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

「占中九子」判刑前夕心境平静　吁港人续为民主奋斗

2019-04-23T23:03:00.003+08:00

香港占领运动九名被裁定罪成的主要被告，法庭将于周三（24日）早上判刑。（李弘音摄）

香港占领运动九名被裁定罪成的主要被告，法庭周三（24日）早上判刑，他们都表示已经做好入狱的心理准备，并把握最后的自由时光。有被告勉励希望争取民主的港人不要放弃。（李弘音报道）

「占中案」9名被告将于周三（24日）判刑，他们抱著不同的心情渡过判刑前的一晚。即将面临第三度入狱的社民连副主席黄浩铭，周二（23日）接受本台访问时称，此刻心情仍相当平静，暂时未有紧张的感觉，并已经收拾好入狱所需的物品，他会带同文学、历史、哲理等书籍。他亦会与家人吃饭道别，共渡判刑前的最后时光。黄浩铭续指，开案以来亦发生了不少令他感动之事，包括危难中，人与人之间仍互相守望。最后并寄语大众，民主从来不会从天而降，是透过持续不断的抗争而来，希望大家不要放弃。

黄浩铭说：很多事情都好感动，有大有微少的。微少方面，简单来说，你见到陈健民与戴耀廷的太太，每天在午餐时间都为我们准备食物，其实我觉得已经很感动。原来危难中，人与人之间是可以互相守望，而不是惧怕，然后放弃信念。

另外，获法官批准索取社会服务令报告和感化报告的中文大学学生会前会长张秀贤，因感化官要求他呈交「品格证明」以撰写报告，所以他在其社交平台征文，希望向曾参与占中的港人征收陈情信。他对本台称，参与这场运动已经是最好的「品格证明」，但因法庭程序要求，所以必须这样做，并指整件事是属于有份参与的人，不应把焦点放在他们9人身上。张秀贤续指，此刻并无特别心情，亦不会有特别准备，将以平常心面对。最后，他期望民主各派能多沟通，多包容。

张秀贤说：互相去了解大家在想甚么。一直以来我都相信这是民主派或民主阵营应该有的态度，而过往几年都见到我们的阵营不断分裂，所以我认为有任何平台，我都应该要说这件事。

曾任香港民主党党魁的李永达，则专为入狱提前写好了新书《判刑前的沉思》，回望大半生从政所走过的路，以及身边的人和事。他早前出席本台节目时就提到，认为现时是政治环境的低谷期，抗争要有坚毅不屈精神。

李永达说：对于判决我就没有很惊奇，因为那条法例是非常容易控告的，它是说你煽惑一些人作出公众妨扰，例如我叫咪叫人坐出马路，便已经犯罪了。那么以前殖民地政府一般面对这些犯罪会怎样？罚钱、社会服务令、缓刑等都试过。现在政府面对这些事情，以前殖民地不会控告，但现在每样都可以控告，总之很细微的位置，能控告便控告。

占中发起人之一陈健民，则在报章撰文，称现时心情平静安稳，问心无愧，并指在内地尝过牢狱之苦朋友的经历，将会是他意志的泉源。

而立法会议员邵家臻，周二（23日）就到医院为眼疾覆诊。他对传媒指预计很大可能被判即时入狱，但仍希望可获缓刑，继续议会工作。

「占中三子」戴耀廷、陈健民和朱耀明、立法会议员陈淑庄及邵家臻、社民连副主席黄浩铭、前立法会议员李永达、学联前常委张秀贤及锺耀华，分别被控「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等罪，9名被告被裁定部分或全部控罪罪成。

文章来源：RFA　

英剧Chimerica寻找“坦克人”

2019-04-23T23:01:00.005+08:00

（资料图片）

（德国之声中文网）"Chimerica"（《中美共同体》，一译《中美国》）自上周三（4月17日）起在英国"第四频道"电视台播出，也可在网上点播，共分四集。

其情节是，一位美国摄影师（虚构人物）曾在1989年北京天安门事件中摄下"坦克人"的画面。若干年后，他希望寻找到"坦克人"的下落。为此，他寻求在中国的一位朋友的帮助，这位朋友的妻子在天安门事件中罹难。

历史画面与虚构情节的穿插

剧中穿插不少历史影像画面。这部电视剧其实最早是一部舞台剧，在2013年上演并相当成功。其编剧是出生于1984年的英国女剧作家基克伍德（Lucy Kirkwood）。

如今拍成电视剧的剧本，由基克伍德在当年舞台剧基础上做了内容上的更新，主要是添加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时期的内容。

《中美共同体》这一剧名即显示，剧本旨在通过这位美国摄影师的虚构经历来反映美中两大国之间复杂交织的关系。

剧情修改与剧作家解题

本月初，基克伍德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表示："最初剧本的焦点是，中国面对一个自由媒体的关系。"如今，她对电视剧本作了修改。"我觉得特朗普崛起获得权力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如何贬损媒体。……如果你让我用一个形容词来描述当时的美国政府如何对待媒体，我很可能会用的形容词是：'中国式的'。"

基克伍德还对剧中的中国主人公、美国记者的那位朋友作出评价，表示"他因为过去的经历而选择去政治化的生活，却因所处的环境而身不由己被迫采取政治行动。"基克伍德说："我想很明确地说，中国人并不在等待某种西方的拯救者来解决他们的问题。那里当地就有非常多的抗议。"

《中美共同体》的这一政治概念被认为是由历史学者弗格森（Niall Fergusson）所提出的。《卫报》在2013年舞台剧本上演时的剧评中写道："基克伍德的剧本突显出两大国之间的尖锐差异，及其相似之处。乔（剧中男主角）作为摄影师以个人主义精神记录世界大事，最终受到欢迎褒奖；而在中国，张林（剧中摄影师的中国朋友）已经因参与天安门抗议而承受个人损失，如今又因'煽动不安'而付出沉重代价。"

获积极评价

《卫报》新近对改编后的电视剧也作出好评，称该剧将大构思与故事性结合在一起，将个人与政治相联系。剧评中也提及在中国"历史的证据被不断改写"，那里"一位年轻的女服务员对于天安门事件一无所知"，"在一个仅能登陆政府允许的网站的国家里，对时事的了解也受到严重限制"。

台媒《新头壳》在报道中注意到，剧中还有一幕是在中国教如何翻墙上网。

与特朗普有关的情节

不过，除了中国的主要情节外，剧中也有不少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批评，特别是有关"假新闻"（fake news）的说法。

英国《金融时报》关注了剧中与特朗普有关的情节，认为尽管特朗普早已成为电视搞笑脱口秀的重要素材，但电视剧的反应则较为缓慢，原因是拍摄周期较长，难以抓住最新时事。该报评论说，"不过，剧作家基克伍德接受了这一挑战。……以2012-2016为时间背景，该剧准确描述了特朗普的上台，同时也检视了政治抗议、图片的力量以及中国充满热情地采取资本主义，并导致西方大国无视其对人权的侵犯。"

基克伍德对该报表示："批评特朗普或许是陈词滥调，但我们不能将民主制度所正在发生的事情正常化。我认为中国运作的方式最可怕的就是无法使其负责任（lack of accountability）。如今我们在美国也看到了这样的事发生。所以，该剧一部分也是对媒体以及新闻重要性致以爱意。"

《金融时报》报道称，该剧中也提到主人公摄影师所在报纸的编辑要求他停止调查"坦克人"，而与此同时，该报也向中国的投资伸出橄榄枝。

英国第四频道电视台在报章网络上推介该剧时的标语是："为了坚持真相，你会走多远？"（How far would you go to stand up for the truth?）

剧作家的初衷

2013年基克伍德接受英国《Time Out》杂志采访时曾解释，为何选择以中国为题材写这部剧，她说："在我写作这部剧的这些年来，不断抬头的声音是围绕中国的一种自由主义的谨慎，人们想的是：没有那么糟糕，不是吗？而我觉得有。"在问及剧中一幕酷刑的镜头时，基克伍德说："是的，我可以无须道歉地说：这发生在那里。我想问的是：观众们观感如何？所以我想要的是双重的--既有政治的，也有艺术的。"

在推特上，有网友在该剧上周播出后，在中国的豆瓣评分上找到一条该剧的记录，并发布截屏。不过，本周，在豆瓣上已无法找到《中美共同体》或Chimerica的搜索结果。

美中关系紧张华裔科学家处境微妙

2019-04-23T23:01:00.001+08:00

美国《休斯敦纪事报》4月19日报道说，在休斯敦的德克萨斯大学MD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正在开除三名科学家，此举跟担心中国试图盗窃美国科研成果有关；这是自美国联邦政府有关官员指令一些学术机构调查某些特定的教授违反研究资金发放机构政策之后第一批公开透露的处罚举措。观察家们认为，这一新闻凸显出在美中关系紧张之际华裔科学家处境之微妙。

《休斯敦纪事报》的报道说，在采取上述举措之前，MD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去年接到美国最大的生物医学研究公共资金发放机构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电子邮件，那些电子邮件指称该中心有五个教授有利益冲突，或没有报告来自外国的收入；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帮助的国立卫生研究院要该研究中心在30日内作出回应。

MD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被认为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癌症研究中心，在2018年获得国立卫生研究院1.48亿美元的研究资金。该中心主任彼斯特斯在接受《休斯敦纪事报》采访时说，假如中心不采取行动，假如为申请研究资金而提交的材料有不实或不完整信息，国立卫生研究院就可能不给MD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发放资金。

《休斯敦纪事报》的报道说，“在MD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采取上述行动之际，华盛顿和美国各地日益担忧中国和其他外国政府正在利用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为它们自己谋取好处，那些国家为此征召学生和访问学者从不公开的研究申请中窃取知识财产，引诱科学家在外国设立和运营另一套试验室。”

MD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向《休斯敦纪事报》提供了五个相关案件的内部文件的副本，涉事的科学家的名字在文件中被遮蔽，但该中心主任彼斯特斯说，那些人都是亚裔。《休斯敦纪事报》和《科学》杂志证实，其中至少3人是华人。

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美国媒体相关的报道显示，那些受到处理的科学家的问题是没有按照规定在美国报告他们在中国的收入和活动。这显然是个别人的问题。但对来自中国的人来说，这个问题有它的特殊的复杂性。

胡平说，“毕竟这么多年来中国到海外、到别的国家成为别的国家的公民这种情况应该说还不是太多，因此很多中国的人还没有树立起一种观念，这就是，你加入了另外一个国家的国籍，你就成为那个国家的公民，你应该首先效忠那个国家。这对很多西方国家的人来说就是理所当然很正常的事情。比如德国人，瑞典人到了美国加入美国国籍，他们就认为自己是美国公民。但我们哪怕是在外国第几代了，我们还认为自己是华人，认为我们是中国人。现在牵涉问题的还都是第一代，这个情结就更重了。”

胡平说，华人本来在国家认同和效忠对象的问题上就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化障碍，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其中包括一度公开大张旗鼓地推出并宣传的从海外挖顶尖科研人才的所谓“千人计划”更是使问题复杂化，恶化。

胡平说：“在现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政府很知道利用你的这种情绪，利用这种感情，让你做出一些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不符合你所在国的利益的事情，而很多人缺乏国家效忠的观念，觉得回到自己的祖国，回到中国做一些事情好像是理所当然，而且可以得到一些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回报，并为此感到相当的享受。这自然就使这个问题变得格外严重。”

美国国立卫生院也向同在休斯敦的另一个重要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贝勒医学院提出了该学院四个研究人员的问题。但贝勒医学院没有开除一个人。《休斯敦纪事报》报道说，MD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的调查提到该中心受到调查处理的五个教授当中有3个可能参加了中国的“千人计划”但都没有报告，但贝勒医学院没有一人参加“千人计划”。

外国人在美国盗窃科技研究成果拿到国外去被其他国家利用的问题在美国并不是一个新出现的问题。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头号科技大国，因此也自然而然成为窃贼所觊觎的对象。美国2017年的一份报告说，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活动给美国造成高达每年6000亿美元的损失。但胡平说，美国现在之所以特别担心美国科技研究成果被窃取为中国所用也是因为有另外一种忧虑：

胡平说：“中国又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专制的政府，而且它的专制性随着它的（在经济、科技、军事上的）崛起而日益增长，这当然是对美国，对普世价值都构成挑战。就是这个大背景，我觉得才使整个问题变得特别严重。而且中国现在的所作所为，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来的所作所为，明显地表现出对普世价值的敌对，当然也有对自由国家自由世界的敌意。”

就在《休斯敦纪事报》报道MD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在担心被中国窃取科研成果的大背景之下开除华裔科学家的消息之前的两个星期，中国官方媒体刊发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篇正式讲话，习在讲话声言“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

鉴于美中关系紧张，再加上来自中国的人似乎在国家认同和效忠对象上有特殊的障碍，包括中国人、华人在内的很多便认为所有的华人都成为被怀疑的对象，都被蒙上了阴影。胡平说，在法治国家必须强调个人，而不能以族裔判断人。

胡平说：“认真说来是跟族群族裔没有关系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具体的个人。即使是按照统计有一个族群做某种事情的人多一些，但具体落实到你张三李四，你就是你，他就是他。哪怕某一个族裔的人做某种事情的人比较多，但你偏偏不是其中之一，那你就不是。”

在中国日益在国际舞台上咄咄逼人、挑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历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之际，美国政界和政府也对来自中国的威胁日益感到担忧。

去年2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雷伊在美国国会作证，指出中国正在使用非传统的情报收集者对美国社会进行面的渗透，“尤其是在学术场合，无论是教授，科学家，还是学生，我们在联邦调查局在全国各地几乎所有分局都看到这种情况。”

雷伊的这番话立即在美国引起激烈争议和抗议，尤其是华人社团群体的抗议。长期在中国生活的美国媒体人和中国问题专家利明璋(Bill Bishop)在接受《外交政策》杂志采访的时候表示，雷伊的这番话一竿子打翻一船人，非常危险，会导致一种风险，给华裔造成不良影响。利明璋说，“我非常担心，尤其是在眼下这种环境中，尤其是鉴于自2016年美国选举以来的（有关中国威胁的）种种言论，这种话可能很容易演变为非常恶劣的东西。”

在另外一方面，在警惕来自中国的科学家窃取美国科技成果的言论甚嚣尘上之际,美国也有很多人,包括科技界的很多人担心,这种环境会导致具有中国族裔背景的科学人才对美国望而却步,转而去他国家发挥自己的才能,从而使美国的科研蒙受无形的、甚至可能是重大的损失，因为当今世界的国力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才竞争。

文章来源：VOA　

中国罕见高规格悼念最高法前院长肖扬赞其六四期间“立场坚定”

2019-04-23T22:58:00.001+08:00

图片版权XINHUA

Image caption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悼念肖扬。

中共罕见高规格悼念最高人民法院前院长，中国司法领域改革人物肖扬，盛赞其89年“六四“期间“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肖扬19日在北京去世，享年81岁。周一（4月22日），习近平、李克强等七名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王岐山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肖扬在1998年至2008年担任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首席大法官，他在主政期间推行法官职业化改革和更严格的死刑核准制度，被誉为中国的“改革院长”。

官方媒体在报道中点明，在肖扬病重期间和逝世后，前中国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也表示了沉痛哀悼，并慰问其亲属。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是中国最高级别的法官，但并非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仅兼任中央委员。七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参加追悼会，规格不同寻常。

在新华社周一发布的讣告中，官方赞扬肖扬倡导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将死刑案件核准权正式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并推动法院公开审判。

值得注意的是，官方还特别提及其在1989年学生运动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采取有力措施，稳定了队伍，打击了各种严重刑事犯罪活动。“

图片版权GETTY IMAGES

Image caption2007年，肖扬向中国全国人大作年度工作报告。

曾在清华大学担任政治学讲师的独立学者吴强对BBC中文说，近几年，中共在党内高官的讣告中提及1989年民运并不常见，在今年”六四“事件将满30周年的特殊背景下主动提及，有很深的考量。

“肖扬是1979年后，提高中国最高法院地位的重要人物。高规格的纪念是对于司法系统内部专业官僚的一种安抚，但官方也想避免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借题发挥。”

1998年上任的肖扬是中共建政以来的第八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2008年的"两会"上，时年70岁的他选择在家乡广东团发表了告别演说。

