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山。那人。那國

真實預言！不連續的時代－知識經濟的特質

2010-10-14T10:43:00.191+08:00

在美國，政治統一後經濟才統一，法律事實先出現，稍後才產生經濟結果，且共同貿易領域出現後，經過幾十年才形成共同經濟認知及共同需求時間表，美國經濟是個政治想像的行為，而不是經濟力量的產物，目前的世界經濟跟政治想像幾乎無關，目前的世界經濟是一種認知，而不是制度，營運單位不是依地區，而是根據發展階段制定。

世界經濟在關鍵貨幣的概念下運作得愈成功，銀行營運就愈危險，亦即關鍵國家的營運愈危險，且關鍵國家因自身貨幣制度瓦解而癱瘓的風險也愈高。國際貿易的衝力主要是由競爭貿易提供，市場會被曲解，但不會被妨礙，消費者有任何選擇時，市場就會主掌大權，跨國企業和它分佈在世界各地的事業間的關係，不再是建立在所有權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策略結合的基礎上。

援助只能當作一項刺激，主要的成長必須源自貧窮國家本身的資源，有效的援助扮演著釋放當地能量的催化劑，世上沒有哪一個社會沒有足夠的資本，缺乏的是資本的有效需求、真正利用資本的需求。問題裡沒有發展潛力，處理問題只能防治崩塌，無法以這種方式建立新發展。

從本質上來說，援助會導致問題，而非機會，援助將往需求最大處，而非成效最大處前進，援助比較可能製造依賴，或至少是讓依賴繼續存在。仰賴援助讓經濟學家的道德主義凌駕於經濟學之上，激起他們掌控並阻礙發展的慾望。檢驗援助貧窮國家的方法就是，接受援助是否讓窮國更具生產力，經濟的成本水準，是由最具生產力資源的成本所決定的。

經濟學中不可能有穩定的均衡，唯有動態不均衡(dynamic disequilibrium)才能提供全面就業，成長總是不均衡，不過，唯有成長中的經濟可能處在均衡狀態。馬克思超越了他的時代，知道成長將成為一個重要問題，而19世紀的經濟學家卻把成長視為理所當然，生產力是經濟理論及經濟政策的主要變數，利用生產力是否增加來檢測經濟理論及政策的正確性，才是現代經濟生活的重要事實，也是自工業革命以來兩世紀的重大經濟改變。

經濟政策將以經濟資源生產財富能力的真正改變為核心，而不是經濟資源的重新安排，理論必須以這項假設為出發點，經濟理論的焦點，必須從以往一直強調的成本轉移到風險。在成長經濟中，經濟政策的目的必須是讓經濟能承受更大但更適當的風險，獲利的主要問題是利潤是否夠多，足以容許經濟承擔成長所需的風險。

人們必須付錢購買天然資源、勞力和資本，資本就是控制當今資源及將資源應用到未來期望的力量，在一定限度內，人們將可將這些資源互相替代，但目前經濟學家把這些要素是為對生產的限制和束縛，得支付某種代價才能克服。技術的變革與創新，是經濟事件，以經濟目的為出發點，存在於經濟資源發展改變中，並使資源重新分配。

是新知識而不是資本，更非勞力，引發生產力，資本流動是為了回應由更多新知識生產力所創造的更多機會，而創造這些新知識者就是工作者與管理者，企業家精神，是為新事物創造並指揮一個組織的能力。

不滿意外在報酬有損績效，滿意報酬卻對績效無益，外在報酬稱為保健因子(hygiene factors)，知識工作者需要的是績效導向的組織，而不是權威導向，知識工作本身沒有階級可言，因為知識不分高低，對特定工作而言，知識只有有關與無關之分，我們必須讓人們退出組織的主要原因不在於員工年紀大，而是必須為年輕人創造機會。

一直以來，我們所能做和所做的事，都是目前稱為技術二大要素的工具和工作組織所塑造出來的，工具和工作組織大多決定了人們想要成為什麼，知識已變得有生產力，是有系統、有目標獲得資訊並系統化應用之，而不是科學或技術。

知識可能是中立的，但我們處理知識的方式絕不可能是中立的，我們正碰到追求知識的實際限制，必須把資源做合理的分配。邏輯與法則都無法被預測，一切都只是後見之明的重點，歷史邏輯與法則可預期的只是可能性，所有事情同樣可能發生，也同樣可能不發生。

學習三大關鍵要素：

資料的有效序列
藉由重複來確認
學習者樂在其中並自我激勵

孩童在韻律、注意廣度(attention span)和學習步調上有極大差異，要外界逼迫和督促才學習的學生，日後就不會學習，督導會引起反抗和疲乏，學習就變得不可能，所有資訊、所有再確認及所有動機，都應該存在於學習過程之中。

學科不是年輕人最重要的學習要項，學習方法才是，最重要的不是特定技能，而是使用知識和系統化學習的通用技能，以此作為表現、技能與成就的基礎，人類的自然演變不是從通才變專才，而是從專才變通才，讓人成為通才的是依據經驗掌握某項專長的能力，亦即將專長與其他東西連結在一起。

蒙古人於13世紀入侵中國後，反對獨立思考和藝術創意，利用儒家學說只講究讀寫能力和純屬模仿的通才教育，把其他東西排除在外，不到一個世紀，中國就變得僵化，失去了從事、想像、感受任何新事物的能力。電腦的目的是要讓我們不必把時間花在控制，而把時間花在需要準備、想像、人際關係和創意的工作上。

教育年限的延長只是效應，而不是肇因，是工業先進國家長期發展，造成預期工作壽命劇烈改變的結果，科學農業及科學管理才是真正的英雄，是延長工作壽命的兩大主因。

青春期不是一個自然的階段，而是人為的文化狀態，青少年同時生活在兩個年齡層，他們的文化年齡(cultural age)比實際年齡要低，文化年齡是由個人預期壽命決定，或至少是以個人有生產力的年限決定，文化年齡主要取決於個人被期望的行為及情緒成熟度，我們預期壽命愈長，人們的文化年齡就愈低，人們在15歲時生理與心理的成熟度與文化成熟度之間的差異，就是青春期，青春期是個人能力被期望、被允許之事的衝突期，是一個含糊不清的時期。

知識經濟的一些原則：

知識工作不會導致工作消失	知識經濟的一個重大特色是，知識工作本身又會創造出更多的知識工作需求，顯然是沒有止境的。
知識不會淘汰技能	只有當人們將之運用到某件事情上，才成為知識，在知識經濟中，重要的是新舊知識都可應用，知識運用者的想像力和技能才是關鍵。
	研究思想或技術的史學家忽略了讓新引擎和新流程得以實際運作的工具專家，工程學出現，亦即整理出每一項特定工作的適當方式，也改變了工作與工作團隊，為工業革命揭開序幕。
	擁有更多產量的關鍵是更聰明地工作，生產力的關鍵是知識，不是辛苦揮汗，泰勒否定了一直支配無技能勞工生計的薪資鐵律。
引進知識確實為生產力及工作者的生活帶來劇烈改變	目前的問題不是缺乏選擇，反而是選擇過多，有太多選擇、太多機會、太多方向讓年輕人慌張失措和分心。
知識機會主要存在於大型組織	雖然知識工作者不是勞工，當然也非無產階級，但他仍是受僱者，但不是部屬。

新技術只是一種潛力，把這項潛力轉變成事實的是行銷，唯有在嚴重短缺的情況下，東西才不需要行銷，要從終端來檢視整個企業並進行行銷，純以行銷觀點來看，產品和企業對顧客的重要性微不足道，或根本不會注意到，顧客只關心滿足、只關心自己的需求和期望，企業界人士必須學會把行銷當成創新的力量來實踐，真正的新事物通常無法滿足已存在的需求，真正的新事物會創造新的期望、制定新的標準、產生新的滿足。

高層人事時常變動就跟高層無法勝任職務一樣糟糕，唯有管理高層認清自己的重要職責是設法以有目的之行動，將半成熟的構想轉變成新事物時，才能真正讓組織創新並脫胎換骨，把目標訂得太低，是創新形組織負擔不起的一項風險，管理型形組織設法將可能的損失降到最低，而創新型組織卻必須把可能的成效擴充至最大。

組織不是為了自身而存在的，組織是手段，是負責執行某項社會任務的社會公器，組織的目標是要對個人和社會做出特定貢獻，除非組織先有目標，否則管理就不可能實現，重點不在媒介，而是依靠媒介所傳遞的特定經濟滿足，以及企業期望藉以獲取報酬的特定貢獻。

不在於組織與管理本身，而在於它們在社會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組織所應當關心的，不是本身的生存和發展，而在於如何解決外界社會的問題，然後全心全意地做好自己的工作以滿足社會要求。組織必然會破壞社會既有的穩定秩序，以至於和社區發生衝突，社區所追求的，乃是穩定。

組織的問題不是缺乏創意，問題出在組織的惰性，總是促使我們繼續已經在做的事，行動決策極少以意識型態為基礎，關鍵問題是「先做什麼？」而不是「該做什麼？」，各個定義需要不同的才能，也界定出不同的市場和成功，專注是組織的法則，組織本身就存在一種分隔，決策者與執行者之間的分隔。

社會責任法則，是把對人的影響降到最低，組織有義務預期可能的影響，組織的社會責任，就是預期社會的需求，並將其轉化為可創造績效及獲利的商機，尋找機會是組織的道德要求。大企業不是為員工而存在，企業的績效存在於自身之外，機構的目標絕不能是成員自己的目標，滿足成員不是、也決不能是社會中多元主義組織的首要任務和檢驗標準，組織應該要做的是滿足組織外的人，追求存在於組織以外的目標，在組織以外達成績效。

政府是一個防護性機構，推陳出新並非它所擅長，事實上它無法放棄任何事情，無論什麼事，政府一著手進行，那件事就根深柢固，再好的行政團隊也無法改變，在政治環節中，除非醜聞發生，否則沒有人會注意持續進行的例行工作，在所有機構中，企業是社會唯一能使之消失的機構。政府機關是履行明確特殊部分工作的社會機關，政府機關的所有權屬於社會大眾，管理階層由政府當局指派，兩者並無關係，讓政府機關成為主權的一部分便是霸佔權力，有必要在政府機關和政府之間劃清界線。

現在年輕人發現組織社會加諸他們身上的決定重擔，令他們恐懼，因而起身反抗，他們想要退出，這樣就不必決定、不必選擇、不必負責，但規避決定一樣也是個決定。組織的社會要求個人對相關事項做決定，組織社會要求個人付出自由的代價就是責任，對自由的唯一保障，是限制各機構做好自己的工作與使命，蔑視權力只是讓權力更具壓迫性，權力必須被使用。

不論組織的合法地位或所有權，各組織都是有特殊用途的工具，組織為履行其特殊用途而採取必要行動才具有正當性，決定組織在法律上是否具有正當性的是功能，而非形式。在多元主義社會中，個人要有自由，機構就必須有自主性，讓組織發揮執行力並保障個人自由，所有組織都是自治機構且具有限制。

多元主義社會是一個制衡權力的組織，多元主義社會的危險不在於被哪一個利益團體支配，而在於瓦解為無所適從及制衡權力相互競爭的僵局。動亂只是徵兆罷了，這些社會症狀反映初更深一層的社會轉變，症狀本身不是社會改變之處。

《真實預言！不連續的時代》，彼得杜拉克著，陳琇玲、許晉福譯，寶鼎出版，2009年08月。(1968)

經濟史的趣味 (6)中國經濟發展－自主性

2010-10-12T13:56:00.124+08:00

直隸(河北)是京畿重地，但本地糧食無法支撐人口所需，幾世紀以來都靠大運河南糧北運，南糧北運是帝國生存的大動脈，隋煬帝開鑿的運河，暢通與停滯足以決定唐宋國運的盛衰隆替，明代每年要從南方漕運4百萬石糧食到京城，就是在這條輸送線的基礎上運作的。

只要各地有餘糧，大都會流入直隸，儲存起來以預防欠收與饑饉，這造成了直隸米糧市場的雙層結構：

‧上層是由國家主導的軍公教米糧市場
‧下層則是農村地帶的廣大民間市場，特點是孤立性較高，商業化程度較低，政府不插手干預

清中葉至清末期間(1738-1911)，直隸地區糧食市場的兩項重要特徵：

河北省內的米糧市場整合度愈來愈低，麥與粟的市場整合度在18-19世紀之間，離散度增大兩倍左右。
河北與奉天(滿州)、長江三角洲的米糧市場整合度，卻愈來愈高。

換言之，直隸糧食市場的整合程度，有個奇怪的特性：內部結構鬆散化，外部的聯繫卻加強化。

主要的原因是陸地狀況不佳，陸運成本太高。在水運方面缺乏水路網，東西向的運送較方便（因為大江東去），南北向的運送較困難。走陸路，每石糧的運費約40分錢，走水路的話約6分錢，相差將近7倍，這種不利的狀況，一直要等到有鐵路之後才有明顯的改善。

關外走海路運送成本較低，每年有上千糧商，用八百艘船載運幾十萬石糧入關圖利，關內與關外的糧價有同步起伏的傾向，雙方的麥價相當同步化，粟價則較有差距，直隸與江南糧價同步化的趨勢較低，奉天對直隸米糧市場的影響，明顯大於江南的貢獻，清中葉之後影響江南糧食北運的一項重要因素，是太平天國戰亂時期，運糧體系被破壞了，19世紀的濟饑成果，相對於18世紀反而是退步的。

長江以北各省的佃農比例，大約是10%-20%，但在長江以南，除了雲貴的27%，都在40%-50%之間。貧迫賣地說(debt-sales)，即生活窮困農民被迫賣地，轉向地主承租耕作，貧迫說在華北與偏遠地區是合理的解說，但對江南富庶區就不適用。

因商業發達而造就不少富商，衣錦返鄉後，通常大買農地保值。但他們又不住在農村也不耕作，因而造成租佃比例增高，江南以稻米為主，很難大規模耕作，屬於勞動密集型的農業，不在地的地主因而有較高的動機把耕地佃出，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農民租佃土地可以擴大耕作規模。

明初到清末(1400-1900)之間，人口大約增加4倍，但耕地只增加3倍，平均可耕地的面積縮減，江南土地的另一項吸引力，是灌溉率較高，平均有70%的農地可以灌溉，而華北農地平均少於15%。天災和太平天國之類的人禍，造成明清時期超省際的大量人口流動(移民潮)，圍地活人是華北不具備的條件，而這是江南佃戶大增的主因。

24歲以下的年輕婦女，有放棄母親身分的傾向，因為她們還年輕，日後還很容易受孕，愈年輕的母親，愈有消除女嬰的傾向，因為她們要把生育的資源與機會，留在日後生男嬰。同時有男女嬰的母親，在逃難的狀態下，較傾向於留下男嬰，20歲以下的母親，最有不保留女嬰的傾向，這個比例，隨母親的年齡組增高而下降，年齡較高的母親，子女歲數較大，已無法放棄子女，她們日後的生育機會減少，不敢輕易抛棄子女。

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歐洲人為了賺黑心錢，不顧道德毀了華人健康，吸走大量白銀，1840年之後，雖然有林則徐這類的抵制，但一方面吸食鴉片已蔚為風潮，二方面鴉片的高利潤，吸引華人把進口轉為自產自銷，繼續自我殘害，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的40年間，國內的鴉片產量迅速超過進口量，國內大幅種植鴉片的原因，有一項主要因素是財政性的，地方政府可以增加稅收，各地軍閥靠種植與販售鴉片，來籌措軍費與行政費用。

鴉片對止痛、退燒很有幫助，20世紀之前，鴉片是方便、普遍、相對廉價的重要醫療物，通稱為土藥。真正重度的上癮者，在人口比例中不超過2%。1879與1906年比較：

總吸食人口增加約0.5億
女性吸食人口大幅增加
全國的總吸食量大約增加1倍

要禁絕煙賭娼，那是不可能的事，讓它們去污化、地上化、證照化，荷蘭的鴉片政策告訴我們，這些原本見不得人的商品，在公營管理之後，總消費量會減少，價格會下跌，走私會減少，品質更可靠。

在流感發生時受孕的人，健康指標都明顯地差，政府應該增加對胎兒健康的投資，長期的效果：

這對全國人力資本的健全性會有助益
會減少許多慢性病的醫療費用
減少許多社會福利開支

H是血球凝集素(Hemagglutintin)，主要的功能是與宿主細胞上的受體結合，以利病毒進入細胞中，病毒要離開細胞時，神經胺酸酶(Neuraminidase，簡稱N)會切斷病毒與宿主的連結，簡言之，H是用來進入細胞的，N是用來離開細胞的，H有16種，N有9種，H與N的組合共有144種(16x9)。

鴉片戰爭後，列強在通商口岸設工廠，雖然清廷未准，但亦無奈，直到馬關條約後才正式合法化。外國在華設置貿易公司，最早是葡萄牙人在1511年，就和中國有貿易關係，1858年首先開放給英國內河航行權，准在長江流域貿易，1907年之前，英國占內河航業相當重要地位，日本也見利介入，另組公司，至1936年，外籍船公司有30家，710 艘船共810萬噸。

列強在中國投資消費產業的原因，大約是中國進口關稅提高，且逢第一次世界大戰，進口困難，尤其是棉紡業，各國對華的投資，以運輸最重要，礦業比例甚小，製造業以棉紡為主，初期直接投資大都是用來建築最具革命性的建築－鐵路，列強在華築鐵路，以政治軍事目的為主，旨在侵占勢力範圍、運調軍隊、維護在華利益，商業利益並不重要。

中國尚有自主權，外商僅在通商口岸及租界有自由經營權，內陸的礦業與航業仍受嚴格限制。外來的消費品接納力低，加上國民購買力低，通商口岸的新設製造業利潤不理想，列強很少把投資利潤匯回本國，造成中國經濟枯竭的現象，這和其他落後國家不同，Singer-Prebish-Myrdal的吸光理論在中國並不適用。

中國首次向外舉債，是1861年東南各省因大平天國之亂而向外商借款。1893之前幾乎全是軍事目的，1894-8的借款，則為對日甲午戰役之賠款，1899-1911年間的借款，90%用在建鐵路，至二次世界大戰為止，國內盈餘多用在地區性的建設，鐵路則多靠外資。自首次向外借款(1861)，至七七事變(1937)為止，借款的44%花在軍事費用，賠款對象也以日本為主。

清廷向外舉債負擔甚重，利息平均約5%，尚須付銀行佣金0.5%、其他費用和匯率變動之風險。鐵路的經濟貢獻，是減輕運輸成本，刺激各項工業發展、創造就業機會，但盈利幾乎等於應付利息，當時清廷國庫收入的43%，用來支付對外賠款，只好鬻官募款，但仍不足，此種窘況，直到1930年代國民政府財政改革後才好轉。1935年貨幣改革發行法幣後，中國銀行才有能力與外籍銀行競爭，1930年代，上海進出口業90%以上，仍靠外國銀行融資。

1902-1930年間，資金外流反而比資金內流大，因為支付利息與投資利潤的匯出金額，比資金內流量還大，外國匯入中國的投資額，只占直接投資總額的4%，可見外國的直接投資額，多半是轉投資而來，列強之所以對華投資，最有利的條件，是因為不平等條約所享的特權，不願大量增資的原因之一，是利潤率並不高。

1912年之前，是列強資金流向各殖民地的黃金時期，英國有三分之二的資金流向新殖民地，列強對華的投資額比例不大，因為中國已非新殖民地區，可耕地區人口稠密，更重要的是文化相當深固，外來事物不易打入。中國的對外貿易，外貿占國民所得的比例甚小，最高時只有12%，對外依存度甚低，中國與其他殖民地的經濟背景很不相同，沒有出口品過度集中的現象，中國的外貿在1864-1937年間，只有六年無貿易逆差，但這些差額在國際收支帳上，已被各國對華的投資，以及政府貸款彌補而抵消。

1936年中國每人分得的外資額，假定人口為4億5千萬，只有美金8元，日本是中國的三倍。不過外資在沿海通商口岸，畫了一條經濟界線，隔成現代與傳統兩部門，廣大的內陸人口，除了鐵路和部分礦業外，與外資幾乎毫無關聯，所以用per capital來算，並無實質意義。

外資的助益約有：

模擬效果	外資替中國創造有利的投資誘因與環境，傳入新技術、新觀念於各行各界，開闊華人眼識，倡導者。
連鎖效果	外資在華的活動，並未摧殘傳統部門，反而使其更有競爭力，更趨向現代化。

《經濟史的趣味》，賴建誠著，允晨文化出版，2010年08月。

經濟史的趣味 (5)經濟生活的限度－事出有因

2010-10-11T20:56:00.167+08:00

歐洲會發生大規模審判巫者、殺滅巫者，主要是經濟性的因素：氣候轉入小冰期，農穫減少，在糧食短缺的壓力下，必須去除生產力最低的窮人、老人、寡婦，社會給這些邊際人口的罪名。10至13世紀之間的平均氣溫，是四百年的中世紀溫暖期，14世紀起氣溫開始下降，直到19世紀初期才又回暖，在這段小冰期間，最寒冷的是1590年代，以及1680-1730之間，平均溫度約比之前的世紀低華氏2度，16世紀中葉到18世紀末，是迫害巫者最嚴重的階段。

構成謠言耳語的前提，是有一批人構成一個訊息網路(information network participants)，而這批人所組成的社會網路(social network)，又和地緣有密切關係。

1854和1857年發生兩次愛爾蘭人擠兌：

存款餘額愈少的人愈驚慌
開戶期愈短的人愈緊張
在美國居住時間愈短的菜鳥愈慌張
女性比男性有明顯擠兌的傾向
勞工階級比專業人士沒有安全感

中世紀的歐洲經濟尚未起飛，封建領主的莊園是經濟重心，每年能剩餘累積的部份不多，為了維護教會的獨占性特權，最好的策略就是以幾百年的時間，建築超大型的教堂，把該地區的剩餘資源大幅投入教堂，這有兩點好處：

經濟資源與勞動市場都在教會的掌控下，教會的政治、經濟、宗教實力穩居第一。
不同的宗教，例如基督教，若想進入此地區發展，就很不容易搶到所需的各種資源，來蓋自己的教堂。

天主教的策略，就是用超額設備(excess capacity)的手法，來阻擋其他宗教的進入與競爭，有三項好處：

鞏固自己的地盤
向潛在的競爭者與威脅者炫耀，阻擋他們進入
透過這種大型公共建設，繁榮地方經濟，活絡當地的就業市場

天主教在中世紀時，因為在宗教市場上出現新競爭對手，11世紀至少有19種宗教，市場占有率受到挑戰與威脅，不得不推出新產品煉獄說、贖罪說來鞏固地盤，煉獄和破產法的共同特徵，就是在合法的情況下，降低改頭換面重新做人的成本，這種提供新希望的機會，就是一大商機。煉獄的概念出現前，彌補罪過的方法只有一種，用等量的功德來平衡功過，煉獄的概念出現後，功德就可以用金錢來衡量，上帝的寬恕也依罪過的大小，而有不同的價碼。

伴隨煉獄而出現的，還有兩項新觀念：赦免與告解。教皇Clement三世（1084-1110）上任的第一年，就要求主教們募款供十字軍東征，他授權主教依信徒的人品與獻金數量，來赦免他們的罪過，到了12世紀，為了支應十字軍東征，出售赦免已成為有系統的做法，教皇通常可分得1/3或1/2，有時甚至可分到2/3，大地區的主教有樣學樣，開始和轄區教會分享赦免和贖罪的利益，造成教會的地方與中央互搶財源。

基督新教走的路線，是要信徒直接向上帝懺悔，要信徒保有較高的自覺性，透過自勵自勉自修來獲取上帝的慈憐，路德派的新教義，其實也是在提供一種廉價的新宗教產品，讓信徒用很低廉的成本，就可以和上帝直接溝通，逐漸搶走天主教的地盤。

元朝統治者面對漢人的抵抗，在調整法律的施用規定，大體而言有幾個階段性的變化：

1271年之前	蒙古人與漢人的法律分開適用
1271-1267	法律全面蒙古化
1276-1294	逐漸寬鬆地執行蒙古法律
1294-1330	蒙古法律逐漸漢化

蒙古講究對女方的聘禮，但女方無嫁妝；漢人的聘禮較象徵性，但講究嫁妝。蒙古婚俗重聘禮，這是買婚習俗的延續，用以補償女方家庭的損失；漢人重嫁妝，等於是從父母那裡提前繼承財產。蒙古要行收繼婚，因為婦女結婚後被視為夫家財產，丈夫身故後不能離開，要由夫家的成員接收為妻子，稱為收繼婚，收繼者通常是丈夫的兄弟，或丈夫與其他妻子所生的兒子，或是其他親戚。

遊牧民族的收繼婚，其實是對族內共同財產(婦女)的效率使用，但對農耕定居的漢人來說，收繼婚是最嚴重的亂倫大忌。收繼婚的好處有三：

家族保有這個年輕的女性活財產
收繼者可接收寡婦的財產
解決寡婦的生活與扶養問題

1303年元成宗下聖旨，明示女性的再婚規定，是中國史上首次明確剝奪寡婦和失婚婦女的財產權，明太祖在1369年頒布相同的規定，清朝的法律完全仿效明朝。1330年之前漢人寡婦選擇守節，主要的考量是收繼婚的亂倫恐懼，1330年之後選擇守節，主要考量是財產權與子女權已移轉到夫家，再嫁就會失去這兩項重要倚靠。

到宋代為止的寡婦通常會再嫁，守節是少數例外，元代之前婦女的人身權，基本上屬於本家或自己。到了元代，蒙古統治者把游牧民族的婚姻制度，強加在農耕的漢人社會上，使得原本屬於婦女的人身權、子女權、財產權，轉移到夫家手中，這項制度上的轉折，讓元明清三代的喪夫婦女被迫選擇守寡。

人身權	婦女的孝順對象，從本生父母轉為丈夫的父母(公婆)。
子女權	宋代喪偶婦女再嫁時，有權帶走子女，元明清的婦女必須把子女留在夫家，子女權屬於夫家而非母親。
財產權	宋代婦女的財產權，不會因結婚而受損，元明清的婦女已無財產承分權，婦女結婚後就把財產權轉渡給夫家，失去財產的支配權，若寡婦要再嫁，財產必須留在夫家，但寡婦只要留在夫家，就可以保有嫁妝與從夫家得到的財產。

明代後期，棉花成為主要的紡織原料，棉織品逐漸普及化，適合婦女參與生產，每兩件棉衣中，就有一件是從婦女織造的棉布製作的，稱為棉花革命，棉花革命後，男耕女織的分工才真正落實：婦女從棉紡業的所得，高於在田地的工作報酬，可以養活自己，也可以扶養小孩，換言之，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寡婦經濟獨立的機會，守節的可能性因而增加。

經濟活動中的最底層，是日常生活性的生產與交易活動，並無正式的組織，地理半徑很短，只限於城鄉或稍大的區域內，往上一層的經濟活動，是較具規模的區域性，各省或鄰近諸國之間商業體系，再往上推到國際與洲際的層面，則以經濟世界為探討的單位。

理性的假設，基本上是方便數理模型的設定與數學的演算，假設本身是否真實，符合實況或只是虛擬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根據這些假設，推論出有意義的內容。雨勢愈大，股市的交易量就下降，平均股價也下跌，人是情緒性的動物，處理金錢時尚且深受晴雨的影響，處理感情與糾紛時必然會更衝動。

猶太人貸款給英國國王，賺利息是基本目的，更重要的是希望國王保護他們的財產權。放款收利息時，猶太人之間是競爭性的，國王一方面利用他們的競爭關係，支付較低的利息，二方面在抄家時，也不是全部撲殺，而是選擇性地抄幾家，然後對從前沒做到國王生意的猶太商人示好。

每個時代在經濟生活方面，都有它的底與頂，透過可能與不可能這個上下限度，可以掌握不同時代人們的努力與成就，在15-18世紀之間，人類並未能有效突破大自然的約制條件，達到原本是可能的限度，公平自由競爭的經濟活動，在最低層的日常交易中較常見到，如菜市場，但在較高層次的交易活動中，如批發、遠程貿易、金融兌換業，反而是以投機、市場獨占、價格控制等行為為主，15-18世紀之間的經濟活動，造就了一個新的社會階級：商人。

《經濟史的趣味》，賴建誠著，允晨文化出版，2010年08月。

經濟史的趣味 (4)戰爭與現代國家－海權與帝國主義的發端

2010-10-10T22:10:00.001+08:00

戰爭形態的改變，是造成現代國家興起的主因，決定國家的最適規模的關鍵因素就是戰爭形態的改變與課稅權力的集中化。步兵的戰鬥效率提升後，小國寡民已不符經濟效益，中央集權化的國家，在國防優勢上比地方分權型的政府有利，15世紀中葉火礮廣泛應用後，大幅提升國家的最低效益規模，減弱了封建領主對抗中央政府的能力，西歐的封建領主在1500年時，幾乎已經屈從中央政府，國王因而取得完整的課稅權。

過去的稅收基本上是包稅制，中央要求各省每年上繳多少金額，各省收到命令後，要求各縣每年上繳多少，各縣再向各鄉鎮要求上繳額，各地的實際稅收額，與實際上繳額之間的差額，就是各層級的盈餘。

