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hes of Time

韓寒《脫節的國度》

2011-07-31T18:11:00.000+08:00

你一直問，他們何以如此的喪心病狂，他們卻覺得自己已經非常的克制忍讓。
你一直問，他們何以如此的顛倒黑白，他們卻覺得自己已經非常的公正坦率。
你一直問，他們何以如此的包庇兇手，他們卻覺得自己已經非常的愧對炮友。
你一直問，他們何以如此的掩蓋真相，他們卻覺得自己已經非常的透明開放。
你一直問，他們何以如此的生活腐化，他們卻覺得自己已經非常的艱苦樸素。
你一直問，他們何以如此的驕橫傲慢，他們卻覺得自己已經非常的姿態低下。
你覺得自己很委屈，他們也覺得自己很委屈，他們認為，在清政府的統治下，老百姓連電視機都看不上，現在電視機已經走進了千家萬戶，這是多大的進步。
他們覺得，我們建了這個，我們建了那個，你別管過程中發生了甚麼，也別管這是給誰獻禮，至少你用到了吧。你以前從上海到北京火車要一天一夜，現在只要不被雷劈，五個小時就到了，你為何不感激，為何充滿了質疑？
偶然發生一個安全事故，中央最高領導都已經表示了關心，我們還派人來回答你們記者的問題，原來賠十七萬，現在賠五十萬，甚至撤職了一個兄弟，事情都做到這份上了，你們為甚麼還抓着一些細節不放呢，你們的思想怎麼反而就這樣不開放呢？你們的大局觀都去哪裏了呢？為甚麼要我們謝罪呢，我們又沒犯罪，這是發展的代價。迅速處理屍體是我們的慣例，早簽字多發獎金，晚簽字少拿賠償，這是我們的兄弟部門在強拆工作中被證明了行之有效的手段。掩埋車廂的確是當時一個糊塗做出的一個決定，況且是上頭叫我們這麼做的。因為上頭覺得任何可能引發的麻煩都是可以就地掩埋的。錯就錯在大白天就開始施工，洞挖太大，而且沒有和宣傳部門溝通好，現場的攝影記者也沒有全控制住，準備工作比較倉促。這次事故最大的教訓就是以後在就地掩埋某些事物的時候還是要考慮到物體的體積和工作的保密。低估了。
他們認為，總體來說，這次的救援是成功的，及時的。調度合理，統籌規範，善後滿意。唯一的遺憾是在輿論上有點失控，他們覺得這就不是我們的責任了，輿論不歸我們管。
他們認為，從大的來說，我們舉辦了奧運會，我們取消了農業稅，這些你們不讚美，老是抓住一些細枝末節的東西，這是甚麼居心。我們本可以在政治上比朝鮮更緊，在經濟上比蘇丹更窮，在治國上比紅色高棉更狠，因為我們擁有比他們更多的軍隊，但是我們沒有那麼做，你們不感恩，卻要我們謝罪，我們覺得很委屈。這個社會裏，有產者，無產者，有權者，無權者，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很委屈。一個所有人都覺得委屈的國家，各個階層都已經互相脫節了，這個龐大的國家各種組成的部份依靠慣性各顧各的滑行着，如果再無改革，脫節事小，脫軌難救。
國家為甚麼不進步，是因為他們中的很多人一直在用毛澤東斯大林時代的他們來衡量自己，所以他們永遠覺得自己太委屈了，太開明了，太公正了，太仁慈了，太低姿態了，太不容易了。他們將科技裹着時代向前走的步伐當成了自己主動開放的幻象，於是你越批評他，他越渴望極權，你越搞毛他，他越懷念毛。
有一個國家機器朋友對我說，你們就是不知足，你這樣的文人，要是擱在四十年前，你就被槍斃了，你說這個時代，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
我說，你們就是不知足，你這樣的觀點，要是擱在九十年前，早就被人笑死了，你說這個時代，他到底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
《蘋果》11年7月31日

梁文道《信，還是不信》

2011-07-31T18:10:00.000+08:00

就在《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出版前一兩個星期，一位朋友的父親去世了。老先生只比民國小三歲， 1931年畢業於福建馬尾海軍學校，是抗戰時期國軍的海軍精英。危難時刻，他參加了敢死隊，就和那個年代許多國民黨的青年軍官一樣，行前還特地給家人寫下一封慷慨激昂的遺書。九死一生，他隨後轉戰武漢，同時帶領研製水雷的任務。終於打到了抗戰勝利，他一邊在江南造船廠工作，一邊任職於上海交通大學，希望獻出餘生給重建中的國家。當國民黨要敗走台灣了，蔣介石特地派人接他，指名要他跟着走，大抵是為了他那十幾年的經驗和專業知識。可是老先生沒走，雖是國民黨黨員，他也徹底厭棄了當年國府的專權腐敗。正如那個年頭無數熱血青年與天真單純的知識分子，他相信共產黨，相信一個被預許了的民主新中國。沒多久，他回到了武漢，是今日武漢理工大學的創校元勛之一，老人要繼續他那未完的大業。
在老人的前半生，我們看到的是一幅玫瑰色的圖景，恍如電影《建國大業》與《建黨偉業》某些片段中的背景人物，激情陽光，永遠眼望遠方，很適合用「激動人心」的紅歌來為他配樂。但接下來的事呢，就不必多說了。反正身為前國民黨黨員，又是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從反右到文革，老人的經歷實在和我們曾經聽過的許多故事沒有太大分別。難怪今天的進步愛國青年一聽就皺眉，嫌這些妖魔化共黨的瑣碎小事太老套，無非就是抄家批鬥，也確實老套。比較有意思的倒是最近這十年，共產黨的領導文化與風氣變得很不一樣，在乎的不再是路線、出身和思想，而是些更唯物的東西。老人沒有趕上這股變化，仍然堅持老派樸素作風的他退休了，而坐在枱面上的新人物則開始打他退休待遇的主意，比方說扣了一個面積比較大的住房不發。待得老人病重入院，單位還派人去醫院商議轉院，趕緊送他去等死的地方，免得浪費寶貴的醫療資源。我的朋友沒辦法，寫信竟然寫到了台灣連戰辦公室，沒想到「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辦公室」立刻回信，還稱讚他的父親「一生愛國愛黨」，真不知道其中所說的那個「黨」究竟是哪一個黨。無論如何，自從台灣那邊給大陸國務院去了一封之後，整件事的級別就不一樣了，甚至驚動了「國台辦」，大概這時候他們才想起老人家不只是共產黨底下報廢了的舊電池，還是一個參加過抗戰的老國民黨。我一時忍不住，對着悲憤莫名的朋友開玩笑說：「沒想到最後還是要靠國民黨」。
說起來老人家也真是夠純了，他對身邊這許多事懵然無知，不曉得子女的奔走和憤怒，一天到晚還在看電視關心祖國，見到溫家寶的政改言論之後，甚至跟病床側的家人高興地打賭，他說七一黨壽之前必有動作，這回中國民主終於有望了。最後那幾天，七一也過了，老人家在床上常常痛苦喊叫，聲音在深夜的醫院走廊之間回旋，非常地不平靜。末了，老同事來看望他，他說自己只有三句話；一是政府要改革，二是中國要民主，三是「我這一輩子被共產黨騙了」。

講了這麼半天，這些事和司徒華先生的回憶錄有關嗎？有的，關鍵就在那個「騙」字。我見過太多人說「我被共產黨騙了」這句話，分別只在於時機，有人是在林彪事件之後，有人是在打倒四人幫之後。在香港，更多人則是在六四之後。那位老先生經歷半生滄桑，卻要一直等到臨終前眼見溫家寶說完話不管用之後，才用盡力氣一個字一個字地承認：「我這一輩子被共產黨騙了」。沒有類似經歷的人恐怕很難明白這句話的份量；說出這句話，等於是一個人的徹底轉化。好比信教，你大半生跟隨這個宗教的指引，為它賣命為它吃苦為它受了數不盡的委屈。然後有一天你忽然發現這個教是騙人的，這豈不表示你之前走過的路是浪費青春，那段人生是白過了嗎？當然共產黨不是宗教，但對這些人來說，那卻是一個理想的化身，在塵世間行走的精神共同體。如今你竟然要反對它，同時否定了自己？我讀《大江東去》，其中一個焦點便是要找到這句話出現在甚麼環節。結果我發現司徒先生沒有明確說過這麼一句具有「言語─行動」（ speech- act）效果的背教宣言；儘管他曾表示「六四事件，令我對中共有了最本質的認識，我對中共已經不再存有任何寄望」。

承認受騙，首先要有一個相信過的背景。司徒華先生當年相信共產黨究竟信到甚麼程度？他做過「組織」裏的人嗎？這是《大江東去》一書最受關注的部份。看到司徒先生加入共青團這一節（媒體報道都說他加入的是共青團前身「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但不要忘記「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在 1957年正式易名為「共青團」之後，他還一直留在團內工作，等待組織的安排。如此看來，他確確實實就是共青團的超齡團員），很多人都覺得無法接受。在這些人眼中，共黨和反共勢如漢賊之不兩立。司徒華先生一直領導支聯會，爭取民主，要求結束一黨專政；他怎可能加入過共產黨的預備梯隊？他應該從頭到尾地反共才是。難怪他們之中有人要懷疑這本書有問題，甚至是想抹黑（或者「抹紅」）司徒先生了。
也許是想讓支聯會等組織的善良支持者放心吧，否則這些熟悉司徒先生而且又老於政道的人又怎會不明白，司徒華當然在組織裏待過，因為他太像一個黨了，他簡直是香港泛民主派中最像共產黨的人。我這麼說，沒有絲毫的不敬；恰恰相反，「教協」之所以能成為香港最龐大最有勢力的工會，支聯會之所以能夠堅定不移地挺過了二十多年的考驗，靠的正是司徒華先生這份背景和歷練。
他真是太瞭解共產黨了。且看他為「教協」訂下的「農、輕、重」三字方針，看他如何苦心積慮地為支聯會和「教協」設下防止滲透的機關，這一切都是共產黨發展和維護組織的根本思路。我還記得，九十年代有不少搞社運的朋友嫌司徒先生太過獨裁，覺得他領導的組織很霸道；然而你又拿他一點辦法都沒有，因為他牢牢地掌握住了某種「群眾路線」，所以在他控制的組織內是奪不了權的，只能分裂出走。比如「教協」的理事會制度，要湊夠三十九人才能組閣競選；沒錯，這是選舉，是司徒先生自詡的民主開放。然而他也說得夠直白了：「到目前為止，並沒有人膽敢另組內閣參選。因為能否組織到三十九人是一個關鍵，同時，在組織過程中，一定被人發現打算挑戰現存內閣的意圖，那三十九人就會立即暴露出來。」以民主的形式防止「外人」滲透，這在另一個角度看來，自然就是專權了，卻是民主得無話可說的專權。

讀到司徒先生在「學友社」被人奪權的經歷，任何人都能發現他後來的「民主專權」實是其來有自。而這段共黨地下組織的經歷，也是這本書備受爭議和懷疑的其中一節。其實這又有甚麼好懷疑的呢？「學友社」的背景屬性根本不算秘密，參加過當時活動的見證者也多有在世，如梁慕嫻甚且為文記述當年奪權的往事。只不過某些香港人的政治見解單純，接受不了「華叔」也有他的過去罷了。看完這部份量沉重的回憶錄之後，我不曉得還有沒有其他人會有我這種釋然的感覺，覺得之前對司徒先生的模糊猜測終於落實。果然，一個最懂得和共產黨鬥下去的人，一定是另一個共產黨的人（至少做過共產黨的人）。但我仍然懷疑，司徒先生真有自己被騙了的領悟嗎？還是在某個意義上，他仍然是當年那個嚮往共產黨理念的少年，堅定依然純粹如舊，乃至於放在今天，他顯得比一個黨員還像過去傳說中的那種好黨員？
的確，司徒先生在六四中「看到，中共最本質的就是敵視人民，權力第一」。但是與此同時，他始終不忘「要我盡力貢獻自己的力量，為中國能夠抵抗外國侵略，為中國富強、為中國人民謀幸福、謀平等做一點事」；這全是每一個共產黨員理論上該要有的目標。而他對民主中國的夢想，「結束一黨專政」的訴求，豈不也和中共建政之前的黨人殊無二致？坦白講，在看這本書的時候，我常常懷疑，假如數十年前司徒華要不是不明不白地被組織懷疑，給人排擠了出去；就算經過六四的痛徹心骨，他後來會不會變得更像今日的吳康民呢？一個黨內的開明派？且看他到了一九八五年參選立法局之前，還要私下和新華社打招呼。而在許家屯邀他入黨的時候，竟然引用陳雲的〈大後方黨組織的徹底改組和擴大黨外的活動〉，說明「一些人過往和中共是有組織關係的，現在退出了，反而更方便開展工作」。而當時真正使得他無法再度靠攏組織的，始終是那揮之不去的心結：「我入甚麼黨？你都沒有解釋以前為甚麼甩掉我。你先解釋這個問題我才回覆你」。

最能說明他那「老一輩革命家」作風的，還是他以樸素著稱的生活：「對人生要有所執着，又要有所澹泊。精神上執着，使自己感到活在人間，有人氣，因而精進；物質上澹泊，使自己清心寡慾，雜念摒除，因而灑脫」。在香港政壇之中，司徒華的嚴肅是出了名的，他要求人家守時，而且自己比誰都還守時；他要求民主黨員不近酒色，結果他自己乾脆單身了一輩子。除了讀書寫字，中年以後的司徒先生幾乎沒有任何愛好。他那張床有半邊放滿了書，可與毛澤東一比，不同處僅在於他的床要來得更窄小，幾可容身而已。想當年，有不少人譴責司徒先生愛佔道德高地，但說實在的，這片道德高地也不是每一個人都佔得了的。他在這部回憶錄裏還詳細描述了共黨派人請他北上治病的經過。給你看病，療養你家人的健康，這原是統戰老招中的第一式，沒想到也是用在司徒華身上的最後一着。老練如他，自不會在此人生末日前的終極一刻才着了道。只是我願浪漫地猜想，哪怕是共黨，恐怕也會尊敬這麼一個老對手吧；一個為了要和你長期抗戰，於是把自己的私生活淬洗到無縫可鑽的地步的對手。這讓我想起好幾年前，一位正要大展鴻圖的本地政治人物和我閒聊，不知如何竟談到了要如何才能讓北大人相信他的事。我半開玩笑地告訴他：「去一趟北京，請他們教你何處找小姐最好。」這道理就和今天大家所說的「偽小人」相似，領導問你賭不賭，一定要說賭；領導問你愛不愛喝，一定要說自己向來無醉不歸。然而，這不只是為了表示沆瀣一氣的戰友情誼，更是為了博取信任。讓組織相信你的至上妙方，莫過於向他暴露你最陰暗最敗德最不可告人的秘密，宛若黑幫「投名狀」。相反地，假若你預備鬥爭，那就最好學習司徒華，讓自己成為一個永遠沒法被人抓到任何把柄的人，孤寡而無味。
從司徒華這一生來看，任何事只要沾上了共產黨，關鍵就永遠都是信任與否的問題了。對於主義和口號，你信不信？甚麼時候信的？又甚麼時候開始不信？在組織之內，你只能和你的上線聯繫，不得隨意橫越；如果你發現你的下線好像有人領導活動，但你全不知情，你只能隱密懷疑自己是否已經不得信任。當你身在組織以外，甚至與之對敵，那便得時刻警覺，以防滲透，千萬不能輕易相信任何人任何事。這是一種無有盡頭的心理遊戲和思維方式；是自從接到國際蘇維埃指示，在國民黨內潛伏工作以來便再也清除不去的習慣。

以這個角度去看今天的香港，你便再也不能只看表面可見的物事了，而要懂得懷疑。沒錯，這人說話說得很有道理，但為甚麼沒有人懷疑過他？一個從未遭遇反對和質疑的人是可信的嗎？那人總是打起正義的旗號行動，但從他每一次激進行動中實際獲益的又是誰呢？有人自稱可以發起比教協還要龐大的運動，他到底有甚麼用心？有人自稱不搞組織，但廣結善緣，四處結盟，再以一個「非組織」的領袖的面目出現？他究竟有沒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真正重要的，再也不是一段話一篇文章中人人都聽得懂的道理，亦不是一次行動本身那人人看得見的是非，而是背後，無窮的背後。
這是種黑暗並且令人疲憊的遊戲。有人說我們早該告別司徒華了；若要告別司徒華先生，甚至告別共產黨，最好的辦法莫過於徹底拒絕這一套思維方式。誠然，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是全世界最大的政黨，也可能是人類有史以來最龐大的政治組織。八千萬的黨員呀，一不小心，說不定一個踩着高跟鞋在海港城雲石地板上咯咯咯趕着掃貨的美少女也是黨員。在這年輕人為了工作為了前途才入黨的年代，恐怕再也用不着那種陰冷的地下黨遊戲了吧？那個屬於司徒華屬於組織的世界大概也早就過去了吧？
你，信還是不信？
《蘋果》11年7月31日

澳門行程

2011-07-22T19:51:00.000+08:00

Day 1 香港→澳門→ 金都酒店check in→議事庭前地 →大聲公涼茶 →大三巴 →義順牛奶公司 →美心亨利(葡國菜) →賽車博物館&葡萄酒博物館 →蓮花廣場 →澳門文華東方酒店下午茶 →瑪嘉烈蛋塔 →潘榮記金錢餅 →檸檬車露 →娛樂場逛逛→老上海滬杭菜館(宵夜)

Day 2 金都酒店Buffet早餐→龍華茶樓酒家 →禮記多士 →佰利來超市 →LE BISTROT(非常棒的法國菜) →威尼斯人逛逛

Day 3 金都酒店Buffet早餐→莫義記(官也街甜品) →新好利蛋撻(燕窩蛋撻) →達榮魚翅(魚翅湯超好吃) →大利來記豬扒堡(澳門最有名的豬扒堡) →澳門→香港

