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中国人喜欢存钱？

chinaweekly — Thu, 19 Nov 2009 02:05:50 +0000

　　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精英”，会借助某个媒体突如其来地冒出一句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雷人话语，如若不信，鄙人信手拈来一例：

　　2009年11月9日，英国经济学大师、伦敦商学院教授理查德？波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当前的一个问题是消费不足，解决这个问题行之有效的办法是提高中国人的工资。这话本来不错，但央视新闻频道在播完这则消息后，主持人邱启明却直接作出以下评论：“其实工资一直都在涨啊，关键是中国的老百姓喜欢存钱，你发得再多，人家都存起来，不用。”

　　邱主持此语一出，立马便引来一片骂声。这也莫怪人家“口毒”，实在是你这个邱主持说话太离谱。在邱主持看来，中国人不是没有钱，而是不喜欢花钱；或是中国人个个都像《儒林外史》中的那个临死前伸着两个指头不肯断气——“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的严监生，小气得不愿意多花一分钱！邱主持这话简直像是对饥肠辘辘、食不果腹的人说 “何不食肉糜”？不把人家问得啼笑皆非，无以作答才怪呢！

　　我想，邱主持说出与实际状况相隔万里之遥的话来，原因无非有三：一是邱主持嘴勤腿不勤。作为主持人，他能说会道，舌绽莲花，口吐珠玑，口才出众，乃毋庸置疑，但他身居闹市，养尊处优，难免双腿很少涉足那些偏远贫穷的地方，故而眼中所观，尽是达官贵人、款爷大腕；耳中所闻，皆为荣华富贵，流金淌银，哪见什么缺米少油、家徒四壁、债台高筑乡下穷人？哪闻吃了上顿没下顿、患病无钱医治、孩子无钱辍学的特困家庭的呻吟呢？缺少调查研究，便看不清“浮云遮望眼”的“庐山真面目”；便无法了解许多中国人真实的经济状况。二是邱主持家境宽裕，衣食具足，顺风顺雨，小日子过得挺滋润挺惬意，也就无法体验到捉襟见肘的老百姓存钱的无奈心境；三是邱主持虽然对老百姓的生存状况心知肚明，也知道许多中国人囊中空空，将鸡屁股里面“吐”出的几个小钱存起来是为了应付太多的后顾之忧和不时之需，但骨髓里的“代表”情节迫使他为了“保持一致”、“弘扬主旋律”，而说几句言不由衷的话。究竟邱主持属于哪种情况和哪种心态，当然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不过，依鄙人的善良之心，我愿邱主持是属于第一种情况。

　　鄙人虽也早早加入了城市人的行列，但我是从田埂上走来，至今我的双脚丫子仍带着泥土的芬芳。农家人出身的我，深知农家人的实际生活状况，明了农家人为什么要存钱的道理。上周末，一位我醴陵老家的村支书来我家做客，闲聊中，我问他那个有3215户农家的大村，究竟有多少家农户说得上真正脱贫、衣食无忧，有楼房有小车有存款并且经得起一点“风浪”？他说：真正能从容应对“风浪”，或者说盖房子、生大病、两个以上孩子上学什么的不需要借钱的富裕农户，也就10户的样子；能做到四季不缺柴米油盐、一般性的红白喜事不需借债的农户，大概占20%的比例。醴陵市乃全国著名的“瓷城”、“烟花鞭炮之乡”、“防水材料之乡”，即使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湘北湘东，也算是富庶之地。但从这位支书透露的情况来看，醴陵的“中国人”，除了那10家“大户”，其余3205户人家都不能不存钱哦！对于大多数农户来说，纵是存了几个钱，只要一人“金榜题名”，便会让其债台高筑；只要一人动个大手术，便会让其家徒四壁；只要盖栋像样的楼房，便会让其掏空几代人的血汗积蓄……为何农村的男劳力都强忍“空巢家庭”之痛，抛家离舍独自在外艰苦打拼挥洒汗水？为何农村那么多女孩都编造着一个个美丽的谎言，掩盖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出卖身子的实情？这难道不是导源于生活的压力？

　　再回过头来看城市吧，吾辈在省城长沙的主流媒体做了20余年的记者，说句不怕朋友笑话的大实话，连我这个小有名气的“笔杆子”也没有真正脱贫，一个稍大的“风浪”袭来，便会导致我的家庭摇摇欲坠，四壁透风。为让自己和没有工作的夫人安享晚年，我用自己多年绞脑汁的积蓄买了一个铺面，结果因开发商不讲诚信，导致拥有包括我在内的260余位业主的商场全面瘫痪，颗粒无收。我现在亟需存钱，可是无钱可存，每月几千元的工资很大部分需用来供养两位重病在床的老人，想买一套面积稍大的住房也成了遥不可期的事儿。邱主持所谓的“工资一直都在涨”，也太过缺乏现实语境。“金融风暴”袭来，中小企业首当其冲，不少企业减薪裁员，很多地方都暂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明明没有涨工资，你邱主持却言之凿凿称“工资一直在涨”，叫人听了嗤之以鼻算便宜了你，向你扔块砖头你也只能自认倒霉了！君不见，城市的街头巷尾还有多少无家可归的上访户、流浪汉？城市的菜市场还有多少人在检菜叶充饥？

　　其实，不管是农村的“中国人”还是城市的“中国人”，都有着太多太多需要花钱的地方。不要以为中国人都达到了你邱主持这样的生活水准，真正称得上有钱的人只占“中国人”总数的20%，大多数的人都不得紧手紧脚地过日子，都不得不为应对家庭不期而遇的“大事”而存钱。据我个人之见，“中国人”中，至少有五个群体属于穷人：一大批下岗工人、一大批大中专毕业生、一大批小门店老板、一大批在职的打工者（月光族）及绝大大多数的农民。况且，“中国人”中的中产階級队伍，也因股市及房市不断下套使其财富缩水而日渐式微。一言以蔽之，眼下80%的“中国人”，都面临入托、升学、就业、住房、养老、看病等诸多方面的问题，随便动一动梛一挪就得花钱，而相应的社会保障并没有跟上来。处在金字塔中层以下的草民阶层，每天要唱的歌就是“活着不容易”！

　　邱主持身在有影响力的大媒体央视，面对亿万观众说话时，总还得转动一下肩膀上的那个“机器”，让自己的话语和实际生活有个八九不离十，诸如“中国人喜欢存钱”之类的阙词，因其大谬不然，从此可以休矣！

　　来源：http://bbs.voc.com.cn/topic-2129234-1-1.html

　　作者:罗修云

中国报道周刊, 2009-11-19.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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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半白领可能在未来两年的通胀中破产

chinaweekly — Wed, 18 Nov 2009 01:51:08 +0000

　　过度负债而收入下降，是2009年中国城市居民白领家庭的基本趋势。近日，本人走访了上海、北京两大白领集中的城市10多户今年开始有房贷的家庭，七成家庭月供比例超过家庭收入的五成；生活成本本来只占三成，但最近水电油气全面调价增大了成本，提高了不少；所以，每月积蓄不到一成，旅游、购物等消费大为减少。

　　按发达国家的白领收入月供比例，房贷月供占家庭总收入的30%比较合适。中国城市白领家庭超出合理月供比例的40%，风险系数正在加大。

　　从今年的住房按揭贷款增加幅度来看，中国住房按揭贷款从2003年的3329亿元，至2009年9月末，加上行公积金贷款已经突破4万亿，贷款增加数以年均75%的速度增长。从总量来看，美国的住房按揭市场发展50多年，其住房贷款余额也不过在3万亿左右，但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刚发展不到十年，其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余额就达到3.3万多亿元，加以公积金住房贷款7000多亿元，已经超过了4万亿元。

　　现在来看，假如CPI上涨3%，住房贷款月供比例超过50%的家庭，每月就开始发生入不敷出，不仅积蓄没有了，还将开始负债。对他们来讲，要么增加收入，要么降低生活质量，要么继续啃老。但是，在生活成本处于上升通道时，是没有办法降低的。如果银行再加息2%，那么，今年买房的年轻白领，断供将成为常态。这对中国社会来说，是首次发生的经济现象，其后果不亚于美国的次债危机。

　　在调查中，我还发现一种十分有害的心理。有的认为，如果发生通货膨胀，至少收入会增加吧。抱有这种侥幸心理的大有人在。这种情况放在美国，那是没问题，美国有强大的工会组织，一发生通货膨胀足以让资本家加薪。但是，在中国不行。加薪这条路实际行不通。因为在这个时期，正是政府在加税的通道运行。中国的企业税赋很重，如果再给员工加薪，那很多企业会关门大吉。

　　还有一种心理也是盲目乐观，那就是如果实在不行就把房子卖掉。可是，你的房子是在房价泡沫最严重的时候购买的，只要央行宣布加息，许多房子房价要跌去30%至50%，首付款都跌没了，你还怎么卖？当回收流动性的时候，大量的囤积在炒家手上的住宅会爆发性的投向市场，有价无市的局面很快形成。还怎么买房子呢？

　　中国住宅市场是严重畸形的市场，已经埋下了足以颠覆中国经济三驾马车的巨大隐患，导致资源错配，资产价格猛涨，产业结构型矛盾加剧，社会购买力被高房价吞噬殆尽，再印钞票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我认为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明年加薪无望的家庭，应该采取措施，将大房子换成小房子，小房子改为租房，手上留一点现金以备不时之需。

　　来源：经济参考报

　　作者:牛刀

中国报道周刊, 2009-11-18.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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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需改变“收入比”

chinaweekly — Tue, 17 Nov 2009 01:11:06 +0000

　　很多学者呼吁经济转型，呼吁靠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要改变、靠出口带动的增长模式也必须要有改变、靠制造业的模式也要改变，要更多地发展第三产业。但四分之三的生产性财富都掌握在国家的手里，只要这些财富升值，四分之三继续留在国家手里，必然的结果就是不断往工业一投再投、往基础设施一投再投。

　　中国的经济转型为什么难？在我看来，与政府和居民之间的收入比过大有关。

　　国家收入的“大饼”是如何分的

　　如果把中国整个社会分成三个不同的群体：第一个群体是政府，从中央政府到省政府再到地方政府，城镇居民是第二个群体，农民作为第三个群体。在过去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哪一个群体得到的好处最多？哪一个群体得到的好处相对来说最少？

　　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总体上是翻了5.7倍，如果1995年的基数是100，到2007年的时候上升到670左右，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时，占的份额是最多的。城镇居民总体上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2年里翻了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总体上翻了1.2倍。如果我们把整个国家的收入看成一个大的“饼”然后分给这三个群体，政府从这个饼里面得到的份额是最多的，农民得到的份额越来越少。

　　国家收入相当于多少“居民收入”？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2007年，全国的国家财政税收是5.1万亿人民币，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比较一下，我们发现现在政府的规模重新超过改革开放初期，同时也比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的大。用农民一年的纯收入作为参照系数，1978年的时候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8.5亿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去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2.3亿农民的纯收入。

　　消费难是因为财富升值效益没办法流到老百姓家中

　　我们再看一下资产性财富在政府和社会之间是怎么分配的。据统计，差不多有76％的资产性财富还是掌握在国家的手里，只有大概四分之一的资产性财富掌握在民间。到2006年年底，把国有土地的财富和国有企业资产的财富加起来，国有资产的价值差不多是79万亿人民币。而到2005年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是21万亿左右。

　　中国的社会财富在政府和社会之间这样的配置结构，带来的后果到底是什么？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国的GDP如果只按照8％、9％的速度增长，那么中国老百姓能够感受到增长的好处会非常少。重要的原因是财富在民间的配置结构，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说，每年可以花的收入应该包括两部分：劳动收入和工资收入；资产性财富升值收入。但是在中国，大部分老百姓享受的只有劳动收入，工资的上涨是最主要分享经济增长的渠道。很多经济学家讲我们必须改变中国导向型的出口方式，必须通过内需的增长来带动增长，但是，财富升值的效益没办法流到老百姓的家庭，老百姓如何消费。

　　“收入比”决定国家喜欢在重工业“一投再投”

　　政府代替老百姓拥有资产、获取更多的国民收入，其他的结果还有哪些？我想特别强调的是，不管是前苏联还是过去计划经济的中国、今天的中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非常重视重工业、制造工业，而轻视第三产业、轻视轻工业。因为政府代替老百姓拥有这些资源、控制财富的重新配置，最后的结果肯定会重视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而由老百姓掌握财富的支配权和消费权的时候，最后会转变成为对服务业、对消费者工业有更多的需求，而不会转变成对大工业项目的投资需求。原因是花别人的钱，不仅仅不心疼，还需要追求效果。作为官员，一般都会把这些财富花在看得见、摸得着的项目上，这些往往是基础设施和大的工业设施所具备的特征。

　　很多学者呼吁经济转型，呼吁靠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要改变、靠出口带动的增长模式也必须要有改变、靠制造业的模式也要改变，要更多地发展第三产业。但是，四分之三的生产性财富都掌握在国家的手里，只要这些财富升值，四分之三继续留在国家手里，同时又有这么多财政税收掌握在国家手里，必然的结果就是不断往工业一投再投、往这些基础设施一投再投。这样下去，一个国家还要靠出口市场，才能使那些投资多少有一些汇报，否则这个增长模式很难持续下去。长期靠投资怎么能维持下去？现在已经到了非转型不可的时候。

　　（作者为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

　　来源：南方日报

　　作者:陈志武

中国报道周刊, 2009-11-17.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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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迪士尼困境

chinaweekly — Mon, 16 Nov 2009 01:21:52 +0000

　　星条旗飘扬在“美国大街”上空，打扮成卡通形象的男男女女在游客中间开心地表演和游戏，在包括米老鼠、白雪公主等迪士尼形象演员前面，永远有许多人在排队等候合影。

　　香港迪士尼乐园自2005年9月开业以来，这样的场景天天都在上演。尽管地处中国的香港，这个不折不扣的美国文化乐园一直令许多人如痴如醉，但是该乐园开业第一年吸引560万游客的目标并没有实现。