普魯士稅制的一項特點，是只對城鎮課稅，普魯士國王對各階層的官員有直接控制權，要發揮朝廷的絕對主義，必須有兩項前提：

小國寡民，國土面積不大，人口不太多
國王的雄才大略

稅務官員有統一薪俸，高薪的目的是養廉，風險是就業權沒保障，長官或國王有任意裁撤權，薪資以專業考試和業績考核為基礎，目的是避免無能的冗員，降低成本，增進稅收效率。

明清的貪污是普遍行為，從朝廷到地方的各級官員，呈現金字塔型：高官的個人貪污金額大，但人數較少，離朝廷的監督較近，所以總額較小，相對地，愈靠近基層，官員人數愈龐大，雖然個別的金額較小，但總貪污額會組成金字塔的厚實底端。

主要形式	高額低收	官員蓄意低估納稅者的應稅額，繳稅者用現金或其他好處回報，在兩種情況下較易出現：稅源難以估算，或估算的成本過高時納稅者的應繳額相當大，賄賂比繳稅更合算時
	監守自盜	官員從稅收內中飽私囊，通常發生在中央對地方控管不足時
	超額徵收
影響要素	領土的大小	小國寡民不易貪污
	地主的實力	個別的中小農民不易逃稅，貴族地主必然賄賂或抗稅
	統治者的棍子	中央政府是否願意付出監督與懲罰的高成本
基層官員貪污	特色	集體性、結構性、共犯性、長期性
	主因	國家發給的行政費用不足
		官員的薪俸太薄
統治者對策	稅官輪派制
	加強罰則
	嚴厲監督
	提高官員薪資(養廉)

明代規定國家財政收支的《會計錄》，三百多年間總共才修訂三次，分別在洪武、弘治、萬曆三朝，再以清丈田畝為例，每丈必反已成常態，清朝在17世紀時，也試過三次清丈田畝，皆未成功。這表示明清時期，隱匿財產田畝避稅的事態相當嚴重，愈有田產的人愈有辦法逃稅。20世紀初期時，約有33%到40%的家戶，完全未繳土地稅，逃漏稅的嚴重性，其實就是反映貪污的普及性。

16世紀時中國約有3.6萬官員，要管理1.5億人口，比例約1/4200，官員人數和人口總數的比例太低，被舉報者占貪污者的比例太低，因嚴重貪污而被革職者，19世紀時只有6%-9%。1880年時的官員總數約2.3萬人，非法所得每年約1.15億兩白銀，換言之，平均貪污所得是本薪的18倍，但這1.15億兩中，有一半是被上層的1700位官員分掉，明清時期官員的總貪污額，大約是總薪資收入的14到22倍之間。

16世紀末時，西歐不再是由領主割據的小國，而是被幾個大型國家，如英國、法國、義大利、西班牙、荷蘭、波蘭、德國分治，這種局面能維持好幾百年，主要是因為在政治與軍事上形成新的均衡，國家規模經濟化之後，國防效益明顯提升，只有在進入國家的層次後，海權與帝國主義才有可能。

若以國防軍費占國民所得(GNP)的百分比來說，羅馬帝國時約為6%，中世紀的歐洲約1%，16世紀時約2%，18世紀時是6%至12%，美國在第二次大戰後約為10%，這些高額的軍事開支，當然要靠國家的課稅能力，大體而言，15世紀末期，英法兩國平均每人的稅負額大約加倍，西班牙約增10至20倍。

明代邊鎮糧餉對國家財政的耗竭，並不亞於內府、宗藩、冗官三大項。

13邊鎮糧餉是國家財政危機的主因
若無邊鎮的負擔，政府的財務結構應該會有明顯的改善
若無北虜的侵擾，明代中後葉的經濟會有更好的榮景，朝代的壽命也能顯著地延長

英國的國防支出，占國民所得的百分比(2.95%)，長期而言和德國相當(2.86%)，比法國(4.52%)少1/3，海外的高軍費，也協助國內解決失業問題，大約吸收了3%-5%的男性勞動力，大英帝國內只要支付低廉的軍費，就可保障國協的巨幅貿易，帝國的軍事成本過去被高估了，有不少潛藏的好處被忽略了。

屬地與殖民地幫助英國的成份，其實遠大於英國幫助屬地的成份，整體而言，英國大約支出國民所得5%的成本，就可享受到許多優勢與資源，國協之間的貿易，更帶來相互的繁榮與成長，1870-1913年間，國內投資的平均報酬率約4.6%，海外投資則有5.7%，這1.1%的差別，約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9%，換算成國民所得約有2%，不是個小數目。

英法拿破崙戰爭(Napoleonic Wars)，大約從1792年4月打到1815年11月，英國想要封鎖歐陸，所以禁止中立國，尤其是美國的船隻進出，在禁運期間，美國因為無法銷售到國外，導致稻米的批發價格下跌50%，棉花和麵粉跌了30-40%，煙草跌了20%左右，相反地，原先從外國進口的物品，在禁運期間平均飊漲1/3以上，整體而言，這14個月禁運對進出口的打擊程度，相當於美國把進口關稅提高到60%，禁運大概使1808年的GNP減少了5%，閉關自守的代價高昂，14個月後就廢止鎖國禁運政策。

17世紀上半葉的中日都在鎖國狀態，最早看到遠東地區貿易機會的是葡萄牙，荷蘭東印度公司(VOC)進入亞洲的主要目的，是看上日本的白銀與中國的絲綢，荷蘭人到遠東做生意的手法是內海貿易(intra-Asian trade)，拿台灣的鹿皮與糖去換日本的銀子，再去換中國絲，再去日本換金銀，以及從印度買棉紡織品，帶到印尼群島換香料。

台灣的地理位置，對荷蘭人是個良好的戰略點：

當作儲存貨物的倉庫
當作船隊的補給與休息站
是北上日本、西向福建、南向呂宋、往麻六甲海峽、印尼群島的地理中心
還有鹿皮、糖可以換到日本的銀子。

1654年之後，荷蘭東印度公司在遠東的貿易就走下坡，關鍵在中國的生絲市場，被孟加拉(Bengal)用低價搶走了，1690年代，荷蘭完全放棄遠東，退守印尼群島，這個廣大的海域從此拱手讓給乘虛而入的英國人，做起鴉片和茶葉的生意，VOC從商業的觀點評估，已不值得調集炮艦回擊鄭成功在台灣大打一場了。

日本的鎖國政策始於1639年，禁止與外國有任何接觸，1850年代鎖國的末期，日本平均每個國民的進口額約0.6美分，相對地，1840年鴉片戰爭被迫開港通商時，平均每個中國國民的進口額約有9美分，是日本15倍，日本鎖國沒有國際貿易與不鎖國自由貿易的GNP，大概會有8%到9%的差異。

鎖國時期的日本，透過琉球也有一些小額貿易，琉球雖然臣屬中國，但真正控制琉球的，是鹿兒島的薩摩藩。日本在開國時期的貿易約有4項特色：

出口品的價格來看，國內各行各業的競爭已經相當激烈
國際貿易上，日本是國際行情的接受者(price taker)，而非國際行情的訂價者(price maker)
政府對出口貿易並不獎勵也無補助，反而課出口稅
開國後的20-30年間，並未因貿易而改變日本的產業結構

1850-1930年間，生絲出口占日本總外銷額的20%-40%，占中國的20%-30%，873年時，中國的生絲出口量是日本的3倍，1905年時日本已超過中國，1930年時日本是中國的3倍，在世界市場的占有率超過80%。

日本的蠶絲業迅速超越中國的原因：

蠶隻品種F1
新品種的桑樹，一年四季可長出多次桑葉
興建專用的產業鐵道，突破原本的運銷瓶頸
日本採取團體戰術，各個環節的分工都專業化，把國內市場統一整合，透過合作社產銷，透過契約養蠶、契約收購，把產銷兩大環節整合起來，排除傳統商人的介入。

閉關自守的結果，會造成內部過度競爭，稀少性資源價格過高，技術進步趨緩，貿易是成長的引擎，鼓吹透過貿易互通有無，讓各國的天賦資源和比較優勢，透過貿易讓各國快速成長。

美國阿米許人(Amish)較不和外界貿易，在分散風險以及追求自保的考量下，必須種植基本生活的作物，也就是說，阿米許人的心態讓他們避免生產專業化。

平均生產作物種類	1850年	1860年	1870年
阿米許人	6.7	6.7	9.6
非阿米許人	6.1	6.5	8.5

阿米許人對農地的投資，明顯高於非阿米許人，長輩替兒子準備好耕地，在農業資產上長期大量投資，希望他們成年後不要四散，阿米許人為了文化與宗教的完整和延續性，會把大部分的資金投入購買與改良土地，可用的業務資金相對就少，農業生產力因而比不上非阿米許人。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大約有3百萬人死亡，損失全國財富的1/4，太平洋戰爭雖然摧毀了日本，但也為日後的快速復興，提供三項重要的助力：

鏟除老邁建設，重新設計新時代的架構
破除舊勢力，方便日後的民主化與土地改革
政府積極扶植產業成長，發展海外市場，日本為了備戰，以及戰後的積極復甦，刺激出日本的第二次產業革命

日本的昭和時期(1926-1989)，大致可分成三個階段：

黑谷期	1930-1945	特點是軍國主義與高壓政權
戰後美軍佔領期	1945-1952	去軍事化與民主化的新日本時期，由占領軍麥克阿瑟元帥主導戰後三大改革，主要目的是打破舊的社會勢力： 1946-48年間的土地改革去軍事化、自衛隊化民主化、非天皇化
日本奇蹟期	1960-1970	高經濟成長期
日本奇蹟期	1970年代之後	超級經濟強國期

保守的農業部門，戰前奉守長子繼承、諸子自由的社會規範，使得農業的總戶口數不變，1947年日本採用新憲法，也重新修訂民法，家產的繼承權有很大的改變，從長子單獨繼承，改為諸子平均繼承，長子最多只能分得一半，另一半必須拿出來分給諸子女，日本農村每戶的田地通常不大，所以只能由單子繼承，如果由諸子繼承，就會大家都不夠生活，所以長子就更沒意願留在農村，轉而投入薪資較高的工業部門，或生活較舒適的都市。

外銷並不是日本經濟成長的引擎，真正重要的，是日本國內市場的大幅增長，換句話說，國內需求(內需)才是經濟成長的主力，外銷對日本經濟確實有過助益，但並非不可或缺的原動力，而是在景氣衰退時，幫助景氣加速回升的助力。1895-1990年間，日本的經濟成長三部曲是：

進口國外先進產品
國內市場增長
進軍國際市場

確實，日本出口品價格下降的幅度，比國際競爭對手來得大，價格競爭應該不是關鍵，產品的新穎性與品質的可靠度可能更重要，二戰後日圓的走勢比美元強勁，日圓的實質購買力增強兩倍以上，完全沒有被低估，不是採貶值政策來刺激出口。出口對GDP的成長沒有因果關係，相反地，GDP的成長對出口有顯著因果，日本的出口成長率很高，是因為日本的經濟成長率很高，而不是因為出口的成長率高，才導致經濟的成長率高。

《經濟史的趣味》，賴建誠著，允晨文化出版，2010年08月。
《西方世界的興起》，道格拉斯諾斯、羅伯斯托馬斯著，厲以平、蔡磊譯，華夏出版社，2009年06月。(1973)
《邊鎮糧餉：明代中後期的邊防經費與國家財政危機，1531-1602》，賴建誠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2008年04月。

經濟史的趣味 (3)產業革命－脫離馬爾薩斯陷阱

2010-10-08T23:14:00.001+08:00

馬爾薩斯陷阱，是食物增加的速度呈算術級數，人口增加的速度呈幾何級數，人口的成長率高於糧食的成長率。工人的實質收入，長期而言剛好可以養活一家幾口，不會有剩餘，這種不會變富也不會餓死，只能求溫飽(subsistence level)的所得，稱為工資鐵率(Iron Law of Wages)。

中國的經濟幾乎都沒跳出馬爾薩斯陷阱，糧食產量跟不上人口增加量，一旦超過負荷，就靠天災人禍來平衡，戰國中後期，商鞅在西方的秦國提倡軍功，尤重首功，即殺敵取首級，之後在幾次東征中，採取了殲滅型的戰爭，從前的戰俘可以當奴隸，而現在秦國的農業已相當發達，不缺乏勞動力，戰俘成為消耗糧食的負擔，自然沒必要保留，況且消滅敵國的壯丁，是接收該國最簡潔的方式，大概從那時起，中國對人權的概念有了很大轉變，究其根本的考慮，糧食與人口之間的緊張性，應是主因之一。

糧食逐漸單一化的傾向，就是飢荒的前兆，馬鈴薯引入愛爾蘭後，原本存在糧食的壓力舒解了，人口因而大增，增加最多的時期是1779-1841年間，人口增加率約172%，以人口密度來說，已經超過當時的中國，名列世界第一，簡言之，愛爾蘭掉進了馬爾薩斯的陷阱，無法逃脫人口與食物之間的嚴重不平衡，愛爾蘭變成歐洲最窮的地區，物質上的匱乏程度，和當時澳洲的原住民相當。

依商品財貨的性質，區分出幾種類別：

正常財	當所得增加時，會增加對這類產品的消費；當價格提高時，會減少對這類產品的消費；當價格減少時，會增加對這類產品的消費。
	必需品	所得增加時，消費會增加，但消費的增加比例，會小於所得的增加比例。
	奢侈品	所得增加時，消費會增加，而且消費增加的比例，會大於所得增加的比例。
炫耀財	又稱為Veblen財，價格越高，需求越大，需求曲線變成奇怪的正斜率。
劣等財	所得增加時，消費反而減少。
季芬財(Giffen goods)	一般商品的需求曲線是負斜率，價格愈低，需求愈高，反之亦然，但是馬鈴薯價格上升時，窮人對馬鈴薯的需求反而上升，需求曲線變成奇怪的正斜率。
	重要前提	季芬財必須在所得逼近生存底線時才會出現
		必須在沒有其他食物可選擇替代時，馬鈴薯才會成為季芬財
	經濟學家在正常的社會裡，不可能找到季芬財，季芬財是只有在被迫求生時(survival imperative)，被生存的壓力驅迫時，才會出現的消費行為(subsistence-driven behavior)。
	特點	季芬財出現時，消費者的需求曲線，不是交切在他的預算線上，而交切在他的基本生存線上。
		基本生存線的位置，必然低於預算線。
		無異曲線，即可以自由選擇馬鈴薯與肉類的搭配組合，只可能出現在預算線上，不可能出現在基本生存線上。
		季芬財出現時，消費者在生存的壓力下，被迫只能選擇一種食物馬鈴薯，他的選擇點必然落在X軸或Y軸上，而不是在第一象限內，稱為角隅解(corner solution)。
		消費者的所得效果，此時會大於馬鈴薯和肉類的替代效果。
		季芬財必然是劣等財。

英國這個島國率先脫離陷阱的因為：

英國孤立在北海，較不受歐陸各國之間的爭戰影響，在1200-1800之間，社會相對地穩定。
在1300-1760年間，人口的成長相對緩慢，對糧食與自然資源的需求較少。
富有階層在經濟上相當成功，在生育率上也較具優勢。

文化禁忌通常可以找到約制條件的歷史根據，當這些限制解除後，文化禁忌就跟著鬆弛，因為人類是條件反射的動物。

現代人有兩項優勢：

生命預期比古人和原始人高，即平均壽命更長。
平均身高在1800之後有明顯的增加，這是由於糧食充足和醫療衛生的進步。

1850-99年間出生的台灣男性，成年後的平均身高在160.3至162.8公分之間，女性在149至150.9公分之間，相對地，1902-10年間出生的男性，平均身高在164.2至165.3公分之間，女性在150.8至152.5公分之間，1908-10年間出生的男性，比1887-89年間出生的男性，平均增高2.62公分，女性平均增高2.48公分。

北美8個印第安族成年人的平均身高，是172.6公分，已經有高度文明的歐洲人，平均竟然比遷移性的印第安人矮3至11公分，主因是地廣草肥，資源豐富，人類的威脅小，印第安人飲食中的肉類蛋白質豐富，也用野牛皮交換其他地區的糧食與物品，尚未脫離馬爾薩斯陷阱時，在經濟最好的英國，生活水準未必好過古代的巴比倫。

1800之前，技術工人的工資，長期而言是水平的，表示沒有逃離糧食成長率抵不過人口成長率這個陷阱，英國人類的生活水準是靜止的。

1650年代之前，這條斜率是負的，表示還沒脫離馬爾薩斯陷阱。
在1730-1800年間，這條線的斜率是水平的，表示處於平穩的停滯拉鋸狀態。
從1800年代起，這條線的斜率呈45度角上升，這就是生產力大增，進入大幅起飛的工業社會。

1650年代是英國經濟成長的轉捩點，1660年之前的男性識字率，約在30%-45%之間，1660年之後急速上升，1740年左右已高達75%。女性：1660年之前的識字率不超過10%，之後急速上升，1740年時約30%，1860年時約70%。

長期自由貿易後，雙方的價格與經濟福利會均一化，愛爾蘭的經濟比英國落後，兩個地區在政治與經濟上，長期密切來往的結果，竟然讓雙方的實質工資，在1760-1860年間逐漸同步化。

貧困的馬克思，家庭的負擔那麼重，根本沒錢去倫敦之外的地方旅行，他對勞工階級的知識，泰半靠恩格斯轉述，或從報章雜誌斷章取義，1842年的秋季，正是飢餓的40年代初期，恩格斯才來到曼徹斯特，他所見到的是罷工後的殘破景象。沒發生無產階級革命的原因很明白：工人要生活，生活不下去才暴動，1850-60年代的維多利亞繁榮期(Victorian boom)，實質工資在1851-81年間增加了38%，拼經濟是治國的首要目標，古今中外皆然。

產業革命和政治革命很不同的一點，就是沒有明確的起訖年，產業革命是長久累積的緩慢變動過程，界定出確切的年代，純粹是教學與考試的方便，沒有真正的經濟意義。產業革命並不只是在英國發生，而是在歐陸諸國與北美同時發展，是18世紀時歐洲與北美的景氣上揚現象，是跨國性的，是演化與進化式的，不是突然的與革命式的，是長期緩慢的，不是短暫激烈的。

機械化的大型工廠，並非在工業革命時期才出現；並不是在工業革命時期，才有現代工業，工業革命是延續性的演化發展，是根基於之前幾百年來的成就，而不是突然出現，也沒有明顯的時代斷裂性。產業革命是個多面向的現象，不單是由蒸汽機和棉紡業組成，要判斷一個社會的進步，不能只看它的產業成果，社會結構與經濟組織的改變也很重要。

在1830年之前，蒸汽機對英國的經濟成長貢獻微小，全英國蒸汽機動力的總和才16萬5千馬力，大約是全國動力來源的1.5%，重要性很低，直到1850年改良出高壓蒸汽機後，對經濟的貢獻才達到頂峰，蒸汽機產生一馬力的成本，才低於水力產生一馬力的成本，製造業才轉而大量使用蒸汽機，火車、輪船和飛機都一樣，成本必須降低到能使一般民眾受益，這些產業才會有GNP意義。我們對歷史的認知，大都建構在印象式的證據上。

19世紀的美國鐵路，對經濟發展助益不大，對國民所得GNP的貢獻度不超過2%，鐵路對工業產品的重分配效果非常小(minimal)，對製造業整體而言，鐵路的貢獻度小於總產值變動的3%，完全沒有發揮火車頭產業的功能，以19世紀的經濟發展需求來看，傳統的河運和湖泊體系，才是產生高額社會節省(social saving)的運輸工具，社會節省即為社會帶來多少貢獻，或是能替社會節省多少。

在區域之內運送農產品時，鐵路取代水路的速度，會比在區域之間來得快，在區域之內運送農產品時，較容易捨水路而選擇鐵路，但在區域之間運送農產品時，並不會那麼快就捨水路來就鐵路。鐵路在區域之內會有較佳的社會節省，鐵路對運送農產品的貢獻，不超過GNP的2.5-2.8%，區域之間由於有鐵路的創新，所獲得的社會節省大約只佔GNP的0.6%，因為沒有鐵路而損失的可耕地價值，約佔GNP的1.8%，若再把因而衍伸出來的間接損失算入，則約佔GNP的2.1%。

美國的鐵道系統出現一項特質，地區性的軌寬整合度很高，但全國性的相似度很低，美國的軌寬是由民間工程師決定，而這又受到他們之前的經驗影響，並不是最有效率、最具優勢的東西，就能存活得最好，也不在於規格上的優越性，而是歷史的偶然造成，這種路徑影響(path dependence)的歷史偶然現象，在度量衡上最常見，市場的需求，是規格統一化的重要推手，最後國際標準軌寬是4.85英呎，正是羅馬戰車的寬度，是兩匹拉戰車的馬的屁股寬度。

經濟現象和其他社會現象一樣，都會受到歷史路徑的影響，會受到遙遠的過去中，某些突發事件的影響，歷史的偶然是不可忽略的；這種動態過程的本質是歷史性的，歷史是重要的，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都不是完全自由的，而是全然受到之前歷史的束縛。經濟現象會受到從前軌跡的影響，而非只受到當前條件的左右，在這種途徑依賴的過程中，歷史是重要的，歷史過程會有長久的影響力，即使只是過渡性的改變，都會產生長遠的效果，我們必須探討研究對象的歷史，而非只看當前的科技、偏好或其他眼前的事情。

英國工廠的組織形態很傳統，都是中小型企業，不易發揮規模效果。美國的製造業能在短期內成為龍頭，有一項關鍵就是地大物博，自然資源非常豐富，在1940年之前，美國的優勢幾乎都是能源密集型的製造業，耗鋁、耗鐵、耗油。

組成托拉斯的基本目的，是要獨占或寡占或大幅擴張市場占有率，使廠商能因而得到更大的利潤，或減低成本，使公司的產品在生產與行銷方面更具主導性，經濟上的托拉斯，不一定要把經營權委託給他方，只要是在經營上相互結合，以追求更高的市場掌控度者，都可稱為托拉斯行為。

主要有兩種類型：

以金融控制為基礎的托拉斯
以企業合併為基礎的托拉斯

單單把經營權或所有權委託他人，在法律上雖名之為信託(trust)，但並不足以稱之為托拉斯。

1929年大恐慌期間，德國的問題比美國嚴重多了，外資眼見情況不妙，自然抽身離開，失業人數暴增，傳統產業的競爭力較差，打擊更大，從1925下半年起，失業人口急速增加到年低的220萬，然後逐漸下降回到1927年中的100萬，到1931年底時高達600萬。

希特勒在特殊時期用特殊手段，讓失業人口在24個月內減半：

凍結薪資，不准上漲，讓工商業界能雇用更多人。
凍結物價，讓民間的收入與儲蓄維持購買力。
抑制進口，愛用國貨，擴大內需。

這幾項鐵腕鐵血政策成效顯著，使得希特勒的聲望與失業率的下跌、經濟成長的效果同步變化，人民的眼睛，對眼前的事情是雪亮的，對較長期的事情，反而是盲目的。

《經濟史的趣味》，賴建誠著，允晨文化出版，2010年08月。

經濟史的趣味 (2)銀本位與金本位－美元腳鐐與金融海嘯

2010-10-07T14:39:00.000+08:00

先秦時期的金銀，主要靠長江流域供給，以楚國為主，15世紀初期明朝的版圖大增後，積極開採雲貴的銀礦，但平均年產量只有4-6噸，頂峰時約20噸，不夠急速增長的人口與經濟使用。美洲白銀約有1/3流入中國，明代中後期張居正推動一條鞭法，在稅制上最大的變革，就是用銀繳稅，1643年明代滅亡之前，大約有2.5億兩(9375噸)白銀，在中國地區流通。

1500年左右，中國的金銀比價約是7.5比1，每兩黃金的價格，約是每兩白銀價格的7.5倍，同一時期歐洲的金銀比價，以法國為例，約是13比1，歐洲與中國之間的金銀價差，在套匯的積極作為下，很快就收斂了，到了1650年時，中國的金銀比價已高達14比1，和法國的15比1相當接近，這表示兩件事：

‧中國的白銀存量已大幅增加
‧已追上世界的金銀比價，從銀荒時期的金賤銀貴，轉為歐洲式的金貴銀賤。

美洲白銀在16-17世紀大量流入歐洲後，產生兩項長久的影響：

解除了15世紀以來的流動性危機：金銀的供給數量，原本不敷鑄幣的需求。
造成物價革命：1世紀之內物價上漲3倍，但也播下17世紀經濟蕭條的種子。

1450-1650年間，中國米價的趨勢一直在爬升，開始大幅下跌是1660，一直跌到1700左右，有人稱這40年間為康熙不景氣，1500-1650年間，進口白銀大幅上漲時，地價卻長期下跌，表示外國白銀在明朝中葉到明末，確實幫助了中國經濟，但清初的康熙不景氣，恐怕要從內部去探索各種因素。

1870年以前，英、美等列強都是金銀複本位，黃金與白銀都是中央銀行用來發行貨幣的信用準備，國家規定黃金與白銀之間有固定的交換比例，19世紀中期約15.5比1。

英國因為貿易順差，累積的白銀太多，加上採礦與提煉技術的進步，導致白銀產量過多，造成銀賤金貴，1870年左右，以英、美、法、德為首的列強，因為國際銀價大貶，逐漸放棄白銀的貨幣功能，改採黃金單一本位制，簡稱金本位制。金本位制國必須公告幣值，金本位制是一種固定匯率制，英國在經濟衰退時，必須苦撐住這個匯率，目的就是要維持金本位制的基本特徵，即鈔票與黃金之間的自由與強制兌換。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一心想加入黃金俱樂部，但外匯不夠改採金本位，解決的辦法就是1894年發動甲午戰爭，痛打中國一頓，要求大量賠款，才夠本錢買西裝領帶在1897年加入列強的金本位行列。

中國因為外匯存底不足，沒有足夠的黃金當作發行貨幣準備，和外國貿易時只能用白銀報價，外國商人付款時也用白銀清算，所以稱為銀本位。因白銀的價格起伏不定，所以就稱為浮動匯率，1870年左右，由於英法德列強改採金本位，白銀失去貨幣功能，國際銀價大貶，因而大量流入中國，造成銀賤銅貴。

白銀價格下跌，等於是貶值，表示中國的出口品價格下跌，對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有利，更刺激國內產業的發達，中國的絲綢茶業磁器出口，只能換到不斷貶值的白銀。但是中國貨幣跟著貶值，進口買外國貨，就要付出更高的代價，但購買外國的輪船槍礮時，就要付出更多的白銀。簡言之，白銀貶值導致中國的貿易條件惡化。

中國在對外貿易上，是個銀本位的國家，自從國際放棄白銀本位後，中國貨幣的對外購買力大貶，真正的破壞者，是英法列強改採金本位，所造成的國際銀價長期下跌，1890-1898十年間貶了44%，對中國這樣的銀本位國家而言，這等於是外力強迫她的對外購買力貶值，1885-95年間，白銀的購買力跌了將近一半。

中國是銀銅本位，不是西洋的金銀本位，對中國真正有殺傷力的，不是銀而是銅，銅元價格因銀價下跌而相對地高漲，各省競鑄銅元所產生的劣幣效果，破壞了民間日常交易的銅元體系，日常交易的銅元劣質化，等於是物價急速上漲。

晚清的鑄幣權不在中央而在各省，財政困難的地方政府，立刻掌握機會大鑄銅元牟利。

相對於白銀，銅元的購買力上升，所以只要能鑄出銅元，民間就有需求。
為了大賺一筆，新鑄的銅元會保持原有面值，但減少成色含銅量。
財政困難的甲省，會去搜購含銅量較高的乙省銅元，熔化後鑄出成色更低的銅元來牟利。
民間自然會把成色較佳的銅元留下，把爛錢用出去，造成劣幣驅逐良幣。

1869年之後美國物價會下跌，那是因為貨幣供給的增長速度太慢，趕不上整個經濟體的成長速度，實質所得的成長速度，遠遠超過強力貨幣的成長速度，事情變成物賤錢貴，產品雖多但換不到錢，主要因為美國在1873年放棄原本的金銀複本位，要追隨英法德列強的金本位，也就是說，原本有貨幣價值的白銀，現在已不具貨幣功能，成為和銅鐵一樣的金屬而已。

19世紀末，美國西部農民反對金本位制，主張恢復白銀本位的功能，所提出的白銀自由化運動，目的是要讓任何人，都可拿銀子去銀行，要求鑄成銀幣使用。

一次世界大戰後，金本位制暫時中止，英鎊若不回復金本位，匯率就不容易穩定，因為無法用固定的黃金含量，來表示貨幣的價值，這樣就容易引發對英鎊的投機買賣，對全球的金融不利，大英國協各國想回復戰前的金本位，一方面用以控制貨幣發行量，二方面穩定各國的幣值匯率，三方面促進貿易的穩定性。

澳洲急著逼迫英國表態主因是擔心國內通膨變劇，澳幣的匯率不穩，熱錢流進流出投機套利，澳洲的經濟規模，沒有大到能獨立自主，國際金融的地位還不夠資格自行宣佈返回金本位，自有資金不足，要靠英國借資金、借黃金才夠用，另一方面，是澳洲的資本市場不發達，必須靠倫敦的支援。最後終於在1925年回復金本位，1931年9月21日，英國宣佈脫離金本位，列強跟進。