在演说中，他提到了中国法院的多项改革措施，包括死刑核准制度、执行制度、公开审判制度和未成年人审判制度等，这几乎涵盖了他上任以来所做的多项改革。

1990年，他从广东省人民检察院被调进京，出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兼检察委员会委员。

1993年，肖扬出任司法部部长，成为李鹏的内阁成员。1998年3月，他当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并在2003年3月获得连任。

“肖扬是中国司法系统内部一个很有公正心的官员，这是很少有的。”吴强说。他表示，在现任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主政后，一些专业的学者型官员“受到清洗”、最高法院地位下降，民众对于最高法院的不满情绪有所增加。

“但他的副手黄松有和奚晓明都因为经济问题落马，肖扬在这方面很难说毫无干系，”吴强说。

收回死刑复核权

被视为是肖扬任内最大遗产的，是中国最高法院对死刑审核权的收回。中国法律允许死刑的存在，而死刑复核权是指对此类死刑案件，由有权的人民法院进行再次核准。

图片版权GETTY IMAGES

Image caption最高人民法院是中国的最高审判机关。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法律对死刑案件的核准权进行严格控制，统一由最高法院进行。但后来随着社会治安恶化，判处死刑的案件急剧增多，中国当局遂在1980年代初下发文件，规定如果涉及一部分严重罪行，则不必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交省一级的高级法院核准便可。

1983年，中国当局提出“严打”的概念，要求“从重从快”地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活动，被告人的上诉期仅有3天。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本不构成死刑的罪犯被错误核准了死刑，产生大量错杀案件。

2005年10月，最高法院在肖扬主导下，发布《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将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

法官职业化

肖扬在任内做出了另一项改革，是积极推进中国的法官职业化建设。

2002年，肖扬提出法官职业化建设是中国法院队伍建设的一条长期主线。2001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改《法官法》，规定初任法官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方式选拔。除法院院长，其他法官均需要司法资格。

此前，中国长期实行以“政治合格”为主的选任法官的方式，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法官群体被以与其他行政官吏相同的选拔模式选出。

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里，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的分类管理，制定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执行员、司法警察、司法行政人员、司法技术人员等分类管理管理办法。

图片版权GETTY IMAGES

公开审判与法槌、法袍

肖扬也曾大力支持法院公开审判。1998年，他在全国法院教育整顿工作会议上称，法院要自觉接受舆论监督，把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开审判”制度落到实处。

表示希望各类案件，除涉及国家机密、公民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规定不予公开审理外，一律实行公开审理制度，不许实行“暗箱操作”。

在他的推进下，1998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规定凡年满18岁的公民可凭有效证件旁听公开审判。此后，多地试行电视实况直播庭审。

此外，肖扬主导了对法官审判时所用的“工具”和服饰的改革。在其批示下，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决定从2002年起，各级法院法官审理案件过程中，使用和敲击法槌，规定所有法官在出庭时都应穿法袍。

尽管肖扬的很多政策受到欢迎，但也有批评人士认为，肖扬一直推进审判独立，却始终未能触碰党对司法的绝对领导，这使其卸任后，很多改革偃旗息鼓，司法地方化长期得不到解决，甚至连“司法独立”也成为他的继任者口中的禁忌词语。

文章来源：BBC　

英剧寻找六四坦克人首集直现军人开枪屠杀平民

2019-04-23T21:32:00.001+08:00

    影片来源：Channel 4 YouTube频道

    六四30周年将届，英国电视4台播出影集Chimerica，讲述30年前拍摄「坦克人」的摄影记者寻找坦克人的故事。剧中穿插许多六四事件的历史画面，第一集就出现军人开枪的片段。

    美国之音（VOA）报导，1989年美联社摄影记者韦德纳（Jeff Widener) 在北京采访拍下了一位双手提袋子的男子只身阻挡坦克前进的画面。这名男子从此以「坦克人」之名被世界熟知，这张照片也成为六四事件中最具代表性的照片。

    Chimerica讲述主角摄影记者拍了坦克人照片后却被质疑有一张照片经过篡改，于是决定展开寻找坦克人之旅。

    以六四事件为背景创作出的4集影集，中译为「中美国」，这个名词被学者用来描述中国和美国错综复杂的互利互依关系。

    4月17日播映的第一集，就出现中共军人在北京开火镇压平民的片段。Chimerica除了六四事件外，还提到雾霾、军人开枪、市民罢工、监听、人权以及新闻自由等议题。

    第一集播出后，有网民在脸书上表示「广场，屠城，北京饭店，王维林挡坦克，解放军震撼！」有网民表示看得「眼泛泪光」。

    综合报道 (博讯 boxun.com)

中国强拆模式不要泛滥“一带一路”的呼声

2019-04-23T21:29:00.001+08:00

     【要闻分析】 : 中国主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本周四（4月25日）在北京召开。由于该计划更多针对亚非中东地区国家，“财务陷阱”成为普遍关注。此外“一带一路”也令人担心会给当地带来房地产高温热潮，和中国的“强拆模式”等社会经济问题。

     据报道：本周四开始为期三天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一共将有37名世界领导人参加，包括两个国际组织领袖，而上次论坛与会领导人为29人。首次参加这次论坛的主要来自巴基斯坦，俄罗斯等中国最亲近的盟国，其他还包括意大利，瑞士以及奥地利。对一带一路倡议感到不安的美国只派遣层级较低的代表出席。这一会议显然没有安排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参加。

     近来，有国际媒体刊文报道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带动一股全球房地产热潮，许多中国开发商在发展中国家大举开发建设计划，将其海外投资打上一带一路标签，一些投资者甚至在自己的企业名称加上“丝绸之路”的字样。

     国际“人权观察”组织4月22日发出新闻稿，敦促中国政府在项目发展过程中切实尊重人权，承诺透明和公众咨询”。他们要求：北京高峰论坛不能只是政府高官间的外交互动，而要切实反映项目当地民众的关注，给民众以知情权。

     “人权观察”亚洲区副主任费尔·罗伯逊（Phil Robertson）对美国之音表示：“现实情况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很多内容详情，并没有告之当地民众。这些项目的建议和思考不透明。很多情况下，相关项目对当地民众的影响是负面的。例如，老百姓要失去土地，面临搬迁。民众一旦向政府提出关切，人权就会受到践踏。这种情况在亚洲各地很多国家发生。”

     “人权观察”组织新闻稿举出了一系列具体案例，比如：2018年10月，中国国企“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CCCC）在巴基斯坦开工建设通往瓜达尔港的高速公路以来，反对这项工程的当地渔民举行记者会和示威游行，抗议工程建设不透明，自己的出海道路被阻断，祖上留给他们的饭碗被打碎，而政府没有提出补救措施，工程继续进行。

     该组织还指出：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港的建设面临同样问题。工程的填海造地部分持续引发当地民众对环境和生态的关注，尤其是沿海生态退化、鱼类减少，渔民生计受到严重威胁。人权观察的新闻稿说，上述当地民怨都与斯里兰卡政府和中国国有企业一意孤行、没有咨询、工程不透明有关。

     费尔·罗伯逊强调，中国政府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理应推动相关工程项目透明。他抨击柬埔寨政府，非但不去提高一带一路工程的透明度，减少当地民众误解，反而镇压抗议活动。

     他说，这一点其实和中国国内的强拆做法如出一辙:“遗憾的是，这就是他们的问题所在。中国政府及其一带一路倡议不懂得地方发展项目涉及当地民众，不懂得社区咨询为何物。我们见到的情况是，中国政府为所欲为，经常侵犯民众权利，当地老百姓必须让路。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支持这种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对亚洲是错误的，对全世界也是错误的。”

     费尔·罗伯逊对一带一路国际高峰合作论坛没有民众参加，只有政府高官出席表示遗憾。他说，一带一路不能按照中国国内的强拆模式推进。否则，民众误解，官员滥权等问题，将困扰一带一路沿线，造成动荡和不安。

     中国外长王毅近日称，这是中国今年举行最重要的“主场外交”。他重申：一带一路项目不是“ 地缘政治”的工具，也不是要为参与国家带来债务危机，在解决一带一路倡议的顾虑方面，北京欢迎建设性的建议。

     法广RFI 萧曼

独立媒体人高瑜今天刑满被带离北京避一带一路峰会

2019-04-23T21:28:00.000+08:00

    高瑜2012年10月在布达佩斯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大会上演讲（资料照片）

    由于本周末北京举行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国际会议，维稳级别升高，高瑜被宣布刑满释放当天就由国保带往外地旅游，目前去向不明。

    今年1月，年已七旬的高瑜送花祭奠已故的因反对武力镇压八九学运而遭罢黜的原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随后被警方24小时上岗至四月，引发疾病住院数日，上周才出院回家。

    高瑜早先希望刑满后，能重新执笔评论中国课题。

    现年75岁的高瑜也说，希望刑满后到外国调整身心。

    2014年4月，高瑜被警察从家中带走，后被控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获判监禁7年，剥权一年，以健康原因上诉后改判监禁5年剥权一年，监外执行，但其出国治病的请求至今未获准许。

    高瑜被判刑的主要罪名是向境外网站提供中共九号文件内容，即备受诟病的不准高校谈及新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所谓“七不讲”禁令。相关案件得到国际社会关注。

    综合报道 (博讯 boxun.com)

劳工维权编辑被捕百名尘肺病工人联署声援

2019-04-23T18:10:00.000+08:00

劳工维权编辑被捕百名尘肺病工人联署声援

    上百名湖南尘肺工友共同声援《新生代》被捕编辑！（图源：新生代网）

    上百名湖南尘肺病工人近期就中国自媒体《新生代》三名编辑被捕一事发联署信，呼吁当局立即放人，并受理工人们的诉求。

    今年1月，深圳公安跨市刑事拘留了《新生代》编辑之一杨郑君。随后，另外两名编辑危志立和柯成兵于3月20日分别在广州家中被带走。据危志立的律师表示，危立志在被拘留期间遭警察提审五次，讯问内容均与尘肺病劳工维权有关。

    湖南张家界桑植县的尘肺病工人们在联署信中写道，《新生代》的三名编辑危志力、柯成冰和杨郑君除了探望、安慰和鼓励工人外，还将工人们的遭遇发布在网上，因此不明白帮助了绝望的工人的三人为什么会有罪。

    参与联署的工人王先生告诉本台记者，工人们对官方抓捕三名编辑的行为感到非常愤怒。

     “他们（危志力、柯成冰、杨郑君）又没做什么违法的事情，实际上对他们的逮捕很不公平。实际上就是打压这些人，他们关注我们, 就说是帮我们出谋划策。这样继续打压的话人家就不敢帮我们，所以我们就联名写信呼吁。”

    这封致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的公开信要求总工会敦促深圳警方立即释放杨郑君、危志力和柯成冰，同时督促有关政府部门考察工人们的生活困难以及合法诉求，开启谈判，落实赔偿与救助方案。

    （图源：新生代网）

    对于工人们的声援行动，危志力的妻子郑楚然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感谢。

    “我首先是感到非常心酸。这些尘肺病工人经历了很多苦难。还有就是觉得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样对待帮助别人的人。难道有良知的人就活该失去自由吗？但是我同时也非常感动，因为这些工友是这么看重三位编辑，这也反映出3位编辑对工友们非常真诚，不然工友们不会冒着风险为他们声援。”

    郑楚然向记者透露，危志立等人目前都处于监视居住中。

    “柯成冰的家人收到（监视居住）文件了，但危志立的家属没有。下一步等我们都拿到文件之后，我们会去检察院要求监督他们在监视居住下的安危，同时尽量申请让律师、家属会见。监视居住可能会有比较高风险，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他们的状况；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被逼供。家人们都很害怕他们会被虐待。”

    湖南尘肺工友共同声援《新生代》被捕编辑！（图源：新生代网）

    近年来，中国官方不断打压各种劳工维权事件及支持者。从北大学生声援佳士工人被认罪事件，再到这次的《新生代》编辑被捕，当局都显示出对公民权利意识觉醒及扩大的恐惧。

    郑楚然认为，受全球及国内经济以及政治形势紧张的影响，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加上政府对内维稳的决心越发坚定，以致所有不稳定因素都会被压制。但郑楚然警告，压迫越深，反抗越重。

    自由亚洲电台

内蒙牧民近日不断受压　百人维权10多人被扣

2019-04-23T18:08:00.002+08:00

    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的牧民朝格吉拉打算找新娜协助维权时，被当局抓走关押。（新娜提供/拍摄日期不详）

    内蒙古官方近日不断收窄牧民行使公民权利的空间，牧民向政府表达诉求均会被抓走关押。有过百名牧民不满政府未有发放「边民补贴款」，周一（22日）出外抗议时有10多人被抓走。另外，又有牧民向维权人士寻求协助亦被拘留。

    内蒙古乌拉特中旗川井苏木不满政府违背承诺，拒绝向牧民发放「边民补贴款」。其中过百名牧民周一（22日）到当地政府请愿，要求官员交代。内蒙古维权人士新娜对本台表示，政府不但没有回应他们诉求，反而出动大批警察驱赶，又在现场抓捕多人。

    新娜说︰今天上午去旗政府请愿，警察甚么的，武警呀，我看闹得挺激烈，车（警车）也挺多，后来下午听说是抓了十多个，不知道放了没。

    她表示，当局当初指为了改善边境地区牧民的生活情况，所以就承诺向他们发放补贴金，但后来牧民得不到资助，所以才去抗议。新娜批评政府根本就没有认真聆听过牧民的诉求，只是不断在欺压他们，以致他们受不了而出外抗议。

    本台致电内蒙古乌拉特中旗政府了解情况，但电话却接不通。

    新娜表示，政府除了抓走出外抗议的牧民外，就连有牧民寻求维权人士协助都被抓走。她指，因为牧民汉语不好，她经常协助牧民写投诉的文件维权，而近日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的牧民朝格吉拉打算找她写请愿书时被抓走，现时亦不知道要被当局拘留多久。

    新娜说︰拘留没写日期，拘留通知书上都没有日期，开始还说是传唤的，最后变成刑事拘留了，一点消息都没有现在，朝格被抓以后，原来（群组）退了好几个，不说话了，我跟他们说朝格进去了，能不能再提供资料，没有回覆。

    另外，内蒙古活跃网络人士杨金都丽玛，近日出外维权后，被警方强行拉回家乡，家门前每天有警车上岗，她被软禁了起来，手机信号也变差，很难与牧民沟通。

    旅居日本的蒙古族学者忽必斯表示，近年来资讯比较发达，牧民亦开始意识到自己要出来抗争，才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抵抗当局的欺压。当局为免牧民经常出外示威，怕造成难以控制的局面，所以就加紧管控牧民的行动，希望以强硬的手法控制他们，加紧对他们的抓捕。

    忽必斯说︰最近很多牧民都在上访，他们抗议都在反对这个强行收回牧民湿地这个事情嘛，所以他们只能是上访，（当局）怕这个事情扩大化，这个被抓的（牧民）到北京上访都从后面去被跟着，抓回来，这是（中国）正常的现象。

    忽必斯表示，其实牧民抗议，只是希望政府回应他们的诉求，为自己讨回公道。他指，只有政府肯聆听他们的意见，与牧民好好沟通，才会令他们顺从政府，这样才容易解决问题。

    自由亚洲电台

新文化运动的两大领袖：陈独秀和胡适之

2019-04-23T17:38:00.000+08:00

     《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选载


     一场新文化运动，人物精彩纷呈，然真正具有领袖素质并且成为领袖人物的，惟陈独秀、胡适之而已。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一文，有如思想解放宣言；胡适之的《文学改良刍议》，宣告了一场语言革命。这两位挚友，既是《新青年》的中流砥柱，又是北大人文传统的奠基者，彼此共同开拓了华夏民族的现代汉语文化，联手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人文时代。

     陈独秀和胡适之虽为安徽同乡，但彼此个性迥异，学历有别，出身不同，观点也时常相左；彼此有过非常激烈的争论，并且各自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人生；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并没有影响他们成为终身挚友。究其原因，有胡适之致陈独秀的信为证：
    “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我们脑子背后多少还有点容忍异己的态度。……如果连这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反而要成仇敌了。”

