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伞的孩子必须努力奔跑

　　肯·罗宾森概括了使人类生活繁荣的三大关键原则 ，而现行的教育文化又如何与其背道而驰。他以风趣幽默、激动人心的演说告诉我们，如何逃出目前教育所面临的“死亡谷”，如何以开放的文化氛围培育年轻的一代。

　　肯·罗宾森质疑现行的教育方式，引导人们对教育体系进行深刻的反思。他领导了英国政府的1998年创意和文化教育咨询委员会，对创意在教育系统以及经济体系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入研究。因在这方面的突出成就，2003年他被封为爵士。

　　《名利场》杂志评价，“如果要问我们的教育危机什么时候达到临界点，那很可能是罗宾森爵士2006年的TED演讲被上传到Youtube的那一刻。在幽默而深刻的19分钟里，他提醒着我们一个残酷的事实：我们的学校未能认识到创造性的重要，我们没有为下一代准备好未来的挑战。”

　　这个最受欢迎的演讲几乎没有幻灯片，没有道具，没有任何夺人眼球的技术演示，他甚至不太在台上走动。但你仔细研究下它的论题，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它会引起广泛的共鸣。

　　随着科技和互联网的发展，谷歌和维基百科构建的知识体系正在颠覆人们解决问题的路径，而人们的学习模式也随之改变，TED上的不少教育演讲者都开始反思始于一百多年前维多利亚时代的现代教育体系，这个体系强调读写和记忆的训练，采用标准化的学校学习方式，是为工业化社会培养合格员工的。

　　以前，这种标准化对个人创造力和个性的伤害并未被普遍重视，而未来社会不再需要大量标准化的工人，对个人创造性和独立思维能力的需求越来越高，教育却还是滞后不前，这引起了教育先锋者的普遍焦虑。

　　在那个演讲里，罗宾森将矛头指向整个现代公立教育体制——公共教育成为高等教育的孵化棚。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都是要培养我们成为好的工作者，而非有创意的思想家。那些充满着好奇心、能量充沛、坐不住想象力充沛的孩子们被忽视了，甚至被指责。

　　“我们把孩子分为两类，一是会做学问的，二是不会做学问的。第一类人去了上大学，第二类去了技校或中途退学。我们怎么能说一位擅长舞蹈的少年就不如一位善于写作的他的同龄人呢？”他说。

　　他认为，人的智能是十分多样化的，长期以来，人们以一种工业化的方式来管理学校，这是扼杀天性的。相反，我们应该用农业化的思维模式来思考教育。每个学生都是活生生的个体，学生不是产品，而是有机体，他们要找到适合自己生长的土壤和气候，作为农民，任务是保证种子拥有最佳的生长环境。

　　今年，肯?罗宾森在TED做了一场名为《如何逃出教育的死亡谷》演讲。演讲中，他概括了使人类生活繁荣的三大关键原则，而现行的教育文化又如何与其背道而驰。他以风趣幽默，激动人心的演说告诉我们，如何逃出目前教育所面临的“死亡谷”，如何以开放的文化氛围培育年轻的一代。

　　◇演讲全文◇

　　12年前我移居到美国，和我的妻子泰瑞和两个孩子。事实上，说真的，我们只是搬到了洛杉矶，还以为到了美国。（笑声） 不过，从洛杉矶乘飞机到美国，用不了多长时间。（笑声）

　　12年前，我刚来到美国的时候，当地人给我讲了许多东西 ，像“美国人不懂讽刺。”你们也有这种想法吗 ？这很荒谬，我踏遍了美国的山山水水，却从未找到任何证据来证明美国人不懂讽刺，这属于一种文化迷思，就如同说“英国人很矜持”一样。我真不知道人们为何会这样想，英国曾侵略过每一个与其不期而遇的国度啊，但是说美国人不懂讽刺确实与事实不符。其实，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别人在背后是怎样谈论你的。在欧洲，你离开客厅时，人们会说。幸好，没人当着你的面讽刺。

　　在我偶然听说“不让一个孩子掉队”这条立法时，我就知道了美国人是懂得讽刺的。想出这条立法标题的人，就很懂得讽刺，难道不是吗？因为数百万的儿童被撇在后面了，我从中看到的是一个并不招人待见的名号：“数百万的孩子掉队了”。显而易见 ，具体有什么计划呢？我们把数百万儿童撇到后面。这就是它如何运作的，而且效果不错。

　　在美国的部分地区，60%的孩子从高中退学，在土著美国人社区，达到80% 。有一种看法是，如果这个数字较少一半。那么在未来的十年里，可以为美国的经济创造近万亿美元的净利润。从经济角度看，这是一笔好买卖，对吧？但我们应该这样做吗？实际上，要大量的投入才能肃清辍学危机所造成的损害。

　　但辍学危机仅仅是冰山一角。没算在内的，是那些人在上学心却辍了学的孩子，他们不喜欢学习，无法真正从中获益。

　　其原因，不是我们没有投入足够的钱。在教育领域，美国比大多数国家，投入了更多的资金，班级人数也更少，每年都有上千条立法提案尝试改善教育制度。问题是，我们走错了方向。

　　有三条法则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繁荣，而现行的教育文化却与之相抵触，多数教师教得辛苦，学生学得痛苦。

　　第一条法则是，人类天生彼此千差万别。

　　请问一下，在座各位多少人有孩子，孙儿辈也算，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呢？剩下的即使没有孩子也见过别人的孩子。（笑声）到处都有小孩子，我要跟你们打个赌，我肯定能赌赢。如果你有两个以上的孩子，我打赌，他们一定是完全不同的个体，不是吗？难道不是吗？（鼓掌） 你绝对不会错认，对不对？你可不会说“你是哪一个，提醒我一下，我和你妈妈要采用些手段，像彩色编码系统，这样我们就不会搞错了。”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所提出的教育政策，是基于一致性而非多样性。这种政策是在鼓励校方以成绩的高低，这种狭隘的方式，来为儿童的能力定位。“不让一个孩子掉队”这条立法的一个影响，便是将公众的视线限制在被称作STEM学科的焦点上（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

　　它们是很重要。我不是驳斥科学和数学的重要性，正相反，它们是必需的。但不是全部，真正的教育应当给予艺术、人文和体育与STEM同等重要的地位。

　　据估计，如今的美国有大约10%的儿童被诊断出患有注意力缺乏症的一些症状，即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我不否定有这样的病症存在，只是我不认为这种病会如此盛行，如果你叫孩子坐上几个小时，做低级的文书工作，他们会不安分，这并不奇怪 。（笑声）（掌声）大多数的孩子，并没有心理问题，他们只是在忍受童年的煎熬而已。

　　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我也有过早期的童年生涯， 并经历了整个历程。广泛的课程可以使孩子们取得最出色的成就，可以展示出他们多方面的天分，不局限于小范围 。顺便提一下，艺术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它能够提高数学成绩；艺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表述着孩子们的天性与本质。

　　第二条法则是拥有好奇心。

　　如果你能燃起孩子心性的好奇之火，绝大多数都可以主动学习，无需外援。孩子们天生就会学习。是激发或是扼杀这种天赋，对孩子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好奇心是取得成就的能动力。我这么说是因为，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当前的教育文化影响了教师的专业化程度。

　　无论是世界范围的教育体系，还是国家内部的教育机构，都不如优秀的教学团队，教师是学校能否取得成功的命脉，教学是需要创造力的职业教学，要有适当的创作，因为它不是单纯的输出。

　　教师的工作不仅仅去传递所接收到的信息，优秀的教师的确要这样做，但同时他们还会指导学生的学习，激发学生的兴趣，挑起学生的热情，赢得学生的关注。看吧，总而言之，教育讲的就是学习，如果没有学习就谈不上教育。人们花了大量时间去谈教育问题，却从来不讲学习。教育的主旨就是引导人们去学习。

　　我的一个朋友，是老朋友了——他本身也很老了， 已经去世了（笑声），恐怕最老也不过如此了。他是个很了不起的人，是位出色的哲学家。他过去常谈到做事与从中获得成就感两者之间的不同。有些事你会去做，但不一定有所成就，就好比节食，这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你看他，他最近在节食。他有瘦一些吗？没有啊。教学和节食很像，你可以说“那就是黛博拉，她在34号教室授课。”

　　但如果学生没从她那学到任何知识，她就可能只是从事教学这项工作，但并没有真正的完成它。

　　教师的职责是令学生学习得更容易，就是这样。我想，部分原因是，因为当下的教育文化主要关注的是考试，而非教学。

　　如今，考试很重要，标准化考试很有影响力，但它不应该作为教育文化的主导方向。相反，考试应该用于诊断问题，并且，用于帮助改进。 （掌声）如果我去做个医学检查 ，我当然要做些常规检查，我想知道，同大众标准值范围相比，我的胆固醇含量在什么水平，我不想参考那些医生随便编出来的数值。

　　但这些考试应当对学习有利，不应该像常表现出的，是阻挠学习的热情。当前教育的文化核心，不是激发好奇心，而是要求服从。

　　我们的孩子和教师都被鼓励，遵循常规算法，而不是激发想象力与好奇心。

　　第三条法则是，人的生命具有与生俱来的创造力。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有不同的人生履历，我们创造不同的生活，我们一边经历着一边享受着，这是作为人类通用的生活模式，这就是为什么人类文化如此有趣、丰富 充满活力。其他动物也可能拥有想象力和创造力，但明显又没那么多。不是吗，难道跟人类一样？你可能养了条狗，你的狗也有可能情绪低落，但它不会去听收音机乐队的音乐，不是吗？它不会拿着酒瓶坐在窗前凝视远方，你问“要不要出去散散步啊？”它回答“不用了，我没事。你去吧，我在这等你。记得拍照。”

　　我们的生活就建立在这种无休止的经历上，设想着其他的选择，其他的可能。而教育的一个作用就是唤醒并开发人们的创造力。

　　相反，我们的教育文化是标准定型的。其实，不是非得这样做，不是的。在芬兰，传统优势教学科目有数学、科学以及阅读，我们只知道他们在这些方面做得很好。因为这些科目通常都是要考试的。这就是考试引发的一个问题。人们会忽视同等重要的其他科目。

　　在芬兰，教育工作是这样的：人们并不执著于这些学科，他们的教育很全面，包括人文、体育和艺术领域。其次，在芬兰没有标准化考试。我是说，几乎没有。即使有，也不会是那种叫人要一大早起床守在桌旁学习才能通过的考试。第三，最近我出席了一个会议，对方来自芬兰，是的的确确的芬兰人，一些美国人像芬兰人问道：“在芬兰，你们怎么应对辍学率？”他们当下看起来很困惑，然后说，“我们那没人辍学。为什么要辍学呢？如果有人遇到困难，我们会很快地联系他们，帮助他们，甚至支持他们。”

　　有人会说“要知道你不能拿芬兰同美国比。”的确不能，芬兰人口大约只有五百万，但可以拿它同美国的一个州来比较，在美国许多州的人口比芬兰的要少。我去过美国的一些州，那里就我一个人（笑声）。这是真的，还有人告诉我走之前要锁门（笑声）。但是世界上所有的高效体系用在美国身上，很遗憾，通常作用都不明显。

　　作为整体而言，做法之一是，（芬兰）他们将教学个性化，他们认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育体系要做到吸引他们，引起他们的好奇心，他们的个性以及创造力。这样才能让学生主动学习。第二种做法是，他们为教育行业造就了崇高的地位，他们意识到要改善教育水平，就要选择优秀的教员，并给予他们不断的支持以及专业化的发展。

　　投资教育专业的发展不是单纯的花费，他是有收益的。所有在教育方面取得成功的国家都深知这一点，无论是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新加坡，香港还是上海，他们知道事实就是这样。

　　第三种做法是，他们帮助校方知道他们的责任所在，并且要求校方负起他们应有的责任。

　　大家可以看出这与我们教育体系中的指挥和控制模式差异巨大，但这的确是某些教育体系的真实情况。中央政府或州政府认为他们是最好的决策者，他们会告诉你做什么。问题是人们不会在立法机构的会议室里进行教学，而是在教室和校园里，讲授者是教师，受教者是学生，若要夺走他们的决定权，教育体系就无法正常运行。政府必须把决定权交还给人们（掌声）。

　　美国的教育工作还是很出色的，我得承认这一点。尽管在这种教育文化下却不受其干扰，就像有人总是逆风航行。我认为原因就是当前的许多政策都是基于对教育的刻板印象。他们认为教育就像一种工业流程，只要有了更好的数据便有更好的发展。我想决策者会有这种想法，源于这样一种观点，如果我们将数据调整得足够精准，整个体系在将来都会运转得很好。

　　其实不会的，永远都不会。因为教育不是机械化的系统，它是人性化的，它的主体是人。想学习的人，不想学习的人，每一个辍学的学生都有自己的理由，源于每个人不同的生活经历，或许是觉得学习很无聊，或许认为学的的东西无关紧要，也或者是他们发现这些与校园以外的生活相矛盾。大潮流始终存在，但每个人独特的故事，同样存在。

　　最近我在洛杉矶参与了一个会议，被称为可选择的教育方案，策划这些方案的目的是要让孩子重新接受教育。他们有些共同特征，个性化程度高，对教员支持力度大，与社区联系紧密，课程广泛多样化，这些课程方案往往将校内和校外的学生都包含了进来，而且都很奏效。有趣的是，这些被称作“可选择性教育”。想想看，环顾世界所有的证据都显示，如果我们都这样做，那就不存在选不选择的问题了。

　　所以，我想我们应该采用一种不同的说法，我们应当认识到这是个人性化的体现，在一些环境下人们可以取得成功，有些却不能，毕竟我们都是有机的生命体。而校园文化绝对是我们最根本的成长要素。文化也是个有机的术语，不是吗？

　　离我家不远处，有个地方叫死亡谷，死亡谷是全美最热最干旱的地带，在那里没有任何生物可以存活，因为那里从不下雨，所以，它叫做死亡谷。2004年冬天，死亡谷却下起了雨，短时间内降雨量达七英寸。2005年春天，那里出现这样一种景色，整个死亡谷铺满了鲜花，持续了一段时间。这证明了一点，死亡谷并非没有生命，它只是在休眠，地表下潜伏的种子待条件成熟便伺机而发。有机系统内，只要有适当的环境，生命的出现不可避免，这是自然规律。

　　你选择一个地方，一所学校，一个市区，你改变环境，让人们对可能性有了不同的感受，对希望有了不同的期许，机遇也更广泛，你珍稀并重视师生间的情谊，你给予人们自主权来发挥创造力，革新他们的成果，学校里曾一度缺失这种盎然生机，卓越的领导者清楚这一点，在教育体系中领导者的真正作用，无论在国家级、州级还是校级上，其真正作用不是也不应该是指挥和控制，领导者的真正作用是控制教育的风气，制造一种充满可能性的倾向。如果你这样做了，人们便会追随实现你预料不到、也不曾期待过的成果。

　　在此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一句格言“世界上有三种人，第一种人雷打不动，得不到是因为他们不想要，他们力求不变；第二种人，伺机而动，他们认识到改变的必要性，准备去做，；第三种人，先发制人，他们主动让事情发生。”如果我们可以鼓励更多的人去做，那将成为一场运动。如果这场运动有足够的执行力度，从最好的角度来看，那将会是一场革命，而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谢谢大家。

　　文章来源：《外滩教育》

许锡良

　　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教授，亲爱的各位同学：

　　大家下午好！

　　此次参加沙龙本来是准备只带耳朵，不带嘴巴，认真向大家学习的。但是，前面的几位专家发言非常精彩，激起了我的一点表达的欲望。刚才有在场的老师对我说，希望能够听到我的发言，否则此次沙龙会留下遗憾。我很感谢，对我有如此期许，令我诚惶诚恐，内心不安。非常感谢！

　　刚才叶老师说他对顺德区的新教师作了抽样调查研究，得出了师范培养应该注重的几个方面，我认为说得非常好，概括得很全面，很有启发意义。唯一遗憾的是调查抽取的样本太小了。因为这630多位新老师，只抽取了80位做样本，其实要获得630个样本也并非难事。上个月我应邀给这630多位新教师作了一次讲座，我在开讲前报了我的手机号码，结果当场就有近200位老师加了我的微信，倘若要做调查的话，通过微信就可以向他们发调查问卷，回收率可以做到100%。这样准确率会更高一些。

　　从这件事，我想到的是，在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时代，教师应该怎样当，教师教育应当怎样来做？这是一个值得好好思考的问题。

　　当MOOC课程从大洋彼岸像旋风一样刮到中国的时候，我们如果还按照传统的教师观念，传统的教师教育培训模式是不行的。比如师生交往的方式已经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从以前的纯粹的现实世界，变成了现实与虚拟世界同步进行，从从前的线下交流到线上与线下交流同时进行，以前师生交往主要是课堂上，现在的课堂与课外已经很难分辨。许多学校并不知道这种情况的变化，还在用老一标准衡量现在的教育与现在的老师和学生。

