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提升中国形象的三大法门

chinaweekly — Fri, 17 Jul 2009 02:43:58 +0000

　　中國的国际形象是国际社会对中國的整体认知，但未必是中國的真实镜像。大致说来，提升中國形象有三大法门。虽然路径和主体不尽相同，但三者相辅相成、殊途同归。

　　1. 促进可持续发展

　　中國的国家实力持续增长，对内和諧发展、对外和平发展，这是改善中國形象的大前提。脱离了这个主因，即使戈培尔再世，也难以塑造出稳定而美好的国家形象。当然，酒香也怕巷子深。中國应主动向全世界介绍真实的中國，而不再刻意回避问题和不足。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國的发展进步是举世瞩目的。但毋庸讳言，目前中國仍面临诸多挑战。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的发展极不平衡，各个阶层不能同步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当中國政府试图通过纵向比较强调进步时，民间舆论则通过横向比较凸显不足。

　　中國的公民意识迅速觉醒，公共空间逐步扩大，而这恰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之一。遗憾的是，当局的管治理念不能与时俱进，对现代传播理论知之甚少，宣传治国的传统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当官方信息不断受到公众质疑时，社会共识的构建已经十分困难了。

　　二、更新国际社会对中國的认知

　　我国社会学者苟天来强调，更新国际社会关于中國的知识库（即公共知识）是改善中國国际形象的重要途径。传播学家发现，受众接受还是拒绝一个文本，主要取决于其既有认知与态度。人们倾向于接触、理解、记忆与其既有观点相吻合的信息。

　　尤尔根·哈贝马斯认为，人们总是以自己的“生活世界”为基石与外界进行意义协商。这个意义协商的过程就是传播者构建“现实”、更新“生活世界”的过程。“生活世界”是在传播过程中逐步改造、完善的。新的“生活世界”又成为未来传播活动的基石和参照。

　　意义协调理论认为，协调赋予讯息以意义。协调必须建立在特定的资源和规则之上。如果传者之间资源和规则不能兼容，协调就陷入危机。当西方社会以不同的资源和规则解读中國的民族与宗教时，中國和西方之间的误读和争执也就不可避免。

　　意义呈现出不同的等级。高层次的意义制约低层次的意义，而低层次的意义反过来也影响高层次的意义。中國要以最小成本最大限度地影响国际社会的认知，就必须选择性接触某些西方媒体、学者、政客、智库，以其为中介来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國的认知。中國的对外传播水平就体现在对传播诸要素的选择与组合上。

　　国家能力包括任何一种足以用来影响其他行为主体行为的物质力量、才能或品质。战略专家们特别强调通过影响目标国家对形势的认识、判断来获得更大的国家利益。有美国学者甚至撰文称，当美国支持的某目标国家的獨立思想者达到一定比例时，该国的舆论就会朝着美国预期的方向发展。中美之间国际传播理论与水平的悬殊由此可见。

　　3. 提升对外传播能力

　　对外传播是高度专业的舆论控制过程，需要决策者、管理者和实施者具备出色的专业素养。美国政府从1999年起就设立了负责公共外交的副国务卿，而他们都是传播领域的翘楚。中國的对外传播亟需先进传播理论的指导，“摸着势头过河”的传统观念害黨误国。

　　中國当局还没有意识到，从传播目标的确立、目标受众的研究、传播策略的制订、传播计划的实施，到传播效果的评估，自始至终都是高度的专业运作。在传播领域，政治正确和技术正确同等重要。没有技术正确，政治正确就无从保障，甚至会戕害自身形象和国家利益。

　　从事对外传播必须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熟悉目标国家的受众心理。美国堂纳德·W·雷诺玆新闻研究院孙志刚博士（Kenneth Fleming）指出，某些传统宣传模式即使适合中國国情，也不可用于海外宣传。对象变了，内容和策略就要调整。

　　在信息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信道是新闻媒体。一般而言，传媒的公信力与其传播效果成正比。遗憾的是，中國媒体的最大内伤就是公信力太低。要提高媒体公信力，就必须扩大媒体的运行空间，让媒体从宣传回归新闻，争取在第一时间发布消息。