     年长胡适之十二岁的陈独秀，一生数度入狱，最早是作为反袁义士，然后作为激进的文化领袖，接着又因为从事共产党的革命活动，最后成为共产党的首席被告。胡适虽然不认同陈独秀的政治立场，不认同共产革命，但于挚友危难之际，照样能够抛却前嫌，竭尽全力施援相救。他们在政治上曾经分道扬镳，一个创立了共产党，一个成为国民政府的议员，出任过驻美大使，还差点参与总统竞选；他们的人生结局截然不同：陈独秀晚年默默无闻，在巴蜀小镇了却余生；胡适之即便随国民党去台湾落脚，也依然声名显赫；但彼此最终却殊途同归，骨子里全都是不为党派立场所囿的自由思想者。用陈独秀自己的话来说：只注重自己独立的思想。创建了共产党的陈独秀，结果成为共产革命、尤其是斯大林主义的激烈批判者。胡适也没少批评过蒋介石的独裁和国民党的专制及其国民政府的种种腐败。他们的思想历程与他们的人生一样坎坷曲折，但他们在精神气质上，始终是专制的天敌。他们卷入国共两党竞相比赛暴虐比赛专制的历史，虽非偶然，但并不为两党的政治沉浮所左右。他们最不愧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之处在于：没有让他们当年高举起的科学民主那两面大旗，最后在污浊不堪的国共两党政治角逐中颓然倒下。正是由于如此的独立不羁，陈独秀的名字，被他所创建的*****从历史教科书上，像做外科手术一般地摘除得干干净净。胡适到了台湾之后，义无反顾地跟坚决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的雷震，站到一起。他们的思想无疑超然于党派党争之上，致使共产党对陈独秀讳莫如深，国民党难以直面胡适之。而陈独秀和胡适之卓然不群的精彩之处也就在于：在一部被国共两党竞相流氓化的历史上，他们最终不约而同地先后回归于我行我素的书生本色。

     2001年，当局在北京城内紧挨旧北大“红楼”的五四大街路口，修建了一座4.5X8.2米、重达4吨的大型不锈钢雕塑，名为“翻开历史新的一页”，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座雕塑的浮雕部分镌刻着李大钊、鲁迅、蔡元培和青年毛泽东等人的头像，其中，当年不过一介湖南师范生的青年毛泽东，竟然堂而皇之地位居雕塑中心。而这座浮雕极其显眼地缺失的，恰好就是陈独秀和胡适之。专制当局如此罔顾历史事实，如此弄虚作假，恰好证明了为什么惟有陈独秀和胡适之，才是新文化运动的真正领袖。

     同为新文化的拓荒者，相比之下，陈独秀敏锐于思想，胡适之擅长于学问。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写得文质彬彬，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则把白话文之于文言文的改良一下子变成了一场大气磅礴的革命，一场激动人心的运动。当然，陈独秀的这种思想家品质并非在《文学革命论》里初露锋芒，早在创办《新青年》杂志时，就已经赫然彰显。倘若说，1899年编辑《安徽俗话报》还只是小试牛刀，那么1915年的创办《新青年》，陈独秀已然是一位相当成熟的思想领袖。他在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精神时代，从而揭开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即便时隔将近一个世纪，《敬告青年》之于依然挣扎在专制底下的中国民众，照样有如电闪雷鸣。此文所及的六大人文理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都还没能成为现实。自由依然缺如，专制当局数十年如一日的奴化教育，致使国民的奴性依然如故；许多普世价值依然被专制当局拒之门外，与此相反，民族的虚荣心倒是很容易被专制当局煽动起来，一会儿奥运，一会儿崛起；哪怕是飞船载人，也会变成全民的狂欢时刻；所谓科学，始终裹足于技术上如何追求先进，并没有成为整个民族的人文精神。也许正是《敬告青年》这样的警世之言，可以原封不动地贴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历史门槛上，才导致了专制当局的不敢提及陈独秀。事实上，无论是国民党的专制，还是共产党的专制，全都无法直面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倘若再留意一下，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及其《新青年》创刊号，乃是在北洋政府的民国时代问世的；那么，北伐战争之后的中国历史，究竟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也就于此可见一斑。王国维的预言和自杀，也由此获得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注解。

     历史的进步和倒退，一个首要的衡量指标，便是人文环境的自由与否。民初时代，不管社会如何动荡，不管外患如何深重，整个人文空间却生气勃勃。历史仿佛一下子回到了百家争鸣的先秦年代。动荡是因为有生机，而所谓的外患，又含有历史的选择和机遇。西方各国到中国谋利的同时，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文化视野。民初中国所面临的，不是成吉思汗或者努尔哈赤那样的蛮族入侵，而是与西方文明世界利弊相间的文明冲突和文化碰撞。此刻的中国，于未来有着诸多的历史选择；其中最坏的选择，就是追随苏俄革命。引进苏俄革命，孙中山固然是首恶，但陈独秀也难辞其咎。

     《新青年》前期的陈独秀，乃是一个与胡适之并肩而立的自由主义者。陈独秀在这一时期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大都是介绍欧洲的思想文化，并且聚焦于自由理念、民主政治和科学精神。相比胡适之的推崇英美民主政体，陈独秀更加倾心于法国革命。在德国哲学家当中，陈独秀醉心于尼采。陈独秀的自由主义立场虽然激进，但并不极端，致使在论及十月革命时，会作出极富正义感的批评：“用平民压制中等社会，残杀贵族及反对者”。这与他后来写的《贫民的哭声》、《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其人文立场截然相反。

     陈独秀的转向，原因诸多。除了自身的激进品性，尚有李大钊的影响，十月革命被浪漫化产生的诱惑，社会思潮趋于左倾的时尚，诸如此类。但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则是被汤尔和沈尹默以攻讦个人隐私的阴招逼离北大而导致的心理创伤。以陈独秀的阳刚和豪气，官府迫害、身陷囹圄之类的祸患，全都刀枪不入，毫发无损。唯独私德遭受攻击，是其软肋。受到如此重创的陈独秀，把一腔无名怒火，全部发泄在越来越左倾的文章里。当初相当保留的十月革命，在他此后的文章中转变成无比憧憬。同时，五四学生运动，又使他找到机会向官府发泄怒火。不仅写文章指名道姓喝斥卖国贼，而且还像一个热血青年似地亲自上街散发传单，根本不顾自己的教授身份和文科学长之尊。可能正是亲眼目睹了陈独秀的如此失态，胡适之悲伤之余，对汤尔和沈尹默的作为，一再表示难以释怀。

     陈独秀的这一转折，使他与胡适之渐行渐远，转而成为李大钊的亲密战友。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中对十月革命的欢呼，变成了陈独秀的心声。差不多在陈独秀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的同时，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刊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有意识地把新文化运动导向共产主义。《新青年》另一位激进人物鲁迅，则以赞美苏俄的文章加以呼应，将十月革命说成是“新世纪的曙光”。《新青年》同仁原先的自由思想，由此遭遇了十月革命的狂风暴雨。胡适之可能从中闻出了革命的血腥味，后来连续写了好几篇委婉以对的文章，极力倡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阳刚气十足的陈独秀，虽然在文化上具有一般人没有的敏锐，但在政治上就像其处世一样，极其天真。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怪圈里，阳刚与天真同义，阴柔乃深刻的别名。同样是激进，陈独秀如同阳光一般炽烈，鲁迅则以阴柔见长。非常有趣的是，他们全都有着留日的学历背景，不是直接从欧美，而是从日本间接地接触欧美的政治、文化和思想。倘若参照一下陈独秀介绍欧洲文化的系列文章，和鲁迅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之类，可以发现，他们对欧洲人文世界的认知，相当的浮光掠影。比如德国哲学，彼此全都仅止于尼采。对于中国文化人来说，尼采式的诗化哲学，远比思辨性极强的德国古典哲学容易阅读和理解。从尼采哲学中读出个性解放，与从马克思主义中理解社会解放，完全可以并行不悖。而在当时，想要看出马克思主义的浅薄，非得具备相当于康德哲学那样的功力不可。尤其借助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可以洞见马克思自以为是的唯物论哲学及其共产主义乌托邦，在美学上是如何的粗陋。陈独秀也罢，鲁迅也罢，当然不可能具备这样的思辨能力和思想根底。即便一百年之后的中国文化人，也没有抵达从康德哲学的高度，蔑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然，一百年之后的西方哲学，已经有了叩问存在的海德格尔，有了质疑逻辑乃至蔑视哲学的维特根斯坦，致使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转手的哲学和主义更显苍白。

     留日的陈独秀和鲁迅之于西方的人文世界如同隔雾看花，同样留日的李大钊，更是肤浅得始终停留在爱国愤青的革命热情里；并且还带有通常为河北人氏特有的不以智力为意、而以忠厚见长的人文色彩。李大钊的担任北大图书馆长，与二十世纪下半叶阿根廷那位担任图书馆长的博尔赫斯，正好构成两个相反的极端。博尔赫斯馆长完全迷失于书本里的交叉小径花园，李大钊馆长却志在书本之外，有如少女恋上白马王子一般地迷上苏俄革命，根本不把凝聚在书本里的普世知识和人类智慧当回事。胡适之对于陈独秀的迷失还感到痛心疾首，对于李大钊的左倾只能冷眼相看：道不同不相与谋。胡适之为此作出最为激烈的表示，不再为李大钊的《每周评论》写稿。胡适之唯独对陈独秀的转向始终难以释怀，及至晚年，还说过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当时我朋友陈独秀只认得两个名词（科学和民主），不知道科学是一个方法。胡适对此不无痛心地说：把这个抽象名词人格化，把它看作人，最容易错误的，容易人格化，容易人格化，也就容易偶像化，偶像化了，便会盲目崇拜。胡适最后引用其美国老师杜威的名言说：民主是一种生活习惯，是一种生活方式。

     胡适之能够保持清醒，在十月革命刮来的马克思主义飓风中如如不动，虽然跟他到美国留学，并且深受杜威实验主义影响有关，但又并非在于他具有如何深湛的西学功底，而在于心态健康和常识常在。十月革命传播的共产主义思想，有如一种思想病毒。当马克思把宗教比作精神鸦片的时候，殊不知，他所制作的乌托邦才是真正的精神鸦片。这种精神鸦片，通常以无知、或者心理遭受过创伤作为吸食前提；因此，很容易在青年知识男女或者具有某种心理创伤的成年人当中，互相传染。由此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原先的自由主义者陈独秀，会突然对苏俄革命和马克思主义那么着迷。胡适之的责怪汤尔和，不是没有道理的。胡适之虽然没能从心理创伤的角度，解析陈独秀之所以走向马克思主义走向共产党，但胡适之看出陈独秀的这一转折，与陈氏被逼离北大有因果关系。
    陈独秀染上马克思主义病毒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对中国文化中的自由主义传统，不甚了了。这当然跟陈独秀的国学根底有关，但更在于他对中国文化的一知半解。倘若以后来毛泽东肆意愚民所制造的知识贫困时代的标准衡量，陈独秀晚年潜心撰写的《小学识字教本》，堪称大家手笔。但比起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不要说章太炎那样的泰斗人物，即便章氏门下的弟子如黄季刚者，都不以陈独秀的学问为然。且不说其它，仅以《文学革命论》为例，便可发现其见识的粗疏。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以境界论词，注重于文学的精神品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以贵族和平民的划分，论说文学，从而有意无意地将社会等级引入了文学批评。由此提出推倒什么和建设什么的三大主义，更是激进有余，审美贫乏。精神在文学中的标高，因为被套上了贵族的罪名，统统归入被推翻之列。须知，陈独秀痛诋的有唐骈体，首推王勃的《滕王阁序》。另外两个罪名则是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陈独秀杜撰出这两个罪名，更有无知无畏之嫌疑。欧洲的文艺复兴，恰好是经由对古希腊文化的回归，以反者道之动的方式达成的。而所谓山林文学的始祖，则是逍遥于江湖的庄子，中国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开创者。难怪毛泽东后来在延安纪念五四运动时，会把陈独秀称作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因为陈独秀诸如《文学革命论》那样的新文化经典，确实含有造反有理的意思在内。至于总司令一说的粗鄙则在于，让人联想到文革时代的王洪文。

     事实上，以陈独秀的精神追求，根本没必要纠缠于贵族和平民的区分。就其个人的秉赋而言，陈独秀的阳刚气质接近于汉末党锢领袖陈蕃，其独立不羁的品格又有类于竹林七贤之首嵇康。坦荡如砥，刚直不阿，临危不惧，视死如归。这样的人物最适合在一个民主政治的环境里，扮演自由话语的角色。或者在危难之际，成为力挽狂澜的英雄。可是一旦卷入政治纷争，尤其置身中国式的阴暗角逐，这类人物必定成为悲剧的主角。普罗米修斯盗火，意在造福人类。而陈独秀的创建共产党，则无意间给中国社会带来一场灾难。从性格品质上说，陈独秀应该是荷马诗史中的人物，诸如赫克托耳，或者阿喀琉斯。但就人文底蕴而言，陈独秀完全茫然于古希腊文化。

     陈独秀在北京街头撒传单的第二年，经由李大钊牵线，与来自共产国际的维经斯基搭上关系，有如浮士德会见梅菲斯特，从此走上不归路。

     陈独秀创建共产党及其以后的政治生涯，就近看无疑是一位文化领袖误入政治歧途的历史悲剧；拉开距离观察，却有如一介书生辗转挣扎于争夺天下之流氓游戏的喜剧故事。其中，既有拒绝刊登毛泽东有关如何拉帮结派的江湖革命经典《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正义在胸，又有与汪精卫比肩发表牧羊人向狼群喊话的那个共同宣言的苦口婆心；更有坐镇上海，模仿列宁，指挥武装起义的煞有介事。比起陈蕃当年与宦官集团挺剑相向，陈独秀在上海那幕抄袭十月革命，形象更为滑稽，结局更为惨烈。若说这是中国式的唐吉诃德作为，陈独秀又根本不认为他是在跟风车作战。及至做了革命失败的头号替罪羊，还不明白个中奥妙何在。刚想表白自己并非右倾机会主义，旋即被人家开除出党。过于阳刚的气质，一旦成为政治领袖，有时难免专横独断，从而流露出旧式家长的作风和做派。直到被人家解除了总书记职务，才想到党内应该有民主。为了争取在党内依然拥有发言权，一不小心趟入了斯大林和托洛斯基之间的混水。出党后在党外立党，结果又重复先前在共产党内党争旧事，又遭托派党开除。等到被人家开除到什么都不是的地步，一转身，被国民党以共产党头目的罪名，抓进大牢。塞万提斯要是知道有这么一个充满喜剧性的故事，没准会放弃《唐吉诃德》的写作。

     站在国民党政府法庭上的陈独秀，充分展示出一位文化领袖的雄辩风采。此刻，既是一无所有的囚徒，又是富可敌国的精神斗士。强烈的反差，把陈独秀铁骨铮铮的形象，衬托得光彩夺目。就生命修炼而言，这正是了悟人生的绝佳时机。无奈陈氏仅止于人格的伟岸，很难跳出马克思主义的条条框框之于一个自由思想者的桎棝。陈独秀可以拒绝来自国民党官府的种种诱惑，也能够认清斯大林主义的专制和残忍本相，但无法从马列主义的精神监禁中成功逃脱。重床叠架的概念、主义和教条，置身事外观看，有如一所监狱；投身其中，又很像一个思想的游乐场所；乐趣无穷，快感迭起。以陈独秀在文化上的敏锐，足以蔑视同时代的所有思想对手，却走不出马克思编织的乌托邦幻觉。这也是所有共产党人的共同悲惨：一旦精神吸毒上瘾，就可能终身囚禁于马列主义框框。好在陈独秀毕竟是从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起步的新文化领袖，依然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框架里，铿锵有力地写出反思和批判共产革命的文字：

     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不幸十月革命以来轻率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这种荒谬的观点，随着十月革命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界。

     无产阶级民主……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

     陈独秀晚年之于十月革命和斯大林专制的批判，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无疑是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但是就人类精神财富而言，其价值并不高于陈氏在凄风苦雨人生中写下的那些古体诗和书法墨迹。