　　“与很多人的期盼不太一样，香港迪士尼乐园并没有给香港带来多大的好处，或者说当初它不来对香港也不会有坏处。对比美国、日本和法国等地的迪士尼主题公园，香港迪士尼乐园是全球规模最小的一个。令人不解的是，它从未透露过游客年度人数及变化情况。”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助理教授陈允中在2009年10月表示，该乐园的游客人数一直低于预期，而游客们也抱怨其服务欠佳，游乐设施太少，且乐园规模过小。

　　事实上，持有香港迪士尼乐园57%的股份的香港政府一直承受着来自立法会和社会舆论的沉重压力，后者抱怨政府在一个业绩低于预期的商业项目上投资过大。

　　“不平等条约”

　　2005年，占地126公顷、耗资35亿美元的香港迪士尼帮助美国娱乐业集团华特迪士尼公司在中国顺利登陆。此前，“迪士尼”已在美国、法国和日本开了多家乐园，并且已经形成众所周知的投资战略：利用主题公园建立品牌知名度，然后销售其他产品：电影、电视剧、玩具和服装等。由于香港的特殊历史及特别政治待遇等因素的存在，开始几乎没有人会相信这个主题公园会慢慢变成一个投资泥潭。

　　“因为‘非典’的袭击，那时候香港经济非常萧条，大家都被这个项目感动了，觉得迪士尼这样的国际大公司都还能够看得起香港这样地少人少的小地方，香港肯定还有希望，同时大家对迪士尼公司的经营能力和道德标准几乎没有怀疑。”陈允中说。

　　相关资料显示，在此前所有相关项目中，迪士尼方面只投资了24.5亿港元，还得到23亿港元商业贷款；而香港政府除了一块在大屿山岛填海所得价值40亿港元的土地和一系列配套基础设施，还为该园的建设投入了32.5亿港元股份和61亿港元债务。

　　“从当时的情况看，香港政府其实投入了约90%的资金，却只拥有57%股权，合约非常不平等，而且随后亏损越大，其损失也越大。”陈允中说，“其实整个谈判香港政府是有意作了巨大让步，甚至甘心一直吃大亏的，我们甚至称此次合作为‘不平等条约’或‘卖国条约’。”

　　陈允中还表示，按照有关的约定，香港政府只能在门票收入中分成，而相关产品销售收益全部归迪士尼，目前游客数量少，门票收入也少，香港政府肯定要亏大头，但是相关产品销售却不一定会亏，但那却与香港政府无关了。

　　香港的一名资深新闻记者说：“很难想象以前香港政府是怎么样与美国迪士尼谈判的，这样明显吃亏的合同他们都敢签，之前那些每天在媒体上标榜自己水平高的香港经济学者们好像也没有及时提出什么有用的建议来；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当初相关谈判官员有腐败行为的线索，但是至少我们认为香港政府官员的谈判水平太低了，中了美国人的圈套，这个项目被人家吃定了。”

　　“换一个角度说，在香港投资的国际企业很多，值钱的大品牌也很多，但香港政府偏偏对迪士尼做出了大量的照顾和让步。”陈允中说，“这里面实际上透露出香港政府好大喜功，急于出政绩的心态。与有着多年赢利经验的国际大企业谈判，香港政府显然力不从心，所以合约上虽然是大股东，但其在迪士尼的经营、人事和财政权方面都插手不了，全部被公司方面掌控。”

　　他同时表示，迪士尼方面肯定也不愿意看到游客少，门票收入低的情况，因为自己的利益也会受到影响，但是其聪明之处在于把更大的风险以合约的方式甩给了香港政府，无论是以前的建设还是将来的继续投资，香港政府实际上已经被香港迪士尼“绑架”了。“香港许多立法委员对此非常不满，一再指责政府对这个项目的投资有失误，甚至要求停止与迪士尼的合作。但是香港政府一再强调‘合约精神’，认为必须重合同、守信用，然而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个合约本身就是不理智下形成的。”

　　在各种各样的争议之下，香港迪士尼乐园在2005年9月热热闹闹地开张了，香港本地、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地区、东南亚和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游客摩肩接踵而来，大有挤爆之态势。人们都以为在满足了游客的好奇心和让游客开心之后，它将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渐渐对香港迪士尼乐园“地方小、项目少”的实际情况产生了一些不满，这样的负面口碑不断传开，尤其许多曾经也到过日本、美国和法国的游客，更容易对此进行比较，结论都是对香港迪士尼表示失望，这样的情绪一度“传染”了许多人，使他们改变了本欲前往香港的计划而改飞别处。

　　“在开业之初，我们曾经对香港迪士尼乐园里的‘血汗工厂产品’等一系列环保问题和劳工权利保障问题提出过质疑和抗议，并且促进了它的让步和改变。”陈允中说，“但是当时很少有人会料到，‘迪士尼’在其他地区早已经轻车熟路的运行方式竟然会在香港遭遇了‘滑铁卢’。”各种不利的情况不断在产生负面影响，不过，香港迪士尼开业以来的具体经营情况外界一直无从知晓，甚至包括大股东香港政府及肩负责任的立法会议员。

　　“主题公园回本期较长，一般需要10年以上；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开幕至今只有4年，近年业务增长稳定。”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公共事务副总裁卢炳松则说，“展望前景，港珠澳大桥将于2015年通车，这将有助吸引更多内地人流及车流访港，对我们的业务发展也有利。”

　　除此以外，香港迪士尼乐园在早期还被政府允许拥有“治外法权”，即其内部出现治安、消防等情况，香港警察都不得擅自入内处理，而是由其保安人员自行解决，只有经过乐园方面同意，香港警察才能进入执法。

　　“这样的情况好像香港有个‘迪士尼租界’，大家对政府当初愚蠢的合约签署都感到很气愤。”陈允中说，“还好，在香港各界的批评、监督下，这样的情况已经明显转变，至少迪士尼区域的管理方式不再像旧中国的上海租界了，香港的法律在那里也得到了公平执行。”

　　“美国文化”不火热

　　香港迪士尼一直坚信自己仅仅是初期在营销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而没有直接面对因面积太小和缺乏具有重大吸引力的景点和服务而遭受的诟病。在遭遇了第一年业绩令人失望的情况后，香港迪士尼乐园才在其主题公园开设背景介绍课程，以便向内地的游客更好地介绍米老鼠和唐老鸭。其高层人士对媒体公开宣称：中国人对迪士尼卡通人物不够熟悉，这是乐园在首年运营中未能实现吸引560万游客目标的原因之一。

　　“如果你不是与这个品牌、这些卡通人物、故事或主题一起长大，你就不太清楚自己正走进什么地方。”香港迪士尼乐园行政总裁安明智曾经如此表示。2006年，为帮助中国内地游客了解迪士尼卡通人物的背景故事，香港迪士尼乐园拍摄了些“游览前”的图片和影片，在游客游览前展示。

　　来自广州一家旅行社的年轻导游陈小姐则认为：“就香港迪士尼乐园开局不利的情况来看，除了‘地方小、项目少’的主观原因，还有美国人高估了中国人、亚洲人甚至香港本地人对美国文化迷恋的程度，美国人必须清楚其他地方的人不可能完全和他们一样。”

　　为了赢得中国内地游客的欢心，除了把汉字“福”倒挂，香港迪士尼甚至从2008年春节期间让米奇和米妮老鼠换上了特别的红色服装，还前所未有地塑造了一位穿着吉祥的丝袍，围着一条超大腰带的“财神爷”卡通形象，再加上“寿星”和“福星”，然后让演员们不断在乐园里活动，轮流与惊喜的游客合影。显然，如此修订营销策略，目的是要让这个典型的美国主题公园显得更具中国特色。

　　但是，迪士尼的受欢迎程度一再落后于香港本土的竞争对手海洋公园，一直没有成为香港的旅游尖兵，其文化形式及活动内容甚至遭遇了香港学者的质疑和批评。

　　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助理教授司徒薇说：“首先是香港在迪士尼开幕前就有的批判运动，市民有所认知，尤其政府跟迪士尼签了不平等的合约有损香港人的利益，所以对迪士尼反感；其次香港好玩的选择太多，而迪士尼门票那么贵，一般家庭不可能常常负担得起，不是求婚与重大庆祝是不会去的。”

　　她表示，根据法国、美国与欧洲方面的一些研究，迪士尼真正赚钱的不是主题公园，而是文化与消费产品，还有外围旅游与旅馆的服务，迪士尼乐园在世界所有地点都赔钱，香港也不例外，唯一赚钱的是东京迪士尼，因为它是日本方面獨立拥有与经营，已脱离了迪士尼管理层的控制。

　　陈允中则说：“财政失败和文化不认同使香港迪士尼的旅游项目不能成功，甚至变成烂摊子，说到底还是它的吸引力不行。如果还有重新再来的机会，相信香港不会选择与迪士尼合作了。”

　　扩建计划艰难出笼

　　香港迪士尼乐园面临着亏损额进一步扩大的困境，美国华特公司不得不在2007年同意豁免其两年的管理费用，并推迟收取期间的特许权费用。

　　“没有人愿意看到香港迪士尼遭遇困境，无论美国华特公司还是香港特区政府，还包括迪士尼的游客。”陈允中说，“所以大家都在思考，都在想办法，都希望乐园能够走出泥潭，目前都把希望寄托在乐园的扩建上。”

　　“全球的迪士尼乐园都是透过扩建以发展业务，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亦不例外。”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公共事务副总裁卢炳松说，“香港特区政府与华特迪士尼公司双方股东均认为，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需要扩建以取得长远成功。”

　　2001年，美国华特公司在东京迪士尼开设了第二个公园迪士尼海洋乐园；2002年，在巴黎迪士尼建设第一个主题公园10年后，巴黎迪士尼影城开业。由于在其它地方有过成功的战略实验，无论是出于事业扩张，还是出于救急，扩建似乎都成为香港迪士尼的不二选择。

　　但是扩建计划的谈判并不顺利，甚至一度被搁置。作为拥有该乐园57%股权的香港政府初期并不同意香港迪士尼方面提出的计划，并声称不会继续投资这座难以盈利的游乐园，而后者也丝毫不相让，于是这项计划就一直拖延下来。

　　2009年初，香港迪士尼突然宣布将裁减30名帮助规划和设计新公园的“幻想工程师”，理由是“扩建结果具有不确定性”。与此同时，迪士尼总部还不断放出有意在上海再建造一家主题公园的风声，而上海方面也始终认为迪士尼项目对上海服务业发展甚至带动GDP增长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些自然让香港政府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事实上，自从与迪士尼合作以来，双方不断发生争执的消息就被好事的香港媒体不断传播、放大。

　　“由于香港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所以大家后来都已经清楚这里面涉及香港特首的水平和责任问题。”陈允中说，“以前投资建设乐园是董建华在任，而现在是否继续投资则是曾荫权的难题了，尽管香港政府做事情需要立法会批准，但是特首本身的态度也是很关键的。”

　　陈允中说：“现在面临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香港政府不愿意继续投入，那么以前的所有投资都将成为泡沫，其将背上巨大的财政债务，还要面对大量失业人员等许多难以想象的问题；如果继续投入资金，谁又能保证一定会让香港迪斯尼免除厄运，或者说谁知道多长时间能够改变目前的窘境呢？”

　　在对扩建工程的融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之后，香港立法会在2009年7月通过了美国华特公司和香港政府针对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扩建计划的财务安排。华特公司愿意在5年内分期为此项扩建计划融资35亿港元，但香港政府表示不会向扩建计划投入新资本，而计划将相当一部分现有贷款转换为股份，以维持大股东的地位。该计划完成后香港政府的持股比例可能将从57%降至52%，其涉及资金规模约62.5亿港元。

　　作为对新项目的回报，迪士尼公司前所未有地同意从2008~2009年度起，每年披露乐园营运及财政表现的主要资料，当中包括乐园的入场人次及财务表现的主要数据，提高乐园营运透明度。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的官员表示，扩建后的香港迪士尼乐园将增设3个新主题区，分别为“野矿山谷”、“迷离庄园”和“反斗奇兵历奇地带（暂定名称）”，占地约为现有主题公园面积的23%，扩建计划的成本为36.3亿港元，新主题园区将提供超过30项游乐设施，令乐园游乐设施总数增加至超过100项。这些项目将在未来5年内即2014年底前分阶段完成，如此园区总数将达到7个。

　　“扩建后公园生意会略为好一点，但不会好很多，法国的经验也是这样，财政上香港政府是输定的了，签了不平等合约还能怎样办？”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助理教授司徒薇说，“但是其对环境破坏会更大，也会对土地使用规划带来负面的影响。”

　　迪士尼将在上海再建一家主题公园的消息在2009年1月初得到了认可：计划投资240多亿的上海迪士尼乐园即将兴建，中美股份分别为57%和43%，其规模可达香港迪士尼的3倍，最早2014年对外开放。

　　无论香港还是上海，都把2014年当作一个工作时间表。当然，对于大量的中国内地游客而言，目前进入香港的手续仍然很麻烦，旅行成本也非常高，比不得随时可以自由出入的上海。不过陈允中说：“上海政府不能过分乐观，因为迪士尼纯粹是一个以赚钱为目的的商业项目，而且游乐项目更新速度缓慢。应该注意到香港迪士尼的前车之鉴，否则上海将成为下一场投资灾难的主角。”

　　来源：南风窗杂志

　　作者:尹鸿伟

中国报道周刊, 2009-11-16.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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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后中国人口可能是1亿

chinaweekly — Sun, 15 Nov 2009 02:18:03 +0000

　　在如今中国的13亿人口中，少年儿童只占3亿。成年人占10亿。

　　现今正值生育高峰的80后，随着经济生活的大幅提升，生育率大幅下降。据说，光是北京现在就有50万单身80后。祸不单行，2009年11月9日《北京晚报》第15版发布该报调查结果，80后不育不孕率高达20%，就是说，每5个80后，就有一个患有不孕不育症。笔者揣测这和手机辐射的关系最大。一般人的手机都放在身上，距离睾丸和卵巢最近。

