各拍了一张照片。在机头残骸附近，着重察看和补拍了有“民航”字样那截机翼的大洞。并到二百米以外草丛中，拍照了那个一点损伤痕迹也没有的飞机轮胎。

工作完毕已到下午2时，登上汽车，开向现场以西的慢坡，我让司机折往埋葬死难者的墓地。我和小王来到墓前，望着一堆黄沙土的新坟和1至9号的木牌，肃穆地站了一会儿，心中默念：“来跟你们最后告别了。”坟堆得扁平，土不够高，我跟小王说：“最好明年春天，咱们能来培培土。”小王点头并补充了一句：“听说这里野狼很多，可别让它们把坟扒了。”

汽车向南开去，我探头车窗外，往回又看了一眼那明晃晃的发动机进气口和导流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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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周恩來的德國私生子真相

2016-09-05T04:36:00.001+09:00

周恩來的德國私生子真相 (2016-07-23 08:47:25)蔡咏梅

一九七三年十月加拿大總理特魯多（現任加拿大總理小特魯多的父親）訪華，向當事人周恩來問起在西方廣為流傳的周恩來德國私生子故事。現在已經很清楚，這個傳聞是一宗誤傳，但竟然能從周恩來當上總理起一直傳到他故世之後約半個世紀，一直未能澄清，責任竟然就在周恩來自己身上。周恩來是否有個情婦因而誕下私生子，他本人一定很清楚，但他就是不想澄清，希望這個虛假的傳聞會一直傳下去。所以至今還有人以為周恩來真有個私生子。

（香港書展的田園書屋櫃檯，我的書《周恩來秘密情感世界》大幅海報，出自BBC報導）

中共建國後，周恩來成為國家總理級外交部長，開始在國際聞名。這時德國（包括東西德）都傳說周恩來二十年代初留歐洲期間在德國哥廷根聽留過一段時間，有個一位德國女子情婦，還生了個私生子。當時東德一個代表團訪問中國，曾當面詢問過周恩來，但周恩來僅說他沒去過哥廷根，但未做澄清。

一九五四年周恩來參加日內瓦會議後七月二十三日啟程回國，途中順道訪問了東德、蘇聯、波蘭、蒙古等社會主義友好國家。據當時西方的報導說，周恩來訪問東德，將在東柏林接受胡包特大學頒發的榮譽學位，周恩來抵達東柏林時，有位東德男童自稱是他的孫子要與他見面相認，雖然被周恩來拒絕，但周也未做澄清。

當時的報導說這個十一歲的男孩即是周恩來與德國情婦同居所誕下的私生子的兒子，其德國情婦可能是德國共產黨員。

德國明星週刊記者海德曼對這則新聞很感興趣，冒著危險，從西德前往東德深挖這一秘聞，在東德漢德海根見到了周恩來這位德國情人、他的私生子的遺孀和遺孤（即周恩來在東柏林拒絕見麵的那位歐亞混血男童）。據海德曼的查訪，周恩來一九二三年在德國哥廷根寓居在奧本曼旅店一樓一個小房間，與他生下私生子的德國女子果尼昆蒂?史道芬即是這家旅館的女僕，當年十九歲。周恩來呢稱她格德爾，常和她在附近森林漫步。不久史道芬懷孕，為周恩來誕下兒子庫諾，即廣傳的周恩來私生子。生下兒子十二天後，她被旅館老闆解僱，回到鄉下父母家，而周恩來也返回中國，兩人從此音訊斷絕。

海德曼說，周恩來私生子庫諾一九四四年結婚，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東普魯士與蘇軍作戰陣亡，但留下一遺孤，即周恩來的孫子威佛利。海德曼見到他時，他十來歲。周恩來到訪東柏林，就是這位男孩想與周恩來相認。

文化大革命前夕，明星週刊記者再訪東德。這時威佛利已經成年，在一家國營工廠當工人，已結婚，有兩個女兒。威佛利堅持稱他是周恩來的孫子，並以祖父為榮，說“我的祖父舉世聞名”，說工廠同事都知道他有這樣一個東方偉人祖父。

在中國出版的迪克?威爾遜所著的《周恩來傳》指出，對這宗私生子傳聞，當事人周恩來竟然“沒有明確的表態”。一九七三年十月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訪華，也向周恩來問及他在德國有個兒子的傳說。周恩來說：“如果這是真的話，我本人對此一無所知。”

一九八六年《人民日報》記者江建國、孫奎貞到哥廷根調查，哥廷根市檔案館館長屈恩博士明確告訴兩位記者，他們仔細研究過檔案，認為周恩來沒有在哥廷根讀書，在此讀書的是另一位中共要人朱德。

據迪克威爾遜所著的《周恩來》，這件事可能是一單烏龍事件，是庫諾和他的母親史道芬張冠李戴搞錯了。該書說，哥廷根一位認真的檔案保管員從上世紀二十年代初期的歷史檔案中終於發現，原來庫諾登記的父親不是周恩來，而是一位叫朱林金的中國留學生，而且他的生日同周恩來的生日並不一致。

為什麼會擺這個烏龍？很可能是因為朱和周這兩個字的拉丁字母拚音太接近。在中國漢語拚音推出來之前，西方人普遍用英國十九世紀漢學家Thomas Francis Wade創建的中文拉丁拚音係統，即韋氏拚音來拚寫中文名字。周恩來的姓名按韋氏拚音是Chou En-lai, 朱的韋氏拚音是 Chu 。按照現在的漢語拚音，Zhou（周）和Zhu（朱）也同樣接近，姓朱的被誤會為是姓周的了，何況姓周的這一位如此有名。而且東方人的樣子在當時很少接觸東方人的西方人看來恐怕都是一個樣，因此不免張冠李戴。在這位檔案員查出真相前，也有人認為庫諾的生父可能是在哥廷根大學讀過書的朱德。

不過最奇怪的是周恩來的回應。既然德國情婦和私生子的傳聞對他來說，完全是無風起浪，而且有私生子對一個共產黨政治家來說還是一宗天大醜聞，不利他與鄧穎超“革命愛情”的神話，那他為何不直接否認，說他從來沒有和一位德國女子有任何私情，不可能有一個私生子？相反他對加拿大總理特魯多的詢問，含糊其辭，作了一個給人無限猜想空間的回答：“如果這是真的話，我本人對此一無所知。”？這不免使人理解，他就是與某位德國女士有過露水情緣，但只是不知這段情緣為他帶來一個私生子而已。

周恩來故意含糊其辭，實際就是為了讓人誤會他是直男之士，掩飾其同性戀傾向。

ZT 從陶鑄事件看毛澤東的政治斗爭手段

2016-09-03T02:18:00.000+09:00

陶鑄屢獲毛澤東拔擢——毛倒劉部署之一——1964年底已將陶鑄視為心腹——1966年6月毛澤東特調陶鑄進京——陶鑄擁護開展文革但拒絕搞陰謀詭計——9月陶鑄的地位岌岌可危——陶鑄不善審時度勢

本文是作者丁抒向《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提交的論文，刊載于《新史記》33期“文革50年研討會專號”。

毛澤東策劃的文化大革命，原本的目標只在劉少奇和鄧小平，即后來的“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文革前夕把擔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兼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鑄調到北京，是毛澤東為發動文革做的部署之一。陶鑄是毛設定的用以打擊劉鄧的主要幫手。但是陶鑄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倒台，“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竟然變成了“劉鄧陶資產階級司令部”。

而在這幾個月的風云變幻中，我們卻可以清楚地窺見毛澤東獨特的政治斗爭風格、即他的權術和個性對上層政治風云的影響。

陶鑄

陶鑄屢獲毛澤東拔擢

1926年在黃埔軍校參加中共的陶鑄1933年被黨的中央局調往上海工作時被國民政府逮捕，判處無期徒刑。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民政府集體釋放共產黨要犯，中共向國民黨點名要人，陶鑄才從南京陸軍監獄被釋放。因此陶鑄資歷雖老，中共建政初還只是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中南軍區政治部主任，職務并不高。

1950年廣西剿匪時，毛澤東指責廣西軍區“犯了警[驚]人的右傾錯誤，寬大無邊”[[1]]，“廣西剿匪工作為全國各省剿匪工作中成績最差者”[[2]]，特派陶鑄從漢口去廣西“幫助”實則主持剿匪。

陶鑄去廣西前曾在電話中問毛“這次去，是打長工，還是打短工？”毛回答“打短工”[[3]]。陶鑄“通天”，可以不經廣西省委、中南局、中南軍區直接與毛通電，廣西省委書記、廣西軍區司令兼政委張云逸被“靠邊”，不久稱病。毛同意他“去廣州休養”[[4]]后賦閑。

陶鑄糾正張云逸的“右傾”，剿匪中。據當時任廣西宜山地委書記的賀亦然說：陶鑄向毛報告，被捕獲的“這批人約有三分之一屬于可殺可不殺的。毛主席回電批復：‘在廣西應該殺。’”[[5]] (一說陶鑄發電“殲匪四十五萬，其中三分之一可殺可不殺。”毛回復“廣西應該殺。” [[6]]一說“共殺了五萬多人”，“不可能達到十幾萬或幾十萬。”[[7]])陶鑄堅決執行毛的指令，大開殺戒。毛對他的表現大為滿意，1951年1月說“提議陶鑄代理省委書記”[[8]]，陶鑄遂開始成為一省大員。而當時主持一省事務至少是大將級的干部。如主政湖南的就是后來評為大將的黃克誠。張云逸雖被評為大將，甚至享受元帥的工資待遇[[9]]，卻再也沒有獲任實職。

后來評為元帥的葉劍英當時是中共華南分局第一書記。1951年毛澤東指揮全國“土地改革”，各地土改工作隊都對地主亂打亂殺。葉劍英他和第三書記方方(第二書記張云逸掛名)都原籍廣東。他們認為不能因地主富農出租土地、雇用農民工就抄沒其家產或肉體消滅。他們主張和平分田。除欺壓魚肉百姓者按其罪惡相應懲處外，對一般地主只分田、分浮財，不挖底財。對華僑、僑眷或兼營工商業的地主，僅沒收其出租的部分，不收其房屋家具。對開明士紳和知識分子區別對待。毛澤東指責他們搞“和平土改”，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 “廣東土改迷失方向”[[10]]，又指派陶鑄去廣東，重新搞土改。

1951年11月陶鑄到達廣州。他一上任就大力糾正葉劍英、方方的“土改右傾”，在廣東大開殺戒。葉劍英、方方靠邊。后來葉劍英說：“陶鑄，在廣西一腳踢開了張云逸；到廣東，又一腳踢開了我葉劍英。”[[11]]

此后陶鑄長期主政廣東，并于1960年升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

毛倒劉部署之一

在三千多萬農民餓死的三年大饑荒后召開的1962年1月七千人大會上，對毛澤東堅定地表忠心的只有林彪和周恩來兩個人。但任周恩來如何表態都不可能獲毛信賴。依靠掌握軍隊的林彪，把目標對準劉少奇，從那時起毛澤東的計劃就已經大致確定。

作為倒劉的重要部署之一，毛澤東開始有計劃地拉攏陶鑄。

陶鑄與劉少奇曾有積怨。1942年延安整風，毛澤東是“學習委員會”主任，劉少奇是副主任。但做具體事務特別是后期的“審干”是劉少奇。擔任軍委秘書長的陶鑄一度是運動的“靶子”之一。在柯慶施被整時，陶鑄認為“劉少奇比較偏”、“不太公正。”他對劉表示不滿，留下積怨。[[12]]

1953年，毛澤東欲讓劉少奇“挪挪位子”，要原“東北王”高崗出頭游聯絡各方大員。他還打算讓高崗取代周恩來任總理。但高崗在高層的游說失敗，倒劉、周不成，反被毛當替罪羊拋棄，軟禁中以手槍自殺結束生命。而在這“高崗事件”中，與劉關系欠佳的陶鑄站錯了隊。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向劉少奇開了一炮。” [[13]]

陶鑄與劉關系不佳，與林彪的關系卻很好。1949年他隨林彪的第四野戰軍從東北入關南下。1950年林彪任中南軍區兼第四野戰軍司令員，他任政治部主任，頗受林彪賞識。

陶鑄不僅是毛用以倒劉的一個棋子，而且可能是倒周的備用棋子。“倒周”是文革初毛澤東的選項之一。陳毅當時就看出毛的意圖，說：“說什么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和舊政權的矛盾，說到底，‘文革’第一要打倒劉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來。”連周恩來本人對此也有思想準備。他在住家的門廳里準備了一個小包，里面裝著簡單的洗漱用具，準備自己隨時被抓，到時候提上這只小包就可以走。[[14]]

而就陶鑄的能力而言，是可以勝任總理職務的。當初毛要高崗考慮取代周恩來時，高崗回答說“我不行”，“恐怕林彪比我行”。[[15]]毛雖然沒有這樣問過陶鑄，卻也說過陶有“總理之才”。若真委以總理職務，可能沒有人懷疑其能力。

1964年底已將陶鑄視為心腹

1964年終開始，毛澤東已經把陶鑄當作心腹。12月15日開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全國工作會議。毛人在北京卻不參加。會議一結束，毛就讓江青出面請陶鑄夫婦看京劇《紅燈記》。演出前，毛向陶鑄亮出對劉少奇的憤慨，故意問陶：“你們的會開完了嗎？我還沒參加呢就散會啦？有人就是往我的頭上拉屎尿！我雖退到二線，還是可以講話的嘛！”接著又說：“你們開會的人是不是都已經走了？”“告訴他們走了的趕快回來！”于是已經離開的各省的書記被召回北京又重新開了一個會。 [[16]]

會議期間，正值26日毛澤東生日。江青出面辦了三桌宴席，請劉少奇及各大中央局書記等吃飯。陶鑄受到優待，是惟一連夫人也被邀請的。陶鑄夫人曾志是井岡山的老人。她與毛澤東的關系遠早于陶鑄與毛的關系。三十年代初毛當時的夫人賀子珍懷孕生產前毛離家，委托曾志照顧賀。賀、曾兩人同床共被一個多月，賀生產后曾志才離開。那天毛還向與席的錢學森、陳永貴介紹曾志，說“曾志同志，井岡山的。現在井岡山沒有幾個人了。”話外之音似乎是“井岡山的”就是自己人。話也是說給曾志即陶鑄聽的。

這不尋常的酒席上，劉少奇、李富春、胡耀邦等在另兩桌，而陶鑄夫婦二人都被安排與毛同桌，可見毛對陶寄望之深。在餐桌上，毛一邊喝酒，一邊含沙射影，對在他近旁坐在另一桌的李富春說：“你們什么事情都不對我講，你們搞獨立王國。”“有人搞獨立王國，尾巴翹得很高。”曾志回憶，在場的都看出“這決不是批評李富春。”“氣氛頓時就緊張了起來。”“室內一點聲音都沒有，安靜得怕人。只聽主席一個人在那里嬉笑斥責。”連陶鑄在內，他們都不敢往劉少奇身上想，后來才明白，“主席矛頭所指，恰恰就是劉少奇。”[[17]]

這里，毛澤東在中共高層權斗中的布局一目了然：他親自拉攏和劉少奇有過種種私人過節和思想嫌隙的中上層干部，組織向劉少奇發功進攻的預備隊。不按黨內的選舉等規矩出牌，以破格提升的方式來拉攏親信可以達致組織隊伍的目的。但是這種在組織路線上的輕率性、功利性也有顯而易見的負面影響，那就是毛澤東對他要拉攏和利用的中上層干部的思想情況其實并無深入了解。他不可能及時把握每一個干部的思想變遷情況。有時候可以說他完全不知曉。

作為文革部署，毛澤東精心安排、破格提拔了三位大員，其中兩位“出了問題”，成為毛澤東的囚犯。陶鑄是其中的一位。

據陶鑄自述，“高崗事件”后劉少奇找他談話，陶鑄承認“在高崗問題上犯有錯誤，同時也談了對劉的意見。”由于劉對陶寬宏大量，“不計前怨”，且承認自己看人“可能有些偏”，此后陶鑄對劉的看法大為改變。[[18]]

相反，由于1958年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運動導致數千萬農民餓死的大饑荒，陶鑄的思想有很大變化。他說：“長征苦？長征還沒有大躍進苦。我雖然沒有經過長征，但我有資格說這些話，我老婆長征過。”[[19]]他在廣東全省三級干部大會上說：“相當多的同志還懷疑，我們錯誤的形成是路線錯了，大躍進搞錯了，三面紅旗不正確。”“有這種看法也是可以的，民主嘛。”“少奇同志說，搞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犯了嚴重錯誤，這錯誤中央負主要責任。”[[20]]這里的“中央”，雖然也包括劉少奇，但顯然主要是指毛。在1962年3月的一次報告中，他干脆就說:“要跟共產黨走，不是跟哪個人走。”[[21]]1967年被毛打倒軟禁于中南海期間，他仍然坦承地對曾志說：“1959年三年困難時期以后，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方針政策上，我都是贊成劉少奇觀點的。”[[22]]

這么重要的思想變遷，毛澤東大概全然無知。1964年12月的生日宴后不到十天，他就讓陶鑄當上國務院副總理，進入了國家領導層。

作為毛的文革部署之一，他對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也作了重要安排。原因是1964年夏天劉少奇對“四清”提出自己的設想：以縣為單位，派工作團集中優勢力量搞運動。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南局、華東局表示贊同，但華北局的李雪峰有不同意見。毛澤東支持李雪峰，對他說：“你們南北開戰吧！”毛澤東認為，與劉少奇意見相左的李雪峰可以在倒劉大戰中充當另一枚棋子。于是在1965年1月就提拔他擔任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接著在1966年5 月打倒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后把這個重要位置交給了李雪峰。

毛澤東為了增強攻劉預備隊的力量，在提拔陶鑄、李雪峰的同時還把公安部長、公安部隊司令員兼政委謝富治也提到了副總理的位置上。公安部隊是和軍隊同等重要的力量，也毛澤東必須牢牢控制在手的。

1966年8月毛讓林彪元帥成為“二把手”，卻不把拱衛北京的重任交給林彪系的軍人。這是毛澤東的又一個權力制衡的手段。交給林彪部下，毛可能會寢食難安。謝富治原是鄧小平的部屬，歷史經歷從未與林彪交集。

李雪峰在北京市委第一書記的位置上只坐了三個月就被毛澤東趕走。接任的就是謝富治。謝后又兼任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同時還是北京軍區政委、北京衛戍區第一政委，身負拱衛京城、保衛中南海之重任。1966年12月18日，毛設立專案組審查劉少奇、王光美的“歷史問題”。鑒于劉少奇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主席，便規避劉少奇的名字，稱“王光美專案組”，對外叫“中央辦公廳丙組”。組長就是謝富治。謝富治則唯組員江青之命是從，給江青打工。1968年2月22日，謝富治在專案組的一份報告上批示：“大叛徒劉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親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況的報告和請示都要直接先報告江青同志。”[[23]]

若不是謝富治1972年就因癌症過世，或許會在文革后期為毛出大力。

1966年6月毛澤東特調陶鑄進京

但陶鑄只是一枚棋子，毛澤東讓他留在廣東待用，空掛一個“副總理”的牌子。直到1966年5月打倒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毛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布：調陶鑄到北京。6月4日，陶抵京履新，入住為領導文化革命運動而特設的中央文革小組所在地釣魚台國賓館。因為他還是毛澤東委任的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

陶鑄一人兼了原來彭真、陸定一和楊尚昆三個人的職務。他不僅是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宣傳部部長，還兼國務院文教辦公室主任。不僅分管中共中央組織部、宣傳部和國務院教育部、文化部、衛生部、國家體委，還掌管了新華通訊社、人民日報社、國家出版總局、廣播事業局、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等。文化、教育、理論、宣傳部門都在陶鑄管轄之下。

陶鑄對開展文化革命是竭誠擁護的。6月10日在杭州會見越南國家主席胡志明時，毛澤東說：“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幾百人、幾千人，特別是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出版界、文藝界、大學、中學、小學。”[[24]]

按陶鑄的理解，凡是與“文化”有點關聯的就是文化革命的對象。教育界自然首當其沖。6月10日中央書記處決定高等教育部部長蔣南翔“停職反省”。15日，陶鑄代表中央書記處召開高教部、教育部職工大會，宣布“蔣南翔是阻礙文化大革命的”，“以蔣南翔為首的一伙人……反對毛澤東思想，堅決拿資產階級思想來毒害高等學校的青年，把高等學校引向資產階級邪路上去。”“蔣南翔同彭真的關系很密切。彭真是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野心家。”[[25]]“反黨、反社會主義、修正主義統治了我們高教部，也占據了我們的最高學府清華大學。”[[26]]

既是“文化革命”，全國各省市文教界、宣傳部門的主要干部多數都在6月初被“整倒”。陶鑄雖已離開中南局，仍然頻頻對中南局發指示，要中南局將重點放在文、教、宣單位：《羊城晚報》、中國科學院華南分院和珠江電影制片廠。中南局宣傳部部長王匡“重用、包庇”作家秦牧、粵劇紅線女等“資產階級文化界人士”。陶鑄下令“王匡要停職反省。”[[27]]廣東省委召開批判王匡大會，宣布“王匡是廣東省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即便幾個月后陶鑄自己倒了台，王匡也翻不了身，直到文化革命結束以后才復出。

陶鑄擁護開展文革但拒絕搞陰謀詭計

陶鑄本人主觀上是要緊跟毛澤東的。但他不盲目“緊跟”毛。而在毛看來，最初的兩個月里他不僅沒有“緊跟”，而且站錯了隊。

一是“工作組”問題，陶鑄站到了劉少奇那一邊。

6月4日陶鑄到北京時，《人民日報》已經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毛澤東譽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北京大學大字報已經在全國廣播。“斗黑幫”的浪潮蔓延全國各地大中學校。這正是毛澤東想要出現的局面。毛澤東說：“要靠這些娃娃們造反、來革命，否則打不倒這些牛鬼蛇神。”[[28]]而劉少奇和鄧小平認為派工作組領導各大中學校的運動是個好辦法。駐人民日報社和北京大學的工作組就是毛澤東同意派的。

可是對劉少奇的多次電話請示，毛澤東故意不回答。毛的行蹤不定，劉少奇只能讓讓秘書問中央辦公廳“毛主席是不是還在杭州”，得到答復說毛還在杭州后，他和鄧小平于第二天飛到杭州。[[29]]但毛對劉、鄧派工作組的意見就是不表示態度。 “可以不派嘛，亂就亂他一陣子”，“可以派工作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組。”劉少奇表示“希望主席能盡快回京主持工作”，毛則耍太極拳法，說：“暫時我還不準備回去，運動中的問題你們相機處理吧。”[[30]]

劉、鄧空手而回。他們走后，胸有成竹坐觀亂局的毛對其醫生李志綏說：“讓他們去處理運動中的問題，我還在休息。”“我看，這次要死個千把人。現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興天下大亂。”[[31]]

從杭州回京，劉少奇即召開中央常委擴大會議，除不在北京的周恩來以外的中央主要領導人和中央主要部門的領導人均參加。會議中收到陜西省委的關于6月6日西安交大事件的電報。劉少奇念了電報全文后，會議決定派出工作組，并電告毛澤東。[[32]]

毛澤東收到電文回復同意。[[33]]這個“同意”完全不等于“贊成”。事實是，他根本不贊成。然而毛不向他的黨內同僚明言，更不叫停。

他耍的一個政治斗爭手段已經收效。他成功地攪起天下大亂，劉鄧們怎么做都將是一個錯。他遠在長江南邊隔岸觀火，坐等劉鄧在北京“犯錯誤”。他觀察了整整五十天，突然回到北京，將派工作組的舉措定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并下令“統統驅逐之”。

陶鑄是贊成派工作組的，用他自己的話說：“我是積極主張派工作組的，并且負責組織派遣工作組的工作。因為派工作組，是我們黨多年來的成功經驗之一。”[[34]]

這樣，在毛澤東看來，陶鑄一開始就站到了劉少奇那邊。以后陶鑄被打倒，“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是其罪狀之一。

二是陶鑄拒當攻劉的“炮手”。

毛澤東口稱的“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是針對黨內高層同僚的。而他自己，無論耍什么“陰謀詭計”都是“光明正大”的。

例子太多，1953年他暗中唆使煽動高崗出面游說倒劉少奇、周恩來是一例。1972年不準治療周恩來癌症也是一例。當醫生查出周患早期膀胱癌時，若即刻手術，存活多年的機會很大。可是毛下令不僅不準告訴周本人，連其夫人鄧穎超也不準告訴，更不準做手術，甚至不準再檢查。[[35]]毛的三不準就是要讓周早點死。這是十足的陰謀詭計。可是他拿出了一個“光明正大”的理由，說反正癌症治不好，不必治，只能保養。

為了打倒劉少奇，毛同樣大搞陰謀、暗盤操作。8月1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前夕，毛澤東派江青當“傳令兵”，身著軍裝直登陶鑄家門。江青告訴陶鑄，全會期間毛將親的自主持政治局“生活會”，議題是批判劉少奇鄧小平。她向陶鑄“作路線交底”，要陶當馬前卒，在會上“開頭炮”。

若這事發生在別人身上，毛一定指為“非組織活動”。可他卻不認為自己這么做是“陰謀詭計”。

毛毫不懷疑被他破格提拔的陶鑄會遵命行事。可是為人正派的陶鑄偏偏不贊成以“暗盤交代”的方式行黨內斗爭。他以“剛到中央、對情況一點不了解”婉言推脫。過了幾個月他被毛澤東打倒后對夫人曾志這樣解釋他為何拒不從命：“這么搞法子算共產黨還算國民黨？到底是她江青搞陰謀還是我陶鑄搞陰謀，歷史總有一天會作出結論。”[[36]]

江青只不過是毛的傳令兵，陶鑄對此心知肚明。但即使是與夫人的私下交談，他也只敢說江青搞陰謀，不敢點明是毛澤東搞陰謀。

陶鑄拒不領受毛交給的特殊任務。在毛主持的幾次政治局“生活會”上不僅不“打頭陣”，而且“從頭到尾也沒有發言”。在幾次會上他都只喝茶、不發言。9月份曾志從廣州搬到北京與他相聚后，他告訴曾志，另一個不發言的是周恩來。[[37]]

那時，他的女兒、上海第二軍醫大學學生陶斯亮“革命大串聯”到北京。他對女兒解釋了為什么不“向劉、鄧放炮”。他說：“我三次向少奇開炮，少奇從沒計前怨，對我不錯，對中南的工作也很重視和支持。如今他有了難……我陶鑄做人可是有一條原則。不搞落井下石的事。這是人品問題。”“要說派工作組和工作組執行了一條資產階級路線，那么我也有一份。”針對毛澤東寫的〈炮打司令部〉說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他說：“那我仍然有一份。” [[38]]

而與陶鑄同時被提拔為副總理的謝富治卻會受寵若驚，領受“開頭炮”的任務，在政治局“生活會”上做了猛烈的批劉鄧發言。

陶鑄不僅自己不發言，而且在江青稱贊謝富治“批得好”，要求把謝的發言登在全體與會者都能看到的大會簡報上時斷然拒絕。陶鑄當然知道江青的背后是毛，但他有自己的主見。當時批劉鄧尚未公開，大部分與會者不知道會議的靶子是劉鄧。因此決定只登在供幾名中央常委能看的簡報上。為此他與江青之間發生了激烈的沖突。

站在江青背后的毛澤東不可能對此無動于衷。他幾次主持“生活會”，陶鑄竟然一言不發。這時他應當已經后悔用錯了人。但并沒有立即對陶鑄采取措施。

毛澤東有他的政治智慧。誰都知道陶鑄是他毛澤東一手破格拔擢起來的。短短兩個月就讓陶鑄“靠邊站”顯然根據不足，徹底打倒更師出無名。惟一的選擇是繼續使用、觀察。所以，毛對陶鑄不僅沒采取措施，而且在審閱11人的中央常委新名單草案時，用紅筆把陶鑄的名字從后面的位置勾到周恩來、陳伯達之間。這樣陶鑄就成了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下的所謂“第四號人物”。

要再過三個多月毛澤東才決定拿掉陶鑄。一旦做了決定，陶鑄的死期就只是早晚的事。這類似林彪的情況。毛1969年把林彪作為“接班人”寫入黨章，第二年在廬山會議時就想把他搞掉，但那樣對全黨全國畢竟太突兀，不僅無法自圓其說，更可能激起反彈、傷及自身。因此他把陳伯達和林彪切割開，先打倒陳伯達，又花了一年的功夫才設法搞掉林彪，讓林彪死無葬身之地。

9月陶鑄的地位岌岌可危

大家都認為毛澤東親自提拔陶鑄成為“第四號人物”。其實這只是一個官樣的排名。八屆十一中全會后第一次全體領導人出席的場合是年8月18日接見紅衛兵。次日，《人民日報》所載“新華社十八日訊”說：“1500名學生代表登上天安門城樓，同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參加大會。毛主席和林彪、周恩來、江青等同志分批地接見了他們，同他們談了話，并且在一起照了相。”“參加群眾大會的各方面的負責人還有：陶鑄、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云、董必武……”

由此可見，江青不僅已經是“黨和國家領導人”，而且是實質上的“第四號人物”。別人包括陶鑄，都在“還有”之列。

當時給江青做秘書的閻長貴說：“江青不僅被置于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行列，而且排位很靠前、很突出。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按當時新任排名第四的政治局常委、中央宣傳部部長陶鑄的指示做的？還是有其他什么人授意或安排的？均不得而知。”[[39]]其實，這不僅不是陶鑄搞的，而且陶鑄對此極為不滿。他對夫人曾志說：“你看，這幾天的報紙，照片上居然將江青與總理平列了，像什么樣子！”[[40]]

應當說，這是負責人民日報的陳伯達揣摩毛澤東的意圖后做的特別報導。1966年5月組建的中央文革小組，是毛澤東設計的取代中央政治局的工具。毛指定陳伯達當組長。但陳伯達知道毛要把江青放出來做大事，主動向毛表忠心說“讓江青同志當組長，我當她的助手。”但江青在黨內沒有職務，毛要留點余地，堅持要陳干。陳只好提出江青為第一副組長。

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穆欣說：“陳伯達雖然身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但并無實權，凡事都得看江青眼色。”[[41]]另一位組員王力也說，“文革小組不是陳伯達作主。”“陳伯達一開始就是傀儡。他剛當文革小組組長不久，在十一中全會上，他就宣布自己不過是劉盆子(西漢末年農民起義，找了個放牛的作皇帝，此人叫劉盆子)，意思就是傀儡。文革小組的事，主要是江青管。”[[42]]

“名不正則言不順”。讓江青管中央文革需要有個名。剛好8月間陳伯達病了幾天。這本來無需通告全國。可是毛澤東卻借此機會發文件告示全國：“陳伯達同志因病經中央批準休息。在陳伯達同志病假期間或今后離京外出工作期間，他所擔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由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代理。”[[43]]毛澤東就這樣巧妙地把“組長”的名賦予了江青。

江青行使“組長”權力的第一個行動，不是別的，居然是派小組成員關鋒去醫院責令陳伯達出院。這是江青給“劉盆子”的一個下馬威。陳沒有二話，乖乖服從。后來陳在其回憶錄里也說：“除了江青是‘文革’第一首長外，她的女兒是‘文革’秘書，事實上一度是第二首長。”[[44]]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既已名存實亡，中共便是事實上的毛家天下。

毛澤東讓陶鑄給文革小組做“顧問”，本意是要他與江青配合，幫襯江青。但陶鑄偏偏不是陳伯達，不像陳伯達那樣懦弱，甘于傀儡身份。他不僅人有主見，還是個耿直人，甚至耿直到了“天真”、“犯傻”的程度。江青是主席夫人，中央文革小組的實際領導人，可是陶鑄卻對周恩來說，江青在黨政機關沒有正式職務，“建議讓她擔任文化部副部長，以便于有個名義聯系工作。”本來，無論誰聽了這話都會趕緊說“萬萬不可”，就此打住。可是周恩來雖不贊同陶鑄，卻偏偏借此機會從中挑撥，把陶鑄的建議告訴了江青。于是江青跳腳大罵“你們見到鬼了，我怎么能做這種事情！”[[45]]可以想見江青會向毛告狀，而毛當然要懷疑陶鑄是否想破壞他的“戰略部署”了。

陶鑄不僅有主見，而且訴諸行動。他親自寫社論〈抓革命促生產〉發表在9月7日的《人民日報》上，提出“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產，保證文化革命和生產兩不誤”，要求工人農民“把在文化大革命中煥發起來的沖天的革命干勁，用到工農業生產和科學實驗的斗爭中去。”

這不僅引致江青、陳伯達的非難，說他“用生產壓革命”，也直接與要工礦企業和農村開展文化革命的毛澤東的意見相左。毛雖然畫圈批準發表這篇社論[[46]]，實際對陶鑄相當不滿。按王力的說法，毛澤東光畫一個圈只說明他看過，不等于贊成。

9月19日，天津市委第一書記萬曉塘心臟病發作死去。天津為他舉行了五十萬人的追悼大會。陶鑄批準向全國發布消息，肯定萬曉塘的一生。但是毛澤東認為萬曉塘是天津的“頭號走資派”，毛澤東對報刊發表對萬的褒獎大為憤怒，說：“這實際是向黨示威，這是用死人壓活人。”[[47]]

更要害的是，陶鑄以為他既是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就要行使書記處的職權。但是正如那段時間里幾乎天天見毛的王力所說：毛澤東“不要書記處，他所要的只是常委的、實際上是他自己的秘書參謀機構，而不是要一個權力機構。陶鑄不知道這點。”“他要行使書記處的職權”，毛“不滿意”[[48]]王力已經從毛的態度看出，陶鑄的地位岌岌可危。他說：“毛主席同陶鑄的分歧是九月就已開始了。九月毛主席就對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陶鑄同志不滿了。”[[49]]

陶鑄不善審時度勢或不愿出賣良知

10月1日出了個“換頭事件”。毛澤東在天安門檢閱紅衛兵后，按照黨的規定，主要領導人的照片都要見報，若漏了就要采取措施補救。這一次，記者偏偏漏拍了政治局常委鄧小平。若照章辦事，新華社就得對照片作“技術性處理”，使鄧小平“見報”。但是那時鄧小平已經被批，他滿可以找理由不予補救。但陶鑄同意按規章辦。剛好有一張不是政治局常委的陳毅的照片可以使用。攝影記者把陳的頭隱去，換成了鄧小平的頭。但那個“鄧小平”站在江青旁邊，人民日報總編輯唐平鑄發現后認為不妥，報告陶鑄。陶鑄即令取消該照片，沒讓其見報。[[50]]

中共這么做，其實這是有先例的。當時全國流傳的一張毛澤東與林彪在江西紅軍時期的合影，原是毛和其前妻賀子珍的照片，用林彪的頭換成賀子珍的頭后造出來的。[[51]]后來姚文元控制新聞媒介，也照樣干這種事。1973年8月中共十大期間，江青見到記者拍攝的她與許世友將軍在一起的照片，打電話給姚文元說：“我不和許世友在一起，我要和張春橋在一起。”姚文元立即遵命，將許世友的頭換成了張春橋的頭。[[52]]

但陶鑄的“換頭事件”換上的是行將倒台的鄧小平，這就不同了。這成了陶鑄的一大罪名。后來江青在中央首長接見學生工人及軍事院校代表時講話說：陶鑄“耍兩面派，他偽造照片。”“他對[中宣部副部長]熊復下命令，一定要有一張鄧小平的照片，就把陳毅的頭弄掉，換上鄧小平的頭，這是非常惡劣的！這是特務活動！”[[53]]

江青在講話中還說：“他們還搞了一張把毛主席、劉少奇和宋慶齡拼湊在一起的照片。已經發到了全國。(康生同志：已經傳到外國去了！)”實際這張照片是熊復按照周恩來的指示辦的。可見這種拼湊照片的事中共是常干的。盡管陶鑄并未參與此事，而且該照片只是“新聞照片”，并不見報。實際也沒有任何一家報紙采用。[[54]]但熊復是陶鑄的副部長，江青輕而易舉地把“照片事件”安到了陶鑄頭上。

類似的事還有：10月中央工作會議批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會議期間，中共中央組織部三百多人到中南海向毛澤東遞交決心書，給劉少奇貼大字報，被陶鑄制止。毛澤東是知道的。陶鑄還讓中宣部發文件說劉少奇的著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可以繼續發售，售完為止。[[55]]

10月底和11月初，陶鑄兩次到中共中央組織部，看到批劉、鄧的大字報時，反復說“你們把主要目標對準劉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是不對的”；“不能把劉少奇叫做敵人，不能喊打倒。”“我不贊成寫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甚至到了12月份，陶鑄接見中宣部干部時仍然堅持說：“劉、鄧還是中央常委，只能講內部矛盾，不能講他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56]]

他這樣說，可以是因為不善審察時局，也可以是因為不愿出賣良知。不會見風使舵。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毛澤東都不能容忍。陶鑄的倒台已無可逆轉。

李雪峰模式：11月毛要陶鑄離開中央

11月10日，他又為《人民日報》寫了一篇社論〈再論抓革命促生產〉，強調“如果只抓生產不抓革命，或者相反，只抓革命不抓生產，都是違背毛主席的方針的，既不利于文化革命，又不利于工農業生產的發展。”社論還要求學生“不要從外頭去干預工業農業的生產活動和生產部署。”

而毛澤東認為學生運動要與工人、農民相結合才有結果。陶鑄堅持那樣做，當然是錯誤路線。

11月22日，周恩來、李富春向毛匯報陶鑄主持召開的“工(業)交(通)座談會”擬定的工礦企業文化革命的“十五條”意見，毛澤東不滿意，要陳伯達、王力重寫。

毛澤東已經不再需要陶鑄。但陶鑄是他一手越級提拔上來的，不好一下撤他的職，便要他回到中南地區去。讓陶鑄走人，是因為毛要保自己的顏面。他不能由他自己來宣布打倒陶鑄，只能先讓他離職。至于以后由誰來宣布則走著瞧。

毛澤東對他部署文革時越級提拔的另一個干部李雪峰就是這樣處理的。文革一開始，他就把李雪峰放到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軍區第一政委的重要位置上。結果李不了解毛的倒劉意圖，跟著劉少奇派工作組，“鎮壓學生”。康生同陳伯達聯名向毛建議撤李的職。毛卻于8月29日單獨找李談話，僅僅讓他離職。他對李說：“職務先不動，保留。但可以不管北京的事了，請吳德同志管。”[[57]]直到1970年廬山會議后毛著手解決“林彪問題”，才在12月華北會議上“挖”北京軍區的“墻角”，撤了李雪峰的第一政委和鄭維山司令員的職。一個月以后將其打入“陳伯達反黨集團”，押解至安徽關押了8年。毛澤東死的時候，李雪峰還被關在安徽某地，直到1982年才獲平反。

在加州舉行的“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文革50周年國際研討會”上，美國諾曼社區學院丁抒教授發言。

可能毛澤東當時的設想也是對陶鑄的處置采取李雪峰模式。但是政治遲鈍的陶鑄似乎沒有從毛對李雪峰的處置中學到一點東西。他毫不醒悟，絲毫未意識到危險在逼近他。他覺得北京的工作離不開，不遵命。他連林彪說的“不理解也要執行”也不懂。

他的夫人曾志后來才回憶說，“為什么突然命令他離開北京，下到地方上去呢？”這是個“不祥之兆”。[[58]]有人認為陶鑄錯過了急流勇退的機會。要是他立即遵命，卷鋪蓋走人，緩幾年被整肅是可能的。

11月27日，江青把她指使關鋒寫的陶鑄“七條問題”的信交給毛。其中講到“陶鑄到中央工作以來，就積極支持劉鄧路線，并參與了劉鄧路線的制定”；陶鑄“直接同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唱對台戲”。[[59]]

這封信顯然得到了毛的認可。第二天，即11月28日召開的文藝界大會，除了陳伯達、江青、周恩來，連謝鏜忠和吳德出參加了，主管全國宣傳、文化工作的陶鑄卻缺席。江青的講話稿已于24日經毛澤東審閱修改。[[60]]她在大會上說：“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恩來同志、伯達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許多同志，都肯定了我們的成績，給過我們巨大的支持和鼓舞！”周恩來接著說“我在這里要介紹一下在座的陳伯達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是堅決擁護和執行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61]]和江青一樣，他也故意漏掉了陶鑄的名字。

稍微敏感的人都能看出，陶鑄已經被半打倒。據王力說，這時毛澤東已經把陶鑄與其前任彭真一樣看待。[[62]]

毛知道林彪與陶鑄的關系，便偏偏要林彪而不是周恩來主持的12月4日至6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最后一天集中批陶鑄。王力作主要的批評發言，陶鑄檢討他制定“工業六條”、“農村五條”，“是怕影響生產，這是老框框。毛主席思想發展了，主張工人農民要起來，我思想沒趕上。”[[63]]“工業農業文化大革命問題，我要負主要責任。堅持老框框。”“怕亂了生產。寫了〈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64]]

陶鑄還檢查說：“我知道我這個人不行，不能勝任現在的工作。”“大家說我執行了劉鄧路線，我的確是一直尊重劉少奇、鄧小平……同毛主席的思想不適合，趕不上。”他說陳伯達曾對他打過招呼，“我沒當一回事，我是咎由自取。”[[65]] “咎由自取,我對我所做的一切負責。”[[66]]

陶鑄在給中央和毛澤東寫的信里也說自己是“咎由自取”。[[67]]

12月陶鑄成“劉鄧路線代理人”

1964年12月26日毛澤東生日那天陶鑄夫婦與毛同桌喝酒時，陶鑄似乎是一顆新星。1966年12月26日毛澤東生日宴請的人里已經沒有陶鑄。毛對與宴的眾人說：“極少數不肯回頭、堅持錯誤、陽奉陰違、耍兩面派的人，一定要被群眾打倒，這極少數人是‘咎由自取’。”[[68]]

毛澤東和陶鑄兩個人都用了“咎由自取”這句成語，誰在先？王力說是陶鑄在先，“這四個字毛主席用的是陶鑄的。”[[69]]

這一天陶鑄實際已被打倒，只不過“還沒有被公開宣布”。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說：陶鑄“1966年底被打倒”，指的就是這一天。[[70]]

第二天，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說是按毛澤東的指示給被迫辭職的中央文革副組長王任重“提提意見”，實際是一個“批評陶鑄的生活會”。批陶的主要發言者是陳伯達、江青、康生。[[71]]陶鑄在會上被說成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是沒有劉鄧的劉鄧路線代理人。”[[72]]

出爾反爾：毛澤東變調

兩天后，毛澤東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突然變了一個調子，說陶鑄來中央后，工作是積極負責的，做了許多工作。毛澤東“還批評江青太任性，說陶鑄是政治局常委，未經中央正式討論，就說他犯方向路線錯誤，隨便批判，是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會后毛還把陶鑄留下單獨談了約一個來小時。毛甚至對陶鑄說“江青這個人很狹隘，容不得人，對她的言行不必介意。”毛要陶趕快下去視察，還給他一個二十多人的名單，說“這些同志燒還是要燒，但是注意不要燒焦了，你下去要把他們保下來。”“你這次下去，要多聽少說，多走、多看，遇事要謹慎，兩個月時間不夠，３個月也可以。”毛還煞有介事地給陶鑄一個名單，要他到各地加以保護。

陶鑄以為毛放他過關了，一回到家就對夫人曾志說：“我的問題沒有那么嚴重，今天主席保了我！” [[73]]

其實陶鑄是當局者迷，想當然。毛澤東并沒有保他。毛澤東是叫他馬上走人！據王力回憶，當時毛說“陶鑄這人也真怪，他自己說不當中南局第一書記，要王任重當。現在他又找我，說他還要回去當第一書記。” 王力判斷，毛澤東認為陶鑄和王任重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要陶鑄下去，名曰“視察”，實質是要停止陶鑄在中央的工作，不可能讓他重新擔任中南局第一書記。[[74]]

毛澤東的變調只是他的一個手段，目的就是要陶鑄離開中央的位置，又不失自己的顏面。李雪峰模式對他已經不適用。李雪峰的北京軍區第一政委的職務一直還保留著，盡管只是個虛銜。而陶鑄，已經不可能再給他保留中央常委的位置了。

且不談以后如何處置陶鑄，撤職本身也是打倒的一種方式。

陶鑄被宣判

中央文革副組長王任重因病于10月份去了廣州。以湖北學生為主的造反派成立了一個“赴廣州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12月30日陶鑄曾經接見過該團成員，表示不贊成揪王任重。但1967年1月4日江青行使其實際的“組長”權力，組織再次接見該團的會議，“通知中央文革的人參加。”名義上的組長陳伯達也在被通知之列。在人民大會堂，他與周恩來、江青、康生、王力一起接見湖北的造反派，將陶鑄的問題公布于眾。[[75]]陳伯達說：“陶鑄同志到中央來，并沒有執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實際上是劉、鄧路線的忠實執行者。”[[76]]

差不多與此同時，陶鑄就人民大會堂隔壁的房間接見安徽群眾組織的代表，但他對另一個接見會的情況一無所知。傍晚，中南局書記李一清趕到陶鑄家報信。陶鑄夫人曾志見到“打倒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的傳單，走到陳毅家。陳毅安慰他：“大姐，你放心，他們這樣搞老陶也打不倒。前幾天主席還保了他，除非主席又改變了主意。”

5日凌晨兩點，周恩來召陶去他住所，謊稱他也剛剛聽說陳伯達、江青的講話。他編了連小孩也能識穿的假話，說接見“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時他離開會場去給廣東省長陳郁打電話，打完電話回到會場時，“陳伯達、江青、康生他們話已講過了，我沒有聽到。”但他接著告訴陶鑄：“這幾天你就不要出去了，在家休息。”[[77]]

這最后一句說明周恩來是在代表中央同陶鑄談話。陶鑄是黨內僅次于周恩來的干部，若無中央的決定，周恩來絕無膽量擅自讓他“休息”。12月份他就知道陶鑄被“靠邊”，公布于眾是早晚的事。他即便沒得到毛的直接指示，也能根據江青、陳伯達的講話揣摩到毛的意圖而做判斷，要陶鑄“休息”。

陶鑄得到的當然不是“休息”，而是軟禁，即“喪失自由”。[[78]]在周恩來處談話后幾個小時，他就接到中央文革小組的電話，“勒令”他停職反省。他不加爭辯就放下了話機。當天傍晚，他召集身邊工作人員，說了一番“相信黨中央、毛主席”之類的話，并掉了眼淚。6日，陶鑄的警衛戰士被撤換。[[79]]

陳毅對曾志說陶鑄倒不了，“除非主席又改變了主意”。其實從12月29日毛澤東“保”陶鑄到1月4日這幾天，毛澤東并沒有改變主意。據王力分析，“陶鑄實際上被打倒，不是1月4日，而是1966年12月中央開了政治局生活會，他已經不能工作了。打倒陶鑄是不是違背毛主席意圖呢？不違背，也是他的意見。”“陶鑄不能工作不是1月4日開始的，早就不能工作了。”[[80]]王力還說：“陶鑄剛被打倒時，主席也說了陶鑄很多壞話，打倒陶鑄他是贊成的。”[[81]]

康生也說：“陳伯達同志元月四日有關陶鑄問題的講話是我們討論過的。”[[82]]可見打倒陶鑄的最終決策、指揮者只能是毛澤東。

本來毛澤東是打算通過讓陶鑄走人的辦法保住自己的顏面。現在他改了一個法子。林彪說毛澤東“功為己，過為人。”這一次，毛澤東的“過為人”用到了鄧小平頭上。1月8日他召集中央文革成員開會，說：“陶鑄問題很嚴重。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這個人很不老實，鄧小平說‘陶鑄還可以’。”接著，他歷數陶鑄的罪狀：“十一中全會以前陶鑄堅決執行了劉鄧路線，十一中全會以后也執行了劉鄧路線。在紅衛兵接見時候報紙上和電視里劉鄧的鏡頭和照片，都是陶鑄安排的。”“國慶節十一個常委都要有照片，是陶鑄搞的。”“希望你們能開會把陶鑄揪出來才好呢。”[[83]]“陶鑄的這個問題，我沒有解決了，你們也沒有解決得了，紅衛兵一起來就解決了。”[[84]]

中共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實際上已名存實亡。毛澤東不需要再裝一點點“黨內民主”的門面。在除了他本人外只有陳伯達一名常委出席的會上，他徑自宣布他一個人的決定：“中央各部要改成組。首先從中宣部開始，改為宣傳組。中宣部長陶鑄已經打倒了，現在改成中央宣傳組，由王力、唐平鑄、胡癡三人組成。以王力為組長，代替陶鑄的工作。”[[85]]

不過，僅僅過了五天，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肖力(即李訥)在解放軍報奪權，本意是“小李”的肖力成了“敬愛的肖力同志”。代總編輯胡癡倒台，被中央專案審查小組關押了8年半。沒過多久王力、唐平鑄也先后入獄。毛澤東指定的接陶鑄班的三個人都是毛澤東的囚犯。

一個紅衛兵組織把上述毛的講話印成傳單廣為散發。陶鑄夫人曾志看到傳單，不相信十天前還那么親切地同陶鑄談話的毛主席會翻臉不認人，便給毛寫了封信，將那份傳單也附上，問毛傳單上的“這個人很不老實”是否系“不老成”之誤。她希望毛主席會出面辟謠……可是毛只在“不老實”三個字下面用鉛筆劃了一條杠，打了一個“？”退了回去。[[86]]

陳毅副總理終于明白，毛澤東的確“又改變了主意”。他不敢抗議，只能在自己家里發火。他對兒子說：“你看到滿街打倒陶鑄的大字報了？陶鑄是新選出來的中央常委，黨的第四號人物，昨天還在一起開會，今天就被打倒了。我是政治局委員，卻一無所知。這是建黨以來從來沒有過的事。”[[87]]

1月10日，周恩來、陳伯達、江青、康生接見接見學生工人及軍事院校代表時，陳伯達說：“陶鑄是在劉鄧路線推行時堅決執行劉鄧路線的”，“十一中全會以后……還繼續執行劉鄧路線，并且繼續推廣了。”“他后來寫了一封信，叫‘咎由自取’，給黨中央和毛主席寫這樣的信并不合適。什么‘咎由自取’？！事實上是‘咎由自取’！他自己要這樣嘛！”[[88]]

陶鑄倒台，每日在警衛的押送下去中南海西門看“打倒劉鄧陶”的大字報。家中電線由220伏電壓改成了36伏以防他自殺。睡覺時床頭燈光直射他的眼睛，警衛戰士站在床邊監視。[[89]]

以“叛變投敵”為由給政敵治罪是毛澤東的最后手段

9月，《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審定的姚文元的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將陶定為“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1968年10月毛澤東以“歷史問題”為由把劉少奇打成“叛徒、內奸、工賊”的同時，又說“王任重是內奸、國民黨。陶鑄也是歷史上有問題。”[[90]]

1969年4月初，毛澤東召開為文革慶功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再次抹黑劉少奇等人：“進城后又勝利地把許多人團結起來了，包括劉少奇、鄧小平。劉少奇后來查明是叛徒、內奸、工賊。鄧小平沒有歷史問題。薄一波、安子文與國民黨有聯系。”[[91]]周恩來在閉幕那天的全體會議上發言，也以摧毀了“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來證明文革“是完全必要的”。陳伯達總結文革成果時說的是“摧毀了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首的修正主義集團，摧毀了劉少奇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

誰都沒有提到“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這不是疏忽，而是因為“走資本主義道路”不夠定罪。除了“歷史問題”、“叛變投敵”的罪名外，毛澤東已拿不出東西向全國交待。

7個月后的11月12日、30日，相隔僅18天，監禁中的劉少奇和陶鑄先后死亡。對打倒劉少奇、陶鑄，并將其殘酷整死，毛至死未改其衷。

以“叛變投敵”為由給政敵治罪是毛澤東的最后手段，也是最卑鄙的手段。

給劉少奇和陶鑄安上“歷史問題”的罪名，只說明毛澤東想讓他們永遠翻不了案。1972年毛在批復鄧小平保證“永不翻案”的信、同意讓他復出時，為防備日后有人為劉翻案，特別說明鄧與劉不同，雖然“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他沒有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92]]好像劉少奇的“投降過敵人”是板上釘釘的事實，無需再議。

可是這種捏造的案子恰恰是最不可靠、最容易被推翻的。

毛澤東一死，他精心策劃的案子就垮了。1980年中共中央決定為劉少奇平反時，除開極少數幾個文革得益者，全國上下沒有什么人反對。

由此可見，對劉少奇案，陶鑄案，薄一波、安子文案，真正認同毛澤東的栽贓，認同其卑鄙手段的人，少之又少。

[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62頁。

[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659頁。

[3] 姬文波〈毛澤東與廣西剿匪〉,載《軍事歷史研究》2014年第4期。

[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91頁。

[5] 賀亦然、關相生〈陶鑄在廣西〉,載《高山青松》(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

[6] 《開放》月刊(香港︰沖天有限公司)2006年10月號54頁。

[7] 但《軍事歷史研究》2014年第4期中姬文波〈毛澤東與廣西剿匪〉稱：“所謂民匪不分大開殺戒××萬的說法”是夸大,“無論如何不可能達到十幾萬或幾十萬。”

[8]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91頁。

[9] 張光東口述,周海濱撰〈兒子眼中的張云逸:唯一拿元帥工資的大將〉。

[10] 《炎黃春秋》(北京︰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1995年第6期35頁。

[11] 楊立《帶刺的紅玫瑰——古大存沉冤錄》(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1997)123頁, 見司馬清揚、歐陽龍門〈文革初期人事布局中的陶鑄〉。

[12]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52頁。

[13]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308-309頁。

[14] 見司馬清揚、歐陽龍門《新發現的周恩來》(紐約：明鏡出版社,2009)316頁。原載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255、281頁。

[15] 參見戴茂林、趙曉光《高崗傳》(陜西人民出版社,2011)。

[16]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32頁。

[17]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33頁。

[18]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廣州：廣州人民出版社,1999)第452頁。

[19] 1962年陶鑄在廣東全省廳局長會議上的講話,《打倒陶鑄∶陶鑄的罪惡歷史》(北京∶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1967) 8頁。

[20] 1961年6月24日陶鑄在廣西三干會上的報告,《徹底揭露陶鑄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罪行》(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1967)24-25頁。

[21] 1962年3月5日陶鑄在全國話劇歌劇創作會議上的報告。

[22]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52頁。

[23] 馬儒〈謝富治的榮辱人生〉, 2011年11月17日。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4] 1966.6.10毛澤東在杭州同胡志明的談話,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25] 1966年10月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紅衛兵總部編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中央及有關負責同志講話(選編 )》(第一集)。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26] 北京電力學院“人民戰爭戰斗組”編印的《首長講話》第一集2頁。

[27] 陶鑄66年6至9月給中南局的關于文化大革命的電話指示,《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28]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454頁。

[29] 劉振德《我為少奇當秘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241頁。

[30] 權延赤《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78頁。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35頁說劉、鄧等6月4日去的杭州。

[31]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442、448頁。

[32] 劉振德《我為少奇當秘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242頁。

[33] 權延赤《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82頁。

[34]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49頁。

[35]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紐約：明鏡出版社,2003)378-379頁。

[36] 權延赤《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91-109頁。

[37]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51頁。

[38] 權延赤《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113頁。

[39] 閻長貴〈江青“第一夫人”的地位比中央政治局委員重要〉,2012-8-30人民網文史。

[40]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55頁。

[41] 穆欣〈劍拔弩張：中央文革小組實錄〉,原載《縱橫》2006年第1期,見2007.11.21華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館通訊(446)。

[42]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687、34頁。

[43] 1966.8.30中共中央關于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的通知,中發[66]439號。

[44] 《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82、109頁。

[45]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54頁。

[46]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457頁。

[47] 《黨內兩條路線斗爭大事記(1921-1967)》(首都《史學革命》編輯部,1968)235頁。

[48]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447頁。

[49]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454頁。

[50] 申曉云〈文革“四把手”陶鑄的“驟起”與“驟落”〉,《當代中國研究》23卷地期,2016

[51] 美洲《民主中國》1993年7月號101頁。

[52] 葉永烈《姚氏父子》330頁。

[53] 1967.01.10中央首長接見學生工人及軍事院校代表時的講話,見《文化大革命文庫》。

[54] 申曉云〈文革“四把手”陶鑄的“驟起”與“驟落”〉,《當代中國研究》23卷地期,2016

[55] 羅世榮、劉永《紅衛兵祭》,長春《新苑》雙月刊總第56期 98頁。

[56] 1967年4月中國科學院毛澤東思想哲學社會科學部紅衛兵聯隊哲學研究所《紅宇宙》戰斗隊〈陶鑄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57] 〈胡耀邦阻礙李雪峰文革后平反內幕〉,2014.9.3《明報》, 見(www.powerapple.com)

[58]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40頁。

[59] 馬齊彬、陳文斌等編寫《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282-283頁。

[60]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163-165頁。

[61] 國務院辦公廳秘書局印發,教育部八?一八紅衛兵總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中央及有關負責同志講話(選編)》(第四集),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62]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512頁。

[63]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468頁。

[64]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139-140頁。

[65]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474頁。

[66]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59頁。

[67] 1967.01.10中央首長接見學生工人及軍事院校代表時的講話,《大字報匯編》(北京汽車分公司大字報室、首都紅旗聯合總部宣傳部,1967.2)。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68]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499頁。

[69]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499頁。

[70] 閻長貴〈《毛澤東年譜(1949-1976)》文革部分的若干問題〉,2014.2.28《記憶》第109期。《毛澤東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71]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471頁。王力說：“歷史學家不知道這個會。”“沒有記錄,所以歷史學家找不到這個材料。”王力只說是下旬,依據陶鑄夫人曾志回憶錄的逐日記載,應12月27日。

