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缘因参加一个欧洲华文作家会议，我来到位于阿尔卑斯山北麓多瑙河畔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这是世界音乐之都！我一踏上这块土地，不由得马上提醒自己，千万记住这句传遍世界的话：“在维也纳走路，请千万当心脚下，别踩着音符。”说出这个既生动又深刻的名句的德国作曲家约翰奈斯？勃拉姆斯，极其虔诚地把维也纳这个当时欧洲音乐中心看作他的第二故乡。

　　真是名不虚传。置身维也纳，便感受到浓郁的音乐气息处处弥漫，充满着跃动的令人悦耳欢心的音符无处不在。除了欣赏著名的维也纳交响乐团、维也纳少年儿童合唱团这些高水平的音乐团体演出外，其实只要漫步街头，到处都可听到音乐之声——大多数是一些艺术院校的青年学生在街头练功。你看着听着，心里便想，说不定其中有人几年后还会成为大师呢。在一些街边空地上，你可以就像所有游客一样，入乡随俗，与当地人一起，或放开喉咙高歌一曲，或热情奔放地跳个什么舞。在维也纳的星光大道，人们还看到一百多位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工作过的音乐大师的名字被镌刻在这里。世界上没有其它任何一座城市对古典音乐对音乐大师这样推崇，这样敬仰了！

　　见识世界音乐之都当然要亲临它的“金色大厅”。这间大厅是维也纳音乐协会大楼的主要演出场地，始建于1867年，是著名建筑师奥菲尔？汉森的杰作。如评论家所说，这所大厅不仅是演奏音乐的最佳场地，而且它本身就是一部音乐，是莫扎特《朱庇特交响曲》凝固的形式。金色大厅的屋顶为平顶镶板，两侧有音乐女神雕像，木质地板和墙壁就像是小提琴的共鸣箱一样。厅内的展览馆和档案室存放着各种乐器和历代音乐大师的乐谱手稿，如莫扎特的《G大调钢琴协奏曲》、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等。金色大厅是世界最高级别的音乐圣殿，能够在这里登台演出，是全世界乐队和演奏家们所追求的一个梦想。

　　见识这个世界音乐之都，还要亲临维也纳东南郊的中央公墓。

　　是月24日，我来到这个维也纳最大也是全欧洲第二大的公墓。公墓占地二百四十公顷，十九世纪初奥地利帝国皇帝弗朗茨在位时修建，迄今一共安葬了二百五十多万人，现有墓穴三十三万座。由于面积广大，墓地以一座气势宏伟的分离派风格的教堂为中心，分成几个墓区发散开去。尽管是墓地，却很有艺术气息，造型各异的墓碑就像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我时走时停，驻足之际，放眼巡望，在绿树掩映中感到一派宁静、祥和、高雅。我不可能遍游各个墓区。我知道，公墓在维也纳乃至奥地利整个国家社会生活和文化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最使它声名远播的，是其中的音乐家墓地，而我就是专门为此而来的。这里以莫扎特纪念碑为中心，安葬着海登、贝多芬、舒伯特、施特劳斯父子等二十多位世界著名的音乐家、作曲家，他们的墓穴呈半环形依次分布周围。

　　我来到贝多芬墓前。墓碑为白色大理石，锥形造型，简洁方正，其后三面有苍翠松柏围绕，正面底座上用黑色大字写着：“Beethoven”（贝多芬）。我端详着墓碑：它中间雕刻着一架金色的竖琴，顶端是一只展翅欲飞但被一条蛇团团围住的金蝴蝶，象征性地浓缩了这位音乐大师与命运进行顽强斗争的一生。蛇象征病魔——贝多芬自二十六岁开始听力明显下降；蝴蝶则象征渴望自由飞翔的贝多芬——他直到两耳失聪后还写出了大量传世之作。他与海登、莫扎特一起，被后人称为“维也纳三杰”，在我们华文世界，他被尊称为“乐圣”。

　　我以挚诚恭敬的心境，前来瞻仰贝多芬之墓，更是出自一个原因——我心里思念着一件事情：

　　八年前的2001年，也是5月，有一位中國人，万里迢迢也来到这块我现在瞻仰过的贝多芬墓地前，徘徊良久。他神情肃穆，眼含热泪，喃喃自语。他在完成一件神圣的托付——代托付者向他所崇拜的音乐大师深深鞠躬，献上鲜花，告诉他有个中國学生是哼着他的《庄严弥撒》上天堂的。

　　当天晚上，这位中國人还特意在维也纳参加了一场音乐会，就在著名的金色大厅。当维也纳交响乐团上台演奏贝多芬《英雄交响曲》时，他触景生情，一下子眼泪如清泉般涌出，无法抑止。熟悉的音乐把他带进那苦难的“文革”年代，勾起了他对死去难友的深沉的追思……

　　这位中國人叫刘文忠，当年满怀信任交付他一个看似难以完成的重托的，是即将被枪决的难友，名叫陆洪恩。

　　二

　　我能和刘文忠先生联系上，并了解陆洪恩老师的案情，是通过和我同住在悉尼的好朋友江涛女士。

　　江涛2000年即和夫婿乔尚明先生一起移民到了澳洲。她原名林志明，1933年出生，父亲是林子青居士。1956年，江涛于南京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毕业，后来在煤炭研究院系统从事科技情报、翻译、外事工作，直到1990年退休。此后，曾任常州佛教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参加编辑《毗陵佛教》。父亲于2002年9月30日往生后，在台湾法鼓山圣严法师的支持下，她以五、六年的时间编辑出版长达一百五十万字共分为四册的林子青选集——《一花一叶一如来：林子青佛学论著集》《白云深处一禅僧：林子青传记文学集》《人间此处是桃源：林子青诗文集》和《鸿雁千里寄故人：林子青书信集》）。这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工程，不但对她家族而言，而且对佛教文化研究也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江涛悉心毕力，把这套书编得非常出色，真是可敬可佩，在悉尼华人文化界传为佳话。

　　江涛年事已高，为人文静低调，但心明眼亮，洞察时事政治，富有正义感。

　　前几年我在台湾出版了一部报告文学随笔集，名叫《北望长天》，书中写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中國甘肃一个叫“夹边沟”的农场“劳改”的三千名“右派”大都因饥饿死亡的惨绝人寰的悲剧，也写了2008年“5.12”汶川地震中致使大量学童罹难的人祸；写了中國知识分子如储安平、刘宾雁、公刘、昌耀、巴金、梁宗岱、郁风、王若水、杨小凯等令人唏嘘的坎坷命运，更写了文革中惨遭枪决的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沈元这些烈士和精英。这部书有幸得到三位人士作序——澳大利亚南溟出版基金创办人主持人萧虹博士、上海作家协会前理事冰夫先生，以及北京著名评论家陈行之先生。陈先生序言最后写了一段令我感激不尽也令我担当不起的感想：

　　我有理由认为这本书是何与怀为那些高尚而深刻的灵魂镌刻的一座心碑。我也有理由据此推想：倘若有更多的人镌刻这样的心碑并把它们置放到一起，我们就将得到一座穿越祖国历史时空的长城，它巍峨壮丽，肃穆庄严，在它面前，任何可笑的事物都将愈发可笑，任何轻飘的事物都将更加轻飘，因为它是一个伟大民族真正的精神创造——它无与伦比。

　　江涛读了《北望长天》，对我说，她读得泪流满面，多日不能成寐，常常回忆起那些亲身经历的暗无天日、是非颠倒的日子。她还说，想起在那些日子里，自己与这些坚持真理、誓死为真理而战的烈士相比，她真的是个“失去了重量”的“苟活者”！她以“LEST WE FORGET！”为题，为我写了一篇书评。文中说：

　　生活在澳大利亚这个南太平洋美丽的国家的我们，切勿忘记在太平洋北侧曾经抚育我们的祖国，切勿忘记所有那些曾经为了我们祖国的民主自由和美好未来而战斗和牺牲的中华儿女们。他们应该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三

　　于是，江涛给我讲述一个人，一个我在《北望长天》中很不应该遗漏的人——他就是陆洪恩。

　　陆洪恩是江涛的表姐夫。他的父亲在上海一所孤儿院长大，十七岁时为一个天主教徒所收养，所以后来他们全家都是天主教徒，陆洪恩少时就读的法国人办的徐汇中学，也是一所教会学校。陆洪恩后来考入上海国立音专，并于1941年毕业。他和也是从上海音专毕业的胡国美交了朋友并且喜结良缘。而这位胡国美就是江涛的的表姐。1944年，江涛随父母由苏州迁居上海，与胡家表兄弟姐妹的联系频繁起来。他们两家人当年都住在上海常德路恒德里内，江涛请胡国美做她到上海后的第一位钢琴老师，每天放学后便在胡家练琴。陆胡结婚后，江涛的钢琴老师改成了陆洪恩。

　　那时，江涛是一个初中生，十几岁的小姑娘，聪明伶俐，求知欲非常强，跟陆洪恩学习钢琴的那段日子成了她永远的美好回忆。

　　当时陆洪恩在上海艺术剧团的小型乐团里当钢琴伴奏，有时也给咖啡馆弹琴。江涛回忆说，表姐夫很会当老师，在其指点下，她激发浓厚的兴趣，居然每天可以一连练上三个小时而不感到疲倦。陆洪恩规定江涛每天必须首先练音阶二十到三十分钟，要求掌握正确的手指触键姿势，然后要有力度，最后才要求由慢到快的速度。音阶之后，就是练《车尔尼》，再逐步加练巴哈的二部创意曲、三部创意曲。只有在练好了以上这些练习曲之后，他才让练奏鸣曲和一些比较抒情的曲子。陆老师觉得江涛很投入，很用功，也有悟性，给她买了一本大大的《Masterpieces》让她练习。江涛记得，陆老师选给她练的第一首是Chas. D. Blake的《Waves of the Ocean》，此曲气势磅礴，令人陶醉于海洋的滚滚波涛中；第二首是Gustav Lange的非常轻快柔美的《Flower Song》……。这个阶段，江涛也开始听古典音乐和钢琴曲，尤其喜欢肖邦的作品。每次上完琴课，她都要请求表姐夫弹一首肖邦的波兰舞曲或夜曲，而表姐夫总能有求必应，信手弹来，就把波兰舞曲的奋勇激昂和夜曲的恬淡柔情充分展现出来，使江涛无限陶醉，并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弹奏这样的曲子。事实上，江涛的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曲子，即使后来三十年没有机会摸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她第一次买了自己的钢琴后，居然还可以比较熟练地弹出来，实在不能不说是他表姐夫严格要求的结果。

　　1950年1月，陆洪恩进入了上海交响乐团。这时已是共產黨新政权。陆洪恩以无限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接这个新政权，热情洋溢地施展了自己的艺术才能。1954年，才三十六岁的他被任命为上海交响乐团副团长和副指挥，上海市市长陈毅代表市人民政府亲自向他颁发了任命书。此后的几年中，他曾为苏加诺总统等各国首脑人物演出，还与捷克、波兰等国音乐家代表团联合演出，其中与苏联专家的合作演出尤其频繁。他总是处于非常忙碌的状态，然而，这几年也是他最有成就感和最快乐的时光。例如，他在1956年10月11日给江涛父母的信中就这样说：

　　……回沪以后，忙于工作，昨天刚搞完招待苏加诺总统的演奏任务。很荣幸，这位反殖民主义杰出战士还和我握了手。从反殖民主义的立场来说，咱们倒是志同道合的。就拿孙中山先生的学说来讲，“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弱小民族共同奋斗”这么句词儿，今天在共產黨领导下，中國完全能够实现中山先生的遗言，而且由于解放七年来黨的努力，我们国家已经成为亚洲的盟主了。

　　陆洪恩作为一个单纯的音乐家，只要让他有机会能发挥才干，就感激涕零，称颂不已。他当时显然由衷地信服和尊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共產黨，以为从此毛主席共產黨将会毫无疑问地把“新中國”带上一条前途无限光明的康庄大道。这时的陆洪恩，也可谓春风得意，步入了他人生的辉煌期。

　　四

　　但是，非常不幸，陆洪恩的性格特别是他性格中所蕴含的优秀质量，决定了他的悲惨命运。江涛黯然地对我说，陆洪恩他这个人，生活随便，爱喝酒爱抽烟爱美食，爱游山玩水，好书，好画，好音乐……。他一个心地善良、纯笃敦厚、胸无城府的人，直爽开朗，从不隐瞒自己的真实观点，有什么就说什么。加之他诙谐幽默，才思敏捷，常常计上心来，便脱口而出，不懂得韬略和避讳。岂知，这样的性格在那样的年代，便注定地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江涛清晰地记得陆洪恩一首后来酿成大祸的打油诗。那是五十年代初，陆洪恩和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和指挥、也是他的好朋友黄贻钧一同参加电影《武训传》的配音工作。当时以黄为主，结果1951年全国批判《武训传》，黄也遭殃。为此，陆感到十分懊恼和不平，写了一首用上海话念起来“很好玩”的打油诗送给黄贻钧：

　　弟本姓武，小名曰训。已一百年，骨肉无存。

　　忽有导演，动我脑筋，搞七念三，拍成电影。

　　还有寿头，是黄贻钧，叽哩咕噜，替我配音。

　　弄到结果，大出毛病——

　　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轰动，骂我山门，

　　我在阴曹，也受批判，活鬼闯祸，带累死人。

　　下次创作，千万小心——

　　文艺方向，为工农兵，如再弄错，勿讲情面，

　　罚入地狱，九十八层，当牛做马，永不超生。

　　1957年反右整风之后，中國大陆越来越深地陷入毛澤東“极左”路线的泥坑，全国政治形势越来越险恶。陆洪恩对此竟然浑然无知。他竟然不理会共產黨最忌讳最仇恨对它的“领导一切”而且“外行领导内行”的铁定方针表示不敬甚或抗拒，竟然在大会小会上公开主张“指挥负责制”，提出：“乐团每天五小时业务活动时间全部由指挥来支配安排，实行指挥负责制！”还说：“给我人權和财权，我一定能搞好交响乐团。”这不是和共產黨争夺领导权吗？！共產黨要求每一个人都作“螺丝钉”作“驯服工具”，而陆洪恩却号召：“演奏员要忠实于乐谱的每一个音符”，“要为争取在十年后参加布拉格之春音乐会而努力奋斗。”这又是典型的煽动走“白专道路”的罪行。更有甚者，陆洪恩还胆大包天挑战起“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权威来了。毛在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所有的知识分子向工农兵学习，二十年之后，在1962年（当时中國大陆因为大饥荒政治上曾有短暂的宽松），陆洪恩在乐团学习讨论毛的这篇讲话时，直率地说：

　　是贝多芬面向工农兵，还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呢？我看应当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工农兵应该提高自己的文化艺术修养，逐步熟悉交响音乐。

　　陆洪恩以上这些言论都是会议上的发言，都是记录在案的。在私下，他更是“肆无忌惮”地淋漓尽致地发挥这些他坚信不疑的观点。例如，他在给江涛的一些谈音乐的信件中也是这样主张的。陆洪恩的这些观点，后来都被加罪为“刻骨仇恨工农兵”，“疯狂排斥黨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他始终不懂得用假话来保护自己，始终是有什么就说什么，当然就会大祸临头了。江涛伤心地对我回忆说。

　　五

　　陆洪恩一步步走向“深渊”，结果发生一桩骇人听闻的“陆洪恩反革命事件”。

　　1965年11月至1966年5月，姚文元先后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及《评“三家村”》等文章，气势汹汹。显然，这是“无产階級纹化大革命”的前奏，可是缺乏政治嗅觉的陆洪恩，也像很多善良的中國人一样，却把姚文只看作个人的“一己之见”，一点也没有觉察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伟大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他在上海交响乐团小组学习讨论会上说，既然黨号召大家讨论海瑞，他就要发言。关于海瑞，历史上确有其人，他被罢官时有几十万老百姓去送他，人民欢迎他，因为他对人民有利。无产階級总不能否定历史吧？！把海瑞这个清官以及岳飞、文天祥这些民族英雄都否定了，还有什么历史文化遗产呢？！

　　在次日的小组会上，他觉得意犹未尽，继续说，《评“三家村”》的文章是姚文元开的火，黨中央并没有下结论；难道姚文元说邓拓他们反黨反社會主義，大家就得肯定他们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当初邓拓的文章也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难道毛主席、黨中央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到现在才来反对才来批判？到底是毒草还是什么？不能乱扣帽子！

　　致命的那天是1966年5月28日。

　　那天，陆洪恩依然早早走出家门。正在学校里念初中三年级的十六岁独子走到他跟前，低声说：

　　“爸爸，今天就坐在那里听大家发言，你不要讲话了……”

　　儿子听母亲说，爸爸在前几天学习讨论时由于讲了些不该讲的真话而遭到批判，当夜单位的好友就到家里来让母亲劝父亲忍一忍，不要讲真话。

　　陆洪恩轻轻地摸着儿子的头说：

　　“放心吧，爸爸明白。”

　　那是个阴沉的早晨。妻儿目送他一步一回头地去上班，可谁也没想到，陆洪恩从此再也没有回家。

　　这天在学习批判会上，单位的一些卑鄙小人以及外面不知哪里来的一些陌生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侮辱陆洪恩的人格，并大肆栽赃诬陷他讲反动言论，逼他表态“与修正主义决裂”。脾气耿直的陆洪恩不知怎么搞的竟然忘记了出门时对妻儿的承诺。他再一次控制不住自己。他又发言了，说不同意“除了样板戏，建国以来所有的文艺作品都是修正主义毒草”这一谬论，还说自己看不出邓拓的文章有什么错误。在遭到殴打与凌辱情况下，他忍无可忍，大声反驳：“你们到底摆不摆事实，讲不讲道理？如果摆事实讲道理，我认为邓拓讲对了。”

　　接着，陆洪恩毅然决然地当众宣布说：“你们说我修正主义，我就修正主义！”并冲动地喊起来：“修正主义万岁！”这一声口号，在当时视为绝对“反动”透顶，一声喊出，简直有如晴天霹雳，石破天惊，在场的所有人都震呆了。整个会场一片寂静……。突然，有人回神之后大喊一声：“陆洪恩……反革命！”接着又有人喊“对！反革命！”于是那些革命派七手八脚，一拥而上，立刻把陆洪恩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扭送到公安局，接着公安把他关进了上海第一看守所。

　　六

　　陆洪恩被关在监狱后情况如何？他是怎样悲壮地走上黄泉路的？江涛女士热切地向我介绍住在中國上海的刘文忠先生，说一定要认识他，他对陆洪恩最后的生命岁月特别是陆洪恩如何惨遭处决知之甚详。

　　刘文忠先生是一位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人。文革开始不久，只有十九岁而且腿有残疾的他便被关押，结果蹲狱十三年。这位汉子，满腔热血，不屈不挠，这些年来，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了不少文章。不准发表不准出版吗？就想办法在海外出版。他在澳门自费出版了三部书：《风雨人生路》（2004年11月）、《一个文革受难者的新海国图志》（2007年11月）和《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2008年10月）。他给我寄来有关资料，希望我让其广为传播。可以感觉到，他此生余年的人生目的非常明确。

　　刘文忠原来是陆洪恩的难友，而且刚好是监犯编号为1144的陆先生的“邻座”，在狱中日夜相处的近两年时间，一直特别关心他的不幸遭遇。

　　1967年至1968年间，处于文革高潮中的上海文艺系统批斗成风，许多单位的各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纷纷到上海第一看守所来争夺一些被关押但有名望的人，把他们拉出去戴高帽子批斗。名为批斗，实为“显耀”——显示本派的“实力”。可怜的陆洪恩，几乎每月都要被拉出去批斗。有一次，陆洪恩被拉到上海小剧场批斗。那天来了文艺界许多单位，有交响乐团、京剧院、沪剧院等等，上千人的造反派大军济济一堂，逼令他老实交代攻击“文革旗手”江青亲自指导创作的革命样板戏的罪行。谁知陆洪恩却理直气壮地反问：“样板戏有什么好？中华文化艺术星光灿烂，音乐、戏曲的优秀作品比比皆是，为什么只许演唱这几个戏，而要毁灭传统呢？”又说，“外国世界一流的音乐、戏剧多的是……”还未等他说完，红卫兵冲上批斗台，对他又是拳打脚踢一顿毒打。他们像疯狗一样狂叫：“他满嘴放毒，打他臭嘴！”结果竟撕裂了陆洪恩的嘴唇！他回到牢房时，一副惨不忍睹的模样，连晚饭都无法吞咽，看了叫人心酸。

　　一天，开饭时刻，看守突然打开牢门进来，叫伙司（监狱中给犯人送饭的轻囚犯）把陆洪恩的饭菜倒在地上，喝令他趴在地上像狗一样舔着吃。可怜的陆先生，这位有社会声望的音乐家，怎经得住这般凌辱人身尊严的胡作非为，何况他双手被反铐着，连低头弯腰也艰难万分。他再也忍受不住了，怒火万丈，当着看守的面破口大骂：“巫婆！什么纹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的命！大革人的命！”他称江青是一个“巫婆”，是中國人民中國文艺界的“大灾星”。看守听着不由惊呆了，随即把他横拖竖拉出去，又是一顿暴打。

　　刘文忠眼见他奄奄一息委实不想活了，悄悄劝阻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最好以沉默对抗批斗会，以免遭皮肉之苦，为了儿子，要活下去。可陆洪恩对这些劝告总是苦笑着摇摇头。他固执地说：“我还是要讲，有一口气在就要讲，什么样板戏？破烂女人搞的破烂货！”他甚至说：“在巫婆搞的这场‘大革命’中，我陆洪恩宁做‘反革命’！”他要讲要闹，就像吐出一肚子恶气，吐完便好像忘记了浑身被打的伤痛，忘记了被反铐着的双手，嘴里轻轻地哼着，手指微微地颤抖打着拍子，完全沉浸在他自个哼唱的美妙乐曲之中。

　　陆洪恩是个天主教徒，在监房里经常祷告。他常说一句话：“我跟主走苦路，是他给我的恩宠；我为义而受迫害是有福的。”红卫兵对他拳打脚踢，狠毒施暴，这位挨了暴打的音乐家却说“小将们是被愚弄的”，并不记恨在心。他还全然不顾自己正一步步地走向绝境，反而担心师兄贺绿汀的命运。有一次，陆洪恩被拉到上海音乐学院批斗后回来，人被打得鼻青脸肿，但却忘了自己伤痛，只顾慷慨激昂地告诉刘文忠等难友，他是贺绿汀院长的“陪斗”。陆洪恩一向尊重贺绿汀，虽是师兄弟关系，后又拜贺为师，自认弟子。在批斗大会上，他被责令揭发贺绿汀的“罪行”，不料他反为贺表功。他告诉同监难友，贺家几次被抄，抢劫一空，贺本人也遭受了种种惨无人道的凌辱与暴虐。红卫兵不仅常对他毒打，甚至把浆糊桶套在他头上，还逼他在地上爬。陆洪恩愤慨万分地说，贺绿汀是中國音乐界泰斗，一曲《游击队之歌》，鼓舞了全国民众奋起抗日杀敌。他创作了那么多名曲，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可是现今却遭受如此的对待，这都是那位“文革旗手”作的孽！

　　陆洪恩在监狱中经常向大家讲解“文艺复兴”给欧洲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影响与进步。他详细介绍世界音乐流派的过去与现在，介绍古典音乐、文艺复兴音乐、维也纳乐派、印象主义……他纵谈贝多芬、肖邦、柴可夫斯基、莫扎特、施特劳斯、巴赫……这些世界音乐大师的故事。刘文忠说，听了他的讲解，更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对文革中摧毁所谓“封资修”的暴行那样气愤那样反抗，他为什么那样鄙视所谓的“革命样板戏”。他决不在百般暴虐凌辱下屈服、苟全，而又由于这样，他被认为极其顽固反动，被狠斗毒打。

　　由于他被揪斗频繁，却又每次耿直抗争，次次遭遇毒手，旧伤未好，新伤又添，每次回来，总是拖着沉重的脚步，遍体鳞伤，血痕斑斑。冷酷无情的看守还要时时把他旧伤未好、新伤淌血的双手扭到背后反铐起来。批斗、毒打、反铐，内外摧残，这样几个月折磨下来，浑身没有一处不是伤，身体一天比一天垮下去。本来纤弱的他，五十岁不到头发却已全白并开始脱落，枯黄瘦窄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无数次的长时期弯腰九十度使他背驼得更厉害，两个耳朵被打得流脓，眼睛混浊，看上去比一个七十岁老翁还要衰老。

　　不过，陆洪恩还是有股力量支撑自己气息奄奄的残躯。他太热爱音乐了，他敬仰贝多芬，视音乐为生命。无力动弹的他，每天还常翕动嘴角，轻轻哼着《英雄交响曲》和《庄严弥撒》。他是在借用人类音乐精华的顽强力量。他说《英雄交响曲》最能代表大师不屈不挠向黑暗挑战的斗争精神；他称《庄严弥撒》是“圣咏”，并表示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他一定会哼着这首曲子迎接死亡……

　　七

　　一个深夜，陆洪恩悄悄地告诉刘文忠他的家庭住址，说他有一个儿子，妻子是上海舞蹈学院的一位钢琴老师。他泣不成声地说：“小兄弟，蒙受你照顾我已几个月，很感谢你。你有机会出去，我托你两件事，第一，帮我找到被‘扫地出门’而去了新疆的独子，转告他父亲是怎样死在监狱中的！第二，将来你如还有机会逃出中國，帮我走访我一生向往的音乐之乡，在维也纳贝多芬的陵墓前帮我献上一束花。告诉大师，他的崇拜者是哼着《庄严弥撒》走上刑场的。”从话里的内容和口气，刘文忠知道他已下定决心以死抗争到底。

　　不久，难友发觉，陆洪恩的脑子不是被打坏就是受刺激太深而疯了。他开始发高烧，讲胡话，日日夜夜在说“巫婆来了”“巫婆来抓人了”，又不断地自言自语“毛……毛……毛毛……”他发了疯似的见到一切有毛的和红色的织物都要咬，毛巾、毛衣、毛裤……。渐渐地，他精神意识开始失控了。大家也无法阻止他，心里都为他捏把汗，惊恐异常地眼睁睁看着他一步步加速走向死亡。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那天，训导员把他们监房里关的十四个犯人全叫到训导室。办公桌后坐着三个人，一个是审讯员，一个是训导员，另一个据说是上面派下来的。训导员首先开腔，训斥陆洪恩在外面批斗会上呼喊反动口号，在牢房里犯扩散反动言论罪，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审讯员勃然凶狠地问：“1144，你究竟要死，还是想活？今天你表一个态！”

　　陆洪恩仅仅沉默了一下，便像濒临死亡前回光返照般，骤然精神抖擞，热血沸腾，大义凛然，无所畏惧地开口“表态”。有如冲天长啸，他开口便决绝地明言：

　　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

　　他演说一般地从世界文明发展及其分化谈起：

　　……自从十四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十八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开始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而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百花齐放，争妍斗艳。西方的民富国强哪里来？我国的民穷国弱又哪里来？世界在两极分化，西方社会在搞工业革命，科教兴国，振兴经济建设；而我们在搞階級斗争，搞政治运动，搞内耗，造反、停课、停工，闹“革命”。人家主张民主、自由、法治、文明；我们搞專制、愚昧、个人迷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人家保护文物，保护知识产权，尊重知识，拿知识分子当宝；我们砸烂文物，侵犯人權，打、砸、抢、抓、抄，批斗毒打教师，视知识越多越反动，称知识分子为“臭老九”，当“牛鬼蛇神”；人家求安定、讲团结，重视伦理道德；我们惟恐天下不乱，争权夺利，批判孔孟忠孝节义，搞階級成分论，煽动仇恨。

　　他激昂义愤地直言抨击道：

　　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几乎要想整遍所有的知识分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知识分子命运多惨，苦不堪言。堂堂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如今只剩下孤零零的八个“样板戏”，而且没有作者，都是文革旗手一手遮天，这只能证明我们民族已在走向文化沦丧。

　　……我不能理解毛澤東为什么要侮辱大批跟着黨走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斗倒批臭大批爱国的人民教师、学者、工程师、艺术家？他们在辛勤耕耘，传播文化知识，他们已经把一切个人功劳与荣誉都上缴给组织、给黨，一切的一切都归功于伟大的一个人。可是他还要屈辱我们，称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我们爱国，可是国爱我们吗？我们听毛主席话跟着黨走，可是他建国以来，从53年围剿胡适、55年反胡风、57年设阳谋反右、66年又开展文革焚书坑儒，都是要对知识分子赶尽杀绝。我作为一个中國知识分子，抱着一颗报效祖国的心忠贞竭力、奋发工作，谁知落到这等半死不活的地步。我这样生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现在广大知识分子生不如死，一个民族发展到死比活还安定，这个民族无疑已经坠入了灭绝生命的深渊。文革是毛澤東引给中國人民的一场地狱之火，是为中國人民摆上一席“人肉大餐”。我不怕死，也不愿死！！但如果要我为了求得这种全民恐惧、天下大乱的生活，如果说社會主義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會主義分子”，不做專制独断、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的“顺民”！