　　如此看来，指望正值生育高峰的80后承担起为民族繁衍的重任，是不可能的。笔者预测，10年后，中国应试教育将被出生率大幅下降终结，到那时，教育将成为买方市场。

　　今天的3亿少年儿童，在20年后将承担繁衍民族的责任，但是依据经济越发达出生率越低的规律，3亿少年儿童成人后能繁衍出1.5亿后代就是伟大的胜利，而且那时中国肯定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生活极其优越的民族，出生率肯定下降。再加上3亿少年儿童中男女比率严重失调，只怕届时推出一妻多夫制，也难以缓解人口下降，因为一夫多妻可以增加人口出生率，一妻多夫起不到这个作用。还有，80后的不孕不育率达五分之一，90后00后的这个比例只会上升不会下降。

　　100年后，中国人口可能只有1亿。也可能等不到100年。

　　对于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后边，接踵而来的将是人口危机。

　　从长远角度看，中国房地产价格只会降不会升，只剩下1亿人口了，房价能不降？

　　我在《皮皮鲁总动员》里有一句话：任何事情都是由好坏拼插而成的。

　　作者:郑渊洁

中国报道周刊, 2009-11-15. | 添加评论 | 2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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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之外皆弟兄——苏维埃的故事

chinaweekly — Sat, 14 Nov 2009 01:18:02 +0000

　　视觉上最震撼的，有两个，一是纳粹阅兵和红场阅兵，在步伐、神态与审美观上，如出一辙。二是影片特别将几幅纳粹宣传画，和斯大林时代的宣传画放在一起，看上去就像抄袭。

　　二战后，苏维埃在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地区，大量驱逐原住民，为改变人口结构，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半个世纪后，这位拉脱维亚导演利用大量解密档案，拍了这部纪录片。末尾说，苏维埃政权杀死了2千万男人和女人，这片子是为他们拍的。尽管关于苏维埃不堪回首之往事的倾诉与披露，已汗牛充栋；最近也看了王康先生在阳光卫视的系列节目“苏维埃的兴亡”。王先生的面容越发像列寧了，从他口中述说專制苦难，历历在目，又恍如隔世。就想，什么时候唐国强在电视上批判个人崇拜，必有振聋发聩之效。

　　相比卡廷森林事件，1932年冬天的乌克兰大饥荒，我以往了解较少。1932年9月11日，斯大林写信给卡冈洛维奇，说“乌克兰的局势严峻，我们若不赶紧采取行为，我们就将失去乌克兰”。几周后，他作出决定，开始停止乌克兰的粮食供应。有两位大饥荒幸存者的描述，说到当年连咸菜、菠菜和种子，都被没收，无数人在家里缓慢饿死。在车站，过于消瘦的人，被赶下了火车。内务部的纠察队，挨家搜集尸体，一具尸体可换200克面包。他们将奄奄一息的人抬走，因为不想明天又来。

　　1932年，乌克兰的死亡人数是66万，1933年飙升到700万人。次年恢复到48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说，现代史上，民主国家从未发生过大饥荒，而发生大饥荒的地方，没有一次是因为粮食不足。影片列出了数据，1929年，苏维埃的小麦出口是2.6万吨，到1932年大饥荒时，达到51.8万吨。这是一场不开枪、不用毒气的，针对一个民族的政治屠殺。

　　1940年后，陈独秀发表了被称为“最后见解”的几篇文章中，对苏维埃政权持彻底否定的立场。他说，“是獨裁制度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獨裁”。所以，“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

　　导演采访了好些欧洲的学者和历史学家。一位索邦大学的教授说，他在很多地方演讲，列出现代政治屠殺的源头，总让很多人惊诧。他列出的就是1849年1月《新莱茵报》上，恩格斯的一篇文章，其中谈到暴力的階級革命，是历史变迁的主要方式。但那些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落后地区，是不可能成为革命者的。恩格斯提到了塞尔维亚等地，称这些地方是“种族的垃圾”。他们只可能被消灭在革命中。

　　1851年5月16日，馬克思在一篇文章中也说，太脆弱的民族没有存在的理由，他特别提到了波兰。近代以来，最可怕的一种政治思想，就是一部分人被公开地标识为需要被消灭的敌人。在之前的欧洲思想家中，尚未出现这种鼓吹现代政治屠殺的社会思想。

　　这片子引人争议的，就是勾勒纳粹与苏维埃的相似与勾结。1939年的苏德协议倒是是众所周知的，但内务部与黨卫军的各种密切合作，尤其是在消灭犹太人方面，还是叫人触目惊心。早期，纳粹主义很喜欢标榜和苏维埃的相似性。戈培尔曾在一篇评论中赞美苏维埃，说“列寧是世界上仅次于希特勒的最伟大的人”。而在德国进攻苏联前，苏维埃的报纸上，也常出现赞扬纳粹主义的文章。

　　左派思想的可怕，就是抹杀了人的灵魂的平等与尊贵。因为他们否定了足以让人的灵魂平等和尊贵的支点。作家萧伯纳很典型，他的言论我读过，但从片子里亲眼见到他大放厥词的演讲，还是直掉眼镜。这位外形和大脑一样睿智的人物，就像说出一个真理一样，说，“每个人认识的人里面都有十二分之一的人是毫无用处的人，他们的存在是社会的负担，我们应该直接要求他们，请证明你存在的价值，你所创造的大过你所消耗的。如果他不能，就不能再让他们活在这个社会了”。1934年，他在伦敦一家报纸撰文，主张科学家们发明一种“人道主义煤气”，可以让这些人毫无痛苦的死去。

　　10年后，纳粹集中营中采用了萧伯纳的建议。直到艾希曼受审时，他都是这样为自己辩护，集中营使用的毒气是“人道主义”的。

　　不过萧伯纳还是反对纳粹。作为一个左派，他认为社会进步需要杀人是必要的。作为一个启蒙知识分子，他认为按“种族”杀人是荒谬的，只有按着“階級”或“智商”来杀人才可以被接受。当列寧写下这样的文字，“抓住至少100名富农，杀死这些人质，让方圆100公里的人都知道并因此吓得发抖”。左派知识分子有一种本事，似乎很容易把这里的豪情壮志，和纳粹区分出来。可能因为纳粹的根基是一种错误的生物学理论，苏维埃的根基是一种错误的社会学理论。而左派知识分子们生物学都不太好，对社会学却比较自负。

　　一位法国女学者说，20世纪的这两种制度，都有一种相同的创造“新人类”的野心。纳粹和苏维埃，都不能接受人类卑微和罪恶本性的存在。他们希望以政治的方式，就是暴力的方式，来与人性作斗争。这就是極權制度的本质。这和阿伦特对纳粹与苏维埃的解读，有相似之处。只是阿伦特更多分析的，是民众对極權制度的接受心理。她说这是人的内在孤独决定的。按圣经的表达，可从两方面说，一是人的灵魂在罪性中有无法被填满的孤独；二是人的灵魂中有天然的敬拜和交托的渴望，也就是宗教的渴望，永远都在寻求被填满。所以極權制度都具有伪宗教的性质，獨裁者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在人类精神的熊市上，低价收购世上一切丧失信仰的灵魂。

　　以民族、国家或階級，将人类区分，几乎是世上所有文明的特征。但现代極權主义，是对这种区分的一次残暴而冷酷的宗教化尝试。换言之，就是关于階級、国家和民族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偶像崇拜运动。孔子说，儒家的理想是“四海之内皆弟兄”。所谓四海，就是“九夷，八狄，七戎，六蛮”。四海之内，差不多就是今天的汉族区域。说白了，其实这也是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梦想。

　　杀人固然是错，但错得最离谱的，是连梦都作错了。亲爱的小书亚，从你开始，和爸爸妈妈另作一个梦好吗。这次的梦想，是四海之外皆弟兄。你的肤色，是一种款式，不是一种诅咒。

　　2009-10-12

　　来源：王怡的麦克风

　　作者:王怡

中国报道周刊, 2009-11-14.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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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的理由

chinaweekly — Fri, 13 Nov 2009 01:03:43 +0000

　　2003年３月17日，中国公民孙志刚在广州的大街上行走被突然收容。理由是他身上没有带任何有效证件。随后他由派出所被送往一家精神病院，两天后，被救治人员活活打死。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孙志刚收容案。它凸现了我们这个社会中的一些“弱势群体”在当前体制内的真实处境，将一种赤裸裸的制度性歧视以血腥的方式推到了人们的面前。虽然这部臭名昭著的以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为基本动机的“恶法”最终在法学专家联名上书，网络媒体的同声讨伐下废除，但它留给人们的思考却是沉重而久远的。

　　长期以来，我们按照一个人的出身、地位、职业、性别、出生年月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并依此来决定他占有社会资源的份额。在种种不公正的划分方式中，我觉得最不得人心的莫过于依地域，也就是出生地来决定一个人在社会中的身份和地位，而盘踞中国四十余年的户籍制度无疑是这种方式制度化的最严厉文件。也许它在战争、瘟疫、军事屯田等非正常年月有过合理的贡献，但它在现代民主已深入人心的今天，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种由生殖器决定人的前途和命运的方法，愈来愈显得迂腐和可笑。它毁坏了人的尊严，伤害了人的心灵，使一个社会中的群体——比如农民——产生整体自卑感。当这种自卑淤积着的屈辱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化为仇恨，烧向正在或曾经歧视他们的人。因为说到底，歧视这种心理产生的依据其实很脆弱，也很简单。

　　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废奴总统林肯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伐木者家庭，年轻时候目睹一排排戴铁镣的黑奴，面无表情地从门前走过，对他们充满同情。在读完一本逻辑学的书后，曾写下这么一段切中肯綮的推论：

　　“不管甲怎样确认他有权奴役乙，难道乙就不能抓住同一论据证明他也可以奴役甲吗？你说因为甲是白人而乙是黑人，那么就是以肤色为依据喽。难道肤色浅的人就有权去奴役肤色深的人吗？那你可要当心。因为按照这个逻辑，你就要成为你所碰到的第一个肤色比你更白的人的奴隶。你说你的意思不完全是指肤色吗？那么，你指的是白人在智力上比黑人优异，所以有权去奴役他们吗？这你可又要当心。因为按照这个逻辑，你就要成为你所碰到的第一个智力上比你更优异的人的奴隶。你说这是个利益问题，只要你能谋取你的利益，你就有权去奴役他人。那么好吧，如果别人也能谋取他的利益，他也就有权奴役你了”。

　　清晰的思路，严密的逻辑，不仅显示了他对奴隶命运的深切同情，而且可以看出这个人对人类不平等现状的由衷厌恶和悲悯。回顾东西方的历史，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惨绝人寰的反抗、战争、起义和流血斗争？我觉得部分原因可能就隐藏在林肯的推论中。

　　就中国而言，住在洋房里，抽着雪茄，数着美钞的高等华人当然可以喊叫“告别革命”，但对身处绝境的“劳改犯”陈胜、吴广来说，“革命”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怀揣政府津贴，到处赶场子、收红包的现代学者当然有权嘲笑农民起义的“暴力”和“破坏性”，但对李自成以及众多追随者来说，“革命”只是为了免于成为无数饿殍中的“一殍”。中国历史为什么会长时间地陷入一种一治一乱的循环中？可能就与这种人吃人，人压迫人，人歧视人的極權制度有关。治人者说，被治者“贫穷，落后，愚昧”，因而不配享有自由，于是横征暴敛，无恶不作。直到弄得有一天被治者忍无可忍、揭杆而起时，他们才想到“治于人者”有一天也会依照同一种逻辑对付他们。你说我“贫穷”，可我一旦巧取豪夺，先富起来，就可以恃强凌弱，为富不仁；你说我“落后”，可我一旦东西厂环绕，锦衣卫林立，就可以欺上瞒下，妄称“先进”；你说我“愚昧”，可我一旦励精图治，发奋图强，就可以为所欲为，自作聪明。就这样，这些昔日的“治于人者”，今日的“治人者”“ 荣登大宝”后不久，便会像先前的“治人者”一样治起人来，连身手捏法、扮相科白都酷似毕肖。历史并没有给他们提供新的治理模式和人伦规则。

　　林肯在表达他的民主思想时，有一句名言：“因为我不愿当奴隶，所以我也不愿做奴隶主”。孔子也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话。可对于大多数具有專制思想的中国人看来，林肯的话是应该倒过来理解的，即“因为我想做奴隶主，所以我不愿当奴隶”。他不满自身奴隶的处境，不是他认为世界上不该有奴隶，而是觉得自己不该是奴隶。因而摆脱的方法也不是从根本上消除这种人奴役人的制度，而是赶快成为奴隶主，以便奴役他人。于是，每一轮的王朝更替过后，老百姓都会惊奇地发现，屁股变了，龙椅没变。历史的周期性震荡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新的转机。

　　我读中国史，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那么多的圣贤鸿儒、文人雅士都忙着喝酒、注经、调戏女人、发牢骚、讲怪话、抒写帮忙不得的愤懑，可有谁想过在纲常名教之外寻找别一种政治模式，让中国历史跳出这主奴循环的怪圈？那怕是头脑中闪过一丝这样的念头也好，即承认每个人都平等地受惠于上帝，别的任何人都没有资格支配和奴役。政府和人民、人民和人民，只有权责之界，没有贵贱之别。

　　这难道是上帝有意留给东方这块古老文明的遗恨吗？悲哉！

　　作者:狄马

中国报道周刊, 2009-11-13.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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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多少墙需要拆掉

chinaweekly — Thu, 12 Nov 2009 01:16:19 +0000

　　“根据东德法律也是犯罪”

　　1961年8月13日，前东德(民主德国)建立了隔绝东西柏林的“反法西斯防卫墙”。从此勃兰登堡门内外的两个柏林成为两个世界。在墙的西边没有任何防御措施，老百姓可以一直走到墙根。而在东边，沿墙一线(包括途经原来柏林市中心的繁华地带和斯普雷河边的景观地带)宽一百多到数百米的建筑全部被推平铲光，形成一条严禁民众接近的无人区(人称“死亡区”)，其间有铁丝网栅栏、军车巡逻道、望塔、钢筋水泥碉堡、自动信号报警和机枪自动射击装置、警犬巡逻线、探照灯和高杆式强光照明灯、车辆陷坑、松土地带、哨卡岗楼密布，完全是一个恐怖地带。面对西方的指责，东德政府最有力的辩护就是：这一切并不具有对西边的进攻性，它只是“防卫墙”，是防御性的。东德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拥有防卫的权利。