     陈独秀在政治上的天真，贯穿整个人生。即便晚年出狱之后，依然像当初刚刚迷上马列主义一般烂漫：什么样的诱惑都能拒绝，偏偏放不下亲手创建的共产党，居然想去延安！真有一股子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劲头。至于这份对党的思恋所得到的回应，可说是流氓得不能再流氓。毛泽东先是让人向陈氏提出三个根本不可能接受的条件，然后毛泽东又让其政治打手康生出面，在报纸上造谣诬蔑陈独秀是拿了日本津贴的汉奸。把陈独秀彻底搞臭之后，毛泽东才假惺惺地在纪念五四时说了句，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而陈独秀却一点都看不懂自己被人玩弄于什么样的政治把戏，傻乎乎地对逃出延安后向他建议组建第三党的张国焘说：我们再搞，能搞得比毛泽东现在搞的要好？同样的意思，假如陈独秀能够如此表达：难道你我能比毛泽东更流氓？说明他真正开悟了。可惜陈独秀根本悟不出。倘若要说悲剧，此乃陈氏最为悲剧之处。

     比起陈独秀矢志改造社会的胡天胡帝，胡适之在政治上从来没有糊涂过。最理想主义的也不过是提出过好政府主义的主张，而最清醒的则是，在《新月》上发表《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等文；更为清醒的是，面对西安事变，义正词严地写了《张学良的叛国》一文。胡适之确实比陈独秀更明白，什么叫做民主政治。陈独秀转向后一度遗弃的自由主义立场，在胡适之则是始终坚持到底。相对于中国古典的自由主义传统，胡适之开创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传统：不再以逍遥见长，而是诉诸人权、诉诸言论自由、诉诸舆论监督、诉诸人生而平等的价值理念。作为一个留学生，胡适并不如何出色，更谈不上对欧美世界产生过什么影响。但作为一个把西方自由民主理念如同普罗米修斯盗火一般引入中国的始作俑者，胡适之于华夏民族的贡献，不下于杰斐逊之于创建美国的业绩。

     在上海出生的徽州人氏胡适之，在美国的纽约写出《文学改良刍议》，然后在北京的北大及其《新青年》杂志上开辟一个全新的人文时代。地域上的转换，意味着文化背景的丰富多彩。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现代文明城市；徽州的徽商传统里，既有商业文明的因素，又有儒家原教旨意义上的人文涵养；纽约，又是美国首屈一指的城市，哥伦比亚大学跻身美国的顶尖学府。在安徽读过私塾，在上海进过学堂，在美国完成高等教育，最后在北京开花结果。得天独厚，水到渠成。上苍对胡适之不薄，胡适之也没有辜负冥冥之中的期望。

     要说个人资质，胡适之并非聪明绝顶；要说悟性，胡适之一辈子都不曾弄懂过什么叫作渐悟，什么叫做顿悟；要说才气，胡适之绝对没有庄子的飘逸，或者王勃的光芒四射；要说学问高深，比起王国维无疑是相距甚远；要说深刻犀利，比不上同时代的周树人周作人；要说胸怀大志，又有逊于挚友陈独秀。资质平平的胡适之，借用一句中国旧式俚语，乃是一位文化福将。胡适之的鲁钝，胡适之的精彩，全都在于，从不超凡出俗。胡适之的性格特征乃是：实实在在。胡适之的惊人之处在于：从来没有丧失过常识。倘若可以用法国荒诞派戏剧《犀牛》作一个比方，那么，在所有人竞相发疯的时候，胡适之肯定是最后剩下的那个不会变成疯牛的人。

     当陈独秀跑出北大、疯疯颠颠地创建共产党的时候，胡适之埋头书斋，做出了接二连三的文化建树。继白话文的开创之后，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将科学性甚强的现代学术方法引入中国思想史研究，被蔡元培誉之为中国第一部新的哲学史。《实验主义》、以及《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等文章，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确立了自由主义和实验派的地位。《“红楼梦”考证》，首次将小说纳入学术研究，就此终结“索引派”的旧红学，开创“考据派”的新红学。《中国禅宗史》，使之成为禅宗研究第一人；此著认真详细地考据了禅宗的流变，以实应虚，得以妙趣横生，即便失误也有趣。《水经注》研究，推翻了学界“几成定献”的戴震抄袭冤案。《戴东原的哲学》，揭示出戴氏思想的反理学立场，成为研究清代思想史的石破天惊之作。最为值得一提的，乃是他籍以有关人权和宪政的一系列文章，以《新月》杂志为基地，树起中国自由主义大旗，直言不讳地批判专制独裁，向往英美式的宪政民主，由此凝聚起一大批自由主义文化人，连同一群诗意盎然的“新月派”文学家。这是继陈独秀的共产革命失败之后，胡适之跷径独辟地创建出的一片自由主义文化景观。

     与陈独秀在文化上的粗疏相应，胡适之于新文化的学术贡献，也同样是名符其实的草创。虽然任何开拓，草率和粗糙在所难免，但草创者一旦被看作权威，那么也会造成后人那种让胡适之自己都讨厌的盲目崇拜。胡适之在诗歌、小说、戏剧、乃至白话文倡言上的草创性，可谓一目了然。谁也不会把胡适之的《尝试集》看作伟大诗篇，不会把《一个问题》当作小说经典，不会把《终身大事》视为戏剧颠峰；即便是《文学改良刍议》，也有不少可以商榷之处。但胡适之在学术上的草创，对以后的中国学界，却另成一种框框。且不说新红学的泛滥成灾，即便是胡适之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的实话实说，也会被后人奉为圭臬。胡适之说中国古代哲学大家，唯有孔子的生平事迹为人知晓，后来的新儒家牟宗三在论及中国哲学史时，断然认定，中国哲学，“只能从孔子开始”。虽然牟宗三并非全然以胡适之的论说为据，但牟宗三不无夸张的尊孔却比胡适之的平实作论还要离题万里。

     有关如何论说中国哲学史或者中国思想史，陈寅恪提出过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则。陈氏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如此写道：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谐，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庸廓之论。

     陈寅恪在后文中所云“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可能针对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尤其是谈及墨学研究，毫不讳言地锋芒直指整理国故的倡导者。但陈寅恪上述这番话，却是平心之论，普适之则。这一准则说高不高，说低不低，然真正能够抵达者，实在寥寥。能够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者，已经难得；更何况还要能够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但假如达不到这样的境界，写出来的哲学史难免经不起推敲。尊孔如牟宗三者，会夸大孔子的思想。即便是为陈寅恪所首肯的冯友兰著述《中国哲学史》，也同样茫然于先秦哲人在思想和精神上的来龙去脉。陈寅恪写下这样的准则，妙处在于，立了一个尽在不言之中的标准。按照这样的准则，即便审查者无所挑剔，被审查的史著究竟有多少份量，读者也自然能够读出自己的感受。陈氏准则更为精妙之处在于，即便是陈寅恪本人，假如写一部《中国哲学史》的话，也得受到相同的衡量。

     撇开有关胡适之和冯友兰两位中国哲学史著述的高低评说，因为陈寅恪本人，也未必能够神游冥想到与古人相同的境界；平心而论，中国哲学史，或者中国思想史的著述论说，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自先秦以降，中国两千多年的思想文化，几乎原地踏步。以王国维的学术根底，最远抵达到商周之交的洞见。而以陈寅恪的历史眼光，能够籍东晋王导的政治方式看出老子的无为而治，但并没有深入到中国文化最为核心的构成里。胡适之以老子开篇也罢，牟宗三从孔子说起也罢，多多少少都是隔雾看花。中国的思想史，可以分作神似和形同两种不同的追溯方式。倘若以神似为重，亦即从一个民族的灵魂说起，那么《山海经》乃是理所当然的开篇。这就好比追溯西方文化的起源，很难绕过《圣经》。倘若注重形同的历史，那么应该从河图洛书说起，从易卦的演化，发掘中国文化的缘起和最初的流变。在先秦之前，中国文化有一个很长的无言时期。无言，并非无可言说，而是一说便俗。中国上古的贤哲，通常将精神的最高境界诉诸无言。在西方哲学直到维特根斯坦方才领悟的无言境界，却是中国思想家最初的源头。中国文化的初始形态，乃是大音希声的无言文化。这段很长的无言历史，见诸贤哲们偶尔的言说。诸如箕子的《洪范九畴》，或者老子的《道德经》。

     解读老子《道德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便是商周之交所造成的历史语境。胡适之从老子讲起，远比牟宗三有见识。但胡适之不知道讲说老子必须联系商周之交的历史。不要说胡适之不知道，自从老子《道德经》问世以后，几乎没人想到过这部著作跟商周之交有什么关系。这也是造成牟宗三振振有词的根本原因。牟氏认为，他之所以从孔子说起，是因为“从孔子才开始对尧舜夏商周三代文化有一个反省”。牟宗三根本不知道，老子《道德经》的语境，恰好就是对尧舜夏商周三代文化的反省。牟宗三更加不知道的乃是，孔子的思想，与其说是反省，不如说是承继，承继了周公姬旦的尊尊亲亲，承继了周文王姬昌的《周易》卦辞之于天人感应意义上的有序化努力。而牟宗三的茫然之处，也是胡适之的盲点所在，更是二千多年中国思想者的桎棝所在。

     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被诉诸激昂的反孔姿态，但在骨子里却只触动了传统文化的皮毛，根本不曾深入到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里面。陈寅恪对胡适之的冷眼相向，并非没有道理。然而，就墨学向胡适之发难，却并没有击中其要害。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里最搞笑的，乃是论述老子。尤其把老子称作革命家一说，过于信口开河。须知，仅就老子的政治思想而言，就可以看出，老子是与汤武革命对立的思想家。胡适能够把老子作为开篇，已经相当忠实历史了。至于能否理解老子，很难勉强胡适。因为老子《道德经》问世以后的两千多年，几乎没见到过真正理解老子的文字。后人之于老子的阅读，基本上都追随韩非子的《解老》、《喻老》。胡适不以韩非子的立场解读老子，已经算是难能可贵。至于胡适之的论墨，倒是颇有见地。从墨家联系到西方的基督教，并非胡说臆想，而是读出了墨家的特征。墨家不仅与基督教有相类似之处，与佛教传入中国后派生的净土宗，也有些相像。墨家，基督教，净土宗的相像在于，都是底层社会或者基于底层社会的信仰，并且都以敬畏之心自律，以世俗方式存在。相对于基督教的世俗性，大乘佛教超凡出俗，释氏门下的弟子，大都是富贵之人。相对于净土宗的大众化，禅宗成为士大夫的选择，并且也确实在文人雅士中产生深远影响。同样道理，老子庄子高耸入云，一般庶民难以接近。相反，墨家却脚踏实地，平易近人，所以会从中产生侠义群体。中国古代侠客，是黎民百姓的精神标高。但墨家没有像基督教那样，形成教会政治体系，所以于后世的影响远不如基督教那么巨大。陈寅恪对胡适之在论说墨家上的针贬，在学术上也许成立，但在思想上未必有理。

     胡适之在学问和思想上的致命弱项，乃是审美能力的贫乏。从胡适之草创性十足的《尝试集》、《一个问题》、《终身大事》的难以卒读，可以看出其文学感觉之差，文字能力之弱。审美感觉苍白如斯，当然无法品味《红楼梦》的人文意味和艺术境界。于是，胡适之只好以猪八戒吃西瓜的方式，转而考据《红楼梦》的版本，作者的身世，曹氏家族的来龙去脉。如此一来，西瓜好看不好看根本不重要了，吃在嘴里甜不甜才是主要的。笨人自有笨人的享受办法，并且还享受得让人难以挑剔。这可能是胡适之的最为可爱之处，也是鲁迅面对胡氏会自然而然产生优越感的原因所在。鲁迅文学感觉远在胡适之上，其小说成就与胡适创作乃天壤之别。鲁迅调侃王国维的话，理当转给胡适之：老实得像火腿。胡适之的文学感觉，确实有如硬梆梆的火腿。当然，也可以说，很实在。

     胡适之以这样的实在品性，勇敢无畏地一头扑进禅宗研究，就算对神明有所亵渎，也不会遭到责难。因为胡适之的初衷是善意的，研究是诚实的。这跟红卫兵砸破慧能六祖的真身，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更不用说，胡适之的禅宗研究，确实颇有建树。就算中国人不当回事，日本学者也会佩服得五体投地。胡适之并不笃信佛祖，更无参禅本事；但诚实，也是一种通向神明的法门。正如南禅北禅的区分，只对学问家有意义，于禅修本身并无多大帮助；顿悟渐悟的高低，也是见仁见智，随遇而安，随缘而知。至于历史上是否真有慧能其人，更可谓明白的无须赘言，不明白的说了也白说。老子早就有言：道可道，非常道。既然如此，那么胡适之把不可言说的禅宗诉诸实在的考据，明摆着不是参禅悟禅，又何必认真计较？再说，禅宗被如此研究，也是一种发扬广大。相信慧能不会在意，佛祖当然更是一笑了之。倘若胡适之以这样的求证方式去考据耶稣的真假，或许会激起基督徒的愤怒；但追究禅宗大师的踪迹，不会产生亵渎嫌疑。因为十字架上的基督是有形的，而禅宗的禅意是无形的。以有形对有形会犯冲，以有形对无形宛如细流入海，水滴蒸发成空气。胡适与六祖，相看两不厌。

     胡适之最为得心应手的，应该是撰写自由主义的政论。诸如矛头直指政府当局的《人权与约法》，质疑孙文军政训政宪政说的《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非议孙文行易知难说的《知难，行亦不易》，等等。胡适之的这一系列政论文章，不仅让专制政府十分尴尬，也揭穿了孙文挂羊头卖狗肉、以民主名义行专制独裁之实的真实面目。胡适之在政治上的敏锐，不仅为陈独秀望尘莫及，也让视自己杂文为匕首投枪的鲁迅相形失色。鲁迅批评起同类，或者说文化人，极尽刻薄之能事。真要他直面政府的专制和独裁，鲁迅皇顾左右而言他。鲁迅直面专制时的世故，恰好反衬出胡适的不畏强权和强暴。同样的置身于知识分子群体，鲁迅的尖酸刻薄，又对照出胡适的温文尔雅和宽容谦让。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言，胡适既是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又是最为可爱的凡夫俗子。

     胡适之的这类自由主义政论，也成为后来毛泽东专制的鲜明对照。毛泽东为什么甫定天下就忙不迭地批判胡适？其根本原因在于，既无法面对胡适的自由主义政论，又难以直面胡适自由主义得以立足的生存环境。胡适在《人权与约法》中指名道姓地指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过出声警告而已，蒋介石后来还不记前嫌地请胡适担任驻美大使。但胡适的《人权与约法》要是写在毛泽东时代，并且矛头直指毛泽东和共产党政府，还能做驻外大使么？恐怕只能跟林昭做难友了。至于胡适在文中为之仗义执言的安徽大学教授刘文典，公开冲撞了蒋介石，也不过坐了几天班房而已。此事了结后，刘文典教授照当，脾气依旧。刘教授身后，不仅站着胡适那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不畏强权的个性，也让业师章太炎对他夸奖不已。这与其说是蒋介石专制比较软弱，不如说是新文化运动滋生的自由主义思潮，汹涌澎湃。而胡适之，乃是这股思潮的中流砥柱。

     五四新文化运动，胡适之和陈独秀乃是双峰并峙的两大领袖。他们在学问上和思想上，并非是作足了充分的准备进入创建新文化的，而是一面开辟，一面自我完善。彼此都有各自的幼稚，彼此又一起激进过。但他们之于中国文化的贡献，不下于曾国藩李鸿章们之于中国社会现代化所立的功德。他们共同打破了一个非常可悲的局面：自先秦以来，中国人的思想没有任何长进，始终在原地踏步。作为革命家，陈独秀过于天真烂漫；作为学问家，胡适之不过笨鸟先飞；作为思想家，他们都是在依哑学语，蹒跚学步。但中国文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性转折，就因为他们的这番折腾而赫然达成。不管后来的历史如何倒退，不管后来的文化如何被毛泽东推入濒临毁灭的绝境，陈独秀和胡适之开创的文化新时代，始终以其蓬勃而顽强的生命力，绵绵不断地存活的中国人前赴后继的努力之中。未来的中国现代文化，无论辉煌到什么程度，都可以追溯到这两位先驱者的草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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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之误：严复与新文化运动的歧路

