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一个敏感词大寿的好日子，只是这日子来的不太凑巧。前有一位60岁的半老徐娘用着民主国家早已严禁的踢正步happy地过了个“党国崛起”的黄粱一梦;后有莫拉克台风余威尚存，高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央政府为念及苍生、与民休息，取消全部国庆相关活动，只有上午在总统府内，将举行中枢纪念国庆大会，总统发表重要谈话。这也是继921地震之后，中华民国第二次低调举办国庆。

据中央社今日零点的报道指出，中华民国 98年国庆庆祝大会因莫拉克风灾取消，但总统上午9时仍在总统府主持国庆典礼，并以“挑战中成长，重建中进步”为题，发表国庆谈话。总统并将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年庆祝活动筹备委员会”，由副总统萧万长担任主任委员，结合政府与民间，规划一整年的庆祝活动，彰显“承先启后，庆祝建国百年”的重要意义。

经历了20年艰苦卓绝的探索，走出威权的台湾，迎来了公民社会日臻成熟稳定、宪政秩序井井有条、普世价值深入人心的崭新时代。通过高雄世界运动会展现出自由人格与社会包容的巨大张力，公权力受到的制约只增不减，这是，也只能是属于2300万人的骄傲与自豪的巨大资本。

自 1949年国府迁台后，出于政治动员及反击北平建国的多种原因，蒋中正令时任台湾省主席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陈诚于当年10月10日在台北举行盛大的国庆阅兵式，重新盘整国军之武装力量，为保台创造了先决条件。而根据史料记载，在蒋介石晚年执政生涯中，除民国四十七年(1958年)发生八二三炮战、民国四十八年(1959年)发生八七水灾、民国五十一年(1962年)在共军持续武力威胁下，行政院于该年9月13日第七八一次院会决定暂停举行国庆阅兵外，总计共有三度停止阅兵，其余均年年举行。

此后，直到民国53年(1964年)因为发生军机擦撞意外，才取消每年公开阅兵的传统，改为新任总统就职首年、以及建国“逢十”周年国庆时才会阅兵。

但是这样的国庆阅兵，尤其是国庆演习与分列式方阵的保留节目在陈水扁执政期间，一一被打破。民国96年(2007年)，民进党政府举办的中枢庆祝仪式，受阅部队总人数降至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低的约3000人。分列式方阵的阅兵一并撤销，改名为“同庆操演”的国防展演。

除了阅兵，蒋氏父子在国庆大典上，必会带领军民同胞们高呼的口号，也随着时代变迁而演变，从国共对峙的年代，元首最后一定要高喊“保卫复兴基地，光复大陆国土，三民主义万岁”，以提振信心、激励士气。

国庆的意义伴随着民主化程度的深入，台湾民众已然从国民党宣扬的扬我国威的迷思中逐渐醒悟，他们追求的国庆是主人个性的释放，而非公仆借机浪费公帑，寻求自我统治上的心理慰藉。在大陆的中华民国，曾经是黑暗、腐朽、堕落的时代弃儿，但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成了如今华人实践并兑现民主的肥沃土壤。

所以，每当国父画像分别出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与台北凯达格兰大道时，更多的是求同的欢欣，却极少发现竖起孙中山巨幅画像的动作背后，究竟谁在实践国父毕生的梦想并最终落到实处。故此，这位年迈的老母亲，虽然门面不够光鲜亮丽，但她所坚守的中华民国价值正在并将继续丰富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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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主席选举自6月起就一直纷扰不断，这个百岁执政党始终改不掉“内斗内行”的陈年恶 习，终于当党主席候选人确定只有马英九一个人时，看惯了激情四射、紧张刺激的选举割喉战的台湾民众对此却兴趣了了。因为相对之下，关心一场事关台湾全岛都 瞩目的“高雄世界运动会”，远比盯着电视看国民党开票要有意思地多。

然而国民党既然是台湾地区的执政党，马“总统”又要党政一肩挑，适度的关心也是应该的。只是马先生变成马主席后，国民党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发生多少令人欣喜的变化。因为他的面前至少有三道无法翻越的“三座大山”。

一、党内斗争急遽白热化，地方派系串联造反。马英九上周在党主席参选政见会上叫的最大声的一 句话是：参选党主席是为了国民党改革，“地方派系不能过度发展，危害党的利益”。只不过媒体和老百姓根本不会相信这种漂亮话。因为他们看到的是，前国民党 云林县“立法委员”张硕文贿选案审结，“中央选举委员会”确认其已丧失民意代表之资格，依法应补选“立委”。

此时马“总统”认为必须提名一位年轻有为并且形象清新的人来参选，但殊不知云林当地根本没人 把“总统”放在眼里，竟然出现了“儿子坐牢，老子替补”的咄咄怪事。除此以外，花莲县、新竹县、桃园县等国民党票仓都相继因爆发马英九亲信“抢位子”的巨 大争议，造成党内选务斗争余波荡漾。

二、政府治理能力全面退化。台湾“监察院长”王建煊日前透露了一组数字：本届监察委员 2008年8月上任前，因陈水扁执政期间的恶性党争，导致“监察院”当了三年政治花瓶，累积下来的民众投诉案件多达三万件；但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到了今 年6月底短短305天，扣除陈水扁时代的旧案，马英九执政后新增的民众投诉案还高达25151件。这位性情耿直的“监察院长”颇为无奈地说：“这个数字代 表什么？就是民怨嘛！”