　　没错，柏林墙的确是“防御性”的，从来没有人指责这道墙具有军事进攻的功能。问题是它要“防御”谁？柏林墙存在的28年记录铁证如山地表明，它从未对任何一个西边的人进行过火力拦截，因为根本没人试图闯入。但是，它却以火力射杀了有名有姓的201名东德公民，而除了想“出去”，他们并无任何过错，至于在火力拦截中被打残打伤、生擒活捉的东德人就不知多少了。显然，柏林墙并不是用来进攻西边的，但它也不是用来“防御”西边的。它就是一道拦截“自己人”外逃的天堑，一道为东德公民设下的天罗地网。

　　关于柏林墙的评价，我以为如下一段话堪称经典：

　　“世界上的围墙都是防止外面的人闯进来的，只有一种围墙是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那是什么？那就是监狱的围墙！在这样的墙里面是什么地方？那不就是监狱吗？”

　　的确，被这样的墙“保护”起来的东德不像一所巨大的监狱吗？但即便是监狱，对试图“越狱”者不加警告就射杀也被认为是残忍，而沿柏林墙的许多机枪自动射击装置就具有这个功能。因此统一以后这种“对试图越墙者格杀勿论”之举被认为是一种需要审判的罪行。但是两德统一是协议实现的，对前政府的政治行为似乎也不应追究个人责任。当然，舆论的谴责是没法禁止的。而面对舆论谴责，一位前东德领导人辩解说，柏林墙下的死亡只是执勤军人的随机应变造成的，东德官方并没有下达“越墙者格杀勿论”的正式命令，因为“我们东德的法律也不允许”这样草菅人命。如果真有这样的命令，“我们当政时也是要追究的。”

　　然而他不说还好，不久，人们在东德档案中果真就发现了这样一份“格杀勿论”的正式命令，而且上面还有许多政治局委员的签字。这下坏了：按东德领导人自己的说法，即使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这样的“格杀勿论”也是犯罪，下令者要承担责任。统一后的德国如果根据那时在东德并不生效的西德法律给他们治罪，那就有政治报复之嫌。但是如果统一前在东德境内杀人放火的刑事犯在统一后就没事了，恐怕也不符合常情。所以许多人认为，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也属犯罪的行为，统一后并无免受追究之理，这被认为是纯粹的法律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而且人命关天的案件时效也长，现在时效并没有过去。于是法庭“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进行了审判，一些人为此受到了惩罚。笔者不想评价这种追究是不是合适，但“即使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也是罪行”的说法，无疑已足以把柏林墙及其策划者钉在了耻辱柱上。

　　建墙之前：两种占领政策

　　1945年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英、美、法、苏之间的联盟关系因为对手的消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但分割德国是它们共同的想法，在《波茨坦协定》中几国首脑就军事占领柏林进行协商。戴高乐说，各占领区“按照自己认为应当的办法，管理自己的占领区”。斯大林也说，谁攻占的地方，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强加于它。两个德国就此产生。

　　1949年民主德国在苏占区成立，同一个民族同一种文化就此形成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东西占区成为两种制度较量的场所。苏联要把东德变成自己的卫星国，控制与汲取是主要思路。首先在战后赔偿问题上，各占领区实行完全不同的政策。苏联的策略是“榨取德国赔偿本国”，它向德国方面提出100亿美元的赔偿。战后的德国没有能力偿还这样巨额的战争赔款，苏联便拆除德国的工厂设备，利用德国的专家、技术人员和战俘无偿进行实物赔偿。为此苏联从它的占领区拆走了80%的重工业设备。到1948年，苏占区的1900家工厂被拆除，其中1700家是整体拆迁，由于大规模的拆除，东德的生产能力下降了50%.此后很长时期，东德的每七个工人当中就有一个为苏联人干活。此外苏联还把大量的农产品运回本国，据统计，通过这种方式，苏联大约从东德索取了价值150亿美元的赔偿，使东德如牛负重，长期无法重振经济。另外苏联把法本、克虏伯等大型企业没收后改造为苏联股份公司。本来战后的生活就十分艰难，还必须向苏联提供大量赔偿，使东德不堪重负。

　　而西德是东西方对峙的前沿，在冷战加剧的情况下，为了抵制苏联的势力，英、美、法与苏联的思路完全不同，开始实行经济扶植政策。西德只向西方战胜国提供了原定数额2%的赔款。1948年6月英美为成立联邦政府、起草德国宪法和占领法，在西占区实行币制改革。苏联为了反击，于6月24日全面中断通往西部的水陆运输，对西柏林进行封锁。美、英、法不计代价，耗巨资通过空中走廊飞行运输，给西柏林居民供应各种物资，前后持续达324天。在这将近一年封锁期内共空运140万吨物资，近20万航次，仅空运费就达2.5亿美元。在密集的运输中飞机失事24架，机组人员死亡48人。这一切如今都记载在了原柏林滕佩尔霍夫机场楼前竖立的“柏林大空运”纪念碑上。在那些日子里，柏林人看到的是这样对比鲜明的图景：苏联人从地面上把德国的东西一列车一列车地拉走，而英美则从空中一架接一架地用飞机把来自西方的东西源源不断送进德国。

　　与此同时，美国从1946-1950年在西占区共发放16.202亿美元的救济款。1948年根据“马歇尔计划”，联邦德国获得近16亿美元援助。美国还在德国开设“特殊账目”用于国内的财政补贴，截止到1975年为该账目提供了大约110亿美元的贷款，这被称作是西德经济起飞的“第一推动力”。

　　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

　　赔偿之后在重建经济时，东德不能不完全照搬苏联体制，以强制性的国家计划调节扼杀了经济发展的能动性和个人积极性，大搞集体化和重工业化。从1945年到1948年，东德把3000多家私营企业变成国有企业，从1950年起推行农业集体化，虽因农民抵制一度放松，但从1958年起集体化步伐又重新加快，一年中集体化的比例就从25%上升到58%，1960年一下子达到86%，这种集体化完全是强制性的。与此同时，由于大量没收没有按时交税的手工业者的资产，各种商品供应立即紧张起来，这在德国人中引起极大的反感。尽管计划经济可以让老百姓勒紧裤带尽量投资，使工业较快得到重建，但人民生活艰难。从苏东阵营内部看，应该说东德的经济是成功的。到20世纪70年代，东德已成为苏东阵营中经济最发达者，但即便如此它的绩效仍无法与西德相比。而且再“科学”的计划也无法解决人们的消费偏好和自由发展的诉求，20世纪80年代后，东德的“科学计划”潜力近于枯竭，经济出现停滞。1989年东德的经济增长率仅为2%，昂纳克下台以后承认，苏联推行的计划经济“是一种最糟糕的计划，它不是根据市场需求来发展的”。

　　在西德则是另一番图景。美国人把西德的管理权很快移交给了德国人，1947年美国实行“马歇尔计划”，大量资金注入西德。1949年6月《联邦德国宪法》通过，西德建立了既发挥市场竞争活力又注意社会平等、福利保障的“社会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体制。1950年联邦德国的工业超过战前的水平，从1950年到1965年联邦德国累计投资2281亿美元，促成经济高速增长，从此开始了15年的“莱茵奇迹”。1950-1965年，西德年平均进出口总额分别增长13.3%和15.8%，1965年的贸易额是1950年的8倍，20世纪60年代西德国民总产值超过英法两国，20世纪80年代西德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经济大国。而早在1971年，西德的外汇储备便达到186.57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战后两个德国各自形成不同的经济体系，分别加入社會主義和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圈。1950年民主德国加入“经互会”，70%的出口面向“经互会”国家进行“账面卢布结算”的“内部交流”，脱离国际前沿，缺乏竞争机制，走上封闭式的经济发展道路。而西德在1951-1952年加入关贸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利用国际分工和国际资本的流动，为经济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市场。

　　而比经济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人民实际生活。战后东西两边都为应付时艰一度实行过配给制，但西德1950年就取消了配给制，很快自选超级商场满街，市面繁荣，消费旺盛。而东德到1958年才取消配给，但商品的匮乏和单一依旧。在生活、住房、就业、医疗各方面都是西强东弱。东德为此提出“先生产好，后生活好”的口号，让人寄希望于缥缈的未来，而西德无需口号，明摆着的“生活好”已经有力地证明它的生产也绝不差。为了抵制西柏林繁华的选帝侯大街上高档商品和花花世界的诱惑，东柏林大搞形象工程，建立了引以为豪的东欧最高的电视塔。但却立即传开了有关此塔的两个政治寓言：一是“圣徒十字”传说，电视塔上部观光大圆球的玻璃在阳光下反射出醒目的十字光，被认为是对无神论的东德统治者不满；二是“斜塔”传说，据说由于人们在观光球上都挤在西边看那被大墙阻隔的西柏林，塔都被压得向西倾斜了。

　　“6·17事件”与逃亡潮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时，东欧各国都长出了一口气，人们认为压在头上的“紧箍咒”应该松动了。但1953年5月，东德政府却以行政命令把各企业的劳动定额一律提高10%，并且不增加工资，还威胁要开除那些以罢工示威来反对提高定额的工人，要“把一小撮隐藏在工人队伍中的特务揪出来”。6月16日东德《论坛报》发表社论说，提高劳动定额是“工人階級义不容辞的责任”，激起众怒。当天建筑工人率先罢工，6月17日东柏林大批工人在斯特劳斯广场举行罢工集会，工人们提出了罢工的九点要求：不能降低单位定额工资的数量；降低生活费用；举行秘密和自由选举；禁止迫害罢工工人；实行言论和新闻自由；撤走苏联占领军；释放全部政治犯；遣返所有战俘；取消对人民的监视。6月17日罢工席卷了整个东部德国，除柏林外，腾费尔德、哈雷、莱比锡、梅塞堡、勃兰登堡、德累斯顿、格尔利茨等地纷纷加入，总共有近272个区30万人参加罢工，一些知识分子、复员军人和警察也加入罢工队伍，甚至西柏林的部分工厂也冲破警察防线前来声援东部的工人。有几个人登上勃兰登堡门把红旗换成了联邦德国的旗帜。结果苏军宣布戒严令，不允许三人以上在街头聚会，违者按占领国战时法论处，并先期出动了一个装甲师来驱散游行，在冲突中军警开枪，造成流血事件。“6·17事件”是东欧第一次表现出反对斯大林模式的工人起义，为了纪念此事，西柏林把通往勃兰登堡门的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6·17大道”。

　　“6·17事件”后东德的逃亡潮愈演愈烈。1945年东德有人口1664万，1949-1961年间就有350万人逃离东德，也就是1/5的人口跑掉了。而这时在整个社會主義阵营里东德还算是最好的，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1958年达到8%，被赫鲁晓夫称作“社會主義的橱窗”。苏联不能容忍东德成为“逃亡的橱窗”。1958年11月赫鲁晓夫发出“最后通牒”，要接管前往西德的通道，结果导致“柏林危机”，反而更加剧了逃亡潮。1959年逃亡14.4万人，1960年20万人，1961年建墙前每月就逃亡10万人，而建墙前的两个星期就有4.7万人逃走。据说由于技术人员和劳动力流失，东德的损失大约达到1200亿马克。在这种窘境中，1961年华沙条约组织开会批准建墙的决定，“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高墙终于竖立。

　　“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高墙倒了

　　1961年8月东德的特种兵以“玫瑰行动”的代号迅速在东西德之间架起了一道铁丝网，后来被钢筋水泥所代替。从1961年8月13日建成，到1989年11月9日拆除，柏林墙一共存在了28年。在纪念柏林墙建立20周年的时候昂纳克说：“由于构筑了‘反法西斯防卫墙’，我们才捍卫住了我们的社會主義成就”。但是靠高墙和火力拦截把人圈禁起来才能“捍卫”的“主义”，还是人们当年梦想的那种人类理想吗？

　　柏林墙建成后人们的逃亡史变得更加血泪斑斑。游泳、挖地道、跳高楼、用重型汽车硬撞、自造潜水艇、热气球、滑翔机、弹射器……，许多逃亡故事都已成为广泛流传的经典，笔者也就无庸赘述了。只就柏林墙的隔离功效而言，从建墙前每年十几万、几十万人逃亡，到建墙后1961-1980年“只有”17.7万人成功逃离，每年约为八九千。

　　1987年苏联对东欧的政策改变，严格控制东欧的传统被放弃。1987年《苏联外交通讯》刊登戈尔巴乔夫的一篇讲话。他说：“我们无权教导别人，苏联对盟国发号施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一切事情必须由苏共盖章批准的做法已经结束”。1988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28大和第19次代表会议上明确否定了苏联控制东欧集团的原则，他表态说，“以任何方式、甚至军事方式从外部将一种社会制度强加于人”都应该受到谴责。

　　在变革潮流冲击下，1989年5月率先实行多黨制和民主化的匈牙利宣布匈奥边界自由通行，大批的东德居民前往匈牙利旅游，然后取道奥地利进入西德。在10月初就有近4万人以这种方式逃离东德。10月7日是东德40周年国庆，第一个反对黨东德社会民主黨此时成立，他们要求“民主、自由和人權”，要求新闻自由和出境自由，第一次有人公开提出拆除柏林墙。10月9日，统一社会黨的中央委员、民主德国作协主席赫·康德在《世界青年报》发表的公开信中说：“我们必须承认现实，失败就是失败”，“大批公民出走的原因，我们必须从自身寻求解答。”迫于四周近邻的民主化浪潮，“禁锢政策”已失去意义。10月23日，政治局委员库·哈格在国家电视台宣布，所有东德居民均可获得申请护照出境，政府予以批准。11月1日开放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大批东德人借道捷克前往西德，一周内出走的人数多达50万，“出走潮”已成为无法阻挡的滚滚浪潮。9日晚，两德将过境站全部开放，人们从广播和电视上得知这一消息后，潮水般地涌向柏林墙，涌向西柏林、涌向西德，人们骑在墙上狂欢，手持各种工具奔向柏林墙，柏林墙坍塌了！