2019-04-23T17:36:00.000+08:00

     来源：FT中文网

      “接到汝二十二日之信。中述唐校学生起哄，及汝捐钱五元（以此受人扬誉极不相宜），并结团抵制日货等事，吾心深为不悦。如此等事，断断非十五六岁学生如吾儿，所当问也······北京章、曹或亦有罪，而学生横厉如此，谁复敢立异？而正理从此不可见矣！” ——1919年6月，《严复致参严璿书》


     一、严复作为新文化的先驱，并非思想史家的私见

     自1915年涉入帝制复辟被“护国军”通缉以来，严复的哮喘宿疾发作，避开北京和它的严冬，开始成为常态。由天津而福州，1919春在上海的疗效最佳，使他有了终老沪上的想法。此时，四子严璿（1904-？）来函中唐山“五四运动”的消息，无异于政敌重现“目”前，严复的反应可想而知。但无论如何，这家书总令人不由自主地想起，巴金笔下软禁参加学运的爱孙“觉慧”的“高老太爷”！

     这样的联想，当然是令人尴尬而震惊的。李泽厚先生曾如此论及严复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于学术则罢黜伪以存真，于邢政则屈私以为公”，一从“自然科学方法”，一从“民主政治制度”，探求西方强盛之秘，“其实也就是五四提出来的德先生与赛先生——科学与民主”（《论严复》）。虽微觉论证过急，但证诸五四人物传记中对“进化论”的振聋发聩之感，及其所思、所言与严复甲午败后《直报》五论（《论世变之亟》等）的难分彼此，即知严复作为新文化的先驱，并非思想史家的私见。

     但，从“思想史与生活史的交集”的观点（王汎森语）看，家书中严复那样的疾言厉色，却正是其暮年思想世界的投影——“学生横厉如此，正理从此不可见矣”那样严峻的判辞，更令人深感其与新文化理想之间的暌违与对立。尽管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我们不难同意“转型时代”（1895-1925，张灏语）的思想人物，“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洵属正常；何况晚清民初的海桑巨变，正是“古、今”的变迁位移？

     事实上，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早已指出，严复对西方文明“集体强力”（collective energy）与“公德心”（civic/public spirit）的“发明”，足以会通其前后思想的逻辑，因此认为所谓“前期激进，后期保守（反动）”的“两个严复”并不存在（《寻求富强》）。

     然而，在民初政治的激流中推波助澜、欲使“天下复定于专制”（《与熊纯如书》）的严复，与不惜代价翻译《法意》，力陈“专制之治所以百无一可”的严复，却显然处于不同的领域，拥有不同的逻辑。难道五四所追求的“德、赛”二先生，岂是由二十四年前、甲午败后的严复所召唤的“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而来？难道名满天下的“西学圣人”，此刻已成为自己的敌人？与其遗憾严复与自由珍宝的交臂错失，不如回到歧路的起点。

     与通常看法不同，我们不认为严复只是坐而论道的翻译家，而是“以言行事”的思想家。这从他自拟的书房联语——“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中已可见一斑。而民初十年，则是严复先生因罕见的人际渊源，致身顶层政治的成功时期。

     辛亥鼎革，严复即因与袁公世凯“相交垂三十年”，而南军首领黎元洪为其北洋水师学堂弟子的关系，出任“南北和谈”代表；民国肇建，则先后荣膺北京大学校长、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1912.9），历任“约法会议”议员（1914.1）、参政院参政（1914.5）及“中华民国宪法起草委员”（1915.7）等职。六年之间，不仅襄助通过《中华民国约法》、《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列名旨在恢复帝制的“筹安会”（1915.8）；尤有甚者，每当袁氏频遭物议之时，作为“王者之师”的严复先生，则挺身而出、曲为之辩。

     学界目前掌握的资料，除已公布的巨量私人信函，长期湮没的《论国民责望政府不宜过深》、《砭时》、《宪法刍议》等文也已发现，其中对“威权政治”、“政治强人”在中国之必然性的推重与露骨的媚袁之论，不仅使严复先生“误为利用”的自辩，隙漏迭出，也使其助成袁氏横逆的情实，无所遁形。

     中国现代史的读者皆知，作为对民国政治/文化“总体危机”的回应，新文化及其主流在近三十年来一直被称为“激进主义”，而包括严复在内对五四、新文化的批判，则被揄扬为“文化保守主义”。本文没有篇幅来展开这一问题的思想史背景，但民初政治困境与严复所代表的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的深刻关联，则为重新厘定这一现代思想的重大论断，提出了新的要求与可能。

     二、相较于对文人“媚骨”的叹惜，我们却对严复在“新生婴儿”与“老大腰脚”之间的抉择，更加不安

     1912年11月，沙俄与以活佛为代表的库伦“外蒙”政权（实并不存在），趁民国初开，立足未稳，私定《俄蒙协约》，侵犯中国主权，而政府应对无方，举国震动，抗议不断。严复先生则挺身为袁氏辩护，两周内相继在《平报》连载《论国民责望政府不宜过深》、《砭时》二文。这是严复先生辛亥以来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文字。

     前文开篇即以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民智弥浅，则希望弥奢，其责上也弥重”为据，批评甲午以来民间对政府的苛责与逼迫：

     "······法政精义，起于自救：政治者，民生所托以为苦、乐、死、生者也；使为政者果致民于不可生，则其势必至于自救。此公理也。······道咸以降，凡与外国交绥，殆无往而不失败，国民深愤至疾，固亦其宜；然宜知：此不仅君之过也，民亦有焉！"——《<严复集>补编》

     在这里，严复先生引用了他最喜援引的斯宾塞有关“浅演”与“深演”论断：“凡浅演社会之所有者，皆深演社会所旧经者也”，意即一切“浅演”社会所经历的，皆为“深演”社会所已经历的。他认为，国民不能自强/自救，与政府“平分其过”，就只是一个“民智弥浅”的民族的表现。文中也包含了他对民族主义一贯的激烈批判：库伦今日之事，不正是当年“主于种族之说”的反满诸公所致么？

     “外蒙”事件爆发之初，孙中山就表示愿亲赴东京，促成中日同盟，与沙俄一战；而身为国民党魁首的宋教仁，也宣布欲自己出使，联合日本。这使与日本素不相得的袁大总统，陷入了国民党将联日不利于自己的恐慌，而自己拟派的特使则被日本拒绝。严复先生的出马，并非无故。

     然而，国难如火之际，严复却急于攻击政敌，尤其是五年前做《社会通铨商兑》，驳斥“宗法社会”（patriarchal society）概念不适用于中国历史的章太炎。严复先生究竟是不知他此刻正以“东三省筹边使”之身，踏冰戴雪、奔赴前线？还是要一洗自己的“中学”被戟指为“时文滥调、断片俗史”的前耻？

     《论国民责望政府不宜过深》一文发现后，文章结尾处的“不佞最爱大总统袁先生之言曰：往者吾为老大帝国；乃今而为新生之民国。顾前虽老大腰脚，虽病尚能行也，特不良耳；今之新生婴儿，吾不知其几何时而能行也？”则令礼赞先生“保守主义智慧”的论者，也不能不表遗憾。

     只是，相较于对文人“媚骨”的惋惜，我们却对这在“新生婴儿”与“老大腰脚”之间自负的选择，更加不安：为了王者自身一时的利益，严复竟不仅放弃了未来，也放弃了理性：放弃共和政体，以彻底消除一切对“袁公”的掣肘。

     事实上，继刊的《砭时》，仍是满篇对共和政体的质疑，理由也仍是国家、民族程度不足的“现实”：“（今者）所谓共和、幸福，均未见也，而险象转以环生，视晚清时代若尤烈：民穷为盗，兵变时闻京外，公、私扫地赤立······”（《<严复集>补编》）

     三、严复对民初政治失败的思想责任，从未清晰；其以真理示人的“威权主义”，却已成为中国现代思想的歧途

     但问题是，按照严复先生对章太炎“种族主义”的批评，这不正是自相矛盾的吗？

     因为，如果“种族”只是“宗法社会”区别人我、团结族群的“合群”之道，不合于“军国社会”（modern / political society，现代社会/政治社会）以“国民”责任与权利为号召的合群之道，那么，鼓舞共和政治精神、落实国民政治权利，才是“共和时代”的当务之急啊！为什么《平报》诸文，却无一不在强调中国仍处于“宗法社会”的“现实国情”？

     我坚信，对一切无言者，都有必须采用最强烈的辩护立场。所以，我们不想直接使用严复在《与熊纯如书》那样私下的坦率直言，如“终觉共和政体，非吾种所宜”（1913年）等。但我们却不能不问：是什么让一个对中国近乎无知的政治学者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判词，在经反复驳难之后，仍有若纶音，绕梁不去？

     1913年以来，严复从3月开始、分六次刊出的《说党》，指责民初能了解现代政治含义的党员极少，政党不过是一种政客的生业，“党利恒先于国利”，故政党并非“佳物”且“极危险”；而在5月，竟又刊发《论国会议员须有士君子之风》，以所谓民国“由专制越宪政而直成于民主”为由，要求议员具有“专制时代”的“士君子之行”，怒骂他们只是神经不正常的“狼疾人”（神经病人），“必有外禁之力加之······”

     读中国现代史者无人不知，其时，力主国会多数党组成内阁的宋教仁，被袁大总统支配的“外禁之力”击杀在沪上车站（1913年3月）；在随之而起的“二次革命”的酝酿中，最重要的抗争则莫过于国会：超过半数的国民党员如联合他党提出弹劾，不提名因暗杀而名誉尽失的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人选，袁将于三年前陷入癫狂。一代学人，竟企图以民初仍为“宗法社会”的理论制造夜色，掩护君王作舆论突围，又岂能不自取其辱？

     我们当然不想枉屈严复先生真正的“王师”事业：参与“筹安会”献策。不料，袁公称帝失败，一代学人于风烛残年之际，声名扫地。为洗奇耻，严复曾留与门人弟子大量私函，力言情非得已。然而，读同为近年重现的《宪法刍议》（1913年4-5月）长文，见其为赋予大总统否决权限，不惜交错选用各国成宪中有利于“袁公”者而拉杂失伦，即知天机早泄，实在辩无可辩。

     然而，惋惜严先生个人政治生涯的失败，完全不是本文的兴趣所在。真正令我们叹息的是，在感慨民初公共生活世界的匮乏与严复“公民勇气”缺如的同时，步其后尘者却络绎不绝，甚至出现了为免引发秩序危机，不得不采行“威权政治”与“开明专制”的左、右翼“保守主义”的潮流——近年这更被冠以“审慎的德性与现实的智慧”的哲学赞辞！

     因而，我们不能不说，严复对民初政治失败负有的思想责任，从未清晰；其以科学真理示人的“威权主义”，更已成为中国现代思想的歧途。本文虽无法完全证成这一结论，却可以聚焦严复自身思想的内在限制，指出歧途的根源所在。

     四、没有“善/好”的标准与“正义”的前提，无论如何，也无法构成一种伦理学或政治哲学

     以堪称严复思想定论的《政治讲义》（1905）为据：

     “一切“浅演”社会将经历的，都不过是一个“深演”社会已经历者；而人类由草昧洪荒进入文明时代的过程，无不须经“神权、宗法、军国”三个阶段。每一阶段的进化，虽然“天事、人功”交互为用，实则由“天运”自然之力主导，虽然在速度上“有迟速之异”，而在阶段上，却没有“超（越）跃（进）”的可能。”

     但在严复的细按详审之下，中国社会却仍然处于“宗法社会”与“军国社会”的交错阶段，而且是“七分宗法，三分军国”！

     按他的诠释，“七分宗法”也就是仍在东周“封建时代”的末期；“三分军国”则不过是在秦汉时代的初期，远未届入“工业社会”的当下阶段。将秦汉王朝等同于民族-国家，当然只能是滑稽突梯，贻笑大方。章太炎当年的拍案而起，即因这一对中国历史的剪裁，夤缘时会，太过随意。

     但严复却坚持如故，并断言：中国之政治只能与这一“宗法时代”的民情相应，“与民群天演之浅、深相得”；而尤为紧要者，又莫过于“能者当事”，“迎其机而导之”！

     “天演阶段论”，已俨然成为一代“西学圣人”所启示的文明铁律。

     有关中国社会性质及其当下所处的阶段，在百年来的每一个苍黄时分，都引发论战。“四千年宗法社会”的判词，作为最先出现的论断，影响中国社会政治既深且巨，由五四以来左、右两翼的奉行不衰，即可见出，不必申论。然而，这一与普遍信仰（universal belief）完全同构的“天演阶段论铁律”，直接将人类社会的演化降低为纯粹受动的生物演化过程，完全取消了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其所标举的“生存”、“竞争”，与盲目的生命冲动，并无区别；其所谓“群”实亦无法维持哪怕是较长久的存在，更遑论推展出无止境的阶段性进步。

     以严复所宗的斯宾塞而言，后者以“个体幸福”为进化动力和目标，实已意识到“进化阶段论”的困境，却因错误地将个体作为“社会有机体”的细胞，与社会“整体进化”结果的反映，故只能以“适应”（adaptiveness）与否作为善/好（goodness）的标准与正义（justice）的前提。

     但“事实”不同于“价值”：后来的、新的事实，更不意味着更优越的价值。对“德力、智力、体力”最适应者的肯定，也只表明对“energy of faculty”（能人）的偏爱，而无视了他们与“有机整体”的社会的必然对立。

     因而，在赫胥黎（T. Huxley）和西季威克（H. Sidgwick）看来——这是严氏同样了解的——斯宾塞之论，无论如何，也无法构成一种伦理学或政治哲学！而不过突显了将“人类文明”史混同于“自然进化”史的悲哀。

     但这对深锁在自然的铁律里，以维持强者的秩序为职，却以“忠孝”发扬“国性”、以治愈民众之“愚”为志的“癒壄老人”和他的同道们，又是怎样的悲哀呢？在百年之后，我们又该怎样面对他们从西方找到的“真理”？

     我不能不想起，据说是严复化名“地雷”所作的《极端语》中，对学说与观念的灾祸之感慨来：

     “地雷曰：甚矣，学说之可畏也。世运之升降，人类之惨舒，视其时之极端语而可知······积骸成莽，喋血为渠，大抵皆数学说为之耳。”（1917年3月《公言报》）

     尽管严先生仍未列明那些经他而发达的极端之语，但这一刻的悔悟中，也许正可窥见，那与我们交臂错失的、文明的珍宝。

     谨以此文纪念百年来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先行者。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王昉 fang.wang@ftchinese.com）

【新闻看点】担心“消失” 90后李家宝仍敢跟中共叫板

2019-04-23T17:26:00.000+08:00

在台湾求学的90后大陆交换生李家宝，公开向中共发起了挑战。（推特）

【大纪元2019年04月23日讯】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沐阳。

日子一天一天在逼近，正在台湾嘉南药理大学求学的大陆学生李家宝，7月2日签证要到期了。还没正式提出长期居留申请的他，4月19日向《镜周刊》投书《在我被消失之前》，说出了最后85天当中，自己想做的事。