玻璃股及機械設備股不振原因

2011-07-21T13:27:00.006+08:00

中國工程機械工業協會稱1-5月份行业产销量呈下降态势

另外，國內平板玻璃、淨法玻璃價格五月份開始持續下降，原材料純堿、重油價升，造成玻璃股大調整。

七絕二首

2011-06-10T10:40:00.003+08:00

與諸君談事久蔓思無間道傻強事戲成此絕呈大雅君子

噭噭蕪詞大有心，機關巧設問升沉。儒門三戒羞言得，遂教前賢嘆喟深。

無題

前推後起是人間，乳燕飛巢竟欲還。逝水流春呼不住，浮雲散盡見青山。

口述歷史不可盡信

2011-05-01T10:58:00.000+08:00

蔡登山：口述歷史不可盡信
2011年05月01日

胡適一生提倡傳記文學，他認為傳記文學是中國最缺乏的一類文學。因此他積極地勸他的朋友們或老一輩的人物，希望他們寫自傳。「希望能替將來的史家留下一點史料」。一九三六年間，胡適過東京，晤及當時任駐日大使的許世英，便曾勸他寫回憶錄。一九五二年，胡適首次返台，又專程拜訪許世英，舊事重提。一九六一年元月份起，許世英的回憶錄由他口述，冷楓筆錄開始在《人間世》月刊上連載。
胡適是具有歷史的考據癖的人，他認為許世英的《回憶錄》，「將來定有人視為史實」，所以其中錯訛之處，他要負責為之糾正。他看了《人間世》連載的四期《回憶錄》後，寫信給許世英並提出兩點質疑。胡適的治學態度是嚴謹的，而且是相信專業的。他當年要考證《醒世姻緣傳》的作者「西舟生」就是《聊齋誌異》的著者蒲松齡時，就曾請專研古典小說掌故的孫楷第幫忙稽考《醒世姻緣傳》所記之地理、災祥和人物。同樣的，他也把《許世英回憶錄》的前五期請秘書王志維交給金承藝代為查考史籍，之後又把金承藝的信送給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李宗侗看，李宗侗是高陽相國李鴻藻的孫子，是熟悉有清一代掌故的。然後胡適寫了封信給許世英，同時將金承藝、李宗侗給他的信，請人清鈔了一份附上。
胡適在談到《許世英回憶錄》裏的許多錯誤時，說：「光靠記憶是非常危險的。」他並舉自己本身的例子說，他在上海讀書時，記有日記，他在赴美留學前即交他的二哥保存。在他學成歸國後重讀自己十幾年前的日記，發現日記中記有他當時閱讀過一本日本橫濱出版的《金瓶梅》，鉛字排印的，未經刪節的本子。他還在日記上頭寫了許多批評，但當時自己一點也想不起來了。要是不看此日記，還以為自己不曾看過《金瓶梅》。因此他說：「所以寫《回憶錄》，一定要有材料，如日記、年表、題名錄等等，都是十分重要的資料，不能專靠記憶。記憶是很危險的。我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作口述錄音的前一天，一定要把有關的材料收拾好，編一個大綱，像預備功課一樣，有時花了好幾個鐘頭，才能去口述。現在此地的一班人，不翻過去的材料，全憑記憶，就有許多錯誤了。可見口述歷史還是靠不住。」
胡適說的是口述者要做足功課，同樣筆錄者也要做足功課。這最成功的例子就是胡適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作口述錄音時，當時訪問他的是唐德剛。唐德剛在採訪胡適之前，已先將胡適的有關著作如《四十自述》、《藏暉室劄記》、歷年日記及其他零星散文進行擇要整編，然後擬定大綱、確定訪談內容，從而可避免訪問時的盲目性與無序性。當受訪人敍述錯誤時，唐德剛採取的是「直接代勞」的方法，以根據第一手史料得來的、已為史學界認可的歷史事實進行逕改。受訪人在敍述親身經歷時出現記憶錯誤、或唐德剛對於受訪者的敍述存在疑問時，不做逕改，而是通過注釋的方式進行糾正、加以提示。許世英在發表回憶錄時，已年屆八十有九。記憶難免失真，敍事更難免錯誤，對於他所口述的有關史實，正需要代筆撰寫回憶錄之人多多費心查核訂正，否則就難免出錯。
又據《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記載，胡適在五月二十三日寄信給許世英後，對胡頌平說：「賽金花是個沒有知識的女人，當年劉半農去訪問她，根本是多事的，劉半農是北大的教授，他親自去訪問，還把一個沒有知識的女人的隨便談話都發表了，人家看起來好像真有其事似的。由此可知道口述歷史也不可靠。」

據《賽金花故事編年》一書中說：「一九三三年賽金花七十歲，在北京。因為此時生活太窮苦，請求北京公安局免收她住屋的房捐大洋八角。有人替她寫了一個呈文，歷述她在庚子八國聯軍時代怎樣救過人，以強調她有免捐的資格。這個呈文，偶然被一個報館記者拿去登報，立刻震動了北京社會，並且傳播到全國各地，賽金花再度成為一個新聞人物了。」那個記者就是北平《小實報》的管翼賢。隨後各方名人絡繹不絕去看她，猶如欣賞出土的古玩；連在上海的「性學博士」張競生都寫信與她談風論月。一時大批「賽金花訪談記」出爐，包括劉半農、商鴻逵師生採訪整理的《賽金花本事》、曾繁的《賽金花外傳》，都是這時期的產物。
賽金花對劉半農自述身世時，完全未提及在歐洲是否與瓦德西相識；而在曾繁採訪她之後所寫的《賽金花外傳》中她就明白表示二人是老相識：「他和洪先生是常常來往的，故而我們也很熟識。外界傳說我在八國聯軍入京時才認識瓦德西，那是不對的。」在有些訪談中，賽金花全盤否認「瓦賽情史」：「我同瓦的交情固然很好，但彼此間的關係，確實清清白白；就是平時在一起談話，也非常地守規矩，從無一語涉及過邪淫。」奇怪的是，有的時候她又會誇耀瓦德西乃是裙下之臣。如《羅賓漢》的記者遜之採訪她時，她便說：「時瓦德西知余下堂，向余表示愛情，余愛其人英勇，遂與同居三四月之久。」
對此，香港掌故大家高伯雨（林熙）也曾在一九三四年間，多次去北京居仁里看過賽金花，並接濟過她。據高伯雨說，後來她對我也熟落了，彼此之間不太拘禮，談話也不太過客套了，她才坦白地對我說，她只見過瓦德西一面而已，和他沒有甚麼關係。當時高伯雨就指出《申報》的「北平通訊」所載她對記者的談話，其中有該記者問她在宮裏住過幾天，她答在儀鑾殿一共住了四個月，瓦德西走時，要帶她一同往德國，她不肯，他又叫她，宮中的寶物可以隨便要，她也不敢。高伯雨問她，對記者所說的，難道完全是撒謊的嗎？她微微一笑，似是同意，歇了一會才答道：「可不是嗎？」高伯雨問為甚麼要這樣呢？她答得頗有道理，她說：「人們大都好奇，報館的人和讀報的人更甚，如果我對他們說真話，他們一定不信，還以為我不肯老實說，我只好胡謅一些來打發他們，滿足他們的好奇心。同時又可以博取人家對我同情，幫幫我忙。像先生你既不是新聞記者，又不是賣文餬口的人，我怎好向你說假話呢？」賽金花萬萬沒想到後來高伯雨成為掌故大家，也賣文為生數十年，而就在賽金花死後二十多年，他寫了〈我所見到的賽金花〉公佈了這段談話。
胡適認為劉半農「根本是多事」，黃秋岳也認為「夫欲從老妓口中徵其往事，而又期為信史，此誠天下之書癡。」其原因在於賽金花為了滿足人們的好奇和博取同情，而一派胡言。對於此類人物，採訪者不能不慎，否則為其利用而不知，而寫出的口述歷史，也無甚價值，徒留笑柄而已。

每況愈下有甚麼不對？

2011-05-01T10:49:00.000+08:00

張大春：每況愈下有甚麼不對？
2011年05月01日

糾正人的人，經常理直氣壯，但是通常他們不知道：自己才該是被糾正的人。
過去數十年間，我不斷地聽見各方各面有識之士對於常民使用國語文之無知、誤用、訛解極度不滿，並時刻找機會斥其妄、摘其謬，似以非如此不能捍衞中華文化。不過，憤然作色的有識之士錯得也不少。其中最令我反感的就是將俗說的「每況愈下」糾正為「每下愈況」。這整個過程充分顯示小知識份子讀書不能通透，卻斤斤自喜於一得之見的嘴臉。
不只幾十次，我幾乎隨時可以聽見、讀到那些個讀了幾天中文系的蛋頭們大力指責小老百姓錯用成語，以致於讓專欄作家、媒體主播甚至教授名嘴也人云亦云地改了口，現而今我們在公開論壇上經常聽見人們指稱「情況越來越壞」為：「每下愈況」；而非「每況愈下」了。
他們振振有詞：「每下愈況」出於《莊子》，是一個古語，不應從俗而變，一切以返本溯源為是。的確，「每下愈況」典出於《莊子．知北遊》裏東郭子和莊子相應答「道，惡乎在？」的一段。莊子說了「道在屎溺」這樣的答案，東郭子簡直不知何以為繼了；莊子這時才把看似粗鄙的玩笑兜回一個幽深而抽象的概念：為甚麼「道」會顯現在「螻蟻」、「稊稗」、「瓦甓」、甚至「屎溺」這樣越來越卑下的事物上呢？莊子接著又打了一個譬喻：如何判斷一頭豬到底肥不肥呢？答案是看豬腳。豬腳越是往下越不容易肥的所在，一旦肥了，就越能顯示整頭豬的肥。這個譬喻說的就是「『道』在低下之處越發明白」。「況」字在這裏是表示「明白」、「明顯」、「清楚」的意思。「每下愈況」這個詞，也只有在應答「勘查道在何處？」的回答時才有意義。
但是千載以下，到了宋代，出現了刻意將「況」與「下」二字顛倒，而導入另一個意思的用法。這得先說起陳師道。陳師道在他的《後山詩話》裏說過這麼一段話：「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意思大約是批評韓愈的詩、蘇軾的詞，皆為「變格」，殊不近於詩詞本體，這就引致了另一為詩論家胡仔的指責。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東坡一》：「余謂後山之言過矣，子瞻佳詞最多……凡此十餘詞，皆絕去筆墨畦徑間，直造古人不到處，真可使人一唱而三歎。若謂以詩為詞，是大不然。子瞻自言，平生不善唱曲，故間有不入腔處，非盡如此，《後山》乃比之教坊司雷大使舞，是何每況愈下？蓋其謬耳。」
在胡仔筆下，「每況愈下」的「況」，因字位在四字成語之中的位置之改變，也就有了不同的了意義，變成「比喻」的意思，如：「以往況今，甚可悲傷。」或者「以夫子自況」之類。到這一步上，原本還不至於有甚麼誤會，因為在一般人的語境之中，很不容易有機會去指稱他人打比喻「越比喻越糟糕」。
可是南宋的洪邁卻寫下這樣的句子：《容齋續筆．蓍龜卜筮》：「人人自以為君平，家家自以為季主，每況愈下。」此處的「每況愈下」和胡仔那兒的又不同了；在洪邁這裏，「每況愈下」的「況」已經回到《詩經．大雅．桑柔》：「為謀為毖，亂況斯削。」指的是情形、景況了。今天我們若是要表達「情形越來越糟糕」，當然就要說：「每況愈下」才是對的。也許在胡仔和洪邁的心中，都出現過《莊子》的原文，而依然能打破原先的語意，顛倒生姿，有何不可呢？這不正是化舊語成新意的創造嗎？今人不知古而拘牽詞源，泥古不化者，真該愧死。
我這樣說，蛋頭們明白了嗎？也許。可是他們一時誤信誤執而傳遞給大眾的權威信息此刻還在風中飄蕩。我估計不超過三天，就會遇見另一個人問我：「到底該說『每況愈下』還是『每下愈況』呢？」
這真是每況愈下！

賣書心情

2011-04-27T19:09:00.004+08:00

在本站出售個人藏書，近半年來，只有一位同道垂詢，成交了幾本，家中空間有限，家人催逼日緊，自料書緣已盡，大限將至，與其苟延下去，不如引決自裁，遂於昨日致電新亞，請蘇太太登門收書，讀書人落得這個下場，殊堪悲嘆！

幾年前也請新亞的林先生來過一趟，林先生外貌酷肖錢鍾書，筆者以前在中大讀書，有一位校巴司機在人中處蓄一撮小鬍子，儼然魯迅，我們幾個同學每周到新亞書店淘寶，先在車上見過「魯迅」，再到洗衣街登樓拜侯「錢鍾書」，好不風雅！當年新亞尚未遷址，地方狹逼，一台老爺冷氣機轟轟然鎮日喘息不輟，我們幾人就在那書山裏碧落黃泉的亂翻，每次都挾一大摞書堆在林先生面前，口甜舌滑討一個折扣。最瘋狂的一次是我花了三千大元買了六七箱書，租了貨車逕運回家，當時家住九樓並無電梯，搬書的勞苦只有自已知道，而心中的暢快，也只有自己才知道。那些醉心買書的歲月一晃十幾年了，其間學殖荒落、馬齒徒增，家中藏書多束之高閣鮮少翻動，近年求學為人均感心灰意冷，漸漸與這些辛辛苦攢聚起來的書本疏遠了。

昨天蘇太太抵達前，我已挑出七箱書待售，蘇太太不愧生意人本色，直言為這幾箱書叫一趟車不劃算，不斷遊說我把架上的書全拿下來賣了。我當然沒有盡依其言，不過也把一批以前買回來時又驚又喜、本來絕捨不得的出讓的藏書賤價賣了。這些書在我家中勾留了十幾年，今緣盡而去，我不及紀述其名，今趁記憶猶新，且把印象深刻的幾本寫在這裏，留個紀念，其餘諸書若將來幡然記得，也將忝附於此，如此亦不負往日聚書的心情。計有：《全唐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唐詩紀事》、《宋詩紀事》、《明詩紀事》、《本草綱目》、《朱子語類》、《通典》、《遐庵清秘錄》、《全唐詩補遺》、若干冊《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水經注》等等，其餘種種，在蘇太太和夥計的催促下已慌亂不及記憶了，只知道不計上述這些大部頭的共計十箱，我接受了可恥的價錢－－畢竟，讀書人賣書，就不必計較尊嚴了，只希望這十幾箱書，可以有好的歸宿，落在懂書惜書的朋友手裏，繼續它們的生命。

語言背後的帝國主義

2010-08-18T16:06:00.001+08:00

粵普語言背後的帝國主義？

近日廣州發起「撐粵語運動」，萬人齊上街，大喊別具創意的粵語口號。廣州市民無懼當局打壓，對本地語言珍而重之，挺身捍衛令人動容。「粵普之爭」，不自今日始。在香港，幾年前教育界已有人倡議「普教中」方案，認為以普通話教學可令學生中文能力有長足進步。筆者發覺，無論在香港或大陸，不少人對普通話有所誤解，以為其乃中文之正宗或地位較崇高。筆者以研究人員的身份，從語言學角度談談粵普的語言性質問題。

文/ 曾曉華劍橋大學碩士研究生

何來「主從說」?

傳統文人研究語言，往往把廣東話和普通話，分別定性為「方言」和「共同語」，認為兩種語言處於「主從」的關係。這種階層分類（hierarchicalclassification）遺下不少問題，因為它意味着兩種語言屬母子關係（parental relationship，即粵語由普通話衍生出來），或兩種語言有地位高下之分（即普通話較粵語優越）——很明顯，以上兩種詮釋皆不成立。

其實，「粵語方言論」帶有很重的政治意味。論者彷彿站在中央皇朝的台階來看問題，所以才會認為說廣東話的人既屬國土之內，粵語自是「地『方』之『言』」。從語系分類來看，我們很容易發現「粵語方言論」為何不能成立。觀乎世界上不同的語言，有為人熟悉的兩大語系，包括約佔全球人口一半的印歐語系（Indo-European family），以及約佔四分之一人口的漢藏語系（Sino-Tibetan family）。而印歐語系系統又有不同分支，如德語語系（Germanic）、羅馬語系（Romance）。英語屬德語語系；羅馬語系則包括法語（French）、意大利語（Italian）、西班牙語（Spanish）和羅馬尼亞語（Romanian），這組語言是平行（parallel）的。在漢藏語系裏，我們最熟悉的當然是漢語語系（Sinitic），在這系統下有七位成員，包括粵語、北方話（Mandarin）、吳語、閩南語、湘語、客家話和贛語；同樣，這組語言都是平行關係。從這分類可見，粵語和北方話處於同一層級，絕對不是「主從」的關係。若說粵語或吳語是種方言，邏輯上等同說，法語或意大利語是西班牙語的方言——如果後者能成立，前者方能說得過去。

方言的定義

再談方言（dialect）。社會語言學家一般先確定一種語言，然後着手調查該語言在不同區域的變化（regional variation）。要知道兩種語言的關係是否方言，可以用一條簡單的原則來測試︰究竟說那些語言的人，溝通能否無阻？故我們不難理解︰在美國，說北方英語（如波士頓）的白人，聽南部的黑人rap 歌，縱然口音和詞彙上有顯著差異，卻不存在理解問題；在英國，倫敦人聽蘇格蘭人說話也沒有大問題，雖然後者保留了大量我們今天認為保守的中古英語發音。說美國和英國有不同的方言，毫無疑問是成立的。把同一問題放到漢語來，堅持中國境內有「七大方言」的朋友，不妨問問自己︰你能聽懂別人說客家話或上海話嗎（假設你沒有這兩種語言的背景）？

方言調查的範圍，可以小至一個省，例如廣東省內的粵語；可以是一個國家，例如英國的英語；甚至是跨國，例如俄羅斯（Russia）、白俄羅斯（Belarus）、哈薩克（Kazakhstan）之間的俄語比較。調查區域變化，主要體驗在語音上——即大家常關注的口音（accent）問題，也有語法上的調查。英國學者Peter Trudgill 在《英倫方言》（The Dialects ofEngland）裏，便從語音和語法兩方面着手，調查了英國不同地方的人如何說話。例如" long " 一字，英國南部的人一般讀/l .ŋ/ ，但北部如達勒姆（Durham）和紐卡斯爾（Newcastle）的人卻把該字的元音讀成[a] （發音接近"lang "）。標準英文會說" Ihaven't got any "，個別地方的人會說成" I ain't got none "，又以"Idone it" 代替標準英文的" I did it"、" a man what I know " 代替" aman that I know "。

筆者認為粵語不是普通話之下的方言，卻認為漢語語系的確有方言。該怎麼理解這種說法呢？漢語語系中的各語言是獨立的（雖然個別語言之間有相似的特徵，而且中國語言都採用同一文字系統），但每種語言均存在區域的變化，所以可以說，每種漢語語言有其方言。筆者茲舉兩個例子來說明。電影《唐山大地震》裏，地震後方達的奶奶專程到唐山把孫兒接到濟南，兩婆媳在屋裏為這事談了一晚上，觀眾如果細心點，應能發現兩個人的口音（主要在字的聲調）是不一樣的，因為李元妮徹頭徹尾說有唐山口音的北方話，奶奶是濟南人，說的是濟南的北方話。這就是北方話之間的語音差異。