　　中國必须建立多元化的对外传播体系。中國总以国家之力对抗国际非政府组织。中國必须改变这种政府单打独斗的落后局面。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曾说，让媒体说话，天塌不下来。让媒体说话，让网民说话，让民间组织说话，这是提升中國形象的阳光大道。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近日说，“新闻宣传好比做菜，材料再好，佐料再全，厨艺不好，做出来的东西大家不愿意吃，勉强吃下去，也会倒胃口。”笔者认为，薄熙来的“厨艺论”同样适于对外传播。但是这些正见如何才能进入决策过程呢？新闻媒体责无旁贷。

　　（本文摘要发表于《中國社会科学报》2009年7月16日评论版）

　　作者:毕研韬

中国报道周刊, 2009-07-17.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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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税”顶格重罚，公盟命悬一线

chinaweekly — Fri, 17 Jul 2009 01:39:49 +0000

　　7月14日，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分别向公盟下达了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认为公盟偷税总计248244元，拟处以五倍罚款。地税拟处罚30多万元，国税拟追缴18万多元所得税并处93万多元罚款，两局拟罚款总额142万多元。两局同时告知，公盟有陈述、申辩、要求召开听证会的权利。

　　公盟成立于2003年，是由学者、律师共同发起，以推进民主法治，服务社会为宗旨的公益组织。公盟成立五年多来，所作所为世人有目共睹。

　　按照宪法规定，这样一个纯粹的民间公益团体，本应在民政部门注册为社团组织。可是，在中國特色的环境中，公盟不得不到工商部门登记注册为民营企业。

　　公盟的生存全靠社会各界捐助。成为企业后，于是公盟必须从有限的捐助中拿出一部分缴纳税款，这使得公盟本来就很窘迫的财务捉襟见肘。

　　身为法律研究机构，公盟当然知道依法纳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而自成立后一直遵纪守法，照章纳税。

　　这一次，仅仅由于公盟工作人员对一个连续项目的资金入账、结账理解与“两税”不一样，尚未申报纳税（当然，也有可能存在工作失误），即被“两税”处以顶格重罚，我们认为这极不公平。

　　对于一个完全依赖赞助，没有一点经济收入的公益组织，142万元罚款意味着什么，恐怕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那么，公盟究竟做了什么事，使得“两税”如此大动干戈呢？让我们回顾一下公盟五年来走过的历程：

　　2003年许志永、滕彪等三位北大博士提起孙志刚案违宪审查；发起了推动基层人大代表预选程序。

　　2004年，参与起草并向全国人大递交了宪法人權条款的修订建议；关注河南爱滋病村“关爱之家”孤儿院被政府强制关闭事件；为《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喻华峰和主编程益中辩护；参与代理承德四公民五次死刑案；对北京动物园搬迁的合法性组织研讨会提出质疑。

　　2005年，进行中國信访制度的研究；推行人大代表接待日；人大制度研究；撰写《中國人權发展报告2005》。

　　2006年，完成《2005年中國人權报告》；关注北京出租车提价和管理体制改革；完成中國信访问题研究报告；关注2006年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直选；关注打工子弟受教育权；撰写修改《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的立法建议。

　　2007年，帮助黑砖窑受害人提起行政诉讼；关注中关村拆迁案；开展各类公民参与活动；

　　2008年，公盟为援助毒奶粉的受害者，组建了律师援助团提公益诉讼；发起了北京律师协会直选活动，促进行业协会民主选举。

　　进入2009年，公盟发表了西藏314事件的成因调查；发起了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活动，向多个地方政府提出了三公消费、财政收支的信息申请；举办了法律知识培训班，传播了维权、选举中的法律知识；为邓玉娇、黑监狱受害者、上访者提供援助；召开了居委会选举、绿坝、精神病等多个研讨会；在重大问题上公开发表法律意见，引导舆论走向理性发展的轨道。