他直言回大陆被关“肯定是出不来了”，因此向“担心害怕”的爸爸妈妈道歉。不过他认为，“人活着要有意义”，不想在中国大陆“像个行尸走肉”一样地苟且偷生。

在即将离开台湾的短暂时间当中，李家宝仍然公开向中共叫板。这种勇气很令人敬佩，但也让不少人为他捏一把汗，不知道他未来的命运会是怎么样。不过台湾方面已经与李家宝进行了会面，除了表达关心，也表示会随时“提供服务”。
直批中共独裁
在这篇文章中，李家宝介绍了自己的一些情况。在推特直播批评中共独裁后，他的QQ、微信、淘宝、支付宝等大陆通讯软件都被注销了，“等于是在中国网络上不存在”。
直播当晚，他的父亲在信息中问他“是不是被利用了”，还要他把“以前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删掉”。他问爸爸是不是受到了威胁，但是他的账号随后就被注销了，父母的电话至今都打不通。
李家宝在文中表示，网友在微信责骂“‘大撒币’就被关了22个月”，自己这个是“寻衅滋事罪、反革命罪”，如果被关进去，“肯定是出不来了”。
李家宝是在一个月之前进行的推特直播。他在3月11日的直播中，痛批中共极权体制正持续压迫人民，“比辛亥革命前”更黑暗。他直指中共迫害上百万法轮功学员和709案中的维权律师，也杀害了许多“六四天安门事件”中的大学生。他说现在中国人渴望得到自由，他认为目前“中共大限已至”。
他在随后的台湾电视节目中也表示，中共在高压政策下“一定会垮台”。他说自己站出来反对中共，是做好了“必死的决心”，但他还是希望台湾政府能对他进行政治庇护。
失去父母联系受威胁
直播以后，由于失去父母的联系，他也失去了经济上的来源。唯一能联系上的姑姑也不敢多说什么，让他“自己想”，并转述了地方执法人员的意思。说他的案子，已经由中共国安部、公安部和教育部直接下令办理。
此外，他还陆续收到了死亡威胁，曾有一个江苏江阴市自称“陈焱”的男子，给他发来的讯息是“我等着亲手杀掉你这个垃圾”。
前不久他向媒体表述了自己站出来反对中共的理由。他称自己也是中共体制下的“半个受害者”，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爷爷奶奶，每天在不听党的话就要被批斗致死的压力之下，使他他们都变成了对中共“言听计从”的一代人。
而他自己也从小就接受长辈的教育，要他“听党话，跟党走”。可是他发现，中共所称的“美好社会”只是“谎言和假象”。中共描述的那种生活，只存在于中共“金字塔顶层”，也就是掌控中国经济的红二代们。
极权体制下“人吃人”环境
他认为大多数中国人，都是生活在极权体制下那种奸诈狡猾的“人吃人”环境。特别是近年发生的毒奶粉、假疫苗事件等等，让许多还没来得及感受生命美好的孩子们失去了生命。血淋淋的事实，唤起了他的“基本同理心”，让他开始关注中国现状。普通人做的很好，也没有办法公平获取，“这既可悲又可怜”。他说，“我孩子未来所生活的国家，不应该是这样子”。
他在文章里表示，父母是文化阶层，作为独生子，他小时候是“三好学生”，听爸爸妈妈的话，听老师的话，“听共产党的话”。但是十二三岁的时候，他通过翻墙软件看到了墙外的世界，特别是了解了“八九六四”的真相，才知道“原来共产党都在骗人”。
当离开了污染与监控的中国，去年第一次来到台湾，他感受到了自由与放松。第一天是下雨天，感觉空气很清新，让他想到了“自由的空气”。尽管机场附近也有很多化工厂，但是跟他的家乡山东“伸手不见五指”的大阴霾相比，还是“好太多了”。
第一次去中正纪念堂参加转型正义的座谈，当时心跳得很快。他担心会被人“请喝茶”，但什么事都没有。
还有很多让他感觉放松的地方，比如搭火车，不用再瞻前顾后。不用双臂抱紧自己的包包，不用担心被偷、被抢。不像在中国，人与人之间随时可能发生冲突，干什么事“都要比力气”。

中共党文化灌输失败

李家宝作为一个90后，能说这些，这种勇气着实令人敬佩。

时事评论员袁斌认为，李家宝的现象说明，中共几十年的党文化灌输失败了，年轻人并没有完全听信它的谎言欺骗。当接触到真相，中共的谎言立刻就会不攻自破，这是中共最为恐惧的。

袁斌指出，李家宝的精神非常可敬，但是面对疯狂至极的中共暴政，他的未来也很令人担心，因为毕竟面对的是一个最流氓、最邪恶的政党。捅了中共的马蜂窝，中共能轻易放过他吗？所以袁斌希望台湾政府能对李家宝进行政治庇护，使他免遭中共毒手。
好的，感谢您关注新闻看点，再会。

大纪元《新闻看点》制作组 #
责任编辑：李昊

英国拍“六四”题材剧集华裔女星梁佩诗参演

2019-04-23T17:22:00.001+08:00

2016年11月17日，美国《时代杂志》发布百张最有影响力新闻照片，其中包括“六四”
事件时王维林挡坦克照。（全球纪念六四委员会）

【大纪元2019年04月23日讯】（大纪元记者佟亦加综合报导）英国电视台“Channel 4”近期推出一部以六四事件为题材的剧集《Chimerica》。该剧不仅标注“改编自真实事件”，而且中间还穿插许多“六四”事件的历史画面，严正挑战中共敏感神经。曾在《哈利波特》中饰演“张秋”一角的华裔女星梁佩诗（Katie Liu）参演该剧。

今年是“六四”事件30周年，英国戏剧界以剧作纪念这段不该抹去、不敢忘记的历史时刻。英国电视台Channel 4日前开始播出的新剧《Chimerica》，4月17日已播出第一集，一连四集将以“六四”事件为背景延展故事。

该剧集开播即强调“改编自真实事件”，首集的剧情即直奔正题，讲述摄影记者Lee Berger饰演的摄影师韦德纳（Jeff Widener）代表美联社到北京采访时，拍摄到后来被誉为“坦克人”（Tank Man）的王维林以肉身挡坦克的惊心动魄的一幕。

剧情接着描述，主角摄影师在冒死将照片带回美国并一举成名后，因被指控窜改照片，在时隔多年后又踏上寻找真相之路。他决心在北京找出“坦克人”，并以此告知全世界，中共是如何残暴地屠戮自己的人民。过程中，他与跟踪他的中共公安斗智斗勇。
该剧的故事改编自舞台剧，同名舞台剧曾在2014年获英国戏剧最高奖奥利弗奖（Olivier Awards）的最佳新剧等五项大奖，并在美国巡回演出，深获好评。
英国《太阳报》（The Sun）披露的演员阵容显示，在《哈利波特》（ Harry Potter）中饰演“张秋”一角的华裔女星梁佩诗参演剧集。
剧中除了“六四”事件，还提及雾霾和空气污染、监听、市民罢工、军人开枪、新闻自由、人权等议题，处处碰触中共死穴。

英国免费报纸《Evening Standard》日前以“坦克人”经典照片，刊登该剧集的跨版广告。预告片显示，该剧由凌志汽车（Lexus）赞助，虽然预告片中没见该品牌的汽车出现，但足以显示挑战中共的勇气。

责任编辑：杨明

英国影集重现六四天安门镇压场景网友看后深感震撼

2019-04-23T11:58:00.001+08:00

八九六四期间在北京天安门事件一名青年拦截军队坦克车队。

英国电视四台日前开始播出戏剧集“Chimerica ” 这部4集连续剧讲述了30年前在北京天安门事件中拍摄到坦克人的摄影记者重回北京，向当年亲历六四的中国朋友寻找坦克人下落的故事。剧中穿插许多六四事件的历史画面，一些网友看完首集后在网上留言说看后激动震撼不已。

以六四事件为背景创作出的新故事“Chimerica ” 影集被译为“中美国”。这个名词被学者用来描述中国和美国错综复杂的的互利互依关系。本月17日播映的第一集就出现了北京有军人开火镇压平民的片段，让观众有机会再次看到30年前发生在中国的这起争取民主的运动。该影集除了六四事件外，还提到雾霾，军人开枪，市民罢工，监听，人权以及新闻自由等议题。

1989年美联社摄影记者韦德纳（Jeff Widener) 在北京采访拍下了一位双手提袋子的男子只身阻挡坦克前进的画面。这个著名的“坦克人”照片成为六四事件中最具代表性的照片。“Chimerica ”讲述主角摄影记者Lee Berger 拍了坦克人照片后却被质疑有一张照片经过篡改，于是决定展开寻找“坦克人”之旅。

第一集17日播出后有网友在脸书上表示“广场，屠城，北京饭店，王维林挡坦克，解放军。。。震撼！”有网友表示看得“眼泛泪光”。

文章来源：VOA　

西方学者或成为北京侵害人权的帮凶

2019-04-23T11:54:00.002+08:00

14个国家的海外维吾尔人走上街头，抗议中国政府在新疆的高压政策（受访者提供）

近日，一个由海外维吾尔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对一名美籍维吾尔族生物科学家与中国公司合作，从事DNA研究表示深切忧虑。

这场争端的核心人物是舒凯拉特·米塔利波夫（Shoukhrat Mitalipov），一位出生在前苏联，后加入美国籍的维吾尔生物科学家。他是美国俄勒冈卫生科学大学胚胎细胞和基因治疗中心主任。

2014年，他的一项基因编辑手术撼动了遗传界。当时他把一枚人类卵子从细胞核中剥离出来，放进另一枚卵子中。这项实验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女性避免怀上带有某些基因缺陷的孩子，但由此引发巨大医学伦理之争将米塔利波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他也因此受到美国联邦监管机构的调查。

那场风波过后，米塔利波夫去了中国，与曾被曝光学术造假的韩国干细胞科学家黄禹锡一道和中国科学家建立实验室，合作展开科学研究。

今年2月，《纽约时报》的一则报道称，中国借助美国的技术知识，用DNA追踪维吾尔人。报道指出，美国赛默飞世尔(Thermo Fisher)公司研制的设备和耶鲁大学著名遗传学家肯尼斯·基德(Kenneth Kidd)的DNA数据都被中国利用，成为北京“DNA行动的一部分”。

“如果米塔利波夫博士也是协助中国打造迫害维吾尔人科学设施的专家之一，那么这显然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道德伦理问题，” 这个名叫“维吾尔知识分子论坛”的组织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

尽管没有确凿证据，一些人担心，被中国政府大规模拘禁的维吾尔人中，有的可能成为米塔利波夫的研究对象。玛雅·米塔利波娃（Maya Mitalipova）是他们中的一位。

她是舒凯拉特·米塔利波夫的妹妹、也是一名美籍生物科学家，在麻省理工学院怀特黑德生物医学研究所主持人类干细胞实验室。

“我不是说他用了维吾尔妇女的卵子，我只是说有很大的可行性，”她说，“相比那些自愿为科学研究捐献自己卵子的女性来说，从女囚犯身上获得这些原材料要容易得多，因为她们没有任何为自己发声的权利，”她对美国之音说。

玛雅·米塔利波娃说，中国在人体临床试验方面的监管比美国松散得多，且中国政府有不良人权纪录，这让和中国机构合作本身就成为问题。

“当你知道一国政府侵犯本国公民的权益，比如中国，作为一名科学家，我当然不能在那个国家工作，也不能和那个国家合作，”她说。

玛雅·米塔利波娃对美国之音说：“即便是私营机构也不行，因为即使是这些机构，也受中国共产党控制。在中国，没有真正独立的私营机构。”

美国之音无法联络到舒凯拉特·米塔利波夫本人对此置评。

顶尖西方学者与中国机构合作，协助北京研发控制和压迫技术正在引发忧虑。来自学界、政界、人权团体和草根活动人士说，缺乏监管可能导致西方学界成为中国政府侵害人权的帮凶，尽管一些与中国合作的西方学者坚持认为，他们只是在从事科学研究，并无政治立场，也不清楚这些研究可能被用于何种用途。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披露，至少九篇有关面部识别和视频监控的学术论文都是由知名美国研究机构和中国企业的研究人员共同合作完成的。这些中国企业向国家或与军方有联系的机构出售监控技术，比如中国国防科技大学。

报道说，这些论文中的美国作者中，有四位与谷歌公司有关联。谷歌公司否认参与了这些项目，也否认受到质疑的中国大学有合作。

一些专家指出，学术研究合作是美国立法方面的一个重大盲点，也让中国政府可以轻易地获取美国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高精尖技术。

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马可·鲁比奥说：“鉴于中国的人权侵犯，和企图取代美国全球领导力的努力，美国企业和大学应重新考虑与中国的合作。”

澳洲智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周安澜（Alex Joske）的研究显示，近年来，数千名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科学家前往西方国家学习、访问。

文章来源：VOA　

“12.9”秋雨圣约教案潘飞等取保获释仍有9人遭羁押

2019-04-23T11:52:00.005+08:00

中国公民运动网报道： “12.9”秋雨圣约教案发生近5个月以来，被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及涉嫌“非法经营罪”和涉嫌“寻衅滋事罪”等罪名而遭到羁押的基督徒达49人，其中被刑事拘留（包括行政拘留期满转为刑事拘留）人员为28人，继最新获取保候审的潘飞、张国庆、苏炳森后，已经有19人相继被以取保候审的方式获得自由，另有包括王怡在内的9名基督徒仍被关押中，被关押者无一人获准会见律师。

秋雨圣约教会被关押的基督徒名单如下：

刑事拘留名单：
1.王怡牧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秘密关押）

2.蒋蓉师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2018年12月10日，秘密关押）

3.李英强长老（寻衅滋事罪）

4.覃德富长老（非法经营罪）

5.葛迎锋执事（非法经营罪）

6.李晓凤姐妹（非法经营罪）

7.丁书奇弟兄（原长期失联，现已确认被关押）

8.苟中灿弟兄（3月15日失联，18日有人在杭州东站看见他被多个便衣押着，剃了头带着手铐，不知送往何地）

9.沈冰弟兄（3月22日，因写了对王怡牧师的讲道的回应而获罪，关押于成都市看守所）

取保候审名单：

*10.潘飞弟兄（3月4日失联，获知刑拘，4月11日取保候审）

*11.苏炳森长老（寻衅滋事罪，2018年12月15日关押于成都市看守所，现已取保侯审）

*12. 张国庆弟兄（寻衅滋事罪，2019年2月24日关押，现已取保侯审）

*13.宋恩光弟兄（非法经营罪，关押于成都市看守所，现已取保侯审）

*14.曹庆恩传道（寻衅滋事罪，12月14日关押于成都市看守所，现已取保侯审）

*15.张晓红姐妹（非法经营罪 2019年1月23日晚10时被草市街派出所带走刑拘，现已取保侯审）

*16.程章纯传道（12月15日因寻衅滋事被行政拘留14天，关押期满转为刑事拘留，1月27日取保候审）

*17.朱晓光弟兄（非法经营罪，2018年12月13日关押于成都市看守所，2019年1月9日取保侯审）

*18.黄于阗姐妹（寻衅滋事罪，重庆基督徒，因探访秋雨姐妹被刑拘，2019年1月13日取保侯审）

*19.王飞弟兄（寻衅滋事罪，2019年1月14日取保侯审）

*20.罗耀弟兄 (寻衅滋事罪，非法经营罪，12月12日关押于成都市看守所，2019年1月12日取保侯审）

*21.吕金衡姐妹（非法经营罪，2019年1月11日取保侯审）

*22.付礼俊弟兄（非法经营罪，2019年1月11日取保侯审）

*23.黄雅玲姐妹（寻衅滋事罪，2019年1月12日取保侯审）

*24.刘应许弟兄（原长期失联，2019年1月11日取保侯审，后得知是被关押）

*25.朱东弟兄（寻衅滋事罪，12月15日关押于成都市看守所，2019年1月14日取保候审）

*26.梁华利弟兄（非法经营罪，2019年3月16日取保候审）

*27.戴志超弟兄（寻衅滋事罪，12月19日关押于成都市看守所，3月17日取保候审）

*28.李子虎长老（寻衅滋事罪，3月17日取保候审）

行政拘留（26人次，1位转为刑事拘留后已取保候审，25人拘留期满获释）
1.刘鑫弟兄（12月10日，行政拘留5天，期满）

2.程章纯传道（12月15日因寻衅滋事被行政拘留14天，关押期满转为刑事拘留）

3.沈冰弟兄（12月17日，行政拘留5天，期满）

4.刘洪良弟兄（12月17日，因转发12.9教案代祷信被当局处以行政拘留10天，期满）

5.王军弟兄（12月18日因户外敬拜被当当局处以行政拘留14天，期满）

6.李成菊姊妹（1月6日，因查经聚会被当局处以行政拘留15天，期满）

7.朱红弟兄（1月6日，因查经聚会被当局处以行政拘留15天，期满）

8.邓柯利姊妹（1月6日，因查经聚会被当局处以行政拘留15天，期满）

9.张建青弟兄（1月13日，因查经聚会被当局处以行政拘留15天，期满）

10.尉志雪姊妹（1月13日，因查经聚会被当局处以行政拘留15天，期满）

11.邱皓弟兄（1月13日，因查经聚会被当局处以行政拘留15天，期满）

12.张海燕姊妹（1月13日，因查经聚会被当局处以行政拘留15天，期满）

13.张起弟兄（2月24日寻衅滋事行政拘留10天，期满）

14.杨建弟兄（2月24日寻衅滋事行政拘留10天，期满）

15.阿信弟兄（2月24日寻衅滋事行政拘留10天，期满）

16.张建青弟兄（2月24日主日聚会被行政拘留14天，期满）

17.尉志雪姊妹（2月24日主日聚会被行政拘留14天，期满）

18.侯宏恩弟兄（2月24日主日聚会被行政拘留14天，期满）

19.雒志鹏弟兄（2月24日主日聚会被行政拘留14天，期满）

20.杨都丽姊妹（2月24日主日聚会被行政拘留14天，期满）

21.朱晓光弟兄（2月24日主日聚会被行政拘留14天，期满）

22.张冠亚弟兄（2月24日主日聚会被行政拘留14天，期满）

23.黄光泰弟兄（2月24日主日聚会被行政拘留14天，期满）

24.汤春亮弟兄被警察殴打致伤目前伤情未知（2月24日主日聚会被行政拘留14天，期满）

25.陈绍文弟兄（3月3日，行政拘留14天，期满）

26.郑传娟姊妹（3月12日，行政拘留14天，期满）

2019年4月22日

一周人权纪事（2019年4月15日－4月21日）

2019-04-23T11:52:00.001+08:00

编者：本周18名退役老兵因参与维权行动被处以重刑，建议中共直选总书记的前党校教师子肃被控“颠覆罪”判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突显出中共对公民争取基本的生存权及言论自由权的进一步践踏；上海人权捍卫者陈建芳被强迫失踪月余律师及公民多方查询无果，成都秋雨教会王怡等被羁押的基督徒被禁止律师会见，表明中共对良心犯的打压模式开始转向普遍的强迫失踪及剥夺律师会见权和家属的知情权，此目的便是阻断外界的关注和声援。