不仅如此，世界银行于6月30日公布的最新“全球治理指标”，台湾去年表现在“政治稳定／反 暴力”有大幅进步，但“政府效能”上却严重下滑。台湾著名政论家南方朔总结认为，台湾政府效能下降的形态，用近代政治理论来解释，它是一种领导风格所造成 的治理危机，它被称为民主的“多元停滞”（pluralistic stagnation）；若一个政府事事都想讨好，谁也不敢得罪，一切都为了选票考量，整个政府就会形成一种“停停、看看、走走的政治”（stop and go politics）。这种政治风格使得公务员人人不想承担责任、惹麻烦，宁愿等著那举棋不定的上面去拿定主意再说，这样的政治也就注定了效能的沉沦。

三、永远“洁身自好”的马主席。作为政治人物，洁身自好是一项很好的美德，但如果变成洁癖， 甚至激进到推卸责任的地步，那么这样的领导风格，必然将带动整个团队朝着官官相护、敷衍塞责的方向迈进。非常不幸的是，最近以来，台北捷运故障频发、台军 重大卖官丑闻、政府公文漂泊55天不见执行的官僚作态，使得台湾社会出现了一种“有官无政府，有权不负责”的政坛怪相。而这一切的源头与马英九个人长期坚 持的“不粘锅”政治性格密切相关。一个什么都不想也不愿负责的领导者，其麾下的政府也注定了被人民唾弃的悲惨命运。

这也就从本质上决定了，无论马英九是否兼任党主席，执政党与政府面临的问题仍然会长期存在， 因为台湾人民的耐心也是有限的。他们不会也不能容忍一个虽比陈水扁政府清廉，却较之其更无能的政府长期处于统治地位，毕竟他们手中还握有选票——握着一个 改变未来的机会，同时也是一个能令政治人物无地自容的民主工具。

澳门雀跃欢呼 珠海低头沉默

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消息一经出街，澳门政界无不备受鼓舞，立法会议员更是纷纷表态，赞扬中央此举是站在“一国两制”的高度为大珠三角区域合作提供了最佳的制度保障。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珠海一方的低调、沉默却很能说明横琴岛开发背后的问题。

早在今年4月，澳门大学在澳门立法会介绍《澳门大学横琴校园初步设想及规划（草案）》时，就明确提出了从澳门进出校园不应经过边检，且校园与横琴岛上其他部分隔开。《南方都市报》记者为此还给珠海市有关部门打了一圈电话，但普遍的答复是：“牵涉澳门的问题敏感，不好讲”，“探讨一国两制下的澳门大学搬迁横琴之事风险很大”，“这个问题不好评价，可能要留待省和更高层面的机关来统筹”等等之类。

而中新社6月23日发自珠海的通稿也再一次证实了这点：国务院已经同意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将澳门大学迁址到珠海市横琴岛的请求，珠海暂时没有任何部门回应此事，有关政府官员表示，接下来具体协调事情还有很多，暂不方便表态。

那么，为什么一件中央极为重视、人大高调授权、澳门热切期盼的重大举措，珠海却如此冷冰冰地漠视，这种冷淡的态度让人觉得横琴岛开发根本不关珠海的事一样。这就得说到珠海和澳门的历史恩怨与利益纠葛了，更重要的是两地的磨合不佳引发诸多恶性循环，从来不曾被重视，也就谈不上任何形式的解决了。

澳门频频告状 珠海屡吃闷亏

在广东媒体圈有一个传说，那就是不要轻易对一国两制发表意见，要说也可以，只准说正面的溢美之词，一旦有批评言论，不用等宣传部门反应过来处罚，港澳两地的中联办就会立刻打小报告，一状告到京城去。久而久之，广东媒体都自觉养成了不主动触碰港澳话题的自我审查习惯，毕竟斗争讲究的是方法与技巧，面对“逼太紧”的有关部门，也实在犯不着去摸老虎屁股。

中联办这种嚣张跋扈的心态由来已久，但这也与中央对一国两制这个面子维护工程的现实需要密切关联。自回归后，港澳特区的要求，中央是能满足尽量满足，暂时满足不了的，也是创造条件努力兑现。广东省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牺牲了众多民众的利益，来达到中央近乎苛刻的爱港爱澳高标准。

案例一：在2008年全国两会上，四位澳区全国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关于珠澳尽快实施拱北口岸24小时通关的建议。这件本该由澳门、珠海与中央沟通解决的“小事”会出现在两会的平台上来讨论，这本身就足以证明珠澳之间所谓“融洽的合作”是多么的脆弱不堪。拱北边检站对澳门提出24小时通关，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自然不会表示出任何的不满或拒绝之意。但事实上，此举的落实需要大量增加边防、海关人员，编制可以由中央给，但新增加出的这些公务员的费用负担，就很自然落到了珠海的头上。因为此事完全是澳门单方面提出要求，珠海市希望澳门政府也能共同分担点，然而澳门仗着有中央撑腰，对自己拿钱贴补拱北口岸，这样理所当然应该做的事情，断然拒绝。以至一件“小事”拖了多年，还没解决。