　　陆洪恩话音刚落，刘文忠不由自主地抬头看看墙上挂钟：足足演讲了十五分钟！

　　陆洪恩口若悬河，痛快淋漓，慷慨陈词，直抒胸怀，发表了这样一篇视死如归、气壮山河的战斗檄文。在场所有难友屏着呼吸，心灵上早被陆老师那种“士可杀不可辱”的凛然大义所震撼。刘文忠觉得，似乎坐在他们身边的不是音乐家，却像是“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是中國高级知识分子中又一个碧血丹心的“殉道者”！

　　真是一个特异的场面！起码在这所监狱所有审讯中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一直吃惊不语的三个审讯人员相互对视一眼，才回过神来。他们三人纷纷大拍桌子，破口大骂：“1144你死到临头了！我们都记录在案。你要为刚才所恶毒散布的反革命言论付出代价。本想给你一次机会，既然你不怕死，政府成全你！”训导员挑了三四个年老的犯人，要他们作为证人签字。他们被迫用发抖的手签下了这份要天主教徒陆洪恩命的、似“最后晚餐”的“账单”。

　　各人被赶回牢房时，陆洪恩还坐在地上，似乎一吐为快的恶气吐完了，像一尊雕像那般平静地一动也不动。

　　难友们为陆老师深深叹息：“完了，1144死定了！”大家既惊讶又敬佩他有这么大勇气面对死亡。其实每个人心里明白，陆老师刚才发出的一篇战斗檄文正是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三十分钟后，牢门再次打开，看守凶狠地推进了陆老师，双手反铐着的他，又上了脚铐，几乎是滚进来的。只见他脸面全是血，这顿毒打几乎夺了他的命。大家的眼泪都夺眶而出。看守训斥大家：“谁也不准帮他，否则严惩！”看守出去把牢门关上后，刘文忠顾不得警告，上前把他扶起来，用水擦洗他满脸的血迹。他嘴里鼻孔里都淌血，眼角也流血，双眼血肉模糊。这天大家心情沉重，敢怒而不敢言。同监的盲人修士颤抖地在作祷告，喃喃不断地低声说“罪孽啊！罪孽！”晚上刘文忠躺在陆洪恩身边一夜未合眼，又偷偷帮他从反铐转正铐，不断帮他按摩手、肩、腰背和小腿。

　　一个星期后，一天深夜十二点钟，难友们被看守“嘭嘭”敲门声惊醒，只听叫喊：“1144出来！”看守指着刘文忠说：“你帮他把东西全部整理好，拿出来。”刘文忠一边帮陆洪恩整理，一边含泪向他告别，并悄悄告诉他托的口信一定带出去。大家看到陆老师镇静自若，带着手铐脚镣嘴里依旧哼着《庄严弥撒》，一阵悲壮之情涌上心头。半夜三更这样被匆忙带走，凭老犯人的观察经验，十有八九将走上不归路。

　　这一夜特别漫长。刘文忠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望着旁边的空铺位，想起了一幕幕场景：他那沉醉音乐、低哼乐曲的百般留恋的神态；他每次批斗回来的惨相；他在训导室英勇无畏激昂陈词的神态；现今他丹心碧血，血祭文革。刘文忠心里悲愤地喊道：苍天啊！为什么如此狠心如此不公？！文革，文革，又革掉了一位想报效祖国而不能的音乐家的命！

　　四天后，长时间读不到报纸的难友们，见门上小框洞里丢进一张《解放日报》。看守隔门叫喊：“好好读读1144的下场！”刘文忠赶忙捡起一看，第一版上醒目地刊登“严厉鎮壓十名反革命分子公判大会”的消息。七名犯人被处决，其中就有“反动学术权威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这是大家预料之中要发生的事。难友们一言不发，听刘文忠一口气读完了这段新闻报导。七座的师范大学教授咬耳对刘说：在希特勒时代，法西斯规定，德国公民凡侮辱元首者拘捕两星期。可文革中对领袖远未达到“侮辱”的程度，就可以被枪毙，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盲人金修士则在痛苦地不断默诵圣经，为这位信奉天主教的音乐家兄弟超度亡灵。

　　有文记载曰：1968年4月27日，陆洪恩突然被押到了当时的“上海革命文化广场”。电视镜头将一位五花大绑、头发花白、身体佝偻、步履蹒跚、俨如古稀老头的人物推到了人们的面前，许多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这就是那位风度翩翩、在谱架前动作潇洒、乐思敏捷、还不满五十岁的陆洪恩老师吗？……

　　就是在这个一无检察院、二无法官、三无辩护律师的“万人公判大会”上，陆洪恩被判处死刑，“罪名”是“现行反革命”，“罪证”是“扩散反革命言论”。就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指挥家，在狱中被折磨了两年后又被当权者以莫须有的罪名处决了——陆洪恩成了文革期间中國高级知识分子被公开杀害的第一人。

　　八

　　那么，刘文忠又是如何也被关到监狱，成为陆洪恩最后生命岁月的见证人？这又要从刘文忠的哥哥刘文辉说起。

　　1957年，刘文辉二十岁，因为向他所在的沪东造船厂领导提整风意见，被打成“右派”。1961年分配到艰苦的舟山岛船厂工作，其间长期偷听“敌台”，1964年组织策划偷渡出境去日本与台湾，在“四清”运动中被人告发审查关押。1966年春天，舟山嵊泗法院宣判他为“现行反革命犯”，开除公职，押回上海老家监督管制三年。但这位未满三十岁身处劣境的年青人，一直长期苦读自修（曾先后考读复旦大学职工夜大和上海外语学院夜大），一直追求胡适先生提倡的獨立思考精神，一直怀抱着对民族命运的深深的关切。他居然在毛澤東亲自点燃的“无产階級纹化大革命”在神州大地肆意燃烧之际，写下了洋洋万言的《驳纹化大革命十六条》——这成了他一生中最光辉也最致命的壮举。

　　《十六条》的全称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階級纹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8月5日，毛澤東会下大笔一挥，变出一张奇特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矛头对准国家主席也是他的既定接班人刘少奇。随后全会于8月8日通过并发表了《决定》这个指导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刘文辉阅读了这个《决定》，便马上告诉弟弟：这个文件出笼，表明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被迫接受毛澤東的左倾思想，一定会引发中國政治大地震，会给国家与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该《决定》共有十六条，每条均有小标题，刘文辉经过仔细的研究分析，按其形式和口气，顺次加以批驳。刘文忠当年帮他哥哥抄写，迄今为止还能逐条回忆起那些惊心动魄的章节和话语：

　　第一条：社会帝国主义的新阶段。刘文辉指出：当前开展的无产階級纹化大革命是一场“文化大浩劫”。毛澤東以解放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之谬论为理由，大肆向亚（洲）、非（洲）、拉（拉丁美洲）输出革命，完全不顾中國国内人民的死活。今天中國所谓的社會主義革命新阶段实质上是社会帝国主义新阶段，是毛推行的锁国排他主义，是一场反民主自由、反经济实业运动……。这是“穷兵黩武主义新阶段”，是建立战争策源地……。

　　第二条：主流和曲折。刘文辉说：纹化大革命是一次暴力革命，暴力革命必然走上恐怖專政，推行法西斯主义……。

　　第三条：“敢”字当头，獨立思考。刘文辉号召青年学子学习胡适精神，“要解放思想、要獨立思考、反对教条、要学会识别真伪、要大胆怀疑、小心求证、自作结论”，特别是对毛澤東思想和所谓最高指示。他提醒黨内外不要盲从，擦亮眼睛。他指出，当今共產黨内不存在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有权力集团的斗争，只有集權与民主、專制与改革、封闭与开放的斗争。如果盲目接受毛的路线将贻害无穷。他还指出：胡适先生五四时期对中國人的教诲，今天看来仍是颠覆不破的真理，在华人世界的台湾、香港、新加坡都在发扬继承，如果中國要走民主与自由之路必然要遵循胡适的教诲……。

　　第四条：让群众在切身痛苦中教育自己。刘文辉指出：无产階級纹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全民政治大迫害运动”。红卫兵和工农造反派只是毛澤東利用的对象和工具，毛达到目的之后，他们最终将落得“卸磨杀驴吃”的下场，这是历史教训……。

　　第五条：反对毛的階級斗争理论。刘文辉反对毛的无产階級專政下继续革命的谬论。他指出，階級斗争是毛一贯恶性报复、奴役人民的手段，所谓“纹化大革命重点是整顿黨内走资派”是个幌子骗局，毛实质目的是要清除黨内异己，进一步打击中國知识分子獨立思考的精神……。

　　第六条：正确对待同胞手足。刘文辉说：要正确对待人民内部矛盾与同胞手足之情。所谓敌我矛盾是毛推行階級斗争的需要和手段，目的是转移人民的视线和对他暴政的不满。关于区别对待黨内干部问题，他指出：共產黨内有务实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更关心经济建设，不赞成毛搞階級斗争与世界革命，这批干部才是毛发动这场文革要清理的主要对象……。

　　第七条：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刘文辉说：纹化大革命是大规模革命，必然也要大规模地寻找“反革命”。而这场运动真实目的是建立毛天下，是强奸民意，是疯狂迫害民众。中國人民一定要警惕匈牙利抗暴斗争的教训，中國的民主主义者应该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建立抗暴统一战线。在关于自杀与拼杀一段，他号召人民不要怯懦，要揭竿而起；军队与干部要站在人民一边，夺取武器，占领黨政军警部门，占领机关、监狱、机场、码头、电台、报社……。

　　第八条：区别对待黨团干部。刘文辉指出，共產黨干部有三种：好的，是共產黨内提倡务实的现实主义者，包括不同政见者，他们是毛这次发动文革的主要清除对象，即所谓走资派；一般的，是共產黨中的工具，盲目跟随毛澤東的各级领导干部；差的，是那些助纣为虐的野心家、阴谋家与投机分子、跳梁小丑。所有这些干部都被毛这獨裁者暴君控制着。人民与军队要认清真伪，要站在黨内现实主义派一边，支持他们掀起一场民主抗暴斗争……。

　　第十条：教学改革。刘文辉指出：纹化大革命这场文化大浩劫，是在毁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因为孔孟儒家思想一直是千百年来优秀文化传统，批判孔子就是对师道尊严的颠覆抵毁。所谓批判“封资修”只是幌子，推行愚民政策才是实质。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实质上是对教育事业与教育工作者的又一次全面摧残，这场现代焚书坑儒运动是对中國知识分子的全面迫害。他呼吁青年学生要继承发扬当年北大“五四”精神，不要被暴君和他身边一群奸人所愚弄。他还指出：所谓打倒旧教育制度，所谓“学工”、“学农”、“学军”、“参加批判资产階級的文化革命斗争”是一场大倒退，是毛精心策划的又一场洗脑阴谋，就如1957年的反右派“阳谋”一样……。

　　第十二条：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刘文辉指出：毛对知识分子的高压政策从1955年反胡风运动就开始，1957年反右是高峰，而这场纹化大革命是毛一贯推行的焚书坑儒政策的延续，是对中國知识分子史无前例的迫害，比秦世皇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号召知识分子不要屈服，不要妥协，不要轻易自杀，而是起来反抗，抵制洗脑，就是要死，也要学越南僧侣一样，去上海人民广场和北京天安門广场上自焚，以此来唤醒愚昧无知的民众……。

　　第十三条：与城乡社會主義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刘文辉说：“四清运动”是毛精心策划的想改造、控制农村干部的计划。1958年大跃进失败而引发的三年大饥荒已造成中國农村饿殍遍野，农民怨声载道，毛察觉和担心广大农村干部对他的不忠，为了重树自己威望，所以要发起社會主義教育运动，对广大农村干部实行“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

　　第十四条：抓革命、促生产。刘文辉主张：学习西方，打开国门，开展洋务运动，把外国先进科技知识引进来，搞现代化建设……。

　　第十五条：部队。刘文辉说：黨指挥枪就是專制的特征，中國应该走军队国家化道路。人民应该清楚，部队是国家的，是人民的，不是獨裁者的家兵与黨兵。他对林彪鼓吹的毛澤東思想“放之四海皆真理”、“顶峰论”、“理解与不理解都要执行”之类的谬论，主张部队要研究，要批判。他号召部队站在人民一边，反对“解放全人类，支持世界革命”之谬论，反对军事獨裁；号召军队参与抗暴，武装部署，里应外合，推翻毛的暴政……。

　　第十六条：“毛澤東思想是无产階級纹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是谬论。刘文辉指出：新中國的诞生是因为毛澤東高举了民主自由平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大旗，所以人民才拥护他，结果他却欺骗了人民。毛搞的是獨裁專制，推行的是愚民政策。刘文辉一再提醒说：毛澤東这个暴君，正在孤注一掷，冒天下之大不韪，玩弄亿万性命，拼其“伟大理想”之实现。毛强奸民意，疯狂迫害民众。文革持续时间越长，给中华民族与人民带来灾难就越大。全体人民要看清与认识他，要起来抵制这场倒退历史的政治运动……。

　　刘文辉在文章中一再呼吁中國人民掀起抗暴斗争，直言要推翻毛的暴政。刘文忠清楚地记得，他抄写时每次写到“毛澤東”三字，自己的手都会发抖。他辉哥在整篇文章中，一直称毛澤東为当代中國的秦始皇、暴君、獨裁者与疯子。这绝不是一封意气用事的匿名信，而是他辉哥用鲜血热泪凝铸成的惊世檄文，有如一道强烈的闪电撕破漆黑的混沌。

　　如果看过研究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階級纹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个毛澤東指导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就会知道刘文辉的驳斥是怎样的针锋相对，一针见血！就这样，刘文辉拼死对抗文革狂澜，毫不顾惜自己的命运会卷去何方。

　　九

　　其实，文革一开始之后，在那昏天黑地的日子里，刘文辉就一直时刻关注着中國政局中國社会的变化。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的他，白天被监督劳动，所以只能夜晚偷偷读书思考，或奋笔疾书。刘文忠回忆说，有十几个深夜，他睡了一大觉醒来，见辉哥竟还呆呆地坐在书桌边。他为了不妨碍父亲和弟弟的休息，将台灯罩了张报纸，遮蔽了大部分光线。刘文忠知道，他哥哥在默默地思索：在这文革祸水滚滚、狂澜滔天、国家民族生死危急关头，他该如何抗争。

　　刘文辉虽然处在被日夜监视的状态下，但他不甘寂寞，常叫弟弟下班后到当时运动最激烈、大字报最多的地方，以及中央文革指使北京红卫兵煽风点火最活跃的场所，去收集各种传单、资料，带回家给他阅读、研究。后来，他干脆自己偷偷出外去看大字报。深夜十点钟后，他叫弟弟把自行车推到附近市民新村，自己轻手轻脚摸到约定的墙角边，骑上自行车，转眼消失在朦胧夜幕中。天蒙蒙亮时，他猫手猫脚溜回家中，往往情绪激动得无法抑制。

　　刘文忠记得，有一次，他哥哥在交通大学看大字报，知道北京林学院学生写了一篇提出“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起来闹革命”，并因此引起院校中“怀疑一切”思想的辩论。他回家告诉弟弟，这个观点值得引导开展讨论。于是他写了一张大字报叫弟弟连夜去交大校园张贴。第二天刘文忠再去看这张大字报，听说引起大学生们的轰动，两派组织展开激烈争辩，但几天后他辉哥这张大字报很快就作为一种“反动观点”被覆盖掉了。

　　在复旦大学，有不少大字报受北京谭力夫鼓吹的“血统论”影响下，大肆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从来如此”。刘文辉忍不住，又写了一张大字报叫弟弟半夜看到无人时去贴。他指出谭力夫这对联不是真理，而是绝对错误——“血统论”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

　　还有一次在同济大学，刘文辉在一张大字报上用粗体钢笔字写上：“彭真是人不是‘鬼’，毛澤東同样是人不是‘神’。是人就会犯错误，毛澤東犯的错误不比别人少……”。辉哥天亮时偷偷摸摸回家得意地告诉了弟弟，并叫弟弟下班后去看看这张大字报的情况。刘文忠既担心又好奇，到那里发觉不妙，三哥写字的这张大字报被撕掉，公安局旁边还贴了一张告示：“警惕階級敌人破坏纹化大革命，最近发现有人涂写反革命标语……希望革命师生擦亮眼睛检举揭发。”

　　当然，刘文辉“戳一枪”的这些做法，不能起到大的揭露文革真相的作用，但通过这几件事，他一直在深思，并跃跃欲试。

　　有一天夜里，刘文辉在华东师大看到一张题为《一个右派分子恐吓信》的大字报在大学师生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件事直接触发了他酝酿许久的计划。之后这一段时间，他写成了二本小册子，一本名为《冒牌的階級斗争与实践破产论》，另一本是《通观五七年来的各项运动》。刘文忠帮哥哥收藏这二本书时，匆忙翻了一下，迄今还记得在第一本中有这样一段话：“毛澤東一生追求暴力革命与造反，他一生贯穿的就是斗争哲学。他的治国方针就是‘以階級斗争为纲’，他把六亿人民捆绑在他的革命战车上，一直车轮滚滚，一场又一场政治斗争从未间断过，……斗得国家天昏地暗，斗得黨内草木皆兵，斗得人民心惊肉跳，唯有他躲在红墙大园中南海偷偷乐。”书中指出：毛澤東是“斯太林加秦始皇”，有狂热的强国冲动和极端的民族自信，是中國历史上最大的暴君。

　　显然，刘文辉能写出洋洋万言的《驳纹化大革命十六条》，是经过长期的理想思考，是有坚实的思想基础的。他读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书，也通读过《鲁迅全集》，而且对胡适的思想也不陌生。他曾起草一张大字报，让他弟弟乘夜张贴到上海交大的校园里，其中说：“我们提倡怀疑是反对武断，反对一切教条主义，一个自由獨立的人和组织，对于一切思想，一切主义，必须要通过怀疑，而后可以相信，必须仔细考究过，然后可以相信，否则就是盲从。我们要提倡坚持獨立思考，反对思想專制，反对精神奴隶。”从中不难看到胡适思想对他的影响。

　　连鄧小平都说，像文革这样严重破坏法制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的确，文革只能发生在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度，文革也只能发生在一个缺少獨立思考的民族。在当时一个举国疯狂的造神时代，刘文辉发出这样清醒、理智的声音，是多么了不起啊！

　　十

　　刘文辉撰写《驳纹化大革命十六条》万言书是在1966年9月28日的深夜。

　　他已经深思熟虑了。犹如一个勇士孤身扑上敌人的枪口，他断然摊开了“十六条”公报，对着伏案奋笔疾书起来。弟弟则受命在门外放哨、望风，以防有人来窥探。刘文辉一口气写了四个小时，写了近万字。第二天夜里，他怕自己的字体太特别容易被人认出，所以考虑再三要弟弟帮忙重新抄写。刘文忠一连两天抄写到半夜，复写成十四封长信，每封信有十张信纸厚。他一边抄写，一边心里阵阵颤抖。那不是信，而是一排排密集的巨型炮弹，是向毛澤東的纹化大革命、向祸国殃民的階級斗争谬论猛烈开火的巨型炮弹！当他第一眼看到文章内容，心跳加速，脑海中马上跳出“杀头”二字。但辉哥早已不怕杀头了。他对弟弟说：“今天毛澤東疯了，共產黨也疯了，这纹化大革命正要逼疯全民。国家不能这样随獨裁者为所欲为地摆布。如果没有人敢站出来，这民族就没有希望了！”

　　刘文辉还一再对弟弟说，“兄弟，这件事败露是要杀头的，你敢不敢做？”

　　刘文忠从小崇拜辉哥，对他一贯言听计从，但还是劝他辉哥说：“中國是大家的，不是你一个人的，你一个人改变不了什么，何必撞到当局者的枪口上呢？”

　　刘文辉回头瞥了一眼早已熟睡的老父亲，轻声但坚决地说：“如果人人都像爸爸这样逆来顺受，全让毛澤東一人專制獨裁，为所欲为，中國迟早会退到封建旧社会去！”接着他果断地激励弟弟：“我们年轻人再不能继承爸爸的软弱可欺了，而要发扬二位舅舅的傲骨抗争，学习历代志士仁人‘挽狂澜于既倒’的大无畏精神。古今中外，反專制反獨裁，必然有人以身许国，抛头颅，洒热血，唤起苦难而软弱的民众奋起反抗。那么，今天就从我刘文辉开始吧！”

　　他甘愿做当代的谭嗣同，做中國的普罗米修斯。说毕，他猛然站立起来，面对窗外漆黑色的夜空，双目闪闪，凛凛无畏。誓言无声。但弟弟好似听到他的心声，听到他呼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他铁骨铮铮、视死如归的身影边，弟弟也热血沸腾，果断地打消犹豫，答应去杭州投寄。

　　1966年10月1日国庆节清晨，只有十九岁、腿有残疾的刘文忠，怀揣着哥哥已装进信封的《驳纹化大革命十六条》万言书，悄悄地离开上海的家，去到杭州，将十四封信沿着湖滨大道一路上的邮筒投入，收信地址都是哥哥精心挑选的，是北大、清华、复旦等全国八大城市十四所最著名的大学的组织。

　　事后，刘文忠离开单位冒充红卫兵北上大串联。近一个月后，在11月27日，回到家中。当天深夜十一点左右，正在疲惫沉睡中的他，突然被冲上楼来的便衣警察反铐了双手。他被警察推搡出门时，看到几个便衣用枪顶着他辉哥的胸膛，也把他反铐起来。就这一瞬间，辉哥回头颔首嘱咐弟弟：“不要怕！镇定点。”

　　二辆灰白色警车行驶半小时左右，进入一所大院。刘文忠被推进了一间提审室。灯光贼亮，雪白的墙上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1548！看清楚了吗？墙上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刘文忠前面长方形审讯席上，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矮胖审讯员首先开腔……

　　从此开始长达七天六夜、接连十几场的密集审讯，那几个审讯员像催命鬼似的紧紧盯牢刘文忠不放，不给一点喘息的机会。在他们如此强大的攻势和他们列举的一系列人证物证面前，刘文忠轻易设置的“堤防”节节崩溃，只得老实承认了国庆节到杭州投寄了十四封“反革命匿名信”；承认了曾将自行车深夜借给辉哥，让他去交大、复旦、同济、师大、外语学院等大学里看大字报；还承认了文革开始以来把外面发生的动乱、散发的传单、某某人被抄家批斗等情况收集告诉了辉哥……。

　　短短四个月后，即1967年3月9日，刘文辉就被判处死刑，继后又被押在市监狱死牢里折磨了十四天。3月23日，当天下午，在一场名为“坚决保卫无产階級纹化大革命，严厉鎮壓反革命”的庆功大会之后，刘文辉就在上海最大的文化广场示众后枪决！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被公开杀害的人。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67年度沪中刑〈一〉字第3号）上列出的刘文辉“罪行”有：

　　1957年“疯狂地攻击共產黨的领导和社會主義制度，大肆污蔑我历次政治运动和各项方针政策”；

　　1964年“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劫船投敌，判反革命罪管制三年”；

　　1966年“当无产階級纹化大革命开展后，竟针对我黨中央关于无产階級纹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编写了反革命的‘十六条’，分别散发到全国八大城市十四所大专院校，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咒骂我伟大领袖；疯狂攻击我社會主義革命新阶段是‘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社會主義制度是‘战争的策源地’，诬蔑无产階級纹化大革命运动是‘全民大迫害’是一场”文化大浩劫“。同时大肆宣扬资产階級的‘和平、民主、平等、博爱’，竭力吹捧美帝”……

　　十一

　　刘文辉被处决后，公安局通知家属去领遗物：一床被头、一双高帮皮鞋、一些衣物等。心存期望的父母知道儿子一定会留下什么遗言，细心拆除被单，发现被角里藏着折迭得很小的纸团，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份用生命代价换来的遗书！遗书用二张十六开练习簿纸写成，正反两面写得密密麻麻共四页纸，最后的签名和诗词都是咬破手指用鲜血写的，比较模糊。

　　父亲提心吊胆地把遗书收好，后来交给五儿刘文龙保存。不久刘文龙被关进学习班隔离审查，他知道自己私藏三哥血书，只要被人发觉势必遭殃，便偷着回家把遗书原件烧了。在烧之前，为了把遗书内容完整保存下来，他除了死记硬背，还把遗书一字一字分别拆开，用红笔作记号划在毛选“老三篇”内容中，再用电话号码程序编写全文内容。值得庆幸的是，整篇遗书后来通过这个办法还能复原。

　　刘文辉在他写于1967年3月20日的遗书中说及他被害前一些细节：3月9日四时许，刘文辉被关在一间私堂，与外人隔绝，一人递给他检察院起诉书，五分钟后这人代表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他死刑，立即执行。仅隔二小时左右，高级人民法院就传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上，刘文辉的上诉书这时才刚写好。为此，刘文辉在遗书中说：

　　高院高明未卜先知，如此猴急，只能证明我使他们十分害怕，惟恐我多活一天来反抗他们的残忍。此外说明披法袍的法者是多么“遵纪守法”啊！庄严而郑重的法律程序手续总是到处被他们强奸。他们逼我在不大于五平方公尺的法庭中与外人隔绝，在法警的强力下驯服的。此遗书一定要保存，让我死得明白。我说它是私堂并不污诬他们。

　　遗书提到他写的已被红卫兵抄去的二本小册子：《冒牌的階級斗争与实践破产论》、《通观五七年以来的各项运动》；提到传单《驳纹化大革命十六条》。刘文辉写道，此传单因投寄出了事故，也正是他被害的导线。他在传单和书稿上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情操可以用诗概括之：

　　从诬“反右坏修资”，非盗非奸非乖暴。

　　反右幸尝智慧果，敢做普鲁米修斯。

　　锁国应出土玄奘，焚坑犹揭条石落。

　　今赴屠场眺晨曦，共和繁荣真民主。

　　刘文辉继续写道：他是个实行者，敢说更敢做。如今就义正是最高的归宿。他要求亲人不要难过，也不要从私情上庸俗地赞扬他，或因当局的压迫、愚弄而误会他的生平。他的正义行为，毛时不易证明，就留待日后吧！他相信如同斯大林死后俄国升起希望一样，毛死后中國的民主主义者、共產黨中的现实主义者将会朝着世界潮流行驶。中國是会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刘文辉说，因他的死，在毛政权下家人只能受侮辱、损害，但他相信，毛政权倒台后，他作为烈士，必能恢复家人的光荣。

　　刘文辉还在遗书中辟出段落再次狠狠批判毛澤東。他还说他写了七首诗词，分别收藏在衣服中。其中一首讽刺毛澤東和林彪是“庞然世界二疯子”，“毛林发作，几下抽搐，几下嚎叫”……刘文辉说他临刑前十分抱憾的一件事是，不能着手写心中久已策划的一份《人人报》或“层层驳”，其内容集中针对毛的反动方面。他希望有人接任。

　　刘文辉被害前这样宣布：

　　我将死而后悔吗？不！决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来暴政是要用志士的血躯来摧毁。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

　　这是刘文辉在短暂人生旅途向天地发表的战斗檄文。真是一身正气冲云霄，满腔热血洒征程！当人们读到这篇临终者以鲜血写成的血书，不能不肃然起敬！都会为他舍身反抗邪恶狂潮所震撼，为他睿智敏锐的洞察力所折服，更为他英年早逝而婉惜！

　　到目前为止，刘文辉一案的档案仍属保密，亲属仍无法查阅此案数据，无法获知他被折磨被杀害的细节真相，也看不到那些“反动罪证”。不过，由此也可以断定，刘文辉的案情即使在今天也是极其敏感的，当局难以公布。

　　十二

　　刘文辉和陆洪恩等人以死对抗的十年文革这个浩劫究竟有多大多恐怖？不计无形的多少代也无法复补的民族摧残，只以有数字可算的：全国遭受到残酷迫害的人有一个亿，冤枉死亡的人数超过两千万，损失了国民经济八千亿人民币——这是中共元老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讲话的“不完全统计”。关于冤枉死亡者的遭遇，恐怕永远都无法全部厘清了。一些主要的被杀害的烈士的粗略数据，可以从例如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等书报杂志上找到；刘文忠也给我看了一份他整理的名单。根据我手头的资料，除了本文所叙述的刘文辉和陆洪恩之外，比较著名的血祭文革者还可以列出很多，例如：

　　林昭，女，1960年10月被捕，1968年4月29日被处决，是年不到三十六岁。罪名是：1957年划为右派，此后死不改悔。批判共產风，为彭德怀鸣冤，建议学习南斯拉夫经验。1959年参与刋物《星火》反革命集团。1965年判刑二十年。在狱中用竹签、发卡、牙刷柄等书写血书，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写诗文二十余万字，重点批判“階級斗争”学说和集權统治，呼吁人權、民主、和平、正义。1980年12月30日平反。

　　王佩英，女，1968年10月被捕，1970年1月27日被害，是年五十四岁。罪名是：自1964年至1968年10月，书写并散发反革命标语一千九百余张，反动诗词三十余首。1964年夏，公然提出：毛澤東应退出中央领导层。同时提出退黨。文革中进一步撰文说：以毛澤東为首的中國共產黨已走向历史反面，应退出历史舞台。她在酷刑毒打与迫害之下，始终坚持信仰，多次公开表明自己理念。判处极刑后，因反抗被勒死于刑车。1980年5月8日平反。