1929年世界經濟大恐慌的起因，說法有三種：

說法	提倡者	說明
產業結構說	凱恩斯	設備使用率不足(超額設備)，雇用的工人數也超過產能的需求，有效需求不足是造成大恐慌的主因。
貨幣政策說	米爾頓傅利曼	聯邦儲備體系（類似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過度寬鬆，造成不正常的泡沫經濟，1926年之後的股價短期急速上漲，應該是狂熱性的買進，美國的金融當局已察覺經濟過熱，改採保守謹慎的貨幣供給政策。
		企業界從商業銀行貸不到錢，自然轉向股市集資，若以1922年的指數為100，1926年中期就上漲到200，泡沫急劇漲大的時間，是1926年中到1929年10月，指數從200漲到接近400，這是如假包換的泡沫。股市圈內的信用貸款，反而急速上漲供投機買賣股票，這才是泡沫化的主因。1929年末的股價，遠超過上市公司的實質獲利能力，泡沫的必然破滅，1929年10月之後的自由落體，應該是失序性的狂賣與落井下石。
		股利指數的變化曲線，在1922-8年間，基本走勢和股價相同，甚至可以說是「亦步亦趨」，表示股價和股利並未脫離，這是很健康的訊息。然而從1928年3月左右，這兩條線開始分道揚鑣，股價指數漲到400時，股利指數才剛超過260，表示股市的投資人，比上市公司的經理人，對公司的預期獲利更樂觀，甚至是太樂觀，這是泡沫化的另一個重要指標。
金本位說	Barry Eichengreen、Peter Temin	金本位有個大缺點：會員國的貨幣都以黃金為基準，貨幣價值，是釘住黃金價格的固定匯率制。如果美國的金融出現大問題，立刻會透過共同的固定匯率制，迅速影響各會員國的金融體系，稱為金本位的溺斃效果。
金本位說	Barry Eichengreen、Peter Temin	英國在強大的壓力下，1931年9月21日宣佈脫離金本位，各國積極跟進，金本位制終於崩潰了，正是因為1931年的金本位崩潰，世界經濟才有可能在1934-5年間復甦。

1929年世界經濟大恐慌後，金本位制在1931年廢除，白銀回復了它的貨幣功能，1934年美國的購銀法案，是把美國從大蕭條救出來的重要英雄，1932-7年間的物價上升14%，批發物價上升32%，農產價格上升79%。

美國硬把銀價拉抬起來，對當時仍採銀本位的中國來說，有兩項重大的影響：

等於是用外力強迫中國幣升值，這會嚴重打擊出口貿易，中國銀子必然受到高銀價的吸引，大幅流向美國，造成貨幣供給大失血。
中國的物價大幅下跌，簡言之，美國的購銀法案是以鄰為壑，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中國的痛苦上。

不論從價格或數量來看，中國的銀子並未被美國吸走，反而還因為國際銀價的持續下跌，而大量流入，購銀法案如果真的傷害到中國，並不是因為它的通過，而是因為它的廢除。

白銀被美國吸走後，貨幣供給減少，政府的財政必然更困難，只能擴大債務讓預算赤字化，1935年11月3日，蔣介石政府正式宣佈終止有幾百年歷史的銀本位，改採法幣制(紙鈔制)，脫離銀本位後，政府印鈔票時，就可以不必顧及白銀的準備數量，導致過度印鈔，造成物價膨漲，在8年抗戰期間，貨幣發行量增加300倍，物價上漲得更快，將近1600倍，平均每年上漲150%。不過，對中國經濟有較重大影響的因素，是1931-7年間水旱災，對以農立國的經濟，所產生的衝擊才是廣泛深刻的。

1929-33年世界大恐慌期間，全球貿易量大幅萎縮，4年內萎縮到只剩1/3，929年世界大蕭條後，國際貿易變成區塊化、圈子化，其中的三個大圈子是：以英國為首的大英國協圈、以法國為中心的歐洲金本位國家圈、由德國帶頭的中歐圈。圈內各國的幣值相互穩定，但各集團之間的匯率則起伏不定。

哪些因素會讓不同的國家結盟？

GNP的水準很重要
距離是最大的殺手
地緣的鄰近性很重要
原來的殖民地關係最重要
共同貨幣圈也很重要

發展亞元有兩項好處：

強化亞洲各國間的貿易、生產與經濟合作。
減少對美元的依賴，減少因匯率波動造成的損失。

然而，亞洲各國沒有亞元的主因：

經濟發展程度差異較大
缺乏共同的政治意願
缺乏有領導力的貨幣(錨貨幣)

《經濟史的趣味》，賴建誠著，允晨文化出版，2010年08月。
《1929年大崩盤》，約翰高伯瑞著，羅若蘋譯，經濟新潮社出版，2009年07月。
《Golden Fetters: The Gold Standard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1919-1939》，Barry J. Eichengreen 著，牛津大學出版，1996年。

經濟史的趣味 (1)漢代錢幣與賦稅－開放創造市場，仿古造就空想

2010-10-06T22:16:00.000+08:00

漢文帝登基的第5年(西元前175年)，宣佈兩項新政策：

‧鑄造新幣，名為四銖，每銖的重量0.651公克
‧放鑄，開放鑄幣權，民間可以自由鑄造，私人鑄幣無罪

這是中國貨幣史上惟一的放鑄時代，文帝的放鑄政策只維持30年(西元前175-144年)，之後收回鑄幣權，禁止民間私鑄，鑄幣權回歸中央後，還繼續鑄造四銖錢，直到西元前119年為止，四銖錢的壽命總共約55年，從出土的錢幣質量分析報告，可以看出漢代的各種錢幣中，四銖錢的品質最佳含銅量最高。

在放鑄政策下，政府賺不到鑄幣利潤，政府把原本由國家賺取的鑄幣利潤，轉讓給民間，鑄幣利潤是君主的重要財政收入，鑄幣權收歸國家因而成為常態，但放鑄並不表示民間可以鑄造任何重量、任何成色含銅量的錢幣，事實是政府會提供標準貨幣的樣本讓民間遵循，重點是要讓民間賺取鑄幣成本與錢幣面值之間的鑄幣利潤。

放鑄的目的是希望：

透過民間的競爭，錢幣的品質會愈來愈好，國家的幣制可以更快統一。
減少政府的負擔，不必支付鑄幣成本與發行費用。

文帝的放鑄政策，經過4個步驟才能成功：

政府提供錢幣的形式和質量標準，稱為法錢。
鼓勵民間自由鑄造，但質量不得低於法錢。
提供錢衡，作為判別良劣幣的標準與仲裁工具，商民買賣所用的錢，都必須用錢衡(天平)測量實重，不可逃避，否則依條例處罰，錢衡的目的很簡單，持有各種貨幣的人，必須在公平公開的環境下交易。
民間為了賺取鑄幣利潤，就會競相提高貨幣品質，良幣逐漸占上風，劣幣被逐出錢幣市場。

文帝之後的錢幣品質持續下降，主因是國家財政困難，必須盡可能賺取鑄幣利潤，到了武帝時，因為討伐匈奴需要鉅額財政收入，就廢止這套世上少見的放鑄政策。元鼎4年(前113年)，貨幣鑄造權又由國家自民間之手收回，水衡都尉監督鑄造全國統一的良質銅貨五銖錢發行，政府收回鑄造發行權，五銖錢為再統一的法定標準通貨。

格雷欣法則，劣幣驅逐良幣運作的前提：

在金屬貨幣的時代，政府強制規定好錢與爛錢的購買力相同，或良幣與劣幣有固定的交換比例。
對貨幣的品質訊息不對稱，對貨幣的品質訊息不對稱時，劣幣容易在市面流通，行家把良幣藏起來不肯花掉。

但如果

政府不必規定良幣與劣幣的交換比例，良劣幣之間沒有固定的交換比例
政府放鑄，鼓勵民間自由鑄幣
民間對貨幣的品質訊息透明公開對稱

格雷欣法則就有可能不成立，良幣確實有可能驅逐劣幣。

租稅徵收遵行政府收入(公用財政)與帝室收入(私用)的區別，大司農主管官衙，少府與水衡都尉兩單位職司帝室收入，東漢併水衡都尉入少府，漢朝帝室財政的龐大凌駕政府財政。對家內人的個別支配，方式則通過郡縣政治末端鄉的租稅徵收與徭役。

租稅	人頭稅	算賦	別稱口算，以與財產稅算賦區別，課徵對象係15-56歲的成年人，不分男女，每人每年1算，定額120錢為1算。
	人頭稅	口錢	7-14歲的未成年男女，每年23錢。
	財產稅	算賦	別稱貲算，對人民所有財產課徵的算賦，商人緡每二千錢一算，工業末作四千錢一算。
		算車船	交通運輸工具稅，武帝加徵。
		算馬牛羊	家畜稅，武帝加徵。
	山澤園池市井之稅	市稅	具市籍而固定開設店肆的商人，非挾雄資而行商意味的賈人，市有管理的專設官署，於市內營業的商人也除戶籍外需另辦登錄，稱市籍，市內同業商店比排成街，名以為肆或列。
	山澤園池市井之稅	海稅	漁業的漁稅
徭役	力役	更卒	凡15-56歲男子，每年1個月交代，於居住的郡縣義務勞動，從事公共設施木土工事
	兵役	正卒	自屆23歲的成年男子中，選體檢合格者，接受都試的訓練，亦至56歲服役期滿
		衛士	有徵往首都充當中央禁衛軍(南、北軍)1年的義務
		戍卒	每年3天，調邊境防備部隊，從事國土警戒，得納公定價3日300錢的更賦，由官方代辦代理人擔當

黃金為上幣，秦以1鎰為1金，漢以1斤為1金，錢是通用的計算單位，1金折算萬錢。

新莽王朝的託古改制是空想的國家社會主義，大略有十項：

仿居攝事，給自己的新王朝找歷史根據
立公侯伯子男五等爵
依古文經書為典範設置郡縣
改頒吏祿，重訂官俸
復井田制，行王田制，即土地國有制
五均賒貸，設五均官平抑物價
改革幣制，廢止漢朝五銖錢，改鑄今金1種、銀2種、龜4種、貝5種、錢6種、布10種，共5物6名28品貨幣發行，一系列齊整數字的政策推行。
釋放奴婢
行巡狩禮
改定祭禮

王莽收天下土地均為王田，奴隸改稱私屬，一律禁止買賣，恢復古代井田制度，男子不滿八口家族而田超過一井的，所有餘田分與親戚鄰里。其實王莽要做的是土地國有制以及地權平均，但他又以復古為己任，所以把王田制和井田說勉強牽扯在一起，牽動全國基本生活的王田制，應是新朝崩潰的重要因素。

井有法之義，效法、法則，雖不見於《爾雅》，但在金文中卻可常見，在殷商甲骨文與周金文中，井字未見作水井解的，在《詩經》與《尚書》內，也都看不到井字，在西周之前，水井不像後世那麼重要。軍隊作戰時若需要空地，為了要有平坦的地面供戰車奔馳，以及有足夠的空間讓士兵列陣，可以塞井夷灶，所填塞的井，是軍隊為了獲得飲用水所挖的井(野戰井)，棄井隨即用土塞平，能在短時間內塞井，可見挖得不深。

泉水在西周以前是飲用水的主要來源，尤以貴族為甚，百姓在有天然流泉可飲時，也不太願意鑿井，要到春秋中期人口密度大增後，水井的重要性才漸顯露。在西周之前，沒有用過井水灌溉，大約是要到戰國時，鑿深井的技術較成熟後，井水在灌溉上才逐漸有輔助性的地位，而且是以灌園為主。

中國古代的數學，對幾何圖形的研究不夠發達，幾何進展不如同時期的西方，形狀不夠規則的田地面積，不易準確估計，求面積的方法，基本上是長與寬的相乘。對於不整齊圖形面積的估算，慣常的做法是截長補短，這就涉及到人為的估計，如果分割為許多小方塊之後再相加，計算者的判斷更會影響結果，這些技術上的不準確性，會給經手官吏上下其手的機會。

井田說源自《孟子》，孟子在滕國的時間大概是西元前323-320年計3年，然後遊梁遊齊，孟子當初替滕國所規畫的是井地方案，即井字田，目的是在正經界，將每1平方里的耕地，稱為一井，用井字形的阡陌分割成9塊，古時劃分線的實體是封洫，每塊面積約1百畝，以家為單位，而以餘夫之田作為補充。

圭田則可能位於城外郭內的郊，以便照顧，圭田、野地這兩種土地的面積都比較小，價值較低，對公平性的要求也不太嚴格，所以孟子就把稅收的方式留給滕文公自定了。

清初入關後，由於明朝遺下許多無主的莊田，而清朝的東來諸主、勳臣以及八旗兵丁無處安置，就把這些土地分發給他們，圈地是順治11年(1654年)覆准，圈地的分配原則是，諸王以下依職爵不同而異，壯丁每名25畝，普通旗民每人30畝。

清雍正朝要安頓墮落與危害社會的旗民，設立旗人井田區：

時間	從雍正3年(1725年)至乾隆元年(1736年)，只有11年，試行時間很短。
範圍	河北省的順天府與保定府，共2府4縣17村，總面積20939.2畝。
官員	管理員1名	為最高負責人，管理井田相關事務，以革職大員內誠實有年紀者充任，主要的職責是約束井田民戶。
	勸教1名	專管井田戶旗民的刑政與教養，使不敢妄生事端。
	驍騎校	專治軍事，維持井田區的治安。
	催領8員	專事催取公租。
	鄉長1名	專供督率農務交糧，並稽查逃盜、賭博等事。
資格	井戶	受過刑事處分的旗民，送到井田區內約束改造，自16歲以上、60歲以下，各授田百畝。
資格	堡戶	受過刑事處分的旗民，不種公田也不納糧，只給地30畝。

11年間有180井田戶，其中一半90戶先後退出，其餘90戶不能服田力穡，雖然有免費的耕地和必須的經費，但要他們自食其力，是不可奢求的事，初始的動機與目的成為必然失敗的原因。

戰國到文景時代的氣候是溫暖期，武帝時期是氣候溫暖期轉入小冰期的過渡期，到了元帝時期正式進入小冰期，王莽時代低溫和災害達到高峰，東漢初期的氣候是西漢小冰期的延續，桓靈時代氣候惡劣的程度不下於王莽時期，西漢末期會有嚴重的社會動盪，和當時的氣候有密切關係。

自始建國3年(11年)，黃河堤防潰決，下游河床變到而發生大氾濫，中國南北同以連續的水旱饑饉與被迫流亡，大量人民非餓死、凍死，便轉化為盜賊，北方以山東地方起源，染赤眉毛以與前往征討政府軍區別的赤眉軍，指導者係貧農出身的樊崇，移動至泰山山中為根據地，南方農民軍則以湖北省綠林山(日陽縣東北)為據點而稱綠林軍，首領王匡、王鳳、馬武、王常。

《經濟史的趣味》，賴建誠著，允晨文化出版，2010年08月。
《黃河文明之光》，姚大中著，三民書局出版，1981年04月。

胡立陽出人頭地100招：成功人生必勝寶典－觀察、想像、判斷

2010-09-30T10:24:00.212+08:00

大學階段，因著對於知識的渴望和了解世界的企圖，大量地博雜地閱讀著各式各樣的書籍，舉凡報紙、書店或是文壇排行榜上的重要經典、人生必讀、十大好書等書單，都不會一一放過，因為這個渴望是如此強烈與瘋狂，也曾經有過一年閱讀百本以上書籍的紀錄，而且是在不影響學業成績和社團活動的情形下達成的，不過大概從離開學校開始，我就走上了自我閱讀和教育的路途，對於自我的興趣和需求有了比較清楚的了解和認知，幾年下來都是延續著這樣的道路努力前進著。

最近因為某種機緣，和以前工作過的研究機構的最後一任老闆JKF碰面，她極力地推薦我一定要閱讀這本書，甚至在那個當下，就要拉著我的手到附近的書店去購買了，回來之後，我也很好奇什麼樣的書值得她這樣大力推薦，因此就上網買了。

大概只花了半天的時間，就把整本書看完了，看完之後更加印證長久以來我心中的想法，那就是可以從一個人正在閱讀的書，或是推薦的書，或是贈送給別人的書當中，除了認知到對方的閱讀興趣、品味和關心議題之外，還可以進一步了解到對方的思想高度和深度，這樣說並不是有貶抑之意，而是可以從這樣的互動過中了解到對方的喜好，找出溝通的方式和切入點，進而達到最終的目的。

這種心理勵志類的書籍，大概是長久以來出版社的最愛，因為銷路通常都很好，而且不同的名人可以有不同的包裝和行銷方法，即使內容大多大同小異，因為人是相當脆弱的，總會有學業上、愛情上、工作上、健康上、家庭上各式各樣的問題，除了到廟裡燒香拜拜，除了和家人朋友訴苦抱怨，必須有人可以作為解決問題的榜樣模範。

不可否認胡立陽有他獨到的成功方法，有他叱吒股市的獨特思維，嚴長壽有他成功的模式，郭台銘有他開疆拓土的稱霸戰略，許多的名人都有著不同的成功經驗，但是這些經驗之談往往沒辦法被複製到另一個人身上，就像我最近發現管理不能稱為科學一樣，因為同樣都沒有可證偽性，也就是沒辦法否定他的結論，卻也沒辦法重複相同的結果。

更不用說，許多民間智慧或經驗之談，本身充滿著矛盾和模稜兩可，然而這些智慧俗諺、經驗習慣卻是在有形無形中，有意識潛意識下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的思考和行動，非得要非常用力地專心地才有辦法避免它們的影響。但是也不能因此做出悲觀的結論，好似逃不出一張張開的網一樣，只能任由別人擺佈，或許只要保持開放的心胸，就可以避免大部分的陷阱，或許也可以像薛西弗斯一樣，享受著把石頭推到山頂的過程，不過這樣卻又落入了卡繆的哲學結論之中。

胡立陽說，投資股票的主要目的，絕對不應該只是為了賺錢，是要增加生活的情趣。假通膨純由資金炒作而成，並沒有生產過剩的實質問題，是由假性需求造成的。

做任何事，若是一開始就心存退路，很容易因意志不堅而導致半途而廢。許多人尚未成功，就是因為不能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總以自我為中心，博得老闆青睞的三種能力：

觀察力：老闆最想達成的目標是什麼
想像力：為老闆設身處地地著想
判斷力：怎樣才能助老闆一臂之力

出人頭地的八大法則：

不要只聽周遭朋友的話，一般的建議只會讓你成為平凡人
不要只知道用功讀書，更重要的是要讀對書
不要只知道努力工作，更重要的是做對工作
不要只結交志趣相投的朋友，否則你永遠只看到一半的世界
不要只是默默期待等升遷，要勇於創造自我推薦的場合與機會
不要以為機會是只留給準備好的人，它會留給主動向它叩門的人
不要以為錢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只是你必須站對地方接
不要只會正面思考，要逆向思考，不正常的人才能出人頭地

《胡立陽出人頭地100招：成功人生必勝寶典》，胡立陽著，天下文化出版，2010年05月。

石聲漢農史論文集 (2)氾勝之書－關中的農業智慧

2010-09-24T00:13:00.139+08:00

百榖或五榖、六榖的糧食作物在史前便已開始種植，百果或五果也在史前就開始馴化，油料中，最早的是大麻種子和大豆，還有荏(蘇油)，纖維中，大麻(雄麻)、苧麻，也是西元前5世紀就見於記載的，六畜也是史前遺產，養魚事業，至少在西元前3世紀便已經開始了。

《詩經》所保存周民族的詩歌，顯示著農業生產是周民族的特長，從戰國起，一般只有由關中出兵向東作戰，關中本身很少直接成為戰場，所以關中的農業生產，很少直接受到戰禍。戰國時代至少已有過兩種專門農書《神農》、《野老》，而且，至少在西漢時它們還在流傳。

《管子》中〈牧民〉、〈權修〉、〈立政〉、〈五輔〉、〈八觀〉等篇，所記各種保證農業生產的良好政治措施，如果沒有很先進的技術知識做根據，以很難想像。

《呂氏春秋》共十二紀、八覽、六論共26個部分，六論中最後一論〈士容〉，共有6篇：

第3篇	〈上農〉	專談怎樣以政治措施保證農民能夠及時地從事農業生產操作，凡替統治階級效勞的諸子，所談的農本或重農思想，利用農民熱愛土地的心理，盡可能地不擾亂他們的生產勞動過程，讓他們固著在土地上。
第4篇	〈任地〉	是利用土地的原則。
第5篇	〈辨土〉	即以人力改變土壤現狀，對性質不同的土壤，在耕種時間上做不同的安排，由耕作不良而引起的三種弊害，稱為三盜：地竊(播種過稀)、苗竊(缺苗)、草竊(雜草妨苗)。
第6篇	〈審時〉	討論操作及時與不及時，對作物各方面作了一個總結性的比較。

西元前1世紀初，漢武帝末年搜粟都尉趙過發明的新式農法代田法，以5頃為經營基準，推廣於關中地區，田作區分相互間隔的甽與壟，甽中播種，育成苗時，以壟土覆甽中苗根，作物成長收根深之效，耐於亢旱害與強風而茂盛，收成較普通之田每畝可增1-2石，甽與壟每年交代互換。三腳樓更是每犁三叉，二牛耦耕而三人操作，播種與覆土同時進行的進步技術，1日可播種1頃，后稷始甽田，甽田是耕種時在田中留出的行道。

《漢書‧藝文志》所載9種農家書，除《神農》、《野老》外，其餘7種中，不知何世的4種後來都已失傳，剩下3種是《董安國》12篇、《蔡癸》1篇、《氾勝之》18篇。漢成帝劉驁時，議郎氾勝之教田三輔，出現了現存最古的農書《氾勝之書》，原為18篇2卷，現存材料則只有3500多字，提出一條基本法則：趣時、和土、務糞澤、早鋤早獲。

趣時	趕上雨前雨後最合適的耕地時間。
和土	耕、鋤、摩平、消滅土塊，保持鬆軟細密。
務糞澤	極力保持土壤的肥沃與水分，旱農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保存土壤中的水分來供給植物的需要，保澤即是今日口語所謂的保墒。
早鋤	目的一面是消滅雜草，避免草竊，一面有以土壤覆蓋來防止天然蒸發的效果。
早獲	愈原始的品種，種實全部成熟所需要的時間愈長，落粒的現象也愈嚴重，提前收獲，便可以避免落粒的損失。

耕種操作中必須注意土壤條件，特別是水分條件，降水特別是大雨的打擊、涇流的沖動、人類在田間操作時的踐踏，都會使地面變緊密，因此毛細現象水上升快速，增大蒸發。庄稼長高後，耕有許多困難，因此以人工精細地鋤整，便是改良土壤結構最常用的方法，在華北地區，這別是西北，春天乾燥多風，蒸發量很大，這時進行淺鋤，一來可以消滅雜草，減少它們所消耗的土壤水分，在地面造成一層塵埃覆蓋，同時毛細現象上升被打斷，尤其可以保存土壤水分。

治種，也稱糞種，即在種子上加肥料，用一種或幾種混合獸骨煮出膠汁，加上蠶糞、羊糞乃至附子，攪成稠糊糊，把種子泡進去再攪和，讓種子外面粘上多層糊，晾乾，收藏起來，等候播種。

適合於小農經營的集約農法區田法，或稱區種法，是在小面積土地上，做成小窩窩區，向地平面以下洼陷進去，作為區，在防止水分與養分的損失上，都有益處，田地每畝區劃一定規格的多數區(溝)，於溝中定額播種，實行深耕細作，集中地使用灌溉水和肥料，乃應用於零細農地經營，以發揮肥效而提高單位面積上的高度豐產的農作方法，但是人力浪費嚴重，招致大量的水土流失，在當地和下游地帶造成災害。

農業操作的季節性極為重要，24節氣便是一項特創的製作，陰曆或農曆月份的變化參差太大，而要依靠節氣，以至於星躔(星座位置的年週期性變化)或物候(自然界氣候或生物現象)作指標。雌株(麻)是收種子用的，要到霜下實成時才收，雄株(枲)是取纖維的，在夏至後20日，沒有漚以前就要收，要利用雄株的花粉，要等雄株穗勃，勃如灰，才拔之。

崔寔在五原教民耕織，反對讀書與勞動二者的對立，而主張手腦並用，農事已起則勞動，農事未起則學習，這種實際學問，保存於《四月民令》農家月令書，本書已散佚，現在存在的只是從《齊民要術》中輯佚出來，是農家月令書的開創者，也是一種代表作，只是一個熟悉農業生產技術的地方官而不是農業技術專家，農本觀念在《政論》中表現得非常明白，不僅要求不違農時，而且還要以提高生產技術的方法教民耕織。

從後漢初葉起，西域植物成為張騫引入的才漸漸多起來。

葡萄	蒲陶不是張騫帶回，而是張騫死後若干年，另外的十餘輩漢使採取回來的，將引入蒲陶的事歸於張騫，第一次見於文獻的是後漢王逸。前漢以前，中國內地沒有真正的葡萄(Vitis vinifera)，只有薁，在《詩經》中有。
苜蓿	苜蓿無疑是漢代輸入的植物，是張騫死後，漢使從大宛採來，搜粟都尉趙過，發展了很細緻的土地輪休制度代田，引進苜蓿供給著牧草，也增加了土壤中的氮含量，第一次將苜蓿與張騫聯繫起來的仍是王逸。
大蒜	黃河流域原來只有小蒜，大蒜是中亞傳入的，真正野生的小蒜只在準噶爾和吉爾吉斯一帶有，野生大蒜原產於歐洲南部，將大蒜和張騫聯繫起來的第一人仍是王逸。
胡荽	菱、荽、芠、葰4個字相同，將胡荽和張騫合起來，應該以晉初張華為最早。
安石榴	安石榴或石榴這名稱，最早的文獻是《太平預覽》所引曹植的〈棄妻詩〉，陸機稱它為涂林，大概是當時外來語的對音字，張華稍早於陸機，根據當時的傳說將安石榴的傳入歸之於張騫。
胡麻	中國栽培的胡麻肯定非原產，但何時引入，暫無法考訂。
胡桃	胡桃保持萌發力的時間較短，貯藏時間稍長，就會因霉類侵入而敗壞，3~4年以上的胡桃一般很難出苗。飛攘出自南州，胡桃出自西羌，今日秦嶺各地都有胡桃林，很難想像道4世紀以前的漢族，會捨近求遠不從羌族而從中亞去引入胡桃。
紅蘭花	兩漢三國時，中國內地的婦女用來妝點面頰和口唇的紅色顏料，是朱砂或丹砂，即氧化鐵，匈奴婦女則用色彩更鮮麗的燕支，即以紅蘭花製成的色素，匈奴稱妻為閼支(閼氏)，言可愛如燕支，焉支山(甘肅省山丹縣)是種紅蘭花的地方，由甘肅或寧夏等地方引入，但是與張騫毫無關係。晉在晉初到南北朝中原婦女才採用燕支，也就在黃河流域栽培著紅蘭花，作為妝飾品及染料，晉代已用紅花為紅色染料，清代中葉，用紅花染的布，比蘇枋色素好。
胡豆	曾稱為胡豆的應有豇豆、豌豆、蠶豆三種：豇豆：不是黃河流域原產，在三國以前引入的其他地區栽培植物。豌豆：在三國時，洛陽及附近已經不把它認為外來植物，但直到明末，仍有人將豌豆稱為胡豆，豌豆原產地是高家索南部乃至波斯、印度北部。蠶豆：原產於裡海南岸，依西亞至中亞至新疆、甘肅這條路線傳入中國內地的，浙江一帶的蠶豆並非真正的蠶豆，四川從明末一直到現在，稱蠶豆為胡豆，只能證明蠶豆不是四川原產。
胡瓜	原產於印度或喀布爾，通過南疆傳入關中。
無花果	傳入中國似乎不是由西域陸路而是南邊海道，古度應當就是無花果或極近的種。

《本草經》的起源，估計不會早於後漢末年多少，到晉初大概已有定本，萵苣、菠菜、海棠都是北周、隋、唐時代傳進來的栽培作物，隋唐兩代，許多豪家在渠道裡設置水磨(磑子)過多，妨礙灌溉，常常要由政府命令來限制禁止，而且往往無效。由元代司農司主編的農書《農桑輯要》，關中今日是重要產棉區之一，元初便已在陝西取得很好的成績，明清兩代的統治，給陝西農業遺留了一個巨大災害，是罌粟(鴉片)的輸入與栽培。

清初，關中李顒(二曲)提倡躬身實踐以達到修、齊、治、平的理想目標，農業生產受到重視，地方性的農書開始出現。鄠縣王心敬(18世紀前半)有關水利和耕作方法，興平楊屾《豳風廣義》著眼點是在陝西發展養蠶，作為農家副業，同時解決衣著問題，《知本提綱》敘述農業生產實踐，《修齊直指》對於耕作施肥特別注重，三原楊一臣(19世紀前半)《農言著實》。吳其浚《植物名實圖考》刻成於1848年，是中國植物學第二部世界名著。

《石聲漢農史論文集》，石聲漢著，中華書局出版，2008年01月。
《黃河文明之光》，姚大中著，三民書局出版，1981年04月。

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兩漢思想 (7)唯物主義－矛盾律的應用

2010-09-23T11:52:00.005+08:00

西漢興於秦末的陳涉、吳廣大起義，而亡於哀帝以降鄭躬、蘇令與漫延26郡國農民大暴動，東漢興於王莽末年的綠林與赤眉大起義，而亡於靈獻之際的黃巾與黑山大暴動，兩漢四百年裡共有百次以上的農民戰爭，兩漢皆興於農民戰爭而又亡於農民戰爭。

光武帝建武16年(40年)以青、徐、幽、冀四州為中心而漫延全國的度田事件，從豪族引發的農民起義，光武帝一面將激起民便的禍首十餘人皆下獄死，以為和緩懷柔的處置，一面又實行了以盜殺盜的分化政策，以及官吏的補盜競賽辦法，恩威並施，起義的農民，變成了脫離戶口年紀的流民，或失去生存條件的貧民。