案例二：今年6月11日，在第五届泛珠论坛交通合作磋商会上，澳门特区交通事务局副局长郑岳威主动透露，澳门相关部门正积极与内地对口部门磋商，推动广珠城际轨道与澳门轻轨系统的接驳，有效地将澳门纳入珠三角“一小时生活圈”。不知情的人自然认为，这是推动泛珠三角整合的又一利好消息，却鲜少有人知道珠海的无奈与痛苦。这条广州到珠海的城际轻轨，本来没澳门什么事，但澳门政府眼见轻轨通到了拱北，就盘算着，怎么再拉长点到横琴岛上去。这样将极大方便澳门人进出广州、珠海沿线的各大城市。但，从拱北延伸到横琴的方案，只对澳门一方有利，无论从商业开发，还是建成后的载客量等环节考虑，珠海怎么做都是一笔赔本买卖。可架不住澳门三天两头向中央“撒娇”，于是圣旨不日就下达，珠海党政官员也只能被迫硬着头皮，为澳门“排忧解难”。

除此以外，珠海向澳门供水供电的谈判都遇到过类似“会叫的孩子有奶喝”的咄咄怪事。就两座城市的发展上，珠澳是既有合作，也有竞争。但如今的形势是，澳门借着一国两制的优势，频频绕开珠海，直接和中央或广东省打交道，然后凭借这些珠海的上级机关来施压，最终达成自己的目标。如此轻慢、骄横的做法，珠海人岂有不生气之理？

其实，澳门大学开设横琴校区，是珠海与澳门之间利益斗争的又一个例子，原本双方谈的意向是协同办学，谁知澳门狮子大开口，要求比照中央授权香港特区政府在位于深圳境内的港方口岸区范围内实行全封闭管理，港方口岸区的范围及使用期限由国务院决定。在港方口岸区实施香港法律，并由香港执法人员管理的前例，擅自提出澳门大学与横琴岛其余地区隔离，并最终获准。如此，珠海等于又挨了一记闷棍。

特区的发展离不开祖国的支持，香港在这方面很守分际，面对深圳也较为克制。但同属政治特区的澳门，利用自己在中央政府心中有着香港远远比不上的“乖宝宝”印象，深得中南海厚爱。只是，珠海何辜，珠海人为什么要如此牺牲？大概只有天知道了。

那个敏感的日子不日就到，名曰：5月35日。但五月份过了一大半，三大社会争议案件始终贯穿着人们的视听小圈子，怎么赶都赶不走。这三大案中，株洲塌桥案，到目前为止，事实依然不明朗，媒体记者们忙着揭露株洲市政府的种种不是，以及一座才使用了14年的高架桥，为什么要拆？然而，人们更关心的是由于爆破导致的塌桥，细节是什么，为什么这样的悲剧不能防止？免去一个建设局长，引来的是网民强烈的不屑，因为谁都不知道这个“免职局长”会在哪里异地高升。也难怪有人已经将之上升到“政权合法性”爆发严重危机的高度来解释了。

但是长平老师的一句话令我感触颇深，他说：“我自己这些日子的确感到特别的‘伤痛与厌倦’，不光是对金钱与权势，也对我们媒体这么多年来呼吁理性与法治的努力，像是在伙同起来骗老百姓似的。”说得更严重一些，株洲塌桥案、杭州飙车案、邓玉娇案激发的巨大民愤，是惯性下人民对司法失去耐心的集中表现。在杭州飙车案、邓玉娇杀官案中，展现的更为彻底，舆情激荡起的波涛也更凶猛。这时中国媒体在干什么呢？照例要求民众理性，要相信法律，服膺依法治国的铁律。

但人民会问，我们理性了又能怎么样？有一个政权，他的官僚凭借着毫无节制的权力，肆无忌惮地和金钱勾结，一次次突破人民容忍的底线。面对个人权益随时都遭践踏蹂躏的“中国特色”下，法治在保障弱者时是那么的卑微无力，媒体又有什么资格要求人民相信法律？

当然，正因为中国特色的媒体环境，使得第四权或主动或被迫地成为政权的喉舌，而当上述这些具有重大社会冲击力的矛盾集中爆发后，媒体除了呼吁民众保持理性外，所作的实在有限。追查真相？有政法委在，哪轮得到媒体多管闲事。于是，所谓理性就是孬种的同义词，法律就是帮有钱人开脱。类似欺实马、被自杀、躲猫猫的变种词汇会越来越多地繁衍。

走笔至此，忽闻巴东县的“半夜鸡叫”，当地政府选择在23日凌晨1点37分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的内容却可能使得目前已然失控的民愤走向更极端的不归路——因为巴东公安机关说：“邓玉娇被强奸事实子虚乌有”。这种完全颠覆式的定性，无疑是又一次羞辱了民众的智商。别的不说，就是这个诡异的时间，立刻就会令人联想起多年前财政部调升印花税的半夜鸡叫，我们的政府总是在最不正常的状态下，给予他的人民一个又一个“惊喜”，惊到家破人亡，喜到撕心裂肺。