　　吴晓飞，1968年5月7日被捕，1970年2月27日被处决，是年仅二十一岁多。罪名是：于1967年11月至1968年4月，写了两篇各长达二十余万字的政论，认为江青是“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根源”、“发动武斗的祸首”；说批判刘少奇乃是“不择手段、不通情理的迫害”；认为文革“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指出林彪“有阴谋”，把毛澤東思想“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1980年6月平反。

　　遇罗克，1968年1月5日被捕，1970年3月5日被处决，是年二十七岁。罪名是：在他于1966年2月寄给上海《文汇报》的《人民需不需要海瑞》（发表时被压缩并改题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一文中，点名批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针对文革中风行一时的血统论，他在1966年9月写出著名的《出身论》予以严词批判——人们把遇罗克的《出身论》称作在中國最黑暗的年代里发出的中國第一部《人權宣言》。1979年11月21日平反。

　　张坤豪，1970年2月被捕，1970年3月19日被杀害，是年二十八岁。罪名是：反对批判刘少奇和其它老革命家。1969年7月6日被勒令检查交代时，却签名写下“我热爱刘少奇主席”，随即隔离审查，批斗毒打，群众專政八个月。其间写有九份“反动”材料。他认为，中國“被个人迷信充塞着”。1979年10月平反。

　　方运孚，1970年2月被捕，1970年3月6日被害。罪名是：撰联讽刺文革派：“打击一大片，尧舜禹汤皆右倾；保护一小撮，桀纣幽厉最革命”；攻击说“林彪、江青野心很大，整掉大批老干部就是为了他们自己上台”；又为刘少奇、彭德怀鸣不平。1968年“一打三反”中，重庆公安局办案人员起初拟将被收捕的方运孚判十五年，报到市公安局军管会，加至二十年，送重庆市革委会审批，改成无期，四川省革委会终审时，进而改成死刑。本来犯人有十天上诉期，可是十天还没到，方运孚就被拉去枪杀了。1980年平反。

　　毛应星，女，1969年1月23日被捕，1970年4月14日被害，是年四十五岁。罪名是：狱中书写“反动”笔记，说：“这样的政策最有利于什么人呢？就是有利于一些个人野心家、资产階級政客，倒霉就是老百姓，而毛主席的江山最后也被这些人所葬送。”“顶峰论是采取资产階級哗众取宠、奴颜卑膝地宣传捧场，欺骗人民。”又说大搞“忠字化”“分明是唯心论”。毛应星被五花大绑押往刑场时，身材瘦小十分衰弱的她，却镇定自若，目光明亮，从容不迫。1980年11月29日平反。

　　陈卓然，1970年2月被捕，1970年4月28日被害，是年只二十岁。罪名是：1970年，用剪刀剪下报纸上的字，组成“反动标语”六十多条，贴到南京市主要街道上。这就是轰动南京的“2.12反革命案”。1980年平反。

　　丁祖晓，女，1969年7月5日深夜被捕，1970年5月8日被害。罪名是：1969年3、4月间，寄信和发传单，反对“三忠于四无限”宗教式狂热。她认为：“忠应该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真理，不应该忠于哪一个人。现在提倡的‘忠’，是搞个人崇拜，是搞奴隶主义。”“这恰如封建社会里的上朝，把毛主席当封建帝王，天天朝拜。”姐姐丁祖霞也支持、参与她的活动。她们呼吁民众“不要甘于做奴隶，起来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此事被认为是“穷凶极恶攻击无产階級司令部”而列为当地“特一号案件”。临刑前丁祖晓还慷慨陈词，批判个人崇拜、奴隶主义。

　　李启顺，女，1969年7月被捕，1970年5月8日被害，是年二十四岁。罪名是：刻印二十多份《告革命人民书》，为同学丁祖晓叫好，称她为“当之无愧的革命先锋”，猛烈抨击林彪、江青大搞现代迷信。她十七岁的妹妹李启才也自告奋勇，深夜到县城各主要街道去散发。传单还直接寄给“四人帮”控制的《红旗》杂志。为此，她们四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全部被捕入狱。李启顺与丁祖晓同一天被枪毙，丁祖霞则被判刑二十年；李启才判刑十年。1980年8月，她们获得了平反。

　　忻元华，1967年1月25日被捕，1970年5月30日被害，是年三十七岁。罪名是：1967年1月，致信毛澤東，称：文革是“黨的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惨祸”，“祖国的上空笼罩着个人崇拜的阴云”，恳求“您老人家赶快醒悟”，“赶快采取最有效的自我批评的紧急行动”，“解决当前万分严重的局势”。随即以“恶攻罪”被捕。1979年12月平反。

　　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分别于1970年3月、1970年8月、1969年1月被杀害。罪名是：成立“共產主义自修大学”（共十三名青年），学习马列著作，将心得编为《学刊》油印小报。批判中共“竭力推行愚民政策，实行奴化教育，提倡奴隶主义的盲目服从精神，宣扬个人迷信和领袖至上的神话，从意识形态上已坠入了完完全全的唯心主义”。还批判说，“现在的形势类似辛亥革命的形势，也有个窃国大盗袁世凯，企图利用文革篡权，此人就是林彪。”1978年8月平反。

　　官明华，女，1967年1月被捕，1971年3月12日被判处死刑，惨遭杀害，是年三十七岁。罪名是：认为林彪是“埋藏在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是“野心家、阴谋家”和“披着羊皮的狼”，高呼：“林彪的末日快到了”，“打倒林彪，把林彪拉下马”，被定为现行反革命。1978年秋平反。

　　王笃良，1968年6月被捕，1971年8月6日被害。罪名是：认为“刘、邓是代表人民利益的馬列主義者，是国家的栋梁，把他们打倒，对黨、对国家、对人民有害无益”；有人“光抓权力，不抓生产，结果使国家政权和人民生活失调”。在狱中又写道：“林彪为什么要对毛主席忠、忠、忠，他心里有鬼。”又针对刘少奇被诬陷一事说：“什么叛徒、内奸、工贼，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以理服人。”被诬为“顽固不化的现行反革命”。1980年6月平反。

　　张志新，女，1969年9月24日被捕，1975年4月4日被处决，是年四十五岁。罪名是：一次次批斗会上责问：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什么“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她对林彪宣扬的“顶峰论”非常反感，认为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入黨章不好。她又认为派性泛滥、武斗成灾是江青在搞名堂；江青不是“文艺旗手”，而是破坏祖国文化艺术的罪魁祸首。特别是，她指明毛澤東是文革灾难的“总头子”。行刑前，张志新被惨无人道地割断喉管，以防喊“反动”口号。1979年3月平反。

　　史云峰，1974年12月24日被捕，1976年12月17日判死刑，两日后枪决，是年二十七岁。罪名是：1974年10月26日，史云峰散发标语、传单，反对“四人帮”，为刘少奇等人受迫害鸣不平，指出刘少奇一案是“千古奇冤”；提出：“全面审查文革中的错误”，“沿中共‘八大’路线前进”，给刘少奇等人“恢复名誉”。临刑前，史云峰嘴塞纱布用缝合线紧紧勒住，以防喊“反动”口号。1980年3月平反。

　　张锡琨，北京大学化学系学生，1976年底或1977初被枪毙。罪名是：在1957年鸣放整风时贴出《卫道者逻辑大纲》大字报，被打成右派送北京团河农场劳动教养；1969年被遣送到四川继续劳教；最后被以“企图组织逃跑”的罪名判处死刑，至今未平反。张锡琨为之送命的1957年大字报如下：

　　1，黨的错误是个别情况，对它批评就是反对全黨；

　　2，民主自由是黨的恩赐，再要索取就是煽动闹事；

　　3，歌颂逢迎是一等品德，揭发错误就是否定一切；

　　4，万事保密是警惕性高，揭露神话就是诽谤造谣；

　　5，盲目服从是思想单纯，若加思考就是立场不稳；

　　6，政治必修是制度原则，若加考虑就是反对马列；

　　7，国家制度是早已完善，再加指责就是阴谋造反；

　　8，政治等级是统治杠杆，取消等级就是制造混乱；

　　9，苏联一切是尽管搬用，谁说教条就是挑拨苏中；

　　10，“三害思想”是也合人情，谁若过敏就是别有用心。

　　王申酉，1968年1月因卷入“炮打张春桥”及对文革不满被隔离审查，抄家，1977年4月27日被处决，是年三十一岁。他的“现行反革命”罪证全都出自他的日记、读书笔记、读毛选眉批和给女友的书信里。早在1964年，他就开始批判思想獨裁。他写道：“完全以毛澤東的理论獨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亿万人的脑袋。这恐怕是空前绝后的。在六万万人的、占地球六分之一土地的陆地上以一个同类生物的思想作为神圣的意志来主宰一切。这一成功实在是难以想象的。”此后，他不断批判“三面红旗”、“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极左思想”；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提出尊重价值规律，打破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等系统的改革主张。1981年7月平反。

　　李九莲，女，1969年5月15日被捕，1977年12月24日被处决，是年三十一岁。最初因怀疑文革、怀疑林彪、为刘少奇鸣冤被捕，判刑五年。林彪倒台后，她虽获得释放，但还是定为“现行反革命性质”。1974年3月，李九莲忍无可忍，在公园贴出了《反林彪无罪》等六份大字报，因此又于1974年4月19日深夜被秘密逮捕，并于1975年5月被判刑十五年。1976年12月，李九莲在狱中写下了《我的政治态度》，后还当众念出，犯了“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死罪。李九莲被枪决后，尸体在荒野暴弃数日，并惨遭侮辱，乳房和阴部被割了下来。1980年，在胡耀邦支持下平反。

　　钟海源，女，1974年4月被捕，1978年4月30日被处决，是年三十岁。最初罪名是因声援李九莲，在家里起草了《最最紧急呼吁》等传单，自己刻，自己印，自己散发。19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后，她在监狱里公开说“华国锋不如鄧小平”，被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李九莲被杀四个月后，钟海源也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她听完死刑判决后，毫不犹豫地签了名，然后把笔一甩，昂首离去。行刑时枪击未死之前活剖取肾。1980年在胡耀邦支持下平反。

　　…………

　　十三

　　这些惨遭处决的文革义士，越去追查便会发现越多，简直多不胜举，真是令人毛骨悚然，悲痛欲绝！这些华夏英烈，为了思想毅然决然面对红色恐怖面对残酷死亡，成了沉沦神州的血祭者。他们值得华夏子孙永久铭记。其中，刘文辉又是应该大书特书的：

　　他，在已知的文革被害英烈中，是最早公开批驳《十六条》这个毛澤東指导文革的纲领。在1966年，还没有一个人这么早地站在历史的制高点、站在世界发展的大视角上，敢于把毛澤東放在批判声讨的对立面，一针见血地剖析文革的反动性，预见它将给中华民族带来旷古未有的深重灾难；

　　他，最早警告中國民众“纹化大革命是一场文化大浩劫和全民大迫害运动”，并号召全国全黨全军起来抵制文革。无论对文革的性质分析，还是反抗烈度，刘文辉都是走在最前面的第一人；

　　他，1966年11月底被捕，1967年3月23日遇难，是文革政治犯中最早的被处决者，甚至比林昭烈士还早一年多。

　　他，即使在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等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均获平反的时候，独独不获平反。后经亲属反复上诉，一直拖到1982年，才宣布无罪平反。最初法院驳回的“理据”是：“刘文辉是真正的反革命，不仅反文革，而且反对毛主席，反对伟大的中國共產黨，反对强大的无产階級專政。”其实，这个“理据”是不值一驳的。一个真正的反文革英烈，必定反毛也必须反毛。因为文革乃毛一手发动，反文革不反毛，看不清识不破这一点，认识层次就不可能太高。刘文辉最早遇害最晚平反，可证明其“反”之深之烈。死刑判决书、遗书俱在，可证可鉴。

　　的确，从目前见到的材料看，无论从时间、性质、内容，或反抗程度上，刘文辉是中國全国第一个公开反文革反毛澤東的义勇之士，也是血祭文革第一人。

　　一位文革研究者说，在大雾弥夜的文革初期，一个学历仅初二而只靠自学成才的青年，能够众醉独醒，公开反毛，血荐轩辕，且自成体系，令他拍案惊奇，钦佩之至！我所熟识的上海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在得知刘文辉事迹后，也产生了同样的惊疑：其叛逆思想从何而生？提供深入思考的思想资源从何获得？虽然毛澤東的“反右阳谋”使他睁开迷眼，“反右幸尝智慧果”，开始反思各种时政，但从宏观上检视毛权威与史无前例的文革，对那一整代青年来说，实属几无可能的历史局限！

　　刘文忠的这位辉哥，领先时代至少三十年！许多文革研究者都有此共识。

　　然而，让人非常遗憾的是，刘文辉至今尚在绝大多数中國民众视野之外。我虽然很早就知道“刘文辉”这个名字，但如果没有看到刘文忠给我的数据，便不可能达到今天的认识。这又是一个我在《北望长天》一书中绝对不应该遗漏的人。对着他先知先觉、大义凛然的光辉形象，我惭愧万分！

　　十四

　　在这篇称之为报告文学的拙文最后定稿之际，我将再次到中國重庆考察。时间真是过得飞快，这次造访，与我于2004年9月的上次，竟已经相隔七年了。

　　我上次到重庆，也去了一个特殊的墓园凭吊。这是一个红卫兵墓园，在重庆市沙坪公园西南角，石墙围着，曾长久与世隔绝。

　　四十多年前的文革期间，山城重庆“武斗”惨烈，规模为整个中國同期之最。在1967年夏至1968年夏一年左右的时间，见于官方记载的就有三十一次，其中动用枪、炮、坦克、炮船等现代军械兵器进行的，计二十四次。武斗中死亡者的尸体当时就分散掩埋于重庆市区约二十四处地方，沙坪公园内的墓园是其中主要的一处，于1967年6月到1969年1月期间造墓立碑。根据沙坪公园管理处的数据，墓园里有一百一十三座墓碑，共掩埋有五百三十一人，其中四百零四人死于文革中的武斗，他们只是当时重庆武斗死亡人员的一小部分，大都是在1967年5月至8月间被打死的中学红卫兵和重庆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人造反派。研究者根据碑文资料还考证出，墓园中的死者，工人约占到百分之五十八点九，学生约百分之四十；年龄最小的十四岁，最大的六十岁，其中二十六岁以上者占百分之四十六点五。

　　公墓座落于一片小树林里，西高东低，依山傍水，占地约三千平方米。正门右侧石墙外，红漆写着四个大字：“文革墓群”。有一条中央小道勉强做中轴，通往深处，左右两侧的墓碑皆疏密无序，布局杂乱。据知情人回忆，最初就是乱埋，各个单位就近找地方，先来先埋，先左后右，逐步往后移。大多是合葬墓，最大的墓埋了三十七人，分三层掩埋，层与层之间用预制板分隔。坟墓碑型各异，有的碑顶嵌有派别名号的火炬。有几个墓碑，高出了石墙。墓碑上当然刻有死者姓名、简短生平、什么时候在哪里“牺牲”等，但让人最为感触甚至触目惊心的是，为了突现死者的“英雄气概永不灭”，墓碑上都刻有当时流行的最红最革命而现在简直不可思议的豪言壮语，如：“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头可断，血可流，毛澤東思想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等等。当时坟墓都用质量很好的建筑材料筑面，但如今大多风化，有的上面的文字都已剥落或模糊。虽然近来有死者亲属用人造大理石重新整修了一些墓地，但整个墓园，是一片凋零、幽深、凄凉景象，让人不寒而栗……

　　那天，我坐在墓地路旁一块石头上，良久不动，堕入深深的沉思中，当年参与者见证者的各种旧闻，包括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各种景象，一一在脑海中反复重现。现在写到这里，我且借引在网上看到的一段足可重现当年重庆武斗的可怕景象的回忆：

　　……1967年8月1日清晨，全副武装的“反到底”派向建设厂和建设工业学校修筑的工事发起进攻，四联装高射机枪和舰用机枪数十台，一齐向“八一五”派的大楼开火，并用炸药炸开楼房工事。红色大楼顿时火光冲天，喊杀声不绝于耳。附近同派的重庆机械制造学校的“机校兵团”也参与了防守。

　　双方战斗极为惨烈，枪炮声整夜不停，震耳欲聋。

　　8月3日清晨，“八一五”派全线溃退，带走尸体十数人，在“反到底”派追击中，有些来不及带走的就丢下随着就腐烂在水田里……

　　8月5日，大都是重庆大学组织来的“八一五”派学生，为了争夺建设厂夺取武器，不惜一切代价向建设厂清水池制高点发起攻击。“反到底”派人抬肩扛，将两台14.5毫米的4条枪管的重武器推到半山腰上，猛烈轰击大批手持各种火枪武器冲锋围攻上来的“八一五”派，一时死伤者漫山遍野。

　　重庆八月的大热天，尸体很快高度腐烂，白骨森森，惨不忍睹。此一役，“八一五”派丧生一百五十人之多，这些人大部分没有被安葬在公墓里，有的人至今无人知晓姓名……

　　什么“八一五”，什么“反到底”，还有其它什么什么派，当年都各自视为多么神圣多么伟大的名号啊！但如今，却连一点点的价值都没有。也许，他们的死亡也有一点意义：他们也是文革的血祭者，是可悲可叹的另类血祭者；他们的死亡指向一种令人震惊令人发指的荒诞：势不两立的派别，竟然是为了他们同一个所谓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而互相残忍地斗杀！上述的不过是其中的一场，只是在重庆一个地方。当年，在整个神州大地，在许多城镇，一旦武斗起来，其气氛极为恐怖：武斗者拿着武器横冲直撞，高低楼房碉堡工事林立，大街上战车呼啸而过，大桥、机关要地架着重机枪……红了眼、丧失了人性的杀人者互相对准的是同学、同事、工友、邻居，是同胞甚至是自己的亲人。所有杀人者和被杀者都以为自己在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階級革命路线”并因此上刀山下火海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全国八亿民众居然就这样被愚弄被牺牲！人世间最可悲也最不可理喻的事莫过如此！

　　十五

　　如今我要再次造访的重庆，更让世人惊奇的是，它又是已在神州大地广泛开展的“唱红”运动的发源地。

　　所谓“唱红”运动，其主要内容就是唱“红歌”。我问刘文忠先生，今天中國各地最流行的是哪些“红歌”？他给我举了一些，包括：《东方红》、《没有共產黨就没有新中國》、《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唱支山歌给黨听》、《我爱北京天安門》、《黨啊，亲爱的妈妈》、《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红旗飘飘》、《延安颂》、《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爱祖国的蓝天》、《中國，中國，鲜红的太阳永不落》。这些“红歌”，有一些是近年来创作的“主旋律”，而大多数是在毛澤東时代特别文革时代最为流行的革命歌曲。刘先生说，当年他在监狱与劳改农场，大多是在集体政治训教和公判、加刑大会这些场合上被迫收听这些“红歌”，当然非常反感，但服刑者不能有丝毫不乐意言行，否则会严加惩罚……

　　东方红，

　　太阳升，

　　中國出了个毛澤東，

　　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哟，

　　他是人民大救星……

　　这是最红的“红歌”了，还曾经一度事实上取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原来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位置。当年，正是在“东方红”的颂歌声中，大办“人民公社”，盲目“大跃进”，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哀鸿遍野；正是在“东方红”的颂歌声中，反“右派”，掀起纹化大革命，一个个政治运动，以階級斗争为纲，使无数人无辜被害，冤假错案遍布神州；正是在“东方红”的颂歌声中，个人崇拜登峰造极，淫威之下，万马齐黯，国家命运濒临绝境……“红歌”反映的是一个时代，也是一个时代的象征。这个时代，从国内战争年代一直延续到文革后期，它所宣扬的文化都是“极左”，从吹捧、神化领袖到宣扬仇恨、斗争，不一而足。正如许多有识之士所说，这些“红歌”就是浸透着專制毒汁的“恶之花”。

　　现在，不是几十年已经过去了吗？！文革结束后，不是已经批判过个人崇拜了吗？不是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吗？文革后在“拨乱反正”中这些问题不是都已解决了吗？把毛从神坛上拉下来，当时不是已有共识、不是已深入人心了吗？看来，就像鲁迅先生多次深刻地指出过的那样，中國的最大悲剧之一，是对黑暗和错误的清除不彻底而不断反复——当时的“拨乱反正”实在太不彻底太有问题了。

　　三年前，中國大陆许多人最初听到重庆的唱红歌、讲革命故事、发红色短信的活动时，觉得像是一个笑料，只是一笑置之。而现在，大江南北红潮滚涌，唱红歌、跳红舞、播红剧、贴大红标语、做巨幅黨旗、万名黨员宣誓……等等，煞有介事，争表忠心。闹剧要变成另一幕正剧吗？文革的幽灵重又在神州大地徘徊吗？是时空错乱吗？

　　当前，中國大陆在三十年来经济高速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后面，也出现一系列严重问题：官场贪腐愈演愈烈，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道德风气越来越差。在社会矛盾不断恶化，原来马列意识形态又已不灵的情况下，有人寄望于“唱红”办法，企盼这股浪潮能给予他们新的力量，可以安抚大众情绪，在黨内能结成联盟，得以最大程度地延续其权力。但是，对整个国家来说，站在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来说，“唱红”运动能化解社会矛盾吗？它将会导致的恶果谁能承担？又如何承担？

　　……思绪驰骤间，我不禁联想到两年前在维也纳中央公墓的凭吊。那里，即使是墓地，也是那样宁静、祥和、高雅。

　　我还想到，七年前我在重庆红卫兵墓园的凭吊。在那里，我和冤魂相会。他们悔恨交集，拖着屈辱厌倦的脚步，在我面前杂沓地无声地滑过。今天，如果再度见面，他们脸上一定还带着惊讶不解的表情——他们怎么能料想得到，墓地外面，如今“红歌会”的招牌四处悬挂，人们每天聚合，高唱所谓红色歌曲。歌声飞越时空，甚至让阴间也不得安宁。而这些“红歌”的高歌者，是否会在某场梦魇之后，突然想起，墓地里的死者四十四年前就是唱着“红歌”去赴死的？！

　　当年，沉沦神州的无数血祭者，你们以生命作为代价，难道还不足以让你们的同胞多少有点醒悟吗？！

　　也真难说。流光逝水，几十年过去，真是弹指一挥间！而竟然，就在这么短暂的一个历史期间里，在今天中國，大多数青年人，不要说对刘文辉、陆洪恩等等文革血祭者，对这些大义凛然、先知先觉的民族英烈，已经浑然无知了，就是对这个长达十年、史无前例的中华民族大劫难，竟然也在总体认识上非常模糊甚至混乱。这是何等可悲可叹而且可怕啊。

　　那么，荒诞真的需要再一次重演吗？！

　　真让我非常困惑……

　　（2011年8月18日于澳洲悉尼。）

　　作者:何与怀

中国报道周刊, 2012-05-13.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沉沦神州的血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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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有甚者，讲人民币国际化，就等于是放弃货币在中國共產黨、黨中央、中國共產黨政治局常委的绝对领导之下，中國真有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一天？执政黨操控、绝对领导、掌控货币利率、发行等是人民币62年来至今未竞的死结：人民币，前30年是一锅滥发、烂用（一如40、50年代的民国币）无奇没有的烂粥，后30年依然无法摆脱前30年任意发放、利率混乱延续的恶习、魔影，更是人民币国际化、由国家一个獨立专家的货币专家委员会说话算数之天下之难、难于上青天！囿之，人民币国际化几乎是寸步难行，而全球“市场经济地位国家”哪一个货币是由执政“黨领导一切”的来长期、一手操控？

　　（A）

　　据报道，中國人民银行2月18日决定，从2012年2月24日起，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此次下调后，中國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为20.5%，中小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为17%（但这个利率依然是美元、欧元等主要国家货币最高的利率）。这是2012年以来中國央行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上次央行宣布下调准备金率是在2011年11月30日，当时是央行三年来首次下调准备金率。有分析认为，随着春节之后企业投资、信贷需求逐渐恢复正常，央行此次下调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意在进一步释放银行体系流动性，缓解当前市场资金紧张压力。粗略估算，此次下调后，可一次性释放银行体系流动性约4000亿元人民币。

　　中國人民币，是自全球金融海啸以来波动最大、调率最多的一种货币。美元，从金融海啸至今，没有发生任何利率变化，一直停留在0.25%的基准利率上没动过；欧元，先是金融海啸前在1.50%基准利率上，然后是先后调整两次落在1.00%最低利率，现在又重新调回升到1.00%基准利率上，近三年调整利率差在0.50%之间；而人民币则最不同，从存款准备金到基本利率等，据不完全统计、在三年中至少有20多次调整，难怪中國经济是全球大国中波动最大的国家，由此而带来的经济、社会、财富、人民生活等都是巨大、波动也最大。货币，是一个国家的稳定之根源，是人们生存、生活的根本，货币利率调整越频繁生活的波折就越大，引起的社会波动就越更大。

　　而美元在全球金融海啸后近三年时间（指2008年9月15日至2012年2月20日），美联储将其基准利率自2008年12月17日起由0.75%调整为0.25%，将联邦基金利率自1.0％下调至0.0-0.25％区间；欧元近三年基准利率为1.00%—1.50%之间，其近三年其间也只有0.50%的差动；而人民币近三年来，从基准利率、到存款准备金等据不完全统计总数有20多次的变动巨大、升降、从天上到地下的剧烈动荡。这是我们从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中所看到的美元、欧元、人民币比较后得出一番于世不同新锐论著。

　　货币利率的国家大略，是一个国家长期繁荣、持续稳定的根源所在。很显然：货币发行、货币利率变化越多、越快、越陡然、越大上大下，那么这个国家长期的经济繁荣、持续稳定就难以实现。货币利率、发行的持续稳定，是这个国家的根源所在。

　　（B）

　　中國货币——人民币利率，是全球最高货币的利率国家，也是2008年9月15日全球金融海啸以来利率调整幅度最大、最多的货币之一。与美元之比，利率约高出40倍，美元当前基准利率为0.25%，所以美元依然有全球最大的扩张势头；与欧元之比，约高出20倍，欧元当前基准利率为1%.如何看待中國央行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这是央行今年一系列放松货币政策的开始吗？货币政策会放松到何种程度？这是当前国内市场迫切想知道的内容。实际上，2012年春节之前已有不少投资银行和经济学家预期存备金率会下调，因此央行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基本符合市场预期。这是自2011年11月底金融海啸后第一次调降存准率以来央行放松货币政策的又一举动，也是中國国务院所说宏观调控要保持“预调微调”的具体体现。从国内当前形势看，经济中的诸多不确定正在强化：（一）是国内实体经济领域出现持续的不景气，大量中小制造企业面临订单减少、成本增加、融资困难等问题。在珠三角、长三角等传统出口加工业密集的地区，有一批中小企业已难以维持。（二）是在持续调控下，中國以房地产为核心的相关产业链的流动性已日趋紧张。（三）是国内不少地方在巨大的地方债务压力之下，一些地方的财政已处于危险之中。

　　与全球主要“市场经济地位国”不同，与2011年也不同，2012年中國政府在宏观政策上的微妙之处是“搞平衡”——稳增长与抑通胀要平衡，稳外需与促内需也要平衡，以实现中國提出的“稳增长、调结构、促平衡”。不过，从央行在3个月内两度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来看，可以认为，中國经济中逐渐增多的负面信号，使得中國政策开始向“保增长”方面倾斜。如果国内外经济形势维持现在的态势，这种政策重心的倾斜恐怕会成为2012年的政策执行基调。中國要保持9%左右的增长速度，绝非易事，更重要的是中國62年来至高的通货膨胀、房价飞涨怎样平衡？

　　调整货币利率不是万能的，倘若商品、产业的“游戏规则”如“计划经济”那样僵死，那么利率也是根源无奈的。不过，如何松货币？这里的政策尺度仍然十分微妙。人们注意到，央行日前将今年广义货币供应（M2）的增长目标订为14%，较去年目标要低2个百分点，这反映出中國央行暂时无意对货币政策取向进行大调整。就此看来，当前形势来说，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应该是当前力度最大的政策，货币政策远不能放松到下调利率的地步。

　　此外，2012年的通胀压力仍然是中國的一大要事。中國国务院主要官员最近不断强调，今年“一定要控制住物价上涨”，就体现了决策层对通胀压力加大的担心。观察国际市场大宗商品的价格走势、国内资源性产品的价格走势依然未到位，以及国内多种成本近乎刚性的上涨，经济增速放缓、物价上涨的局面司机反复，2012年有很大可能出现再起一浪高峰。从2012年1月的通胀数据来看，中國的通货膨胀压力仍然处于危险、不容乐观的境地，因此中國央行现在放松货币政策仍需要谨慎的对待。当然面对一个13亿人大国的通货膨胀，也不是调货币利率就能够一劳永逸的，还需要中國经济、商品的“游戏规则”更有作为才是。