2019年被认为是中共的敏感年，中共当局不仅稳控异见人士、维权群体及公民社会的行动者，更对民间实施更严密的监控，杜绝易发、突发的群体性事件，禁止网络言论的时政评议，临时性的、密集的街头检查，“1984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真实的现实存在。

斯时，更需要每一位公民挺起胸膛，为着一个宪政、民主和自由的社会而努力。正如许志永所言：这个国家需要一些勇敢的公民站出来，坚守信仰，把权利、责任和梦想当真。

一、秋后算账，18名退役老兵被判刑。4月19日，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及“故意伤害罪”对2018年6月19日在镇江市政府维权抗议的殷幼生、姜成等9名退役维权老兵判处两年至四年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同日，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妨害公务罪”及“故意伤害罪”对2018年10月6日在山东省平度上访的退役维权老兵钟世锋、于有峰等9人判处三年至六年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

近年来，屡次发生各地退役老兵的维权事件，老兵们的诉求大多是退役后的工作安置、医保和养老问题及各地老兵待遇不平等等问题，其中2016年发生北京中央军委大楼被各地近万名老兵包围事件震惊中共高层。江苏、山东法院以“打着退役军人的旗号实施犯罪”为由分别判处18名维权老兵两年至六年的有期徒刑，显示出中国政府对退役老兵维权行动的重拳打压态势。

二、曾被判十年重刑的郭泉再因言获罪遭行政拘留。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获刑10年刚出狱5个月的南京学者郭泉，因微信言论被行政拘留10天。警方称除10年刑期以外，郭泉还有3年剥夺政治权利附加刑，没有言论及出版自由。

所谓的剥权期，纯粹是当局自说自话的无理说辞，而郭泉的遭遇除了政治剥夺期外，更大的原因还有中共再次收紧言论自由的尺度，以强化意识形态的统一。从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因言论被停课，到各大学教师因课堂言论及宪政理念而遭到学生举报、学校处罚甚至开除的事件层出不穷，微博、微信用户同时也遭到更严厉的整肃。

三、要求政府信息公开，曹建山被刑事拘留。江苏公民曹建山因向江苏省政府申请信息公开，要求江苏响水3.21爆炸事故的死亡人员名单，于4月16日被南通市崇山公安分局以涉嫌“诽谤罪”刑事拘留，羁押在南通市看守所。

宪法载明公民有批评、监督政府的权利，更有参政议政的权利。曹建山的行为，无疑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条款在行使公民的权利，其条例中第九条（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二）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以上都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

四、王怡被抓捕逾4个月，律师会见再次遇阻。4月15日，秋雨教会牧师王怡的代理律师张培鸿再次前往成都市看守所要求会见王怡，被告知“查无此人”，律师进一步争取向看守所提供了可能的关押监号及或许是化名关押，并提供了王怡的身份信息及涉嫌的罪名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看守所向律师谈了两点：一，案件还处于侦查阶段，不能安排会见；二，何时可以会见需询问办案机关。16日，律师联系到王怡案的承办警察，得到的答复是：王怡案件还在侦查，会按法律规定在逮捕后的七个月内结束；侦查结束前会依法安排律师会见。

2018年12月9日针对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的大抓捕至今已经超过4个月，目前仍在被羁押的十余人中仍无法会见律师。《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第三十三条：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很显然，有关当局称“侦查结束才有可能让律师会见”是在公然违反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五、上海人权捍卫者陈建芳被强迫失踪一个月，各方找寻无果。上海人权捍卫者陈建芳自3月20日在浦东新区航头镇住地被警方抓走至今，外界一直没有陈建芳被关押的确切地点，根据此前陈建芳被关押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或浦东新区看守所的消息，上海各界人士前往以上两个看守所找寻，但得到的结果却是：没被羁押在该所。

陈建芳的遭遇，无疑是自2011年中共针对人权捍卫者采取绑架、失踪等迫害的延续，其在2015年709大抓捕中达到另一个高峰，中共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欲令失去自由的人权捍卫者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欲让恐惧在抗争者群体中漫延，引起寒蝉效应，然而，事实证明，如此卑鄙的手段并未吓阻抗争者们前行的脚步。

六、云南省党校前教师子肃被控“颠覆罪”判刑4年。4月15日，因要求中共十九大直选总书记的前云南省党校教师子肃被控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在成都市中级法院宣判，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另一位涉公开信要求中共直选的前新疆喀什三师党校教师黄晓敏，自2017年5月18日被抓捕，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起诉至成都市金牛区法院，案件再次被延期至今年4月中旬。

子肃在《关于在中共十九大上开放党内民主直选和选举胡德平先生为新一届中共总书记的建议》中阐述了“因为胡德平先生的政治理念倾向于民主宪政改革，这就为在党和国家的历史关头扭转复辟毛泽东时代的方向提供了契机。我认为，为中共和中国的未来选择一个能顺应历史潮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这是每一个中共党员和中国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中国公民运动网撰写

何晓清：永不遗忘、永不放弃

2019-04-23T09:58:00.001+08:00

               香港支联会清明节向六四死难者献花悼念。(美国之音汤惠芸)

     在美国首开89民运历史课的华裔教授何晓清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她表示，对她而言每天都在做着重构历史、保存记忆的工作。

    何晓清教授是《天安门流亡者：中国民主抗争的呼声》一书的作者，目前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写她下一本书，内容是研究后天安门运动时期的年轻人对包括六四在内的历史记忆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

    在专访中，她讲了一个在课堂上遭遇爱国愤青民族主义者抗议的故事: “第二天我就去了另一个学校，当时有个中国学生要抗议，他提问时站起来，他很生气的说，你也太夸张了吧，你居然说有人被坦克压了，你都敢说，他就非常地生气，然后他提问完了他都不让我说话，我都没有回答，他就走了，就是要抗议。”

    何晓清说，即便在亲眼看到了被坦克压断了腿的方政，还是有学生会在网上骂她。她问道，为什么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有更多机会了解信息，会这么激愤地为这个政权进行辩护呢？这种所谓的爱国情绪是从何而来呢？她做出了回答，

    “这个就是我要研究的方向。那当然就是三大块，一个就是对记忆的模糊不清，他们被选择地去记忆一些事情，反右、文革、大饥荒、89年这些题目他们是不知道的，然后其它的所谓西方反华势力就被他们想象中的无限放大。还有包括西藏、新疆这样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爱国主义教育，后89以后···第三部分，这个互联网是个双刃剑，一方面可以给他们很多信息，另一方面给他们有类似想法的人互相加强。”

    何晓清说，她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促使年轻一代重新理性地思考一些事情，不要再重复红卫兵行为。她说，历史确实是会不断重复的。

    何晓清表示，今年是六四镇压30周年，很重要是不要忘记当年帮助学生的那些普通百姓，他们被当局称为暴徒，受到了最严厉的处罚，而被关注的程度却最少，其中包括1989年学生抗议期间在天安门广场向毛泽东画像泼墨而被判重刑的“天安门三君子”——喻东岳、余志坚和鲁德成。

    53岁的余志坚两年多前已经过世。何晓清最近访问了居住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喻东岳。“他坐了17年牢，精神变得不像以前那样正常”，但是何晓清说，“他对当年的很多事情却记得很清楚”。

    “他那天跟我说，因为我听美国之音我被关小号，还有被电击，这个都是他的原话。我还跟他说，你骗我，你在监狱怎么可能听美国之音？后来是他妹妹核实了他确实听了美国之音。而且他说现在我们都不知道1989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美国之音也不知道，这个也是他的原话。从这个角度你们来采访也是很有意义。好像美国之音是他要了解外界的一个途径。而且他为了得到这种了解的自由要被关小号，我不知道是关在一个很小的地方，还是单独囚禁。电击也是他说，他说了一句，如果别人不知道你是谁的话，他们把你电死了都没有人知道。这个也是他的原话。”

    何晓清于2010年开始在哈佛大学开天安门运动历史与记忆研讨课。2015年她在佛蒙特州圣迈克尔学院继续开这门课。目前她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从事写作。

    日前，她在波士顿邮报发表评论文章，呼吁在纪念天安门运动30周年时，对这段历史“永不遗忘”，对重构真相“永不放弃”。

    来源：voa

中共抢占藏人土地，并以“扫黑除恶”名义对九名藏人判刑

2019-04-23T09:36:00.003+08:00

【西藏之声2019年4月22日报道】西藏东部热贡数名藏人要求中共当局退回该村的集体土地，当局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名义对九名藏人判刑。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西藏研究员白玛嘉指出，中共当局的这一指控分明是歪曲事实。中共的所谓“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用来压制藏人，让藏人失去自我认同感的工具。

图片来源：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民间组织“看郭瓦”向当地政府提交的诉求信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于本月19日发布报告指出，中共当局于数日前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名义，对西藏东部热贡（今同仁县）数名藏人判刑。

中共当局于2002年在“同仁县隆务镇霍尔加村”强占该村的集体土地，并让投资者建造三家砖厂，当地政府从中获取不少利益。而后，砖厂由于环境政策便在2011年停工。自工厂关闭以来，该村村民多次请求政府部门归还土地。

去年初，该村民间组织“看郭瓦”向当地政府提交诉求信，要求当局退回他们的集体土地。诉求信有二十五名当地重要人士的联署签名，并有五百多名村民的支持，而且村委会在该信上盖章以表示支持。

但是数月后，该组织数名成员遭中共当局拘捕。随后，当局在媒体报道时，指控“看郭瓦”与“有组织犯罪”和“黑恶势力”的活动有关，以及从事“控制基层”的非法活动，并干涉村庄的政治和其它事务等。

今年4月中旬，中共当局指控“看郭瓦”九名成员多项罪名，包括：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等，并由“同仁县人民法院”判处他们三至七年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西藏研究员白玛嘉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中共当局指控“看郭瓦”成员的方式分明是歪曲事实。他表示中共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始于2018年1月，这一政策是为了打压藏人，并让藏人失去自我认同感的工具。

同仁县隆务镇霍尔加村民间组织“看郭瓦”，旨在为该村的各种大小事宜进行讨论和协商，以及互相提供帮助。

李南央回应继母起诉讨要李锐日记

2019-04-23T08:17:00.002+08:00

                                             李锐和女儿李南央


     中共元老李锐去世前，曾将自己历时80多年、约1000万字日记交给女儿李南央，让她带往美国，捐赠给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近日，李南央的继母在北京市西城区法院提出起诉，讨要李锐日记。李南央就此接受本台专访，回应相关诉讼。

    李南央捐赠给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除了父亲李锐的日记，还有李锐的信件；在庐山会议期间，参加土改的工作笔记等等。专家们认为，这批资料极其珍贵，是与中共官方党史不同的一部真实的中共党史。

    李锐日记在李锐生前便已捐赠给胡佛研究所，并获得李锐的赞许。为什么李锐逝世不到两个月，张玉珍就要起诉李南央，讨要李锐日记呢？

    李南央说：“他们反应这么强烈，大概是因为外媒的报道，说里面有什么内容。我觉得，他们很可笑，什么这个自信、那个自信，你对真实发生的事情在个人的日记里记录下来怕成这个样子，非要拿回去而且拿回去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销毁。这个事做得低级到这种程度，说明习近平的团队能力的低下。”

    李南央表示，张玉珍起诉讨要李锐日记不是家庭财产纠纷案，而是由中共最高层主导的一起政治诉讼案。他们将此案编了号（LimsTim134 ），并且由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向李南央寄送案件的司法文书，和代张玉珍向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转达信息，并派一位副总领事与胡佛研究所交涉。

                                            李南央谈夏霖政治迫害案


     李南央说：“中领馆何必出来呢？一出来不就把事情暴露无遗了吗？蛮干、无知都走到极致，毫不遮掩。这是一个根本不讲证据的‘党治’的官司。我希望大家能知道的就是，现在习近平领导下的共产党，从整个理念上完全是文革的回归，在这个案子上体现是淋漓尽致。”

    李南央表示，她就张玉珍起诉自己讨要李锐日记一案所发表的言论，只代表自己，不代表胡佛研究所。由于李锐日记早已属胡佛研究所馆藏档案，胡佛研究所将依照美国的法律应对这起诉讼案，自己也将按照美国的法律办事。

    李南央说：“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一个法治碰到一个党治，这倒是西方世界正在面对的新课题。中国过去毕竟穷，它现在财大气粗，它利用党治跟全世界较劲。我所要遵守的是美国的法律，我只要不违反美国的法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李南央表示，胡佛研究所将李锐日记数据化处理已经完成。怎样向公众开放，胡佛研究所会有一个交代。未来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李锐日记向公众开放这一条不会改变。

    来源：RFA

鲍彤怒怼郭台铭

2019-04-23T08:14:00.001+08:00

                         因天安门事件下台的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


     台湾富商郭台铭最近的一些讲话及其在中国大陆生产苹果手机的著名跨国大企业富士康的所作所为，遭到中国资深异议人士、前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秘书鲍彤的斥责。鲍彤说：“他也语录？什么东西！”

    鲍彤是中国政治名人，郭台铭是国际知名商业大亨，因此鲍彤对郭台铭的批评引起关注。鲍彤曾因那场以喋血收场的著名天安门事件中的“作用 ”入狱多年，从中国政治最高层跌入草芥群。

    鲍彤为何怒怼郭台铭？

    今年87岁的鲍彤是在其推特上跟贴发表评论的。有一位自称曾在中国富士康工作过的推友Alex 发推说：我在富士康呆过，里面各阶层员工每天都要背郭台铭语录。园区的宣传板上到处都是郭语录，办公室的墙上也有贴。Alex说：“这家伙整个就是富士康的毛泽东，现在想当台湾的毛泽东了，应该尽早除掉祸害，在不可挽回之前。”

    台湾人自不必说，很多中国大陆人和海外华人都知道，郭台铭(Terry Gou)是国民政府迁台后第二年出生在台湾，籍贯山西(2014年郭曾回山西参加晋商大会并致辞)。他是1974年在台北成立的鸿海精密集团和后来在美国成立的富士康科技集团(Foxconn))的老总和掌门人，最近因为出头参选台湾总统以及在民主问题上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互呛而成为新闻人物。

    郭台铭的企业，在全球有120万员工，在中国大陆1988年从深圳起家，如今在全国(烟台、武汉、成都、太原、郑州等地)建有三十多个生产基地(科技园区)，雇员多达七、八十万。百度百科说，富士康在全中国到2007年为止，就有“相对成熟的基地超过13个”。富士康在全球(亚洲、欧洲和美洲)有两百多子公司和派驻机构。2018年，富士康开始在美国中西部的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成立北美公司总部。在全球五百强大公司中，富士康排名在前五十以内。已经多年了，郭台铭在台湾富豪排行榜名列第一。郭台铭在大陆的企业，中国历届领导人从江泽民、胡锦涛、吴邦国和温家宝等都去视察过。如今世界范围上市的苹果手机多是在大陆富士康工厂中组装的。