[72] 《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實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第442－444頁。

[73] 《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 442-443頁

[74]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474、539頁。

[75]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475頁。

[76] 1967年1月4日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接見“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時的講話,1967年2月北京汽車分公司大字報室等編印的《大字報匯編》47頁。

[77] 《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48頁

[78] 曾志459頁：1月4日以后“喪失自由”。

[79] 喜民著《魂系中南海》179-181頁。

[80]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576頁。

[81]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771頁。

[82] 1967.01.10中央首長接見學生工人及軍事院校代表時的講話,見《文化大革命文庫》。

[83]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475-476、508頁。1968年北京大學等單位以“首都《史學革命》編輯部”名義出版的《黨內兩條路線斗爭大事記(1921-1967)》243頁的記載稍不同：“陶鑄問題很嚴重。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我起初就說陶鑄這個人不老實,鄧小平說‘陶鑄還可以’。”

[84] 葉永烈《陳伯達傳(下冊)》(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9)134頁。

[85]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577頁。

[86] 《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 449頁

[87] 1986年8月30日《人民日報》陳曉魯的文章。

[88] 1967.01.10中央首長接見學生工人及軍事院校代表時的講話,《大字報匯編》(北京汽車分公司大字報室、首都紅旗聯合總部宣傳部,1967)：哈爾濱工農兵大學紅色造反團駐京聯絡站、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編,中國科學院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材料(一九六七年一月份)》(第一集)。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89] 《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59頁。《文匯》月刊1986年第9期,曾志《陶鑄在最后的歲月里》。

[90] 1968.10.13毛澤東在中共8屆擴大的12中全會上的講話,《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91] 1969年4月11日毛澤東在中共九大上的講話,見宋永毅《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92] 《鄧小平同志言論摘錄（初編）》（清華大學,1976.2.5）55-57頁；《人物》雜志1994年第1期13頁。

丁抒，美國諾曼社區學院教授。（《新史記》33期）

ZT 從陶鑄事件看毛澤東的政治斗爭手段丁抒，美國諾曼社區學院教授

2016-09-03T02:13:00.002+09:00

陶鑄屢獲毛澤東拔擢——毛倒劉部署之一——1964年底已將陶鑄視為心腹——1966年6月毛澤東特調陶鑄進京——陶鑄擁護開展文革但拒絕搞陰謀詭計——9月陶鑄的地位岌岌可危——陶鑄不善審時度勢

本文是作者丁抒向《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提交的論文，刊載于《新史記》33期“文革50年研討會專號”。

毛澤東策劃的文化大革命，原本的目標只在劉少奇和鄧小平，即后來的“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文革前夕把擔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兼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鑄調到北京，是毛澤東為發動文革做的部署之一。陶鑄是毛設定的用以打擊劉鄧的主要幫手。但是陶鑄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倒台，“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竟然變成了“劉鄧陶資產階級司令部”。

而在這幾個月的風云變幻中，我們卻可以清楚地窺見毛澤東獨特的政治斗爭風格、即他的權術和個性對上層政治風云的影響。

陶鑄

陶鑄屢獲毛澤東拔擢

1926年在黃埔軍校參加中共的陶鑄1933年被黨的中央局調往上海工作時被國民政府逮捕，判處無期徒刑。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民政府集體釋放共產黨要犯，中共向國民黨點名要人，陶鑄才從南京陸軍監獄被釋放。因此陶鑄資歷雖老，中共建政初還只是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中南軍區政治部主任，職務并不高。

1950年廣西剿匪時，毛澤東指責廣西軍區“犯了警[驚]人的右傾錯誤，寬大無邊”[[1]]，“廣西剿匪工作為全國各省剿匪工作中成績最差者”[[2]]，特派陶鑄從漢口去廣西“幫助”實則主持剿匪。

陶鑄去廣西前曾在電話中問毛“這次去，是打長工，還是打短工？”毛回答“打短工”[[3]]。陶鑄“通天”，可以不經廣西省委、中南局、中南軍區直接與毛通電，廣西省委書記、廣西軍區司令兼政委張云逸被“靠邊”，不久稱病。毛同意他“去廣州休養”[[4]]后賦閑。

陶鑄糾正張云逸的“右傾”，剿匪中。據當時任廣西宜山地委書記的賀亦然說：陶鑄向毛報告，被捕獲的“這批人約有三分之一屬于可殺可不殺的。毛主席回電批復：‘在廣西應該殺。’”[[5]] (一說陶鑄發電“殲匪四十五萬，其中三分之一可殺可不殺。”毛回復“廣西應該殺。” [[6]]一說“共殺了五萬多人”，“不可能達到十幾萬或幾十萬。”[[7]])陶鑄堅決執行毛的指令，大開殺戒。毛對他的表現大為滿意，1951年1月說“提議陶鑄代理省委書記”[[8]]，陶鑄遂開始成為一省大員。而當時主持一省事務至少是大將級的干部。如主政湖南的就是后來評為大將的黃克誠。張云逸雖被評為大將，甚至享受元帥的工資待遇[[9]]，卻再也沒有獲任實職。

后來評為元帥的葉劍英當時是中共華南分局第一書記。1951年毛澤東指揮全國“土地改革”，各地土改工作隊都對地主亂打亂殺。葉劍英他和第三書記方方(第二書記張云逸掛名)都原籍廣東。他們認為不能因地主富農出租土地、雇用農民工就抄沒其家產或肉體消滅。他們主張和平分田。除欺壓魚肉百姓者按其罪惡相應懲處外，對一般地主只分田、分浮財，不挖底財。對華僑、僑眷或兼營工商業的地主，僅沒收其出租的部分，不收其房屋家具。對開明士紳和知識分子區別對待。毛澤東指責他們搞“和平土改”，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 “廣東土改迷失方向”[[10]]，又指派陶鑄去廣東，重新搞土改。

1951年11月陶鑄到達廣州。他一上任就大力糾正葉劍英、方方的“土改右傾”，在廣東大開殺戒。葉劍英、方方靠邊。后來葉劍英說：“陶鑄，在廣西一腳踢開了張云逸；到廣東，又一腳踢開了我葉劍英。”[[11]]

此后陶鑄長期主政廣東，并于1960年升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

毛倒劉部署之一

在三千多萬農民餓死的三年大饑荒后召開的1962年1月七千人大會上，對毛澤東堅定地表忠心的只有林彪和周恩來兩個人。但任周恩來如何表態都不可能獲毛信賴。依靠掌握軍隊的林彪，把目標對準劉少奇，從那時起毛澤東的計劃就已經大致確定。

作為倒劉的重要部署之一，毛澤東開始有計劃地拉攏陶鑄。

陶鑄與劉少奇曾有積怨。1942年延安整風，毛澤東是“學習委員會”主任，劉少奇是副主任。但做具體事務特別是后期的“審干”是劉少奇。擔任軍委秘書長的陶鑄一度是運動的“靶子”之一。在柯慶施被整時，陶鑄認為“劉少奇比較偏”、“不太公正。”他對劉表示不滿，留下積怨。[[12]]

1953年，毛澤東欲讓劉少奇“挪挪位子”，要原“東北王”高崗出頭游聯絡各方大員。他還打算讓高崗取代周恩來任總理。但高崗在高層的游說失敗，倒劉、周不成，反被毛當替罪羊拋棄，軟禁中以手槍自殺結束生命。而在這“高崗事件”中，與劉關系欠佳的陶鑄站錯了隊。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向劉少奇開了一炮。” [[13]]

陶鑄與劉關系不佳，與林彪的關系卻很好。1949年他隨林彪的第四野戰軍從東北入關南下。1950年林彪任中南軍區兼第四野戰軍司令員，他任政治部主任，頗受林彪賞識。

陶鑄不僅是毛用以倒劉的一個棋子，而且可能是倒周的備用棋子。“倒周”是文革初毛澤東的選項之一。陳毅當時就看出毛的意圖，說：“說什么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和舊政權的矛盾，說到底，‘文革’第一要打倒劉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來。”連周恩來本人對此也有思想準備。他在住家的門廳里準備了一個小包，里面裝著簡單的洗漱用具，準備自己隨時被抓，到時候提上這只小包就可以走。[[14]]

而就陶鑄的能力而言，是可以勝任總理職務的。當初毛要高崗考慮取代周恩來時，高崗回答說“我不行”，“恐怕林彪比我行”。[[15]]毛雖然沒有這樣問過陶鑄，卻也說過陶有“總理之才”。若真委以總理職務，可能沒有人懷疑其能力。

1964年底已將陶鑄視為心腹

1964年終開始，毛澤東已經把陶鑄當作心腹。12月15日開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全國工作會議。毛人在北京卻不參加。會議一結束，毛就讓江青出面請陶鑄夫婦看京劇《紅燈記》。演出前，毛向陶鑄亮出對劉少奇的憤慨，故意問陶：“你們的會開完了嗎？我還沒參加呢就散會啦？有人就是往我的頭上拉屎尿！我雖退到二線，還是可以講話的嘛！”接著又說：“你們開會的人是不是都已經走了？”“告訴他們走了的趕快回來！”于是已經離開的各省的書記被召回北京又重新開了一個會。 [[16]]

會議期間，正值26日毛澤東生日。江青出面辦了三桌宴席，請劉少奇及各大中央局書記等吃飯。陶鑄受到優待，是惟一連夫人也被邀請的。陶鑄夫人曾志是井岡山的老人。她與毛澤東的關系遠早于陶鑄與毛的關系。三十年代初毛當時的夫人賀子珍懷孕生產前毛離家，委托曾志照顧賀。賀、曾兩人同床共被一個多月，賀生產后曾志才離開。那天毛還向與席的錢學森、陳永貴介紹曾志，說“曾志同志，井岡山的。現在井岡山沒有幾個人了。”話外之音似乎是“井岡山的”就是自己人。話也是說給曾志即陶鑄聽的。

這不尋常的酒席上，劉少奇、李富春、胡耀邦等在另兩桌，而陶鑄夫婦二人都被安排與毛同桌，可見毛對陶寄望之深。在餐桌上，毛一邊喝酒，一邊含沙射影，對在他近旁坐在另一桌的李富春說：“你們什么事情都不對我講，你們搞獨立王國。”“有人搞獨立王國，尾巴翹得很高。”曾志回憶，在場的都看出“這決不是批評李富春。”“氣氛頓時就緊張了起來。”“室內一點聲音都沒有，安靜得怕人。只聽主席一個人在那里嬉笑斥責。”連陶鑄在內，他們都不敢往劉少奇身上想，后來才明白，“主席矛頭所指，恰恰就是劉少奇。”[[17]]

這里，毛澤東在中共高層權斗中的布局一目了然：他親自拉攏和劉少奇有過種種私人過節和思想嫌隙的中上層干部，組織向劉少奇發功進攻的預備隊。不按黨內的選舉等規矩出牌，以破格提升的方式來拉攏親信可以達致組織隊伍的目的。但是這種在組織路線上的輕率性、功利性也有顯而易見的負面影響，那就是毛澤東對他要拉攏和利用的中上層干部的思想情況其實并無深入了解。他不可能及時把握每一個干部的思想變遷情況。有時候可以說他完全不知曉。

作為文革部署，毛澤東精心安排、破格提拔了三位大員，其中兩位“出了問題”，成為毛澤東的囚犯。陶鑄是其中的一位。

據陶鑄自述，“高崗事件”后劉少奇找他談話，陶鑄承認“在高崗問題上犯有錯誤，同時也談了對劉的意見。”由于劉對陶寬宏大量，“不計前怨”，且承認自己看人“可能有些偏”，此后陶鑄對劉的看法大為改變。[[18]]

相反，由于1958年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運動導致數千萬農民餓死的大饑荒，陶鑄的思想有很大變化。他說：“長征苦？長征還沒有大躍進苦。我雖然沒有經過長征，但我有資格說這些話，我老婆長征過。”[[19]]他在廣東全省三級干部大會上說：“相當多的同志還懷疑，我們錯誤的形成是路線錯了，大躍進搞錯了，三面紅旗不正確。”“有這種看法也是可以的，民主嘛。”“少奇同志說，搞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犯了嚴重錯誤，這錯誤中央負主要責任。”[[20]]這里的“中央”，雖然也包括劉少奇，但顯然主要是指毛。在1962年3月的一次報告中，他干脆就說:“要跟共產黨走，不是跟哪個人走。”[[21]]1967年被毛打倒軟禁于中南海期間，他仍然坦承地對曾志說：“1959年三年困難時期以后，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方針政策上，我都是贊成劉少奇觀點的。”[[22]]

這么重要的思想變遷，毛澤東大概全然無知。1964年12月的生日宴后不到十天，他就讓陶鑄當上國務院副總理，進入了國家領導層。

作為毛的文革部署之一，他對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也作了重要安排。原因是1964年夏天劉少奇對“四清”提出自己的設想：以縣為單位，派工作團集中優勢力量搞運動。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南局、華東局表示贊同，但華北局的李雪峰有不同意見。毛澤東支持李雪峰，對他說：“你們南北開戰吧！”毛澤東認為，與劉少奇意見相左的李雪峰可以在倒劉大戰中充當另一枚棋子。于是在1965年1月就提拔他擔任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接著在1966年5 月打倒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后把這個重要位置交給了李雪峰。

毛澤東為了增強攻劉預備隊的力量，在提拔陶鑄、李雪峰的同時還把公安部長、公安部隊司令員兼政委謝富治也提到了副總理的位置上。公安部隊是和軍隊同等重要的力量，也毛澤東必須牢牢控制在手的。

1966年8月毛讓林彪元帥成為“二把手”，卻不把拱衛北京的重任交給林彪系的軍人。這是毛澤東的又一個權力制衡的手段。交給林彪部下，毛可能會寢食難安。謝富治原是鄧小平的部屬，歷史經歷從未與林彪交集。

李雪峰在北京市委第一書記的位置上只坐了三個月就被毛澤東趕走。接任的就是謝富治。謝后又兼任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同時還是北京軍區政委、北京衛戍區第一政委，身負拱衛京城、保衛中南海之重任。1966年12月18日，毛設立專案組審查劉少奇、王光美的“歷史問題”。鑒于劉少奇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主席，便規避劉少奇的名字，稱“王光美專案組”，對外叫“中央辦公廳丙組”。組長就是謝富治。謝富治則唯組員江青之命是從，給江青打工。1968年2月22日，謝富治在專案組的一份報告上批示：“大叛徒劉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親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況的報告和請示都要直接先報告江青同志。”[[23]]

若不是謝富治1972年就因癌症過世，或許會在文革后期為毛出大力。

1966年6月毛澤東特調陶鑄進京

但陶鑄只是一枚棋子，毛澤東讓他留在廣東待用，空掛一個“副總理”的牌子。直到1966年5月打倒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毛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布：調陶鑄到北京。6月4日，陶抵京履新，入住為領導文化革命運動而特設的中央文革小組所在地釣魚台國賓館。因為他還是毛澤東委任的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

陶鑄一人兼了原來彭真、陸定一和楊尚昆三個人的職務。他不僅是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宣傳部部長，還兼國務院文教辦公室主任。不僅分管中共中央組織部、宣傳部和國務院教育部、文化部、衛生部、國家體委，還掌管了新華通訊社、人民日報社、國家出版總局、廣播事業局、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等。文化、教育、理論、宣傳部門都在陶鑄管轄之下。

陶鑄對開展文化革命是竭誠擁護的。6月10日在杭州會見越南國家主席胡志明時，毛澤東說：“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幾百人、幾千人，特別是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出版界、文藝界、大學、中學、小學。”[[24]]

按陶鑄的理解，凡是與“文化”有點關聯的就是文化革命的對象。教育界自然首當其沖。6月10日中央書記處決定高等教育部部長蔣南翔“停職反省”。15日，陶鑄代表中央書記處召開高教部、教育部職工大會，宣布“蔣南翔是阻礙文化大革命的”，“以蔣南翔為首的一伙人……反對毛澤東思想，堅決拿資產階級思想來毒害高等學校的青年，把高等學校引向資產階級邪路上去。”“蔣南翔同彭真的關系很密切。彭真是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野心家。”[[25]]“反黨、反社會主義、修正主義統治了我們高教部，也占據了我們的最高學府清華大學。”[[26]]

既是“文化革命”，全國各省市文教界、宣傳部門的主要干部多數都在6月初被“整倒”。陶鑄雖已離開中南局，仍然頻頻對中南局發指示，要中南局將重點放在文、教、宣單位：《羊城晚報》、中國科學院華南分院和珠江電影制片廠。中南局宣傳部部長王匡“重用、包庇”作家秦牧、粵劇紅線女等“資產階級文化界人士”。陶鑄下令“王匡要停職反省。”[[27]]廣東省委召開批判王匡大會，宣布“王匡是廣東省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即便幾個月后陶鑄自己倒了台，王匡也翻不了身，直到文化革命結束以后才復出。

陶鑄擁護開展文革但拒絕搞陰謀詭計

陶鑄本人主觀上是要緊跟毛澤東的。但他不盲目“緊跟”毛。而在毛看來，最初的兩個月里他不僅沒有“緊跟”，而且站錯了隊。

一是“工作組”問題，陶鑄站到了劉少奇那一邊。

6月4日陶鑄到北京時，《人民日報》已經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毛澤東譽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北京大學大字報已經在全國廣播。“斗黑幫”的浪潮蔓延全國各地大中學校。這正是毛澤東想要出現的局面。毛澤東說：“要靠這些娃娃們造反、來革命，否則打不倒這些牛鬼蛇神。”[[28]]而劉少奇和鄧小平認為派工作組領導各大中學校的運動是個好辦法。駐人民日報社和北京大學的工作組就是毛澤東同意派的。

可是對劉少奇的多次電話請示，毛澤東故意不回答。毛的行蹤不定，劉少奇只能讓讓秘書問中央辦公廳“毛主席是不是還在杭州”，得到答復說毛還在杭州后，他和鄧小平于第二天飛到杭州。[[29]]但毛對劉、鄧派工作組的意見就是不表示態度。 “可以不派嘛，亂就亂他一陣子”，“可以派工作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組。”劉少奇表示“希望主席能盡快回京主持工作”，毛則耍太極拳法，說：“暫時我還不準備回去，運動中的問題你們相機處理吧。”[[30]]

劉、鄧空手而回。他們走后，胸有成竹坐觀亂局的毛對其醫生李志綏說：“讓他們去處理運動中的問題，我還在休息。”“我看，這次要死個千把人。現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興天下大亂。”[[31]]

從杭州回京，劉少奇即召開中央常委擴大會議，除不在北京的周恩來以外的中央主要領導人和中央主要部門的領導人均參加。會議中收到陜西省委的關于6月6日西安交大事件的電報。劉少奇念了電報全文后，會議決定派出工作組，并電告毛澤東。[[32]]

毛澤東收到電文回復同意。[[33]]這個“同意”完全不等于“贊成”。事實是，他根本不贊成。然而毛不向他的黨內同僚明言，更不叫停。

他耍的一個政治斗爭手段已經收效。他成功地攪起天下大亂，劉鄧們怎么做都將是一個錯。他遠在長江南邊隔岸觀火，坐等劉鄧在北京“犯錯誤”。他觀察了整整五十天，突然回到北京，將派工作組的舉措定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并下令“統統驅逐之”。

陶鑄是贊成派工作組的，用他自己的話說：“我是積極主張派工作組的，并且負責組織派遣工作組的工作。因為派工作組，是我們黨多年來的成功經驗之一。”[[34]]

這樣，在毛澤東看來，陶鑄一開始就站到了劉少奇那邊。以后陶鑄被打倒，“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是其罪狀之一。

二是陶鑄拒當攻劉的“炮手”。

毛澤東口稱的“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是針對黨內高層同僚的。而他自己，無論耍什么“陰謀詭計”都是“光明正大”的。

例子太多，1953年他暗中唆使煽動高崗出面游說倒劉少奇、周恩來是一例。1972年不準治療周恩來癌症也是一例。當醫生查出周患早期膀胱癌時，若即刻手術，存活多年的機會很大。可是毛下令不僅不準告訴周本人，連其夫人鄧穎超也不準告訴，更不準做手術，甚至不準再檢查。[[35]]毛的三不準就是要讓周早點死。這是十足的陰謀詭計。可是他拿出了一個“光明正大”的理由，說反正癌症治不好，不必治，只能保養。

為了打倒劉少奇，毛同樣大搞陰謀、暗盤操作。8月1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前夕，毛澤東派江青當“傳令兵”，身著軍裝直登陶鑄家門。江青告訴陶鑄，全會期間毛將親的自主持政治局“生活會”，議題是批判劉少奇鄧小平。她向陶鑄“作路線交底”，要陶當馬前卒，在會上“開頭炮”。

若這事發生在別人身上，毛一定指為“非組織活動”。可他卻不認為自己這么做是“陰謀詭計”。

毛毫不懷疑被他破格提拔的陶鑄會遵命行事。可是為人正派的陶鑄偏偏不贊成以“暗盤交代”的方式行黨內斗爭。他以“剛到中央、對情況一點不了解”婉言推脫。過了幾個月他被毛澤東打倒后對夫人曾志這樣解釋他為何拒不從命：“這么搞法子算共產黨還算國民黨？到底是她江青搞陰謀還是我陶鑄搞陰謀，歷史總有一天會作出結論。”[[36]]

江青只不過是毛的傳令兵，陶鑄對此心知肚明。但即使是與夫人的私下交談，他也只敢說江青搞陰謀，不敢點明是毛澤東搞陰謀。

陶鑄拒不領受毛交給的特殊任務。在毛主持的幾次政治局“生活會”上不僅不“打頭陣”，而且“從頭到尾也沒有發言”。在幾次會上他都只喝茶、不發言。9月份曾志從廣州搬到北京與他相聚后，他告訴曾志，另一個不發言的是周恩來。[[37]]

那時，他的女兒、上海第二軍醫大學學生陶斯亮“革命大串聯”到北京。他對女兒解釋了為什么不“向劉、鄧放炮”。他說：“我三次向少奇開炮，少奇從沒計前怨，對我不錯，對中南的工作也很重視和支持。如今他有了難……我陶鑄做人可是有一條原則。不搞落井下石的事。這是人品問題。”“要說派工作組和工作組執行了一條資產階級路線，那么我也有一份。”針對毛澤東寫的〈炮打司令部〉說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他說：“那我仍然有一份。” [[38]]

而與陶鑄同時被提拔為副總理的謝富治卻會受寵若驚，領受“開頭炮”的任務，在政治局“生活會”上做了猛烈的批劉鄧發言。

陶鑄不僅自己不發言，而且在江青稱贊謝富治“批得好”，要求把謝的發言登在全體與會者都能看到的大會簡報上時斷然拒絕。陶鑄當然知道江青的背后是毛，但他有自己的主見。當時批劉鄧尚未公開，大部分與會者不知道會議的靶子是劉鄧。因此決定只登在供幾名中央常委能看的簡報上。為此他與江青之間發生了激烈的沖突。

站在江青背后的毛澤東不可能對此無動于衷。他幾次主持“生活會”，陶鑄竟然一言不發。這時他應當已經后悔用錯了人。但并沒有立即對陶鑄采取措施。

毛澤東有他的政治智慧。誰都知道陶鑄是他毛澤東一手破格拔擢起來的。短短兩個月就讓陶鑄“靠邊站”顯然根據不足，徹底打倒更師出無名。惟一的選擇是繼續使用、觀察。所以，毛對陶鑄不僅沒采取措施，而且在審閱11人的中央常委新名單草案時，用紅筆把陶鑄的名字從后面的位置勾到周恩來、陳伯達之間。這樣陶鑄就成了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下的所謂“第四號人物”。

要再過三個多月毛澤東才決定拿掉陶鑄。一旦做了決定，陶鑄的死期就只是早晚的事。這類似林彪的情況。毛1969年把林彪作為“接班人”寫入黨章，第二年在廬山會議時就想把他搞掉，但那樣對全黨全國畢竟太突兀，不僅無法自圓其說，更可能激起反彈、傷及自身。因此他把陳伯達和林彪切割開，先打倒陳伯達，又花了一年的功夫才設法搞掉林彪，讓林彪死無葬身之地。

9月陶鑄的地位岌岌可危

大家都認為毛澤東親自提拔陶鑄成為“第四號人物”。其實這只是一個官樣的排名。八屆十一中全會后第一次全體領導人出席的場合是年8月18日接見紅衛兵。次日，《人民日報》所載“新華社十八日訊”說：“1500名學生代表登上天安門城樓，同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參加大會。毛主席和林彪、周恩來、江青等同志分批地接見了他們，同他們談了話，并且在一起照了相。”“參加群眾大會的各方面的負責人還有：陶鑄、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云、董必武……”

由此可見，江青不僅已經是“黨和國家領導人”，而且是實質上的“第四號人物”。別人包括陶鑄，都在“還有”之列。

當時給江青做秘書的閻長貴說：“江青不僅被置于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行列，而且排位很靠前、很突出。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按當時新任排名第四的政治局常委、中央宣傳部部長陶鑄的指示做的？還是有其他什么人授意或安排的？均不得而知。”[[39]]其實，這不僅不是陶鑄搞的，而且陶鑄對此極為不滿。他對夫人曾志說：“你看，這幾天的報紙，照片上居然將江青與總理平列了，像什么樣子！”[[40]]

應當說，這是負責人民日報的陳伯達揣摩毛澤東的意圖后做的特別報導。1966年5月組建的中央文革小組，是毛澤東設計的取代中央政治局的工具。毛指定陳伯達當組長。但陳伯達知道毛要把江青放出來做大事，主動向毛表忠心說“讓江青同志當組長，我當她的助手。”但江青在黨內沒有職務，毛要留點余地，堅持要陳干。陳只好提出江青為第一副組長。

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穆欣說：“陳伯達雖然身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但并無實權，凡事都得看江青眼色。”[[41]]另一位組員王力也說，“文革小組不是陳伯達作主。”“陳伯達一開始就是傀儡。他剛當文革小組組長不久，在十一中全會上，他就宣布自己不過是劉盆子(西漢末年農民起義，找了個放牛的作皇帝，此人叫劉盆子)，意思就是傀儡。文革小組的事，主要是江青管。”[[42]]

“名不正則言不順”。讓江青管中央文革需要有個名。剛好8月間陳伯達病了幾天。這本來無需通告全國。可是毛澤東卻借此機會發文件告示全國：“陳伯達同志因病經中央批準休息。在陳伯達同志病假期間或今后離京外出工作期間，他所擔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由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代理。”[[43]]毛澤東就這樣巧妙地把“組長”的名賦予了江青。

江青行使“組長”權力的第一個行動，不是別的，居然是派小組成員關鋒去醫院責令陳伯達出院。這是江青給“劉盆子”的一個下馬威。陳沒有二話，乖乖服從。后來陳在其回憶錄里也說：“除了江青是‘文革’第一首長外，她的女兒是‘文革’秘書，事實上一度是第二首長。”[[44]]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既已名存實亡，中共便是事實上的毛家天下。

毛澤東讓陶鑄給文革小組做“顧問”，本意是要他與江青配合，幫襯江青。但陶鑄偏偏不是陳伯達，不像陳伯達那樣懦弱，甘于傀儡身份。他不僅人有主見，還是個耿直人，甚至耿直到了“天真”、“犯傻”的程度。江青是主席夫人，中央文革小組的實際領導人，可是陶鑄卻對周恩來說，江青在黨政機關沒有正式職務，“建議讓她擔任文化部副部長，以便于有個名義聯系工作。”本來，無論誰聽了這話都會趕緊說“萬萬不可”，就此打住。可是周恩來雖不贊同陶鑄，卻偏偏借此機會從中挑撥，把陶鑄的建議告訴了江青。于是江青跳腳大罵“你們見到鬼了，我怎么能做這種事情！”[[45]]可以想見江青會向毛告狀，而毛當然要懷疑陶鑄是否想破壞他的“戰略部署”了。

陶鑄不僅有主見，而且訴諸行動。他親自寫社論〈抓革命促生產〉發表在9月7日的《人民日報》上，提出“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產，保證文化革命和生產兩不誤”，要求工人農民“把在文化大革命中煥發起來的沖天的革命干勁，用到工農業生產和科學實驗的斗爭中去。”

這不僅引致江青、陳伯達的非難，說他“用生產壓革命”，也直接與要工礦企業和農村開展文化革命的毛澤東的意見相左。毛雖然畫圈批準發表這篇社論[[46]]，實際對陶鑄相當不滿。按王力的說法，毛澤東光畫一個圈只說明他看過，不等于贊成。

9月19日，天津市委第一書記萬曉塘心臟病發作死去。天津為他舉行了五十萬人的追悼大會。陶鑄批準向全國發布消息，肯定萬曉塘的一生。但是毛澤東認為萬曉塘是天津的“頭號走資派”，毛澤東對報刊發表對萬的褒獎大為憤怒，說：“這實際是向黨示威，這是用死人壓活人。”[[47]]

更要害的是，陶鑄以為他既是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就要行使書記處的職權。但是正如那段時間里幾乎天天見毛的王力所說：毛澤東“不要書記處，他所要的只是常委的、實際上是他自己的秘書參謀機構，而不是要一個權力機構。陶鑄不知道這點。”“他要行使書記處的職權”，毛“不滿意”[[48]]王力已經從毛的態度看出，陶鑄的地位岌岌可危。他說：“毛主席同陶鑄的分歧是九月就已開始了。九月毛主席就對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陶鑄同志不滿了。”[[49]]

陶鑄不善審時度勢或不愿出賣良知

10月1日出了個“換頭事件”。毛澤東在天安門檢閱紅衛兵后，按照黨的規定，主要領導人的照片都要見報，若漏了就要采取措施補救。這一次，記者偏偏漏拍了政治局常委鄧小平。若照章辦事，新華社就得對照片作“技術性處理”，使鄧小平“見報”。但是那時鄧小平已經被批，他滿可以找理由不予補救。但陶鑄同意按規章辦。剛好有一張不是政治局常委的陳毅的照片可以使用。攝影記者把陳的頭隱去，換成了鄧小平的頭。但那個“鄧小平”站在江青旁邊，人民日報總編輯唐平鑄發現后認為不妥，報告陶鑄。陶鑄即令取消該照片，沒讓其見報。[[50]]

中共這么做，其實這是有先例的。當時全國流傳的一張毛澤東與林彪在江西紅軍時期的合影，原是毛和其前妻賀子珍的照片，用林彪的頭換成賀子珍的頭后造出來的。[[51]]后來姚文元控制新聞媒介，也照樣干這種事。1973年8月中共十大期間，江青見到記者拍攝的她與許世友將軍在一起的照片，打電話給姚文元說：“我不和許世友在一起，我要和張春橋在一起。”姚文元立即遵命，將許世友的頭換成了張春橋的頭。[[52]]

但陶鑄的“換頭事件”換上的是行將倒台的鄧小平，這就不同了。這成了陶鑄的一大罪名。后來江青在中央首長接見學生工人及軍事院校代表時講話說：陶鑄“耍兩面派，他偽造照片。”“他對[中宣部副部長]熊復下命令，一定要有一張鄧小平的照片，就把陳毅的頭弄掉，換上鄧小平的頭，這是非常惡劣的！這是特務活動！”[[53]]

江青在講話中還說：“他們還搞了一張把毛主席、劉少奇和宋慶齡拼湊在一起的照片。已經發到了全國。(康生同志：已經傳到外國去了！)”實際這張照片是熊復按照周恩來的指示辦的。可見這種拼湊照片的事中共是常干的。盡管陶鑄并未參與此事，而且該照片只是“新聞照片”，并不見報。實際也沒有任何一家報紙采用。[[54]]但熊復是陶鑄的副部長，江青輕而易舉地把“照片事件”安到了陶鑄頭上。

類似的事還有：10月中央工作會議批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會議期間，中共中央組織部三百多人到中南海向毛澤東遞交決心書，給劉少奇貼大字報，被陶鑄制止。毛澤東是知道的。陶鑄還讓中宣部發文件說劉少奇的著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可以繼續發售，售完為止。[[55]]

10月底和11月初，陶鑄兩次到中共中央組織部，看到批劉、鄧的大字報時，反復說“你們把主要目標對準劉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是不對的”；“不能把劉少奇叫做敵人，不能喊打倒。”“我不贊成寫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甚至到了12月份，陶鑄接見中宣部干部時仍然堅持說：“劉、鄧還是中央常委，只能講內部矛盾，不能講他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56]]

他這樣說，可以是因為不善審察時局，也可以是因為不愿出賣良知。不會見風使舵。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毛澤東都不能容忍。陶鑄的倒台已無可逆轉
李雪峰模式：11月毛要陶鑄離開中央

11月10日，他又為《人民日報》寫了一篇社論〈再論抓革命促生產〉，強調“如果只抓生產不抓革命，或者相反，只抓革命不抓生產，都是違背毛主席的方針的，既不利于文化革命，又不利于工農業生產的發展。”社論還要求學生“不要從外頭去干預工業農業的生產活動和生產部署。”

而毛澤東認為學生運動要與工人、農民相結合才有結果。陶鑄堅持那樣做，當然是錯誤路線。

11月22日，周恩來、李富春向毛匯報陶鑄主持召開的“工(業)交(通)座談會”擬定的工礦企業文化革命的“十五條”意見，毛澤東不滿意，要陳伯達、王力重寫。

毛澤東已經不再需要陶鑄。但陶鑄是他一手越級提拔上來的，不好一下撤他的職，便要他回到中南地區去。讓陶鑄走人，是因為毛要保自己的顏面。他不能由他自己來宣布打倒陶鑄，只能先讓他離職。至于以后由誰來宣布則走著瞧。

毛澤東對他部署文革時越級提拔的另一個干部李雪峰就是這樣處理的。文革一開始，他就把李雪峰放到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軍區第一政委的重要位置上。結果李不了解毛的倒劉意圖，跟著劉少奇派工作組，“鎮壓學生”。康生同陳伯達聯名向毛建議撤李的職。毛卻于8月29日單獨找李談話，僅僅讓他離職。他對李說：“職務先不動，保留。但可以不管北京的事了，請吳德同志管。”[[57]]直到1970年廬山會議后毛著手解決“林彪問題”，才在12月華北會議上“挖”北京軍區的“墻角”，撤了李雪峰的第一政委和鄭維山司令員的職。一個月以后將其打入“陳伯達反黨集團”，押解至安徽關押了8年。毛澤東死的時候，李雪峰還被關在安徽某地，直到1982年才獲平反。

在加州舉行的“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文革50周年國際研討會”上，美國諾曼社區學院丁抒教授發言。

可能毛澤東當時的設想也是對陶鑄的處置采取李雪峰模式。但是政治遲鈍的陶鑄似乎沒有從毛對李雪峰的處置中學到一點東西。他毫不醒悟，絲毫未意識到危險在逼近他。他覺得北京的工作離不開，不遵命。他連林彪說的“不理解也要執行”也不懂。

他的夫人曾志后來才回憶說，“為什么突然命令他離開北京，下到地方上去呢？”這是個“不祥之兆”。[[58]]有人認為陶鑄錯過了急流勇退的機會。要是他立即遵命，卷鋪蓋走人，緩幾年被整肅是可能的。

11月27日，江青把她指使關鋒寫的陶鑄“七條問題”的信交給毛。其中講到“陶鑄到中央工作以來，就積極支持劉鄧路線，并參與了劉鄧路線的制定”；陶鑄“直接同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唱對台戲”。[[59]]

這封信顯然得到了毛的認可。第二天，即11月28日召開的文藝界大會，除了陳伯達、江青、周恩來，連謝鏜忠和吳德出參加了，主管全國宣傳、文化工作的陶鑄卻缺席。江青的講話稿已于24日經毛澤東審閱修改。[[60]]她在大會上說：“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恩來同志、伯達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許多同志，都肯定了我們的成績，給過我們巨大的支持和鼓舞！”周恩來接著說“我在這里要介紹一下在座的陳伯達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是堅決擁護和執行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61]]和江青一樣，他也故意漏掉了陶鑄的名字。

稍微敏感的人都能看出，陶鑄已經被半打倒。據王力說，這時毛澤東已經把陶鑄與其前任彭真一樣看待。[[62]]

毛知道林彪與陶鑄的關系，便偏偏要林彪而不是周恩來主持的12月4日至6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最后一天集中批陶鑄。王力作主要的批評發言，陶鑄檢討他制定“工業六條”、“農村五條”，“是怕影響生產，這是老框框。毛主席思想發展了，主張工人農民要起來，我思想沒趕上。”[[63]]“工業農業文化大革命問題，我要負主要責任。堅持老框框。”“怕亂了生產。寫了〈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64]]

陶鑄還檢查說：“我知道我這個人不行，不能勝任現在的工作。”“大家說我執行了劉鄧路線，我的確是一直尊重劉少奇、鄧小平……同毛主席的思想不適合，趕不上。”他說陳伯達曾對他打過招呼，“我沒當一回事，我是咎由自取。”[[65]] “咎由自取,我對我所做的一切負責。”[[66]]

陶鑄在給中央和毛澤東寫的信里也說自己是“咎由自取”。[[67]]

12月陶鑄成“劉鄧路線代理人”

1964年12月26日毛澤東生日那天陶鑄夫婦與毛同桌喝酒時，陶鑄似乎是一顆新星。1966年12月26日毛澤東生日宴請的人里已經沒有陶鑄。毛對與宴的眾人說：“極少數不肯回頭、堅持錯誤、陽奉陰違、耍兩面派的人，一定要被群眾打倒，這極少數人是‘咎由自取’。”[[68]]

毛澤東和陶鑄兩個人都用了“咎由自取”這句成語，誰在先？王力說是陶鑄在先，“這四個字毛主席用的是陶鑄的。”[[69]]

這一天陶鑄實際已被打倒，只不過“還沒有被公開宣布”。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說：陶鑄“1966年底被打倒”，指的就是這一天。[[70]]

第二天，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說是按毛澤東的指示給被迫辭職的中央文革副組長王任重“提提意見”，實際是一個“批評陶鑄的生活會”。批陶的主要發言者是陳伯達、江青、康生。[[71]]陶鑄在會上被說成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是沒有劉鄧的劉鄧路線代理人。”[[72]]

出爾反爾：毛澤東變調

兩天后，毛澤東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突然變了一個調子，說陶鑄來中央后，工作是積極負責的，做了許多工作。毛澤東“還批評江青太任性，說陶鑄是政治局常委，未經中央正式討論，就說他犯方向路線錯誤，隨便批判，是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會后毛還把陶鑄留下單獨談了約一個來小時。毛甚至對陶鑄說“江青這個人很狹隘，容不得人，對她的言行不必介意。”毛要陶趕快下去視察，還給他一個二十多人的名單，說“這些同志燒還是要燒，但是注意不要燒焦了，你下去要把他們保下來。”“你這次下去，要多聽少說，多走、多看，遇事要謹慎，兩個月時間不夠，３個月也可以。”毛還煞有介事地給陶鑄一個名單，要他到各地加以保護。

陶鑄以為毛放他過關了，一回到家就對夫人曾志說：“我的問題沒有那么嚴重，今天主席保了我！” [[73]]

其實陶鑄是當局者迷，想當然。毛澤東并沒有保他。毛澤東是叫他馬上走人！據王力回憶，當時毛說“陶鑄這人也真怪，他自己說不當中南局第一書記，要王任重當。現在他又找我，說他還要回去當第一書記。” 王力判斷，毛澤東認為陶鑄和王任重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要陶鑄下去，名曰“視察”，實質是要停止陶鑄在中央的工作，不可能讓他重新擔任中南局第一書記。[[74]]

毛澤東的變調只是他的一個手段，目的就是要陶鑄離開中央的位置，又不失自己的顏面。李雪峰模式對他已經不適用。李雪峰的北京軍區第一政委的職務一直還保留著，盡管只是個虛銜。而陶鑄，已經不可能再給他保留中央常委的位置了。

且不談以后如何處置陶鑄，撤職本身也是打倒的一種方式。

陶鑄被宣判

中央文革副組長王任重因病于10月份去了廣州。以湖北學生為主的造反派成立了一個“赴廣州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12月30日陶鑄曾經接見過該團成員，表示不贊成揪王任重。但1967年1月4日江青行使其實際的“組長”權力，組織再次接見該團的會議，“通知中央文革的人參加。”名義上的組長陳伯達也在被通知之列。在人民大會堂，他與周恩來、江青、康生、王力一起接見湖北的造反派，將陶鑄的問題公布于眾。[[75]]陳伯達說：“陶鑄同志到中央來，并沒有執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實際上是劉、鄧路線的忠實執行者。”[[76]]

差不多與此同時，陶鑄就人民大會堂隔壁的房間接見安徽群眾組織的代表，但他對另一個接見會的情況一無所知。傍晚，中南局書記李一清趕到陶鑄家報信。陶鑄夫人曾志見到“打倒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的傳單，走到陳毅家。陳毅安慰他：“大姐，你放心，他們這樣搞老陶也打不倒。前幾天主席還保了他，除非主席又改變了主意。”

5日凌晨兩點，周恩來召陶去他住所，謊稱他也剛剛聽說陳伯達、江青的講話。他編了連小孩也能識穿的假話，說接見“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時他離開會場去給廣東省長陳郁打電話，打完電話回到會場時，“陳伯達、江青、康生他們話已講過了，我沒有聽到。”但他接著告訴陶鑄：“這幾天你就不要出去了，在家休息。”[[77]]

這最后一句說明周恩來是在代表中央同陶鑄談話。陶鑄是黨內僅次于周恩來的干部，若無中央的決定，周恩來絕無膽量擅自讓他“休息”。12月份他就知道陶鑄被“靠邊”，公布于眾是早晚的事。他即便沒得到毛的直接指示，也能根據江青、陳伯達的講話揣摩到毛的意圖而做判斷，要陶鑄“休息”。

陶鑄得到的當然不是“休息”，而是軟禁，即“喪失自由”。[[78]]在周恩來處談話后幾個小時，他就接到中央文革小組的電話，“勒令”他停職反省。他不加爭辯就放下了話機。當天傍晚，他召集身邊工作人員，說了一番“相信黨中央、毛主席”之類的話，并掉了眼淚。6日，陶鑄的警衛戰士被撤換。[[79]]

陳毅對曾志說陶鑄倒不了，“除非主席又改變了主意”。其實從12月29日毛澤東“保”陶鑄到1月4日這幾天，毛澤東并沒有改變主意。據王力分析，“陶鑄實際上被打倒，不是1月4日，而是1966年12月中央開了政治局生活會，他已經不能工作了。打倒陶鑄是不是違背毛主席意圖呢？不違背，也是他的意見。”“陶鑄不能工作不是1月4日開始的，早就不能工作了。”[[80]]王力還說：“陶鑄剛被打倒時，主席也說了陶鑄很多壞話，打倒陶鑄他是贊成的。”[[81]]

康生也說：“陳伯達同志元月四日有關陶鑄問題的講話是我們討論過的。”[[82]]可見打倒陶鑄的最終決策、指揮者只能是毛澤東。

本來毛澤東是打算通過讓陶鑄走人的辦法保住自己的顏面。現在他改了一個法子。林彪說毛澤東“功為己，過為人。”這一次，毛澤東的“過為人”用到了鄧小平頭上。1月8日他召集中央文革成員開會，說：“陶鑄問題很嚴重。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這個人很不老實，鄧小平說‘陶鑄還可以’。”接著，他歷數陶鑄的罪狀：“十一中全會以前陶鑄堅決執行了劉鄧路線，十一中全會以后也執行了劉鄧路線。在紅衛兵接見時候報紙上和電視里劉鄧的鏡頭和照片，都是陶鑄安排的。”“國慶節十一個常委都要有照片，是陶鑄搞的。”“希望你們能開會把陶鑄揪出來才好呢。”[[83]]“陶鑄的這個問題，我沒有解決了，你們也沒有解決得了，紅衛兵一起來就解決了。”[[84]]

中共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實際上已名存實亡。毛澤東不需要再裝一點點“黨內民主”的門面。在除了他本人外只有陳伯達一名常委出席的會上，他徑自宣布他一個人的決定：“中央各部要改成組。首先從中宣部開始，改為宣傳組。中宣部長陶鑄已經打倒了，現在改成中央宣傳組，由王力、唐平鑄、胡癡三人組成。以王力為組長，代替陶鑄的工作。”[[85]]

不過，僅僅過了五天，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肖力(即李訥)在解放軍報奪權，本意是“小李”的肖力成了“敬愛的肖力同志”。代總編輯胡癡倒台，被中央專案審查小組關押了8年半。沒過多久王力、唐平鑄也先后入獄。毛澤東指定的接陶鑄班的三個人都是毛澤東的囚犯。

一個紅衛兵組織把上述毛的講話印成傳單廣為散發。陶鑄夫人曾志看到傳單，不相信十天前還那么親切地同陶鑄談話的毛主席會翻臉不認人，便給毛寫了封信，將那份傳單也附上，問毛傳單上的“這個人很不老實”是否系“不老成”之誤。她希望毛主席會出面辟謠……可是毛只在“不老實”三個字下面用鉛筆劃了一條杠，打了一個“？”退了回去。[[86]]

陳毅副總理終于明白，毛澤東的確“又改變了主意”。他不敢抗議，只能在自己家里發火。他對兒子說：“你看到滿街打倒陶鑄的大字報了？陶鑄是新選出來的中央常委，黨的第四號人物，昨天還在一起開會，今天就被打倒了。我是政治局委員，卻一無所知。這是建黨以來從來沒有過的事。”[[87]]

1月10日，周恩來、陳伯達、江青、康生接見接見學生工人及軍事院校代表時，陳伯達說：“陶鑄是在劉鄧路線推行時堅決執行劉鄧路線的”，“十一中全會以后……還繼續執行劉鄧路線，并且繼續推廣了。”“他后來寫了一封信，叫‘咎由自取’，給黨中央和毛主席寫這樣的信并不合適。什么‘咎由自取’？！事實上是‘咎由自取’！他自己要這樣嘛！”[[88]]

陶鑄倒台，每日在警衛的押送下去中南海西門看“打倒劉鄧陶”的大字報。家中電線由220伏電壓改成了36伏以防他自殺。睡覺時床頭燈光直射他的眼睛，警衛戰士站在床邊監視。[[89]]

以“叛變投敵”為由給政敵治罪是毛澤東的最后手段

9月，《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審定的姚文元的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將陶定為“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1968年10月毛澤東以“歷史問題”為由把劉少奇打成“叛徒、內奸、工賊”的同時，又說“王任重是內奸、國民黨。陶鑄也是歷史上有問題。”[[90]]

1969年4月初，毛澤東召開為文革慶功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再次抹黑劉少奇等人：“進城后又勝利地把許多人團結起來了，包括劉少奇、鄧小平。劉少奇后來查明是叛徒、內奸、工賊。鄧小平沒有歷史問題。薄一波、安子文與國民黨有聯系。”[[91]]周恩來在閉幕那天的全體會議上發言，也以摧毀了“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來證明文革“是完全必要的”。陳伯達總結文革成果時說的是“摧毀了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首的修正主義集團，摧毀了劉少奇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

誰都沒有提到“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這不是疏忽，而是因為“走資本主義道路”不夠定罪。除了“歷史問題”、“叛變投敵”的罪名外，毛澤東已拿不出東西向全國交待。

7個月后的11月12日、30日，相隔僅18天，監禁中的劉少奇和陶鑄先后死亡。對打倒劉少奇、陶鑄，并將其殘酷整死，毛至死未改其衷。

以“叛變投敵”為由給政敵治罪是毛澤東的最后手段，也是最卑鄙的手段。

給劉少奇和陶鑄安上“歷史問題”的罪名，只說明毛澤東想讓他們永遠翻不了案。1972年毛在批復鄧小平保證“永不翻案”的信、同意讓他復出時，為防備日后有人為劉翻案，特別說明鄧與劉不同，雖然“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他沒有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92]]好像劉少奇的“投降過敵人”是板上釘釘的事實，無需再議。

可是這種捏造的案子恰恰是最不可靠、最容易被推翻的。

毛澤東一死，他精心策劃的案子就垮了。1980年中共中央決定為劉少奇平反時，除開極少數幾個文革得益者，全國上下沒有什么人反對。

由此可見，對劉少奇案，陶鑄案，薄一波、安子文案，真正認同毛澤東的栽贓，認同其卑鄙手段的人，少之又少。

[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62頁。

[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659頁。

[3] 姬文波〈毛澤東與廣西剿匪〉,載《軍事歷史研究》2014年第4期。

[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91頁。

[5] 賀亦然、關相生〈陶鑄在廣西〉,載《高山青松》(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

[6] 《開放》月刊(香港︰沖天有限公司)2006年10月號54頁。

[7] 但《軍事歷史研究》2014年第4期中姬文波〈毛澤東與廣西剿匪〉稱：“所謂民匪不分大開殺戒××萬的說法”是夸大,“無論如何不可能達到十幾萬或幾十萬。”

[8]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91頁。

[9] 張光東口述,周海濱撰〈兒子眼中的張云逸:唯一拿元帥工資的大將〉。

[10] 《炎黃春秋》(北京︰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1995年第6期35頁。

[11] 楊立《帶刺的紅玫瑰——古大存沉冤錄》(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1997)123頁, 見司馬清揚、歐陽龍門〈文革初期人事布局中的陶鑄〉。

[12]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52頁。

[13]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308-309頁。

[14] 見司馬清揚、歐陽龍門《新發現的周恩來》(紐約：明鏡出版社,2009)316頁。原載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255、281頁。

[15] 參見戴茂林、趙曉光《高崗傳》(陜西人民出版社,2011)。

[16]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32頁。

[17]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33頁。

[18]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廣州：廣州人民出版社,1999)第452頁。

[19] 1962年陶鑄在廣東全省廳局長會議上的講話,《打倒陶鑄∶陶鑄的罪惡歷史》(北京∶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1967) 8頁。

[20] 1961年6月24日陶鑄在廣西三干會上的報告,《徹底揭露陶鑄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罪行》(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1967)24-25頁。

[21] 1962年3月5日陶鑄在全國話劇歌劇創作會議上的報告。

[22]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52頁。

[23] 馬儒〈謝富治的榮辱人生〉, 2011年11月17日。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4] 1966.6.10毛澤東在杭州同胡志明的談話,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25] 1966年10月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紅衛兵總部編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中央及有關負責同志講話(選編 )》(第一集)。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26] 北京電力學院“人民戰爭戰斗組”編印的《首長講話》第一集2頁。

[27] 陶鑄66年6至9月給中南局的關于文化大革命的電話指示,《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28]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454頁。

[29] 劉振德《我為少奇當秘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241頁。

[30] 權延赤《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78頁。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35頁說劉、鄧等6月4日去的杭州。

[31]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442、448頁。

[32] 劉振德《我為少奇當秘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242頁。

[33] 權延赤《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82頁。

[34]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49頁。

[35]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紐約：明鏡出版社,2003)378-379頁。

[36] 權延赤《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91-109頁。

[37]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51頁。

[38] 權延赤《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113頁。

[39] 閻長貴〈江青“第一夫人”的地位比中央政治局委員重要〉,2012-8-30人民網文史。

[40]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55頁。

[41] 穆欣〈劍拔弩張：中央文革小組實錄〉,原載《縱橫》2006年第1期,見2007.11.21華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館通訊(446)。

[42]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687、34頁。

[43] 1966.8.30中共中央關于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的通知,中發[66]439號。

[44] 《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82、109頁。

[45]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54頁。

[46]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457頁。

[47] 《黨內兩條路線斗爭大事記(1921-1967)》(首都《史學革命》編輯部,1968)235頁。

[48]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447頁。

[49]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454頁。

[50] 申曉云〈文革“四把手”陶鑄的“驟起”與“驟落”〉,《當代中國研究》23卷地期,2016

[51] 美洲《民主中國》1993年7月號101頁。

[52] 葉永烈《姚氏父子》330頁。

[53] 1967.01.10中央首長接見學生工人及軍事院校代表時的講話,見《文化大革命文庫》。

[54] 申曉云〈文革“四把手”陶鑄的“驟起”與“驟落”〉,《當代中國研究》23卷地期,2016

[55] 羅世榮、劉永《紅衛兵祭》,長春《新苑》雙月刊總第56期 98頁。

[56] 1967年4月中國科學院毛澤東思想哲學社會科學部紅衛兵聯隊哲學研究所《紅宇宙》戰斗隊〈陶鑄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57] 〈胡耀邦阻礙李雪峰文革后平反內幕〉,2014.9.3《明報》, 見(www.powerapple.com)

[58]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40頁。

[59] 馬齊彬、陳文斌等編寫《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282-283頁。

[60]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163-165頁。

[61] 國務院辦公廳秘書局印發,教育部八?一八紅衛兵總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中央及有關負責同志講話(選編)》(第四集),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62]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512頁。

[63]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468頁。

[64]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139-140頁。

[65]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474頁。

[66]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59頁。

[67] 1967.01.10中央首長接見學生工人及軍事院校代表時的講話,《大字報匯編》(北京汽車分公司大字報室、首都紅旗聯合總部宣傳部,1967.2)。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68]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499頁。

[69]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499頁。

[70] 閻長貴〈《毛澤東年譜(1949-1976)》文革部分的若干問題〉,2014.2.28《記憶》第109期。《毛澤東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71]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471頁。王力說：“歷史學家不知道這個會。”“沒有記錄,所以歷史學家找不到這個材料。”王力只說是下旬,依據陶鑄夫人曾志回憶錄的逐日記載,應12月27日。

[72] 《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實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第442－444頁。

[73] 《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 442-443頁

[74]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474、539頁。

[75]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475頁。

[76] 1967年1月4日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接見“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時的講話,1967年2月北京汽車分公司大字報室等編印的《大字報匯編》47頁。

[77] 《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48頁

[78] 曾志459頁：1月4日以后“喪失自由”。

[79] 喜民著《魂系中南海》179-181頁。

[80]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576頁。

[81]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771頁。

[82] 1967.01.10中央首長接見學生工人及軍事院校代表時的講話,見《文化大革命文庫》。

[83]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475-476、508頁。1968年北京大學等單位以“首都《史學革命》編輯部”名義出版的《黨內兩條路線斗爭大事記(1921-1967)》243頁的記載稍不同：“陶鑄問題很嚴重。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我起初就說陶鑄這個人不老實,鄧小平說‘陶鑄還可以’。”

[84] 葉永烈《陳伯達傳(下冊)》(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9)134頁。

[85]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577頁。

[86] 《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 449頁

[87] 1986年8月30日《人民日報》陳曉魯的文章。

[88] 1967.01.10中央首長接見學生工人及軍事院校代表時的講話,《大字報匯編》(北京汽車分公司大字報室、首都紅旗聯合總部宣傳部,1967)：哈爾濱工農兵大學紅色造反團駐京聯絡站、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編,中國科學院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材料(一九六七年一月份)》(第一集)。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89] 《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59頁。《文匯》月刊1986年第9期,曾志《陶鑄在最后的歲月里》。

[90] 1968.10.13毛澤東在中共8屆擴大的12中全會上的講話,《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91] 1969年4月11日毛澤東在中共九大上的講話,見宋永毅《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92] 《鄧小平同志言論摘錄（初編）》（清華大學,1976.2.5）55-57頁；《人物》雜志1994年第1期13頁。

丁抒，美國諾曼社區學院教授。（《新史記》33期）。

唐丹鸿：西藏问题：饿虎饥狼的猎物

2016-09-03T01:14:00.003+09:00

唐丹鸿：西藏问题：饿虎饥狼的猎物

作者: 唐丹鸿

进入近代历史以来，西藏这方古老的雪域面对着一个歧路纷呈的转型帝国，各派势力纷纷将西藏当作猎取矿产等资源的宝地，而没有尊重保护当地宗教文化民族风俗等等。西藏被各派势力一次次入侵、出卖、分割、掠夺，成为了饿虎饥狼的猎物，藏区地方权利在历史的恶风险浪中被吞噬殆尽，藏族人民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与各派势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本文以藏族史学的眼光，来展示了近代西藏发展的血路历程。

编者按：
进入近代历史以来，西藏这方古老的雪域面对着一个歧路纷呈的转型帝国，各派势力纷纷将西藏当作猎取矿产等资源的宝地，而没有尊重保护当地宗教文化民族风俗等等。西藏被各派势力一次次入侵、出卖、分割、掠夺，成为了饿虎饥狼的猎物，藏区地方权利在历史的恶风险浪中被吞噬殆尽，藏族人民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与各派势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本文以藏族史学的眼光，来展示了近代西藏发展的血路历程。

1895年，西藏政教领袖、第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当我们祖传的支柱和每一座古堡/在内部日渐剧烈的旋风中动摇/那一代，困在沉重的经页下/一遍遍吟诵六字真言，日渐老去……”【1】，古老的雪域面对着一个歧路纷呈的转型帝国。

鸦片战争以降的连串与西方国家的战争、割地、赔款等刺激，羞辱了这个笼罩在天下朝贡的幻觉中、唯我独尊、妄自尊大的帝国，也激发了帝国朝野对疆域和边疆事务的关注，华夏社会精神分裂了：满人大皇帝有了两种身份，或衰败无能的外来征服者，或须立宪改良的君主。版图也成了两个：或中国本土十八省，或兼并帝国“藩属”的领土。人们热议时政思路纷繁：救亡图存、变法维新、西学实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谋求民主开设议院、民智未开不适合民主……洋务运动给官僚和商人们带来了从交通、矿冶、电讯、铁路、邮政、纺织、教育等方面开辟财源的新思维，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上下相维”的政商利益纽带开始联结。内外战争的大量糜费和巨额赔款，使帝国财政漏卮难填，陷入了空前危机，谭嗣同和康有为还想出了把西藏、新疆这些“荒远之地”贱价卖给英国和俄国，用卖来的钱还外债、筹措变革经费的主意。这是一个沉浸在战败国屈辱、沙文民族自尊、图强振兴狂热、以及受害妄想乃至歇斯底里的世纪之交。