　　比如，前个月，有一个山区来的校长到我们学校的校长班培训，培训之余到我们学校的一些课堂转了转，发现我们有不少学生在课堂上玩手机。回去之后就在自己学校的教师会议上声称，以后永远不进广东第二师院的学生，而且还要号召当地别的学校也拒绝接受二师院的学生。我不排除一些学生上课用手机玩游戏做与课堂无关的事情的现象，但是，这事要用到我这里，我的学生肯定是冤枉的。因为，我上第一节课，就要求学生存我的手机号，然后加我的微信。我有许多阅读材料都放在微信上，平时的交流探讨也多在微信上进行，包括个别的辅导、交流与对话。课堂与课下的界限是很难分开的。甚至某些考试也是在微信上进行的。如果看到我的学生在利用手机学习，就判定这样的学生不能要，至少对我来说是很冤枉的。

　　刚才李老师说她了花了40万元建立了一个教师教育的实验室，上海某重点师范大学利用1000万元建立了这样一个教师教育的实验室，我自己只花了3000多元，每月100多元的费用就在手机上建立了这样的教育交流平台，效果同样的好。我现在手机里有1500多个信友，其中300多人是学校的学生，不仅有广东二师的学生，还有全国其他学校的学生。我每天发5到10篇思想性、学术性与知识性较强的文字资料，从多方面让学生认识到这个世界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同时，我因为教学生“逻辑与批判性思维”课，也需要有多种不同观点的文字资料，通过阅读训练思维，这是很有必要的。现在移动改变生活，也正在改变学习方式。商业领域正在向电子商务化发展。将来的商业，要么电子商务，要么无商可务。教育领域呢？也正在向可汗学院、MOOC课程与翻转课堂转化，传统农业的教育是个别化，也只能小规模化；工业化的后果是班级的出现，在大规模化的同时，却再也无法个别化、个性教学；而在互联网时代，个性化与个别化，以及大规模化可以同时实现。这个世界越来越扁平化了，知识信息的获得越来越容易，对教师的要求是要有问题意识，要有创新意识与综合运用知识信息的能力。

　　现在的一些教师教育没有跟上时代的节拍。比如说，从前大家诟病比较多的是教师教育理论性的东西讲得太多，能够落地的操作性的东西太少，现在是矫枉过正，教师教育几乎完全被弄成了教师技能培训。我的观点是，教师这个职业真正技能性的东西其实是很少的，一个好的理论对于一个教师来说常常就是最好的实践。因为，教师这个职业与其他职业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教师劳动的手段与劳动的主体同一性，教师观念的改变直接影响教师行为。其他的职业只要利用自己部分的能力，形成某种技能就可以胜任，比如，一个面包师，完全不用考虑他是男的还是女的，是高是矮，是胖是瘦，甚至也不要求性格是好是坏，只要面包做得香甜可口，符合卫生标准就可以了。但是，教师这个职业不行，教师身上的任何元素都会影响一个教师的形象。教师是靠一个整体的人的形象来服务学生的。教师某个意义上说就是靠自己的言行举止，甚至衣着扮相来影响学生，成为学生做人的榜样，教师这个职业是以一个完整的人的形象在工作的。因此，教师的职业技能如果说存在的话，也是作为人的整体而存在的。比如教师的语言，那其实不完全是训练出来的，而是一个人的学识、教养与内心世界的自然反映，教师的语言不能等同于一个人的口才，而在于交流对话得恰当。而一个内心充满爱意与尊重的人，无论怎样说话，都将是比较得体的。再比如，传统教育很注重一个教师的字写得怎样。因此，作为师范生“三字”训练就很重要，因为“字如其人”，字就是一个人的门面。古人读书先要练字，因为字的好坏会影响他的仕途。但是，现在黑板在学校用得越来越少，电子书包、电子白板越来越普及，教师即使有一手好字，也被键盘毁了。我们现在写字的机会越来越少。当然，作为传统艺术与文化瑰宝，我以为还是要继承与发扬，但是，写字作为一种生存技能确实被大大降低。将来不会写字的人不是不会用笔写字的人，而是不会利用键盘的打字的人。现在人们的交流普遍是上网，方便快捷。除了情人要表达忠心爱意，留点字迹作为永久纪念之外，谁还会用毛笔与钢笔写信？

　　把教师教育变成一种纯粹的职业技能训练是一种严重的误区。教师的成长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他首先喜欢当一个教师，喜欢才会深入钻研，才会工作不累，才不容易产生职业倦怠。教师这种职业的门槛不能太低，这里的门槛不纯粹是学历，一个拥有博士学位的人未必适合当老师，甚至当一个小学老师。要承认有些人天生就是不适合当教师的。教师这种职业其实比一般的职业对人的天赋要求更高。因为，教师是以完整的自己在工作，其他的职业就未必如此。因此，相对完满的、健康的人格，健康的身心与善于与人交流沟通的人格特征，还有就是对知识、思想与智慧的热爱，成为一个教师最重要的条件。有些人天生就是一个好老师，其实用不着太多的培训，有些人即使天天培训，恐怕也难成为一个合格教师。人的差异性决定了，有些人成为教师，完全是误入歧途，他如果去做别的职业可能是非常优秀的，而来当教师就会很糟粕。比如陈景润这样的人就是这样。

　　一个好教师一定首先是要热爱当教师。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个教师最好的发展方式就是自主发展方式。有了兴趣，知识不够，他会通过阅读提高自己。技能不行，他会自我训练。学力不足，他会寻师访友。经验不够，他会认真积累与反思。这个过程，只要给他自由的空间，给他成长的平台就够了。

　　一个新教师，究竟要怎样来评价？如果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工作经验的老教师的经验来衡量自然是不够成熟老练，但是，成熟老练的同时也会有弊端，那就是可能会因思想固化与经验老套而停止学习。如果说互联网时代一个新教师有一种最重要的能力的话，我以为那就是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并且有不断学习的热情。

　　当然，也存在一种误用电脑新工具的现象。比如，当今教育部对大学的评估过度追求数字化，把许多老师逼向SCI论文量化因子，而完全忽略活生生的课堂与活生生的学生。再以大学教师为例。一个大学教师被教育部的电脑系统分割成一堆数字。对大学教师的评价是不能够完全数据化的。数据的东西只能够说明部分外表的问题，而不能够说明教育里的核心问题。比如，作为一个大学教师，最重要的是对学术研究的热情以及与学生交流探讨的热情，这两种热情是一个大学教师最重要的因素，但是，这种热情能够化成数字存入电脑系统吗？还有作为一间大学，最重要的学术自由与浓厚的学术氛围，这种大学精神，也是无法用数字测出的。教育部用一个管理系统企图控制全国每一间大学，这是荒唐的。现在每次管理系统要我出示一个教师的数字的时候，我都出示最低版本的那种。那上面有我的年龄、工龄、教龄，学历之类，但是，不能够说明更多的东西。而且那根本不能够代表一个作为大学教师的我。这些年来，我也不极力跟随这套评价系统走，否则，我就会变成一个非人，我得为中国的大学留点自由思考的种子。如果有一天，被这套评价系统评为不合格而下岗，我相信我凭自己的实力也会有谋生的本领。

　　教师教育要市场化。不承认教育存在市场，不承认教师的成长也是一个市场引领的过程是不现实的。教师的教学过程要理解为向教育市场推销自己的过程。学生就是你的客户，你的专业知识、人格魅力与丰富思想、深邃智慧，就是你的产品。你的教学方式就是你的营销方式。一个教师的教学是否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要看成是这个教师面向学生、面向社会营销自己是否成功。将来的学校内部的课堂会逐渐走向社会，“学校即社会”，“社会即学校”，当年由杜威与其学生陶行知先生说过的这两句话在互联联时代可以完全实现。校内的教师产生校外的影响力，这在过去只是一些名牌大学里的名牌教授才能够做的事情，今天美国的雷夫老师、热血教师这些纯粹的小学教师，通过互联网也来到了中国。还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MOOC课程也开始席卷中国，教育真正的革命其实已经来临，现在要追问的是：我们准备好了吗？

　　2013年12月28日星期六

　　做教育研究的人逐渐分化为两个群体，一个群体信赖教育传统，另一个群体信赖教育技术。前者主要是一些从事“教育基本理论”或“教育哲学”研究的人，后者主要是从事“教育信息技术”研究的人。前者似乎更愿意维护保守主义教育，后者显示出某种新的进步主义教育。前者似乎对教育技术的力量过于不放心，后者似乎对教育技术的力量过于乐观。

　　其实，“慕课”（MOOC）并不一定是传统教育或教育传统形态的破坏者，相反，“慕课”（MOOC）的价值恰恰就在于，它为现代教育向传统教育的回归提供了技术的支持。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什么是教育传统或传统教育？

　　如果说，传统教育就是个别化教育，传统教育从来不会让教师面对50个学生或更多的学生讲大课，那么，“慕课”（MOOC）就有可能彻底实现这种“个别化教育”的传统：学生个人直接面对某个教师，如果他对这个教师的讲课不理解，他可以让这个教师重新讲一遍，而且，学生不需要说“I beg your pardon”。

　　如果说，传统教育就是让德高望重的人做教师，有资格做教师的人几乎都是“精英人物”，而不是像现代教育那样做模做样地用教师资格证书来确认教师资格以至于让大量无能的人充任教师，那么，“慕课”（MOOC）就有可能彻底恢复这种的“精英教师”的传统：让一切不合格的教师下课，让真正优秀的教师被选拔被聘用。

　　如果说，传统教育就是不问耕耘的过程只问学习的结果，让学生自由选择自己的学习方式和学习时间，最后只用“考试”的方式来确认人才，那么，“慕课”（MOOC）就有可能彻底实现这个教育传统：学生可以在家里或在别的任何地方学习课程，最后参加选拔考试。

　　……

　　总体来看，“慕课”（MOOC）将给现代教育带来破坏，然后，“慕课”（MOOC）将为传统教育或古典教育的恢复、回归提供技术的支持。

　　附录：祝智庭：MOOC为传统教育敲响警钟

　　近年来，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在线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形态出现在大众面前。无论你是一名在校大学生，还是一名在职从业人员；无论你是为了兴趣体验，还是为了研究深造，只要打开网页，你就可以足不出户，在家享受名校名师授课，最大限度地实现教育资源共享。MOOC为何物、会对我国高等教育产生哪些影响、今后的发展趋势如何……带着这些问题，《北京晨报》记者特别采访了华东师大开放教育学院院长暨教育部教育信息化技术标准委员会主任祝智庭教授。

　　高等教育将迎新挑战

　　北京晨报：请您简要介绍一下什么是MOOC？

　　祝智庭：MOOC是“大众公开在线课程”的简称，2010年在美国初露端倪，2012年出现爆发性增长，《纽约时报》甚至称2012年为MOOC年。目前美国出现三大MOOCs运营机构：带斯坦福大学血统的Coursera和Udacity，是风险基金投资的营利性教育机构；带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血统的edX,属于非营利性的教育机构。这些机构的共同做法是允许任何人免费注册他们的在线课程，当学习者决定要拿学分时才需要交费。

　　按教学模式之不同，MOOCs分为xMOOC、cMOOC及tMOOC三类。xMOOC与一般网络远程教学课程无异，以行为主义教学理论为基础，属于知识复制型的。以斯坦福的《人工智能》MOOC为例，学生主要通过观看教学视频学习内容，辅以在线测评、同伴互助及编程练习；cMOOC则是让学生运用社交软件，围绕专题开展研讨，每1至2周探究一个专题，师生共同贡献思想，以建构主义、联通主义理论为指导，属于知识建构型的；tMOOC采取基于任务的学习方式,例如：在新媒体传播课程中，要求学生利用工具独立编写一些数字故事，然后在网上提交作品，其间，老师仅起到指点的作用。目前，三大MOOCs机构（Coursera、Udacity、edX）的开放课程主要采用xMOOC模式。

　　北京晨报：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曾表示，“在线教育将引发全球高等教育的一场重大变革。”您是否认同这一观点？您认为，MOOC将为我国高等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体系带来怎样的影响？

　　祝智庭：从目前发展情况看，MOOC对高校教育的冲击波主要来自两大方面。一是名校发威；二是市场发力。在此形势下，国内高校普遍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名校蠢蠢欲动，想通过发展MOOC抢占先机。普通高校心存焦虑，坐观其变。

　　然而，对于MOOC的教育影响，国际上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尔?盖茨在谈到MOOC时也持慎重态度，他说，在线教育无疑会发生，但不应该是讲授课的简单翻版，不能指望让学生光看视频拿学分。

　　如果我们解读一下MOOC隐含的关键词M（Massive，大众）、O（Open，公开）、OC（OnlineCourse，在线课程），就立即可以发现：MOOC并非新鲜事物。我国68所重点高校设立网络教育学院，开展现代远程教育试验已经十余年，已经招收学生千余万，毕业六百多万，开发在线课程两万多门。

　　从我国网络远程教育形态中也可以找到MOOC的影子。首先，大多数学习是通过在线课程完成的（符合OC）；其次，入学门槛较低，班额很大，也算是准大众化（符合M）；第三，面向各种背景的在职学习者，采取弹性学制，在招生对象、时间维度也是比较开放的。我国在线教育机构与美国MOOC教育机构相比，最大共性是名校办学、在线教育；最大差别有两点：一是我们投入名师资源有限；二是在管理机制方面，我们是先收费后学习。诚然，我国网路远程教育存在诸多弊端，有的地方甚至问题迭出，但这些问题大多与管理不良、自律不严、商利驱使之类的非学术因素有关。试想，如果我国高校全面推行MOOC，难道这些负面因素就会自然消失了吗？

　　因此，我们不必急着对大洋彼岸出现的MOOC风潮感到惊慌失措或者欣喜若狂。我们倒是值得静下心来，总结一下我国十多年来开展在线教育和开发共享资源的经验与教训，思考如何才能排除教育中的急功近利邪念、确立创新与开放教育理念、善用网络支持本校的日常教学和校际资源共享，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个性化的学习服务才是硬道理。

　　北京晨报：MOOC为名校教师提供了公开比拼的“擂台”。您认为，这对于教师而言，是怎样的一个考验？来自哪些方面？

　　祝智庭：传统的教育方式多为知识遗传型，即教师用从其老师身上沿袭下来的教学方法给学生灌输知识。在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这种教学方法对学生们越来越不受用。MOOC首先给大学教师们敲响了一个警钟——失去知识垄断性的教师们职业生涯怎么过？我的建议是应该切实转变角色，从单纯的讲师变成“教练”，能够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指导。或者说，教师要将传统的指令性教学变成建设性学习服务。

　　与大学流行的全程MOOC不同，美国许多中小学采用“翻转课堂”模式，让学生课前在网上观看教学视频，这样老师就可以在面对面课堂上集中答疑和讨论问题。此类网上、网下学习活动相结合的“混合学习”倒是值得大学去大力推广的。

　　对于广大教师而言，要做好准备迎接信息化教育的挑战。首先要转变观念，认识到自己已经不是学生的权威知识源；二是转换角色，从单纯的知识传授者变为导学者、助学者、促学者、评学者；三是发展信息化教学能力，能够在网络环境中开展有效教学与进行协同知识创新。

　　数字化实现教学改革

　　北京晨报：MOOC以强劲势头袭来，一时间，使得国内高校个个自危，“传统大学消亡论”甚嚣尘上。您认为，MOOC引发的这场教育革命真的会造成传统大学的灭亡吗？

　　祝智庭：教育是个很复杂的过程，不能单纯地通过网络教学完全替代育人方式。特别对于理工科课程而言，除了理论知识的学习外，更多的依靠实际应用与实验完成。或许有一天，虚拟实验将得到广泛普及，但这个过程比较曲折，也不会完全取代实际操作。文科学生也更应该多参与社会实践活动，而不该天天挂在网上，变成百分百的“虚拟公民”。

　　分析一下国际上MOOC机构的行为，如果算是成功的话，那么其成功要素可以归为三点。一是根植于开放课程资源。新西兰人很直白，办了一所“开放教育资源大学”。不过，如果在开放教育资源的地基上构建谋利商业大厦的话，就已经背离了UNESCO于2012年倡导的“开放教育资源运动让知识成为人类的共同财产”的精神。

　　二是得益于逐名效应，出于学习者对国际名校名师的仰慕，这一点只能令普通高校羡慕嫉妒恨。然而，名校教师未必教学高明，国际著名开放教育专家约翰?丹尼尔爵士揭穿了这一“谎言”，他说：xMOOC的谎言和悖论都与质量和教学法相关。第一个谎言是：学校的品牌是教学质量的象征。事实并非如此。那些开发xMOOC的知名高校，他们的声誉是因其研究而获得的，并没有资料表明他们在教学尤其是网上教学方面特别优秀。我本人的看法是：普通学校、普通教师也大可不必自惭形秽，因为教育应充分尊重学生个性，名校的MOOC不可能适用于每一类学生。普通教师也可能通过信息化教学创新让自己变成名师，普通学校也可能通过信息化教育创新变成名校。

　　三是归功于运作机制，先学习后付钱。这是美国人的商业高明之处，因为数字化课程资源可以无限复制，几乎不增加成本。如果换成开饭店的话，让顾客先品尝，觉得满意才付钱，谁办得起呢？

　　据上分析，单凭MOOC一阵风起，就轻言“传统大学消亡论”，未免有危言耸听之嫌。无论如何，大学课程教学中应该引入网络支持教学互动与适应性评估，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这是切实可为之事。