兩漢的正宗思想都負有反對農民戰爭而為漢代統治階級辯護的宣傳任務，東漢光武帝建武2年(26年)，博士范升上疏指《費氏易》與《左氏春秋》為異端，極言不應立博士，此即為異端與邪說同義的開始，東漢初葉的的異端多出於古文經學的左派，多受天人感應說的影響，鄭興也未能免俗，右派的代表如賈逵等，則已投降了讖緯的正宗以致貴顯，光武時代的思想統治，與西漢武帝時代相較，已經更為嚴厲而黑暗，所以異端思想無不帶有鮮明的悲劇氣質。

今古文經學之爭的外表雖表現為儒家經典的解釋，而爭論的實質則為在中世紀王權的思想統治夾縫裡爭取合法的地位，從經學內部鬥爭出發，終於循著由量變而質變的原理，導出了經學自己的炸裂。

王充(27-104)，對於班彪，以信徒而來，以叛徒而去，在背師初期，似有一段京師流亡之苦，家貧無書，常遊洛陽書肆，閱所賣書，生平行事可以終身潦倒、終身戰鬥八字概括。著作《譏俗節義》是對俗人的戰鬥或對社會的批判，《政務》是對人君的政治批判，《養性》是戰鬥生活的晚年自我檢討，《論衡》85篇，20餘萬言，前後歷時凡30餘年，是對於唯心主義和有神論的戰鬥或思想批判。

王充思想的社會根源是代表著農民以及微賤階級的要求，在階級立場上樹起了反抗皇權和豪權，思想的理論根源是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批判方法充分地滲透了矛盾律的精神，普遍地以不矛盾的說法為是，而以矛盾的說法為非，勇於文化批判而怯於政治鬥爭。

單就《論衡》來看：

〈問孔〉、〈刺孟〉、〈非韓〉是對於古書及古代思想的批判。
〈書虛〉、〈道虛〉、〈語增〉、〈儒增〉、〈藝增〉、〈對作〉是對於當時偽書的批判。
〈變虛〉、〈異虛〉、〈感虛〉、〈福虛〉、〈禍虛〉、〈龍虛〉、〈雷虛〉是對於緯書裡天人感應說的批判。
〈寒溫〉、〈譴告〉、〈變動〉、〈抬致〉是對於當時俗儒天人感應說的批判。
〈講瑞〉、〈指瑞〉、〈是應〉是對於祥瑞思想的批判。
〈死偽〉、〈紀妖〉、〈訂鬼〉、〈四緯〉、〈讕時〉、〈譏日〉、〈卜筮〉、〈難歲〉、〈詰術〉是對於當時一般社會迷信的批判。

王充思想雖屬於道家，而卻與先秦的老莊思想有嚴格的區別，王充的道家之義是形而下的唯物主義，是引物事以驗其言行的反自然之說的主驗能動思想與訂其真偽，辨其虛實的認識觀點，王充一面宗黃老之義，一面又拒絕關於黃老的迷信，這正是王充無神論思想的特點，批判的不應為農民戰爭的旗幟，而應為秦始皇、漢武帝以來的帝王長生的妄想。

《論衡》稱引孔孟者凡440餘處，可見王充並非根本反孔，以孔子為人而不以孔子為神，借矛盾律以打破對於孔子的偶像觀念，歸結於暴露讖緯正宗神話孔子的無據，批判孟子，主要見於〈刺孟〉、〈本性〉二篇，主要在批判孟子邏輯概念的混亂與其推理的不合於矛盾律，以及其目的論世界觀，批判荀子，見於〈本性〉篇，但王充從荀子所接受的思想影響，實遠過於其對荀子的批判之深厚。

接受墨家的節葬之義，而反對其明鬼之論，重在揭發明鬼與節葬不能兩立，以暴露墨家的矛盾。對於公孫龍《堅白》之論，純為概念遊戲，而實質上則殊無道理，更不能做實踐的指導，在中國思想史上，有總結性的價值。

通過自然無為的道家思想，批判了漢室的嚴刑峻法的統治與干涉，未必是以古代法家為批判的真實對象，對於韓非的邏輯思想與批判精神，具有深刻的理解與高度的同情。桓譚是王充最佩服的人物，《新論》是王充最稱讚的著作，王充受桓譚的影響是深刻的，以韓非的〈四難〉與桓譚的《新論》評為同類，可證〈非韓〉實際所指乃是非漢的酷吏。

桓譚，字君山，《新論》反對神學目的論的重要命題，為萬物自生，而非天所故生，反對圖讖，只是依據著五經以仁義正道為本的儒家思想，來屏棄奇怪虛誕之事，並沒有堅定的無神論世界觀，本質上與孔子不語怪力亂神及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態度，顯示著常識的健康理性的看法，政治思想以抑商賈防兼併為其方略，《新論》軼於南宋，沈陽、孫馮異所輯《桓子新論》一卷並非本書。

魂為少陽之氣，魄為少陰之氣，精為太陰之氣，神為太陽之氣，精神魂魄既然都是氣，則氣之神祕性就可以明白了，王充提出反對命題，天和地一樣，是體，而不是氣，天地既然是體，便顯著地是物質，把神性的天還原為自然的天，根絕了天的感覺性、意志性，從而否定了它的神性，天與地既然同為體，就其物質性而言，無復有尊卑高下。

破除了體、氣的混淆，根絕了由氣通往神的神祕隧道，在王充看來，氣從屬於體，在氣的這一唯物主義的涵義中，採用了陰陽的範疇，以陰陽為天地之氣，即為物質的體的氣，天地作為具體的有形的東西來說，它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樣，含氣之類，無有不長，是運動的、發展的，體動，氣乃出，萬物即由此發生，但作為整個宇宙的本身來說，則是不生不死，無始無終，陰陽無始終的命題正反對了太初為氣之始的命題。

漢儒的十二肖獸相勝論：

肖獸

鼠

牛

虎

兔

龍

蛇

馬

羊

猴

雞

犬

豕

地支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五行

水

土

木

土

火

土

金

土

水

王充認為物種的相勝，取決於生理器官的長短利順，萬物的生存鬥爭取決於氣勢，有自然的規律，以個人的切身利益實在是道德的基礎，是古代唯物主義者所共有的，對於世俗禁忌，王充均有批判，其中有一部分思想，到了唐代，曾為呂才所繼承所發展。

王充所謂謂人死有知是謂火滅復有光之說，後來又被范縝所發展，形成了神滅論的母體，王充的無鬼論的體系，是由宇宙根本規律裡所謂精神依倚形體的唯物主義命題構成其最高出發點，直到了王充的無神論思想裡，才以無鬼為薄葬的根據，使問題得到了首次合邏輯的解決。

絕用人之源，不防喪物之路，重人不愛用，痛人不憂國，儒意之所失也，儒家之辯護厚葬，完全出於消除不孝獄多的政治動機，仍是有若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西漢大郡太守死，照例收財禮1千萬文以上，東漢數目更大，按照官級負擔長官葬費，最後負擔者當然還是那些死無葬身之地的窮人，而厚葬者卻享孝悌忠孝的美名。

歷史的進展並不是由天在主宰，而且也無關聖王之德，歷史的命定論以為歷史不是人所能控制的，更不是聖王之德所能挽回的，亂世的根本原因只是由於人民的飢寒，而人民之所以飢寒只是由於歲的飢寒，歲的飢寒又是由時數所決定的，這是人所不能控制的，於是歷史就只能在盲目性的自然決定中一治一亂、興廢昌衰相繼地進行著，據自然與無為之義以批判目的論，形式上是在論天道，而實質上則是反抗了漢代的統制政策。

堅決否認生而知之的天賦觀點，知識起源於後天的學習，肯定感覺為認識的基礎，前知與後知乃是邏輯學上的推理之知，而推理則仍以經驗或感覺為根據，否則無由而出，不曾將感覺或經驗視為知識的全部，抹煞理性認識，就不能把握事物的本質，在知識論上將感性與理性等同地予以強調，而無所偏廢，與荀子十分類似。

宇宙現象分為可知和不可知兩大類，凡能由學問求出效驗的，是可知的，凡不能由經驗求出道理的，是不可知的，通過實踐的驗證來評價知識的真偽，從諸多事例裡抽出原則，以證明一個命題或判斷的真妄，知識起源於感覺，是以知識連結於實踐，並在實踐中來豐富知識，肯定了知識起源於實踐，特別是起源於耕織生產的實踐。

王充生年正值四分曆與太初曆爭論最烈時期，章帝元和2年(85年)施行四分曆時，王充年59歲，殷朝為適應農業季節，月的朔望周期約29.5日，與太陽年合組的太陰太陽曆骨幹，迄20世紀民國成立以前，本質都無何變化，夏正以正月，殷正以12月，周正以11月，秦朝又以夏曆10月為歲首，漢朝恢復以正月為歲首，自此各朝代曆法，雖有變貌，基準一貫仍係太初曆。

漢朝成立年代最早的數學文獻，係西元前2世紀前半張蒼的《九章算術》，東漢有《周髀算經》，《孫子算經》則是六朝時代完成，觀測儀器自殷朝開始已有表與髀，漢朝更具備了天球儀，2世紀初後漢張衡依此原理發明渾天儀，《九章算術》和渾天儀的出現，也約和王充同時代。

命定論思想是王充思想體系中一個最大的弱點，偶然決定一切，偶然性扮演著必然性的角色，行施著必然性的任務，盲目的必然性、偶然性決定一切，是一個矛盾，命定論的錯誤在於把自然的必然性絕對化，命定論是機械的觀點，而決定論思想確定人類行為的必然性，推翻所謂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話，但絲毫不消滅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對人的行為的評價，唐代的無神論者呂才，特別批判了王充的命祿觀念。

王符《潛夫論》的天道天命觀部分接受了道家的思想，也接受了荀子的學說，採取自然法則說，萬物自化，含有物質自己運動的意義，自然規律都是氣之所為，社會是以自然為最高的樣本，自然有和氣與乖氣，社會也有治世與亂世，人生也有吉凶禍福，順天正者為聖王，逆天乖者為桀紂，存亡既然是沒有一定的，即惡政必亡，天命思想，形式上有二元論的傾向，一方面承認天命，他方面又強調人為，把王充的國命論修改成環境決定論。

多數人的經驗積累愈高便愈善，至於那種以個別人物的獨善來處理問題的宗教思想，是不能作為知識成就的標準的，常把實在之義與虛華之義對立起來，認識的內容要以實際的行為標準，才有價值，反之，以世俗的偶像觀念作為標準，知識便成了偽托的符咒。

虛偽即宗教意識的自我掏空，虛義是衰世的徵候，知識論離開了真實的對象界而延向三代先驗的小天地，聖王經典是最高的範疇，經驗學問往合這種倕心，就成為聰達之明，德義之理，把漢代豪族地主階級的身分性的族位揭破，封建制的富貴階級是和罪惡成正比例的，政論集中於學術和倫理的改造，以政治的開明，只在於賢能的任用。

仲長統(179-220)，字公理，《昌言》所貴乎用天之道者，則指星辰以授民事，順四時而興功業，天之道不是別的，僅是自然的規律，人們要懂得天之道不是為了別的，僅是為了有利於生產和工業，是唯物主義的思想，天道是指宗教思想，天之道是指自然規律，以客觀的真實存在為依歸，而反映為主觀的實在把握，天之道即四時之宜。亂源是豪強地主階級的封建剝削，政權之在君長是以財力為基礎，社會的階級矛盾是危機的根源，主張亂－小亂－大亂三個週而復始階段的懷疑論。

《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兩漢思想》，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邱漢生著，人民出版社，1957年04月。
《黃河文明之光》，姚大中著，三民書局出版，1981年04月。

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兩漢思想 (6)今古文經學－誤讀與再發明

2010-09-22T23:56:00.268+08:00

經的起源雖在戰國之季，但經被尊崇，則在漢武帝置五經博士以後，經學形式的固定是從漢代開始的，藝的形式是經，漢朝設五經博士而非六數，係因樂經早已散佚。宋代以後乃以四書為中心的儒學，宋朝以前，唐代儒學固較漢朝儒學思想也已變化，但均係以五經為中心的儒學。

借助於傳統的思想材料，改變其形式，進而增補其內容，中國中世紀歷史上的經學箋注主義就是由此產生的，不論秦漢的經學讖緯化、魏晉的經學玄學化、唐宋以來的經學科舉以至八股化和道學化。喜歡臣下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的內法外儒政策，正是漢家歷代皇帝的心傳，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是漢高祖以來的心傳，武帝賜嚴助書，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因為《春秋》嚴上下之分，大一統之治，縱橫便有害統一了。

漢初惠帝4年(前193年)正式命令解除秦朝挾書之禁，由於文字不同，說解亦異，今文經典均秦朝舊儒於漢初所授，傳承系譜分明，代表漢朝官認的學問，今古文經學之爭，以古文學家與今文學家爭立博士始而以綜合今古文學終。

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罷其不與秦文合者，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倉頡篇〉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之前，所謂秦文，即篆文也。

六藝之書，行於齊、魯，爰及趙、魏，而罕流佈於秦，皆以東方文字書之，是六國文字，即古文也，古文籀文者，乃戰國時東西二土文字之異名，其源皆出於殷周古文，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由有封鎬之遺，故籀文與自籀文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較東方文字為近。自秦滅六國以至楚漢之際十餘年間，六國文字遂遏而不行。

在羅馬帝國，儘管拉丁語系被用於各族人民之間的往來，但人們仍然繼續使用著如希臘文、希伯來文、通俗埃及文等其他文字，這樣有助於非羅馬觀念的延續。

秦朝統一前秦國時代，以立國宗周之地，傾向於最能保存西周遺風，直接繼承西周金文而通用籀文(大篆)，天下大定時整理與統一文字，即以籀文為基本，加以簡略化而成篆書(小篆)，乃官方正式字體。較篆書愈益簡化，適用低級公職人員辦事節省時間，方便於竹、木簡上書寫，戰國楚國已常用的實用字體，也被保留由徒隸使用而名隸書，到漢朝實用體的隸書終以普及而正式化，取代篆書的標準地位，漢碑標準字體便是隸書。草書先於楷書發源，隸書追隨篆書，自此單使用為裝飾文字，中國文字書寫系譜，因之便在漢朝告一總結。

毛筆的筆管自殷朝遺址中已有發現，可明瞭中國特有書寫用具毛筆的使用非始自蒙恬，以植物纖維為原料的紙，其製造自1世紀甚至西元前1世紀的前漢時代便已開始，蔡倫須是製造良質紙張而又得以廉價生產的技術改良者，中國製紙術於8世紀時傳向當時的阿拉伯，12世紀再傳播到歐洲。質輕而價值昂貴，僅通行於上流社會，薄而白的縑帛，紙未發明以前便稱之為紙，蔡倫以後今日意義的紙普及，才改稱帛書，帛書約成10公尺常的帶狀，可以捲攏，以便收藏，此型態稱為卷。

自劉歆移書太常為古文竟勝今文之始，新莽篡漢，崇尚古文，東漢嗣興，廢黜莽制，五經博士仍沿西漢之規，而在野巨儒多明古文，一經專門家性格已向廣泛的五經通學者轉換，儒者身通六藝，故今古文學之爭，亦已東漢為最著。

劉向治《榖梁春秋》，詔領校中五經秘書20餘年，乃集合《洪範五行傳》奏論之，與董仲舒不同，序次《烈女傳》以戒天子，及採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各若干篇，又別集眾錄，謂之《別錄》，不僅以陰陽修咎論時政得失，而且引災異推演之術以為政治鬥爭(黨爭)之工具，由虞至漢的歷史，完全用天人感應思想，加以說明，更是世界最古的目錄分類和中國文獻學的創始。

劉向子劉歆，治左氏，傳其春秋，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漢書‧五行志》所載，劉氏父子推演災異者，共182事，言論凡226則。劉向死後，哀帝使劉歆嗣父前業，劉歆乃攝《別錄》指要，集六藝群書，種別為《七略》，分類〈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伎略〉，〈諸子略〉共輯書10種，187家，4364篇，班固《漢書‧藝文志》即因《七略》之辭，刪存其要而成。

先秦學人論述諸子哲學，只將諸子中學說相契合或互連結的作為一類，並不加以學派的專名，自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始以儒、墨、名、法、陰陽、道德等學派專名為標準而評騭諸子學說，太史公所說六分法，大體上足以包舉先秦重要學派，六家皆以學顯，西周以前學在官府，而私學開創於春秋戰國之際，賢人作風特徵之一，即是今不如古的退化史觀，劉向、劉歆父子因校理群書感虞編目分類的需要，遂有九流十家之目。

劉歆表現出存古的主張，反對滅絕各家的專己守殘的政策，反對雷同相從的陋習，劉向指出文化史的發展不但與陰陽災異等神學範疇無甚關係，純屬人事以內，而且還主張存異說，反對專一說，黨同門。在托古改制之中，還看出了禮失求諸野的現實危機，二重真理觀或折衷主義的自我矛盾，一方面暗示了一元論神學思想的危機，另一方面表白了對於中世紀社會矛盾之無力解決，劉歆的自殺悲劇，即其明證，對於不相容的矛盾思想，給以相等同的贊辭，正是折衷主義史家論斷的筆法。

今古文經學之爭，不在爭取學說之公開流傳，而是爭取置博士，設弟子員，即官學的地位之確立，博士的官階並不算小，漢初俸400石，其後增至600石，內遷可為奉常、侍中，外遷可以為郡國守相諸侯王太傅等等，弟子員年考一次，如能通過一經就可以補文學、掌故的缺，考得高等的，可以做郎中。

《禮記》自漢朝編纂，所收錄關於禮、樂各篇，也經發現乃是荀子相關諸篇的模寫，荀子天道即自然，與人事全然無關的思想相近於道家，漢朝儒學予荀子思想最大的變貌，乃在六藝中《易經》的地位再估定，《易經》原與筮的關係密切，周朝初年尚踏襲殷朝用龜卜之法，所以筮法乃周朝發明由輔助卜法而中替代了卜法，篇幅擴充與理論建立於上下兩篇基礎上成立十翼，其年代也似多數經典文字完成自戰國晚期以至前漢中期。

就經的內容說，常以爭立《左傳》為其中心問題，即是爭論各派《春秋》說解的優劣問題，今文學家有孔子為漢制法之說，《公羊》和後來《榖梁》能夠久据官學的地位，《白虎通義》即為今文學之結晶，古文學家漢為堯後之說，《左傳》在新莽時得立於學官，到漢末，社會的危機暴露出來，不但今文早已失卻其作為統治工具的功用，就是古文的經典注疏也已不足以厭悅人心。

所以馬融、盧植、鄭玄、許慎諸儒也終於撤廢了家法的藩籬，走上了綜合今古文學的折衷道路，兩漢經學的結束的顯明表現，就是今古文經學的合流，鄭玄刮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說文解字》所收錄文字開始一部首編定，成立今日中國字典辭書原型，脫離本屬《禮記》一篇的原型而擴大篇幅，單獨成立專書的《爾雅》，以最早訓詁之書聞名。

而時代思想的主流，則已經開始向著玄學方面潛行了，馬融洽是這一時代思潮轉捩的體現者，兼注三禮，而且突破經學的藩籬，崇奉老莊，而且於絳帳女樂之中講學，也開魏晉清談家破棄禮教的風尚。

東漢經師以及生徒們，常常用韻語來標榜個人在學術上的獨特成就與風格，通常只是七言一句，在第四字與第七字上協韻，韻語當時稱為謠言，或稱為風謠、諺、語、號、論、歌，謠言或風謠的發生，與漢朝登庸官吏的制度有關，漢朝的察舉與徵辟，所憑藉的品評標準，是出自鄉里的意見，其在太學中，則依據學中之語，乃是一種有力的薦舉狀，採取歌的形式，簡短有力，便於流傳，是延譽上達的利器。在漢末宦官們的權勢膨脹以後，官僚們以及官僚的黨羽們為了反抗宦官，便拿來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不但用以褒獎同類，且用以貶斥奸邪。

採集、整理民謠而配以音樂，以便歌唱的音樂詩樂府，也自武帝時代創始，考風謠謠諺之類，直到魏晉之際，也還在高門名族間流行著，魏晉時代題目品藻風氣之盛，可於《世說新語》一書中窺見概略，然而那時所謂的題目，也還是一種概念的比況，並無具體的內容。題目品藻，本來起於東漢，稱號實為題目的濫觴，稱號本身就直指人物，並不取什麼譬況，是從風謠蛻變出來的，後來題目卻有了重大的發展，從直指變為譬況，從具體說明變為抽象象徵。

風謠與題目，正代表著中世紀名門豪族的一種公論，並沒有什麼廣大的社會性，僅發生於名門賓客之間，當時的各種豪族集團，也都各自有其賓客，各自有其公論，只能是一種地望或名望的標誌，把身分性地主階級的狹義的公論稱為清議，是當時名門豪族的賓客自高位置的一種虛矯表現。

當太學生因為反宦官之故而遭摧殘之後，奉旨的鴻都門生徒與宣陵孝子就出現了，這是對豪族地主施行軟化與分化並進的政策，光和元年正式置鴻都門學，鴻都門連像白虎觀的宗教理論也制不出來，抬出來的是孔子的畫像，鴻都門學的辭賦、書畫、尺牘，以及方俗閭里小事，與太學中的五經是大異其趣的。太學生分裂出來的，則以書畫技藝進，別立鴻都門學，一反傳統的經註學風。鴻都門學的主要工作僅是從書法上刊定五經字句而已。

禁錮了的清議，不得不開始轉向，另求出路，其結果是清議轉而為清談，從是非臧否，到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從空洞無物的綱常名教，到綱常名教的否定而叛散五經，滅棄風雅，以至聖人孔子與老莊將無同，流為純概念的遊戲。魏晉清談，以《易經》、《老子》、《莊子》為三玄。

葛洪把華與實，形與神分開來，指出郭泰的彰徨不定，載肥載臞，乃是客觀環境與主觀願望的矛盾衝突，在無法解決時，生活態度便出現一種忽冷忽熱的兩面作風。

《世說新語》的撰集者不僅目郭泰等為清議轉向清談的契機人物，且直認他們為清談的始祖，佔全書1/2以上的篇幅，漢末諸名士在《世說新語》一書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漢末與魏晉，在《世說新語》撰集者看來，同屬於整個清談時代。

《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兩漢思想》，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邱漢生著，人民出版社，1957年04月。
《黃河文明之光》，姚大中著，三民書局出版，1981年04月。
《劍橋插圖中國史：西方人眼中的中國文明奧秘》，伊佩霞著，趙世瑜、趙世玲、張宏艷譯，果實出版，2005年04月。(1996)
《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錢穆著，三民書局出版，2003年08月。(1958)

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兩漢思想 (5)白虎觀會議－儒學神學化大成

2010-09-21T23:45:00.172+08:00

西漢成帝以降，農民戰爭漸趨高潮，而以王莽時代為最高峰，到了東漢光武末年，方告一段落，宣布圖讖於天下，愈加走上神學迷信一途，但董仲舒以來的一元神學系統之不足以解決問題，產生了劉向、劉歆父子及揚雄的二重真理觀。

到了班固時代，桓譚及王充的異端體系正在形成中，懷疑和批判的光芒更使正宗思想黯淡無光，因而連白虎觀神學集議的主稿人班固也失去了對正宗的信心，變成了二重人格的折衷主義者，漢行以師為吏之策，而從中竟生出了有離於宗的折衷思想，實為正宗危機的標幟。

揚雄是一個不滿現狀而又不敢鬥爭的人，在倫理問題上，將老子與其他諸派的思想，完全捨棄，而獨尊崇儒教，以為宇宙是一元的存在，其根源的範疇，就是玄，作為宇宙最後根據的玄，實際上就是老子所說的道的同義語，雜以陰陽家的曆法，一與六同宗，二與七共明，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而構成了宇宙的間架。

玄在空間上分為一方二方三方，共為三方，每方又各分為一州二州三州，共為九州，每州又各分為一部二部三部，共為27部，每部又各分為一家二家三家，共為81家。在時間上，玄又綜合了方、州、部、家四者，共為81首，每首附九贊，共為729贊，每二贊為一日，共合364.5日，此外，另加兩贊，湊成了一年365.5日之數。以代表每州第一部第一家的首，為一天，共為九天。

玄

空間

時間

一方

二方

三方

一方

二方

三方

3方

一州

二州

三州

...

一州

二州

三州

...

9州

一部

二部

三部

...

一部

二部

三部

...

27部

一家

二家

三家

...

一家(天)

二家

三家

...

81首

一贊

二贊

...

九贊

...

729贊

一日

...

364.5日

人類發展階段：

1	2	3	4	5	6	7	8	9
思心	反覆	成意	條暢	著明	極大	敗損	剝落	殄絕
思之微		思之崇	福之資		福之隆	禍之階		禍之窮
生神				中和				倨勮
貧賤而心勞			富貴而尊高			離咎而犯菑
作息					作消

1	2	3	4	5
6	7	8	9	5
共宗	共明	成友	同道	相守

只要理解了太玄之理，則未來的吉凶禍福，便皆可預卜，無疑地是神祕主義的唯心主義思想，宇宙構成論，剝去了物質性，神化了數字性，宇宙除了數的機械的結合和調和，再沒有東西了，正是宋代周敦頤太極圖的張本。揚雄的世界觀是由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因素所奇妙結合的二元論的體系，揚雄的唯物主義思想，在漢代因了非祿利之學，獨見稱於異端思想家桓譚。

揚雄以孟子自命，所批判的對象，正是一些迷信觀念，具有鮮明的無神論傾向，主張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以加重人為的自我修養的必要性，對董仲舒的性三品說，作出了相反的命題。揚雄並非富於獨創性的思想家，《太玄》全然模擬《易經》而成，《法言》模擬《論語》體裁而成，唯物主義因素與無神論思想，也僅只是一種萌芽的狀態，缺乏體系性。

陰陽五行說神祕主義的原理，原與儒家合理主義鄉拒斥，西漢後期以來讖緯說大流行，讖是符讖、圖讖，是借助於經義附會的一種變相的隱語，乃以隱語預言未來，河圖、洛書便是，從秦代開始利用這種預兆吉凶的符驗，來為王朝統治者服務，史稱秦讖。諱對經而言，是解經家在經的章句以外附會出的一套迷信，利用來為漢代政權編排統治合法化的根據，漢代各經有諱，史稱緯書，如七緯，因此圖讖緯書是神學和庸俗經學的混合物。

讖緯說於漢朝蔚然風行，便以學者幾乎盡行接受而發達為全國上下的共同信仰，伏羲、女媧的人類始源說也於此背景下深入社會人心，讖緯說雖牽涉兩次政治大波折中，卻以光武帝劉秀仍是篤信者，於東漢仍然盛行不衰，7世紀隋朝再統一中國，才斷然禁絕，緯書一律焚毀，載入《隋書‧經籍志》的緯書，數至81種。

光武中興，立14家博士，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1人為祭酒，總領綱紀，建武4年(28年)正月，議立費氏易、左氏春秋博士，中元元年(56年)，宣布圖讖於天下，進一步把經義庸俗化，完成了國教的形式。

漢章帝在白虎觀大會經師，欽定經義，連月乃罷，諸儒所講說的經義，大約都稱作議奏，或通德論，經章帝最後裁決以後，史臣所撰集的就稱作通義，現存的《白虎通義》或《白虎通》，當是班固所撰集的。學校寺院化的宗教思想完成的進程，由董仲舒開其端緒，白虎觀會議集其大成。

白虎觀所欽定的奏議，也就賦予國憲以神學的理論根據的讖緯國教化的法典，親制臨決的欽定的法典形式，企圖使皇帝成為國家的本質，使上帝成為宗教的本質，並使二者的關係固定化起來。作為國憲的欽定經義是集合了大群儒生的奏議而最後由皇帝裁決的法典，在經義統一之後，它是永為世則的統治階級的支配思想，不能再有異議，皇帝是以一個大家長和大教主的身分參與經義的裁決的。

漢代皇帝欽定的宗教天道觀之所以是讖緯式的精義，是因為創造宗教的人是帝王，顛倒的世界意識是從皇帝的角度出發的，不是神創造世界，而是帝王按照他的世界意識創造宗教，才折射出天地日月星辰的宗教觀。宗教是竊取人和自然的一切內涵，轉賦予一個彼岸的神的幻影，而神又從他這豐富的內涵中恩賜若干給人和自然，宗教是人的自我掏空的行為。

如果把緯書列舉的其他陰陽相侵的怪異現象都綜括起來講，那麼漢代社會就經常是處在上帝的譴告威脅之下，成了鬼怪世界了，符瑞表面上看來是怪異妖變的反面，而實質上是另一種怪異妖變，不過把這一些自然現象叫做瑞，把那一些自然現象叫做災罷了。

世界生成理論：
三氣未分別，號曰混沌，上清下濁，號曰天地，天地未分之前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有太極，是為五運，始起先有太初，然後有太始，形兆既成，名約太素，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陽本為雄，陰本為雌，物本為魂，雄生八月仲節，號曰太初，雌生九月節，號曰太始。

太易	太初	太始	太素	太極
	氣之始	形之始	質之始
	八月仲節	九月節	物魄
	雄	雌	雄
	陽	陰	陽

施生精者 = 三光

　　號者 = 五行－情性－汁中－神明－道德－文章

施生精者為三光，號者為五行，五行生情性，情性生汁中，汁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

明堂是帝王主動和上帝打交道的地方，周旋以水，水以左旋，以象天，其制：

方位	內	南	西	北	東
出	太室	明堂	總章	玄堂	青陽
象	紫宮	太微	五潢	營室	天市

帝王的歷史只是神靈轉化的歷史，三統的命定論不利於為統治階級的時候，就不能不求救於意志論的三教道德觀了，緯書所說的三教，也是一種循環論，夏人之王立教以忠，其失野，殷人之王立教以敬，其失鬼，周人之王立教以文，其失薄。