　　货币、利率上下大动干戈，是最近四年来（全球金融海啸以来）中國经济与其它“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美元欧元区的根源最大不同。然而，中國要稳住增长、改变市场预期，仅靠央行“松货币”利率是远远不够的。根据“市场经济地位”的游戏规则，现在中國国内很多企业感觉经营上很紧，除了货币和融资因素外，还有中國银行业“吃”的太多、太深也是中國与其它“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的最大不同；更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庞大的中國市场上没有机会、垄断太严重，利益集团已经“包天”；大量、铺天盖地的中國小型企业几乎根本没有任何资本获得的来源；有时候即使中國政府在政策文件上大张旗鼓的放开了市场，企业想进入市场竞争也是寸步难行；比如怎样提高中國人的收入水平，不要依赖出口创汇等，这需要实际突破才行。若想影响中國国内的市场预期，松货币当然是便捷的政策信号。但对于中國国家政策相关部门而言，在松货币利率的同时，千万不要忘了，更重要的是“松市场”少管制、多规制和“促改革”！

　　（C）

　　从最近三年多以来（2008年9月15日——2012年2月20日）美元、欧元、人民币对比，利率的实例可以看出、并证实：三种主要货币中，中國货币是加减息最频繁、升降息最多、变化最无常地一种货币了。在2011年7月7日中國这一次加息的第二天，中國央行掌门人周小川在2011年7月8日“全球金融秩序改革论坛”上表示，CPI是年化数据，所谓见顶是指同比而言，意味着价格纠偏需要一段时间。周氏话音刚落，中國6月份CPI更是达到三年来创纪录的6.4%新高。就此而言，这让中國央行掌握货币、利率策略杠杆格外力不从心，甚至根本无奈。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和社会，货币、利率只是一种非常有限的使用工具，根本还要看这些国家中央政府整体的“游戏规则”的建树与市场经济管理水平，而中國这种只有十多年、“中國式”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整体管理水平，还处于驾驭“市场经济”的最初级阶段。从国内来讲，中國最最缺乏的是国家整体市场调节的能力和宏观引导而不是直接参加的动作，往往用黨和政府行政手段来加以扼杀、抹去经济、企业、公司的过去，这是中國市场与欧美市场经济国家、发达国家市场最显著、明显的完全不同点的策略手法。

　　如今2012年的中國银行业经营的人民币，利润、成本之高举世罕见。据2012年02月6日《广州日报》引述《法制日报》题目为《内地银行日赚6亿暴利超石油烟草 手续费7年增10倍》报道，中國银行业有三大灾难性收费为：⑴、大利差盘剥。中國的16家个公开上市银行披露，2011年前三个季度的净利差坐等收入超过1.2万亿元，占营业总收入80%.也就是说，不用干任何事，在中國银行业经营中就完成了其经营业务80%以上的总量，且这是全球其它银行中没有的“天上掉馅饼”的“嗟来之食”。⑵、手续费繁多。2003年银行收费项目仅300多种，而现在，据中國国家有关方面制定的《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所列举出的收费项目多达3000种，7年时间增加了10倍。⑶、银行暴利。“整个银行业这些年数字确实非常靓丽。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那么高，所以我们有时候利润太高了，有时候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仅靠以上三招中國国家的“游戏规则”规定收费“盈利”，中國银行业的运行成本成全球之最。

　　中國银行业，靠吃利差：银行营收七成来自利差，从已公布业绩的几家上市银行来看，去年其利润增长都在40%至50%，创历史新高。中國的银行确实很赚钱。在去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國的实体经济遇到了困难，增速逐步放缓，而从已经公布业绩的几家上市银行来看，其利润增长都在40%至50%，已经创出了历史新高。去年8月，12家上市银行公布了2011年的上半年业绩，共实现净利润4244.47亿元，其中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就有2057.43亿元，几乎占到了净利润的半壁江山。增收费：收费项目7年增加10倍，正是传统的“吃利差”和新增加的“手续费”的双重驱动，形成了中國银行业的暴利。武汉大学法学教授孟勤国曾向媒体披露了一份其领衔撰写的《银行卡收费不当问题调查研究》。这份调研报告指出，2003年10月1日出台的《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明确银行收费项目仅300多种，而现在《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列出的收费项目已多达3000种，7年时间增加了10倍。垄断地位利润激增，当前，中國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银行业利润激增源于垄断（数据显示，中國工、中、农、建四大国有控股银行占有中國整个市场近80%的市场垄断份额），其金融意义上的技术含量甚为微弱。一名消费者更是对此痛批，中國银行业所谓的转型背后，是对消费者“强取豪夺”技术含量的与日俱增。“四大银行占有市场太大”，“银行暴利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垄断地位。”正是由于金融改革还没有达到充分竞争的程度，消费者和金融机构的地位不平等，而由此造成的市场竞争的不充分，使得一方面银行拥有绝对的定价权，另一方面消费者难以维护自身的权益。对银行进行反垄断审查，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则将中國银行业的垄断称之为“相对性垄断”。“首先，中國的银行市场准入并没有完全放开，银行业不是说谁想开就能开的，牌照并没有放开，准入门槛非常高；其次，几大国有银行在市场上占的比例非常高，达到70%、80%，而且几大国有银行在调整银行收费价格的时候，相互之间一沟通，消费者只能是被绑架，只能接受被动服务，因为这几大国有银行占有的市场范围太大了。”“这里的银行至少有上千家。”身处美国的刘俊海建议，应该适时地依法对银行业进行反垄断审查了。“中國已经有了自己的反垄断法，监管部门如发改委、银监会等，应该在适当的时候依据反垄断法对一些银行及其商业行为进行审查。”

　　从国与国际之间来讲，“中國式”“中國制造”走在了所有“市场经济地位国家”之外的另一条路上，其最大利益获得者就是中國政府自己（一、中國外汇储备年年增长就是当然的例证；二、中央政府应该是一个公正、公平当然的裁判员，却没有“公正”的“裁判”中國市场），现在却令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对中國政府只能是望市场经济而兴叹。再比如，中國加入WTO十多年来，与WTO的游戏规则还每每多有碰撞、矛盾，让众WTO成员国家去遵从、适应中國国家的“游戏规则”这显然非常不现实，那么中國与它国的贸易冲突就要长期延续下去，中方却非要将WTO的官司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打下去，拿着鸡蛋去碰WTO的石头；中國银行业依然没有脱离政府主导的整体环境 ……于是，中國要建立与全球大多数国家通行的“市场经济地位”体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是一直强调“特色中國”市场经济的一帜独树，全球的“法制国家”——市场经济体系又怎样去建立而不冲突，进而国与国之间融通、和谐、来实现全球贸易、贸易制度及贸易裁判的建立和共赢？

　　按着中國央行行长周小川解释中國货币的“中医药”理论来讲，一个国家的货币利息就像一个生命心脏的脉搏跳动一样，倘若一个心脏超速或加速跳动，就难免影响到它的五脏六腑。利率也是这样，是国家货币的脉搏，利率过快、过频运作波动，由这个国家组成的“五脏六腑”就当然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异常，短期内还没什么大不了的，若是长期加速、超频、高速运行，那么人体就会出现“五脏六腑”失衡等“三高”现象——“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三高”中的任何一项发展都可以致残、致命，若是“三高”三联发那么将无情的夺取人的性命。利率也是如此，美元、欧元利率可以稳定坚如磐石，而人民币利率为什么变动那么快、那么频繁呢？这是中國过去、这三年经济整体“不稳定”的重要成因之一。

　　倘若一个生命脉搏跳动紊乱、得了心脏病，再不及时治疗，那么它的岁月也许就剩下不多了……

　　没错，中國是与其它国家货币、汇率之比面临着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对人民币升息压力，中國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与它国毫无任何干系，是中國自己决策的结果。但这种频繁、太多、众多的动态变动，使中國货币利率波动、利率实施都达到中國社会难以应付的尖峰，进而使中國社会自然生成不必要上下大幅波动，也是中國社会与美欧以及所有“法制国家”的货币、贸易顺差形成新一轮重要不同、与众国家另向的重大差异。现在，美联储、美元决定将基准利率0.25%延长到2013年中期，这使中國货币运行更艰难、难于出手。中國的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已成全球主要国家之最。

　　至今，第一次全球金融危机满三年整，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美国和欧盟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危机。而这次债务危机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后出现的一场新危机。当年美国雷曼兄弟银行倒闭后，美国政府为了拯救银行牺牲了纳税人的利益。现在国家债务飙升，成为新危机的又一大病灶——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美元纸币危机正在蔓延……对于全球美元、欧元、人民币这近30亿人口使用的三大主导货币，那个更有价值？那个更值得投资？那个更有财富潜在的力量？你是否从本学者深入、分析、发现的巨大天机中捕看捉到了更大玄机？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作者:巩胜利

中国报道周刊, 2012-05-06.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中国货币、降率的举世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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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理性”应作何解释？若按国际惯例，房价与收入比在3至6倍间为合理区域的话，那么中國房价不可能回归理性。以笔者收入来说，笔者月收入五千元，扣除所有资费以及生活必须费用，能够积攒买房钱所剩无几。即使不吃不喝，年收入才6万元，现在买一套70平米的房子在笔者居住的城市需要八九十万，笔者实在不好意思再说下去了，大概需要20多年才能买一套70平米的房子；若是政府高官嘴上一说，或者出台一纸仅政府有解释权的红头文件的话，那么中國房价便随时回归理性。但笔者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该“理性”极有可能以政府公告天下方式画上句号。

　　然而政府对房价调控两年了，效果却不尽人意，成交量虽然萎靡，但房价降幅一直不大。因此政府不敢放松调控措施，并一再呼吁房价要回归理性。那么中國房价真能回归理性吗？笔者以为：“很难，几乎不能。”为何如此判断，理由如下：

　　一、 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情结很难挥之而去

　　所谓土地财政：是指地方政府依靠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入来维持地方财政支出，它属于预算外收入，也叫第二财政。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主要依靠增量土地来创造财政收入，既通过卖地来满足财政需求。全国很多地方，土地财政既第二财政早已超过第一财政。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调研报告称，一些地方，土地直接税收以及城市扩张所带来的间接税收占地方政府预算内收入40%，而土地出让金净收入占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60%以上。在土地财政上，地方政府最常见的做法是，大量整合土地，用行政权力把集体所有或其它用途土地以招、拍、挂方式转让使用权，为此一转手土地价格会立刻翻上几番。

　　从全国范围来看，对土地财政依赖严重的是中部不发达地区以及沿海区域尚未形成产业支撑的开发区，一些欠发达地区和新兴地区要发展经济，地方政府必然要把土地财政收入纳入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土地财政的形成与我国土地出让制度密切相关，该制度允许土地通过买断方式使用几十年，这为地方政府寅吃卯粮，竭泽而渔埋下祸根，任内官员根本不顾下任官员如何为其补缺堵漏，官员们只顾今朝有酒今朝醉，只要手中不差钱，便大力发展地方经济，做大GDP，以求扬名国内乃至国际。这种以不断抬高地价的方式作为发展地方经济的动力，必然祸及房价，中國房价如此之高，巨额地价在其中一直扮演急先锋的角色，高地价拉抬了高房价。地产大亨任志强曾在微博里炮轰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政策，一语道破了中國高房价的直接源头就是高地价，据有关部门测算，高地价以及政府各种税费总和已占房价一半以上，这一观点在业内已达共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情结如此强烈，跟中央与地方财政税收分配比例不科学密切相关，从而导致地方政府只能觊觎土地财政政策。

　　二、 房地产容易出政绩工程、形象工程

　　中國房价很难回归理性，与房地产行业容易出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息息相关。中國地方官员喜欢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这又与中國政治体制密切相关。因为中國各级官员不是直接民选，实际是从领导内定的候选人产生。因此他们没有必要也不会对人民负责，众所周知，中國官员的选举程序很不透明，极易暗箱操作，卖官鬻爵的案例俯拾皆是，已不是国家机密，大众在互联网搜索引擎很容易搜索相关负面报道及案例。表面上人人举手，投票选举，场面很热闹，似乎很民主，其实谁都心知肚明，候选人早已内定，举手也好，投票也罢，只能从内定候选人中选举，即使个把零星非内定人员得了几票，可以忽略不计，因其成不了气候，最终还是内定人员才能走上领导岗位。因此中國各级官员不怕老百姓，只怕领导，因为领导能够左右他们的政治生命、政治前途，所以他们必须千方百计讨好领导，绞尽脑汁，使尽浑身解数，做一些能吸引领导眼球，引起领导关注的政绩。而房地产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行业，它的建设速度与规模能够吸引领导眼球，从而为自己争取领导赏识，仕途升迁铺路搭桥，更上一层楼。于是地方官员便竞相大搞房地产，比着建大广场，比着建摩天大楼，比着建豪华楼堂馆所，比着做大城市规模，把又多又高的钢筋水泥变成一片片崭新的、崛起的大城市。如此以来，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一发不可收，从客观上催生了房地产畸形发展，畸形发展的房地产又吹起了高房价的泡沫，如此恶性循环，生生不息。这种情况下，中國的高房价，又怎能回归理性呢。

　　三、 房地产能够使腐败官员一夜暴富梦想成真

　　在中國，房地产业除了能够帮各级官员打造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外，还有一个巨大的隐性功能，为此各级官员乐此不疲爱上了房地产。那就是房地产能够在短时期内帮助官员们实现一夜暴富的梦想。

　　在中國，什么行业最容易出事，最容易产生腐败，最容易揪出贪婪的黑心蛀虫？毫无疑问，房地产首当其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现象？这与中國的政治体制与高度垄断的制度密不可分。改革开放以后，政府虽然一直在喊政企分家，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明显滞后，始终不能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政企分家，因此政企分家在一些领域不免流于形式，往往说一套，做一套。由于没有真正从制度上、体制上解决问题，而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事论事、疲于应付，结果让腐败分子乱中取利，中饱私囊，大大损害了国家利益，侵吞了纳税人的血汗。下面举几个栽在房地产的腐败官员的典型案例足以说明问题。

　　据有关媒体披露，自2007年以来，至少有20多名省、市级高官因涉嫌房地产腐败案落马。前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利用职务之便，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土地使用权、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受让项目股权、承建工程、结算工程款、解决亲属就业等事项上谋取利益，收受、索取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98亿余元。被依法判处死刑；原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副局长陶校兴在2004年至2008年间，分别收受多人贿赂，合计人民币1045万元。让人咂舌的是，在其名下竟然拥有29套高级别墅，贪污受贿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前苏州市副市长姜人杰以分管城建、规划、房地产开发工作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贿赂人民币10857万元、港币5万元、美元4000元。被依法判处死刑；前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在1999年至2007年期间，利用担任中石化副总经理、总经理和中石化股份副董事长、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企业经营、转让土地、承揽工程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1.9573亿余元。据悉陈同海1.95亿元巨额受贿共有5笔，其中最大一笔即高达1.6亿元。第二笔受贿金额1000万元，其余三笔受贿金额共计2563万元。这样的纪录，连已被处以极刑的成克杰也望其项背。

　　笔者实在不愿再罗列下去了，如果读者有兴趣可以上网自行搜索。正像笔者面前所说，那些贪得无厌的贪官污吏固然可恨、可杀，但是如果不从体制上、制度上加以杜绝的话，贪官污吏会前赴后继，会像野火烧过的荒草一样生生不息地燎原开去。本文不是探讨如何惩治贪官问题，笔者只想说明一点，中國房地产在与贪官污吏相勾结的情况下畸形发展，房价根本不可能回归理性。

　　四、 中國人口众多有力支撑房地产的刚性需求

　　中國是一个人口大国，占世界总人口21%.而且随着中國经济发展，全国各地竞相实现城镇化，这些都是房地产发展的刚性需求。在这方面，中國的确具有自己的特色，也许这才是中國真正的特色。人口众多，要城镇化，因此人们对房屋的需求已迫在眉睫，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恐怕求大于供的局面不会有所缓解。尤其中國人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赚钱买房置地的传统情结。中國人不喜欢租房住，似乎租房没有安全感，像一片飘零的树叶没有根基，中國人不喜欢这种感觉，从骨子里人人都想有一个从法律意义上说属于自己的安乐窝。尽管可悲的是，当代中國人没法有一套严格意义上属于自己的产权房屋，因为国家法律规定，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因此在国有土地上建房，虽然地面上建筑物具有所有权性质，但建筑物下的土地是国家所有，建筑物所有人只有建土地使用权。因此在当代中國，购买房屋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所有权。这与世界其他国家有本质区别。在西方国家，公民一旦取得房屋所有权，可以世代相传，永远属于自己家族，受法律严格保护，神圣不可侵犯。

　　但是生存是第一位的，生存的最基本要素衣、食、住、行，显然居住处于很重要的地位，因此无论所有权也好，使用权也罢，甚至不清不楚的房产权属问题也阻挡不了中國人渴望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安身立命的一席之地。在这样一种强烈的民族传统情结中，中國、中國人需要房屋，中國人口众多，需要更多房屋。在中國的房地产市场，需求大于供给也许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会成为主流，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要房价降下来，回归理性，又有多大现实性呢？至少从近几年看，房价回归理性的可能性不大。尽管谁都想买一套属于自己的物美价廉的房产，但那只是梦想，不是现实。

　　2012年2月20日

　　作者:远山

中国报道周刊, 2012-04-29.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中国房价能回归理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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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人夏明教授最近赠送我一本他的新著《政治维纳斯》，我为学者夏明的博学和正义所感动。不过，在赞赏友人学问高深的同时，我也看出我与夏明教授在某些观点和思路上的分歧，我在此只是想谈论我自己的感想。我对于中國的男女平等和权利问题作过一些思考和研究，也写过一些文字，还算有点发言权吧。为此，在我阅读了《政治维纳斯》一书中的“硬国家，软肩头”，这个重点谈论中國女权问题的章节之后，我列举自己的观点如下：

　　1） 所谓中國的传统“男尊女卑”，只是一种廉价庸常的说法，并非表明作为中國的男和女在整体上，有多么大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其一是因为，空洞地谈论男人与女人，前边不加任何的限定词，那么就应该作为整体来理解。作为整体的两性比较具有多大的客观性呢？我以为，在男女两性关系问题上，人类似乎永远存在着有偏向性的感情关注，用作于两性关系，常常会使得人们的认识致偏致谬。我权将这种认识偏向称之为“怜女假相”。（参阅拙笔：《怜女假相及其与中國妇女解放》

　　2） 既然中國的男女平等问题广泛被议论，那么我们必须把它放到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去考量一番。其实，它表明了一种符号政治，展示开来，只是表示权力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其实是一种语言霸权而已。譬如，有一部分人群欲控制住另一部分人群，政治符号就展示了它的功能。维特根斯坦说，语言的意义在于它的用法，为此我们尽力需要将特定的语言放到特定的语言环境之中，去做出全面的评估，十分重要的事情是，需要分析语言的“在场”状态。（参阅拙笔：《论狮子性社会的男女平等问题》以及《白领择偶难的深层剖析——转型期社会异化现象批判》）

　　3） 我很早就发现，在许多社會主義国家之中，广泛地存在着“女性得势”现象，女人普遍对于现存政权及其相关制度、文化和习俗表现出大力的拥护和高度的热忱。在中國尤为明显，而在中國又以上海最为显然。为什么呢？这与馬克思主义的教条大有干系。盖因馬克思主义以其低贱性取向捧物质主义为圭臬，从而极力遏制住精神性事物的高贵性。因为社会实践活动中，精神性劳作大多是依靠男人来从事来展开，这样，男人就会受遏制多多。而在现代中國，与馬克思主义相叠加，本土传统文化中的阴性特质进一步扼杀男人的特质。易中天在《中國的男人与女人》中说，“当”乾纲独断“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时，他自己是否还能保住男性特征。”这种阴性特质又在社會主義的新上海进一步得到了施展和发扬。（参阅拙笔：《上海发展的人文制约》）难怪上海这地方曾经一度发展成为极左势力的堡垒。

　　4） 剧作家沙叶新创作了话剧《寻找男子汉》，讲述了中國政治生活中更真实更本质的情景：中國的男子汉大大地缺失了，绝非如夏明所说的，简单而纯粹地，在于中國女人有多大的不幸的问题。（参阅拙笔：《上海人与外地人如何实现和解》）

　　5） 中國的“性政治”是典型的“狮子型”社会问题。（参阅拙笔：《论狮子型社会的男女平等问题》）所谓“狮子型”社会，就是少数男人高高在上，而绝大多数男人被压制在社会下层，总体地位反而不如大多数女人，犹如狮子社会是以雌性狮子为主体，尽管只有一个成年雄性狮子为大王，绝非如夏明所天真地认识的：社会高层中妇女名额少（女性在人大中的比率只占20%左右，就粗糙下结论：中國妇女的地位低下。）据我的观察，至少在上海，国营官营的企事业单位地，中下层领导干部中，女性总是占据着大多数的比率。甚至在上海的外资企业中都是如此，中下层管理人员、白领中，女性占据着过半数的比率。尽管“天花板顶部”为大多数男人所占据。

　　6） 我在上海生存有四十多年，目睹和体验了太多的上海滩上女人之癫狂，她们颐指气使，飞扬跋扈，就如狮王殿下的母狮，好生了得。在上海，如此特质的女人被称为“咋巴”，我曾对这一“咋巴”群体描绘出其头像和谱系（参阅拙笔《上海人形象被丑化是反文化建设的恶果》）试想：生存在“她者”的癫狂境遇中，普通男人还有什么尊严可言？还有意义凭空谈论妇女的权利吗？我为了保持我一个男人知识分子应有的骨气，我选择了离开上海，来到周边的小城市昆山定居，后来，我又为了寻求更大、更彻底的自由，我干脆投奔自由，于2010年2月24日，来到了著名的自由城市美国纽约，就是在这一天，《中國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篇长文报道：《上海人3.0：被“妖魔化”的上海人》，此文中，三位作者引用了我的一段精彩文字：有关上海滩上“咋巴女人”的论述。同时，该又引用了一段我为此深挖根源的文字：把上海称作“黨性教化的重镇”，“据老年上海人的回忆，六、七十年代各行各业的单位里、甚至街道里弄，群众的工作和生活中的政治学习被安排得极满极多，那时候谁有胆量来谈论什么建设本地特色的‘海派’文化？”大概三位作者认为这段文字太精彩了，这话（大概）应该是出自于著名的文人学者的吧，于是作者就张冠李戴地将我的文字硬是说成是“易中天”所认为的！（参阅拙笔《上海人形象被丑化是反文化建设的恶果》）

　　7） 对于精神性事物的压制和杀戮，同样性质和级别，男人和女人的感受是大不一样的。因此，即使在生存在同一屋檐下，男人和女人的压抑和痛苦是大不一样的，从这个角度说，（总体上）中國的男人活得比女人更累更苦。好比有二个人：一个活泼好动，另一个文静寡言，现在有一种强权将二个人全都捆绑起来，同样关在铁屋内，不准乱说不许乱动，那么前者所受的压抑和痛苦必定远甚于后者。（参阅拙笔：《“剩女”现象的社会批判》）

　　8） 妇女经济地位相对低下，大都可以通过婚姻的方式来整合来消融的，这原本是全人类的集体无意识，是约定俗成的，正如成年妇女平均身高低于成年男人一样，这并非表明有什么公正意义上的不平等。可是在“怜女假相”的偏见下，人们总是习惯性地认为，这里有什么不公正的地方。再说，妇女的生育本是“天命”——自我价值实现的单一性别的取向，先天在握，男人不与之竞争。换言之，妇女完成了生育使命，自我价值的实现就占据了很大部分。为此，男女之间的自我价值实现，不能单单以社会性的实践价值的完成状况来评估。可是在夏明的文字中不顾及此。

　　9） 对于计划生育的偏见。中共现今明确用事实来否定“一胎化”的说法。反观，西方人愚蠢的多，还是纠葛于中共的“一胎化”，无助于中國的社会进步，更糟糕的是，西方却是搬起石头在砸自己的脚。（参阅拙笔：《恐怖主义猖獗的伦理学反省·（四）生殖节制否定》）

　　10）妓女的存在丝毫不表明妇女地位的低下，（参阅拙笔：《试论妓女对于人们情爱的激励》）只能说，使得男人之间拉开了距离，一部分有钱男人多多地获得了性资源，而另有一大批男人却失去了性资源。进而，性和皮肉的交易使得一部分男人的一部分钱财转移到了妓女手中，其实质是缩短了男女整体之间的经济差距，而不是如夏明所说的，妇女地位低下的症状。

　　11）妇女权利是整个人權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能单独抽离了人權这个大框架来抽象地论述。男权和女权之间存在着微妙的互动互牵的联系。整部人类进步的历史表明了，人權所能获得的实质性进步极大地是由男人来完成的，而非女人，也就是说，男权的重要性绝对不亚于，甚至高于女权。“杀鸡取卵”的做法，用女权来遏制男权，这在中國的大城市里比较流行（参阅拙笔：《“三八节”女犯减刑质疑社会公正》），其手段只能起到遏制住社会进步的目的，最终既扼杀了男人權利也扼杀了女人權利，落得两败俱伤的下场。而夏明却不予以关注。

　　我以为，中國的民主事业是一项非常艰巨繁重的精神性劳作，它的理论和实践的确立需要有经得起社会历史检验的知识和经验为基础，我们需要多做些细致透彻的思想认识工作，本文所做的努力，目的在此。

　　注释：我的所有的“拙笔”文字，在网络上都可以用搜索工具寻找到。

　　施卫江  草草写于 美国纽约

　　2012 年3月20日

　　作者:施卫江

中国报道周刊, 2012-04-22. | 添加评论 | One comment

原文地址 以公正看待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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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类 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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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与满清的第一次大战就是萨尔浒大战。以兵力论。清兵八旗兵约六万人。而明朝辽东经略杨镐率明军十八万，叶赫(满清的世仇)兵二万，朝鲜(中國的属国)兵二万。共二十万左右。明朝是攻势。(一说明军共为九万兵力)明军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有火器钢炮，军火锐利得多。清兵为一路。明军兵分四路，一路由山海关总兵杜松率领；一路由辽东总兵李如柏率领；一路由开原总兵马林率领，并有叶赫援军；一路由辽阳总兵刘□率领，并有朝鲜援军。杨镐坐镇沈阳指挥。在指挥上，清兵统帅是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是历史上少有的天才军事家。明军的总统帅杨镐是文官，缺乏带兵经验，没有军事常识，虽然手下每一路的将领不乏经验丰富的军官，但是总体调度肯定有问题。就士兵的素质看。其时明军政事腐败，连带军政废弛，军队缺乏训练，没有必要的军事准备。而且士兵来自各个地方，南方的士兵对北方寒冷气候不适应。清兵却是身经百战，军纪严明，在辽东作战，熟悉地形，适应气候，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清兵采取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战略，首先主攻明军西路。

　　西路军总兵官杜松，明军勇将，率军六万，是为明军主力。史书记载明清两军列阵交锋之时，突然天昏地暗，数尺之外就甚么也瞧不见了。杜松下令点起火把。这下明军在光而清军在暗，整个成为清兵的箭靶子。努尔哈赤统兵六旗主攻，代善和皇太极各统一旗在右翼侧攻。杜松的身中十八箭而死。总兵官阵亡，明军大乱，全军覆没。马林闻变，急守尚间崖(距萨尔浒山约二、四十里)。努尔哈赤挥军北进，大败马林兵。马林仅以身免，逃回开原。叶赫兵见势，不战自退。既败杜松、马林之兵，努尔哈赤即统八旗返回赫图阿拉。当时刘□不知萨尔浒之败，努尔哈赤使明朝降卒持杜松令箭，假报杜松已得胜深入，刘□遂直进赫图阿拉，走到阿布达里岗，遭到后金兵夹击，刘□战死于阵中，全军覆没。(东路总兵官刘□，明朝骁将，曾打过缅甸、倭寇，更率兵援助朝鲜对抗日本入侵，大小数百战，威震海内)朝鲜兵大惊，不战而降。明经略杨镐闻知叁路兵败，急令李如柏撤兵，狼狈逃回。这一次战役，双方作战五日，后金大获全胜。萨尔浒之战的结果，辽东局势起了根本变化，从此明朝在军事上失去主动进攻的力量，被迫处于防守地位，而后金则由防御转入进攻，萨尔浒战后不久，后金又连下开原、铁岭，并灭掉叶赫，兵锋直指辽沈。这场大战是清兴亡的关键，当时明朝国力强大，统计人口数量就有六千万，当时实行的是按人口缴税政策，所以民间隐瞒了大量的人口，专家一般认为当时明朝人口大约在一亿左右，还有学者认为人口在1.5亿左右。其时满清人口约为50、60万，士兵为十万左右。无论怎样计算，明朝的人口远胜满清。明朝可算是有近乎无限的补充能力，满清却是难以承受一败。就战前条件权衡，未必能证明满清一定能够胜利。明军各路指挥官都还是有能力的。从后来的明清多次战争来看，明军问题主要在于士兵的战斗力，野战能力极差，而且士气低落。明清的兵力差距很大，当时明军士兵还没有畏惧“辫子军”的心理，取胜不是没有可能。而努尔哈赤能够以集中兵力，利用时间差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分别与叁路明军交战。这种运动战中部队的快速行动速度、持续作战的战斗力，以及统帅高超的指挥能力，的确令人咂舌。明朝后期赖以克敌制胜的锐利火炮在这场战斗中派上用场。火炮固然威力大，攻击力强。但是致命缺点的是移动力差，如果一味依靠火炮，在野战中反而会拖累部队。这场明清第一次大战，暴露了明军一些问题。随着以后的战略的发展，明军这些问题越来越体现在战略决策上，从而导致明军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因为战争的原因，造成巨大的军事开支使得明朝不断加重赋税，激化了国内的矛盾，导致明朝遭遇内忧外患的袭击，两面作战。不过当时谁也不会料到满清将会取代明朝入主中原。满清无论从哪方面说，根本没有灭亡明朝的实力，(事实上明朝也不是满清灭亡的)，在军事实力上满清也缺乏统一中原的兵力。努尔哈赤之后的皇太极，一代雄主，以战略眼光认识到自身实力的先天不足，没奢望满清能战胜明朝，只是努力想让明朝承认满清在山海关以北的统治地位，所以战略上一直很谨慎。满清根本不可能灭亡明朝。明朝招致灭亡，完全是自身的原因。满清取代明朝，是在明朝自身、李自成以及满清的合力下造成的。