　　北京晨报：您认为，未来MOOC将对大学教育改革起到什么作用？除MOOC外，大学教育还应如何实现改革？

　　祝智庭：大学教育改革是个系统工程，我们不要让自己眼睛只盯着MOOC。除了MOOC，大学其实还有更大的可为空间，例如在课程体系的创新重构，数字化实验环境设计，多学科协同科研平台研发以及面向信息化的教师专业发展等方面，如果能够取得突破的话，对于培养创新人才更有价值。诺贝尔2013化学奖颁给了“把化学实验室搬上网络”的三位科学家，应该对我们更具启发意义。我国高校在数字化科学实验平台的研发与应用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拉大了，这是值得特别重视的。我们应该做到e-Learning（数字化学习）与e-Research（数字化科研）两手抓，并且创建两者互相融合的平台。此外，更重要的是要建立适应于信息时代的创新教育文化和灵活开放的管理体系。唯有胸怀信息化教育变革大格局，才能平心静气地去追赶国际先进教育，而不是被一些表面现象搞得集体焦虑，以致变形失态。

　　追问一：在线学习能否进入主流教育？

　　追问二：大数据能否带给教育颠覆性的变革？

　　追问三：MOOCs能否真正促进教育公平？

　　追问四：MOOCs能否真正提高学习质量？

　　追问五：MOOCs是否适合中小学？

　　追问六：慕课面临着哪些致命性的挑战？

　　追问七：慕课的下一站将驶向何处？

　　2012年才兴起的MOOCs，虽然仅有短短1年多的发展时间，却已经席卷全球数十个国家。“慕课”运动的“三驾马车”——Udacity（斯坦福大学教授推出的在线课程平台）、Coursera（斯坦福大学教授推出的在线课程平台）和edX引领的“慕课”教学发展迅速：Coursera平台已有80多个教育机构提供了400多门课程，有400万名注册用户；Udacity和edX分别有28门和62门课程，有75万和80万名注册用户。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会长郝克明表示：“美国著名高校引领的大规模网络开放课程，推动了教育发展。信息技术在教育发展和教育改革中的应用，正在改变着传统的教育观念和教学模式，激发和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加强了教师与学生间的互动，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就在教育界还处于MOOCs“海啸”带来的巨大震动中，向传统教育教学方式发起挑战的MOOCs本身，也面临着争议。MOOCs发展趋势如何，有哪些难点需要突破，未来将迎接哪些挑战……研究者与实践者对这些问题的多维思考，会为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提供更深刻的启示。

　　追问一：在线学习能否进入主流教育？

　　“最近几十年来信息技术的重大突破和高速发展，为教育带来深刻变革。”郝克明特别强调三次技术突破对教育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计算机微型化并快速普及，多媒体技术用于教学；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的应用使在线教育得到发展，促进了优质教育资源的传播和共享；第三次是云计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以及各种移动终端的创新和发展，增强了信息的存储、传输以及为学习者服务的能力。”

　　对于信息技术变革带给教育的影响，爱尔兰国际远程教育资深专家德斯蒙德?基更教授感受颇深——他第一次受邀来中国是在1989年，当时他专程前来参加庆祝中国电大系统成立10周年活动。而他这一次来到中国，则是为了与大家分享“慕课”应跟上“移动学习”步伐的新锐观点。“随着无线网络取代有线网络，越来越多的学生不再使用笔记本和台式电脑进行在线学习，而使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进行移动学习。”德斯蒙德?基更说。

　　国际数据咨询公司的数据显示，2013年电子设备的发货数据为：1亿3440万个台式电脑，1亿8090万个笔记本，2亿2730万个平板电脑以及101万台智能手机。笔记本和台式电脑的销售数量下降，被智能手机和平板机取代。该公司预测，到2017年，智能手机的发货量将上升到每年170万台，平板机为4亿680万台，笔记本为1亿9660万台，而台式机将下降为1亿2310万台。

　　一位在北京的爱尔兰记者报道说，移动手机正成为中国数百万人的口袋图书馆。“在北京和上海的地铁里，坐在你对面的人可能看上去正安静地盯着他们的手机，实际上他们正在读惊心动魄的小说。”德斯蒙德?基更表示，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上移动设备最多的国家。

　　“如果人们可以在手机屏幕上读小说，他们肯定能通过智能手机读大学学位的课程。”在德斯蒙德?基更看来，这种技术变革带来人们习惯的改变，让在线学习向移动学习转变。

　　从国际上看，日本政府高度重视移动学习，旨在把日本发展成一个“泛在学习”社会，使人们广泛使用移动设备来提高福利和进行终身学习。南非的移动学习也非常盛行。中国知名大学开办的68所网络学院和新近成立的国家及部分省市开放大学都在积极开发移动学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部门教育信息化项目组负责人苗逢春也关注到这种变化，并将这种技术变化称为进入“新PC阶段”。在他看来，发展中国家的手机用户规模正在迅速追赶发达国家，所以教育信息化必须考虑“新PC阶段”的特点。

　　“如果移动学习能够进入主流教育，中国应开始把在线学习材料改造成适合在智能手机和平板机上使用的材料。”德斯蒙德?基更说。

　　追问二：大数据能否带给教育颠覆性的变革？

　　大数据的应用，是当前“慕课”的特点，也是未来应加强的内容。这是一些实践者与研究者的观点。

　　Coursera发展团队中国区业务负责人伊莱?布林德博士介绍说，他们的平台会给教课的教授提供数据分析工具，通过这个工具，教授能够看到有多少学生看了他发布的视频，学生看了几遍这个视频，教师可以监测学生的表现，及时调节学习内容。他说，若学生不直接使用Coursera平台，而应用翻转课堂，平台上的数据则可以帮助教师甄别哪些是学生已掌握的内容，哪些是学生需要进一步练习的内容。数据分析工具还可以应用于学生开展互评，比如，可以通过数据把那些花了不到一分钟就给出的评价去掉，只取可靠的学生评分。同时，从研究者的角度看，平台记录学生的所有行为，可用于对不同教育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美国新媒体联盟执行总裁莱瑞?约翰逊博士提供了一种更加深入的观点：“慕课”还远远不能被称为学术界的变革创新，这份荣誉属于更具颠覆性和深远性的改革——大数据及其应用。大数据将会让教育机构通过预测工具来提升每个学生的学习成果。这种应用可以在学习过程的每一步收集和整合数据，参看这些数据进行课程设计，可以为学习者量身定制学习任务和学习模块并精准地送达。

　　MOOCs的发展也将改变教育的环境。基于MOOCs的发展前景，北大副教授陈江对未来的教育形态进行了这样的设想：大部分老师成为教学辅助人员，部分老师转而投身科研；制作课程的专营公司会出现；大部分学校倾向提供非常精深、非常实践化的教育内容，以及为其他课程提供场地；判断学校好坏，要看其在网络上有多少选课学生；出现网络学习的第三方考核机构，对于学习效果有官方的认可；雇主可能更认同MOOCs证书，而不单看学生毕业于哪所高校；中小学不再盯着升学率，更重视素质教育，更多学生在中学里思考“我将来干什么”。

　　不过，无论是实现“慕课”本身的发展，还是实现其对教育的改变，都需要“慕课”实践者们的不断探索。伊莱?布林德认为，“慕课”至少有很大的规模空间，他很有感触地说，韩国音乐录影带《江南style》在YouTube（美国视频分享网站）上的播放次数达到了近17亿次，若把点击者所有观看的时间加起来，长达2万年,而把当前所有Coursera用户学习“慕课”的时间加起来，仅仅是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一。

　　追问三：MOOCs能否真正促进教育公平？

　　虽然风行时间仅一年多，但随着“慕课”的急剧扩张与社会各界对“慕课”的关注，有关“慕课”的不同声音也开始出现。

　　这种不同声音首先来自对“慕课”促进教育公平的质疑。

　　使那些原本无法上大学的群体可以无障碍地学习大学课程，或者使更多人得以享受顶尖的教育资源，这是一些研究者总结出的“慕课”带来的颠覆性变化。不过，常年奋战在世界贫困地区一线的苗逢春却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发展中国家和欠发展国家，所以我们有这个角度的思考，即教育信息化到底能不能为全民增加受教育机会。”

　　北京开放大学副校长张铁道表示，在教育信息化发展方面，从全球范围看，到目前为止的数字化进程还是“有钱人的游戏”，那些相对贫困、没有财力购买电脑的群体，以及网络运行没有保障甚至因财政困难付不起电费的学校，则很难参与到数字化教学的变革中来。这就需要国家在制定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时，对不同发展水平的群体，在资源投入及预期成效方面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不过，对于“慕课”与教育公平的关系，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表示，MOOCs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知识传播和学习方式，其大规模、开放和在线的特点，已经为自主学习者提供了方便灵活的学习机会和广阔空间，但不能要求“慕课”解决教育公平的所有问题。

　　追问四： MOOCs能否真正提高学习质量？

　　莱瑞?约翰逊介绍了Udacity的管理者乔纳森关于“慕课”“成功率”的双重思考：“慕课”目前仅有5％至16％的完成率，并不理想，因此，MOOCs不可能是传统教育的有效替代品。然而，乔纳森也认为：“大规模中的一个小百分比仍然是一个大数目，如Udacity的“程序入门”课程有60000名学生注册学习，虽然只有14％的通过率，但还有多达23000人完成了课程学习。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他工作过的4所大学里，“程序入门”作为大学基础课程，有史以来完成课程学习的学生总数还不到10000人。在管理Udacity的3个月里，他注意到，在这个员工不超过12人的机构里，其经费预算远远低于那4所大学的投入。

　　能否真正促进学习质量的提升，这也是一些人对“慕课”的质疑。

　　对此，莱瑞?约翰逊把关注焦点放在了“慕课”是否可以超越讲授式教学。他说：“MOOCs创始人斯蒂芬?道恩斯和乔治?西门子的设计理念是，大规模在线学习应该区别于传统的教学模式。”但莱瑞?约翰逊认为，并非所有的“慕课”都实现了最初的设想。每一个“慕课”提供者都提出了自己的模型。其中，有些课程采取了大量不同于从前的教学法和工具，包括混合式学习、开放教育资源、交互等，但是，有些课程却仍然沿用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模式，仍然维系传统的讲课模式。例如，Coursera就是立足于名牌大学著名专家流行课程的视频讲座，尽管这些内容都是高质的，但其传授方式仍然属于传统的教学方式。

　　不过，有专家表示：“MOOCs刚兴起，任何新事物从出现到完善都要经历一个过程。即使是最先成立的MOOCs平台Udacity，到现在也只有两年时间。”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轩尼斯将MOOCs的发展称为“一场数字海啸”，他表示：“我不能确切地告诉你MOOCs会如何变革教育，我的目标是参与进去，而不是静观其变。”

　　追问五： MOOCs是否适合中小学？

　　“慕课”是否适合中小学，技术能否代替教师，这也是一些研究者提出的疑问。

　　李志民表示，学习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人际交往类的学习，不应该成为学校的主要功能；第二类是知识传承类的学习，应该成为学校的主要功能；第三类是文明发展类的学习，需要系统的基础知识，需要灵感和洞察力、想象力、批判精神，需要相互讨论、启发等，也需要实验场地、仪器设备、模型验证等。从以上学习类别来看，MOOCs更适合高等教育，而中小学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教育，同时更是人格与道德的培养等，MOOCs可以作为补充手段，但不适合全课程学习。

　　郝克明认为，虽然MOOCs主要是在高等教育领域，但对基础教育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教师课堂教学的质量与中小学生的学习和成长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且这种网络学习的方式，还有利于学生把课堂教学的视频从网上下载后反复听，直到听懂为止。

　　追问六：慕课面临着哪些致命性的挑战？

　　李志民认为，以下这些挑战值得思考：大学是否能提供足够规模的优质课程资源？学分认可可否实现由本校学生带头？盈利还是非盈利？商业模式如何运作？在线学习的文化如何建立？考试与评估如何更权威？新的教育管理评价体系和证书如何被社会广泛接纳？

　　李志民说，若“慕课”想在中国发展，决策者的重视程度、课程的丰富程度、教师的观念转变和技术应用能力、运营商之间互联互通等需要得到突破。

　　伊莱?布林德认为，“慕课”国际化学习的特点，是“慕课”的优势，也是一种挑战。“MOOCs虽然起源于美国，但60%左右的用户来自非英文国家，30%的用户来自发展中国家。这给更多人带来了新机会，我家乡一名学习中国历史专业的学生，此前无法想到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学习到北京大学的课程‘中国历史’。”伊莱?布林德说，“不过实现国际化的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学生交流，如果不同母语的学生在语言交流上有障碍，则需要我们在平台上做出更多努力。”

　　北京开放大学校长胡晓松说，“我们近期做了一个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公民在学习当中希望体会到老师、同学是充满活力的，在课堂的交流中能感受社会的感召力，能和老师、同学一起分享知识经验与精神生活，最关键的是，这种学习对工作岗位转变、追求专业发展有帮助。”鉴于此，胡晓松提出的有关远程教育的一些思考或许也适用于“慕课”面临的挑战：国际上有成功经验，但是我们的市场化够吗？对于这种新的需求，我们的教育工作者能满足吗？以学习者为中心，怎么落到实处？

　　“教育信息化的高成本、教师的选择、界定教育质量及对教育过程进行评估也存在难点。”苗逢春说。

　　追问七：慕课的下一站将驶向何处？

　　MOOCs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自身发展，也来自在运用信息技术促进教学改革上，已经出现越来越多的其他新鲜经验。大西洋邮报曾有文章这样写道：“我们不要将MOOCs作为高等教育唯一重要的实验。”

　　莱瑞?约翰逊介绍，一些业内人士提出了“反转慕课”的概念，并做出了实践。由美国10所大学组成的联盟宣布了一项在线课程实施计划，在这个项目中，“反转”的指向是“大规模”的概念。该项目提供小班报名和学分认证课程，拒绝提供大规模招生。来自任何学校的学生都可以报名学习和缴费。参与项目的大学包括布兰代斯大学、杜克大学、埃默里大学、西北大学等。

　　在“反转慕课”的各种探索中，新媒体联盟(NMC)与惠普等专业机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组成一个“反转慕课”的全面战略联盟，为科学、工程和数学教师提供专业发展的在线课程。同时，这一联盟还建立了一个旨在注重规模、聚焦教育创新和使用媒体来促进学习的模型，例如，通过Facebook（创办于美国的社交网络）展开教学的一门关于社会媒体的课程。

　　美国网络解剖公司则在使用高科技支持更有效教学和学习上进行了尝试。这一公司领先开发互动式身临其境的３Ｄ软件。产品包括网络解剖学、虚拟人类尸体，在国际范围用于支持医学院“教学”和３Ｄ网络教学，一系列的虚拟解剖和模拟因果关系用于支持中小学教学和学习。在美国，这一尝试已经是国家试点项目的一部分，该公司一直参与许多项目来试用３Ｄ技术、互动式白板，采用身临其境模式、互动式软件来研究和衡量这些技术对学生成绩的影响。

　　该公司总裁RichardNeil Lineback介绍说，学生有强烈的视觉和动觉学习偏好，通过使用３Ｄ图像，学生兴趣显著增加。在一项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奥古斯塔纳学院研究院使用网络解剖程序研究互动式3Ｄ课程中，研究小组是前医学院学生。研究发现，这种互动式课程使学生的记忆力增加了33％。

　　麻省理工学院也进行了类似的技术创新尝试。据北京开放大学新近出版的《2013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显示，该校采用虚拟实验室技术，吸引学生开展投入性学习。借助网络虚拟实验室，学习者即便在家里也可以借助虚拟体验，获得类似真实实验室的操作实践。虚拟实验室还特别强调学生的即时反馈，并对学生输入的数值进行在线评价，给教学组织者提供反馈信息，使管理者随时了解学生的基本需求和学习状态。

李玉龙·教育简历

    2000年进入《教师之友》杂志，其后数次主持杂志改版，至2004年，《教师之友》杂志成为全国唯一一份凭借高品质赢得2万份发行量的教育杂志，策划的“那一代”名师批判引发一场教育大讨论；

    2004年创办“第一线全国教师高级研修班”，后成为全国优秀教师的黄埔军校；

    2005年创办第一线教育网，担任第一线研究中心主任；

    2007年底创办《读写月报 新教育》杂志，任执行主编；

    2011年创办“第一线校长学校”黄埔班；

    2013年8月，创办问对学堂。

李玉龙：只有对新世界的探求才让我心潮澎湃

        李玉龙，国内著名教育媒体人，被誉为中国教育的侠义之士。2000年，李玉龙从特种兵转岗为教育人。近13年，他的脚步没有停歇，大刀阔斧地做了许多有价值的事情，博得许多好评。他说：“不整出点新东西，那叫浑身不自在，那叫了无生趣，那叫没有存在感。”他是一位希望影响中国教育进程的民间人士，他有着怎样的思考和见解呢？请看《温州教育》本期专访。

      《温州教育》：您从一位特种兵转岗为教育人，做得如此出色，太让人惊叹了。您曾经说过“中国的教育是一片沙漠”，何以如此认为？

    李玉龙：不是沙漠，难道是绿洲？不过，关于教育的种种问题，现在我已经没兴趣说了。

    干吧！因为我在这里，因为我实实在在地站在中国教育的沙石之上。

   《温州教育》：从《教师之友》到《读写月报新教育》，从第一线教师高级研修班、校长黄埔班到问对学堂，您不断创新的思想源泉和行动激情来自哪儿？

    李玉龙：不整出点新东西，那叫浑身不自在，那叫了无生趣，那叫没有存在感。

只有对新世界的探求，才让我心潮澎湃，才让我有最带劲的投入感，也才能让我获得饱满的高峰体验。

   《温州教育》：怎么理解你提出的“原课堂”？它与目前那些流行、时髦的课堂话语系统（讲台上的公开课、日常的课堂教学、以洋思、杜郎口等学校为代表的本土校本课堂改革话语和以王荣生、顾泠沅等人为代表的课程理论实验话语等）的差别何在？