去年冬天，当我还在上海的时候，听到台湾友人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华夏民族中最痛苦的一群人，那时的我还不知所云，如今看到媒体在官僚蛮横、百姓绝望的夹缝中，猪八戒照镜子，忽然一阵虚伪的做作感腾空冒起，阴森、恐怖。

中国的媒体严格说来就是党产，他的天然属性必须先党后民，只是我们的媒体人总是希望改变点什么，却也总是不得要领。本来，媒体呼吁人民尊重法治，是遵循民主社会对法律的信仰，建构一种具有法律内在灵魂的民主意识，逐渐把中国社会导向那个方向。只是当他们面对越来越多的社会不公积聚起的绝望情绪时，道德感召力迅速被消解。理性、冷静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指导方针面前，就是懦夫的最好解释。

因为这片土地的生存规律是法律听人的，所谓的法治，必须是社会各成员对法律，特别是宪法具备不可侵犯且绝对服从的社会共识，如此公平才是一种可追求并能实现的东西。只可惜，中华大地还是人说了算，所谓人治国家，也大致如此吧。

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自从在西安后宰门小学里听到了“连爷爷，您终于回来了”的童言童语后，连爷爷的光辉普照神州大地，无论在何时何地，他的足迹伴随着寻根问祖而来，踏着满足的荣光而去。而各地的政府官员互别苗头，争相拉拢连爷爷的举动，更是叹为观止。

出生在西安的连战，最近两个月内分别得到了山西襄垣、湖北广水的青睐，襄垣地方政府声言：据资料考证，襄垣是连氏开宗发祥地，史称连族“上党开宗”。湖北广水更是不甘人后，掏出1300万人民币为连战先祖北宋连舜宾的陵墓进行修复。于是问题来了，我们究竟有必要打扰古人，讨好贵宾吗？当然，更重要的是，对待连战这位和平使者，一叶障目后导致的盲目崇拜与恭维，才是最令人恐惧的悲哀。

早在李登辉当局时期，连战从“行政院长”高升到“副总统”，期间经历的波折、磨难不胜枚举，但是也就在这段时间内，连战的负面形象就此浮现。1994年春天，连战时任国民党当局“行政院长”，当时的两岸关系尚未有如今的热络与通畅，官民间的误解颇深。在此背景下，浙江千岛湖发生了一起特大抢劫、故意杀人案，案发后李登辉当局借机发难，屡屡以激烈措辞挑起岛内人民对大陆的敌对情绪。当时的连院长选择紧跟李登辉的步调，也发表了著名的“漠视人权、草菅人命”论，大陆方面则由新华社、人民日报组织反击，现任国台办发言人的范丽青，当时以新华社记者的名义发表署名文章，逐条驳斥台湾当局领导人的荒谬言论，至于有无提及“严重伤害大陆人民感情”之类的声明就无从考证了。

其后，随着国民党内部政治斗争加剧，宋楚瑜势力壮大，连战全面倒向李登辉。特别是李登辉抛出震惊中外的“两国论”后，时任“副总统”的连战不仅全力支持，还称赞李登辉此举是“维护‘国家’尊严、保障人民权益的考量，表达了台湾人民心声，是攸关‘国家’发展大是大非的课题”。之后的2000年大选，连战又强调 “两国论”是“务实的自我定位，既符合两岸政治现状，也符合双方分治、互不隶属的法律现实”。诡异的是，到了2004年大选时，他改口说他未曾支持过“两国论”，却被对手指出，说他也从没反对过两国论。

一个是备受大陆欢迎、群众喜爱的连爷爷，为促进两岸和平交流奔波忙碌、呐喊呼号的中华儿女，一个又是满腹权欲、自我膨胀，甚至不惜巴结长官的连战。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连战呢？

当我们欣喜台湾终于出现了一个政治家，能做点功在民族的好事之时，却也会在阴暗的角落里嗅出一股子年代久远的腐朽气息。一般而言，如果政治人物改变原则立场，除非在理念及信心上发生彻底改变，否则很难令人相信这种改变行为本身具有什么正当性，简而言之，骗选票似乎成为政治人物甘愿沦为政客，向选票及权力致敬的关键所在。连战不是神仙，在初尝民主的台湾，他更不会是单独成章的个案。

事实上，肯定连战今日之于两岸的巨大贡献，让中国人民永远牢记这段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繁荣，以眼下中央对连战礼遇有加，并多次向马英九当局释放善意的作为即可知晓。但为了公平地讲述一个人，特别是政治人物的功过，连战也有着不堪的过往。过分拔高连爷爷的光辉形象，并因而引发地方政府疯狂追星般的热捧，抬出祭祖、寻根、修坟等手段，不但不会对两岸统一作出任何贡献，反而会因为地方政府操作手法不当，激发两岸人民的反感。

我们总是习惯在希望与失望的轮回中，重复着错乱的人格评价，当这个人或国家待你和颜悦色、谦恭友善，我们抱以十二万分的回报，只是热情过后才幡然觉悟，那个好人也是会变“坏”的。连爷爷从原有的“坏人”变成了“好人”，转变的过程固然令人激赏，但也触发了地方政府动用不菲的公帑褒扬一位对当地公共利益无关紧要之人的祖坟，这恐怕不会是连战怀旧的本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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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2005年的破冰之旅开始，大陆方面持续向台湾送出大礼，此次南京会谈也一切照旧，似乎台湾收礼收得理所当然的。陈江南京会既然已是第三回了，老熟人遇到新问题也只是时间问题。而这个“新问题”显然与当前和乐融融地两岸形势有些许格格不入。