　　2.明朝皇帝战略

　　努尔哈赤以13幅甲胄起家，到统一北方，野心勃勃。满清努尔哈赤有军事天赋，皇太极有政治天赋，多尔衮兼而有之。他们积极进取，都在小心翼翼地强大自己的实力，以前所未有的器量拉拢明朝的人才，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相反明朝的皇帝，行径却是匪夷所思，以常人不可想象的作为逐步毁灭自己的王朝。首先得从神宗说起。神宗年号万历。坐了四十八年的皇位。当时明朝经过张居正的治理，发展相当的不错，国家富强。可是要破坏一个国家，对皇帝来说易如反掌。神宗的所作所为简直不可理喻，可是明朝就是出了这么个皇帝，而且以后的几个皇帝都分别在自己的领域毫不逊色神宗。

　　神宗懒。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万历四十叁年十一月，御史翟凤羽中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神宗能够懒到这种地步，完全不理国是。大臣们的直言犯忌、乃至所有大臣都在骂皇帝了，也置之不理，以神宗的懒惰而言，很有可能是懒得连罚人也不想罚了。难以想象天下会有这样令人瞠目结舌的皇帝。但事实上这样的皇帝竟然存在。对神宗而言自然谈不上什么战略了，想来再有本事的人在神宗面前也只能放弃努力。神宗的贪也是一绝。

　　天下都是皇帝的，皇帝为什么还要囤积财产呢？皇帝拿这些钱能有什么用处呢，他要什么就有什么，钱能做什么用呢。可是神宗这个皇帝偏偏爱财如命，不过在明朝皇帝中倒也不是绝无仅有的。神宗在贪这一点上一点都不懒，比今天的贪官污吏的热衷丝毫不逊色。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是四百万两左右，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已几占岁入的叁分之一。可是张居正死后，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神宗其他什么奏章都不理会，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呈报上来，就立刻批准。神宗重用太监，让太监作为皇帝代表到处搜刮，所收上来的钱全部放进自己的私人仓库，称为“内库”。可以想象，这些有极大权力的太监出去会对社会造成多大的混乱。太监本来就是心理不正常的，现在以皇帝的名义做事，有着不受限制的权力，正是宛如出笼的猛虎。他们在将税上缴给皇帝的同时，也要给自己积累财富，这些钱对明朝老百姓造成了极大的负担。这样一个在位四十八年的皇帝和他的政策。就是明朝溃烂的开始。

　　正在神宗懒与政事、大肆搜刮的时候，满清开始崛起，并且发兵攻明，攻占辽东重镇抚顺。明兵大败，总兵官张承荫战死，万余兵将全军覆没，举朝震骇。这时明朝发动了一次反攻，进行了前面介绍的萨尔浒会战。萨尔浒会战大败，杨镐全军覆没，朝廷派熊廷弼去守辽东。

　　熊廷弼刚出山海关，铁岭都已经失陷。经过几十年神宗的“勤于国事”，其时军队纪律荡然，士无斗志；骑兵故意将马匹弄死，以免出战。听到敌军来攻，满营兵卒竟然全部逃跑。面对这样的局面，皇帝还是拖欠军饷。

　　边界上的警报不断传来，群臣请求皇帝临朝，会商战守方略。皇帝总是派太监出来传谕：“皇上有病。”无论如何也不肯召开国防会议。神宗的战略，我是迷惑不解的。

　　神宗死后，儿子光宗只做了一个月皇帝，误服药物而死。光宗的儿子朱由校接位，称熹宗，年号天启。熹宗最大的特长就是做木匠活，并且真是一手好手艺。到了醉心于木匠活的地步。如果他是个木匠，倒也还称职，可是他偏偏是皇帝。熹宗又是另外一个匪夷所思的皇帝。他对明朝最大的“贡献”就是重用了魏忠贤来治理国家。魏忠贤是中國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太监。想必任何一个王朝有了魏忠贤，就只能有亡国的下场。于是魏忠贤撤掉颇有军事才能的熊廷弼，重用一大批八股文专家为统帅，导致了每每全军覆没，已经意料之中了。明朝的这几个皇帝根本不在乎江山，一心一意的做自己的事情，倒也还逍遥快活。与满清的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相比，明朝的皇帝完全没有战略可言。很奇怪明朝居然还能生存这么久，这样一个腐烂的王朝，真不如早点结束好啦。身为皇帝这样的不负责任、愚昧、愚蠢。究竟是谁的过错呢？明朝后期的太监掌权危害，其患并不在太监，而在君王的放纵太监。就战略来看，仅以双方统治者比较，明朝不亡，已经是没有天理了。

　　3.明朝的军事实力

　　以下是明代正规军的装备介绍。

　　每一营(5000人)其用霹雳炮3600杆,合用药9000斤，重八钱铅子90万个；步枪、大连珠炮 200杆,合用药675斤；盏口将军160位(盏口将军是明代对野战重型炮的称呼)，另外有1000人为骑兵。可见明朝军事实力很强，有重炮，有很多使用火药的攻击武器。可以看到，明军装备的“现代化”和“机械化”，比起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弓箭刀枪的清军，差距极大。人数方面，明朝军队之多在中國历史上是数一数二的。朱元璋刚建国的时候，全国军队达180万人，后来永乐到正统时期甚至超过200万，正统以后保持在120万的水平。而满清入关前最多也就十万八旗子弟。

　　明朝在装备和军力有巨大的优势，为什么会作战失败呢？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军事制度，明朝制度是“将不专兵，兵不私将”。明朝的兵和将不是在一起，而是分开獨立的，需要打战的时候才集结一起。这样能够防止大将拥兵自重造反，但是作战起来，则是效率低下，管理混乱和训练不足。兵源问题。明军部队主要的来源是“垛集军”。“垛集军”就是把大批人民划为军籍，世代相传。明朝皇帝一般把自己的对头变成垛集军的来源。军户的生活相当悲惨。强制的军事屯田，世代不得脱籍，军饷微薄，战时做炮灰，平时做苦力，逃亡则采取连坐，强制亲戚家人代替。这样的兵源先天缺乏强大战斗力和高昂的士气。而且这种 “为战而战”的“职业”士兵很容易军心涣散，厌战心理很强。在明朝后期，采用了募兵制的征集部队方式。一般结果是民众将军饷一抢而空，然后四处逃命。养兵问题。明朝实行军事屯田制度，的确是自力更生，不花国家的钱。但是在战争时期是行不通的，如果皇帝以可以屯田为借口克扣军饷，很容易导致兵变，军人生活已经困苦不堪，还要克扣正常开销，只会使得军队缺乏训练，战斗力低下，并且毫无斗志。战争时期军饷是极其严重的问题。神宗天性贪财，熹宗宠用的魏忠贤贪财，那些权位极高的太监也贪财，要发达的人只能以钱来谋升官，升官后自然要千百倍的剥削回来。军队的管理这也是这样，军官大肆贪污，虚报兵数。于是军费开销越来越大，户部这儿越来越没钱，只有加重老百姓的赋税。就这样矛盾越来越激烈，军事问题却没有解决。政治上的战略直接影响着战争的战略。

　　明朝重文清武，军队的统帅基本都是文人出身，比如袁崇焕，也是进士出身。文人出真正的帅才很不容易，明朝的运气很好，明末抗清有叁个名将，功勋卓着：熊廷弼是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孙承宗是万历叁十二年的进士第二名(榜眼)。袁崇焕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做八股文考中进士的文人之中居然出现了叁个军事专家。可是明朝皇帝罢斥了其中一个，杀死了另外两个。其他的文人统帅基本上就是全军覆没。明朝的战略基本上是防守型。所以袁崇焕能够以几千士兵防守住满清十万大军，但在是野战的时候，明朝优势兵力却难以击败清兵。明朝的长城是很有名的，长城就是典型的防守型战略思维产物。明朝后期根本缺乏积极进取的皇帝，战略谈不上积极进取是很正常的，加上体制和实力的约束，后期已经无法开展进攻战了。所谓明朝的超级装备，在某些条件下就变成了不利因素。火炮是从外国传来的，制造这些装备需要大笔的开销，为了避免损耗和外流，一般这些装备都保存起来。可是到了战争的时候，士兵不会使用这些火炮，经常发生击中自己人的事情，更可笑的事，府库管理由太监把持，要使用火炮抗敌，还要向太监们行贿才行。于是军事技术上的进步完全被政治腐败抵消了。可见政治上的腐败完全能够抵消军事实力、军事装备的优势。这个时候军事上的优势甚至变成了危害自身的劣势。从战略上看，这些战争没打之前已经胜负已分。如果不改变明朝腐败的制度，或者说不改变專制的制度，纵然是积累了战术层面上的胜利，也只是苟延残喘而已。明朝的腐朽注定了他的没落。明朝的溃败不是靠某个英雄能够挽救的。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英雄注定了悲剧的命运。

　　4.袁崇焕战略

　　在官渡之战的时候，曹操并没有必胜袁绍的把握。军力相差太多，自己粮草不够，袁绍也不是昏庸之极的人，手下有大批谋士和猛将。曹操要战，是不得已。如果战前有求和的机会，曹操是不会放过的，积蓄自己的实力，削弱敌人的实力，从而达到不战而胜，或者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才是真正的战略。可是战与不战，本是曹操能够控制和选择的，其实曹操退无可退，退兵则必败。既然大环境不是曹操可以决定的，那曹操抱怨也无济于事，只有利用自己的优势和袁绍的劣势，把握最佳的时机出击，如此而已。结果虽然曹操的胜利，但并不是战前可以肯定的。即使有取胜的机会，也仍是需要双方统帅对队战机的利用、转换、把握能力。曹操还是很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战后烧掉了自己军中与袁绍联系将领的名单，固然是收买人心的手法，但也是证明曹操清楚地看到那时的形势。同样，袁崇焕无力改变当是明朝政治的腐败，而且抗清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的。但是袁崇焕不可能什么也不做，他还是有可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到训练士兵，将满清控制在北方，甚至如果皇帝信任，假以时日，消灭满清也不无可能。看皇帝的战略，需要看到政治的高度，需要看的是吏治、政策、管理、用人。就一个将帅而言，要看的就是他在自己能力和权力范围内的作为。尤其是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的作为。很像下象棋，你比对手少了一匹马，埋怨和不冷静不会对你后面的棋有任何帮助，只有确认这个情况，下出着这种劣势情况最好的对着，利用对手的弱点和软手，争取胜利或者求和。才是正确的战略。所谓战略，就是判断决策的过程，虽然能够对结果有直接和较大的影响，但最终结果并不是单方面战略能够决定的。凭借结果来对一个人定性是不可取的。袁崇焕初到辽东的时候，局面很艰巨。明朝军事上已经是几番惨败，颇有军事才能的熊廷弼也被无端逮捕，士气低落。背后是昏愦胡涂的皇帝、屈杀忠良的权奸、嫉功妒能的言官；手下是一批饥饿羸弱的兵卒和马匹，将官不全，兵器残缺，领不到粮，领不到饷。当时明军一切守御设施，都集中在山海关。山海关是“天下第一关”，防守京师的第一大要塞，然而它没有外围阵地。清兵若是来攻，立刻就冲到关门之前。袁崇焕提出了将防线向北移的战略，不久他到达了宁远，宁远在山海关外二百余里。袁崇焕到后，当即筑城，次年完工，城高墙厚，成为关外的重镇。这座城墙把满清重兵挡在山海关外达二十一年之久。袁崇焕指挥明军打赢了两次宁远大捷，都是血战险胜。但是这两次的胜利都是属于防守性质的，什么时候开战、什么时候撤走，都取决于满清，清兵有了这样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可以掌握战机，不利的时候就撤退，所以并没有给清兵造成实力上的致命一击，而且明军野战能力极弱，防守已经是十分勉强，更不用说追击。这两次大捷，其实都是清兵的战略撤退，而不是溃败。其间袁崇焕上了一道奏章，提出守辽的基本战略。其中主张：一、用辽人守辽土；二、屯田，以辽土养军队；叁、以守为主，等待机会再出击。他提出了战术的基本原则：“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而且袁崇焕还提出和皇太极议和。(这时努尔哈赤已死，满清由皇太极掌权)当时议和是对双方面有利的事情。满清方面，努尔哈赤新死，满洲内部人心动荡。皇太极的权位还不巩固。在经济上，因为与明朝开战，人参、貂皮等特产失去了市场。满洲当时是奴隶制，掳掠汉人农耕，生产力低。但军队大加扩充，这时已达十五万人，军需补给发生很大问题，偏偏又遇上严重的天灾，辽东发生饥荒。向关内侵略，又打不破袁崇焕这一关。在这时候，皇太极定下了正确的战略：侵略朝鲜。朝鲜物产丰富而兵力薄弱，明清交战时，朝鲜出兵助明，又供给明军粮食，成为满清后方的一个牵制。皇太极进攻朝鲜，可以解决经济上、战略上的双重困难，同时凭借军事胜利树立威望，巩固权位。(不久满清进攻朝鲜胜利，朝鲜投降，订立了对满清十分有利的和约)明朝方面，明方需要的是练兵、筑城、屯田。明朝需要精锐的野战军，需要建设防御极强的城，更主要的是，朝廷向来拖欠军饷，不得已还要屯田来保障补给的供应。明方的议和是攻势的，最后目标是消灭满清，收复全部辽东失地。清方的议和主要是守势，目的在巩固已得的土地，要明方承认双方的现有疆界，双方和平共处，进行贸易。满清所提的要求是经济性的，皇太极自知人口与兵力有限，经不起长期的消耗战，对于缔结和平具有极大诚意。可是明朝朝廷瞧不起金国，于对方来信一概不答，只由地方官和对方通信，而且对于议和一概不予理会。并且有大臣为此一再弹劾袁崇焕。谈和虽然没有成功，但是袁崇焕还是利用了满清入侵朝鲜的时机大大巩固了宁远的防御。不久袁崇焕在魏忠贤的压力下被迫辞职。直到崇祯杀死魏忠贤后，才重回宁远担当大任。袁崇焕坚持了“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以守为主的战略。他第二次督师宁远，主要战略就是解决两个问题。

　　其一，军饷问题。

　　当时为了军饷问题已经发生了多次军变。宁远这样的国防第一要地，欠饷达四个月之久。袁崇焕杀了几个为首的军官，暂时平息了局势。可是军饷迟迟不到，兵士又哗变。朝廷一次又一次的欠饷，袁崇焕提出了发“内帑”，“内帑”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崇祯为此很不高兴，不愿把自己的钱拿出来，最后才很不得已的拿出钱来。(看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府库清单所列，府库存银叁千七百万两，金数千万两，而户部仅银四十万两、捐银二十万两。可见国库之虚，而皇帝的私家库房还是很充足，崇祯很舍不得拿自己的钱出来)。

　　其二，议和问题。

　　袁崇焕罢官时候，皇太极开始自称皇帝。

　　袁崇焕回任之后，与皇太极开始和谈，用以拖延时间。皇太极对和谈极有兴趣，立即作出有利反应。袁崇焕提出先决条件，要皇太极先除去帝号，恢复称“汗”。皇太极居然答允。但要求明朝皇帝赐一颗印给他，表示正式承认他“汗”的地位。(皇太极一直千方百计的求和，不但自己写信给明朝边界官员，又托朝鲜居间斡旋，要蒙古王公上书明朝劝告。每一个战役的目标，都是“以战求和”。他清楚的认识到，满清决计不是明朝的敌手，明朝的政治只要稍上轨道，满清就非亡国灭种不可。满族的经济力量很是薄弱，不会纺织，主要的收入是靠抢劫。)再看一段史实记载。

　　《天聪实录稿》六年六月，清太宗致崇祯皇帝信：“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 …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可见皇太极有相当的自知之明，用辞十分谦卑。而崇祯毫不理会，对满清始终坚持“不承认政策”，不承认他有獨立自主的资格，决不与他打任何交道。既不了解形势，又妄自尊大，并且还激怒了皇太极。崇祯二年，皇太极亲自带兵，集兵十余万，避开袁崇焕防守的东路，由蒙古兵作先导，绕道西路进攻。(可见满清之入侵，不是一个山海关可以守住的)清军越叁河，略顺义，至通州，渡河，进军牧马厂，兵势如风，攻向北京。袁崇焕两日两夜急行军叁百余里，比驻军于北京广渠门外。两军在广渠门外大战，恶斗八小时，清兵终于不支败退，退了十余里。袁崇焕知道这一仗侥幸获胜，在军事上并不可取，尤其在京城外打仗，更不能贪图侥幸。他对部属说：“按照兵法，侥幸得胜，比打败仗还要不好。”袁崇焕其时因为急于救援，来的兵力较少，他想等到集结大规模兵力，再对清兵进行彻底的反击，于是他调度部分兵力深入敌后骚扰清兵，没有将所有援兵都调来守北京。本来这个战略是很正确的，皇太极这次孤军深入，已经犯了兵法大忌，按照袁崇焕的想法，完全有可能将满清部队一次性的击溃。要知道，满清根本无法承受一次这样的毁灭性打击。所以袁崇焕在等待最好的战机，等待勤王大部队的集结。就在这个时候，清兵溃败之后，心中不忿，在北京郊外大举烧杀出气。北京城的居民顾着自己身家性命，说袁崇焕不肯出战，别有用心。许多人说清兵是他引来的，目的在“胁和”，使皇帝不得不接受他一向所主张的和议。有人在城头向城下的袁部骑兵抛掷石头，骂他们是“汉奸兵”。石头砸死了几名兵士。崇祯看到袁崇焕迟迟不肯决战清兵，又听到北京城了谣言四起，忧虑重重。加上皇太极恰到好处的一个“离间计”。崇祯终于把袁崇焕下狱了。得到袁崇焕下狱的消息，皇太极大喜，立即自良乡回军，至芦沟桥，击破明副总兵申甫的车营，迫近北京永定门。崇祯催促满桂(袁崇焕手下大将)冒险求战，满桂不得以出兵，全军覆没。祖大寿(袁崇焕手下大将)本来率军营救京城，看到袁崇焕下狱，掉头冲出山海关北去，结果又被袁崇焕修书回兵，意图打胜战立功救出袁崇焕。和清兵接战，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切断清兵后路，逼迫清兵退回辽东。(袁崇焕死后，旧部祖大寿、何可纲率军驻守锦州、宁远、大凌河要塞，清军始终不能越雷池一步。)当时各地来北京勤王的部队很多。袁崇焕下狱，导致各路兵马军心大乱，再加上欠饷和指挥混乱，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都溃散回乡，成为“流寇”的骨干。

　　从此溃兵加入流寇，使得只会抢粮、不会打仗的饥民有了军事上的领导，“流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成长为明朝的威胁。后来，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在押送处死中途中，就被民众 “咬穿肚腹，直达内脏”。袁崇焕无罪被杀，对于明朝整个军队士气打击非常沉重。从那时开始，明朝才有整个部队向满清投降的事。袁崇焕既忠且能，可惜生不逢时，最后还落得一个凌迟。经历过袁崇焕的凌迟，以为无论谁投降满清都是可以理解的，想想以袁崇焕如此忠心耿耿，尚且是这样下场，何况其他人。吴叁桂是祖大寿的外甥。吴叁桂父亲吴襄曾为宁远总兵，都是袁崇焕的部属。明清之际，汉人的统兵大将十之七八是关辽一系的部队。吴叁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左良玉、曹文诏、曹变蛟、黄得功、刘泽清等都是。这些人有的投降满清，有的为明朝战死，都是极有将才之人，麾下都是悍卒健士。这些都是袁崇焕战略下培养出来的精兵强将。

　　5.凌迟

　　相对于那个悲剧的时代，凌迟只是盛筵上一个不起眼的水果拼盘而已。那只是一个小小的结束，并不是这幕悲剧的高潮。那个悲剧时代太多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凌迟看起来也不算很不可理解。既然说袁崇焕在战略上根本没有过错，为什么又会导致凌迟这个最终结果呢？难道是命运的不公平吗？命运甚至没有给过袁崇焕机会，都是袁崇焕自己在争取。相比之下，命运给了吴叁桂机会，吴叁桂也及时把握住了，命运也给了史可法机会，史可法却毫不犹豫的放弃了。袁崇焕能够避开凌迟的命运吗？

　　袁崇焕绝非不知进退的人。在魏忠贤权倾天下的时候，袁崇焕一样在辽东给魏忠贤建生祠，魏忠贤派太监监兵，袁崇焕也应付得很好。袁崇焕在政治上属于魏忠贤的敌对派系。他中进士的主考官、保荐他的御史等都是东林黨的巨头。可是在袁崇焕的战略中，他首先必须要有督师这个官位，才能够开展自己的练兵、守城战略计划，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当时，魏忠贤大肆消灭东林黨人，对袁崇焕还算客气，不能不说与袁崇焕的妥协战略有关。到了今天，有些人习惯性的指责历史上说过违心话的人物，认为他们应该宁死不屈，直言不讳，其实是太过了。有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令人敬佩，有人忍辱偷生，也是为了解决问题，付出的代价、承受的压力更大。要袁崇焕像史可法一样战死，像东林黨人一样骂魏忠贤而死，很容易做到。袁崇焕并不畏死，可是这样的死除了给中國历史上增添一个道德高标，给自己留下一个“有气节”的名声，还能够怎么样呢？能够解决当时一丝一毫的问题吗？对国家有一点建设性的作用吗？当时明朝能够没有袁崇焕这样的人才吗？然而，纵然是崇祯信任和重用袁崇焕，给予他完全的权利和军饷，袁崇焕如愿以偿地在十年内彻底消灭满清，那又怎么样呢？他马上要面对的是李自成的百万大顺军。他还能够成功吗？

　　袁崇焕就像是一个消防队员，他积极的扑火，可是外面、里面都起火了，而且火势愈来愈大，最终他也会力不从心，他很有可能也能够平息李自成的大顺军，但是明朝腐败的制度才是那个到处放火的，他能够平息以后显然越来越多的“反贼”吗？他又能够忍心对没饭吃，不得不造反的农民下杀手吗？或者说，他能够觉悟而反对明朝吗？袁崇焕的结果是那个年代注定的悲剧，凌迟只是悲剧结局的一种而已。

　　6.崇祯战略

　　明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朱由校病故，其弟信王朱由检继位，次年改元，是为崇祯。弟代兄位，承接下的是一个烂摊子，朝廷内外都被阉宦魏忠贤及其黨羽所控制。崇祯不露声色，即位未久便粉碎了阉黨，臣民赞颂不已，誉为“神明自运，宗社再安”。既而又下诏，撤罢各镇内臣，以杜绝宦官乱政之门。在位十七年，他一直勤政理事，节俭自律，不近女色，史志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讲励精图治，崇祯是朱元璋以后明代16位君主中最突出、最言行一致的一个。崇祯继位没多久，十七岁的时候，能够以相当的老练和果断铲除魏忠贤及其黨羽，十分的不容易，丝毫不比康熙铲除鳌拜逊色。崇祯的勤勉是中國几千年皇帝史上罕见的。虽然皇帝不是只靠勤勉就能当好的。他面对局势严重时，一而再、再而叁的向天下发“罪己诏”，反省错误招纳贤才，哀叹“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自杀殉国是的遗书写道：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以一人。这样一个皇帝是怎样失败的呢？他对面临的问题开展怎样的战略呢？

　　其时崇祯面对叁大难题。

　　6.1.一为内忧

　　李自成、张献忠屡败屡战，总是无法剿灭。而且贼是愈剿愈多。

　　要剿贼就要用兵，要用兵就要用钱，钱从哪里来？皇帝的办法就是加税。其时赋税已经很重，加上连年的天灾人祸，老百姓负担很重，再加税就是逼老百姓活不下去了。万历末年已加重了对民间的搜括，天启时再加，到崇祯手里更大加而特加，到末年时加派辽饷九百万两，练饷七百叁十余万两，一年之中单是军费就达到二千万两(万历初年全国岁出不过四百万两左右)，国家财政和全国经济在这压力下都已濒于崩溃。那个时候的税重到什么程度呢？据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叁》中记载：“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 当时福建的粮食亩产最多叁石(不到300公斤)，正常年景不过卖一两银子。就算福建粮价疯涨，叁石大米也不过卖六两银子。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私派比正赋多，暗的比明的多。据钱泳《履园丛话》记载，崇祯末年，盗贼四起，年谷屡荒，人们都以无田为幸运。明朝就出现了流民遍天下的现象。流民也要吃饭，也要活下来。

　　而这个时候剿贼的官兵是怎么做的呢？

　　明朝的郧阳巡按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记载了明末的情景和官军的表现。他说，崇祯十四年(1641年)六月，他奉命驻守郧阳。七月初，他从长沙动身，水路到达荆州，路经襄阳，八月初六进入郧阳。一路数百里的农田里都长满了蓬蒿，村落破败，没有人烟。惟有靠近城市的一些田地，还有城里人耕种糊口。他说，在他抵达郧阳前的十几天，左良玉率领的官军路过此地，二叁万官兵一涌入城，城中没有一家没有兵的。“淫污之状不可言”。住了几天大军开拔，又将城里所有人家清洗一空，十多天后他到了，竟然找不到米和菜。士绅和百姓见到他，无不痛哭流涕，不恨贼而恨兵。李清在《叁垣笔记·下·弘光》中说：左良玉的兵一半要算群盗，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们抢掠来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将她们拉到船上抢走时，有人望着岸上的父亲或丈夫哭泣，立刻被这些兵砍下脑袋来。左良玉的部队在明朝官军中并不是最坏的。他们烧杀抢掠，但是还能打仗，比那些见到百姓如狼似虎，见到清兵和土匪便逃跑的强多了。官军抢劫百姓，也是出于迫不得已。官府的税费一征再征，仍然严重拖欠军饷。士兵们被迫卖命打仗，却又缺粮断饷，抢劫起来自然理直气壮。明朝的官军数以百万计，便是横行天下的百万豺狼饿虎。

　　与官军的表现相反，李自成的军纪越来越好。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说：早先，张献忠和李自成每攻陷一城，就要大肆抢掠一场。到壬午(1642)夏秋，李自成和罗汝才每得一城，则改为派“贼”防守，并且严禁抢掠，以笼络民心。到这个时候，这个战自然是打不下去了。

　　6.2.二是外患

　　满清日益强大起来。

　　自萨尔浒之战到努尔哈赤死，明、满清间又发生过几次战役，满清先后攻取沈阳、辽阳、广宁等重要据点，从辽河以东扩张到辽河以西地区，明军节节败退。

　　满清继续向明进攻，在皇太极时期，清军曾四次入关攻明。

　　所谓入关攻明，是指清军不由山海关，而由间道越过长城，深入明之内地，大肆抢掠骚扰，削弱和消耗明朝的实力。不久，清军又取得松山之战的胜利，击溃明军十余万。

　　明崇祯帝即位以后，起用名将袁崇焕。皇太极见辽西方面袁崇焕坚城难攻，于是计划绕道进袭北京。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亲自率军出动，以蒙古军为响导，从龙井关、大安口入塞，攻破遵化，包围北京。袁崇焕闻讯，急率锦州总兵祖大寿等自山海关疾驰入援。不久，崇祯帝杀袁崇焕。这次皇太极统兵入塞，先后攻克遵化、永平、滦州、迁安四城，于次年自率大牟退还沈阳，留阿敏等驻守关内四城。不久，关内四城被明军收复，阿敏率残兵败将逃归。