    李玉龙：原课堂有几层含义：

    第一、让课堂的出发点回到教育的原点——学生。

    第二、课堂行进过程的原生态。自然才能有道，真实才有价值。

    第三、课堂是师生共同探索真知、寻求真理的场所。所谓“原道”是也。

    其实，这些都是常识，都是大白话。课堂本来就该是这样的啊！因此，原课堂不是发明，而是发现。不是无中生有整出来的一个新玩意，而是本来就存在的课堂真义。或者，更准确点说，是把笼罩在课堂上空的雾霾吹散后显现出的瓦蓝瓦蓝的天空。

   《温州教育》：为什么您现在对能力课程探索情有独钟？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什么？

    李玉龙：曾经，知识就是力量，但在信息化的今天，知识更新越来越快，知识贬值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曾经，我们认为能力是从知识训练中来，其实，相当多的能力和知识之间的关联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密切。

    知识管一时，能力管一生；知识是外在于孩子的，而能力是长在孩子身上的。

爱因斯坦说，把学校里学到的东西都忘掉以后，剩下的就是教育。在我看来，忘掉的是知识，剩下的就是能力。

    中国教育，几乎所有的教学都围绕着背诵和重复来进行，这种变态的知识膜拜必将让位于能力的真正获得和发展。

    不仅中国，全世界的教育体系都以知识传授为目标。但孩子绝不是传承知识的工具，每个孩子都是一个未完成的世界！

    在世界范围内，我们首次提出用能力编组课程。我们提炼出想象力、感受力、表达力、思维力、审美力、行动力、创造力等七大“元能力”。就像绘画中的“三原色”可以调出万紫千红，人们日常工作生活中所需的各种能力，也可由这七种“元”能力合成。

    从知识课程向能力课程的迁移，在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上，就是从知识本位向人本位的转变。

   《温州教育》：您认为目前教师阅读和写作主要存在哪些问题？如何破解？

    李玉龙：关于阅读，我有两个提法：有方向的阅读，有坡度的阅读。

所谓方向，是从一个教师均衡的知识结构推出来的。知识就是力量，结构化的知识最有力量。对于一个优秀的教师而言，学科专业知识，教育学、心理学知识和人类文化视野，这三部分并非彼此孤立，而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三位一体”的结构。我们不妨把这个结构视为一个“漏斗”，漏斗嘴的注入方向当然是每个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以教育教学实践为原点，以学科专业知识，教育学、心理学知识和人类文化视野这三个板块的知识为主体，构建一个均衡的动态开放的系统，这是我们建立的一个教师知识结构的模型。缺哪块，补哪块，方向不就有了吗？

    所谓有坡度的阅读，是指要选择点有难度的书来读，自觉地构建一条倾斜向上的阅读曲线。

    关于写作，我是强调教育含金量的。没有创造性的教育实践，这样的写作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文从字顺而已。

   《温州教育》：目前，温州提出并区域推进“促进有效学习”课堂变革项目。该项目立足温州实际，倡导日常课堂要以“教为中心”转为以“学为中心”。具体而言，拟从关注精品课、优质课的不良倾向，转变为关注“家常课”；从关注“名优教师”到更加关注“每一位普通教师”；从“关注好生”到关注“每位学生”。在为期五年的时间里逐步推进课堂变革与学习转型，形成温州作为经济发达地区课堂变革的瓯越特色。对此，您有何建议？

    李玉龙：没有具体的课例，我不可以胡说。

    做教育这些年，如果说有一点心得，就是：教育的原点是学生。打开学生这个开关，教育的源头活水自会滚滚而来。

   《温州教育》：“那一代”、“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插班生林可树”、“儿童的秘密”等专题总是让读者出其不意、惊叹不已，请谈一谈还有哪些有价值的专题正在酝酿？

    李玉龙：可以保守点秘密吧？哈哈。

目前中国教育的实践水准不足以托起一本我所能满意的教育杂志。

    对现在的《读写月报新教育》杂志我当然也不满意，但即便如此，我也可以自负点说，这仍然是最好的教育杂志，是对教育有热情有想法的老师的首选杂志。

每年都会折腾的！2014年的折腾正在酝酿中。

   《温州教育》：《温州教育》作为一份小刊，有着自身局限，在未来的岁月里如何做出影响？

    李玉龙：刊无大小。

    做一个有野心的编辑，整一份有雄心的杂志，搭一个刺激点的平台。

    温州是一个地缘意味最鲜活最生猛的城市。我对日正兄有信心，我对《温州教育》充满期待！

【附录】李玉龙经典语录

    生根有技术的思想，开花有思想的技术。

    课堂一放开，老师就哭了，老师一哭，我们的课堂就有救了。

    让思考在教室里激荡，让答案在风中飘。

    课是上给孩子的，所以，由学生来评课是他们天然的权力。

    课堂有正数、负数和零课堂之分，正数课堂不用说，负数课堂就是那种上还不如不上的课堂，零课堂就是上和不上一个样的课堂。

    在别人停步的地方再朝前走一两步，就是创造性教育实践的入口。

    理想和现实并非不可连接。

    来源：《温州教育》

口述  李英强

整理  周华诚

　　北大硕士，城市白领，在北京的研究所上班。混得还不错，是吧？

　　嘿！29岁之前，我真的就是这样，怎么说也算是一个靠谱青年。

　　这样继续下去，至少我有一个体面的生活，对吧？这是多少农村孩子一辈子的奋斗目标啊。不就是为了摆脱农村吗？不就是为了活在城市吗？

　　可是，我觉得我的人生应该有不一样的活法。

　　1

　　一个农村孩子，要奋斗进城，多不容易。

　　我父母都是农民，我父母的父母的父母，也都是农民。

　　我1979年6月生于湖北省蕲春县。我的那个乡村哪，是中国是末端的村子。丘陵地带，我家后面就是山。

　　小时候我能读到的书真的太少太少了。我的启蒙书就两本，一本是赤脚医生看的，红皮的，《中药材手册》。那个书很有意思，有点像植物学的图鉴。

　　另一本是《西游记》。都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书，竖排繁体字线装本，没头没尾，但是那个书我看得入迷。很多字我都不认识。但就是读这本书，帮助我建立起阅读的信心。它对我太重要了。

　　后来有人问我，为什么你要做乡村图书馆这个事情，这个事情跟你成长经历有什么关系？老实说我以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当我回过头去看的时候，发现还真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恰恰是这样，我的人生走的那条路，就是通过阅读开始的。

　　那时能得到的资源是特别少的。我很幸运，在镇上读初中时，有个同学父母是职工，有订杂志，我蹭着看了一些。高中在县城读，班上有一个男同学喜欢一个女同学，女同学爱看小说，男同学就不断买一些名著给她。我就借过来看。我这样看了不少外国小说。

　　直到上了大学以后，阅读才相对自由一点。

　　朱永新有句话说得好，“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这句话反过来说也是对的，“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精神发育史”。你读的什么，你就是什么。你阅读的东西，就是你了。

　　2

　　大学毕业，我还不是特别清楚的一个人。就想，赶紧出去挣钱养活自己。我们这种农村出来的人，一毕业就有非常现实的问题要解决。

　　我上大学学费一直是贷款的。自己打工呀，做一些家教啊，做小买卖啊。我需要给家里钱。我还有个小弟，就更有一种承担感。毕业了一门心思去找工作。真正工作以后，就又有点不甘心了。

　　今天来看，上帝的安排都有他的道理。高考时，我班里有个同学跟我一起报北大，她多我5分，她上了，我没上。她是我们县的第一名，我是我们县的第二名。我不仅没考上，我连第一批的大学都没上。北大没录取，第二第三志愿就没用了，分数高也没用，直接打到了第二批的学校。

　　后来我想，如果我当初考上了北大，也不过是北大一个普通的学生而已。三十几岁混个局长副局长，最大的想象空间也就这样。要不你就出国吧，是吧？我不可能来做“立人”这么有意思的事情了。我是非常感谢上帝，借着这种挫折，把我放在一直看起来很次的环境里面。

　　我的大学南京邮电学院，当时它有这么一个说法，“一流的学生，二流的设备，三流的管理，四流的老师。”那就是我的逆境，我的低谷。我在那边混了四年。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跟我高中毕业时一模一样，我还依然是个理想主义者，依然是一个有点浪漫、有点冲动、有点敢干，遇到事情不害怕不退缩的一个人。

　　很多年以后，我高中同学碰到我，说哎李英强，你怎么没什么变化呢，上完大学工作了怎么还跟高中时候一个样，眼睛那么亮呢！

　　当然如果说大学没给我什么，那也不公平。毕竟我在那里认识了一帮朋友，那帮朋友一直到今天还依然是非常好的朋友。

　　我在济南联通公司工作两年多，那也是一个好工作。但是我对生活状态不满意，想要转换生活频道。于是我去考研。我的目标特别明确，就是想考北大。

　　于是我考上了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北大还有这么一个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经济专业。我在北大读了两年。

　　3

　　我能上北大，还要感谢互联网。我们是同龄人，你知道我们上大学那时候互联网刚刚兴起。天涯、西祠胡同刚刚火起来。我是互联网最早的很热心的使用者。

　　那时候普通人拨号上网，很麻烦，很慢，又贵。我们公司电脑都是上网的嘛，我每天在网上泡论坛。那时候，优秀的人都混在网上。你今天泡论坛，泡不到什么东西，但是那个时候厉害的人都在论坛。

　　因为互联网，我自己的阅读、学习视野也打开了。在北京，我又接触到一批最好的学者。我一边读书，一边在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上班，一个月1000元工资。我真的很幸运，能跟刘军宁、冯兴元、毛寿龙这些最好的政治、经济学者一起工作，学到做人做事的方法。

　　也因为互联网，我认识了我的妻子。网恋、闪婚、裸婚，这些新潮的名词儿，我们全赶上了。

　　说说我和我妻子怎么认识的——就聊了一次，就确定了恋爱关系。2004年我考上研究生，成绩已经出来了，还没有开学。有一天下午，我在网上偶然碰到她。我是比较早用QQ，但是很少用它，但是那天，2004年5月6日下午一点多，我登上QQ后发现一个头像是亮的。没聊过，是个女的，头像是亮的——那随便聊聊吧。我打招呼，说有空吗，聊一聊吧。她说没空。于是就七哩八啦聊起来了，一聊聊了4个小时。人生啦，文学啦，理想啦，各种聊得很对路。我觉得这个人很不错。过了几天，9号，我就买了张火车票去了西安，跟她见面。然后我就跟她一起去她公司辞职，把她带回北京了。

　　她在一个房地产代理公司上班，小我一岁。当时就已经算私订终身了。12号从西安出发，13号到北京。就此开始了我们的北京生活。

　　现在说起来，我们彼此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们觉得了解已经够了。比如我们都来自农村，家里都是农民，从小的家庭环境是这样，那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她跟我类似，从小比较独立，我们结婚都是自己决定的，不需要问父母。我们俩对文学的兴趣，对人生的理解是近似的。行了，大的问题解决了，够了。后面小的问题就好办了。

　　所以我非常感谢互联网。一次很深入的聊天，就让我找到了灵魂伴侣。

　　2005年12月，我还没毕业，在一个研究所做杂志。2007年2月，离开这个杂志。那时我和朋友们就在一起，成立一家民间研究所，因为做教育研究的缘故，我后来开始做一个乡村图书馆的项目。

　　我最早是想，我的优势是在城市里做一些组织、动员、联络的工作，我的人脉都在城市里面。我并没有想去乡村做。但是呢，有两个原因使得我们还是离开了北京，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妻子，她在北京生活腻了，她太讨厌北京那个城市了。大概有半年，她老是跟我说，哎呀我们回家种地吧。那时我们也不想要小孩，两个人又别无所求，我们不求闻达于诸侯，不想挣多少钱，不想买房子，我们就是想二人世界过得好好的。那太容易了，干嘛要呆在北京呢？花那么多钱，就要挣那么多钱，生活质量又不高。

　　而我呢，又需要做乡村图书馆这个项目。从一开始我就想好了要以图书馆为平台来做教育，而教育首先得有人，没有别的人，就只好我自己先开始了。她想过乡村生活，我想做乡村教育，我们俩在“乡村”上达成共识，就这样，2007年，我们就把北京的生活结束。反正租的房子，无非是买了一点家具什么的，送朋友了。锅碗瓢盆都送了，去了湖北，我的老家蕲春县。

　　后来我们把立人乡村图书馆单位注册了NGO（非政府组织）。这期间我们断断续续受到一些朋友的资助，让我们把这个项目做了下来。

　　4

　　中国现在有没有还上不了学的地方呢？有的，还有很多。很可能是原先村里那所小学已经撤了，上学要走二十里路。这对那么小的小孩来说太远了，所以不上了。

　　乡村学校大量撤并，很多孩子三四年级就要住宿，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在学校，大门都是锁起来的。本来在乡村，孩子可以和自然有很多接触，但现在上学像坐牢，还有什么意义呢？

　　乡村教育的问题，是理念的问题。很多家长在外面辛苦打工，也很重视教育，但他们是不是知道他们的孩子在上什么样的学，那个学校在给他们的孩子一种什么样的教育？我想如果他们知道的话，很多人会非常不安的，打死也要把孩子带出来，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要比那些学校好很多。

　　从前在乡村，我们这些人还能够通过读书走出来。现在你会发现，越来越少的人可以走通这条路。在乡村，今天即使是拼应试你也拼不过。高考的那些考题，乡村的小孩缺乏阅读，没有上网，很多信息他根本就没见过。很多重点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越来越低。这很残酷的。以前我们可以死读书，可以拼分数，现在拼分数都拼不过啊。

　　乡村好的老师都往城市去了。乡村的老师就是一看摊儿的。看着那些小孩不要出事，不要打架，不要放火，就可以了。

　　你问我为什么回农村，回故乡？我们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但是乡村的沦陷，主要是在精神上。很多人写的文章我都读过，他们都很愤怒——我们的家乡在沦陷，我们不能做点什么吗？我们只能逃离吗？从家乡跑掉吗？

　　不，不是的。

　　我们回到老家后，建的第一个图书馆是在我的母校，镇上的初中。

　　副校长是我的老师。我们一聊，他说挺好啊，回老家来做这个事。学校出个场地，不用出钱，不用出人，书也是我们出，管理也是我们出的。对学校来说，这个事情很简单。

　　等我到北京做了募款，把2000种书买好发去了，人也回到家乡了，结果学校啥也没弄，原来说好的两间闲置的教室，要做阅览室嘛，还要粉刷布置一下，但是这个场地没腾出来，桌椅板凳也没有。

　　我也挺郁闷，催了学校催了半个月。后来终于开张了，我们也搬到学校去住。

　　这个馆，到去年满5年。

　　我们的乡村图书馆，一部分建在乡镇，一部分建在县城。在乡镇的就往县城辐射，在县城的就往乡镇辐射。我们希望能覆盖比较广的地方。

　　我们的图书馆能做的事情，就是去帮助那些还有点良心的老师，还有点主动意识、能力和想要做点事情、寻求一些改变的老师和学生。

　　我们一对一，直接帮助学生。至少在阅读上，在见识、视野方面，我们提供机会。你不是封闭吗？你不是一直生活在狭小空间吗？我给你打开一扇窗，让明亮的阳光和干净的雨露撒到你身上。

　　5

　　北京这边我们有个馆，学校大门的斜对面三十米，是我们的图书馆。学校可能有上千个孩子，但是放学后到图书馆来的孩子毕竟要少一些。我怎么办呢，除了下课后你可以来，我还主动地进到学校里去。

　　我跟学校合作，搞班级图书角，学生在班上可以很方便地借到书。有些班，我们做“一人一书”活动，书归你保管，你负责还回来，同学们之间也可以相互借阅。

　　另一个，我们进学校做阅读课，跟老师商量，每个星期每个班，把一节课作为阅读时间。阅读时间由我们的志愿者、义工、馆长到学校里面去上课，引导阅读，激发孩子们的阅读兴趣。

　　所以说，我们的馆即使不在学校里面，我们也会进校，跟学校合作。当然这对我们的义工来说，要求也很高。

　　我们的每个分馆，都有一小批非常核心的读者。他一下课就来，捧着一本书站着就能看入迷。这种时候，我不会去打扰他。我仿佛在他身上看到了少年时的自己。

　　我们还在所有的分馆都开通了互联网，每个星期放一场电影，选一些好电影给孩子们看。

　　现在乡村小孩跟城市小孩相比，太不公平了，你在城市可以去看电影、听歌剧、看演出，图书馆、博物馆都是开放的。我在乡村，天天被关在学校里，像坐牢一样，我有什么自由？

　　所以我们就想办法直接服务到这些人。

　　立人的电影库中，有小学部分，中学部分，里面也分不同的类目。我们每星期一场电影，让你知道爱，知道勇气，知道自由，知道自然和探索的奥秘，等等。

　　每个寒暑假，我们还会做冬令营和夏令营，这是比较完整的一块时间和学生在一起。短的三天，最长的十天半个月。

　　夏令营的活动就很丰富了，在立人的网站上有时间表，每一期活动都有一个主题，围绕这个主题会设计一系列的活动。

　　我们的乡村图书馆，打个比方说，我们不是做照明工程的，我们是做灯塔的。我们吸引你来图书馆，不强迫你。

　　最容易被吸引到的，往往是那些有想法的，比较聪明比较有好奇心的孩子。

　　在这一点上，有人就质疑我们，说我们做的也不公平，是“精英主义”。但是我想这种指责是无聊的，你不可能服务所有人，你不是上帝啊，你只能帮助那些想得到帮助的人。时间和资源都是有限的。