在香港，我們會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你唔識死呀？」。筆者曾經在湛江聽人說過︰「佢真係無有識死。」雖然筆者不會這樣說話，卻無礙筆者理解湛江人的意思。句法上，「唔識死」跟「無有識死」，分別是「否定詞- 動語- 動語補語」與「否定詞-動詞-名詞」結構，兩者不相同。這就是廣東話方言之間的語法差異。因此，我們可以把唐山北方話和濟南北方話理解為北方話的方言，可以把香港粵語和湛江粵語理解為廣東話的方言。

至於普通話的本質是甚麼呢？根據官方的定義，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這段話其實說得很清楚，普通話主要是由北方話構成的，並且以北京話為基準。

但須留意的是，普通話與北京話並非全同。我們在上文論證了北方話有不同的方言（北京話應為其中之一），普通話的詞彙量，並不等同北京話的詞彙量；普通話的發音，也不全同於北京話發音。好些老北京話的語音特色，並沒有納入普通話之內（例如「波浪」，普通話讀作bōlàng，北京話卻有人讀為pōlàng；「比較」，普通話讀作bǐjiào，北京則有一讀法為bǐjiǎo）。何況今天的普通話，已經融入很多其他漢語語言（例如把「美女」說成liàngnǚ，即粵語的「靚女」）以及外來語言元素。因此，筆者認為普通話已是一種以北方話為主、並糅合了其他漢語語言特色的混合語言（a hybridisedSinitic language）。

沒甚麼可比

普通話在官方看來，是「現代漢民族用來交際的語言」。這陳述本身就不具任何主觀價值的判斷。部份學者把它看成是「方言」跟「民族共同語」的二元對立，那是後話。把普通話界定為「漢民族」的語言，足見大陸的政治考慮︰普通話時至今天通行全國，學的豈止是漢人？少數民族不說，至少還包括滿、蒙、回、藏等種族。正因如此，普通話在功能上扮演了「通用語」（lingua franca）的角色。綜觀世界的語言現象，通用語的作用是為兩個或更多說不同母語的語言群體，提供一個溝通的媒介。通用語可以是強勢語言，例如遠古時代羅馬帝國在歐洲南征北戰、用以維繫歐洲眾邦土的拉丁文，或者十九世紀因奉行殖民主義而流通的德語和法語，又或者因美利堅經濟和文化強勢帶動的英語。通用語也可以是凡人眼中「不入流」的語言，例如十九世紀廣州賴以跟西方貿易的洋涇濱英語（當時雙方用一些今天看來頗爛的英語來溝通，如「口花臣口夭米其干打」代表"How fashion you makee conta "，意即" How do you calculate？ "），或者今天在巴布亞新畿內亞（Papua New Guinea）裏有一種名為Tok Pisin 的洋涇濱英語。成為通用語的重點在於，語言社群之間有接納該語言作為交際語言的共識。

因此，我們不妨把普通話理解成一種以北京話為主調的通用語。從功能來看，它成為中國境內不同地域的人的溝通途徑。僅此而已。北方話和廣東話，兩種處於同一語系的平行語言，語法雖然相似，但語音、句法和詞彙各有特色。除客觀的語言特徵以外，沒有甚麼情感上的優劣、高下、主從值得比擬。

對等的自覺

這一番論證看似顯淺，何以坊間仍有不少迷思？至少，怎麼連兩種語言的對等關係也缺乏一份自覺？說穿了，不過是民族主義的意識隱隱作祟。強行把普通話和粵語兩種本無母子關係的語言分層，情形如同在東南亞地區，跟說不同語系的人（如馬來人）說，他們的語言較之已通行亞洲的普通話，只屬一小地區人所用，因此也不妨同時把泰語、馬來語（Malay）、泰米爾語（Tamil）、印尼語（BahasaIndonesian）等也列為「方言」。

但筆者想，即便是再大北京、大漢族的沙文主義者（Chauvinist），也不敢輕易說出以上那段頗有「大中華共榮圈」味道的話來。那麼，相同的邏輯，不同的待遇，是不是只因為前者多鎖上了一道叫「國疆」的大門？

從中國走到世界，再從世界走回中國，抽離國族和疆界，用理性的邏輯來重新思考和審視現狀，筆者相信能有更多良性的辯論空間。屆時，好些所謂「謎團」自能迎刃而解，如「為甚麼美英日德法等強國就有統一的語言，人民不會雞同鴨講，咱們中國人就得各說各話，讓鄉談成為束縛國家發展的繩子，讓方言成為中國一盤散沙的沙子」。有些看似有浩然之氣的大道理，如「保衛廣州話不應與普通話對立起來」，根本不值一哂。畢竟，在殖民地時代，英國人適度尊重香港本土文化，港督沒有下令以英文取締華文報章和電台，中文和英文總算能「和平共處」。從來沒有人要打倒通用語，現在的問題是，像甘茜蓮（Cecilie Gamst Berg）所說的，有人要大搞「語言帝國主義」（language imperialism）。

曹仁超唱淡港股樓

2010-07-19T12:09:00.000+08:00

曹仁超唱淡港股樓
恒指今季跌 3000點　豪宅泡沫隨時爆
2010年0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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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財經專欄作家兼評論員曹仁超昨日警告，港股今季將見 17000至 18000點，以上周五收市計算，跌幅將超過 3000點。不過，他同時指出，跌市之時亦造就入市的契機，估計港股可於 9月見底回升，首選內銀股及內房股。至於樓市方面，他對本港樓價，尤其豪宅市場憂心忡忡，擔心泡沫會隨時爆煲。
記者：黃武榮

曹仁超出席公開講座時認為， A股於去年 8月份見頂，及後今年 5月初乍現死亡交叉（ 50天線跌穿 250天線）後， A股再跌逾兩成，至本月初 2300點見底。
曹仁超補充指，中國市場屬領先指標，而港美兩地股市則為成熟型股市，走勢相對落後兩至三個月，因此按時間推算，港股預料於 9月份見底，谷底約處 250天線之下 10%至 15%，以現時牛熊線位處 20948計算，恒指將跌至 17000至 18000點水平。
曹氏指出，道指上周五急跌之後， 50天線與 250線僅相距 42點，周內有機會出現死亡交叉，對後市亦是一大利淡訊號。
近期內地企業陸續放榜，他認為，業績理想已反映在股價之上，因此即使公佈盈喜，企業業績甚至勝預期，但很大機會出現「見光死」情況。

滬股有機重見 07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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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第三季市況陰雲密佈，恒指有機會再插水。

雖然第三季市況凶險，但他卻不認為現時是熊市，亦不相信中港會出現雙底衰退，預期「十．一」國慶後，中央會推出放鬆銀根措施，投資者宜在 9月伺機入市，把握第四季開展的新升浪。
相對港股，曹氏對 A股市場更為樂觀。「 A股第四季會進牛市第二期，這階段會維持三至五年，而整個牛三，更可能於五至七年內完成，屆時（滬綜指）很大機會重見 07年 6000點以上高位，回報超過 200%。」
揀選策略上，曹仁超指現時只鍾情中資股，「本地股票只係上落市，到最後可能得個桔，但中資股仲係高增長市場，值博率遠勝本地藍籌…現時開始買內銀、內房股，可能買貴咗少少，但 80年代買本地地產，到 90年代高位套現，這種投資模式將會在中資股身上重演…四大銀行買齊都無問題，將來內銀會力拓理財及非利息收入業務，增長潛力十分可觀，回報一、兩倍只是時間問題。」

天水圍樓價飆響警號
樓市方面，曹氏坦言現時有少少驚，「在外國，未見過豪宅會建於地鐵上蓋；而每一次炒到天水圍我就腳軟，家連天水圍樓價都炒高，係咪爆就唔知，但已經係一個警號。」
曹仁超亦透露，其居住的豪宅被內地客瘋狂問價，「 97之後，我未俾經紀騷擾，但家就開始俾人打電話問價，出價仲高過 97年 50%，豪宅已經儍儍哋，爆唔爆要睇政府點處理，如果狂推土地，豪宅及樓市實冧。」

曹仁超對股樓滙睇法
•本港股市：今季跌多 10至 15%，最差為 17000點見底， 9月開始部署買貨
•本港樓市：豪宅被瘋狂炒高，天水圍樓如 97年般上漲，爆泡與否端視政府政策
•內地股市：第四季進入牛市二期，未來三至七年會突破 07年歷史高位
•內地樓市：一線城市房價 4至 5月份已見頂，今年仍有 10至 15%跌幅
•人民幣：今年會升 2%至 3%，最多升 4%
•金價：各種貴金屬中最堅淨，料於 1150至 1300美元徘徊
•外滙：美元短期會反彈，歐元今年會再跌穿 1.2美元

小說人生：竹園_董橋

2010-07-18T15:16:00.000+08:00

小說人生：竹園
2010年07月18日

四十幾年了，我實在不愛翻讀自己的舊作，出版社再版再印要我增刪要我寫序我盡量婉辭：「要印你們去印，我不沾手，」我說。「到底是潑出去的水！」舊作殊難愜意；新作至少還在掌握之中，可以斟酌，可以修理，安心多了。難怪徐訏愛說他最滿意的作品是目下正在寫的作品。寫作的人也許都該心存這樣的志氣，不然不會進步。這回出版社又要重印我二十四年前一本舊書，我惦念當年台北編印這本書的老朋友，寫了四百字小記追憶故人。看看書中毛筆自題的幾個卷名實在難看，我又悄悄重寫一遍。寫記寫字的時候無意間翻到書裏記胡適的一段舊事，不禁聯想翩躚，悲欣交集，久久兀臬。
胡適留美回國，一到故鄉，母親告訴他說他種的茅竹已經成林了，要他去菜園看看。胡適說他沒有種過竹子，菜園怎麼會有他種的茅竹？母親執意要他去看。胡適走進菜園，只見園中果然長滿茅竹，總有成千株了。母親提醒他說，十二三歲那年一個傍晚，房族裏的春富叔用棒柱挑着一大捆竹子走過，看見胡適站在路旁，遞了一根竹子給他，說是可以做煙管。胡適拿了竹子回家對母親說：「春富叔給我做煙管，我又不會抽煙，不如種在花壇裏罷！」漫漫十多年，那根竹子長得快，旺了一大簇，花壇容不下，母親叫人移到菜園裏去，竟又旺滿一園，還延生到隣家後園去了，難怪胡適記不起也認不出。
我那時借用胡適這段舊事描畫一九四九年前後山河多難文人顛沛的心情，兒時故園種竹的往事反而一筆不寫。記憶中，南洋故園是一幢又大又舊的老宅子，後院依山墾闢，雜樹蒼古，荒草叢生，幾經修繕才慢慢修出情致。山裏運賣雜花果樹的老農是吉昌叔，滿臉皺紋的客家人，胡適故鄉的春富叔一定也是這個樣子。吉昌叔送過小小一盆辣椒樹給我，一個雨季過去，小樹長得太興旺，小盆容不下，趕緊移植到我卧房外的花圃裏，從此又高又壯，油綠的辣椒越生越多，長年不斷，逗得吉昌叔比我還高興。果園四周的青竹我讀初一那年只想沿着籬笆種成一圈竹屏風，沒想到初二暑假已然長成一座竹林，隣家留學回來的公子隔着矮矮的圍牆說他很願意過來跟我一起砍掉那些亂生的竹子。公子姓廖，叫雲山，餘姚人，戰前去過香港讀書，戰後留英讀法律，衣食無憂，終日自在，難得遇上這樣有趣的砍竹差事，他整整陪我操勞了兩天才把竹林修成清幽的竹園。

廖雲山比我大八歲，很快成了我的朋友我的老師，得空敲敲園門隨時進來坐在我卧房外的花棚下跟我聊天。我們聊《三國》，聊《水滸》，聊清朝筆記，聊民初掌故，聊他的留英趣事。我向來尊稱他廖先生，他向來叫我小弟。我上初三那年廖先生還帶着他的女朋友來竹園喝茶吃糕點，我家廚娘漸漸摸清他們的口味，隨時做得出他們愛吃的點心，甜的鹹的中的西的都有。廖先生的女朋友姓孫，四川江安人，父親跟過傅增湘，家裏一大堆藏園老人的字，連孫小姐那手書法也是藏園體，只是下筆顧眄，盈盈自若，跟她的姿容一樣秀媚：長髮是烏墨，明眸是硯池，一臉胭脂暈是端溪佳石的韻致，「不勞顧二娘費心雕琢了」，廖先生一時得意誇口說。「她叫孫小胭，今後你就叫她胭姐好了！」

胭姐人美心善，總是細心體貼大朋友小朋友，我讀完高一轉到萬隆讀英校，臨走全靠她來打點行裝，綉花錦袋裏治傷風肚瀉的成藥叮嚀了三次還不放心，終於要在每包成藥上小字寫明藥效和服法才踏實。
「都看清楚了嗎？」她問我。
「看清楚了。」
「吃了不見好要趕緊看醫生，懂嗎？」
「懂了。」
我去台灣求學那年廖先生和胭姐結了婚住在巴城，江干話別，胭姐摟着我哭了又哭，要我記得寫信報平安。讀大三那年深秋，我忽然收到廖先生來信說胭姐初患傷寒，遽轉骨癌，匆匆仙逝：「天妬紅顏，更妬好人，兩個月不到竟奪她而去，教我如何收拾殘生！」廖先生的信一字一淚，我在宿舍裏哭了好幾個晚上。一天半夜，我朦朦朧朧夢見胭姐來看我，清麗一身白袍徐徐飄到我眼前，她微微一笑美得像一尊白瓷觀音。「胭姐最是疼愛你，得閑到廟裏替她上香資福也好。」廖先生信尾說。我去了，台南那間小廟一片闃寂，我上了香燒了冥鏹坐在天井邊的石櫈上避雨，滿心是竹園花棚下胭姐慈美的笑影。
畢了業我在新加坡越南雲遊了大半年才定居香港。一九六七暴動那年，一天晚上廖先生忽然摸到我家來，乍見我幾乎認不出他了，滿頭白髮，一臉憔悴，低沉的聲音吳腔的國語倒沒變。他說是我老家把我的地址給了他：「南洋最是傷心地，試試遷來這裏住幾年調調身心。」多虧廖先生的幾個戰前英校老同學替他在半山巴炳頓道安頓了住所，他的心情總算平靜多了。真慶幸他家道殷實，不愁生計，人生經歷喪偶大痛還有轉圜的空間，擇地養傷，另覓寄托。香港暴亂漸漸平息，廖先生平日靠兩件事情消磨時光：一是天天到西環一家老商號聊天吃中飯，聽說他家是商號幾十年的大股東，年年分紅；一是跟國語電影圈幾位老朋友交往，搜集資料準備寫一部中國電影史。他是電影專家，外國片中國片都熟，五十年代還投資拍過一部文藝片。
那幾年他常常約我喝茶吃飯逛書店，說是一想念胭姐就想見見我解解憂。
「竹園花棚下的歲月多麼靜好！」他說。
「見了你我其實更惦念胭姐。」
「她最疼你了，心疼你太早出外。」
「我何嘗不疼她？」
廖先生愛帶我跟電影圈朋友小叙，他說明星杜娟淡裝最像胭姐，都是四川人。我說頂多六分像，廖先生不服氣，送我卷宗裏杜娟一張照片，天台上白衣窄裙嫣然淺笑真的是胭姐！「我沒敢告訴杜小姐，」他說，「陰陽相隔，忌諱。」不料杜娟不久也亡故了。七十年代我客居英倫，先是聽說廖先生回南洋去了，不久聽說心臟病發仙逝了，葬在胭姐墓園裏。我放假回去拜祭，墓園幽篁參天，風一來盡是絮絮的耳語：他們團圓了。
文：董橋

七言近體

2010-06-10T10:53:00.004+08:00

棲心物外早忘機，坐賞平湖一鷺飛。得到山頭春日暮，芒鞋且踏落花歸。

嶂疊峰迴第幾重，一年且盡甚從容。青燈幾盞挑長夜，萬卷詩書入夢中。

筆下猶豫四野茫，先生莫奈我疏狂。韓公進學兒曹語，豈及面書與大床。

化紙煙雲吹滿眼，低頭疾奮意爭先。沾衣汗髮銅壼急，課日從來少睡眠？

陰雲漫捲掩蒼穹，野馬連天起大風。海鏡何堪千杖碎，長鯨蟄伏氣難雄。

閑居半島煮新茶，半捲幽簾睇日斜。坐撫清琴吹管笛，詩書伴讀有紅紗。

光陰不留落風花，夜雨敲窗似種芭。竟夕蛙聲知氣暖，朝陽樹影蔭鄰家。何妨祖荻遲雞舞，晏起劉伶臥馬車。世事無心觀自在，與君把酒話桑麻。

一個新加坡人的香港樓市觀

2010-05-25T10:23:00.001+08:00

信報財經新聞
P31 | 理財投資 | 專家之言 | By 一帆 2010-05-25

一個新加坡人的香港樓市觀

我因為太太工作的關係，去年搬來香港居住，以前在新加坡、上海和洛杉磯居住過不少時間，所以對各地也頗為瞭解。自居港以來觀察感想幾多，分享一下我的看法，深感一般港人置業之難，生活之不易。

新加坡也是極細的地方，可是一到香港，同樣尺碼的房子，竟比新加坡小了一半。後來聽說香港的公寓分攤了公用面積，可還是一知半解，星洲的私屋建造也相似，地產商也定期向政府勾地，每個屋宇都有大片的綠地，可不見得分攤每戶的居住面積。相對而言，星洲的私屋綠地面積反倒還大些。發展商這樣charge 買家，真是暴利。

星洲的收入和土地與香港相比，香港人為房子付出的要多，而且買到還只是一個鴿子屋（pigeon house）。以前有個美國的穆斯林朋友到香港出差，回來後大歎苦經，香港的屋子細得連祈禱伏地的空間也沒有，我倒略有所悟，難道新加坡屋子頗大是托本地穆斯林的福。坦言，如果不是在香港出生的人，很難習慣這樣的屋子，更遑論美國人。