　　转型20年众说纷纭

　　星移斗转，转眼柏林墙倒塌20年了。我们来到柏林，这里是一派庆祝气氛。勃兰登堡门东边，著名的菩提树下大街上装设了覆盖整栋大楼的节庆彩画。而在西边，勃兰登堡门前原来柏林墙的基址处竖立起一个由十余条游艇倒扣叠成的大型纪念装置，周围有许多讲述柏林墙历史的看板。出售“柏林墙纪念品”的摊贩生意兴隆，扮演当年边界检查站东、西双方军人的模特忙着与游客照相赚钱，一队孩子在墙址标志线旁认真地听老师讲解历史……

　　但是关于柏林墙的讨论并没有结束，尤其是柏林墙倒塌后20年前东德地区的发展，还是众说纷纭。

　　10月23日我在德国统一后新修的柏林中央火车站——一座极其现代派的玻璃大厦——等车去慕尼黑，广播说列车因故晚点，而且要调换站台。在号称国民严谨守时的德国也有这种事，令我感到意外。这时一个站台值班的老职员莱因哈德先生看出我的焦躁，上前解释事故缘由。于是通过送行友人的翻译我们聊了起来。聊得高兴了，他还解下DB(“德国铁路”公司)的胸牌，抽出名卡后送给了我。他说他在铁路工作已经30多年，统一前在东柏林的车站，统一后到了这个新的中央站。

　　据他所说，统一前他在东德的工资只有西德的一半，统一后已经与西德工资持平。但实际上，统一前东西德的铁路运营似乎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两边的铁路都是国营的，工作都是“铁饭碗”。统一以后前东德地区搞私有化，连西德原来的国营部门也波及了。现在德国铁路公司虽然还是国家控股，但股份已经多元化，私人股已经有三分之一左右。而且公司进行了分拆，以便引入竞争机制。莱因哈德对这种转制似乎颇有微词，说是现在铁路的运行波动大，也不如原来守时。因为职工流动多了，业务素质不如从前。像他本人这样的几十年老职工还能拿到终身合同，但年轻人的合同年限就比较短，工作不稳定，也不如过去安心。由于失业率高，前途不确定，不少年轻人都不愿意成家。他的女儿27岁了，也还是单身，工作不断在换(说到这，他摇头叹息着).他还认为，过去人们互相关心，交往密切；现在则是各顾各，关系淡漠多告。最后我问他，总的来说你觉得统一前好呢，还是统一后的情形好？他肯定的说，那当然还是统一以后好，否则我们不愿意，怎么统一得起来？

　　这位老职工的话很有代表性。事实上德国统一后，通过西部向东部的大量“输血”，东西马克1：1兑换，全盘引进西部的社会福利与劳工权益保障机制，东西德的居民收入差距迅速缩小了。就像那位铁路职工莱因哈德，统一后的工资就涨了一倍。但也恰恰因为东德没有了廉价劳动力和其他廉价要素的“优势”，西部制造业资本宁可远赴中国，也不大愿意来东部投资。原来东德的制造业企业垮掉了，新的制造业却没能发展起来。而仅靠服务业和替代产业的发展虽然可以维持经济发展速度，却无法解决制造业衰落后留下的失业问题。这使许多东德人不满。

　　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公共服务。德国的个人社会保障体系主要是由联邦财政支持的，医疗、养老、失业保障都有全德统一的制度安排。但教育虽然也如欧洲福利国家的传统，是由政府来办(这与拥有发达私立教育体系的美国完全不同)，然而却不是联邦，而是州政府负责。由于东部“新联邦州”财政普遍比西部老州拮据，教育也就很不景气。像位于西柏林的柏林自由大学，“冷战”时是西方的学术橱窗，为了抗衡东柏林的洪堡大学，西德不吝拨款。统一后东西柏林合并成新的柏林州，大学就归州财政管了。偏偏柏林州财政如今很困难，自由大学也不得不裁员缩编，很多机构被撤销，不复往日盛况了。基层学校也受财政困境影响，据说许多地方由于教师工资不如西部，好教师都“走西口”去了。幸亏如今欧洲一体化，波兰等收入更低的转轨国家来了不少外籍教师，于是那里波兰老师教德国孩子就成了学校的常见景观，有人抱怨道：“我们孩子讲的德语怎么有波兰口音？”

　　这种情况能否避免？前东德的转轨过程是否犯了什么大的错误？20年后人们仍然有不少争论。由前东德执政黨改组来的民主社會主義黨(如今已与西德共產黨和社会民主黨“拉方丹派”合并为“左翼黨”，但三方仍保持一定的獨立性)对这一过程批评甚烈，他们认为统一过于急躁，由于实际上是西德接管，东德经济丧失了自我改造的机会，造成如今的制造业衰落。东德前执政黨最后一任总理、现在也是左翼黨元老的汉斯·莫德罗先生对我说：就是要私有化，也不能像托管局那样破罐子破摔，而应该像匈牙利人那样，先投资把企业改造得有个样子，再卖个好价钱。

　　牢骚归牢骚，厌恶就是厌恶

　　但是即便在前东德，很多人也不认为上述说法是可行的。如奥德河畔法兰克福欧洲大学转型研究所的威尔·戈斯教授就对笔者说：现在的问题的确很多，但他认为，柏林墙一倒，如果统一拖延，东德人出走西德的大潮就会不可收拾。而要很快统一，不搞统一货币和东西马克一比一兑换就无法安定东德民心。而搞了这个，东德也就基本没有了廉价劳动力优势，很难像中国那样吸引投资。所以他认为，现在的一些问题其实难以避免，而比实际做法更好的转轨方式只是说说而已，其实很难行得通。

　　但无论如何，如今前东德人对于统一20周年的心情是复杂的。他们一方面欢迎和庆祝这个意义重大的日子，一方面对20年来的经历有很多牢骚。这后一方面最明显的证据莫过于“左翼黨”在最近这次选举中的成绩。有朋友说，由于“左翼黨”在柏林州是执政联盟成员，所以20周年庆祝活动还比较低调，否则就更热闹了。

　　不过正如那位铁路公司职工莱因哈德所言，牢骚归牢骚，他们对统一前后的变化总的来说心里是有杆秤的。对现状的牢骚和对柏林墙的厌恶并不矛盾。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由前东德民社黨、西德社民黨“拉方丹派”和西德共產黨三方组成的“左翼黨”主要的选民基础都在东部，但这个黨内最“左”的言论，包括怀念柏林墙的言论却全都来自西部。西德共產黨是1968年学生运动极左派建立的小黨，在人们没有亲身经历过东德体制的西德，这些人的言论经常口无遮拦。如原德共成员韦格纳在州议会上就为前东德秘密警察和柏林墙辩护。但她的话立即在东部“同志们”中引起强烈反感，导致她被左翼黨开除。如今的左翼黨大部分成员来自前东德，却奉来自西德社民黨的拉方丹为黨首。(可堪对比的是德国“右派”却选了个来自前东德的默克尔当旗手。)该黨议会黨团领袖居西不久前声明，任何关于“專政”的思想都与我们黨不相容，这显然也是针对一些西德极左派的言论。

　　前东德老百姓，包括左翼黨的选民对现状再不满，他们毕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没有谁比他们更明白柏林墙意味着什么。今天在柏林墙保留下来的最著名的一段“涂鸦墙”(正式名称是“东边画廊”)上，有一幅很大的墙画最引人注目，它画的是一群各种肤色的人正在兴高采烈地拆墙，标题是“还有许多墙需要拆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纷纷在此留影，自然，我也在其中。

　　作者:秦晖

中国报道周刊, 2009-11-12. | 添加评论 | One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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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对苏联和共产党看法探究

chinaweekly — Wed, 11 Nov 2009 01:14:57 +0000

　　在我们印象中，蒋介石的反共反社會主義，几乎是从一开始就是不证自明的，但据近年来蒋介石私人日记的解密和国内外历史学家的发掘，实际上并非如此，蒋介石早年曾信奉共產主义，醉心马列思想。那他又是什么时候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的，他一生对苏联和共產黨的态度是如何变化的？本文将通过蒋介石的公共讲话、演讲，他的著作，以及近年来解密的蒋介石私人日记，再结合他的所作所为来探究这个问题。

　　1.早年曾信奉馬克思学说

　　蒋介石同当时许多青年一样，受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当中也包括馬克思主义思潮。他不仅看像《新青年》这样传播民主与科学的杂志，同时也看馬克思学说著作。在他1923年的日记中多次提到“看馬克思经济学说。”、“看《馬克思学说概要》”。他不仅看馬克思学说，甚至还达到入迷的程度，其在苏俄访问时1923年10月18日日记云：“看馬克思学说。下午，复看之。久久领略真味，不忍掩卷。”而且对于馬克思主义学说的代表作《共產黨宣言》，还有《列寧丛书》、《俄国革命史》等他也仔细阅读过，并且“甚觉有益也。”1923年6月9日日记云：“看《法国革命史》，乃知俄国革命之方法、制度，非其新发明，十之八九，皆取法于法国，而改正其经验也，然而益可宝贵也。”1925年11月21日记云：“看《列寧丛书》。其言权力与联合民众为革命之必要，又言联合民众，以友谊的感化与训练为必要的手段，皆经验之谈也。”（1）

　　而蒋介石早年也并不反苏。在孙中山考虑与共產黨合作，并与苏联代表越飞发表《孙越宣言》后，蒋介石同样对苏俄评价有嘉：1923年8月5日蒋介石在其亲笔手书《致苏俄黨政负责人意见书》中指出“苏俄为吾中国惟一之同志，中国革命之成败，自与苏俄有密切之关系。” “时至今日，帝国资本主义之压迫，更甚于前。中俄两国主义之密切，其成败厉害，实有存亡与共之关系。”（2）

　　既然蒋介石早年对马列著作学说如此醉心，而且多次表示对苏联的好感和向往，那究竟是什么使他走向了彻底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道路呢？

　　2.访问苏联：看法的转变

　　1923年孙中山派蒋介石带领一个访问团到俄国去访问，此前他多次向孙文申请在此之前，蒋介石做了充分的准备，在船上他每天还在学俄文，因为他的心中想着终于有机会可以到“共產主义的祖国”去看。但正是9月到11月这三个月的访问使蒋介石对苏联和共產黨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

　　蒋介石在苏联期间，参观访问围绕以下几个方面：

　　一，会见苏联有关方面的领导人，听取他们关于苏联的革命经验，并商讨苏联对孙中山革命的支援。

　　二，参观访问了苏联红军，军事学校和军事设施，了解苏联红军，军事学校的组织制度和军事装备。

　　三，参观考察了苏联的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不仅访问了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各部.会，也考察了有关市苏维埃和村苏维埃的政府组织，参观了莫斯科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参观了各级苏维埃政府的讨论会，并与各有关黨政要员进行了交谈，等等。

　　刚到莫斯科，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代表团受到俄共中央书记鲁祖塔克的接见，蒋称俄共为“姐妹黨”，在日记中称赞：“俄国人民无论上下大小，比我国人民诚实恳切……其立国基础亦本于此乎！”。还在有400名红军士兵出席的大会上称赞红军战士，“你们战胜了你们国内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我们来这里学习并与你们联合起来。”。在参观军队过程中，他对苏俄的黨代表制度以及苏军武器赞赏有嘉。（3）

　　虽然苏俄在军事以及革命组织等方面给蒋留下好的印象，但当蒋介石提出在蒙古库仑（1921年起被红军进占）建立军事基地时，遭到俄国人拒绝（4）。这使蒋认为苏联人并非真诚支援孙中山革命，而是为了其自身的利益，特别对中国边疆图谋不轨，他在自己的《苏俄在中国》——我的游俄感观里是这样说的：“但是我和他们商谈中俄之间的问题，而涉及其苏俄利害有关的时候，他们的态度便立刻转变了。我访问苏俄，正是加拉罕发表其对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言之后，他到中国来与北京政府谈判新约的期间。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共同宣言中，越飞亦声明苏俄「决无在外蒙古实施其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之意」。但是我与苏俄黨政负责者，谈到外蒙古问题，立即发现他们对于外蒙古，绝对没有放弃其侵略的野心。这一点不只使我感到十分失望，而亦是使我充分了解其苏俄所谓援助中国獨立自由的诚意所在。”（5）

　　不仅如此，蒋介石了解到苏联对孙中山的评价相当低，他在莫斯科共產国际执行委员会上做的演讲中赞颂孙中山与三民主义，而却遭到俄国人和留学共產黨人的嘲笑和批判，这使蒋在心里对共產黨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6）

　　同时，苏联也给蒋留下了不少负面的印象：参观彼得格勒等地时，感到市况萧条和海军士气低落，“两年前，克隆斯达军港曾以海军军士为中心，发生革命，反对布尔雪维克的專制獨裁，和战时共產主义的残暴措施。这一革命不久即归失败。当我们到彼得格勒考察时，其地方当局和海军官员对此亦讳莫如深，但是我从当地军民的精神上，还是看得出其创痛的痕迹。”（7）而且随着他在俄国的时间长，对俄国社会了解多了起来，渐渐地认为苏俄政府“无信”、“少数人种当国，排斥异己。”（应该是指正在清黨的斯大林）（8）等等

　　回国后蒋介石在给孙中山的《游俄报告书》中，讲述了苏俄有侵略边陲的企图，不可对其过于信任。但是，却遭到了孙中山的拒绝，认为其是“未免顾滤过甚，更不适合于当前的革命环境。”（9）

　　蒋介石的意见被孙文漠视，而他在第二年国民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只得作为没有发言权的旁听者与会，虽然被孙中山指名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筹备委员长，但他拒绝就任，而奔赴上海。蒋介石自己说：“我又在本黨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发现共黨份子挟俄自重的一切言行，和本黨黨员盲从共產主义的迷惘心理，深以本黨不能达成　国父所赋予的任务为忧。于是代表大会闭会以后，我力辞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并将筹备处交给廖仲恺，而离粤归乡……”（10）

　　1924年3月14日，蒋给黄埔军校黨代表廖仲凯写了封长长的信，将苏俄比作“凯撒帝国主义”：“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黨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黨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共產黨，而乃国际共產黨员也。至我国黨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黨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產黨为其正统，决不信吾黨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其利于本国与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而他同时又斥共產黨为“俄奴”：“至兄言中国代表总是倒楣，以张某作比者，乃离事实太远，未免拟于不伦。其故在于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產黨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11）