台湾在处理两岸关系时，一直锱铢必较“对等、尊严”问题，这点在李登辉、陈水扁两代人身上体现到无以复加。结果尊严没得到多少，羞辱却如影随形。或许是两岸关系春暖花开了，以至于人们认为马英九的上台，注定会是两岸和解的开端，甚至大胆猜测“胡马会”都不是什么太夸张的事情。只是这种想法是否过于一厢情愿了呢？

在陈江南京会之前，马英九挂心的不是金融合作协议、空运补充协议、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等早就谈妥的开胃菜，而是那个已经被高度口水化的ECFA（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台湾著名政论家南方朔就对此批评过：“一个时期以来，两岸尽管互动频繁，但实际上却是台湾先放话，而后大陆再配合使其支票能够兑现。正因这种心态，台湾这方面遂想当然的以为有关ECFA的问题，大陆也当然会使其支票兑现。殊不知 ECFA与陆客观光、大三通等技术性的问题完全不同，它涉及签约双方的身分，涉及更多利益的交换，不经密集的沟通与建立互信，它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共识。 ”

南方朔的说法，事后证明是正确的，而足以佐证这个观点的依据是在博鳌论坛期间，国台办主任王毅公开表示，如果台湾希望在陈江会就ECFA交换意见，大陆方面愿意进行“初步探讨”，启动两岸经济合作的进程。这个“初步探讨”的回答很巧妙地道出了现阶段大陆对这个空中楼阁般的新兴事物的谨慎态度。

除此之外，第五航权要“争取”，WHA观察员要“尽力”，人们看到的是马英九当局在“九二共识”的大舞台上，自己挑选旋律、舞伴，等一切就定位后，再来问大陆，你有没有兴趣谈谈？

这样的手法似曾相识，因为马英九也曾经这么对付过台湾蓝色选民——那些对国民党忠贞不二的普通台湾人。在陈水扁当局倒行逆施、无法无天的行径彻底激怒泛蓝群众后，国民党的中兴希望出现了，他就是马英九。他利用蓝色群众对陈水扁和民进党深入骨髓的仇恨与愤怒，时刻提醒他们，不管我马英九做错了什么，到大选投票时，你们都只能把票投给我。因为只有国民党重掌政权，才能全面清算民进党执政的“罪恶”。

于是，一次成功就会有第二次，面对台独政权遭台湾人民抛弃，马英九方面认为大陆只有和我打交道，尽量满足我的需求，才能防止两岸关系倒退，保存住已有的硕果。结果就出现了，台湾开支票，大陆帮忙兑现的奇怪画面。按理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是大陆当前对台大政方针的主轴，送大礼并非完全为了帮助马英九，但却很难阻止有人刻意抢功。

《礼记·曲礼上》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如今的两岸关系和缓呈现的是大陆不断释出善意，礼单五彩纷呈，台湾却是听等看。长此以往，再好的气氛都会烟消云散。于是继早前表态“任内不谈统一”、“两岸领导人会面时机还没到”、“三四年内专心谈经济”，对大陆希望以经济发展促进和平统一的苦心充耳不闻。

一个良性共生的两岸关系必须是建立在平等互惠基础上的“礼尚往来”，现阶段只有经济领域的问题就已然别扭为难，未来一旦涉及政治定位、军事互信等敏感地带，两岸还能有眼下这种如沐春风的意境吗？陈江会具有表面上平等互利的一切元素，也的确签署了多项有利于民族、有利于国家的协议，但这背后仍然浮现了一个跳不出来的怪圈：两岸关系的好坏，台湾政治人物及其政权的决定性因素远高于其他。那么谁又能保证台湾不会出现第二个陈水扁？如果真的不幸噩梦成真，好不容易结出丰硕果实的两岸关系是否就必然一笔勾销？

伴随着两岸交往日渐深入，经济、旅游、投资等民间互动的日益活跃，如何从“捐弃前嫌”中找到展望未来的智慧，这才是三次“陈江会”最牵动人心的关键。

两岸关系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动荡，终于在2008年迎来了破冰的喜悦，随着大陆 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去年底踏上宝岛，成了两岸互动迈上新台阶的最佳见证。承接去年北京、台北的“陈江会”，海协、海基两会的磋商与会面渐入佳境，事务性协商 的内容逐次递增，政治敏感度相对降低。这为南京的第三次“陈江会”铺垫了一道很舒适的气氛红地毯，也能使两会缩短从客套寒暄进入实质谈判的调试过程，值此 4月29日汪辜新加坡会谈16周年纪念日临近前夕，陈江南京再会，历史与现实意义同样亮眼。

前不久在海南博鳌，继去年胡锦涛总书记与马英九期许两岸未来发展时的“十六字箴言”后，温家宝总理在会见钱复先生时所言“面向未来、捐弃前嫌、密切合作、携手并进”。嗅觉敏感的台湾媒体立刻就对温总理话中的“捐弃前嫌”发挥出无限的联想。