居屋私樓沒衝突

這麼細的屋子，價格又高，真可謂寸土寸金，買房可要看得非常仔細，所以本人雖然在香港還要住一段時間，可還在躊躇（研究了香港過去的房價走勢像坐過山車，心驚動魄，難怪房子那麼細，因為只是住一下下，高了一定要沽的）。最近看到政府的九招十二式，才明白原來買房是不能丈量的，wysiwygt（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並不適用於買房這樣如此重要的交易，想一下一個人一生中是否還有其他交易比這個更重要，反而這個卻不受保障（還有就是複雜的金融產品）。前一段時間，有新聞報道發展商們把外牆面積增厚幾十厘米，每套房就要多二十多萬元，如果用來買金子，可以買一兩斤黃金，真是叫人寒心，那些地產商已經是超級富豪了，賺的盆滿缽滿，卻還繼續幹這樣低級的勾當。奇怪的是，香港雖然是法制社會，對這些奸商真是十分客氣，難怪他們想要不發達也不行。

另一個讓我這個新加坡人詫異的，就是香港沒有建造新的居屋，夾屋的尾貨有幾萬人瘋搶。即使美國這樣的自由市場，一片新建公寓也要有些半價的屋子給符合條件的低收入者。新加坡的私屋雖然沒有香港貴，但對於一個剛畢業不久就要結婚的人來說，也還是不菲的，所幸只要你們的收入在8000 坡幣（約4.5 萬港元月薪，好像香港的線要低的多）以下，都可以申請一間公屋，價格是私屋的三分之一左右。

高鐵總站拉高地價

新加坡的房產因為聖陶沙和濱海灣兩個綜合賭場度假村的建設，在過去三年間都大幅上漲過五成，而且星洲的公屋的供應始終不斷，由於九成以上的人擁有屋子，所以對每人來說都是一筆財富增長，而年輕人依然可以申請新的廉價公屋。香港政府不能建居屋，所說的理由是不是太表面化了，好像居屋與私屋勢不兩立，實際上是機制不完善。推港人入私屋市場，年紀輕輕就背上了房債，還怎麼樣展拳腳。且慢，更慘的還有那些連房也供不起的年輕人們！

對香港的歷史我也是有些瞭解的，這樣的房產文化非一日蹙就的。英國人統治時期，香港的發展並沒有什麼規劃，大量的商業、居住堆積在維港兩岸，日積月累房愈細、價愈高，已到了畸形的地步。公屋的機制也沒有整體的考量，以謀求香港人的生活品質和最大福利為目的。

可惜的是，香港回歸十年以後，自己能夠決定，卻還沒有大刀闊斧將港未來發展放到正確的軌道上。最近的高鐵，且不論造價為何如此激高，這總站的選址只會造成地價激高，而讓其他地方如新界喪失發展良機，實在無發展眼光可言，平庸的規劃與超高昂的代價，讓人感到港官僚並非什麼能人，高薪人人可拿。想一下新加坡要在周邊十多國複雜環境中獨立經營，處於美中印利益博弈的格局下，還要獨立掌控貨幣政策，所幸成績不菲，所以儘管官僚薪水很高，倒也物有所值。

當然，英國人半吊子的事還不止於此，功能組別這個「遺產」，似乎是香港民生的對食者，蛋糕只有一塊，商人利益集團擁有veto 的power，難道會讓影響自己利益的決議輕易通過。普選的實現與真正解決香港的一些根本問題休戚相關，真正的能人才能上位，為港人打拚，而非作秀，而長遠來看，民主自由才是香港作為中國一個地區的招牌賣點，而在金融、商業和服務業將受到內地大城市的強力挑戰。

一個居住香港的新加坡人

一帆

父慈子孝

2010-05-23T13:17:00.002+08:00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41 | 副刊 | 生命通識 | By 岑逸飛 2010-05-20

父慈子孝

古人說的「父慈子孝」，並不是沒有母親份兒，廣義的「父」包括父母。若要嚴格分工，是父嚴母慈。女性一般較溫柔，適宜扮演慈愛角色，但慈母多敗兒，所以要配個嚴厲父親，慈母嚴父，一陰一陽，雙劍合璧，才不致溺愛子女，縱壞的孩子將來難以在社會自立，一如粵語俗話說是「生骨大頭菜」。

一般理解的「父慈子孝」，是指在一個和睦家庭，父母愛護子女、子女孝順父母，是基於作為中國文化主流的儒家，注重家庭倫理。在儒家「五倫」的父子一倫，是父母與子女間與生俱來的這種深厚情感。只是時代有變，到了今日香港，「父慈子孝」的本質恐怕亦有變，名稱沒變，招牌一樣，但舊瓶已換了新酒。

古代的「慈」，是慈中有嚴，慈愛感情的流露不失父母應有的尊嚴。古代的「孝」，嚴分尊卑，孝順之餘更要對父母順從和景仰。但如今父母與子女之間，尊卑觀念已淡薄。好的一面，是相互關懷的情況較多出現，尤其子女長大後，變成亦父母亦朋友的關係，打成一片；不好的一面，是感情內涵減少，物質影響抬頭，形成「代溝」。也許因為香港是中西文化交之地，西方文化對倫理親情較少具體理念吧！

「父慈子孝」的物質影響，是金錢因素介入。香港曾有調查顯示，子女對「好父親」的界定，是懂得賺錢便是好父親，這看法令人唏噓。為父的為口奔馳，賺錢養家，固然重要；但金錢可代替他對子女的關懷和愛心嗎？一個少與子女見面、交談，與子女沒有交流的父親，會是好父親嗎？終日沉迷電腦、打機，只顧個人玩樂，視父母養育為當然的子女，又是否算是孝順？

談到孝順，古人其實不主張盲目順從的「愚孝」。《孟子．離婁篇》提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常被人誤解。首先，所謂「不孝有三」是哪三種？按趙歧注釋：「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家窮親老，不為祿仕，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第一種不孝，是一味順從父母，見父母有過錯而不勸說，使他們陷於不義，這正好駁斥了「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的說法。父母是否真的完美不可侵犯？多年來，媒體不斷披露夫妻不和導致忽視照顧子女的案例，以及家庭暴力事件層出不窮，天下不是的父母可多得很，古人早已清楚明白。

第二種不孝，是家境貧窮，父母年老，自己不去當官吃俸祿供養父母。今日應是指不肯積極去找工作，寧願攤開手掌向父母要錢和養活他們，香港這類待業青年多的是。

第三種不孝，是不娶媳婦，傳宗接代，過年過節，無後代為祖先掃墓、祭拜。在今日來說，是到適婚年齡而不肯結婚，或結婚後不肯生育。但若因生理原因而不育，這是天意，與人無尤，不見得孟子會同意以此為借口去討小老婆或包二奶吧？

我們對於住屋問題的三種態度＿梁振英

2010-05-18T14:04:00.000+08:00

明報
A14 | 港聞 | 筆陣 | By 梁振英 2010-05-14

我們對於住屋問題的三種態度：自住的、投資的、投機的

【編者按：應否復建居屋，是近期公眾高度關注的政策議題，運輸及房屋局長鄭汝樺多次表明不傾向復建，但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在本報筆陣專欄羅列大量事實和論據，力陳政府有責任協助市民置業安居，本報全文刊出，歡迎政府當局回應。】

房屋問題，政府正徵求社會的意見。我們必須正確界定問題的本質，然後釐清幾個根本概念。

看香港的住屋和樓價問題，投資者、投機者和想買樓換樓自住的人，各有不同的態度。

提4 點意見與田北辰商榷

第一種態度是：買樓是投資，政府不應介入，因此不應復建居屋，房屋是否自置，政府不必上心。代表這種態度的一篇典型文章，是自由黨中常委田北辰在2009 年12 月1 日《信報》發表的〈建居屋助人致富是哪門道理？〉文章說：「我一直對居屋政策有很大保留。房委會動用公帑興建居屋，並以市價折讓價售予合資格家庭。他朝物業升值，居屋業主能補地價出售單位獲利，變相用公帑補貼業主賺錢，根本是本末倒置……。中國人置業的目的，從來都是希望將來資產升值，永不升值的投資，肯定無人問津。」

我提四點意見：

（一）我認為居屋業主沒有因為居屋政策致富。一個居屋單位的賣價不過是三幾百萬元，賣了居屋，還清按揭，補完地價，居屋業主一家從此露天蓆地，也不過是一二百萬元的身家。資產淨值十億八億的商人，不計自己住的物業價值，在香港大概可以剛剛攀得上個「富」字。200 萬元的400 倍才是8 億，500 倍是10 億，居屋小業主靠居屋致富？10 劃未有0.01 撇。居屋業主充其量是小康。香港共有30 幾萬個居屋業主，如果居屋計劃，可以每年讓一萬幾千戶香港家庭「致富」，我們更應該大力推動。如果1976 年麥理浩總督沒有推行居屋計劃，香港今天的30 幾萬戶居屋戶只是公屋租戶，我認為不值得恭喜。

（二）田北辰先生的核心論點是：「用公帑……市價折讓價……賺錢」。我認為：退一萬步說，如果居屋業主因此賺錢，香港不少其他人因政府的其他土地補貼政策也賺錢。

大家知道香港有3 個大規模的工業，而且有30 年歷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工業是什麼？香港有些工廠，用地面積大，而且需要在低密度的環境中生產，在私人市場經營不划算，因此為了「工業多元化」，政府在工業提供廉價土地，地價約200 元一方呎，是居屋一呎樓面價錢的零頭。如果這些土地用作高密度廠房，政府賣的地價肯定會更高。又如果以200元一呎賣給香港人建屋自住，肯定會很受歡迎。工業補貼地價我贊成，因為有明確的社會目標，和以較低地價賣居屋給香港人沒有分別。在工業經營的企業，都是牟利企業，這些企業家比買居屋的小家庭，是誰賺了錢致了富？

再者，幾十年前，不少特殊工業用地、公共交通用地和其他公共事業用地，政府收的地價往往低於政府開發土地的成本。後來香港社會發展，土地有價，不少這些土地已經成為地產項目。不少原來的廠商成為地產公司，連公司的名稱也沒有改，不少公共事業公司被地產公司收購，成為地產公司的附屬。為什麼地產公司要收購公共事業公司和公共交通公司？如果不是為了土地的開發潛質，為了什麼？將這些土地改變為房地產用途，根據地契的條款，有些要補地價，有些不必補地價，地產商賺的利潤，有沒有政府當年低價批地的成分？我認為有。

（三）不少廠家幾十年前在港九新界買入工業用地，有些地點當年是不毛之地，今天有高速公路和大橋直達，橋和路是公帑修建的，大家免費使用，廠房周圍建滿公屋居屋，提供工廠需要的勞動力。因為有了這些用公帑的建設，今天這些工業用地，即使仍然用作廠房，不變成地產項目，價值比幾十年前漲十幾二十倍，裏面有沒有政府公帑的作用？我認為有。有沒有令廠家致富？有。香港和台灣大陸不同，沒有實行孫中山先生「漲價歸公」的思想，沒有資本增值稅，更沒有土地增值稅，這十幾二十倍的增值，廠家連稅也不必交，富了，我們反對不反對？沒有反對。代表工商界和代表真正富人的人，沒有道理為了小市民、小家庭買作自住的居屋升了點值而興問：「助人致富是哪門道理？」

如果居屋家庭真的「致富」，香港社會在其他擁有土地樓房利益的人致富的同時，稍為均富一點，有何不好？

（四）在土地樓房問題上，政府有不同名目的補貼和鼓勵措施。政府以象徵式價格向房屋協會批出土地，房協推出長者安居樂計劃，建設了位於牛頭角和將軍澳的彩頤居和樂頤居兩個長者屋苑，提供576 個單位。這些專門為長者設計的單位，設施非常完備，包括按摩池、平台花園、泳池、綜合醫療診所（有中醫、西醫、牙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註診）、便利店、餐廳、圖書館、工藝陶瓷室、中樂室連卡拉OK、美容室、理髮室及健身室等。單位以「長期租約」形式租出，長者只需一次過或分期繳付一筆租住權費，即可長期居住，毋須再交租。房協不牟利，政府以象徵式價格批地，長者有沒有受「公帑補貼」？有。但我很支持。

此外，香港政府在1997 年3 月成立按揭證券公司，由政府通過外匯基金全資擁有，其中一個核心任務就是「促進更多人士在香港置業」。從1999 年3 月至今，該公司推出了旨在「協助更多市民擁有自置物業」的按揭保險計劃，核准貸款銀行可獲高達30%的保險，使銀行能夠造高達物業估價95%的按揭貸款而毋須承擔額外信貸風險。在此保險計劃下，市民只需付出物業估價的5%（如估價不足，則加上市價與估價的差價）作為首期，就可以「上車」做業主，大大降低了置業的門檻。2008 一年，該公司接獲21,477 宗申請，總金額達500 億元，已提取的按揭貸款額達204 億港元，市場滲透率為16%。

為銀行提供保險，讓銀行能夠造95%按揭貸款，協助更多市民擁有自置物業，是有明顯社會目標的公共政策行為。推行至今，市民反應積極，亦未聽到有反對聲音。要社會上所有人都能夠擁有自住物業是不現實的，但我們不能因此說政府不應該協助市民置業安居。如果我們真的認為政府不應協助市民置業安居，大抵按揭證券公司也要停辦，就讓銀行以商業考慮決定貸款成數好了。

投資人vs.住屋人對自置物業看法迥異

社會應該以什麼態度，看待房屋和買樓自住問題？將房屋純粹看成投資的投資人和將房屋看作置業安居的住屋人，對問題的看法南轅北轍。投資人會說：為什麼兩年前樓價較低、樓市較靜的時候你偏不買，要等到今天才抱怨樓市太熱、樓價太高？住屋人會說：「我兩年前不知道今年會結婚。」「我們兩年前不知道今年生孩子。」「我兩年前BB 剛出生，嬰兒放在客廳，現在孩子兩歲了……」「我兩年前還未儲夠錢上車……」

投資人會用種種程式算出租樓和買樓在投資回報上沒有差別：「你可以租樓，然後用買樓的首期買地產公司的股票，一樣可以分享到地產的升值。」住屋人會說：「孩子上學了，我不想家住得離學校太遠，不想每兩年到處找學校附近的租盤，不想和業主打交道，不想每次打口釘掛幅畫都要想起業主。」

投資人心中想的是第二個單位，第三個單位……；住屋人談的是唯一甚至是第一個單位。投資人的一切標準歸於這個符號：「$」；住屋人求的是歸宿、穩定、歸屬感和麥理浩總督1976 年說的「安全感」。投資人看的是回報；住屋人看的是紀律性儲蓄。

投資人會以為未來幾個月，歐洲經濟有潛在危機，世界各地的政府也有可能退市，因此利率可能上調，經濟基調也可能變壞，樓價回落，大家就可以「趁低吸納」，住屋問題就可以緩解。住屋人說：「發生這種情，我會擔心失業，擔心減薪，就算我拿的是鐵飯碗，加息會抵消樓價下跌的好處，我還是沒有足夠能力供樓。」

投資人不明白為什麼會有人買居屋，為什麼有人願意接受產權較低流通性的居屋，為什麼在漲價之後出售，要將漲價部分以補地價方式和政府分享。住屋人說：「我一家人住居屋住得很好，我家不必住出租公屋，不必和私人業主打交道，我們『升呢』。」

投資人不明白為什麼過去十多年，香港雖然經歷經濟上的大起伏，每年的住宅單位買賣合約總數，變化比想像中小（見圖一）。

這兩種人之間，沒有共同語言。

住屋問題的本質遠比「民生必需」複雜

除投資外，香港的住宅也經常是炒賣的對象。談炒樓不得不談住屋的本質。

住屋固然是民生必需，但香港的住屋問題的本質，比「民生必需」四個字複雜得多。

在衣食住行當中，香港人住的開支最大，而且相比其他已發展社會，條件甚差，因此是老大難的民生問題。房屋問題再度成為熱門政策議題，不完全是輿論炒作。香港人並沒有要求政府在衣食行問題上介入市場，沒有要求政府資助買小房車作代步之用，因為公共交通工具固定、可靠，而且政府對車船費有各種各樣的機制規範。

嬰兒奶粉是必需品，傳媒不時報道指大陸居民到新界北區的商店搜購奶粉，這些搜購沒有引起太大的關注，因為貨倉裏有存貨可以補充，價格再漲下去，入口商就會空運新貨來港，幾天內就可以把問題平息。不過，如果我們假設：香港嬰兒用的奶粉，只能在香港生產，需時3 至5 年，而且完全不能由境外生產商補充，某天奶粉供不應求，有人趁機入市，搜購和囤積奶粉，造成更嚴重的短缺和價格暴漲的問題，大家想想，政府可以坐視不理嗎？在這情下，如果政府介入奶粉的訂價，並補助低下階層家庭買奶粉，有人會說這是違反市場經濟原則嗎？有人會問：「你為什麼不早幾個月買，偏要等到今天缺貨時才買」嗎？

房地產就有這個特質。香港人需要的房屋，只能在香港建造，完全不能靠入口，而且建造周期長。我們的房屋，絕大部分是高層，加上近年各種城規和環保等要求增多，建造期長達3 年以上。外國的小洋房，不必打樁，不必安裝電梯，磚石結構加上木的屋頂支撐，1 年就可以交貨。香港樓房供應的滯後時間長，加深了供求的不平衡。由於這些特質，房屋不僅是必需品，房屋的民生敏感度比嬰兒奶粉更大。因為這個特質，各國政府對房屋的政策，都有特殊處理，不能簡單一句「市場力量」就可以解決或預防問題。

供應不可即時加大，減少需求又如何？在外國，甲城樓價貴就搬去乙城，乙城貴則再搬到丙城，這種現象，比比皆是。在英美等國，大城市的樓價高，不僅市民外移，大中型企業連同員工集體搬往外圍城市的例子極多。香港樓價高，往哪裏搬？可以搬去深圳番禺的有幾家人？香港有這個限制，幅員廣大國家和地區有緩衝能力，香港沒有。

也是資本主義的澳洲嚴限外籍非居民炒賣樓房

最近有一則新聞，值得引述，這事發生在澳洲。澳洲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近年的經濟發展得相當不錯。