　　但是，只要你愿意来看书，愿意走进图书馆，我们都欢迎。

　　6

　　我们的图书馆帮助了多少人？很难说。

　　如果说数据的话，我们在全国现有十多个分馆，松散合作型的还有一些馆。直接覆盖到的，大概4万人。每个月发生的借阅或阅览次数，大概是3.5万到4万人。这个数，基本上还往低了说。

　　故事是可以讲的。这个成效别人看不到，我看得到。我看到的是人的变化。看到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小孩，推开了阅读之门，他所获得的精神世界的扩展，视野的打开，人生气质的变化。

　　我在湖北待的时间最长，在那边接触的小孩也最多。初中嘛，最早的一批小孩，今天已经大二、大三了，这一批小孩里有一个叫蔡小伟，他现在在中央财经大学。还有一个在广州，他叫吴凯鹏，他在华南师范大学。他们的视野、行动能力和问题意识，因为阅读的关系，跟同龄人是大不一样的。

　　我们的立人大学，今年在北京、广州、上海、成都四个地方做游学班，这两个小孩，蔡小伟是北京的核心义工，吴凯鹏是广州的义工小组的组长。那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今年我们采取了跟以往不一样的模式，我们把整个游学班的操作交给我们义工小组了。今年广州游学班，就是吴凯鹏这个小孩在操作。他当年才初三，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小孩。因为阅读，他对这个世界有他自己的认识。他们也见识过啊。他们在图书馆里参加各种活动，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各式的学者，各式的志愿者。这个图书馆不仅是一个图书馆，能接触到人，人的影响是很大的。

　　还有一个小孩，很多年前，我刚到那边去的第二年，他辍学了。辍学以后，我收到他写的一封信。那个初二的小孩说，李老师，我在你们图书馆里上到了最重要的课，我知道了怎么样去开发我的“脑矿”。所以，我不想再在学校混下去了。

　　我对他说，你在学校里按部就班地成长，会相对容易，不用经历那么多艰难。但是这个小孩很坚定。他离开之后，在上海打工，问我怎么去学电脑技术。后来我们也保持着联系。前不久，他给我打电话，他是在一个公司里面做销售，一个月六千块钱。关键是，从他身上，我能够看到这样一些小孩，他知道阅读，知道自主学习以后，人生的路好走多了。

　　还有一个小孩，在微博上联系我说，李老师，好多年以后，不管立人还在不在，我一定还会回到立人的，和你一起做图书馆。

　　我一看这个话，我心里很安慰。这小孩叫蔡小海。他没考上好的学校，自己出去打工。他出去打一段工，回图书馆来自学一段时间。别人打工，是建筑工地上抹灰，他是开打钻机，一个月能挣好几千块钱。这样的小孩将来会怎么样我是不知道的，但是你能看到他身上有一种气象，有一种生命力没有被应试教育消磨掉。这种生命力会带着他去关心社会，关心身边人，能够做事，有行动能力。

　　去年，蔡小海跟朋友合伙开了一个饭店，筹了十几万元，后来做生意做失败，又出去打工了。他很年轻啊，那么小，经得起失败和尝试。重要的是，他已经开始做事了。

　　我看到这些小孩，我是很欣慰的。你要说他们是受我的影响吧，那我有点贪功了。说这里头没有受到立人图书馆的影响，那可能也不太客观。

　　7

　　我们立人所有的运营经费，大部分都是通过网络募集的。一年需要资金100多万元。

　　从一开始，立人就是基于互联网的，所有的捐款都在我们的网站上进行。这也让我们从一开始就具有一个特点，就是立人从行动，到财务的完全透明。这让我们积累了宝贵的公信力。

　　但是，每年要筹那么多钱，还是不容易的。

　　我们有二三十号人的团队。今年新招的同事有十二个人。人员流动性大，真正留下来做两年的人都比较少。

　　也许在公司里，你做得越好，你的职位越高，报酬也越高。但你在NGO里，很难。你只能期望做成像我这样。但像我这样也没几个钱。像张轶超那样，他也没钱啊。一个NGO机构的负责人，还要自己掏钱往里贴。

　　我这两年还好一点，这两年有银杏伙伴计划的资助，每年有十万块钱。马俊河那边人比我少多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比我困难多了。俊河和我是同一年的银杏伙伴。

　　我们在城市的同事，除了3400、3800的工资，什么也没有，住房是自己的，吃饭自己的，什么都自己的。要养家糊口，怎么办？我也想给他们涨工资，但是怎么涨？钱从哪里来？

　　我跟我们同事说，将来我们是可以涨工资，如果说我们把事情做到涨了工资人家也信服，那我们就涨。但是现在还没有。因为人员不稳定。人员不稳定很难把事情做好啊。先稳定一批人，想在这边长期做的，你在这边做，两年以上的员工，工资先涨上来一点，但是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做好。

　　一线的志愿者20多人，我们现在给新来的人，一年一万多块钱。时间长点的，一年两万多块钱。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运营也有困难的。如果我们想要做得更好一点，我们真应该提高这个工资。我们这个工作对人的要求是很高的，这个人要很能干。

　　老实说，立人乡村图书馆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我们也碰到很多困难。有的馆由于场地等种种原因开了关，关了又开。

　　我做的这个事情，一般人很难理解，因为他很难看见实效。你说一个人读书有没有用？可能20年后有用。不是说看了一本书之后马上发财致富。我们期待的是，他成为真正的“人”。但这得多少年？

　　我有很多的焦虑，我不知道我的明天将如何，我不知道这个事情走到后面会怎样。我跟我妻子两个人，她是想要过乡村生活的人，我要做乡村教育这个事情，但钱从哪里来，人从哪里来，我是不知道的。这个事情本身到底有什么意义，是不确认的，我没有那么大信心。

　　后来我读到一本书，《兄弟相爱撼山河》，台湾传记作家张文亮写的。我读这本书，眼泪就哗的一下流出来。

　　这本书让我知道威伯福斯这个人。他是在英国推动废除奴隶贸易的第一人。从一个很简单的信念出发，经过38年的奋斗，翻转了英国的政治风气，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

　　读完一遍以后再读第二遍，我想通了很多事。我想人是需要信念的。我在做的事情，就算道路很漫长，很艰难，就算这一辈子我都看不到什么实效了，但是我依然会坚定地前行。

　　8

　　前不久，2013年9月14号，我和妻子算是举行了我们的正式婚礼，是在教会举行的婚姻更新礼。实际上，我们都结婚快10年了。

　　我也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我们做父母的，与其去等待、责备、抱怨当下的教育现状，不如自己先动起来，开展“教育自救”。我在网易云阅读注册了一个自媒体，名为“教育自救，此其时也”。

　　我所希望的，就是通过立人乡村图书馆这个平台，恢复人的尊严，发扬人的价值，帮助人成为健康的人。

　　我相信一件事，就去行动。改变我们能够改变的，接受我们不能够改变的，这就是我所要做的。

　　2013/11/10  整理

        来源：李英强博客

刘道玉

　　中国高等教育出了问题。什么问题？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先生说：“大学的问题七天七夜也谈不完。”依我看，中国大学的问题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乱”。

　　乱，包括大学生在内的社会各界都看到了，就是教育领导当局看不到。这验证了一句古谚：“旁观者清，当事者迷”。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愿为教育领导当局解谜，希望他们听进些逆耳忠言，并付诸整改行动。

　　上世纪90年代初大学合并，揭开了我国高等教育大操大办的序幕。近20年内，高教领域里发生了太多事件，例如大学合并，教育产业化，建设一流大学，本科高速扩招，研究生数量急剧膨胀，专升本，学院改名，学术造假，教学假评估，建大学城运动，大学圈地远动和建设豪华校园等。

　　值得肯定的是，高等教育在数量上取得了进步，教育经费有所增加，办学条件也有改善。到2007年，大学生在校生已达2700万，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23%，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部分省市已步入普及化的阶段。

　　但是，片面追求高速度，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如教学质量严重下降，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研究生泡沫化，学风浮夸和学术造假，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素质严重下滑，教育产业化或变相产业化越演越烈，大学中的铺张浪费严重，债务累累，官本位越来越严重……

　　历史经验表明，凡是一次高速大发展或大破坏之后，一般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调整，这符合事物螺旋式发展的规律。可是，近20年的高等教育一直以火箭的速度上升，从没有进行过调整或整顿，根本谈不上巩固和提高。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思考，我提出整顿高等教育的十意见书，真诚希望国家高层做出决定，对高等教育进行一次彻底整顿。

　　废除自学考试制度

　　极而言之，自学考试已成为“通向大专学历文凭的走私通道”，它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自学方式自古就有，但是把它正式作为获取大学文凭的制度，是从1978年后才开始的。它的产生有其历史背景，那时大学生毛入学率很低，全国平均只有1．4%，不少省市还低于1%。扩大招生，又受到校舍等教学资源的掣肘。于是，自学考试被当作统一高考之外，另一条获得大专文凭的渠道

　　自学考试于1981年开始试点，1983年全面推广，直至发展到被称为中国的“第一考”。三十年来，累计4800万人参考，850万人获得大专以上的文凭。无可否认，在当时大学入学率很低的情况下，自学考试满足了很多人求学的愿望，其中不乏有真正的成才者，它的历史功绩应当肯定。

　　但时至今日，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已非昔比，全国平均大学入学率已超过23%，不少省市已达到高教普及阶段，广东省2009年将达到78%。有鉴于此，我认为高等自学考试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似应取消这种制度，具体原因有三：一是自2006年开始，自学考试连年减少，逐渐出现了萎缩现象。二是自学考试仍然沿袭了普通学历教育，助长了唯学历论，除具有学历统计的意义外，并不能达到真正提高人们技术和能力的目的。而且，许多人的工作和所学的专业完全不搭界，什么容易就拿什么文凭，造成了某些文凭泛滥。三是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舞弊现象严重，文凭水分很大。有人甚至极而言之，自学考试是“通向大专学历文凭的走私通道”。总之，取消自学考试制度，是整肃高等教育学风的需要，是严格大学文凭标准、净化人才市场的需要。

　　取消不合格的在职研究生学位

　　西方国家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淘汰率约30%，而我国基本上是零淘汰，官员和老板考博拿学位，一路绿灯

　　本来，研究生教育是为了培养少而精的理论型和研究型人才，以充实到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部门，这是世界博士研究生教育的通则，直到1980年代末，我国也依然恪守着这个宗旨。

　　到了1990年代初，研究生急剧膨胀，官员和老板也涌进了校园争戴博士帽。西方国家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淘汰率大约30%，而我国基本上是零淘汰率，官员和老板考博是一路绿灯。为数不少的老板和官员，既不上课又不做实验或查阅文献，怎么能够达到博士水准的要求？有不少老板只有高中甚至初中学历，可见我国博士学位的含水量多么大！在职博士生已经异化和玷污了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他们用不菲的学费买博士帽，而大学以卖学位换取资源，是典型的权钱交易。

　　鉴于我国在职研究生太滥，必须大力进行整顿。凡是没有参加统一的严格入学考试、没有全程上课和通过全部必修课程考试、没有做出具有创造性的论文、没有经过正规的论文答辩者，应一律取消已授予的博士或硕士学位。对严重造假者，应追究刑事责任。同时，除了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以外，一律不准再从社会上招收在职研究生。

　　必须按照大学的功能定位，重新审查和规范学位授予点的资格。属于纯粹教学型的普通大学，不允许招收研究生；教学与研究型的大学，只能招收硕士研究生；只有少部分研究型的大学，才能招收一定数量的博士研究生，而且每位博士生导师每年只能招收1至2名研究生。

　　博士学位是为了培养少而精的理论型和研究型的人才，但是许多大学和攻读博士学位的人并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把它当作一种荣誉和身份，当作升官或求职的砝码。现在，研究生教育已经变味，以至出现了烹饪博士。目前，我国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有365所，而拥有世界最好和最多研究型大学的美国，只有253所。

　　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

　　中央和各省市的党校等，一律不能招收研究生。要严格整顿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至少应砍掉二分之一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

　　不少大学的博士学位授予点，是用搞运动的方法，靠公关和打攻坚战，用高薪挖院士而获得的。有的甚至请省市的领导出面公关。一旦获得了博士点零的突破，就大肆宣传，开庆祝大会，奖励有关人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由于采取了这些不正当手段，某些新建的城市大学也有了博士学位授予权，硕士学位点几乎覆盖了大学的所有专业。因此，必须对我国大学学位授予点进行整顿，中央和各省市的党校、政府部门的政策研究所和工业部门的应用研究所，一律不能招收研究生。要严格整顿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至少应砍掉二分之一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并且要保持长期的稳定，不允许普通大学乱串位，也绝不允许任何大学再搞所谓博士点零的突破攻坚战。

　　大学必须与所谓“独立学院”脱离关系

　　独立学院名不副实，私人投资者想利用重点大学的牌子招揽学生赚钱，而大学靠出卖牌子换取“坐地分赃”的利益

　　1995年民办四川电影艺术进修学院与四川师范大学合作，建立了四川师范大学电影学院，这是我国第一所二级学院或独立学院。到2008年5月，全国共有独立学院326所，分布在全国30个省份。

　　一般来说，办二级学院的大多都是进入211工程的重点大学，甚至有的重点大学办了两所二级学院。其实，无论是叫二级学院或是独立学院，都名不副实，说它是二级学院，又不隶属于大学，说它是独立的吧，又受制于母体大学。说白了，它们的产生是利益均沾的结果，是不伦不类的怪胎，而绝非像教育部负责人所说的“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举措”。私人投资者，想利用重点大学的牌子招揽学生赚钱，而大学靠出卖大学的牌子换取“坐地分赃”的利益。重点大学决不能做这种降格以求的事，必须尽快与以盈利为目的的“独立学院”脱离关系。

　　让成人教育回归职业教育

　　我国的成人教育不伦不类，招收高考落选的高中生，仍以大专学历教育为目的，成了大学创收的渠道

　　成人教育发源于英国，它是适应英国的产业革命需要而诞生的，已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历史。英国被誉为“继续教育之乡”，对世界各国的成人教育曾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国的成人教育始于20世纪初，以成人简易识字为对象。近一个世纪，虽然形式不断变化，基本上还是体现了成人的特点。自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开始，各大学相继成立了成人教育学院，但并没以成人为教育对象。实际上是招收高考落选的高中生，仍然以大专学历教育为目的，成了大学创收的渠道，体现的是“文凭至上”。因此，我国的成人教育不伦不类，既干扰了重点大学的职能，又没有履行成人教育真正的职责，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成人教育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必须进行整顿或调整。具体做法是，把现在大学中的成人教育学院与大学脱钩，通过调整和合并，按地区或省市建立若干所独立的成人职业学院或成人继续教育学院。这类学院不能担负普通大学学历教育，只能进行职业或职业更新再培训的教育。这绝非普通大学的教师所能胜任，设置职业性的专业，要由具有真正职业专长的内行担任教师，真正体现职业教育或继续教育的特点。

　　停止大学办分校

　　办分校，往往是商业炒作，对分校所在地，是拉大旗作虎皮；对分校举办者，是为了丰厚的利益

　　1960年代，在备战的形势下，不少大学都办了分校，实践证明都是不成功的。虽然国外某些大学也有分校，但它们都完全独立，如美国加州大学的各分校。

　　自21世纪初，随着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一些大学又办起了跨地区的分校，有的甚至从东北办到了东南沿海。更有甚者，连北京的某名牌大学的附属中学，也在全国各地办起了多所分校。实际上，这些做法都是商业炒作行为，对分校所在地，是拉大旗作虎皮；对分校举办者，是为了丰厚的利益。例如，珠海市与某大学签订了一个协议，提供五千多亩土地无偿地给该校使用，大学就可以利用这些土地招生赚钱。这种做法就是变相的教育产业化，一定要制止。

　　整顿大学的科技开发园和研究院

　　有些大学把建科技园当作圈地的手段，试问：你有多少科研成果，有多大的技术力量，居然能办三个、五个科技园

　　重点大学为了使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试办一个科技开发园是必要的，但决不能多，多则必滥。有些大学把建科技园当作圈地的手段，试问：你有多少科研成果，有多大的技术力量，居然能办三个、五个科技园？如果不是做秀，就是有意浮夸，浪费国家资源是犯罪行为。

　　有的大学到处建立研究院，在全国建七八个。顾名思义，研究院是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要有研究实验室，配备高素质的研究人员，承担和完成一定的研究任务。现在某些大学在各地建立的研究院是什么货色？据我所知，是依托各地的校友会挂个研究院的牌子，基本上是培训和卖文凭赚钱，或者就是学校的接待站。这种做法，不仅玷污了研究院的名声，而且助长某些人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取利益。