两岸之间的“前嫌”此前更多的集中在政治、军事领域，但伴随着两岸交往日渐深入，经济、旅游、投资等民间互动的日益活跃，如何从“捐弃前嫌”中找到展望未来的智慧，这才是三次“陈江会”最牵动人心的关键。

众所周知，两岸隔阂逾60年，民间交流经常被套上莫须有的政治色彩，导致两岸人民对彼此多多少少存在一些误解与不快。当政治议题不再困扰两岸大局之时，民间心理如何有效调试，迎接各自心中那个“最熟悉的陌生人”，着实考验着两岸中国人的心胸、气度与智慧。

于是人们的目光也自然而然地汇聚到了古都南京。26日上午，“陈江会”如期交出 了第三次磋商的成绩单：《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协议》、《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海峡两岸空运补充协议》等3项协议。其中大陆方面以更豁达 的胸襟，向台湾同胞赠送大礼，顿成舆论报道热点。在《海峡两岸空运补充协议》中，为回应台商与台湾旅游业对两岸直航班次供不应求的状况，“陈江会”同意由 目前的每周108班提升到270班，这对推动大陆同胞赴台旅游，拉动台湾经济起到了政策利多的效应。同时包括《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的签 署，对猖獗一时的诈骗集团隔海实施犯罪将产生一定的威慑作用。

而《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协议》的签署，对时下辛苦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两岸当局都是 一大成果。尤其是台湾的金融服务业，面对岛内出口型经济的衰退，尽快抢占大陆金融市场，是维系台湾金融业命脉的重要战略步骤。与此同时，台湾方面也将开放 大陆资本入台投资，国民党“立委”更具体到大陆广告可否入台，提案修正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由原来的“原则禁止，例外开放”改为“原则开放，例外禁止”，此举也将有效缓解台湾媒体业的经营压力。

当然，这些由上而下的共识与协议，并不可能马上收到预期效果。毕竟，24日发生 在台北闹市的高空坠物意外事件与近日多个大陆旅游团受台湾旅游社冷待的遭遇，依然在提醒着我们，两岸民间逐步了解彼此的优点，包容对方的不足，有时还会碰 到意想不到的困难与尴尬，这些远比官方协商谈判要艰巨与漫长。

两岸的未来寄希望于人民，只有当两岸中国人抛却历史的包袱、放下现实的成见、消解心中的隔阂，“陈江会”签署的协议才能更为彰显时代的光芒，留下后人称道的里程碑意义。

前些日子，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了一首《草泥马之歌》 ，作者开门见山就说：“认真你就输了”。恶搞的草泥马当不得真，但现实生活中，一位知名作家的言论却引发了一个国家的愤怒，那就是香江第一才子陶杰。

这起被外电命名为“中国著名作家辱菲”的言论纠纷，起因是陶杰在免费杂志《HK magazine》撰文，形容菲律宾是“仆人国家”（nation of servants） 。文中还提及近来中菲两国就南海领土上的一些龃龉，以挑衅菲律宾人自尊的语句叙述道：菲律宾声称拥有南沙主权，作为爱国者的他万万不能容忍，因香港就有超过13万名菲律宾佣工，“作为仆人国家，不能对主人还击”。此言一出，菲律宾政坛哗然，劳工组织更是怒不可遏。外电甚至援引阿罗约总统发言人的话宣布，陶杰已遭菲律宾移民局禁止入境。

陶杰辱菲风波在香港持续扩大，甚至连北京中央级媒体也投去了暧昧不明的眼神。但是与香港主流意见多数坚持陶杰辱菲言论只属于言论自由范畴，既不代表香港市民对菲律宾及菲佣的态度，且陶杰是民间人士，其出格言论更无关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故此香港媒体和学界普遍认为菲律宾有小题大做之嫌。因为依据国际惯例，若仅因为一位平民百姓对某国发表带有侮辱性的言论，该国即高姿态向该人发表外交声明、禁止入境的情况，极为罕见。

然而陶杰的出格言论能诱发4月5日2000菲律宾人的游行抗议， 也是因为香港社会对待菲佣至今依然存在歧视现象。虽然港府信誓旦旦承诺，今年中香港就将全面实施《种族歧视条例》 ，对改善外籍劳工的现状，打击种族歧视言行会起到重要作用，但长久的不愉快经历使得居港菲律宾人根本不敢抱有不切实际的奢望。

至于北京的中央级媒体态度暧昧，缘系报道基调多以切割中菲主权争议与菲律宾劳工之间的关系为主， 《光明日报》署名文章率先发问：贴上了“爱国”标签的言论就是爱国？该文最后一句话最为点睛：纵使帖上了“爱国”的标签，如果不符合正确表达的形式，其作用必然适得其反，不但不会得到政府和同胞的理解和支持，而且应该受到遣责才对；更何况，帖上了“爱国”标签的言论，并等于就是爱国。如果陶杰不是长期民主运动的异见分子，不是与中央大政方针离心离德之辈，更不是矢志追求香港民主的志士，可能这顶爱国贼的大帽子也就扣不到他头上了，因为就事论事，他对南海主权的言论是绝对的政治正确。只可惜他的屁股坐错地方了。