2010 年4 月24 日，澳洲政府宣布：就外國人的投資規則，作重大收緊。此後，外籍非居民，如投資澳洲房地產，只可增加澳洲的住房總量（即買地建樓），而臨時居民買現樓，只可作自住用途，否則受法律制裁。有關限制相當嚴苛，其中一條是：「已經得到許可買樓的臨時居民，必須在離開澳洲之前強制性賣出物業」。助理庫務部長說：「政府要確保臨時居民和外籍非居民合法地投資澳洲房地產，符合社會的期望，而且又不為澳洲人的住房需求造成壓力」。這是澳洲政府對國民買屋需要的保障。對澳洲政府來說，澳洲並不願意看見由於外國人買澳洲住宅，造成價格上漲，令到澳洲人買不起。澳洲政府不會說：「外國人買了澳洲的住宅，總要租出去，本國人買不起，租樓也可以嘛！」這個例子說明（一）住宅不是一般商品。在工、商、住、舖四種樓房中，別的不管，只管住宅，外人止步。（二）租樓住和買樓住確有分別。

炒家的推波助瀾，是香港住宅價格波動的另一個主因。香港人炒樓比歐美澳日更普遍，資金更多。縱觀全球，近年只有新加坡的炒風接近香港，只有大陸的炒風超過香港。

香港有20 萬個私人住宅單位出租，當中有地產商，更多的是擁有一兩個單位的投資者。這些投資者為租戶提供租盤，長期持有，有正面的社會功能。但炒樓是另一碼事。

炒樓的影響是什麼？

炒家不必要特強的預見力，只是在價格持續上升一段時間後，隨大潮入市。炒家簽了正式買賣合同，付了10%樓價作為訂金，就可以換來繳付尾數、正式成交前的3 個6 個月的空間，善價而沽。沽不出去怎樣辦？近來利息低、租金升，銀根鬆動，借錢買樓收租仍有可為。於是沽不出去的話就付尾數，成交，然後租出去。

目前炒家佔多少？地產代理界說約佔所有買家的10%。2010 年4 月6 日稅務局長表示，稅局以電腦檢視和跟進房地產炒家，發現2007 至08 年可能涉及炒賣而需跟進的個案有6700 個，2008 至09 年則有4300 個，每個個案可能涉及多於一宗的物業買賣。我們又不妨用下面的辦法推想一下：如果香港境內外出現某種情，使得有40 億元資金在香港住宅樓市掃貨，用40 億元作為10%的訂金，就可以買下價值400 億元的住宅樓。400 億元是多少？大概等於全港空置二手住宅樓的兩成和兩成新落成的單位，造成樓盤貨源短缺的現象。

這種情在1997 年出現過。1997 年的炒風極為劇烈，當年住宅單位的買賣合同有17 萬宗，1996 年有13萬宗，兩年相差4 萬宗，等於2009 年住宅樓買賣合同宗數的37%（見圖一）。

香港不想管炒家也無增值稅中間階層是弱者

炒家是什麼人？大家身邊都會有親友，手上有三五百萬元，今天用幾十萬買這個單位，下星期再用幾十萬買另一個單位，香港有這種閒錢的人極多，也是我們社會的一種特色。

比起買樓自住的人，炒家有什麼特點？一是手上有餘錢；二是敢冒風險；三是下手快。樓市上升，由於炒家已對目標大型屋的各座各單位的情瞭如指掌，有時甚至可以不看單位的內部裝修，光憑經紀的介紹就簽訂臨時買賣合約。經紀做炒家的生意要比自住買家快，在這種市下，買樓自住的市民抱怨的不僅是樓價高，而是和炒家之間的不對稱的競爭。

炒家造成的另一個影響是退市快。香港的私人住宅單位，平均每10 年轉手一次（見2010 年4 月30 日「筆陣」），絕大多數自住業主不會隨市價變化出出入入，因為總要有地方住。炒家好市時追價追貨，跌市時拋貨止蝕，因此加大了價格的波幅。

為什麼要在炒家和外地買家問題上許多筆墨？在我們這個社會，大家不想管炒家，不想收資本增值稅，也不想限制外地買家。因此我們就更應該多些考慮香港人在這種環境中的置業安居需要，中間階層在這種環境中是絕對的弱者。

有種說法認為，中間階層家庭想買樓買不起，我們可以通過增加賣地，降低樓價，使得這階層的人買得起。我認為有兩個問題要考慮：（一）居屋的訂價約為市價七成，要中間階層家庭負擔得起，私樓價格要降低三成，這是不是我們希望見到的結果？（二）香港的人均居住面積相當小，樓價下跌，有樓的人會換樓，現有業主換樓的出價能力會比第一次置業的中間階層家庭強，單憑增加私人住宅用地供應，是否可以協助中間階層上車，大有疑問。

由於生產需時，地產的供應矛盾經常出現，不是供不應求就是供過於求，因此價格的波動，比大多數商品要大。世界上的主要房地產市場、地產公司、地產投資基金等賺錢和蝕錢的幅度都很大，連銀行也往往因房地產貸款而倒閉。美國盛產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再加入各種各樣的專家，發明各種各樣的預測程式，但住宅和商業樓宇的市場大幅波動，仍然造成個人、企業和金融機構的巨大損失。

政府不能在房屋問題無角色但「托價」和「壓價」力量不大

政府出台房屋政策，碰上跌市，如何是好？任何大政策，都有可能在出台之時，碰上外界因素而遭挫折。政府固然應該謹之慎之，應該對地產市場，對已經擁有物業的人小心保護，但沒有一個地產市場可以永遠平穩發展，這是地產市場的本性。

大家可以看新加坡在過去17 年的經驗。新加坡重建局的數字顯示（圖二），當地私人住宅價格指數從1993 年第一季度至1996 年第二季度之間，由80 點升至180 點，再在1996 至1998 年兩三年間回跌至100 點。其間新加坡元對港元匯率下跌16.6%。以港元計，這兩三年間的新加坡私人樓價下跌54%。比起1996 年第二季度的歷史高峰，新加坡樓價下跌後，何時「重見家鄉」，答案是12 年後的2008 年第一季度。新加坡的大跌市，和政府的房屋政策有沒有關係？沒有。跌市前新加坡政府沒有房屋政策上的大動作。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席捲亞洲，由於資本急速流走造成銀根緊縮，東南亞各國與香港無一倖免。1997、98年香港的按揭貸款利率上升至9%和11.25%，樓市受壓。

1997 年下半年開始衝擊亞洲經濟的，不叫「亞洲房地產海嘯」，叫「亞洲金融海嘯」。香港、新加坡、韓國、台灣、泰國、馬來西亞等無一倖免。1996 年香港的按揭年利率是10.5%，1998 年上升至11.25%，之後的幅度是2%至9%。香港政府的房屋政策不會影響利率走勢，即使我們堅決不協助市民買樓自住，如果利率上升至1998 年的11.25%，樓價一樣會應聲倒地。

政府協助香港市民置業，有沒有責任風險？我認為政府提供補貼促成社會目標，沒有強迫接受，無可厚非。在工業經營的廠戶在接受低地價的資助後，有沒有倒閉或破產的？當然有，包括30 年前做急凍點心的，做鵝肝醬的都是例子。廠戶向工業公司申請前，要做好風險評估，準備好資金。同樣道理，向政府借錢、向按揭公司借錢買樓自住的業主也一樣。由於亞洲金融海嘯造成的大跌市，新加坡有沒有大比例的負資產？有，從圖二的數據中大家可以推算。

香港政府不能在房屋問題上沒有角色，建出租公屋，停建復建居屋，停止或恢復置業貸款，以至最起碼的增加住宅用地供應量，都可以被視為對樓價有影響的動作。地價高，有人說政府有高地價政策；地價回落，有人說政府賤賣土地。市民大眾和「市場人士」對政府房屋政策的「托價」和「壓價」的力量愈盲目相信，政府的房屋和土地政策空間就愈少，市場以外積聚的住屋壓力就愈大。

規劃長遠房屋供求不能完全交託市場

接我想談點對青年家庭置業自住的看法。青年人不應好高騖遠，我完全同意，因此我不贊成大陸的青年人，在考慮買第一套房時，要買大面積的新單位，一步到位，買不起就抱怨社會。但我認為應該深入了解香港年輕家庭的置業需要。今天新一代的青年人，也許每個月可以供得起上車盤，但兩口子首期是問題。家境寬裕的父母往往「墊支」首期，然後讓年輕人克勤克儉，每月按時向銀行供款。還款能力是一個門檻，首期也是門檻。香港的大學生之中，有五六成人家住公屋，家境並不寬裕，有多少人可以靠父母「墊支」首期？香港只有兩成青年人上大學，其餘八成青年人收入更低，加薪機會不比大學生好，這批人的人數更多，又如何負擔上車盤？

青年人碰上的另外一個問題是爬升問題，大學生從師兄師姐口中知道離校五六年後的進程並不樂觀。我們二三十歲那個年頭，加薪快，晉升機會好，躊躇滿志。今天情大大不同。這個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要綜合解決，但我們應該知道今時和往日的不同。

30 多萬居屋業主中，大多數人買的是安居，升值固然好，但不是買居屋的主要動機。更重要的是，香港社會穩定，經濟向上發展，樓價升值，愈多中間階層和社會的上層一齊分享到這種成果愈好，這不僅是公平問題，是為了香港長期穩定繁榮的務實的政治需要。

估計長遠房屋需求，規劃長遠房屋供應，全世界的資本主義社會都要做，這是城市規劃和社會規劃的一個重要內容，不能完全交託市場。有了長遠規劃，因時制宜，因地制宜，靈活進退，是不二之途。【樓市和住房之五】

最低工資：看資方代表的數據＿梁振英

2010-05-18T14:02:00.001+08:00

明報
A14 | 港聞 | 筆陣 | By 梁振英 2010-05-07

最低工資：看資方代表的數據

“幾個月下來，我仔細看過所有資方代表的公開報告，裏面的數字，沒有說服我。”

今天談最低工資問題，下周五續談房屋和樓價問題。

特區政府決定立法制定最低工資，並於去年初成立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委員會於4 天前結束收集意見工作。過去半年，社會各界，尤其是勞資雙方，就最低工資水平的釐定方式和水平有極大分歧。

政府為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訂下工作準則和職權範圍：「以數據為依歸的原則，在確保防止工資過低、減少低薪職位流失，和維持本港整體經濟發展及競爭力等各關鍵層面取得適當平衡的前提」下；就設定法定最低工資的恰當機制向行政長官提供意見，並按此機制，向行政長官建議法定最低工資的水平。委員會亦要研究法定最低工資的實施對本港經濟可能帶來的影響，特別是對低薪行業和中小型企業的薪酬水平、就業情及經濟競爭力等的影響；並諮詢持份者的意見。

勞方要求較易明資方數據較複雜

委員會以數據為依歸，因此勞資兩方的代表和支持者也提出不少數據。

勞方的要求比較容易明白：一個工人一個月工作200 小時，時薪20 元，每月收入就是4000 元；時薪30 元，每月則收入6000 元。4000 元或6000 元一個月可以換取怎樣的生活，除少數太過脫離群眾的人外，大家總可以想像一下。

資方的數據則較為複雜，歸納起來，可分為三類：一是以全港工資中位數或平均數的某個百分比，作為最低工資的水平；二是以僱主的承受能力作為論據；三是預言實施最低工資之後，不同水平的工資會造成多大範圍的失業。

就最低工資水平問題，幾個月前，我在網誌上寫了一篇「請以數字說服我」。其後凡有這方面的數據，我一定仔細分析。部分數據，有點像我們念入門統計學時，老師用牙膏廣告作的告誡：「十個牙醫九個用XXX 牌牙膏」。造物者將人的腦袋放在眼睛後面、兩隻耳朵之間，大概也有這個用意。

自由黨去年10 月11 日，公開提出以下的數據作為論點：

「若本港最低工資訂於時薪24 元水平，月薪（即24 元X 8 小時X 26 日）為4992 元，已等於現時本港平均工資（統計處第二季：11,063 元）的45%，但根據立法會秘書處的資料顯示，除了個別國家/地區（法國）在制訂最低工資時，會超越上述水平外，其餘均是遠低於該水平，若以今日的最新情比較，差距更大，故最低工資是不可訂於高於24 元的水平，才可避免削弱香港的競爭力。」

首先要指出的是：自由黨用的「現時本港平均工資11,063 元」，不是全港所有受薪人士的平均工資，而只是「經理級與專業僱員」以下的平均工資。用這個數算出24 元一小時，「等於現時本港平均工資的45%」，顯然不符合實際情。

香港的高低收入極為懸殊，如果以全港平均工資，而不是「經理級與專業僱員」以下的平均工資作為基準，最低工資應遠遠超過24 元一小時，我相信大多數勞方代表願意重新考慮以此辦法計算。

再者，我認為將法定最低工資訂在全社會的平均工資的某一個百分比，僅是其中一個參數，不是唯一的參數。每個社會的收入分佈不同，物價水平不同，因此以上述的45%的界線，作為支持最低工資不能超過24 元一小時的論據，是以偏概全的做法。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的意見書則公開提出：

「委員會可參考世界各地的最低工資所佔其當地工資中位數的百分比作一比較。若建議的最低工資金額佔工資中位數的百分比過高（例如超過50%）或過低（例如低過40%），就需要考慮應否作出微調。」

香港的收入分佈極為懸殊，370 萬的工作人口的工作收入中位數，僅是每月1 萬元，因此即使將最低工資訂在中位數的50%，只有每月5000 元，這個水平，顯然不能達至立法的本意。

資方代表公開報告的數字沒有說服我

在資方的承受能力問題上，立法會飲食界張宇人議員在3 月下旬公開提出：「若將最低工資訂為20 元，『殺傷力不大』。若訂在20 元以上，對就業、職位、競爭力及長遠投資都有影響」。什麼是殺傷力？殺傷力有多大？兩個月後，張議員在5 月3 日上載到個人網站的《香港飲食業最低工資調查報告》的第48 頁，列出受訪對象認為不同最低工資水平對總薪酬開支的影響。這些統計數字清楚說明，受訪的僱主認為：如果最低工資訂為時薪20 元，超過八成的僱主表示薪酬開支增加少於5%，幾乎全部僱主表示薪酬開支將增加少於10%。薪酬是資方的成本的一部分，薪酬佔餐飲業的總開支多少？據資方的說法是30%，工聯會表示僅為15%，我們姑且用20%。薪酬加少於10%，即總經營開支增加少於2%，這2%大抵就是張宇人議員口中的「殺傷力不大」的意思。張宇人議員其後正式提議將最低工資訂於24 元，據張議員自己做的上述問卷調查顯示，如果是24 元，57.7%的僱主的薪酬開支增加不多於5%（按我上面的假設，總經營開支增加少於1%），另外33%的僱主總經營開支增加的幅度是在1％至4%之間。這些數字比較具體說明了張宇人議員口中的「殺傷力」。搞得滿城風雨的廿蚊廿四蚊的殺傷力，用張議員自己的報告，說來說去，就是經營總開支的1％至4%。

政府最近公布的工資指數顯示：幾個大行業的工資繼續下跌。2009 年第三季度的工資指數比一年前下跌，中式酒樓跌5%，其他酒樓跌3%，快餐店跌4%，如果餐飲業的所有級別的僱員，都加3％至5%，只不過回復到2008 年第三季的水平，這也是對張議員口中「殺傷力」的一種驗證。

在失業問題上，前天報章報道：「一直反對」最低工資的科大經濟系教授雷鼎鳴認為：最低工資應為「零」，因為香港勞工較多「可替代」，例如以機器代替，加上每日有百多名新來港人士提供低廉勞動力，故最低工資水平愈高，便會推高失業率。雷鼎鳴教授指出：「現時很難有數據去評估最低工資對本港失業率的確實影響，但他說，假設最低工資訂在時薪25 元水平，16 萬低於這薪酬水平的僱員中，估計有6 萬人生計受影響，僱主給多了工資、但會減少人手，增加留職員工的工作量，保持公司運作。」

首先，香港每天百多名新來港人士，不是全部投入職場，當中包括大批的青少年兒童。其次，對最低工資反應激烈的飲食業，僱用的低薪工人多是售點心員和清潔工等，用機器、減少人手，可行嗎？雷教授沒有說清楚6萬人「生計受影響」，是什麼影響，是失業嗎？如果是失業數字，近四成人因此失業，合理嗎？

在最低工資導致失業這個問題上，自由黨在2009 年10月11 日公布的最低工資民意調查結果指出：

「在計及牽涉的員工總數後，假如最低工資訂於24 元時薪，以全港逾27 萬間中小企而言，因此而失去工作（遭裁掉或撤換）的低技術僱員將近3.6 萬人，等於整體3,495,300 就業人口1%。若最低工資的水平訂於工會要求稍低的時薪32 元，令高逾17 萬名低技術僱員飯碗不保。」17 萬這個數怎樣算出？

報告中的表二有「總裁員/改請員工人數」，有「累計受影響人口」，然後就是17 萬人「飯碗不保」的結論，這結論是否合理先不說，就計算程式也應該有清楚的交代。

幾個月下來，我仔細看過所有資方代表的公開報告，裏面的數字，沒有說服我。

梁振英行政會議召集人www.cyleung.hk

美麗妖魔化自我形象之迷思

2010-05-18T13:58:00.001+08:00

信報財經新聞
P43 | 副刊 | 城市專題 | By 劉妙賢 2010-05-18

美麗妖魔化自我形象之迷思

　　激瘦模特兒因厭食症死亡的消息尚未夠震撼，身邊女性朋友不時為嘴饞而懊惱，揚言「斷食」數天才能彌補貪食的「罪過」，有些更誇張說恨不得有厭食症，彷彿體型與美好的一切畫上了等號。這種對體型的追求更取代其他因素，成為構成自我形象的重要部分，臨床心理學家指出，自我形象差是導致飲食失調的其中一個高危因素。

根據香港飲食失調康復會資料顯示，很多人都想追求一個單一的「瘦削」身型標準，加上媒體推波助瀾，不斷暗示「身型等同於自我價值」、「瘦了就會得到自信、愛情、工作及朋友」等誤導訊息，使很多人對自己的體型不滿，以為擁有瘦削身型就等於美麗和成功，生活上的種種問題也可迎刃而解。二十多歲的Mary曾患上厭食症，體重最輕時只有六十多磅，瀕臨死亡邊緣，她不諱言自己亦曾被媒體打造的女性形象所迷惑，「以前認為瘦就能擁有一切，結果卻什麼也得不到，甚至幾乎死去」。這些經歷讓她明白身型不應與自我形象、自我價值等掛，她強調身體的線條不能決定人生的一切。