一·外敌威胁与旁伺之心

大英帝国不但对打开中国大门感兴趣，也相信敲开西藏大门通商贸易会有丰厚利益。由于满清宣称西藏是宗主国（藩属），一般认为“母国”握有宗主国外交权，在鸦片战争以后到1893年的三十多年间，大英帝国与大清帝国签订了几个关涉西藏的条约【2】，包括英国人可进入西藏考察、划定西藏-锡金边界和一些通商规定。这是有史以来，西藏的外交事务在自己并不知情中被一个外部政权插手。满清与英国签订这些条约，意在其所宣称的对西藏的宗主权得到“国际承认”。但这几个签约都遭到了西藏严正拒绝。西藏政府坚持清政府无权签署任何有关西藏的条约，不许英国人入境，不承认满清与英国划分的西藏-锡金边界界碑，派藏军驻防。满清无法让西藏人服从，更担心英国直接跟西藏打交道，分别以承认英国吞并缅甸、承认锡金是英国保护国作为补偿和交易【3】。

就在满清用帝国签约分赃的“外交手段”，签下“允许”英国人进入西藏考察、通商等条款，争取其“拥有西藏宗主权”获得另一帝国承认期间，最早的“英国威胁论”出现在了四川总督丁宝桢的奏牍中：“洋人用意，大非良善⋯⋯英人之窥伺藏地，已非朝夕”，“川藏唇齿相依，不能稍分畛域”，“藏路一开则四川全境终失，川中一失，则四通八达，天下之藩篱尽坏”——四川总督丁宝桢并非太爱国而紧张过度，而是在“强兵御侮”的时代氛围中，更诱人的是各省督抚们可自定营制饷章，权钱双收。丁宝桢以英国威胁作为扩充军需、加强四川边防的理由，但满清驻英国公使曾纪泽和清廷的判断是：“英人惟利是图，所称专为通商尚属可信”，认为英国人的入藏要求不过是利之所趋，对中国并无威胁。清廷甚至下令川督丁宝桢裁军减勇“以节糜费”，根本未把英人入藏通商的要求与“西南边防危机”联系起来【4】。

随后的1891年，中国民间也有地理风水学家和一些文人秀才，开始在介绍域外地理风物的丛抄里，“关注藏事”，卖弄他们替帝国操心的“筹藏方略”，认为西藏紧邻英属印度，英国人有假道西藏威胁中国的可能。文人们比川督丁宝桢更激进，提出“当务之急是派重兵入藏，以防强邻入侵”，“不如未雨稠缪，固我藩篱、绝其窥伺”，“不若收入版图，改为行省……可杜旁伺之心”，还提议“设拉萨巡抚、总管全藏”、“设川藏总督、统管川藏”【5】。

大清帝国与大英帝国在签署交易西藏的条约，四川督抚在思谋募勇筹饷的借口，华夏的风水文人在指点“收入版图，改为行省，可杜旁伺之心”——当西藏人相信“和英国人接触密切会损害西藏的生活方式和宗教【6】”时，大清帝国的旁伺之心更为危险和迫切：

恰值西藏最高统治者、19岁的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开始承担国家重责的1895年，在他的施主满清皇帝统治的国家，正在酝酿一场政治经济变革。野心勃勃的政治投机者康有为，他前一年还考虑卖掉西藏“可得善价供新政用”，此年正像智多星一般递呈各种变革奏折以博光绪青睐。《请立商政以开利源而杜漏折》，列举了一系列珠光宝气、玲琅满目的“利源”：“西南各省有金刚钻，和阗、西藏、川、滇有白玉、翠玉、碧霞、玛瑙、水晶、五色宝石，其他砚石、纹石、大理石、像石、浮石”，“哈密葡萄，绵亘数十里”，“漠河、七厅、蒙古等处设立围场，驼绒、羊毛，如法收剪，购机设厂，织造毡绒”【7】。

不仅金玉玛瑙是眩惑的，“国富民强”则更加美善：在《上清帝第三书》里，康有为的“边疆”建设方略是：“移民垦荒。西北诸省，土旷人稀，东三省、蒙古、新疆疏旷益甚……早谋移徙，可以辟利源，可以实边防……今铁路未成，迁民未易，若铁路成后，专派大臣以任此事，予以谋生之路，共有乐土之安，百姓乐生，边境丰实，一举数善，莫美于是【8】”。

康有为还在《条陈商务折》中构想了设立“商会”（保商局）这一政商相通、权力为资本保驾护航的模式，并以英国举例，说英国之所以能占领遥远的美洲、澳洲和印度，“皆出于其商会所为，而国家遂藉以收辟地殖民之利【8】”。

康党绝非首例、更非唯一设想工业立国、开矿、移民这类“西部大开发”政策，以及提出“保商”、“商务局”这类官商勾结模式的政治势力，洋务派官僚和疆臣早就先于康党开启了工业帝国的经济模式，也正在议设商务局。但既然康党的出现，对中国近代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是将“中国”疆域和国族范围扩张至西藏（图伯特）、东突厥斯坦、南蒙古和满洲的理论编织者，因此有必要凸显他们的局部贡献。

西藏政教领袖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的1895年，满清光绪皇帝也亲政不久，他博采众议颁布了一道上谕：“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详加披览，采择施行，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此应及时举办【9】……”这道被称为“因时制宜谕”的光绪谕旨，拉开了满清帝国改革的序幕，也张开了吞噬藏疆蒙的巨口。

二·饿虎饥狼与“妖魔”共舞

大清朝廷衰弱，大臣汉多满少，甚至入掌军机，深刻地影响着晚清政局。汉人督府大员们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等各地暴乱中，掌握了军权和财政大权，得以极大地扩张了地方实力。各统兵大员不但有权自筹兵饷, 且赋税钱粮一切征榷悉归地方督抚【10】。四川承担清廷对藏事务开支和调兵。四川总督一统军政财权，满清后期已有好几任川督由汉人担任。领先制造“英国威胁”的汉人川督丁宝桢，就是“剿贼有年”、靠杀国人加官进爵的，深谙大兴干戈的甜头。他任川督十年的一大政绩是，开办军火厂“四川机器局”，仿造洋枪洋炮，“私亏库款！纵容私人！徇庇劣员”，造了一堆“多有走火、不能合膛”、“枪筒、枪弹均不一律”的山寨军械【11】。

虽然丁宝桢渲染的“英国威胁”，与清廷签约英国“换取”西藏宗主权的意图相冲突，未实现在“川边”开启战事。但是，“四川机器局”的军火在继续山寨和贩卖，“将西藏收入版图、改为行省、设督抚统管”，意味着对西藏发动吞并战争，蕴藏着兵权、军饷、土地、矿藏、筑路、邮电、劳力、市场等短期和长期的诱人前景，继续吸引着各路图谋战争横财的人、垂涎“西藏省”或“川藏省”督抚之权的人、扩增利源的人。当然，他们都会凭借“救亡图存”、“保疆卫国”的名义。

英国“窥伺”十多二十年后，1895年上任的四川总督鹿传霖，一上任就急不可耐地想吞并康区的瞻对（现被中国更名为四川甘孜新龙县）【12】，“收为川属”——瞻对是有名的黄金产地。政治上，拉萨设西藏瞻对总管（也称多麦基巧总督府）管辖瞻对（娘戎）和整个康区，康各地酋领（中文冠名“土司”、“头人”）也服从西藏瞻对总管（多麦基巧总督）【13】。

当时，矿务被当作增加财政收入的要事，光绪多次谕令开矿的必要，还强调“官办不如商办”。越来越多外商和侨商要求投资大清矿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在拟定《矿务铁路公共章程》，鹿传霖也在募资运作四川矿务。但是，“川省矿产皆在番夷土司之地”，“而土番性情蠢愚，每护惜之，以为宝山，决不许人开采，即内地土司及四厅夷支，凡产矿之区，其性大抵相同。在打箭炉开办的矿厂，还是再三开导明正土司才勉强同意【14】”，也就是说，吞并瞻对和康区——所谓“收瞻”和“改土归流”，才能掠夺黄金和其它矿产，开源辟利。

四川总督鹿传霖奏请攻打瞻对“收为川属”，奏牍名义为“保川图藏”，应注意，这些用语显示了时人的疆域观和政治权属认知：“保”的是四川，图谋的是西藏。“保川图藏”的主要理由有：

一、西藏政府藐视驻藏大臣，朝廷“威令不行”；“藏番恃俄为援，梗英画界”，朝廷和英国约定划分西藏-锡金边界的日期迫在眼前，“英人催促愈急，而藏番坚持不从”。

二，西藏瞻对总管在康区“蚕食土司部落”，制造麻烦混乱，康区各首领都“以附从瞻对”；瞻对位处南北两条川藏大道的交汇点，属军事要地。瞻对“地产五金，可开利源为富强之本”。

三，“英人窥伺藏地，早存吞并蚕食之心，势岌岌可危”；“川省已无门户可守，危亡可立而待”——基于以上理由，鹿传霖认为必须“武力收瞻”，对康区实行“改土归流”，圈围卫藏，朝廷则可“严责达赖庇纵抗延之罪”，迫使拉萨“不再与英人牴牾”，履行满清跟英国所签的条约，达到“图藏”的目的【15】。

四川的理由、策略跟“中央”利益其实是志同道合的：满清与英国签约就是“图藏”，图谋了前后三十多年，在西藏实施不了，充分暴露了满清对西藏控制力的想象和夸大。担心英国直接与拉萨谈判，是清廷的现实焦虑。

康区“土司”服从“番官”西藏瞻对总督，也说明满清对“川边”（康）各地首领加封“土司”的羁糜政策，不过是天朝政治自以为是的权力想象，实际统治康区的是西藏政府。

由于战争糜费和巨额赔款，清政府财政空虚困绌犹如饿虎饥狼，而康区有大面积的耕地、利润丰厚的茶、盐、药材等贸易，“地产五金，可开利源为富强之本”。

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大英帝国抽打天朝耳光的疼痛犹在。在民族主义弥漫的“反满”局势中，声称英国威胁、俄国威胁，或许会转移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视线，从针对满人转向针对西方。重要的是，战争需要“正义”之包装。散布外敌将至的恐慌，不但可募勇筹饷，更会为声称“保疆卫国”的强人骗取民意助力，达到开启战事的目的。

在中国史家云山雾罩的阐释中，是帝国主义英国要挟清政府、强加给“中国”不平等涉藏条约，为日后英国染指西藏、威胁四川乃至长驱中国腹地开启了方便之门，“藏族人民”抵制清政府的卖（中）国政策，自发“抗英”。鹿传霖“武力收瞻”是出于“未雨绸缪，固我藩篱”的忧思——可是，从军事战略战术的角度，在“英国威胁藏地”、“四川岌岌可危”的情况下，鹿传霖不是针对可能来自印度方向的“英国敌人”积极布防，也不是联合“爱国藏族人民”共同抗英，而是居然带领清军攻进瞻对，“斩馘过当”地屠杀藏人！鹿传霖“保川图藏”的奏牍则显示：瞻对的黄金闪闪夺魄，“保川”塑造了一个威胁中国的英国“妖魔”；“图藏”，是迫使西藏履行满清与“妖魔”的签约。

实际上，在满清分而治之的帝国政治中，直到那时，汉人都还不能经营西藏事务。驻藏大臣由满人或蒙古人担任，负责川边藏务的成都将军也是满臣。鹿传霖抓住了驻藏大臣新旧换任的空档期，也抓住了清廷“图财”、“图藏”的心理，营造外敌威胁国家安全的借口，取得了朝廷授权，成为染指涉藏事务的首个汉人地方大员。

1896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的第二年，也是鹿传霖出任川督的第二年，光绪谕令：“……新疆和阗旧有金矿，均已派员往勘。至四川雅州各属矿产，叠据给事中吴光奎奏请招商开采，业经谕令鹿传霖设法举办【16】”。

鹿传霖寻衅攻入了“地产五金”的瞻对，“杀敌超过相抵之数【17】”，并迫不急待地奏请架设新兴事物电线，计划先从成都架到达折多（即中文早期所称的打箭炉，后被赵尔丰改为康定），再接展入藏，资金早看上了：“川本有款十万，存盛宣怀处，可拨用【18】”。由于规划电线贯穿德格全境，为防止德格王反对，鹿传霖又以“改土归流”为名，迫不及待地派人诱捕了德格王全家押解四川，德格王父母死在狱中。川督申请对德格“改土归流”的奏折，本应有满臣成都将军的签名，但因成都将军恭寿反对，鹿传霖竟避开恭寿在奏折上冒签虚衔【15】。这次“保川图藏”很快引发了康区局势动荡，达赖喇嘛派特使到北京干涉【19】，帝国朝廷担心操之过急的扩张会导致西藏倒向英俄，以“保川固要，保藏尤要”为由，终止了“收瞻”行动以及鹿的其他“改土归流”计划，并撤换了川督鹿传霖，命恭寿继任。

恭寿在《川督恭寿查明瞻对用兵缘由请将瞻地赏还折》中写到：瞻对并不当川藏大道，而是入藏干路的旁支，其地也无矿苗，间有沙金之处，即竭一人一日之力，不足一人一日之食，根本不像鹿所误认为的那样该地产五金 , 可以开利源为富强之本【20】，并指责鹿传霖“该督办理边务事，或当别有深算【21】”。

第一个插手西藏事务的汉人疆吏虽然“功败垂成”，但藏人吉祥的圣山、五谷丰裕的农地、神居的森林、聚福的牛羊……已进入了谋财害命之徒的虎视眈眈中，化作“番夷土司之地”的五金矿、粮盐、木料、药材和皮革，连佛和菩萨也将厄运当头。自此后，“英俄觊觎西藏威胁四川和中国”，成为了督抚军阀们练兵筹饷、加捐加税的借口，权力操弄者诱导民意战争动员必备的宣传。而征服与掠夺，将继续吸引着深谙“救亡富国强民”之道、“维护祖国统一”的贪婪之士，在“英国觊觎，川省危殆”之时重兵开进康区，没杀一个影子英国人，却屠村焚寨，将藏人杀得尸骨如山、血流成河。

三·饿虎饥狼的猎物

1.为大清国“救亡图存”，光绪数度谕令鼓励和吸引国内富商、海外侨商投资铁路、开矿兴利，矿务是改革中各省举办最多的项目。1898年6月总理衙门设立了矿务铁路总局，重点招徕华商入股投资矿冶、铁路，主管矿权审批与经营活动。

也是在这年，鉴于四川“产矿处所甚多，商务亦甚繁盛，非大加兴办，不足以拓利源”，朝廷委派督办四川矿务大臣，负责沟通官绅，兴办川矿。四川矿务局“专集华款，不参洋股”，组成了官商勾联的保富公司（初为华益公司），专事洽商租购矿地，再转租给开矿公司，以期“稳收租税”；另规定华商和外商的开矿公司，不得擅自购买或租赁矿地，而必须从保富公司接洽具体办矿事宜，承租矿地按出矿产值交租。

自此，四川官方与华商合办的保富公司，垄断购地大权“悬帜为招”，外商纷至沓来，第一个与四川官方签订开矿合同的外商就是英商。其后四川成为了晚清签订中外合办矿产合同最多的省份之一，而且主要是与英商、法商。英法开矿公司竞争川矿的活动，在1903年前后达至高峰。

同时，历任川督还采取“阴为圈制”手段，祭出“保护矿权”的民族主义口号、通饬各属自办矿业，怂恿绅商抢先自办，“凡有矿产处所一律迅速招商试办”，“纵不能举境内所有之矿”，“亦须择其尤佳一二处，克期试采”【22】。这些所谓的“各属”、“绅商”，多是官僚们的家属亲戚幕友裙带。

如果按照与开矿商订立的合同数，四川官商勾联的保富公司需用数千万两银之巨购买矿地，而晚清四川“财力内竭，上下不周于用”【23】，保富公司“专集华款，不参洋股”，所集华股总共仅一万两，还是保富公司会办垫借的【24】！赵尔丰却在一份奏折中抱怨土地的拥有者：“土民睹此宏规，谬相臆测，谓既有特设之公司，为购矿之预备，即应有巨额之资本，供售矿之取求。每见一寻常矿洞，公司欲向彼购租，拳石乱泥，亦必价增十倍。虽章程有公家购地规则，愚民顽抗，终未便概以官力加之……甚且地方毫蠹闻风居奇，先将产矿之区蓄为己有，然后出而兜揽外人【23】”——

无钱购买矿地不会难倒一面与英商签约开矿、另一面宣称英国威胁四川边境的拓殖者们，在饿虎饥狼的寻猎中，西藏的五金、森林、粮盐、药材、毛皮、劳力、市场……都已在劫难逃。川督锡良代赵尔丰上奏《平康三策》：第一是将“地多宝藏，药材尤富”的“倮夷”“野番”地区“收入版图”。第二，改康地为行省，改土归流设置郡县，“扩充疆宇以保西陲”。第三，“川藏万里”,“宝藏尤富”，待势达拉萨，藏卫尽如掌握后，就在四川拉萨各设巡抚，仿东三省之例，设西三省总督【25】。“练兵、兴学、采矿、开垦，悉为蕴富之源【26】”。

“收入版图、扩充疆宇”蒙上了保疆卫国的包装，杀戮“土民毫蠹”抢劫矿山土地，被称为了“改土归流”、“川边新政”。

2.正置英法与四川签订开矿合同高峰的1903年，锡良出任四川总督。1903年9月光绪谕军机大臣：“有人奏：川藏危急，请简员督办川边，因垦为屯，因商开矿等语。著锡良查看情形，妥筹具奏……但就屯垦商矿而论，惟巴塘土性沃衍，宜于种植。拟在该处先兴矿务，需以岁月，或期底绩。至因垦为屯之议，未敢先事铺张，商矿两端，目下更难大举。原奏请派左都御史清锐督办川边农商矿等事，并将四川商务归并一局，应请毋庸置议【27】”——光绪颁此谕时，荣赫鹏率领的英国武装商务使团正开枪开炮突破藏军防线向拉萨逼近。在“川藏危急”的此时，不调兵遣将去边隘要塞布防，或“联合藏人抗英”，却到土地膏腴的“川边”粮区巴塘屯垦开矿？还“未敢先事铺张”？这是什么战术？

1904年8月，英国武装商务使团已到拉萨，正在迫使噶厦政要签订《英藏条约》【28】，英国外交大臣公开表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时“中国领土西藏”和印度边境没有清军守疆，“中国西藏”没有满清军队，大清朝廷也没调兵遣将去迎击“入侵中国领土西藏”的侵略者，而是降旨命即将赴任的驻藏帮务大臣凤全，在云南、四川和青海的“西藏各边”，“将有利可兴之地，切实查勘，举办屯垦、畜牧，寓兵于农，勤加训练，酌量招工开矿，以裕饷源【29】”，这又是什么战术？

在这“屯垦、畜牧、开矿”的战术指挥下，凤全同志很快为国捐躯了，他没有死于“抗英”，而是招募汉人农夫在巴塘掠地垦田、强征徭赋、亵侮寺僧，还和朝廷往复讨论“收复”地产五金的三瞻对，被巴塘民众视为贪婪的殖民者愤而杀之。

凤全被杀，成全了伺机“平康”“新政”的帝国朝廷，拨银一百万两作为川边“改革新政”的开办经费，常年经费由四川增收棉、油、糖税中拨出【30】。自此，先后执掌四川总督的锡良、锡良的亲信赵尔丰、赵尔丰的哥哥赵尔巽，大肆铺张了一段血雨腥风的康巴劫难史：在《赵尔丰川边奏牍》里，处处“收服”、“弹压”、“底定”、“永除”、“荡平”、“歼灭巨寇”、“阵斩首级”、“扫荡坚剿”，以及“清查户口”、“开报户籍”、“清查地亩”、“规定粮税”、“兼征盐厘”、 “照章征粮”、“设官管理”……

中国学者研究“川边新政”的著述较多，如数家珍地赞誉赵尔丰“改土归流”历时仅六年多的“政绩”，显示出传统的土地扩张型帝国正在向工业化帝国转型。这里粗略录抄赵尔丰像超人一样统管农业、工矿、工商企业、教育等各行业的“政绩”如下【31】：

康地纵横三四千里，所有土地有史以来首次被“收归国有”，所有藏人僧俗，有史以来首次须向“中国”申领耕种土地的执照，有史以来首次给“中国”纳粮、缴纳盐茶畜牧等各种税捐。在孜本.夏格巴《西藏政治史》的记载中，赵尔丰的边军曾在康南察门贡一次就从藏人居民手中抢走上千驮粮食。

赵尔丰兴办工矿，重金聘请矿师，四处查勘矿苗探测矿业资源。在矿苗裸露的地区，除了官营采矿外，还大力招商开矿，德格、河口、理塘等地一个个小金厂应运而生，同普、德格开办了铜厂；连驻守的边军也开办了银矿。中国学者赞叹道“在沉静数千年的川边藏区，首次出现工矿业的喧嚣声”。直辖拉萨的黄金产地瞻对，也终于被“收归川属”，实现了前川督鹿传霖的志向。这整个“川边新政”时期，鹿传霖正是大清权力中枢军机处的军机大臣。

有史以来首次，数千汉人垦民越过了达折多（中文原名打箭炉，赵尔丰更名康定）的边关，涌入康区各地县大肆开荒辟地；金银铜铁木石泥瓦各类工匠、裁缝、理发、饭馆、客栈等进入康区“移民实边”、“移俗化夏”，各地邮电、官药、警局因应而设。在那五年里，康区冒出了二百余所汉文小学堂，为此教材印务应运而生。赵尔丰从中国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办了巴塘制革厂、邓科制革厂、巴塘印刷厂、稻城造纸厂、河口蚕桑局。

赵尔丰不但修整盐井“开辟盐税”，而且强行“茶务整顿”。藏人日常用茶需求量大，川茶销售为一大利源。赵尔丰“新政”之前，中藏茶商只能在打箭炉进行茶叶交易，炉关外康区各地西藏官员对中国茶收取过渡厘金。康区被占领后，赵尔丰组织四川茶商集资办公司，有史以来首次“取缔了打箭炉之外各关卡土司头人收取的茶厘”，将川茶销售扩张到了理塘、巴塘、昌都等地，“一年之中，曾盈余三四十万元”，不但川省茶税大增，而且“使国家权力向西推进【32】”。

康区本来流通印度卢比（银币），赵尔丰和川督锡良指派川省造币厂大量铸造有光绪头像的“四川藏元”和铜元，“专为藏卫而设……作为特别商品，自不得任便行使内地”，四川操纵比价，强制康区民间上纳赋税时，一律使用“四川藏元”，有史以来“中国货币”首次在西藏康区“流通”，仅一年便贬值6%-25%【33】。

在中央财政体制瓦解的晚清，贪官多如牛毛，“无论田赋、盐茶, 一切征榷悉归地方督抚”，“内而各局院, 外而各行省, 莫不各拥财权”，“所搜刮的款额，均不报解户部, 也不入国家财政奏销”【10】。那么，“川边新政”从1906年到1911年，在摧毁“土官政权”的人血骨糜中，苛募、专擅了多少军饷？新设道府州县大小流官有多少截留、报销、浮冒侵渔？有史以来首次从康区各地搜刮的粮、五花八门的税、各厂各局的收益、去了哪里？谁垄断了那些宝山矿地？谁采走了那些金、那些银、那些铜？谁是那些制革厂、造纸厂、印刷厂的股东？西藏的卢比（银币）被换成“四川藏元”的铜钱，银子去了哪里？

这一切，无论有案可查还是永远语焉不详，性质都一样：谋财害命。

3.在研究“川边藏区改土归流”的中国学者笔下，赵尔丰“对国家统一”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仿佛在那浊世饕餮中，杀人如麻的赵尔丰是一个烘培“西三省”大蛋糕的、廉洁奉公的理想主义者——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赵尔丰的哥哥，川督赵尔巽正是《清史稿》的主修者。

“爱国功臣”赵尔丰，在短短六年半时间里权力飞涨，从四品道台升川滇边务大臣、升驻藏办事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升四川总督，期间他的哥哥赵尔巽还接任了四川总督之位，兄弟搭档毫无掣肘，在康区“雷厉风行地进行各项社会改革与一系列经济文化建设”【34】……与“维护国家统一”不符合的是：赵尔丰急于攻进拉萨“维护统一”，却被朝廷阻止于察木多（昌都）；驻藏大臣联豫力阻赵尔丰进藏，并指责赵尔丰的军队越界攻进了联豫的地盘【35】。清政府派新军入侵拉萨，从赵控制的“川边”过境得不到给养，沿途抢掠藏人，军饷被克扣积欠。在拉萨“推行新政”的联豫奏报，按清政府规定应由四川递解的五十万协饷，屡被赵尔丰的哥哥、时任川督的赵尔巽截留【36】。

新事物铁路被认识到蕴蓄着惊人的利益。锡良和赵尔丰都是川汉铁路公司的主要创办者，锡良保举赵尔丰做川汉铁路公司督办。以爱国拒绝洋资的名义，公司相继转为了官绅合办、商办。铁路公司高管用集资款到上海钱庄投机亏空了银子。铁路工程质量差，施工管理混乱，贪污浪费、任人唯亲，一片乱象和糊涂账。清廷为借外债决定将铁路收归国有，但拒绝补偿公司高管投资失败的亏空。商人股东们开始闹事。在察木多（昌都）等待机会设立“西三省”的赵尔丰，被清廷召回成都处理保路运动。在这场同样交织着夺权、贪利、野心、血腥的革命因缘中，赵尔丰被四川大汉军政府军政部长、革命党人尹昌衡施计砍了头。

但西藏被吞并的厄运并没有完结。虽然同在“改土归流”的这几年，中国近代史上主要两股政治势力的精英们，持续进行了一场长达十多年的论战：反满革命派主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十八省汉民族国家；保皇维新派主张保皇、保大清的帝国宪政。也许出于政治策略，也许只因那时，主张十八省建国的反满革命家们，尚未意识到“统一大业”意味着多少矿务、垦务、工务、盐务的金银山？多少衙署修造、道路桥梁、邮政电线的百宝箱？多少粮税、盐税、茶税、牲畜税……各种厘金地丁花花银子？多少“一道同风”的文教、印务、医卫？多少警察兵力维稳？尚未意识到，从“统一”到“反分裂”，一切的一切“悉为蕴富之源”。

汉人革命者们推翻了满人政权，插上了象征十八省建国的十八星旗帜，其中四川大汉军政府的“国旗”也是十八星。不过，革命者们很快与他们的敌人满人统治者、与保皇维新派、与外埠侨商、与国内绅商大众、与爱国知识份子们、与后来的共产主义者们一样，都嗅到了将“五族”烩成“中华民族”的人肉筵席的美味——四川都督尹昌衡，他斩首了赵尔丰，半年后受命民国政府挂帅“西征”，尹昌衡声称：“边藏地大物博，国人称之为黄金世界，实我川肘腋间之宝藏。当此生齿日繁，民不聊生之际，若能保全兹土，尚可以实行殖民政策，消纳游民【37】”；“边藏乃锦绣河山……若著得手，数年之内可以不仰给于内地，十年之后可以大助内地矣。弟愿尽五年之力开发此土，望诸君赞助【38】”；“边地五金矿产，甲于他省，亟宜设法开采”，“非亟修通川藏铁路不可【39】”。

而“川藏危急”中的配角英国“妖魔”，认识到“通过满清官员与西藏建立联系是‘很丢人’和‘公认的闹剧’【40】”后，于1903年7月-1904年9月荣赫鹏率“贸易使节”在官兵护送下，开枪开炮轻易突破了西藏人的层层防线，闯进了拉萨，与西藏政府签订了《英藏条约》【28】，内容中的第九条确定了英藏双方要直接接触，西藏如欲与其他国家签约，基本上要获得英国的准许。该条约虽然是英国强加给西藏的，但也与英帝国用炮火轰开中国口岸的行为模式类同，且英藏直接缔约，等于承认西藏是一个主权国家。

也是1903年左右，英国矿商在与四川订立开矿事务，每份合同的交涉，都有英国驻华公使、驻川领事的参与，或代为呈请，或直接促成合同签订【22】——然而，与拉萨缔结《英藏条约》使清政府“恼羞而决心改变英国所获得的利益【41】”，有理由怀疑与两国间的各种商业活动有关，“英国政府很愿意承认满清对西藏拥有一定权力的说法【42】”，1906年英国与满清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仍然是在未通知西藏政府的情况下签订的，这是《英藏条约》的附加协议，目的在于表示北京对1904年《英藏条约》的“批准”，继续显得满清有西藏的宗主权。虽然英印总督寇松给伦敦的报告说：“所谓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的说法，只是一种宪法上的虚构、政治上的伪装【43】”。

当荣赫鹏的武装使团逼近拉萨的时候，为了避免被胁迫签订对西藏长远利益有害的协定，十三世达赖喇嘛中断了他正在进行的三年闭关静修，离开拉萨去了蒙古库伦。当赵尔丰血洗康区的时候，达赖喇嘛在蒙古传法并受到蒙古人的虔诚崇敬。当英国人与满清官员在印度议定《中英续订印藏条约》期间，达赖喇嘛到了青海，他得知了更多康区浩劫的信息，也收到了满清皇庭要他访问北京的邀请，十三世达赖喇嘛认为到中国去作一次短暂访问也许对西藏有益。当他在中国会见美国公使、日本大使以及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为西藏申诉的时候，赵尔丰正在康区进行开矿、办厂、修路、架桥等各种“新政”。当噶厦和摄政给清廷发电报，抗议赵尔丰的暴行，达赖喇嘛也当面向慈禧和光绪指出，满清与西藏从来都是宗教的供施关系，并要求清廷从康区撤军时，慈禧表示不会改变藏满固有关系【44】。

1909年11月初，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时，西藏人民献给他一方新印，上面刻有“圣地佛陀敕言之统辖一切人神共敬三界怙主遍知一切观世音金刚持达赖喇嘛如意佛王之印”【45】。这方印玺是西藏人民拒绝满洲或中国人干涉的标志，是人民承认达赖喇嘛的明证，达赖喇嘛和甘丹颇章（西藏政府）的合法性就在于在于此。当西藏人民将这方印玺献给达赖喇嘛的时候，满清军队根据与英国人签订的协议，以“保护英国商埠”为名，正在逼近拉萨……

2016年3月-2016年8月特拉维夫

注释及资料来源：

【1】西藏（图伯特）诗人铁让的诗作《举起赞普之剑，我的图伯特同胞》。

【2】1876年英中《青埔条约》（《烟台条约》另议专款）；1886年英中条约有关西藏与缅甸问题的条约；1890年在加尔各答签订的中英有关锡金的条约等。

【3】参见：《西藏政治史》孜本.夏格巴.汪秋德丹著；《西藏的地位——从国际法的角度对西藏历史、权利与前景的分析》M.C.F.范普拉赫著，跋热.达瓦才仁译，台湾雪域出版社。

【4】《丁宝桢藏事奏牍》,《清代藏事奏牍》,第 523—524页；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M）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转引自：贾熟村《丁宝桢编年事略》；徐君《从“固川保藏”到“筹边援藏”：晚清西南边防意识之形成——以丁宝桢督川十年 (1876—1886)为例》。

【5】参见：李勇军《清末民初的西藏建省论》，原始文献出自：阙名《西藏改省会论》；王锡祺《西藏建行省议》；小方壶斋舆地丛抄第三册，上海著易堂印行，1891年。

【6】《西藏政治史》孜本.夏格巴.汪秋德丹著，李有义译，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内部资料，“十二：达赖十三世和英国的边界政策”，第171页。

【7】康有为：《请立商政以开利源而杜漏折》，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334—335页，转引自王鹏辉《康有为的边疆建设方略研究》。

【8】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73页。转引自：王鹏辉《康有为的边疆建设方略研究》。《条陈商务折》等戊戌奏稿的大致内容互联网可得。

【9】《德宗景皇帝实录》（五）[Z].北京：中华书局，1987，本文转引自：张剑《从1895-1898年的新政看晚清改革的若干趋势》。

【10】陈锋：《清代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调整》

【11】参见：贾熟村《丁宝桢编年事略》；另参见四川机器局相关资料，互联网可得。

【12】瞻对又名娘戎（娘荣），都是藏语，娘戎的叫法在藏人中更为普遍。但因本文所引用的资料中使用的是瞻对，故本文沿用瞻对。另参见：唯色《新龙的贡布朗杰》；跋热·达瓦才仁《血祭雪域》第一章·西藏·从设立娘荣总管看西藏政府对多麦的统治.

【13】瞻对总管(督)即多麦基巧（多麦总督府）。跋热·达瓦才仁《血祭雪域》（台湾雪域出版社）、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与华人联络中经常提到的问题》等资料中都有关于瞻对和多麦基巧总督的介绍。“保川图藏”奏牍中称瞻对总管为“瞻番”、“瞻酋”、“瞻对头目”等。本文参阅资料：朱悦梅《鹿传霖保川图藏举措考析》；另参见：徐君《清季对川边的认识与决策（上）兼论瞻对问题的由来》。

【14】《鹿传霖藏事奏牍·会筹保川图藏并议复吴光奎疏》吴丰培：《清代藏事奏牍》，1992年版第992页、995页。本文转引自：徐君《清季对川边的认识与决策（上）兼论瞻对问题的由来》。

【15】《清史稿·鹿传霖传》。参见：朱悦梅《鹿传霖保川图藏举措考析》；徐君《清季对川边的认识与决策（上）兼论瞻对问题的由来》。

【16】《德宗景皇帝实录》（六）[Z].北京：中华书局，1987，转引自：张剑《从1895-1898年的新政看晚清改革的若干趋势》。

【17】参见维基鹿传霖。《清史稿》·卷438（民国赵尔巽等撰），原文“斩馘过当，尽收三瞻地，乃请归流改汉……”。

【18】参见：朱悦梅《鹿传霖保川图藏举措考析》。盛宣怀，晚清官员和实业家。1896年，他在上海外滩开办了中国通商银行。

【19】参见：《西藏政治史》孜本.夏格巴著；朱悦梅《鹿传霖保川图藏举措考析》。

【20】《川督恭寿查明瞻对用兵缘由请将瞻地赏还折》，《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第33页、36页。本文转引自：徐君《清季对川边的认识与决策（上）兼论瞻对问题的由来》。

【21】《成都将军恭寿为德格改流未先会商请旨嗣后边务即着川督办理折》光绪23年7月16日,《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第21页。

【22】参见：杨蕴成《论清末四川外资办矿》；李玉《晚清中外合办矿务的四川模式》；何一民《锡良与晚清四川近代化》。

【23】台湾近代史研究所，矿务档(第五册)（M）台北：近代史研究所，1960，2565-2991。

【24】参见：李玉《晚清中外合办矿务的四川模式》。会办：会同办理。清末新设的官署或办事机构，常设会办﹑襄办﹑帮办等职，一般是总办的副职。

【25】《平康三策》全文互联网可得。

【26】引自赵尔丰《议复岑春煊统筹西北全局奏请川边建省折》，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册，第921页。

【27】《清实录·光绪朝实录》卷之五百十九。

【28】《英藏条约》（Anglo-Tibetan Convention），中方称为《拉萨条约》或《藏印条约》。本文参照：M.C.F.范普拉赫《西藏的地位——从国际法的角度对西藏历史、权利与前景的分析》，跋热.达瓦才仁译，台湾雪域出版社。

【29】《清实录·德宗实录》［Z］，卷534，第11页。

【30】冯友志《西康史拾遗》第一篇·第八章。

【31】川边新政、赵尔丰改土归流政绩信息互联网可得。本文主要来源：陈一石《从清末川滇边务档案看赵尔丰的治康政绩》。

【32】参见：田茂旺《论赵尔丰在川边的茶务整顿与边政建设》。

【33】参见：周永红《清末中英在西藏的货币之争》。

【34】引语和信息参见：陈一石《从清末川滇边务档案看赵尔丰的治康政绩》。

【35】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

【36】参见：车明怀《晚清变局中的驻藏大臣》。

【37】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1911-1936年)[M].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 1974 本文转引自：黄天华《民初川边治理及其成效》。

【38】张天阳《民国初年尹昌衡西征及其结束原因探索》。

【39】《尹昌衡条陈川边建设政策》，《申报》1913年12月13日第6版；本文转引自：吴燕、刘一民《尹昌衡西征三题》。

【40】引自兰姆书第241页，本文转引自：M.C.F.范普拉赫《西藏的地位——从国际法的角度对西藏历史、权利与前景的分析》（第三章），跋热·达瓦才仁译，台湾雪域出版社。

【41】英国外交部档案，本文转引自：《西藏的地位——从国际法的角度对西藏历史、权利与前景的分析》（第三章）。

【42】英国《有关西藏的文件》（国会经办，1920年），转引自：《西藏的地位——从国际法的角度对西藏历史、权利与前景的分析》（第三章）。

【43】参见《西藏的地位——从国际法的角度对西藏历史、权利与前景的分析》第三章 “大角逐”中的西藏。

【44】资料来源：《西藏政治史》孜本.夏格巴.汪秋德丹著，李有义译，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内部资料第180-189页。

許家屯：從石板路起步的百年探索時間：2016-08-07 21:22 老梁

2016-08-08T00:55:00.000+09:00

2016年6月25日早晨，我和明鏡集團總裁何頻接到電話，說昏迷數日的許家屯剛剛清醒過來，指名要見何頻和我。我們兩人立即離開洛杉磯市中心附近一個會場，驅車前往座落在洛杉磯東郊Chino Hills，趕到許老床前。他的小兒子許建拉著他的手說：“李堡小學助學基金的事您放心，已經安排好了。”許老微笑說好。許建問還有什麼事情要交代？許老說：“沒什麼交代了。”何頻說：“您身體恢復了，我們再商量您出書的事。”他說：“等我休息半個月一個月。”他還想見另外一位朋友李大明，我告訴他大明路遠一時趕不過來，但很掛念許伯伯。許老嘆了口氣說：“你們是好人啊！”

“石板路不拆了”

見他應答正常但聲音微弱，我決定給老人一點小刺激。我對著他的耳朵，一個字一個字說：“剛看到新聞，您老家李堡的石板路不拆了，要保護起來。”他突然叫了聲“好”，聲音清晰洪亮。我不由暗暗鬆了口氣，因為我深深知道家鄉李堡以及鎮子內石板路在他心中的位置。

許老1916年在江蘇如皋縣李堡鎮出生，雖然李堡早已改屬海安縣，但他終生聲稱自己是如皋人。聽他描述過多次，我對鎮子裡的石板路也了解不少，知道南北大街東西大街交叉處是最繁榮的地段，知道東西大街部分路段彎曲、有幾個位置的石板下面有空洞，更知道東街頭盡處再走一小段，就到他家當時租住的東嶽廟。他父親做事的警察局，他自己就讀的李堡小學，也在這附近。這段石板路正是他百年人生之路的起點，難怪他刻骨銘心。

許老與本文作者老梁。

因為家道中落，他小學剛畢業就隨父母到揚州，從此遠別李堡。國共內戰初期，他在作戰途中經過李堡。中共建政後他雖然長期在江蘇任職，但受周恩來影響，有意迴避家鄉，只在一次下鄉途中在李堡短暫停留，見河川城郭都不復舊時風貌，石板路東嶽廟也無從尋覓，隨即匆匆離去，然而李堡長在他心底。就在廿五日清晨，他醒過來開口就問：“我現在是在香港，還是在如皋李堡？”

過去十多年間，我常有機會與許老聊天。我稱他許伯伯，他叫我“老梁”。久而久之，“老梁”成了許伯伯和相關親友對我的專用稱呼。蒙他信任，我幫他整理過一些文字，包括他對往事的回憶和對世界局勢的思考。聽了將近三百小時的錄音，加上數不清的竟日長談，我不僅習慣了他的蘇北口音，也逐漸熟悉了他波瀾壯闊的生平。為了核對有關地名和空間分佈，我打印出許多地圖，有蘇中各縣地圖，郭村戰鬥、黃橋戰鬥、淮海戰役、渡江戰役態勢圖，進軍福建路線圖，直到蘇北水利工程圖，等等，厚厚一沓。看著這批地圖，如同看到許老留在大地的深深足跡。

也許在許多人眼中，許老到香港前一直順風順水，20歲出頭就擔任縣委書記，不到40歲就出任南京市委書記。在他之前擔任同一職務的依次是劉伯承、粟裕、柯慶施，還有老資格正省級幹部惠浴宇。在南京市委書記任上，他因大膽與學生對話平息風波，獲毛澤東當面表揚，不久後升任江蘇省委書記處書記，此時他剛40歲。文化大革命剛結束，他被任命為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成為重要的地方領導人，後來又以67歲的高齡身膺重寄前往香港，應對前所未有的複雜局面。而事實上，從1942年到1952年這十年間，許老經歷過三起三落。

十年間三起三落

他1942年在如西縣縣委書記任上，突然被批評犯了“地主路線”錯誤，降職為分區農工抗日救國團團長，但不久後復職任泰縣縣委書記，這年年底又升任三地委副書記。1946年下半年共軍主力由粟裕率領轉移到蘇北、魯南後，蘇中地區的主要城鎮被國軍佔領。時任一地委副書記的許老，在地委、分區主要領導率大部分武裝撤退到東台縣時，被指定任南縣工委書記，帶領一個加強營在泰州、如皋、泰興、靖江一帶堅持。面臨對手的強大兵力和嚴密的封鎖，許老創造性地提出“避洋擊土”方針，即避開國軍主力，打擊被稱為“土頑”的還鄉團。他靠偵聽電台掌握動向，率部每夜行軍“跳格子”，避開國軍的掃蕩，還兩次長途奔襲，打擊盧港、周莊頭兩地還鄉團。艱苦轉戰數月後他帶部隊到外線休整，突然又遭批判，說他放棄原地鬥爭。結果他被調到主力11縱隊第31旅任政治部主任，變相降職，不過不久後升任師政治委員。他第三次挨整發生在1952年，當時他任福州市委書記，正在領導展開“三反五反”運動，卻突然遭大會批判，說他“貪污”、“與省委分庭抗禮”。後來他“貪污”的罪名雖然得以澄清，但還是遭降為省委工業部副部長，直至1954年調任南京。

三次遭批判，事前都毫無徵兆，而挨批降職後，每次都很快復職並且獲擢升，許老晚年提及這段經歷仍然覺得不可思議。我曾經提出一個假設：許老頭腦靈活，做事充滿激情，老上司葉飛上將曾誇他“生龍活虎”。許老赴美旅遊休息後葉飛出版回憶錄，仍不避嫌疑稱讚許“有工作能力”。主意多敢做事的人，遇到惜才的上司脫穎而出的機會自然多，然而遇到循規蹈矩的上司挨批的可能性也大。早年如此，香港歲月更如此。勇於任事、大膽拍板的許家屯，在習慣於“外事無小事”的外交部、港澳辦一眾官員眼中簡直是另類，不挨整才怪。

聽到我這番話，許老點頭認可，說自己個性中有“英雄主義”，失敗成功都與此有關。所謂“英雄主義”，在中共話語系統中定義為“個人英雄主義”，其實就是高於常人的膽略和銳氣，往往在艱難複雜的環境中凸顯。許老當年敢赤手空拳組織抗日武裝，敢在敵後穿插周旋，1949年身為師政委敢於主動率領先鋒營渡過長江天險，盡顯英雄本色。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敢於推動鄉鎮辦企業、成功打造蘇南模式，到香港後力排眾議打開局面，直到以73歲高齡決定赴美旅行休息，支撐他的依然是“英雄主義”。正是靠過人的勇氣，他在歷史上寫下不可磨滅的一筆。

我害老人痛得不可開交

我跟許老來往較多這十多年，是他絢爛歸於平淡的時光，昔日的功業已遠去，勇氣的鋒芒已收斂。在許多人眼裡，他如同一位開朗慈祥的鄰家老人。平時一起餐聚，他總是叮囑要多點肉菜，因為我兒子能吃肉。結帳時他不忘吩咐多給小費，哪怕偶爾服務不盡人意也如此。在他面前，我總忍不住調皮本色，時常開一些出格的玩笑逗他。

2007年許老在家中摔倒，左手腕骨折，肺部被折斷的肋骨刺傷。我與李大明十分擔憂，去醫院探視他幾次。老人的生命力真是頑強，不多幾日就基本康復出院。我們一到他住宅，他就迫不及待問：“你猜我打了麻藥之後夢見什麼？”我未經大腦回答：“夢見毛主席了。”他哈哈大笑，扯動未癒合的傷口，痛得不可開交，嚇得我不知如何是好。他一手按著傷處，一手輕拍我手臂示意沒事，繼續大笑，笑完後才描述他當時的幻覺。還有一次我讀到一篇文章，說許老1977年在一次群眾大會上，以濃重的蘇北口音讀出“硬骨頭六連”幾個字時，引發全場大笑，於是我請他說給我們聽聽。老人忸怩良久，終於未能拒絕我們一再央求，慢慢說出那五個字。從此學他說“硬骨頭六連”成了我們餐桌上的保留節目，他聽了只是笑，有人學得太離譜他還糾正一下。

他信仰的共產主義

與許老接觸多的朋友都知道，許老的魅力遠不限於他的隨和、寬容、樂觀、健談。他過人的記憶力時時令人驚嘆，而他的求知慾望與探索精神，直到他目力喪失聽力衰退的暮年，依然綻放奪目光彩。每次與他交談，我都必須全神貫注，隨時準備回答他的提問。他的問題包羅萬象，從孔孟之道的核心、易經與道德經哲學的異同，到民主與共和的區別、美國印第安人人口的變化，上一分鐘問什麼是“叢林法則”，下一分鐘就要解釋對沖基金。我經常被考住，只好隨身帶電腦，即時查詢再回答。許老問這些問題並非獵奇，而是為了印證他正在思考的一系列重大問題。這幾年他一直不停思考探索，構思一篇大文章，試圖總結20世紀以來戰爭與和平的經驗教訓，找出融合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優點的方式，提出人類和平發展的思路。

許老終身信仰共產主義，不時招來或明或暗的批評。然而依我看，他信仰的共產主義，未必與批評者心目中的定義相同。許老說過，他記得文化大革命前傳達過毛澤東與英國蒙哥馬利元帥的談話紀要。蒙哥馬利問毛，共產主義後面有沒有其他主義。毛回答說，有其他主義，但是什麼主義我不知道。許老激賞毛的回答，認為毛作為共產黨領導人敢於說共產主義還要被其他社會制度取代，真是高瞻遠矚，超越歷史。無獨有偶，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的政治報告中，引用了馬克思、恩格斯一句話：“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可見當時中共黨內開明派高級幹部，對共產主義的認識有所深化。對許老而言，信仰共產主義，無非是他堅持不懈為人類前途思考探索的動力。

五年計劃要改成兩年計劃

今年五月八日許老乘車到我家，說他估計自己時日無多，原先訂的五年計劃要改成兩年計劃，盡量多表達想法，以早日成文，這番話令我動容。一星期後他因腎衰竭影響心臟而送入院搶救，數日後出院，23日又約我長談。何頻和另外一位朋友專程從紐約前來探視許老，25日上午我陪他們抵達許宅時，老人已經穿戴整齊等候許久。那天許老談興很濃，說話依然中氣十足，思維清晰而有條理，繼續展開他上次未談完的戰爭和平主題。談到世界進入智能時代，他引用不久前阿法狗戰勝圍棋高手作例證，折射他一直關注時代進步。午餐時他陪大家喝了一杯江蘇的美酒“夢之藍”，我告訴他，網路上有人呼籲保留李堡的石板路，他讓我有進一步消息就告訴他。

老梁專程去許家屯的家鄉江蘇李堡鎮，拍下了石板路今天的景象。（老梁攝）

我去年初曾到江蘇一遊，其間專門去了李堡。踏在許老細細描述過的石板路上，找到他出生地東嶽廟的遺址，我拍了一組相片，回美後請他看。雖然他限於目力無法看清相片，但聽我講述石板路的現狀時興奮不已。他說他就讀李堡小學期間就喜歡看報紙，關注時事、憂國憂民的習慣一直不變。說他的百年探索始於李堡石板路，絕非虛言。

6月28日深夜我得到消息，許老的生命體徵逐漸消失。儘管何頻兄事先告誡過大家，老人高齡安詳辭世是喜喪，我們不要用眼淚為老爺子送行，但我想到再也沒有機會聽許伯伯暢談，再也聽不到他爽朗的大笑，禁不住悲從中來。午夜剛過，噩耗傳來。我想，許伯伯落葉歸根的願望生前未能實現，此刻他已獲自由的靈魂想必重返故鄉李堡，徜徉在他魂牽夢繞的石板路上。（本文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定居美國南加州，長期協助許家屯整理文稿。）（《明報月刊》
）

兰德：美中若开战，中国的损失会更大 2016.07.30 07:38

2016-07-31T03:40:00.005+09:00

兰德：美中若开战，中国的损失会更大
2016.07.30 07:38

斯洋

华盛顿 —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星期五（7月29日）公布的最新报告说，随着中国军事能力的提高，一旦美中开战，美军并不能确保战争按自己预料的方向发展，也不一定能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报告警告说，一旦开战，尤其是两国陷入长期的高强度战争，中国的损失会更大，而且这种损失不仅是军事上的，包括经济和政治上的。

战争的可能性

兰德公司是美国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兰德公司的这份题为《与中国开战，想不敢想之事》（War with China—Thinking Through the Unthinkable）的报告说，虽然美中出现预谋战争的可能性不太，但是，一旦危机处理不当，两国的敌意可能被引发，而这一点却不能忽视。

报告说，随着中国军事能力，特别是“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的实现，战争一旦发生，美国并不一定能够获得操作上的控制权，从而摧毁中国的防御，并获得决定性胜利。

报告说，虽然两国都不想开战，但是两国军方都为战争的可能爆发制定了方案。

区域性的常规战

报告认为，美中之间一旦战争爆发，应该是区域的常规战争，主要以舰船在海上和海底战斗为主，同时伴以飞机以及各种导弹。另外，针对卫星的太空战和针对电脑系统的网络战也不可避免。报告认为，战争会在东亚爆发，并将在那里持续。随着战争的深入，大部分西太平洋地区将会变成“战区”，并带来严重的经济影响。

报告认为，考虑到核武器的严重后果，两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报告还认为，除网络战外，中国并不能对美国本土实施打击。但是，美国对中国军事目标的常规打击范围更大。报告作者将他们研究的时间限定在2015年到2025年期间。

四种可能的战争情况

报告以战争的强度和延续的时间为两个变量，分析了美中之间可能爆发的四种假象战争场景：迅速高强度战争、长期高强度战争、短期中等强度战争、长期中等强度战争。

报告说，战争的强烈程度将取决于双方的领导人，是否下令各自军队对敌方力量予以毫不犹豫的打击。考虑到两国有足够的资源打一场长期的战争，因此战争持续的时间将取决于哪一方先失去了战争的意愿或是意识到打下去是适得其反的。

报告说，在迅速高强度的情况下，如果双方领导人下令自己的军队予以对方迅速打击，战争爆发。2015年的情况下，美国的损失会包括地面的海军和空军力量、航母以及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基地，而中国的损失会更大，包括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系统受损。不过，报告说，到2025年，因为中国A2AD能力的增加，美国的损失会加大，但是，中国的损失依然更大。

从经济来说，迅速高强度的打击将会对中国的全球贸易造成影响，因为中国大部分的贸易经由西太平洋地区，而美国的贸易损失主要限于美中贸易。

长期高强度战争中，在2015年的情况下，战争拖得越长，对中国的影响越大。2025年时，虽然美国要取得战争胜利的前期与现在相比更差，但是这并不代表中国会赢得战争。而且，随着战争的持续，大部分的西太平洋地区，从黄海到南中国海对商业海上和空中运输来说变成危险地带。贸易急速下降对中国的经济的影响是相当重大的，而且随着时间延长以及强度的加深，其他国家，美国的盟友卷入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大，特别是日本可能加入。

迅速的中等强度战争指的是较低等级的、零星的、局部的战争，只会产生较小的损失。报告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两国领导人都有意愿，也有能力达成妥协，因此，这样的冲突会在对经济和国内政治以及国际稳定带来重大影响之前结束。

报告说，因为避免妥协带来的政治成本，两国可能会陷入中等程度的长期打击，报告说，在这样的一种情景下，中国的经济损失也会更大。

战争结束

但是，战争总是会因为非军事因素结束。这些非军事因素无论从现在还是长期来看都是有利于美国的。

报告说，尽管战争都会给两国的经济带来损失，带给美国的是国民生产总值（GDP）5%到10%的下降，而对中国来说却是25%到35%的损失。

从国内政治上来说，这样的一种经济损失可能会引发中国的政治动荡并鼓励中国的分离主义分子。而在美国，战争只会造成两党之间的分歧，而国家却是稳定的。

从国际影响方面来说，长期高强度的战争会有利美国。美国的亚洲盟友会挫败中国的军事冒进。俄罗斯、印度和北约的影响有限。北约也会制约俄罗斯在欧洲的行动。日本2025年的加入可能会改变战争的方向并影响战争的结果。中东的高度动荡对美中都有损美中的利益。

结论

报告最后说，美中两国一旦爆发战争，后果非常严重，因此两国应该将避免战争爆发作为政策的重点。报告说，因为战争的高成本，预谋战争是不可能的。但是，两国政府需要强大的危机管理机制和加强对军方的非军方控制力量。

报告的作者特别说，虽然这份报告是给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但是，他们说，他们希望中国领导人也能考虑到与美国开战带来的可能的情况和后果。

嘲讽，抵抗专制的喜剧精神——谈中国的段子搞笑时代

2016-05-02T02:39:00.002+09:00

嘲諷，抵抗專制的喜劇精神

——談中國的段子搞笑時代

（瑞典）茉莉嘲讽，抵抗专制的喜剧精神——谈中国的段子搞笑时代

猶如海面上泛起的一叢叢浪花，前不久曝光的巴拿馬文件，在中國產生了一種神奇的效果——來自民間的喜劇性狂歡。幾十年跟著中共“摸著石頭過河”，卻不知過什么河的迷糊百姓，突然清醒地大叫起來：“哇哈！原來這條河名叫巴拿馬運河！”

馬克吐溫說：“人類只有一種有效的武器，那就是笑。”西方文藝理論把喜劇精神視為弱者與智者對抗困境的手段。在喜劇的詼諧與歡笑之中，充溢著一股生生不息的力量，能夠消解社會的僵化、愚昧與刻板。喜劇精神的實質，是對自由平等的向往和追求。

在封墻禁言政治高壓的大倒退時代，不少中國人被迫成為精彩的段子手。他們在網絡上機智地運用片言短語，調侃、挖苦、嘲諷，搞笑，給人帶來認識上的頓悟與心領神會的歡愉，這足以證明，趙家政權無法愚弄所有的中國人。

◎ 笑話源自“不一致”的偽善

人們天生就喜歡說笑話。笑話的產生有各種原因，其中有一個“不一致理論”。如果假定的事情與真實情況不一致、出現反常乖謬之時，笑話就像春天的蒲公英一樣飛揚起來。

例如，高調反腐的習近平宣揚“打鐵還需自身硬”，并教育手下官員說“要管好你的親戚，不要用權力謀取私利”，而習的姐夫鄧家貴，這次卻被巴拿馬文件揭露在海外隱藏巨額財富。如此驚人的不一致，導致“姐夫”二字瞬間紅火。曾幾何時，社交媒體里不知“姐夫”是誰的人，立刻就OUT了。

有詩歌才華的段子手深情地吟誦著：“小時候/ 巴拿馬是一條寬寬的運河/ 太平洋在這頭/ 大西洋在那頭/ …… 而現在/ 巴拿馬是一堆泄密的文件/ 姐夫在這頭/ 小舅子在那頭。”有人展示書法對聯：“只許姐夫離岸，不許百姓入關。”幾乎人人都躍躍欲試，要跟著姐夫去巴拿馬實現“中國夢”。

但是，想跟“中國第一好姐夫”走的人卻找不到門路，因為姐夫二字業已在網上失蹤，作為敏感詞而無法搜索了。人們哭泣著到處尋人：“姐夫啊，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防火墻回答：他剛離去他剛離去。”人們還創造了與姐夫發音相近的英文名稱“Jeff”，來敘說巴拿馬的驚天秘密。

涉及巴拿馬的西方權貴名流不是辭職就是道歉，令中國的段子手們鄙夷不屑。他們嘲笑冰島總理缺乏“三個自信”，竟然不出動坦克，屁大點事兒一天就投降了。英國首相卡梅倫面對危機不會刪帖，不會以“嫖娼”和“尋釁滋事”的罪名抓捕反對他的人，這也是被中國網民瞧不起的。

人們嘖嘖稱贊的是：“我們大國領導人展示風范，什么叫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被強烈贊美的還有前總理李鵬的女兒李小琳，她曾建議給每個人建“道德檔案”讓人民“知恥”。這一次，網友們紛紛傳閱她的香港護照影印件，驚嘆李公主靚麗的身影，竟然又從瑞士銀行飄向巴拿馬。昔日薄熙來太太谷開來因離岸公司而殺人的驚悚劇，如今出現了更吸引人的最新版本。

由此看來，笑話來源于“不一致”，是由于邏輯上的自相矛盾，表象與本質的不符。當人們發現趙家人極其無恥的偽善與欺騙，認識到當局因巴拿馬文件禁網拘人，實際上是一種“封鎖式招供”，一片轟然的笑聲就無法抑制地爆發出來，趙家人的斑斑劣跡被暴露在陽光下。