《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兩漢思想》，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邱漢生著，人民出版社，1957年04月。
《黃河文明之光》，姚大中著，三民書局出版，1981年04月。

創新：進攻者的優勢－了解極限，採取行動

2010-09-20T17:21:00.176+08:00

如果公司內部在技術路線的選擇上存在很大的分歧，就需要構建S曲線，在S曲線上，每一個連續點代表一次性能改進，人們經常犯錯誤，即繪製技術進步與時間之間的關係，然後發現S曲線的預測並不準確。S曲線不需要事後再畫，所提供的更重要的是一種思路，精確性並不太重要，要做出正確的判斷，往往只需要對一項技術的發展路徑有大致的了解就夠了。

公司在決定應用某一項技術的同時確定了效率，效率是所遵循的S曲線的斜率，S曲線最有價值的部份就是它的極限，也就是技術進步率或曲線斜率和它的變化率，在所有改革中，最重要的一點是理解現行技術的極限，認識到極限對企業預測改變的時機或者至少意識到什麼時候不該再做無謂的投資是非常關鍵的。

如果一個人懂得背後的科技原理，就可以估計極限值，就可以確定S曲線的預測度，而只有擁有確定的預測度，S曲線才能發揮作用。性能參數是為特定的市場所下的定義，一項新技術可能會改變這種定義本身，可測量的技術因素，就是產品或生產過程的可測量屬性，如果消費者想要的屬性不能用技術術語表達出來，也無法找到技術的極限，雖從生產者的角度看，技術上還沒有達到極限，但從消費者的角度考慮這個問題時，卻可能已經達到技術極限了。

S曲線背後的兩個主要特徵：

學習	在曲線的起點，需要付出重大的努力才能看到進步，一旦完成了學習過程，很小的努力成本就能取得巨大的進步。
收益遞減	80%的技術支出用在產品防衛上，嚴重低估成本是研發所有先進技術的通病，75%的成本差異，是由沒有在生產開始前掌握充足的技術信息造成的。

從S曲線中可以看出，當技術接近極限時，進一步研發的成本將迅速提高，如果想要業務繼續增長並取得進一步的成功，那就必須期待技術外的功能性技巧，例如營銷、生產或採購，如果已經達到了一項技術的極限，成功的關鍵就在於業務的變化了。

把從一組產品或流程跳到另一組產品或流程這一期間稱為技術斷層期，在老的S曲線走到盡頭和新的S曲線形成之間有一個突變過程，新的S曲線不是以老的S曲線的知識為基礎，而是以全新的知識為基礎，每次新的技術浪潮來臨時，S曲線往往變得幅度更大，可能是由於新一代的技術建立在前一代技術所積累的知識基礎上，技術變革引起的不光是單一產品生產線的死亡，也可以是整個產業的消亡。

技術變革發生時，需要重大變革組織來適應它，領導層和經營路徑會發生變化，會產生新的勝利者和失敗者，先前的預期會被破壞，要想改變支撐一家企業或一個部門的技術，需要改變它的文化，技術斷層過程中的主要文化難題在於技能的轉換，不管資產有多雄厚，企業的實質是員工技能的總和。職能型組織最擅長利用現有技術，通往成功的必經之路在於職能型部門。

常見的自大錯誤：

認為在技術領域，改進方法就足夠用
假定如果理解了當前技術、客戶需求和經爭，就能足夠早地預見即將到來的斷層
企業確信自己理解客戶需要
錯誤地界定市場
企業覺得自己了解自己的對手
企業認為他們反應足夠迅速，進攻者的產品在消費者看來經濟實惠之前的一段有限時間內，變革是逐步發生的，在那個時間點上，演進結束，革命開始

一項新的技術取代老的技術通常要花5-15年的時間，決定轉換速度的主要因素是防守的技術和進攻的技術之間的相互經濟性和技術推進的速率，研發這場博奕發生的地點不是實驗室，而是市場。

切入點	時機	進攻產品		防守產品
毫無防備的攻擊點	防守者開始遭遇挑戰	可變成本	＝	總成本
保守式切入點	防守者預期到進攻即將開始	總成本	＝	總成本
自殺式切入點	預期最先進攻結束的點	可變成本	＝	可變成本
殺手式切入點	預期最終進攻結束的點	總成本	＝	可變成本

轉型開始之前，價格將傾向隨著防守產品的總成本變化，轉型開始之後，除非市場需求增加，否則價格就會隨著進攻產品的總成本變化，因為進攻產品的成本更低。如果市場需求增加，那麼在轉型結束之前，價格會降到等於防守產品的可變成本，如果還有額外的市場容量，價格還會一直下降，一直降到與進攻產品的可變成本相等。

研發收益率 = 研發技術進步率 x 研發產出率
研發產出率，或研發總收益率，也就是技術投資產生的總收益率，等於投資產生的技術進步率(研發技術進步率)乘以技術進步產生的收益率(產出率)投資已經達到極限的科技項目，就像投資於潛力很大但對消費者沒有價值的技術一樣，沒有任何意義，我們希望研發技術進步率和研發產出率都是正的。

價格下降的幅度與新增生產能力成比例，生產能力增加得愈多，價格下降得愈嚴重，比例係數由行業的成本結構決定。價格下降僅僅與新增的生產能力有關。與這些已經在行業內投資，並且需要保護這些投資的公司相比，沒有投資因而不需要保護的公司具有更高的產出率，進攻者擁有較高的產出率，就會感覺具有優勢。

資本收益率 = 研發收益率 x 研發乘數
乘數愈小，資本收益率愈低。預算不具有壓倒一切的重要性，與銷售潛力和機會成本相比，預算根本不值一提。

防守者有三種還擊進攻者的手段：

跳躍到一個新的S曲線上	在跳躍前進時期，或隨著不斷增加的競爭公司湧進市場，價格就會承受下降壓力
增加現有S曲線的斜率	防守者可以通過投資來爭取研究的時間
增加財務能力	為了把新技術引進公司，收購可能是最快的方法，但是成本太高

如果防守者察覺到自己即將受到其他公司的攻擊，就可以把產品價格降低到低於進攻者的可變成本，進攻者的虧損期通常很短，而防守者在此期間必須迅速採取行動，進攻者為了彌補虧損，必須動用儲備資金或貸款，或發行股票，但是在虧損的時候，後兩種方法在資本市場上可能都沒有什麼吸引力。

進攻者經常犯的錯誤就是試圖把過多的新技術融合到自己的產品中，會產生很大的風險，以致於在開發或生產過程中出錯，還須耗費大量資金進行補救，過早進入市場是進攻者的另一個錯誤。新技術還不夠成熟，舊技術由於老化而需要改進，混合產品不失為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可以通過市場，而非通過研究，迅速而廉價達到目的，既可縮短產品研發時間又廉價。

技術斷層意義深遠，它的核心就是公司改變其技術基礎，技術改變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才能完成，成功的關鍵在於預期轉型的需要，以便企業有足夠的時間通過退休和再培訓手段對現有工作人員進行改善。進攻者的關鍵在於技術優勢，而防守者的則可能要求營銷優勢，進攻者做決定的速度通常要比防守者快，進攻者的公司要比防守者的公司小，以便採用不同的管理控制方法。

高級管理人員為實驗室中的事情而感到不安，可能是重要的早期預警信號，進行更多的工藝研發和更少的產品研發是技術老化的信號，開發成本和開發延遲不是逐漸降低，而是逐漸增加，因為收益遞減，所以成本愈來愈高。投資額沒有任何區別，如果技術達到了極限，那就是達到了極限，市場分割可以增加利潤，但分割市場無法解決基本的技術健康度問題。

管理技術斷層的能力對企業生存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由技術人員或銷售人員領導的公司，與由財務人員領導的公司相比，業績要好得多，技術長的任務就是把執行長的思想和決策轉化為研發計畫，技術長不一定非得是最優秀的技術人員，必須有能力把執行長的想法轉化成科學研究的內容，研究可行的替代方法，並找到它的極限，估計每種替代方法的成本和收益，並且評估替代方法會為可持續的競爭優勢提供怎樣的基礎，還必須知道獲取技術的最佳途徑，並會運用這些技術，必須能夠理解效能和效率的含義，以及兩者之間的差別。

管理程序和制度可能出現技術斷層的評估問題：

是否已經確定了每類產品的關鍵購買因素？
在購買因素和關鍵設計變量的關係上，公司內部是否已經達成共識？
關鍵設計變量的極限是什麼？
是否已經確定了直接或間接的競爭對手？
知道競爭對手的生產方法的極限嗎？
研發技術進步率是上升還是下降？
公司或競爭對手推出新技術後，知道它帶來的經濟後果嗎？
公司的哪項業務最容易受到技術攻擊？
如果公司受到威脅，有遏制威脅的計畫嗎？
技術、銷售和生產部門之間是否有開放而頻繁的交流？
技術長是執行長的密友嗎？

公司的目標並不是定位於在技術上和業務上取得持續成功，成功是間斷式的，而不是連續性的，一定要學會同時身為進攻者和防守者。

《創新：進攻者的優勢》，理查佛斯特著，王宇鋒、韓麗華譯，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1986)

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兩漢思想 (4)鹽鐵論－儒法之爭

2010-09-19T22:55:00.004+08:00

漢武帝元狩4年(前119年)，鹽、鐵由課稅制斷然移向專賣制，目的便在剝奪商工業暴利，中央大司農之下置專管鹽鐵之事的丞，鐵官44處，鹽官32處，酒也一度自天漢3年(前98年)加入專賣之列，即所謂確酤，昭帝始元6年(前81年)起廢止。元封元年(前110年)均輸平準法定案施行，由官買入量多價廉地區物資轉輸物乏價昂的地區賣出，或者，市場低價時收購而高價時拋出，目的在調節物價，宣帝時設立榖物統治機關常平倉，調節年歲豐歉與榖價。

由於向外擴張經濟的可能性小，無海外市場與殖民地，所以必須採取內生式的成長策略，從提高內部的經濟效率著手，藉平準均輸同時達到兩項目標：

‧控制全國的經濟資源，以便帝國統治，並提供軍事物資糧餉
‧藉鹽鐵專賣來增加稅收，以應付行政與救災的開支

士農工商的四民，社會地位等差意識成立，以及商被壓制到最低，都自漢朝而始，也都出發於扶本必須抑末的經濟思想。至西元前1世紀中所見，充實國庫的目的固然達成，卻除了激發與育成中產階級以上奢靡風尚，增大社會消費慾望之外，彈壓商人未能成功。

武帝時代財政政策的性質及其結果，不但沒有使土地國有制及中央專制主義鞏固起來，而且也沒有抑制了豪強，反而由於官商溝通，產生了大豪強階級的法外富貴。漢武帝利用酷吏和商人，對豪門地主階級施展出一系列的打擊，以期鞏固中央專制主義的皇權，反而擴大了矛盾，形成社會的危機，財官與酷吏的結合，是漢代法家變質的原因，抑商政策反使中產以下者破產，財富更向特種身分性的貴族集中。

一切著於律，是漢代內法外儒的法典性質，漢代是蕃刑與縟禮並進的，本質上則是相反相成的，法律通過經義的庸俗化，更加成為封建主的專制工具。作沉命法，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

從蕭何作《漢律九章》起，武帝時律令359章，其中大辟罪409條，細目1882項，例13472項，成帝時大辟罪，1千餘條，律令1百萬餘言，昭帝以降，每年平均殺死罪囚1萬人以上。

天漢2年(前99年)的漢代初期農民起義，並沒有使法度退伍，相反的，宣帝中興，更發揚了武帝待詔金馬門的合法制度，創出了欽定的稱制臨決，宣布了石渠閣的統一五經同異的思想，中國中世紀皇帝統一了教權、皇權，石渠閣的會議可為代表，這是吸取並復活中國古代學在官府的傳習而復轉變為中世紀的制度。

貢禹(前124-44年)是宣、元之間的博士賢良，和王吉並為世所稱，奏議指出封建的濫費，造成人民的貧困，封建的享樂，造成人民的死亡，漢武帝的法度內容，不是法律，而是以其捨法度而任私意。

昭帝始元6年，詔丞相田千秋與其下屬丞相史，以及御史大夫桑弘羊與其下屬大夫，代表朝廷來和代表民間的儒生文學、賢良60餘人，辯論鹽鐵酒專賣和均輸等措施的存廢。

丞相，有兩長史，秩千石。御史大夫，掌副丞相，凡為御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十五位御史的官俸是六百石。賢良應有八人，文學是文學高第的簡稱，是學經書的儒家，約四十餘人，由各郡國推薦。

《鹽鐵論》，分10卷60篇，〈雜論〉是作者桓寬的跋，記載編著此書的經過、參與者以及桓寬對鹽鐵會議的人事評論，桓寬的文體，恐怕與西漢的經學傳統有關，博士傳經，本期於致用，往往多方收集例證，不嫌雜廡，元帝以後，各家博士皆有章句，往往動輒至數萬言，用之於應敵逃難。

其餘59篇大約可分為兩個階段，1-41篇可稱為本論，主題是在爭論是否要罷鹽、鐵、酒榷、均輸，42-59篇的主題移轉為匈奴與法律問題，經濟問題與社會問題這兩類都沒出現，與鹽鐵本議無涉，所以是餘論，以段為單位的分類法，較能突顯鹽鐵論內政治議題的重要性，秩序井然的現象則大幅減弱。

會議中發言次數比例：

篇

丞相車千秋

丞相史

御史大夫桑弘羊

御史

賢良

文學

本論

1-41篇

4次

12次

77次

32%

11次

4.5%

59次

24%

79次

37.5%

餘論

42-59篇

缺席

36次

41%

8次

0次

43次

50%

總計

329次發言

4次

12次

113次

34%

19次

59次

18%

122次

37%

丞相車千秋的發言次數最少，一方面是他的政治成熟度與個性，二方面因為他是會議的主席，發言的次數少也合乎會議常情。車丞相的四次發言，幾乎全都在配合賢良的論點，表面上是在關心時政和民弊，但更深沈的用意，卻是在使桑弘羊難堪：車丞相在政治上陰黨霍光，但在鹽鐵會議上又不便直說，就利用這種單句挑撥法借刀殺人。

丞相史和御史都是隨從，他們的發言立場有兩種形態：

幫上司解危
緩和爭論的場面。他們對政策性的議題較少觸及，可論性較低

《鹽鐵論》談論經濟問題的篇數，在比例上7/59最低，而意識型態(儒法之爭)則佔19/59將近1/3，所以鹽鐵之議是名目上的，隱含在背後的是對政治權力與經濟政策路線的爭執。以鹽鐵之名，行儒法之爭，武帝以來，儒法相爭，而實相成，故詰辯是形式，而他們之間的相互表裡，又表現出漢代的文化政策，宣帝所謂王霸雜之的漢家法，即是說，陰法陽儒的矛盾，由皇帝御而用之，可以頭頭是道。

法儒混合的根本原因在於統治者喜歡法家，法家的統治信條是，厲行法治以獎勵農業，強化君國駕乎家族之上的地位，官僚們卻喜歡儒家，儒家不涉鬼神的現世精神，以人而不是神為宇宙中心的穩健人文精神。統治者可以用賞罰為有形的誘因，有形到可觸可感的地步，來管理百姓，官員們卻不是僅靠獎賞與威嚇就能夠鞠躬盡瘁的，儒士認為，統治者遵循禮制以身作則便是有德，效能、潛力(Potency)能引動他人接納、支持，甚而崇敬他的統治地位。

儒者言古不考今，重聞不貴見，閒言而無實，華辭而無方，發出儒者言行的表裡恰是兩樣，大夫與文學的詰難，各持有古代學術的招牌，大夫裝成法家，文學號稱儒家，文學眼中的法家，已經是統治人民如禁盜賊的酷吏，賢良文學又是在陰陽五行之徒，推本董仲舒，極言讖諱式的宗教，儒林的世界觀是僧侶主義的目的論，特別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而酷吏的世界觀是庸俗的命定論，特別具有顯著的附和命運來宰割人民的思想。

文學與賢良的言論顯得冗長反覆，在有限的論點內循環，鹽鐵論內60多處引用《公羊春秋傳》，《榖梁傳》的蹤影也可見到，春秋學的影子在後半部相當明顯，而在1-41篇中則少見。

《鹽鐵論》所述的文學曰部分，凡古之云云，大都是儒林的空想，凡今之云云，大都針對國家財產所有制的結果，不是性質，反映出一部分身分性地主階級的不滿，文學所批評的話，是受打擊的豪門地主階級的意識而與寄生於皇權勢力的富豪的思想相詰難。文學的人數和發言次數相當多（1-59篇內共122次，37%），但立場大致相似：反官營、反獨佔、反奢靡、主寬刑、反對討伐匈奴、反對社會性的所得不均，儒家是重農主義的強力擁護者，但對統治經濟確持堅決反對態度。

關於國有財產的問題，賢良文學對於國有財產的政策的責難，是根據儒林的道德觀點而出發的，特別採用董仲舒對策的思想而出發的，他們和酷吏的權力思想相反。大夫們的統一主張是建築在土地和其他財富的國有，其政策的打擊對象實為郡國諸侯和豪強地主舊時所享有的財富權力。文學在形式的原則上，雖不反對專制主義的統一，但他們主張有本以統之，禮義以一之，即從思想上從事於專制的統一，而反對從國家財產的所有上統一。

大夫主張平準的最大理由，除供給邊費以外，是為了通有無，文學則以為這樣的通貨不是為了通有無，而是為了皇族的享樂。文學賢良乃以小生產的散不足的地主階級的意識，而與利在勢居或聚不足的皇權集中的意識，相為詰難，文學們所主張的散不足和所反對的聚不足，好像有均貧富的思想，而實質上所謂均貧而寡富的小所有制正是豪族地主階級兼併的溫床，完全是為了反對以損有餘而補不足為理由的人君統而守之的財產政策出發。

上官桀用假造的燕王旦上書來傾害霍光，昭帝開始懷疑上官桀那批人，昭帝和霍光想鏟除桑弘羊的政治勢力，逼得桑弘羊想利用召開會後會討論伐匈之事，希望文學和賢良，能支持他要討伐匈奴的主張，來挽救政治危機的壓力，如果能夠把全國的注意力，轉移到討伐匈奴上面，若有小功，說不定還可以藉機翻身重導國政。

因此，丞相和丞相史並未出席會後會，出席者有御史大夫桑弘羊、他的屬下御史數人、文學50人以下、賢良8人或更少，1-41篇中談論匈奴問題的〈憂邊〉、〈地廣〉、〈備胡〉，篇名都是防衛性的，這和昭帝時對匈奴採取防守和平的路線相符，42-59篇的篇名則較積極主動，42-52篇中的主題單一是伐匈問題，53-59篇的題材是次要的，是輔助性的言談，不是桑弘羊的主要訴求。

在漢朝統治的頭一百年間，私營商業的繁榮使城鎮林立，加速了貿易與製造業的專業化，但當官府插手糧食貿易並接管冶鐵爐、煮鹽井時，這些行業便不再有活力了，東漢時，對工商業的自由放任主要有利於大地主而非商人，中國經濟於是完全依賴農業，延續貫穿於整個中國歷史中。

《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兩漢思想》，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邱漢生著，人民出版社，1957年04月。
《經濟史的趣味》，賴建誠著，允晨文化出版，2010年08月。
《綠野仙蹤與中國》，賴建誠著，三民書局出版，1998年09月。
《黃河文明之光》，姚大中著，三民書局出版，1981年04月。
《劍橋插圖中國史：西方人眼中的中國文明奧秘》，伊佩霞著，趙世瑜、趙世玲、張宏艷譯，果實出版，2005年04月。(1996)
《費正清論中國：中國新史》，費正清戈德曼著，薛絢譯，正中書局出版，2003年03月。(1998)
《兩漢思想史論‧卷3》，徐復觀著，台灣學生書局出版，1993年09月。

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兩漢思想 (3)春秋繁露－儒教的誕生

2010-09-17T20:55:00.025+08:00

漢代賤商人的法律主要指其沒有土地所有權，然而事實上商人因交通王侯，而取得富貴，以至於和郡國諸侯相利用，威脅了皇權。為了削弱諸侯王國的叛逆的基礎而厲行工商業(煮鹽、冶鐵、鑄錢)的國有政策，表現在文化思想上，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學術的統一政策。

在中國古代社會，所謂非我族類不在祀典的民族特點，在各國之間是有嚴格區別的，宗廟社稷的祭法在各國之間也是不同的，上帝不止一個，而是五個，在諸神中的地位略高了些，反映秦漢之際還沒有真正實現封建制的中央集權主義與天子至上威權，因而在超現實世界中上帝和諸神也還沒有統一。

當漢武帝實行土地沒收和鹽鐵國有，並真正開創了大一統的局面時，以一個統一的宗教來補足統一的帝國是必要的，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五帝之上至上神正式誕生，新上帝的發現者不是別的學派，而正是陰陽家與儒家的混血種，五帝早已列入五行範疇，太一本身又成了陰陽五行系統的最高的冠石，董仲舒完成了天的目的論，主宰五行之理，使五行之理成為天的目的的外觀，這樣的天就有了意志，有了主動性。

富裕只限於領主豪強官吏以及宗室的貴族階級，而農民大眾的痛苦生活不但並未從與民休息裡減輕分毫，與民休息實質上只是暫時對農民採取安定的政策，以爭取統治階級所支配的編戶齊民歸戶籍以從事生產，暫時對諸侯權力採取妥協的政策，以確保地方與中央的和平共處。農民的流亡，是通過了豪族地主階級才成為現實，不是單純的商人所能驅使的。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作於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董仲舒又為當時黃老與儒家思想鬥爭的發動者，其天人三策在此一思想鬥爭裡時有發端的意義。從漢室定鼎起就不斷地向農民解說，漢之代秦是出於天意所屬，企圖從天的意志裡找到自己統治世界的不變的根據，統制思想乃所以絕篡弒而求統一，至儒學博士乃借以向農民說教，使山澤之民仁行而從善，義立而俗易。

《春秋》一書，自孟子以來即為儒家所推崇，但過去儒家，只從政治觀點以推崇《春秋》的微言大義，自董仲舒起，《春秋繁露》始援陰陽家之言解說《春秋》，始為天道人事相互影響之說開拓了新土，始使《春秋》成為天人感應的神學經典，始使其政治範疇的微言大義兼有了哲學神學的內容。

《漢書‧藝文志》中《易經》已被尊為六經之原，《史記‧太史公自序》論述六藝要旨，則以《春秋》為主，西漢學風特重《春秋》與漢朝政治密著，董仲舒的公羊學代表了儒家立場發揚陰陽五行思想登峰造極的境界，以大一統秩序的範式求諸自然界秩序而建立其理論根據。將孟子所倡導民本學說昇高為天人感應的天心即民心、天意即民意的原始民主主義思想，災異說展開係以董仲舒為第一人，儒家傳統的天命思想也以災異說而得補強。

子思－孟子學派儒者以天命意識溝通而受到陰陽家的重大影響，普遍性的氏族宗教氣氛，取在於以神化先王為前提，以天人感應為內容，這就是搢紳先生和儒者的職業的構成部分，天人感應的宗教思想，在兩周是國民階級思想發展的桎梏，而在秦漢則是神學思想建設的源泉。

把自然的天加以目的論化而使之成為宗教的天，與其說是為了神化天，毋寧說是為了對俗事的皇帝暗示人主所應遵守的天啟的道德誡令。從天的目的意志中找到了人主所應遵循的道德法，並且從人主所需要的道德法中窺見天的目的意志。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譴告論是西漢神學思想中重要的構成部分。

歷史的發展，王者的興廢，不是由於天的自由意志，而是由於五行相勝克之理，天對於帝王必須不早不晚，只能在五行勝克的轉折點上來降祥瑞。天是最早的主宰，同時又是根據於五行之理的最高主宰，天是五行勝克的指示器，天是機械的、被動的，是神秘化了的五行法則的體現者，天既然隱在五行之理的背後，所以只有被指定的場合下才現出一些奇蹟來表明它的存在。

天人感應論，在宗教上是天的神權的最高證件，而在俗世中則是皇權的最高護符，天瑞與災異皆以人君是否彊勉行道為轉移，與西周以德配天的思想同屬一型。天既然是宇宙的主宰，則宇宙的構造及其運動當然也出於天的道德與意志。宇宙圖式是自然的而非意志的，是機械的而非目的的，要把這一宇宙圖式的天與宗教的天調和起來，那就必然須把這一整個圖式目的論化，董仲舒理論的歷史任務便是如此，把鄒衍的宗教思想和儒家的庸俗哲學混合起來，使統治階級的德治主義取得了神學的證明。

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陰，刑氣也，陽，德氣也，春氣愛，秋氣嚴，夏氣樂，冬氣哀，愛氣以生物，嚴氣以成功，樂氣以養生，哀氣以喪終，天之志也。天的四時安排，既然對萬物都具有刑德的目的性，同時又具有道德的動機，先愛而後嚴，樂生而哀終，天之當也。

陽以南方為位，以北方為休，陰以北方為位，以南方為休，陽至其位而大暑熱，陰至其位而大寒凍。天以陰為權，以陽為經，陽出而南，陰出而北，經用於盛，權用於末，以此見天之顯經隱權，前德而後刑也。

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終也，土，五行之中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木居東方主春氣，火居南方而主夏氣，金居西方而主秋氣，水居北方而主冬氣，土居中央，謂之天潤，土的位置是突出的，中央這一職方有是突出的。有兩種想反的法則，即比相生與間相勝。

春	夏	秋	冬
暖	溫	清	寒
愛	樂	嚴	哀
生物	養生	成功	喪終

			水
			北方	後	冬氣
金			土			木
西方	右	秋氣	中央		天潤	東方	左	春氣
			火
			南方	前	夏氣

比相生

生

╭╮

五行

木

火

土

金

水

木

火

土

金

水

木

間相勝

╰──╯

勝

人類的存在，是宇宙自身完成的不可或缺的基本構成部分，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任，人之德性，化天理而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天，按照自己的構造，創作了人類，使之靈長萬物，代行自己的意志，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人的實質所指即是統治世間的天子，天人感應的人，不是一個自然人，而是人的頭腦的領袖又是所謂的聖人，而聖人的位置又是三代聖王，是最高統治者。

根據著天之道終而復始的循環論，建立起黑白赤三統說的相互交替循環的歷史哲學，根據王道任陽不任陰，陽尊陰卑的世界觀，建立起三綱五紀的倫理學，真，乃天意的別名。把王者規定成為承天命統治人民而完成天的意志的最高地主，董仲舒不同於孟子者，在於他的王道觀以強幹弱枝的國之元的人君為發動的樞紐，而配於天之元，復由此導出天子之賦和人君之權。

人性的上中下三品，聖人之性、中民之性及斗筲之性，董仲舒三品說從人性理論上抬高封建主階級的地位，以鞏固支配階級的統治和消除社會的矛盾，中民之性只有在聖王教化之下才可以為善，而不可以教化及於聖，古代自由人平等思想同被否認，以屈民而伸君為根據，使社會的階級秩序絕對化，使社會等級制度宗教化，以隱蔽階級的對立

理性(智)的極在於奉天而法古並向先王看齊，以不訕上和不危身為判斷是非的尺度，一切知識活動都在諱忌敬畏之中，規矩是最高的戒律，認識的目的不在暴露真實，求得真知，而在於向政治及道德的要求屈服，認識在於密察神祕的本體，而不就事物內在的聯結，無類的比附邏輯，承了天人感應神學在認識論上的依據。主觀的無類牽附方法，必然導出客觀世界為主觀自我的外化，客觀為主題的所生，正是唯心主義的基本命題，董仲舒的邏輯以無類的演繹比附及神學的概念起源為最大特徵。

漢宣帝甘露元年(前53年)，召五經名儒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榖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議30餘事，多從《榖梁》，由是《榖梁》之學大盛，周慶、丁姓皆為博士。甘露3年3月，修武帝故事，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蕭望之等平奏共議，宣帝親制臨決，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榖梁春秋博士。

黃龍元年(前49年)增五經博士員12人，博士弟子倍百人，宣帝時代，由親覽賢良策到親臨決五經同異，說明思想統治更進一步，石渠閣的神學會議更為神學奠定了欽定的基礎。由中央深入於郡國，五經博士及博士弟子員而外，又增設了五經百石卒吏，及六經祭酒，正宗而又加以正宗化，不僅儒外無學，儒內亦不得有派，宗教思想的統治至此以漸臻極峰。

董仲舒復興並發展了天命論，其思想成為帝國意識型態的關鍵成分，在以後歷代王朝中從未受到公開挑戰，共同的思想、價值觀和歷史淵源，有助於官僚的內部一致，也加強了官員與受過教育並且數量不斷增加的地方菁英的聯繫。在漢末，雖然全國各地的士紳遠離京城，大多關注於地方事務，但他們不再僅僅以地方領袖自居，而認為自己也是全國性的學術文化及政治事務的參與者，儘管這種參與是邊緣性的。

《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兩漢思想》，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邱漢生著，人民出版社，1957年04月。
《黃河文明之光》，姚大中著，三民書局出版，1981年04月。
《劍橋插圖中國史：西方人眼中的中國文明奧秘》，伊佩霞著，趙世瑜、趙世玲、張宏艷譯，果實出版，2005年04月。(1996)