    郭台铭竞选台湾总统

    借助这些“东风”，在中国乃至世界政商两界都炙手可热的郭台铭4月初宣布将出马竞选台湾下届总统，也因为如此，郭台铭的一些过去的“语录”又被人拿上了台面来分析。比如，郭台铭几年前在评论太阳花学运时曾说过民主只是过程不是果实。民主对“GDP没有帮助，不能无限上纲把各种运动当作民主”。他这一番话被人简化为：民主不能当饭吃。台湾总统蔡英文说：民主不能当饭吃，但没有民主只能要饭吃。蔡英文还说：郭台铭不懂民主价值：“中国式的民主，是台湾人民吃得下去的饭吗？”

    鲍彤反感“语录”

    郭台铭的这些言论，引起一些中国异议人士的愤怒和不屑。因八九年天安门事件而下台的中国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为代表，对郭台铭发出了抨击。鲍彤说，郭台铭也有了语录？“他也语录？什么东西！”在大陆，骂人用“什么东西”是一种非常重的语气。为什么成为江泽民胡锦涛座上宾的郭台铭却被鲍彤骂成了“东西”？

    显然，鲍彤作为文革的过来人，对于一切能成为或称为“语录”的东西，至为反感。在1966-1976那场后来被中共定性为“浩劫”的文革中，首先出现了毛主席语录，然后出现了林副统帅的语录。而“语录”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大地个人崇拜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度和高度，百姓完全受之蛊惑，以至于令鲍彤对之深恶痛绝。

    余杰也批郭粉

    在中国异议群中，流亡美国的作家余杰也在其脸书中写下了这样的字样：遇到大中华主义者，国粉、蒋粉、韩粉、郭粉(郭台铭与郭文贵)、柯粉、英粉等非理性的人士，一概删除。

    来源：VOA

胡平章立凡：习近平为何曲解五四精神？

2019-04-23T07:52:00.001+08:00

    时事大家谈：强调“听党话，跟党走”，习近平曲解五四精神



     五·四运动百年在即，习近平在政治局学习会议上为纪念活动定调，要求研究五·四传统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意义，坚定“四个自信”，引导广大青年坚持党的领导，“听党话、跟党走”。

     五·四运动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有什么历史渊源？中共为何有意淡化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的历史传统，片面强调爱国与进步的现实意义？在今年这个敏感年份强调青年人“听党话，跟党走”，习近平担心什么？

     参加节目的嘉宾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章立凡



     胡平：习提前定调五·四，怕借题怕清源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过去，中共总书记发表纪念五·四讲话，都在当天或者前两天。本次，习近平提前半个月，表示他有担心，害怕有人借机发出不同声音音，一旦出来必须压制，但是又很难看，所以事先定调。他要防止借题发挥的，或者正本清源要还五·四本来意义的。

     五·四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强调的就是批评；但是，现在，中国被统一成一个声音。习近平强调，把五·四放在大历史观中，包括5000年的民族文明史，170年的近代斗争史和中共90多年的奋斗史；强调马克思主义如何成为中国的指导思想，中共如何成为中国领导力量以及现在的所谓特色社会主义，等等。

     归结起来，就是要听党话跟党走。习近平上台后，对思想言论控制的严厉程度日胜一日。不久前，看到一位退休党校教授尹振寰，因为研究老子而有影射现实的嫌疑，遭禁。还有有趣的一段话，有人听了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讲座，说马列主义是西方最先进的文化；思想政治理论课只能接受不能讨论；1840年后的近代史不容讨论；历史研究要服从国家利益，对国家不利的研究不能发表，等等。

     葛剑雄是中国非常著名的文科教授，说的这番话显然有反讽的意思，应该属于高级黑。这说明，哪怕学术研究，历史研究尤其是近代史的研究都在非常严厉的管制。葛教授的表态表明，一是压力下，国内文化人很难发出不同的声音；二是他们对管制相当不满。考量到这样的背景，我们对习近平要提前半个月发表五·四讲话就有更全面的了解了。

     胡平：批判精神五·四之重，中共最忌心里害怕

     胡平说，五·四是两岸三地和海内外华人都认同的唯一政治性节日，包括文化界和知识界。五·四历史地位奇特，已经被当作箭靶子，什么剑都往上射，以至于后来很难分清其本来意义和引申意义的差别。有时，引申意义被说得太多，以至于其影响甚至超过本来意义。

     就我的阅读所言，已故华裔学者周策纵写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思想革命》最中肯、最平实，论述也最完整。他描述了五·四和它的影响。此外，谈到五·四，其实有两个含义。一是五·四当天和后来几天发生的学生街头运动；二是1919年前后几年间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当天，几个学生走上街头到天安门广场，高呼“外抗强权，内惩国贼”，要求废除21条，具有很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性质；而思想界提出德先生、赛先生，还有高呼“打到孔家店”的口号。这个意义上，五·四运动确实是当代中国激进主义的一个滥觞，共产主义的思想源头。

     而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百家争鸣，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只是一个流派，影响力并不是很大，只是后来成了气候掌了权，回头自然大加渲染这个思想源头，给人很强的感觉，似乎五·四时共产主义思想影响力就非常大了。其实并非如此。五·四的主题是民主、科学，更多强调民主。

     关于五·四，流行的说法，是救亡压倒启蒙。其实，与其说是救亡压倒启蒙，不如说是救亡推动了启蒙，催化了启蒙。甲午战败刺激出戊戌变化；八国联军倒逼出预备立宪。五·四运动就是在21条的刺激下发声的。正因为中国政府在外交上遭遇挫折，人们可以指责外交受挫是内政不修的结果，是政府的失败。这样一来，政府很难压制内部批评。这样，它反而成为启蒙的契机。

     另外，五·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五·四精神应该是所谓的批判精神，因为它是批评政府和反对政府的行动。所以，57年大鸣大放反右运动，甚至89年学生的精神来源之一都是这种批判精神。这点恰恰是中共掌权以来最忌讳的。而今天我们最应该继承的也是这种批判精神。

     章立凡：把持五·四旗帜，对中共至关重要

     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章立凡说，其实，本次讲话谈到研究五·四运动和中国青年运动的关系。毛泽东1939年五·四时写文，称五·四反帝、反封建，包括反国民党政权。毛主要强调五·四对政治体制的反抗，是中共作为在野党时阐述的五·四革命意义。现在中共变为执政党，于是，有些人开始用当年毛解读的五·四理论来批判执政的共产党。比方说，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和其他大学类似学生团体，到工人中去，支持工运反对资本家剥削。就是当年共产党搞的，怎么现在的娃娃们都学会了？

     用共产党的理论反对共产党统治的做法，引发了体制恐慌。现在，竭力要把五·四的解读变为官方引导的青年运动方向的节日。很可能，文革过来人都读过青年运动方向，估计也是当年领导人学毛选时重要的一篇。年轻时代的记忆认为，这个东西可以仿效。过去不断有这样的仿效。比方说，过去延安文艺座谈会，现在有北京文艺座谈会；过去是古田会议，现在有新古田会议。当然，五·四的青年运动的论述当然也要由现在的领导人做出。

     可能考虑到这些原因，他一定要强调五·四运动是中共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因为五·四前后的那套社会主义思潮，在各大学尤其是北大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加上当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都是毛泽东讲的。

     李大钊介绍马克思主义传播，以及最早的共产党组织—共产党小组在北大成立，这都是所谓中共第一次党代会之前发生的。这些可能会成为中共现在统治中国的重要的合法性来源。从领导人来讲，他一定要捍卫和把持住五·四这面旗帜，不能让对手拿去。这样看来，今天发表这样的讲话确实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章立凡：德赛被对立，科学控民主

     章立凡说，我10年前写过文章，提问21世纪中国是否还有五·四精神。其中也谈到胡平先生谈到过的这个问题。首先，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当天的爱国运动被混为一谈。两者有关系，但是各自独立。

     胡适先生就不同意把五·四与他们这些文化人的思想启蒙运动完全混为一谈。他觉得，那是把文艺复兴运动政治化了。我也谈到，查到的最早的提法，其实来自孙中山。具体来说，广义的五·四运动和狭义五·四其实不同。中共强调的是五·四爱国这点，把爱国作为凝聚人心的概念，因为党、国互相绑架，爱国必须爱党，由此证明中共的合法性。它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作用正是中共要防止的，就是防止思想上像五·四当年那样的反传统、反专制、反体制，包括五·四运动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省。

     传统文化、孔家店这些被毛打到的东西，现在又被中共重新捡起来。甚至连老子，忽然也出问题了。老子主张的无为而治，跟现在领导人事事有为的作风背道而驰。老子主张，老百姓想做什么就让他们做什么，我们现在主张的是你必须跟党走。而且党要干什么你就得拥护，没有商量的余地。思想控制已经到了连老子都不放过的程度。很难说这就是五·四精神。

     根本来说，五·四就是对旧秩序的批评。你能批评中共建立了70年的秩序吗？对比一下当年北洋军阀对待五·四运动的态度和现在中共对思想启蒙的态度，会发现，实际上，北洋军阀对言论和思想交流和新闻自由这些环境都是非常宽松的。现在是用科学技术来监控民主、打压民主。

     德先生和赛先生本是两位一体，而且来自西方，现在是根本把这两位先生都对立起来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与真正的五·四传统和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即便是爱国主义的说法，也是打着爱国的旗号来爱党。

     来源：VOA

社会环境恶化港人移民兴趣大增

2019-04-23T07:50:00.001+08:00

     近年来，香港移民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苹果日报近日报道，自香港政府提出逃犯条例修订后，港人对移民的兴趣再次大增，查询移民的数量激增三成。香港第四大富豪刘銮雄早前也流露出对《逃犯条例》的不满和移民的意向。

     今年一月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曾公布一份本地民调，其中显示有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有移民的愿望，主要的因素是本地的政治纷争太多，法治环境不够理想等。受访者选择的移民地依次排序为加拿大、澳洲和台湾等。

     2016年，香港就有媒体报道，香港已经出现了第二次移民潮。第一次移民潮出现在80年代，当时不少港人担忧香港主权移交后，香港社会会出现重大改变。目前的移民潮是在2012年特首梁振英上任之后，港人不满自由法治的倒退。

     来源：RFA

《新生代》编辑被捕百名尘肺病工人联署声援

2019-04-23T07:24:00.000+08:00

自媒体编辑危志立被捕，其妻郑楚然（右）促当局放人

上百名湖南尘肺工友共同声援《新生代》被捕编辑

    上百名湖南尘肺病工人近期就中国自媒体《新生代》三名编辑被捕一事发联署信，呼吁当局立即放人，并受理工人们的诉求。

    今年1月，深圳公安跨市刑事拘留了《新生代》编辑之一杨郑君。随后，另外两名编辑危志立和柯成兵于3月20日分别在广州家中被带走。据危志立的律师表示，危立志在被拘留期间遭警察提审五次，讯问内容均与尘肺病劳工维权有关。

    湖南张家界桑植县的尘肺病工人们在联署信中写道，《新生代》的三名编辑危志力、柯成冰和杨郑君除了探望、安慰和鼓励工人外，还将工人们的遭遇发布在网上，因此不明白帮助了绝望的工人的三人为什么会有罪。

    参与联署的工人王先生告诉本台记者，工人们对官方抓捕三名编辑的行为感到非常愤怒。

    “他们（危志力、柯成冰、杨郑君）又没做什么违法的事情，实际上对他们的逮捕很不公平。实际上就是打压这些人，他们关注我们, 就说是帮我们出谋划策。这样继续打压的话人家就不敢帮我们，所以我们就联名写信呼吁。”

    这封致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的公开信要求总工会敦促深圳警方立即释放杨郑君、危志力和柯成冰，同时督促有关政府部门考察工人们的生活困难以及合法诉求，开启谈判，落实赔偿与救助方案。

    对于工人们的声援行动，危志力的妻子郑楚然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感谢。

    “我首先是感到非常心酸。这些尘肺病工人经历了很多苦难。还有就是觉得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样对待帮助别人的人。难道有良知的人就活该失去自由吗？但是我同时也非常感动，因为这些工友是这么看重三位编辑，这也反映出3位编辑对工友们非常真诚，不然工友们不会冒着风险为他们声援。”

    郑楚然向记者透露，危志立等人目前都处于监视居住中。

    “柯成冰的家人收到（监视居住）文件了，但危志立的家属没有。下一步等我们都拿到文件之后，我们会去检察院要求监督他们在监视居住下的安危，同时尽量申请让律师、家属会见。监视居住可能会有比较高风险，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他们的状况；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被逼供。家人们都很害怕他们会被虐待。”

    近年来，中国官方不断打压各种劳工维权事件及支持者。从北大学生声援佳士工人被认罪事件，再到这次的《新生代》编辑被捕，当局都显示出对公民权利意识觉醒及扩大的恐惧。

    郑楚然认为，受全球及国内经济以及政治形势紧张的影响，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加上政府对内维稳的决心越发坚定，以致所有不稳定因素都会被压制。但郑楚然警告，压迫越深，反抗越重。

    来源：RFA

“六四酒案”三公民，遭即时监控

2019-04-23T07:23:00.000+08:00

“六四酒案”涉案人张隽勇（左）、符海陆(中)和罗富誉（右）被当局强制佩戴监控手表

    广为舆论关注的成都“六四酒案”审结后，目前，3名缓刑涉案公民又被当局强迫佩戴即时监控仪器。而在广东，也有公民因悼念六四，遭受同样对待。

    “六四酒案”涉案人张隽勇周一对本台记者表示，自从本月初获释后，一直受到警方监视居住。直到10天前，他被司法局勒令，强制佩戴具有监控功能的电子手表。

    张隽勇：“当局要求我即时对手表充电，以保持手表正常运作。如果因为断电而出现监控空白，我将要承担后果，譬如收监羁押或者服刑。”

    据了解，张隽勇佩戴的电子手表具有定位、录音、摄像、感应等功能，并插有电讯SIM卡，能够把收集的所有信息及图像视频等资料上传至官方指定的电脑服务器，供相关部门随时调阅和取证，以达到24小时全天候监控的目的。

    失去隐私的张隽勇表示，为了自身和身边人的安全已尽量避免和亲人朋友会面。

    张隽勇：“为了避免无妄之灾，我现在尽量避免和亲人朋友会面交谈。随时随地被监控的滋味实在难以形容，我不排除会强行把手表脱掉，有什么后果我也管不了了。”

    除了张隽勇，他两名涉案的同乡符海陆和罗富誉同样要戴上监控手表过日子。

    成都公民张云忠谴责当局的决定

    张云忠：“肯定不合理。他们服刑也服过了，出来还要被监控。到那里都要被他们知道，还有每周一要思想汇报，就像从小监狱放出来，虽然空间稍微大一点，还是继续受到监控。”

    广东异议人士李小玲的遭遇也和“六四酒案”的当事人相似。她前年因为悼念“六四”被以“寻衅滋事”罪批捕，去年年底才取保获释。约两个月前，珠海司法局安排她长期佩戴监控手表。

    李小玲：“用螺丝固定的，24小时戴着，规定不能拆下了。你自己也拆不下来，除非你把手表损坏了。拆了就是违规嘛，违规的话就可能随时回到监狱，坐满刑期。”

    罗富誉、符海陆、张隽勇本月初在庭上认罪，分别被判囚3年，缓刑4至5年，于判决当天获释。4人中，唯一不认罪的陈兵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半，扣除被拘留的时间，估计到明年一月底才能出狱。

    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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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关系紧张华裔科学家处境微妙

中国罕见高规格悼念最高法前院长肖扬赞其六四期间“立场坚定”

独立媒体人高瑜今天刑满被带离北京避一带一路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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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牧民近日不断受压　百人维权10多人被扣

英国拍“六四”题材剧集华裔女星梁佩诗参演

英国影集重现六四天安门镇压场景网友看后深感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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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章立凡：习近平为何曲解五四精神？

社会环境恶化港人移民兴趣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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