昨天，有人问我，台湾人开始打击说真话的官员了？他们不是号称民主自由之地么？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让我不知从何回答。于是，此人接着说，喏，你自己看——称“台湾是中国一省”官员被撤职已成定局。再顺着看下去，终于明白了，又是《环球时报》。我后来回答，这位台湾官员发表的言论与这家大陆报纸一样，都具有狂妄透顶的种族优越感，以至于前者不惜扭曲人性，后者则屡次强奸新闻操守。那这件对台湾社会意义重大的事，到底真相如何？

台巴子论激怒全台

这名台湾官员，其实是个文官，但因为被主管单位新闻局派驻加拿大，担任台湾驻多伦多经济文化处新闻组组长，对外代表中华民国的国家形象。所以此人如此狂悖的言论，才激起台湾人民强烈的愤怒，网民以最快的速度启动人肉搜索，以铁的事实逼迫他低下那颗“高级外省人”的头颅。

他叫郭冠英，经查证范兰钦正是此人的笔名，最早有人发现苗头的时机点在今年二二八前后，这个名叫范兰钦的职业写手，向台湾《联合报》投书，极力美化蒋介石和陈仪，并直言不讳地认为国民党当初屠杀无辜人民的决定是正确的。如此大胆并公然挑战社会主流共识的言论，引起了网民的注意。之后，随着民进党立委管碧玲召开记者会揭发，网民的人肉搜索行动也逐步升级，包括“我们是高级的外省人哦”、“对台巴子就是要专政”、“台湾不是国家，当然更没有外交”、“如果不是赎买，没有国家会承认中华民国”、“台湾只是中国叛离的一省，那来主权？”、“其实根本没有台湾这个东西，她不是省，自废了，更不是国，只是个鬼岛”等署名范兰钦的文章都被一一查出。

于是本人那位对台湾不甚了了的朋友，就拿着《环球时报》刻意挑选的角度——说真话的台湾官员竟然被免职，来质问我民主自由的台湾为什么没有言论自由？由于本人曾经援引中华民国大法官会议的宪法解释文，阐述过如今的台湾社会已经足够开放到，容许共产党和台独言论同时存在的地步。所以，朋友很纳闷，为什么主张台独是合法的，倾向统一就会被声讨、受谴责？这不是很奇怪么？

顺着这个逻辑，统独神经异常发达的个别无良媒体就开始塑造“这是台独分子的阴谋”，并持续以台独攻击中华民国可以安然无恙，说台湾不是国家却要遭革职，以偏概全。这其中还有一位我比较欣赏的台湾学者——台大政治系教授石之瑜就是此类看法的代表性人物。

如何界定官民的言论边界？

这件辱台风波之所以扩大到全民动员的程度，就因为郭冠英是个官员。《中华民国宪法》开宗明义第五条明确写道：中华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就冲着他那句“我是高级的外省人”，违反宪法的罪名就一点都不冤枉。事实上，如果郭冠英（范兰钦）是个普通公民，那么这些文章观点顶多会受人非议，接受人们的道德批判，因为宪法保障普通公民拥有足够充分的言论自由权。

但是官员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在民主政体中，政府是人民用选票选出来的，上至总统，下到芝麻小官，每月领取的薪水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用现任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在南京中山陵挥毫写就的“人民最大”四个字最能形象的概括出人民与公仆之间的关系。那么，这种基于选举与选票之上的授权关系，也可以用老板与雇员的劳动关系来诠释，人民是国家当之无愧的老板，元首及其政府都是人民通过自由意志选择、供养并自愿接受他管理的管家。

从法学上，法律无禁止即是合法的原则，其适用对象是全体人民，因为在权力与国家机器面前，人民永远是弱势群体，最需要宪法加以确认及保障他们的权益。反之，官员的行为规范则必须时刻遵守包括宪法在内的一切法律法规、典章制度，赋予你多大的职责，方可行使多大的权力，不得越雷池一步。同时，光有法律还不够，国父孙中山通过五权分立（为免有人抬出吴邦国委员长的最高指示来反驳，我以国父代替三权分立）的宪政架构，设立立法院、监察院、司法院等监督机关，对以总统、行政院为核心的行政权作出制衡，虽然历经蒋氏父子的独裁统治，五权分立的宪政秩序形同废纸，然台湾民主化的脚步又把国父的遗愿捡了回来，推行宪政以完善法治，巩固民主成就。

民主进化的必由之路

曾几何时，每逢有选举，本土候选人都会拿省籍当做吸票机，到陈水扁这里算登峰造极了。但也就是这种“外省猪滚出去”的选举语言，令还未当选公职的公民候选人会遭到选民强烈抨击，且近年来这种激化族群仇恨，毒化种族裂痕的候选人，越来越令人齿冷，也为所有政党严禁。一个普通人想竞选公职，尚且知道不能发表如此丧尽天良的疯狂言论，何况已经在职20余年的老官僚了。毕竟这关系着一个国家、社会、民族的文明底线，是决不能用言论自由这把万能伞来大而化之的。