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兩漢思想 (2)司馬遷－獨立批判精神

2010-09-16T21:54:00.001+08:00

《史記》編纂方式以孔子編年體《春秋》為模範的傳統，由《史記》而突破，全書103卷，分五大部門，缺亡10篇，為元成間褚少孫所補，所缺亡的有〈孝景本紀〉、〈孝武本紀〉，〈孝武本紀〉與〈史記自序〉相違，少孫所補，則係全取封禪書下半篇所述武帝事，《史記‧封禪書》實質便是武帝神仙迷信篇與諸方士的列傳。

論大道先黃老而後六經，和當時絀黃老的而章六經的合法思想，實不相容，思想傾奪之風已成，使他不能不直說理不可據，智不可恃，然而他的激於義理的思想，正表現出反抗精神，主張一道不可遍循，而要省察時變，應物咸宜，百家之旨，都是務為治的，欲用之在我，不干涉之意，正是司馬談崇尚道家的內心隱處。

漢初文景武三世，儒道爭霸相當厲害，文景雖立博士，但並不甚好儒，似在道家政派氣壯之時採取折衷政策，直到武帝初，和竇太后鬥爭，開始由兩面而倚重於儒，竇太后死後，才清算了道家。《淮南子》與《呂氏春秋》同係雜家巨擘，但基本思想則是道家，寓有以道家之道統一諸子百家學問的意味，正是漢初黃老之學風靡的結局。

淮南王劉安在主觀上用陰陽五行之說合配於道家，以總統百家自居，淮南王的野心是通過政權爭奪的實質而展開學術的鴻烈旗號，持陰陽道家的聖學和通學，與儒者的俗學和文學相抗，漢初統治階級之間儒道之爭是各以外道互詘，以遂其政爭的目的，淮南王劉安的道家旗號，與司馬談的道家要旨不同，司馬談是托重言以全百家，而劉安則是托黃老以統一百家。

劉安以陰陽道家之旨為超乎時空而居於百家之上，大聖終始之德的總道理，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和漢代統治階級的宗教思想沒有多少差別。陰陽消長和五行變異是教人測譏祥的，漢代從武帝待詔金馬門、宣帝正五經同異於石渠閣，都是在國教形式之下，把古代的思想加以庸俗化、宗教化，劉安的野心也不例外。

淮南王非議申、韓、商鞅，實際上是針對了漢廷來施行攻擊，重人治，國之所以存者，非已有法，以有賢人也。分割、不相干預的調和思想，又導出對於智能的輕視和對於思辯的抹殺，依此反對名、墨諸子，以齊俗觀念出發，對於百家，主用黃老的道術來駕御，從精神上的齊俗，要求實際上不使習俗相反，所謂有術以御之，這樣就可以稱王稱霸了。黃老之術貴因循，尚權變，從漢代起就給了中國官僚政治的作偽裝假以一套法術。

司馬談評儒，重指末流，而非籠統地反儒，似以陰陽家與孟子有源流關係，荀子反對當時鄒衍之術迂大而閎辯，並開啟營於巫祝，信禨祥的風氣，以荀子為戰國學術之綜合者。

荀學到了漢代和墨學首先衰微，賈誼思想中的荀學餘緒實在是有價值的諸子遺產，對人民的同情，主觀上要求統一矛盾，而客觀上卻暴露出封建制的殘賊公行制度中的矛盾，以為做皇帝的，從小孩做人起就積習禮義，長大了便是積禮義的善人，皇帝是善人，施布正義，天下人臣就全是向禮義的善人了。

漢代異端思想，起於賈誼，賈誼通過屈原的〈離騷〉路徑，繼承變〈風〉變〈雅〉的悲劇思想，客觀上從人格的矛盾來說明制度的不合理，和現實的俗人俗政不可兩立，屈原因以自諭，與司馬遷之借晏嬰以自況是相同的，辭句多出《莊子》的〈齊物論〉、〈養生主〉等篇文意，從自然天道觀的相對無窮，到知識論的相對無真，以至人生觀的死生齊一，結論為莊子的委命知命。

戰國儒墨互絀，被漢初儒道互絀所代替，墨家在此時首先遭絀，墨學的愚民之欲，墨俠正是游俠，其後轉為民間的宗教。柳宗元辨《晏子春秋》，論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者，皆出於墨子，斷為墨子之徒所做，司馬遷之重視晏子，頗有以墨反儒的暗示。漢代墨者轉化為游俠，與儒者轉化為博士，兩相對照，其流變顯示出時代的學術鬥爭演化的顯明痕跡。

劉敬和叔孫通合傳，劉敬的和親獻策開中國封建制皇朝屈辱政策的創例，叔孫通的創禮儀，創對內的獻諛。叔孫通止於看到漢高祖要羈馭群臣的心裡，而面諛禮儀，董仲舒更看到武帝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依據春秋大一統之義，配天下之常經，立古今之通誼。

朝廷的威儀與紀綱，也悉本法家的宗旨，叔孫通所定的是朝儀，不是制禮作樂，是秦的朝儀之延續，期間頗有增損，以適應時代的需求。叔孫通能夠在大時代終打滾，歷事十主，全靠他見風轉舵的識時務本領，出言吐語，雖然自以為不是鄙儒，但為正宗儒生所不齒。叔孫通的一套禮儀佈置，董仲舒的一套春秋大義，除了反映封建制的不周於用的浪費外，更是虛偽的宗教儀式。

中國地志《尚書‧禹貢》名義上記夏禹時之事，實質內容係戰國後期地理知識集大成，反映中國九州劃一統治與統一國家構想的成熟。中國周邊的地理書《山海經》與《穆天子傳》，考訂同自戰國時代編定。

班固承襲了劉向、劉歆父子人文主義的傳統，〈藝文志〉完全抄襲了劉氏的《別錄》與《七略》，〈藝文志〉乃《七略》的節本，所謂《別錄》繁矣，《七略》從簡，班固裁為〈儒林列傳〉，編為〈藝文志〉，則簡而又簡，班固其正宗思想之細意委曲在乎擁漢，正是班固、司馬遷同異的核心，以後各朝代正史的編寫體裁，基準直接便是《漢書》。

《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兩漢思想》，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邱漢生著，人民出版社，1957年04月。
《史記的故事》，司馬遷著，鄭樑生編譯，志文出版社，1977年06月。

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兩漢思想 (1)封建階級矛盾－皇權與豪族地主的鬥爭

2010-09-15T20:51:00.010+08:00

秦廢的封建，指的是宗子維城的古代城市國家，把中國中世紀封建化的過程劃在戰國末以至秦漢之際，這不是說秦統一六國以前沒有封建因素，更不是說秦代便把封建制完成了，經過漢初的一系列法制形式，如叔孫通制禮、蕭何立法、張蒼章程等，到了漢武帝的法度，封建構成(Feudalism)才典型地完成，秦漢制度為中世紀社會奠定了基礎。

社會的統治階級的利害關係，總是要使現狀當做法律，成為神聖不可侵犯的，並且要把它的由習慣和傳統而固定化的各種限制，當做法律固定下來。古代法律上有四民不雜居，這種官手工業的制度沿襲到後期封建制社會，成為國家土地所有制的附屬物。

自然經濟沿襲到中世紀社會便成了統治的形式，表現出的主要方式是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結合。農業的耕和手織業、手紡業的織，結合在一起，成為廣闊的基礎，雖然在商鞅變法中有了萌芽，然而更明顯的是表現於秦漢之際。食指農業生產，貨指手工業生產，食貨即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結合。

租課粟米，調輸布帛，文獻上也稱課調，西漢制度的田租是以粟帛兼輸，東漢的租調繼承西漢制度，利用著農村公社的組織，使耕男織女或人戶匹庶盡其所能地輸納剩餘生產物，因而就成為東方專制主義的基礎。倉，謂貯粟麥之屬，庫，謂貯器仗綿絹之類。

西元前4世紀中，戰國秦國商鞅變法，廢公田，開阡陌，一方面最終打破世襲貴族的身分制，另一方面，對一般人民強行單婚家族分家政策，自封建制下國已可由不同姓的氏族合組此一型態，承襲秦郡縣制下的漢朝社會，構成單位純已係家而非族，社會基部也已非氏族共存的血族集團，而乃分解了的一個個家所聚居。

秦代起始僅是小生產制度的建立，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隨其所佔之田，以制賦。秦孝公12年(前350年)開始建立縣鄉亭長制，秦孝公14年初為賦，是裂地名官在法律上的必然典式，裂地名官改變了氏族宗子國食於鄙、野的古代經界制，即古代制的一國不過這樣裂地分官的一縣而已。

商鞅變法以宗室有軍功者始得為屬籍，氏族宗室有戰功的就可做領主，秦始皇26年(前221年)統一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由國有土地的公田中賞賜的，秦人創有爵制20級，以賞戰功，新設定20等軍功爵的授予對象，非限舊貴族而廣泛容納了國民全體，庶人同得躋身爵等稱號的士、大夫之列。

1	公士	2	上造	3	簪梟	4	不更	5	大夫	6	官大夫	7	公大夫	8	公乘	9	五大夫	10	左庶長
11	右庶長	12	左更	13	中更	14	右更	15	少上造	16	大上造	17	駟車庶長	18	大庶長	19	關內侯	20	徹侯、列侯

由一級至二級得列戶籍，有一定的田宅或份地，爵第一級至第八級的下級爵位賜庶民，對象均編戶戶主，以到達第八級的公乘為極限，東漢制度，如有超過，其超過的部分且准移賜其子或兄弟，或兄弟之子，爵位允許買賣，且等於贖罪符意味，得以抵消減免刑罰，爵30級得免死罪。第九級以上的高爵賜秩六百石以上官員，得享受被賜田宅之權，關內侯已賜有食邑，最高級徹侯，又稱列侯，具封邑，以其租稅為收入。

漢相蕭何承秦制而創作的九章，承秦六篇律，後加廄、興、戶三篇，為九章之律，漢代以下各代法律都是根據九章律而增益的，迄至後周，皆名戶律，北齊以婚事附之，名為戶婚律，隋唐循而不改。

漢初，郡國人民逃亡，戶口不過以前的2/10~3/10，須仰賴賜爵復身，以誘人民，故至文景之世，戶口大增，公士與上造乃社會勞動力的最大來源。賜民爵，西漢時代53次，王莽時代1次，東漢時代36次，平均每4~5年便有1次，無籍者、流民與奴隸除外，無此權利，等級的賞賜與贖買是基於超經濟的報償法則，建立不以商品的人格化，而以身分的隸屬關係為基礎的官僚制度。

漢景帝分散其權以封諸侯子弟，各國都被裂封，所謂眾建而少其力，東漢大體上也仿領主制，但削小了郡國的統治權。景武以後，法律規定，領主只能衣食租稅。漢代郡國諸侯王原有政治權支配郡國，但其後逐漸失掉統治權力，僅許有領主的經濟支配，與富室無異，與地主階級並無甚大差異。

食封的土地和戶口都是皇帝所封給的，以區別於不經法律認可而佔有土地的豪強地主的素封，財產所有權應是皇帝所獨有的，而地主階級的土地只表現為佔有權。專地盜土和六條問事的科條，都是武帝所制訂的，土地國有制的法律是武帝26272條法律中的主要項目，也利用這些法律和身分性的豪族地主展開鬥爭，隨著土地國有制的所有形式，在主要的手工業生產方面實行國家管制。

秦漢社會存在著大量的奴隸，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或庶人無氏，漢代時常發佈免奴之令，但奴婢制度依然存在，甚至高祖以來買賣奴隸是合法的，官奴婢也盛行，武帝時沒入奴婢，分與諸官，光武帝禁止殺害奴隸等一系列立法，奴隸地位才起變化，奴隸可悲嘆的生活條件才獲得緩和。

漢代大將軍營五部，部下有曲，曲下有屯，部曲是由家族屯墾產生的，平時生產，戰時服役，漢時，徙齊楚富族至諸陵，以彊京師，賤族則多徙邊，部曲是從奴婢家族變化而來的。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古語匹庶或匹夫匹婦之匹，指一對勞動男女。

假豪族土地耕作，變換身分為佃農，假田者謂之客，或者淪為奴隸，奴隸於漢朝稱奴婢，概括了女性的意味，奴隸價格在1-2萬錢之間，顯係高價，主家又須為之負擔加倍人頭稅算賦。漢代有耕當問奴，織當訪婢，到了魏晉時代還見於史籍中，漢代奴婢從事生產，不限於僕役的工作，而養奴之數至萬人，也非家侍的職務所可容納。

漢世以名義上稱為自主的良民齊民以至所謂編戶，作諸種課稅的對象，僅登戶口眾寡之數的編戶齊民，便是通過了家族的血緣及人身隸屬關係而組成的，對地主提供無償的勞動，領客、賓客、宗部和部曲，就是以家族的血緣關係作為紐帶，而束縛於土地。

漢代農業有所改進，新技術包括實行農作物輪種和精心計畫種植時間，農民食不果腹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家產由所有兒子均分，這一繼承方式確立於漢朝，在周代，爵位、官職以及祭祖的義務傳給一位後裔，一般來說傳給長子，小農在農村人口不斷滋長壓力下貧窮化，因而典賣土地，因而愈陷貧窮的惡性循環，乃注定土地經濟的農民致命傷。豪族面目本色，係土地私有制成立後，陪伴土地得以自由買賣而必然產生的地主。

當時政府田租很輕，只需繳收成的1/10-1/30，農民每年一個月的徭役逐漸都改為繳錢替代，而且農民一直必須繳納人頭稅，但是農民卻得繳收成的一半的私租給地主，漢代豪族的地租，大約是勞動生產物的5/10，即100%的剝削率。

漢高祖徙諸族10餘萬口於關中，在政治上謂之強本抑末，企圖利用他們成為封建政權的支柱，然而客觀上卻使他們變為身分性的豪族地主，漢代豪族地主雖然有了功勛和勞績，也可以上升為封建諸侯，因而與皇權有時妥協，但他們始終威脅著漢代皇朝的政權，漢代一直是以身分性的地主階級豪族的土地兼併，為社會最大問題。

漢代選士，是依據身分或財產為標準，漢代任子制度是從氏族制的殘餘而建立的官僚集團，西漢韋平再世宰相，尚屬僅見之事，東漢則有歷世皆為公者，魏晉門閥之來源，實源於漢代的以族舉賢、以閥閱為選，雖然利用了酷吏、宦官閹寺和外戚乳母的集團，以保衛皇權，但結果產生皇權的削弱並造成皇權的新威脅。

閹寺群嚴格地講來，是皇權對付豪權的工具，如果說在西漢最高統治者用的是酷吏以對付豪強，那麼在東漢末年，強宗豪族威脅中央集權專制政權的時候，宦官就取得了生殺予奪的大權。皇族最高地主為了削弱豪族地主，既利用了閹寺群的力量，又培植起外戚群的強宗豪族與宗室群的強宗豪族。官僚群的強宗豪族、儒學的強宗豪族、關隴的強宗豪族實力上不夠強大，集團的傾向也不分明，常常依附著外戚或者閹寺以為進退，階級形勢的變化，不但沒有如皇帝的主觀願望，反而更加削弱了皇權的地位。

閹寺群在順帝陽嘉4年(135年)才由詔許中官養子襲爵這一形式宣告，取得了政治上世襲的合法地位，在桓帝永壽2年(156年)，才由出聽中常侍行三年之喪這一形式宣告，取得了禮俗上的尊崇儀式，世襲制度是強宗豪族之所以確立的政治上的保證，禮俗上的三年喪服制，是強宗豪族之所以被法定的社會地位的標識。中官權勢極盛之期，前後達20餘年。

順帝接受左雄的意見，取消了明帝以來九卿捶扑之罰，相對地提高了官僚的人格地位，限年試才，並不是解決社會矛盾的根本辦法，從主觀倫理方面出發，把改革社會的方案立基於改變人類道德的基礎之上，左雄的言論，和王符相似，並不希望上世理想的治道，而僅以追配文宣中興之軌，苟安垂祚而已。

質帝時，官僚勢力大盛，太學生增至3萬餘人，太學生都是從天下各處來到京師的，所以稱為太學游士、京師游士，或游學，數量尤其眾多的，是郡國學以及私人精舍中的學生，隱居教授的經師們，自立精舍，或稱精廬，以便招致遠方來學之士，讀書的人，便不遠千里，負笈尋師，全國各地，到處有經師講學，到處有生徒聚集，以至分爭王庭，樹朋私里。

如果沒有豪族地主作為背景，那就不會有這樣的盛況，如果在經濟上沒有附徒萬千的依附農民作為豪族地主的物質基礎，那就也不會在社會勢力上有門生故吏萬千的閥閱形式，漢代以閥閱為選的舉士制度正是魏晉九品中正的先行制度。太學生不但是豪族地主的子弟，並且是官僚的後備軍，自後太學生屢次上書，攻訐宦官，譏議時政，品覆公卿，裁量執政，大大發揮了所謂清議的力量。

在學生數量發達了之後，為了支援外戚以及官僚的抗宦官行動，交游活動更有政治實際的需要了，一方面，以朋友講習，加強了自己的陣線，一方面，以正人無有淫朋，來相攻擊，分清了敵我的壁壘，與漢代傳統士風不相同，傳統士風是在皇帝親臨裁決同異之下而埋頭章句，今卻結交而擇正黜邪，明明分出邪與正的兩個壁壘，由交游而發展到政治的鬥爭了。

浮華與交會是一件事的兩面，為絕對皇權所深惡的，而浮華交會之所以興起，正證明豪族地主力量的強大而皇權最高地主權力的削弱。自桓帝永興元年(153年)至延熹2年(162年)這10年間，太學生曾三次上書，第一次上書訟朱穆，第二次上書議鑄大錢，第三次上書訟皇甫規，除第二次外，其餘兩次，都是針對宦官。

東漢末年，張綱、陳蕃等的政平吏良的寧民政治主張，對官僚群的強宗豪族最有利，是排除宦官勢力、保持本身地位的好辦法。止役的目的在使農村的必要勞動力得以保持，禁奪的目的在使農民的生產所獲，還能留下必須的生活資料。《太平清領書》雖由御用的方士宮崇、襄楷之流，極力推薦，而一度走上了朝廷，但終於成為禁書。

對羌人的征討，是東漢王朝極力從事的對外戰爭，東漢政府消耗於羌人的戰爭中的錢，共390餘億，這筆錢等於東漢政府6個年頭租稅歲入的總數，皇甫規不但指出長期對外戰爭，則以加深內憂，並且指出外患之來與內變之起，同出一個原因，即郡將的不清平、不奉法。

捧住了綱常名教和神學教條作為護身符，理論淵源是《白虎通義》一書，然後向敵對的一面肆意攻訐，是漢末論壇的一個特點，因為有這樣的護身符，表面上的是非臧否是分明的，但又因為這個理論的敵對雙方都可得而利用，所以實際上的是非臧否是很淆亂的，漢末的清議，形式與內容極相矛盾的本質，言行不一的人格分裂，反映社會危機的自我掏空。

黨錮之禍，乃是漢末統治階級內訌的表現，是權勢漸衰的外戚，官僚黨附外戚，與權勢鼎盛的閹寺，各自聯結了其他的強宗豪族，之間劇烈內訌的爆發。在豪族對宦官的鬥爭中，實質上是身分性的豪族地主和皇族最高地主的鬥爭，所謂共為部黨，誹訕朝廷，就說明其中的階級意義。

第二次黨錮共16年之久，直到中平元年(184年)黃巾變起，才赦免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

三君	竇武、劉淑、陳蕃	君者，言一世之所宗
八俊	李膺、荀翌、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	俊者，言人之英
八顧	郭泰、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勛、蔡衍、羊陟	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
八及	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	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
八廚	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	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

三君大致是指三公以上的大官，八俊大致是指次一等的卿尹，八顧大致是高名的游士們，八及大致是郡國的名流，這次第也大致依據名行德操的高下而排列，唯八廚以財見稱，雖附於末，而實不與於排列的次序，是當時反宦官集團中公論的結果，也是當時反宦官集團中鬥爭方式的表現。

《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兩漢思想》，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邱漢生著，人民出版社，1957年04月。
《黃河文明之光》，姚大中著，三民書局出版，1981年04月。

黃河文明之光 (9)漢邊疆與外族－漢文明圈的形成

2010-09-13T23:15:00.105+08:00

秦始皇的長城純粹是一種防禦的性質，但是漢武帝的長城，乃是作為大規模的前進政策的工具，長城路線之選定，特別重視控制水利，隨著兵威西移，漢朝開始自酒泉至玉門關修建長城初基，西極於疏勒河盡頭。

過去的額濟納河在瓦窯托來流向東南，成為一個月形的湖泊，繞著黑城，即居延縣治，居延不是郡，只是縣城及都尉治所，可以不在長城之內，居延至郡城，要經過一個關，而居延以外，還自設邊塞，在居延與張掖或酒泉之間，尚有一個重要據點，即肩水城，而在肩水外城，設有一關，稱為肩水金關。

建築的方法，是蘆柴相見的泥層，葦桿束一致長8呎，厚約8吋，全部經過鹽滷滲透之後，堅固異常，有湖澤處即以湖澤代替了城牆，不可通過的沼澤為它作為一道天然防禦線，這樣作為天然的防禦，又可省去許多哩建造的工力，秦城並河為塞，大抵亦如此，直抵額濟納河全長400哩以上的長城，是西元前101年幾年以內興建的事。

軍力弱的時候，也就是大部分時候，漢皇帝用的是和親政策，即是款待匈奴單于，以公主下嫁，再贈以厚禮，特別是多贈絲緞，匈奴漸漸明白，他們若到長安來進行一種儀式，在儀式中承認漢的宗主國地位，便可獲得厚贈，過一陣快活日子，這種安撫策略乃是以後宋代與晚清承認孱弱的不平等條約之始。中國的貨品是游牧生活中必需的，中國統一時，草原部族較願意接納一些與中國有交流的單于為霸主，是中國替他們造勢才壯大的。

自元光6年(前129年)至元狩4年(前119年)十年之間，衛青、霍去病大出塞凡6次。征和三年，李廣利戰敗的責任應該歸在武帝，憑一己的喜好選將，憑一時的衝動出兵，又在大軍已出之後，因巫蠱案收李廣利之妻子。輪臺之詔中，武帝把責任推給卜卦，而看不出一點悔禍之心。

匈奴熾於隆漢，西羌猛於中興，而靈獻之間，檀石槐驍猛，盡有單于之地，漢武帝為隔絕胡羌開置河西四郡，漢安帝永初年間轉為胡羌所隔絕。曹操分南匈奴為五部，處今山西省內，又並烏桓移入內地，值三國戰亂，胡族繁息，至晉武帝，羌胡猖獗，郭欽請徙胡族於塞外，以漢人實邊，帝不許，晉惠帝時，諸王亂後，元氣損弱，無力挽滔天之禍。

通古斯種族係今日中國域內，除漢藏語族外分佈最廣的阿爾泰語族(Altaic Family)一支，滿、蒙、回三族，分屬阿爾泰語族三系統通古斯語系、蒙古語系、突厥語系，通古斯種族名詞的由來，與兩條通古斯卡河有關，貊或貉乃泛稱意味，對象便是中國東北森林地帶通古斯語系諸種族，松遼平原狩獵人民多同時從事低度榖物栽培，實際係半獵半農的生活。挹婁已非貊人，自俄羅斯沿海州方面，向黑龍江下游與松花江流域活潑進出，發展為勿吉－靺鞨－渤海－女真的東北歷史的全新路線。

古代中原居民移住，非只陸上通過山海關走廊至為方便，自山東半島北端經廟山列島而抵達遼東半島南端的海上交通線也已利用，西元前4-3世紀左右，遼河谷地、大凌河流域土地由漢族中國確定支配的歷史開始，置漁陽、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

朝鮮半島自東北地方延伸形成，長白山(韓國稱白頭山)貫通半島內外，切斷東北地方的歷史關係，朝鮮歷史便無從解釋，奉箕子為始祖的簊氏朝鮮，係中國人建設的朝鮮第一個國家，朝鮮史上第二次國家建設，衛滿攻滅簊氏朝鮮準王而變換衛氏朝鮮，都王儉，滅亡於漢武帝原封3年(前108年)，遂定朝鮮為四郡。

夫餘族推定自四郡之勢成立以前，已由遼東郡支配外側，以今日哈爾濱東南阿城附近與長春西北方的農安附近為中心，結合周圍諸氏族集團形成貊人最初的階級社會部族國家，王以下，有馬加、牛加、豬加、狗加四部族長，各別支配所附屬小族長。

高句麗歷史分三期：

沸流時代：設定於西元32年
丸都時代：西元210年，漢末大分裂，東移遷都鴨綠江中游丸都(安東省輯安)
平壤時代：西元427年再遷都樂浪郡故地平壤，迄西元668年覆亡於唐朝

西元前3世紀後半，中國經由秦朝統一的非只是地(中國)，也是人(漢族)，建設的非只是統一的民族國家，也是統一以農業為表徵的民族國家。漢水－長江中游的楚國，淮河－長江下游的吳越，長江下游文化背景，屆臨西元前3世紀，尚不能與中游流域的進步性相提並論。

秦始皇33年，50萬人守五嶺(大瘐嶺、騎田嶺、萌渚嶺、都龐嶺、越城嶺)，即珠江流域與長江流域的分水嶺，新南方四郡開闢以前，須其地漢化成熟才承認之為中國範疇，而南方四郡被軍事征服而吸收入中國，乃是預先劃定了中國預定地，南方則依天然的海洋為界，然後加以拓殖與開發。

百越總括的稱謂內涵，又各依自東向西大遷徙到達方位而名：

山越：就越國領內位遷移而就近在會稽郡境隱匿入山區
甌越、東甌：最鄰近舊越國，在浙江省南部甌江流域溫州方面
閩越：以閩江流域福州一帶為中心
南越：住居廣東省支流縱橫的珠江流域
貉越、甌貉、西甌：於廣西省與今日中南半島越南北半部廣泛分佈

南越獨立勢力以番禺(廣州)為中心而興起，文帝時去帝號，事實上只在對漢朝宗主－藩屬關係，於自國仍然稱皇帝，以後越人自建越南國家時也被踏襲，乃是中國所有屬國中，少數以中國外臣身分，接受中國王的冊封，向中國稱王，而國內又是帝的特例。越南廣和省，漢為日南郡之象林縣，漢以後為林邑國都，唐以後為占城國地，越南輯要滿喇加國，馬援征交趾時之西屠夷也，後又改號哥羅富沙。

武帝建元3年(前138年)，東甌請舉國徙中國，元鼎6年(前111年)，南越國獨立歷史終結，漢朝大軍壓境下傳世5王93年，元封元年(前110年)，閩越追蹤被攻滅。以當地原住民相背移向中國的反移民運動，東越、閩越被安置到淮河平原，接受強迫改造，空虛了的土地則移民漢族填補。元始2年(2年)，交趾郡的74萬人，多過南海郡達8倍，交趾三郡的發達，足以表現漢朝開拓新南方重點與特徵所在。

以獨特型式的青銅製斧與短劍、獨特型式的小船為特徵，推動定著地中南半島東北部文化向急速發展階段的、以孫梅河右岸為中心的東山文化主人，由中國東南部移住而與先住民混血形成甌越，便是今日越南民族的直接祖先。文字自近代法國統治期間，20世紀初強迫轉換羅馬拼音的越南語之前，向用中國所移植的漢字，關於語言，原與廣西方言相近的越語，迄今仍都保存中國統治時代吸收的通用漢語成分。

武帝元光5年(前130年)，最接近中國，四川、貴州兩省接界地區的夜郎國首先服從漢朝統治，置犍為郡，元封2年(前109年)，最遠的滇國投降，一舉增開6郡。

前漢之末的漢族人口分佈，係70%集中到全國1/3面積的北方黃河流域，其2/3面積的大南方淮河－長江－珠江－紅河流域僅居住30%人口，但相隔一個半世紀，北方與南方間人口分佈差距以縮小到57%與43%。南方方面人口相對增加的趨勢，前漢只長江上游蜀郡、中游南陽、下游會稽三郡超過百萬，後漢荊州南陽郡自原194萬人一躍超過240萬人，取代前漢汝南郡而登全國第一大郡地位。

《黃河文明之光》，姚大中著，三民書局出版，1981年04月。
《中國歷史地理‧下冊歷代疆域形式》，王恢著，台灣學生書局出版，1978年02月。
《中國歷史地理‧上冊五大古都、長城與運河》，王恢著，台灣學生書局出版，1976年04月。

黃河文明之光 (8)漢－霸王道雜之

2010-09-12T21:35:00.002+08:00

漢、唐興起之前，分別有一段明顯的知識蓬勃發展期，漢以前有東周末期的哲學思想家，唐以前有道教、佛教的興盛。西元前206年建立的漢朝，先於西半國土設置14郡治理，又於人口較稠的東半邊分封了10個王國，大封了一百多家功臣為侯，各有封邑食稅，以便收稅自足而成為地方上效忠漢君的貴族。

漢高祖皇帝大位乃由諸侯推戴，退回到封建制與郡縣制併行的態勢，已封的英布等諸王一律加以正式承認，東方共楚、韓、燕、梁、趙、淮南、長沙等7王國並峙，王國所領多者百餘城，少者三四十縣，準漢朝中央的政治組織而各別獨自紀年，皆令自置吏，得賦歛，享有充分的自由權與獨立權，包括徵兵與擁有各自的軍隊。

漢高祖在位8年，迄好友與新封燕王盧綰聞其崩而逃亡入匈奴的期間，諸王先後已盡被消滅，僅餘的異姓小國長沙一國，也至漢文帝末，以無嗣而國除，東方以分9國的齊、楚、吳、淮南、燕、趙、代、梁、淮陽諸王國，全經變換以帝系子弟為王，以及斷然立下非劉氏不王的嚴格制度，所謂諸侯王。