◎ 思想耗子鉆洞，公民意識滋長

手持世襲的寶杖，篡奪了權力的趙家人漫天說謊，裝腔作勢，讓世人把他們當作“大大”神明來敬畏歌頌。被軍隊的刺刀和警察的棍棒簇擁著，權貴們毫無顧忌地視人民為無知的群氓。

然而，就像一只思想的耗子，來自巴拿馬的消息在重重圍困的大墻上鉆出一個小洞來，使道貌岸然的趙家露出麒麟皮下的馬腳。沒穿衣服的皇帝成了千古笑談，不可一世的他們陷入恐慌之中。

一些有思考能力的段子手深入挖掘這個政權的荒唐之處。他們辛辣地嘲笑說：“共產黨人死都不怕，就怕公布財產，那是黨內最嚴厲的處罰。”“我深刻理解黨媒姓黨的重要性了。”“中國政府打虎的結果是，讓自己變大老虎。”

喜劇性的寓言創作也在此時大顯身手。例如，一個資深段子手講述豬和驢的有趣故事。一頭豬認為自家的院子最好，因為那是它出生的地方。驢子告訴這頭豬說，爺爺把錢全存在城里了。見蠢豬還是不以為然，驢子只好嘆口氣說：“你知道那錢是怎么來的嗎？那可是賣豬肉得來的！”

人們因此全明白了，巴拿馬揭露的只不過是趙家如山罪行中的一小撮土，集權是腐敗的成因，他們的政治就是要奪取財富分配權。于是有人用點睛之筆總結說：“一直以為土共那個鐮刀錘子代表農民工人，剛才發現這兩件家伙的真實含義——鐮刀用來收割民眾創造的財富，錘子用來鎮壓敢反抗的人。”

魯迅先生說：“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趙家可以封網抓人，但他們無法逃脫喜劇段子射出的犀利之箭，在普天的集體狂歡中，趙家人受到毫不客氣的奚落和嘲弄。中國人的公民意識也連同喜劇段子一起悄悄滋長，那是人們通往真實與正義的一條迂回曲折之路。

◎ 滑稽表現人的痛苦憤怒與反抗

但妙語如珠的詼諧笑話并非珍珠項鏈，而是帶刺的花冠，有著苦澀的余味。搞笑的沖動往往產生于悲哀的現實生活。當人們遭受權力政治的踐踏，面對鎮壓的殘酷與當局的謊言，想到自身所面臨的困境，他們感受到一種強烈的荒誕感，想要吐槽的愿望油然而生。

去年七月的那個黑色星期五，一夜颶風，中國各地的死磕派律師或被秘密抓捕，或遭威脅騷擾。滿懷悲憤的段子手寫道：“建議以后高考招生的時候，法律系和新聞系招生的老師，負責任地在招生簡章上說明：本系優秀人物有坐牢風險，請各位考生在報考之前咨詢家長。” “我媽說：天通苑的足浴店都停業了，因為坐成一排泡腳屬于聚眾活動…。”

今年愚人節時，國內的一個廣泛流行的滑稽段子是：“我們跟對了黨，天天都是愚人節。”執政黨到處展示他們不可理喻的愚昧，這就使傳統的喜劇觀和悲劇觀不再互相排斥。人們既想哭，又想笑，在表面淘氣的搞笑中，滑稽與深刻的痛苦相互交融，搞笑段子揭示了許多悲劇無法表現的東西。

波蘭思想家米奇尼克說：“極權統治的實質就是消除一切自發的政治生活，把社會中的人分裂成一個個的原子，其目的在于使每個人只能孤立地面對整個制度，從而使人感到形單影只，而且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

然而，長期遭遇挫折的中國理想主義者，在承受了巨大的焦慮與絕望之后，找到了這種特殊的語言——笑話，一種自我拯救的生存策略。哲學家尼采認為，人因為忍受了極度的痛苦而發笑，“酒神精神”喻示著情緒的發泄。弗洛伊德把夢和玩笑都解釋為巨大的精神能量的釋放，以及對自我深淵的窺視。玩笑在這時已經不僅是玩笑，而是對社會現實的蔑視、貶斥與反抗。

同樣心懷痛苦的中國人，因為對同一事件發出相同的爽朗笑聲，表現出同樣強烈的關注，于是，他們不再是一個個分裂的原子，而獲得了一種命運相關的親切感。在那個被他們稱為“大精神病院”的國家里，這些社會批評家們真正懂得了罪惡與苦難，獲得了一種堅定而豁達的人生觀，成為自我反省的社會良知。

◎ 如孩子扔石頭，以嘲弄干預社會

毫無疑問，喜劇搞笑是帶有一定的顛覆性，是對現實的挑釁。優秀的段子手其實和政論家一樣嚴肅，只是他們的說理方式特殊。他們講笑話，像小孩子一樣向一潭死水似的社會扔石頭，激發出喧囂而戲謔的聲響。

即使在極其嚴苛的歐洲中世紀，被欺壓的底層人民也可以在狂歡節時，盡情嘲諷權貴。這種嘲笑被稱為“曇花一現的自由”。但當今中國網絡上的段子，雖然常遭刪貼，仍然有很多吐槽段子幸存下來。即使是曇花一現，段子手們仍然巧舌如簧樂此不疲，既娛樂自己，也扮演了一個反應人民心聲的重要角色。

例如一個段子說：習主席夜半投宿，老嫗問門外是誰，習主席報上他那一長串聲名顯赫的黨政軍首腦職務。老嫗回答說：“我這住不下這么多人！”貪權嗜權之人無法被腐朽的體制所約束，但在公眾幽默中往往出乖露丑。近年來，傲慢自負的習主席是受到揶揄較多的一個。

趙家人的品德和智力，也是段子手們的一個拿手的趣味性題材。例如一個故事說，小明總是虛報自己在學校的成績，父母知道后愁眉不展，小明卻抱怨父母，說他們不該去學校，了解真相沒好處。爺爺聽罷大驚，對小明說：“你是未來國家領導人的材料啊！”

好的笑話大都講述令人心酸的故事。例如在關于兩會的笑話里，有一個記者問大會主持人：現在市場的糧食與蔬菜農藥殘留物已經嚴重超標，老百姓還有放心安全的食品嗎？大會發言人沒好氣地回答：“提問也不動動腦子！你以為農藥就是真的嗎？”又如台灣為什么不禁摩托車的問題，大陸段子手的答案是：“台灣的每一輛摩托車上都坐著一張選票，沒有任何一屆政府敢限摩。”

喜劇段子就這樣，通過一個小小的場景，幾句簡單的對話，就能使怪誕變得驚人的清晰，令人啞然失笑而又痛心無比。這種無比辛辣的的搞笑是對荒謬社會的抨擊。人們對腐敗無能的政權的痛恨，經過文字修飾，使其攻擊性與娛樂性融合在一起，將憎恨提高到藝術的高度。

◎ 幽默發光，一種非暴力策略

當年卓別林在嘲諷獨裁者等社會丑陋人物時，他以原始的方式進行挑釁，拽別人的胡子，往別人的湯盆扔鼻涕。這些手法，是當今網絡段子手想干而不能干的。但當今段子手同樣能嫻熟地使用多種諷刺技巧，以妙不可言的笑話掀起理智與非理智交鋒的高潮。

一些才華橫溢的段子手充當了先知和預言家的角色。他們在民間社會搜集趣聞笑料，磨礪其鋒芒，創作出很接地氣的犀利段子。看起來，來自草根的娛樂文字如同大白話，但卻如弗洛伊德所說：“引起懸念的笑話，讓人們笑五秒鐘之后，再想五秒鐘。”

例如，一個有關開倒車的段子：一個男子偷車后不會開，臨時學，只學會了倒車，硬是倒著車開了100公里回到家。于是有人說：“這還不算牛的，我老家湖南有個奇人，偷完車后也是不會開，臨時學的，只學會倒車，硬是倒車開了65年了。”

幽默總是敵視任何形式的極權，帶笑影射的利箭總是準確射向最直接的目標——那是歷史上早該死去的獨裁僵尸。對這一類段子，人們無法一笑置之。它們不僅闡釋問題，而且如利刀割物般的剖析問題。這種令人折服的段子可視為“思想喜劇”。

正因為段子能夠介入最尖銳的社會矛盾，因此，在國際非暴力抵抗運動中，“嘲諷”被認為是一種可行策略。這種策略比較容易獲得公眾支持，有著強大的功能, 可以削弱獨裁政府的合法性，以令大眾拍案叫絕的手法向專制挑戰。

只會使用暴力手段的趙家人，因為惱羞成怒曾拘留過兩位搞笑漫畫家——上海藝術家戴建勇和廣東維權律師葛永喜。但在經過喬裝打扮的精妙文字段子面前，智商可疑的趙家人幾乎不知所措。

如前所述，在中國網絡上遍地風流、令人眼花繚亂的笑話段子，來自人心中的一種高尚的痛苦與絕望，蘊含著深切的人文關懷。面對自由喪失的絕境，拒絕麻木的中國知識分子相信，閃閃發光的幽默可以戰勝恐懼。不愿呆在黑暗的曠野里空等戈多，他們以充滿智慧的、具有摧毀力的笑聲，打開黑屋之窗，喚醒一個民族的自由精神。

我的历史观资中筠作者：九妹小政

2016-04-17T02:41:00.000+09:00

我的历史观资中筠作者：九妹小政

改革开放之初，我首次作为访问学者访美，参加了一次中美历史学者的交流会。有一位美国历史教授讲了一段见闻，他问美国学生为什么要学历史，绝大多数的回答就是感兴趣；他问过台湾的学生，得到的回答是，为兴趣而学历史对我们太奢侈，我们是为了救国而学历史；后来他接触到中国大陆的学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竟如出一辙，当时两岸处于对立状况，各自所谓“救国”的含义可能相反。
把学历史和救国联系在一起，令他这个西方人感到十分新鲜。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学习和研究历史可以有如此不同的角度。

官史，基本上是给皇帝看的

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民族颇有几个，好像没有像我们那样特别重视历史文本，对史书赋予如此沉重的使命。最常见的说法是“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这里“替”是关键，为什么不是“兴衰”？就是一个皇朝由盛而衰，最后被下一个朝代“替换”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所谓一个朝代实际上是一个家族掌权，然后又被另一个家族夺走了，换了姓。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是为了本朝能千秋万代永远继续，避免被别的朝代“替”掉。
谁最该吸取这个教训？当然是皇帝和他的家族。他的谋士、帝师的职责就是教皇帝如何保住这个皇位，老百姓是无权参与，也无能为力，所以历史首先是写给皇帝看的。中国二十四史只有第一部《史记》例外，是异类。尽管司马迁本人的职务是史官——太史公，但他著史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是为了皇朝的延续。他的心胸非常博大，包含整个他目光所及的世界，要找出规律，不是为了汉朝统治能够永远持续。所以他胆子很大，一直写到当代。他是汉武帝时代的人，《武帝本纪》他也写出来了，而且对武帝没什么好话，并非歌功颂德。要是看《史记·孝武本纪》，对汉武帝得不出很好的印象。而且《史记》还有点像布罗代尔所提倡的写生活史，给各类人都写列传，包括《游侠列传》、《刺客列传》、《货殖列传》等。中国人历来是轻商的，但司马迁给商人也列传。还有酷吏、循吏，都分别列传，按照他自己的评判标准。
所以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历史书里的一个异类。是为记录史实，也是寄托他自己的情怀，不是给皇帝看的。但从此以后，包括《汉书》，历代所谓“正史”，也是官史，基本上是给皇帝看的。

《资治通鉴》的最后附有一封给皇帝的信

没有列入二十四史，却最权威、最重要的一部编年通史干脆就叫《资治通鉴》，顾名思义，目的鲜明，是帮助统治者如何巩固统治权的。
作者虽然也姓司马，但司马光与司马迁的角度非常不一样，他在《资治通鉴》的最后附有一封给皇帝的信，大意说我所有的精力都已经放到这里边了，此书是在宋英宗时奉命编写的，完成时已经是宋神宗当政了。他请当朝皇帝好好读一读这部书，并明确提出，每一个朝代的兴衰有什么样的规律，宋朝应如何吸取经验教训，才能持续兴旺下去。
说穿了，历史著作的最高目标就是如何使皇朝能够千秋万代永存下去。为达巩固统治的目的，其中有一条就是得民心。所以得民心是手段，不是目的。就是说民众的需求和他们的福祉，是必须要顾及的，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能不顾及，但这是手段，目标是为了维持王朝。就像唐太宗那句脍炙人口的话：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民是水，舟是皇权。
当然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因为水还是最基础的。但归根结底，水的功用是什么呢？是为了承载上面的皇权宝座。能够明白这一点，重视民众这个基础，就算明君了。但后来因为在皇宫里待久了，皇二代、皇三代以后，连这样的道理都不明白了，习惯于掌握生杀予夺之权，以为自己可以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一意孤行，结果起了风浪，把船给掀翻了。
不论如何，历史著作的最终着眼点是巩固一家皇权的统治。
从这一功能派生出来，史书还有一个功能是对当朝统治者起一定的监督和约束作用，这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中国古代史书有一以贯之的价值观，这是从孔子著《春秋》时定下来的。遣词造句都代表着褒贬，叫做“春秋笔法”，所以有“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说。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一般草民不在乎，中国士大夫却很在乎，当国者更在乎，他们特别在乎自己死后的历史地位，史书上是把他当成明君还是昏君。
要想历史把他写得好，就要做得好。做不好，在历史上就会是昏君，亡国之君。所以对于皇帝或统治者来说，史书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使他们还有所敬畏。所以顾准说中国的文化是“史官文化”。
这个传统在皇权专制时期能保持近千年，很不简单。到唐太宗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怕史官记下来，坚持要看自己的“起居注”，褚遂良等人顶不住，就破了这个规矩。后来隐恶扬善、歌功颂德就逐渐多了起来。不过总的来说，史官还是有一定的独立性，心目中有一个榜样，治史者对后世有一份责任心，对真相心存敬畏，不敢胡编乱造。

不能以皇朝的兴衰为主线

自19世纪中叶，中国人开始放眼看世界以来，再讲历史，就不限于中国，而是世界各国的历史了。“以史为鉴”也包括以他国的兴衰为鉴。中国人研究外国历史，最开头的着眼点是：为什么他们能打败我们？这也就是我开头讲的中国学生回答美国教授为什么学历史的问题——是为了救国。不管学中国史还是学外国史都是为了救国，这是当时知识精英的共同情结。
但是“他们”为什么强大，就不能以皇朝的兴衰为主线了。因为欧洲从中世纪以后的发展途径，就不是一国一家的王朝兴衰。历史发展是以生产力、思想的进步和制度的改变为主线。因此，我们在学欧洲的历史时，总是要学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革命、科技革命、工业革命，什么时候有了蒸汽机之类。既跨越王朝，也跨越国界。
作为现代人，放眼世界，是否还能立足于朝代的“兴替”？既然号称“共和国”，又以马克思理论为主导，那么，历史观就应以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大众的福祉为标准。评判是非得失有了新的视角。眼睛不是总盯着国家，而是看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包括用什么器皿，什么时候机械化、电气化了，以及风俗的演变等，而统治方式、政权的兴替以及制度的变迁只能成为手段。
几年以前，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大国崛起》曾引起热议。一般观众自然而然会想到“中国崛起”，思考从其他国家的兴衰中看出什么规律。比如纪录片中提到荷兰这个蕞尔小国，却曾经一度因其最自由、最开放、最有创新而领先欧洲，称霸一时；比如德国作为欧洲的后来者，特别重视教育，19世纪德国的教育在欧美国家处于领先地位，德国也以此兴国。
这实际上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历史，脱离了帝王家谱的体系，颠覆了为皇朝服务的历史观。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国崛起》这部纪录片无形中起了一些突破性的作用。

如何评价苏联解体？

自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其原因和经验教训是中国政界、学界戚戚于怀，挥之不去的心结和话题。总结苏俄历史经验教训的纷纭众说，大体上有两种视角。

一、人类文明史的视角
从这一视角出发，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原来的统治制度对人类的两大诉求：生产力的发展和公平正义都无法满足，既无效率，也不公平，反而扼杀了文化底蕴深厚、优秀的俄罗斯民族的创造力，给俄罗斯及其周边的民族带来的祸多于福，因而难以为继。
不论以何种方式，最终必然要抛弃旧的制度，转到人类共同发展的轨道上来。这一转轨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通过暴力。俄罗斯得以和平迈过这一坎，避免了流血和大规模的破坏，是其人民的幸运，也说明民众的文明程度。总而言之，这是历史的进步。

二、沿袭朝代兴替的视角
这一视角奉苏共的统治为“正朔”，以同一政权千秋万代永远持续为理想，是非褒贬以此为准。于是得出的“教训”是：从赫鲁晓夫开始揭露斯大林暴政的真相（尽管只是一小部分）动摇了对斯大林的迷信；戈尔巴乔夫进一步“公开化”、“新思维”，“扰乱”了人心；吸取的教训就是在思想上要加强控制。在这里，广大百姓的意愿似乎是不存在的，可忽略不计。
归根结底，最高准则不是社会进步、人民福祉，而是巩固已经夺得的政权。民众的福利是手段，“保江山”才是最高目标。为达此目标可以适当照顾民生，也可以不顾民生，但必然牺牲民权。

告别“打江山，坐江山”思维

“欲灭其国，先灭其史”。历史本身客观存在，如何“灭”得了？这里指的不是史实本身，而是历史文本对过去重大事件的说法和解释，更重要的是对史料的取舍。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历史的作用之一是讲祖先的功业如何辉煌，引起自豪感，以及要把它延续下去的责任感。苏联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是围绕着为斯大林专政的合法性辩护而撰写的。现在已经知道其中谎言甚多。中共过去也是以这部历史为国际共运标准文本，所以整个一代“官史”基本上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真正起到了“灭史”的作用。
1951年胡乔木编《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曾经在短时间内为钦定官史。但是经过几次政治运动，又有所变化，后来为进一步神化领袖，“大树特树”，党史也就完全以“路线斗争”为纲，以说明领袖一贯正确，也就是进一步篡改历史。真可谓“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1986年胡乔木访美时，自己都认为那本《三十年》不能算作学术著作，不同意放入履历中。

不同的历史观，归根结底是不同的国家观，涉及对政府和政党存在理由的根本认识。百姓是主人，还是在皇恩浩荡下的臣民，各级政府官员是“食君之禄”，还是纳税人养活？这“谁养活谁”是问题的根本。

中国由于皇权制度历史悠久，“祖辈打江山，子孙坐江山、保江山”的观念根深蒂固，而对现代民主、共和制的认识历史较短、远未深入普及，却又经历了以人民的名义行高度集权的历史。现在要把观念扭转到以“民”为目的，政权为手段，十分困难，况且涉及如此巨大而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但是中华民族毕竟是要汇入人类文明滚滚向前的洪流的。历史，不论是本国的还是他国的，已不是只写给君主看，而是面向大众的。

培根说“历史使人聪明”，其前提是写真相的历史，长期生活在历史谎言宣教中的民众只能日益愚昧。多一些人，早一点清醒地对待历史，明确人民与朝廷哪个是目的，哪个是手段，最终要“保”的是谁，这是百姓祸福、民族兴衰的关键。

独家：“巴拿马文件”调查诞生记

2016-04-12T03:44:00.001+09:00

独家：“巴拿马文件”调查诞生记

匿名、接头暗号、Taylor Swift……我们访问了多位亲身参与“巴拿马文件”计划的记者，拼出一份史上最大规模解密调查的诞生图景。

2016-04-11端传媒记者冯兆音发自华盛顿

《南德意志报》记者巴斯蒂安·奥伯迈尔（Bastian Obermayer）（右）及弗雷德里克·欧博梅尔（Frederik Obermaier）（左）。摄：CHRISTOF STACHE/AFP

2015年三月初的一天，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的主管杰勒德·赖尔（Gerard Ryle）接到一通来自慕尼黑的电话。“杰勒德，我们拿到一些有趣的资料，简直难以置信，你一定要来亲眼看看！”电话那头，《南德意志报》记者、ICIJ长期合作记者巴斯蒂安·奥伯迈尔（Bastian Obermayer）用近乎狂喜的语气说。

“那是一个绝佳时机。” 赖尔对端传媒记者回忆说。他此前负责的“瑞士解密”（Swiss Leaks）项目刚告一段落，满怀成就感之余，正在办公室发愁接下来有什么调查可做。“瑞士解密”揭发了汇丰银行帮助政要富商黑帮等在瑞士设立秘密账户。

ICIJ总部设于华盛顿，与白宫仅隔一个街区。办公室设在一家外观低调的写字楼里，招牌只有巴掌大，装潢稍显陈旧。总面积不到80平方米，只有七名员工在此工作，共用五个工作间。

正是这家看起来有点穷酸的非盈利组织，近年来接连推出了离岸解密（Offshore Leaks）、中国解密（China Leaks）、卢森堡解密（Luxembourg Leaks）、瑞士解密（Swiss Leaks）等轰动世界的重磅报导。长不到十米的门廊墙上挂满了各大新闻奖状，草草地贴着上述报导的发黄剪报。

接到《南德意志报》电话之后，赖尔顾不得理一理案头上堆积如山的上一项调查档案，马上订了飞往慕尼黑的机票。

无名氏与普罗米修斯

“嗨，我是无名氏（注：原文为“John Doe”，可以理解为“再普通不过的姓名”，或“无名氏”）。你们对数据感兴趣吗？”

“我们非常感兴趣。”

在奥伯迈尔的办公室里，赖尔第一次读到了记者与线人的对话。线人不要求任何经济回报，只要求对话加密并保密，并且永远不与记者会面。被问到泄露档案的动机，线人回答：“我想要揭露这些恶行。”

奥伯迈尔此前多次参与金融丑闻调查，经验告诉他需要与线人建立网上接头暗号。在“巴拿马文件”传输中，奥伯迈尔会问：“天气晴吗？”线人回答：“月亮正在下雨”，或其他只有他们知晓的奇怪答案。除此之外，奥伯迈尔对这桩大案的线人一无所知，甚至无从想象。

与奥伯迈尔见面，赖尔虽然无比兴奋，但出于职业本能，他的第一个想法是：等等！一个匿名线人？要如何确保资料是真实的？

线人提供的资料来自一家名为Mossack Fonseca的律师事务所。而在一年前，ICIJ从一个另一来源也获得Mossack Fonseca的部分交易资料，并已经多方查证属实。赖尔调动记者们抽取两批资料中的重合文档比对，发现完全吻合。他们又随机抽取新文档，核对事实。例如翻查离岸公司注册地的工商记录，证实线人文件中提及的公司，在当地确有记录在案。

图为巴拿马的Mossack Fonseca律师事务所门外。摄：Joe Raedle/GETTY

“我们抽查了部分文件来核对其中的信息，发现并没有与事实相悖的地方，可见这批材料的真实性值得信任。”赖尔对端传媒说。

然而，赖尔第一时间还未预见到，这将是一则大新闻。“我当然很兴奋，但也有点忧虑：‘又是离岸公司啊？’”其他同类调查才刚结束，赖尔担心很难说服国际媒体合作伙伴，短时间内再度聚焦相似的话题。行业经验超过30年的他深知，采编团队追求话题上的新意。

“这个新闻如果要做，资料必须要比之前的解密更有料。”

事实证明，赖尔的担心是多余的。就像拧开了水龙头似的，神秘线人分批提供了大量关于Mossack Fonseca离岸金融业务的详实资料，牵涉面遍及全球。

当传来的资料大小超过60G、即离岸解密案创下的历史记录时，奥伯迈尔得意地向赖尔炫耀：“你看！我拿到的密件现在是世界最大宗的！” 赖尔顾不上生气，只想卷起袖子挖猛料，冲劲奔腾。“我们有调查经验、方法、人脉，我们就是缺数据，而奥伯迈尔要跟我们分享这批数据，简直完美！”天时地利人和皆备，双方一拍即合。

当时他们都没有料到的是，这批解密材料最终达到1150万份、2.6TB，直到2016年三月，还有新资料传入。

“现在回头看，当时我们掌握的资料，只是总量的一小部分。”向端传媒记者回忆时，赖尔把拳头放在十米长桌的一头示意。

ICIJ记者威尔·菲茨吉本斯（Will Fitzgibbon）清楚记得，刚从慕尼黑返回华盛顿的赖尔，在办公室中突然发出一声惊呼。“我们大家都连忙凑到他的电脑前看。”赖尔在加入“巴拿马文件”资料的ICIJ数据库中试着搜寻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一个亲属的名字，居然发现他通过Mossack Fonseca设立了离岸公司，很可能用于藏匿阿萨德家族的财富。

“那一刻，我的心情混合了兴奋和‘我的天啊’，” 菲茨吉本斯回忆说，“如果这不是大新闻，什么才是大新闻？”

“巴拿马文件”牵涉国家之多之广，让菲茨吉本斯震惊，连只有十万人口的岛国汤加，都有公民牵涉其中。

同时，许多客户十分直白地表达逃税意图，“有的邮件里直接写：‘奥巴马要上台了，我不想付那么多税，替我想想办法吧。’”

为保密起见，ICIJ为“巴拿马文件”项目起了个代号：普罗米修斯——并非源自希腊神话中的盗火者，而是因为负责取名的记者是个《星际迷航》（Star Trek）迷。普罗米修斯是电影中一艘星舰的名字。

ICIJ迅速向长期密切合作、分布在全球各地的50名调查记者发去江湖密电：“速来华盛顿碰头。”

370名记者与Taylor Swift

“你可以闻到，空气中弥漫着50名记者按耐不住的兴奋。” 菲茨吉本斯站在会场的后方啜着热咖啡，惊叹于眼前热火朝天的景象。ICIJ小小的办公室自然挤不进50人，他们租用了国家记者中心的会议室，开了一整天的会。全部记者都是自费前来华盛顿，曾经多次并肩作战的他们，为了新的战斗再度聚首。

看到这股热情，赖尔松了一口气，这批核心记者将成为训练新加入记者的主力军。不久后，他们在慕尼黑举办了一次更大规模的两日会议，为各地记者提供了多语言的技术培训，接着又在伦敦和约翰内斯堡聚头。

线人资料源源不绝传来，调查团队也持续招兵买马，记者团队最终达到370人，其中有资深记者，也有较年轻的新血。“囊括各个年龄层，”赖尔说，“包括我在内的年纪较长的记者，一开始需要更多技术指导。”

为保证机密不外泄，记者们使用ICIJ加密论坛和加密邮件沟通，不同于以往的常规报导。“共识是，我们每个人都愿意接受必须的培训。”赖尔说。

菲茨吉本斯负责非洲部分调查，为了配合跨国沟通，30岁的他养成了晚上9点半睡觉、清晨5点起床的生物钟，一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查工作邮箱。“朋友们都觉得我变得没那么有趣了。”他笑说。

合作过程中，难免遇到个性突出、较固执己见的人。“但大家最终都愿意为了一个伟大的调查项目，作出一些牺牲。” 菲茨吉本斯说。

在项目的攻坚阶段，他在半夜三点起床与非洲记者开会，有时甚至就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过夜，ICIJ的同事们也都卯足了劲。

他形容，当时办公室需要“很多咖啡、披萨、啤酒”，“偶尔再加一点Taylor Swift和爵士音乐。”

2016年4月7日，巴拿马，Mossack Fonseca律师事务所的文件流出后触发「巴拿马文件」事件，西界各地多名政商界人士被卷入逃税丑闻。该律师事务所创合伙之一拉蒙．方赛卡接受传媒采访。摄：Arnulfo Franco/AP

来自80个国家和地区的370多名记者，在一年的时间里，悄无声息地进行研究与取证，没有走漏任何风声，像一支拉足了弓的箭，时机精准地射穿靶心。

怎么保证参与记者不会说出去？“这就是很奇妙的地方”，参与项目的ICIJ特约记者Cate 告诉端传媒，记者的集体自律来源于大家对于公众利益至上的共识，“而且有不少记者是曾经就参加过类似项目的，有一定信任度。”

“你最近在忙什么啊？” “嗯，就还在做关于税收的调查。” 过去一年，菲茨吉本斯只能这样笼统地回答所有亲友的提问。

参与“巴拿马文件”调查的每个记者都要签署保密协议，对最亲密的家人朋友，都不能走漏风声。在工作场所，也要保持低调，不与无关的同事提及“巴拿马文件”。

以《南德意志报》为例，“巴拿马文件”调查由五人团队负责，上司虽然知晓调查内容，但无法获取具体数据。即使有媒体或个人合作方提早完成调查，也要遵守统一发布时间的约定。大家都心知肚明，如果违反禁令抢报，以后就没有机会参与如此重要的调查新闻项目。

参与“巴拿马文件”调查的媒体超过一百家，规模大小皆有，囊括报纸、周刊、电视、网媒等媒介。值得一提的是，只有寥寥几家美国机构参与了此次计划，其中包括了两家地方报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观察家报》和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先驱报》、着重年轻次文化报导的网媒Fusion、西班牙语电视台Univisión等，却不见《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知名大报。

在“巴拿马文件”出现前，ICIJ曾跟上述报章接洽，但未能达成合作。菲茨吉本斯指，ICIJ专攻跨国调查，“但不一定每家媒体都能接受这一合作形式。”

“巴拿马文件”调查计划并没有中国内地记者参与。2014年初发表的“中国解密”调查中，曾有一家中国媒体受邀参与项目，但因受到官方压力，被迫中途退出计划。当时参与调查的香港《明报》，这次也无受邀加盟。

“在中国，我们很谨慎挑选合作伙伴。”赖尔称，这次报导中，ICIJ没有邀请任何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媒体合作。

唯一参与的华文媒体台湾《天下杂志》则专注台湾部分的调查。

在“巴拿马文件”前，ICIJ曾与《南华早报》接洽，“但他们似乎没有与我们合作的兴趣。”赖尔说。被问到在马云的阿里巴巴集团收购《南华早报》后，ICIJ会不会再与其合作，赖尔没有给出绝对的答复。“我不知道，我会再三考虑。” “巴拿马文件”曝光的三日内，《南华早报》英文版均未在头版刊登相关报导。

“中国卷”三人调查组

2015年三月，正在《南德意志报》慕尼黑总部办公的记者克里斯托弗·吉森（Christoph Giesen）被两位同事叫进一间办公室，他们顺势带上了门。“我们两个拿到了一些数据，但已超过了我们能处理的规模，你能来帮忙吗？”同事奥伯迈尔和弗雷德里克·欧博梅尔(Frederik Obermaier)开门见山地说。

当下，吉森心头闪过一丝新闻上门的兴奋，但除此之外，他并没有太多的意外和不安。吉森并非数据调查新闻的新手，他曾参与过多起数据解密事件的报导，其中包括2014年的“中国解密”。中国离岸公司解密，多名中国高官的亲人、中国富豪，在避税天堂注册公司，隐形财富。

2015年8月接手巴拿马项目后，吉森专注于中国和朝鲜的调查，与另外两名记者组成了中国调查的三人团队。三人在调查期间从未聚齐一地，只以三个方式作线上交流：ICIJ设立的加密论坛、加密电邮，以及每周的Skype会议。

三人之一的Simon，2014年就曾参与ICIJ“离岸解密”相关调查项目。当时面对的数据库大小是260GB，这一次的“巴拿马文件”则是2.6TB（1TB=1024GB）“开始是没有概念的，做的过程中才发现那是浩瀚的数据库。”Simon说。 “巴拿马文件”的字数是圣经的五百倍以上，即便ICIJ建造了数据库，在一片数据汪洋中找新闻仍然犹如大海捞针。

在上世纪的解密案中，泄密者通常只给记者几份关键资料，手把手指出有价值的新闻内容。然而，在数据更容易被复制和传送的年代，记者接收到的资料则是浩如烟海，更加考验记者筛选、理解和分析资料的能力。

三名记者很快发现，不可能逐一读完海量资料。“于是调查的思路转换为：我们想在其中找到哪些名字？”吉森对端传媒回忆道。

他们很快确定目标，要将调查重点放在各国读者都极其关注的中国人身上：太子党。三人在一个月内，列出了感兴趣的中国权贵及家人的名单。再花了约三个月的时间，在数据库中逐一搜寻姓名。 “翻看合同内容的工作枯燥无味，但是很有成就感，因为我知道，这篇报导会受到广泛关注，造成极大影响。”

调查最困难的部分是，他们要排除中文拼音名的重名问题。“姓李的人，多过德国人口。姓张的人，超过法国加上英国的总人口。”吉森感叹说。

三名记者通过人物亲属关系约莫估计调查对象的年龄段，然后比对身份证号码，确认同名者是否符合其调查对象的年龄特征。中国公民的身份证号码中包含了个人的出生年月日。仍有大量无法排除重名、百分百确认身份的线索，他们选择不予报导。

到了2015年11月，他们基本确定了重点调查的八人名单。

其中，李小琳、邓家贵、薄谷开来、李紫丹等人，曾经出现在两年前吉森参与的“中国解密”的报导中，相关报导同样揭露了中国权贵在设立海外离岸公司。“这是由于这些人拥有不只一间离岸公司，跟多家律所打过交道。”吉森解释说。

2013年4月8日，中国海南岛，李小琳在博骜论坛上与中国主席习近平会面，会上二人握手。摄：Alexander F. Yuan/AP

根据吉森的判断，两起解密的资料并不是来自同一个线人。“中国解密”中，线人将一张硬盘寄到ICIJ，档案来自总部设在新加坡的保得利信誉通集团（Portcullis TrustNet）和总部设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Commonwealth Trust Limited，手法和内容都与“巴拿马文件”迥异。

乍看涉案者的名单，你或许会觉得与中国解密的雷同，缺乏惊喜，但在吉森看来，“巴拿马文件”拼凑出资金流向的完整画面，缕清关键事件的前因后果，揭示了被中国权贵广泛使用的转移资金惯用手法。

1994年，李小琳和丈夫在英属维珍群岛设立离岸公司，以公司名义在瑞士银行开设账户，借此掩盖公司和真正开户人的关系。当时，李鹏仍是国家总理。 “可以清晰看到，李小琳的意图就是将资金从中国转移到瑞士的银行账户。”吉森说。

“巴拿马文件”还显示，李小琳夫妇的公司多年来使用不记名股份（bearer shares）来隐藏公司所有者的身份。股份所有者无需登记在案，亦无需申报股份的转移，谁拥有一张纸片般的股份证明，谁就是公司的所有人。

另外，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通过Mossack Fonseca先后设立了三家离岸公司，都只使用了大概三年时间。吉森认为，这显示一家离岸公司只用于某一两桩业务。“我们不知道他们具体用公司来做什么，但可以看到使用离岸公司的套路。”

在习近平执政期间，上述三家公司处于沉寂期。“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是一家律所的资料，”赖尔说，“而像Mossack Fonseca这样的公司，全球有800家。我们不知道他是否通过其他律所设立了类似的离岸公司。”

“巴拿马文件”还显示，离岸公司让“红色贵族”得以匿名投资。贾庆林的外孙女李紫丹（Jasmine Li）2010年建立离岸公司，当年她是斯坦福大学的大一学生。她拥有的两间维尔京群岛离岸公司转而在北京投资子公司，涉足房地产和娱乐生意。“如果没有巴拿马文件，没有人会知道她实际控制了好几家中国公司。”吉森说。

“巴拿马文件”还揭露了薄谷开来案的更多细节。谋杀英国商人Neil Haywood的犯罪事实暴露后，薄谷开来曾供述杀人一大动机就是，后者知道她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建立离岸公司Russell Properties S.A.以藏匿巨资的细节，若消息曝光，将给薄熙来的政治前途施以致命一击。在此之前，商人徐明以购买一家钢铁厂的虚假名义，绕过中国严格的外汇管制，就是将320万美元资金先转到了Russell Properties S.A.，再透过另一家法国公司，买下送给薄家的法国豪宅。

通过“巴拿马文件”可见，薄谷开来在谋杀了Haywood之后，急于处理掉离岸公司这根心头上的刺。谋杀案发生两周后，薄谷开来就匆匆将其股份转移到法国籍亲信Patrick Henri Devillers名下，以便更好地掩盖身份，或让Devillers更快地毁灭资金踪迹。

如果有依法向本国税务部门通报，设立离岸公司的行为是合法的。但吉森认为，中国权贵创立离岸公司，并非用于商业用途，而是想方设法掩盖资金所属与流向，绕过国内往海外转移资金的限制。“而且，这些钱从哪来？为什么要把钱藏在离岸空壳公司？”他问。

随着“巴拿马文件”调查持续进行，这给吉森这样的记者带来更多骄傲。但是，在地球另一端，另一个参与项目的记者Cate，却是心情复杂。

她也是调查新闻的老手，但 4月3日一早，看到自己参与的新闻铺天盖地席卷所有网站和社交平台，“第一反应就是惊讶”，Cate很快意识到了这个项目的威力——“巴拿马文件”公布不到24小时，冰岛总理宣布辞职，而这可能只是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2016年4月7日，冰岛，巴拿马文件揭发冰岛总理贡劳格松用离岸公司逃税后，数百人在国会外集会，有示威者高举寓意「红牌离场」的红色纸，要求贡劳格松下台。摄：Spencer Platt/GETTY

“看到那么多人关心很受鼓舞。”自豪之外，更多是担心。在Cate负责调查的对象国家，当局对这样的新闻极其敏感，她有些担心，自己今后前往这个国家会有障碍。而她并不是这个项目中唯一有此感受的记者。不少人面对的，都是严密管控信息的政府，项目完成之后个人命运不是没有隐忧，因此，一些记者虽然参与了调查，但并不希望公开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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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来说说，这个调查叫什么名字好？” 今年初，ICIJ的加密论坛上，出现了这条帖子。记者们最终以民主投票，定下系列报导的名称：“巴拿马文件”（Panama Papers），延续五角大楼文件（Pentagon Papers）的叫法，也与之前规模相对较小的解密（leak）系列作出区隔。

最终选定的发布日期也是各方协商的结果。“本来商定是三月发布，但德国有地方选举，不希望模糊焦点，想推迟发布。”赖尔解释说，当初商定日期时，无人能预料难民议题发酵，使德国地方选举备受关注。然而另一方面，三月中旬，巴西爆发反政府大游行，巴西合作方希望能提早发布“巴拿马文件”，进一步推高贪腐讨论的热度。

规模如此庞大的环球协作，更要求各方作出必要的妥协与退让，协调出多方皆可接受的决定。他们最终商定，在美国东岸时间4月3日发布系列报导。定在周日发布，让各地报章能在周一及时报导之余，也能满足一些周刊的需求。“德国地方选举尘埃落地，复活节假期也已过去，愚人节的玩笑刚落幕，是又一个绝佳时机。”赖尔说。

对他来说，这个日期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特殊意义：“巴拿马文件”报导发布日期恰巧与2年前离岸解密是同一天。“都是之前的努力，引领我们走到这里。”赖尔认为，若不是之前的项目训练了他们数据调查和环球协作的能力，ICIJ不可能领导此次调查。

“巴拿马文件”公诸于众的一刻， ICIJ的职员们聚首在办公室，紧盯上线状况。赖尔独自在BBC的摄影棚里，准备接受直播采访。他紧张得手心冒汗，却又努力说服自己，发布不会出差错。“就是按一个键的事情。”

这注定是一次引发全球舆论爆炸的按键，非议亦随即而来。若政治人物合法使用离岸公司获利，报导对他们是否过于苛刻、有失公平？赖尔认为，报导聚焦政治领袖，是出于满足公众知情权。有许多政治人物，从来未向公众公开其通过海外避税获利的事实。例如曾矢言打击海外避税、增加英属维尔京群岛金融透明度的英国首相卡梅隆，被爆出亡父涉嫌避税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否认。“卡梅隆的错误在于，他最初五次矢口否认获利，随即又改口。”赖尔说。

2016年4月9日，英国伦敦，「巴拿马文件」披露英国首相卡梅伦涉透过离岸公司避税后，数百人在他的官邸外示威要求他下台，有示威者戴上猪头面具及高举标语。摄：Dan Kitwood/GETTY

虽然政治人物成为众矢之的，赖尔反复强调，报导要批判的是海外避税系统，而不是个体。这与今年奥斯卡最佳影片《聚焦》（Spotlight）强调的调查精神不谋而合。

海外离岸金融系统存在明显的漏洞，合法和非法行为并行不悖，滥用这套系统来逃税、洗钱、贪腐的例子数不胜数。“这个系统居然是合法的，这才是最该让我们惊讶之处。”赖尔说。令人胆寒的是，“巴拿马文件”只曝光了离岸金融交易的冰山一角。

在调查发布后，美国总统奥巴马也特地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事件关键并非开离岸公司合法与否，而是法律本身设计存在漏洞，一些人只要雇佣的律师和会计够多，就能逃掉一般民众必须承担的缴税义务。

另一方面，本轮报导中，甚少涉及美国的内容。“美国特拉维州就是一个避税天堂，何必要跑到巴拿马？” 菲茨吉本斯笑说。而且，美巴自由贸易协定规定，巴拿马政府需要向美国相关部门通报其公司、信托等所有权资料，所以希望避税的美国人即使瞄准海外，也通常别有他选，例如英语普及、法律制度相似的开曼群岛、百慕大等。

菲茨吉本斯还透露，五月初将有新一波报导出炉，将曝光更多美国、亚洲和东欧的内容。而且，“巴拿马文件”中涉及的姓名和公司名单将会公诸于众。

调查发布后五天，ICIJ的记者们在华盛顿一家汉堡店庆功，却没有人敢松一口气。“我担心一切，报导角度、内容细节、批评……” 除此之外，赖尔还要轮番接受采访，为ICIJ争取曝光，但他强调，ICIJ接受的组织或个人捐赠，从不与具体项目挂钩。

ICIJ的小办公室变得比往常热闹多了，安保层级也相应提升，专门安排了保安在楼道驻守。但目前为止踏足的访客，都是蜂拥而至的记者。

在大西洋彼岸的慕尼黑，唯一与线人存有联系的奥伯迈尔，亲手销毁了用于跟线人联络的手机与电脑硬盘。

在地球的另一端，吉森正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找寻合适的公寓。他刚被派驻到北京，将负责财经报导，亦将继续关注中国权贵的离岸公司。酝酿长达一年的调查成果发表，吉森心头落下一块巨石：“我感觉妙极了！”

数小时内，“巴拿马文件”一词在中国互联网防火墙内被全数抹去，在微博和微信成为禁词，在搜索网站百度搜寻，则会显示“搜索结果可能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未予显示”。同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直指报导“捕风捉影”。外交部长王毅在与德国外长会面后表示，中国政府“有意搞清‘巴拿马文件’细节”。

这一切，不在吉森的意料之外。他预料到，报导只会在中国引起小范围的讨论，然而，这不意味着报导的重要性打折扣。 “它揭露了政府在政策上的模棱两可和自相矛盾。”吉森说，“而他们的反应恰恰证明，我们的报导是正确的，他们为之恐惧。”

《环球时报》发表了标题为“偷或编‘巴拿马文件’者绝非等闲之辈”的社评，指“巴拿马文件”是“西方情报机构”用于打击非西方世界政治精英和关键组织、维护西方意识形态的一种新手段。几小时内，这篇文章亦被移除。

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赖尔说，他不会回应阴谋论。“我们只能继续做好报导。这是重要的新闻，别人不做，我们就来做。”

至于中国政府会否对他本人和报导作出进一步反应，吉森自己心里也没底，连着说了好几句“不知道”。“我今天刚去了外交部的记者会，一切正常。边走边看吧。”

由于分隔三地，负责“巴拿马文件”中国调查的三人团队没法聚在一起喝杯啤酒庆祝。但吉森并不觉得遗憾，因为在他看来，未来数据调查记者庆功的机会将源源不断。

“如果你在三、四年前问我，这（“巴拿马文件”）会不会是千载难逢的大新闻，我会说是。但近年来，一波又一波的解密事件接连发生，未来将有更多能接触到关键材料、有道德底线的泄密者挺身而出。”作为数据调查记者，他为之振奋，但同时深感任重而道远。

“如今是数据调查新闻的黄金年代，而且，它才刚刚揭开了帷幕。”吉森说。

但调查记者面临的困难，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消失。媒体精简人手、紧缩开支，弃“慢新闻”而投向速食报导。调查期间，吉森必须兼顾日常常规报导。菲茨吉本斯说，甚至还有记者只能在业余时间从事调查，“上班时间发七条新闻，下班时间埋头研究‘巴拿马文件’。”

“你看我们的办公室就知道，ICIJ预算也不多。我也希望薪水能多点呀。”开朗的菲茨吉本斯脸上，闪过了一丝苦笑。（应受访者要求，文中Simon、Cate为化名）

沈大伟新著《中国未来》：漫长衰落，还是重回政改？

2016-04-12T03:21:00.001+09:00

沈大伟新著《中国未来》：漫长衰落，还是重回政改？

理解中共对内部反对派和外部颠覆势力的恐惧，是理解共产党领导层过去二十五年里，在政治领域所作所为的基础。
2016-04-11端传媒特约撰稿维诺

2016年3月9日，北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发表工作报告。摄：Etienne Oliveau/GETTY

“2009年以来，不断收紧的控制与持续增加的镇压，只是让中国社会原本已经很严重的紧张，变得更加尖锐，更加突出。在我看来，这样的硬威权主义道路只会加速共产党的萎缩与衰败。不断收紧的控制是零和游戏，反应了一个高度缺乏自信，也不信任其人民的政权。镇压则反映了（它的）虚弱，而非力量。”

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3月出版的最新著作《中国未来》（China’s Future）中，直言不讳的表达了对目下中国的尖锐看法。沈大伟是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也是美国最著名的当代中国问题专家之一。

在该书中，沈大伟分别从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外交层面，逐一解剖中国现时所面临的处境，并从可能的不同发展路径，推演了中国的未来走向。

该书引发热议，因为沈大伟新的观点除了让人想起他去年在《华尔街日报》上，“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一鸣惊人以外，也让人想起他在2008年的著作《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试》（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 Adaptation）。
沈大伟转向，还是共产党转向？

在《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试》中，沈大伟重点分析了中共作为执政党具备的优势、弱点、持久性和调适性，进而得出结论——中共具有长期执政的潜力。

在那本著作中，他认为西方分析家往往观察不到，中国共产党的改革是渐进和难以察觉的改革，并且发生在一党制之内，目的是加强、而非取代一党制，所以难以察觉。尽管中国存在诸多社会、经济问题，但并非西方媒体所言的“随时可能爆发”——相反，这些结构性的问题与矛盾，尚未严重到威胁中共执政的地步。

2008年以前，沈大伟认为，“有一件事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绝不会坐以待毙。尽管中国共产党清醒的认识到失去执政地位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是它的领导人和干部也确信，只要进行自我反省、调整和实施具有先见之明的政策和改革，就可以避免灭亡的命运。”

在彼时沈大伟眼中，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各个方面开始收缩，控制力减弱；而对于社会分化与不平等加剧、腐败盛行、失业率上升、农村地区动荡，中国共产党则进行改革与调试，进而走入一个“改革——调整——再改革——再调整”的循环，这些改革足以保证中共继续执政，甚至加强其执政地位。

以上结论，基本上代表了2008年以前，这位“中国通”对于中国未来的基本看法。

直到去年，他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竟全然反对昨日之我，直指中国即将遭遇“大失败”——因此引起轩然大波。

中国将保持继续强大繁荣，还是即将崩溃，也成为海外的一时舆论热点。而沈大伟则迅速从中国政府的座上客，变成了敏感词。

今年3月，在新书发布会上，沈大伟对自己的观点做了阐释——他认为自己并非中国崩溃论者。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将是衰落（decline），而非崩溃（collapse）。

沈大伟用一本书的方式，更详实的论证了一年前自己的结论——如果现任最高领袖继续走目前这条“硬威权主义道路”（hard authoritarianism），的确会暂时将许多经济与社会矛盾压制下去；但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的经济改革蓝图将无法落实，四中全会的法治改革也将无法推行。而现实存在的各类矛盾，从经济下滑到民族边疆，都会迅速恶化，一切都将变得太迟。

他認為，如果继续饮鸩止渴，那末日（endgame）就真的开始了。

但沈大伟并未放弃对中共的另一种预测，他仍然强调它可能的调适能力。他仍然认为，中共可能会转向，从而走向一条“软威权主义”道路。如果这样，那末日就并未到来──所以沈大伟声称，不是我变了，而是党变了。但沈大伟同样认为，至少现任最高领袖习近平，不可能走这条道路。如果要走，会是党内其他人。

阅读《中国未来》一书时，我屡次想起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八十年代末，这位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用详实的资料和清晰的脉络，准确预言了不久后苏联与东欧的崩溃，以及中国改革可能走向的成功。

多年前，我读这本“反面教材”时，一直惊讶于布热津斯基锐利准确的灼见，但同时也充满疑惑，该书中对于中国的乐观预言，如何适用于现在的中国呢？在今天这个外表静如止水，内里波涛翻滚的年代，这份疑惑与不安就越来越大。

沈大伟的著作，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份空白。

转向的沈大伟，会成为下一个布热津斯基吗？《中国未来》，会是下一本《大失败》吗？共产党还会再度转向，改变人们的预期吗？

沈大伟给出了自己的推演。
中共的政治周期率

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政治，沈大伟判断，中国未来都有四种可能，从而走向不同的未来。但经济与社会的走向，严重的仰赖于政治走向。

在沈大伟看来，中共政治走向一直遵循着“放收周期”（fang-shou cycle），而这种精神分裂模式，来自于中共党内的两股势力，“改革派”与保守派。对于改革派来说，他们主张经济改革，同时认为政治松绑是对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保守派则认为经济改革不需要伴随着政治改革，甚至，他们也不赞同市场化，而是强烈主张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

据沈大伟总结的收放模型，中国政治走向如下：

1985-1989年，中国政治是自由化的新权威主义； 1989-1992年，经历了六四之后，中国回到了新极权主义； 1993-1997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走在硬威权主义道路上； 1998-2008年，江泽民执政后期和胡锦涛执政前期，中国经历了十年的软威权主义时代；而2009年开始，胡锦涛执政后期，到习近平上台，中国则回到了硬威权主义道路来。

“改革派每隔一段时间便兴起，然后遇见保守派的抵抗，而被击退。他们也许会因为惧怕迫害，而退避三舍，保持沉默，但他们的自由倾向，会在党内和社会持续渗透，直到一个新的政治领袖兴起，政治改革就再度时兴。”沈大伟写道，“当然，改革派也同样认同一党制和共产党领导权，但是他们相信，共产党更加开放和更具包容心，会让党变得更好，更能得到社会支持。”

为了论证这种“收放模式”周期律，沈大伟甚至追溯到1950年代。百花运动，“大鸣大放”之后是“收”，反右运动与大跃进相继发动，55万右派被打倒，超过3000万人民死亡。巨大灾难后，1962年至1965年因此成为“放”的年代，刘少奇与邓小平等改革者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这些改革因为文革终端，但都在1978年之后得到延续），也对被打倒的知识分子适度放松控制。紧接着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文化大革命，一场长达10年的灾难由此发生。

此后，短暂的华国锋过渡阶段后，中国开始重建秩序。邓小平在1980年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818讲话，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开端。沈大伟彼时在中国读书，在邓小平改革年代早期，他亲眼目睹了中国社会从漫长噩梦中的觉醒，但也同样目睹了1984年保守派发动的精神清污运动，1987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邓胡赵体制在80年代初成型，胡耀邦与赵紫阳分别探索“政治体制改革”与“党政分开”的道路，但胡耀邦在1986年被不合党内程序的打倒，赵紫阳在此后继续大力推进政改，并一度奉行得到邓小平认可的“新权威主义”，但一切在1989年中戛然而止。

1989年到1992年，中国回到新极权时代，许多毛时代的残酷镇压手段大量使用，强硬路线的领袖掌握着政权与军队，以确保控制整个国家。直到邓小平不满“左派”对经济改革的阻挠，进行了他最后的政治行动——南巡讲话，并且设定了当年秋天，中共十四大的改革议程。

江泽民作为彼时名义最高领袖，完全继承了邓小平的想法。而邓小平则在十四大之前，强行命令数位党内强硬保守派退休，其中包括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并且，邓小平指定了胡锦涛作为江泽民的接班人。尽管在那一届政治局常委中，仍然有几位保守派面孔，比如李鹏、乔石、刘华清等。但直到1998年，江泽民并未推行改革。而中国共产党也未能从苏东剧变的恐惧中回过神来，他们仍然相信，1989年如果不进行镇压，中国将遭遇苏东一样的结局。

沈大伟说，“理解中国共产党对于内部反对派和外部颠覆势力的真实恐惧，是理解共产党领导层过去二十五年里，在政治领域所作所为的基础。”

根据这个观点，理解中共对于1990年代苏东剧变、2000年之后的颜色革命，乃至于2010-2011茉莉花革命的评估，是人们理解中国后八九时代，政治演变的核心。

但尽管恐惧不断，中共对于这些事件的评估也在不断变化。中共保守派素来将其理解为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主张严酷镇压。但改革派则认为，发展经济与融入世界，才是维持政权的基本要素。而保守派只会让政权陷入僵化、萎缩、衰败，以至于最终崩溃。

保守派在90年代一直占据上风，直到1997年十五大，因天安门事件而形象败坏的总理李鹏终于被调任至人大委员长，朱镕基取而代之，进而迅速推行了经济改革。胡锦涛也进入政治局常委。仍然在世的天安门强硬路线执行者纷纷退休，其他高级领导重新洗牌。

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用一整个章节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这也轻微的暗示了政治改革者已经重新站上舞台，开始了维持十年的政治改革。
1998-2008：中共从改革到谢幕

沈大伟对于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段总结是新颖的。

不同于许多中国观察家，往往习惯以领导人执政周期断代，沈大伟总结的政改时段，则跨越江泽民执政的后四年，以及胡锦涛执政的前六年。

在十年内，中共进行了一系列民主尝试，沈大伟总结如下：

差额选举党委书记，同时扩大全国范围内的地方政府官员差额选举；让商人和知识分子入党（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扩大协商民主与多党合作；增加政治局程序透明度；增加党内讨论与反馈机制，扩大党内民主；共产党与政协进行常规化协商；重建地方党组织和委员会；对干部实施更加精英化的管理评价标准；对4500万党和国家干部进行强制性职业中期培训（每三年，三个月）；强制性的任期制和退休制；放松对国有及市场化媒体的控制；给予知识分子更多空间，发出更多元的声音；允许公民社会，包括境内与境外的NGO的大量增长；在高校介绍更多外国思想……

中共领导层非常明确地试图在不失去掌控的情况下，用以上的改革措施，增加政治自由度，他们认为，这些改革是避免苏东剧变等灾难的唯一方式。而这样的“改革派”观点，直到2009年以前，在共产党内都普遍盛行，而这种模式被称为“弹性威权主义”，或者按照沈大伟在此前著述中所提出的，这是中共的“适应”范式。

而中共之所以能维持长达十年的改革之路，其幕后操盘手，在沈大伟看来，就是曾庆红。他被沈大伟称为中共政治改革的主要策划人。曾庆红由江泽民提携至中央，属于“上海帮”，但不仅与江泽民关系密切，也取得了胡锦涛的信任。曾庆红进入中央后，迅速巩固并扩大权力，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组织部部长、中央党校校长，在2003年至2008年期间，担任国家副主席。

沈大伟特意提到中共2004年16届4中全会，不同于18届4中全会的“法治”主题，16届4中全会的主题，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直接任命曾庆红负责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这份决议也是中共对苏联崩溃及其启示的全面总结，并且认为，中共只有培养危机意识，从失败与成功的执政党中，全面提高执政能力，“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并将其上升到中共生死攸关的高度。

而曾庆红在大会上做了关键演讲，总结苏联崩溃的经验，这成为政治变革的蓝图与命令。他认为，一个执政党如果“不能跟上潮流与时俱进”，那么就会脱离人民，终将消亡。他虽然承认苏东剧变的多重原因，但仍然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制度僵化、执政能力退化、人们对官员不满、干部严重脱离群众……“在他讲这番话之前，已经用了6年时间推动改革进程”，沈大伟说。而到2008年，曾庆红的退休，直接导致了中共政治改革项目，缺乏智囊与高层支持者了。

沈大伟还提到了另一个人，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他认为曾庆红卸任之后，党内只剩下温家宝一人，数度公开呼吁政治改革。我在发表于端传媒的《改革派之死》一文中，也重点谈到温家宝在2010年的7次公开呼吁政改。而到2012年，他也卸任之后，中共党内改革派彻底陷入沉寂。

沈大伟在2009年时，一直住在北京，他说不清是那一年的具体哪天，但亲眼目睹了中国政治走向的悄然变化。这份变化不如80年代精神清污运动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那样显而易见，没有正式的文件公布，但在2009年第二季度，氛围明显转向了。尽管2009年秋天的17届4中全会，仍然在纸面上延续了政治改革的方案，纸面上延续了曾庆红提出的改革意见，但在现实中，完全背道而驰。

在沈大伟看来，中共最终再次转向，保守派势力迅速崛起，除了曾庆红的卸任，2008-2009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是重要原因，2008年的拉萨，2009年的乌鲁木齐，都发生了大规模骚乱。这些事件加剧了中共内部的整体恐慌。沈大伟彼时在北京，亲身经历了这一切紧张的转向。

当曾庆红不再能掌控政改进程之后，胡锦涛作为一位弱势领导人，在党内与军队都没有足够权威，“尽管胡锦涛在任内前六年都在推行政改，但他的党内同僚很可能认为他反对政改。我认为，胡锦涛是一个很容易被权势人物和利益机构操控的人。”沈大伟说。

