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方

〈廢物〉

noreply@blogger.com (Nadir) — Tue, 27 Dec 2016 17:43:00 +0000

明天又是全新的一天
很快就會被你用舊
得開始清理廢物

用大部分的時間
讓廢物離開身體
離開生活的空間
安妥的裝袋
綁緊，或順水流去
安妥的消失
用一瞬間體會
暫時全新的自己

廢物開始在腸胃道漫長的旅行
汗腺、髮囊與腦神經叢的折舊
都等待著下一次的清理

你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安妥的
攝取物質然後讓物質離開
安妥的和人交談
站定，或順潮走去
挪動廢物然後讓廢物離開

下一瞬間又會是全新的
很快就會被你用舊
廢物得開始清理

〈高樓大廈〉

noreply@blogger.com (Nadir) — Mon, 19 Sep 2016 12:40:00 +0000

沒有人是鐵槌
大家都是釘子
深信自己值得更好的洞
花一輩子等待地震降臨

〈無題〉

noreply@blogger.com (Nadir) — Sat, 17 Sep 2016 07:26:00 +0000

垃圾製造垃圾
齒輪壓迫齒輪
以為能重新開始
其實又少了一天

去中介化和共享經濟的差異

noreply@blogger.com (Nadir) — Sat, 02 Jan 2016 13:09:00 +0000

去中介化和共享經濟的差異

去中介化跟共享經濟事實上意味著不同的理想，但或許因為翻譯問題，大家經常混在一起。兩者的區分關鍵，在於被交換的對象是否可被任意複製、移轉，在過程中是否處於私有。從這個角度來說，Uber和Airbnb都不是共享經濟，而是去中介化的代表。他們交換一次性的服務，無法被任意複製（即使有各種相似提供者能立刻取代）。只不過在過去，這些服務仰賴中介組織進行分配，如今「去中介化」而能直接進行交換。造成的隱憂大家都知道，監管問題便浮現出來。

相較之下，真正的共享經濟理想，重點就在「真正共享」。共享經濟的服務可被任意再製，所有權也只在少數情況下才被聲張。開放軟體運動是顯著例子之一，藉由開放原始碼任人下載修改，程式碼成為可被任意複製、交換的對象。他們對抗的不是中介，而是商業軟體公司的壟斷。[1]

去中介化難以控管（即使平台努力想去做），因為傳遞的始終是私有物而非（擬）公共財，因而負面提供者只能被排除或篩選。Uber不能改變一個有性侵犯意的司機，他只能提前篩選，拒絕他參與系統，不管透過評價系統或自行監管。而這恰好就是「中介」過去在這類系統存在的原因：由第三者預先篩選以降低風險。真正的共享經濟透過不同方式避開這個問題：由於被共享的只是擬公共財的版本之一，大家都可以複製、修改，最後自然會用最沒風險或最有價值的版本。而社群內生的協作文化，也可以避免惡意竄改或即時修正，例如Wikipedia的例子。[2]

共享經濟最大的問題在於利潤（如果有）最後往往被平台或以策展創造不可取代性的行動者拿走，雖然通常貢獻者不會有太多怨言。例如臉書某種程度上也是共享經濟，使用者無償創造各種內容和metadata，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或由於不知情），任由包含臉書公司在內的行動者複製取用。然而，臉書作為平台提供者從人們無償提供的內容和社會互動資訊中，搾取巨額利潤，沒有一毛分給使用者。[3]

Uber和其他許多例子之所以被錯認為是共享經濟，是因為交換系統被「共享」了：人人都能自由參與分享自己的剩餘資源給他人，這怎麼不是共享呢？然而能讓自由分享成真的交換系統──「網路」，才是促成當代「去中介化」和「共享經濟」兩大趨勢的共同原因。去中介化從未真正去「中介」化，訊息仍要有媒介來傳遞，只不過現在不用付錢給仲介者，可以直接用看似免錢的網路來達到。換言之，網路成為新的中介。這或許是翻譯問題，許多以去中介化為標榜的模式，其實只是透過免費網路來自由分享、媒合並租用的分享經濟（shared economy）。被大力吹捧的3D列印則或許真的是共享經濟，因為包含了大量無償上傳，免費共享並可任意下載修改的模型資源庫。但要達成這些，仍需依靠不額外收費的網路平台。

除了能免費交換、共享訊息的網路，共享經濟還要配合另一個條件：價格可負擔，能上傳下載，並轉譯訊息內容的端口。在軟體領域，大量生產的個人電腦與行動載具已讓這件事成真（雖然建立在更大的勞動剝削上）。然而在硬體共享的領域，便需要靠智慧財產權的下放或「共享」。例如3D列印風潮的普及，靠的是雷射積層製造製程相關技術專利的到期，各項新型態列印方法的興起，基本上也跟大廠專利公開的時間有關。Arduino、Raspberry Pi等開放式硬體，靠的則是系統開源。你不會因為拿它們開發新的應用，而被收取鉅額權利金。

很多人會開始期盼科技發展所促成的「共享經濟」現象，如何可能顛覆資本主義，帶來某種科技烏托邦。但上述例子指出了共享經濟的兩大條件：免費網路和智慧財產權相當程度的限縮，但這兩大條件始終不斷受到資本邏輯的威脅。例如「網路中立性」的爭議說明了「免費」的網路頻寬一旦蘊含大量的利潤機會便可能被私有化。更不用提網路系統的鋪設本身就與開拓市場脫離不了關係，只要想想海底電纜鋪設、維護的政治經濟因素和最近出訪印度，極力想推動「免費」網路的Zuckerberg。

從Google Books到網路音樂的爭議，也說明了共享經濟的理想與智財權現實的拉鋸。我們何時能自由共享、取用音樂檔案，而不會被認定為讓內容生產者失業「盜版者」呢？現階段半吊子的串流音樂模式，受到音樂人的種種質疑。這恰好指出了共享經濟要達到其理想，要真正要解決的問題：在宣稱平台革命的年代，我們如何發展出有別於平台獲利的發展模式，而能讓提供資源的人獲得應有的報償，卻又能夠將成果共享給所有人？

[1] http://www.gnu.org/philosophy/free-software-for-freedom.zh-tw.html

[2] Benkler, Y. (2006). The wealth of networks: How social production transforms markets and freedom. Yale University Press.

[3] Terranova, T. (2000). Free labor: 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Social text, 18(2), 33-58.

〈迷路〉

noreply@blogger.com (Nadir) — Fri, 25 Sep 2015 07:43:00 +0000

每次都迷路。
雖然身體自動抵達
在相同的街口
問自己是誰？
沒有答案：
跟印刷品一樣慌張
下一張仍然看不出這是哪。

像油漆不經意剝落
擦傷的螢幕，或突然熄滅的星
開口才發現
忘了你的名字
卻記得其餘的一切
你開始哭，我從此害怕
害怕說話

身體是唯一確定的
還能持續認得的概念：
無數種難以安頓
不曾停止的匱乏。

重複、循環、明滅
稍不注意就斷了線。
　　
　　
　　

（Photo Credit：Johnny Kao）

〈抱枕〉

noreply@blogger.com (Nadir) — Mon, 23 Mar 2015 07:48:00 +0000

〈抱枕〉

比起摟抱，更好的使用方式：
想像自己是那顆抱枕
愛他。
用盡全力
擁抱、親吻、說一夜的情話

證明這世界如此吝於給予
證明被人所愛
仍是可能的

把自己的空缺捏出形狀
才肯放手
一吋又一吋
有什麼正填補回來

Photo Credit：jen collins

選擇，就是自己推著自己向前

noreply@blogger.com (Nadir) — Tue, 23 Dec 2014 18:38:00 +0000

　　小時候都會覺得，抉擇是一個戲劇性的瞬間。所以要好好思考人生大事時，首要做的是找個排除一切瑣事的午後，讓自己獨處：清空書桌，配杯好茶或好酒，然後閉眼冥想。想啊想啊想啊，問題就會有答案了。

　　這當然不可能辦到，因此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有成功做好抉擇。每次都比較像「被推著往前」，猶豫到最後一刻，各種因素交雜之下倒向自己也不知道為何的其中一邊。

　　長大之後就知道，這其實才是「選擇」。選擇早就開始了，從你每一天的生活，與誰互動，做了什麼學了什麼，就開始了。這些許許多多的小選擇，或許都是你的自由意志，但正是這些積累，構成了想像中那個「決斷瞬間」當下的條件。推著自己往前的，其實就是過去的自己。自己所有成功與過錯的積累，又或者，是社會結構透過生命經驗施加的力量。跟龐大的生命積累比起來，選擇當下當然有其偶然性，有緣分在裡頭，但真的不必要覺得那個瞬間就決定了一切。

　　也因為這樣，我開始相信所有的選擇都是錯的，或該說，你永遠不會有滿意的選擇。因為每個選項對錯的價值判斷背後，其實是同一個自己，重點更該放在那個自己才是，選擇不過是種揭示。這當然也跟自己的人生觀有關：我又重新發現了，自己不能接受「你就是應該成為怎樣怎樣的人」的觀點。彷彿人有一個目標，一個必須要成為的樣子，生命只是達到目標的手段與歷程，而一個人的價值，來自於你多大程度達到了這個目標。