　　实行教授定编制

　　在坊间流传许多贬斥教授的笑话，什么“菜教授”、“水博导”，甚至一元钱买几个教授的戏言

　　目前，大学教师队伍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近亲繁殖。不少大学存在三代或四代同堂的情况，严重妨碍了教师之间民主、平等讨论和争鸣学术问题的风气，窒息了创造精神；二是教授职称评定严重失范，致使不少教授名实不符。在1950年代，大学中的教授多是博学多识的学者，无论是人文或是自然科学的教授，掌握多门外语，通晓诗词歌赋，有的甚至具有琴棋书画的专长。他们备受人们的尊重，成为学生们的楷模。可是，现在大多数教授，学历不全，知识面狭窄，治学不严，人文素质低下，丧失了对学生的魅力。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二：一是为数不少的人，只求表面上的学历、学位、衔头，不下真功夫做学问，落得了“名高实秕糠”的结果。二是大学之间相互攀比，看谁的教授多、博导多，只追求数量，导致不少人滥竽充数。在坊间流传许多贬斥教授的笑话，什么“菜教授”、“水博导”，甚至一元钱买几个教授的戏言。这方面，那些拥有教授和博导资格评审权的重点大学，更显得浮躁和浮夸，没有起到好的示范作用。

　　有鉴于此，必须对教师队伍进行整顿，实行首席教授制或定编制，不允许无限量地晋升教授。近传闻，教育部准备取消教授职称，实行教师13等级制。这并不能解决滥竽充数的问题，只不过是以级别代替职称而已。同时，教授职称已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取消教授职称不利于国际交流。在1950年代，大学里的一级或二级教授是“稀有元素”，可是现在某些大学的正副书记和正副校长一二十号人都是一级或二级教授了，有的甚至是一天书也没教过的职业政工干部，官本位竟然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

　　砍掉三分之二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剽窃抄袭见光死

　　中国大学众多的出版社和学报成了“学术垃圾的生产地”，应当砍掉三分之二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

　　近年来，几乎每个重点大学都发生过教授剽窃、抄袭事件，其中有校长、院士、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博士等。多数大学做出了严肃的处理，但也有的大学不了了之，采取了姑息养奸的态度。有个别的大学，明明存在教授剽窃问题，不仅不处理，反而借助媒体吹嘘“对学术不端零容忍”。

　　虽然公开学术造假是个别的，但学风浮躁和浮夸却很普遍，至于“假项目”、“假论证”、“造假论文”、答辩走过场更常见了。我国的学术论文连年攀升，据说已超过德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了，但有多少原创性的成果？为什么我国至今没人获得诺贝尔奖？为什么所有一级学科的世界大奖也仍然还是零呢？现在几乎每个大学都有出版社和学报，任何人都可以出书，有多少有价值？有人批评说，中国大学众多的出版社和学报成了“学术垃圾的生产地”。因此，应当砍掉三分之二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这有利树立严谨的学风，以提高大学的学术水平。

　　整顿大少爷作风，严查大学财务支出

　　大少爷作风流行，谁都配车，装修一味向公司老板看齐，可是工作作风和办事效率却大大地下降了

　　我国大学2500亿的债务是怎样造成的？不客气地说，就是由贪大求全、追赶时髦和大建楼堂馆所造成，铺张浪费也是重要原因，只是大学当局不愿承认。一些大学，建五星宾馆、豪华校门、观光电梯等，被媒体逐一曝光。原有的楼房可以使用，也要建新的，一些系科本可以共用一栋楼房，非要单独建大楼，地下停车场、娱乐设施还一应俱全。不仅副部级的书记、校长配专车，而且副书记、副校长、校长助理也配了专车，甚至连已退休的副部级的书记、校长仍然配专车，一些部处长明不配暗配，公车私用是普遍的现象。现在，不仅校级干部有豪华的办公室，而且处长、科长的办公室也装修得富丽堂皇，一味向公司的老板看齐。虽然办公条件大上档次，可是工作作风和办事效率却大大地下降了。

　　为了遏制大学的铺张浪费现象，应当制定相关的法规，对大学的拨款、经费开支、建设项目、享受的待遇等进行严格监督，对违章者应追究其责任。

　　整顿高等教育绝非以上十个方面，但这些是最主要的，抓住了这些方面，就可以提纲挈领地带动各方面的整顿。要巩固和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水准，必须发扬大无畏的精神，排除万难，把整顿工作进行到底！

　　来源：南方周末

茅卫东

　　曾多次对朋友和同行说，我的教育随笔大多是生气之作，每每看到教育对孩子的伤害，我就忍不住想骂人；每每听到一些同行苍白无力却又振振有词的辩解，我就忍不住生气。这从我的文章标题就大致能看出来，比如我写过《爱，不是教育出来的》、《警惕校长一怒校规出》、《至少可以不拖堂》、《中国没有好学校》、《树旗不是教育》、《不要被自己感动》、《依然不靠谱的2013》……，每篇教育随笔背后都有一个小故事，都是情绪爆发的产物。比较自得的是，我虽然对同行批评得比较多，似乎有点“失礼”，可基本做到了“发乎情，言于理”。

　　经常有朋友说，你不要总是批评，批评多简单，谁不会啊，建设更重要啊，你有这精力，为什么不多给同行一些可操作性的东西呢？昨天晚上想得比较多，好容易睡着一大早又醒来，于是起来又写了几句。写完，看到有朋友在和我打招呼，问我怎么起这么早。我随手把刚写的小文发过去，说，生气呢。朋友劝我，不要生气，要生机。哈哈一笑，对朋友说，生气，除了发怒外，还有一层意思就是生机啊。

　　突然又想到，发怒本身不也是一种有活力有生机的表现吗？发怒，源于失望和不满。能发怒，说明有期待有追求，也有力量，固步自封知足常乐的人不会发怒，胆小怕事心存畏惧的人不敢发怒，对未来彻底失去信心的人更不再生气发怒。正所谓：“哀莫大于心死！”

　　年轻的龙应台曾质问同胞：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把野火，烧遍台湾，对20世纪80年代对台湾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内地太大，湿气太重，许多的丑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过，也让许多年轻学子心有戚戚。

　　如今的基础教育界，争鸣交锋罕见，生气之作难寻。所谓商榷，多如太极推手，动作轻柔连贯流畅颇有几分观赏性，却难见双方发力，最后还是一团和气。只要是名师，再差劲的课有人也能找出几个亮点，再无聊的书有人也能评出个高山流水。在“写出一个名师”的鼓励下，中小学界涌现出一大批热爱写作的教师。他们写的文字或是温暖感人，比如：学生如何喜欢自己，用零花钱给老师买一朵花；自己如何苦口婆心感动学生，让学生迷途知返；班级很乱，自己如何运用心理学管理学让“小猴子们”不再爬树玩耍乖乖坐在教室里学习……或是操作性极强，比如：学生不交作业怎么办？学生“早恋”如何处理？教室里发生偷窃事件如何应对，诸如此类。

　　从这些文章里，我真的很难感受到同行们对学生的理解和尊重，对学生心灵成长的关注和思考，更难看到同行们对教育的反思和批评。我看到更多的是老师对学生的利用和控制，以及对掌握和运用雕虫小技的得意和满足。现在许多教育刊物和出版界喜欢这些操作性强的文章书籍，真不知面对如此沉疴不起的中国教育，这些无心直面不敢批判的所谓操作性文字，除了让作者挣点银子，让出版商挣点银子，还能有多少建设性作用？所谓“用出版推动教育”，这是意淫，还是真心追求，抑或纯粹就是商家广告？

　　老师们，我们的作息时间完全由学校决定，只要领导一个通知，哪怕是周六周日，哪怕是晚上，我们都必须出现在学校里，毫无商量的余地，难道我们是奴隶不受“八小时工作制”的法律保护吗？你为什么不生气？

　　老师们，我们也有孩子在学校，你就是不心疼学生，难道甘心让自己的孩子被同行们布置的作业折磨到深夜还不得安眠，让学校的精细化管理彻底剥夺孩子对自己生活的安排？你为什么不生气？

　　老师们，我们已经是成年人了，读什么书、写不写博客，难道不是属于我们权利范围的事情，凭什么学校可以在规定的教师培训课程之外另行要求我们必须读什么书必须写多少字的笔记甚至在哪个地方开博客？你为什么不生气？

　　老师们，都说网络是个自由的平台，可是，学校的局域网是自由接入互联网的吗？你利用学校电脑做的每件事，你说的每句话都可能被人监控。在学校你不敢批评校长，怕有人打小报告。在网上你就可以自由批评吗？你为什么不生气？

　　老师们，月考、周考、公布排名，按分数分班……这是多么落后的教学管理手段。它们加重了学生的负担，也增加了我们自己的压力，难道就没有真的更好的办法了吗？你为什么不生气？

　　老师们，有人阻碍“管、办、评”分离，整天不琢磨如何搞好教育只想着怎么管住教师，正事不干，三天两头这个检查那个评比，用折腾老师的办法来表明自己存在的必要性为自己的政绩加分，我们为什么还在认真地应付？你为什么不生气？

　　……

　　不要再假惺惺说什么“批评容易建设难”这样的屁话，不要再傻乎乎地以为教育教学就是做好题管好班这点事，不要再乐滋滋沉迷于写点小感动小反思的教育文章了，更不要沮丧无奈说什么“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想对同行说一句话：身为教师，如果我们不生气，中国教育就没戏！

　　生气，说明我们还在做教育；

　　生气，说明我们还在乎学生；

　　生气，说明我们还心存希望；

　　生气，说明我们还能够行动。

　　如果有人说：我觉得自己的教育生活非常好，已经享受到了“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那么，请允许我恶毒地说一句话：

　　尊敬的同行，你错了，你已经不是一名教师了，却无师自通地成为了一位入殓师，你正虔诚地为中国教育入殓！

儿童文学与儿童阅读专题研修营开始报名啦！

“童年”是什么？“童年”的概念是从来就有的吗？

为什么要为儿童而写作？为儿童而绘画？为儿童而创造？

怎样以儿童文学敲开儿童的心灵之门，走进儿童瑰丽神奇的精神世界？

怎样增强文本解读能力，提高文学鉴赏能力，修炼文学批评能力，完成从业余阅读向专业阅读的——飞跃？

　　　　印刷成铅字的童年

　　　　——儿童文学与儿童阅读专题研修营

　　　　主办：《读写月报新教育》杂志

　　　　承办：问对学堂

　　　　研修时间：2014年1月20日—25日

　　　　地点：成都市锦绣路1号保利中心（美领馆附近）东区A座305—308“问对学堂”

　　　　人数：限额50人，额满即止。

　　　　主讲教师：黄晓丹

　　南开大学文学博士，师从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叶嘉莹教授，加拿大McGill大学访问学者、新京报专栏作家。

　　　　学术主持：李玉龙

　　国内著名教育媒体人，《读写月报 新教育》杂志主编，第一线教育网创办人，第一线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问对学堂能力课程研发总主持。

　　　　授课方式

　　6天连续教学，每天上午安排2节讲授课和1节讨论课。下午展开有针对性的自主阅读。本课程阅读量较大，学员应为每天预留2小时以上的阅读时间。

　　　　课程架构

　　　　一、从文化史的角度讲解“童年”的发现和“儿童文学”的产生；

　　　　二、以童话和儿童小说为代表，深度赏析儿童文学；

　　　　三、学习学校儿童阅读活动的组织技巧。

　　　　课程大纲

　　　　第一讲：对儿童与世界的普遍假设——反思意识形态

　　　　第二讲：情节、主题、风格——儿童文学的文类特征

　　　　第三讲：叙事、聚焦、话语——儿童文学的叙事学

　　　　第四讲：结构主义与原型批评——理解儿童文学的方法

　　　　第五讲：学校儿童阅读活动的组织技巧（一）

　　　　第六讲：学校儿童阅读活动的组织技巧（二）

　　　　相关阅读资料

　　　　学员在开课前一个月将收到一个阅读书目，包括10本理论经典、30部儿童小说（童话）及50部绘本。学员应试着在开课前浏览并对这些作品形成初步印象。

　　　　报名须知：

　　　　研修费用：1500元/人，不含食宿费。

　　　　报名方式：18980032123   13881768917（许老师）

　　　　电子邮件：diyixian_yx@163.com

　　　　因名额有限，以缴费确定报名名额。缴费方式：

　　　　户名：李玉龙

　　　　账号：6227 0038 1401 0256 703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成都市第八支行会计科

　　　　并请在缴费后发邮件或短信告知姓名、单位、手机和电子信箱。 

　

封面：战争与和平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76周年纪念日，我们特别刊发儿童文学作家童喜喜以此为主题创作的长篇小说《影之翼》修订版，以此激发对儿童与战争相关问题的思考。正如朱永新先生在为小说所作的序中所言：“如何让孩童面对战争？是否应该以及何时适宜对他们进行战争的教育？让他们看到怎样的战争？”

序：在幼小的心灵播下美好的种子  朱永新

影之翼   童喜喜

引子

01  哆、来、咪、发、唆——拉稀！

02  如果妈妈能交换

03  大头大人驾到

04坏孩子开始飞翔

05变色记忆结

06回忆呼啸而过

07爸爸抢着当小孩

08复仇行动

09深夜策马狂奔

10小辫子是谁

11开放吧，啪嗒花

12影之翼

后记

温情守护，不避苦难——成人如何跟孩子谈战争  蔡朝阳

“范跑跑”变形记：12月7日“教育方桌”公益论坛预告

——《中国新闻出版报》对话郭初阳、于爱群

记者 吴重生

　　《中国新闻出版报》：“除了小学语文教材，您关注过其他教材上的伪文章吗？”

　　郭初阳：中学语文教材也是问题重重。有伪小说（契诃夫《套中人》被删节了将近一半，变成了半通不通的《装在套子里的人》），有伪诗歌（连作者舒婷本人都已经受不了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有伪童话（模仿拼凑，情节设计拙劣,没有童话的真实感的《盲孩子和他的影子》）。

　　有对残酷战争作诗意美化的《芦花荡》，有对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疯狂举动毫无反省却以为荣的《登上地球之巅》，有歪曲和篡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理论上站不住脚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

　　于爱群：对不起，没有。以前我没有太关注过孩子的教材。只是在每个学期开始、给孩子包书皮的时候，随便翻翻看看。因为我有一种心理，认为这教材是集中全国最高级别的教育专家、最优秀的老师，经过多年实践，去粗取精，打磨出来的一套教材，又经过“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的审定，那一定是好的，最适合这个年龄的孩子的。我相信很多家长都和我有一样的想法，相信权威，服从权威。而且那里面图文并茂，色彩绚丽，比我小时候的教科书不知道好多少。

　　《中国新闻出版报》：您认为教材伪文章的危害有哪几个方面？

　　郭初阳：就小学语文教材而言，综观这三套教材的问题，我们概括出四大缺失。

　　第一， 经典的缺失。

　　所谓经典，卡尔维诺这么表述：“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本身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卡尔维诺《为什么要读经典》p3，译林出版社2006、、年8月版）因为孩童所处生长阶段的特殊性，因为经典本身的重要地位，我们期盼在教材中能有更多的经典作品。但这三套教材中有关母亲和母爱的文章，来自经典的文本并不多，并且时有篡改。苏教版一共17课，只有4篇可称经典。并且原来琅琅上口的《游子吟》，被费尽心思地包裹起来，仿佛农民家里新买了空调，室内机上颇费气力加做的木套，沾沾自喜以为是伟大的发明，其实臃肿而赘余；《少年王冕》节选自《儒林外史》，但只要翻开原著对一下，几乎每一句话都作了改动，面目全非。

　　北师大版倒是有《游子吟》的原文，但包括这首诗歌在内，24篇课文中，真正属于公认的经典，也只有4篇，另外3篇是泰戈尔的《新月集》选、托尔斯泰的《穷人》和罗大里《不肯长大的小姑娘》，其中罗大里的还是“山寨”版。人教版中更少一点，全部考察课文22篇，属于经典的，只有两篇，分别是选自《爱的教育》的《卡罗纳》和托尔斯泰的《穷人》。

　　诗人黄灿然说，本世纪以来，整个汉语写作都处在两大传统（中国古典传统和西方现代传统）的阴影下。目力所及，涉及“母亲”的经典文本可谓众矣：

　　《诗经 凯风》“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论语》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杜甫“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阮籍丧母而“呕血数升，废顿久之”，蒋士铨“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的《岁暮到家》，应修人《小小儿的请求》，顾城给妈妈的《安慰》，于坚《纯棉的母亲》；泰戈尔《飞鸟集》，密斯特拉尔《母亲的诗》，川端康成《母亲的眼睛》，黑塞《幸福的时刻》，帕索里尼《祈求母亲》，塞弗尔特《窗旁》……