　　祟祯六、七年间(1633,1634年)，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先后航海投降为满清带来许多兵马和船只，并且带来西洋葡萄牙大炮。此炮是当时明朝最新式武器，金军有了这种大炮以后，其攻坚和野战的能力大为提高了。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又命阿济格等入长城，破昌平，焚天寿山德陵(明熹宗陵)，然后绕过北京，直插保定以南，凡克城十二座，俘获人口牲畜十八万。明朝督师张凤翼等皆按兵不敢战，听任清兵从容退去。崇祯十一年(1638年) ，皇太极又命多尔衮、岳□等越过长城，大举深入。明朝以卢象?为督师，宦官高起潜为监军。负责督军迎敌。而高起潜与兵部尚书杨嗣昌皆不欲战，结果卢象?孤军奋斗，在矩鹿贾庄血战而死。这年冬，清兵大蹂畿辅，连下四十叁城。次年，清兵南下入山东，攻破济南，俘明德王朱由枢。然后清兵由山东回师出塞，明军皆尾随不敢击，这次出塞，清兵俘汉人四十六万余，获白金百余万，满载而归。几年后，明清之间又发生规模巨大的松山之战。先是崇祯十四年(1641年)，皇太极发大兵围攻锦州，势在必克。清兵逼城列营围困，明锦州守将祖大寿告急。明朝即遣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吴叁桂等八总兵，领兵十叁万来援，集结宁远。洪承畴主张徐徐逼近锦州，步步立营，且战且守。但是兵部尚书陈新甲一再促战，同时又有密敕刻期进兵。洪承畴迫不得已，即进师松山。皇太极闻知，亲率大军赴援，陈师于松山、杏山之间，切断明军粮道。洪承畴抵松山后，因军中乏粮，诸将各怀去志，不待军令，争相率军逃奔，返口宁远就食。清军趁势掩杀，前堵后追。明兵十数万土崩瓦解，先后被斩杀者五万叁千多人，自相践踏死者及赴海死者无计其数。最后，总督洪承畴等被围于松山，士卒不过万余，饷援皆绝。崇祯十五年(1642年)，松山城破，洪承畴被俘解送沈阳，投降清朝。不久，锦州粮尽援绝，祖大寿也率众出降。塔山、杏山也相继落入清军之手。松山失陷对明朝影响极大，从此明朝在关外已不能再战，完全无力应付辽东局面。崇祯十五年十月，皇太极又命阿巴泰等作皇太极生前最后一次入关攻明，兵分两路入长城，共会于蓟州，直抵山东兖州而还，攻破叁府十八州六十七县，杀明宗室鲁王，俘获人民叁十六万余口、牲畜五十万头。次年(1643年)四月，阿巴泰等始率军经通州徐徐凯旋。清兵南北往返，明朝诸军皆尾随其后，始终未敢一战。这年八月，皇太极死，庙号太宗，葬昭陵，其子福临继位，由多尔衮辅政。这时关外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均为清朝所有，唯宁远等四城未克。

　　6.3.叁是用人　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十四个兵部尚书(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书，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他责备“臣皆亡国之臣” ，难道真的是手下没有忠君爱国的人才吗？

　　事实上我们知道的明朝可用之才还是有很多的。军事才能极高的有袁崇焕、孙承宗、洪承畴、乃至后期的吴叁桂，这些都是难得的将才，如果能够给他们必要的信任和权力，足以抵挡住满清的进攻。政治上更不用说，大批的明朝降臣为满清效力时，能够提出正确的国策。尤其是洪承畴，他的政治才能很高，满清的进驻中原，稳定江山和他的战略有很大的关系。只不过是崇祯缺乏用人的才能而已，这个倒不是崇祯的错。

　　崇祯个性上的缺点，加上处于内忧外患的形势，这一堆烂摊子任谁也难以处理。崇祯这个亡国之君有点儿冤。但是既然身为大明皇帝，必须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既然崇祯为自己的江山付出了自己的代价，也没必要苛求。我们要做的就是吸取教训，至少能够做到用制度的完善来避免因为个性、劣根性犯下大错。

　　7.皇太极战略

　　满清入关前，从用人就可以看出满清君王的器量和战略。

　　祖大寿，在明末清初，可以说是如雷贯耳。袁崇焕威震辽东之时，祖大寿是袁手下最得力的大将，宁远保卫战、宁锦大捷、北京保卫战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辽东将士中，他是唯一亲见自己主帅在殿前被捕下狱，一怒之下领兵反叛，毁山海关东走。可是袁崇焕在狱中的一纸书信又把他招了回来，他的母亲及孙承宗劝他奋勇杀敌以赎出袁督师。在辽东将领中，他是营救袁崇焕最力一员，曾请求削职为民，以自己的官阶赠荫换取袁督师性命。但袁崇焕最终还是被他奋勇保卫的人千刀万剐了。之后祖大寿率领袁崇焕旧部，这支大明最精锐的部队，驻守宁远、锦州、大凌河等要塞，抵御清兵的入侵。崇祯四年，祖大寿奉孙承宗之命守大凌河城，八月，城才修了一半，皇太极以倾国之师，把大凌河城团团包围住。祖大寿突围不得，援军又被击退，只能闭城坚守。皇太极不断地送信劝他投降，他都不予理睬。坚守了叁个月，城里粮食吃完了，开始杀马吃。马杀完了，开始吃平民百姓。平民百姓吃光了，开始吃军中的老弱病残。军中的老弱病残也吃光了，接下去就该是健壮将士的互相残杀了。无论如何，城是没法再守下去了，所有的将领，除了副将何可纲，都认为只剩下投降一条路了。于是祖大寿长叹一声：“人生岂有不死之理？但为国为家为身，叁者并重。今既尽忠报国，惟惜此身命。”于是杀了誓死不从的何可纲，与皇太极在城外设坛盟誓，算是正式投降了。然后他向皇太极献策，他愿意带一支兵马去锦州，在城里当内应，皇太极满心欢喜。但祖大寿进锦州城后就抵抗清军。皇太极恼羞成怒，两次御驾亲征攻打锦州、宁远，都无功而返。祖大寿又为明朝守了十年的城，直到崇祯十四年四月，清兵再次倾国而来包围锦州城。这一次整整围了一年，洪承畴的十四万援军在松山被击溃，洪承畴投降；祖大寿粮尽援绝，城中又开始人吃人，只好再次投降。这样的情况下，皇太极仍没有杀他。只是没给他部队，没再重用他了。史书中记载他投降以后的唯一事迹，是曾经写信劝他的外甥吴叁桂投降。吴叁桂当时还没有“冲冠一怒为红颜”，这种劝降信自然毫无作用。祖大寿平平安安地活到了顺治十叁年，老死。可以说征战天下的战略就是重用人才的战略。

　　皇太极对祖大寿这种强敌，有杀害无数清兵、背信弃义的事实，还能够容忍下来，接纳下来，并且让他一直平平安安活到老。这样的器量，也难怪满清能够使无数的人才死心塌地为之效忠。试问汉人皇帝之中，上千年来几个君王能有这样的器量呢？这样的君王能够做到人尽其才，善待人才，又怎能使人才不趋之若鹜。明朝的皇帝实在是差得太远了。皇太极总有统一天下的野心，但是在他那个形势下看来，几乎是完全没有指望的。明朝的实力，包括土地、生产力、人口、人才、兵力、军事力量，是满清的百倍。《天聪实录稿》元年叁月初二日，“秀才岳起鸾曰：我国宜与明朝讲和。若不讲和，则我国人民死散殆尽。”《明清史料》甲编，天聪二年八月“事局未定”奏疏：“南朝虽师老财匮，然以天下之全力，毕注于一隅之间，盖犹裕如也。”《太宗实录稿》：天聪七年十月，皇太极责骂主张出兵南攻之人：“天予我有数之兵，若稍亏损，何以前图？”皇太极对明朝及其客气，甚至给袁崇焕的信中称呼“汗致书袁老先生大人”。皇太极所求者，只是明朝对满清在辽东地位的承认，和给予一定的钱粮。当然满清有乘机占明朝便宜的心理，但是顾忌也很多，一个袁崇焕的几千兵力就可以几次击败满清，逼迫满清绕道而走。满清就这样，在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叁代人的小心经营下渐渐壮大起来，把握住了明朝内溃的战机，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战略：统一中國。

　　8.明朝最后战略

　　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国改元，旋即渡河东征，一路势如破竹。这时，明朝的精兵良将已经丧失殆尽，吴叁桂手下的叁万关宁铁骑成了最后一张王牌。正月十九日，崇祯帝在德政殿召集大臣，正式商讨调吴叁桂入关事宜。这其实是饮鸠止渴的一步棋，吴叁桂入关，就意味着撤去了满洲人面前最后一道屏障。面对这个难以决断的问题，大明朝的官僚系统最后一次典型地表现了它的低效性。先是，满朝的文武大员面面相觑，怕承担责任，都不敢发言。内阁首辅、大学士陈寅，首先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号，坚决反对弃地，同时又认为调兵势在必行。这位老丞相慷慨激昂了半天，却等于什么也没说，可是满朝文武却大受启发，纷纷按这个调子发言，结果调兵之事一议再议，迁延了一月有余仍然没个结果。李自成却不必等待廷议的结果。这一个月之中，他的大军已逼近畿辅。北京的陷落看来只是时间问题了，只有到这个时候，朝廷才下了最后决心。叁月初，崇祯帝诏封吴叁桂为平西伯，命其入关勤王。可是吴叁桂还没来得及赶到，李自成就攻破了北京城。

　　其实明朝本来有最后一次战略的机会。他可以选择与满清求和，来集中精力对付李自成，甚至可以通过割地赔款等方式借清兵的力量来打击起义军。可是明朝是一个什么局面呢？

　　崇祯十五年，明朝局势已糜烂不可收拾。洪承畴于所统大军全军覆没后投降满清。松山、锦州失守。崇祯便想和满清议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张献忠军。兵部尚书陈新甲更明白无力两线作战，暗中与皇帝筹划对满清讲和。崇祯和陈新甲不断商议，朝中其他大臣听到了风声，便纷纷上奏，反对和议。崇祯矢口不认，说根本没有议和的事，你们反对甚么？崇祯每次亲笔写手诏给陈新甲，总是郑重警诫：这是天大机密，千万不可泄漏而让群臣知道了。该年八月，崇祯派亲信又送一道亲笔诏书去给陈新甲，催他尽快设法和满清议和。陈新甲出外办事去了，不在家，那人便将皇帝的密诏留在他书房中的几上而去。陈新甲的家童误以为是普通的《塘报》(各省派员在京所抄录的一般性上谕与奏章，称为《塘报》)，拿出去交给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这样一来，皇帝暗中在主持和议的事就公开了出来，群臣拿到了证据，登时哗然，立刻上奏章反对。皇帝再也无法抵赖，恼怒之极，下诏要陈新甲解释，责问他为甚么主张议和，罪大恶极之至。陈新甲的声辩书中引述了不少皇帝手诏中的句子，证明这是出于皇上的圣意。崇祯更失面子，老羞成怒，下旨：陈新甲着即斩决。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亲藩，兵部尚书应负全责。那时距明朝之亡已不过一年半，局面的恶劣可想而知，但群臣还是坚决反对议和，连皇帝也不得不偷偷和国防部长暗中商量，表面上坚决不肯承认，最后消息泄漏，便杀了国防部长以卸自己责任。从这件事中，可以见到当时对“议和”是如何的忌讳，舆论压力是如何沉重。连崇祯这样狠辣的皇帝，也不敢对群臣承认有议和之意。中國读书人的传统思想认为谈和就是投降、就是汉奸、就是秦桧。那是一个非此即彼、决不容忍异见的时代，明末，更是中國历史上读书人道德价值最受重视的时期。想死还不容易吗，可是最后为明朝而死的又有几个人呢？

　　于是，这个对于明朝可行的最后一个战略也被放弃了。

　　9.吴叁桂的叁个选择

　　吴叁桂驻守山海关的时候，局面之艰难、承受的压力只有比袁崇焕更大。

　　满清征服了蒙古和朝鲜，已经没有后患和牵制，并且可以不经山海关进攻北京城。洪承畴失败投降，松山、锦州的占领，满清战略位置极佳，实力也是空前强大。并且自己也有了大炮等装备。宁远方面，袁崇焕被杀影响深远，明朝军心早已涣散，军饷问题达到最严重的地步。而且自己一方的战略防守位置已经不成形了，只是獨立支撑。明朝局势已糜烂不可收拾，李自成大军直逼北京城。

　　这个时候崇祯要吴叁桂放弃山海关，全力救北京城。

　　此时，大明朝已经处于崩溃边缘。李自成的军队连战连捷，士气正旺。吴叁桂的叁万关宁铁骑能挡得住李自成的百万大顺军吗？吴叁桂应该与大明朝共存亡。并且就算是送死，也该兴冲冲地赶着去吗？吴叁桂很犹豫，但是圣旨不可不停，于是他带兵慢慢的走向北京城。然而，李自成出乎意料地很快攻下了北京城(多少也是吴叁桂期待的)。崇祯自杀，国都易主。这个时候，吴叁桂该向谁效忠呢？吴叁桂的军力，不过数万而已。

　　当时他可以有叁个选择。

　　一、领兵杀回北京，争取夺回明朝皇帝后裔，然后以他的军事才能，保住一方领土，然后手握重兵，权倾一时，达到个人政治的最高峰。可是首先的问题是：他打得过李自成吗？军力相差太多了。而且，满清在关外虎视眈眈，他吴叁桂腹背受敌，可能吗？要想活下来，则必须连大顺抗清，或连清抗大顺。否则必死无疑。

　　二、投降满清。马上开关，与满清合兵攻打李自成。吴叁桂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吴叁桂背不起汉奸之名，何况明朝溃烂，吴叁桂早已知晓，李自成军纪严明，而且有招降之意。

　　三、投降李自成。说实话，要作到这点很不容易。吴叁桂是大明提督，而且大明刚刚被灭亡，不思报国犹自可，马上投奔“反贼”，只怕招致很多人非议。可是从战略眼光看，不可能选择腹背受敌的做法，也不可能面对国内这样大的变化不做反应，既然排除了投降满清的选择，自然倒向李自成。毕竟大家都是汉人，这样能保证国家不受到外敌的入侵，对自己和士兵的北京家属问题也是一个交待。吴叁桂是个一代名将，他看到这样的局势下，投诚李自成是最好的选择。于是吴叁桂把山海关交给了大顺军，带领部队到北京来见李自成。然而李自成却令吴叁桂失望了。

　　在回京路上，吴叁桂听到了李自成手下冲进他的私宅、查封他的家产、抓走他的家人、抢走他的爱妾陈园园的消息。吴叁桂勃然大怒。就这个消息看，吴叁桂可以理解为李自成对吴叁桂的示好置若罔闻，这种不友好的态度令吴叁桂无法信任李自成了。试想自己身为边防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后面的统治者却玩花样，抢走财产、打击家人、甚至把老婆也夺去，简直是对吴叁桂及其辽东军队的奇耻大辱，而且连吴叁桂都保不住自己的家人，那些边防士兵的家属想必更不用说。一下子，国仇家恨集于一身。吴叁桂当即退回山海关，并且开始联络满清多尔衮，意图借兵复国。不久，李自成大军进攻山海关，满清奇袭李自成，并且击溃了李自成，清兵顺理成章的进驻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借清兵打击李自成这个战略在当时是认为正确的。

　　政治上，南明朝廷为这个举动很是夸奖了吴叁桂，并且认为满清是友军，希望能够联合清兵征讨李自成。在军事上，既然已经和李自成撕破脸皮，当然要考虑下一步的李自成大军进攻山海关问题。山海关固然可以防守清兵，但是这次李自成是从关内来的，对内的防御肯定不足。此之为不借兵不行。至于引清兵入关，其实明朝崩溃，对清兵的防御早已实行同虚设，只有山海关的吴叁桂有战斗力。满清数次进攻北京都是绕道过来，不存在需要吴叁桂开关引清兵。此之为不开关清兵也能入关。崇祯也有过要吴叁桂放弃山海关破“贼”的旨意。

　　谓之吴叁桂“汉奸”“卖国”，实在太苛。其时，吴叁桂已经没有选择。何况明朝亡于李自成，而非满清。中國又岂是吴叁桂一人可以卖得了的？也太抬高吴叁桂了。

　　10.李自成兵败

　　在事实上，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之外。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军纪相当的严明。大顺军在北京一共经历了四十二天。大顺政权当时占领的范围，包括了整个西北、华北、山东、河南两省、湖北、江苏的部分地区。大顺政权的主要政策包括：一、接管政权，稳定人心。二、向南方地区派兵占据要地、委派地方官稳定地方。叁、调军南下，准备南征南明朝廷。四、准备即位有关事宜。五、清点府库，没收皇宫、宗室、勋戚、太监的财产，打击官僚。就这些政策来看，李自成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也不存在急剧腐化，政策并没有任何错误。经历山海关兵败后才出现军纪问题，但总的来说，李自成的失败并不是因为腐化问题。那么李自成失败在哪儿呢？

　　一、人才的录用。

　　李自成文官除牛金星、顾君恩外，其他多是明朝降官。大顺政权后期缺少的是了解情况、统筹全局、能够制定战略方针的人才。投降大顺政权的明朝官员中，并不缺少有才能的人，其中有的后来被清廷选拔为六部首脑甚至大学士。可是大顺政权规定的是文官受武将节制制度，要求的是起义将领居于支配地位，对降官不能重用，这就是战略上的最大错误。李自成过于迷信军事上的胜利，在政治上没有作为。这与他缺乏政治上的远见和不能够重视政治治理人才有关。他的军饷主要来自追赃助饷，这样能够做到不扰民而补给充足，但是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军队庞大需要大笔的开销，树敌多，没有开展农业生产，缺乏合适的政策在占领地上实行，没有得到农民的支持，看上去占领大片领土，其实并没有良好的治理，而这些政治上的政策不是武将能够了解的。一旦兵败，马上就不可收拾，号称百万大军的大顺军之所以到后期毫无抵抗力，一败涂地，也就是这个原因。满清在入关以前就网罗了范文程、洪承畴等人，在决定战略方针时能够征求他们的意见；入关以后，对明、顺两个政权的官员一概收揽，还多次命令已经投降的汉族官员推荐人才，动员他们写信招降。对曾经对仗的敌人也以前所未有的器量容纳。可见人才只有在能够重用他们的君王手下才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和作用。

　　二、追赃助饷。

　　大顺政权坚持“叁年免征”赋税政策，通过没收明内帑、宗室、勋戚、太监的家产和对明朝官员实行追赃助饷的办法，来解决财政问题。攻克北京后，缴获属于皇帝的私财(即内帑 )，可信的说法大概是白银叁千七百万两，黄金一百五十万两，数量相当庞大。就战略而言，大顺军在进入北京以后，大规模地实行追赃助饷是不合时宜的。当时仅没收的明廷内帑，就足够大顺政权两年以上的全部支出，不存在财政上的紧迫性。并且，李自成没有考虑到进入北京后客观形势的变化，政策上没有作出相应调整。在大顺政权统治地区地区内普遍地推行追赃助饷，使各地官绅人人自危，造成树敌过多的局面。当然，其间最大的失误就是造成了吴叁桂的倒戈。

　　之前李自成让吴叁桂之父安抚吴叁桂，并且顺利交接了山海关。但是在京城里，没收吴叁桂的大笔财产、将吴叁桂的家人下狱、甚至刘宗敏抢走吴叁桂的爱妾陈园园，使得本来对李自成不太信任的吴叁桂失去了对李自成的信心。直接导致了吴叁桂的夺回山海关、交好满清，以国破家亡的哀兵抗击大顺军。李自成进攻山海关失败，在于低估了吴叁桂的实力和当前的形势。吴叁桂的辽东兵力其时只有叁万，却是整个明军中最精锐的部队，与满清的搏斗中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而且据关而守，有火炮相助，再加上满清上十万铁骑的出其不意。李自成的大顺军实力也是相当的强，并且有兵力上数倍于敌人的优势，山海关险要，可毕竟此时此刻不比吴叁桂有整个大明作为后援的抗击满清，说吴叁桂是负隅顽抗也不为过。李自成首先将山海关团团围住，还意图劝降。这样延误了战机。攻击山海关的时候，面对的是明军中的最强军力，抵抗之强是李自成没有料想到的。即使是这样，如果没有清兵出现，山海关还是可以攻下来的。

　　可是多尔衮抓住了这稍纵即逝的战机。在吴叁桂兵力接近崩溃的时候杀了出来。突然出现这个效果是吴叁桂和多尔衮刻意隐瞒造成。李自成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看到突然出现的庞大数目辫子军，知道这一战必败无疑，所以选择了主动离开战场，不久杀害吴叁桂的全家，放弃北京城。在军事指挥上，李自成的能力极高，并不存在大的失误。是政治上的失误导致了李自成的失败。之后李自成经不起屡战屡败的打击，又渐渐刚愎自用，重用牛金星，杀害大将李岩，自溃长城。尽管手上有几十万的军力，但是在天才将领吴叁桂及其辽东精兵、多尔衮的满清铁骑，还有南明的部队合力攻击下，迅速的兵败了。

　　11.满清战略

　　满清进入北京后，多尔衮在范文程、洪承畴等的建议下，提出了“经纶方始，治理需人。凡归顺官员，既经推用，不必苛求。此后官吏犯赃，审实立行处斩，鞭责似觉过宽。自后问刑，准依明律”的用人政策。也就是说，以前的贪官污吏行为一概不计较，只要有利于大清朝的就用，只要以后不再犯法就既往不咎。这样，满清征战方面有多尔衮及其八旗子弟兵，有吴叁桂的辽东精兵，战略方面有范文程、洪承畴等运筹帷幄，政治制定合适的政策，大量启用明朝的降臣治理国家，巩固占领的领土，为出击李自成和南明，(其实军事上满清仍然没有优势，只是李自成和南明本身存在重大问题，自我溃败而已。)以及未来的一统天下做好了准备。同样是明朝这些降臣，在崇祯手下成了空谈、亡国之臣。在李自成手上成了阿谀奉承之辈，成了李自成军饷的来源。而到了满清手下，却变成了中兴之臣，真是令人惊异。在人治的制度下，人才的应用直接决定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所以尽管有满汉之分，尽管有“ 扬州十日”，尽管有读书人“怀念前明”，尽管有以后吴叁桂的“大周天下”，尽管有台湾郑氏的“反清复明”，尽管有“文字狱”，大部分的普通老百姓仍是安安稳稳的过自己的日子，能够让人活下来就心满意足。清朝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基本上都是实行的“轻赋税”政策，顺利地完成了大乱到大治的过程。什么民族矛盾，民族仇恨，很快就被人淡忘了。治理天下，说难不难，说易不易。用人治国的道理，都懂，这些都是汉人总结出来的道理。明朝皇帝明白，李自成也明白；亡国的经验教训大家都听说过，明朝皇帝听说过，李自成也听说过。可是那个时候真正做到的确是少数民族的统治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不能不让人反省，中國的制度和道德究竟问题出在哪里。更不要说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提及过的民主和科学了。我们的目光又局限在中國大陆这一片土地上，那个时候，没有人能够有远见的看到世界战略的形成，或者说，那时的中國没有培养有世界战略远见人才的土壤吧。

　　12.南明小朝廷战略

　　南明小朝廷更是将明朝的弱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甲申年(1644)四月，李自成率军攻克北京，崇祯吊死煤山，南京明朝大臣们面临解决王朝继统问题，崇祯的叁个儿子都没有逃出北京，只有从藩王中挑选，而当时藩王中尚存的神宗直系子孙，有福王、惠王、瑞王、桂王四人，后面叁者分别在广西、四川，地处僻远，离南京近的只有从河南逃来的福王朱由崧和旁系的侄儿路王朱常芳。(在鹿鼎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为自己拥护的皇位继承正统，这些爱国志士内斗不断)阉黨阮大铖与凤阳总督马士英密谋此事，阮大铖建议立福王朱由崧。其时福王有昏庸之名，但是阮大铖、马士英认为这样的皇帝容易控制，于是就联络总兵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刘泽清等实力派，宣布拥立福王。兵部尚书史可法认为立福王有“七不可”，即贪、淫、酗酒、不孝、虞下、不读书、干预有司，这种五毒俱全的人作了皇帝定会误国误民。然而，福王朱由崧被马士英等人早早迎入南京，史可法与高弘图无奈，也只得加入了奉迎的行列。南明控制的区域，东自黄河下游以南，西迄武昌长江以南，其物力、财赋、人力也比清廷所控制地区雄厚。当时南明设江北四镇，共拥兵叁十万。武昌的宁甫侯左良玉，拥兵二十万。

　　福王继位后，组成了东林黨和阉黨混合的内阁，阉黨因为拥戴有功，掌握朝廷权力，竭力排挤，打击东林黨人，史可法受排挤，离开南京，督师扬州，高弘图被迫辞职。阮大铖入朝后，任兵部尚书，借作“顺案”之名，恢复了特务机构东厂，处死了东林黨和复社人士。史可法曾上书要求给士兵加饷，然而马士英却将奏折扣下，将史可法的士兵的薪水全扣了下来。当时众将怂恿史可法反南京，以“清君侧”为名，将马士英杀掉，但史可法以大局着想，没有同意。朱由崧在政治上毫无作为，生活上荒淫透顶，政事全委托给马士英处理。

　　皇帝如此，大臣们也不逊色。将领们一样只知道吃喝玩乐，对目前的现状毫无了解。江北四镇中，二刘之兵皆“虚夸不中用”，惟高杰兵战斗力强。高杰凶悍桀骜，却毅然拒绝清肃王“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的诱降，疏请以己重兵驻归德，冒大雪，沿黄河筑墙，专力防御清兵，并联络河南睢州总兵许定国“以奠中原”。不料许定国暗通清兵，设计于酒后谋害了高杰，渡河降清，并引清兵至仪封。就在清兵迅速南下，形势危急之际，拥有数十万重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发兵南下，要“清君侧”、“除马阮”。马士英却公然提出： “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当时有人抗言：“淮扬最急，应亟防御。 ”马士英命令“有议守淮者斩”，朝议之后，竟诏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史可法扼守扬州，以身殉国。他的顽强抵抗招致满清的“扬州十日”大屠殺。

　　孙可望后期的飞扬跋扈，最终导致众叛亲离，卖身投靠。

　　郑成功有大志、有军事才能，却私心自用，断送华南抗清大业。之后退守台湾，一心守护自己郑家的地盘。明清之际优秀军事家李定国也是悲剧，出滇抗清前期遭孙可望妒恨，无法在两湖、江西战场上施展雄才大略；中期寄厚望于郑成功连兵粤、闽，会师北上，得到的却是郑的虚应，结果导致丧师失地，南明中兴从此无望，最后只好死而后已。整个南明前期是建立在错误估计形势上的，朝廷加上继承了昏庸腐朽的传统，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后期南明团结了几十万大顺军、张献忠的战败部队，提出反清复明的口号，共同对付清兵。但是大势已去，各个将领各自为政，没有任何政改吏治，既不得民心，又没有军心，被吴叁桂各个击破。南明前期的战略很重要，当时满清刚进入北京，政权不稳，而且准备也不足，南明有足够的实力收复北京。但是南明面临满清这样的强敌无动于衷，认知上出现方向性错误。一直以李自成为敌人，认为吴叁桂携清兵入关是救了明朝的江山，以满清为友，打如意算盘，想和满清共同讨贼，图谋划江而治的天真战略。后来清兵兵临城下，满清早已稳定北方，只要不出现战略的重大错误，南明的灭亡已经是无可避免，更何况南明一直应对失策，回天乏术。此长彼消之下，南明之亡毫无悬念了。为什么南明前期会出现战略上的重大失误呢？当时亡明者，李自成也。明朝的国都是李自成攻克下来，皇帝也是被李自成逼死的，明朝的天敌是李自成，而没有把满清当成敌人。

　　13.史可法战略

　　史可法是典型的文人出身，缺乏军事才能，却身居兵部尚书之职，后来更是担负起扬州督师。扬州城破后，清兵开始大规模的屠殺，大约有八十万人左右被杀死，史称“扬州十日 ”，那是一段极为惨烈的历史。史可法扬州守卫已经是大势已去。

　　他所效力之南明弘光朝腐败已达极致，同时还受马士英阮大铖牵制。他的对马阮之流退让，放弃了特殊时期的中央集權，尤其是对兵权的控制。他不顾实力(这点和袁崇焕大相径庭 )，只顾报君父之仇。在当时情况下，自顾南保半壁尚不足，却还要欲图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先讨伐李自成军，使得北岸清兵赢得时间和精力。他前期战略失误，最后要作困兽斗，固守一城而不知不应计较一城一池之失的兵家常识。史可法到底是怎样考虑战略的呢？

　　读史可法的“复多尔衮书”，这是当时史可法死守扬州，多尔衮劝降时候,史可法的答复，应该说是真实地反映了史可法的想法和思路，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他的战略观来。先看史可法对当前形势的判断。

　　“越数日，遂命法视师北上，刻日西征。忽传我大将军吴叁桂借兵贵国，破走逆贼，为我先皇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殿，抚辑群黎，且罢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铄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谨於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师；兼欲请命鸿裁，连兵西讨。是以王师既发，复次江淮。”这一段是为吴叁桂引清兵入关最佳辩辞。

　　言下之意很清楚，如果我史可法是吴叁桂，我也会这么做的。吴叁桂引清兵入关，做的对。史可法的态度是和南明一致的，也就是说，明朝的继承人包括朝廷、大臣都理解并且赞同吴叁桂的引清兵入关。这一点从战略上讲并没有错误。如果吴叁桂不引清兵入关，死守山海关，则必死于李自成的大顺军之手，一旦李自成部队把守住山海关，挡住满清入侵，甚至是和满清谈和，休养生息，积蓄实力，南明更是岌岌可危。再看史可法对未来战略的观点。