漢高祖庶子，而以仁愛敦厚得人望的代王恆，被迎立為漢文帝(西元前180-157年在位)，以國王入嗣帝位。除嫡嗣承襲外，也借多封已故國王子孫為王的美名，分配原領地為多數小國，晁錯在朝廷內外壓力下被殺犧牲，七國的叛亂也在漢朝大將周亞夫兵鋒前徹底失敗，西元前154年，諸王或誅或自殺，漢朝大臣，普通例不受審與服刑而命自殺，以示不辱，七國大內亂平定，乃漢朝結束中央與諸王國對立鬥爭時代的一大標誌，也以決定性勝利的贏得而徹底穩固中央集權。

漢景帝在位期間連續立法，諸侯王於其領地已無支配權，中央對諸國行使直接政治，王國行政制度向郡劃一，官員任命令自朝廷，丞相貶低地位為相，與郡太守同級，王的權利，惟限徵起領地租稅收入，以維生活，漢朝獨自創始了郡國制，國與郡，自此已無實質區別，皇族、功臣受封時改郡、縣為國，國除復為郡、縣。

漢初序爵王、侯，王以封皇子，侯以封功臣以及外戚恩澤，自此侯的受封推展至王子身分，文帝時創始的酎金律，每年八月宗廟祭祀，皇族、功臣受封王、侯者均有義務參加，也蓋應繳納定額黃金補助祭祀費用，而所納黃金成分不足一定標準時，依不敬罪削奪的立法執行。皇帝可以做出衝動自發的、無理性的、不可預測的行為，臣子的行動卻是循常例的、可以預測的，中國政治理論從不提權利二字，階級分等的原則強調本分，而不強調權利的理由。

漢朝發源於天子皇后(妻)或皇太后(母)的外戚勢力與政治相結合，原係其傳統，文景之治相續的動力出諸竇太后，女子再婚無歧視，與具有家族擴大為國家發言權的古代社會遺習，通漢朝均強烈表現，非前漢後期特有現象。

置左、右丞相時，漢尚右，右為尊，王莽時代改大司徒，漢武帝登位十餘年，由公孫弘開始而丞相選任一變傳統，身分直接是平民，不必經由立功封侯的途徑。太尉不常置，平時總括於丞相職務內，武帝時省此官職，武帝以後置大司馬，時或加將軍之號，時或不加，非實官，無官屬，而係皇帝宮廷行走，王莽時代大司馬，不加將軍號，改實官，位大司徒上，正式列三公之首。御史中丞為御史大夫實際首長，王莽時代改大司空。

郎制係漢朝基部官職補充方式一大特色，來源頗廣，任子、富貲(一定財產標準者)、通過選舉者、獻言蒙賞識者、低級官員考績優等者，以及武帝時始置的太學優等畢業生，都具資格。任郎乃是榮譽，人數無定額，多至千人，分屬諸中郎將而統轄於光祿勳(原名郎中令)，擔任皇帝侍衛，由而熟習宮廷、政府事務後，分配出任公職。由地方推介的選舉制度，係漢朝堆廣闊登用之途。

中央任命所謂長吏的郡、縣長官(太守、縣令與尉、丞)，而少吏或掾吏的各種性質多數佐理官員，均由長官從土著平民間自由任用。佔官吏大多數的地方郡、縣屬員，分曹辦公的諸曹負責人稱，輔佐人稱史，非中央任命，係郡、縣長官直接由土著的當地籍人士中補用，豪族興起後，以其對地方的影響力而方便取得此等職位，必須經由中央任命的官員，通過鄉舉里選選舉制度，由地方長官採納鄉里輿論，向中央推薦登用的方式，有利條件都指向了豪族。

鄉吏，以嗇夫為主體而配置若干輔佐吏員，由縣直接派遣，系統上便是縣的屬吏，擔當責任乃一鄉的戶籍編定、租稅徵收、兵役與司法的總括，設三老一人，非官吏，掌教化，免除其徭役與兵役，各鄉三老中的一人又為縣三老。

兵役年齡期每人一年的衛士役，京師成立的南軍與北軍，係國家正規的常備軍，軍事系統方面，軍政官員乃都尉，校尉則是部隊長，出征時司令官加各類將軍名號，事畢而罷。

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為西漢最盛之期，時有郡國110，除畿輔7郡(三輔、三何、弘農)外，皆以13刺史部分察之，即監察區而非行政區，而後終成為較郡國更高一級之地方官，光武帝以司隸自關中移置洛陽，降其地位與諸州等。政府的驛站，可往來通消息，地方監御史的設置，監察官監視自己轄區內的地方官員，每年向長安朝廷呈報。

漢昭帝時，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錄尚書事，十餘年間集中大權於一身，努力於武帝政治的收拾整頓，與民休息，昭帝以來，外戚以大司馬錄尚書事，領導出入宮廷的所謂內朝官制度化，權勢的保障乃又加大穩固。原屬少府，職務係皇帝秘書處長意味的尚書令實質地位抬高，皇帝意志可毋須必定通過丞相而直接下達，以後外戚專權，權力來源便在領尚書事。

漢宣帝便是昔年巫蠱事件致死，事後冤獄獲得平反的衛太子之孫，父母同告屈死的孤兒，自幼受苦難，成長於民間，所以深體民情，18歲登位，6年後便隨霍光之死徹底彈壓威權過分龐大的霍氏一族，新立為皇后的霍光之女也被廢，乃其處事魄力的最初表現，在位26年，政績有中國最初具有調節榖價功能的常平倉之創設，和名將趙充國平服羌族諸集團。

建立儒學國家學術權威的同時，對百家之言祇是貶抑而非禁止，以儒家立場修飾法家，乃係武帝以來漢朝的獨特政治原理，宣帝所明言的霸王道雜之，大轉捩便是元帝繼位，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禹、薛廣德、韋玄成、匡衡，迭為副宰相，正是宣帝亂吾家預言的應驗，元帝次代成帝如同其父，也是位學問皇帝，儒學被承認為權威學問固係武帝時代，政治基本方針的忠實追隨儒學理論，則至元帝時代以後，前後經歷約一個世紀時間。

元帝王皇后，由皇太后而太皇太后，長期在位，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響國六十餘載，外戚專利的大司馬官位，便於哀帝時代一躍而居取消丞相制改立的新制三公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首位。自我暗示行為確實對於朝代更替有所影響，由於道德上的崇高地位是王朝建立的最重要基礎，如果在某些事上失了顏面，就有可能引發意識型態與當朝對立，繼而加速其衰敗。

王莽祭祀稱假皇帝，平時稱攝皇帝，年號便是居攝，王莽竄漢的另一面，乃元帝、成帝時代政治順應儒學原理後的巨大迴響，儒家思想對政治的矯枉過正不容漠視，政治家非祇對當代情勢純依經典理論的解釋以作判斷，個人立身處世也極端化相古代聖人君子言行模仿，才認定係真正人格的實踐而受尊敬。

聖賢以禪讓方式繼承地位的儒學思想，決定主權者地位非以武力，由異於攻伐革命的和平革命達成目的，此例之開，終對其後的後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各朝代轉換，樹立了禪讓現實模式，包括其前奏曲九錫的同開先例。漢朝最著名學問家之一的宗室劉歆，其為王莽皇帝演出作舞台裝置特殊熱心，為歷史界所共知。

漢朝最大社會問題，是土地集中與工商業資財累積過速。主要納稅者的小農民之數因之漸漸減少，而佃農增多，債務奴隸制增大，吏民中強者陪伴自耕農大量沒落之勢，形成豪族，以及豪族不斷抬頭，又逼迫國家土地兼併與集中。王、侯多已無力化，甚或沒落，非始封或非爵位繼承者的絕大多數皇族，祇空具載在牒譜。

後漢罷郡國兵，變更前漢制度而地方平時不維持軍隊，乃是國家財政緊縮政策下節儉政治的最主要環節。自郡分割漢、夷混居諸縣直接統轄，屬國都尉的分縣、比郡，是後漢制度特色之一，三公分立的變制續加繼承，不立丞相，而三公又以太尉、司徒、司空為名，而去其大字，以尚書六人從宮廷直接傳達命令，加大削弱三公的宰相之任，秘書政治的強化，自光武帝而成立決定性傾向。

關中得失，最關國勢強弱與成敗，實為首都之上選，光武帝棄關中都洛陽，惑於五運說，改洛為雒，西北失其營衛，遂至羌禍頻仍，洛陽居華夏之中，只以四面受敵，財賦仰給東南，又乏水道交通，實不宜建首都。

漢代從武帝以來75次改元，改元等大事的詔命多出尚書之手，年號元字有20個，初、始二字有14個，永字有12個，建字有12個，和、平二字有16個，在五經中有根據的，三公博士要用千言萬言，訓詁得成為名號，條陳得失，以符徵驗。漢代年號，大量出現元、始、初等字，所謂與民更始，就是說從頭來一次，不合目的者不算了，更始就要都合目的了，然而一次一次的更始，無異是一次一次的諷刺，目的論的主觀形式與非目的的客觀形勢，發生背離，且愈到末世表現得愈發利害起來。

建元年號集中地表現出統治階級的道德名譽的形式，從漢武帝以至清末，各代建元有750餘次，扣除了僭竊等年號400餘次，一般的年號都採用經書，特別是諱書的形式，年號重出者有119個，而用此119個年號的帝王有310次，說明漢武帝的封建法度是後代的範例。

1代

2代

3代

4代

5代

6代

高祖

劉邦

－

惠帝

劉盈

－

少帝

劉恭

202-195 BC

195-188 BC

188-184 BC

3&4

呂后

呂雉

－

少帝

劉弘

187-180 BC

184-180 BC

－

文帝

劉恆

－

景帝

劉啟

－

武帝

劉徹

－

衛太子

劉楔

－

史皇孫

劉進

－

180-159 BC

157-141 BC

141-87 BC

－

昌邑王

劉髆

－

廢帝

劉賀

74 BC

－

昭帝

劉弗陵

87-74 BC

－

長沙王

劉發

－

舂陵節侯

劉買

－

鬱林太守

劉外

－

7代

8代

9代

10代

11代

12代

宣帝

劉詢

－

元帝

劉奭

－

成帝

劉鷲

74-49 BC

49-33 BC

33-7 BC

－

定陶王

劉恭

－

哀帝

劉欣

7-1 BC

－

中山王

劉興

－

平帝

劉衍

1 BC-5 AD

－

楚王

劉囂

－

廣戚侯

劉勳

－

廣戚侯

劉顯

－

孺子

劉嬰

5-8

鉅鹿都尉

劉回

－

南頓令

劉欽

－

光武帝

劉秀

－

明帝

劉莊

－

章帝

劉烜

－

和帝

劉肇

－

25-57

57-75

75-88

88-105

－

清河王

劉慶

－

濟北王

劉壽

－

千乘王

劉伉

－

河間王

劉開

－

13代

14代

15代

16代

殤帝

劉隆

105-106

安帝

劉祐

－

順帝

劉保

－

沖帝

劉炳

106-125

125-144

144-145

少帝

劉懿

125

安樂王

劉寵

－

渤海王

劉鴻

－

質帝

劉纘

145-146

蠡吾侯

劉冀

－

桓帝

劉志

146-167

解瀆亭侯

劉淑

－

解瀆亭侯

劉萇

－

靈帝

劉宏

－

少帝

劉辯

167-189

189

－

獻帝

劉協

189-220

《黃河文明之光》，姚大中著，三民書局出版，1981年04月。
《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兩漢思想》，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邱漢生著，人民出版社，1957年04月。
《費正清論中國：中國新史》，費正清戈德曼著，薛絢譯，正中書局出版，2003年03月。(1998)
《中國歷史地理‧上冊五大古都、長城與運河》，王恢著，台灣學生書局出版，1986年09月。

獅潭紙湖古道－三字坑山－三尖山、蘆薈花園雲南食府

2010-09-11T20:54:00.213+08:00

在較大的地圖上查看獅潭紙湖古道、三尖山

紙湖古道，又名挑紙古道，位於苗栗縣獅潭鄉百壽村，是早期村民將生產出來的粗紙運往苗栗頭屋的一條產業道路，然後再轉運至竹南，竹南自古以來為金銀紙的重要製造地，竹南中港老街在繁榮時期，曾有三百多家的金銀紙加工廠，百壽村也成為竹南金銀紙的重要生產原料粗紙供應地。隨著時代的變遷，竹南的金銀紙產業趨於沒落，獅潭百壽地區不再生產粗紙，只空留下紙湖地名而已。

百壽村，舊名紙湖村，造紙業發達，製紙過程中，須挖闢湖塘，灌注石灰水以浸泡竹子，將竹子纖維分解，製成紙漿，再經過曝曬處理，以製成粗紙。這些用來製紙專用的湖塘，日本人稱為紙湖，因而成為地名的由來。紙湖農場主人彭文淦關心當地的人文歷史，曾在台灣登山研究所負責人林宗聖協助下，探勘紙湖當地的古道，林宗聖並於登山雜誌發表〈苗栗獅潭挑紙古道〉一文，使紙湖古道更為外界所熟知。

從台3線省道109.6K百壽隧道北端進入，紙湖一號橋跨過紙湖溪，此橋是興建於日據時期昭和3年(1928)的糯米橋，過橋後左轉，古道沿著紙湖溪溪岸而行，由於獅潭川下游興建明德水庫，再加上126縣道的開闢，古道路徑大半湮滅，又乏人問津而逐漸被人遺忘，雖然近年來經過地方人士整理而重見天日，但是在非油桐花季節來訪，也沒有路線標示，再加上採筍農路的開闢，使得古道非常不易辨識，最後古道中斷於獅潭川邊，長度約1.4公里，昔日古道尚可跨越獅潭川接上126縣道，如今溪岸都被芒草遮蓋，而且無法跨越溪流。

紙湖古道約1公里處是三字坑山和三尖山的登山口，由南稜線陡上竹林，再轉為雜木林相，沿路均有清楚路條，並有繩索補助，三字坑山(10-42)，海拔411公尺，殖產局三角補點，基點立於路中，僅可見到殖字和三角二字，是三尖山前一個山頭，沿北北東方向前行約3分鐘即登頂三尖山(10-43)，海拔418公尺，二等三角點1058號，三等三角點6649號，基石是由三等三角點6649號改刻，下方加刻1058號，磨除痕跡仍依稀可見。

2010年9月11日，和LSM相約先走紙湖古道，前幾日的午後雷陣雨，使得古道到處都是爛泥，而在一處岔路，依照登山路條續行會繼續進入山區，而最後路徑會消失在一片雜木林中，並且在附近看到了赤尾青竹絲，只好趕忙撤退，沿途因為採筍農路的開闢，岔路非常多，但均不是古道正確的路徑，最後回到岔路口，往溪岸方向走，確實就可以到達獅潭川河岸，不過沿岸盡是芒草，阻擋了親近溪水的機會。

回到三尖山的登山口，十分擔心LSM的狀況，這可是她第一次走這麼陡的路線，不過且戰且走，在拉著繩索，手腳並用的狀況下，翻閱了幾個小山頭，最後成功地登頂三字坑山和三尖山，因為坡度太陡，不打算原路下坡了，沿著稜線繼續前進，會進入一座軍方的基地台營區，必須向營區士兵借道才能從大門離開，還好正好是午休時間，連營區的老狗都頭昏追錯了方向，擾人清夢下快速地離開營區，開始踢2公里的產業道路和舊台3線。

產業道路沿線盡是有著山豬和捕獸陷阱警告招牌的圍籬，圍籬內種滿檳榔樹，沒看見山豬，倒是看到藍腹鷴脫落的羽毛，最後會接上台3線省道108.5K新莊隧道南口和源笙竹碳竹業園區，再踢1公里的回到百壽隧道。百壽，與客語「柏樹」音相近，因為以前村內有一棵柏樹供往來行人打尖休息，因而得名。

台3線省道112K獅潭鄉永興村有一個開了將近60年的雜貨店接興商店，被苗栗縣政府選列到老店風華專書中，客家阿公黃章森以純手工，一鍋一鏟熬製的薑汁花生糖，稍微辣口、不甜不膩的風味，飄香到美國、中國、新加坡，一週只能供應130包，不見得每回都買得到，我們買了一包和一支5元的枝仔冰消暑。

爬完山，時間尚早，在獅潭老街上的蘆薈花園雲南食府享用雲南美食，木造仿古客棧造型，十分明顯而別緻，不過遊客大多被隔壁的仙山仙草給吸引過去了，但是上次走北長城古道和蕃子寮山，在仙山仙草的仙草冰只有一小口的碎冰，讓我對這家50年老店十分感冒。

我們點了雲南粑粑絲、手工破酥包子、雲南花生甩餅和雲南奶茶，粑粑絲是純粹的在來米做成，米干則會添加玉米粉，口感較硬，湯頭含有雲南花椒，但是老闆娘已將花椒心拔除，因此充滿香氣卻不會麻辣，破酥包子有兩種，甜的包豆沙，鹹的包豬肉，特殊的千層派般酥油外皮，吃起來鬆軟間卻有著豐富口感，雲南奶茶並不是用紅茶調製而成，而是用陳年普洱茶加上煉乳調製而成，味道不甜而有普洱茶的味道。

老闆娘一家8個姊妹，有4位嫁到台灣，但也只有她一人開起了雲南菜餐廳，餐廳還有蘆薈養生餐飲和各式雲南料理，實在值得遊客好好來品嚐。

創新－差異化策略

2010-09-10T11:49:00.123+08:00

管理工作的一個難題在於，作業程序的建立，是為了讓員工以一貫的方式重複同樣的工作，建立這些程序，就是不想改變工作方式，如果必須改變，得透過嚴密控制的程序，用以創造某種能力以執行某個工作的程序，同時也會缺乏執行其他工作的能力，創辦人通常對員工應該如何作業、組織的優先順序，有強烈的看法，如果創辦人判斷有問題，公司當然可能一敗塗地。

在組織初創階段，大部分成就來自資源，特別是人力資源，經過一段時間，組織的能力重心會逐漸轉移到它的作業程序和價值觀，文化是力量強大的管理工具，它使員工能夠自動作業，同時也使他們用同樣的方法一成不變地做事，衡量優秀管理作業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明確而又一貫的價值觀是否貫徹到整個組織。

浪費時間與資源使用率之間的關係不是直線，排隊理論(queuing theory)顯示，等待時間通常會隨著資源使用率提高而逐漸延長，可是等到資源使用率達到70%左右，拖延時間會突然暴增。執行長如果只是把分出去的組織當成一種工具，希望藉此不必理會巨變形成的威脅，幾乎必然注定失敗。

解決問題最大的障礙，經常不是無知，而是明明擁有必要的知識，卻無法在適當時刻找出來使用。失敗與錯誤絕不可混為一談，錯誤無法提供新的或有用的知識，因此沒有價值可言，成功會帶來苦樂參半的結果，其中一項就是公司規模一大，就失去進入新興小市場的能力。

像創業者一樣，利用想像力彌補資金方面或有的不足，在真正緊要關鍵超越競爭對手，成功的差異化策略：

描繪消費鏈：涵括顧客對某種產品或服務的整個經驗
分析顧客經驗：體認消費鏈每一步展現的相關活動，以瞭解顧客的想法，顧客隨時都在與各種人、地、事或活動互動

企業傳統上是用兩種方式支付社會部門：

貢獻員工的時間，讓他們從事義工活動
用金錢和餽贈支持社區計畫

不要把社會部門當做慈善對象，應該把它當成學習和發展企業的機會，由研發和作業基金支持這種活動，而非由慈善款項撥付。在探討與自己的功能類似的產品或服務時，檢討不只一種替代行業時，最好把眼光放在使用量和交易額最大的一些行業。

擁有重要資訊的領先使用者，通常處於其他領域和行業，即使透露他們的研究心得，也不會感受競爭影響，領先使用者發展創意是出於需要，而不是為了爭取競爭優勢。

改變策略焦點：

傳統競爭領域	硬碰硬競爭	創造新市場空間
行業	專注於本行內的對手	探討替代行業
策略群組	專注於本身策略探討本行各策略群組	群組內的競爭勢態
顧客群	專注於加強服務顧客群	重新界定本行內的顧客
產品和服務範圍	專注於盡量擴大本行範圍內的產品和服務的價值	超越本行領域，探討各種輔助產品和服務
行業的功能和感情定位	專注於根據本行的功能或感情定位來改善價格或表現	重新思考本行的功能和感情定位
時間	專注於適應正在發生的外在趨勢	參與塑造長期外在趨勢

《創新》，金偉燦、芮妮莫伯尼、艾瑞克馮希培、史蒂芬湯克、瑪麗宋內克、安德魯哈格頓、羅伯蘇頓、克雷頓克里斯汀生、麥可歐佛朵夫、伊安麥克米蘭、莉塔麥奎斯、蘿莎貝絲康特著，應小端譯，天下文化出版，2002年10月。(2001)

潭子新田登山步道－聚興山－萬里長城觀光步道－大湖山、豐原三崁頂健康步道

2010-08-22T17:44:00.186+08:00

在較大的地圖上查看潭子新田登山步道、萬里長城觀光步道

新田登山步道，位於台中縣潭子鄉龍興巷內聚興山區，登山口設有1063階由仿木棧道鋪設而成的台階，依山勢而建蜿蜒直上，風格精緻樸實，總長2公里，沿途有茂密的相思樹森林、竹林與各式的闊葉林種灌木叢，以及相當完整的植被。

聚興山(10-40)，海拔500公尺，二等三角點1124號，小百岳第40，位於新田登山步道最高點旁，由水塔旁缺口進入果園，再繞過第二個紅色水塔，山頂就在果園旁竹林中。

新田萬里長城觀光步道，位於刀石坑福德祠和停車場旁，是一條簡短的木棧道和水泥路混合步道，目前僅有500公尺長，由水土保持局補助興建，終點在一片黃土，看起來是尚未完成，沿途盡是成熟的龍眼樹，結實累累，步道最高點有一木造涼亭，涼亭旁有明顯岔路，是循著稜線前往大湖山的登山路徑，路跡十分明顯，不過有一處瘦稜，需小心行走。

大湖山(10-41)，海拔451公尺，土地調查局圖根點，位於台中縣市交界，與聚興山隔著龍興巷對望，山頂沒有名稱標示，僅有三角點基石，可以繼續沿著龍坑巷方向下山，會先走入一片果園，不要從果園下山，會走到台中市，必須沿著果園邊的稜線繼續前行，才會從果園走出接上龍坑巷的支線岔路，便可踢馬路走回新田登山步道停車場。

2010年08月22日，很晚才出門前往，十一點才到達新田登山步道停車場，大部分山友都已經走完下山，一開始便是陡峭的階梯，大約450公尺便可到二層涼亭，接著稍微下坡到鞍部和眺望台，步道里程標示也只到這裡為止，之後上坡直上聚興山，步道最高點下方有一涼亭可供休憩，在我鑽完果園橘子樹、摸完三角點，涼亭已有兩位中年男子在泡茶聊天，不斷地吹噓自己的登山經驗，卻在被蜜蜂螫之後驚慌失措，在告知可用尿液中和之後，便繼續我的路程。

新田眺望臺旁的路徑是接回觀鷹亭的棧道，而眺望臺前的一小段棧道則是前往刀石坑福德祠和停車場，棧道消失後取而代之為水泥鵝卵石步道，不過之後路徑較不明顯，雜草較多，不過還是可以行走。萬里長城觀光步道的入口在刀石坑停車場右前方，非常不明顯，我找了好久才找到，但是步道很短，一下子便到達最高點涼亭，過涼亭之後下坡到一個黃土地，看起來還在開發之中。

涼亭旁的岔路就是往大湖山的山徑，沿途路徑清晰，不過有些路徑土石流失，較為危險，還有果樹長到瘦稜旁，通過要十分小心，在走出果園接回龍坑巷支線時，天空開始下起雷陣雨，就這樣淋著雨步行回到停車場，總共花了3小時。

在較大的地圖上查看豐原三崁頂健康步道

三崁頂健康步道，位於台中縣豐原市北坑巷，距離中正公園700公尺處，共有1號、2號、3號、3A號、3B號步道以及清涼小徑，為果園地主無償提供民眾健身健行。

1號步道一開始為Z字型土徑後轉土階，坡度尚緩，經過慈雲寺，直到天山大佛寺岔路旁的體能運動場，左岔路即為2號步道，直行則為3B號步道，陡上階梯至步道最高點清風嶺，落差約110公尺，下了清風嶺來到3B號、3A號、3號步道和清涼小徑起點，3號步道跨過小溪，可見小溪瀑，最後在長壽橋結束，步道終點對面是2號步道好漢坡段，可直上接上3A號步道，通往三崁頂福德祠。

淋過雨，猶豫著要不要繼續走步道，沒想到邊開車雨慢慢停了，因此繼續行走豐原的三崁頂健康步道，看起來這個步道是屬於當地居民的私家景點，並沒有清楚的標示，不過倒是有不少當地居民在雨後來健行。

快樂為什麼不幸福？－想像未來的侷限

2010-08-20T12:13:00.089+08:00

體驗是指參與某件事，知覺則是觀察某件事，一個有從事的意思，一個則有察覺到那項從事的意思，一個表示反映，一個則表示所反映的事。盲視，是缺乏看到的知覺。情感表達障礙者並非缺乏傳統的感情詞彙，而是對本身的情緒狀態缺乏自省的知覺，由前扣帶皮質(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失靈所引起，負責傳達我們對事物的知覺，包括內在狀態在內。

描述者對體驗的口頭描述顯然過度描寫了他們對於體驗本身的記憶，使他們最後記得的不是本身的體驗，而是他們對本身體驗的說法。在變化發生的當下，除非心思能全神貫注在該體驗的某個方面，否則我們就只能仰賴記憶，並拿目前的體驗來與過去體驗的回憶相比較，才能察覺到這些變化。一旦擁有某種體驗，我們就無法對它置之不理，以體驗從未發生的角度來看待世界，當人說自己的過去有錯時，錯的可能是現在。

在我們對主體體驗所能採取一切有瑕疵的測量中，瑕疵最少的就是專注的個人最誠實而即時地回報。假如每個人在使用體驗與描述量表時，刻度都稍有不同，科學家就不可能比較兩個人的宣稱。不完美的測量永遠是個問題，但只有當我們認不清這點時，它才是致命的問題，大數法則(Law of large numbers)是指更多不只是數目變多而已，有時候還會變得不一樣。

快樂這個詞起碼被用來指稱三種相關的東西：

情緒快樂：無法化約，也就是所指稱、所能比較以及對他們的神經基礎所能探討的物件都無法完全取代體驗本身。
道德快樂：快樂跟感覺有關，道德與行為有關，行為可以引起感覺，但兩者並沒有必然與直接的關係。
判斷快樂：當我們言談中說「為了...快樂」時，只是在表示某樣事務可能、曾經或應該是愉悅感的來源，但當下的感覺顯然不是如此。

人在幻想未來時，多半是想像自己成就某事與成功，而不是失手與失敗，想到將來會讓人很開心，所以我們有時候寧可只是想像，而不去做，當一個人覺得事情容易想像時，他就會高估實際發生的可能性，由於大多數人練習想像的好事比壞事多得多，因此我們多半會高估好事真的發生在我們身上的可能性，進而不切實際地樂觀驗對未來。預先想到不愉快的事可以把它們的影響降到最低。

無論是真實還是幻想，掌控的感覺都是心理健康的來源之一，別的動物必須去體驗一件事，才能了解其中的樂趣和痛苦，可是預見能力卻使我們能想像尚未發生的事，進而免去體驗的痛苦教訓。

驚奇的發現透露了期待的本質，驚奇告訴我們，我們所看到的東西不符合期望，即使我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麼，我們的大腦會自發推測，這是它們的本能與天職，大腦會把他們已經知道的事(過去)加上現在所看到的事(目前)，以預測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將來)。額葉是人腦演化的最後一部分，也最慢成熟，在年老時則會最先退化。

想像力的三個盲點：
現實主義
人生不見得都會按照我們的希望或計畫走，可是我們深信假如真的能照希望按部就班進行，就會獲得無窮的快樂，傷心的事便會一掃而空，想像由這些選項呈現的將來，然後想像對它們分別有什麼感覺。

體驗的細緻繡帷並不是存在記憶裡，只少不是全部，相反地，是經過壓縮以後才儲存，並且會先縮減成幾個重要的線索。假如大腦是擷取體驗，體驗就不是我們有辦法預期到的事，記得這個舉動牽涉到實際上沒有儲存的細節，我們自己通常不知道，因為填補是在不知不覺中迅速發生，我們並不相信自己看到的是詮釋，人會清楚鮮明地記得自己看過線索名詞，並十分有把握地認為它出現過，即使人在事前得到提醒，這種現象還是會發生。

我們會不自覺地假設我們對事物的主觀體驗是忠實反映出事物的特性，直到過了一下子，假如我們有時間、精神和能力的話，才會趕緊否定這個假設，並想到現實世界可能並非如我們所見。有自發與立即傾向把符號與所意味的事混為一談，這種把事物的主觀感受跟客觀特性畫上等號的自發與立即傾向會持續一輩子，它不是永遠消失，也不是偶爾消失，而是短暫、斷續、迅速地散開，但必然是我們知覺世界的第一步，我們是眼見為信，等必要的時候才不相信。

當常人想知道兩件事有沒有因果關係時，他們多半會去尋找、關注、思考與記得有發生的事件訊息，而不會去尋找、關注、思考與記得沒有發生的事件訊息。忽略沒有的是這種傾向也會使比較私人的決定受混淆，當我們選擇時，考慮的是正面特質，當我們否決時，考慮的是負面特質，有罪正面的特質與最負面的特質，因此當人在尋找要選擇的東西時，多半會選擇它。