　　舍这些优秀文本而不用，原因不外乎二：不是出于对中外经典的无知，就是为了别有用意的思想灌输。

　　第二， 儿童视角的缺失。

　　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一文中说，“儿童应该读文学的作品，不可单读那些商人杜撰的读本，读了读本，虽然说是识字了，却不能读书，因为没有读书的趣味”（《儿童文学小论》P37，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仅就这三套教材的课文来看，有赞美母亲的，有提倡发明的，有呼吁保护环境的，有歌颂伟人的……大部分都重在说教，极少有真正符合童心，富有童趣的。如苏教版一年级上册里的《汉语拼音儿歌》，都处处是教育与禁止：“大喇叭里正广播，爱护大佛不要摸”，“弟弟河边捉蝌蚪，哥哥走来劝阻他”。如北师大版《流动的画》：“哦，妈妈，我知道啦！窗外是祖国的画，千万不能弄脏它！”《妈妈的爱》：“我们都是祖国的孩子，我们都爱祖国妈妈。”是的，我们诚然爱妈妈爱祖国，但枯燥的说教，如何能让孩子明白，“爱”是个什么东西，“祖国”又究竟是个什么概念呢？林达写到美国的公民读本，第一课是“你”，爱国，从个体开始，推己及人，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爱吾爱以及人之爱，也许才能给孩子以切身的感受。人教版中这种说教更是随处可见，像《看电视》，《可贵的沉默》之类，不一而足。缺乏儿童灵性的奇思妙想，勉强编出来的拟人童话，既非童谣，也非诗歌的打油之作，成人读来都觉得干瘪乏味，岂能奢望孩子们的喜欢？

　　好的儿童文学从不说教，人生的道理自然蕴含其中。因为，孩童的世界，自有逻辑规则，这些逻辑规则，区别于成人的世界而圆满自足。还记得《小王子》里那条吞吃大象的可怕蟒蛇吗？孩童和成人的区别就在这里。这些教材的编者，若是读过方素珍《妈妈心 妈妈树》，酒井驹子《我讨厌妈妈》，后藤龙二《妈妈你好吗？》等图画书，再看看自己编的这些东西，恐怕会汗如雨下吧。

　　第三，快乐的缺失。

        苏教版17篇课文，北师大版24篇课文，人教版22篇课文，快乐并不多见。

　　以苏教版为例。小黑兔不服气地问：“我今天得了冠军，为什么把大蘑菇给小白兔？”；孟郊“母亲的头上又多了几根白发”；沉香“心里又难过又气愤，恨不得马上就去解救妈妈”……

　　北师大版中，一言难尽的是《花脸》中的男孩。在这个非常态的家庭中，父亲的喜怒反复无常，天知道这个孩子会落下怎样的心理阴影！

　　最不快乐的孩子，我觉得是人教版玩具柜台前的那位孩子。“只要看到谁买小汽车，他就马上跟过去，目不转睛地盯着柜台上跑动的小汽车”，可是他得不到他心爱的玩具，他还必须懂事，必须分担父母的生活之重。有什么能够安慰，这位貌似坚强的孩子孤独的心灵呢？

　　不快乐是有原因的，可能是贫困，比如苏教版的《水》、人教版的《玩具柜台前的孩子》和北师大版《母亲的纯净水》。也可能是疾病或者不健康，比如爱迪生救妈妈的故事；比如《第一次抱母亲》；比如《花瓣飘香》，无名小姑娘的爸爸在南沙当解放军，妈妈生病了。

　　但我想，这些原因都不是根本的，母爱不会因为贫困而打折。要说根本原因，评论《小狮子》一课的《药》这篇文章，有尖锐的分析。《小狮子》，这篇北师大版和人教版都有的课文，可以看做是集不快乐之大成的“典范”之作。《药》一文的点评，直击要害：对吃苦精神的推崇正是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悬梁锥股”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激励人苦学的典故，并非偶然。然而，“锥”和“悬”这两种最典型的自虐自杀动作，恰是这种“苦学”精神背后“毁人”本质的形象表露。

　　还是来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吧，试比较一下泰戈尔《小大人》片段：

　　我人很小，因为我是一个小孩子，到了我像爸爸一样年纪时，便要变大了。

　　我的先生要是走来说道：“时候晚了，把你的石板，你的书拿来。”

　　我便要告诉他道：“你不知道我已经同爸爸一样大了么？我决不再学什么功课了。”

　　我的老师便将惊异地说道：“他读书不读书可以随便，因为他是大人了。”

　　每一个孩子，若是读到这样的句子，一定会开怀大笑吧，因为这才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第四， 事实的缺失。

　　上述种种缺失，也许尚可有说辞，但是，事实的缺失，是最严重的，也是最不可原谅的。可以讲不好故事，也可以不那么快乐，但捏造事实就显得居心叵测了。

　　北师大版和苏教版都有爱迪生用智慧救母亲的故事。这个故事流传甚广，人们已经忘记去质疑其真伪了。但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中国学生何易，竟然就去研究了，得出的结论是：“最早的急性阑尾炎手术是在19世纪末，最早对阑尾炎手术的论述是1886年。爱迪生生于1847年，电灯发明于1879年，1886年他已经是一个39岁的已婚男人了。也就是说，爱迪生小时候根本没有阑尾炎手术，不可能有一个医生在他做的有影灯下为他得了急性阑尾炎的的妈妈做了这个紧急手术——这个故事是虚构的。”

　　这一类虚构的故事在三套教材中并不少见，再举一例，如《陈毅探母》。《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的作者搜寻了很多史料，从历史事实角度，证明了这个故事从时间到地点都是虚构的。但是我不明白，编著者出于怎样的目的，才睁着眼睛大说瞎话。难道实事求是的讲述陈毅同志孝顺母亲的故事，就不能感动人了？

　　还有一类，我不敢确定其讲述的是否事实，但因为文学描写的拙劣，故事破绽百出，难以置信。比如人教版的《日记两则》。两个梦之间直接跳跃，缺少平滑过渡，怎么看都像“白日梦”。而文章对女孩子梦境的描绘，亦只有简单的粗线条勾勒，不符合一个女孩子的心理事实。《必须假定有一个完美的精灵》一文有独到分析。

　　即便是科普文章吧，或者需要具备一点科学精神的文章，其陈述的事实，也被打了折扣，与科学求真精神背道而驰。苏教版《云雀的心愿》，云雀妈妈似乎是一个环保主义者。之所以选择云雀，大概是因为鸟儿会飞，可以在短时间内考察沙漠、河流和森林吧。可是替换成“喜鹊妈妈”、“大雁妈妈”、“天鹅妈妈”……随便什么鸟都行啊，与云雀何干？貌似科学严谨，却连基本的知识都是错误的——“云雀妈妈擦去头上的汗水”——鸟类没有汗腺，哪有什么汗水？

　　还有《乌鸦反哺》，生物学上已经证明了，没有这种习性呢！可这篇习作，却是以目击证人的视角来讲述反哺的故事。当然创作需要虚构，但目击证人的虚构，只能等同于说谎。

　　于爱群：读书的目的，求真，求善，求美。所谓伪文章，于事实不符，于科学无据，此为不真；主题先行，道德拔高，空洞说教，此为不善；语言干瘪无趣，人物假大空，形象高大全，此为不美。不真，不善，不美，完全与读书的目的背道而驰，何来教益？

　　《中国新闻出版报》：请谈谈你们对教材编写部门、出版部门以及教育主管部门的建议。

　　郭初阳：其实很简单，只要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方针保持一致就可以了：“学术独立，教育普及。”教材编写团队是独立的，编写的经费并不依赖国家或某一党派提供；编写的意图在于普及教育，培养现代公民健全的人格。

　　70年前，商务巨擘张元济“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从《左传》、《国策》、《史记》中精选十几篇，译为白话，名为《中华民族的人格》，意在呼唤慷慨悲歌之士，抵御外敌；同时也希望在新一辈少年身上，养成坚韧昂扬的意志。同在商务的王云五则主持万有文库，“日出一书”。他们就是教材编写者的典范。

　　具体到母亲与母爱的话题，教材编写者最好能达到陈志武的水准。倘若不能达到，那么至少也要读过他那封著名给女儿的信：《“养子防老”的不道德》：

　　你们不要管我们的愿望如何，只要你们自己一辈子幸福，我们就开心。一般的中国父母都会跟小孩强调“孝顺”、也指望着小孩长大后抚养他们，所谓“养子防老”。许多父母，或说整个中国社会，都以子女是否“孝顺”来评判子女的“好坏”。你们千万不要有这种包袱，我们真的不希望你们这样想……不只是我们已想法买好养老金、保险等，而且，等你们长大成家后，也应该为自己买好养老金、医疗保险、投资基金，之后，也希望你们教育自己的子女这样做，要一代一代自己在经济财力上独立、自立，维护自己的尊严！

　　于爱群：在北师大版教材的《后记》中有一段话，“本册教科书选编的课文，有的作者佚名，有的根据教学需要进行了修改。受时间和条件限制，来不及与作者联系，在表示诚挚谢意的同时，一并致谢。”我的疑问又来了：教科书里的课文一选好几年，怎么来不及联系作者？今年来不及，第二年还来不及？几年都没找到作者，这作者怎么这么鬼鬼祟祟啊？这样的文章可信吗？

　　教材中的课文应该是摘选自已经公开发表或出版的作品。从遵守《知识产权保护法》的角度考虑，理应首先获得作者或知识产权拥有者的许可才能选用该文章；同时应该标明出处、作者和发表时间，并寄奉稿费。那种以时间和条件受限为由而拒绝标注作者的，是对知识产权的不尊重。

　　我发现，我写到的有硬伤（历史史实或者科学依据方面的错误）的课文，几乎都是无作者，无出处，无发表时间的“三无”文章。这样的文章，来路不明，无法考证。文责不能自负，还可能有人浑水摸鱼，随意增删，导致错讹。所以我呼吁，尊重知识产权，杜绝“三无”文章。所有文章要标明作者，并尽可能对作者作简单介绍；不收录佚名作者的文章；如果文章经过改编，应该同时标明作者和改编者；所有文章应该标明出处和发表时间，选自哪里，是否节选。消灭“三无”文章，就可以很大程度地避免文章中的硬伤。因为如果标识出作者和出处，教材编选者摘选文章时就会比较谨慎，选取有信誉、有知名度的作者和出版机构。即使进行改编，也会比较谨慎。而标识出作者和出处，也有利于一线教师和家长核查，易于发现问题和改正。

　　《中国新闻出版报》：回顾你们所受的教育，你们质疑过以往教材里的伪文章吗？

　　郭初阳：没有，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只能受一种教育，缺乏自我反省意识。最大的心愿是希望我们的孩子能活在真实中。

　　于爱群：没有。读书期间，我一直是标准意义的好学生。上课认真听讲，积极举手发言，按时完成作业。有时候我也提出问题。但思维一直局限在教材之内，从来没想过跳出教材发现问题，或者对教材本身产生质疑。即使是现在，我对女儿说，这课本编得有问题，她还很不高兴。她质问我，你难道比老师知道得还多吗？你看，我们的孩子对老师，对课本有一种天然的信任。真希望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不要辜负这种信任。

　　《中国新闻出版报》：您认为教科书“事实核查员”的职责有哪些？应如何保障这些职责的履行？您乐意继续担任这样的教科书有了“事实核查员”吗？

　　郭初阳：职责是对现行教材进行监督和视察，及时发出批评，促使教材的进步。

　　对职责的保障有赖于以下三点：1.专业的素养，2.独立的身份，3.有影响力的传媒。我们担任“事实核查员”一职，只是出于岗位责任感，是为中国教育做义工。如果现状不够理想，这个岗位我们只能继续坚守下去，并希望加入进来的同仁越来越多。

　　于爱群：我很愿意继续作这种教科书的义务核查员。这本身也是家长的责任和义务。

　　《中国新闻出版报》：针对中国教材的现状，请您为学校、家长和学生支一个招，好吗？作为家长，在教育、指导孩子学习方面，您认为应该怎么办？

　　郭初阳：就悲观的现状而言，在我看来唯一的一招，记载在南方周末记者笑蜀《我的孩子即将乘桴浮于海》一文里：我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让我的孩子乘桴浮于海，彻底退出竞技。只有彻底退出竞技，你才有资格不服从它的一整套规则，才可以不受它的摆布。

　　于爱群：我在给孩子辅导的时候，讲每篇课文时，我都会说，我认为，这篇课文写得很好，或者很差，或者一般。写得好的，我会让她多朗诵几遍，希望她能体会好的文字是什么样的；写得差的，就只让她把其中的字词学会就可以了。偶尔，她会和我争辩，认为某文写得也不错。所以我认为，教材选文平庸也可以；只要老师告诉孩子自己的感受，和孩子一起讨论，为什么好或者不好。这也是一个孩子感悟的过程，孩子对作品的判断能力，就是在对文章好坏参差的品味当中建立的。并且，允许孩子有自己的喜好，自己的品味，对一些文章可以说，“也许它写得好，但是我不喜欢。”不应该让孩子认为，只要是选用在课文上的，就都是好文章。除了顶礼膜拜地学习，就不能有任何的质疑。

　　我们现在就是把教材的地位放得太高了。“权威”，“统一”，不容置疑。从现在教材的编写质量来看，到了把教材也从神坛上拉下来的时候了。

　　《中国新闻出版报》：于编导，您对本报关注教材伪文章这一选题有何建议，谈谈您的个人感受好吗？

　　于爱群：作为家长，我感觉对小学课本中的篇目进行专题研究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这种研究应该持续下去，形成惯例；而作为媒体同行，你们能够敏锐地抓住这个有价值有吸引力的选题，也是很有眼光的。

　　以前我没有太关注过孩子的教材。只是在每个学期开始、给孩子包书皮的时候，随便翻翻看看。因为我有一种心理，认为这教材是集中全国最高级别的教育专家、最优秀的老师，经过多年实践，去粗取精，打磨出来的一套教材，又经过“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的审定，那一定是好的，最适合这个年龄的孩子的。我相信很多家长都和我有一样的想法。而且那里面图文并茂，色彩绚丽，比我小时候的教科书不知道好多少。

　　直到去年，我获得了国家公派留学的机会，孩子也和我一起到美国学习了一年。为了她回国之后仍然能够赶上原来学校的进度，我就在孩子课余时间开始给她补课，这样才有机会仔细地看了看孩子的教科书。五年级上册有一课是《黄河象》。里面提到这头象是公象，带领着一个象群云云。我曾经看过这方面的电视节目，知道大象是母系氏族，都是母象作首领。我不禁产生了怀疑。再往后看，越看越起疑，越看越生气，很多文章从文学角度看非常拙劣，毫无价值，我尤其感到编写者对于诗歌极其缺乏鉴赏能力。所选3首现代诗歌，要么就是分段押韵的白话文，要么做作浮夸，比喻失当，对祖国语言是一种污染。（比如公木先生的《英雄赞歌》，虽然我对公木先生本人敬仰有加）；另一些文章从科学角度看，也根本经不起推敲。还有的文章充满史实错误，（最离谱的就是《他发明了什么》，时间，背景，人物，事件，没一个是对的。），更多的文章则充满道德的和爱国的说教。

　　现在已经很难描绘我当时那种憋闷、愤怒的心情。我感觉我对权威的教科书编写者毫无保留的信任被践踏了。平静下来后，我想，抱怨牢骚没什么用处。我们的起点就是这样的，一步也到不了天堂。作一个负责任的家长，负责任的公民，还是脚踏实地地做点有推动作用的事吧——坚持不断地行使监督职责，坚持不断地反馈意见。如果每年都有家长做这样的事，教科书的改进还是可以期待的。这也是我在美国学到的。在美国的小学里，家长的参与程度非常高，每个学校的“家长--教师联合会”都是非常活跃的组织，其组织者每年还要竞选才能上任。家长不仅参与课后活动，协助教师组织管理学生，为学校募捐，还参与到教学中，协助教师设计课程，进度，给学习困难的孩子开小灶。对老师或者学校有任何不满，马上就写信投诉，校长一般很快就会介入，召开家长会。如果学校解决不了，市教育局就会出面和家长协商。在这里，我切实地感受到，家长是学校活动中很强大的一种力量，和学校是在信任、合作基础上，行使监督的职责，共同完成对孩子的教育。

　　回到课本。在美国，没有统一的教材。“语文”课甚至没有教材。我女儿整个5年级，就是读了若干本书。书是由老师选的，都是儿童小说，每本10万字左右，学生每天回家后读几章，然后完成老师留的一篇作业，回答纸上的关于本书的问题。第二天上课时，孩子们分组讨论，分析角色，时间地点，故事进程，最后写一份读书报告，作一次关于本书的口头演讲。所选书籍都是非常流行的、近年得奖的儿童文学作品，其中多数都被好莱坞改编成了电影。

　　所以我想，我也应该做一点实事。就跑到我所在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借了十几本书，开始查资料，找依据，写了两篇文章，投寄给了《读写月报 新教育》。我还在今年开学之初，把这两篇文章给教科书后面列出的两位主编寄去了。

　　我曾经作过教育记者，但时日久远，对目前中国教育的现状和问题只是泛泛地了解。现在，仅仅是作为一个家长，接触到了冰山之一角。刚开始写这两篇文章的时候，总觉得有一种很孤单的感觉，因为我把它们发给周围有孩子的朋友同事，大家都认为我说的对，但是觉得这样的状况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不可能改变它。直到看到关于教材中母亲形象的这个专题研究，才觉得找到了同道。才知道在做相同工作的，不只我一个人。我深感欣慰。