　　我好像一直在跟這種迷障角力。揮別材料系的時候，我揮別的其實是在高中時為自己設下的天真版本：我要拿到高薪職業才是有用的人，而大學科系或成績只是手段。結果進到社會所之後，又再度面臨同樣的迷障：我應該要走學術，應該要這樣那樣，我才是有用的人，才不負所受的栽培等等。

　　這回我的心裡很掙扎，每當遇到任何與這個命題相關的機會時，我都很猶豫。猶豫讓我什麼事情都沒有做，我哪一邊都不選。事情當然沒有過去，哪一邊都不選，也是一種選擇。如今，這些許許多多的小選擇，好像終於要把我推到另一個方向了。

　　而我現在腦中只浮現一個念頭：這才是真實人生啊。那種「我因為這樣，所以那樣」的簡單故事，只發生在自己的回顧之中，或者樣版成功故事的美化之中。人生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不是你能夠理解掌握的簡單故事。

〈遠方〉

noreply@blogger.com (Nadir) — Wed, 17 Dec 2014 17:41:00 +0000

理想、愛人、回憶
都在遠方
不那麼確定的死亡
可能還要近一些

不再問抵達的問題
但還想繼續說話
聲響能搆到的距離
一句話，就活到那裡
刪去小數點
剩下的自言自語
竟然就是全部了。

在同一個腦袋裡作夢
很近，每一句盼望
都立刻得到允諾
從不想去別的地方：
像是不曾實現的現實
像是舉目所見
空無一人的房間

談跨領域與創新實作：如何把人丟出去

noreply@blogger.com (Nadir) — Wed, 17 Dec 2014 05:26:00 +0000

談跨領域與創新實作：如何把人丟出去

　　清華社會學課程談論社會學教學，跨領域與創新實作。泉源老師主張產業渴望社會，科技渴望社會，台灣下一波的產業創新與轉型，關鍵在於能否引入人文社會的洞察力。因而，人文社會的學生應當更主動跨界，發揮所學的珍貴能力，讓台灣產業從「解決問題」，轉向到「定義問題」。

　　現場有一種聲音，擔心學生因此忘了社會學的批判傳統，為主流價值服務等等。我認為這跟許多專業學科思考「跨領域」的成見有關：好像我們要精心打造，或設想一門新的跨界知識範疇，在裡頭每個學門的優點都得以被保留，而這個知識範疇反過來確保了對話的可能。簡單說：我們先設想經濟學跟社會學融合在一起長什麼樣子，可能是經濟社會學，可能是某種有社會意涵的商業模式，然後在這基礎上，兩邊的人才能坐下來談。

　　經歷過一些收穫豐富的跨領域經驗之後，我的回答是：從雲端回來地面吧，先把人丟出去再說。真的不用那麼擔心會被同化，會忘了自己的本行。人的思維沒那麼容易改變，同時，絕大多數對話的主題，都不會是什麼建構跨科際知識範疇這種宏大理想。很多時候就是很實務的：你研究的東西我也研究，但我們的預設不同，用的資料不一樣。單單如此，把人丟到這種情境，吵架、溝通，很多神奇的事情就會發生。把念社會學的丟進去，很多同學就會發現，原來我念的東西這麼有用，更會情不自禁的提出有別於其他人的觀點。

　　問題來了：如何把人丟出去，如何讓人想要主動跨過門檻跟學科邊界。就像隆志老師問的基本問題：這些跨領域實作可以教嗎？如何讓學生感興趣？延續大家的討論，我現在想到兩個點：對於大學生來說，跨領域其實意味著另一種職涯選項，另一種實務或介入的可能，這特別對於畢業之後不知道幹嘛的焦慮人社同學很有幫助。從產業創新實作課程，開啟另一種有別於過去體制內／外的出路想像，實際將自己的學科訓練帶入產業情境中，給出社會文化的分析，進行使用者經驗調查云云。幫自己找到工作，但也由下而上，介入了產業轉型。

　　而對於研究生來說，我覺得更加實際：就是用具體的研究議題去對話。每個學科都有他獨特的研究方法，社群以及資料庫。研究生缺什麼？最缺方法，最缺資料，最缺「到底別人怎麼談這個議題」的認識。對特定議題的共同關切，有機會能讓不同領域的人坐在一起交流，具體的操作形式例如議題性的研究生社群，其實在校園中已經開始實踐了。

　　跨領域這幾年談了很多，有知識學科上的跨領域，也有研究協作上的跨領域。大家用各種路術，只是不斷重複「跨領域很重要」的共識。但一切的起點，還是在於「你怎麼把不同的人聚在一起，讓他們有話聊」。也就是最單純的，如何激發人跟人的交流？

　　打造情境，激發動力，當然可以訴諸個人式的方法：喔你要有主動探索的態度，相信你就是改變的動力之類的。但到底有什麼條件，可以降低門檻，把人丟出去，我覺得反而這些問題才是跨領域教學該談的。

「在地」的文化創意：談南投竹山天空的院子

noreply@blogger.com (Nadir) — Tue, 19 Aug 2014 16:34:00 +0000

　　那天聽何培鈞談南投竹山天空的院子（小鎮文創），如何成功結合打工換宿、文創、社區營造，讓我第一次對於所謂的「文創」有所期待，也解除了一些過去對於打工換宿的疑慮。過去我所理解的打工換宿，強調用勞動參與取代金錢，換取當地住宿。換宿者在意的是深度體驗，並以志願換工方式在某個意義上「補償」在地。但志願進行的，大多是當地既有的工作（因而才有體驗的意義），而沒有其他可能。掛念著如何改變竹山，讓年輕人回來，何培鈞要求換宿者要提供專長，「為當地做事、做出改變」。於是我們看到念影像設計的學生為竹山鎮拍紀錄微電影，中央雜技社的同學進到竹山當地的小學，教小朋友雜耍。換宿者不再是流動的義工，而是經過，但能注入資源、留下改變的人。
　　因此，在這種機制下「換得」的種種文化創意產品，就不再是外於當地的商品了。

（南投竹山天空的院子）
Photo Credit：harkchentw

　　這種差異基本上就是目的的差異。過去談論文化創意，都著重在軟實力如何轉化成為「文化商品」，但這些創意（不論多麼來自傳統，活化了什麼），最終的目的地仍舊是外於當地的大都市或展場。即使有諸多連結地方的嘗試，譬如在地生產，譬如深度化，但即使留在當地，仍舊是賣給觀光客：街道上的文創商店變成好像是獨立於社區的存在，來自於傳統文化的東西變成「元素」附著在商品上，屬於市場而不再屬於地方。

　　小鎮文創突破的點，在於從地方出發，優先考慮這些創意產品，如何能被地方使用。例如用傳統竹編做成的QR code招牌，建構成智慧導覽定位的系統。同樣是竹編文創，最終的結果卻不是某樣擺在XX園區的昂貴高檔杯墊，而是能重新為人口外移、商業沒落的竹山小鎮帶來活力的在地轉化。於是文化創意成為地方的創意再造，而非以地方文化作為包裝的商品創意開發。

　　當然，這不代表這些轉化就一定符合當地人的需求。如何與在地接合，讓社區行動者為自己發聲，大概是社區營造運動脈絡中，一再嘗試處理的課題。但至少對我來說，這是我首次將文化創意、社區營造這兩股台灣近十幾年來被熱烈討論的命題，首次放在一塊思考。

　　這大概也跟吳茂成在上屆實踐家營隊的提問有關。吳茂成老師發現營隊上上下下談了很多創意、創新，於是問這群中國學生：那你們來自哪裡，故鄉長什麼樣子？當地人面臨什麼困難？從中你可以有什麼創新？在場沒有人能答出來。大家的眼光，仿佛都在大都市，都在全球市場，在那些能讓人賺大錢的地方。這其實蠻弔詭的，如果你連自己生長的地方、文化都不知道，是要創什麼新，又要為了誰創新呢？

　　念社會所之後，常會看到許多廉價的左派批判，將創新創業直接連結到資本、資方，加以拒斥。但其實不是這樣的，某個意義上來說，所有的社會改革都是一種制度創新，也都需要創意。除了「透過文化創意開發商品，創造商機（進而或許突破台灣經濟困境）」，除了這條路以外，文化創意事實上也能具體回應在地的問題（青年外移、產業沒落、文化斷層）。但如果你沒有好好了解自己生活的土地，找出問題，當然再有價值的文化，都只會變成挪用他處的商品元素而已。