　　可以说也正是这几个月的苏俄游，使他对苏联和中国共產黨的看法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蒋介石表示对苏维埃制度很反感，对苏维埃政权开展的各种階級斗争的形式感到不快，认为“在苏联的社会中或是俄共中间斗争正是公开的与非公开的进行着”，在他看来，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階級政权的苏维埃政治制度竟然是“專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黨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象所能及的。”而“工人階級的祖国”苏联在他看来是比其前任沙俄更具野心的帝国主义，“综括我在俄考察三个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无形之中，发生一种感觉，就是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12）

　　而对于当时与国民黨合作的共產黨，他认为其并非真心拥护孙中山和国民黨三民主义，“共黨分子和同路人，用唯物论和階級斗争思想来曲解三民主义。只有他们用马克斯主义曲解三民主义，才算得是「革命的思想」，反而指本黨黨员对三民主义的正确解释为「不革命」或「反革命」。最显著的事件，就是排挤宣传部长戴季陶，及青年部长邹鲁，致使其愤而离粤。”

　　他同时更视共產黨员为一大潜伏在国民黨内的威胁，认为共產黨正在对国民黨进行渗透、分化、挑拨离间：“至于共黨在当时对我们中国国民黨所使用的分化、隔离、制造斗争等各种手段，更是看得十分清楚……由俄回国之后，共黨以访俄代表团内部意见纷歧为借口，来抵销我们对苏俄的真相，考察所得的报告书。”、“共黨分子对于本黨组织，最初并不求其完全控制。其第一步仅在渗透，第二步就要来分化。所以他在本黨内部，全力制造其所谓「左派」、「右派」和「中派」等名称，而高唱其「革命的向左转」的口号，更加以挑拨离间的工作。如此本黨黨员受了共黨跨黨分子分化挑拨的影响，自相矛盾，互为排斥，而共黨分子才能乘机把持本黨的黨务与民众运动。就在本黨改组成立不到半年之后，赤色气焰就逐渐猖獗，已为识者所深忧了。”（13）

　　尽管蒋介石自访问苏俄之后就对苏联和共產黨没有好感，但直到中山舰事件和4.12反革命政变之前，他并没有公开地反苏反共，而且他在任黄埔校长时对军校入伍生训话时指出，我们的三民主义和共產主义都是为无产階級奋斗以求生存的……我们要黨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產黨的办法，才能使大家知道做黨员的责任。我们要实现三民主义，非仿效他们不可。而且尽管他对苏维埃政治制度很反感，但苏联军队的建制他却是十分赞赏的，所以仍然主张以苏俄红军为榜样来组织培训军队，在军校和军队中建立黨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他说：“军队设黨代表制度，在中国是由我一个人提出来的，黨代表这个制度，是仿效苏俄赤军的办法。”（14）

　　从北伐清黨到“五次剿匪”

　　前文已经论述蒋介石访问苏联后对苏俄和共產黨看法的转变，而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则是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开端。由于中山舰事件迄今在历史上还有很多谜团，而且本文要探讨的是蒋介石对共產黨的看法，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蒋介石自己是怎样说这件事的：

　　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国民黨内逐渐分成两派，“其时本黨已经表明其反共态度的黨员，在北京上海另行集会，即一般所谓「西山会议派」。本黨在广州的中央负责干部，尚能一致团结，并没有显著的裂痕。但是共黨这时对本黨内部的分化作用，更加积极，挑拨构煽，制造左右两派，指胡汉民戴季陶及反共的本黨黨员为「右派」，指汪兆铭廖仲恺及亲共的本黨黨员为「左派」，而挑拨胡汪间之互相猜疑与冲突。八月二十日，廖仲恺被刺，本黨中央更陷入危疑震撼的境地。” 蒋介石一直强调共產黨在国民黨之间进行分化和挑拨离间：“共黨这时竭尽其对本黨分化的伎俩，又在其所谓对「右派」斗争之中，更加紧其对汪的包围，而汪亦终受其煽惑，并在共產派压力之下，藉廖案嫌疑关系，强迫胡汉民以出使俄国的名义，离粤出国。于是共黨乃以往日挑拨胡汉民与汪兆铭的惯技，转施于汪兆铭与蒋中正之间，制造本黨的另一新矛盾。”（15）

　　而中山舰事件在蒋看来，正是当时的共產黨员李之龙调动中山舰阴谋暴動所引起的，是苏联和共產黨要夺权的阴谋：“三月十八日，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共產黨员），矫令我的坐舰中山号由广州驶回黄埔。他对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告「奉校长命令，调舰特来守候。」这时我在广州省城，邓来电话问我此事如何，我茫然无所知。随后李之龙亦打电话问我：「中山舰是否仍要来广州迎接？」我很骇异，就问他道：「是谁的命令要中山舰开回黄埔去的？」他答不出来。其实他驶回黄埔，是要先在黄铺装足煤斤，以备临时远航。到了十九日的晚间，中山舰开回广州，舰上升火，通夜不熄，戒备极严。我知道共黨阴谋的爆发，就在于此。但我在当时，只知道他们是要叛变，要害我，还不知道他们的企图究竟是什么。一直到了这一叛乱平定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舰回黄埔军校的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威，送往俄国，以消除他们假借国民革命来实行其「无产階級專政」的唯一障碍。”（16）

　　借中山舰事件，蒋介石逮捕了李之龙等共產黨人，包围了苏联顾问住宅和收缴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枪械，又借此打击了黨内的敌对右派，随后还对苏联顾问鲍罗廷提出了《整理黨务案》，提出了一系列限制共產黨和巩固国民黨黨员的要求，逐渐开始了“限共”，但蒋介石为了取得苏俄的支持表面上仍维持着“联俄容共”。直到众所周知的四一二清黨发生。

　　1926年７月１日，广东革命政府在广州誓师北伐。国民政府以广东及广西为基地，策略以“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为主，实行各个击破。进兵湖南，攻占平江、岳阳，8月31日，大军集结武昌城下。9月初北伐军向武汉三镇发动攻势，6日、7日分别占领汉阳、汉口。10日北伐军占领武昌，几个月内势如破竹，横扫北洋军阀。

　　虽然苏联顾问们和共產黨也是北伐的参加者，作蒋介石显然对这群“异类”是怀有敌意的，认为中共奉苏联的命令实行农村暴動、分化革命军、破坏北伐。他在《苏俄在中国》里是这样说的：“十一月，莫斯科共產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作成「中国问题决议案」……要中共黨徒利用国民政府的机关，接近农民，实现他所谓「农村纲领」，制造他所谓「农民革命」，其目的就是要从农村暴動中组织武力，建立共黨政权。莫斯科为了指挥中共，实行其「彻度的农村政策」，认为鲍罗廷不够激进，再派罗易（Ｍ？Ｎ？Ｒｏｙ）和谭平山来到中国……中共为了执行莫斯料这一决议……趁着国民革命军的进展，从本黨的民众运动中，纠合城市和乡村的游民无产者（地痞流氓），操纵工会和农民协会，制造武装的暴力……分化本黨并离间国民革命军，制造各军之间利害冲突的矛盾，乘机渗透我国民革命军，而伸张其影响，扩大其控制。”（17）

　　而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清黨后，中国共產黨领导的南昌起义等多次武装斗争，蒋称之为“城市暴動”，在他看来也都是听令于苏联而策动的：“南昌暴動失败之后，莫斯科仍然指使中共策动广州及其它都市暴動。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暴動是由纽曼及爱斯拉（ＧｅｒｈａｒｔＥｉｓｌｅｒ）等从苏俄领事馆中策动指挥……他们提出的口号，完全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面包」与「土地」。他们同样组织其所谓「工农兵苏维埃」。”而后，蒋介石政府以俄国领事馆是“俄共间谍策动叛乱的基地”为由宣布与苏俄断交：“国民革命军在广州戡乱的时候，即已当场捕获俄国副领事及其助手。叛乱平定之后，查获秘密文件，更证明俄国领事馆及其商业机关就是俄共间谍组织和策动叛乱的根源。国民政府乃于十二月十四日下令撤销各地的俄国领事馆，并勒令各地的俄国商业机关停业，乃即宣布与俄国绝交。”蒋对外宣称：“试观中国各地之俄领事馆，事实上等于第三国际之支部，同时亦为中国共產黨阴谋之巢窟。”（18）

　　对于共產黨当时发动农民的武装起义，他是深恶痛绝的，认为那是“杀人放火”和“制造仇恨”：“共匪所谓「红军」的任务，就是杀人、放火、勒索、筹款，和煽惑群众。而其政治纲领就是「杀地主，分田地，武装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他们在乡村中更要利用地痞流氓来做他的工具……在群众中造成了恐怖的环境，而其在地主与佃户间，更制造其仇恨的心理。并在他们放火焚烧地主富农的家宅时，一面引起贫民的抢劫，制造贫富间的斗争；同时一面又延烧贫民的家宅，强逼他们离乡别井，跟着其匪军，一同走上流寇之路。”同时他痛斥共產黨破坏中国的家庭和伦理道德：“尤其是他们要在农村家庭间，煽起其家人骨肉之间的斗争，使他的黨团在群众中得以发展组织，而确立其控制……所谓打倒廉耻、扑灭道德的口号，更是共匪诱惑他们破坏家庭，毁灭伦理，而甘受匪黨役使的唯一方法。”他再次又将中共与苏俄连在一起说：“中共匪徒对民众残忍控制及其暴虐的手段，比之于俄共不只是毫无逊色，而且可说其是青出于蓝，变本加厉的了。”（19）据其子蒋纬国回忆说：“我父亲跟我说，共產的最大的弱点就是它没有人性。”（20）

　　在一次演讲中，他痛斥共產黨所领导的打倒资产階級建立无产階級專政、实现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以恨为动机的”，是绝对不适合中国的：“俄国人民因为受專制帝王的压迫和大地主的剥削，人民对于统治階級充满了愤怒和怨恨，共產黨利用人民的这种心理，遂鼓动所谓无产階級为本身的利益打倒其余各階級，所以他们的革命是由于恨……以恨人为动机而实行的革命，不仅在革命的过程中，会发挥残狠的行为，就是在革命成功后，社会也不能消灭仇视嫉恶的现象”（21）

　　他认为共產革命与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观、民族性相反的：“以恨为动机的革命，决不适于中国的民族性，因为动机既然是恨，行动一定是残酷和卑污，而且要损人利己的，这完全和中国的民族性相反。中国几千年来伦理观念，都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所以中国民族的固有特性，是和平的、宽厚的、和光明的；不愿受别人的残酷的待遇，也不愿以残酷的手段施诸别人。”（22）

　　而且他也反对馬克思的階級学说，认为中国社会不能搞階級斗争：“中国近代产业，并没有发达，階級的区别，并不明显，如果勉强要说中国有階級也不过粗具階級的雏形，階級的对立，既不明显，階級的利害，自然没有什么冲突，階級的利害，既没有多大的冲突，就没有为某一階級的利益，打倒别階級的必要。而且更没有为单一階級的利益，打倒许多階級的可能。所以我们应该以社会全体的利益为前提而消灭階級的区别，不应该以階級的利益为前提，促成社会的分化。这是从中国的社会状况，说明共產黨的階級革命不适于中国。无论就打倒帝国主义说，或解放农工说，中国都不能采取階級斗争。”（23）

　　在他看来，共產黨发动广大农民群众革命只不过是以民众为工具而已：“至于夺取民众，乃是以民众做工具，不是以民众做本位。以民众为工具，实在是残酷和卑污的行为，不适于宽厚和平的中国民族，前面都曾经说过了。综上所说，就是階級斗争武装暴動和夺取民众等方法，在中国都不能实行”（24）

　　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其后的宁汉合流，使中国共產黨从此走上了建立自己的武装以夺取政权的道路，毛澤東、朱德等人在南昌各地起义，建立根据地，并在江西建立苏维埃。蒋介石自奠定南京国民政府以及中原大战后，也腾出手来进行“剿匪”，他在1930年10月10日，于南京发表《告全国同胞文》，指出“肃清匪共”为当前要务之一，开始了先后的五次“剿匪”。

　　在他看来，这一小股共產黨比盘锯在关外的日本强敌对中国前途威胁更大，似乎由共產黨统治的话中国人民就会陷入比被日本占领更甚的水深火热之中，他1931年8月22日在南昌时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產黨，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他更将“剿匪成败”和“国家存亡”联系在一起：“我们晓得历史，无论那一个朝代差不多都有土匪，尤其是每当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即国家正要由乱而治的时候，土匪格外要扰乱得凶，历史上每遇到这种局势，国家的治乱兴亡，全系于剿匪的成败，如果当时的政府能将匪寇剿灭，国家便可安定稳固下来，而能生存发展于无极，如果政府不能将匪剿清，国家便日益陷于危乱贫困而转趋衰弱，以至于灭亡，我们现在所处之环境，正是如此”（25）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社会各界掀起了“抗日救国”的爱国运动，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需安内”的政策，继续其“剿匪”。而对于学生及社会各界的爱国运动，他认为那本是爱国运动，但却受共產黨所利用，为共產国际所指使的“人民阵线”作宣传活动，“挑拨地方军与中央军的感情，唆使地方军，在「抗日不剿共」，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之下……孤立国民政府与中央军，让共匪得以生存和发展，重整武装，准备下一次的叛乱进攻；而其所标榜的主张却是「抗日救国」，更显然是企图引起中国抗日全面战争，使共匪在抗战阵营的背后，扩大武装，乘机坐大，达到其颠覆政府，控制中国的目的。”（26）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成发动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促成国共二次合作一致抗日。而在蒋看来，张和杨是与共產黨勾结已久的：“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的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且其事前，并未与共黨就此事有任何商量。不过当时张学良与共黨直接的接触，已有半年之久，故共黨与张之关系，亦自到了相当的程度，而且首倡此议的杨虎城，其与共黨勾结更深。”（27）