超現實身型標準

媒體追捧瘦削體型形象所引致的災難性心理及生理健康問題，已惹起不少人關注，如曾登上《時尚》（Vogue）雜誌封面的加拿大超模Coco Rocha，她揚言絕對不減重，不介意設計師嫌她四十七公斤「太胖」而失去走秀機會；德國最暢銷女性雜誌Brigitte去年宣布不再刊登「零碼」模特兒照片；早前英國超級名模Kate Moss發表崇尚骨感身材的座右銘後，立即遭到各方媒體及組織的痛批，甚至她代言的服飾品牌也認為這番言論有損企業形象。縱使如此，這種扭曲了的身體形象早已深入民心，不少人為達到這要求而使自我形象低落，甚至患上飲食失調症。

早前基督女青年會發表調查報告指出，九十後女生對自己體格與外表的滿意度不合格，顯示女生自我形象低落。香港飲食失調康復會臨床心理學家余文蕙表示，組成自我形象的範圍很闊，包含了個人能力、外表、社交上受歡迎程度，也可以是他人對自己的看法，以及自己對自己的看法等，而身體形象是對自己看法的一部分。在「社教化」過程中，家人、朋輩與媒體均對自我形象建立的影響甚深，「自我形象會隨經歷、朋友的態度或批評，以及個人對自己的看法而變，引致較差的自我形象或身體形象的原因有很多，自我形象差是導致飲食失調的其中一個高危因素」。

「從社會認知理論上來看，如何看待自己並不一定全靠自己想像，很多時是視乎他們如何看自己。如這人很漂亮，得到很多稱讚，受人歡迎，有不少人追求，他們就會跟這個『好』的標準去做，很多時這標準未必是自己親身體驗過，只是看到他人的『好』結果才跟做。」正如國際時尚圈崇尚只穿零號碼衣服的紙片模特兒，她們骨瘦如柴的形象「深入民心」，法國現在約有四萬名婦女患上厭食症，連前任總統舒拉克的長女也受到此症折磨了逾二十年。

認知被媒體扭曲

媒體追捧骨瘦如柴的女性形象已是老生常談，引起的不只是減肥傷身的問題，對尚未完全建立正面自我形象的青春期少女來說，影響的可能是她們整個人生。調查結果指少女根本沒有足夠能力去分析網絡資訊的對錯，這有機會扭曲了她們在體態與外表等方面的認知，對她們的成長與發育有深遠的影響。余文蕙說︰「社會風行的瘦削身型已被內化，亦不斷強化這標準，即大眾十分認同媒體打造的身體形象，更將之變為自我價值標準。我們會因遭受周遭壓力而想瘦身，有研究證明，當你愈看纖體廣告便愈相信其內容，對體型不滿的指數也會愈高，部分人會將這標準與自己比較，他們會認為既然他人可以瘦，我也可以一樣，引發他們對體型的不滿，而去減肥。」在余文蕙接觸的飲食失調患者中大都有同一個想法：「她們認為瘦了，就會得到他人的認同欣賞，因此十分重自己體型，再加上身邊的人也認同這體型指標，她們這想法就更加得到認同，促使她們去減肥，當這想法極端發展時，便會產生極端行為。」從事女性雜誌記者透露，媒體打造的女性形象是超乎現實的，模特兒的身型雖然夠瘦，不過很多時是瘦得胸臀也沒有，要靠電腦軟件為相片「加工」，才有「玲瓏浮凸」的效果。Mary說雖然明知廣告相是「執」過，不是真實的，即使當時的她擁有身高1.66米、體重100磅的標準身材，也期望自己與宣傳照上的體態看齊。

歪風傷害整個家庭

事實上，她們根本難以達到被媒體「神化」了的女性形象要求，當她們愈將自己與傳媒報道的女性比較，其自我形象愈低，愈嘗試改善自己去符合傳媒報道的女性形象，其自我形象愈負面，愈易產生自卑感。有時太管束自己去符合「目標」，便會引發龐大壓力與負面情緒，嚴重可演變至進食失調，患上厭食症、暴食症等。根據香港飲食失調康復會的資料顯示，很多進食失調患者均有扭曲的自我形象和自我評價，認為身型及外表代表了一切。

對進食失調患者來說，失去進食興趣、暴食或扣喉等，固然為生理與心理帶來痛苦和傷害，不過同時受影響的卻不止患者一人，家人在照顧患者過程中亦承受極大壓力，當中有四成甚至出現精神及情緒問題。當父母發現子女患病時，在心痛之餘，亦感到自責或自怨自艾，他們出於緊與關心希望子女盡快恢復正常飲食，卻觸發更多磨擦，Mary說當時最常上演的是「飲桌上的戰爭」，每餐都在為進食多少而爭吵，關係變得愈來愈差；有位母親說在女兒厭食症發病時，每天都過得提心吊膽，「假若半夜聽到拉水聲，我就會將耳朵放在門邊偷偷打量她是否又在扣喉；假若她的電話接不通，我又緊張地以為她是在街上暈倒，不省人事……我自己亦有工作，白天上班強顏歡笑地面對龐大的工作壓力，晚上又要面對一個『瘋子』，我的精神快要崩潰了」。母親為女兒的厭食症行為羞愧得無地自容，她感到極度無助和絕望，甚至已經準備好「遺書」以及想好「解脫」方法。幸好這位母親得到社工與專業人士的協助與支持，還有一班同病相憐的父母鼓勵與關心，才讓她克服一個又一個的挑戰。

「自己之前真的做錯了，只在意身型方面，得到一個好大的教訓。」Mary回想患厭食症時，最遺憾是對不起父母，因個人關係至整個家庭陷入一片愁雲慘霧之中，不斷的衝突差點斷送了親子之間的感情，即使最在乎的學業也不得不暫停，社交生活、健康等亦一併失去，這全是為了「瘦便能得到一切」的扭曲自我形象，十分不值。Mary已克服了這段自我價值扭曲之路，她現在不會再特別留意他人的身型，因為每個人都有不同體型，這是天生的，「我仍然會對自己的體型緊，不過是在於健康方面，體型不可以過分瘦，也不會向兩極發展，要從中取得平衡」。

當被問及對自己身型的滿意度時，她一陣沉默後才釋然一笑，「其實體型還可以fit多少少，我覺得是缺乏運動的關係。不過我不會再跌回之前的世界，因為我有了新的自我價值觀」。每個人建立自信的立足點都不同，不須靠外表和身型來提升自信心、證明自己能力或爭取別人認同，「自我形象是從多方面來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專長，視乎以何角度來看待自己」。

專家指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自我形象，亦沒有好壞之分，重要的是什麼形象才適合自己。這很大程度取決於一個人對自己的認識、了解及對自我價值觀的認同，胡亂模仿其他人，可能只會令自己的形象更為模糊。若能以積極正面的態度，對自己的優缺點皆能肯定及接受，有足夠的自信心及自尊，便能發掘到一個適合自己的形象。　

文劉妙賢

入市

2010-05-06T20:45:00.002+08:00

1200美聯$6 268金碟$2.5 861神數$11 800a8$4.5 38一拖$5 669創科$7.3 390中鐵4.5
914海螺$22 2338濰柴草57 868信義$5.8 658傳動$17 1211比亞迪$67 880澳博$4.6

再論香港的社會流動性_雷鼎鳴

2010-05-03T13:29:00.000+08:00

信報財經新聞
P15 | 時事評論 | By 雷鼎鳴 2010-05-03

再論香港的社會流動性

拙文「社會流動與機會平等」三月二十九日在本報發表後，引來了傅景華和葉兆輝「誰比誰更有機會向上流動」（四月十六日）及黃培烽「與雷鼎鳴商榷社會流動」（四月二十二日）兩篇評論。兩文所用語調，似乎是要對拙文稍作批評，但細讀內容，我倒覺得他們的論據只是印證了我的觀點。既是如此，我當然也不用作什麼「反駁」。對香港社會流動性問題，有些觀點及新的論據，我還未說清楚，這裏可趁機作些補充。

我在拙文中根據一九九六至二○○六年的數據寫過這段總結性的話：「香港社會還是有點社會流動性！不過，十年才有這種變化，速度可算頗為緩慢。」傅葉二人大作中一開始便引用了這段說話的上半截「香港社會還是有點流動性」，但卻刪掉下半截，並說所引的一句未能反映我們認識到的實況，接他們又再引述港大經濟系James Vere的研究，論證香港近年流動性偏低。這種行文方式使人摸不頭腦，Vere的結果不是與我的一致嗎？

我對Vere的結果十分熟悉，其中沒有超出多年來我對這問題的認知。這毫不奇怪，只要是認真的學者，用正確方法分析能夠反映真實世界的客觀數據，所得的結論不會互相矛盾。但他的結果顯然有異於某些團體或傳媒一些不夠謹慎的論據。

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社會上一個流行的說法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幾乎在任何社會任何時期，我們都可輕易找到一些比前更富的富人及比前更窮的窮人，但若要確立「貧者愈貧」一說，我們起碼要證明收入下降的窮人比例上要高於收入上升的窮人。我在上述拙文中曾用人口普查的原始數據，比較過一九九六及二○○六年不同住戶人均收入（即住戶收入除以該住戶人數）組群的人數，發現實質收入六千元以下的組群人數比例全面下跌，六千元以上的則上升。

邏輯上，這已經證明了「貧者愈貧」是過甚其辭的說法。不過，低收入人數比例下跌不夠快，所以我認為近年來社會流動太過緩慢。

黃培烽文章中有提過最低收入的百分之十人口的入息中位數有所下降，並以此作為「貧者愈貧」的佐證。黃用的是客觀數據，我用的也是客觀數據，二者不可能矛盾。在治學中，我們經常都會發現一些暫未能解的謎團，我們的天職便是找出其中答案。上述矛盾其實並不難解。

我在三月二十二日「香港貧富懸殊是否在惡化」一文早已提供了答案。從二○○○年開始，每周工作二十小時以下的part-time人數不斷上升，到去年已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八。多了這批人，個人就業收入偏低的人數，不可避免地會增加，但這並不是「貧者愈貧」的徵兆，多了他們的額外收入，住戶人均收入理應上升。我相信黃培烽稍作思索便可明白此點。

我對香港社會流動性的一個主要觀點是，經濟增長愈快，向上流動性便愈暢順，反之則窒礙不通。近年香港每戶平均名義ＧＤＰ停滯不前，正是使人感到流動性慢的主因。在Vere的結果中，二○○五至○八年流動性雖慢，但也稍有改善，正好印證我的假說。二○○五至○八年，正是香港回歸後的主要經濟增長期，所以流動性才稍好。

收入與地位多相稱

要確立一個假說，我們常要從不同的角度提供論證。過去十年，我開過九次「香港經濟」的課，學生除考試外，必要寫一篇有證據為基礎的研究論文報告，很多學生都喜歡用歷年人口普查的原始數據作計量經濟分析。今年我說服一組學生集中研究青年人的社會流動，根據他們整理出的數據，我同樣得到經濟增長低會拖慢流動性的結論。

一九八六年二十一至三十歲的青年人，到一九九六年便變成三十一至四十歲，我算過他們的實質平均收入，這十年間上升了百分之一百一十六。這個增幅包含了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動力，也包含了每個人因經驗累積得以升職的因素。

但是，我們若比較一九九六年二十一至三十歲青年人及二○○六年三十一至四十歲市民的平均收入，實質只上升了百分之五十二，遠比十年前的要低。二○○六年二十一至三十歲的平均收入比起十年前同齡的人的收入甚至沒有上升。事實上，一九八六至九六年這十年內ＧＤＰ增長比後十年便快得多。

黃文提到，收入上升雖然是社會流動的重要指標，但也應考慮其他因素，例如社會地位有無變化。此點並無不對，但卻並不重要或有用。第一，人口普查數據是現有質量最好的相關數據，但其包含的資訊卻不足以回答有關地位變動的問題，傅葉二人多次提到的追蹤數據（panel data）才可行，但遠水救不了近火，就算政府現在開始搜集數據，並追蹤被訪組群將來的發展，也要起碼等一、二十年才有效。

第二，歷史上的確有些社會，個人地位與收入無必然關係，但是，在資本主義的香港，關係性卻頗強，知道某人的收入後，我們對其社會地位的高低，雖不能瞭然於胸，但亦知道不少了。

古代中國流動性勝西方

提起社會地位及流動性，我不由記起兩位老師對中國社會流動性的研究，傳統中國社會中最決定地位的是某人是否考科舉而當官。先師柯睿格（Edward Kracke, Jr.）是著名的宋史專家，我在他遽歸道山前修過他最後開的「中國制度」一課，或許算是他關門學生之一。柯師在一九四七年有篇名動學林的論文，他找到宋朝僅存的兩份進士名單，一一四八年的那份有朱熹在（三百三十人中進士，朱熹排名二百七十八），一二五六年的則有文天祥、陸秀夫等人。中國人尊崇祖宗，進士名單中竟有詳列進士祖宗三代的資料。柯師發現，一一四八年的那次科舉，百分之五十六的進士出身平民，祖宗三代中無人做官。一二五六年的進士，亦有百分之五十八是平民出身。這種數據是可遇不可求的追蹤性數據，宋代的高度社會流動性與歐洲中古時期貴族社會的封閉不可同日而語。

另一位，九十三高齡仍健在、依然工作不懈的老師何炳棣在六十年代初更出版過一本劃時代巨著《明清社會史論》，當中根據明清兩代的進士登科錄、進士三代履歷，及同年齡錄等有關一萬五千名進士的資料，論斷出來自三代平民之家的進士佔百分之三十一，普通書香門第的百分之四十，來自有「蔭」可享三品以上官家的百分之六。十八世紀時英國的貴族大地主，其次子幾乎穩可當上議會議員。中國文化中，對以能力為基礎的社會流動性，實在遠勝西方的家庭出身決定論。

檢視過去社會流動性雖然有意義，但總不及想方設法改進現在的流動性來得重要。上文已說過，經濟增長才可保持社會的上移流動性，經濟搞不好，收入分布及機會平等都會出大問題。但在個人的層面上，要幹什麼才可更有機會在社會階梯上爬升？我們總不能單靠政府不靠自己努力而進步。

收入分配及社會流動性是經濟學的大題目，有關論著汗牛充棟。諾貝爾獎得主貝加（Gary Becker）一九六七年在安娜堡密西根大學的渥天斯基講座（Woytinsky Lectures）把收入分配及流動性牢牢地建基於人力資本之上，自此不計其數的理論或實證，都發現教育是影響收入及社會流動的根本性因素。我們若確認此點，要多學什麼才有利於自己的流動？

我見過科大一份文件，是顧問公司對舊生的調查報告，其中一項是問舊生什麼技能對事業上成功最有用，溝通能力、人際關係技巧、分析力幾項最重要，英語能力也上榜。

諳英語幫助極大

我有一組學生用 Probit 方法分析過人口普查數據，發現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條件下，專業、工程及商科的學位最能增加就業機會，理科次之，文科最低，會說英語幫助極大。這些結果沒有新奇，但確認了一般人的印象，其中有一點我們是要注意的：香港是一個沒有天然資源，不能獨自生存的經濟實體，不搞外向型經濟，我們便不了多久。

市場確認了此點，以上較為吃香的技能或學位，多多少少都與外向型經濟有關。不掌握這方面的人力資本，對自己的流動性十分不利。這組學生的研究有另一項結果可能使人稍感意外：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條件下，副學士學位對增加就業的機會，效果還比不上中六，政府將來應該檢討一下副學士的課程，否則大大不利促進社會流動性。

註：在本文中我用過以下學生的部分研究結果：高文強、關家棟、林家煒、趙公亮、方昶禮、梁琮暉及李建鋒。

社會流動與機會平等_雷鼎鳴

2010-05-03T13:28:00.000+08:00

信報財經新聞
P19 | 時事評論 | By 雷鼎鳴 2010-03-29

社會流動與機會平等

二○○一年一月，美國的一架偵察機在海南島附近與中國一隻軍機相撞，我當時寫過一篇評論文章，今天尚覺頗有啟示。事緣中美雙方為事件展開宣傳戰，美方為了證明中方的王偉是一個魯莽飛行員，曾播出一段錄像，聲稱是美國飛行員在機上所拍。畫面顯示中方飛機飛得很近。中方不甘示弱，也拋出另一套錄像，為中方軍機所拍，美機似有直衝而來的態勢。

這兩段錄像其實都證明不了什麼。中學物理課中有所謂「相對速度」，我們在下雨時開車，可見到雨點衝向車輛。但究竟是汽車衝向雨點還是雨點衝向汽車，本來便沒有什麼分別。我們若以美方軍機的照相機作參考點，那麼便是中方軍機衝向美機。反之，以中方的照相機作參考點，則是美方撞過來了。

此等事物的相對性，可助我們體會不少意識形態爭拗的虛妄。對立的雙方，總覺得對方有不可告人的利益或邪惡立場，自己則是正義的化身。很多時候，雙方都是對自己的觀點深信不疑，正如坐在自己飛機中，自己衝向別人也會見到是別人衝過來。

在學術探討或對社會認知上，我討厭意識形態的爭論。但世上萬物之理又是否只是虛無縹緲地充滿相對性？我們有沒有一把較為絕對的參考座標？我相信是有的，就是凡事皆看客觀證據。在反智的社會，此點尤為必要。

機會平等指標為社會流動

貧富問題無疑是充滿意識形態的。假如我們把收入分配是否均勻作為一目標，我們很容易在歷史經驗中找到大量例子指出它與生產效率及經濟增長有矛盾。中國從「做又三十六，不做又三十六」走到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繼而取得增長上的巨大成功，便正是它選擇了一種新的意識形態的後果。作為老師，我也絕不會平均主義地把整班學生都給予同一分數，而對不同分數代表的背後努力不屑一顧，因為按照我自己的意識形態，這種平等是不公正的。話雖如此，以效率代替結局上的平等，又不見得是人人接受的道理。若社會的價值觀變得認為均貧比不同人有差異的富裕更加合乎理想，在科學分析上沒有誰可以提出反駁的道理。

平等是否一定與經濟增長有矛盾？假如我們用的是結局上平等的概念，這個矛盾不易避免。但我們談的若是機會上的平等，它與增長卻是可以相輔相成，沒有什麼衝突。不同的意識形態或許都可以較易接受。

量度機會平等的一個重要指標是社會的流動性。很多人認為，近年香港的流動性減慢了。以下我會論證，流動性的快慢與經濟的好壞有密切關係。經濟水平低企或經濟增長速度緩慢，人民往上流動的機會將大大減少。反之，若社會充滿往上流動的機會，人民自會被激勵更加奮發向上，這樣對經濟的產量及人民的收入也大有裨益。