沈大伟认为，2009年之后，在胡锦涛的弱势领导下，四大权势机构（宣传系统、国家安全系统、国有企业系统和军队系统）强势结盟，他称之为“铁四角”。在政治局常委中，周永康是他们的领袖，并且说服胡锦涛，党的自由化政策会导致其失去掌控，使党陷入危机，进而改变曾庆红路线，回到“硬威权主义道路”上来。而随着政治收紧，这些权势机构反而会大获其利，除了政治，在金钱上同样如此。比如维稳费用，在2011年高达8350亿，首次超过了军费开支8120亿。

习近平的上台，只是延续并加剧了政治收紧。2015年10月22日，英国伦敦，中国主席习近平出访英国时会见传媒。摄：Anthony Devlin - WPA Pool/GETTY
强硬而保守的习近平，只是“外硬内软”

2012年，习近平上台时候，民间曾对他寄予厚望——追溯其父亲的改革历程，进而期望习近平能够大力推动被中断的政改。但三年之后，人们看到的是不断的南辕北辙。

“习近平已经被证明是一个反自由化的领袖”，沈大伟说。

从对异议人士和社会活动家的镇压，到对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严控；从基督教堂十字架被拆，到在民族政策上更加严格；从上百名维权律师被拘留投入监狱，到公共集会被严格限制；从大范围出版物被审查，到外国教材不能进入大学课堂；从媒体与意见领袖被清理，到NGO遭到史无前例的管理压力……一系列关于国家安全、网络安全、恐怖主义和非政府组织的规章和法律出台并付诸实施。

“中国今天的镇压程度之大，是从1989-1992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沈大伟说。

在许多观察家眼中，习近平已经成为从邓小平以来（有的人甚至认为是从毛泽东以来），最有权势的领袖。沈大伟形容习近平是一位强硬的领袖，要扭转共产党那“失去的八年”。

但目前来看，反腐仍然是习近平任内最大的政绩，但这也恰恰是可能的危机所在。反腐运动以来，大量省部级和地方官员被调查和惩处，2013年到2014年期间，有超过180000党政官员，74名省级官员，和4024名解放军军官（包括82名将军）和68名部长级官员落马，最高层落马则包括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郭伯雄……

“尽管这项反腐运动仍然受到公众欢迎，并且毫无疑问的有利于中国，但这仍然是一项选择性的反腐运动。许多江派和胡派成员遭到反腐，但没有一个习近平的太子党成员受到波及。在他们俩都还活着的情况下，这样的做法并不明智。”

除了上层政治，这项运动也会让官僚系统“就地卧倒，啥都不干”，进而陷入瘫痪，沈大伟也注意到了。而王岐山曾经在2013年说“用治标的方式，为治本赢得时间”，但现在看来，中共最高领导人并没有要在透明度、媒体监督、司法独立、减少寻租、降低税收、增加政治竞争等各方面做出努力的迹象。

因此，沈大伟得出结论，这位强硬而保守的领导人，他过分强硬的性格，以及过于自负的政策——实际上反应了极其脆弱的制度。“外硬内软”，沈大伟还特别使用了一个中文词汇，“政权的高度压制，恰恰是它深刻不安的症状。”

习近平上台之初，对于苏联解体的反省其实已经表明了他对于“改革”的态度，在他眼中，苏联“竟无一人是男儿”。曾庆红则在16届4中全会强调，苏联的失败，根源于政权本身的失败，因此应该“提高执政能力”。二人的对比，恰恰是沈大伟所论述的，中共党内对于苏东剧变的反应，预示着中共的道路选择。如黎安友（Andrew James Nathan）所言，目下中国确实在“改革”，只是我们误以为改革，就是自由化改革罢了。
习近平可能遭遇什么？

在笔者与诸多党史学者的交流中，他们普遍认为习近平的精神底色与所接受的教育，不足以支撑他担任如此名目众多、完全不同的小组长。也因此，“当他做已经写好的政治报告时照稿念，往往会讲到‘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依法治国的核心就是依宪治国’，但一到即席讲话，一开口便是红色的毛时代语言。”

沈大伟也注意到，习近平是邓小平以后，唯一一位没有谈过“政治改革”的国家领导人，“这很奇怪，但也暴露了一切”。

因此，沈大伟对于这位“外硬内软”的领袖产生忧虑，他认为，如果在习近平任内会发生自由化转向，那么在2017年的19大上，他可能遭遇其他政治局成员结盟，而被强迫进行自由化改革。而如若不然，习近平预计将继续执政掌权，直到2022年卸任。

届时，沈大伟认为仍然有两种可能，其一是他成功执政到2022年，之后再成为幕后教父。

而另一种猜测则更为大胆：政变。“虽然不太可能，但并非完全不可想象，”沈大伟补充。

麦克法夸尔也对中国未来政局的预测：习近平的未来，可能遭遇赫鲁晓夫式政变。

沈大伟与麦克法夸尔可能没有料到的是，中共建政以来，赫鲁晓夫与戈尔巴乔夫是中共政治的两个头号大敌，中共政治从未出现过赫鲁晓夫式政变，在可预期的将来，这种模式也很难出现。

但是中共政治有另一种模式，政治观察者一般将其视为“七千人大会模式”，即最高领袖退居二线的软下台模式。据总结，这种模式在中共建政以来一共出现过四次：

1959年庐山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与八届八中全会），会议主题本来是如何更好地完成“大跃进”，但彭德怀突然发难，反对“大跃进”，被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整肃。“政变”失败。

1962年七千人大会，会议主题本来是总结“大跃进”成果，但会上刘少奇说了与报告完全不同的内容，直接反对毛泽东的话，认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被迫做检讨，并且退居二线。“政变”成功。

1970年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会议主题本来是讨论四届人大筹备问题。但会上陈伯达和林彪突然发难张春桥，要砍掉毛泽东最信任的“左臂”，毛泽东因此说，“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陈伯达会后受到审查，不久之后林彪叛逃。“政变”失败。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主题本来是讨论农业与经济计划问题，但会上陈云突然发难，“彭德怀同志没有罪”，会议主题迅速转向，华国锋的地位迅速动摇，其后就很快被邓小平取代。“政变”成功。

在中共历史上，这种模式的成功率是50%。
中共可能的软威权主义转向

沈大伟在书中预言了中国政治走向的四种可能：新极权主义道路、硬威权主义道路、软威权主义道路、半民主道路（新加坡模式）。但在沈大伟眼中，新极权道路和半民主道路，都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也因此，中国政治的未来走向，要么继续延续习近平的硬威权主义道路，要么走向1998-2008年的软威权主义道路。

按照沈大伟总结的“收放模型”，中共一般放6-8年，收2-3年，但自2009年这一波收紧，已经长达七年，并且在习近平上任之后，“加倍了全国的控制与镇压”。

如前文所述，沈大伟认为，如果继续沿着硬威权主义道路走下去，会加速共产党的萎缩与衰败。在经济上，这一政策的延续，会让中国经济发展陷入停滞，进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导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目标无法实现。而恶果已经显现，精英正在用脚投票。2014年，上海胡润研究所研究表明，据393个亿万富翁投票，高达64%的比例已经移民，或者正在移民。

“习近平和他的同僚可能认为这对中国，以及维持自身权力来说，是正确的道路。但我相信，这是一个根本的错误。”沈大伟说。

但中共仍然有可能回归软威权主义道路，“每一次，改革派重新掌权后，他们会打开尘封已久的抽屉，翻出以前的改革计划，吹掉灰尘，然后自言自语，‘现在我们到哪儿了？’”沈大伟说，“在共产党体系内，有很多的政治改革派和自由倾向的党员……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俞可平。”但沈大伟并未点名更多例子，不知是否因为俞可平已经彻底离开官场，回归学院之故。

沈大伟认为，在19大上，现任7位政治局常委中的4位都将卸任，25位政治局委员中的13位将退休。而留在政治局的12位政治局委员中，有9位都有政治改革记录，他们分别是：李克强、王沪宁、李源潮、汪洋、刘奇葆、孙政才、胡春华……

“这非常可能组成一个权力联盟。即便习近平不同意开放政改，这个联盟也足够强大去硬推改革。如果习近平继续反对，那么政治僵局和最后摊牌就很有可能发生。要么习近平用武力镇压，要么他将失去权力。”

如果政治改革得以推行，那么现在中国面临的许多经济与社会改革瓶颈，将迎刃而解，而如若不然，“现政权会在停滞和衰败中，越陷越深。包括我在内的许多观察家，都认为，末日已经开始了”，沈大伟再次断言，“除非，他们回归软威权主义道路。”

这几乎是沈大伟新书的全部观点。一切围绕着他对于中国政局的深刻梳理，当然，这份梳理并非人人信服。比如，乔石在很多人眼里，并非沈大伟所说的“保守派”，曾庆红也并未如此的“改革派”。香港《南华早报》对于沈大伟新书的书评最末写道，2008年在党内公推直选的李源潮，如今成为近年来，最弱势的国家副主席。这些都是改革派被大量边缘化的象征……沈大伟所预言的改革联盟，至少目前看来，在19大上几乎很难实现。但谁也不能否认，沈大伟接近了比大多数中国记者与观察家更核心的信源，他或许看到了更多暗流汹涌。

不同于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沈大伟的预言是双向的，他仍然对中共寄予一丝希望，但其核心观点仍然与去年相同。因此，或许只能让历史来证明《中国未来》一书的价值了。它会成为一本失败之书，还是成为下一本《大失败》呢？

（维诺，记者，书评人）

台灣新總統蔡英文

2016-04-06T02:48:00.002+09:00

台灣新總統蔡英文

師傅：今天台灣的蔡英文眾望所歸當選新一屆總統，在三位總統候選人中，蔡英文的相格和氣色是最好的，她當選實至名歸。自從上一屆選總統，我就注意蔡英文，總覺得她的相格有點缺失，其失在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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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處於如此高位領導人的相格，必須官、權、印、祿、威俱備，但我認為蔡英文的鼻相和其他部位不配，有以下缺點：山根不起，不能直通天庭；鼻樑挺直、鼻頭圓潤有肉、鼻翼厚實橫張，但失之於雙翼下卸洩氣。正面觀之，鼻孔仰露，亦失之於漏氣；整體觀之，如孩子鼻。

鼻在面相中位處中嶽，是為重要的部位。蔡英文雖然東、南、西、北四嶽得配，可得長輩、同儕、下屬和群眾支持，這亦跟她當選的情況很相配。其鼻相主為人正直，甚至有點單純。

蔡英文眼有神，內歛堅定，但我覺得因其有孩子鼻的相格，如此眼神稍欠凌厲，而不能補充其鼻相之不足。蔡英文會較為順從人意(包括群眾和身邊幕僚的意見)，在自我主張方面便有缺失，恐怕在日後政策的釐定方面會太受「塘邊鶴」的影響而失去自我主體立場，很難怪蔡英文在早前有「空心蔡」的花名。

如此相格在台灣一隅之地還可以，但在國際舞台上討價論價便有力所不及的感覺。在眼、鼻、顴的配合方面，我反而覺得國民黨的洪秀柱反而比蔡英文更勝一籌，但可惜失之於削，北嶽地閣及兩頤不配，得不到下屬和群眾支持，而且她剛好運行地閣，選總統失之削，被換馬亦理所當然。但在目前國民黨一片混亂，黨中無人的情況下，我相信有擔當的洪秀柱在黨內應可更上一層樓。

以上是就我所感，閒聊幾句，敬請師傅不吝賜教及指正！學生邵景陽敬上

這封電郵是在１月１６日收到，由於時差，剛好是台灣總統大選揭曉時份，在香港從事房地產仲介的邵同學傳來台灣新總統的面相討論，題材是十分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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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視看台灣新任總統蔡英文的面相，最好的是額，最壞的正如邵同學所說的是鼻。蔡英文出身於富有家庭，又能遠赴外國受到良好教育，一看她那個廣寛飽滿的前額，便知分曉。更且一生養尊處優，６１歲了，額上不見一條縐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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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那個長得最壞的鼻，正如邵同學所說，鼻為中嶽，蔡英文的鼻頭長得不夠高大，難以傲視群雄，一呼百應。況且民進黨來自草莽民間，三山五嶽，山頭林立，如今蔡英文氣勢旺盛，群雄野心會稍為收歛一點，若是稍有差池，局面便會一發不可收拾。鼻翼扁橫，鼻孔外仰，顯示她的得力肘臂不多，嫡系缺乏能人，在政務上常會捉襟見肘。

蔡英文的一字眉，理智而有思考，讀法律是很適合。我同意邵同學所說，蔡英文眼有神，內歛堅定，今天她能當選總統，與眼神的不怒而威，有很大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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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的下停輪廓不錯，但稍嫌侷促。現時對岸強勢咄咄逼人，內部藍綠分裂，在大環境如此惡劣之下，蔡英文亦難有所作為，能夠拖拖拉拉的做完這一屆，巳經對自己有所交待了。

蔡英文的人中（鼻下到上唇）扁平，顯示沒有子女。她今年６１歲，還未結婚，今生今世當然不可能盼望有人叫她做媽媽了。

洪秀柱當選國民黨主席，邵同學看準了，值得一讚。(本篇完)

ZT 顾雪雍：我所知道的“五方特务”袁殊

2015-11-05T21:42:00.001+09:00

顾雪雍：我所知道的“五方特务”袁殊
发布时间:2012-04-06 14:10 作者:顾雪雍字号：大中小点击: 32650次

　　在中共的情报人员中，袁殊是最神秘的传奇人物之一，他是“五方特务”(中共、共产国际、国民党中统、军统和日寇)，他一生参加过许多惊险的地下战斗，为中共夺取政权立下大功。近年有些报刊虽刊登了他的一些事迹，但有的文章泛泛而谈未涉要害，有的文章戴着“左”的眼镜，抹杀回避了中共利用袁殊勾结日寇破坏抗战的事实，因而不够真实，不够客观公正。笔者的舅父恽逸群(曾任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社长，中共华东局政治秘书)是袁殊的结拜兄弟，是同一战线的战友，我与袁及其部下又有过接触，为了反映历史真相，我特写此文作重要补充和纠正。

　　我初次见到袁是在1938年上海“孤岛”时期，当时我在一所夜大学新闻系读书，白天无事常到袁主持的《杂志》社看报聊天。袁当时约近30岁，身材矮胖结实，神采弈弈，来看他的人很多，可见他交际广宽，而一个20多岁的摩登女郎则是常客，她是女作家关露，后来才知道她是潘汉年手下的特工。渐渐地我了解到袁的身世和经历。

　　从北伐战士到文艺青年

　　袁殊本名袁学易，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县，父亲袁晓岚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员，虽是官宦却家道衰落，独自到浙江谋生，妻子带着两个儿子到上海投靠姐姐，后又迁到浦东棚户区，以开“老虎灶”(流行江南专卖开水温水的店)维持一家艰苦的生活，袁学易则到印刷厂当学徒工。后来父亲到上海一家学校教书，就把12岁的学易送入立达学园读书。立达学园不少教师思想激进，主张个性解放，信仰无政府主义，主张建立自由平等的新社会。袁虽年小，但生活的贫苦，又看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统治下的社会黑暗，产生了改变旧社会的思想。1925年上海发生英日帝国主义杀害中国工人学生的五卅惨案，袁学易作为学生代表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结识了许多先进分子，不久就跟随一位无政府主义者胡抱一去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先后在多个部队担任副官、连指导员等职。在大革命的高潮中，他的左倾思想逐渐成熟。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政变，国共分裂，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遭屠杀迫害，袁愤而离开部队，到上海参加风行一时的“狂飚运动“。

　　“狂飚运动”由多位进步青年组成的狂飚社发动，主张“与现实的黑暗势力作战斗，承担起对祖国和人民的责任”，除发行周刊和丛书，还成立演剧部。思想左倾又爱好文学的袁学易，满怀兴奋地加入该社剧团参加演剧活动，先后在上海、南京演出的《娜拉》《上海之夜》《从人间来》等多部话剧中担任角色，还负责对外联络工作。在南京演出结束举办的答谢观众招待会上，他代表狂飚社致词，竟在发言中借剧情把国民党大骂一通。国民党中央党部获悉后准备对他惩处，幸得他父亲的同盟会老朋友的庇护才得无事。

　　回到上海，他与后来成为名作家的楼适夷、柯仲平等一起挤住在简陋的房屋内，他们穷困潦倒，但都怀抱着美好的理想。这时他组织剧团，创作剧本，成为崭露头角的文学青年。但他感到戏剧事业不可能成为终身职业，他决心改变人生的方向了。

　　从新闻学家到名记者

　　袁在1925年开始向报纸投稿，不断被采用，特别是看了新闻学家任伯涛的《运用新闻学》后，对新闻事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次在狂飚社的集会上遇见了任伯涛，就向这位老专家请教，并倾诉自己对上海报纸的不满，认为这些报纸是买办阶级的工具，不为人民说话，决心将来自己办一张站在人民立场上的报纸，用舆论来改造社会，得到任的赞许与鼓励。为了实现理想，不久他赴日本进日本大学新闻系进修，一面刻苦学习，一面写文章介绍各国的新闻事业状况，寄回国内报刊发表。由于经济困难，他在1930年回国。他在上海遍访新闻文化界名人陈望道等，主张办一张公正客观的报纸，得到他们赞同，于是用他妻子从娘家借来的500元，在1931年创办了《文艺新闻》。

　　《文艺新闻》以客观公正的立场介绍中外文化动态，人民大众关心的文化新闻，刊登各国的进步文学作品，很受读者欢迎。当时日寇占我东北，国难深重，该报又以大量报道鼓舞民众参加抗日爱国运动。

　　有一件事使该报更加引人注目，就是柔石、胡也频等五位左翼作家被国民党逮捕杀害，由于国民党严密封锁消息，社会上一无所知。袁心生一计，请中共在沪代表冯雪峰用假名写读者来信给该报，询问五作家下落，然后又以读者来信方式透露五位作家已蒙难，接着又发表大量纪念遭难者的文章，既造成不利于国民党的社会影响，又使国民党找不到消息来源，保护了该报的安全。这就是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说的，“只在《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他的机智和胆略受到广泛称赞，该报也因此销量大增，他这时改名袁霄逸，顿时成为新闻界的一颗新星。

　　他一面致力办报，一面从事他爱好的新闻学理论的研究，他写了大量新闻学作品，如《现代新闻学》《学校新闻讲话》《新闻法制论》等，除在报刊发表，还由好友恽逸群编成《记者道》一书出版，他还雄心勃勃想编一部新闻学丛书，可惜未能实现。

　　他对新闻学还有两个杰出的贡献，一是把英文Journalism一词译成“集纳主义”，并定义为：“报纸的新闻要有闻义录，包罗万象，为读者喜闻乐见，引人入胜，又须立场公正，为人民大众说话。”这个“集纳主义”是他对中国新闻学的首创。二是他将英文Reportage译为“报告文学”首先引入中国。他写了《报告文学论》，对它做出定义：“报告文学是把心灵置于事实的基础上，但不是象照相机般照录原样，它又须具备一定的目的倾向，把事实通过印象加以批判地写出，这个目的就是社会主义。”根据袁首创的报告文学理论，他的好友夏衍写出了烩炙人口的《包身工》，成为中国新闻文学史上第一篇报告文学作品，从此报告文学作品不断出现在报刊上，刘宾雁成为后起之秀。

　　袁霄逸把这些理论用来实践，他后来创办的《杂志》半月刊和《新中国报》成为别开生面的报刊，不仅信息量多，并且对重大新闻和事件都配以照片、背景资料、短评等，既有知识性又有可读性，因而这些报刊广受读者欢迎，使他成为新闻事业家和名记者。

　　博学才子成为五方特工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儒雅博学的文人后来竟成为“五方特务”，成为神秘的传奇人物，事情的经过是——

　　袁创办《文艺新闻》后，接触了不少思想左倾的作家文人如冯雪峰、茅盾、夏衍、潘梓年等，思想越来越左倾，他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又成为中共领导的“中国文化同盟总会”(简称“文总”)的常务理事，于是他提出参加中共的要求。一天潘汉年王之春约他在咖啡馆见面，通知他已被接纳为中共党员，同时根据他的机智和胆略，吸收他为“中共中央特科”的一员，担负更多的秘密特殊工作，要求他逐渐退去左的色彩，变成灰色人物，打入国民党上层，利用合法身份为中共收集战略情报，于是他开始了第一个特工生涯。

　　按照中共指示，他停办了已出60期的《文艺新闻》，在他表兄贾伯涛(黄浦军校一期生)介绍下结识了湖北同乡、上海社会局长、国民党中统头子吴醒亚，参加了吴手下的特工小组和更秘密的“干社”。经吴醒亚介绍，他进入中国最大的经济新闻通讯社“新声通讯社”当记者，得以参加各种招待会和进行个别采访，从此袁结识了许多国民党和社会上层人士，获得不少重要情报不断送给潘汉年。在采访活动中，他结识了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日本外务省特务)岩井英一，两人关系逐渐密切，建立了情报交换关系，岩井为鼓励他多给国民党情报，每月付他200元活动费，从此袁成为日寇的情报员。当时国民党政府正和日本谈判货币汇率和关税问题，引起各方关注，袁从岩井处获得最新消息，及时报道，使袁因消息灵通而在新闻界声誉鹊起。为了扩大情报来源，他和新声通讯社编辑恽逸群(中共党员和中共“特科”人员)发起举办每半月一次的“记者座谈”，议论国事，交流信息，各报的立场左中右的记者包括夏衍、石西民、范长江等百多人纷纷参加，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后来“记者座谈”扩大为“中国青年记者协会”，袁当选为五位总干事之一，又被选为国民党领导的上海记者公会执行委员，袁霄逸成了新闻界的名人。

　　为了增添更多的保护色，经中共批准，他和恽逸群等10位新闻记者“桃园结义”成为结拜兄弟。十兄弟中的老大叫杭石君，是《新闻报》记者又是青帮首领黄金荣的亲信秘书，袁又经杭介绍成为青帮的一份子。恽逸群则成为被称为“商界状元”的闻兰亭帮派的“门生”，闻派势力比青帮小，但也有5千“门生”，大多是工商界骨干和各界专业人士。帮会不从事政治活动，当时不少中共党员和经济界人士加入青帮和其他帮会，动机是想在遭到国民党迫害和歹徒绑票敲诈时得到帮会的保护。有的文章说袁殊是青帮间谍，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参加帮会的人是没有向帮会提供情报的义务的。

　　可是出人意料，他在1935年忽然被国民党逮捕了。原来共产国际远东局代局长名华尔托的德国人，在上海与中共一起从事反对国民党的活动，被国民党侦悉而逮捕，此人在受审时始终一言不发，连姓名年龄国籍都不回答，此案被当时报纸称为“怪西人案”。从此人的通讯簿中发现有袁霄逸的电话号码，就把袁抓捕，得知袁是共产国际的情报员。后来华尔托判刑10年，袁判刑2年半，押送武汉监狱，随后又转送湖北反省院服刑。在反省院关了8个月，经袁父的国民党老朋友保释出来了。

　　袁虽出狱，并无自由，仍有特务监视，难以公开活动。他摆脱特务逃回上海找到冯雪峰，要求再去日本躲藏一段时间，得到中共同意后偕妻子再去日本，进早稻田大学历史系当研究生。1937年日本掀起排华高潮，袁和不少留学生被驱逐回国了。

　　回到上海，袁由夏衍安排在时事新闻社编辑日本问题的书刊。七七抗战开始，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急于找一些日本通了解日本的军政动态，得青帮另一头目杜月笙推荐，戴笠亲赴袁寓，敦请袁参加军统从事对日工作，袁请示潘汉年，潘认为可以多一个情报来源而表示同意。

　　袁从此改名袁殊，和他的名记者身份告别了。他除了收集日本方面情报提供军统，还为军统组织了两次特别行动。原来当时日军军舰停留上海黄浦江中，威胁中国人，人民无不怀恨。而汪精卫一伙汉奸逃来上海后，遭到上海人民唾骂，很少有人附和，为此汪伪一伙恼羞成怒，在极司斐而路76号成立特工总部，由丁默村(原国民党C、C人员)和李士群(原中共留苏党员，后又参加军统)主持，手下有几百个武装特务，每天佩带武器，暗杀抗日人士，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妇女界领袖茅丽英，退入租界的国军八百壮士谢晋元团长等均遭杀害，连中国银行因不接受伪储备银行钞票，四五十个职员被绑架，并被枪杀了七八人。上海人民对“76号魔窟”恨之入骨，为此军统成立特别小组进行反击，袁殊也参加这个小组，进行了两次危险的特别行动。一次是派人炸毁上海虹口日本海军的军火仓库，事成后受军统记大功奖励。另一次是组织工人挖地道，到汪伪的特工总部下，企图把特工总部炸毁，不料被军统叛徒向特工总部告密而失败，随即被捕。特工总部头目丁默村主张把袁杀掉，李士群则主张留着他以供利用，正在杀与不杀的千钧一发之际，袁妻向潘汉年求救，潘早知袁与上海日本特务头子岩井英一有情报交换关系，就嘱她快去向岩井求救。岩井得知后立即赶到汪伪特工总部要人，奴才怎敢违主子之命，只得把袁释放。为了感谢岩井救命之恩，袁参加了日寇的特别调查组和后来的日本特务机关“岩井公馆”，公开汉奸身份，这个昔日的天才演员，终于演成了世界少有的“五方特工”的反派角色。

　　不为人知的秘密活动

　　(1)帮助日寇镇压抗日报人——抗战开始后江浙等省沦陷，上海的外国租界成为被日军包围的“孤岛”，坚持留守上海的国共两党抗日报人，为抵制日寇新闻检查的要求，纷纷聘请外国人当挂名老板，出现了10多家“洋商报”。国民党方面有申报、新闻报、大美晚报、正言报、大中通讯社等，民办的文汇报，中共方面的导报、译报，它们大量刊登抗日新闻和言论，大大鼓舞了上海和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意志。汪精卫等叛逃到上海后，也出版《中华日报》等汉奸报刊，加上日寇出版的中文报，大肆宣传抗战必败，中日和平等汉奸论调，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宣传战，结果汪伪和日寇的报刊一败涂地，竟然无人购阅。气急败坏的汪伪日寇决定用恐怖手段来对付抗日报刊和报人，于是派出大批特务身挂手枪手榴弹，公然白日行凶，暗杀和绑架抗日报人，爆炸抗日报社，枪声炸弹声几乎天天不绝于耳，先后有近40位报纸总编辑、经理、主笔、记者、编辑遭到杀害和绑架，大多数报社遭炸弹袭击，恐怖气氛弥漫上海。后来人们发现，遭难的报人全是国民党报纸的人，被炸的报社也都是国民党方面的报社，而中共的报社和报人却都安然无恙，这是什么原因?人们怀疑肯定有熟悉国民党报人的“内鬼”在指使，人们的怀疑对象渐渐集中在袁殊身上，因为日伪特务是不了解报界情况的，而落水的名记者袁殊是中共党员，很可能是他向日伪提供了施暴的黑名单。这事虽无证据，但人们言之凿凿，也言之有理，因为袁在企图炸毁汪伪特工总部失败后被捕，对日伪的不杀之恩，他不能不以行动来报答。此事说明，作为中共党员的袁殊，为实现党性而不惜泯灭人性，残害抗日的昔日的朋友们，这充分反映了中共的党性要求是多么残忍和恶毒!同时也说明，这时尽管毛泽东在高唱抗日论调，他却已在指使潘汉年袁殊等在暗中进行破坏抗战的勾当了。

　　(2)参与中共与日寇的和平谈判——1955年潘汉年被捕，官方公布的罪状是：“瞒着党私自会见汪精卫，违反党纪，造成不良影响。”以后不少报刊大做潘汪会谈的文章。其实这些说法都是扯淡，是掩盖歪曲了事实真相。汪精卫是日寇的傀儡，并无实权，他的一切行动都要得到“太上皇”—汪伪政府最高顾问影佐帧昭少将的同意，潘与汪会谈是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实际情况与官方公报大不相同———

　　抗战开始后，毛泽东深感与日军作战只会吃亏消耗实力，难以实现推翻国民政府而统治天下的梦想，就决定借鉴三国时代蜀国吴国联合反魏的计谋，制定了“联日反蒋”的《三国志》谋略。1941年他致密电给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望派人代表我与日汪商谈‘联日反蒋’，并立即停止部队与日军的战争行动”(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明的回忆录)。饶把这个任务交给情报部长潘汉年，潘随即赴上海“岩井公馆”找他的搭档袁殊，再会见日本特务头子岩井，然后他们三人再去见日寇派驻中国的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首脑影佐帧昭少将。岩井和影佐早就与潘汉年有“交换情报”的亲密关系，互相熟悉，现在知道潘已不是一般情报员而是“毛泽东特使”，就优礼有加(给他特别通行证，让他以“胡越明”假名按月在“岩井公馆”领取大量活动费，在最高档的滙中饭店开了房间给他居住)，在举办欢迎盛宴后会谈3天，达成了重要默契，写了会谈纪要，主要内容是：日军与中共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互相和平共处;中共负责保护铁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坏;中共可到日占区采购战略物资;对中共开放长江封锁线，中共人员物资可顺利在长江两岸通行等。这些默契使双方获得极大好处：日寇不再受中共部队威胁，得以抽调大量兵力通过铁路进攻僻处西南的国军和东南亚盟国军队;中共则不再担心日寇扫荡，开始在日占区后方攻占所有国民党抗日根据地，使中共大大扩张了地盘和军力，为后来推翻国民党政府奠定了基础。

　　潘汉年代表毛泽东与日寇的和平谈判，袁殊既是翻译，又是潘的助手，所以袁殊也是中共代表之一，袁是这次谈判的参与者和见证人，这是不该被历史忽略掉的。

　　谈判结束后，潘经影佐批准，并由影佐指派伪江苏省长兼汪伪政府警政部长的特工头目李士群陪同潘赴南京会见汪精卫，(影佐为防潘与汪密谋反日活动，才派李士群同去以进行监视)其实潘汉年此行不过是把他与日寇商定的事向汪通报一下，并代表毛泽东向毛的恩师汪精卫作礼节性的拜访而已(早年汪任国民党宣传部长时曾提拔毛任副部长)，这次会见并无实质性内容。潘的这些活动，全都受命于毛泽东，潘汉年和袁殊都是为毛泽东的卖国行为背黑锅的。

　　(3)“岩井公馆”内幕——袁殊以对日情报的贡献，懂日文日语，又在中国社会有广泛的联系而为日寇信任，把特务机关全权交他管理。“岩井公馆”一开张，“中共中央特科”领导人周恩来就嘱咐潘汉年把恽逸群派去协助袁殊，(据恽逸群向笔者透露：潘汉年还传达周恩来指示：“叫恽逸群在政治上多帮助袁殊”，意思是要恽监督袁不要把汉奸角色演得太过份，对中共造成不利影响，可见周恩来处理问题的细心周到。)光有袁恽两人还不够，还缺少主管经济的人，潘汉年立即致密电给“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要求派人，李克农就商于在桂林出版的《救亡日报》社长夏衍，为了党的需要，夏衍割爱把该报经理翁从六派去，翁既是可靠的共产党员，又是袁的老朋友，于是袁殊、恽逸群、翁从六“三驾马车”开动了，这事反映了“岩井公馆”实际是中共与日寇合作创办的机构。

　　以岩井英一的姓氏命名的“岩井公馆”，是上海最大的公开的日本特务机关。令人奇怪的是，它怎么会以袁殊为首，恽逸群、翁从六为副手的中国人当领导，它有几百个工作人员也全是中国人，没有一个日本人，这是什么原因?知情人会告诉你：“岩井公馆”实际上是中共设在日占区的代表办事处(夸张点说等于是大使馆)。潘汉年作为中共代表，经常往来于延安、淮南和上海，通过秘密电台或直接指挥袁殊。日寇明知袁、恽、翁三人是中共党员，为什么还会如此重用?原因是毛泽东既然“联日反蒋”，就是日寇的合作伙伴(帮凶)，日寇的意图是，先与中共联合消灭坚决抗日的国民党政府，然后再来收拾实力较弱的中共，因此才把中共人员当作自己人，支持他们积极开展卖国活动。

　　恽逸群曾告诉笔者：日寇虽信任袁殊，但仍存戒心，对袁监视和防范，因此袁和他不能在“岩井公馆”内商谈机密的事，到外面去谈，袁外出总有日本特务跟着，为了安全，袁和他常到福州路“红灯区”会乐里的“长三堂子”(高等妓院)去，妓院管事人见他们两个熟客来，就会高喊“袁先生恽先生来了”，就派当红妓女招待。他们两人走进房间，关上房门，在床上并肩躺下，假装抽鸦片，在吞云吐雾中，商讨如何执行党的指示和其它机密事。岩井等见他们两人经常出入妓院，认为他们生活糜烂，思想堕落，不会怀反日的异志，就对他们更加信任了。

　　“岩井公馆”设在上海闸北的一个大院内，有四幢独立的小楼，所有办公室都挂着袁殊手书的“忠诚”两字标牌，忠诚于日寇吗?忠诚于中共吗?其实心照不宣，反正是一样的。

　　其中一幢小楼是“兴亚建国运动本部”，袁殊任总干事，他用“严军光”的假名发表了“兴亚建国运动”宣言和不少文章，大肆宣传“中日和平”“共存共荣”，还号召亚洲各国要在日本领导下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它的活动很受日寇赞赏，日外务省邀请袁组织代表团赴日访问，受到日方隆重接待。其实这个“兴亚建国运动”还有一个隐秘的目的，就是与汪精卫一派唱对台戏，因为日寇虽利用汪精卫，又担心汪派势力坐大，难以控制，才设立“兴亚建国运动”的对立面，对汪派进行监视和压制，“以华制华”，必要时废掉汪而扶植袁殊或别人代替之。

　　有一幢屋是“上海编译社”社址，社长恽逸群，副社长袁殊，有众多编辑和社内外作家，专为袁殊主持的《新中国报》《杂志》《政治月刊》提供各种专稿，还创办了自修大学等。它们当然是宣传汉奸亲日言论的，但恽逸群发挥他擅长的“曲笔”，经常在文章中透露抗战信息和反日言论，为此被日寇怀疑他有反日活动而遭逮捕，关进日寇宪兵队苏州监狱半年，遭受酷刑，后因查无实据而获保释。

　　还有一幢小楼是几十名武装特务的驻地，他们是袁殊用来自卫和抗衡汪精卫势力的。

　　有一幢小楼的顶层设着秘密电台。中共派驻香港重庆的特务，把国民党和英美的情报发往延安，由延安发到“岩井公馆”再转送给日寇，并把潘汉年、袁殊、恽逸群收集的情报，发往延安和苏北新四军。这个电台的工作人员都是从延安派来的党员，十分可靠。这个电台除袁、恽、翁三人外，是任何人不能进去，对外也是绝对保密的。袁通过这个电台，为中共提供了不少重要的战略情报，如：德国即将进攻苏联;日寇决定放弃北进攻苏联的计划，而改为南进攻英美;日伪的兵力部署、内部情况及扫荡新四军的计划……这些情报中，有一些受苏联和延安的的表扬，有的则为新四军摆脱被围剿的危局……

　　袁殊的种种努力，很受日寇赞赏，于是安排他在汪伪政府中担任许多重要伪职，如清乡政工团团长、教育厅长、宣传部长、保安司令等，他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大汉奸了。

　　“岩井公馆”对中共的帮助是很大的。除了情报和政治上的帮助外，袁还从日寇手中解救了鲁迅夫人许广平，邹韬奋患癌症从苏北到上海就医，范长江和中共党员赴上海，上海地下党领导赴苏北，过长江封锁线时都得到袁派人保护。对中共在经济上也有很大帮助。如夏衍在桂林创办《救亡日报》面临经济困难，“岩井公馆”立即拨巨款去资助;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岩井公馆”派人出钱，把大批左翼和中共人员安全撤退到上海和新四军地区去;上海地下党经费困难，有时也得到资助……为什么日寇如此慷慨?因为它无限制地滥印“军票”，又可向汪伪银行予取予求，反正是剥削中国人民的血汗，对它毫发无损。1945年抗战胜利，“岩井公馆”解散，袁恽翁三人把“岩井公馆”的所有土地房屋金银证券物资等价值约一亿多元(如今的几十亿)全部交给中共，用来在上海开办了一家小银行，为中共内战提供资金。所以说，“岩井公馆”又是中共的小金库和输血管!

　　“干情报工作的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抗战胜利，广大人民都知道袁殊是大汉奸，袁自知在国统区呆不下去，就带了一船枪械投奔苏北新四军去了。戴笠原准备给袁升官派大用场，获悉他已经投共，下令通缉却无济于事了。袁殊在解放区成为李克农情报部门人员，从此他又改名曾达斋，在山东、东北、大连等地从事策反和在遣返日本军人侨民中收集情报，和在日本人中选聘专业人员为解放军服务。恽逸群和翁从六也撤往苏北，恽接替范长江任华中《新华日报》社长，后又任华东局政治秘书兼山东《大众日报》社长，他们又都变脸为中共干部了。

　　1955年潘汉年被捕，判刑15年，袁判刑12年，恽逸群判刑10年，文革中又都加刑和管制劳动，潘病死在湖南劳改茶场，袁坐牢20多年才释放，与潘和袁有关系的2千人受牵连，或入狱或管制，造成中共又一个大冤案。为什么潘和袁这样的中共大功臣反成了大罪犯呢?原因不难明白：潘和袁掌握了毛泽东勾结日寇破坏抗战的卖国罪证，如果泄密，毛将作为汉奸卖国贼而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毛为了维护他虚假的名声，就狠心地把他们长期关押灭口噤声(恽逸群告诉笔者，他出狱时判决书被收缴，还警告他今后不准向任何人讲案情)，这正是毛一贯杀功臣的阴险恶毒作风。

　　1981年袁殊恢复自由后，住在北京西郊中央调查部宿舍内，这个大院有二三十幢小楼，住户全是中共离休的老特工。我为撰写《恽逸群传》，以小辈身份去拜访袁，袁住在约20多平方米的房间内，家具简陋，年逾古稀的他衰迈多病。他向我讲了恽老的往事后，我请求他说：“你能否把你的经历告诉我，也为你写本传记?”他摇摇手说：“不行啊!我的经历都是党的秘密，是不能外传的。我们干情报工作的人，只能默默无闻地生，默默无闻地死。”我看他孑然一身，孤苦无依(妻子离婚后再嫁，文革中不堪批斗而自杀，两个儿子与他划清界线)，就问：“你为何不和关露女士同居，互相照顾呢?”他答：“我最近向她求婚，她不同意。”(不久后我得悉，关露因受潘案牵连，入狱批斗20多年，精神崩溃自杀了。)

　　辞别袁老，我又来到另一幢小楼找恽逸群的老战友张建良老人，他对我说：“袁殊出力为日本人工作，是真汉奸。我们多位情报工作人员最近上书中央，反对给他平反。”我后来得知，中共认为袁对党有功，仍给平反了，并给他分配了较好的住宅和发还部分财产，他也从此恢复了袁殊的姓名。但尽管他对党有功，他作为大汉奸，对国家民族造成多大危害啊!古时有句成语：“卿本佳人，奈何作贼”，这个贼字不仅指窃贼，更泛指一切做坏事的人，套用到袁殊身上就是：“你本是个博学多才的聪明人，怎么去做害国害民的事呢?”袁多才多艺，除写过不少新闻学专著，还写了不少文艺作品(散文、小说、诗、剧本)，散见各地报刊，不久前他的学生和儿子编辑出版了《袁殊文集》，他原可作为名作家和新闻学家和新闻事业家而闻名于世的。袁的有些不了解内情的朋友为袁惋惜，其实他们不知道：袁殊和潘汉年、恽逸群，都是为毛泽东“联日反蒋”的卖国行为充当马前卒，而成为毛的替罪羊和牺牲品的!

　　作为五方特务，他不断变脸，变来变去，变得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了，精神不能不受到刺激而产生心理变态。据恽逸群回忆：“有一年春节，袁照例邀请多位老友到他家吃饭庆贺新岁，大家坐在他家客厅里等他，袁从楼上卧室走下来，走到楼梯一半时停下，突然嚎啕大哭起来，等一会走下与大家见面，又谈笑如常，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一幕，大家也不问他，因为大家明白，经常变脸使他心理扭曲，变得悲喜无常了。”特别是到晚年，他回忆几十年曲折多变的经历，几十年的坎坷苦难，精神时时受到折磨，最后竟像疯子一样大叫大喊，大哭大闹，狂燥不安，他为自己的命运挣扎，为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而呼冤，终于在1987年冬在精神和疾病的双重折磨下去世，结束了传奇般的一生，享年76岁。1955年潘汉年被捕前，袁在北京访晤潘，潘似有预感，伤心地对袁说：“干情报工作的没有一个有好下场”，这句话成了他们共同的谶语了。

　　(作者为91岁老报人)
来源: 新浪博客 | 来源日期：2012-04-05 | 责任编辑：王科力

ZT 世界华人周刊 | 寻找一座被误读的墓碑——张国焘客死加拿大的历史记忆

2015-10-27T20:06:00.005+09:00

世界华人周刊 | 寻找一座被误读的墓碑——张国焘客死加拿大的历史记忆

原文

文｜桑宜川

加拿大华裔学者，博士，华人网络广播电视台执行总编辑

今年盛夏，我从加拿大温哥华飞往多伦多，去参加母校北美校友会的年度聚会。其间，怀着一种期待与久仰的心情，在两位学友的陪伴下，专程去寻找了张国焘的墓葬之地。多伦多市区周边的墓地很多，然而关于张国焘的下葬墓穴，坊间却流传着几种不同的版本，语焉不详。为了能顺利寻找到真实的墓地，出发前我们做了仔细的调研，查询了张国焘墓地的大致方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就驱车出发了。

众所周知，在现代中国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年代，张国焘，这位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主席，中共早期领袖，红军主力统帅却成为了红色话语叙事结构中的反面人物，遭遇了持续大半个世纪的丑化与批判。树大招风，株连甚广，曾引得无数英雄折腰，人头落地。因此对于加拿大的张国焘葬身之地，据说过去许多老华侨也惟恐避之不及，敬而远之，几乎没人敢去看他。

上世纪的1976年，时任加拿大总理的特鲁多到多伦多参会，曾专程前去登门拜望张国焘，给予高度评价。表达了加拿大政府对现代中国历史人物的关注。三年后，张国焘在加拿大，这块远离故国的土地上撒手人寰，溘然去逝，走完了他坎坷而又传奇的一生，享年82岁。

岁月流金，张国焘去世后，现代中国的历史又翻过了许多篇章。如今世事沧桑，斗转星移，神马也都成了浮云，许多中共早期领袖，例如陈独秀，王明、瞿秋白、博古均由国内中央党校新编《党史》重新肯定了历史功勋，作出了正面的定评，显示了官方语言与党史研究开始有了新的价值取向，不再过多地纠缠过去的政治恩怨与情仇，不再过多地以是非成败论英雄，学界也开始较为客观地评价中国现代历史人物，以期增进历史的透明度，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尽管任重而道远，需要还原历史真相的事例还很多。自鸦片战争以降，现代中国历尽磨难，几乎每一重大历史片段本身就是一部传奇，可资警示当代，流传后世，勿忘历史。

误读的历史疑案，张国焘的死因芻议

据现今可查阅的资料，张国焘是1979年底在多伦多一家养老院溘然去世的。时值冰天雪地，天气奇寒。那天晚上养老院突然停电，没有了暖气，当时他已是中风的孤独老人，夜里毛毯从身上滑下来，他行动不便，被活活冻死了，死后就葬在这座松山墓园里。这是目前海内外最为流行的坊间故事，起源于张家友人蔡孟坚在台湾《传记文学》1980年发表的一段回忆录，真伪难辩，描述了与张公夫人杨子烈的越洋电话内容，时值张公去世的第二天。此后，可见的文字还有国内记者来加采访，回国后报道的情节如出一辙。其实，张国焘举家移居加拿大后，刻意回避公众视线，淡出江湖，从不张扬，他去世后，张家后人更是销声匿迹已逾三十年，根本就不可能接待海内外访客。

自国内记者的所谓报道始，后来的各种转述以此为本，大同小异，但价值取向完全一致，例如张国焘“被冻得瑟瑟发抖”，“他现在只有寒风中等死了”等等描述，加油添醋，极尽嘲弄与丑化，其实谁也没见过那情景。因此，多年来国人所接受的红色教育是，不紧跟着共产党走，是绝无好下场的，例如张国焘的晚年，沦落异国，贫病交困，恰如“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在加拿大这样一个“万恶的旧社会”，是要被活活冻死的，是亦非亦，姑妄听之。

事实上，这是典型的历史误读。加拿大是一个自然资源很富足，高福利的国家，每个人都有生活无忧的社会保障。耆英老人与妇女儿童更是各级政府部门历来最为关照的。尽管张国焘后来远走天涯，彻底退出了中国政治舞台，晚年不免心态失落，但是生活充裕，著书立说，坚持数年，写成了洋洋大观逾九十万字的长篇记实传记《我的回忆》，是现今中共党史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资料。夫人杨子烈是1921年入党的中共第一任妇女部长，夫妻恩爱，出生入死，相濡以沫，患难与共达大半个世纪之久。更有三个儿子皆有出息，入行专业人士，分别为加拿大医生，工程师和大学教师，安居乐业，属于幸福的中产阶级家庭，其时还受到与中国修好的加拿大特鲁多总理特别关照，颐养天年，何来忧患? 至今，我还收藏有张公晚年的全家福老照片，西装革履，旗袍加身，祖孙三代个个喜气洋洋，就是见证，何来死于贫病交困之说？

张国焘去逝后，后事处理十分低调，他从此隐姓埋名，原始墓碑上连正式的姓名都没有留下，家眷也随后人间蒸发，销声匿迹。这时正值中国内地文革风起云涌，如火如荼，遍地狼烟，无暇他顾，何来国内记者的采访报道？因此，所谓张国焘最后因贫病交加，被“活活冻死”一说，应是以讹传讹，子虚乌有。加拿大不是流放犯人的前沙俄和苏联西伯利亚，冻死熊罴未足奇，而是一个典型的民主法制国家，如果一旦有人被冻死，那将不是养老院里一个人，而是大部分老人死去的群体事件，多伦多的这家老人院将引发举国头号新闻，面临倒闭，并且承担巨额赔偿与法律问责。

从现代医学上讲，当时张国焘已是82岁的古稀之年，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体质，如同所有老年生命一样，已经不起折腾，甚至不经意间的脑溢血，或心卒中，或一觉醒不过来，或一口气上不来都足以使脆弱的生命嘎然而止。如欲还原历史真相，张国焘究竟是饿死、冻死、病死、抑或寿终，现留存有太多的谜团，尚待今后出现治学严谨的史家考证与厘清。

笔者认识此间的一位资深文字编辑，国内新闻出道，说起张国焘，他不假思索地说道：“叛徒，死有余辜！”语气中的斩钉截铁，让我听之谔然，半晌无以应对。这样的思维定式揭示了整整一代读书人当年所接受的红色教育，如同当下的北韩洗脑式宣传，令其子民刻骨铭心，影响之广，不由地令人深思与感叹！事实上，新近的党史解密，被误读的许多历史片段与历史真相已相去甚远。其实，张国焘的死因并不重要，凡人都有老来归去的一天，当代知识学人本应去政治化，以平常心对待过往的历史，多些善意、理解与人性、追思与缅怀张国焘在现代中国所曾作出的历史贡献，何以要如此冷漠，喋喋不休地将其死因嘲弄到极致而后快？

张公国焘，我看你来了

我们驱车径直来到了一处被称为Pine Hills Cemetery松山墓园之地，其为加拿大万博墓园集团（Mount Pleasant Group of Cemeteries）下属的墓园之一，位于多伦多郊外东北方向的625 Birch Mount Rd, 距离市中心约30多公里。我在加拿大生活了多年，这才知道张国焘墓可能就坐落在这里。我带着种种好奇与疑问，首先造访了墓园管理处，希望能寻找到些许蛛丝马迹的线索或可能的答案。

那是一座十分漂亮的建筑，类似于时下的一幢豪华别墅，大厅里明窗净几，淡蓝色的地毯，雅致的鲜花与绿色植物，营造出了一种五星级酒店的氛围。此时，柜台后面几位职员正忙碌着，见到我们的到来，便热情地招呼着。应客人的请求，按照办事程序，一位职员在电脑系统里开始了各种方式的检索，不厌其烦，但是结果却不容乐观，始终也无法查询到有关张国焘的中文字样，或近似的英文拼音字母。

据该职员回忆，近年来常有中国人来此，询问这位张国焘先生的下葬情况，但是墓园管理处的电脑系统里根本就没有这一姓名和任何相关记录。由此可见，大多数来访者因查不到张国焘的姓名，无果而返。如今世界，国人在海外生存多不易，人们都非常现实地过日子，关注自身利益更多，对现代中国这一段几近凐灭的历史片段尚有情结，能来墓园看看的人已是不多，最后能有幸找到张国焘墓的人可能就更少。

正当我们感到彻底失望之时，那位职员在电脑系统里找到了一位英文拼读为Kai-Yin Cheung的先生，说是相似中国姓氏，向我们求证。我一听到此，不禁喜出望外，大声欢呼了起来：“就是他，就是他！”因为我知道，这是海外流行的威氏拼读法，恺荫就是张国焘的字号，正如仲甫即是陈独秀，露清即是王明，洛甫即是张闻天，润之即是毛泽东，博古即是秦邦宪，只是博古的字号在中国现代史中更为出彩，如雷贯耳，几乎完全消解了他的真实姓名。

作为观照，博古最辉煌的人生是在张国焘之后，他在24岁时就做了中共的总书记，在1931年9月－1935年1月为中共实际最高领导人，主持中共中央工作。至今远在无锡，他的家乡人为他而骄傲，为他立碑，修缮故居，献花拜觐，年年如此。家乡人从不忌讳博古或曾犯过所谓错误，更欣赏他自省反思的博大胸怀。今天，我们可以从《邓小平文选》里读到这样的语录：“主席三七开，我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邓小平晚年尚能坦然自评功过，主动承认自己一生曾犯过许多错误，留待历史定音，实乃仁君之德。在发展的历史面前，没有永不失范的圣贤。是啊，凡人都有做人做事走偏了路时候，何以因言因事毁人一生？目前，我们还可读到1945年中共七大发言记录文献，其中记载了博古的检讨：“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 这种大包大揽、保护他人、顾全大局，光明磊落的人品，被他的家乡人称为仁义敦厚的楷模，传为佳话，永泽后世。

话说回来，我们确认了张国焘的墓穴在此无疑，就按照管理处提供的指南前往寻找。松山墓园很大，占地约有3千多亩，埋葬着数万魂灵，估计是多伦多最大的福地。其中有几个墓区，主要以华人碑林为主，放眼望去，满眼皆中式碑文，仿佛置身于中国墓园。我不由得惊叹，悠悠岁月，竟有这么多华人一生飘零，望洋兴叹，埋骨异乡，终竟也未能落叶归根。

在墓园的第五、第九、和第十区的三角地带，在偌大的一块坡地，为了节省时间，我一路小跑步，来来回回地奔走，仔细梳理了一排又一排列队矗立在那里的碑林，看过了每一块墓碑上的正面碑文，也不得发现，好生纳闷，心想该不是墓园管理处的职员指错了方向？

中西文化异同，与墓园守望者的对话

因此，我带着疑问再次返回墓园管理处，希望那里的员工能帮我确认地理坐标，以便及时找到张公墓碑。或许是巨大的文化差异使然，职员们显出一脸的茫然不解，不知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个中国人何以要如此执着地寻找一位非亲非故的亡者？我直率地告诉他们，我是来朝圣的，要寻找的人是一位中国的特鲁多，中国的邱吉尔，中国的戴高乐，中国的史迪威，我用这样夸张而斗胆的比喻，才使他们终于恍然大悟，多年来竟有如此重要的历史人物长眠于这墓园里，难怪常有中国人来此询问与造访，因查找异常困难，最后绝大多数均无果而返。

无奈之中，我只好央求墓园管理处的员工帮忙，希望陪我去墓地走一趟，甚至拿出了一笔可观的小费。但是他们却表示不能接受，也绝不陪同，言之他们的职责范围就是在管理处主事接待，从不陪同客人下墓区。这或许可理解为忠于职守，抑或也是希冀自己讨个风水吉利，中西文化的异同由此可见一斑。

是日，已是夕阳西下，看看天色已晚，我们在墓园里逗留了已近三个小时，奔走得精疲力竭。学姐不由地感叹道：“张国焘，你在哪儿呀？你让我们学弟找你找得好苦啊！”这声音在空旷寂寥的墓园里，与暮色中乌鸦的咶嘈遥相回应，显得格外的凄美。其时，两位学友已有了打道回府的念头，不想再继续寻找下去了，道理也很简单，因为矗立的墓碑犹如茫茫林海，要找到他谈何容易？

墓园的几位员工目送着我再次走入了碑林。我告诉两位学友，这次我万里走单骑，专程来多伦多一趟颇不容易，希望再去最后梳理一圈，即使无果而返，也就无怨无悔，不枉此行。然而，就在那一偶然的瞬间，或许是天道助勤，我猛一回头，瞥见了不远处，在一排碑林的背面，其中一块墓碑上赫然镌刻着“张公国焘”的四个苍劲的魏体汉字，啊！终于找到了！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再次令我喜出望外！

精巧的安排，隐姓埋名为那般？

近年来，鲜有见诸于报端，描述张国焘墓碑的文字和图片，仅有的几段文字多以竖立墓碑为张国焘唯一的墓碑，其实大谬。这块碑文上书张公国焘和张杨子烈两人姓名，后者按照香港和老一代海外华人的习俗，女子出嫁后随夫姓，这完全符合当时的情理。由此也可见入乡随俗的影响之深，显然仅是张国焘夫妇的合葬墓碑。碑文上除了两人的姓氏用汉字镌刻，其它皆为英文表述，杨子烈的生卒日期为DEC.9.1902—MAR 27.1994。从这一细节，可知此张国焘夫妇合葬墓碑的立碑时间应在1994年3月27日之后，也就是杨子烈去世后，晚于张国焘去世时间1979年12月3日整整15年。因此，张国焘的早期下葬地点和墓碑究竟在哪里？当时，我暗忖着这仍是一个谜团。按照中国传统的殡葬习俗，以张国焘的身份之巨，应该至少还有一个独立的原始墓碑。经过仔细实地考证，我终于发现了谜团的答案。

显而易见，此碑非彼碑，合葬墓碑并非原始墓碑。事实上，原始墓碑并不在这里，而是距离它约七米以外的一块地碑，只有砖头大小，呈灰碣色，全英文，上书字母Kai-Yin Cheung，立碑人以及立碑的年份。立碑人是一牧师，而非15年以后去世的张国焘原配夫人杨子烈。

可以想象，在那非常年代，如同张学良晚年在夏威夷信奉了基督教，王明晚年在莫斯科常去天主教堂，张国焘晚年的思想也靠近神，受了洗，下葬时自然由牧师主理并立碑文，顺理合情，同时也为夫人杨子烈避嫌。为了不再受到意想不到的政治恩怨与情仇骚扰，从此隐姓埋名，淡出江湖，悄然安息在那里，不能不说是来自家庭与牧师给力的精心设计与高明之举。

离开墓园之前，我再次“三顾茅庐”，去到了墓园管理处，向几位员工求证，为何一碑两用？为何张国焘夫妇的合葬墓碑与所有其他逝者墓碑朝向不同？在过去年代里本是同样正面位置，现在却变成了西人Black布莱克夫妇？西人夫妇的碑文立于2000年2月，完全是新刻。根据时间顺序推理，晚于张国焘夫妇合葬墓碑六年，显然是采用先者的墓碑背面刻上了后者的碑文。

在中国墓葬文化里，一碑两用，这一作为不仅犯忌讳，也是大不吉利，极少有亡者后人采用。最为叫绝的是，墓园管理人员说，多年前，应家属的要求，这块两面碑在原地曾换了一个朝向，原来的正面成了反面。或许这是张家后人低调行事，为的是避人眼目，刻意让一般的造访者不能轻易地发现，如今这一效果已经达到了。绝大多数墓碑都只有一面碑文，通常扫墓者看碑文只看正面，很难会想到这块西人夫妇的合葬竖碑还另有玄机，背面还刻有惊天地、泣鬼神的中文方块字？难怪来访的晋谒者按图索骥，即使走到了墓碑前也找不到北，看到的只是西人夫妇合葬的英文碑文。最后只能在碑林中“望洋兴叹”。

仔细观察松山墓园里坟墓的布局，目前尚存的地碑已不多，并且完全没有按编号排列，显得有些散乱无序，看得出当年下葬还没有纳入统一管理，逝者后人选址的随意性颇大。因此，可以推论，张国焘的原始地碑及冥坟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起，就应该没有被挪动过，保存完好。世人只知有双面竖碑存在，殊不知还有一块原始碑，地碑与竖碑之间存在的重大历史误读。因此，地碑旁应该才是张国焘的真实冥坟，三尺泥土之下，埋葬着他的魂灵，而非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合葬墓碑处。后者只是九十年代中期，杨子烈去逝后，杨家后人再做的第二个墓碑，并按照墓园的统一管理，整齐排列，安放在附近不远处。迄今为止，对这一被历史忽略的重要细节，还没有看到过海内外相关的文字和图片报道。

既生瑜，何生亮，走为上计

据现今可查阅的文献，早在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出身豪门望族的学生领袖张国焘便在北大教授陈独秀的介绍下，与图书馆员工毛泽东握过手。多年后，毛还曾为此感叹道“张国焘看不起我这个土包子”，由此结下梁子。在中共一大上，两人同会，张国焘被选为大会主席。此后，两人都曾担任苏区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在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在今四川小金县的懋功会师，张国焘又曾与毛泽东发生重大政治斗争。张深谙毛的作为，既是同党同志，又是棋逢对手，逐鹿争雄，一山不容二虎，最后必有一场输赢。