〈沒有更好的話能說了〉

noreply@blogger.com (Nadir) — Mon, 04 Aug 2014 16:25:00 +0000

還有很多沒交換的
我們放棄吧。
數數我還算會一點
一萬句想說的話裡
貶值的總是太多，有時
選擇太難賣出的長相
或受困於換行
甚至連詩歌都不會唱了。

（據說詩不過是情緒的呢喃
說這話不知該用什麼表情）

民謠畢竟都是騙人的把戲
講講故事，唱歌
像告白一樣困難
越是直白
就越說不出口了。

舌尖頂一頂
就通通鎖上弦去
（靜默的就像灰塵
興致來時撥上兩下
重新學習如何發光）

我能夠坦露的
都躺在那把吉他上了
你知道的，三不無時
我就會特別愛你。
雖然樂譜習慣於寡言
而我始終沒學會吉他

謬思飛過時
我靜靜望向不會醒的夢
長滿金黃色的夕陽
跟遇見你時一樣，很遙遠
沒有聲音
通常都沒有聲音。

然後美好的事物都沸騰一般地
緩緩降落了。

Photo credit: Glen

阻止「政治」的脫嵌──318反服貿運動觀察

noreply@blogger.com (Nadir) — Thu, 31 Jul 2014 13:56:00 +0000

阻止「政治」的脫嵌──318反服貿運動觀察

（全文刊登在《公共知識分子》第七期　太陽花學運專號）

前言：重回Polanyi

　　讓我們再一次從Polanyi說起。作為二十世紀至今對經濟自由主義最有力的批判，社會學家Karl Polanyi的著作《鉅變》[1]戳破了自律市場的神話。全書旨在說明：沒有全然的自由貿易市場這回事，從古至今，作為多種交換模式中的一種，市場經濟始終鑲嵌(embedded)於社會之中。自律市場的神話虛構了勞力、土地與貨幣三項「商品」，但這三項永遠無法真正商品化。只要市場試圖脫嵌(disembedding)於社會，社會必然產生反向的保護運動(counter-movement)，阻止文化與社會關係遭受毀滅性的破壞。保護運動不等於貿易上的保護主義，而是「保護社會」：從市場中將社會拯救出來。

　　然而，到這裡故事只說了一半。Polanyi接著談法西斯主義、兩次大戰，談歷史的齒輪如何無情的轉動。他說明反向保護運動必然發生，卻未能徹底阻止市場邁向自律的運動，兩者持續拉扯，社會最後被迫以取消民主的方式，全面控制經濟，解決僵局。這就是市場嘗試脫嵌於社會的結果，表現為激化的階級衝突，法西斯主義的悲劇。

　　《鉅變》開頭第一句是：「十九世紀的文明已經崩潰。」我們距離那個崩潰，還有多遠？又該怎麼辦？這是我對於318反服貿運動，乃至於面對全球自由貿易趨勢下，台灣該何去何從，最核心的關注。

社會力的動員

　　在這個視角下，我們更能清楚掌握為期24天反服貿抗爭的脈絡。這場抗爭運動的最大特徵，不是人數多（倒扁、洪案也達到相近規模的人數），也不是抗爭天數長（從全國關廠工人連線到公投盟，天數更長者比比皆是），而是如何在佔領立法院的突發衝突過後數日，迅速轉型成為動員全社會關注、投入的運動──從一開始，這就不是一場「學生運動」，而是社會力的動員。

　　從場外公民團體發起的公民審議，到進入議場改善通風的水電工；從來自各行各業的聲援與捐款，到現場的戰地廚房、醫療志工團。公民投書、買廣告，甚至自主發起「賤民解放區」、「大腸花論壇」。當運動已經轉型成為社會力的動員，沒有人能夠預料、掌握明天又會有哪些團體自主加入（或離開），以什麼方式協助（或另闢戰場）。這絕對超過黑色島國青年陣線，或者議場內公民／學生團體能控制。當然，隨著各種立場的成員「加入」到立院現場，對於運動想像、訴求的種種差異，必然導致話語權及主導權的爭奪。本文重點不在釐清這些紛爭，而是首先藉此提問：為何在這次，社會力會動員的如此迅速、全面？

　　以個人經驗為例，因緣際會下，我在政院事件之後便將重心移回清大校園，與許多校內組織合作進行罷課相關的活動。我們在校園的公共空間（野台）開設民主教室，立院那頭逐步退場後，清大學生甚至迅速籌辦了一系列的服貿論壇。服貿爭議，清大師生自然正反立場皆有，但被詢問能否來野台談談，絕大多數的老師都一口答應。而系列論壇，也是在六個社團同學自主發起合作而來。相對於其他許許多多的抗爭或社會爭議，為何大家動力如此之高？我歸結了兩個原因：首先，自由貿易的開放，涉及到社會各個層面與領域，使每個人都覺得「與自己相關」。其次，當中的程序黑箱問題，使「民主陷入危機」似乎是大家的共識。

　　換言之，社會力的動員並非意味「各行各業的人都動員來反服貿」，而是因為爭議牽涉到整個社會，各行各業的人都重新想要將這項自由貿易的協定（議）「納入到社會機制中」──即使要通過，也要受到社會的規範。後者，事實上正是「兩岸經濟協議監督條例」成為運動最終公約數的原因。

站在前人的遺產上

　　然而，即使運動背後是社會力的全面動員，我們仍舊要先回到抗爭場域理解。這場抗爭不是獨立事件，從野百合世代與學運團體的互動，我們不僅可以看到抗爭知識的傳承、對話，也看到野草莓運動後，全國各校異議性社團遍地開花的成果。而「場外」花樣百出的公民審議、論壇、自主活動，細數參與的團體，也可看到社大運動、農民運動、婦女運動、環境運動各路人馬的身影。

　　誠然，歷史雖然連續但並非線性。我並非要認定這次運動是（同質的）A世代教導、傳承給（同質的）B世代，而帶來進步。但不能否認沒有台灣二十餘年的公民運動開花結果，我們不可能看到八方來援，更不可能單靠場內的學生／公民團體，就動員得了五十萬人上街。

　　這些多元異質的團體，成功提高整體的動能，也讓抗爭得以在衝撞以外，拉出論壇、審議、連署、罷工罷課、施壓立委等等不同形式。多元團體與多元形式，不僅讓議題觸及到更多樣的社群，也「拒絕」運動被特定聲音所把持。

政治瓶頸

　　於是，牽連全社會，試圖透過去管制讓自由貿易市場「自律」的運動，造成了相對應的社會力動員。同時，台灣不算長的社會運動史，為我們打下具體抗爭的基礎。Polanyi的反向保護運動，具體現身為佔領立法院，「拒絕服貿，捍衛民主」的運動。然而，這真的能改變了什麼嗎？

　　330遊行當晚，我抽空聆聽了「真實烏托邦」概念的提出者，前美國社會學會會長Erik O. Wright教授的座談。[2]教授提到了美國2011年佔領Wisconsin州議會事件：人們佔領州議會廳長達17天，連警察工會都加入聲援，群眾擠滿議會廳高喊："This is what democracy looks like" 但最後，大幅刪減公共預算及限制工會的法案還是通過了。我不禁提問：真實烏托邦主張提出具體的替代方案，指向未來理想，那如果我們號召再多人，馬總統還是不為所動，這樣的抗爭究竟能夠撼動什麼？

　　這事實上正是我從佔領運動一路到聲勢浩大的遊行當天，體會到的深刻困境。是的，五十萬人上街，我們又創下了某個公民運動史的紀錄，但政治似乎仍舊不屬於我們。不但「民主政治」不屬於我們，我們誤以為為民服務的政府，很可能只是透過治理手段不斷自我再生產的社會機構。正是這種為自身利益著想的治理手段，使政府不僅不傾聽，更不顧人權與比例原則，施行324血腥的國家暴力。對此，人民只能拿通常只在選舉期間有效的「統治正當性」微弱的威脅政府。拒馬永遠隔開了人民（不論人數多麼龐大）與失靈的代議政治、無所顧忌的治理機器。該怎麼辦呢？

　　Wright給我的答案是：「你必須思考在短暫勝敗之外的意義，在我看來，你們正在打造了一種文化，告訴人們可以參與，必須參與，對自己想有的生活提出主張。……如果你知道支持的候選人會輸，為什麼還要去投票？("Why bother to vote, when your candidate will definitely lose?")你投票的理由不是因為你的候選人會贏，而是因為你是具有參與民主運作義務的公民。你們正在打造這種文化，讓人們認為自己必須要參與在其中。」

　　我認為這種「讓人認為自己必須要參與」的文化，既不是要人放長遠看，也不是為了讓更多人站上街頭的文化策略，或者希冀提高人民民主素養的文化運動，這些都未必能改變現況。政府不會因為更多人上街，或人民素養提高，就改變作法。然而，我們確實面臨了政治的瓶頸：無論社會力如何風起雲湧，執政當局仍然「有本錢」可以繼續跳針，重複相同的回應，彷若運動從未發生。這種可怕的僵局就好像Polanyi所揭露的歷史，或其現代版本，如社會學家Wolfgang Streeck所指出，市場邏輯與民主價值的恆常矛盾[3]──現行的民主體制無法真正解決僵局，這點和19世紀沒有什麼不同。