同样是人，又同样是中华民国公民，郭冠英与一位普通的台湾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官员的言行必须受限制，尤其是台湾的行政系统严格要求公务员及常任文官必须恪守中立原则。不要说类似“高级外省人”、“对台巴子要专政”的言论极具挑衅意义，且郭冠英身为中华民国公务员，在两岸事实分裂的基础上，公然否认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台湾问题的主体就在于如何认识中华民国），泯灭文官的职业良知，站在敌对的立场攻击自己的人民与政府，处置这种失言败德的官员关言论自由何事？

诚如在美国侮辱有色种族，从最早的白人特权演变到当下的生活禁忌，文明社会总在向前进步，而不是向后倒退。当然，本文所指的官民言论边界，对那位质问人民为什么不公布财产的某政协主席，是不适用的，抑或者大陆官员觉得人民低下的素质，尚不具备监督他们的资格吧。

年度的全国两会落幕了，但港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又一次因为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香港中联办副主任黎桂康的谈话变成了舆论焦点。与前几年把大量精力放在内地与香港在经济合作上磨合不同的是，今年人们更在乎港区人大、政协的宪制辅政角色，会否发展壮大成香港第二个民意机构，威胁到立法会的地位这一点上。

事缘3月7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港区人大代表团的分组讨论中，对在场的港区人代们表露了中央力挺港府的坚定信心，由于一些与会代表会后对港媒强调，习近平特别提到了曾荫权的名字，故翌日香港报章头条多以此为题。但又隔一天，另一些参会的代表以未听闻习近平说过曾荫权三个字，令记者们一头雾水，习近平的讲话顿时成了罗生门。

在媒体们削尖脑袋找真相之际，拥有北京权威背景的香港《文汇报》独家引述香港中联办副主任黎桂康的谈话，透露了特区政府与中联办已就港区政协委员可发挥的功能及角色达成了10点协议，其中包括港区政协委员可就香港内部发生的问题发表意见，而港府则可向中央政府推荐港区政协委员的名单等。言论甫一出街，香港政界震动不已。

这两件事之所以能引起足够话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在港区人大、政协分组讨论的闭门会议里突然出现的。然而，由于闭门会议的惯例，记者只能在门外等待，以至于门里边的一举一动都需要依靠参会的代表、委员来转述，真实性有多高，记者往往心中没谱。但有意思的是，由于中联办与港府异口同声地否认有所谓的10条协议，把《文汇报》的独家报道逼到了假新闻的尴尬境地，令该报声誉蒙尘。两会涉港资讯的传递，其混乱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香港政界和舆论对习近平到底有没有提到曾荫权的名字，目前基本已有定论。这起罗生门的重点不在副主席的原话到底是什么，而是港府低到令人汗颜的民望，当局施政频频出错，政改方案迂回不前的大环境下，中央是否意识到了香港面临的结构性难题，尤其是公务员治港体制已被时间证明是失败的。这很容易使人回忆起，当年以董建华为代表的商人治港模式的惨痛经验，是不是必然会推导出一个曾荫权末路将近的答案？

对此，香港政界普遍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从保持香港大局整体稳定的角度来看，爱国爱港团体早前从北京得到消息，中央曾经的确有做过沙盘推演，考虑曾荫权一旦下台会由谁接班的问题，结论是“没有”，北京认为不管由谁临危受命，香港政局都只会更加动荡，管治更加艰难，故此一动不如一静。同时，鉴于香港回归才11年，如若出现两任特首都做不到任期届满就黯然下台，不仅香港的国际形象堪虑，连带“一国两制”方针是否也出现致命缺点，都会成为口水话题，令北京脸面无光。所以，综合上述原因，不管曾荫权主观意愿如何，他都注定会圆满完成特首任期，光荣退休。

特首的前途很容易破题，但港区人大、政协的政治定位就比较烫手了。众所周知，自从香港回归以来，中央政府一直不允许港区人大代表在香港本地开设服务处或办公室，董建华时代更由人大常委会出面约束港区人大代表要识大体顾大局，避免挑战香港立法会的权威，他们即便要以中央级民意代表的身份求见特首都很难。曾荫权掌权后，人大政协地位有所提升，但煲呔却从不把这群“没有民意”的民意代表当回事。以至于汪明荃为了粤剧发展问题向特首建言，曾荫权不仅不采纳还反唇相讥，气得阿姐都想上京告御状了。

依照《基本法》的原则，香港不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没有政治协商的法理空间。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均直接对中央民意机关负责，依法不得在香港以中央民代的身份介入港府施政。但《基本法》又保证每一位香港公民拥有足够的言论自由，任何个人及组织皆可表达政见，以市民的立场影响政府决策。问题是，同一个人，他既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头衔，也是香港合法公民，又具备了港府不容忽视的精英特质，如此特殊的群体要发挥“为谋划香港长远发展积极献计出力 ”的作用，究竟怎么做才合理合法呢？更何况，比起港区人大代表尚有所谓的“小圈子”选举，港区政协委员全部都是中央委派的，一旦操作不当，干扰港府执政，破坏港人治港承诺的大帽子就会从天而降。

这才是《文汇报》独家报道与黎桂康副主任的原话，港人一定要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根本原因，恐怕也是最棘手的宪制难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