　　西安事变及其后的日本全面侵华促使了蒋介石停止内战，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但蒋介石表面上虽然承认中共红军的合法地位，实际上他对共產黨的看法仍然是没有改变的，下文将分析抗日战争时期他对共產黨的态度。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中日从此全面开战，蒋介石也被迫应战。但由于中日军事力量差距较大，战争一开场国军便伤亡惨重，此时蒋介石仍寄望于国联调解，同时也对苏联出兵有所期待。1937年8月21日中国与苏联签订久议未决的互不侵犯条约，允诺中国可不以现款购买苏联军火。（29）虽然如此，但他显然对俄国人仍存有戒心，在1937年8月1日日记里写道：“苏俄之外交，诡诈无比。如苏俄先与我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借以威胁倭寇，亦要求倭寇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而作固守中立之计，此亦不可注意也。”（30）他对苏联态度始终未脱离“苏俄之外交，诡诈无比”这一概念，与日本比较，则“作狡而倭暴，吾中华实处其中。”（1937年9月30日）即使他被迫向斯大林求援，他仍认为苏俄为中国之一大隐患，1938年1月1日日记曰：“尤以对俄问题处理为难，盖国之祸患有隐有急。倭患急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也。”（31）

　　1941年4月，苏联为避免二线作战，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保证尊重“满州国”的领土完整，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当月1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竟未想到其互认满蒙之领土，此乃余对事理未能究其至极之过也。”（32）从这里也可见蒋对苏联一直都是当作和日本一般的帝国主义。

　　而对于中共，他虽然表面上给予新四军和第十八集团军的番号，但内心可以说从来都没有把共產黨当作一同抗日的战友，在他看来，共產黨不过是想“在抗战过程中，尽量扩大黨的武装力量，以为将来争取政权的基础”，实际上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政府）、一分抗日”，同时他还是认为共產黨受命于苏联：“他还有一个更高的指导者，那就是俄共的首领斯大林。而且苏俄的利益始终是高于中共本身的利益”。（33）

　　1937年9月起，中国共產黨开始积极开辟晋冀察敌后根据地，而这在蒋介石看来是“围攻地方团队及中央抗日游击部队，将其收编，以扩充其实力”。而1941年1月，国民黨顽固派制造了皖南事变，军长叶挺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军部领导人遇难。蒋介石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这在蒋介石看来，是由于新四军违抗军令，攻击国民黨抗日部队，作恶在先：“新四军又乘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在江北正与日军激战之时，他乃渡江袭击江苏省政府作战基地之如皋泰兴一带，韩德勤的部队受了重大损害，但为避免冲突，撤至东台。新四军继续进攻，复陷东台……新四军抗不遵令北移，且企图进兵掌握京沪杭三角地带。三十年一月五日，竟围攻中央的第四十师于三溪。”（34）

　　1941年起，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逐跟中国组成反法西斯同盟，英美同时许诺放弃在华特权、废除不平等条约。倒向英美的蒋介石态度更是与苏联相对，认为：“俄共与中共从此集其全力……在中国国民中间，破坏我西方盟友对我国的友谊，与平等新约的重大影响。而其最显著的一点，就是他们对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内，及其在各国使节中间，多方扬言中國政府已与日本秘密进行单独停战交涉的反宣传。”当然说到底，蒋介石还是害怕中共要夺他的权：“此其目的，全在影响美国使其对我政府断绝援助，促成我抗战军事早日崩溃，以达到其颠覆政府之阴谋。”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认为美国共產黨也是“俄国间谍”，“是在美国舆论和政府中，直接破坏中华民国政府的信誉，与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间接为中共宣传其抗战努力，实力强大，和「土地改革」与「新民主主义」，描写陕北匪区的「民主自由」和「康乐进步」，几乎是乌托邦的理想实现了。”认为俄共及国际共產黨“努力在美国舆论及其对华外交上打击中华民国与国民政府的信誉。一切「贪污」、「无能、」「反动」、「獨裁」的名词，反复积累，加以我中华民国国家、政府和我个人，其目的全在破坏中美两国的关系，使中国陷于孤立，并乘国民政府对日抗战最艰苦的阶段，使抗战归于流产，其政权由中共取而代之。”甚至将他自己与美国派来的史迪威将军的矛盾也嫁祸到中共头上，认为史将军正是被这种国际宣传所误导，“误信中共部队可以服从他的指挥……对于共黨的阴谋毫无了解。他不知道过去中共在莫斯科指使之下，破坏中国国民革命的事实。他也没有预想共军得到装备，开出「边区」之后，将取何种手段来破坏抗战，颠覆政府。”（35）

　　1943年，蒋介石发表他的《中国之命运》，他无视共產黨在敌后根据地开展的抗日斗争，称中共为“变相军阀”与“新式封建”，宣称“无论用何种名义，或何种策略，甚至于组织武力，割据地方，这种行动，不是军阀，至少亦不能不说是封建。”他甚至将中共指为“反革命”：“世界上那一个国家的政黨，有从事武力和割据的方式，来妨碍他本国的国家统一，而阻碍他政治进入轨道的？这样还不是反革命？还不是革命的障碍？这样革命的障碍，如果不自动的放弃和撤消，怎么能不祸国殃民？不止是祸国殃民，而且最后结果非至害人自害不可。”（36）

　　1943年5月，第三共產国际宣布解散，蒋介石认为这是个机会，他命令胡宗南集结部队，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不料此事被泄露给外界，中共中央立即发动舆论攻势，毛澤東在《解放日报》撰写社论批判国民黨“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此，蒋介石原先决定发布《劝告中共黨员书》，要中共也同第三国际一同解散，共產黨员服从他的“中央”，并且宣称：“共產主义只有馬克思化，决无中国化之理论，亦无中国化之可能。如有之，则共產主义中国化者，即陷于杀人放火、叛国殃民之流寇化、土匪化而已。”但后来经考虑后没有发表。对于共產黨表明要和平不要内战的社论，他认为中共“即非仁义所能石化，则除武力之外，再无其他方法可循”，“共匪非武力不能解决，惟在减轻其程度而已。”（37）

　　蒋介石企图发动内战消灭共產黨的消息走露被国际知道之后，引起了包括美国特别是苏联的谴责，蒋在日记里说：“俄国一方面发表中国局势严重将有内战之消息，一方面对美国政府当局造谣宣传队”，指斥中共“为俄作伥”、“其罪恶则又甚于汉奸十倍”。此时欧洲战场苏联已经逐渐掌握主动权，胜利在望，墨索里尼已经垮台，蒋介石感到欧战结束后中共潜在的威胁，希望迅速消灭共產黨，计划进攻延安，他在日记里说：“共匪之制裁非在欧战未了之前解决，则后患无穷也。”、“对共匪计划，无时或忘。”、“延安必须于德俄战争未了之前与倭俄未确切妥协之时，更须于我对倭总攻之前，从事肃清为妥，过此则无此良机，如是共匪坐大，中国莫救矣。”同时他还想要宣布并判决所谓中共“破坏抗战之罪状”，认为共產黨违背其1937年宣言，“集中部队，阻碍北战场榆林于绥远交通线”，斥共產黨为“敌寇变相之第五纵队”。不过，鉴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及种种原因，蒋介石最终决定对中共“围而不剿”，并没有真正发动内战。（38）

　　在蒋介石看来，中共在抗日期间的罪行不仅有上面所说的不抗战、破坏抗战、破坏外交，而且还在边区进行“走私贸易”、“私发伪钞”。中国共產黨在南沙湾开展大生产自力更生，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弯成了“平川稻谷香，肥鸭遍池塘。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却被蒋介石污蔑为种稙和推销鸦片：“中共在陕甘宁特区之内，指使农民种植罂粟。至成熟时，中共派人收取烟土。依土地的肥瘠，或与农户三七分，或与农户四六分。其农民保留的三成或四成，仍由中共定价收购……鸦片倾销所得的法币，一部分用作他「特区」擅自私发伪钞的准备金；一部分就地拨充其对自由区渗透颠覆与组织宣传的经费。”（39）

　　而毛澤東1942年在延安发动的整风运动，在他看来，更是要“毁灭民族性”、“以階級性代替人性”：“中共要背叛国家，要破坏抗战，要反抗我们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必须从他每一个黨徒的思想中，毁灭其民族性；为了毁灭民族性，必须毁灭民族道德和民族感情，因而更须毁灭民族道德和感情的根源之人性。中共的整风运动，在其所谓整顿学风、黨风和文风，清算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自我批评」和检讨之下，对于民族思想与自由思想，痛下攻击，而其对于黨徒的最后要求，就是「以階級性克复民族性」，乃至「以階級性代替人性」。在整风运动中，王实味说了一句话：「斯大林伟大，只是缺乏人性。」他就受了严厉的检讨，最后是失踪了。这「以階級性代替人性」就是中共的整风运动的第一个宗旨。”（40）

　　总之，在蒋介石看来，共產黨在抗日战争期间可谓是无罪不作。1944年1月21日，他指责共產黨“毁灭本国历史和伦理”，2月8日，他又认为共產黨“毒辣凶狠”。（41）几乎所以能想到的罪名他都套到中共头上去了，并且还是延续着中共为“俄奴”的看法：“他们决没有所谓祖国爱与民族感。他共產黨徒不仅是不爱国，而且是蓄意卖国，甚至为了他共產主义祖国苏俄，即使亡国灭种，亦所不惜。”（42）

　　1944年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可以说已经胜利在望。蒋介石此时更是担心苏联和共產黨在战后对他的威胁，他在7月12日的日记中说，“国家前途多难，尤以俄国与中共问题为最大……”。（43）

　　纵观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对苏联和共產黨的看法，是一直延续着自访问苏联之后的态度，而且“罪行”是越来越多了，从这就不难想象抗战胜利后他会怎样对待中共了。

　　国共内战时期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致电毛澤東，邀请毛澤東速到重庆“共定大计”。 8月28日，毛澤東、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黨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乘飞机离开延安，到达重庆。而在前一天即27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就说道：“对共方针，决予其宽大待遇，如其果长恶不悛，则再加惩治，犹未为晚也。”（44）足可见蒋介石对共產黨的态度和其发动内战的野心！

　　毛澤東等到达重庆后向中外记者发表谈话，表明共產黨坚持和平、民主与团结的立场。随后，向蒋介石国民黨提出了包括“实现三民主义”“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的十一条谈判要点；其中也包括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要求，提出应出中共推荐山西、山东等五省主席、委员，六省副主席、四特别市市长等，并要求解放区部队编成四十八师。对共產黨提出的这些合理要求，蒋介石十分反感，他在9月3日日记里写道：“余以极诚对彼，而彼竟利用余精诚之言，反要求华北五省主义与北平行营主任皆要委任其人，并要编组其共军四十八万人，以为余提之十二师三倍，最后将欲廿四师为其基准数乎？”认为“共匪诚不可以理喻也。”（45）

　　而后，国共双方进行了多次会谈，而蒋介石也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写在了日记里。在他看来，共產黨是受苏俄指使的，9月8日日记写道：“共毛各种无理要求与不法行动，自受俄之主使，余亦惟有一意忍耐处之。”而且他认为自己是以“诚与敬”对待，9月11日日记云：“余今日对俄、对共，惟有以诚与敬对之，未知果能收效否？”他同时还斥共產黨“作恶卖国”，9月21日云：“考虑共黨问题对国家祸福利害甚久，此时主动尚在于我，不患其作恶卖国，吾仍以理导之。”（46）

　　蒋介石虽然表面以笑脸接毛澤東，但实际上在他的心目中，中共是“汉奸”、“叛逆”、“害国殃民”的“罪魁祸首”，谈判时曾经想过要扣押毛澤東，“惩治汉奸”。1945年9月27日，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真实看法：“如欲不惩治汉奸，处理叛逆而已，否则非以惩治此害国殃民，勾敌篝乱第一人之罪魁祸首，实无以折服军民，澄清国本也。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犹不自后悔，反要求编组一百二十万军队，割据陇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区，皆为其势力范围所有，政府一再劝导退让，总不能餍其无穷之欲壑，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47）他认为共黨“必使中国非依照其主张，受其完全控制而成为纯一共黨之中国，终不甘心。”（48）

　　9月29日，他更在日记里写下了一条条“中共之罪状”：

　　“甲、资抗战之名义，而行破坏抗战之实。

　　乙、借民主之美名而施階級獨裁之阴谋。

　　丙、违反四项诺言之事实与经过，欺民欺世，忘信背义，莫此为甚。

　　丁、藉民选之名以行其拥兵自卫，割据地盘，奴辱民众，破坏统一之实。

　　戊、破坏外资政策，捕杀盟军官兵，阻碍联军行动，破坏国军反攻计划，诋毁英美参战为帝国主义之战争。不仅反对政府联合英美作战，而且始终破坏中苏国交之增进。“

　　这种种“罪恶”我们在前文抗日战争期间大都分都叙述过了，他无视中国共產黨在敌后开始的抗日斗争，不仅认为中共破坏抗战、破坏统一、阻碍外交，在陕甘宁边区拥兵割据一方，甚至还诋毁共產黨勾结敌军、强种鸦片：

　　“已、勾结敌军，通同汉奸，倾害国本，颠覆政府，以组织联合政府为过渡手段，而达到其多数控制，成立第四国际專政之目的。

　　庚、企图割据华北各省，盘踞热察，隔绝中苏联络，破坏中苏聪明，以期扰乱世界和平之建立。

　　辛、擅设军事委员会名义，劫持第十八集团军，促使新四军之叛变，反抗军令，毅然以共產红军自称。“

　　“壬、擅设延安所谓陕甘宁边区政府，割据地盘，反对中央政令，私发钞票，擅征租税，强种鸦片，私设关卡，与敌伪公开贸易，交换货物，以接济敌军，助长侵略，此即中共所谓对敌抗战也。”

　　他念念不忘指责共產黨是苏联共產的“支部”：“癸、迹其宣传，直接以攻讦政府，诬蔑盟军，间接以协助敌伪，毁灭国本，必欲中华民国变成为第四共產国际而后已。”

　　而他也同时无礼共產黨在解放区实行的民主选举，认为解放区是没有言论和信仰自由的極權统治：“子、共军所到之地，所谓民选政府之实情：（甲）信仰言论行动皆为绝对统制而无自由，否则即以反动汉奸与叛徒之罪而加以逮捕。传教士绝对不能传教，且不准其进入其民选区。（乙）人民之纳租、出捐、抽丁、派粮不惟因战后而不奉令停止，且变本加厉，各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民不聊生，而抗战期间到处煽动人民，对政府抗粮抗役，以不出粮、不征兵，且借各种神道邪教以愚惑民众。” （49）