結論：阻止「政治」的脫嵌

　　自由貿易的矛盾連結到民主危機，絕非無稽之談。按照Polanyi，歷史教訓是僵局帶來了法西斯主義、兩次大戰，最終帶來文明崩潰。若同質化（排除異己）與強人獨裁政治是法西斯的特徵，運動後期將對於決策的種種質疑連結到法西斯主義，雖不免誇大，方向卻是對的。面對愈加惡劣的經濟、政治處境，與看似永遠打不倒的敵人，群眾何嘗沒想過以目的正當化手段，不顧一切由少數領袖與各種集體動員來達到訴求？所幸，參與者中還存在足夠多的多元性與反省、質疑，最終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溝通。

　　但總統府的高牆與拒馬還在那裡，抗爭群眾退出立院後，兩岸經濟協議監督條例（甚至還不是自由貿易開放與否，而僅僅是一項要求市場受到社會管制的法條）又重新回到執政黨一意孤行，在野黨除了杯葛別無他法的無限迴圈中。「政治」傾向脫離社會自行運轉的程度，不禁讓人想類比Polanyi式的提問：政治真的有可能繼續這種自外於社會的傾向，任由那樣少數的「民意代表」們自律運轉下去嗎？如果不是，那麼我們的反向運動，有可能出現在哪裡？

　　Slavoj Žižek在評論佔領華爾街運動時，提到「不要行動，只要思考」的觀點。[4]他說明佔領行動意味著一個開始收拾殘局的信號，當資本主義邏輯存在根本上的錯誤，制度化民主又無法解決問題，我們更應該開始思考：什麼是替代方案，能夠取代現有體制的替代方案。我認同他對於「偽行動主義」的分析：單憑直覺無思考的相信自己一定要做些什麼才行，而並未真正重新理解正面對到怎樣的處境。然而，重新理解資本主義也好，自由貿易或當前台灣所面臨的困境也好，這樣的思考應當可以發生在集體參與的場域。換言之，理解現狀，提出政治策略或甚至加以實驗，這些社會行動能發生在某種文化場域。透過文化場域的運作，我們有可能提出新的政治主張（從而才有行動的可能），而正是這些政治計畫，有可能讓「政治」重新為社會所掌控。

　　從一個角度，你可以說反服貿運動帶來的審議式民主實驗，社運世代的交流，大規模遊行等等，都無法撼動結構，更沒有提出什麼真正能取代既有體制的方案（不只是效果上能取代，更在實踐上能把既有體制換下來）。但從另一個角度，若真有替代方案出現，也不可能在文化真空的環境下，憑空產生。當然這種文化場域絕非依照某種平等式、去階級化的民主幻象，或訴諸提高公民素養等心理改造式的幻想。文化既是政治鬥爭的場域，也是生產論述的場域。正因為這些有別於形式民主的全民參與仍舊是「政治」的，我們才有可能在這種文化中，重新思考民主為何物，政治為何物──重新將「政治」生產出來。

　　關鍵在於：我們進行這些種種實踐時，究竟是否真實了解到世界的樣貌與困境，並在實踐中尋找替代方案，而非繼續在既有的民主框架中，享受既定形式的「啟蒙」或參與。我們不能繼續停留在行使集會遊行的自由，而是透過這些集會遊行去思考，其中蘊含了怎樣的政治方案可能，甚至可以幫助我們捍衛集會遊行的自由。又或者，辨認出既有的靜坐模式如何排除弱勢或被汙名化的遊民、「大哥」等群體，而嘗試新方案使得不同階級有奪權的可能。

　　我想，如果「政治必然鑲嵌於社會」的命題成立，那麼回歸每個人的政治性，或許正是反向運動的基點。社會不會允許絕大多數的人，長期被排除在政治運作外，或至少可以說，我們不允許這樣的社會：甚至以法西斯主義的獨裁手段，試圖解決經濟問題。若要避免號稱自律的自由貿易市場毀壞社會，我們應該同時讓政治回歸社會，回歸於我們每個人手上。這樣的運動，一方面需要認清當代民主政治如何與政治性及社會脫鉤，另一方面，需要去除既有對於民主的幻想，處理文化場域中既存的階級、性別等差異與衝突。這當然無比困難，但唯有如此，我們才可能期待一個新的，更加鑲嵌於社會的政治能從中誕生。

[1] Karl Polanyi(1989)。《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黃樹民、石佳音、廖立文譯）。台北：遠流。

[2] 相關的紀錄與思考放在筆者另一篇網誌：<我們正在打造一種文化：真實烏托邦與佔領運動> http://jkily.blogspot.tw/2014/03/blog-post.html

[3] Streeck, W. (2011). <The crises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71), 5–29.

[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Sky0H67FHU

我們要保留哪些古蹟，哪些記憶？──關於文化非／資產劃界政治的一些設問

noreply@blogger.com (Nadir) — Wed, 30 Jul 2014 16:33:00 +0000

我們要保留哪些古蹟，哪些記憶？──關於文化非／資產劃界政治的一些設問

　　家裡巷子附近轉角的麵線羹拆掉了。那裏沒有老樹，不是什麼歷史建物，就只是一間鐵皮屋搭起的小麵線羹攤。我甚至沒去吃過，只記得招牌很特別：招牌字樣左右兩旁還有可口可樂的LOGO。小時候問我爸，為何麵線羹要放可口可樂的LOGO，爸就跟我說，這樣等於幫忙宣傳，老闆可以跟可口可樂公司拿錢。因為這件事，長大後每次經過，都會想起那段還由我爸接送的國小歲月。

　　一間鐵皮屋拆除成為工地，城市似乎再沒有更稀鬆平常的事了。我不禁懷疑：我能夠（任性地）主張保存它嗎？跟一座日本時代的建物，或者舊式閩南三合院，鐵皮屋對我個人的記憶重量，明明多上許多，為何不能保存它？誰來決定哪些建物是「有歷史的」，是「有價值的」？

　　今天經過，我跟老爸抱怨了一下。我說，感覺這座城市能夠與我童年連結的部分，越來越少。爸只反問一句：「事情不是本來就這樣嗎？」這讓我想起更早之前，自己對於城市的素樸理解。我認為建築、地景作為人類生物活動的外部效果，跟水獺的巢，招潮蟹的地洞沒什麼差異：隨著生物族群的演替變化，總是要改變的。我們不可能保存一切，否則舊有事物總有一天會佔據所有新生者能夠生活的空間。事情不是本來就這樣嗎？舊的東西總要過去，不然新的無法駐足。而嶄新的，必然是好的。後面這句隱藏的話，其實正是台灣多年來依循的意識形態，也是發展主義在台灣最核心的樣貌之一。

　　當然，念了些社會學的我，學到城市發展並非那麼單純：很多時候，建物不屬於我們，屬於資本。我們看到的是資本演替的邏輯，而非人們生活住居的變遷。因此，所有建物都被冠上了價格與汰舊的命定壽命，成為逐年攤提成本的商品。蓋好的那瞬間，便可以計算何時成為「中古屋」，何時該被「更新」。為人們生活的空間安上標價，新舊建築更加快速更迭，但也因此，拆除經常是為了更好的賣價，為了把持權利、土地者更大的利益，而不是為了人們的幸福。

　　資本運作是不需要歷史的，歷史性只是資本循環中的累贅。在這個設想下，文資保存成為避免社會文化被商品化邏輯席捲的反抗運動。於是乎，我們「保存」了越多，資本或者所謂發展主義的大怪獸，似乎就被絆住越多。更進一步，文資保存運動期望發展出一種新的經濟文化：一種不需要依靠不斷拆除、更新來運轉的經濟模式，一種更能夠保存記憶與歷史的經濟模式。

　　然而「保存」作為「反對空間被納入資本循環」的手段，或更白話點，訴求各種保存來對抗無止盡的拆除，這當中似乎還少了什麼。我們常常把保存某項文化資產視為社會運動的訴求及預期的結果，但事實上文化資產的「價值」反而來自於政治場域的運作。沒有樂生運動，樂生院的文化資產價值不會被重視、被建構出來。文化資產有時被國家「賦予頭銜」，有時運動者奔走之下被看到，背後都是一連串的政治角力，最終象徵地表現為古蹟或歷史建物的指定。

　　這其中的論述建構、政治角力，以及文化非／資產的劃界政治，或許才是真正該被討論的。例如Laurajane Smith觀察到西歐民族國家的「遺產」如何被權威論述建構而來，於是你看到被視為古蹟的，其實大多是屬於中產階級，或符合民族認同意象的建物。[1]哪些是古蹟，哪些不是。誰參與在論述的生產過程中，這些論述的邏輯又從何而來。又譬如：我們給予原住民部落建物的保存，相等於其他族群建物的關注了嗎？這不僅涉及到國家機構視野下，哪些是「資產」，也涉及到如何利用：是要蓋成園區，還是弄一弄賣些文創小物呢？

　　文化資產的概念從一開始就是在個人財產與進步設想中，留存「共同遺產」的概念。因此化約地說，文資保存背後真正的戰爭，是各方群體要求自己的存在被社會看見，捍衛其記憶、歷史與文化的政治鬥爭。在這個意義上，才與反對抹平差異的資本運作邏輯扣連，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忽略「歷史文化」轉化到被社會共有的「文化資產」，背後的劃界政治，存在怎樣的權力結構。