历史真相，本身就是一部传奇。张国焘最后决定逃离延安，走为上计，对他自己来说确实是迫不得已。尽管贵为红军总政委，驰骋沙场的一代红色枭雄，人性中仍有软弱的一面，那就是死到临头，不能坐以待毙，要保全性命。遥想当年，张国焘有过关乎一生荣辱生死的两次出逃。

第一次是告别延安，并非是自己心甘情愿的作为，而是当时的延安已经容不下他，杯酒释兵权，突遭贬黜，大将军失去了军权，虚位文职，叨陪末座，奈何以堪？延安已经没有了他的人生大舞台，被彻底边缘化了。他领导的红军主力在西进途中几乎全军覆没，葬身在彪悍马壮的马步芳骑兵部队屠刀下，血染昆仑，侥幸逃生的部分红军将领，又相继被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污指为“托派”，下令一个又一个被处决，遭到清算，所剩不多，如旧部陈昌浩、李先念、徐向前、许世友等等，则幸存了下来。同室操戈，煮豆燃萁，相煎何急？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写道：“我沉默已久，是到了发泄的时机么？明知不能讲理，绝无回天之力，难道要以卵击石么？”由此可见，当时张国焘已经没有了话语权，被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1938年，张国焘借道去西安祭黄帝陵大典之机，告别延安，投奔设在汉口的民国政府，以他自己的话说是“共赴国难，抗日救亡”，真实的原因是王明给他带来死亡恐惧感。目前解密的党史文献记录着：王明奉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苏联启程回到延安后，俨然以钦差大臣和中共第一领袖自居。张国焘曾多次挨过王明的整肃，对他表示冷淡，然而仍躲不过王明对他的继续刁难。当王明约张国焘单独谈话时，他告诉张国焘：“您的四方面军老部下李特、黄超都是托派，他们在新疆迪化经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 这里指的李特曾担任西路军参谋长、黄超曾担任作为开路先锋的红五军政委。其实，王明这次大开杀戒，因“杀无赦”死在他的刀下的冤魂还有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三位红军高级将领，共计五人。他们皆为当年张国焘留学莫斯科列宁学院，那年那月“中央党校”的同届同学，风华正茂的红军精英。

党史文献中记载，张国焘听到他最信任的红军将领们竟被处决惨死，痛心地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 王明赶紧解释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 面对如此信口开河，草菅人命，张国焘再也忍耐不住，厉声谴责王明把自己同志当托派来清除，王明见张国焘神色愤怒，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吧。” 便匆匆走了。当时的延安，红色政权刚刚安营扎寨，粮草未齐，已在酝酿筹备公审张国焘等人的党内斗争大会。

张国焘的这最后一次与王明之间的延安对话，使他预感到自己的命运多舛，由于自己肃反扩大化，酿成的逾两千红军将士的人命血债，加上同毛泽东的内斗，部下误将毛的连襟刘士奇（贺子珍的妹夫）杀掉，因果相报，知道毛也不会放过他，大祸即将临头，内心充满了死亡的恐惧，促使他只有最后下决心出逃，走为上计。他在《我的回忆》里说道：“我曾枝枝节节的有过许多次的反抗，都遭受到挫折，足证我无力挽狂澜于既倒。难道我要像布哈林等人那样，听由斯大林杀害吗？因此我脱离中共，离开延安，完全是必要的，也是应当采取的正义行为。”

但他这一走，导致他的众多红军部下受到极大的牵累，或被革职，或长期受到审查，株连甚广，确实非英雄所为。这让我想起了稼轩词中的名句：“将军百战声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谁共我，醉明月？”简直就是古人为今人的写照！倘若张国焘不逃离当时的困境，而是忍辱负重，虚心认错，偃旗息鼓，韬光养晦，留在延安，以及1949年后的北京，不知是否还能逃得过后来历次党内斗争与整风运动的整肃？在政治运动的惊涛骇浪中，这位老者会去经历怎样的颠沛流离和历史清算。是否还能逃得过他在世时文革浩劫的最后一次灾难？

告别香港，避乱于天涯海角

第二次是告别香港，远走天涯海角。1949年以后张国焘为避灾祸，从国内举家逃难到了香港，从此息影香江，住了整整16年，没想到在1966年世事又发生了沧桑巨变。当时，文革浪潮已波及到香港，追杀张国焘的红卫兵大字报已贴满了中环、旺角一带的市中区街道，遂引得这块飞地也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不知道明晨天亮还会发生什么大事？以当年发达的信息传播，张国焘应该得知京城里的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陈昌浩、李先念、徐向前、陶铸等一大批红军旧部与朋党已惨死囹圄，或沦为阶下囚的遭遇，再次感到了灭顶之灾即将临头，死亡的恐怖之感陡然而起，香港也已非安全之地，呆不下去了，于是连夜决然出走，举家飞往加拿大。

回望现代中国历史，中共早期领袖人物大多命运不济，劫难频频，几乎无一人幸免。在红色话语中更是毁誉掺半，先后在异常惨烈的“窝里斗”中因言获罪，为信仰而殉道，被踢出了局，断送了一生，从此成为了边缘人，不得已而败走麦城，流落他乡而后终。无独有偶，例如陈独秀死在了抗战时期的长江边城江津，毛泽东在延安坐大后，已消灭了党内潜在对手的威胁，息事宁人，借《七大报告》称颂其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王明死在了遥远的前苏联莫斯科郊外，毛曾评介其为“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张国焘死在了加拿大多伦多，最后一次延安会面，毛告诫张：“我们之间彼此都要留有余地”，祘作临别赠言。中共早期领袖们的人生结局如此，不可谓不惊心动魄！

是啊，长征几万里，孤魂不到关山难。张国焘们曾经都是热血青年，立志高远，救国救民于水火，策马扬鞭，统帅大军，捭阖天下，老来壮志未酬，望长空悲叹，泪洒异国他乡。古往今来，再旷世绝代的英雄，当凌云壮志在时光中消磨成灰烬，才会不得不醒悟到，原来自己也是一个稀松平常之人，妻儿老小才是亲人，坐在自家门槛上，回首沙场逐鹿争雄，远望雁阵飞过，我负江山，江山负我，也不唯于此了。

从现在的个人结局看来，张国焘应该是不幸之中之万幸，避乱于海外，最终寻找到了他一生最佳的栖身之地，身后也有一块宁静的土地供他安息长眠，远胜于连骨灰都不敢留下的周恩来、刘少奇、陈毅、彭德怀、李先念、邓小平等老一辈中共领袖，深谙党内政治斗争的残酷，最后交由家人将骨灰撒向大海，一了百了，或魂归故里，迁回家乡入土为安，这或许也有感于在文革中瞿秋白被突然扣上“叛徒”的帽子，遭到了掘墓之祸。当年的京畿重地八宝山公墓，被掘坟的红色先烈何止成百上千？让世人都看呆了。

目前，已解密的党史文献记载着周恩来临终前，从昏迷中醒过来，最后发出了微弱而颤抖的呼喊声：“我不是叛徒！”为了自己一生的名节，可谓置地有声，响彻云霄！源起1932年国共时期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冤案，本来早已定论，三十多年过去了，在1976年初“文革”后期却有口难辩，被江青一伙当成把柄，死死咬住不放，欲借毛之力置其于死地，取而代之。周公戎马一生，惊涛骇浪中走过来的人，却在真实的政治高压与惊怵不安中溘然离去，与张国焘晚年平平静静的人生结局形成鲜明对照，正应了先哲老子所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天地悠悠，安知祸福，诚如斯言。

党史研究的珍品，张国焘著《我的回忆》

进入人生暮年，张国焘客居异国他乡。这期间，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出现分化和改组，局势动荡不安。中国社会正值文革浩劫，偏离正常的轨道，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然而，这时的加拿大却如同国际舞台斗争的台风眼，风平浪静，是一处绝佳的生存环境。在得天独厚的空间，张国焘开始了写作自己的长篇传记《我的回忆》。

这部书稿，逾九十万字，详述中共创建历程、发展经过及作者和中共诸政要的交往。写到了苏区的爱恨悲欢，延安的风云变幻，书中国共两党要人孙中山、蒋介石、张学良、陈独秀，王明、瞿秋白、博古、李立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贺龙、彭德怀等人的言行个性，跃然纸上，可说是关于中共党史最详尽生动的第一手史料，而历年来中共和苏联党要之间的斗争冲突过程，共产国际的对华内幕，书中更详细说明来龙去脉。更有不少历史事实，以此书首次公开解密。比如西安事变的“和解”，竟非当时中共和张学良等始料所及，亦非来自于国民党方面的军事压力，乃是斯大林根据当时共产国际的形势所发出之指令，周恩来领命从中斡旋成功的例子，言之凿凿，完全符合当时国共两党所处的国际大境遇。

在这本书中，中国革命的许多紧要关头、重要场合、台前幕后。红军将领、中共领袖，生离死别、恩怨情仇、荣辱沉浮、英勇悲壮，皆为张国焘亲为亲历亲见亲闻。他通过梳理，娓娓道来，那种人世沧桑、历史苍凉，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因此，尽管这本书以“体制内”的话语或可褒可贬，但其史料价值，无疑已成为现代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一部珍品。

其实，张国焘晚年反省，说他和毛泽东本是同路人，相识于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都曾是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为信仰而奋斗，但历验了许多人事后，都想做老大，必有一败。最近载于国内《文史参考》2011年第11期，有一篇文章引用了开国将军许世友的话语：“党内除了主席，谁也不是张国焘的对手”，这一推断完全符合当时的情形，因为当时能统帅红军主力，拥兵自重的唯有张国焘。那时还没有出现一言九鼎的人物，因此也没有功高镇主一说，红军各路人马大致平起平坐，不分伯仲。而在毛泽东的记忆中，与张国焘的内斗是他一生中最灰暗的时期，自己也曾被革职反省，几起几落，既生毛，何生焘？任何一部中共党史版本，应该都绕不过张国焘这个名字，他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功过都无比鲜明，用毁誉掺半解读他的一生，或许不无道理。

在20世纪跌宕起伏、风云变幻的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史上，张国焘与他的同辈党人陈独秀，李大钊，王明、瞿秋白、博古、李立三等一道，曾肩负救亡与启蒙的历史使命，留下了复杂而独特的长篇历史画卷。他们文才傲世，拥有诸多第一：陈独秀在北大学生领袖张国焘的协助下，创办了《新青年》，瞿秋白翻译了《国际歌》歌词，并是第一位系统译介马克思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品，第一个把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介绍到中国，第一个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研究中国革命。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多余的人”、一个所谓的“叛徒”。他在临刑前于狱中写下的遗文《多余的话》，其中透露出来的个人际遇感受，与时代洪流形成强烈的反差和冲突，为我们提供了不断回味和继续言说的话题。他们的历史功过，如果不是加以一边倒的政治丑化，本来还有人性呈善的许多方面，我们这一代人可能看不到了，但相信后世终会作出公正的评价！

在张国焘的笔下，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一家三父子，同为中共中央委员，同为早期中共主要领导人，陈独秀连任前五届中共总书记，在中国现代史上，中共党史上绝无仅有。两个儿子均有出息，官拜中共省部级要职，相继被害于上海龙华监狱，临刑前均即席赋七步诗，留下绝笔，浩气冲天，视死如归，其中乔年拒不下跪，被乱刀砍死，壮烈牺牲。他们的高尚情操及学养，英气逼人，旷世绝代，今天的官二官三代们在酒酣欲足之际，焉能望其项背，习得真经于万一？何来又是持续多年的“叛徒”之说？当年，白发人送黑发人，父子仨组合出了一曲独特的中国红色历史悲歌，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其中，儿子们的悲剧是正值风华正茂的岁月，却为虚无缥缈的信仰而殉道，而父亲的悲剧则超出了这一信仰的内涵，具有更为醒世的意义。

在《我的回忆》里，张国焘对瞿秋白的“变节”有过扣问，预言瞿秋白的问题终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因为他们两人曾经同为驻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朝夕相处，相知甚深。如今，瞿秋白背了大半个世纪“叛徒”黑锅的疑案，已经得到了“平反”，罪名被官方认定为又是搞错了。由此可见，早期的中共领袖人物在异常惨烈的党内斗争中，大多成为了信仰的殉道者，死后竟也背负一生骂名。稍可欣慰的是，他们先后留下了各自的长篇遗著，可供后世解读，了解真相。例如王明的《中共五十年》，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等等，当代读者尚可从中窥见他们那年那月的心路历程，他们所为之奋斗、为之殉道的主义与信仰。

在远离故国的加拿大，张国焘书写下这样的家国情怀：“我的激进思想与爱国热情，一如往昔，但愿远离这种或那种独裁专政”。如此空谷足音，让人读之闻之，似有“五四”书生尚未消褪的万丈豪情，似有跨越时空的凄美与悲壮，似有对当代历史的无奈感喟！

1920年夏，张国焘参与了陈独秀和李大钊的策划，发起组织了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其实就是中共前身，随即展开建党工作和职工运动。1921年夏，张国焘参会中共一大并被推为大会主席，旋由大会选为仅有的三位中央委员之一。中共的职工运动，可以说是由张国焘开创起来的。当时这一运动吸收了中共内最大部份的精英，刘少奇、李立三、毛泽东、陈云等人都是当年张国焘主持职工运动时的同道。1921年岁末，张国焘代表中共前往莫斯科参加远东劳苦人民代表大会，是唯一会见过列宁的中共代表。多年以后，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沉痛地感喟道：“在中国的舞台上，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仅是个观众，总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剧才好。”这句话说得实在醒世，其中蕴涵了历尽惊涛骇浪的一个过来人对民族未来太多太多的人生感悟。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皆如烟云散去

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降，两岸华人社会还没有编修出一部完整客观，真实信篤的中国现代百年断代史，其中包括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共党史，这一重大学术工程在两岸一直遭受旷日持久的政治影响，至今没有完成，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古往今来，历代官修的史书，御用学者以官权利益为价值取向，政治介入历史研究，从而确立自己的历史观，进而解读历史，很难超越官权制约的话语框架，实际上难免产生误读，这样的事例层出不穷，从严谨的治学视角来看，可以说这类为权贵所需，任意阉割历史的文本均系伪作，不为史书。

因此，诚实面对历史，直言历史，而非随意曲解历史，编造历史，隐瞒历史，乃是一个民族反省，进步的出发点。时至今日，辛亥革命100周年之后，曾是两岸学者研究禁区的许多当代史实，如今开始了逐步解冻，是令人鼓舞的！英国文豪莎士比亚说过，“时间是最公正的老师”！寄望于今后的几代普罗大众，终会等到对那一段历史作出公正评价的那一天！还原更多的历史真相，其实也是对历史的尊重，留给子孙后代的一笔不可多得的文化财富。

目前，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四川巴中县南郊的南龛风景区，有一座红军烈士陵园，那里矗立着一座张国焘塑像，碑文上刻：“共一大代表，军总政委”，位于川陕苏区红军将帅碑林之中。以供人们凭吊与瞻仰。这正如林彪的巨幅画像，近年来又再次登堂入室，重新挂进了北京的中国军事博物馆，与其他九大元帅并列。然而，令人感到诡异的是，以毛为首的几位红军领导人朝北而座，高大挺拔；张国焘的塑像则被刻意分开，在群像对面，孤独朝南而立，形象猥琐矮小，位置也较低，看得出此乃御用艺人的精心丑化之作，将本来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的红军统帅张国焘塑造成了一个面呈苦命像的侏儒，据说是意指当年张与毛的南北之争，一败一成。

那年那月党内的残酷权斗，波诡云谲，你死我活，孰对孰错，见仁见智，早已淮橘为枳。但张国焘塑像的这种处理方式，令人联想到杭州岳飞墓碑前的秦侩塑像，把创建中共的老祖宗糟蹋成这样，确实有点不伦不类，后代子孙若见此又有何脸面？用艺术来曲解历史，不能不说是作为艺术家的自贱与人格耻辱，也是整个红军烈士陵园里的败笔！其实，为人为事，本应善待，何苦要继续做鲁迅笔下所鞭挞的麻木不仁的“看客”呢？难道我们的民族根性里永远摒弃不掉如此的冷漠吗？是啊，张国焘一生也曾轰轰烈烈，也曾卑躬弃节，老来客死他乡，遥看秦关汉月。不以成败论英雄，尊重历史，还原历史真相，是当代人应有的理性与价值取向，将永为后世称道。

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在加拿大多伦多撒手人寰，溘然去逝。他的一生功过虽已如烟云飘散，却留给我们太多的思考。他曾是北大的学生领袖，为中共的产生而奠基，作为创始人之一，担任过中共一大主席，中共组织部长，经历了中国革命早期的许多紧要关头、参与了许多重大决策、继而统帅了红军主力，万里长征，戎马倥偬，大起大落，有过太多的台前幕后故事，有过太多的毁誉掺半，需要史家去政治化，揭箧探囊，去伪存真，不为尊者讳，秉直书写春秋，方才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在现代中国革命史上，张国焘无疑是一位发挥过重大作用，绕不过去的人物，因此，他将永存史册。若干年以后，即使过往的政治老人，以及当今的官二代、官三代所传承的杯葛，恩怨与情仇都已如神马浮云，烟消云散，善良的中国人还会继续寻找几近凐灭的历史记忆，用善意去解读他，追思他，因为他留给了我们不仅仅是一部泣血的长篇传记《我的回忆》，更有需要多年才能消化完的历史沧桑。

为此，我谨写下此文，作为一朵白色鲜花，敬献在张公国焘客死加拿大的地碑前，以期表达上世纪文革浩劫后考上大学的七七级学子，一名后辈读书人对张国焘，这位现代中国历史风云人物的追思与心祭。

谨识于加拿大温哥华（UBC）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2011年8月16日

日本人为什么读三国

2015-10-27T06:32:00.000+09:00

陈寿撰写的《三国志》何时传入日本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从现存的日本史料来看，至少在公元760年(日本纪年天平宝字四年)成书的《藤氏家传·大织冠传》中可以看到当时的贵族社会评点独裁者苏我入鹿的政治就如同“董卓的横暴”的记载。同年，当时的淳仁天皇派遣了他的六位舍人到大宰府向当时的大学者也是著名的遣唐使，陪同鉴真大和尚一同渡海来日的右大臣吉备真备学习“诸葛亮八阵”“孙子九地”等军事技术，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日本，《三国志》中的人物董卓作为一个反派人物和诸葛亮作为杰出的军事家已经在日本的贵族社会中深入人心。

　　在这个年代，中国的典章文物、文化如同潮水一般地流入，日本作为远东的新兴国家就像东方的太阳一样在海平线上蓬勃升起，沿用至今的正式国名“日本”也是这个时期确定下来的。随后的五百多年，日本社会在繁荣和战乱交替、经济的沉浮、皇权与武士专权的博弈之中仍然坚持从中国文化中吸收营养，日本的知识阶层的精神世界可以说和中国士大夫不无一样。他们背诵《论语》，讲读唐诗，吟唱宋词，挥毫临写王右军欧阳询，打坐喝茶钻研禅宗，鞠躬行礼、峨冠博带蔚为风气，仿效中国文化的流行是当时最酷的时尚，唐土中原永远是日本人心目中的天朝大国。

　　到了14世纪末叶，一部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文学作品《太平记》问世，书中以日本南北朝时代为舞台描绘了从1318年到1368年之间大约五十年间天皇和武士之间殊死搏斗的历史故事，在其中的第二十卷中有这么一个故事，割据一方的武士大名新田义贞梦见自己化身为大蛇，醒来后认为是个吉兆，很高兴。但是部下斋藤七郎入道私下觉得大蛇和卧龙先生诸葛孔明的奋斗以及壮志未酬的事迹映照，认为是不祥之兆，预感了新田义贞在灯明寺旁的战死。在这个故事中，还说到了在曹操和刘备都在世的时候就发生了五丈原的大仗这样和史实以及《三国演义》不同的描述，对孔明初出茅庐的描绘也绘声绘色，可以说这部作品是日本人演绎三国故事的最初尝试。

　　至于明代罗贯中著作的《三国演义》究竟是何时传入日本的，也同样无从考证。在德川家康在江户也就是现在的东京建立了幕府之后，有关《三国演义》的诗歌著述开始散见于各种著录，例如德川家康的文胆林罗山在1604年(日本纪年庆长九年)的日记中说读完了《三国演义》。在1616年(日本纪年元和二年)，根据德川家康的遗言，把存放在骏府(现在的静冈县)的文库中转移到水户藩和尾张藩的书籍之中就有《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的日文版《通俗三国志》的翻译出版是在1689年(日本元禄二年)到1692年(日本元禄五年之间)，这是日本历史上翻译出版的第一部外国小说，也是继满文版之后的第二种中文以外的版本，此后还多次再版。浮世绘大家葛饰北斋的大弟子葛饰戴斗在1836年(日本天保七年)到1841年(天保十二年)之间以锦绘插图装饰了池田东雏亭编篡的《绘本通俗三国志》，博得了市民社会的热烈欢迎。明治维新以后，文豪幸田露伴等人还推出了好几种新的翻译版。战后至今，岩波文库、平凡社、琢磨文库、讲坛社也纷纷推出各种翻译版。

　　自从17世纪日文版《通俗三国志》刊行之后，日本大众文化的代表歌舞伎也在日本文化八年首演的剧目中提到了关羽的名字，在日本万延元年首演的剧目中提到了“桃园三结义”，到了日本元文二年更是首演了直接以关羽为剧名的剧目。直到二十多年前日本歌舞伎著名演员市川猿之助还创作了超级歌舞伎《新·三国志》。三国演义在日本民间民俗上的影响也很是深厚，日本青森县的社祭里最有人气的巨大花车就是用《三国》和《水浒》中的人物装点的。

　　日本江户时期的文人梦中乐介还把三国中的刘备穿越到江户来经营料亭，孔明欠了债躲进了刘备的店铺，司马懿追债到了料亭，被孔明施计赶走的故事写成搞笑版的说书原作。

　　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三国演义》的传播，已经从能够阅读直接中文原版的贵族武士知识阶层，经过日本读书人的翻译，演绎走向了日本的大众社会。数以百计的各类出版物舞台演目，《三国》中的生动活泼的人物故事也激动了千千万万日本人的心。

　　言归正传，吉川英治的作品《三国》就是在这样的土壤里成长起来，他的作品以报纸连载方式，就像现在的每天发布的微博，从1938年8月到1942年9月之间，在覆盖日本和台湾地区的五家报纸上每天同步发布，历时四年才得以完成。这个事实意味着，在日本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里，在毫无娱乐可言的日本，大多数人阅读了这部作品，战后脱颖而出的漫画版三国演义的作者横山光晴等一批各类作家都是这个连载的时期里长大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文原版的《三国演义》对现代日本人来说是长篇大作，是阳春白雪，是高不可攀的经典。吉川英治从特化人物的性格属性入手，娓娓而谈及中国的人、事和国土地理风光，从而在字里行间透露了战争的血腥和对战争的厌恶，可以说是一部反战的作品。不但影响了战前战后好几代日本人的三国观，也奠定了战后三国故事在日本文学文化中的鼎盛地位。

　　众所周知，日本战后三国故事从文学到漫画，到木偶连续剧，到电脑游戏，到商场指南书，到三国故地重访的纪录片等各种形式的表现方式真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家喻户晓。在日本人的精神世界里，三国故事和中国人感受的同样生动有趣，同样的是人生的哲理楷模，三国故事的人气经久不息。

　　这次重庆出版集团花重金购得翻译版权，以现代语翻译出版吉川英治的《三国》，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商务考量，这是一个在新世纪发生的影响足够深远的文化交流案例，体现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海纳百川。我们的祖先的文化典章以及文学作品曾经在以往的千百年中潜移默化影响了另外一个国家的人的性格、政治事物、国家运作和文化建设，回过头来我们读吉川英治的《三国》，我们会更加深切地知道中国的文化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而且是全世界人民的。（文/大風海上人）

ZT 张文木：正在崛起的中国及其治理世界能力的预备

2015-10-19T01:06:00.002+09:00

【张文木：正在崛起的中国及其治理世界能力的预备】
科罗廖夫发布于2015年10月18日 22:36

【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2日下午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审时度势，努力抓住机遇，妥善应对挑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全球治理是全球化时代和中国崛起背景下的重要议题，张文木教授曾于2005年4月7日的讲座上纵论全球治理。讲座内容收录于李彬、杨芳、尹丽娟编：《清华新闻传播学前沿讲座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

目录：
一、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资本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是当前国际矛盾产生的重要根源
二、历史运动本身就不是一个牧歌式的进程
三、账房里出不了大政治，也出不了国家安全
四、没了祖国，个人再有才华，也没有用
五、实力逻辑和力量均势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治理世界经验中最精髓的部分
六、苏联解体后，在欧洲地区雅尔塔体系的两个支点坍塌了，但在亚太地区则大体维持
七、“埋葬雅尔塔遗产”可能同时也埋葬了亚太和平
八、台湾问题折射出的亚太大国战略博弈
九、国家如无威力，仅凭谈判技巧实现不了国家战略
十、美国人世界治理能力正在下落
十一、在传统的基础上批判性地总结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治理世界的经验，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张文木教授
经济全球化带给中国人认识论的最大变化就是中国人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全球的视野观察问题，而经济全球化给世界造成的大量灾难性的问题又使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全球的角度处理这些问题。处理世界性问题是一种能力，对于国家而言，就是国家治理世界的能力。任何国家，尤其是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都有自己治理世界的能力及其塑造理论。在这方面，英国人和美国人已有相当的经验，中国人则处初步实践和学习阶段。无疑，深化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对于“坚持用全球战略眼光观察和谋划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努力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是绝对有益的。
一、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资本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是当前国际矛盾产生的重要根源
中国的崛起拉动着世界舆论。面对中国的发展，东西方世界近在咫尺，而双方认识却远在天边。中国的报纸引用美国对中国如何好的评价，但同时又发现西方人在表扬中国的同时却在不断说中国“威胁”。其实，这里头都有误读的成分。
在不同时期，资源短缺有不同的表现内容。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初，短缺是市场。那时还没有深化的市场，整个殖民地是自然经济。因而世界市场是平面的浅层市场，非常表面化。我们过去说农村是个广阔的市场。但是，中国的农村那时并不是广阔的市场，而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剩余产品的交换场所。自然经济就不可能是广阔的市场，因为它不是为利润而生产，商品交换只在非常有限的剩余产品的范围内进行。近代资本主义殖民地也是那样，宗主国家扩张得越广泛，市场就越大。如果没有纵向市场，或者说深度的市场，宗主国只有靠量的平面扩张来扩大市场。于是，各宗主国的殖民地扩张都非常厉害，各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的都是殖民地。二战以后出现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原殖民地都组成国家，有了主权。这样它们自己就可以开发自己的国内市场。于是亚洲崛起了，这对世界的意义在于，它同时也是国际市场的崛起。市场崛起，南方国家购买力就增加了，市场短缺的矛盾相对缓和。但另一种矛盾也出现了，这就是在市场有力的拉动下资源短缺却成了制约发展的主要矛盾。
大家知道，人饿的时候，第一个需求，就是增加自己的食物总量。处于自然经济时期的亚洲国家及整个第三世界国家，主要矛盾是生产力及相应的产品总量不足。这使他们跟资本主义国家竞争的时候，总处于弱势。
那时我们提出的口号是：革命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认为只要生产力上去了，其他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但等我们生产力发展起来了，正如一个人一样，小时候我们缺的是力气，等长大以后，肠胃消化功能非常好了，这时却发现缺少的不是力气，不是劳动能力，不是技术，这些我们都有了，这时我们缺的是“粮食”即支撑发展的资源。正如孩子小时，母亲又开始希望孩子快快长大，将来能做顶梁柱。孩子长大了，母亲焦虑家里粮食不够。现在是，中国长大了，长成小伙子了。由于长得太快了，他还没有作成人的思想准备。在成人节上还有些腼腆，声称我还小，我不会为吃饭与大家打架。现在西方世界捧中国是制造工厂，夸中国人能干，把重担压在中国头上，这没什么问题。但能干的人饭量也大，这时西方人就不行了，中国向世界多要点资源，他们就说中国“威胁”。
中国人确实是很聪明。毛泽东同志说，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面对“三座大山”的压迫，中国人不仅学会了战争，而且一打到底，也学会了造原子弹，造得也快。从小米加步枪起步打败了日本人，打败了蒋介石，并且打败了有原子弹的美国人。此后没人敢再欺负我们，也没了美国人、日本人敢在中国土地上强奸中国女生的事件。尼克松见毛泽东时紧张得不得了，美国人到现在都害怕既驱虎豹，又打熊罴的毛泽东。后来，中国人又觉得经济不行，不如西方。于是中国人以西方为师，学经济，现在经济也起来了。
西方人跟中国人竞争，在战略思维方面不是对手。亚洲人极聪明，为什么呢？亚洲的文化底蕴厚。现在我们只知工业全球化，其实中世纪历史上还有个农业全球化。那时谁采取农业生产方式，谁就会获得强势发展；反之，就必然灭亡。那时，大凡入侵到农业国度的非农业民族，尤其是游牧民族，都被迫采取了农业方式，一采取农业的方式，就获得大发展。那时候农业生产方式是世界最强势的生产方式。因为这种生产方式能较快地通过土地税赋聚集资源。一个国家要成为世界性大国，第一要务，是要有一定的方法把尽量多的资源集中到自己手里。土地是中世纪财富的主要源泉。那个时候，农业民族以经营土地为专长。地多粮多，粮多人多，人多税赋和兵丁多，兵多将广，国势就会强盛。亚洲人曾在世界农业全球化浪潮中独领风骚。华夏体系主要就是围绕土地资源而建立的汲取资源的世界治理体系，所以中世纪的中国就是亚洲的中心，也是中世纪世界政治的中心。近代欧洲许多思想家都崇拜中国文官制度。
大家看看历史，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从巴比伦、埃及始，依次衰落，近代留下的就是印度和中国。印度先于中国衰落，并且落了个完全殖民地地位。由于中国在这次农业全球化浪潮中挺到最后，这使中世纪中国在衰落之后还能在亚洲留下这么一份深刻影响东亚的中华文化遗产及与之相应的华夏文明体系。我们不要简单地认为这份遗产中的内容只是一些简单的“阿弥陀佛”，也不要以为孔夫子就是老夫子。远不是这样。
在大国兴衰史中，被打败并由此衰落的多是富国。中国是世界中世纪农业全球化的重要发源地和最后堡垒，英国工业革命成功之后不久，中国农业文明在西方的隆隆炮声中轰然坍塌。这并非我们的GNP不够，而是我们的自卫能力不足。八国联军进中国的时候跟叫花子一样，见咱们紫禁城内大缸上的金子都要刮，见什么都抢。那个时候文化我们高：咱们宫女都会背唐诗，这些入侵者多数肯定不会背莎士比亚。他们凭过来的几只船，就能把我们打败。所以，我说财富是随着暴力走的。谈不通就打，打完了以后财富就过去了。历史的规律就是这样，因为政治妥协是有底线的。西方就这样用暴力整个把东方的财富转移到西方。从大历史看，东方向西方的财富转移，中间有一个环节，就是十字军东征，这场长达二百年的西方远征，把中东阿拉伯的财富转移了过去，经意大利转到欧洲，形成欧洲较早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工业革命在大不列颠登陆成功之后，旋即席卷世界。这就是现在人所说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及其相应的文明形式。中国开始是被迫后来便是批判地接受了这种文明的合理内容。中共十四大之后，我们迅速卷入工业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并学会其中的“游戏规则”。但同时我们又因过于迷信这种规则而得鱼忘筌，失去了丛林生存的能力。生产力上去了，打仗我们却不会了！在信奉“发展是硬道理”的同时，我们却将生存变成软道理。可西方人没有这样，黄仁宇说，中国人往往不能体会出“英美政客在公事敌对时毫不留情，私人见面又和蔼亲切之习惯”。西方人跟你平时相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却是弯弓月：谈通了，好说，谈不通，就动粗，打你不商量。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与过去有什么不同，我们跟西方的矛盾在什么地方呢？
问题在于中国现在已不是饭量有限而又无力的小孩子，它长大了，肠胃消化吸收功能也强大了。市场经济的厉害之处在于，它能极大地刺激个人的能动性，把人纳入资本范畴来消耗，一切都成了资本化的东西；资本天生俱来的不赢利即灭亡的特征使整个社会周转得非常快，中国也在资本的刺激下转起来了，但同时我们也发现了新问题。我们原以为我们地大物博，只要生产上去了，我们资源有的是，怕什么。现在则发现，生产确是上去了，可资源的存量却几乎没有了，中国犹如一个饥肠辘辘大汉，空有一身武艺。
现在西方人一方面赞扬中国人好。中国人怎么能不好呢？给欧美国家提供了那么大的市场，2003年中国GDP仅占全球GDP总量的3.89％，而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却高达15%。这样只干活不吃饭的中国人当然好。但另一方面，西方人又说“中国威胁”。威胁在哪儿？就是你能干的同时，饭量大了，吃得多了。西方人说中国人勤劳能干，但勤劳能干的人饭量也大，这时，这种基本人权西方人便不讲了。试问：天下哪有只干活不吃饭的道理？中国现在也是这样，能干活，但饭量也大。现在东西方的矛盾是这样，美国跟我们的宣传同一句话中的语境是不一样的。现在的问题是，由于按目前的发展速度，世界的资源是绝对不够的，中国的资源消耗已近极限，这样的矛盾便是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
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来自发展本身。经济是发展了，但支撑这种发展的资源却严重不足了。昨天我们担心的是市场不足，若断了外部市场，就等于中国60%左右的外贸拉动力没了，国内许多企业就要停工。而在今天，资源则成了中国发展的“阿克琉斯之踵”。一旦资源，尤其是油气资源中断，中国经济发展就无法持续；发展这个东西和生存不一样，前者贵动，后者贵静。生存是在作瑜珈功，被埋到地底下，只要有一点能量，就能活下来。这种状态在经济中就是自然经济。自然经济有极强的生存能力，它的特点是，劳动力和工具很容易结合。一把锄头，一个人，一点地，就可以生产吃饭了；它在任何地方都能形成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因为它使用的生产工具最简单，所依赖的条件最少。在山里也能种地，在森林能采集，在海边能打鱼；这种经济不为利润，生产直接与消费一致，自给自足，没有发展的压力，所以它生存能力极强，但与之相应的是它的发展能力却极弱。自然经济方式我们已经感受过。毛泽东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在帝国主义包围中保存下来，这种经济不依赖外部市场的特点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邓小平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在相对缓和的世界环境中发展起来。党的十四大之后，中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此时发展就成了经济运行的“硬道理”。现在中国市场经济已经启动了，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做自然经济的瑜珈功了，在生产与消费之间，消费与需求之间已介入利润，这样发展问题就成了生存问题：国家发展的中断就是国家生存的中断。
只要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发展，其发展就是国家生存的“硬道理”；只要把发展势头打断，市场经济国家稀里哗啦就会倒下。不管你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都是这样。当今中国面临的威胁就是可能出现的发展中断。现在国内的情况是靠透支资源发展经济，这条第三世界发展的一般道路已不适应于我们中国了。现在各个企业单位都是利润挂帅，宾馆更是这样，各种浴液、梳子等等，都给配齐，也不问你是否需要。但这都是国内的稀缺资源。它们管不了这些，因为这里有利润。一个国家经济如果由利润主导，那将是很灾难性的。为刺激消费，在一个好点的饭店吃个饭，好几个服务生围着伺候你，听说还有所谓“跪式服务”，这有必要吗？但这能提高利润。
这种透支资源的做法，导致中国发展资源的严重短缺。像山西挖煤。为什么近年煤矿事故频频发生？这是由于长期开采，以至挖煤已经挖到地质结构不允许的极限；油价上涨刺激了煤价上涨，高额利润又刺激了超极限开采。石油价格疯涨，煤自然也会涨价，利润也跟着涨。矿区频频发生的塌方事故，这是安全措施问题，但更是地质结构破坏问题。马克思曾通过转引的方式对资本的这种本性有入木三分的刻画，这句话是这样说的：“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如果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现在是为了利润，人们开采地球资源已疯狂到不顾地质结构允许的程度。塌方后就追查个人原因，其实这已是个人担不起的责任。中国煤炭资源开采虽未达到贮藏极限，但达到了地质允许的极限。电视上看山西有些地方，挖得村庄都塌下去了，也有的挖得山开缝了，破坏了地表结构。挖到这个程度，能不出事吗？再严格的安全措施也经不住天塌地陷。
科学的发展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在GDP上升的同时，资源消耗下降。也就是说，生产与资源的消耗呈反比变化。现在我们资源的消耗比GDP还高，这就不是科学的发展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外部极其依赖，在资源方面我们现在已是饥肠辘辘，这是实话。我说中国人聪明，过去我们是市场短缺，现在解决了，中间有一个金融短缺，我们大量地引用外资，金融短缺也解决了。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不错，欧元又升起，这增大了美元的风险。货币多元化对我们的外汇储备是有利的。现在是资源短缺，我想中国人也会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国际资源，只是相对稀缺而非绝对稀缺。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有一个著名的关于饥荒的理论，他说饥荒的原因并不是没有粮食，是饥饿的人有需求而没有消费，也就是说多数人的粮食消费权利失败。为什么呢？囤积。拥有粮食的少数人他消费不了那么多，他放着，大多数人有强烈的粮食需求却没有能力获得粮食消费，需求与消费的严重分离才能导致粮食价格的居高不下。这样饿死人就成了囤积者发财的前提。如果说，消费与生产的分离是价值产生的前提，那么，需求与消费的分离则是价格产生的前提。现在的世界是什么呢？需求中心和消费中心分离。资本主义早期，消费中心和需求中心都统一于欧洲，有多少需求就有多少消费。美国崛起造成世界上欧洲的消费中心与美国的需求中心相分离，美国人在打败英国人和西班人后，美国人成为消费的中心。消费是一种权利，这种权利要靠枪杆子维护的，不是天生就给你的。
人世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穷人呢？天桥上为什么总有老太太躺着呢？那是因为她只有需求能力而没有消费能力，就是阿马蒂亚·森所说的“消费权利的失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酒肉臭”，是消费过剩，富人用不了这么多，但他还要贮财。“冻死骨”，是有需求能力但无消费能力。人的消费能力不仅是体力，而是一种社会权利的实现能力。近代美国靠强力打破了英国的垄断格局，此前，世界资源都往英国走，打破之后资源都往美国走。与欧洲曾是世界消费中心而美国曾是世界的需求中心一样，现在的美国是世界消费的中心但却不是世界需求的中心，世界的需求中心已从北美转向亚洲。现在几乎全世界的穷人在养着美国。美国人很好，美国当然好了，他是靠制造南方国家的贫穷来实现自己的好生活的。他用暴力几乎把全世界的石油拿回去，他们用石油像用水一样便宜，他们的电话费非常便宜，因为其所用能源成本低。如果有朋友从美国打来电话，他们很自豪：我们才几美分。这都是因为他们被全世界包括科技人才在内的世界资源供养着。石油也是这样，他靠暴力拿下全世界石油。现在，亚洲这个新的需求中心崛起，印度和中国是其中的需求大户。但是世界上这两个大国却没有被世界资源垄断集团即七国集团所接纳为资源共享成员。