香港近年的社會流動性如何？上周我的文章指出，十多年來香港住戶的平均收入根本停滯不前。在經濟表現平庸的態勢下，社會的流動性或機會平等不可能不受到制約。但實情如何，我們不能靠猜測代替實數的量度，而量度則需要高質的數據庫及合理的方法。

我用的數據是歷年人口普查的原始數據。政府在網上公布了這些數據大量的總體性圖表，但不能滿足嚴肅研究的需要。不過，政府有出售百分之五抽樣的原始數據，價錢三千餘元，頗貴！數據庫中有幾十萬人的全部個人及住戶數據。

以收入組群量度社會流動

量度流動性的一個簡單方法，是把不同收入組群的住戶數目找出來，再看看窮住戶或富住戶的數目是增加還是減少。但用住戶數目有很大的缺點。例如，某住戶月入一萬元但有五個成員，另一住戶月入五千但只有一個成員。究竟哪一戶更富有？近年香港住戶結構急劇變化，平均成員數目大幅下降，我們有必要對此作出調整。

【附表】的數據是把每一戶的總收入及其成員人數都找出來，再算出住戶的人均收入。所用的收入都是實質收入，以一九九六年物價計算。自二○○○年起，香港實施了強積金，僱主每月要把僱員入息的百分之五注入僱員戶口（一千元為上限），這筆數也有必要包括在調整之內。

從附表可見，一九九六年有百分之零點○五的人口分得的收入是零，二○○六年則增至百分之一點一。除此以外，月入六千元以下的每一個收入組群的人數都在減少，但自六千元以上，所有收入組群人數都有增加。換言之，除零收入的細小組群外，人均六千元以下的低收入人口比例有所減少，中高收入的則上升。香港社會還是有點社會流動性！不過，十年才有這種變化，速度可算頗為緩慢。

附表中不能忽視的一點是零收入的人口比例有所增加。零收入等於自己所屬的住戶沒有任何成員有工作。一九九六年人口普查期間，香港的失業率是百分之二點八，二○○六年是百分之五點二，相差了二點四個百分點，足夠解釋二○○六年百分之一點○一的人屬於零收入的住戶。

一九九六至二○○六年香港經濟增長緩慢，從附表可算出，十年內低收入人口只下降了百分之十一。但在經濟增長較快的一九九一至一九九六年之間，五年內個人主要入息在八千元以下的，人數卻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七【註】，流動性孰快孰慢，一目瞭然。

懷舊潮下的記憶失實

上述結果雖在情理之中，但卻與當前流行的一些想法不同。後者一般認為，中間收入的住戶數目減少了，窮的及富的卻都有增加。差別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的論者都沒有使用人口普查中更詳細的原始數據，以致不能對住戶結構所起的變化作出相應的調整。

社會中另一種印象是現在年輕人所得到的機會少了，就算讀到大學，出頭的機會也不多。這個觀點部分可能來自呂大樂抒發感情觀察入微的《四代香港人》，部分來自某些人對當前情況的主觀感覺。

呂大樂認為，嬰兒潮世代的港人（一九四六至六五年出生）因為沒有多受父母規管，所以較自由及較多機會。這一世代時間很長，成長期又處於香港社會高速變化階段，所以各人經驗可能很不同。在我的年代，我看絕大部分根本沒有多少機會。年幼時在家穿膠花幾乎是當時千家萬戶的指定動作。我不少小學同學入讀中學也覺負擔不起。能進入大學的，機會當然很多，但他們只佔人口的幾個百分點，哪及今天近三成的人可入大學？

《歲月神偷》是部很寫實的電影，勾起了我不少回憶，那時的條件的確比現在差得太多。除教育外，創業亦是社會流動的另一途徑。八十年代很多港人到珠三角創業，固然有一些人成功地將中小企變成跨國企業，但更多的是虧了本而變得寂寂無聞。成功背後的動力，總包含敢於冒險的企業家精神及個人努力。

現在的「筍工」是否比從前少呢？我看不見得。現在每年都有醫生、律師畢業，職位肯定不少於幾十年前。現在的會計師行每年招收畢業生的規模，也是當年不能相比的。至於不少大學生的至愛，在投資銀行做事，更是以前沒有的工種。香港社會對不同學位的歧視性，也遠不及從前。我大學本科畢業自世界頂尖名校，讀者可能不知，香港政府當年是不承認這個學位的。說香港以前的機會比現在多，可能只記得以前的好處，而忘記了殖民時期的醜陋處，多少有點失實。

年輕人對前途感茫然原因

不過，現在又的確有不少年輕人對前途感到茫然。原因可能很多，我並不全面地只談幾個。第一，好工雖也不少，但卻被人搶去了。香港大量的中產父母大都對子女教育十分「肉緊」，每逢周末，拖子女到處學琴、補習、運動，暑期又到世界各處參加各種課程，已是香港生活的一部分。這種環境成長的子女，不見得是呂大樂認為注定要失敗的第四代，而是在就業市場中最有競爭力的一批人。投資銀行僱用的，也是他們。近年來港的國內尖子又是另一批競爭力特強的人。草根階層的子女是吃了點虧，但若肯努力，也未必不能追上。

第二，香港沒有天然資源，經濟上的生存必然要倚靠外面。香港的幾個支柱行業，金融、貿易、物流、專業服務全部與全球化關係密切。誰擁有全球化經濟所需的技巧及知識，誰便更有機會成功，否則事業會舉步維艱。但香港青年人中不認同這個判斷的恐怕人數眾多，不少人不願面對世界，寧願「守護」香港。人各有志，這沒有什麼不對，我們應該尊重，但一個必須走外向型經濟的地方能養得活多少堅持內向的人，卻使人疑惑。

第三，香港教育制度問題之多，常使人惱火。現在大學三改四，課程大改革，幾乎每一所大學都要加強語文、溝通能力、領導才能、全球視野、中國文化、批判能力等等有利學生面向世界的課程，但改革成敗未卜，對當前年輕人亦尚未有影響。不過，這也許可彌補來自基層的學生在這些方面所缺乏的背景，有利改善機會上的平等。

註︰過去十年，我有多組互不相識的學生用不同的人口普查數據或不同的方法研究過香港的社會流動性，結果基本與附表相符。我們就算用最新的住戶調查數據，結論也是一樣，但數據質量不及人口普查。又附表結果主要是我的學生方宇陞所做。又我一直避免使用圖表，因為在電子版本中，圖表似會在文章中消失。海外讀者若讀不到附表，可用電郵向我索取。

香港貧富懸殊是否在惡化_雷鼎鳴

2010-05-03T13:25:00.001+08:00

信報財經新聞
P15 | 時事評論 | By 雷鼎鳴 2010-03-22

香港貧富懸殊是否在惡化？

貧富差距長期是香港公共空間的熱門話題。貧富問題從來亦是經濟研究的重要對象，但香港的經濟學家似乎大都不願意對此公開發表意見。學術界的經濟學家主要職責是研究實證經濟學（positive economics），亦即用合理的假設及正確的邏輯導引出一些可以實際驗證的假說，再用這些假說解釋世事。至於這些假說是否符合某些人的喜好或意識形態，則不值得考量，重要的只是它們是否有證據支持而已。

在公共空間有關貧富問題的爭議，卻絕對避不開各種意識形態的干擾，很多實證經濟學家對此深感厭煩，所以不肯涉足。這個取態沒有什麼不對，但把這麼多經濟學上的重要論述藏之名山，總是有點可惜。

平均名義收入不升反跌

分析貧富，必須先界定「平等」的概念。這裏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是結局上的平等，二是機會上的平等。這兩個觀點，我以前曾多有論述，這裏只稍作提點。

在收入分配上，結局上的平等是指大家得到的收入是否差距不致太大。至於達到這些收入背後所作出的努力及付出的代價，並非重要的考慮。機會上的平等，是指社會中有沒有提供充足的途徑，讓每位願意為目標而努力奮鬥的人都有合理的成功機會。今期我集中討論結局上的平等或收入分配上是否足夠均勻，將來再談機會上的平等。

現在的主流看法是香港貧富懸殊不但嚴重，而且不斷惡化，政府必須出手拯市民於水火。此說的一個典型論據是指香港由九七回歸後，實質ＧＤＰ已有四五成的增長，但市民收入的中位數只輕微增長，住戶收入的中位數甚至下降了（例如，一九九六年住戶名義收入中位數是每月一萬七千五百元，但到二○○六年只是一萬七千二百五十元）。

這個論據有它的合理邏輯性。試想，若社會的平均或總體的收入大幅上升了，但是較窮的一半住戶收入仍被束縛在比前更低的水平以下，豈非證明了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我要挑戰這個廣泛流傳的論據。它是一個謬誤，錯的地方不在其邏輯，而是使用它的媒體及其他論者對經濟數據的性質一知半解或不求甚解，張冠李戴了也不知道。

港人的收入自回歸後真的有四五成的增長嗎？從官方正式數字看來，二○○九年的實質總體（不是人均）ＧＤＰ的確比一九九七年的高出百分之四十四點二。但我們大可檢視一下自己周圍的人的收入，在同等資歷的人中，現在的收入真比十多年前高出四成以上嗎？我看機會很低。問題出在哪裏？

這個百分之四十四點二的增幅從何而來？我們應未有忘記，香港從一九九八至二○○四年經歷過一次嚴重的通縮，若以政府計算實質ＧＤＰ所用的平減指數來看，二○○九年物價比一九九七年尚低了百分之十七。若把通縮因素扣除，名義ＧＤＰ在這十二年間只上升了百分之十九點七。在一般情況下，實質ＧＤＰ比名義ＧＤＰ更能反映人民的收入水平，但這回卻非如此。

ＧＤＰ平減指數之所以下降，主要是出口商品與生產用的商品價格下跌，但這些與民生關係不大，市民絕不會感到消費便宜了這麼多。在同一時期，更能反映民生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只是輕微下降了百分之三點一，對名義收入的購買力影響不大。

物價以外，ＧＤＰ的增長部分原因是人口上升了百分之八，但這樣一來，人均收入便被分薄，增長率又再減少。更有甚者，在這段時間內，每個住戶平均人數從三點三人減至二點九人，意味香港的住戶數目大幅上升。我們若把上述種種因素都考慮在內，可輕易算出，二○○九年每個住戶的平均名義收入比一九九七年並未有任何上升，而是下降了百分之二點三四！

貧富差距沒有惡化

換言之，住戶名義收入的中位數是下跌了，但這並沒有意味財富從低收入人士轉到高收入人士手上，而是整體經濟根本停滯不前！香港貧富差距確是很大，但未有惡化。過去十多年經濟停滯，才是未能使更多人脫貧的元兇。

認為貧富差距擴大了的另一論據是，最低收入的百分之五的僱員入息比一九九七年下降了，但最高收入的百分之五人口收入尚有所上升。對於後者，我們應視作好事。社會中有一部分人比前更懂得利用全球化所帶來的機會而提升了自己的收入，值得慶賀。但為什麼位處最低層的百分之五人口似乎收入沒有改善？這才是值得注意的問題。

答案其實頗為簡單，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是現在多了人不是全職工作。例如，去年年底，每周工作少於二十小時的職工，比二○○○年年底急增了百分之八十八。Part-time工作的人增加，低入息的職工自然上升。

第二，政府統計數字中的僱員收入，並未包括僱主對強積金的供款。強積金在二○○○年開始，僱主要把僱員百分之五的薪酬轉移到強積金中，慢慢地自會把僱員每月支取的工資減少百分之五以作補償。

第三，一九九八年至二○○四年香港通縮，物價向下，水降船低，工資也有下調壓力。香港經濟的谷底在二○○三、○四年間，低收入人士入息的谷底也在同一時候。經濟前幾年回升，低收入人士的入息也隨輕微反彈。去年經濟下滑，他們的收入也一度回軟。

基尼系數原地踏步

按上面的論斷，經濟停滯同時也引致了收入分布不動如山。事實是否也大致如此？政府統計處在二○○七年發表了一份《香港的住戶收入分布》主題報告，估算了幾種不同的「基尼系數」【註】。若按住戶的稅前收入來算，二○○六年的「基尼系數」是○點五三三，用稅後入息計則是○點五二一。但因為有些住戶得到了大量的房屋醫療等福利，有些則沒有，對此作了調整後，「基尼系數」變成零點四七五。

又因為有些住戶收入高但人數多，有些則收入低但人數也少，單是比較收入不理人數會不公平，所以政府對此再作調整。二○○六年經過這些調整的「基尼系數」最終估算為○點四二七，比一九九六年同樣經過調整的○點四二九還輕微下降了。這兩個統計數字正好印證了用以量度結局平等的「基尼系數」基本上不變，香港的收入分布十年來沒有惡化，而是原地踏步。

收入分布總體無大變，並不等於不同人等的相對收入全部毫無異動。例如，政府數據中有顯示部分大專畢業生月薪只有五千到七千元，這點反映了教育政策失敗，部分副學士課程甚至是學位課程並未能提供社會所需的技能，市場變相不承認這些學歷。政府若不檢討整個制度及增加教育資源，問題恐怕不會解決。

持續增長方能對症下藥

又有一種說法，認為收入分布就算沒有惡化，但財富或資產的分布十餘年間已有巨大變化。這點也許是正確的，但我懷疑中間頗有水分。香港的股票總值十多年來增長了幾倍，至為驚人，但這些升幅主要來自新的公司來港上市集資，買這些股票的也不一定是港人。真正股價的升幅，從九七高峰期的一萬六千八百點到現在，十多年內尚不足百分之三十。房屋價格現在亦只是九七時的七成七左右，尚未「返回家鄉」。除了少數超級富豪外（他們可能在中國的市場獲利甚豐），香港的高收入人士資產未必有重大收益。

香港高企於○點四二七的「基尼系數」當然沒有任何值得慶賀之處。事實上，有識之士都知道香港有個短期內難以解決的死結，便是每年有五萬名教育及生產力背景偏低的新移民到港定居。一些窮人往上流動了，又有新的一批抵達，如何了結？上周我討論中國收入分布的文章中曾指出，中國也不斷有大批農民移居城市，但中國經濟增長每年超過百分之八，才可不斷創造職位，社會矛盾才沒有這麼尖銳。香港十多年來住戶名義收入不加反減，沒有經濟增長的帶動，收入分布未曾改善，大家等得久了，終會焦慮。推動經濟持續增長，才是對症下藥的方法。

註︰有讀者來信指正，Gini Coefficient 不應譯作堅尼系數，因發音不對。此點我同意。

「堅」不論是普通話還是粵語發音都不對。大陸用基尼系數，普通話發音可以，粵音則不對。可能較好的譯法是「支尼系數」，國粵音皆對。但約定俗成，還是用基尼系數最適合。

日前我曾在一個以中學經濟老師為對象的演講中使用過比本文更詳盡的數據及其推導，讀者若有興趣，可通過電郵向我索取power points。

Benjamin Graham價值投資法

2010-04-21T09:29:00.001+08:00

投資學堂：股神師傅授揀藍籌要訣2010年04月21日

上回談到股神畢菲特的師傅 Benjamin Graham，他在歐美亦被稱為價值投資法之父。 Graham曾指出小投資者的優勢是，當市況不濟時大可沽貨離場，一股不留，待市況好轉時才再入市，但一般基金卻沒有這優勢，即使市況不佳時，亦不能一股也沒有。
早年 Graham特別設計了一套揀股準則給保守的投資者（ Defensive Investor），今日不妨一談。（順帶一題， Graham所講的 Defensive Investor，是指沒有太多時間研究股份的投資者。）
Graham一向較喜愛大型藍籌股，故他在揀選股份時會首先關注三點，分別是股份的市值、營業額及總資產值。而他認為保守的投資者應避免投資一些營業額及總資產值太小的企業。
在揀選股份時， Graham份外關注企業的財政狀況，而他認為企業的流動比率（ Current Ratio）最少要高於 2倍，即（流動資產/流動負債）最少大於 2。至於企業長期負債方面， Graham認為長期負債不宜高於淨流動資產，他更指出企業負債不應高於總賬面值的兩倍。

盈利層面方面， Graham建議保守的投資者，應揀選一些在過去十年有「正」盈利的企業，即連續 10年皆沒有出現虧損。但經歷了早年的金融海嘯，連續 10年皆賺錢的企業已不易找，故近年美國投資者已將此項改為連續 7年皆有「正」盈利的企業。除了盈利外， Graham亦要求企業有長期派發股息紀錄，而他所指的長期派發股息紀錄並非一兩年，而是 10年以上。筆者察覺在港股中，除了公用股如港燈（ 006）外，恒生（ 011）亦有頗長久派發股息紀錄。
其次在每年的盈利增幅方面， Graham認為企業每年的盈利增幅應高於 3%，主因是這水平大致與長期通脹相若。簡單來講 Graham要求企業的平均盈利與長期通脹相若。
市盈率（ PE）方面， Graham認為股份在過去 3年的平均 PE，不宜高於 15倍，同時他希望其投資組合的平均 PE大約處於 12至 13倍以內。其次便是市賬率（ PB），他認為市賬率宜在 1.5倍之內。但 Graham認為低 PE的股份可享有較高的 PB，故他建議投資者以 PE乘以 PB，而總數不高於 22.5。以恒生為例，其 PE及 PB分別為 15.7及 3.6倍，兩者相乘為 56.5，這便高於 Graham建議的 22.5了。

左翼天使的蛻變_安哲羅普洛斯

2010-04-15T13:30:00.000+08:00

信報財經新聞
P40 | 文化 | 熒幕焦點 | By 陳浩勤 2010-04-15

四個三重奏 ——左翼天使的蛻變

　　「當今世界比以往更需要電影。電影或許是最後一種方式去抗衡日益腐朽的社會。眼於國界、邊境、現代多元的語言和文化，我試覓新的人道精神、新的出路。」——安哲羅普洛斯希臘導演安哲羅普洛斯迄今有長片十三部，剔去首作《重現》與《亞歷山大大帝》，其他作品都可納入不同的三部曲系統。《三六年的歲月》、《流浪藝人》與《獵人》構成「近代史三部曲」，以批判角度述希臘政治史。《塞瑟島之旅》、《養蜂人》與《霧中風景》構成「沉默三部曲」。《塞》是「歷史之沉默」、《養》是「愛之沉默」、《霧》是「神之沉默」。《鸛鳥踟躕》、《尤利西斯的凝望》與《一生何求》構成「邊界三部曲」。《鸛》講地理上「國境邊界」、《尤》以電影、種族、語言帶出「文化邊界」，《一》以瀕死詩人道出「生命邊界」。2004年《悲傷草原》打從一開始已是三部曲計劃，寫某女子的二十世紀，「新三部曲」至今來到第二部《時光微塵》。