　　回到賣麵線羮的鐵皮屋：設想五十年後，我們為台灣保留了哪些屬於21世紀初期的建物。幾乎可以預期，摩天大樓被保留了，街角的鐵皮屋不會，小學的老校舍也不會。這就是我們該畫下問號的地方。

[1] Smith, L. (2006). Uses of Heritage. Archaeology

誰擁有你的臉書動態？──談臉書「情緒實驗」爭議

noreply@blogger.com (Nadir) — Thu, 03 Jul 2014 11:23:00 +0000

誰擁有你的臉書動態？──談臉書「情緒實驗」爭議

（本篇投稿於獨立評論@天下　2014/7/03）

photo credit：Marco Paköeningrat (CC BY-SA 2.0)

　　6月底的周末，臉書官方進行的一項研究，遭指控在未告知使用者的情況下，調控了近70萬使用者的動態消息，藉以研究傾向呈現不同情緒的動態消息，如何影響使用者的行為。此舉引發巨大反彈，與隱私爭議。

　　如果今天是某電視新聞台，透過在不同時段調動、安排不同的新聞類型，調查閱聽眾情緒如何變化，消費行為及廣告收視態度如何改變，似乎就不會如此讓人反感。每當批判電視新聞之膚淺挖糞，我們事實上仍都預設了電視台有權力調查所有人的收視反應，調控各種媒體內容──只是結果我們不喜歡。這跟臉書「操控」我們所閱覽的內容，到底差在哪裡呢？

　　我認為這項爭議涉及到兩個層面：研究倫理與數位內容所有權。倫理上，因為這是一篇學術研究，大家會以更高標準期許研究者，要求他們必須告知被研究者，自己的資訊正在被蒐集。然而，我們不會以這種標準要求收視調查，或者要求林林總總隱藏在各大網站的使用者資訊蒐集機制。後者有時會告知，有時不會，但總之我們都不太在意。媒體或網站運用Google Analytics等工具蒐集使用者來自何方，使用多久，點擊、接續點擊那些物件，對我們來說就跟大賣場蒐集熱門商品數據一樣正常。我們甚至對於一種「大數據」的趨勢寄予厚望，讓網路書店能夠在下單前，就知道我們要買什麼。

　　這項爭議的第二個層面是數位內容所有權[1]，也是電視媒體與臉書等社群媒體（Social Media）在這項爭議上最大的差異。使用者的反感不只來自於「未被告知」，也來自於「我的東西你怎麼可以亂動」。我們可能認為電視台安排節目內容天經地義，因為他們是媒體內容的生產者。於是，媒體操控輿論固然讓人生氣，但沒辦法，節目是他製作的。但反過來說，臉書操控大家的動態便讓人無法接受。因為基於Web 2.0精神，從社群網站（Social Networks Sites）轉型而來的社群媒體，我們認定上面絕大多數都是使用者原生的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既然使用者是生產者，臉書只是提供儲存、交流數位內容的平台，就不能隨意改動，要以「原本的樣貌」呈現給我們。

　　這不是實情。首先，臉書上從來沒有什麼忠實呈現這件事。從塗鴉牆功能啟用的那一刻開始：透過演算法重新整理使用者好友動態，傳遞一個新的故事線給使用者，臉書就具備了守門人的角色。是的，我們每天生產、傳遞一堆訊息，但臉書負責調控，生產一個專屬頁面給你看。臉書考慮的因素很多：廣告、互動率、國家監控、在地使用者回應。這不僅由於技術上的考量：臉書沒辦法一口氣讓你看到所有朋友的更新──故事（Story），他一定要篩選，當然怎麼篩選他說了算。還由於許多商業上的考量，及為了回應使用者的反彈。由於使用者遍及全球各地，臉書的種種改版總在不同區域引發不同反應。因此差異化改版：選擇特定群體進行測試，再逐步推廣，是臉書行之有年的策略。[2]在這個意義上，若沒有發表研究內容，單單選擇特定群體進行更動，測試其反應，這真的不是臉書的第一次。

　　其次，我們從未「擁有」過我們刊登的那些動態。根據臉書的資料使用政策，其中一項臉書「合法」的使用方式即是：「進行內部操作，包括疑難排解、資料分析、測試、研究和服務改善。」同時，下面還有一句很奇妙的補充：「雖然您允許我們使用接收的有關您的資訊，但是您的全部資訊一律歸您所有。」[3]翻譯成白話就是：先講好了，只要是內部操作，我們怎樣用你的東西都可以，但你的東西還是你的東西。這才是臉書上數位內容的真正狀態：使用者具有所有權，但讓渡大量的使用權給予臉書。

　　我們必須認知到：臉書是掌控大量使用者資訊，同時不斷在前者基礎上變更、調整其介面的技術載體。大部分的技術細節都處於技術黑箱(Black Box)的狀態，絕大多數的情況，皆未告知使用者。因而，我們不該視臉書為某種公開透明的平台（事實上這種對媒體的天真認知早已被揚棄），也不該視臉書為謙卑提供服務的平台（頂多加點廣告）。我們應當這樣理解臉書，乃至所有承載所謂使用者原生內容的網站平台：我們以各種資訊的形式提出我們的需求，及數位商品的原材料。然後網站平台蒐集使用者的資訊及原生內容，基於各種考量，重新生產出一個最符合其利益的樣貌給我們。

　　因此，從本次臉書「情緒實驗」的爭議，到過去不勝枚舉的無預警停權、檢控，我們可以發現，Web 2.0精神強調使用者原生內容能如何扭轉媒體生產／消費的權力關係，仍舊是從未到達過的神話。我們究竟對於「資訊」擁有多少權利，不論是使用軌跡或自身所生產的數位內容，這些權利又該如何受到保護，獨立於國家或技術提供者的監控、挪用之外？這項問題，才該是本次爭議被討論的核心。

（作者為清大社會所碩士生）

[1] 數位內容的範圍很廣，請參考衛報的簡短整理，其中即包含了Social Media的部分：http://www.theguardian.com/money/2012/sep/03/do-you-own-your-digital-content

[2] http://www.cnet.com/news/why-facebook-isnt-rushing-the-rollout-of-its-new-news-feed/

[3] https://www.facebook.com/about/privacy/your-info

關於未來的論爭

noreply@blogger.com (Nadir) — Mon, 09 Jun 2014 15:52:00 +0000

　　今天主持香港城大專上學院同學來台交流會，大概因為從政大火速奔回沒吃午餐血糖很低，我在現場提出了蠻多值得好好思考的點（？）。

　　譬如：社會運動是關於未來的論爭，誰能夠定義未來，定義誰的未來；處處是戰場，而我們未必總能準備上才上戰場，很多東西都是在戰場上才學到的。還有今天拿出來當例子的反核、大埔、反服貿，背後其實共通一種經濟至上主義。

　　我現場沒有說出來，我覺得這不是「強調經濟發展」那麼簡單。終究還是生活方式的設想：而台灣幾十年來，對於好生活的想像永遠只等於好經濟（最好是能像「想像中的歐洲」一樣有錢，房產廣告道盡一切）。我認為這不只是經濟成長能否妥善分配的問題（誠然分配問題惡化的非常嚴重），另一個根本的問題是：為何薪資高低如此密切地決定了我們的幸福？

　　好生活當然不等於好經濟（批判總是可以很輕易地來）。然而，揚宜在討論中提出了許多自我反思。「如果今天讓你有機會、能力操作高槓桿的財務工具，或讓你能炒房、炒地皮大賺一票，你會做嗎？」這種道德反思，雖然有混淆結構與個人的風險，然而我認為有機會拉出「運動不只是打倒敵人這麼簡單」的討論。最困難的運動是與自我的革命，以及，是否能夠活出（殺出）一條新的道路。

　　對此，我反對這是能單靠「思考」解決的，即使我們確實在意識形態的工作上有太多該著手的地方。未來始終來自於對於過去的思考，以及當下的實踐。在關於未來的論爭中，我們要如何不只打倒時常被本質化的妖魔，指出新的方案，那又會是什麼？這些思考，我們只能夠在運動即生活的各處戰場完成：校園、街頭、家庭、實驗室或辦公室。不只是從做中學，而是從實作中指出：我們之後該怎麼做。

給14：謝謝你們帶給我的那些故事

noreply@blogger.com (Nadir) — Fri, 06 Jun 2014 19:06:00 +0000

　　14級的畢業典禮。想了想，覺得縱使心裡滿滿的祝福，這屬於他們（或該說屬於他們親友）的日子，既然沒要獻花，似乎就沒有亂入儀式的必要。儀式讓我們停下來回望彼此，但我始終覺得人的分離不是在某個日子，某個斷點。分離發生在故事停止被創造、述說、交流的那刻。

　　從大三開始加入清華學院，又在人社修課。我認識的14級學弟妹，甚至比自己所在的12級還要多。還記得自己的畢業典禮沒什麼特別感覺，總覺得還在學校，走進校園還是一堆認識的傢伙。成天跟大學生混，總覺得自己的大學始終沒過完，有時甚至希望能多些同級的朋友聊些別的話題。直到今年，那群小毛頭長大了，要畢業了。我在學校的助教工作也暫告段落，搬到更遠的租屋處，一個禮拜只準備來上個少少兩門課。一轉眼，與校園的連結少了好多，校園變成單純修課的地方。