　　尽管蒋介石对于共產黨深恶痛绝，但迫于各方压力，他不得不在表面上表示同意“和平共处”，并且尽管他内心认为共產黨“罪恶滔天”，但45年的双十节蒋介石还是给毛澤東等人授予了“胜利勋章”，称是希望共產黨对自己的“罪行”能够“有所悔之”，他在1945年10月13日日记里是这样说的：“双十节授勋，特将中共朱毛等姓名加入，使之安心，以彼等自知破坏抗战，危害国家为有罪，惟恐政府其罪状，帮亟欲抗战有功表白于世，以掩盖其滔天罪恶。余乃将顺其意以慰之，使其能有所感悟而为之悔改乎？然而难矣哉！”世界上恐怕没有这么可笑的事了！（50）

　　败退台湾时期

　　1949年，百万解放軍横渡长江，占领南京，蒋介石政府在大陆溃败了，逃到了台湾去，但蒋介石并没有因为失败而放弃反共，相反，他想要把台湾建设成“反共抗俄”的“复兴基地”。

　　“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反共抗俄”、“杀朱拨毛”……这些口号在蒋介石统治的几十年里是年年喊天天喊，而近年来台湾史学家们的挖掘也证明了蒋介石不是光喊喊口号而已，而是有真正准备要反攻的，如1965年的“国光计划”，但由于美国的阻拦和自身实力不足等原因，没有实现。本文在这里不讨论军事等问题，只讨论蒋介石是怎样看待大陆的。

　　蒋介石到台湾，实行高压白色恐怖，逐渐巩固其政权之后，便开始对台湾人民灌输其反共的观念，将大陆解放区称为“沦陷区”，妖魔化共產黨的大陆统治。

　　1952年10月16日，他向全黨宣称“中华民族，现正在苏俄帝国主义侵略宰割、以及其傀儡朱毛控制奴役之下，大陆人民的生活，早已陷入绝境，群众的生命，皆已被其涂炭，民族的文化，社会的基础，几乎被其彻底消灭。我五千年来，民族所赖以生存、国家所赖以建立的伦理道德，亦将被其毁弃尽净。我们全体同胞，若再不能共同奋起，救亡自救，则这种礼义扫地、廉耻道丧的禽兽社会，与牛马生活，皆要由我们这一辈子来身受此一浩劫与悲运。”他称自己的“反共抗俄”是“救国救民”的反侵略战争：“因之，此次反共抗俄的战争，实为中国历史上空前惨烈救国救民的战争。这一战争的胜败，不仅决定我国家的存亡，与文化的绝续，并且关系亚洲的安危，与世界人类的祸福。我们认定今日交通的进步，已使世界幅员为之缩小，这缩小的世界，决不能一半奴隶、一半自由。俄帝也决不会容忍这一半自由人类之存在，所以我们中国反共抗俄战争必为世界反侵略阵线的一部，而为其重要的环节。我中华民国大陆领土的光复，大陆同胞的解救，将为亚洲的安定与世界的和平之确实的保证。”（55）

　　蒋介石不屑余力地妖魔化共產大陆，企图为自己反攻大陆重夺政权提供合法性，将自己标榜为是为“民族的生存”、“亚洲安全世界和平”而战，似乎由共產黨统治的话中国的文化就会被毁灭至尽一样：“中国反共抗俄战争，不仅为了争取民族的生存，恢复国家的领土，保障四亿五千万同胞的生命和自由而战。并且是为了亚洲安全，世界和平，与全人类文化进步而战。如果中国反共抗俄战争的失败，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的中断，亚洲安全与世界和平的毁灭，而人类文化亦将退到一个黑暗时代。若是中国反共抗俄战争的成功，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东西文化的融和，亚洲与世界和平安全的建立。中国存亡，亚洲安危，与人类祸福皆在此一举。 ”（57）

　　而1971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蒋介石政府进入联合国时，蒋介石声称不与“汉贼”为伍，这也看得出他一直延续着共產黨为“俄奴”的看法。

　　蒋介石总结他对苏联和共產黨的看法

　　在台湾，蒋介石还总结了他对苏联和共產黨的看法，写出了《苏俄在中国》、《反共抗俄基本论》、《俄共在中国三十年来所使用的各种政治斗争战术及其运用辩证法的方式之综合研究》等专门反苏反共的书（有些是蒋与人合著或请人代笔的，但都经过蒋的严格审批，所以皆代表蒋介石的观点）。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是怎样说苏俄和共產黨的本质的。

　　对于苏俄，他总结说是“节取了马克斯主义，并融化了俄国民粹主义、虚无主义、沙皇專制、与大斯拉夫主义为内容，在一国建立集權獨裁的專制制度，对世界进行征服人类的思想系统。”

　　“今日俄国共產主义正确的说，乃是布尔塞维克主义。

　　列寧更一手承受了巴古宁与尼卡也夫及朵斯妥也夫斯基的虚无主义与恐怖主义的思想，所谓「为了革命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也不妨杀死人类之一半。」所谓「奴隶必有主人，我们便是主人。」列寧把这两种思想与马克斯的階級斗争论相结合，构成他的「无产階級獨裁」的理论。

　　在列寧史达林的手上，还有东方正教的「忏悔」、「坦白」、「最后审判」，俄国保罗一世的铁幕制度，以及沙皇專制与大斯拉夫主义，也渗入布尔塞维克主义，为其重要的部份。

　　今日俄国的布尔塞维克主义，是节取马克斯主义，并融化了俄国民粹主义、虚无主义、沙皇專制、与大斯拉夫主义为内容，在一国建立集權獨裁的專制制度，对世界进行征服人类的思想系统。

　　列寧主义，乃是马克斯主张階級斗争的社会病理学与俄国的残忍、狡诈、阴谋、暴行的总合所产生的变态心理学的结晶。“（58）

　　他延续着共產黨是“俄奴”的看法，更痛斥共產黨为“赤俄侵华的工具”、是苏俄的傀儡：“列寧的布尔塞维克主义是俄罗斯的产物。中共匪徒在组织系统上，是俄国侵略者御用的共產国际的支部，在性格上是俄国大斯拉夫主义征服中国的工具。”他甚至将共產黨与历史上屠殺同胞的外族相比较，称其是“流寇与汉奸以及侵略者工具的结合”：

　　“共產黨自称其为「无产階級的前卫」，但中共朱毛却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流寇。东汉末年的「黄巾」，晋末的王弥，唐代的黄巢，北宋末年的方腊，南宋末年的李全，明代末年的李闯、张献忠，这都是朱毛奸匪的先驱。　　中共匪徒之汉奸的性格，更使其对于祖国怀抱仇恨，对同胞肆意屠殺。在历史上，外族入主中原，总有一般乱臣贼子帮助他残害我爱国的同胞。五胡乱华时代石虎的残暴，元、清两代的恐怖屠殺，都是历史的实例。　　我在「为何汉奸必亡侵略必败」的讲词里，就曾经指出：「异族征服中国以后，必从武力与文化两方面来摧残我中华民族。所以侵略者对于民众生命财产的压迫，比任何專制君主都要残酷，而其对于民族文化思想的箝制，更比任何專制君主为凶狠。」今日中共匪徒，是流寇与汉奸以及侵略者工具的结合，其暴虐凶顽，为历史上空前所未有，只有石勒与王弥合兵亡晋，满清与李闯并力亡明，可与比拟，而俄帝史达林的残暴阴狠，更远在前代的任何匪寇之上。”（59）

　　他甚至还总结出了苏俄“灭亡中国”的步骤：

　　“根据以上各点综合来说：最近六年间俄帝灭亡我们中国的步骤是这样的：

　　第一步骤——号召「联合政府」

　　这一步骤是朱毛以在野黨的地位，在外形上利用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来联合其他在野黨派，孤立政府，在实质上，从民主斗争中发展階級斗争，制造武装暴動，以为颠覆政府控制人民之用。

　　第二步骤——实行「人民民主專政」

　　这一步骤是在共匪夺取政权，控制国家之后，做到下面三个条件：

　　（甲）極權主义的專制政府。

　　（乙）对人民资产之原始掠夺，并将国家资源供给俄帝。

　　（丙）控制人民的生活，以控制人民的思想，及其人民的命。

　　第三步骤——完成整个中国属于俄帝的苏维埃政权的版图

　　这一步骤就是：

　　（甲）政治上并入苏维埃联邦为藩属。

　　（乙）经济上加入俄帝国防体系为其侵略战的工具。

　　今日中国大陆匪区是在由第二步骤转向第三步骤，朱毛奸匪之所以加紧剥夺人民资产，断送国家资源，而不恤以大规模屠殺人民生命，以达成其任务，就是为了转变中国人民为农奴工奴，以服事俄帝，替俄帝耕种操作，并替俄帝打侵略战的先锋。 “（60）

　　临死仍不忘反共

　　1975年3月29日上午，秦孝仪坐在蒋介石身边执笔，由蒋口授，记录了一份《遗嘱》的草稿。后来它果然就成为蒋介石最后定稿并公布的《遗嘱》。秦孝仪记录的《遗嘱》是：

　　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產邪恶，展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黨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黨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重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秦孝仪承命受记

　　而且据说蒋介石临死前在昏迷中，嘴里念的还是“反攻……大陆……救中国……救同胞……”可见蒋介石就是临死也不忘他的“反共”大业！

　　尾声

　　今天，中国大陆在共產黨的领导下走向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两岸的“三通”也在逐渐推进着，而台湾的中正纪念堂已经被民进黨陳水扁等改了名，口号更多的变成了“台湾獨立”，就是刚上台的国民黨马英九也宣称坚持“不独不统不武”。蒋介石那曾经喊得响亮的“反攻大陆，解救同胞”，还有谁记得呢？

　　注释：

　　（1）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 3-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何虎生《蒋介石传》 142页，华文出版社

　　（3）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93，96，100，10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

　　（4）同上，107-109页

　　（8）同上，110-111页，蒋介石1923年11月11日日记

　　（5）、（7）（9）（10）（11）（12）（13）蒋介石全集之《苏俄在中国》，取材于秦孝仪主编之《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中央黨史委员会，民国七十三年）

　　（6）[日]家近亮子《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王土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48-49页同时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也有叙述

　　（14）何虎生《蒋介石传》 142-143页，华文出版社

　　（15）-（19）蒋介石全集之《苏俄在中国》

　　（20）见日本PBS纪录片，《中国；一个世纪的革命》（《China：A century of revolution》），蒋纬国口述

　　（21）-（24）蒋中正中华民国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出席长沙市民欢迎大会讲演《本黨国民革命和俄国共產革命的区别》，见中国黄埔军校网http://www.hoplite.cn/templates/hpzc1nz0055.html

　　（25）蒋介石全集之《剿匪成败与国家存亡》

　　（26）（27）蒋介石全集之《苏俄在中国》

　　（29）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240页

　　（30）黄仁宇《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132页，九州出版社

　　（31）同上，148页

　　（32）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344页

　　（33）（34）（35）蒋介石全集之《苏俄在中国》

　　（36）蒋介石全集之《中国之命运》，第七章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

　　（37）（38）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414-423页

　　（39）（40）（42）蒋介石全集之《苏俄在中国》

　　（41）（43）傅国涌《蒋介石日记中的历史》

　　（55）蒋介石全集之《反共抗俄基本论》第一章前言

　　（56）见台湾网友“小瓜呆”的帖子：

　　1.台湾小学课本里的「杀人」场面：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549501
　　
　　2.台湾小学课本里的共產黨：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star=1&replyid=551987&id=551987&skin=0&page=1

　　（57）蒋介石全集之《反共抗俄基本论》第三章第一节　反共抗俄战争的意义

　　来源：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31310.shtml

　　作者:天涯

中国报道周刊, 2009-11-11.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蒋介石对苏联和共产党看法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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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劫的中国船员说不定已平安返家

chinaweekly — Tue, 10 Nov 2009 02:44:40 +0000

　　理由一，索马里海盗劫中国船员，志不在赎金。2名英国人10月27日遇劫，英方很快就知道海盗想要700万美元赎金，而25名中国船员10月19日遇劫，中方至今不知道海盗想要多少赎金，海盗意欲何为？海盗口口声声“收到赎金就放人”，却又绝口不提赎金多少，这自然是想与中方坐下来再谈了，可赎金多少根本不需要坐下来再谈啊，很显然，赎金只是幌子，他们真正想要的就是能与中方坐下来谈，谈什么呢，大概是谈谈理想，人生之类的吧。

　　理由二，索马里海盗交口称赞中国海军是“文明之师”，试想，如果人质还在海盗手上，那中国海军与海盗就是敌我矛盾，海盗怎会称赞敌人是“文明之师”呢？

　　理由三，爱国左派已经不吼了，试想，如果不是收到风，遇劫事件已经完美解决，喊打喊杀的爱国左派怎会偃旗息鼓了呢？

　　理由四，爱国右派已经不哼了，试想，如果不是识时务，人质问题已经定局定论，竭忠尽智的爱国右派怎会无话可说了呢？

　　理由五，25名船员的家属情绪很稳定，试想，如果还心系亲人安全，家属们怎会不四处求爷爷，告奶奶，网下网上闹个沸反盈天呢？

　　理由六，保护受难者不受外界打扰是当局雷打不动的人道传统，比如邓玉娇受巴东当局关怀就是这般，而让25名船员悄然返家正是让他们最需要的“平静生活”能够不受外界打扰的最大保证。2007年那次船员遇劫，受难船员在默默承受了6个月的磨难后好不容易与家人团聚，不曾想又受到传媒打扰，劫后余生的可怜船员被迫重温那段夹在海盗与美国海军之间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惨痛经历，对此当局一直引以为戒：让外界打扰受难者的平静生活，就是让受难者受二茬罪，太不人道了！

　　当然，我们需要放出些烟幕，好象人质还没获释的样子，大家作为中国人应该心领神会，那是做给洋鬼子看的，洋鬼子被海盗耗上了，在前面三尸暴跳，我们也不好在后面北窗高卧，是不是？

　　2009年11月7日

　　作者:林云海

中国报道周刊, 2009-11-10. | 添加评论 | 2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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