二、历史运动本身就不是一个牧歌式的进程
中国为世界做了那么大的贡献，却在世界上没有获得相应的能源共享份额，这是为什么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历史上是暴利引导贸易，而暴利却往往是通过暴力而非嘴皮子实现的。海军前行，商人跟进，永远如此。妹妹呀坐船头，哥哥呀岸上走。哥哥不在后边跟着，妹妹她绝对走不远，因为这个世界本质上是一个暴力的世界。我们有些同志对文化太迷信了，以为世界真这么温情。毛泽东说过，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毛泽东还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么雅致。外交更是这样，太斯文了不行的。你看当时中国外长陈毅怎么说话？1965年9月29日，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当香港记者问：中国政府怎样看待美国利用香港作为侵越战争的据点？陈毅说：“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坚决打下去。”[10]这一番回答，全无通常的外交辞令，豪气干云，既不失原则也有威力，令全场震憾。我们现在只说我们不威胁，人家也不信，说你都长成小伙子了，我们当然不放心。事实上也是如此，天下哪有没经过打架就顺利长大的孩子。所以说现在的国际外交，得有军队跟着走。
历史运动根本就不是一个牧歌式的进程。我们不能相信文化万能。就说现在大家说的那个英语，英语的世界性普及最初并不是通过普及教材，派和平志愿队，搞什么“英语角”或在展销会实现的，而是通过殖民者的血与火推向全世界的。如果不信，我们就看看当今世界除英语母国外，凡是殖民灾难深重的国家，凡是贫富差距大的地方，都是英语比较好的地方。如果非洲人在近代也是优势民族，那么，今天在座的可能都是满口非洲语。一定是这样。为什么广州话现在兴起？在文革那个时候没人学广州话的，广州话跟香港话一样听不懂。为什么没人学？那地方当时经济政治都不行。我们是以北京话为中心，因为北京是中国政治中心。改革开放时沿海经济发展了，就开始学沿海的话。“广东人啦——”什么的，因为广州成了中国的经济重心之一。语言是一种地域标志，对个人来说更是一种身份和立场的标识。大家看英国人，现在英语中有许多法语词汇，那是因为威廉一世于1066年从法国下海打进英国并实现统治（1066-1087），在法国人统治的时候，整个法国的生活方式渗入到英国的贵族生活里，这与近代英国人的生活方式渗入到印度贵族生活中一样。所以，现在英国人展示几句法语，实际是下意识地暗示自己“高层次，小范围”的身份。可见，暴力而非所谓“文化”创造了贵族和等级。在今天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文化的作用也不要太迷信。在很多情况下，历史是所谓“没文化”的人创造的。毛泽东说得好：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11]
同样，历史也不是用金银财宝，用现在的话说，不是用GDP或GNP堆起来的。中世纪时世界财富云集中国。马可·波罗到中国的时候，描述中国到处是财富，这对西方影响很大。读过《查理大帝传》[12]的话，就知道那时的西方人穷得不得了。东方来的人，在查理大帝眼中是很富有的。西方这时有强烈的物质需求，但没有可消费的生活资料，这激起了十字军东侵。共打了二百多年，硬把阿拉伯的财富掠过来了，这为意大利崛起提供了最初的原始积累。紧接着西班牙崛起并用最残酷的暴力将富裕的拉丁美洲洗劫一空，大量黄金运回欧洲。1588年，英国又把西班牙打败，进而打败荷兰，英国就成了海上霸权。19世纪初，拿破仑帝国崛起，欧洲的财富迅速涌向法国。在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一书里有很多资料，可以说明财富随国家暴力流动的规律。接着俾斯麦于19世纪下半叶使德国统一并于1871打败法国，此后德国一直是欧洲财富和科技的中心。一直到二战时，德国科学家中获得诺贝尔奖的最多。[13]二战后美国崛起，20世纪末又击败苏联，美国便成了世界财富和科技的中心。[14]可见，国家经济运动，从而文明的转移过程决不是一个“阿弥陀佛”的过程，而是一个极残酷的民族淘汰过程。
今天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现在已经长大了，姑娘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中国现在富裕了，中国人也变得漂亮了。但人在变得漂亮的同时也失去了原始的本能，人斯文了却不会打架了。当然美国人除外，因为美国人并不是美人。以前听故事，说地主家的孩子模样长得福态，但打起架来却不管用，往往被穷人的孩子打得坐在地上哇哇哭。中国人今天富了，但不能学这种不会打架的富家子弟。毛泽东说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15]应当也是中国人的做人原则。人在文明的进程中不能得鱼忘筌，不能失去本来具有的人的原始性。失去原始性的民族或文明，必然衰亡。大家看艺术作品，具有原始性的艺术生命强。汉武帝时的雕塑，马踏匈奴，还有一些熊啊什么的，简单的几根线条，天然而雄浑，震撼人心。电视剧《汉武大帝》，里边的服装样式很简单，跟现在日本的衣服很像。日本是从我们这学的。我们再到故宫看看清朝，尤其是清末的雕塑作品，没有力量，龙须是一根一根刻画的，艺术细到极致，也就死亡了。所以艺术一定要有它粗糙的一面，要有原始的力量在里头，这样艺术才有生命力。人类也是这样，民族也是这样。我们不能失去那些本原的东西。现在毛泽东曾带给我们中国人的战斗的乐观主义精神正在消失。
三、账房里出不了大政治，也出不了国家安全
毛泽东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基于人民的立场。只要你站在90%以上的人民立场上，你就不会无助；毛泽东不信邪、不怕鬼的天性还在于他对辩证法的透彻理解。在毛泽东的眼中，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强大与弱小是相对的，也是可以转变的。再强大的对手必然有造成其灭亡的内在矛盾。毛泽东一生都是在与强敌交手，并断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政治家的个性往往对历史产生关键和巨大的作用。建国前夕，也就是1948年，建国不久的印度对中国西藏开始有所企图。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性情细致，外表华美，念了很多洋书，很有一些远见卓识。但在政治操作上他是不行的。1947年印度独立，次年建国。但在国家分裂问题上，确有书生气。他以为巴基斯坦分裂后早晚会回来的。结果巴国一去不复返，50多年越走越远。现在有人说，台湾要是独立了还能回来，这更是书生之见。我说这绝对不可能！巴拿马从1903年独立迄今，就在哥伦比亚的眼皮底下，就是回不去。在国家主权问题上，不能有丝毫政治上的幻想。主权这东西只有抓在手里才是自己的。尼赫鲁在这方面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更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这给印度带来了很大的灾难。
处于同一时期的毛泽东在干什么呢？1948年毛泽东正在与国民党打三大战役，尽管毛泽东注意到美印在中国西南边陲的小动作，但因忙于解放战争，无力西顾。那时美国和印度已跟“藏独”分子串通一气。面对西藏问题的危险性，毛泽东在打败国民党之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兵西藏。大家注意到，1949年10月我们建国，1950年初中国政府就出兵西藏去了。在主权问题上毛泽东不像尼赫鲁那样玩花活，也不像现在一些书生们所说的“应该先集中精力搞建设”。在西藏问题上，他毫不含糊，出其不意，先拿下了再说。[16]这是只有大政治家才能做的事情。拿下了西藏，意味着中国国家安全有了纵深地带，我们在四川、陕西、甘肃，就省了许多驻军。广大的地缘纵深，是国家防务的无形资产。现在，我们的许多国防建设都在四川、甘肃、陕西一带。如果没有青藏这个大后方托着，我们在川陕一带的国防建设是不可能的。如果印度得到西藏，哪怕是西藏部分地区，我们西部地区的国防建设就会受到人家居高临下的监控。高地势很重要。现在台湾、日本一些企业在中国大陆愿不惜代价租用高层建筑的顶层，为什么？因为这样可以很迅速观察、截取和接受信息。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所防范。
1950年刚建国不久，毛泽东并没有一头扎进经济堆中，而是西东开弓，尽力扩大中国国家安全的纵深和外围：上半年出兵西藏，下半年则出兵朝鲜。要知道当时美国有原子弹！但朝鲜也是我们的安全外围。政治家与学者不同的是，前者先俗后雅，后者则先雅后俗；前者说一不二，后者说二不一。立国未稳，毛泽东就迅速以军事手段与印度、与美国争国家利益，而不是像现在一些人那样来软的，什么“软文化”，“软战略”。毛泽东当时出兵时，周恩来半夜12点30分把印度大使潘尼迦叫过来，告诉他，“没有任何国家像中国这样需要和平；但是，现在却到了只有抱定抵抗侵略决心才能保卫和平的时候。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就会迫不得已出而参战。”一个小时后“中国的军队就越过鸭绿江，开入朝鲜领土”。[17]那一代领导人是说一不二，说干就干的。结果是怎样呢？结果是中国赢了；美国对我们的包围结果被毛泽东从东北出手，从东南方向打破：1954年、1955年，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周恩来总理竖大姆指，东方国家为周恩来拍手叫好：你看，中国就是厉害，刚建国就把有原子弹的美国打败了。当时中国真是一穷二白啊，能把美国打败，这不是英雄是什么？所以亚洲人民为周恩来致以掌声，把美国弄得很尴尬。日内瓦会议上，杜勒斯不和周恩来握手，但20多年后，还是尼克松下飞机时早早先伸出手来，大家看看历史照片就知道这件事。关于此，尽管尼克松已经过世，但他在回忆录中对此有特别的交待。他说 “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18]尼克松到北京前，还担心出现毛泽东“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阶梯而他却站在阶梯顶端”[19]的局面。毛泽东没有出迎，周总理带他去见毛泽东。尼克松要与毛泽东谈外交具体的问题时，毛主席说：“那些不应该是在我这里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和周总理讨论。我们讨论哲学问题。”[20]当尼克松满怀着“欲上层楼”的万丈豪情握着毛泽东的手告别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毛泽东则轻轻地说：“我就不送你了”。[21]
那是什么？那是中国领袖的威严和大气。这是打出来的威严和大气。事后基辛格评价毛泽东说“我从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其实尼克松也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大政治家和战略家。而今天精力旺盛而又无处发泄的小布什则与西班牙斗牛一样，是一个有战无略，见红布就上的斗士。与他爹老布什相比，简直不是一个可比量级。
有人说，中国出兵朝鲜却丢了台湾。[23]事实并不是这样。
中国人民志愿军1950年10月25日才入朝作战，而在6月27日美国就宣布封锁台湾海峡。当时斯大林告诉中国，朝鲜战场上打不败美国，中国就也别想拿回台湾。事实也是这样，如果中国当时示弱，那今天的台海形势就会更糟。看看同时期蒋介石讨好美国的结果，就知道美国人历来都是“柿子捡软的捏”，
也有人说，中国参战是被苏联人利用了，中国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24]事实并不是这样。
我们知道，1945年雅尔塔秘密协定中，苏联拥有在大连、旅顺驻军权和中长铁路的使用权。这些都是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这些利益又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所承认。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联也是极不情愿地表示要废止这项秘密条约，但主张保留形式。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的格局，也迫使苏联重新调整对华政策。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及中国军队打败美国人的结果，让最具现实主义政治眼光的斯大林也明白了中国人在朝鲜战场上驱逐了美国人的同时，也驱逐了在中国东北的苏联人。结果1953年初，苏联干脆将大连、旅顺及中长铁路不折不扣地无偿归还中国。至此，苏联在雅尔塔条约中已吞到嘴里在战略利益又悉数吐出，这对在二战中大获红利的斯大林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说不出的痛楚：一场战争下来，中国军队由弱变强、在苏联的支援下组建了强大的空军、将美国赶到三八线以南，而苏联却告别了自彼得大帝起就追求、1905年俄国人在此与日本人流血争夺而斯大林又刚刚获得的中长铁路及与之相连的大连和旅顺这两个进入太平洋的最便捷的不冻港。
毛泽东军事艺术在于张合有度和恰到好处。中国及时在三八线停火，而没有接受斯大林打过三八线的要求，中国军队因此没有透支。现在回头看，如果中国接受斯大林的建议，拒绝停战打过三八线，即使成功，那也只是符合苏联通过这场战争在朝鲜获取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以补偿失去大连旅顺损失的战略利益，其结果中国必然要为此透支国力并反而会对苏联形成严重依赖。果真如此，后来斯大林移交中长铁路大连旅顺就可能不会那样不打折扣。[25]1952年底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的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斯大林明白，失去了中长铁路，苏联也就失去了在雅尔塔秘密条约中得到并为蒋介石政权承认的苏联在中国大连旅顺的海军基地。1953年7月中美停战，3月5日，斯大林病逝。斯人已逝，在中国问题上却是甘苦自知。
现在让我们把话题再回到印度，说说1962年的中印战争。
毛泽东曾告诉印度大使说，中国是不会与印度为敌的，因为中国不可能东西两向同时交恶。[26]毛泽东把中国的底牌都告诉他了。但尼赫鲁还是耍小手段，说二不一，很猥琐，一点一点抠中国领土。毛泽东则说一不二，一步到位。一个月就把印度侵略军打得稀里哗啦。英国给印度留的“民主制”真起作用：一些书呆子们从战争开始就打口水战，仗都打败了，还在相互指责。在印度议会进入漫骂高潮时，毛泽东又不打了，把兵都撤回了，武器擦得干干净净，俘虏们养得黑胖黑胖的，全交还给印度。这在世界上树立了和平形象。那时实际上毛泽东只想教训印度而并非真想打败印度，只是拍了一巴掌，动了粗，拍得疼了些，因为毛泽东认为印度还是朋友，尽管我们与印度之间有矛盾，“但是这种吵架，和我们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性质上的不同的”[27]。只是这个朋友爱占小便宜。但这个“便宜”涉及中国的关键利益，毛泽东必须出来制止。在战争规模上，毛泽东巧妙利用了古巴导弹危机，将它控制在有限范围内，不让第三国卷入。10月20日，美国封锁古巴海域，苏美剑拔弩张。当天中国全线反击。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最后结束封锁，11月21日，苏联也对军队解除了动员令。当天中国也对印全面停火。战争结果与朝鲜战争不同，朝鲜战争要将美国硬逼到三八线以南，而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则没有将印度硬逼到“麦线”以南。在前者，毛泽东意在打出国格和平等，在后者，毛泽东意在打出持久和平，至于中印两国间的领土纠纷，毛泽东则留由后人慢慢解决。研究一下毛泽东1962年西南一役，其目的不是打赢，而是长期稳定大西南。它与诸葛亮七擒孟获，曲异而工同。今天看来，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大张大合，但张合有度，毕诸葛“七擒”之功于一役，令后人扼腕赞叹。反观毛泽东出手过的东北和西南，至今均无战事。
毛泽东用兵如神，虚实得当。大家看，四五千米的高原，我方后勤补给极为困难。说实话，印度只要守住半年，中国就会被迫将全国的财力集中在西南战事，这样中国就会陷入被动，那就很麻烦。当时我们主要中心工作还是抓国民经济体系建设，战争也不能影响大局，所以毛泽东一两个月就结束了战争。既打赢了仗还赢得了和平形象——这才叫“双赢”，同时也保障中国国内中心工作的有序展开。1962年底，中印战争结束，1963年，尼赫鲁在议会上反复表现自己身体如何好，结果到1964年就去世了。可见，战争的失败对尼赫鲁的打击是挺大的。这正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赔了卿卿性命。也就是同一年，中国原子弹试爆成功。
有了西藏，我们现在的大西南就有了安全纵深；打赢了朝鲜战争，东北现在有朝鲜，我们省了不少边防驻军。而我们一些书呆子却说如果没朝鲜，中国不参加朝战，东北早就发展起来了。但我们没想想，朝鲜如果失了，中国东北就得增加多少驻军，增加多少国防费用？当时美国在冷战时期啊，东南有台湾逼着，东北有美军压着，了得啊！你要动台湾，美国就在东北给你施压，怎么办？政治是讲战略的。现在我们政治学培养的多是账房先生而非政治人材。在一次研究发展中国大飞机的会上，有一位学者说，不能造啊，我们要算造大飞机的投入产出，先算一算能否卖出去。我说，原子弹的投入产出是什么呢？原子弹投入的是巨大资金和人力，产出却是40多年的和平。和平环境是今天中国良好的融资环境的基础。没有和平，国际投资就不会来。中国的金融安全是靠什么保护的？不是靠我们有些经济学家的所谓“论证”，也不是靠我们的舞姿，而是靠原子弹。凡是有原子弹的地方，大国都不打仗。说到最近的印度，印度有了核武器，中印之间大规模的国家总体战的风险就大大降低，印巴之间也是这样，印度北方就省了许多驻军和国防经费。印度现在国防投资往南倾斜，以南方海上安全为重心。因为印度近代是从海上亡国的。我们说，账房里头出不了政治家，也出不了国家安全，账房里那些技术性的东西，学起来并不难，难在建立记账规则。建立规则属于战略层面的事。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对美国的外交思想有一段精彩的概括，他说：“美国的官员都是一向从长计议的优秀的世界主义者，不是那种在每天结束的时候只关心账簿上数字短视的买卖人。”[28]今天的国际记账规则就是美国人及其同伙七国集团依据他们的国家利益而非“科学研究结果”建立的。
四、没了祖国，个人再有才华，也没有用
与毛泽东时代相比，今天的中国是有些家底了。但有钱人有有钱的难处，有钱了就有贼算计。穷人没有这个担心。现在走进小区，像进了动物园：家家窗子都包上铁笼子，笼子的结实度也不断提高。过去文化大革命时，道不拾遗。现在全是铁门铁窗子，里面全是有钱人，而穷人则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小屋里。国与家同理，中国现在有钱了，国际上一些国家就对你虎视眈眈。
过去苏联有雄厚的财力，你现在到俄罗斯去，都能感觉到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的优越性。它有广大的资源。有资源，等于有上帝支持。
国家富裕一般有两条路，一个是靠自己干，一个是打败富国，杀富不济贫。国际斗争更多属于后一种情形。保罗·肯尼迪写的《大国的兴衰》里有一句名言，“一个国家当前富强与否不取决于它本身拥有的力量和财富，而主要取决于邻国力量的大小与财富的多寡”。[29]富裕的清朝被西方人击败后才半个世纪，中国人就成了“东亚病夫”；苏联解体后，大量国家财富，不管是有形还是无形，迅速流向西方。
现在中国已取得了大的成就，就是保卫这些成就的认识跟不上。从党的十六大之后，中央注意到中国国防产业及自主创新问题，强调经济社会和谐、全面、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现在我们60%多的贸易依托海外市场，能源对外依存度越来越大。但世界经济贸易的全球化，也意味着自卫手段也要全球化。外交场合温文尔雅，没有问题，但要有底线，守底线是很俗的事，是要准备动粗的事，光靠教科书中的那些知识是不够的。
共产党早期误以为政治就是谈判，多数人像个君子，斯文得很，不如共产党的对手蒋介石懂政治。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陈独秀想通过迂回的方式。结果蒋介石跟共产党没谈到底线就动了刀子。共产党一下子懵了。党际关系如此，国际关系也是这样。一战结束后，劳合·乔治内阁在1919年做出规定：“作为经济节约运动的一部分，各军事部门在编制预算时应根据这样的假定：‘不列颠帝国在今后的十年内不会进行任何大战，不需要派出远征军’。”从此，“十年无大战”的假定就一直作为英国军备政策的指导思想，史称“十年规则”。[30]这为英国20世纪30年代张伯伦绥靖外交提供了政策依据。面对希特勒纳粹的咄咄攻势，张伯伦政府除了忍让外竟一筹莫展。现在中国的情况也有些类似：在美国、日本对华政策日益收紧，国内还是歌舞升平，“盛世”叫得震天响，没有一点危机感。一些青年学生不思报效国家而一心想往美国跑，琢磨考GRE，要考几千分，这分数美国人都考不到，却让中国青年考？正是干事业的大好青春却脑子里塞满了需要强记的英文词汇，有人就是为了出去，考到二十七八岁，这跟当年的范进先生有何区别？我有一个同学，四十多的人了，终于如愿去了美国，现在拿了绿卡。我在电话中告诉他登上的是“泰坦尼克号”，好在他还没有进入“船舱”。
有人说，科学无国界，但人是有祖国的。人并不是只要有钱就行。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个高行健，说过一句话，典型地反映他的思想。他说祖国是随着他走的。但历史上祖国也是跟着犹太人走的，一路上犹太人也挣足了钱。但最终走到哪呢？走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把钱交给希特勒后就进入焚尸炉里了。在德国纳粹把犹太人一个一个赶到毒气室里的时候，犹太人的钱没能救他们的生命。可见，钱是随个人走的，但个人是跟着祖国走的，而祖国是绝不能跟着个人走。这是人生的铁则，在这个问题上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都不能玩机会主义的花活。
从焚尸炉边跑出来的犹太人，可认识到祖国的意义了。他们建立了以色列国，这么一点点，比美国小多了，伊斯兰的圣战竟对它无可奈何。恐怖主义美国都害怕，以色列不害怕。以色列富吗？不富；力量大吗？不大；地盘广吗？不广，只是以色列人心强！他们知道焚尸炉是什么滋味，认得了祖国对个人的意义。在美国有钱的犹太人倾尽家产，推动美国政府形成支持以色列的政策，以致在美国形成一股很大的犹太人力量。五十多年过去了，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仍岿然不动。
有人会说，这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就是力量。但祖国没了，你个人再有才华，都没有用。罗马帝国，发迹于十二个土丘部落。开始是高卢人打他，罗马人反抗。罗马人打败了高卢人后转头南下，打赢布匿战争（前264-前164）后便屠城地中海对岸的迦太基，接着就征服了整个地中海。征服地中海的过程也是罗马奴隶制发展的过程。值得说明的是，当时给罗马人做奴隶的并不都是没有文化的穷人，还有许多极有才华的学者、艺术家。这时，奴隶的地位与才华没关系，而与民族国家有关系。可见，人才竞争是有条件的。在征服者面前，被征服者的艺术家也是征服者的奴隶。二战快结束时，盟国军队打到德、日国内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掠劫科学家，尤其是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从美国回来后，成为中国原子武器的奠基人，此后，钱老终生不至美国。记得20世纪80、90年代曾有许多留美学生不回国，钱老就告诉大家，他们会自愿回来的。究其原因是钱老的海外经历使他悟透了科学与祖国的关系。
袁隆平用他自身的经历讲述了搞科学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格。他认为“作为科学家，首先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无论多么优秀的人，如果太自私，对社会，对人没感情，不行。”他说：“我为什么一辈子潜心研究杂交水稻？年轻时，我曾亲眼看到5个人饿死，倒在路边上、田坎上，那个场景真叫惨啊，他们都是我们的同类啊，就是因为没有饭吃就这样活活饿死了。这一点对我触动很大，让我深切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民以食为天’，没有粮食什么事情都谈不上。”“于是我横下心来，一门心思研究水稻，研究杂交稻、超级杂交水稻。动机和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吃饱饭。我出了点名后，国际上有多家机构都高薪聘请我出国工作，但我都婉言谢绝了。我的根在中国。”[31]
我们国内还有很多演员、艺术家，在国内干得很好，可不知为何，他们宁可洗盘子也要出国。洗盘子和演戏不是一个意义的东西。你有才华，就应该展示你的才华，才是正常的。当然干下等活不能被看成是不好，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长期这么干，就是浪费了你的才华，因为精神劳动与体力劳动还是不等值的。外国餐馆老板多得意：这个洗盘子的在中国是某某著名演员，那个洗盘子的在中国是一个著名科学家，那怎么行？
五、实力逻辑和力量均势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治理世界经验中最精髓的部分
16世纪法国大政治家黎塞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Duc de Richelieu,1585-1642）对均势学说有一个精辟的概括，他说：“要加以支撑的事物和支撑事物的力道之间，应该互相保持几何比例。”[32]不同的只是，这个“比例”是由谁安排及对谁形成均势制约。
现在看来，苏联解体后，我们对世界格局的判断过于乐观，以为雅尔塔体系与“冷战”结束了。其实世界格局，从而世界和平永是大国战略力量通过特定形式磨合达到的平衡结果。从维也纳体系到雅尔塔体系，讲的都是一个国家战略力量间的平衡。这里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国家战略力量的平衡也只是相对的，也就是说，实力大的一方，总会在平衡中获得较大的利益。从这个意思上说，冷战才是和平的常态，和平是国家间军事力量相互抵消后的结果，而不管这种抵消采取什么方式。
以雅尔塔体系为例。雅尔塔体系的特点是在分配战败国利益的基础上保证大国间的力量平衡并在这种平衡中实现大国制衡。这在欧洲是以东欧划线，这样造成了欧洲和苏联的平衡。这种有利于美国的平衡并不是战后的结果而是战争中大国间反法西斯合作过程中磨合出的结果。我读这段史料时，感觉到美国二战中的全球战略，并非只像学者们说的只是为了打败德国、解放欧洲，其实在美国与欧洲同盟国合作时始终还贯穿着通过扩大苏联的战后势力范围以削弱欧洲的意图。
这里有一段大家熟知，但对其深远意义却未透彻解释的史实。我们知道，在关于第二战场的地点问题上，丘吉尔与罗斯福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争论。丘吉尔回忆录中说他“更喜欢的方案是，利用伊斯的里亚半岛和卢布尔雅那峡谷，从意大利北展开右翼攻势，直向维也纳”。丘吉尔说：“这个路线得到了参与德黑兰三方会谈的英国三军参谋长的完全同意。”[33]而罗斯福则坚持在英国南部渡海经法国进入德国。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中，丘吉尔还力争将进攻兵力重心部署在地中海一线。此前，美国盛传丘吉尔“极力阻挠横渡英吉利海峡的‘霸王’计划”。当德黑兰会议经过激烈辩论最终使英方认可以“霸王计划”为重心的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方案后。事后罗斯福的军事顾问们长松口气说：“我们总算是没有被丘吉尔拉到巴尔干半岛去。”[34]有人认为，丘吉尔的军事行动计划是为了“英美盟军向罗马以北推进，将大批德军牵制在意大利以减轻苏联的战争重担。”[35]丘吉尔和他的参谋长们也表示：“在地中海的进一步战斗根本不是出自边缘战略或战后政治考虑的产物”。[36]而罗斯福则注意到“进攻巴尔干半岛的计划这一点也可能是以政治考虑为基础的”。[37]
其实，我们看看地图就明白，如果盟军从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势力范围就会大大缩小，而苏联的势力就会扩展到东欧并形成对西欧的威慑。如果采取丘吉尔的路线，即从意大利攻入德国，则英国就会保持对整个欧洲及其战后政治的实际影响力。这是因为，军队所至，乃国家权力所至；国家乃至地方的影响力是随军事力量的进入而存在和继续的。斯大林对此看得明白，他私下对当时还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的米洛凡·杰拉斯说：“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38]美国的战略家们也看得明白，他们认为除了打击希特勒这一目标外，“英国人的另一点考虑是，在地中海采取的新措施能最终制止苏联在巴尔干半岛各国的扩张”。[39]而在苏美英三家中，只有丘吉尔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现在看到，恰恰是在削弱战后苏联方面，美国与英国存在着更大分歧。英美双方都明白，盟国英美军队开辟第二战场的地点对英国战后势力范围大小至关重要。在丘吉尔看来，战后当美国军队退回美洲后，能够影响欧洲的力量只有英国和苏联，因此，防范苏联，尽可能缩小苏联在欧洲的影响力，是英国战后是否能够保持世界大国地位的关键。而这时罗斯福也在考虑战后世界力量安排，1942年夏罗斯福曾对他的加勒比海问题首席顾问查尔斯·陶西格说：“我们战后将会同英国发生的纠纷，也许比目前同德国发生的纠纷来得大。”[40]自18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受着欧洲在世界政治中的挤压，一战后，美国崛起，但由于美国介入这场战争的力度有限，因而没有形成有世界影响力的霸权地位，英国在世界上仍拥有广大殖民地。二战中，英国国力已在希特勒的冲击下大为衰落，各殖民地的民族民主浪潮也正在削弱着英国的国际霸主地位。英国丘吉尔在战争中考虑的首要任务是战后保持英国帝国的完整和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1942年秋，奥利弗·斯坦利被任命为英国殖民地国务大臣，丘吉尔对他说：“只要我还在这里，我们就要坚持传统，毫不放松地保持帝国的完整。我们决不让西南非洲的霍屯督人通过普选把白人扔进海去。”[41]与此相反，美国考虑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削弱欧洲，尤其是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就是要保证有一个最好是能够从东面牵制欧洲的国家力量，显然苏联将是美国实现这项战略目标的最佳搭档。苏联从东面牵制欧洲，就能减轻来自大西洋东岸的对美国的战略压力；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则是从地缘政治上将苏联战后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东欧；要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就是避免英国军事力量大规模地从东欧切入，而丘吉尔开辟第二战场的方案恰好就是英国实现这一战略意图最有利的选择。
丘吉尔以为罗斯福拒绝自己的方案是“因为受他的军事顾问偏见的影响而在争论中摇摆不定，结果把所有这些虽然次要却充满希望的机会扔在一边”，丘吉尔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在选择开辟第二战场地点上，罗斯福的确受到时任陆军参谋长的乔治·C·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1880-1959）的影响，其实，罗斯福总统对丘吉尔的意图也并不是不明白，他曾私下对儿子伊利奥（Illiott Roosevelt）说：“当丘吉尔为他入侵巴尔干的主张辩护时，屋子里每一个人都明白他的真正用意何在。大家都知道，他很迫切地想打进中欧，使苏军无法进入奥地利和罗马尼亚，假如可能的话，甚至匈牙利也不让苏军进入。”[42]1943年8月10日罗斯福总统在联席会议上批评丘吉尔方案，认为：“试图将军事战略奠基在政治结果的赌注上是不明智的。”[43]斯大林也看到丘吉尔的意图，主张罗斯福的方案并嘲笑丘吉尔：“正因为俄国人相当单纯，因此就认为他们没有识别能力，看不见眼前的事物，那是错误的。”而丘吉尔也是在斯大林直率询问英国人是否真对从法国登陆的“霸王”计划有信心或者“只是口头上说说来安慰俄国人”之后，才被迫放弃了他自己的从巴尔干开辟第二战场的方案。[44]1945年3月丘吉尔向罗斯福抱怨苏联正在波兰和罗马尼亚强行建立亲苏联的政权，并提议他和罗斯福要求斯大林“防止在罗马尼亚清洗非共产主义分子，履行雅尔塔保证，创立一个真正的代议制的波兰政府”。但此时丘吉尔从战略上已无力回天，“罗斯福拒绝了丘吉尔的建议。因为实际上承认了东欧是苏联的控制范围”。[45]
丘吉尔一直到晚年仍对此耿耿于怀，指责没有从意大利乘胜北进，使“在意大利的盟军已失去了在俄国人之前到达维也纳的可能性，失掉了‘到达维也纳以后可能得到的一切……’”。他下结论说“除了在希腊，我们影响东南欧解放的军事威力失去了大好机会”，[46]“这在战争导向上是一个错误，即使没有采取以上方案而最终取得胜利也不能作为辩解之词”。[47]丘吉尔可能已经意识到，大英帝国及欧洲霸权的掘墓人，并不是共产主义的苏联，而恰恰是反对共产主义却又觊觎世界霸主地位的“民主”的美国。对此，还是美国人自己看得明白，说得明白。就在二战快要结束的时候，美国驻欧洲记者霍德华·史密斯（Howard K. Smith）站在易北河畔，眺望对岸的俄军，发现“新俄国”进入欧洲太深了。然而他再看看地图，又进一步发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自二战爆发以来，扩张得最厉害的还不是俄国，而是美国。“从边境算起，俄国的统治新范围扩增600英里，而美国则是7000英里”。[48]美国作家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在《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中更进一步认为：“英国的崩溃，至少部分上是美国造成的，而且是故意造成的。”[49]凯恩斯传记《为英国而战》的作者斯基德尔斯基认为：“决心已下的美国人努力运用二战的机遇来摧毁英国。”[50]
二战结束和雅尔塔体系的建立敲响了大英帝国和欧洲霸权的丧钟。1945年乔治·C·马歇尔在五角大楼的告别演说，继而，194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说中表露出对美国削弱欧洲战略成功的喜悦及战后美国的全球抱负，他告诉美国人应该了解他们的历史，了解他们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了解美国在世界上的新地位。美国应该担当起一个世界强国的责任，美国对外政策的视野，再也不能局限于美洲了，而应以全球作为美国利益的着眼点。[51]这些话的潜台词就是，我们不应忘记欧洲压迫美国的历史和政治关系，现在这种历史和关系已经倒置，今后美国应有从欧洲手中接过世界霸权之棒的抱负并“以全球作为美国利益的着眼点”。
讲这段史料，想说明三个问题，一是和平并不是国家军事力量的消失，它恰恰是战胜国的军事力量之间的类似积木式的制衡，是国家间实力博弈的最终结果；
二是说，今天我们见到的欧洲衰落，也有美国落井下石的因素。战后雅尔塔体系的建立既是大国间反法西斯合作的结果，又是美国通过扶持苏联而削弱欧洲的成果。由于罗斯福总统的深远布局，二战结束后，欧洲一蹶不振，并由此对美国依赖加剧。但这样也造成了因苏欧力量失衡，苏联在欧洲反客为主，过去美国与欧洲抗衡的历史，这时反转为苏美全球对抗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又使美国被苏联拖得疲惫不堪，卡特时期，美国还差点被苏联赶出印度洋。里根上台后，全方位向苏联挑战，结果又使苏联在老布什时期解体。苏联解体后，欧洲力量天平倒向西欧，欧洲政治经济统一进程加快，东欧国家加入欧盟，欧美关系又回归到历史的起点：与18、19世纪不同的只是，这时美欧关系已发生了严重错位，过去美国反抗欧洲霸权的关系，现在转变为欧盟反抗美国霸权的关系。
三是实力逻辑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外交哲学的核心，而通过国家间的力量均势制衡而不是消灭对手国家，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治理世界经验中最高智慧和最精髓的部分。但并不是每个盎格鲁撒克逊人都能理解英国人留下的这份遗产的历史意义。记得在德国即将灭亡，欧洲战场即将胜利的前夕，美国陆军上将巴顿（George Smith Patten，1885-1945）曾想进一步挑起事端，攻打苏联，从而将即将来临的两个阵营的冲突消灭在起始阶段。艾森豪威尔对此坚决反对。这是因为巴顿将军只知道军事战略，而不懂得国家政治大战略。对当时的美国而言，大战略考虑的是建立一个战后便于美国控制的大国相互制衡的世界体系。如果美国真是采纳了巴顿的建议，那战后美国就会很快直接面临着一个不受牵制的因而是强大的并让北美洲再次感到战略压力的欧洲。如果美国人把苏联打下去的话，那美国就整个成了欧洲人的战略打工仔，这对美国没有多少好处。艾森豪威尔深悟老英国均势政策的要义，懂得世界治理的要义在于大国制衡，因而不可能支持巴顿的莽撞之举。但话又说回来，这事如果在放在现在小布什时期，备不住小布什就会采纳巴顿的建议。如果是那样的话，现在欧洲一体化并向美国叫板的形势，就会提前半个世纪。前面我说过，现在美国人的战略能力严重下降。现在的小布什与其说是政治家不如说是巴顿式的军人，其政治智力已远逊于其父。海湾战争时，老布什救下科威特以后，就鸣金收兵。理由很简单，如果把萨达姆打倒并更换政权，美国就没有理由继续驻扎在科威特和沙特，那样的话，就没有美国的事了，就该班师回朝了。这不是美国解放科威特的目的。老布什有意将萨达姆留着，只要萨达姆在，科威特就总得抱紧美国的腿，依赖美国。这还是老英国治理世界的经验的成功运用。
六、苏联解体后，在欧洲地区雅尔塔体系的两个支点坍塌了，但在亚太地区则大体维持
苏联解体后，雅尔塔体系出现重大变化。总的特征是：欧洲雅尔塔格局在不利于俄国人的条件下终结了。
终结欧洲雅尔塔格局的标志性历史事件就是科索沃战争。
雅尔塔体系中被制约的国家在欧洲是德国。德国由于其认罪态度诚恳而被欧洲国家所接纳并使已分裂的东西德国实现了统一。从地缘政治利益分配方面，雅尔塔体系中的欧洲格局已不对称地向西方倾斜。在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三个国家事实上进入西方阵营之后，欧洲人乘胜追击：1999年吸纳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加入北约，同时又在巴尔干地区打响科索沃战争。战争结束使欧洲地缘政治版图出现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丘吉尔所说的“铁幕”大大东移。东欧阵营的东部边界成了整个欧洲的边界：巴尔干地区传统上是俄国人的势力范围，但科索沃战争之后，我们再看地图，从北方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到南方的巴尔干，正好是一个遏制俄国人的铁幕。在欧洲地区，雅尔塔格局的两个支点坍塌了：一个是战略武器平衡，另一个是地缘政治力量的制衡。2002年，阿富汗战争后，美国退出1972年与苏联签订的《反导条约》，这打破了俄国人与欧洲人之间的战略武器平衡，而1999年波、捷、匈加入北约及同年的科索沃战争中北约的胜利，又打破了俄国人与欧洲人之间的地缘政治力量的平衡。华约组织自行解散，而北约组织却存在并壮大。这样，雅尔塔体系的欧洲部分的内外因素消失而解体。
但是，雅尔塔体系在亚太地区则大体维持。
我们知道雅尔塔体系主要涉及大西洋两岸和太平洋两岸。前一个是雅尔塔体系中的欧洲格局，后一个是雅尔塔体系中的亚太格局，或称远东格局。在这两个格局中远东格局基本没变。雅尔塔远东格局是建立在对太平洋战争中犯有战争罪的日本国的制约之上。美国占领冲绳岛，俄国占领北方四岛；此外台湾主权回归中国也是雅尔塔体系中确认的；更为重要的还是，与德国的态度不同，近年来日本日益对其二战罪行采取不认账的态度，否认远东军事法庭的权威地位，以此想否定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国战争罪的认定。[52]这些基本要素的存在，决定了远东雅尔塔格局的稳定性以及雅尔塔体系对于维护亚太和平仍具有的巨大意义。
历史规律是，国力的强弱是可以转换的，兴也忽焉，衰也忽焉。所以我们不要以不变的眼光看待世界。你看看，中国的版图和元朝明朝相比现在已经非常小了，而在李登辉及日本右翼眼里，中国的版图却太大了，他们想将中国肢解为若干块。后者则是日本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的“大东亚”地盘。日本曾经实现了这样的目标，我们也不能保证明天日本没有可能再复辟这样的梦想。
19世纪50年代，近代日本和中国一样都面临着外敌入侵。鸦片战争前，日本想也不敢想向中国挑战，日本对中国佩服得不得了。日本人衣服崇尚白，就跟殷朝文明有关。殷人尚白，夏人尚黑。这种习尚后来延续到汉代，电视剧《汉武大帝》里的服装几乎就是日本服装的再版。汉朝甚至唐朝的语音，在日本都能找到，在现在中国反倒没有多少了。相反现在学日语的反倒容易学古汉语发音。汉文明对日本文明影响至深，日本学我们学了几百年，顺从着我们，它压根没想到来跟我们作对。
但是到1840年中国被英国打败了。日本人一看小小英国都打败了中国，那么向中国挑战一下也不是不可以试试的。19世纪50年代，日本也遭到美国海军的入侵并与之签订了屈辱性的所谓“和好条约”。60年代中国出现了太平天国，一下子半壁江山乱了。紧接着，日本国内也出现了空前的市民暴动。内忧外患，不仅刺激了中国，也刺激了日本，痛定思痛。由于日本船小调头快，在近代锐意改革，实行明治维新，而中国方面的变法则失败了。此后，中国和日本就分道扬镳。
明治维新期间，日本军事有了革命性的变化，把那个武士制度改了。有人说，日本明治维新后建立的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其实它建立的是资本主义的军国主义制度。陆军学德国，海军学英国。[53]在这个基础上，它进一步推进领土扩张。1894年，甲午海战，把中国打败了。
顺便插一句，现在很多人说中日甲午战争，在当时这只是一场小范围的“扳手腕”式较量而不是两国间的全面战争。在很多时候，国际间利益再分配就是在这种“扳手腕”式的较劲即小型军事较量后，一锤定音，而很少是在全面大战后定音。大国之间的力量博弈更是如此。比如新中国建立之后，中美关系严重对立，但双方却没有直接发生战争。朝鲜战争中，中美两国没有直接出面。中国是以志愿军的名义，美国是以联合国联军名义在间接较量，而不是国家间的宣战。越南战争也是这样，中国也没有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中国支持越南反美武装，但没有正式宣布国家出兵。
所以，大国之间交手有一个间接性规律。由于大国战争的破坏性大，所以大国一般都是间接试探性交手。人跟人之间也是这样。大块头的强者多是笑眯眯地交手，笑着扳手腕，一次次较量后，双方就默认了对方的利益底线。国家也是这样。美国把我们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炸了，说是误打，说声sorry。这就是扳手腕。未来大国间的冲突多是这种“扳手腕”式的间接冲突而少是直接冲突。前一种冲突的特点是下手狠，但表面装糊涂。
未来大国间交手的样式基本如此。有人谈中美开战，其实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是比较有智慧的民族，两个有核国家直接冲突的可能性不大。而这并不表明中美之间，尤其是在制海权领域就没有难以调和的战略性矛盾及相应的间接性军事冲突。现在就可以肯定的是，在“台独”问题上，不见血是不可能的；但如政治手段运用得好，少流血却是有可能的。这要看岛内“台独”分子的死硬程度而定。
明治之后，日本迅速崛起。1895年它把中国打败，通过《马关条约》获得台湾及周围一些岛屿。[54]此后，能够主导亚洲地区的，不是日本就是中国。这有点像欧洲地区的德国和法国。与英国通过平衡德法消长来控制欧洲的方法一样，美国也是通过平衡中国与日本的消长来控制亚洲的。1902年，英国为了牵制俄国，跟日本签条约，实际上默认日本能够打俄国。[55]为什么呢？俄国在欧洲与英国争霸。1905年日本海上打败俄国，英日再次签订《同盟条约》，英国承认日本在东北亚的势力范围。[56]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此后，日本进军目标就是中国，首先是中国东北地区。
到20世纪初，美国政府不得不面对日本在东北亚崛起的压力，日本人确实不简单，它从17、18世纪一个学习中国的国家、19世纪50年代一个被美国入侵的国家，竟在短短半个世纪内变成一个美国不得不认真对待，并引起当时许多中国人的深思的国家。当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确认日本已成为美国政府可与之打交道的强国，而中国则是一个“包袱”型国家后，罗斯福政府在中日之间，选择了日本。日俄战争后，西奥多·罗斯福“感到日本取得胜利，将意味着有朝一日美日之间发生战争。但是，他相信只要对日本持尊重态度，日美冲突还是可以避免的”。[57]鉴于此，美国对日本让步日益增多，以至于1908年日本驻美公使高平与美国国务卿鲁特达成《鲁特—高平协定》，美国竟同意“日本和合众国在太平洋地区都拥有重要的外国岛屿，两国政府都为在该地区有一种共同目的。共同政策和共同意图所鼓舞”。[58]这实际上表明美国已默认日本可以与美国分享太平洋的利益。欧洲爆发大战后，日本进一步攫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益，1915年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美国再次退让，在同年3月13日美国国务卿布赖恩发表声明，表示“合众国坦率地承认，版图的接近造成日本和这些地区之间的特殊关系”。1917年11月美国与日本秘密签订《兰辛—石井协定》，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它的领土与之接近的部分，有特殊的利益”。[59]
承认日本在外围，尤其是在中国东北地区“有特殊的利益”，就是默认日本可以侵略中国。日本这个国家的特点历来是迅速出击，先发制人。这是由于它国土面积小，国内没有迂回纵深，而没有纵深的国家只有靠扩张安全外围。在日本打游击，那是不可能。读书时听过一个笑话，说文革时，日本共产党到中国来取经，问怎么能夺取革命成功。我们就教给他们农村包围城市的道理。他们回去后都拿起枪到农村去了，不久就都给抓了起来。这是因为日本没有中国意义上的广大农村。各国情况不一样，日本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就不一样。日本的国情不允许共产党在农村打游击，日本也不可能出现本·拉登式的人物。因为那里没有阿富汗式的崇山峻岭和深山老林，他们不可能像塔利班那样在崇山峻岭中神出鬼没。日本国内没有战略迂回空间，为了安全，他们就必须扩张外围。这一点与中国正好相反。
现实中有许多事情就是：能说的不能做，能做的不能说。1944年10月，丘吉尔访问苏联，其间，英苏两个国家领袖在纸条上勾划什么呢？勾划的是各自的势力范围。[60]大国间就是这样，讲究的是势力范围。日本侵略中国以后，也搞这一套，到40年代基本上将中国东北、华北、华南分割成三个相互制约从而不能与日本抗衡并受制于日本的小卫星“国”。近卫内阁时，日本准备到此收步。只是日本东条英机组阁使日本与德国、意大利捆绑一起，并一发不可收拾。东条与小布什差不多，有战无略，靠拳头思考，脑袋一热就打到珍珠港去了。结果日本与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作对，当然没有好结果。中国像个大海绵，日本有多少兵力都能被中国吸干。日本打中国等于拿破仑打俄国，此外日本还得罪了美国，其结果可想而知。
当时，山本五十六明白不能与美国作对。但是，东条还是打了珍珠港。东条英机的想法是什么呢？他想一鼓作气，打通对日本至关重要的南洋战略交通线。结果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整个日本从哪里来回哪里去。1945年意味着日本失去了明治以来日本强力所得的大部分地缘政治利益和日本崛起不可缺少的地缘政治空间。
长期以来，美国人瞧不起中国人，但是在美国最难的时候，都是中国帮助美国。大家看，在20世纪100年里，开始是美国帮日本，日本反把美国打了。老罗斯福搬起的石头，砸在小罗斯福脚上。美国然后又拉着中国牵制日本，开了个开罗会议死活把中国拽着，因为中国战场关系到太平洋战场的成败。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又扶持日本，而不是帮中国。苏联起来了后与美国争霸。尼克松时，他又找中国，说要与中国联合。此后美国出现了一个牧师总统，他就是卡特，此人光知道念阿弥陀佛讲人权。卡特的人文情怀挺好，但这在政治家那里没有多大用处。政治无色彩，只有成和败。现在美国人似乎不太看得起卡特。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差点将美国人赶出印度洋。里根时期中美形成战略合作并由此导致苏联的最后倒台。美国人就是这样，只有有难同当，而没有有福同享。不行的时候都来找中国，一渡过难关就翻脸不认人。
在美国历史上，老罗斯福、小罗斯福，再就是尼克松，这几位是大政治家。老布什也还行。他们懂得地缘政治和大国制衡。小布什这个班底实在不行，原来的老谋深算的政治家，都不跟着小布什干了。鲍威尔有战略，小布什不听他的。所以美国现在这个机制，是精英淘汰机制，淘汰的都是些政治大腕。没办法。尼克松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大政治家，盎格鲁撒克逊的治理世界的政治经验在他那里继承和运用得好，讲究Balance。一国不可能把世界事务全部包办，必须靠力量间的制衡，并通过制衡实现国家治理世界的目标。这是老英国的那一套。打牌嘛，世界就是一副牌，看你怎么打。堂·吉诃德是见风车就冲，再大的力气也经不住这样折腾。尼克松来找中国，从此美国从亚洲抽身，此后亚洲人就相互牵制，美国从中渔利。
现在美国人胃口很大，不要说世界问题，其实它解决地区问题都很困难。在亚太地区，它必须拽着中国。从前一个世纪的百年战略来看，只有中国和美国在太平洋手拉手，这个地区才有和平与安全。但美国的朋友永是打不败的对手。你跟它太紧了不行：上世纪，蒋介石紧跟着美国，美国把蒋介石抛弃了；达赖跟着他，它也把达赖抛弃了；韩国、日本及南越都吃过这亏。谁跟得紧，它抛弃谁。美国外交难与跟得紧的为友，而与打不败的对手为友。中美之间成为真正的战略伙伴，是中美之间对抗最深的时候。毛泽东一点不怕，他对尼克松说“我喜欢右派”，[61]同时还说美国是纸老虎。与美国交手，打一仗，赢一仗。
大家知道，目前日本的地缘政治可控范围，是雅尔塔体系里规定给它的。雅尔塔体系以制约日本军国主义咸鱼翻身的远东格局基本没变。俄国在北方四岛、美国在冲绳岛的占领权力依然是合法的，台湾主权依然是中国的。
雅尔塔体系里明确规定，台湾的主权归回中国。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不愿直接承认“台独”分子的要求的法律原因。主权归中国，雅尔塔体系里确定了，如果我们轻率地作出“雅尔塔体系解体” 的判断，这既不符合事实，也容易为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留下可钻的空子。雅尔塔体系是对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肯定，从 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到1945年日本战败，近一百年日本的“成就”灰飞烟灭。日本不服啊，目前一些日本人又开始为在远东军事法庭里已认定的战争罪行翻案，他们想整个地推翻雅尔塔体系，对此，我们怎能轻言“雅尔塔体系解体”呢？
七、“埋葬雅尔塔遗产”可能同时也埋葬了亚太和平
明乎此，我们就对美国的台湾政策有更为清晰的认识。现在美国强调台湾问题解决的和平方式。这是冷战层面的问题；而美国不直接承认“台独”，这是雅尔塔体系问题。雅尔塔体系是大国合作的成果，而冷战则是大国冲突的结果，是雅尔塔体系之后的事。美国强化台海两岸对峙，就是要用台湾遏制中国。这是冷战的继续。这是一种矛盾的立场：中国拥有台湾主权，这是承认雅尔塔体系的格局；同时美国又反对中国“不放弃使用武力”统一台湾的立场，这就是冷战。美国的对台政策是这两个立场的混合体，但我们研读它时就要将二者分析开来：美国承认台湾主权在我，并不表明美国对中国有什么支持，因为这是雅尔塔体系中确认的；美国在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绝对立场，也不表明美国真就是和平自由的化身。
美国在日本问题的立场上也是矛盾的。美国跟日本那么好，什么战略伙伴呀，合作呀，但是从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从不提北方四岛问题，也不为日本说话。这么好的哥们，怎么不帮忙啊！因为那个地方不能帮。美国对日本是否是“伙伴”并不在意，重要是它是否听话。而要日本听话，就不能使日本太强大。这是美国历史告诉它的重要经验。美国崛起之初，法国认为，要打败英国，就应扶持美国崛起，于是把路易斯安那卖给美国。[62]美国一夜间从东部地区十三个州，一下子扩大了一倍。紧接着俄国在1853年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败给英法，为报复英国，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俄国采取与英国完全对立的支持北方统一国家的立场，并于1863年9月派两支舰队分别驶入美国东西海岸的重要港口纽约和旧金山，成功阻止南方同盟舰队对旧金山海上攻击的计划。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初，俄国的东西伯利亚总督正式向沙皇尼古拉一世提议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南北战争一结束，俄美就此商谈加速，最终于1867年3月30日双方正式签订了购买阿拉斯加的条约。由此美国成为一个拥有位于北纬35—70度之间庞大版图的大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20世纪后半叶，当美国成为唯一可以主导世界事务的超级大国时，当年阴险狡诈的英国人在二战中被美国联手苏联出卖后却成了美国铁杆朋友，而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坚定支持美国联邦政府并“受到了几乎是歇斯底里般热情欢迎和招待”[63]的俄国人，这时却成了美国人的死敌。冷战的时候，美国就和昨日的救星对着干。可以试想，如果俄国当时不支持北方，支持南方，那美国就会走上今天拉丁美洲的发展道路并可能永远是不向俄国人叫板的外围地区。那样的话，俄国的历史就不一样了：从北美洲到南美洲，全是拉美模式，为俄国资本提供不尽的资源。历史上这种帮人反帮出仇人的经验使美国在国际关系中更加信奉盎格鲁撒克逊的原则，靠国家之间的制衡（balance）而非无私的支援，来建立盟友关系。1991年美国人在海湾战争中解放了科威特却保留了萨达姆，以此迫使科威特对美国形成依赖和忠诚；2001年美国人打败了塔利班却保留了本·拉登，以此迫使卡尔扎依对美国的依赖和忠诚。现在美国对日本也是这种态度，只要日本北方有俄国钳制着，日本就会在南方听从美国的调遣，日本就不敢随便行动。这一点上，日本人在心里特别不平衡。
历史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中国现在长大了，美国要在亚太搞战略制衡，就不能小视中国。正如当年美国长大后，欧洲不能再小视美国一样。现在与尼克松时期不同，小布什开始在这个问题上玩火。为什么这么说呢？尼克松时期，美国在日本问题上尚不出雅尔塔底线，与苏联对抗，却不对苏联在日本北方四岛占领权上提出疑义。现在则不同，小布什不仅要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64]而且还要支持日本收回北方四岛的努力。[65]更有甚者，小布什还誓言“埋藏雅尔塔遗产”。[66]这真与日本想到一块了。雅尔塔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的镇压，因而颠覆雅尔塔体系的中国远东格局，则成了日本崛起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前提。而颠覆了雅尔塔体系的结果就是否定俄国、美国和中国在太平洋战争中为国际法确认了的主要地缘政治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埋葬雅尔塔遗产”的结果可能同时也埋葬了美国、中国和俄国共同构建的亚太和平。
八、台湾问题折射出的亚太大国战略博弈
不管日本怎么失败，就其经济本性而言，它还是要寻求过去的“大东亚”之梦。日本对世界的贸易依赖很强，其生产能力多散布在海外。我们现在感觉到海外安全的压力，他们更是这样，但他们有美国保护着，我们则只有自保。日本面积小。对美国一时半会威胁不到，所以美国打算把它从雅尔塔体系中解放出来，干什么？让它咬人。美国原想做的粗事，现在让日本来做。日本也想借美国对华冷战之势复辟其“大东亚”旧梦。现在小泉正在“大胆往前走”，根本不回头。如果日本走上这条路，其逻辑结果必然就是寻求南中国海的地缘政治利益，继而西太平洋的利益。为此，第一个逻辑结果就是，重复甲午海战，占领台湾。台湾是日本走向太平洋，走向南中国海的一个必经之路。如果说美台之间的关系是间接且非核心利益的关系，那么，台日之间可是直接且是核心——尽管是非法的——利益关系。没有这一步，就不可能有日本的崛起。没有听说过老虎长大后仍会满足小时候的胃口和地盘。
为此，与美国不同，日本是需要台湾从中国分离出来的。19世纪下半叶，为达到吞并朝鲜的目的，日本曾首先剥离朝鲜与中国的传统关系。[67]尽管台湾问题与历史上的朝鲜不是同类性质的问题，但日本在分裂台湾与祖国大陆主权联系的手法则是一样的。大家不妨研究一下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第三条，尽管日本声称“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即“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68]的立场，但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只提“充分理解和尊重”而不是承认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69]，这就是说，日本只承认台湾主权不属于日本，但没有承认而是“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这已为未来在台湾问题上翻案埋下伏笔。欧洲雅尔塔格局解体已燃起了日本翻案的欲望，为此，从上世纪末起，日本正将这种欲望迅速转化为国家政策，其核心目标与19世纪下半叶的目标相同，仍是中国台湾。[70]因为台湾是打破日本雅尔塔“困境”的关键部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台湾也是日本的——尽管是非法的——核心利益。
现在更严重的问题是，台岛内部的台独分子正在配合这种目标采取里应外合的行动。
从具体操作上说，台湾主权回归中国是雅尔塔确定的，日本和“台独”分子仍不能直接否定，他们只有选取间接目标实现其分离台湾的战略。那么，这个间接目标在哪呢？依我看，就在钓鱼岛列屿[71]。李登辉说钓鱼岛的归属说不清，[72]其实是他看准了钓鱼岛列屿对于台日联系的战略意义。如果钓鱼岛列屿主权回归中国，那就等于台湾回来了一半。台独分子和日本右翼的政治联系，就会被打散。本来台湾和日本之间有冲绳被美国隔断，现在如钓鱼岛再被中国大陆隔断，那“台独“分子和日本右翼的“台独”目标也就寿终正寝了。日本不希望台湾回归祖国大陆。中国大陆海军要是在钓鱼岛镇着，陈水扁敢如此放肆？统一台湾当然要以和平方式为主线，但和平方式一定要有武力为后盾。我们还记得毛泽东同志解放北京的“北平方式”吗？当时北平的和平解放是以平津、淮海两大战役的胜利为前提的。如果将台湾比作当年的北平，台湾经济相当于北平城内的故宫珍藏，要尽可能地完整地回归到祖国和人民手中。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解决台海及其周边的制海权问题，而解决台海的制海权的突破口就在台日“接榫”的关键部位即钓鱼岛列屿。
退一万步说，即使没有做到这一点，台湾独立也是极不可能的事。中国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台湾就没有独立的历史。为什么呢？因为台湾的版图太小，离中国大陆最近而离其他大国最远且没有进入这些大国地缘政治的核心利益圈。这么个地区，犹如停泊在中国大陆这艘“航母”旁边的一叶扁舟，失去大陆保护就会摇晃摇晃地翻船。独立的地缘政治形成的前提是要有一个基本的地理距离，要么是大国间争夺不下的而有关键意义的海峡要塞。有了马六甲海峡，新加坡能独立，亚齐也有独立的可能；有了巴拿马运河，巴拿马能独立；有了红海海峡和苏伊士运河，吉布提、厄立特里亚等才能独立。紧贴中国大陆的台湾，既不处在马六甲海峡，也没有巴拿马和苏伊士运河那样的战略位势，因此，它不会有其独立的历史；如果中国大陆不再出现清末式的动荡，台湾也肯定不会有独立的未来。
日本现在正在试探雅尔塔底线，试探亚洲国家对日本翻案可接受的底线。它试图先从钓鱼岛列屿，继而从台湾突破，然后再将远东雅尔塔格局搅浑，最后达到浑水摸鱼的目的。
最近日本与德国、印度、巴西联合申请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就是浑水摸鱼的动作之一。我们知道，联合国是雅尔塔体系的产物，当时建立联合国的设想是建立战后长久和平机制，而这个机制建立的首要前提就是对世界战争的两个策源地即德国和日本两国法西斯势力镇压及对其复活可能的有效监控。而日本拉印度和巴西这两个太平洋战争中的受害国一起，想从一个被监控的国家瞒天过海，一跃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尽管日本的努力失败了，但其司马昭之心却未必路人皆知。至少太平洋战争中的受害国印度和巴西就未必知晓。
日本人的危机感特别强，特敏感，爱报复。对于这一点，老政治家倒是看得明白。太平洋战争中对日本实行最后一击的斯大林1945年12月在回答蒋经国日本是否有可能东山再起的问题时，曾一针见血地表示：“当然，这是可能的，日本这个国家人口多，爱报复。日本希望东山再起。”[73]造成日本这些性格特点的原因在于国家特别小。小国敏感，在策略上往往会率先出击。甲午海战，日本没有想到会赢，只想到必须先发制人，而且是投入国家的全部力量，迅速出击，不惜代价。结果，它打赢了。但这种策略不能多用，多用则会反伤自己。二战时，日本先对中国，继而对美国都采取这种策略，受到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大国的牵制，犯了与希特勒同样的致命错误。
现在日本有颠覆雅尔塔体系的冲动，在策略上是否还会再次犯这样的致命性错误呢？
非常有可能。
且不说日本触动的远东雅尔塔格局要涉及中、俄、美三国的战略利益，我们只要看看日本不屈不挠的参拜靖国神社，特别是参拜其中那些有战无略的东条英机们的举动，就说明日本迄今也不明白自己在那场战争中败在何处，迄今也不明白东条不仅是世界和平的罪人，也是毁灭日本的罪人。今天日本政治家只看到东条孔武的一面，而没有看到正是这种“玉碎”的性格[74]导致自明治以来所有的日本成就灰飞烟灭。对东条的“崇拜”说明日本民族对其性格缺陷不仅不注意克服，而且还会再次放大。[75]
台湾问题的出现，并不是雅尔塔体系的错，而是冷战的错。冷战才使台湾回归祖国成了所谓“问题”。因此，所谓“台湾问题”的出现，是雅尔塔体系的倒退。现在留给中国政府的挑战是，统一台湾成了中国进入世界政治的第一道门坎，也是中国进入大国竞技场的第一张但却是初级的资格认证书。目前美国似乎没有直接与中国交手的安排，它只是先放对台湾有更迫切觊觎之心的日本出来与中国交手，如果中国跨过日本这道坎，就正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越过中国（1895年）、俄国（1905年）这两道坎之后，美国就开始与日本认真打交道并与之分红的经验一样，中国如想获得与美国在亚太平等分红的地位，就必须先切实——不管采取什么方式——打掉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觊觎之心。如果中国在这件事情上取胜而不是所谓“双赢”——在核心利益上不可能存在“双赢”，中国与日本的未来在亚太的地位也就大体确定了。估计在这个问题上日本人是不会让步的。
大国崛起的规律性现象是两个实力相当的对手之间要有相当的缓冲空间；这种空间的大小与正在崛起的大国之间的冲突概率和烈度成反比。如果在地理没有空间间隔的条件，那么保持双方的战略力量，尤其是其中的战略武器的均势则是和平的保证。所以，大凡国际和平体系，不管是维也纳体系还是雅尔塔体系，多是从这两方面入手制定的；同样的道理，一个国际和平体系的解体也首先是从这两个方面的消失而开始的。
抗日战争中为什么发生那样大规模的战争啊？苏联准备得比较好，日本想打但没有打过去。我们准备得比较差。日本就过来了，尽管最后赢了，但中国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现在日本又起来了，与此同时，中国也出了一些对日“新思维”，要求中国政府“不妨大致地搁置历史”[76]，“从政策声明和实际态度两方面‘一视同仁’地看待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即不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提出中国未对其他同类要求者（如印度、埃及等）提出的特殊条件。或者更进一步，择时积极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77] 但现在首要的问题，日本并没有“大致地搁置历史”，它至今没有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现在需要回答的是：日本是否会放弃对台湾的企图？如果不会，那中日之间就很难有“新思维”所描述的那样的调和余地；如果没有调和——这里特指的是战略核心利益上调和——的余地，那“择时积极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对联合起来打败了日本法西斯的亚太各国，意味着什么？最后，对支撑战后和平的雅尔塔体系及建立其上的联合国，又意味着什么？
九、国家如无威力，仅凭谈判技巧实现不了国家战略
国际问题会把中国人的视野拓展。从我们国家人民的知识结构来看，20世纪40年代是军事挂帅，全党学军事。50年代全民学技术。到文革中全民学政治，搞阶级斗争。“文革“结束后大家一窝蜂地学数理化，那时陈景润成了知识分子的偶像。后来又争当万元户。接着又办班弄文凭。后又学经济：开始学政治经济学，后来“政治”不要了，学经济学，金融学，学房地产，最后是国际金融学，玩经济泡沫。下一步我看这泡沫要被挑破，人民开始再次重视政治，不同的只是从阶级的政治转到国际的政治。婚姻的取向也是社会价值的取向。解放战争胜利后，姑娘都找军官出嫁。后来嫁大学生、嫁工农兵、嫁万元户、嫁学者，我看婚嫁的风向下一步又会是军人。因为国际政治也是以军事为基础的，而国际政治的风险日益向中国逼近。
中国目前国内问题很多，但这并不可怕。大家知道，包括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在内的任何一个大国崛起之初，都有巨大的社会分化问题。大家看看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最后一章讲的就是工人阶级贫困化问题。大凡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都讲利润起家，这在初期一般都要压低消费资金的支出。但这不应当成为国家对社会责任的托词。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注意这些国家的解困之道。英国、美国后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它们通过海外扩张，扩大利润回流。通过牺牲资本外围地区，即将国内的贫困转移到世界其他地区，将国内的两极分化转换成国际间的南北差距，这样尽管不怎么道德，但它确实由此获得大量高额海外利润以增加社会福利，反哺国内贫困阶级，国内工人阶级由此过上了贵族化的生活。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被称为“黄金时代”，同时它也就是英国通过侵略中国和印度的战争在东方掠夺最疯狂的时代。其间大量利润回流英国，穷人一夜间成了富人。从国内范围看，英国资本主义使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但从世界范围看，它又通过战争牺牲东方民族使英国另一部分人即原来的穷人也富了起来。后来居上的美国发展道路也是这样。到了19世纪的70、80年代。美国工人穷得不得了，童工很多，当时工人还夺取几个城市。结果美国政府派陆战队对工人运动实行严厉镇压。当时美国工人运动非常强大。但美国对此也不是从国内入手，而是到海外打开市场，扩大海外利润回流，以此化解国内因两极分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为此美国政府大力发展海军，在当时，海军是获取世界财富的几乎是唯一的手段。国内政治问题通过依托于军事手段的海外扩张来化解，这是英美国家成长道路上的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
2004年7月，我到深圳登上作为游乐项目的苏联时期的“明斯克号”航空母舰。那是苏联制造的。在甲板上我眼泪差点掉下来：看到俄国姑娘在曾是本国的军舰上为游人跳舞赚钱，那情景，就好像妹妹在为被卖掉的哥哥数钱。你说俄罗斯姑娘没尊严、没感情吗，也不是，只是没办法。如果中国把自己的战舰卖给别的国家当游乐项目，任人践踏，那无异于在踩中国人的胸膛，在踩中国人的神灵。军舰是国家之神。军舰的前途不是远航，那么它宁可沉在海底，也不能被人当乐子耍。我看到躺在脚下的“明斯克号”庞大躯体，我想到曾任人宰割的近代中国，同时我又想到中国的未来。
大家注意一下自己的身躯，肌肉、神经走到哪里，骨头就走到哪里。对一个国家而言，骨头是军队。神经是文化，是我们信息传播。肌肉又是什么呢？是经济，是公司，但公司都要有军队跟着。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几乎就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前景。一国之经济犹如一人之膀臂，不管你伸多远，只要没有军队跟着，谁都可以斩断你。中国在伊拉克的石油利益，美国给它换个政府，瞬间就没了。不要真以为贸易就靠谈判，谈判就靠技巧。国家谈判后面如无威力，仅凭技巧解决不了问题。历史上有许多时候，道义的力量是有限的。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整个是军舰先行，1898年它学1588年“西班牙海战”中的英国，一举打破英国和西班牙的海上封锁，拿下古巴、夏威夷。夏威夷地理位置相当于中国台湾，况且当时它不是美国领土，美国一年就将它拿下，现在也没有出现“夏威夷人民绝不答应”的情况。台湾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我们喊了50多年却越来越远了。光喊不行，你得来点真格的。温柔外交应给“柔”字旁边加个“扌”，即温“揉”外交。对陈水扁这样的死硬台独分子，你得使劲揉，你不揉他，他不听话，他还以为你弱。现在我们会温，也要会揉。陈水扁他们这些人，怕的就是中国海军：航空母舰停在那儿，“台独”分子就不敢动啊。这么大的国家，在主权问题上只放空炮。人得有力量，力量是威信的基础。威信，威而信，国家也是这样。
中国在发展问题上切忌纸上谈兵。中国要解决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的社会问题，也要发展中国的中产阶级群体，而这与英美国家面临的问题一样，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但问题在于：是仅在国内配置资源，还是同时也在世界范围配置资源？今天的中国自己得的很少而为世界贡献的却很多，那按权利义务相等原则，中国就有权利从世界获得相应的资源配额；这是民主的权责对等原则，这对奉行民主原则的西方国家当然就不应当是“中国威胁”。吃饭干活，天理而已。在吃饭问题上，西方民主立即就显出其虚伪性：中国做了贡献并开始需要世界资源时，这时西方大国不给你，就说你“威胁”了他们。最近石油价格上升，这表明国际资源分配体制不合理。正如粮食价格上涨，不是粮食不够，是因为太多的人饿肚子而又得不到粮食。一方面是有需求而没有相应的消费资料，另一方面是有消费资料但没有那么大的需求，这是世界资源价格上升的重要原因。这与劳动力的价格是由失业后备军的多少决定的道理一样。
十、美国人世界治理能力正在下落
既然研究中国崛起，那我们就不能不研究美国。
近些年美国衰落得快。这是由于美国国力在小布什时期透支得很快。历史表明，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古罗马是如此，纳粹德国、东条时期的日本，乃至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都是如此。所以，毛泽东给我们制定的国策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就是不透支国力。今天美国的手已伸向全世界，国力正在透支。对美国更具灾难性的还在于美国人的世界治理能力随美国人的战略思维能力的下降而下降。美国国防的投资就不用说了，就看看美国在新世纪发动的两场战争。现在阿富汗国防部门整个都是俄国人的天下。伊拉克是什么样子。伊拉克打下后是什叶派获胜，什叶派是伊朗一边的。苏联解体以后，是塔利班制衡中亚的原苏联五个加盟共和国。塔利班是逊尼派，伊朗是什叶派，塔利班从东面牵制伊朗。萨达姆是逊尼派，从西面拽着伊朗。美国解放科威特后又让科国从南部制约着萨达姆。美国在里头用最小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己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可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打了阿富汗，俄国的力量反而南下；打了伊拉克，什叶派伊朗的地盘扩大。可以预计，美国撤军后，伊拉克与科威特及伊朗的关系会大大好转。为了这种“战绩”，小布什还赔了3000多士兵的生命。有一幅漫画讲阿富汗战场上，美国和英国士兵在前面拉车，小布什和布莱尔摇着鞭子赶车，坐在车上的是俄国人，身后是北方联盟的士兵，直奔喀布尔城。
在生活中，小布什处处表现出争强好胜的个性。2002年2月，小布什访问中国期间登长城时，曾问身边的导游，三十年前，尼克松总统攀登到哪里。当攀登到北侧760米高的敌楼时，导游告诉他，当年尼克松总统就来到了这里。小布什表示，他要再向前走几步，要超过尼克松总统当年留下的纪录。[78]这种好胜性格表现在国际事务中，使小布什有战无略，跟西班牙斗牛一样，见了红布就冲，极没智慧。美国政坛中最有谋略的鲍威尔对此无可奈何且黯然离去，并承认他曾在联合国提出的美国入侵伊拉克理由的讲话是他个人历史上的一个“污点”。[79]现在的美国人跟古罗马人相似，有大量的外来资源供其挥霍，自己不用劳动，不劳动就没有了智慧，尤其没有政治智慧。小布什这代人在无忧无虑的环境中长大，没有参加过残酷的战争，用不着像南方国家的穷人为衣食发愁。受到的教育也多是快餐文化。没有压迫，哪来智慧，不像从二战出来的美国政治家。你看老布什，他打了海湾战争，打得非常漂亮，他知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他打败了萨达姆又保留了萨达姆。为什么呢？因为他要用萨达姆南面牵制科威特，东面制衡伊朗。而我们反视小布什，整个一个吉诃德先生。2006年3月16日，布什发表自就任总统以来的第二份国家安全报告，报告重申美国“先发制人”的战略，强调“外交优先”，并将包括伊朗、叙利亚、朝鲜在内的七个国家列为“专制国家”。报告同时将伊朗定位为“美国面临的最大潜在威胁”。[80]没有对手的外交，是不成熟的外交，而对手太多的外交则一定是失败的外交。小布什敢为天下先，同时宣布以七个“邪恶轴心”为敌，这样的国家外交在历史上鲜有发生。
有消息说，小布什与克里辩论时背后还藏个遥控收音装置，当场收听政治顾问罗夫的指教。[81]一国总统到这一步就已经没有智商了。毛泽东、邓小平这两代领导集体，什么时候会有这等情况？再比较中国政府应对“萨斯危机”与小布什政府应对新奥尔良的水灾的作为，就可看出小布什战略管理能力的低下。再比比老罗斯福、小罗斯福、艾森豪威尔、尼克松等，这些都是治理世界的高手。他们明白，美国是海洋国家，必须通过大陆制衡才能治理世界，才能从中渔利。可现在是，小布什在中东开路，让俄国人和伊朗人在后面获利。结果小布什为美国人搬回的是一个“红彤彤”的伊斯兰反美世界。
许多南方国家的优秀人才都到美国去，可美国人的战略管理能力就是不见长，这是为什么呢？
大家注意到，凡是有智慧的外籍人，尤其是外籍东方人很难进入美国的政治核心层，成不了政治家。即使是外籍科学家，也难进核心试验室。所谓“李文和案”就是很好的说明。那么这些优秀人才到哪去了呢？他们都在外围打工。这造成了美国“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外观。外面人才济济，里面则智商低迷。
我没想到美国人的战略管理能力衰落得这么快。老布什还好好的，到小布什就不行了。克林顿还可以。2003年打伊拉克，鲍威尔考虑的不是打败萨达姆，而是如何进行战后治理。[82]拉姆斯菲尔德则不以为然，他只考虑破坏而不考虑建设。所以拉姆斯菲尔德，只是个麦克阿瑟式的军人，而不是政治家。而小布什既不是政治家，又不是军人，这两个人结合是性格相投，而这种性格的人群管理国家，只会给国家带来东条英机式的灾难。所以我说上次如果克里上台，可能对美国更好一点。国家外交有两忌：一怕傻，二怕愣。但在这二者间，后者对国家的损害最大。克里这人不算聪明，但不致犯大错。小布什这人，既傻又楞，争强好胜，靠拳头思考，不要说第三世界，就连其盟友欧洲也得罪了。美国则在小布什的折腾下国力不敢说在下降，至少其战略管理能力则急剧下滑。小布什的作为已让鲍威尔失望，如让斯大林看到，只会窃喜；如让丘吉尔看了，只会发笑；若罗斯福、尼克松那一代领袖看了，则会失声痛哭。尼克松会说，我给美国打下的地缘政治底子，怎么让你小布什折腾完了。
看看英国是怎么控制阿拉伯世界的，对此，尼克松在他的著作中有精彩的描述。他写道：
英国最初在19世纪初进入了海湾，以阻止海盗破坏他们的贸易。从那时起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英国军事力量维持了秩序，提供了保护，并解决了分布在海湾沿岸各个酋长国里的争端。
在整个海湾和阿拉伯半岛周围，英国一直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亚丁、阿曼、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些通常叫做“海盗海岸”的酋长国里，英国是酋长们和世界其余地区之间的联系。他们用机智、彻底和强硬手腕来执行他们的任务。1934年，在一场保卫他们的亚丁港的运动中，英国人利用奉承、贿赂和周密策划的显示武力的作法，同现在叫作南也门的内陆的各位统治者缔结了不下1400项“和平条约”。正是在英国的保护伞下，巨大的跨国公司在它们寻找石油的努力中开始在这个地区进行勘探。
英国不仅控制了海湾，而且还控制了从印度洋各个地区来到海湾的通道。印度洋各个地区包括新加坡、马来亚、缅甸、印度、锡兰、亚丁、苏伊士、肯尼亚、南非、澳大利亚、迪戈加西亚和印度洋的其他岛屿，这些地方在以前某个时候全是英国属地。波斯湾和波斯湾外面的印度洋都是“英国的内湖”。[83]
1943年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对盎格鲁撒克逊人治理世界的能力大为惊叹：他在日记中借评价丘吉尔表达对英国人及其地缘政治思想的赞赏，他说：
丘氏为英国式之政治家，实不失为盎格鲁萨克逊之典型人物。虽其思想与精神气魄不能与罗斯福同日而语，而其深谋远虑，老成持重，则现代政治家实所罕见。（1943年11月24日）[84]
此次在埃及所经各地最大之感想为，英国在世界之势力强固与远大，得窥一斑；而亚、非二洲之回教国民，皆使之服从听命，其魔力实不可思议，不能不令人惊叹。（1943年11月30日）[85]
英国人的逻辑是实力逻辑，但是正如基辛格所说“有实力而无合理的安排会引起测试实力的争战，有合理安排而无实力为后盾，则只是虚有其表”。[86]这里基辛格说的“合理的安排”就是国家进行世界治理的和平理念和实现这种理念的方法。英国人治理世界的方法是分而治之，是靠国家间的均势制衡。如不能制衡，那也要从大版图国家中分裂出小国来制造这种均势制衡。对此，基辛格有过很精辟的理论总结，他大《大外交》一书中这样写道：
“光荣孤立”并未阻止英国针对特殊事件与他国临时结盟。英国为海权国家，缺少大规模常备陆军，偶而会需要与某一欧陆盟国合作，但它总是宁愿事到临头才选择合作的对象。每逢这种时刻，英国领袖们均能表现出不计前嫌的弹性。[87]
当然与英国短暂结盟的各国也各有其目标，通常都是为了扩大在欧洲的影响力或疆域。一旦其作为超出英国认为恰当的限度，英国便会转向或组织为维持均势而对抗旧盟友的新联盟。这般铁面无私，坚决以自我为中心的作风，为英国赢得了“老奸巨滑的英国”之喻。这种外交形态或许称不上如何崇高，但确实保持了欧洲的和平，尤其是在梅特涅的体制的边缘逐渐出现破绽后。[88]
而现在的美国小布什政府则是正在用枪杆子消除美国老政治家们在阿拉伯世界制造出的有利于美国的地缘均势安排，结果打出了一个更加统一和更加反美的阿拉伯世界。这次打伊拉克，伊朗方面反应不是很激烈，为什么？伊拉克的什叶派上台了，这何乐不为。打塔利班，伊朗、俄国当然不反对，因为塔利班与伊朗和俄国作对。最后在阿富汗是俄国人控制的北方联盟上台。在这场世纪初的战略博弈中，小布什成为他国的战略清道夫。
强国的标志不在其富有，也不在其武备精良，而在国家战略能力的高低。大宋灭亡，不在不富，不在良将不广；苏联之亡，不在其武备不强，也不在人才不多，而在于国家战略文化、战略思维，及由此产生的战略管理能力的整体下降。苏联极强，但出了戈尔巴乔夫，这是一个极简单的人，苏联都解体了他还乐呵呵地去采访布什。老布什接见了他，他以为他是一个名记者。他把自己始终定位在“名人”而非政治家上。好出风头爱打扮，是失败型政治人物的致命通病。
十一、在传统的基础上批判性地总结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治理世界的经验，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在历史上有好几次化险为夷。八国联军进来之后，中国差点被解体了，欧洲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这给中国一个喘息的机会，结果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升并接近统一中国；20世纪40年代，日本已将中国分裂成几个傀儡“国”，与此同时日本也出了个赳赳武夫东条英机，打了珍珠港，迫使日本两面作战，结果在中国和美国的夹击下，日本全面失败，台湾回归中国。1999年，李登辉起来弄“两国论”，结果台湾大地震，把李登辉震得锐气大挫。2001年小布什上来后又说中国是潜在的对手，结果来了个“9•11”。小布什见红布就冲，挥师直奔中东，并深陷伊拉克不能自拔。[89]
中国曾领世界文明之先。在中世纪，中国是世界文明巅峰。近代运势西渐，从阿拉伯半岛到意大利，经西班牙到荷兰和英国，最后到美国。从20世纪末，这种运势又开始从美国向太平洋西岸移动。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新世纪伊始，这种移动速度与美国衰落的速度同步加快。好在中国曾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文化布局的底蕴还在，华夏文明在东亚仍在延续，毛泽东思想还在中国发展。如果在传统的基础上能够批判性地吸收了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中的优秀成分，那么，中华民族在世界范围的伟大复兴就不是遥不可及的事业。
现在美国人说“中国威胁”。
但我们不要忘了，“美国威胁”论也曾是欧洲人赠给19世纪正在崛起的美国人的“桂冠”。
不仅如此，诸如威胁论、文明冲突、邪恶轴心之类的妖魔化“罪名”，美国在历史上都曾担戴过。
比如美国独立战争前后，欧洲人用类似中国的金石学的方法来论证北美人种不行，说人到了美国三四年后，智商退化，个子减低。有一件趣事。当时有法国人写这种书，富兰克林在法国巴黎请《两个印度的历史》的作者雷纳尔及其他几位法国学者，他也带了同等数量的美国学者。他先让那个雷纳尔大谈一通美国人种怎么不行，为什么欧洲人到了美洲个子就要变低，人种就要退化。讲完后，富兰克林说“全体起立”。起立后一看，美国这边个子都比法国人高，最矮的就是那个作者。雷纳尔笑笑，很尴尬。
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出现了“文明冲突论”，讲的是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和罗马拉丁文明的冲突。有一本《泛拉丁主义——南方邦联和法国结盟的必要》小册子，全书的首页就提出三种文明的冲突：“三种力量、势力和文明在当今得以发展并试图瓜分世界，这就是俄罗斯—斯拉夫主义，盎格鲁—撒克逊主义和高卢—拉丁主义”。[90]法国是罗马拉丁文明的代表，英国和美国是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代表。美国被认为代表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不好的方面。
有意思的是，当年欧洲人这种对美国人的攻击还掺加了类似今天小布什政府攻击东方国家的所谓“邪恶轴心”内容。说林肯和俄国沙皇合作，形成了世界邪恶轴心，因为当时俄国人支持林肯北方统一南方。欧洲人认为俄国沙皇是世界上最恶毒的，和他结合是邪恶的。1863年，沙俄海军对美国北方进行了引人注目的官方访问，以示对林肯政府的支持。“俄国人受到了几乎是歇斯底里般的热情欢迎和招待。全国都乞求上帝保佑俄国人。1866年，沙皇在一次暗杀阴谋中幸免于难，为此，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专门决议，向沙皇表示慰问”。[91]这引起了欧洲人的指责。1863年6月19日，《美国邦联国的真实情况》一书的作者德莱昂在致本杰明的信认为“林肯与沙皇专制主义相互表现出来的友好让整个欧洲吃惊”[92]，法国《祖国报》有意将林肯与沙皇作为两个邪恶“轴心”并列一起，认为“北方联邦是美国反叛各州的刽子手，沙皇俄国是追求自由民族的刽子手。”[93]1867年4月9日，美国参议院以372:的表决结果批准从俄国手中购买阿拉斯加的条约，英国驻华盛顿公使向国内报告说，这项条约是美俄联手挑战英国权势的一个信号。[94]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开始崛起。到1898年，美国向西班牙宣战，占领古巴和菲律宾。这时欧洲又出现“美国威胁论”。1899年有一个叫奥克塔夫·诺埃尔的人写了一本名叫《美国祸害》的书，认为：美国“朝着全球干涉主义刚刚迈出了新的一步——在古巴的是一小步，在马尼拉的则是一大步”。菲律宾只不过是“吸引美国的远东贸易的钥匙”。美国“对旧大陆一直怀有很深的的敌意”，这种敌意如今终于爆发出来了。与欧洲对抗在所难免。“在全球的各个地方，美国不久将必然与欧洲发生冲突。”作者认为全书内容可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世界属于美国人”[95]。
美国也是这么被歪曲和被妖魔化过来的，欧洲人也曾将美国说成“邪恶”轴心，当时美国不也是与什么文明“冲突”的一方吗？这就说明，美国现在的“文明冲突论”、“邪恶轴心论”和“中国威胁论”，都是在英国人、欧洲人曾用于美国人的说法翻板。这对具有历史眼光的学者而言，没有新意；对有历史眼光的政治家而言，这是在变相表达美国妒忌中国的心理。偏见和谩骂的结果怎样呢？结果是美国在欧洲人的嘲笑、挖苦、谩骂、偏见和遏制中愈挫愈奋，强力崛起：从一个受压迫的国家，转变成一个地区性，继而世界性的大国。从一个所谓“邪恶轴心”变成了所谓的“民主中心”。所以，毛泽东同志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
现在，美国人担心中国崛起后最终也会称霸。
其实，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在朝鲜打败美国后就已经崛起，但事实是至少新中国发展五十多年迄今也没称霸，没有在海外占领他国尺寸土地。欧洲人当时也是怕美国称霸，因而压迫美国。现在美国以同样方式压迫中国和亚洲。欧洲压迫美国不仅没压出名堂，反而还压出一个曾经是美丽而坚强的美利坚合众国。美国是在压迫中成长的。难道美国压迫中国就能压出美国期望的结果吗？显然不能，结果一定是与欧洲压迫美国的历史一样，压出一个和谐美丽的中国。与其这样，美国为什么不与中国早作合作呢。如果欧洲人早一点跟美国合作，也不至于是今天这个样。与古罗马的命运大体一一致，美国崛起是被逼出来的，但美国的霸权却是自找的。自从美国称霸世界，美国就不美了。恩格斯说：“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96]世界还是多元的、和谐的，你美国不能逼人太甚呀。你老打压别人的文明，这种文明反弹过来就会打倒你自已。“9·11”就是这种反弹的表现之一。
那么，如果继续这样打压中国，中美之间是否会发生冲突？
其实，世界大国之间冲突的可能性比较小，有核国家冲突的可能性更小。它们接手的基本方式是间接的。冷战几十年，世界冲突不断，但苏联美国之间没直接打过仗。它们到处冲突，但都是间接的。朝鲜战争，名义上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与以美国军队为主的联合国部队在朝鲜国土上的间接较量。中美未来也是这样。如果大国直接冲突，必然带来不可控的后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说“中美冲突”不准确。我更喜欢用“搏弈”来表达大国间的矛盾。中美之间有巨大的搏弈，但短期内不会是直接的军事冲突。因为双方都是有核国家。核武器出现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大国之间、有核国家之间不易直接冲突。除非遇上极不明智的领导人，或东条英机式的二愣子内阁政府。美国在与中国搏弈中的东亚代理人就是日本极右势力和李登辉、陈水扁之流的“台独势力”。所以说，中美之间的利益博弈是存在的，但不是直接冲突的。20世纪初日本与中国冲突，美国绥靖日本。将日本放出来，叫亚洲人自己掐，掐到最后，谁赢了美国就跟谁好。最后日本赢了，美国就跟它好了。但是日本多走一步，打了美国，事情就发生了变化。
美国交朋友的规律是，你只有成为美国打不败的对手，美国才和你交朋友。你要是跟着它，巴结它，它随时可以把你抛弃。所以，战略上说，美国不是我们的敌人，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成为美国人打不败的对手。毛泽东就是这样与美国人交上朋友的。美国的朋友是打不败的对手，这个定位就比较准确。你是条汉子，美国就跟你交朋友；不然它会随时踹掉你。
世界秩序多是强强合作，强弱之间不可能有平等地位，何谈“合作”。1945年蒋经国代表国民党政府去与斯大林谈外蒙问题。蒋经国表示不同意外蒙“独立”，并请求斯大林理解和尊重中国人民对失去外蒙的心情。斯大林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斯大林不耐烦地对蒋经国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97]
新崛起的国家，初期都要遭受不止一次的强国的围剿。美国、苏联和中国都是这样。美国把新中国打不下来，就找毛泽东合作；蒋介石跟它那么紧，反被美国给踹了。还有日本，都跟得紧，也遭美国踹过。前阵日本“入常”的事，美国都表态支持了，到最后又不支持，说翻脸就翻脸，日本一点没招。美国对跟得紧的国家不在乎。中国要是跟得太紧，肯定是要吃亏的，适度地还得斗争。你退让得太厉害，它就欺负你。在中美关系上，中国的底线是台海统一。
美国现在说“中国威胁”、“文明冲突”，这不是新鲜事。这些说明中国在崛起。不崛起谁还说你“威胁”？这与当时美国崛起时的经历一样。今天你美国不要把自己经历过的屈辱再撒在亚洲人身上，这不厚道。这样的结果也会与欧洲逼出一个强大的美国一样，你美国也会逼出一个强大的中国。在承认世界多元并尊重中国利益基础上，实现美国与中国合作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
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不称霸”思想，并且认为这个思想是未来中国治理世界理论中的极重要的部分。中国永远不要走霸权主义道路。如果美国真逼出中国霸权来，那对中国也不是好事。世界霸权是与整个世界结怨的事，千夫所指，无疾而死。如果一个国家到了“千夫所指”的田地，那就无可救药了。中国应该是与亚洲各国相互依存的地区性的大国，因为世界太大了，谁也管不过来。大国多分担一些责任，大家合作，是理性的道路。中国别说力量铺张到世界，就是铺张到整个亚洲，也没什么好处，东条英机时的日本已是前车之鉴。国力不能透支。中国应该是东亚的大国，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台海统一。这是中国的定位。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要是硬对大陆这样施压，对台湾不好，对美国也不好。
前阵美国人米尔斯海默提出所谓“修正主义”学说，预测凡是处于上升期的国家都会挑战原有霸主和现存国际秩序，他不但有理论，还有历史实证，如德国和日本。[98]这可能是“中国威胁论”挥之不去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这只是美国人在自画自说，不一定是规律。新崛起的国家一定会反霸，这没错，但不一定都要称霸。俾斯麦德国崛起后坚决“不称霸”，我们知道他是在是否进行世界扩张的问题上与威廉二世分道扬镳的；中国在毛泽东、邓小平时期早已崛起，但至今也没有扩张。德国人和东方人思维相似点在于知道规定即肯定的道理，知道存在是有限性的，知道无限扩张无异于自掘坟墓。米尔斯海默不懂，小布什不懂，难道别人都不懂吗？美国人也不问问，为什么毛泽东告诫中国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为什么邓小平为中国定位不是世界大国而是“中等发达国家”。美国人难道没有感到这里潜藏着与俾斯麦思想相通的外交智慧吗？
美国不能通吃天下。它亚洲的事管不完，亚洲是亚洲人的家园。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亚洲，中国的发展是亚洲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前50年针对日本法西斯主义，后50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中美合作实现了亚洲和平的历史证明，美国只有和中国交朋友，才能解决亚洲的事情。小布什政府目前的政策是十分幼稚的。换一个理智的政府，美国现行政策可能就要调整了。美国没那么大的力量管世界，要有几个地区性大国作朋友，它跟这几个大国交朋友，就是和这个地区交朋友。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可能把世界上的事情管完。
今天的中国也在经历着与昨天美国相似的历史进程。与昨天的欧洲人之于美国人一样，今天美国人面对的也是一个正在崛起并也负有反对国家分裂任务的中国。同样，美国人也重复昨天欧洲人的腔调：一会是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一会是“中国威胁”，新世纪初美国小布什政府还将中国列为“邪恶国家”和“潜在对手”。这些都能说明什么呢？这只能说明，今天的中国与昨天的美国一样，正在骂声中崛起；其结果也一定与昨天的美国一样，中国将从美国右翼眼中的“邪恶”国家成长为世界人民心中的“民主、文明、富强”并且是有治理世界能力的国家。
有治理世界能力的国家，一定要有成熟的治理世界的理论。基于实力逻辑的世界地缘政治体系学说及其大国制衡理论，是近现代国家，尤其像英美这样的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治理世界经验中最精髓的部分。
英国人在开辟工业全球化历史进程的同时，也相应获得了治理世界的经验。美国人在与英国博弈并从英国人手中接棒的同时，也学会并成功运用了老牌英国治理世界的经验。法国的黎塞留、拿破仑，德国的俾斯麦是大国战略博弈的高手，而美国的西奥多·罗斯福、马汉、富兰克林·罗斯福、马歇尔、尼克松、基辛格等，都是娴熟运用世界地缘政治理论为本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大师。
天道无情，人世沧桑。进入21世纪并正在崛起的中国，是一个担当传承世界文明责任并必将再次恢复其世界影响力的国家。因此，批判性地总结近现代大国博弈及其世界治理的经验，学习世界地缘政治理论，从全球视野理解和拓展中国的国家利益并由此形成能够体现中国国家利益的关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对未来的中国是一种有益且必需的思想预备。
注释：
中共中央政治局2005年5月31日下午进行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他强调，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紧紧抓住和切实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继续毫不动摇地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要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高度，立足国情，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坚持用全球战略眼光观察和谋划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努力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来源：“胡锦涛：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30178/3435351.htm。
据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1820年中国GNP是欧洲的1.22倍,1890年中国GNP是日本的5.28倍；中国的GNP增长率从1700至1820年间一直领先于欧洲和日本。但在1820年后的20年即1840年，中国却被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又被日本打败，中国因此失去香港、澳门和台湾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参见：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ison)著，楚序平、吴湘松译：《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57-58页。
“大家知道，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作用。但是在温和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90页。
黄仁宇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4页。
“中国对全球GDP贡献率15％”，http://news.sohu.com/20040920/n222124515.shtml。
“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页。
资料来源：“煤炭大省山西近1／7地面‘悬空’”，2005年8月27日，新华每日电讯，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 ... content_3410011.htm。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认为：“要理解饥饿，我们必须首先理解权利体系，并把饥饿放在权利体系中加以分析。”他认为饥荒产生的原因不在于供给不足而在于穷人的“粮食权利”失败。他说“粮食权利所反映的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可支配的最大粮食数量，实际消费量可能小于这一数量”，“一个人之所以挨饿，要么是因为他没有支配足够食物的能力；要么是因为他拒绝使用这种能力。权利方法（entitlement approach）所重视的是前者发生的可能性，而不考虑后者发生的可能性”。（参见[印度]阿马蒂亚·森著：《贫困与饥荒》（中文版），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131、61页。）
[10] 王均伟：“陈毅元帅的豪气”，《党的文献》2008年第5期，第89页。
[11]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页。
[12] [法兰克]艾因哈德、圣高尔修道院僧侣著：《查理大帝传》，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13] 19世纪60年代末，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使分散于几百个邦的德国归于一统，这使德国有了在强有力的行政领导下的统一民族市场。1871年俾斯麦又打败法国，此后法德力量对比急速变化。1860年法德两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分别为7.9%和4.9%，1880年德国迅速赶上，分别为7.8%和8.5%，1900年德国则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分别为6.8%和13.2%。与此同时，德国也成了世界科技增长中心。1851年到1900年美、法、英、德四国取得的重大科学技术成果分别为33项（美）、75项（法）、106项（英）和202项（德）；1901年到1920年间，这四个国家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金的人数分别为2人（美）、8人（英）、11人（法）和20人（德）。“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期，德国当之无愧处在世界科学技术的最前列”。参见申漳：《简明科学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版，第200页。
[14] 19世纪末，美国大学生数量已超过欧洲。1930年，美国工业实验室达到1650个，科技人员增加到34000人，政府科研经费达到7000万美元。二战爆发前，美国科技开始局部领先欧洲。1931-1940年美国占同期世界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人数的26%，高于英法，略低德国；1941-1978年，美国占50％左右，超过英法德三国的总和。参见孙汉文主编：《现代科学技术概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15] 毛泽东：“论政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9页。
[16] 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在发给中央、彭德怀、邓小平等同志的电文中指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如果今年五月中旬至九月中旬不向西藏进军，则须推迟至1951年才能进军。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五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前占领全藏。”参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6页。
[17] 潘尼迦著，龙应明译：《印度大使使华秘录》[香港]文宗出版社，1956年版，第58-59页。
[18] 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72页。
[19] 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73页。
[20] 尼克松著，尤勰等译：《领导者》(Leaders)，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41页。
[21] 转引自熊向辉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92页。
转引自熊向辉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92页。
[23] “对于新中国的统一大业来说，朝鲜战争的延长无疑也起到了决定性的阻碍作用。”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0页。
[24] “然而也必须看到，这种‘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中国的参战，特别是顽固地拒绝联合国议案，被西方认为是社会主义阵营统一指挥的杰作，是莫斯科的命令使然，其结果之一是在西方国家眼中，中苏确实已成为‘铁板一块’。中国终于被牢牢地捆绑在本来是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冷战战车上，甚至由于毛泽东那被激发出来的革命冲动而比苏联更深地陷入了与美国敌对的漩涡。”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7、361页。
[25] 1952年8月17日，周恩来总理率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9月16日，发表了双方谈判的中苏公报，公布了《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告》《公告》规定：根据两国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协定》，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的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于1952年底移交完毕。12月31日，中苏关于苏联政府将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议定书签字仪式在哈尔滨举行，并发表了公告。中国长春铁路的中苏共管历史宣告结束。中央铁道部把原来中国长春铁路管理局改为哈尔滨铁路管理局。应中国要求，中苏两国外长双方还签署并公布了《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基地期限的换文》，规定：延长苏军从中国旅顺口撤退的期限，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日本和苏联同日本获致和约时为止。1954年10月12日，中苏发表联合公报，苏联军队应于1955年5月31日前自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根据地交还中国。当时公报指出，两国鉴于远东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国防力量的巩固和两国已经日趋巩固的友好合作关系，作出这项议定。后来公报内容于1955年5月25日实现。
[26]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27]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1页。
[28]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514页。
[29] [美]保罗·肯尼迪，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30] 萨本仁、萨支辉著：《丘吉尔与英国对外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31] “袁隆平的科学动力：不爱国就不能成为科学家”，http://news3.xinhuanet.com/polit ... content_5117810.htm。
[32] 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572页。
[33] 〔英〕温斯顿·丘吉尔著，魏群、高虹译：《二战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8、907页。
[34] 〔英〕温斯顿·丘吉尔著，魏群、高虹译：《二战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9页。
[35] 萨本仁、萨支辉著：《丘吉尔与英国对外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59-260页。
[36] [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62页。
[37] [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16页。
[38] [南]米洛凡·杰拉斯著，赵洵、林英译：《同斯大林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
[39] [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62页。
[40] [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明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12页。
[41] [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明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12页。
[42] 萨本仁、萨支辉著：《丘吉尔与英国对外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60页。
[43] 韩永利著：《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194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页。
[44] [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15-617页。
[45] [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41-742页。
[46] [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52页。
[47]〔英〕温斯顿·丘吉尔著，魏群、高虹译《二战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9页。
[48] Donal W. White: The American Century, The Rise and Declin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a World Power, The Comosing Room of Michigan,Inc., 1996, P.46.
[49] [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曹化银译：《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页。
[50] 转引自[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曹化银译：《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页。
[51] 熊伟民：《权利的考验——乔治·C·马歇尔传记》，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4页。
[52]新华社东京2005年6月22日电（记者吴谷丰）。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厚生劳动省政务官森冈正宏22日再次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结果。森冈当天上午在超党派“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上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什么样的审判（值得疑问），战争是双方都作了坏事。只有战胜国正确，而战败国不好，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他说，在被占领下（日本）实行了严厉的言论控制，被贴上了那场战争只有日本不好的标签。他还强烈要求小泉首相继续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当天通过了支持小泉首相继续参拜靖国神社的决议，并表示反对对甲级战犯进行分祭和建设新的追悼设施。来源：“日本政府高官再次否定远东军事法庭审判结果”，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4/3488512.html。
中新网2005年6月22日电。据法新社报道，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今天声称，他觉得在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没有必要屈服于中国与韩国要其停止参拜的压力。“小泉声称不会屈服中韩要其停止参拜的压力”，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4/3488863.html。
2005年6月27日，日本明仁天皇和皇后赴塞班岛，为二战期间在该岛丧生的4万余名日军和1万余名平民“慰灵”，这将是二战结束60年来，日本天皇首次赴海外祭拜二战阵亡日军及平民。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天皇和皇后将在塞班岛访问两天，期间，二人将首先前往二战期间日军及日本平民拒降投海自尽的两处海边悬崖默哀，然后访问日本在塞班岛建设的“中部太平洋牺牲者之碑”，该碑纪念在塞班岛战役中丧生的所有军民。日本政府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亚洲各地建设了十余个这样的纪念碑。最后，日本明仁天皇及皇后还将访问专为在塞班岛阵亡的5000余名美军和1000余名在战争中丧生的岛民设置的纪念碑。报道说，这是日本天皇首次以“慰灵”，而不是以“友好亲善”为目的出访海外。日本天皇皇后曾于1995年二战结束50年之际在日本本土的广岛、长崎和冲绳进行“慰灵之旅”，而此次则将“慰灵之旅”延长到了海外。来源：“日本天皇今首赴海外塞班岛祭拜二战阵亡日军”，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3498363.html。
[53] 1868年起开始明治维新。政府“制定了一部以普鲁士德国的宪法为蓝本的宪法，对法制进行了改革”，并“从英国皇家海军请来的专家为日本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出谋划策，从普鲁士总参谋部请来的专家帮助他们实现陆军现代化。日本军官被派往西方国家的陆军和海军学院学习，尽管本国已建立起军火工业，但仍从国外购买现代化武器”。“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有着引人注目的政治义务，即实现国家‘富国强兵’的号召。对于日本人来说，经济实力和陆军实力是同步发展的”。详见[美]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51页。
[54] 关于《马关条约》第二款详细内容，参见：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290页。
[55]参见：“英日第一次同盟条约”，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353页。
[56] 参见：“英日第二次同盟条约”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355页。
[57] [美]孔华润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8页。
[58] 参见阎广耀、方生：《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第497－498页。
[59] 参见阎广耀、方生：《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第500-506页。
[60] “丘吉尔莫斯科访问停留八天。他草拟了一份势力范围图，递给斯大林。他以百分比法划分势力范围，譬如，英国可以获得百分之九十的希腊，苏联可以获得百分之九十的罗马尼亚和百分之七十的保加利亚；至于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则五五对分。斯大林当场二话不说，立即同意——不过莫洛托夫则追着和艾登交涉，削弱英国人的百分比，让苏联在每一个东欧国家所占的百分比都略占上风，只有匈牙利例外。”参见：[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67页。另外，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可参阅王绳祖等主编：《国际关系史》第6卷（1939-194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32-333页。
[61]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75页。
[62] 对此拿破仑自己说得明白：“进入这片领土可使美国的地位永远屹立不摇，而我则为英国创造了一个迟早会挫其锋芒的海上对手。”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63] 王绳祖等主编：《国际关系史》第2卷（1648-181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61页。
[64]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联合国改革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协议会上，美国驻联合国大使2005年4月28日称，“美国强烈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表明美国支持日本“入常”的立场。美国对日本“入常”的态度曾经过几次变化。美国曾表示反对为联合国改革设时限，一度为日本“入常”泼了冷水，但此后，美国助理国务卿金·霍尔姆斯就扩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发表声明，不反对安南秘书长做出的九月底达成共识的建议，称这是美国政府的方针。
（http://world.people.com.cn/GB/41219/3362046.html。）
[65] “美国表示将在日俄北方四岛争端中站在日本一边”，
http://news.sina.com.cn/w/2004-12-15/13254531389s.shtml。
[66] “布什发誓要埋葬雅尔塔遗产，普京反驳历史修正观”，
http://news.sdinfo.net/72341268037894144/20050510/1361614.shtml。
[67] 这在1876年2月26日签定的《日韩江华条约》，1895年4月17日签定的《中日马关条约》，1905年11月17日签定的《日韩协约》，1902年1月30日签定的《第一次英日同盟条约》等文件中，均为首条条款。
[68] 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76页。
[69]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1972年9月）：“（二）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70] 日本和美国政府自1997年签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以来，日本就一直希望通过修改相关内容来实现自己新政治和军事企图。为这次修改，日本和美国进行了长时间的接触。1999年5月24日，日本政府通过了《自卫队法修正案》、《周边事态法案》和《日美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修正案》。根据这三项法案，如日本周边地区发生武装冲突，日本自卫队就可以配合美军作战，向美军提供除作战现场之外的一切支援；自卫队的舰艇和战机可以自由派出日本，“救护”和“寻找”在国外的日本人，救护美军伤员并寻找美军失散人员；日本政府也能够随心所欲地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向美军提供各种后方援助。这为日本政府向海外派兵扫清了法律障碍。来源：“‘日美防卫’首提台海遏制中国竟成共同战略”，
http://news.163.com/05/0201/11/1BGJ78DD0001121Q.html。
[71] “钓鱼岛列屿”提法出自鞠德源著：《钓鱼岛正名——钓鱼岛列屿的历史主权及国际法渊源》，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
[72] 台湾《中国时报》2003年10月26日报道，李登辉25日在为“李登辉学校”上课时表示，依照历史，钓鱼岛既不是台湾的，也不是大陆的。钓鱼岛的主权问题是从1971年开始的，以前没有人说钓鱼岛是属于中国大陆或是台湾的，因为那一年大陆在海底发现了石油。他还批评台“行政院长”游锡堃指钓鱼岛属于台湾宜兰县，是不懂历史。
[73] “斯大林同志同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的会谈记录（1945年12月30日21时）”，参见[俄]A.M.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
[74] 对此，连蒋介石也看得明白，1938年11月1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倭人气量短窄，事尚彻底，非死即生，决无对弱者中途妥协与让步之理。”转引自黄仁宇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8页。
[75] 日本保守势力代言人的《读卖新闻》会长渡边恒雄：“小泉这个人不懂历史、哲学，不学习，没文化……因为无知，他才会说出‘参拜靖国神社有什么错？’这样傻乎乎的话。”张莉霞：“日媒体老总说小泉没文化”， http://world.people.com.cn/GB/14549/4137935.html。
[76]“不妨大致地搁置历史”，http://www.irchina.org/xueren/china/view.asp?id=523。
[77]“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http://www.irchina.org/xueren/china/view.asp?id=486。
[78]“美总统布什攀登长城超越尼克松总统纪录”，http://www.2118.com.cn/news/2002/02/23/105.htm。
[79]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在2005年9月9日播放的一个电视访问节目中说，他在联合国提出的美国入侵伊拉克理由的讲话是他个人历史上的一个“污点”。鲍威尔在2003年2月向联合国安理会发表的讲话中，强烈地提出了美国对伊拉克开战的理由。他在讲话中提供了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其中包括卫星拍摄的卡车。鲍威尔将这种卡车说成是伊拉克的移动生化武器实验室。美国在入侵伊拉克后，在伊拉克境内进行了搜寻，但并未找到任何核武器和生化武器。鲍威尔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采访中说，在我个人历史上，这是个“污点”。他说，“我是代表美国向全世界提出这一理由的人，这永远是我历史的一部分，那是令人痛心的，现在还感到痛心。”来源：“鲍威尔承认美国侵伊时曾经说谎称之为历史污点”，http://news.sohu.com/20050909/n226913574.shtml。
[80]来源：“布什发表第二份国家安全报告视伊朗为最大威胁重申‘先发制人’战略”，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5/4208559.html。
[81] 2004年美国总统候选人第二轮辩论于当地时间10月8日晚举行，就在选情正酣之际，网上流传总统布什在首场总统候选人辩论中违反规定，配戴遥控收音装置，即场收听政治顾问罗夫的教路。学者指这项指控是今次大选最严重的阴谋论，并称这些传言反映今次大选已令美国民众严重分化。网上传言甚至声称，总统布什在较早时已开始利用这个出猫系统，让经常失言的布什可顺利化解即场演讲的难关。其中一项有力证据就是在布什于6月到法国参加诺曼第登陆日纪念活动时，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在布什演讲时似乎接收到另一个人的声音。来源：“惊人消息：布什总统辩论时作弊，被电视台和网民发现”，博讯2004年10月10日。
[82] 鲍威尔曾透露，早在2002年8月，他就针对这个问题提醒过布什总统：伊拉克问题的核心不是如何打赢这场战争，而是战争结束后如何重建国家。鲍威尔形象地用高脚杯作比喻。美军攻打伊拉克，取得胜利不成问题，伊拉克就像一个高脚杯，摔碎它很容易，问题是碎片如何收拾。来源：“鲍威尔辞职后首次开腔承认与拉姆斯菲尔德不和”，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2/26/content_2622533.htm。
[83] 尼克松著，常铮译：《真正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92-93页。
[84] 张秀章编著：《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685页。
[85] 张秀章编著：《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687-688页。
[86]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87]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
[88]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
[89] 2008年4月，西方联合起来在西藏问题上刁难中国，结果到年底整个西方世界发生自1929年以来最深刻的经济危机，其中，美国经济受伤最重。
[90] 转引自[法]菲利普·罗杰著，吴强等译：《美利坚敌人——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88页。
[91]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2卷（1648-181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61页。
[92] 转引自[法]菲利普·罗杰著，吴强等译：《美利坚敌人——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85页。
[93] 转引自[法]菲利普·罗杰著，吴强等译：《美利坚敌人——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85页。
[94]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27页。
[95] 转引自[法]菲利普·罗杰著，吴强等译：《美利坚敌人——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页。
[96] 马克思恩格斯：论波兰”，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8页。
[97]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
[98] 参见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ZT 如果江泽民垂帘结束，几天内中央人事将有何变化？