　　因為14級，我覺得我的大學被延長了。而今日，他將要象徵性的結束。感謝14級，與你們一起，我創造了大學生涯裡最多、最豐富的故事。你我的人生早已轉折，但讓我們在這個日子，稍微停一下，聽聽那些曾經發生的故事。我想這就是畢業典禮最大的意義了。

　　載物書院小畢典時，看著小朋友們一個個魚貫入場，我才明白「空間的意義是人的生活決定的」，這種學術套話的意涵。記得黑人一度要求我改掉叫他們小朋友的習慣，說這預設了一種權力關係。我到現在還是不怎麼認同，因為正是小朋友的青春活力，我才有機會再過一次大學生活。清華學院經營、並維護出一個環境，讓大家覺得在這裡創造是可能的。於是我們看到許多稀奇古怪的計畫前仆後繼而來，看到變動的空間：總是在改變，總是有新的裝扮與使用方式。故事在人群與空間中穿梭交織，於是，縱使場景不再相同，我們仍舊能召喚、再造那些回憶。然而，我始終覺得學院教會大家最多的，是如何相遇。

　　「相遇」這兩個字幾乎成為我與14級關係的基調。我因為人生的轉折與人社14級相遇，因為學院發展與載物14級相遇。大學最後的日子，在各種人群的交錯中，與許許多多當年的小大一相遇。我們同行了四年，那些日子都無比美好，但美好之餘，卻從未演練過該如何「分別」。

　　每年的畢業季都在我生日附近。慶祝生日這件事情是兩面的，除了帶著願望慶祝新生的一歲，吹熄蠟燭的同時，也在揮別不可能重來的日子。分別跟到來，始終是同時發生的啊。必將到來的遺忘，總讓人對分別覺得感傷。我們真的還會記得彼此嗎？還能重溫當初的感動嗎？

　　我想，是時候放下這種不必要的想望了。事實擺在眼前：生命從不可能停在某個美妙時刻，能做的，就是讓故事繼續在彼此間述說下去。是的，照片可能泛黃、遺失，回憶可能被淡忘。但即使各分東西，只要我們依然能繼續創造新的故事，就無所謂分別了。

　　畢業快樂，謝謝你們帶給我那些說不完，將要繼續說下去的故事。

我們正在打造一種文化：真實烏托邦與佔領運動

noreply@blogger.com (Nadir) — Sun, 30 Mar 2014 19:17:00 +0000

◎圖為Erik Wright教授與主持人林宗弘老師

　　遊行完後跑去後門咖啡，聽頗負盛名，長得很像Garfunkel的Erik O. Wright教授談真實烏托邦(Real Utopia)與美國2011年佔領Wisconsin州議會事件。提問時我問到，如何從真實烏托邦的觀點看待佔領行動的意義。2011年在Wisconsin州，人們佔領州議會廳長達17天，甚至連警察工會都加入聲援，擠滿議會廳的群眾高喊："This is what democracy looks like" 然而最後，大幅刪減公共預算及限制工會的法案還是通過了。「這樣究竟能夠撼動什麼？如果我們號召兩百萬人上街，馬總統還是不為所動，事情毫無改變；從企圖以具體替代方案，指向未來理想的真實烏托邦觀點，有什麼component長出來了嗎？那是什麼？」我用我拙劣的英文問了大致上述問題。

　　Wright回答：「對於國家提出明確訴求的運動通常都會失敗，當你只把訴求當成運動唯一的價值時，結果尤其容易讓人失落。你必須思考在短暫勝敗之外的意義，在我看來，你們正在打造了一種文化，告訴人們可以參與，必須參與，對自己想有的生活提出主張。這種觀點的另一個版本是：「如果你知道支持的候選人會輸，為什麼還要去投票？」("Why bother to vote, when your candidate will definitely lose?")你投票的理由不是因為你的候選人會贏，而是因為你是具有參與民主運作義務的公民。你們正在打造這種文化，讓人們認為自己必須要參與在其中。」

　　前往凱道的前一夜，我感到無比絕望：我認為我不是去見證民意的，而是去見證「數十萬人民」如何隱喻性地被拒馬與「政府」隔開，而被解消──見證台灣民主的結構性困境。我預料政府作為治理國家的單位，不會有太大回應，因為我在馬、江的回應中想通了：政府的任務不是治理國家，而是透過各種治理手段自我再生產。在當前的台灣政治結構，人民能施加的壓力，只剩對於治理機器說服力薄弱的「正當性」。正當性當然很重要，但通常政府自己能運作良好，正當性的威脅無關痛癢。我從此認清一件事情：再也不要對政府「失望」，而要預期政府作為一種組織，始終只會把自己的利益排在最前頭，通常這些利益與大多數人民無關。從「不對政府抱有期待」，我們才能重新思考自己的運動策略。道德勸說是沒有用的，衝高遊行人數主打正當性，也只在某些選舉時刻有用。治理機器不會低頭，只會交換條件，回頭仔細檢視過去那些「成功」，或許只是因為政府找到了更好的得利處。

　　從這點來說，乍看之下，Wright的回答是一貫的「事情要放長遠看」，但「打造文化」這點讓我咀嚼再三。如果我們預設了政府站在某個角度的對立面，與社會其他部門競爭誰是「治理者」（我並未要訴諸某種二元化，社會的不同部門自然也在相互競爭）我們確實需要一種高度政治參與的文化，但這種參與不該被放在治理機器既有的（選舉）民主幻象中，甚至不該在相對應點人頭式的群眾運動中理解。而這些參與的價值，自然不只是試圖撼動「難以撼動」的政治結構（雖然這仍舊是重要的），而是該問：我們是否從中創造了更有助於社會的可能性，即使這個可能性可能繼續受到包含政府在內的百般阻撓。

　　因此，若清點五十萬的人數，只為了動員肉體湊人數，召喚：「人民站出來對政府施加壓力了，政府終於要跟人民站在一起，聽人民的話了」這種歷史性情感，我對此感到焦慮與沮喪，因為我們都知道那不是真話，政府永遠不會跟人民站在一起。但如果去思考這五十萬是怎樣主動參與的關心者，他們如何於過去十數天逐漸積？其中全面的社會力動員，如何構成一種新的文化運動？我們或許可以找出一些有別於前者情感動員或民主神話以外，更有價值的東西。譬如：對於立法其實沒有造成很大壓力的公民條例審議，卻是審議式民主理念推動以來最大規模的實驗與傳播；跨世代的動員，促成了不同學運世代的對話；多樣的網路平台（零時政府、沃草、台大新聞E論壇）等，宣告了公開透明、協作、即時傳播是新的媒體標準；各地的民主／街頭教室、解放論壇，更讓許多過去被忽視的議題，能夠以多元面貌被認識。

　　這是一場文化運動（延續葛蘭西文化霸權陣地戰的意涵）。若我們都好好記得這些，我們將能構成一個新的世代：拋下一切民主幻象，不再將政府與國家相提並論的世代。更重要的，是在現有的形式民主、政黨政治的結構限制下，具體在各個部門做出改變，或甚至打造新的模式。政府當然還是會依然故我的繼續打轉，但我們越來越有能力用其他方式補償政府體製造成的傷害（正如同過去一二十年公民團體在做的），同時在這個過程中，逐漸有反轉政府體制的可能。這或許就是真實烏托邦的意涵：既非修正，也非顛覆，而是超越(Transcend)。

當網域可以私有：域名私有化帶來的搶地熱潮

noreply@blogger.com (Nadir) — Wed, 22 Jan 2014 18:29:00 +0000

誰控制總開關？2月4號開始，ICANN開放給所有只要能夠負擔一定費用的個人及團體，競標超過一千個頂級域名(top-level domain name)，qz.com這篇文章(http://qz.com/165238 )認為這將是宛如大霹靂一般的「搶地熱潮(land rush)」。不只是開放私有單位申請，同時也拓展域名語言限制等等。文章中提到許多正負面的批評，一方面這可以解決當前域名不足，以至於申請者必須費盡腦汁不跟人重複的問題，但另一方面批評者認為在APP及搜尋網站當道的年代，網址早已不再重要。

我認為最重要的質疑是下面這點：標到域名的單位，有權利出售再更下一層的二階域名。簡單說，標到.news的媒體巨擘，有權利跟所有想要使用.news為網址結尾的新聞網站收費。這無疑象徵龐大的商業利益，幾乎就像是標到了通往特定景點的高速公路，可以跟所有希望客人從這條公路來的商家收費。我們即將目睹的是，網址從一串地址，搖身一變成為私有的巨大廣告看板。即使Amazon或Google矢口否認會做任何管控，他們即將可能有權利決定，誰可以擁有.books結尾，或者.app結尾的好記網址。