不同時期演化蛻變

詩人奧登曾提出重要與次要詩人的區別在於，面對大詩人兩首不同年代的作品，應可馬上指出時序先後，而次要詩人的作品則不能。誠然，最優秀的作者該有不同時期的演化蛻變。這意味作者會反覆自我推敲、要求進步，而不滿足於滯留一個階段的成就，才是頂尖的藝術家。若將此標準放在安哲身上，我們不但看到他在首三部曲至新三部曲有創作理念之變，而且這個變是向大同、向理想、向更崇高的人道精神發展。要簡述這個變化，可將「近代史三部曲」與「新三部曲」稍作並列比對。

「近代史三部曲」採取左傾角度，追溯1936年至1977年的朝政興迭。安哲這時期的創作理念是全面認同希臘的左翼共產黨以及內戰時期的反政府軍，認為他們是正義之師，相反，執政的右派和獨裁者是腐敗、殘暴不仁的。「近代史三部曲」中之左右壁壘分明猶如正邪對立。

被遺忘又說不得的希臘史

《三》借一次囚犯挾持探監的右派國會議員事件，諷刺當權派軟弱無能，單是一個囚徒已令政府癱瘓，束手無策，尖銳地披露當權者唯一能辦到的竟是滅口。《流》是希臘第一部以非官方口徑描寫二戰至內戰歷史的電影。至七十年代，內戰的反政府軍與共黨一直被定性為叛亂分子，但《流》卻以游擊隊員為主角，描寫他們如何被打壓、主角Orestes因堅持信念而光榮殉難。相反右派政府則是以強姦逼供、拿敵軍首級示眾的暴徒。

《獵》講述一班右派分子因打獵時拾獲一具游擊隊成員的屍體而憶起內戰以後的舊事。片中用近乎布紐爾式的戲謔嘲弄，勾起角色對自己所作所為的罪咎感，暴露他們偽善的醜態與尷尬。總括來說，首三部曲是站在客觀抽離角度，重組一段被遺忘又說不得的希臘史，清晰指出不同政治團體的本質。一直到《悲傷草原》，表面上安哲還沿用長鏡頭、複雜的攝影機移動與調度，講的是同一段歷史，但他在「新三部曲」所關心的議題，已經與首三部曲有很大分別。

雖然《悲》以1919至1949年的歷史作背景，但當中有許多情節都不是與當時的時局直接有關。如男女主角私奔、組織樂隊到餐館賣藝、水上弔喪等都是脫離了歷史脈胳。又或一些間接與時代有關的劇情，如男主角赴美謀生，與妻子Eleni碼頭訣別，雖然觸及三十年代大量希臘人遷美尋夢的社會史片段，但這場戲重點是二人的生離即死別，上了船，Eleni今生今世都不可能再奢望見情人一面。那個毛領巾的特寫，就是要強調兩人延綿的串串相思，用絲線實化跨越此岸與彼邦（甚至生死）的斷腸牽掛。歷史在這裏淪為很次要的背景資料。相反，在《流》中幾乎所有劇情都是與時代背景緊扣的，如Agamemnon被出賣然後槍斃、流浪藝人被納粹德軍逮捕，最後關頭得希臘軍打救、新年舞會上左右兩派以歌曲鬥法。若不明白當時歷史，是甚難理解這些段落的。

另外，「新三部曲」裏安哲對各派政治勢力的取態亦有大轉變。《悲》中Eleni的兒子Yannis與Yorgis長大後分別參加政府軍與反政府游擊隊，尾段一幕正是兩兄弟在戰場中間的山坡重逢。同為手足，他們緊緊擁抱又握對方的手，足證二人之情深。離開時，他們高舉槍枝才緩緩後退，表示不乘人之危。安哲對雙方的描寫都很正面，是可敬的戰士、有節氣的君子，同根相煎，絕不是誰對誰錯，而是碰巧兩人想法不同而已。

從上例可略見安哲在「新三部曲」已由原本的挺左立場轉向一種以人道精神為本的創作理念，重視人情多於政治意識或歷史評論。兄弟互鬥，最痛苦的必然是母親Eleni。所以《悲》的結局不是各政治團體的勝或敗，而是Eleni喪盡親眷後動天地感鬼神的哀號。安哲撫慰的不止是這個希臘女人的傷痛，同時亦是千千萬萬希臘以至全球戰後寡婦的命運。他將早年關心國家「特定」歷史的情懷推展至關懷人類感情中的「共同性」。

第三翼是唯一的烏托邦

《時光微塵》將這種摒棄意識形態的觀念再推前一步。片中不時出現有關「第三翼」的對白╱圖案，「第三翼」這意象來自安哲羅普洛斯寫的一首詩，詩中末句是「第三翼是唯一的烏托邦」。第三翼，就是左翼與右翼以外的另一出路。假如人類文明還有未來的話，安哲會認為那未來需要非左翼共產又非右翼資本主義的思想，那會是一個以愛、關懷、希望為綱領的美麗新世界。

二十世紀的歷史，不啻是左右翼鬥爭的紀錄，由奧德薩階梯到柏林蒼穹下，哪處不是充斥意識形態主導的痕？《時》中的三位長者Spyros、Jacob、Eleni正是因冷戰而流離失所，無法與心愛的穩定安居。安哲心中的二十一世紀，就是要告別這些分黨分派的對立，以人與人之間的互愛取代紛爭。

《時》結局是Spyros與孫女Eleni於勃蘭登堡門下，愉快地在雪上奔走。他們要趕往的，是新千禧年的慶典。這情景在《霧》亦曾出現在兩姊弟身上，正是純真的象徵。我們不得而知他倆的二十一世紀是否快樂，但起碼他們的精神是樂觀的，安哲對新世紀，也是充滿希冀的。安哲羅普洛斯的創作心靈，由獨裁希臘到新歐洲，從主張左翼共產到追求蘊藏在每人心裏的優良品質，越過了世紀末大限，仍對人性抱有信心，豈不可貴？

窮家孩子難脫貧

2010-04-15T13:29:00.000+08:00

信報財經新聞
P14 | 時事評論 | 厚生經營 | By 周永新 2010-04-15

窮家孩子難脫貧

三月中，策略發展委員會召開了新一屆首次專題會議，討論的是近日為大家關注的社會流動問題。題目受關注，原因是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後，十多年來，大家都覺得社會突然停頓下來︰雖然香港的生產總值仍有增長，但除高薪人士外，大部分打工仔薪酬沒有增加，而最使人氣餒的是，自己份工愈來愈不穩固，隨時會被炒，過往到處都是機會的情景不復再；現在打工仔最重要是抓緊份工，有固定收入，不讓自己往下流動，成為Ｍ型社會的犧牲品。

「八十後」的興起，社會流動的討論更熾烈，對現象的眾多解釋中，最為人樂道的是，今天年輕人沒有以前那麼多機會。「八十後」對這種解釋並不接受，但香港經濟發展這麼成熟，年輕人要創業，要在職位上更上一層樓，要發展自己的事業，要盡快賺得「第一桶金」，談何容易？

欠缺流動一潭死水

香港是否就是這樣停滯不前？過往到處都是機會的情況是否一去不復返？誰也說不準︰有意見認為香港應發展自己獨有的優勢產業，為年輕人創造更多增值職位；有意見認為專業人士應北上發展，騰出職位給年輕人上位；有意見認為政府應營造條件協助年輕人發展所長。以上建議有效嗎？只有等待歷史來驗證。

但政府決不能忽視社會流動的重要性︰如果打工仔看不到餘下日子有薪水加，勤奮的盡一己本分，懶一點的便不再拚搏了；如果做生意的看不到發展機會，安分的努力守業，其他或以炒賣為生；如果剛剛出來工作的畢業生看不到前路，對自己有信心的腳踏實地開創未來，一些難免自暴自棄。

總之，社會欠缺流動，環境就如一潭死水，就算有人上升，只屬少數有特殊條件和背景的人士，這樣社會怎會沒有怨氣？市民怎會認為政府的政策公平？怎會相信政府沒有偏幫財團？

回說策發會關於社會流動的討論。提交的文件主要分析從一九九八年至二○○八年薪酬的分布︰研究顯示百分之四十七工人的薪酬沒有變動，百分之三十三向上移動，百分之二十向下。此外，研究發現薪酬上升的行業包括金融、保險、地產及商業服務，下跌最大的有建築、機械操作及裝配；而年紀較大（特別是女性）、只有小學或以下學歷、欠缺技能的工人，薪酬一般屬於最低的五分之一。

大學畢業未必好景

總括而言，回歸後的十年，差不多一半工人得到的薪酬文風不動，三分之一有上升，兩成下跌︰情況是除非從事金融及商貿行業，薪金難有攀升的機會，而年紀大又沒有學歷和技能的，只能賺取微薄薪酬，很多時連份工也保不住。

研究還分析了幾項與社會流動有關的元素，第一是教育。中國人社會都深信教育可使人上升至較高階層，正是「書中自有黃金屋」，一旦金榜高中，哪怕日後沒有光明前景？在大學任教三十多年，早二十年，我發覺大學畢業的一般都有好日子過，連他們的父母也會因子女而提升自己的生活；最近十多年，情況改變了，中產的父母只怕自己大學畢業的子女往下流動。

教育對階級流動的影響雖不如前，但策發會的文件認為，教育仍是使人向上或向下流動的重要元素。大致上，父母的教育水平愈高，子女愈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父母的教育水平較低，子女能夠達到的學歷也較低。舉例而言，父親有大學學位的，兒子完成學位課程的佔百分之七十四；父親只有小學教育程度的，兒子擁有學士學位的只佔百分之二十。

這樣的結果並不出奇：現在擁有學士學位的父母，應在一九七八年推行九年免費教育之前受教育，那時能夠完成學位課程的，學業成績應較理想，對子女的期望和要求亦較高。相反地，如果父母沒有學位，怎敢對子女有奢望？

研究還分析了教育水平與跨代貧窮的關係，但結論卻不是我們能認同的。研究顯示︰最低薪酬的百分之二十的男性工人，有百分之十八和百分之二十六的子和女同樣屬於最低薪酬的百分之二十；女性工人方面，同屬於最低薪酬的子和女分別是百分之十七及百分之二十三。簡單一點來說，最低薪的百分之二十的工人，他們的子女同樣低薪的約有兩成至四分之一。策發會的文件據此認為跨代貧窮並不成立。

家庭決定孩童成就

這樣的結論明顯有偏差︰首先，中年的父母怎可與年輕的子女在薪酬上作比較？如果二三十歲的年輕人，賺的錢與低薪的父母差不多，他們看來十分差勁；至於其餘約四分之三的子女，薪酬比父母高是意料中事，況且年輕一輩有接受免費教育的機會。現在實情是有四分之一低薪工人的子女賺的與父母相若，是十分可悲的現象，怎可說跨代貧窮不存在？

如果真的要比較，並不是窮的子女與窮的父母比較，而是窮的年輕人與收入中上的年輕人比較，這樣便會看到父母的教育水平對子女的影響何等重要，家庭對孩童日後的成就及向上流動又起何等決定性的作用。要清楚明白，還得親身訪問貧窮家庭的子女，他們從父母得到多少啟發？窮孩子得到的正規教育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得到家庭怎樣的栽培？貧窮家庭的孩子要脫貧何等困難啊！

除教育外，其他與社會流動有關的元素，下次再談。

Stanley Milgram 1963年發表研究人的「服從性」實驗

2010-04-09T11:16:00.002+08:00

信報
P34 | 副刊 | 科學角度 | By Nick Lee 2010-04-08

草菅人命的心理實驗

某年某日，我來到香港大學紐魯詩樓心理學系，參與一個心理實驗。房間裏，坐我與另一位男士，他看似平易近人，正當我想打開話匣子之際，一位木無表情的研究員走進來，在桌子對面坐下。他先給我們各300元作為報酬，並說明接下來的實驗無論進展如何，這300元都是屬於我們的。

「這實驗旨在研究懲罰對學習的作用，我們對這方面所知甚少，例如我們仍未知道什麼程度的懲罰對學習最有幫助，懲罰由誰人施予效果最好呢，等等。這次實驗邀請了不同年齡、不同職業的成年人參與，實驗裏，一位負責『教』，一位負責『學』；我們想知道的是，各人在不同環境下的反應怎樣，及懲罰如何有助學習。你們倆，一位扮演教師，一位扮演學生；這個袋內有兩張紙條，誰當哪個角色，抽籤決定。」研究員把袋遞向我，我抽出的紙條寫「教」。

學習與懲罰測試

研究員帶我和我的「學生」往另一間房，房內有一張類似「電椅」的東西。學生坐下，雙手被綁在椅子上，手腕貼上電極。「我們以觸電作為懲罰，綁是為了不讓你被電擊時反應過大，也為確保你不能逃避懲罰。現在我替你塗些藥膏，避免起和燒傷。」研究員在學生手腕邊塗邊說。「不用擔心，觸電可能非常痛，但肯定不會造成任何傷害。」但我半信半疑。

研究員繼續指示學生：「一會兒，我和他會走到隔壁的房間，你會從這個揚聲器聽到老師讀出一段文字，然後問一些問題，所有問題都是選擇題，你便用椅前這四個掣回答，我們在隔壁能夠知道你按了哪一個掣。每逢答錯，你便會觸電一次。」學生有點遲疑。研究員冷冰冰地說：「觸電可能非常痛，但不必擔心，不會對你造成任何傷害的。」學生點點頭。

研究員和我一起進入隔壁房間，桌子上放一個四方盒般的精密儀器，打磨得閃閃發光。走近看，儀器有三十個掣，最左邊那個寫「15 volts」，最右邊那個寫「450 Volts」，每個掣以15伏特遞進。數字以外，也有文字標籤；從左至右，每四個掣一組，分別是：輕度（Slight Shock）、中等（Moderate Shock）、強烈（Strong Shock）、高度強烈（Very Strong Shock）、非常強烈（Intense Shock）、極度強烈（Extreme Intensity Shock）、危險：嚴峻（Danger: Severe Shock）；最後兩個掣以「XXX」標籤。儀器左上角刻「Shock Generator, Output 15 Volts - 450 Volts」，還有廠名和地址。

研究員拿出一疊紙，說：「這是你將要讀的文字和問題。電擊器上方的四顆小燈顯示他的答案，答對便繼續，答錯便『電』他一下。每次電壓都要加大一級，即是你每次按掣都要右移一個掣。正式開始前，為了確保儀器運作正常，你願不願意用 45伏特電一電自己？」我把電極壓在手腕，向「45 Volts」按下去，儀器發出「吱吱」聲，電壓計的指針向右一擺，我的手腕也頓時觸電，幸好只是 45 伏特。研究員站在一旁，由始至終木無表情。

接受瘋狂電擊指令

實驗開始，隔壁學生的表現不差，但由於電壓有加無減，不覺已經去到「非常強烈」，暗暗替他憂心，心想「你不要再答錯了」。幾題後，他再答錯，我的指頭放在「270 Volts」之上，欲「按」又止。這個「Volt數」，好像已經超過了家用電器所需，可是他身在隔壁，我看不見亦聽不見他的反應。望望研究員，他與我四目交投，不發一言。如果你是我，你會怎樣？我還是按了下去。

不久，「300 Volts」按下，隔壁傳來「」兩聲，像是有人重打牆壁，看來是他表示抗議，研究員沒有理會，示意繼續。

下一條問題，他沒有回答。我問：「是否應該看看他的安危？」研究員冷靜地說：「給他十秒時間，若無回應便當錯。」我愈發猶疑，但最終還是按了下去。這是315伏特。隔壁再傳來「」。此後，儘管電壓再升，他再沒回應，也再沒拍打牆壁，隔室靜得可怖。

他死了？暈了？瘋了？無力呻吟？還是我聽不見？應否繼續下去？

這是港大心理學系，應該不會草菅人命吧？我既然收了錢，是否應該完成實驗呢？若果人人就此作罷，實驗豈不半途而廢？

我的 common sense 去了哪裏？「極度強烈」和「危險」的電壓，怎也不應用來做實驗吧？按「360 volts」之前，我說：「我做不下去了。」「實驗一定要完成，請你繼續，一切後果由我負責。」研究員異常冷靜。

既然我不用負責，好吧……等等，若果不幸真的發生，即使不用負責，我又過意得去嗎？已經360伏特了，出事的話一早已經出事，現在才放棄，有意義嗎？而且他不是說過「不會造成任何傷害」嗎？

如果你是我，你會怎樣？

精心安排的騙局

以上經歷當然是虛構，但這個實驗卻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心理學經典，由 Stanley Milgram 在 1963年發表，研究人的「服從性」。整個實驗其實是一個「騙局」，抽籤是「內定」的，唯一的外來參與者（故事中的「我」）永遠成為操控電擊器的人。那位「不幸」遭電擊的，當然沒有真正觸電，他其實是預先受訓的演員，對問題的回應和對電擊的反應是排練過的。「我」是唯一被蒙在鼓裏的人，實驗的真正目的是看究竟多少人願意服從研究員的指示，電到最後（450伏特）。

如果你是「我」，你可會電450伏特？多數人認為自己不會。

實驗結果：65% 會。這麼多人願意服從一個顯然「不合理」的要求，有點出人意表。

服從，不代表內心好過。很多人都冒汗、手震、口吃，情緒不安、內心掙扎，他們並非沒有良知，只是不知怎的屈從研究員的「淫威」之下。實驗過後，為了安撫參與者，當然會告知真相，那位假裝被電的演員亦會打個招呼，以示和好，總之盡量令參與者離開時得以平服。

65% 是意料之外，一般報道只會提及這個數字，吸引眼球也好，提醒人的黑暗面也好，但又有多少人知道 Milgram運用了很多「技巧」提高參與者的服從性？身為心理學家，Milgram當然知道若要引人注意，必須有些出人意表的實驗結果，因此刻意引進很多提高服從性的「元素」。從學術角度，認識相關因素比知道百分比來得重要。此外，與服從性無關但更加基本的是，盡量營造真實感，令人沒有絲毫懷疑，使「騙局」不被看破。

以上對實驗程序的仔細描述，便有這個用意，大家不如猜猜，實驗裏哪些元素令人更具服從性？哪些元素令實驗更富真實感？每一句說話，每一個人，每一件物件，每一個字，都有可能。潛意識，不容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