　　“今逆贼未服天诛，谍知卷上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火召)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史可法原来是打算用“同仇之谊”来感动满清，幻想连同清兵一起消灭李自成而已。之后想必是贯彻南明那一套划江而治的政策。由此可见，史可法的战略是大错特错了，史可法和南明一样缺乏战略的远见。在扬州之战中，史可法本身就是缺兵少粮，明明知道既无外援，敌军强大不可胜，城破是迟早的事情，还要作近乎自杀的抵抗。读《银河英雄传说》，这样对自己的士兵和老百姓不负责任的将军，我想来是深恶痛绝的。固然八十万老百姓的死守先该归咎于杀人者。但是史可法的心中，可曾把这八十万个老百姓当成一回事，考虑过他们的生死呢？在我看来，史可法选择自杀殉国，让手下人献城，并且要求清兵善待百姓比较好一点。这当然是题外话了，在满清的战略来讲，大规模的屠殺是让顽强反抗者害怕，杀一儆百。在史可法看来，全城的百姓都能够死得有气节，也算是死得其所了。史可法的行为已经是不能够用战略来衡量，当时又不能够全城人投票决定是否要无谓的死守招致报复。如果我是扬州城里的一员，我会怎么想呢。也许我会被史可法的精神感动，我能够无畏于生死与满清搏杀。可是我只是一个小老百姓啊，我每天交税就是为国家作贡献，国家也没有对我很好过，赋税很重，自己经常是吃不饱穿不暖，那些明朝的士兵，烧杀劫掠，和强盗没什么分别，我和我的家人生命算是早不保夕，听说北方的老百姓过得还不错，清朝的税很轻，只是要留辫子而已，但是起码能活下来，我敬重史可法，可是也没必要一定要自己死啊。难道老百姓连活着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史可法有权利要求全城的人都像他一样殉国吗？崇祯还知道自杀，还知道要李自成“勿伤百姓以一人”呢。这八十万人的死难道没有史可法的一点责任吗？不过与其说这八十万人死在史可法手上，不如说这八十万人和史可法都是死在封建遗毒的手上，历史就是满纸的“吃人” ，死在封建思想下的中國人还多得多呢。史可法爱国，自己也不怕死。可是打战不是爱国和不怕死就可以打赢的，军事统帅必须要有军事才能，否则就是对国家和士兵不负责任。战败的过错不是爱国和殉国可以抵消的，今天我们不会去指责他的行为，但是如果还要去表扬他的行为，就难以苟同。毕竟战争的成败决定于实力和战略战术的运用。不懂军事的人，没有自知之明，却指挥部队，就是失败。史可法的行为不值得提倡，它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死，可以为自己的理想牺牲，但是不能够以自己的标准要求任何人。我对史可法，一个字，“敬” 。一是敬重，二是敬畏。

　　14.历史的战略

　　相对于神宗、熹宗，他们身为君王有那样不可思议的行为，这样的不称职和瞎胡闹的事情来说，这还不是最不可理解的，他们行为的原因很复杂，但是至少还能在生活中看到类似的现象。但是，中國几千年的传统教育、传统理念，竟然是要求老百姓和文臣武将们无条件的向这样完全失德的皇帝效忠，并且不可以有质疑，有反抗，有抛弃的权力，背叛者谓之“ 汉奸”、谓之“奸贼”，只要战死就能冠以忠臣之名名垂千古。“百姓”是中國的特色叫法，现在我们可以叫做公民了。老百姓包含了封建时代制度、皇权下的臣民或者奴才，弱者以及无权利救济的这些概念。中國家国特征是血缘关系为单位的聚合体，“百姓”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而是以家族为单位，所谓“百”，表示多，用“百”字囊括各种家族。

　　封建时代下，所有的公道、利益均以家族利益为依归，个人在家族中是没有地位，所谓中國人强调集体利益在本质上是强调小集体的利益，当个人利益以及家族外的利益与家族利益冲突时，后者就变得至高无上。当皇族利益与民众家族利益冲突时，皇族利益当然高踞一切。封建时代的特征，就是一切行为不以公平正义理念为基准，而是以家族利益为判断标准。当家族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由于没有统一的超越性正义标准，只好用武力来决定该保留谁的利益──此所谓成王败寇。历代的皇帝只不过是成王家族的代表而已，《二十四史》也不过是二十四家姓史而已。不过在中國的传统道德中，却不考虑利益的代表人──皇帝不称职或者干脆渎职的情况，道德根本对皇帝没有约束，只是简单粗暴的要求所有人无条件的忠诚，直到事情恶化到无可救药。这样永远导致的是暴政取代暴政，是王朝一代代的衰弱。所以看待历史，我们根本不可能有立场。没有谁是真正为了老百姓，强权都是打着为民的招牌谋自己利益，自我标榜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如斯而已。所以中國几千年来，换了这么多王朝，不过都是“逐鹿中原”，那只“鹿”就是老百姓，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到今天我们能够提出公民的概念，能够从宪法保证公民的权利，并且从宪法引申出整个国家的法制，就是走向了制度化的进步。可以说摆脱了封建思想的束缚。虽然到今天，还有不少人无法用现代公民的观念来思考问题，看待历史，但是进步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相信历史会有还原本来面目的一天。看历史，不能够强求古人有今天的思维方式，但是对于他们的行为，需要表示理解。那个时代，根本是无法以对错来衡量，他们都在为追求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为了活命，为了过得好一点，为了生存下来，在不公道的命运作弄下苦苦挣扎。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地看待，没有什么可以责怪和非议的。他们的选择都是一种自己的追求。我想是要了解当时的大环境，了解历史人物的战略观，并且从中体味到他们的选择都是不得已的悲剧。他们的确这么做了，并且或多或少的改写了历史，我们需要的是真实的了解过去，那个时代如此的具有代表性，其间反映出中國的特点和劣势，将会一直影响到中國落后，影响到中國近代那段最惨烈的历史，甚至影响到今天，或者还能够影响到中國的以后。到今天我们的思维方式并不会比古代人高明什么，如果对历史不能正确看待，对教训不能够汲取，我们岂不是连古人都不如了？难道需要后人来消化我们连古人都不如吗？不过这样也很正常，我们一直引以自豪的《孙子兵法》，上千年来人人都读，可是总是有大量不懂军事常识统帅犯下简单的错误，即使是现在，因为我们对军事的思维一定高过孙子兵法的范畴吗？未必。到今天，很多贫困者的生活也不会比千年以前贫困者的生活好，到今天有些冤案也和古代冤案一样冤。那么今天我们的进步表现在了什么地方呢？我以为主要是教育，教育主要是常识和思维方式的教育。常识是我们判断的基本条件，思维方式应该是启发式的、獨立的、开拓的，不受定式影响的。如果是教育只是将常识学习变为在考卷上淘汰所谓“差”的学生，将思维方式变为只能唯一的思维方式。那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与历史上的教育并没有任何的进步。学生只是从一种奴隶变成另外一种奴隶，但是被奴役的事实并没有改变。如果不能用战略的眼光看历史，我们就不能够明白自己的过去，不了解自己，还谈得上什么“知己” ，另一方面，我们对西方和西方文化、政治、思想了解同样不多，一点点见识全来自于仇恨的历史，又怎么谈得上“知彼”。知己知彼都做不到的话，我们凭什么在世界格局的战略中判断形势，制定良好的应对之策，从而强大自己呢？难道凭的是像明朝皇帝一般的固执、狂妄和无知的自信吗？

　　文章来源：北大三角地

　　作者:林洛

中国报道周刊, 2012-04-15.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明朝灭亡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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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这样说，不妨我们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一下收入分配改革政策的演进过程。据《论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公平政策的演进》文章称，中國收入分配改革大致分四个阶段：

　　一、改革开放开始到黨的十三大之前（1978－1987年）打破平均主义，推进按劳分配，促进劳动收入初次分配的公平。还可细分如下：1978年鄧小平讲话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以及《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9年《政府工作报告》及《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出席中共中央召集干部会议上讲话；1982年《政府工作报告》；1984年黨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及1985年、1986年、1987年《政府工作报告》。

　　二、黨的十三大到黨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前（1987－1992年）继续打破平均主义，推进按劳分配，促进劳动收入和其他要素收入初次分配的公平，同时重视分配结果的平等。还可细分如下：1987年黨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沿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进》的报告；1989年《政府工作报告》；1990年《政府工作报告》；1992年黨的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

　　三、黨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后到黨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之前（1993－2004年）：坚持生产要素收入初次分配规则的公平，强调分配机会的公平，促进分配规则公平政策向深度发展，推进分配权利和分配结果公平的制度建设，明确初次分配公平和再分配公平政策的不同目标和重点。还可细分如下：1993年黨的十四届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會主義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5年黨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和二○一○年远景目标的建议》；1996年《政府工作报告》；1997年黨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高举鄧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2000年黨的十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2002年黨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业新局面》报告；2003年黨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四、黨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今（2004年至今）：更加突出促进社会公平的地位，建立促进分配公平的保障体系，实施和加大促进分配结果公平的政策，建立促进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公平的政策架构。还可细分如下：2004年黨的十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黨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2005年2月19日胡錦濤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班上《提高构建社會主義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的讲话》及黨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06年黨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會主義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7年黨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錦濤《高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罗列出这些名目繁多的文件、报告、领导讲话，只想阐明一个观点，中國自1978年至今30多年来，中央政府一直在研究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结果怎样？不用笔者说，读者有目共睹。

　　为什么研究推进了三十多年，收入分配改革却成效甚微？笔者认为，三十多年来，政府始终没有抓住收入分配改革的精髓——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收入分配改革必须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前提，这得从收入分配极不合理的弊端说起，收入分配的积弊就是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分配不公又从哪里来，按脉络顺藤摸瓜，人们发现收入分配不公来源于政治体制及其制度设计。因此，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改革，换句话说，政治体制改革才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必由之路。

　　那么收入分配不公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一区域收入分配不公；二城乡收入分配不公；三行业收入分配不公。而这三大不公又共同源自于垄断，说到底，垄断才是造成不公的罪魁祸首。那么垄断又是怎样产生的？众所周知，垄断是源自于政治体制及其制度设计。上述三大收入分配不公均由垄断造成，不妨我们一一剖析：

　　一区域收入分配不公，当然是垄断造成的。建国以后，中央政府基于当时国内国际的环境考虑，为了迅速发展经济，尽快摆脱国际上政治和经济封锁，充分利用东北及东南沿海一带轻重工业基地，把人力、精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全部投入到这些地方。中央政府投入主要精力，倾力谋划，从而形成全国上下一盘棋，全力保障这些地方轻重工业的发展，各地人才、各地资源、各地财力源源不断不断流入这些地方。长此以往，东北及东南沿海一带经济与内地特别是边远不发达地区越拉越远，长此以往，全国各地力保东南沿海经济发展的执政思维根深蒂固，从而客观上形成了现在的区域垄断。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些地方的居民收入很自然超出内地及边远地区。

　　二城乡收入分配不公，当然是垄断造所致。现代国家经济，是工业、科技经济，那种春种秋收的小农经济渐次隐退到大工业的背后。而工业的沃土正是日益繁华的城市，发展工业的所有元素都可以在城市中信手拈来，无论电力、交通、市场等都是组成城市的必备要素，工业产品要靠电力，要靠交通，要靠市场才能转化为商品为人所用。如此以来，作为各级政府当然非常重视一个地方的城市发展，只要领导重视，就一定全力以赴，力保城市建设，而垄断往往会成为领导者手中的利器，它会产生出一种立竿见影的效果，于是，城乡经济发展越来越拉开距离，同理可证，城里人的收入自然比乡下人优越得多，收入分配不公油然而生。

　　三行业收入分配不公，也是垄断惹的祸。建国后，中國实行计划经济，各种经济的生杀大权掌控在政府各大部门手中。各部门各管一摊，各部门只想做强做大自己，它们充分利用手中行政权力垄断本行业，绝不让局外人染指。随着改革开放，政企有了一定程度分家，于是乎，便出现了垄断企业，诸如金融、能源、钢铁、电信、交通等大型国企。同样这些大型国企里员工的收入远远会比其他企业高出很多，久而久之，收入分配不公应运而生。

　　由此可见，收入分配不公是由垄断引起的，而垄断，根据我们以上分析，又是由建国以来所建立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产生的。因此，要想根治收入分配不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的改革，不然就是不对症下药，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治疗方式，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从改革开放至今三十四年的收入分配改革的历程看，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这不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吗？

　　2012年3月6日

　　作者:远山

中国报道周刊, 2012-04-08.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收入分配改革一年又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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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中國，不存在开快了或开慢了的问题，只存在要不要正确行驶的问题。否则你解释不了很快的动车追尾了、很慢的校车倾覆了、不快不慢的公交车也自焚了，这些社会问题。

　　当今中國，不是用补药还是下猛药的问题，只存在一个病人讳疾忌医，甚至病急乱投医。比如，毒奶横行是因为草他妈，假药滥市因为销售代表道德低下，最漂亮的馒头就是染色馒头。政府不反思官德崩坍却号召全民提高私德，这么一系列跑题的案例。

　　不存在革命还是改良的方式问题，只存在想不想与世界一起前行的方向问题。

　　问题就在那里，贱民和执政者都看见了的，可尚存理想和试图改变倒成暴力问题。你见过有谁暴力革命，乌坎的老头、海门的阿婆、狼奔东突的小贩，还是在宪法范围内参选的獨立候选人……民主，只是一种常态机制，是一个人身体出问题可以随时帮他治病。没有所谓时机，你见过哪家医院门口悬挂“时机不对，请勿入内”。没有所谓素质，我们从未听到过哪名医生说“凡文盲者，乱棍打出”。

　　我要告诉即得利益者，民主不是打倒你，民主是让你成本更小更有底气更能发挥你的才华，正大光明地获得本该有的利益，而不是被迫天天做假账，月月备上红包，到了年底低三下四给工商税务送上大礼，见个科长就满脸堆笑，见个省级官员恨不得让他爆菊。

　　我要告诉非既得利益者，民主就是保护你，不是街市大乱、网络尽断、喝不到奶吃不上饭。何况，现在的街市不乱、网管不掐断你的线、吃的饭里没有苏丹红，喝的奶没有三聚氰胺？民主如此简单，是不只让一个早抓起来的部长为举国兴建的动车负责，不只让一个临时工油漆工为上海着火的大楼负责，不只让一个编外司机为一车又一车的孩子们负责……就是最基本的公平正义。如果嫌这仍装13，民主是拎包上班、买菜回家、疯狂造爱、娶妻生子；不是坐公交挤成照片、找工作遭受白眼、有身份证却没有身份，生了人却没有人生。即使一切不能改变。也要改变。每到开会，他们负责决定，我们负责鼓掌和观看。

　　当今社会之积患，每一个人都无法幸免。从封疆大吏，到扫地的阿姨，大家内心里都盼着那条船。前天70多名深圳城管在政府门口抗议，“剥削劳务工，还我血汗钱”，被百名特警队分割包围押上了警车。勇猛如城管大哥也不能幸免。一个幻想，过去是城管押走老百姓，这次是特警押走城管，下次会不会是野战军押走特警？

　　可见中國之民主，不是多与少、快与慢、轻与重、急与缓的问题，而是要不要的问题。不存在时机问题，而只有一而再、再而三错失良机的问题。可是每当需要变革的时刻，总有青青黄黄跳出来，还没见到选票，就说要贿选，没开始民主，就说会血流成河，我认为是一种吓唬式的教育。你那没试，怎么能说不能呢。等于是站在桥上说，人民还不会游泳

　　啊，河里还没有石头呢，等一等吧。然后，你却从桥上过河了。多有喜感的一个画面。

　　我要告诉左中右派，民主是我们所有人的权利。是公共使用权，动车不追尾、飞机不晚点、马路不为领导车队封路；是知情权，股市永远低迷的答案，官员的账户里有多少钱，多少名字深埋于地下：是价值评估权，不要伪劣驱逐良币，不要蠢才当道、人才垫脚，要让勤勉和才华重见天日；是被保护权，人人交了税，就是交了保护费，军队对外不对内。是参与权、表达权、知情权、监督权……上述四权不是我发明的，是涛哥今年刚说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民主在这个国家被教育成一件很高端的事情，其实民主从来不是装高端，只是保证吃喝拉撒的种种庸俗。这样一些权利，如果你说也没操作性，我只想要一个最低端的权利，可以表达不高兴的权利：

　　我得说，住在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小区里，过得并不是很开心。这里的下水道堵了很久没人修，这里的电梯在摔死人前，也无人管。这里的物业不是业主选出来的，但谁是业主却归物业决定。还不谁提意见，谁提，就不热爱这个小区，就是反对这个小区。奇妙的是，那么热爱这个小区的物业们，全家老小却住在别的小区。

　　我爱这个小区，可是过得不开心。有一种说法是，这需要等待物业配合，盼望好的人品和运气，要讨价还价。我不认为这是对的，本来就是我们的，干吗要讨价还价？这就像，你跟小区经理探讨这房子产权到底是谁的，跟门卫探讨是否可以在这里借住一夜，跟保安壮烈地探讨这女人其实你的，电工打你家小孩时，你不收拾丫的却跟他大谈文化建设。而且，这一切的过程还是跪着的，你见过跪着跟别人讨价还价的吗。我觉得跪着的成熟，并不合逻辑。

　　最后的问题，我感到是萦绕在很多朋友心头的问题：难道你不觉得素质低是客观事实吗，难道说了实话也有该批评吗，即使观点有错也引发了一个大思考啊。很好的问题，我觉得“宁坐在宝马后面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说的也是客观事实，也引发了全社会对无奈现实的大思考，请问当初朋友们批评她了吗；素质低就不适合马上享受民主，可是，那么多官员家属都在米国生活着，他们道德水准这么低，听说在那里生活得如鱼得水，也不敢套牌车七十码撞飞了人还说我爸是李刚。

　　如果我没猜错，这时有些朋友脑海里已闪现出“这是两码事”来回击。真是两码事吗，也许是。只要你愿意，宇宙跟一眨眼前已是两个宇宙，今年的你和去年的你也是两码事，明年的你再看今年的话题，正是两码事。

　　你抱怨过让员工只捐十元钱的王石吗；你崇拜过“中國人是要管一管”的成龙吗；你鄙视过不为自由而战的李敖吗。

　　这正是我苦恼的地方，有时只想谈谈每个人应拥有的权利，却被搞成争论哪个人更正确。权利就是权利，没有正确的权利，和错误的权利。像我这样一个庸俗不堪的人，并不正确，可活在这样一个由外国人他爸管理的小区里，该拥有一个可以不高兴的权利。不是中國人不高兴，而是中國人，有权对中國不高兴。

　　明白此，你已拾起一块叫不高兴的砖，敲响那道自由的门。

　　作者:李承鹏

中国报道周刊, 2012-04-01.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民主就是有权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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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近日王功权先生在微博上说了这样一件事：坐出租车回到住处，出租车司机的唠叨一直萦绕在我的耳边。他从北京堵车开始说起，说到执政黨的严重腐败，越说越气愤，最后干脆痛骂起共產黨来。我笑着插话，试着问他走民主道路行不行。他惊呼“不行”。他坚持说“中國只要一民主，就一定乱”。我问那怎么办，他说：“再熬几代人吧。”

　　我也有同样感遇，昨天和一位多日不见朋友聊天，这位朋友先是痛斥社会黑暗现状，怒骂共產黨贪污腐败不可救药，然后突然话锋一转说，最近唯一让他感到自豪的事情是中國终于有了航母，可以不受美国的欺负了，然后又痛斥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妄图称霸世界，为了石油侵略打伊拉克等等。我有些吃惊，要不是面对面和他讲话，在网上我一定会把这位朋友当成五毛。当我告诉了他下面这段美国进口石油的真实情况后，这位朋友只剩下吃惊茫然的表情。

　　美国是世界上消耗石油最多的国家，也是进口石油最多的国家，以前一直以为中东是主要来源地、沙特是最大供应国。事实上美国第一大石油供应国是加拿大，输入石油是沙特2.7倍；第二是墨西哥，沙特第三。中东只占美国石油进口的17%。美国和加拿大有两千多公里的没有军队防守的边境线。与这么一个“利欲熏心，霸道蛮横”的国家为邻，加拿大人居然不害怕。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石油进口国。美国人把军队开进来，插上油管子直接把油抽回家，可比打伊拉克省事多了。

　　在网上和五毛们说话很生气，他们永远思维混乱焦点模糊。你说美国民主好，他说美国借钱多；你说美国人收养了大量中國孤儿，他说美国人杀害了伊拉克平民；你说美国今天人人平等，他说美国昨天还有黑奴……

　　看了王功权的微博，还有经过我和朋友的这次交流之后，我意识到过去我一直以为网上的五毛们都是装傻，现在我意识到可能这些五毛们是真不明白，很有可能是我错怪了他们，那么我就和五毛们谈谈心，谈谈他们深恶痛绝的美国吧。

　　美国第5任总统门罗提出了被后人称为美国外交政策“顶石”的“门罗主义”。其核心思想是：反对欧洲列强殖民美洲，支持拉美国家獨立，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等。门罗时代是强权时代，强国扩张主要靠殖民。门罗主义客观上终结了美洲殖民时代。很难想像，没有美国对殖民者的强硬立场，拉美国家能获得獨立。

　　美国不打古巴，是美国对外政策基本原则的体现，也就是维护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维护世界和平。美国在近代的所有战争都不是为了领土和利益，而是为了正义。美国的出兵理由无非三个：1、有人入侵了别的国家，破坏了世界秩序。2、发生了人道主义灾难，必须进行干预。3、直接对美国的本土安全构成了威胁。

　　1994年卢旺达爆发80万人被杀的部族仇杀。美国因未及时干涉，受到非洲各国唾骂：“难道几百名美军士兵的生命比几十万黑人生命更重要？”结果，克林顿总统亲赴卢旺达道歉和赎罪。人不是美国杀的，美国不干涉他国内政何罪之有？因为，你有能力阻止犯罪却不阻止，就是一种犯罪。这样的高标准只有美国接受。

　　在清朝，美国第一个向清政府施压，要求中國实行信仰自由，并向中國派遣大量传教士，花费大量人力及资金建立了众多的学校。人家派军队他派传教士，人家挣钱他投钱。这些学校包括：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岭南大学等，共13所。

　　李鸿章在向朝鲜王妃闵妃传授外交经验时说：“要多依靠美国，美国这个国家与其他洋人国家不同，讲道理，重信义”。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说：“米人秉性醇厚，与中國常思效顺之心”。

　　庚子赔款中，清政府向西方八国共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美国应得到其中的3千多万两。后美国国会审核发现赔多了，决定将其中一半退还给中國。两国政府商定利用庚款设立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并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胡适、梅怡琦、赵元仁、竺可桢都是庚款留学生。

　　美国诚实地退还了多拿的庚子赔款，并在中國建了清华大学、山西大学、协和医院及协和医学院。而英法日等国却把庚子赔款拿回本国作资金积累，去发展自己的经济了。美国认为多拿的肯定不是他一家，于是美国便向英法日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跟着退还。最后，那些国家不情愿地陆续归还或免除了一部份赔款。

　　“一战”后，在被认为是强国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凡尔赛公约》里，几乎所有列强都牵涉其中，但我们没有看到美国瓜分了谁。相反，美国主导了关于中國问题的《九国公约》，提出了对中國的“门户开放”政策。条约第一条是：尊重中國之主权与獨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

　　二

　　二战初期，日本为保住在华实力，避免与美国正面对抗。曾提出一个强国瓜分世界计划，即把全世界分为大东亚圈、欧洲圈、美洲圈和苏联圈。其中，大东亚圈自然是日本的，美洲圈则是美国的，在此基础上，日本还提出可以与美国平分太平洋霸权，保证美国的在华利益。被美国断然拒绝，要求日本停止对华的侵略！

　　日本侵华后，美国对日本予以经济制裁，禁止废铁、航空油等向日本出口，并增加对华贷款和援助额度，连续三次提供当时金额5千万、1亿、两亿美元的贷款。然后又对日本实施石油钢铁等战争物资的全面禁运，使日本战争机器无法运转。美国坚持日本必须从中國撤军，放弃甲午战争以来日本所掠夺的所有权益。

　　珍珠港事件前夕，在天皇的御前会议上，日本军阀判断，在侵华战争陷入沼泽、战争物资补给被美国人卡断、与美国和解又毫无希望的情况下，如果维持现状就如同坐以待毙。于是决定发动针对美国的战争。如果美国为了利益，只要保持不干涉，或者只是口头上表示一下遗憾，劝大家克制。日本就不会去冒险打美国。

　　日本第一任情报局长冈崎久彦说：“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都误判了形势，他们不了解美国这个国家。美国进行战争，从来不依据利害权衡和得失盘算，美国人打仗，从来都是依据道德和国民的好恶。”基辛格说：“美国认为实力外交不道德。美国的国际关系秩序标准是：民主主义、集团的安全保障、民族自决”。

　　1941年，陈纳德在罗斯福政府的暗中支持下，招募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成立了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他们雄赳赳，气昂昂，来到中國“抗日援中”。在31次空战中，以5至20架可用的战斗机共击毁敌机217架，自己仅损失了14架。5名飞行员牺牲，1名被俘。中國人民将永远记住这群勇敢的美国小伙子。

　　再来看看如今给五毛们发薪水的老板当年是怎样评价美国的吧：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社论《民主颂》对美国是这么评价的：“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國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國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國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

　　“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世界还有希望。” ——摘录自《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社论。

　　“在中國，每个小学生都知道华盛顿的诚实，每个中学生都知道林肯的公正与怛恻，杰弗逊的博大与真诚。这些光辉的名字，在我们国土上已经是一切美德的像征。……是他们，在我们没有民主传统的精神领域里，筑起了在今天使我们可以有效地抗拒了法西斯思想的长城。” ——摘录自《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社论。

　　“我们共產黨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佛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美国正在用大力援助中國的抗日战争与民主运动，这是我们所感激的。在庆祝美国国庆的今天，我们相信，我们的奋斗只能得到一个结果——胜利。” ——摘录自《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社论。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这些社會主義的伟大思想家和行动家，对于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及其在世界史上的进步作用，从来都是给予高度的评价的。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有其光荣的历史传统。……列寧说，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真正解放和真正革命的战争“之一。——摘自《新华日报》1944年7月4日社论。

　　五毛朋友们，感到惊奇吧，你们相信这是你们老板当年说过的话吗？

　　三

　　中國是美国最大债主。于是五毛朋友们认为，要没有中國借钱给美国，它早完蛋了。既然美国处处和我们作对，我们为什么不把钱拿来建希望小学，改善人民生活，而非要借给它呢？这不敌我不分吗？另外，就算你要借钱给人，也得找一个信用好的国家呀。难道全世界那么多国家，你们认为美国信用最好？所以五毛朋友需要详细地了解美国。

　　拆迁是权贵对城市核心资源的掠夺。以旧城改造为名，把贫穷者赶出城市。以财富和权力重新划定城市的界限——有钱人住城内，穷人住城外。这是对公平正义赤裸裸的践踏。城市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都有在此生活和谋生的权利。

　　在美国很多大城市现代化的商务中心区或中央商业区CBD旁边，都有一个脏乱差的旧城（Downtown）。由于生活便利，在那寸土寸金的地方穷人越聚越多。于是，逼得富人们开始纷纷搬走，到郊区去享受绿色田野了。这就是平等的权利，没有人用金钱和权力把穷人赶走。

　　洛杉矶的710高速公路，由于当地“帕萨地那”居民的强烈反对，隔几年听证一次都不能通过，50年都是1条断头路。当地人怕公路经过影响地产价值，所以市议会一直不同意。修公路有利于公共利益；不让建，有利于居民私人利益。在尊重私有财产的理念下，私人利益并没有因为公共利益而被侵犯。

　　美国康州新伦敦市因开发计划，需征用居民凯伦住宅，她就是不搬。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政府胜诉！但政府并没有开着推土机把她家碾为平地，而是把屋子整个搬到了市中心，还给了一大笔赔偿。此官司打了五年。期间，阻碍拆迁的凯伦安然生活，没被停电停水和骚扰。相反开发商因拖不起时间，只好取消开发计划。

　　美国也有国企，他们专干老百姓不愿干，又无利可图，但又必须有人干的事。把盈利的国企甩给老百姓，把不盈利的国企当包袱背起来，这是所有民选政府的社会责任。我们的国企正相反，只要不盈利的，不管该不该做，通通当包袱甩掉。只要盈利的，不管该不该做，统统抢过来不许别人做。这样的国企还不如没有。

　　在美国，谁都可以办电视台，但政府不可以。在美国，什么报纸杂志你都能找到，就是找不到“黨报黨刊”。在美国，什么人都可以找“小三”，但是政府官员不能找。在美国，谁的收入都可以保密，但是政府官员的收入必须公开。在美国，人民可以自由地生活、呼吸、表达不满。在中國，只有政府没有自由，被关在笼子里。

　　美国媒体也讲政治上的正确。你不能骂黑人和一切少数民族，你不能拿宗教开玩笑，你不能拿妇女开玩笑，你不能拿残疾人开玩笑，甚至你都不能拿胖子开玩笑。总之，你骂所有的人，骂所有的民间团体都是有危险的。但是，你只有骂总统是安全的，骂政府是不会惹来麻烦的。所以美国脱口秀经常拿总统和政府开涮。

　　在央视大肆狠批微博造谣的时候，美国几乎从来不辟谣。甚至对911是美国人自己派飞机撞的，这样恶毒的谣言也从不澄清，更不会去批判和禁止它。相反还允许它自由传播。当然，造谣者也从不担心自己会被抓。其实谣言对于有真相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危害。只有没有真相的地方才害怕谣言。