域名私有化是好的嗎？我想問題關鍵在於隨著網路世界爆炸發展，ICANN並沒有那麼大的能力管理指數增加的定址需求。換言之，這問題其實在問：如果開放BOT有助於更大片土地的開發與管理，我們該讓標售那些原本是公共但無法被使用的蠻荒之地嗎？

《誰控制了總開關？》一書的作者，一再提醒我們歷史當中那些當時人們引以為傲的科技創新，例如電報、電話、電影，最終都難逃商業利益爭奪，導致系統從開放走向封閉的命運。通訊產業的歷史，仿佛就這樣不斷在破壞式創新帶來的開放，與商業壟斷的封閉中循環。沒道理我們能在這次輕易逃出這項命運，我們要當心Google等公司，變得跟當年的AT&T一樣。（例如：看似無比開放的Google Map於2012開始向部分商業用戶收費。）

希望網路永遠公平開放的網路中立性(Net Neutrality)主張，或許是過份的理想。但這無疑是重要提醒：有些東西必須維持在公共狀態，否則整個系統便會失去創新的力量。域名私有化，不只代表讓市場邏輯決定哪些網站能更容易被使用者記住，如果全面推展，最終可能演變至：除非你付一大筆錢給大企業，否則難以在網路世界有立足之地（或者你願意接受冗長的網址）。我不相信搜尋系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更何況，搜尋網站正面對相同的威脅。Google搜尋早已用錢決定哪個網站容易曝光，更別提龐大的使用記錄如何被販賣。如同書中留下的大哉問，網際網路有沒有可能「跟上次不一樣」？從Aaron Swartz到PRISM，再到這次的域名私有化，我想答案就在這一次又一次的戰役中。

To critics, that means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new web in the hands of the biggest players. Some fear anti-competitive practices. An 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 set up to review applications warned that Google and Amazon’s applications for .app propose to “exclude any other entities, including potential competitors, from using the TLD.” (Amazon declined to comment; Google has said (pdf) it will not restrict usage of .app to any particular platform.)

"But it is not a wide-open public beach that Namazi sees at the end the highway; it is beachfront property with a land title. The question is, how will its owners treat the web’s landless multitudes?"

新聞來源：http://qz.com/165238

參考：

《誰控制了總開關？》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581583
「Google地圖2012年對重度商業用戶收費，將引發出走潮？！」
http://www.bnext.com.tw/article/view/id/21509

神隱少女與Dilthey

noreply@blogger.com (Nadir) — Mon, 13 Jan 2014 18:38:00 +0000

　　
　　室友們明天要考Dilthey，躲在房間念書還是從門縫裡飄進來什麼「共感」啊，「精神科學」啊。突然飄進一句「只要是人都有，超越時空共享的理解能力」之類的東西，讓我大發疑問。我不懂Dilthey，他好像要在Kant的基礎上，建立自然科學的客觀性。我很疑惑，他的意思是指：只要人都有，還是只有人才有這種「共感」能力啊？室友說這可能要回到Kant，理性是人所以為人的緣由，但Dilthey要說的重點其實不是這個。

　　我極可能誤解這夥人了，但我並非真的要質疑共感這件事。否則，我們怎麼解釋這樣一首完全聽不懂的日文歌，能帶來扣人心弦的感動。音樂確實存在某種程度的跨時空能力，也確實存在所謂的和諧和弦。我想爭論的是：未必「不和諧」的和弦就無法讓人感動，共感的邊界也未必限定在人。「別忘了有人能跟石頭說話，雖然我們不能。」我好像是這樣回覆的吧。

　　神隱少女在說的，不就是這麼回事？這未必是萬物有靈論，而是我拒絕相信能與人溝通的，就只有人；而我的「生命歷程」，這個世界，只是個人的世界，人的脈絡。可能吧，人類理性構織的邏輯語言，只能與「絕大多數」的人類溝通（對於絕大多數是誰，有更多爭論）。但我不認為我們的理智就只限於此，或甚至有高低層次的比較。我相信山有山的語言，河水有河水的。每回涉足都是一場溝通，傾倒廢水砍伐森林，山與河都會如實的回應我們。

　　哲學一點說：我真的不認為，聆聽並理解由聲波傳遞的人類語言，進行邏輯思辨，是人類獨有的理性；從水流聲的轉變，得知山洪欲來，就只是透過感知建立的單純因果聯繫──而後者，動物們都習以為常。理解這個世界，並與之溝通，不是人類獨有的能力。

　　不過Dilthey要講的不是這個，大家不要抄。

思考「中國因素」在分析上的位置

noreply@blogger.com (Nadir) — Mon, 06 Jan 2014 18:46:00 +0000

　　我不確定現在針對「中國因素」的討論，是把他放在當前台灣的什麼位置。我可以認同政治跟資本存在複雜牽連，存在跨海峽的政商集團，同時因為台灣對中國的依賴不容小覷，因此將這種特殊的兩國關係獨立成「中國因素」。

　　但台灣始終必須被放在國際而非兩國關係來看，這不只意味著存在美國因素，東協因素；也意味著中國因素的產生及運作，都該放在國際局勢中思考。「台商」集團的產生，究竟該理解為是民族主義式傾中開放政策的結果，還是全球資本生產鏈的重新佈局？換言之，我想問的是「中國因素」：意指跨海峽的政商集團，這一個台灣近期面對的政經處境之一，純粹是民族主義操弄的結果（一種國家-資本的變形），或其實更普遍的，是新自由主義下，政治／文化吸力與經濟吸力合體的結果。（或者其他種種面向）

　　舉個例子：中國在非洲近期的大規模投資能被視為中國因素嗎？一方面你可以說這是中國大國崛起，在全球權力的全新佈局，但另一方面你也不能忽略，這是資本競逐原物料供應源及新市場的結果。這樣的佈局能被理解為中國政府處心積慮灌輸中國價值嗎？如果這樣，那可口可樂的全球佈局是不是灌輸美國價值的大陰謀？誠然作為威權政體，中國國家與資本的關係非常特殊。但純從意識形態上理解中國因素，而非視之為某種政經條件之上，意識形態利用此機會結構產生的效應（這是我對中國因素的理解）；我們的解法也就只能是意識形態式的，而非從政經結構去談。

　　從這個面向來看，才能把統戰跟經濟吸力分開看待（即使他們可能同時運作）如果出現比中國更具潛力的市場，商人難道會因為政商集團的牽絆死守中國嗎？中國因素如何理解台商的移轉，及中國政府對之態度的轉變？固然，中國政府可以透過包機投票等等，試圖給予政治干預。但台商不論投藍投綠似乎還是依據個人意願（至少目前還是），甚至有不少台商對中國政府頗有微詞。我認為他們很難因為民族主義因素，也很難因為「保衛民主」的訴求投任一政黨。他們是投給心目中可以帶給他優惠政策的政黨，政商集團如果真的構成，也是以這種疊加共識的方式構成。

　　也因此，我雖然認同中國因素在分析上的許多效果，但不認為有必須將之抬高到「唯一」或最重要，最具整合性概念的位置（或許我在打稻草人）。產業外移等等，可能才是中國因素背後，更大、更重要的背景條件。胡謅一下，如果哪天東協崛起，要求台灣相對的勞工、進出口政策修改，或甚至對我們的民主指指點點，這會是一種東協因素嗎？

敲響的鐘與記憶所繫之處

noreply@blogger.com (Nadir) — Sun, 03 Nov 2013 17:53:00 +0000

【敲響的鐘與記憶所繫之處】

　　在困於論文的圖書館，才格外感受到對於甜梅號，或那些已成為老歌系列的愛，交織於難再復返的生命記憶與情境中。那時聽的團不多，每首好歌都彷若千載難逢的經典。會去爭論哪首歌比較能打動自己，討論樂句細節，或甚至在陪學弟妹觀測時，試著用一台破鋼琴把副歌彈出來，得意老半天。去The Wall像去朝聖，閉眼假裝真的有音牆往自己襲來(其實只是在吸乾冰)，出場後再說些靈魂被洗滌之類的瘋話。
　　永遠記得第一次細讀鯨向海的《精神病院》，在赴北的列車上搭配甜梅號的《腦海群島》。視野從詩句跳到窗外的阡陌縱橫，恰好接上〈黃昏鹿場〉大霧初醒的壯闊弦樂，直覺自己從此成為不一樣的人。好像是在大二那半年，夜跑都聽腦海群島，差不多到〈夜星子〉時就會跑完，慢慢走回宿舍。〈敲響的鐘〉敲下鐘聲時，照見校園一片燈火擾亂。日復一日，這不是儀式是什麼？
　　多年後野台開唱又再次聽到甜梅號，好像變成只不過是眾多樂團中的一個。一樣的黃昏鹿場，旋律依然好，卻不再有那種直擊、揭開某種存在祕密的悸動，或許這就是啟蒙團的意義吧。這些年聽音樂祭像家常便飯，或者是蒐集新團的過程，像在花圃裡再種些花木；但仍舊比不上那年第一叢新芽冒出，感動到覺得這就是唯一了，世界上的好歌就到這裡為止了，那種傻呼呼又很天真美好的心情。
　　感謝那段日子，與那些人的記憶所繫之處，只要聽到歌，我們就想起彼此。