2015-10-02T08:53:00.001+09:00

如果江泽民垂帘结束，几天内中央人事将有何变化？

作者：法道济于 2015-8-15 11:30 发表于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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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篇人民日报文章《辩证看待“人走茶凉”》掀起了轩然大波，海外媒体争相炒作，说被老人干政惹恼，习近平对江泽民很绝情，通过抓徐才厚郭伯雄等军中老虎，扫清江派军中势力；不出席北戴河会议等方式釜底抽薪，不给江泽民等人的干政机会；有的海外友人断言江泽民已被习近平从中央领导人中清除。甚至美国日本媒体也由此断言江泽民老人干政已经结束。。。这种媒体围剿江泽民的把戏，在近几年里已经发生不止一次了。每一次都以江泽民最后完胜而告终。
      去年10月四中全会前夕，媒体疯传江病重，甚至去世；也有传言习大逮捕江泽民，欲对其公审。更为诡异的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被媒体询问江逝世传闻是否属实时，竟然说“首次听到有关传闻，无法证实。”一时间舆论大哗，各种声讨，预测文章纷纷出笼，围剿江泽民，顿成风火燎原。但是，江与习大在十月国庆招待会上联袂露面，击碎了各种传说谣言；其后的四中全会，江在张德江等人的配合下，否决了习大改组军委，接手金融财权的设想，使其遭受挫折，反腐工作受到干扰，并似乎迫使习大接见周小平与花千芳，从此更加强化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封锁和镇压。
      而这一次，也具有同样的特点，反江潮流似乎均受到了官方机构的诱导，去年是外交部发言人，而今年则是人民日报的编辑们；其方法都是全靠煽风点火，似是而非，语义双关，启发媒体想象，引导舆论，但又不留下任何把柄。吊足大众胃口，麻痹众人，让人深信江大势已去。
          江泽民的这种与公众玩猫逗老鼠的游戏、打心理战的做法，不担心因一些小事而弄巧成拙、假戏真做，说明他的权力基础非常稳固，对自己的力量充满自信。当江泽民又一次站在公众面前时，表示其依然掌握局势，将给人永远打不倒的心理暗示，震撼公众心理，弱化民众反抗企图心；我想，他本人一定对此非常享受。
          与人民日报的说法相反，江泽民实行的绝非简单的“老人干政”，而是依凭军队势力，以掌握京畿武装力量，控制宫廷禁卫为基础的，直接掌握大权的“垂帘听政”，其特点是保持壮大自身的执政班底，实际处理政务，掌握军政大权；设立傀儡，名义上是领导人，实际上有责无权，专职替罪羔羊；自己有权无责，将傀儡玩弄于鼓掌之上，瞒天过海，欺骗天下舆论。这种体制与慈禧的垂帘听政有近似的地方，与历史上的董卓专权，王莽篡汉，没有本质的差别。即使在封建社会，也是一种反皇权的为正统人士不齿的邪恶专制军事制度。
          江泽民继承邓小平的垂帘听政做法，并吸取经验，总结提高。比如他的禁卫军首领，8341部队的领导人由喜贵上将，早于2007年就已到退休年龄，但是直到今天，仍然以中央警卫局党委书记的名义执掌御林军兵权；前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曹青中将是个老好人，能力水平有限，贵为局长，但没有任何实权，大事小事都有“垂帘听政”的警卫局太上皇由喜贵掌权。现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王少军少将，是由喜贵多年培养的嫡系亲信，且资历年龄都更小，一切更是由由喜贵做主，如臂使指，比以前还要顺。由此可见，中共政坛的关键决定性力量8341部队，牢牢掌握在江泽民手里，是江泽民垂帘听政统治的铜墙铁壁。

          再比如江泽民的大秘贾廷安上将，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主管军队干部提拔调配，所有军中师以上干部都由贾上将一人负责；实际情况是，军中干部任免调配，由贾廷安向江泽民汇报后就基本定盘，其他如总政主任，军委副主席，并没有干部任免权，就是走个形式而已。江泽民模仿邓小平，在年事愈高的情况下，秘书治军，逐渐将军队交到秘书手中，由秘书监军。而实际上，贾廷安借清除徐才厚郭伯雄死党，大肆安插亲信，扩大势力，过不了几年，将成为军中大佬，前途不可限量。
         所以，我们看到，江的垂帘听政不是请客吃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特别是不以习近平的意志为转移。习大目前的状况，是寄人篱下，不可能无礼忽略江泽民。因为十八大所确立的军政领导体制，像大山一样压在习大头上；军队，中央国务院，各政法队伍，经济中枢，各重要部委，各大国企公司，均在江泽民亲信党徒的直接控制下；平时恭敬有加，实际上暗中监视窥探；习近平所有言行都被老人详细掌握，说话办事，要特别小心；阎王好见，小鬼难搪。。。（请参考： http://www.backchina.com/blog/340151/article-219993.html）
          但是，江泽民毕竟年事已高，身体出状况是迟早的事。如果江泽民突然死去，或者什么原因其垂帘听政倒台，应该在极短时间内发生什么？也就是说，什么情况发生，才能说明江泽民的老人专制倒台？应该是下列几个人必然在1-2天内下台，而且要发表于中央各大主要媒体，被公之于众，而绝无可能悄悄进行。如果这几个人在位，不论发生什么，都不能视为江的专权结束。所以，这几个人的去留，应视为江泽民结束垂帘听政与否的硬指标。

1）。中央警卫局党委书记由喜贵上将退役，辞职，被撤职或者被捕；
2）。现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王少军少将退役，辞职，被撤职或者被捕；
3）。总政治部副主任贾廷安上将退役，辞职，被撤职或者被捕；
4）。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上将退役，辞职，被撤职或者被捕；
5）。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辞职，被撤职或者被捕；
6）。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辞职，被撤职或者被捕；
          同时，刘源上将将接任中央警卫局局长。张又侠上将任军委常务副主席。钟绍军大校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
在最短时间内，现任政治局常委张德江，刘云山，张高丽，俞正声将去职，栗战书任人大委员长，李克强任政协主席，王岐山任总理。其他职位将由习大视需要提拔。
          半年到一年时间，薄熙来，令计划将被平反。

阅读详情: http://www.backchina.com/blog/340151/article-231652.html#ixzz3nMawqytd

一部受薄熙来启发的太子党小说

2015-09-01T02:49:00.002+09:00

时报看中国

一部受薄熙来启发的太子党小说

黄安伟2015年8月18日

《上海救赎》受到和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中）有关的真实丑闻事件的启发。Reuters

在裘小龙最新的小说《上海救赎》(Shanghai Redemption)中，上海市公安局刑侦队队长陈超发现自己再次卷入中共内部的高层政治斗争中，但这一次，他在这些冲突中周旋的难度比以往都要大。这是陈探长系列小说的最新一部，今年3月已在法国出版，英文版定于9月在美国出版。在上海出生长大的裘小龙现居美国圣路易斯。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裘小龙谈到了野心勃勃的原重庆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薄熙来2012年倒台一事对这部小说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薄熙来之所以被清除出共产党并以腐败指控接受刑事审判，是由他原先的手下王立军出逃事件引发的。当时，曾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逃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并告诉美国官员，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曾经下毒谋杀一名英国商人。

问：你曾经讲过《上海救赎》是受薄熙来丑闻启发而创作，还为时报撰写了一篇观点文章，讲述自己如何被这桩丑闻中的不堪细节吸引。

答：薄熙来丑闻里的密谋事件与政治和个人因素交织在一起，对《上海救赎》的创作启发非常大。薄熙来是我80年代早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同学，我们之间没什么交集，除了有一次，打完乒乓球后，他没把我最喜欢的“红双喜”球拍还给我。对于一个“太子党”来说，这不是什么太让人吃惊的事。薄熙来的父亲当时是紫禁城内最有权势的中共官员之一。很多年后，我开始写陈探长系列，薄熙来快速窜升为有权有势的政治局委员和重庆市委书记的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最让我担心的是，他通过打造“重庆模式”来攫取更多权力。这种模式充满了毛泽东时代的措辞和做法，包括政府下达指示，要求大家唱那些改革开放前的赞颂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红歌”。一想起当时经历的事，我就会打冷战。我曾无助地站在父亲旁边，看他被红卫兵无情殴打，而这些歌曲就是从那个年代唱起来的。但我的感受远不止个人恩怨那么简单。我的愤怒缘于薄熙来试图把社会拉回文化大革命年代。之后，他的阴谋与落败过程中的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凶残细节一一暴露，其戏剧性和诡异程度远非我塑造的陈探长所能想象。于是我开始创作《上海救赎》，尽管陈探长这一角色对于中共高层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并不感兴趣。

裘小龙

Courtesy of Qiu Xiaolong

问：薄熙来丑闻中的哪些元素比较易于转化成小说情节？又有哪些是必须割舍的？

答：在将现实事件加工成小说时，作家往往要通过补充想象的迂回曲折的情节来增强戏剧性，但薄熙来丑闻本身已经展示了政党高官一败涂地的惨状，那些骇人听闻的细节很容易转换成三四流低俗小说的情节。我需要在此基础上做减法，而不是加法，以免读者——比如我自己——觉得这些可怖的情节超出了他们最漫无边际的想象。举个例子，薄熙来在盛怒之下给了他的得力助手王立军一个耳光。王立军当时是重庆市公安局局长，也是薄熙来妻子的秘密情人。由于担心性命不保，王立军逃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身上携带着对薄熙来不利的犯罪证据，尤其是有关他的妻子谋杀一名西方商人的证据。这让事情演变成一出国际丑闻，涉及面过大，北京当局无法掩盖，同时也给薄熙来在党内的对手以可乘之机，可以给他致命一击。

这一事件如此荒谬，直到今天，人们还会开玩笑说，一个巴掌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不过，在《上海救赎》中，陈探长这个角色依然非常理想主义，完全没法想象做出王立军那样的事，虽然他也清楚能否活命就在此一举。所以，为了适应小说创作，我必须想办法删掉这类细节，至少是去除其中一部分。当然，需要去掉的素材还有很多，比如有关薄熙来在紫禁城内的同谋的猜测，这些猜测后来都被证实了。

问：这本书还有一些素材取自2012年曝光的其他一些党内丑闻，而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是太子党或者说是“红色贵族”的腐败行为。对于你的创作来说，这点为什么重要？你觉得这种高层腐败会对中国的未来产生什么影响？

答：是的，我把一些眼下的党内丑闻作为背景也引入了《上海救赎》。经历了毛泽东在位和之后的一系列灾难性运动，党的意识形态垮台，而且在一党专政之下，权力腐败丛生，所以此类丑闻在当代中国大量滋生，有各种绘声绘色的细节描述在网络上蔓延。其中主要是太子党或说“红色贵族”的腐败行为，就像你说的，我对这些一直保持着密切关注。

早在北京上学时期，我的同学中就有不少的太子党。我并不是说他们都一个样，但是本人在文革期间曾被指为“黑五类狗崽子”[“反革命”阶级背景]，不免用怀疑的眼光看他们。当时对他们的称呼是“高干子弟”，我在自己的第一部陈探长小说《红英之死》(Death of a Red Heroine)中就使用了这个词。它强调了这些人因为家庭背景享受的特权。高干子弟的称呼演变为太子党，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其中的逻辑在红一代最具权势的领导人之一陈云所说过的话里就能看出。他的大概意思是，只有共产党对中国的领导交接到第二代红色领导人——换句话说就是他们自己的子女——手中，他才能安心。

薄熙来不过是位居高层的腐败太子党的一个例子，他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事实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即中国最具权势的头号人物和二号人物，也都是太子党，尽管他们发誓要与党内腐败势力作斗争。对我来说，这种权力交接能轻易让人想到中国封建王朝的皇位继承。

问：你对习近平的反腐败运动如何评价？

答：习近平很清楚，腐败丛生会危及一党制的合法性。如今在中国，有大量官员腐败的信息被曝光在网上或其他地方，人们对于威权政治的信心已经非常小。习近平必须推动大范围的反腐行动。但这些行动的目的仅仅是打击腐败吗？据一些批评者说，这样的行动对他而言，更像是为了巩固政权。

这类反腐调查是由党内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实施，而不是通过独立的司法体系，可以预料它会如泥潭一样混沌不明。比如，尽管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曾承诺，会对中国的前国内安全负责人周永康做出至少部分上公开和透明的审判，就像薄熙来的审判那样，但后来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在经过公众无从了解的秘密审判之后，《人民日报》开始撰文，把它当作反腐的另一项胜利成果来大肆庆祝。为什么？考虑到中国党的利益高于法治的惯例，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问：这部小说中，很多情节都发生在上海。但陈探长也得和北京的人打交道。那里是中国真正的权力中心。这两座城市的政治人物之间有什么关系？

答：的确，很多情节发生在上海，而且不仅是在《上海救赎》里是这样。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是在上海出生和长大的。写这个城市发生的事情时，我会觉得更有把握。至于北京和上海的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有些复杂。早在文革时期，就有所谓的“上海帮”，它的运转仿佛是继北京之后的另一个中心。前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和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都担任过上海市委书记。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落马，也在一定程度上给早前的小说《中国之迷》(Enigma of China)提供了灵感。上海在中国的政治格局中非常重要，北京的当权者不能失去对它的控制。在习近平发起的反腐运动中，有很多人说中纪委从北京派了工作组去上海，所以小说中陈探长总得和他们打交道也就不足为奇了。

问：陈探长既是制度的一部分，又试图与其保持距离。但在您的书中，他变得越来越犬儒。这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吗？

答：在警察生涯初期，陈探长希望通过在体制内认真工作，同时又努力保持距离，来实现一些改变。我在国内有一些和他多少有些相似的朋友。但在被制度击败或同化前，他们能坚持多久呢？当警察的职责和党的利益发生冲突时，陈探长的处境会特别艰难。他不可避免地会变得犬儒，并把它当做生存下去的一种方式。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
欢迎在Twitter关注黄安伟 @comradewong。

ZT 五十年前中古缘何分裂？

2015-05-09T05:21:00.000+09:00

五十年前中古缘何分裂？
凤凰周刊发布于2015年5月6日 21:44
文/程映虹香港凤凰周刊

卡斯特罗发起系列行动，想要让中苏停止冷战，使国际共运大团结对付美国。但他不理解的是，在一定意义上，国际共运内部的冲突要比东西方之间的矛盾更难以调和。

1964年10月18日，星期天，傍晚，中国驻古巴大使王幼平正准备离开办公室，使馆接待员忽然通知他说，卡斯特罗和一位古共中央书记已经从正门进入了大使馆。

王大使立即通知厨师准备晚餐，当他匆匆赶到会客室时，卡斯特罗已经在那儿了。他对王大使说：今天是星期天，我想吃顿中餐。

从1960年底中国和古巴建立外交关系到1964年底，卡斯特罗兄弟、格瓦拉和其他古巴领导人把中国大使馆当作了他们的特别餐馆，经常不请自来。本来哈瓦那的中国城有大量的好餐馆，但古巴革命后的国有化和食品的配给很快就让它们关门了。为了让这些客人吃到正宗的中餐，中方从北京的全聚德烤鸭店和黑龙江饭店选派了两名厨师到哈瓦那。

这些饭局有时从傍晚延续到深夜甚至黎明。卡斯特罗在游击生涯中养成了昼伏夜出的习惯，他常常把这些饭局变成自己长篇大论的场合。但1964年10月那天他的造访有一个特别的背景:三天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被政变赶下台；两天前，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卡斯特罗首先向中国人祝贺，说中国有了原子弹，世界革命的力量更强大了。然后他说赫鲁晓夫下台了，他是中国和苏联不和的根源，现在他走了，中国和苏联没有理由再进行论战，而是应该和好，共同对付美国。他明确告诉中国大使:请把我的意见转告你们的领导人。

中苏1963年开始正式论战后，夹在中间的古巴日子很不好过。卡斯特罗既要苏联的援助，也要中国的大米，此外他还有世界革命的通盘打算。所以他抓住赫鲁晓夫下台和中国爆炸原子弹这个天赐良机，向中国领导人昭示国际共运的大义。

卡斯特罗发起系列行动，想要让中苏停止冷战，使国际共运大团结对付美国。但他不理解的是，在一定意义上，国际共运内部的冲突要比东西方之间的矛盾更难以调和。他的努力不但没有收到任何成效，反而加快了这个阵营的分化，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北京和哈瓦那的公开分裂和格瓦拉的被逼出走。

毛泽东面斥拉美共产党代表团

中国领导人接到了古巴使馆发来的消息，但却没有回应。一个月后，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召集了拉美共产党领导人会议，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一是要求国际共产党阵营立即停止论战，二是谴责拉美共产党阵营内的任何派别活动，不管这种活动打的是什么旗号。这两条中，第一条明显说的是中苏论战，第二条是针对中国在拉美共产党和左派阵营内寻找自己的同情者和扩展自己的影响。

开了这个会后，卡斯特罗马上组织了一个由九个拉美共产党组成的代表团，由古共书记罗德里格兹带领，前往莫斯科和北京做说客。1964年12月间，在北京，代表团见到了毛泽东。当时，中国方面没有公布这次会见。根据近年来有限披露的材料，代表团在中国空手而归，罗德里格兹非常沮丧。但一个源于与会的委内瑞拉共产党代表的信息，披露了代表团和毛泽东会面时双方言语冲突的情况。

会面中，毛泽东对古巴党的立场非常不满。他说古巴党害怕帝国主义和核武器这两个妖魔，它对这两个妖魔的恐惧导致了它对第三个妖魔的妥协，这第三个妖魔就是苏联修正主义。毛泽东这里明显指的是古巴导弹危机。当时乌拉圭共产党代表试图打断毛的话，毛震怒了，说：“我代表六亿五千万人讲话，你才代表多少？”

拉美共产党代表团秘访中国失败后不久，1965年2月2日到9日，格瓦拉突然访问中国。当时格瓦拉正在北非访问，同时出席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亚非国家经济会议，他是应卡斯特罗的要求中断访问飞赴北京的，同时前来北京的还有从哈瓦那赶来的古共的两个政治局委员。格瓦拉的这次访问，是卡斯特罗在中苏之间做说客的最后一次努力。

卡斯特罗选择格瓦拉，是因为他认为中国人欣赏格瓦拉。但对于格瓦拉本人来说，这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在60年代初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论战中，格瓦拉站在中国一边，认为中国的公社制度和强调革命精神代表了共产主义，而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他甚至把苏联变修的根子挖到了列宁，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在他刚刚参加的亚非经济会议上，他说苏联向亚非拉国家提供援助时还要附上账单，这和资本主义没有区别。

古巴经济在革命两年后就严重下降，党内受苏联经济改革的影响，当时也有一场经济问题的论战，围绕着是否允许一定程度的市场调节、企业自主权和按劳分配这些问题。格瓦拉是国家银行行长和工业部长，极左派的代表，他主张用义务劳动和社会军事化来维护革命的纯洁性。

格瓦拉1960年11月时曾经访问过中国，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那次访问对于古巴来说非常成功，正在承受严重经济困难的中方，除了答应每年用大米交换起码五十万吨古巴糖，还允诺在五年内向古巴提供六千万美元的长期无息贷款。周恩来后来对古巴方面说这笔贷款到期如果还不出可以推迟再推迟。格瓦拉在古巴一再称赞这种慷慨，说这等于是不要还，这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

但1965年2月格瓦拉对中国的访问却是在阴影下度过的。要他说服中国和苏联和好，这本来就是违背他的意志的，他不过是奉命行事罢了。中方也清楚他的任务，所以这次他没有见到毛泽东，刘少奇和邓小平见了他。历史的吊诡是：两年后，当他因发动拉美革命而兵败被俘死于玻利维亚时，刘和邓在中国已经被当作是走资派甚至中国的赫鲁晓夫被打倒了。据参加接待的中联部干部回忆，格瓦拉那次在华期间面容始终严肃，拒绝了中方安排的外出参观，好像就是在等访问走过场。

图：1995年12月1日,北京, 古巴总统老卡斯特罗参观长城。格瓦拉出走前会见中国大使

格瓦拉那次访华和他使命的失败，与他一个多月后从古巴政治中消失有直接联系。他的亲华反苏立场早已让他成了苏联和古巴关系中的绊脚石，这一点他自己心里非常清楚。那两个从哈瓦那飞往北京的古共政治局委员其实是去监视他和中国人的会谈的。格瓦拉在中国待了7天，也是为了等待去北越访问，原来已经安排好了，但胡志明突然前往北越使馆，以安全原因为借口取消了他的访问。这也表现了中苏分裂下国际共运对他这个敏感人物的两难态度。

卡斯特罗虽然想撮合中苏，但由于苏联经济和军事实力远超中国，如果迫不得已只能在中苏之间选一家，那只能选苏联。为了避免这样的摊牌，他做出了很大努力。当中方不但不领情，反而对这样的撮合毫不理睬时，他那自封的拉美革命领导人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同时来自苏联方面的压力增大了，尤其在格瓦拉问题上，苏联不能容忍古巴一方面接受大量援助和军事保护，同时却放任自己的领导人如此公开批判苏联。此外，古巴党内在中苏分裂问题上的争论也使得他下最后的决心。

出使中国的任务失败后，格瓦拉回到哈瓦那，低调地过了一个多月，然后就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他的名字重现世界报端，是两年多以后在玻利维亚兵败被杀。格瓦拉的出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被迫出走，和古巴在中苏分裂中的处境又有什么关系？中国驻古巴大使王幼平的回忆可以提供一个重要参考。

王大使说，从1964年6月到1965年3月，他在各种场合下九次见到格瓦拉，最后一次是在1965年3月26日，那是格瓦拉以工业部长身份接见中国纺织代表团，王以大使身份陪同。格瓦拉只和代表团象征性地谈了很短时间，但却把中国大使留下来，在他办公室里作了长谈，这是有点出格的。王大使说，从种种迹象判断，格瓦拉当时在古巴领导层中的处境已经很困难，但他从来没有对中国外交官披露过任何内情。那次最后的会见中他只是夸奖中国文化和历史，只字不提政治。最后他告诉王大使自己很快就要到古巴东部地区去，可能会消失一阵。

多年后，王大使说他忽然明白那天格瓦拉其实是在自己已经很困难的情况下，找了一个不会引起怀疑的机会和中国大使见面，以那种方式含蓄地向他和中国人告别。作为中国大使，自己成了格瓦拉接见的最后一个外国使节，这是格瓦拉的特意安排。

卡斯特罗和中国摊牌

就在格瓦拉和中国大使会面前十多天，3月13日，卡斯特罗在一个重要的历史纪念日的讲话中第一次批评中国，虽然并没有点中国的名。他说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充满了“拜占庭式的争论”（即无事生非、小题大做的论争），有人在古巴散布自己国家的宣传品，挑拨离间，鼓动分裂。他指的是中国在古巴向党政干部寄送中苏论战的宣传材料。他强调古巴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有自己的看法，不会接受外来的观点。苏联《真理报》很快就转载了卡斯特罗的讲话。不久，劳尔·卡斯特罗在公开讲话中反驳认为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观点，这明显指的是中国。

中古关系此后急转直下。9月15日，就在中国大使回国述职、想面陈中央领导寻求改善中古关系的时候，卡斯特罗和古巴总统多铁戈斯突然召见中国驻古代办。他们板着脸，把中方寄到古巴党政干部家中的宣传材料堆在桌子上。卡斯特罗说中国方面不顾古巴的三令五申，继续在古巴散布自己的观点，挑动古巴党内矛盾，这是比美帝国主义更为恶劣的行径。

卡斯特罗把中国和美帝国主义相提并论，这当然是中共方面无法接受的。但中方并没有把这场争论公开。毛泽东当时就中古关系有过这么三点指示：第一是“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意思是说苏联才是争论的对象，古巴还轮不上。第二是“死马当作活马医”，意思是尽量挽回。第三是古巴方面如果不公开争论，中方也保持沉默。

那年11月，中古开始了下一年的经贸会谈。大米一直是中方向古巴提供的主要物资，古巴向中方提出：出口25万吨大米。中方过去一直是有求必应，但这次说由于国内经济困难，这个数字难以保证。会谈在这个问题上卡了壳，谈了一个多月都没有进展。这就是中古关系史上的“大米事件”。

就在中古经贸谈判还在继续的时候，1966年1月2日，在古巴革命胜利纪念日的群众大会上，卡斯特罗公开点名批判中国。在展示了新近从苏联得到的坦克和战斗机后，他说古巴革命现在除了美帝和叛逃到迈阿密的古巴“蛆虫”以外，又有了一个新的敌人:中国用减少大米出口来讹诈古巴，加入了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封锁。2月6日，卡斯特罗在另一个群众大会上详细介绍了中国在古巴散发宣传材料和接触党政干部的情况，说中国干涉古巴内政，挑动党内矛盾。

对于卡斯特罗的公开批判，中国方面先是由外贸部发言人作了回应，后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中方说自己虽然一直尽量保证满足古巴的需求，但从来没有同意按照古巴方面的要求供应大米，古巴的经济困难怪不到中国头上。相反，中国方面早就向古巴建议实行粮食自给自足，但古巴不听，要按照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分工”去干，用蔗糖换大米，至今不能摆脱殖民地时期造成的单一经济的格局。至于中国方面在古巴散发宣传材料，《人民日报》说，古巴领导人为什么对自己的人民如此缺乏信心呢？

3月13日，在另一次群众大会上，卡斯特罗说中国用削减大米出口向古巴发动了“经济侵略”，要是中国大使馆再在古巴散发材料，“我们就要让他们尝尝我们给美国人尝过的滋味。”他甚至就中国当时盛行的把毛泽东比作红太阳的个人崇拜嘲笑说：“那个人应该去读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就是太阳，时间长了也是会熄灭的！”

对卡斯特罗的这次演说，中国方面没有再理会。中古关系从那以后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对立和冷淡，一直到90年代初，由于苏联阵营的瓦解，卡斯特罗要寻找新的国际支持者才恢复。

文/ 程映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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