　　常识使我们知道：说别人自私的人，往往是自己自私。说别的国家都为了利益的国家，往往是自己只为利益。说世界上没好人的人，往往是自己不是好人。说世界上没有正义的国家，往往是自己不讲正义。

　　一位网友在微博上说了这样一件事情：在从美国回来的飞机上，我遇到一对美国夫妇，他们是来中國收养孩子的。我说：“你们最好挑一下，因为很多孩子是有缺陷的。”他们说：我们就是要收养有缺陷的孩子。因为正常孩子容易找到家，而他们不容易。“我不知道他们费力费钱那么老远来领一个傻孩子回去，难道也”别有用心“？扪心自问，我做不到。

　　有网友说，全世界都知道，美国打伊拉克不是为了石油，只有五毛不知道；全世界都知道，拉登是人类的敌人，只有五毛不知道；全世界都知道，权力只要不受制约一定导致腐败，只有五毛不知道；全世界都知道，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只有五毛不知道；全世界都知道，共產主义已经成为历史，只有五毛不知道。

　　五毛朋友，你们是真不知道吗？

　　四

　　有网友对此文章的内容提出质疑和反馈，说光说美国好的地方了，为什么不说美国的缺点。我的回答是：美国有缺点，而且缺点非常多。那我为什么不说呢？因为都被美国人自己说掉了。他们说起来比我狠多了，即使《环球时报》的很多骂美国的文章，也是美国人自己写的。翻开1949年以后到现在的中國官方报纸，你可以找到任何你需要的对美国国内灾难遍地的报导和对美国政府罪行的控诉。另外，任何一个中國人不仅可以在白宫前骂美国政府，而且在政府需要的时候可以在天安門广场安全自由地骂奥巴马。那么这样，我还有甚可说的呢？

　　通常五毛朋友很少正视现实，他们视人民的苦难于不见，一味编织心中的梦想祖国。作为反例，他们必须搜罗世界各大文明强国的负面资料，以证明那些国家也不过如此，甚至更差。于是他们的幸福感油然而生——他们生活在一个全世界最牛的国家，敢和最牛的对手叫板。这种自我催眠，恰恰说明其对自己国家极度缺乏自信。

　　五毛有一种亡国奴情结，总觉得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所以我们一定要紧密团结在黨的周围，因为只有它能保护我们。于是，宁愿不要民主自由也不做亡国奴。但我特别想问，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中國人，为什么一个个要往那个想让我们做亡国奴的国家跑？难到他们不害怕吗？

　　上个世纪40年代在纽约举办了一场大辩论，议题：美国是应该支持国民黨，还是支持共產黨？林语堂作为国民黨的代言人，说“共產黨只关心吃饭问题，他们不会治理国家”。共產黨的好朋友记者史沫莱特回击：你听过中國共產黨人跑到美国来享福吗？你见过有一个共產黨人在美国购置产业吗？“林博士顿时无言。如今，倘若史女士和林博士再生重新讨论同样话题，不知是何场面。

　　疑似中國五毛黨台湾分部支部书记的李敖先生说：一个好政权，就是不给美国人做走狗。可是李敖先生却不愿意生活在这个好政权下，宁愿选择生活在他称作“给美国人做走狗的”政权台湾。为什么？李敖需要两个政权，一个政权要允许他胡说八道，胡作非为，确保他不被和谐，不被失踪。另一个政权要满足他和美国作战的变态心理，至于那里的人民有无自由不重要，反正他不在那里生活。

　　说一说和美国有关的朝鲜战争。二战结束后，朝鲜半岛分别被苏联和美国“托管”。于是朝鲜南北都掀起了民族獨立运动。最后联合国决议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全朝鲜公平选举，成立统一的朝鲜议会。但苏联反对，禁止选举在北朝鲜举行。最后，南朝鲜在联合国监督下选出了李承晚当总统，北朝鲜在没有国际监督下，选出了金日成。南北正式分裂。

　　朝鲜南北分别建国后，在苏联和中國的帮助下，朝鲜迅速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在实力上大大超过南朝鲜。1950年6月25日凌晨，在得到斯大林的同意之后，金日成下令军队越过三八线，发动了对大韩民国的突然进攻。6月27日联合国通过决议，组成联合国军进行干预。苏联没有投反对票，之后却要求中國出兵朝鲜。

　　朝鲜战争不是中國和美国的战争，而是中國、朝鲜、苏联和联合国的战争。参战国家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法国、土耳其、泰国、菲律宾、希腊、比利时、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南非、卢森堡、日本等。战争的目的不是美帝野心狼要侵略中國，而是联合国不允许朝鲜破坏朝鲜半岛和平。

　　朝鲜战争中，中朝军队共伤亡63万人。其中，毛澤東的儿子毛岸英被炸死。志愿军被俘2.1万人。在战俘营，他们举行起义，控诉美军虐囚。美军很狼狈，只好接受人權组织调查，最后发现大部份指控不实。遣返俘虏时，在完全自愿和联合国人權组织的监督下，7，100人选择回大陆，14，000人选择去台湾和其它国家。

　　朝鲜战争结束后，7，100个志愿军战俘自愿选择回到了大陆。在经过短暂的欢迎后。他们便被送去了集中学习和交代问题。此后，大部份人被开除了军籍。等待他们是没完没了的审查，和历次政治运动的折磨。他们从此无法安然生活。而选择去台湾14，000名战俘，在改革开放后可以荣回故里，被当成台胞受到盛情款待。

　　五

　　9.11十周年，10年中，在恐怖袭击中遇难者的家人含泪告别逝去的亲人，重拾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他们说，这种忘记痛苦的过程，“每一天都过得很艰难”。9月11日，在纽约世贸遗址旁，人们聚集悼念遇难者，遇难者家属们依次走上台念出了全部遇难者的姓名，场面催人泪下。无一例外的是，遇难者家属的表情除了表现出悲伤和对逝者的思念外，只有对亲人和上帝的爱，人们的眼中竟没有仇恨。

　　美国的民众，牺牲者的家属，他们用的是祈祷，他们求的是上帝，他们呼唤的是怎样用善、用爱来应对这样的一个悲惨的悲剧的场面。记者在对纽约人采访时，不止一次地问起袭击之后，纽约人是否对穆斯林有仇恨，他们的回答竟也惊人地相似：如果恨的话，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2010年，建筑商计划在世贸双子塔废墟旁建立一所清真寺。这件事引起了轩然大波。全国各地都有人激烈抗议，认为这是往伤口上撒盐的举动。有人愤怒地大喊：“你们可以建清真寺，但请到别的地方去建！”但几乎所有美国主流媒体都无一例外地支持兴建清真寺。《纽约时报》更声称：如果一个国家拒绝多元文化、宗教和思想，这个国家将永远不会诞生出下一个 google。8月3日，纽约市地标保护委员会全票通过在世贸遗址附近修建清真寺的决定。

　　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为此事做了一次演讲。他说：“政府应不应该禁止公民在自己的地产上，按自己所属的宗教信仰，建立宗教场所？或许别的国家会禁止，但我们绝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在这里。如果我们容不下这座清真寺，我们就是在背叛自己的理想，背叛我们作为纽约人、作为美国人的身份。”

　　美国受到9.11恐怖攻击之后，一些地方出现了袭击和骚扰阿拉伯裔移民的个案。马里兰州的清真寺被人抹上涂鸦，一高中女教师便联络几个朋友在这座清真寺外为伊斯兰教徒站了一个礼拜的夜岗；俄亥俄州的伊斯兰中心收到了非穆斯林美国公民的捐款；许多不同肤色的妇女，穿上了穆斯林妇女的披肩和头巾上街，以表达她们对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文化的族群的尊敬和支持；9.11事件之后4天，一名穆斯林女学生戴着头巾和两个非阿拉伯裔的同学到先付款的自助餐厅吃饭，落座不久，女侍者走过来，23岁的穆斯林女学生以为“她要赶我们走”，原来女侍者是来退还30美元的餐费，并告知餐厅决定给她们提供免费餐。女侍者还说自己不愿意看到战争，对穆斯林女学生勇敢地穿着民族服装而感到骄傲。女侍者一离开，女学生就哭了……一位巴勒斯坦裔医生说。9.11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五，他去清真寺祷告，内心的疑惧却挥之不去，害怕被人辱骂，等他到了清真寺，发现门口集结着五十多个基督教的牧师与教徒，他们打着表示团结和联合的横幅……这位巴勒斯坦医生说：“他们令我感到安慰和看到了和平。美国的强大不在于她的军事和科学的领先，而在于珍藏于这个国家大多数人民心中的伟大精神。”

　　当时，在9.11突然发生之后，纽约市长朱利安尼马上开始全面的部署而且疾步向世贸大厦前进。他如果是早去几分钟或者说世贸大厦其中一个晚倒几分钟，那他可能突然被倒塌在里面。另外，朱利安尼当时调动了二十多个单位的消防队员进入大楼，第一时间进行抢险，结果在大楼倒塌的时候343名消防队员死在里面，后来这个NYFD就是美国纽约消防局的一个代号，成为了一个英雄的象征，还有很多的警察也牺牲在那里面。

　　世贸大厦内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共计1200家之多，平时有5万人上班，每天来往办事的业务人员和游客约有15万人。一位在世贸大楼工作的幸存者叙述了当时的情景：袭击发生后，公司的消防负责人来通知大家，赶快按照消防演习时的应急方案，尽快离开大楼。于是，立即跑到紧急疏散楼梯，楼梯很窄，只有并排站两个人左右的宽度，只见楼梯上排成一字行的人流，有条不紊地向楼下走着，每下一层楼，都有这一层的消防负责人或公司的最高责任者组织指挥着自己楼层的疏散，不用动员人们就纷纷让女性和老人先下，即没有争先恐后，更没有抢道挤占楼梯的行为，楼梯的一边始终畅通着，以便消防员和紧急救援人员上下，消防队员们则是逆向而上，到各楼层寻找需要帮助的人们，带他们撤离。由于大家的镇静，使许多人几乎错觉为又一次的消防演习，也由于现场良好的秩序，使得半个多小时后大楼倒塌之时，大部份人已撤离，包括一位腿脚不便，坐轮椅者也被同事们扛了下来。牺牲降到了最少约2，500人左右，其中300名是坚持到最后而光荣殉职的消防队员，还有负责指挥来不及撤离的领导们。

　　我们看到9.11以后，后来有2003年的大停电，不管美国发生什么大的危机，这个社会总会出现友爱、互助、奋不顾身这样无数的英雄人物的表现。首先是一种西方的文化，再就是美国的这个制度，美国的制度它是以在人类目前的情况下最大程度的实现了公平和公义，所以人们觉得去帮助人和被帮助都是值得的。

　　有五毛朋友经常说，为什么美国受到恐怖攻击而不是别的国家？这个答案很简单。在一个社区里边如果有行侠仗义的人，总是去跟黑帮做斗争，而黑帮是扰民、害民，而行侠仗义的人去打击黑帮，当黑帮要报复的时候，他当然不是报复普通人、不是报复那些明哲保身的人，报复那些吞吞吐吐的人，他是去报复那些行侠仗义的这些勇士。当受到报复的时候，受到罪恶集团报复的时候，美国是首当其冲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有一部9.11当天纽约人自发用船救人的短片，催人泪下。下面是这部短片的文字部份：

　　“9.11早晨，世贸大楼倒塌，几百万人四散奔逃，几十万人跑到曼哈顿南端，这才意识到曼哈顿是一个岛，他们被困在岛上。

　　船长文森特。阿多利诺：人们感到无助，那是最痛苦的感觉，在陆地上能怎么办呢？大楼塌了，人埋在下面，有消防员、平民。我回头跟老婆说：“我得去做点什么。”她看着我说：“你能做什么，你疯啦？”“我要开着船去曼哈顿救人。”她说：“他们再袭击怎么办？”我说：“那我也没办法，但是我得做我应该做的，谁也拦不住我。哪怕救下一个人，就少一个人受罪，少一个人死。”

　　船在纽约人脑海中排在后面，一百多年来，船第一次成为进出曼哈顿的唯一工具。

　　纽约水道船长柯克。斯雷特：是人的本性吧！看到人们求你让他们上船，你不能不管。

　　拖船工程师罗宾。琼斯：我在水上工作了28年，从没见过那么多船一起出现，就一个广播马上就来了。

　　几百艘船驶过洒满阳光的水面，驶向纽约市，驶向危险和未知。

　　船长文森特。阿多利诺：有家庭主妇，也有高级主管，每个人都互相帮助。四个商人拉上来一个老年妇女，还有她的导盲犬，是德国牧羊犬，就把她像冲浪板一样抬起来，抬过栏杆。

　　拖船工程师罗宾。琼斯：人为的计划根本不可能那么迅速那么快。

　　船长文森特。阿多利诺：不是训练出来的，那天就是人们做自己该做的。

　　拖船工程师罗宾。琼斯：人们会在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这些人让我看到，美国人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在一起。

　　9.11船运成为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水上疏散，超过二战时敦克尔大撤退，那时33.9万英法军队在9天内撤离。9.11那天，近50万民众坐船离开曼哈顿，用了不到9小时。”

　　我的一位朋友这样说道：9.11不是美国和拉登的战斗，而是文明和野蛮的战斗。那一天，来自世界各地的2，996名普通人遇难——其中有很多我们的中國同胞。那一天，当世界为美国悲伤的同时，也有很多人狂欢痛饮，他们漠视那些消失的生命，只为了满足内心变态的反美快感。人类是以价值来寻找家园的，那一天，我愿意自己是美国人。

　　那一天，我也愿意是美国人。五毛朋友，你们愿意吗？

　　六

　　凤凰网911十周年策划，采访一毕业大学生，问，对911怎么看？他说，很高兴，因为是霸权主义，跟美国对着干的都是英雄。再问，如果让你去美国愿意不？他回答，我喜欢美国，马上去留学了。最后问，对未来憧憬如何？他笑着说，能不回来就不回来！

　　这就是经过几十年政府洗脑宣传教育后国人的现实表现。很多国人一边羡慕着美国，一边嫉妒着美国；一边骂着美国，一边梦想移民美国；一边说美国霸权主义，一边梦想自己能称霸世界。这就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本身既无法给人类带来能够幸福的价值观，也没有能力为世界贡献先进的科学技术，一群70多岁的老人，领着一群盲目自大的屁民和愤青，靠意淫过活。

　　昨天“叁個代表”芮成钢刚刚勇敢地质问嘲笑骆家辉“坐经济舱是不是因为欠中國钱”。很多人对中國借钱给美国很不理解。其实不是借钱，是存款。我们把钱存在美国。为什么要存在美国呢？因为那是我们能够找到的信用最好、利息最高的银行。我们害怕吗？当然不怕，因为那家银行从来没有倒闭过。要真害怕早把钱取出来了。那为什么还要指责人家呢？因为是需要。谁的需要？黨的需要。

　　我们的CCTV4可以在美国随便看，我们的国家形象广告可以在时代广场随便放，我们的孔子学院可以在美国随便开，我们的五星红旗可以在美国随便飘，我们的红歌可以在白宫随便弹，我们的反美爱国游行可以在美国随便游，我们的《中國可以说不》可以在美国随便说，我们的《中國不高兴》可以在美国随便印。

　　我们要防堵一大堆西方东西，西方价值观、西方敌对势力、西方霸权主义、西方文化侵略。我们的防火墙全世界最先进。但很奇怪，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西方要抵制东方价值观、东方敌对势力、东方文化侵略。我们的CCTV4可以在美国落地，《建黨伟业》可以在美国公映。这说明了一个真理：有自由的地方不用防火墙。

　　央视天天报导伊拉克有路边炸弹爆炸，有美军遇袭，可是央视永远不会告诉中國人民：萨达姆统治时期的2002年伊拉克人口2400万，人均GDP仅为625 美元。萨达姆倒台后，伊拉克2008年人均GDP达298九美元，2010年人口3400万，人均GDP达3758美元！

　　在美国，一次重大事故就能改变历史：1911年3月25日的三角内衣公司火灾。146名男女工人死亡，大多数是16到23岁的姑娘，最小的仅14岁。三角工厂事件不仅促使了美国对血汗工厂立法，后来更被写进美国中学历史课本，成为美国现代主流价值观的一部份：生命的价值重于财富。

　　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把种族隔离时期的“白人专属柜台”搬到展览现场，让国民牢记这个国家曾经的耻辱。他们还展览了当年对印地安人的战争，美国内战，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越南、阿富汗、伊拉克等冲突。把历史的真相告诉国民，让他们去判断是非。这是美国对待历史的态度，它展现了国家的自信与坦诚。

　　美国的宪法不是写在纸面上的骗人的原则。而是可以用来作为起诉和判决依据的。违反宪法的法律将被判无效，违反宪法的判决将被推翻，违反宪法的政府行为将被追究。所以，写在宪法上的权利，每一项都将通过最高法院的判例得到保障，它是国家对于人民的庄严承诺，它是用来真正保护人民而不是欺骗世界的。

　　美国宪法共7条：第1条讲国会怎样建，用来干嘛？第2条讲总统是什么，谁能当？第3条讲法院干嘛使？前三条确定三权分立。第4条讲州与联邦关系，不能以上欺下、以大欺小。第5条讲宪法以后要改怎么改。第6条讲联邦和州政府都要视它为最高法律，忠于它。第7条讲四分之三州通过后生效。简单七条，稳定美国两百年。

　　美国两黨也开代表大会。四年一次，在各城市轮流举行，一般选择室内体育馆，由各州黨组织推举代表，大家欢聚一堂，选举黨的总统候选人。所有黨代会的费用全部由政黨自己筹集，国家不给一分钱。每次黨代会，场外的示威活动是一大景观，通常示威者人数远远多于黨代表。可以说他们是不请自来的非正式代表。

　　美国民主黨的黨徽是驴子，共和黨的黨徽是大象。1870年美国漫画家纳斯特画了一头驴登在《哈泼斯周刊》上，以讽刺当时北部反对内战的民主黨人笨得像头驴。后来他又画了一幅摔倒的大象，代表不满共和黨总统格兰特执政的选民，讽刺共和黨又大又笨。没想到两黨竟然就将驴和大象拿来作为本黨的代表动物了。

　　美国共和黨和民主黨可以随便加入。只要你登记选民时勾一下就行。不要交黨费，黨也没什么决定要你服从，没什么纪律要你遵守（守法就行），没什么秘密要你保守（又不干坏事），更没什么东西要你牺牲。当然，你也不用对黨忠诚，可以随便叛黨，也可以随时回来。领导一个超级大国的政黨居然那么不严肃。

　　美国是历史上总统遭暗杀最多的国家，共有8位。他们是林 肯、加菲尔德、麦金莱、肯尼迪、杰克逊、富兰克林，杜鲁门、福特、里根。其中前4位不幸身亡。但政府并未藉此搜缴武器，限制人民自由，大举实施维稳。因为美国人知道，这是民主的必然代价。民主的目的主要不是用来保护领导人，而是用来保护老百姓。

　　1998年印尼排华，1200多华人惨遭杀，1000多妇女遭强暴。某负责任大国表示不干涉别国内政，并在国内封琐所有相关消息。最后，在美国武力威胁下，印尼当局才收敛了迫害华人的兽行，事后印尼华人打出“宁做美国狗，不做中國人”的条幅。

　　很多人为苏联解体唱挽歌。但殊不知，苏联7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对外侵略扩张（包括对中國），对内鎮壓异己的历史。在冷战期间，它是以專制对抗民主的邪恶中心，而我们却把一个占领我们大片国土的国家视为同志加兄弟，把一个不但从未侵占过我们一寸土地，还帮助我们打赢抗战的国家视为敌人。

　　如果你说中國不好，可能被视为西奴；如果你说美国好，就会被视为美狗；如果你说不想做中國人，想做美国人，你将是十恶不赦的汉奸。但如果你什么都不说，只是悄悄把中國国籍变成美国国籍，你将会是一个成功人士；若你同时能献身于主旋律文化，教导中國人怎样才算爱国，你就是一个海外赤子了。

　　最让人寒心的，不是贪污腐败，不是强拆，不是高房价，不是股市，不是层出不穷的惊心罪案，而是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们，见怪不怪的纷纷告诉你，这个国家就是这样，你改变不了，习惯就行了。更可怕的是，等习惯以后，谁想要改变，他们还跟你急！

　　真正的母亲不求孩子回报她，更不会强迫孩子天天唱歌赞美她；真正的母亲总是把好的东西省给孩子吃，而不是自己把好吃的全吃了，把残羹剩饭给孩子；真正的母亲为了保卫孩子可以献出生命，而不是老让孩子为自己去打架。真正的母亲听得进孩子的批评，不会孩子一骂她就把孩子关起来。真正的母亲只有一个。

　　多少年来，他们一直把“西方国家”当做贬义词灌输给我们，他们告诉我们美帝是最坏的。但当我们长大后，却发现他们的子女在西方国家，他们的存款在西方国家，甚至他们的退路都在西方国家……留在这里的，只有从小以来被洗脑被欺骗得不成人样的我们。

　　五毛朋友，你听明白了我的这番苦口婆心了吗？衷心希望所有的中國人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包括能明白真相的五毛朋友。

　　作者:夏小强

中国报道周刊, 2012-03-25. | 添加评论 | 4 comments

原文地址 和五毛谈心谈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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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以前8元人民币兑现1美元，现在只需要约7元人民币就可以兑现1美元，这就说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否则就是贬值了。

　　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趋势上基本是升值。当时，8.27元人民币兑现1美元，现在升值到6.3元人民币兑现1美元。很明显看出，人民币升值之后，我们手上人民币将比以前兑现更多美元或者其它外币。

　　对于中國人来说，人民币升值之后，买进口货价格比以前便宜，出国旅游价格比以前便宜，甚至出国留学也比以前划算了。

　　举例说，某种进口商品价格是10美元。如果当初1美元兑现8.3元人民币的话，那么购买该商品就花83元人民币。现在，人民币升值到1美元兑现6.3元，那么只需要花63元人民币就可以买到了。也就说，人民币升值之后，购买该进口商品可以让中國消费者节省了20元。

　　人民币升值给中國人带来什么影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长周其仁教授在一篇文章上说的一段话。他认为，我以为推动海外代购的主要动力，是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大家看明白了：请人代购国际品牌产品的，是中國人。他们口袋里的购买力，是人民币购买力。那些代购来的商品呢？一为外国货，二以美元欧元日元标价。这样的买卖，受人民币汇率变化的影响当然很大。

　　他认为，如果人民币对外币升值，中國人口袋里的钱比照外国商品就更加值钱，就可以有更多的代购。反过来，要是人民币对外币贬值，全体中國人口袋里的货币购买力，比照外国商品就一起缩了水。民间自发的海外代购行为，有教育意义。首屈一指的，是海外代购表明普通的市场中人也认识到人民币升值具有多方面的含义。

　　要是手头上有很多美元，人民币升值的话，这意味自己的财富缩水。因此，有不少学者担心人民币升值，中國外汇储备资产将损失掉了。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他是持着反对的意见。他在文章上说到，反对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可不是反对这升值的本身，而是这升值会给中國带来与发展中國家竞争的不利。这里的一个头痛问题，是中國还有外汇管制，厂家出口不能以人民币结算。外币有多种，为什么他们绝大多数要用美元结算呢？

　　张五常教授担心人民币升值，从而导致中國产品竞争力下降。确实，随着人民币不断升值，企业的出口越来越困难了。很多企业的利润都被人民币升值吞掉了，甚至被迫关闭了。按照张五常的观点，企业的倒闭之后，这也会影响到穷人就业，所以人民币升值对穷人是无利。

　　人民币升值对中國来说，有利有弊。我们利用升值的好处，购买便宜的进口货，但是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也会影响到穷人的就业问题。因此，张五常说过，人民币升值，对富有的炎黄子孙无疑有利。但劳苦大众呢？难道他们会旅游巴黎喝拉图红酒吗？

　　虽然人民币升值有利有弊，但是可以做到扬长避短。简单来说，就是想尽方法享受升值的好处，避免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

　　作者:李俊

中国报道周刊, 2012-03-18.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人民币升值给中国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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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跃进惨败，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为大饥荒，暴君昏君的毛澤東不因此而垮台就已经够不可思议的了，殊不料三、五年后，毛澤東的个人威望不降反升，竟然还增至最高峰。

　　中外历史上那些被神化的大獨裁者，包括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毛澤東，都是干成了几件漂亮事才被吹起来的；唯独这一次与众不同，这一次，毛澤東是在犯下最愚蠢最荒谬也最残忍的滔天大罪后，反而赢得了举国上下的狂热崇拜。

　　本来，在62年七千人大会后，毛的错误（共產黨把它叫错误，其实应该叫罪行），至少在中共高层内部已经是心照不宣。毛在黨内的威信降到七大后的最低点；与此同时，刘少奇等务实派在黨内的地位则显著上升。如果在那时召开九大，刘少奇很可能当选黨主席，毛澤東很可能被送上名誉主席的虚位而失去实权。然而等到了65年，形势就发生了惊人的逆转。

　　当共產黨的老朋友，美国人斯诺再度访华时，他最感惊讶的就是举国上下对毛澤東的毫无节制的崇拜：毛的著作和相片无处不在，但没有别人的。

　　那么，在这段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使得毛澤東能迅速地摆脱被动，赢回主动，走出低谷，登上巅峰的呢？

　　在这段时间，毛澤東自己做了两件事。其一是，在62年秋天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階級斗争”，把黨的工作中心从经济建设又扭转到階級斗争；其二是发动中苏论战，公开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这两件事有效地转移了目标，动员起民族主义。暂不多论。

　　我这里要说的是，毛澤東想要赢得全国人民对自己的崇拜，这事不能单靠自己，这事必须倚仗别人。你想坐轿子，总得有人愿意抬轿子才成。在延安时期，主要是刘少奇大力推动对毛的个人崇拜。但现在刘少奇显然不愿意再这么干了。

　　按理说，给领袖歌功颂德和灌输伟大领袖的伟大思想是中宣部的事，可是现在由陆定一主管的中宣部也没有这份积极性——所以文革一开始，中宣部就被当作阎王殿砸烂了。在这段时间里，吹捧毛澤東最卖力的是林彪主持下的解放軍。

　　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被罢官，林彪接管军队工作。林彪上任后，全力以赴就做一件事，那就是高举毛澤東思想伟大红旗，把学习毛著运动推向高潮，把学毛选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林彪深知树立英雄榜样的重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中共本来就有树英雄榜样号召人民学习效仿的传统，而从63年到66年，供全国人民学习的英雄榜样基本上都是由解放軍树立的，基本上都是解放軍战士，所有英雄人物都把自己的功绩归功于毛澤東思想的教导，其中宣传最力影响最大的就是雷锋。

　　雷锋是部队从一开始就刻意培养树立的英雄模范。早在雷锋入伍当兵的第一年，沈阳军区的报纸就发表长篇报道称赞雷锋是“毛主席的好战士”，其后又举行“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雷锋模范事迹展览”。1963年2月初，人民日报，解放軍报，中國青年报等相继发表报道介绍雷锋英雄事迹。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和毛澤東亲笔题词。这就把学雷锋运动推向全国。

　　在60年代初期，解放軍高调介入政治。很多事都是从军队发起再推向社会的。

　　先是林彪说“把解放軍办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学校”，然后毛澤東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解放軍”。把林彪那句话带进毛澤東的那句话，那就是，毛澤東号召把全国办成他的思想的大学校（文革中，“把全国办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学校”这一口号确实很流行）。

　　毛澤東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学什么呢？林彪题词说得很明白——“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几句话出自雷锋日记）。把林彪的题词带进毛澤東的题词，那就是，毛澤東号召全国人民读他的书，听他的话，照他的指示办事，做他的好战士。

　　事后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由林彪发起的学毛选群众运动为毛澤東发动文革做好了最重要的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正是这场学毛选运动，把毛澤東送上个人崇拜的最高峰，它不但造就了千千万万狂热崇拜毛澤東的青少年，而且使解放軍这支黨军彻底变成了毛军。

　　众所周知，毛发动文革就仗着两条，一是毛在当时民众心目中所享有的巨大威望，一是枪杆子绝对忠于毛个人。而这两条就是通过在全黨全军全国人民中学毛选运动完成的。学雷锋运动则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以我要说，学雷锋运动罪莫大焉。我不是说雷锋是坏人罪大恶极，我说的是，学雷锋运动是掩盖毛澤東滔天罪恶，树立毛澤東绝对权威，把中國引向文革浩劫这一罪恶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帮助毛澤東走出低谷送上巅峰，出力最大的莫过于林彪；林彪的办法最主要的就是提出高举毛澤東思想伟大红旗，号召和推动学毛选运动；而为学毛选运动量身定制的英雄模范中，影响最大的就是雷锋。所以学雷锋运动罪莫大焉。

　　今天，中共当局又在大声鼓噪学雷锋。只是在今天，他们不好再强调雷锋学毛选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他们竭力把雷锋精神归结为“做好事”。

　　然而我们都知道，要是去掉了学毛选，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就不成其为雷锋了。要是单说做好事，比雷锋做好事做得多做得好做得诚实的比比皆是，成千上万，哪轮得着把雷锋当模范呢？难道你以为，要不是当年“伟大领袖”号召学雷锋，中國人就连要做好事助人为乐都不懂了吗？

　　作者:胡平

中国报道周刊, 2012-03-11.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学雷锋运动罪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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