我們應該為造成他人的負面情緒道歉嗎？

noreply@blogger.com (Nadir) — Fri, 06 Sep 2013 17:50:00 +0000

「像保守派那樣行事，像自由派那樣傾聽。」
──Jon Postel

載物書院迎新出現一段小插曲，但似乎沒有開啟更多討論，有點可惜。
我沒在現場，但有家長擔心某家小隊戲的「尺度問題」讓台下觀眾「不舒服」，因此請大
家代為跟小隊員道歉。這個小插曲延伸我許多思考，這些思考其實跟戲劇內容本身沒有直
接關係，因此雖然不在現場，還是把它記錄下來。

我認為學弟的擔憂是真實的，不論出於什麼原因，可能或多或少有小隊員出現他所說的情
緒反應。但即使如此，我們應該為行為造成他人的負面情緒道歉嗎？

我想把這個案例，跟人社迎新宿營之前對於營隊戲中性別歧視橋段的討論並列。在後者脈
絡中，論者反對某些存在歧視意涵的橋段出現，這不僅政治不正確，同時會造成台下被歧
視者的反感。兩個案例對照，會發現非常有趣的現象。對於前者，我們很容易就去回應：
尺度問題是種保守觀點，性不應被懼怕云云；但對後者，我們卻認為這是種壓迫。換言之，我們畫出了一道「政治正確」的線。只要符合這項要求，行為便具有道德意涵，能反轉，
甚至「啟蒙」（對某些人來說）保守思想，負面情緒與衝擊的責任，便由觀者自負，誰叫
他這麼保守呢？

我一方面反對這種「行為揭示自身價值」的觀點，另一方面認為無論如何，直接將負面情
緒視為行動的必要之惡，並不是一項健康的社會行動準則。行動當然內含價值，一個上空
裸露的展示揭示了身體權如何被社會所框架與限制；但一個喝醉酒脫光衣服的上空女性，
冒失的跑到保守人士面前，把後者嚇的驚慌失措，就是一項運動實踐嗎？我認同她有不穿
衣服的權利，但我不認同這會是一項謹慎的運動實踐。

回到這次討論的情境。我推測這裡出現的是一個素樸的道德判斷：讓人覺得不舒服了，我
們應該道歉。因此我認為「素樸與否」正是我們需要的另一個判準。不僅僅是政治正確而
已，我們要更敏感於每項行動對他人造成的影響，以及行動本身的政治意涵。如果戲劇出
現明顯不同於主流尺度的東西，本身對觀者來說就是種挑戰。我們要去檢驗：這樣的後果
與成本，是我們希望觀者－演出者一同承擔的嗎？它符合這齣戲劇所想要表達的東西嗎？

也就是說，我認同道歉的必要性。但並非單純由於「讓人覺得不舒服」的素樸理由，而是
由於「發生了我們沒有預料到的結果」，以致於即使存在任何政治正確的道德意涵，都沒
有被妥善的表達（或甚至這樣的意涵沒有被考慮到）。「挑戰尺度」很容易成為正當化的
萬靈丹，但我要說的正是，這並不意味你不需承擔責任。

我並非在說，從此我們就要有一種「文明」、「合宜」、「有禮」的行動方式，而是你應
該要知道你在做什麼，會對他人造成怎樣的效果。不能不顧他人感受，一意孤行的行動。
因此，作為承擔責任的步驟，我們應當為他人「預料之外」的負面情緒道歉。正如同，若
負面情緒正是行動所欲提出的挑戰，我們也該承擔責任說：是的，這就是我的目的。

〈帕明罕的彈幕〉

noreply@blogger.com (Nadir) — Thu, 05 Sep 2013 18:34:00 +0000

帕明罕的彈幕來到至極高點。
沒有什麼再能穿透
鏽斑與嬰兒啼哭
等同，梯階軋過長尾流星
你走到更深的所在
雙眼緊閉
宇宙已無力
再於你疲倦的眼裡飛旋
萬物停止之處，終結
與起始等同

有人在遠方輕輕彈撥
獸的肌膜，左胸
凹陷。泡沫般
細小而空洞

下一波轟炸
閃電將天空舖滿
彷彿微血管的模樣

〈一日又將覆沒〉

noreply@blogger.com (Nadir) — Sat, 24 Aug 2013 17:35:00 +0000

以骨針輕敲
沿著星輪邊緣，辨位
聽聲，每處輕音與重
悉數剔除
並從此只記得空缺的位置。

那是昨日，今日
我任時間流過的姿態
輕忽
又不捨

後頭，鹽霧如河瀑般襲來
一日又將覆沒。

關於社會運動多元性的一些思考

noreply@blogger.com (Nadir) — Sat, 17 Aug 2013 19:08:00 +0000

　　若當和平理性的遊行被大眾所接受，進而壓迫到其他形式的運動。我們該批評的是這種限縮多元的壓迫及狹隘的社運想像，而非批評「和平理性」這件事。當某項和平理性的社會運動被政府收編，我們該批評的是：為什麼一項運動最後會失去自己的基本立場？這項運動的失效，在於他沒有避免因為形式或論述方式，所可能產生的風險，而非其訴求形式。

　　我承認和平理性的運動容易產生很多弱點，但衝撞或快閃突擊的模式同樣也有不勝枚舉的弱點。我們該要求的是：支持和平理性模式的人，必須要認知到這些弱點，包含容易被政府摸頭收編，容易掩蓋權力結構的不對等，最重要的，在某些當代社會脈絡下，壓迫到其他的運動模式。而其他的運動情境下，我們也要具備這些認知，並避免僵固於「事情只能這麼辦」的單一觀點。否則，我們就會看到，運動永遠都只能吸引相仿的人，造成相仿的效果。

　　如果參與過洪案遊行的人據此經驗聲稱：所以事情就該這樣搞。聽到這種毛骨悚然的講法，當然該嚴詞批評，但原因在於，他預設了只有一種正確、最佳、萬能的群眾運動方式，並排除了其他運動所能提供的可能性。但有太多龐大細緻的問題不能仰賴遊行處理，也有太多邊緣群體，無法透過和平理性的方式被看到。（和平理性並不預設了巨大的群體集結）即使如此，台灣需要，而且希望能繼續發生這種新模式的公民集結，但絕對不能只有這樣。因此，我們該去指出種種因為訴求「和平理性」的弱點，同時基於一個多元論的立場，拒絕任何「事情就該這樣搞」的宣稱。

　　事實上，不同路線的運動本來就該相互支援。或甚至，從一個極高極遠(以致有點空泛的角度)，政府運作跟社會運動其實是同一類事，各種基進到溫和的運動，補足並給予失能政府壓力。改革、顛覆或者徹底否定我們需要一個政府，都在光譜的不同位置，也都不可能沒有政府的「參與」。在這點上，我認為江宜樺跳出來說1985聯盟的和平、理性展現了高度的民主價值，其最可議之處，在於一個被批評的對象，反過來肯定對方用了「對的」方式或修辭。換句話說，他認為他有權力篩選哪些聲音有義務理會，並認為只有一種社會模式「可被接受」。

　　這根本不是什麼民主精神。民主社會應該能容許各種非暴力的抗爭，如果真的只有一種運動模式能被接受，那條線應該劃在「非暴力」。這條劃分可被討論，但絕對不是劃在所謂的「理性和平」（說到底和平到底是什麼意思，其他抗爭就會造成死亡？），遑論單由抗爭對象來做這件事。如果江宜樺真的是公民社會的信徒（雖然現在大家都知道他並不是。）那他就應該知道，在公民社會中，政府從未擁有比公民運動更高的位置。更甭提在這樣的社會想像中，政府的權力由人民賦予，甚至在某個意義上從公民運動中誕生。

　　我支持運動路線的多元論，不是因為天真地相信只要多元，問題就能被解決；也不是僵固地要維持各種運動模式的比例。然而，相對於單一且壓迫的想像，多元才有機會串連，並開展更多可能性。而台灣正是缺乏這樣被開展的空間，吸引更多人以他們願意的方式投入群眾參與，更大面向的觸及各種問題。這其實是一項更大的問題，也是當前的困境。此外，這樣的串連，也能抵抗政府下指導棋的舉動。（試想，當一項和平理性的遊行，同時呼籲：也請聽聽那些臥軌抗爭的訴求。）

　　因此，我認為公民1985聯盟於遊行演說的末段是有其深度的：「我們欽佩所有為了公義犧牲自己的工作、生活，甚至不昔拚殺生命的朋友。但我知道現場也有很多人，跟我1985的工作人員一樣，我們都是小老百姓，都要養家活口，我們都在這個社會上討一口飯吃而已。你沒辦法去拋頭顱灑熱血，但是你還是可以用很多方式，表達你的意見，讓政府知道你的不滿。」因為他站定了自己的位置，訴諸一大群從未被其他運動號召的群體，同時沒有忽略其他的可能性。若參與遊行的大家都能明白，這項遊行便為台灣社會開創了原始訴求以外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