我們也容易把沒有想像的未來事件細節當成不會發生，我們沒有考慮到想像力填補了多少，也沒有考慮到它遺漏了多少。我們很難不去偏重本身的注意力，也很難考慮我們可能沒有考慮到的事，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經常錯估自己對未來事件的情緒反應。

當我們想到遙遠過去或遙遠未來的事件時，傾向於考慮為何發生，但是若想到不久過去或不久未來的事件時，往往會具體地考慮它們是如何發生。人們在想像等待的痛苦時，會覺得它發生在近期的未來比發生在遙遠的未來還糟，導致了一些相當奇怪的行為。

我們想像的未來會包含一些大腦虛構的細節，並缺少一些大腦忽略的細節，問題並不在於大腦會填補和遺漏，問題在於大腦把這件事做得太好了，以至於我們渾然不覺，我們很容易對大腦的產物照單全收，並期望未來以大腦所想像的細節與僅有的細節展開，想像力有一個缺點在於它很隨性，而不會告訴我們它做了什麼。

現在主義
歷史學家用現在主義來形容依當下的標準來判斷歷史人物的傾向，習慣透過現在來看過去幾乎是無法抗拒的事，當下的感覺及當下的想法對於我們自認往後會有何種感覺具有非常強的影響力，由於時間是個很不固定的概念，我們很容易把未來想像成現在的變形，現在主義發生的原因在於，我們不明白未來的自己不會以現在的方式看世界。

假如說現在輕微渲染了記憶中的過去，它則徹底灌注想像中的未來，大多數人都無法想像明天跟今天會有天壤之別，而且我們發現尤其難想像的是，屆時我們的想法、慾望或感覺會跟現在不一樣。

當人沒辦法感覺目前的情緒時，它就會變得暫時無法預測自己將來變得怎麼樣。未來事件可能會要求就用大腦的情緒區，但現實事件幾乎總是擁有優先權。我們無法看到或感覺兩件事，而大腦對於要看、聽、感覺什麼以及要略過什麼，也有嚴格的優先順序，想像力的要求經常被拒絕，感官和情緒系統則會執行這項政策，當大腦要想像世界的知覺特徵時，它就會找感覺區來幫忙，當感官系統回絕想像力的要求時，我們似乎察覺得出來，當情緒系統在做同樣的事情時，我們卻看不出來。

由世上的流動資訊產生的視覺體驗叫做視力，由記憶中的流動資訊產生的視覺體驗則叫做心智圖像，由世上的流動資訊產生的情緒體驗叫做感覺，由記憶中的流動資訊產生的情緒體驗則叫做預感，預感經常比邏輯思考更能預測我們的情緒，視覺體驗有一個特徵，我們幾乎必然能分辨其為現實還是想像的產物，可是情緒體驗就不同。憂鬱有一項特徵，憂鬱的人想到未來事件時，無法想像自己很喜歡這些事。

我們每個人都會受限於地點、時間和環境，所以當我們試圖靠心智來突破這些界線時，往往心有餘而力不足，以為自己已經跳出思考的框架，卻純粹是因為我們看不到這個框架到底有多大，想像力無法輕易突破當下局限的原因之一在於，它必須借用知覺所擁有的機制。但事實上我們在想像時所感受到的未來多半是在回應目前所發生的事。

當人需要推敲抽象事物時，往往會想像抽象事物像什麼具體的東西，然後改成推敲那樣東西，對大部分人來說，類似時間的具體東西就是空間。以隱喻來推敲事一種巧妙的技術，它使我們利用本身的長處來彌補缺點，亦即用我們可以具象化的東西來思考、談論及推敲我們無法具象化的東西。

生命中有個最殘忍的真相，美好的事物在第一次出現時特別美好，可是重複卻會使它們的美好衰退，心理學家稱之為習慣，經濟學家稱之為邊際效應遞減，時間和變化是避免習慣的兩種方法，當事件在時間上分隔得夠遠時，變化不但多餘，而且還吃力不討好。事物的價值不能靠價格來決定，而要靠它所產生的效用來決定。

起點重要的原因在於，我們結束的地方往往跟開始的地方很接近，當人把未來事件想像成在現在發生，再根據事件實際發生的時間來修正，以預測未來的感覺時，他們也會犯同樣錯誤。由於我們企圖預測未來感覺時，會自然而然以目前的感覺為起點，因此所預期的未來感覺起來會比實際更接近現在。

並排比較最難察覺的問題在於，它會使我們注意到一切使我們所比較之可能事物與眾不同的屬性，價值決定於某樣事物與另一事物的比較，在任何情況下，可以比較的方式都不只一種，當我們以某種方式做比較時所衡量的價值，可能超過以另一種方式所衡量的結果。

合理化
當大腦以多於一種的方式自由解讀刺激時，多半會以它想要的方式來解讀，偏好就如同情境、頻率和近期性，會影響你對於刺激的解讀。一旦我們的潛在體驗變成實際體驗，一旦我們跟它的好處扯上關係，大腦就會忙著尋找能讓我們欣賞這個體驗的方式來思考它。人會找機會以正面方式看待自己，但又要固定排除不切實際的正面方式來看待自己的機會。

我們會花無數時間和金錢仔細安排生活，以確保身邊的人都喜歡我們或像我們，當我們向認識的人尋求建議和意見時，他們多半傾向於為我們偏好的結論背書。為了印證自己偏好的結論，我們會去聽我們要別人說的那些話，這些人已經在事前經過挑選，所以都願意說我們想聽的話。

不管是靠選擇資訊還是資訊來源，調理眼前事實的能力，有助於我們建立正面且可信的看法。當事實質疑我們所偏好的結論時，我們就會檢查得比較仔細、分析得比較嚴格、要求也會比較多。顯然我們很容易相信自己既聰明又健康，卻要許許多多的事實證明才會相信相反的情況。為了確保我們的看法可信，大腦會接受眼睛所看到的東西，為了確保我們的看法夠正面，眼睛會去尋找大腦所要的東西。

正面看法如果要可信，就必須建立在我們相信是誠實得來的事實上，方法就是無意識地調理事實，然後有意識地消化它。當運氣不好而沒有人可以怪罪時，大家其實會覺得比較難過，負面事件的確會影響我們，可是其影響力通常不像我們預期的那麼大或那麼久。小事情比大事情更容易讓我們的情緒受到打擊、失去平衡。

我們替擺脫不了的事尋找及發掘正面看法時，要比可以擺脫的事容易，只有當我們不得不然時，才會去尋找慰藉，解釋固然會減弱不愉快事件的影響，但也會減弱愉快事件的影響，未經解釋的事件有兩個特色會擴大及延伸其情緒影響力，首先，會讓我們覺得很稀奇，當人沒有完成他們開始做的事情時，會特別容易想到並記得未完成的事，我們特別容易一直想著它們，假如事件缺乏解釋，它就變成謎題或謎團，解釋會使事件喪失它的情緒影響力，因為這會使它看起來變得可能，並使我們停止想到它。

就長期來看，各個年紀和各行各業的人後悔沒有採取行動的程度遠遠超過有採取行動的程度，心理免疫系統在替不作為建立正面可信的看法時，會比替作為建立時更困難。我們比較容易形成正面與可信看法的作為而非不作為，是痛苦的體驗而非惱人的體驗，是我們躲不掉而非躲得掉的不愉快處境。

解決之道
不常或少有的否驗往往最令人難忘，最不可能的體驗經常是最可能的記憶，這點會削弱我們對未來體驗的預測能力。記憶對結局的迷戀，我們經常靠結尾來判斷體驗的愉悅度，體驗的結束方式顯然比我們所得到的總愉悅量還重要，這點會促使我們形成一些奇怪的選擇。

只要見解能增進溝通，即使是錯誤的見解也有很大的機會一再傳遞下去，而錯誤的見解要剛好強化了穩定的社群，那它就很容易擴散，因為抱持這些見解的人多半活在能讓錯誤見解擴散的穩定社群裡。前瞻和回顧顯然可以一模一樣，只不過兩者都沒有正確描述實際的體驗，我們豐富體驗之後之所以這麼常變得一文不值，有一個原因是我們沒有能力回想自己實際的感覺。

自以為比一般人好的偏見，也使我們自以為比一般人沒偏見，我們不見得認為自己比較優秀，但幾乎一定會認為自己獨一無二，我們之所以不願意把別人當成自己的代替者，主要原因在於我們會無來由地相信個人的差異性與獨特性，假如我們相信人的情緒反應比實際多變，那代替對我們來說似乎就不如實際上有用了。當人缺乏想像力所需要的訊息，不得不拿別人來代替自己時，他們對未來感覺的預測便相當準確。

《快樂為什麼不幸福？》，丹尼爾吉伯特著，戴至中譯，時報文化出版，2006年12月。(2006)

這才是心理學！：如何以科學方法理解人類行為－科學的核心

2010-08-16T09:53:00.238+08:00

佛洛伊德是根據個案和個人內省資料建立起他的精緻理論，但是這些資料基礎卻不牢固，沒有像現在心理學家那樣，確保這些理論架構是建立在可靠的，以及可以被其他研究者重複驗證的行為數據上。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是用複雜的概念結構對人類行為進行事後解釋，在事情發生之後才給的解釋，而不做事前預測，與其把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看作當代心理學的理論，不如當作文學創作的靈感更為恰當。

公眾對科學知識的抗拒，民眾更傾向於用哲學的思辨、神學的預言或民間的常識來解釋世界上發生的現象，每種科學在發展過程中，都曾經歷這一抗拒階段，科學的每次重大進步都經歷過巨大的阻力，不過當人們理解道心的發現不但不會詆毀人性，且能因拓展我們的知識而更加成全人性時，反對的聲音也就消失了。人們常常否定心理學研究，並不是因為他們覺得不好，而是想逃避由此可能帶來的麻煩。

科學的三個緊密相連的核心特徵：
系統性的實徵主義(empiricism)
本質論(essentialism)認為，能稱之為好的科學理論，必須根據現象背後的本質或內在屬性對現象做出終極性解釋，科學並不回答本質論者提出的問題，而是借助於發展出概念的操作性定義獲得進展，對概念性術語之定義的修正，源自在科學研究過程中累積的、具有內部一致性的資料和其理論基礎之間的相互修正，而不是對語詞用法的爭論，科學家的目的是解釋現象而不是分析語言，科學概念的含意是從觀察或與其有關的其他概念中獲得，而不是依靠對詞語的定義，不要只因為一個概念很難有單一的定義，而認為它是不存在及不值得研究的。

操作論的觀點是，科學理論的概念，必須以某種形式根植於或連接了可以通過測量觀察得到之事件，科學的概念會隨著研究的加深而產生操作性定義的改變。信度是指一個測量工具的恆常性，在多次測量同一概念時，得到同樣的結果，建構效度指一個測量工具(操作性定義)確實測量到它想測量之概念的程度。操作論不是心理學研究獨有的，而是所有科學研究都要求有的。一個科學家必須先清楚他研究標的的含義，並且考慮如何精確地定義及測量，才能讓其他實驗室的研究者也可以進行同樣的測量，從而才有可能看看在針對此概念所做的研究中，是否可以得出相同的結論。

知識之所以為正確，並不在於它是否為個別人士對該知識所持有的感覺及相信程度，預設偏見使許多人意識不到這些辯解與要討論的問題毫不相關，事物的起源與其執行什麼特定步驟的能力無關。科學的獨特力量並非在於它是一個與錯誤絕緣的過程，而在於它提供一個途徑以消除存在於我們知識體系中的錯誤，要理性討論心理學概念，而不只是反映我們自己對某些問題的偏見，操作性定義是必要的。

觀察法是好而且必要的，但是單一、沒有架構的觀察不會發現科學知識。科學的觀察通常是為了檢驗理論，想透過測試各種不同的構想，理解我們生活的世界，科學的這一結構性可以另我們根據觀察的結果，去支持一些理論，否定另一些。科學家並不是根據什麼法令來決定要研究什麼課題的，也沒有什麼宣言指出什麼是可以、什麼是不可以研究的，研究領域的出現、擴展或終止，依據的是理論與方法的自然淘汰規律。

公開知識的產生
科學知識具有公開性，科學知識不只存在於個別人的頭腦中，任何科學發現在沒有接受科學界其他人的批評和驗證之前，都不能稱為科學知識。重複驗證機制保證了某個發現並不單只是因為個別研究者的偏好或錯誤造成的。同儕評審是最低標準，而不是最嚴格的標準。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又要透過媒體宣傳自己的發現，那麼恰恰顯示它肯定是偽科學。

同儕評審和重複驗證這兩個機制是科學保證其客觀性和公開性的根基，思想和實驗只有經過其他人的嚴格評審及尖銳批評，才能開始接受民眾驗證的洗禮。

科學家所說的可解決的問題通常意指可驗證的理論，通過保證理論在實徵觀察時，有可以驗證是錯的可能性，即可證偽性，以確保其可驗證性。可證偽性標準，要說一個理論是有用的，那們根據它所做的預測必須是具體的，理論在告訴我們如果它是對的則哪些事情應該發生的同時，還必須說清楚哪些不會發生，在表述科學理論時，必須遵循一個原則，從理論推導出的各種預測要有證偽的可能性。

外行人在使用理論一詞時，意思是指一個未證實的假設，僅只是一種猜測，一種預感，科學的理論是指一套具有內在關聯的概念，可以解釋一組既有的資料(所反映的事實及現象)，並且能對尚未進行的實驗結果進行預測，假設是指由理論推演出來的更為具體的預測。一個理論只有在不預測所有事件的發生，而只是預測特定的事件，即事前告訴我們什麼具體的行為會出現時，進步才會發生，一個理論如果置於不可證偽的保護下，它便不再是科學。

節約(parsimony)原則，是說當兩套理論擁有同等解釋力時，更簡單的那套理論更可取，一個含有較少概念和概念性關聯的理論在以後的測試中會更具有可證偽性。

科學尋求的是想法的改變，科學家是在努力描繪世界的真實面目，而不是描繪我們固有信念所認為我們應該有的世界之面貌，一個假設被堅信為真的程度，與它是否確實為真，完全是兩回事。不應只注重理論驗證的次數，還應該注重驗證本身的品質。科學裡很多事物間的關係被多次證實之後，已經成為定理，因為它們幾乎不可能被將來的實驗推翻。這些眾所週知的事實不屬於我們所談的假設，不是科學家的興趣所在，而是對那些還沒有證實到已經沒有什麼疑點的問題感興趣。

在對一些問題之研究的早期階段，從個案研究或臨床經驗中獲得靈感與啟發是非常有用的，個案研究在科學研究後期是發揮不了什麼作用的，個案研究和見證敘述都是所謂的孤立事件，缺乏必要的比較資料，以有助於排除對同一事件或例證的其他可能的合理解釋。理解理論最關鍵的，是要認識其他可能的合理解釋。實驗設計的目標，就是組織安排一事件或現象的出現，使其指能用某特定理論解釋，其他理論則解釋不通。

用個案研究結果或見證敘述作為評價心理學理論和治療效果的依憑，幾乎可以說是完全沒有價值，個案研究和見證敘述對理論檢驗沒有價值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有安慰劑效應作祟，安慰劑效應是指人們有報告任何治療對他們都有幫助的傾向，不管是不是真的有療效，時間推移，通常稱為自然康復現象，只要我們進行醫療干預，安慰劑效應就無時無刻不在，不管這種干預本身是否真的有效。

內隱心理理論(implicit psychological theories)，人們只有在刻意關注它們或發現它們受到挑戰時，才意識到它們的存在，很難駁倒，往往也沒什麼大用。對解決當前問題而言，愈是容易獲取的記憶，愈會被人們用來解決問題或做出決策，而資訊的鮮活性，就是強烈影響資訊之可獲取性的一個因素。沒什麼比人們真實地敘述他們看到的東西或經歷過的事，更具有鮮活性，更能打動人心。

當我們面對和過去持有的觀念矛盾，但又是強有力的統計證據時，無所不在的張三李四總是會跳出來幫忙否定這些證據，人們之所以使用張三李四，不只因為它在爭論時是一個很有用的戰略手段，這一錯誤的爭論模式之所以應用得如此頻繁，主要還在於人類不知道如何消化機率性資訊，機率推衍可能正是人類認知的罩門。

我們對大的群體，的確會持有一些泛化的想法，這些泛化想法中，一些最堅定的往往是建立在那麼脆弱的事實基礎上。賭徒陷阱是指人們認為過去發生的和將要發生的兩個相互獨立的事物之間，存在著某種關聯的傾向。在認知錯覺中，即使人們知道正確答案，也會因為問題的問法而做出錯誤的結論。學習機率性思維技巧的最好方法是，理解並警覺人們使用統計推衍時最常犯的錯誤。

知識不需要百分之百確定後才是有用的，即便某些知識不能準確預測個別人的具體情況，但如果能對一些群體的總趨勢有預測能力，也是非常有益的，針對群體的特徵所做的結果預測，常被稱為總體統計數據(aggregate)或精算式預測(actuarial prediction)。

公正世界假設(just-world hypothesis)，指人們傾向於相信自己生活在一個公正世界裡，每個人都得到他應得的。幻覺相關現象(illusory correlation)，當人們相信兩類事件通常應該一起發生時，就會認為兩個事件一起出現的頻率比較高，即使它們同時出現的情況是隨機發生的，而且不比任何其他兩個事件同時發生的次數多。

當我們說一件事決定於偶然時，並不必然表示它是不確定的，而只是說它是當下無法確定的。如果偶然事件產生嚴重的後果，人們不眼要建構一些複雜的理論以解釋它們，試圖解釋偶然的習慣，可能源於我們想相信自己可以控制這些事件的深切渴望，控制幻覺(illusion of control)，是指相信個人的能力足以影響偶然事件的結果。

人們在試圖解釋世界上發生的事時，往往不願意承認偶然因素的作用，這一現象實際上降低了我們對現實世界的預測能力，偶然事件的規律不僅讓稀配(oddmatch)遲早會出現，而且長時間來看，幾乎可以保證它一定會出現。承認達不到百分之百的準確度，實際上反而提高了整體預測的準確性，如果我們要在預測人類的行為時有一定的準確度，有時就必須接受錯誤以減少錯誤，也就是，在依靠一般性原則做出比較準確預測的同時，也要承認我們不可能對每個單一事件都預測準確。

虛構每一事件的複雜度的解釋，可能確實能抓住一小部分不尋常事件，但代價是損失了對大多數事件的正確預測。簡單的精算式預測，正是對大多數、常出現的事件之預測做得比較好。評價心理學說法的另一實用法寶就是，在接受對一個事件的複雜解釋以前，先想一想，這一事件的哪些部分事實上是偶然因素的作用所致。

一旦重要的相關變數確定，而我們要開始運用它們預測行為時，測量這些變數並使用統計方程式進行預測，是最好的研究方法及程序。透過精算式方法可得到較精確的預測，用精算式方法得出的愈測試一種對所有人開放的公開知識，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修改、批評或爭論，使用臨床式預測，就等於要依靠個別權威人士的個人學歷及經驗。

對可解決問題之探研
科學的部份創造性，就體現於它是在人類知識的最前線，探索新的實徵技術，來創造可實徵解決的研究問題。無知可分為疑問(problems)和謎團(mysteries)兩類，如果是疑問，就可能找到答案，而即使還沒找到答案，對謎團來說，我們就無法預想會找到答案。

對科學家來說，在檢驗解釋某一現象的特殊假設或理論時，有必要設計一些特殊的情境，僅僅在現實世界的自然狀態下觀察事物是遠遠不夠的。科學實驗的人為性是科學家深思熟慮後的結果，而非一時疏漏，科學家精心設計一個非自然的情境，以便將眾多可能決定事件發生的相關變數分離出來。

當操弄與一個叫做隨機編組(random assignment)的程序結合時，科學家就可以排除那些歸因於受試者本身不同特徵的解釋了。科學實驗就是要打破自然界原有的各種關聯性，將單一變數可能造成的影響分離出來。

並不是每個研究都必須用隨機取樣來找研究對象，取樣是否是隨機的並不重要，只要有人參與就好，但是取樣之後，如果用了隨機編組來做實驗，那麼就是真正的實驗研究，如果沒有用隨機編組，那就變成是相關研究了，儘管相關研究無法清楚地證實一個因果假設，但它可以起到排除因果假設的作用，隨機取樣但卻沒有用隨機編組，是調查研究，找要是尋找變數之間的相關而已。

相關，這一統計指標作為研究證據的局限性有時很難察覺，當我們以為一定存在因果關係時，當我們心存偏見時，或當我們一心只想尋找支持自己的理論時，很容易會將相關看成因果關係。

虛假相關(spurious correlations)兩者出現的關聯，並不是由於兩個變數之間存在因果關係，而是兩變數均與第三變數相關連所致，第三變數問題的出現是因為在自然世界中，許多不同事物原本就是相互關聯的。即使兩變數間確實存在直接因果關係，到底哪個是因，哪個是果，也無法僅從相關中反映出來，取樣偏差是行為科學中許多虛假相關產生的原因，排除取樣偏差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嚴格操控各變數的情況下進行真正的實驗研究。

任何具體的行為，都不是單一變數引起的，而是由許多不同的因素決定的。一件事情的原因是多樣性的，並沒有減低其中任何單一原因的重要性，雖然每一個原因只對事件的發生貢獻很小。我們不僅要追蹤並測量出影響問題行為的種種可能因素，還必須研究這些變數放在一起會產生什麼樣的交互作用。一個很弱的因果關係可能既不是效果產生的必要條件，也不是充分條件，它的存在增加了這個效果的總體設計或然率而已。

考察行為的原因時，要依照多樣性原則思考，不要陷入類似某一具體行為只由單一特殊原因造成的陷阱，大部分複雜的行為都是由多樣因素決定的，各式各樣的因素共同起作用才會引發某一行為，變數合在一起的整體效應，遠遠大於我們只研究在單一變數因果研究中找到的各自效應之總和。

科學研究中的觀念轉變遵從關聯原則(connectivity principle)，一個新的科學理論，必須與先前已建立的實徵資料連接，只有在解釋新現象的同時又能與原來的事實證據相容，這一理論才會真的被認為是一個進展，科學結論是由許多研究結果交集而成的，不是由一個決定性的研究顯示給人們看的。

證據交集原則，或操作交集原則，每個實驗都能幫助我們校正其他實驗設計中存在的錯誤，同時它自身又在接受其他研究對其缺陷的檢驗中得以鞏固，大量的實驗，儘管各自多少都存在不同的缺點，實驗方法也各有優劣，但只要能得到近似的結果，我們就可以說實驗證據交集在一起了。研究者不應該把相關的其他研究結果摒除在外，來評估一個單獨研究結果的重要性。

一個受過良好訓練的心理學家有把握對總體的行為做出預測，但是在預測具體的個人行為時就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不應該在沒有強調其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對任何人作個別預測，甚至，在任何情況下，也不會去作這樣的預測。

《這才是心理學！：如何以科學方法理解人類行為》，史坦諾維奇著，楊中芳譯校，遠流出版，2010年03月。(2010)
《不確定狀況下的判斷︰啟發式和偏差》，丹尼爾卡尼曼、保羅斯洛維奇、阿莫斯特沃斯基編著，方文、吳新利、張擘、肖文明、李康樂、李娜、侯健、李靜文、張蕾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09月。
《Calculated Risks: How to Know When Numbers Deceive You》，捷爾德蓋格瑞澤著，Simon & Schuster出版，2003年。
《判斷與決策心理學：不確定世界中的理性選擇》，Reid Hastie、Robyn M. Dawes 著，林正昌譯，學富文化出版，2009年01月。
《Thinking and Deciding》，Jonathan Baron 著，劍橋大學出版，2008年。
《Cognition and Chance: the Psychology of Probabilistic Reasoning》，Raymond S. Nickerson 著，Routledge出版，2004年。
《心智探奇》，史帝芬品克奇著，韓定中、劉倩娟譯，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2006年01月。

三灣銅鏡山林步道－大銅鑼圈山、老銃櫃步道

2010-08-13T18:51:00.181+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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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才整建完成的銅鏡山林步道，以完整的步道系統串連起銅鏡村的精華景點，銅鏡村是三灣鄉峨眉溪岸的聚落，當地人稱銅鑼圈，以峨眉溪流經此處，南、北岸各沖積出一個形如銅鑼的河階台地，因而得名，南岸聚落較大因而稱大銅鑼圈，這個淳樸的客家村落，山多田少，仍保有完整的自然風光，山林裡草木蔽天，油桐樹散生其間，步道沿途可以欣賞大埤塘環塘水岸風光，走訪伯恩乳牛生態教育園，徜徉牧場的青青草原，呼吸芬芳草香，細數桐花步道的白雪飄飛。

由台3線省道轉往苗19鄉道，約莫1公里便有指標，可將車停在雜貨店前的廣場，再循雜貨店旁的馬路上行約100公尺，就是銅鏡社區活動中心，登山口就在活動中心旁，有明顯指標。不過，此段步道約莫只有01分鐘路程，通往山上咖啡屋旁尚在施工的停車場，山上咖啡屋又稱大池塘農莊，大概不是旅遊旺季，呈現歇業狀態，咖啡屋前的小徑就是通往大埤塘和大草原的

道路。

大埤塘，當地人稱為大龍崗湖，是早年當地梯田、旱地賴以灌溉的天然湖泊，泉源四時不竭，岸邊有高大的山黃麻、相思樹、藤類植物，塘內水深魚肥，是居民喜愛的垂釣點，水面、岸邊有夜鷺、水鴨棲息，幽靜湖面倒映著山青水綠，景致寧謐，隨著步道的開闢，外人才得窺其面貌。

埤塘下游的生態島，為調節大埤塘水量的精巧設計，島上及週邊有景石組、枯木柱、塊石護岸、飛石踏步，靠一道拱橋連通到對岸，桐花季節由橋面下望，片片小巧細緻的白色桐花飄落水面，隨水面的漣漪跳起華爾滋，排列成多變的圖案，饒富趣味。沿環湖步道左側棧道而行，是蜿蜒山壁旁的植草磚步道，整段步道都在林蔭下，不時有徐徐涼風吹來，走來舒爽，往前直行上坡通往大草原和伯恩乳牛生態教育園，右岔路繼續沿著塘岸繞行，可以通往生態島。

大草原廣達8公頃，桐花步道沿著草原邊緣開闢，可繞行一圈，步道邊的油桐樹非常高大，桐花開在高高低低的枝椏間，行走在步道濃蔭間，抬眼見樹梢花朵在陽光下閃閃生輝，低頭則是舖地的雪白花毯，轉身又是草浪款擺，置身油桐花徑中，總令闖入的遊客無限驚喜。大銅鑼圈山(10-39)，海拔124公尺，土地調查局圖根點，基石點位大約在步道大轉彎處，已經遺失找不到了，也無山頂標示。

伯恩乳牛生態園區，前身是伯恩牧場，由退休教師羅世勳創設，已有二十年歷史，山坡地原本是羅世勳伯父所有的茶園，牧場來自伯父的恩惠因而得命，曾飼有大小乳牛約130頭，都是高品質的荷蘭乳牛，生產的鮮乳固定交由牛乳工廠收購，部分供應遊客嘗鮮，目前已經停止營運了。整個銅鏡村種植牧草面積廣達50公頃。

逛過大草原後折返，沿埤塘岸邊繞一圈，回到山上咖啡屋，循產業道路回到銅鏡社區，路旁幾株參天巨木旁有座忠烈墓，是一處見證當地開拓歷史，紀念早年漢蕃衝突犧牲義民的墓塚。據悉，清道光年間，漢人進墾銅鑼圈一帶，開墾期間死於原住民之害者百餘人，散葬於村中各角落，咸豐年間，庄中賢達將開庄犧牲之忠骸合葬，命為忠烈墓，但未留隻字片語，後來庄民雖於每年中元節祭祀，但久而久之這段事跡為人淡忘，忠烈墓便成了大眾廟，直到幾年前，村民發現一份記載銅鏡村開拓歷史的文獻，才知道錯把英烈當孤魂，於是倡議整修荒塚，集資興修陵墓，並銘誌這段正名的歷史。

在較大的地圖上查看老銃櫃步道

老銃櫃步道位在三灣鄉三灣村、永和村與大河村的交界，是新近開發的休閒步道，銃是指一種舊式的槍械武器，櫃以客語發音，有儲藏的意思，此處曾經是先民拓墾時的武裝防衛重地，步道沿著昔日山脊稜線的農產運輸道路修闢，沿途可欣賞到桐花、樟樹林、光蠟樹林等林相，鄰近還有一處三連埤遺址，是舊有的荒廢3個緊鄰的大池塘，現己形成一濕地，因此還有螢火蟲、獨角仙等豐富的生態。

步道登山口在苗5線11.7K處，旁邊是山城休閒農莊，從土地公廟開始上登，全程約1.5公里，採用自然的生態工法施工，古意十足，沿途上下坡度起伏不大，易於步行，適合閤家踏青健行。拾級而上來到高處，可以欣賞三灣丘陵地形山巒疊翠的景色，步道終點五寶慈湖寺設有告示牌，出口在台3線省道101.5K。

趁著到頭份處理一些善後事宜，到三灣走了兩個步道，銅鏡山林步道大概因為桐花季已過，雜草已漸漸蓋過空心石磚，而且山上咖啡屋和伯恩乳牛生態園區

都呈現歇業狀態，繞一圈約莫要1個小時時間，而老銃櫃步道整理得相當完善，用碎石和水泥假木建造，終點的五寶禪寺正在大興土木，來回大概只要40分鐘，兩條步道十分適合短程健行。

那山。那人。那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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