　　《中国新闻出版报》：感谢两位嘉宾作客本报读周刊“新闻会客厅”，感谢你们对教材质量的关注。

　　郭初阳、于爱群：谢谢《中国新闻出版报》读周刊组织这一次富有里程碑意义的讨论！

　　 来源：2009年09月10日　 《中国新闻出版报》　

《中国新闻出版报》读周刊记者 吴重生

　　缘起

　　又到一年开学时。教材质量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次偶然的机会，《读写月报·新教育》杂志主编李玉龙在与该杂志的专栏作者、杭州语文老师郭初阳探讨选题时谈到了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母亲”形象问题，特立独行的郭初阳心灵深处的热情一下子被激发了出来。他向浙江省内的另两位语文教育界的同行吕栋和蔡朝阳发出了邀请，发动全国30多名来自教育第一线的语文老师，把全国使用最为广泛的“人教版”、“北师大版”和“苏教版”三个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作为研究对象，对里面关于母亲、母爱的课文进行梳理，用现代公民的视角重新审视。

　　研究小组收集的是一到六年级的语文课本，一共是12册。三套教材共36本书，一一进行点评。研究结果表明，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母亲形象，大致分两张面孔：苦大仇深型和道德完美型。比如苏教版中的《水》、《沉香救母》、《花瓣飘香》；人教版中的《玩具柜台前的孩子》；北师大版《母亲的纯净水》。研究小组认为，这些课文中的母亲形象是不健康的，这些家庭也是压抑的。另外，人教版中的《日记两则》、《看电视》；北师大版的《流动的画》、《妈妈的爱》，已经失去了该有的逻辑，将母亲形象描绘得完美而失真。

　　关于“伪文章”

　　“跟20多年前的小学教材相比，现行小学教材从观念到文本各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我们不是存心找茬，而是以更高的要求要审视我们的孩子天天捧读的课本，以期让孩子享受到更好的教育。”研究小组认为，文艺类的作品，可以分为小说、戏剧、诗歌、历史、传记、非虚构六大类。前三者都属于文学艺术，都是生活的扩展，以想象的方式追求艺术的真实，有虚构的特权。后三者的写作必须严格按照事实本身，否则就是捏造。

　　《对话美国顶尖杂志总编》一书里，提到美国各个杂志都设有“事实核查员”这一岗位：“‘事实核查员’只做一件事，那就是查对所有的来稿中涉及的事实，复按所有的来稿中的引文、注释和参考文献，以保证杂志所传达的知识是准确无误的。这一点，在美国《National Geographic》（国家地理）杂志中更甚。他们的编辑部一共有20位事实核查员，以保证刊出的内容准确无误。结果他们在读者中建立了‘不出错’的信誉，以至于有一次弄错了美国加州一个小镇的名字，居然成为当天的新闻。”

　　而在小学语文教材里，文体混淆，有很多历史不像历史、传记不像传记的散文体篇目，既谈不上艺术的真实，也不符合基本的事实，这样的文章，可以称之为“伪文章”。

　　批评是最深沉的一种爱意

　　“不要写我一个，这是大家一起做的。我们的目的在于希望能唤起有关教育部门和教材出版部门的重视。”白净清瘦、行事低调的郭初阳一再对《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如是说。在一群富有激情的青年才俊的共同努力下，近20多万字的研究报告《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以专辑的方式，刊登在今年二月教育学术杂志《读写月报·新教育》上。当报告转贴到天涯论坛后，两天之内回帖多达20多万。

　　年轻教师的质疑报告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共鸣？郭初阳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采访时说，长期以来，我们已习惯于说教，习惯于对那些道貌岸然的“伪文章”全盘接收。不敢对权威说“不”，质疑教材成了“异端”。众所周知，能入选教科书的文章常常被视作“经典”。编定的教材一经审定就很少变动。孩子们就得伴随这套课本成长，学校、老师和学生没有选择教材的权力，总而言之，教科书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的作用（正面的或负面的），无论怎么估量都不过分。

　　从专题研究发起之日起，郭初阳的身边迅速汇聚了三十多个身处全国各地、执教各年级段的语文老师，其中浙江的老师大概占到了总数的一半以上。

　　作为统一的教材，影响面很广，其社会效应不可谓不巨大。正因为如此，作为编著者更应十分严谨。小组成员坦言，他们之所以要批评教材，是出于对教育、对母语、对中国孩子的深沉的爱。

　　郭初阳：教育是解放，不是捆绑

　　在江苏教育出版社版的《蘑菇该奖给谁》中，兔子妈妈把蘑菇奖给了和骏马赛跑的小白兔，而把和乌龟赛跑的小黑兔冷落在一边；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儿子们》中，老爷爷无视跳舞歌唱的两个儿子，眼里只有正在劳动的儿子……

　　“这些课文的价值判断是有问题的，我觉得有必要提出来让教材编写者和一线教师都注意到。小学语文的重要性在于，它教会孩子的不仅是识字、作文，更重要的是它在培养孩子对世界的认知和是非判断能力，而‘母亲’的主题，对孩子的成长更为重要。我们希望用一种人文的视角，重新审视那些被我们广泛使用的课文，让孩子认识一个健康的‘母亲’形象。”研究小组成员如是说。

　　怎么样的教育研究才有意义?郭初阳告诉《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必须跳出教育看教育。我们摒弃了对教学细枝末节的研究，以质疑和求证的精神，直入教学内容的本质。”研究成员分为三组，组长是郭初阳、蔡朝阳、吕栋，分别针对目前小学教材中使用较广的三个版本教材——江苏教育出版社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里有关母亲课文进行“挑刺”。在这三个版本36本教材中，涉及母亲、母爱的课文约有两百多篇，其中《小蝌蚪找妈妈》、《落花生》、《植物妈妈有办法》是几代人耳熟能详的。在研究的半年多时间里，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小组成员在萧山开过一次碰头会，明确分工与任务，之后的问题讨论，都在QQ群里进行。

　　为了考证屠格涅夫《麻雀》的真实性，郭初阳翻阅建国以后所出的8个译本，甚至干脆到历史档案中去找答案；为了了解《陈毅探母》的真相，郭初阳不但查阅了《陈毅大事记》《陈毅年表》，还把所有关于陈毅元帅的书翻了个遍，最终得出结论：《陈毅探母》一文纯属编造！与北宋黄庭坚为母亲洗溺器一文如出一辙。

　　“《第一次抱母亲》是一篇很有名的课文，许多名师都拿着它到处上公开课。许多报刊也转载了此文。为什么？因为它很煽情，但实则是一种病态的文本。我们已很熟悉一种说教：子女成功与母亲的正确教育密不可分，但凡是名人伟人，其成就与母亲的教导是相关的。作为教师，我们应该把孩子教育成真正的‘成年人’。而现在我们的教材多数无视孩子的主体地位，常常以大人的意志去粗暴干涉孩子世界。”郭初阳如是说。

　　教育的真谛是让人得以解放，得到真理，但目前充斥着“高大全”的教材内容最可能对孩子的精神造成戕害。通过调查研究，教材里的许多虚假的母亲形象逐渐浮出水面：以工作太忙为理由打发女儿的母亲，付出就想得到回报的母亲……

　　郭初阳认为，教材中说教的意味太浓。符合孩子心理，满足童心的文章几乎没有。“北师大版《流动的画》说：‘哦，妈妈，我知道啦！窗外是祖国的画，千万不能弄脏它！’这样枯燥的话，怎能让孩子了解‘爱’、了解‘祖国’。”郭初阳直言：“难道不是祖国的画我们就可以弄坏它了吗？”在北师大教材中有一篇课文叫《花脸》，它表达的是只有回报父母的孩子才是好孩子，还有人教版中，有些课文直指孩子就是要不断吃苦。“这是教材很大的缺失，我们很少关注儿童的真正需求。我们给予孩子的是捆绑教育，使孩子丧失了天性和创造力。”

　　于爱群：家长有权知道真相

　　无独有偶。继郭初阳、吕栋和蔡朝阳之后，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探索发现》栏目的编导于爱群也加入到了这支教科书“事实核查员”的队伍中来。

　　“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一个5年级孩子的家长。陪孩子看书时发现北师大版5年级上册语文课本中的一些课文有点问题，写了点东西。我认为我说得还算在理。”她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之所以在这里大放厥词，实在是看不过去这课本的编写质量。想到我的孩子就要通过这样的课本学习自己的民族语言，接触文学，体会人生，深感悲哀。”

　　她在“对北师大版小学语文5年级（上）册的质疑与看法”中列举了许多“疑问”。有一篇课文《黄河象》，是一篇科学小品文。文章从考古挖掘出来的一头早已灭绝的剑齿象骨骼化石展开想像：“大约200万年前的一天，……一群大象，在一头老年公象的带领下，扑踏扑踏地从远处走来了。疲劳和干渴，把它们折磨得有气无力。一望见前面有一条小河，它们就高兴地跑起来。”

　　于爱群在《黄河象的一点小疑问》中写道：现存的大象，不论是非洲象还是亚洲象，象群都是以母象为首领的。不知道这位作者有什么根据认为200万年前的剑齿象是以公象为首领的？

　　在另一篇课文《他发明了什么》中，于爱群发现，文章所写的人物和故事在历史上确有其人，确有其事，应该算是一篇历史小品文了；可是却又在时间顺序、人物关系、历史背景、事件进展、甚至数据等各个方面遍布错讹之处。她认为，这篇文章为了说明一个道理，就主题先行，人为地改编历史，以塑造主人公的光辉形象，对历史缺乏基本的尊重。

　　还有《成吉思汗和鹰》 这篇文章是在“面对错误”这一单元。讲述成吉思汗在打猎途中口渴，想接泉水解渴。但是他的宠物鹰却一次一次地撞翻他接水的杯子，最终惹恼了成吉思汗，射死了自己的鹰。之后，他才发现，这泉水的源头处，有一条“粗大的剧毒死蛇”，“几乎占满了整个池子”。成吉思汗明白，是鹰救了自己的性命，而自己却杀死了它，不禁追悔莫及。”

　　于爱群说，人人都知道蛇毒可以致命。但是蛇毒一般是通过进入人或其他动物的血液和神经系统而发挥毒性的。死在水里的毒蛇还有毒吗？退一步说，就算这条蛇在临死之前分泌了毒液溶在水池里，那么这水是否就被毒化了呢？她咨询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所以她认为，这个有名有姓的“传说”既没有史实依据，更没有科学依据，很容易对孩子造成误解。为了教给孩子一个道理而顾此失彼，得不偿失。

　　在于爱群看来，北师大版小学语文5年级（上）册整体选文水平比较差。有的有史实错误，有的科学依据不够，这些都是硬伤。还有的有“内伤”。如《一个苹果》中，讲述了一个连长和7个战士在一个防炮洞里，互相谦让，谁也不肯吃仅有的一个苹果的故事。文章最后说，“在这战火纷飞的夜晚，我被这种出自战友间的关怀友爱激动着，迸出了幸福的骄傲的泪花。”

　　于爱群却认为，战士们之所以没吃那个苹果，并不是出于友爱，而是因为“领导还没吃。”因为文中有一句话：“我知道，越是在艰苦的时候，战士们越关心自己的领导。”课文中，当那个通讯员冒着生命危险送来弹药的时候，他把唯一的苹果给了连长，而不是最需要它的通讯员或者伤员。这是“战友情”吗？当我们的孩子已经看过美国好莱坞电影《阿甘正传》、《拯救大兵雷恩》这样描写战场上战友间情谊的作品之后，再来读这个故事，会怎么想呢？这不是一个讲述战友情的好故事。

　　于爱群在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课本（上册）中，发现了一篇课文《草帽计》，讲的是红军长征期间，贺龙用计谋，不费一枪一弹，使敌人自相残杀的故事。但是读完后于爱群却对这篇文章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他查遍图书馆内和长征以及贺龙有关的十几本传记和历史文献，找不到任何关于“草帽计”的记载；于爱群又以“贺龙，1934”和“长征，草帽”为关键词在百度和谷歌上搜索，除了这篇课文，也找不到任何其他文章或文献记录能够佐证这件事。而且，这篇课文本身，没有出处，没有作者，时间和地点也极其模糊。而从历史上来看，长征时期的贺龙同志根本就没有可能在一个“炎夏”，在从湘西到贵州的途中，利用敌人飞机判断失误，来实施“草帽计”。所以她断定，这篇文章要么是张冠李戴，要么干脆就是凭空杜撰。

　　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采访时，于爱群提问，红军长征中有那么多英勇不屈、骁勇善战、足智多谋的战例，我们的孩子需要读这样一篇于史无据、自相矛盾、甚至可能是凭空杜撰的文章来学习什么是“智谋”吗？这样的文章能入选小学课本，不知道“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是怎么审过的。作为家长，是否有权利要求该委员会给出一个解释呢？

　　李玉龙：呼唤更多的民间“事实核查员”

　　《读写月报·新教育》主编李玉龙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采访时说，教育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教材在教育事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教材的好坏事关孩子教育的成败，事关民族的未来。现在教材中虚假的东西很多很多，根本找不到出处，根本就是胡编乱造。把教材中的问题收集起来看，可以说是让人触目惊心。因此，作为教育工作者的“郭初阳们”和作为家长的“于爱群们”的质疑精神和求证努力，是难能可贵的。

　　“在教材编写者的潜意识里，千万不要以为孩子是好糊弄的。从小让孩子学伪文章，让孩子说假话，会是一种怎样的结果？等将来孩子长大了，知道了真相，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看来，我们的教材编写和出版部门实在是责任重大啊！

蔡朝阳

　　日前有新闻说，“台湾国学教材首次大规模进入内地课堂”。这其实是一个多月前发生的事，在新学期一开学，国学课程便已大规模进入中学课堂，包括北京四中、衡水中学等在内的全国多家知名中学设立了国学选修课，采用的教材，是以台湾国学教材为底本，大陆学者加以改编的《中华文化基本教材》。

　　以推动此事的主事者的设想而言，我很理解他们。他们看到了目前基础教育中存在的很多问题。比如大家都会有共识，当下的基础教育很大程度上已经偏离了教育的应有之义，沦为纯粹的应试技术。这是大多数关心教育的人都已看到的问题。讥评者多如过江之鲫，而能进行改革实验者却颇为寥寥。引国学入中学教育，恐怕也是欲以之正心诚意，是一新教育之弊的一种尝试，其情可感，其心可知。

　　较教育技术化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当下教育的核心理念已经缺失。几十年来，中国的教育是意识形态的附庸，无论什么课程，其首要目标，便在于灌输国家意志，文科自不待言，理工科也无法置身其外。现在政治信仰破产，中学教育里出现了信仰的真空，便需要用一种国家可以接受的价值理念来填补这一真空。所谓的国学进课堂，适逢其时。一则以填补信仰真空；一则符合国家意志；又则，国学之兴，是有很好的理由的，因为台湾岛内一直弦诵不绝，因而台湾社会文明，民众素质俱佳，良有以也。

　　关于台湾的文明素养之好，传统文化自是原因之一，我以为却不是最重要的，但不在此文讨论范围。身为中国人，作为中国的读书人，我们为这个传统文化所濡化，自然对传统文化充满脉脉温情。《论语》里“沂水春风”的章节，我一直以为是史上最好的语文课堂之一，古人叫“天人合一”，叫做“和谐”。而我们看到，那种开放自如的生命状态，正呼应了教育最核心的本质，那种状态下，每个生命个体，都是自由的。

　　然而我们也应有清醒的认知，国学在千年的专制时代形成，作为帝王专制时代的意识形态，其本身便含有许多不符合现代价值观的内容。如果教育要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那么，在现代观念的维度之下，对传统国学进行重新审视，也是必要的。

　　现在国学进课堂，本意可能在于给以中学生以人格的陶冶、道德力量的感化。而我担心的是，以纯粹的灌输为主的基础教育阶段，以一种灌输取代另一种灌输，未必是上上之策。是以，在现有的基础教育框架下，在这样的高考模式之下，国学进中学，淮橘成枳的悲剧又该如何避免？在这个国学进课堂的名单上，还有衡水中学这样的学校，该校以严格的军事化管理为世人所知，我很想不通，军事化管理与温良谦恭让的儒家精神结合之后，又会生出怎么样的奇葩。

　　托克维尔认为，一种有分寸的宗教，一种有节制的家庭，一种有限制的政治权力，一种有界限的经济等，具有开放性的多股力量的角逐，引发了现代社会的动力。也可以这么理解，多元，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标志，也是现代社会的动力。仅就教育而言，给孩子提供多元的选择，也是培养与激发孩子们创造力的必由之路。

　　因此，如果国学进课堂了，作为选修课的一种，是不是同时可以提供更多的选修课程，从而保障孩子们自由选择的权利。我希望有一种更广泛的汉语经典课程，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传统，更包括那些名家翻译的文质俱佳的西方经典。自严复以来，傅雷、穆旦、杨绛、何兆武、李文俊等等杰出的翻译家，百年间他们的卓越努力为我们呈现了整个人类的高贵精神世界，这些不也可以成为修身的典范吗。

　　而仅就课程内容本身，也应认识到，诸子所曰并非唯一真理，鼓励孩子们的质疑与讨论，避免以往的单一灌输，更接近教育的本质。也即是说，现代教育，须从学校的制度层面，保障师生双方教与学的自由，从而培养理性自决的现代人。梁启超百年前有“新民说”，欲新一国之民，就教育层面而言，自然是要新一国之教育，而新一国之教育，首先在于观念更新，以一种自由的教育观，改变以往那种工具主义的唯技术论的教育观。

        来源：黑暗年代 读书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