　　以上就是公盟同仁、志愿者以及支持者们五年多来所做的主要事项。

　　面对着苍天热土，面对着亿万同胞，面对着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面对着试图置公盟于死地的个别人，我们郑重宣告：

　　公盟无私。公盟成立以来，所立项目都出于公共利益，所做事项都为追求公平公正。有些事情我们可能做的不够好，但我们敢说，我们没有牟取私利。

　　公盟无敌。公盟过去所做的事情可能得罪过一些人，我们也受过来自不同方面的打击。但公盟没有敌人，也不把任何人当成敌人对待。

　　公盟无怨。我们经历过许多挫折，即使面对“两税”办理公盟专案的人，我们也没有怨言。我们所遭遇的，就是现实需要我们承受的，我们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公盟无悔。我们选择人生的道路，就准备接受荆棘坎坷的考验，无论什么艰难险阻，都不能阻挡我们前行的决心。

　　我们的民族经历了太多苦难，经不起再折腾了。如今中國大陆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矛盾凸现，利益冲突升级，群体危机事件层出不穷。如今政治环境，迫切需要公盟这样具有公信力、影响力社会组织，发出理性的声音，调解矛盾，抑制事态情绪化发展，促成制度化进步，实现社会健康和諧发展。

　　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们恳请北京“两税”机关本着对社会负责，对自己良心负责的态度，恪守职业道德，依法办事，对公盟从轻发落，让公盟生存下来。

　　作者:田奇庄

中国报道周刊, 2009-07-17.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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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林云海：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侵略者喜欢搞大屠杀》

chinaweekly — Thu, 16 Jul 2009 02:33:42 +0000

　　刚刚看到林云海的《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侵略者喜欢搞大屠殺》一文，文中含沙射影，透出的观点总结一下就是，为这次7.5事件的暴徒叫屈，抹黑政府此次平叛行为。对于这种颠倒黑白，为恐怖分子放烟雾弹的行为，我不得不发文驳斥。

　　其一，从事发日到现在为止，新疆并没有出现所谓政府军实施的大屠殺。迄今为止的伤亡数字，包括CNN， BBC，路透等外媒都没有异议，因为从6号开始，他们就进驻乌市，我看也只有大紀元，世维会这种机构和组织才会发出所谓针对维族屠殺的“天文数字”。7.5事件是由一撮维族人挑起的，蓄意针对平民，主要是汉人的暴力恐怖事件，我的家人就在事发的重灾区。这个事件中，平民遭受了无辜伤亡和极大的心理恐惧，直到现在还没有消除。

　　其二，政府的此次平叛行为，完全建立在国家安全的基础之上，是理直气壮的正义行为。新疆的地缘重要性不需再说，中國的任何一个政府，不管他来自哪个政黨，代表什么主义，背后是什么精英集团控制，维护国家安全是其合法性的底线。虽然我们的政府很多时候会比较渲染自己本来应尽的责任为其功绩，但不管怎样，总是作为了。

　　其三，历史从来不乏各种解读，但纹革式，阴谋论的解读，是粗糙，武断，经不起推敲的。就林所说的历代大屠殺，我们都知道汉人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都是民族冲突的受害者，而其不断吸收，同化异族的方式非但没有削弱自己，反而不断融入新成员，新文化，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汉族本身的发展历程正是民族融合，和平发展的典型。

　　最后，我想，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公民，可以以事实为依据挑战政府权威，却不可无端造谣，不可站在国家民族利益的对立面。

　　2009年7月14日

　　作者:郝新民

中国报道周刊, 2009-07-16. | 添加评论 | 6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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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支撑多久？多则两年，少则一年

chinaweekly — Thu, 16 Jul 2009 01:33:38 +0000

　　现在的股市，就是王亚伟操盘，冒着巨大的风险在ST股的刀口上舔血。王亚伟能够舔到血却不挨刀，大多数人没有这样的神功。市场人士大都清楚，这样的神功意味着什么。

　　对下半年经济有以下几个基本判断。

　　宏观经济数据继续向上。央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预计，今年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超过7%，可能超过7.5%，而第三、第四季度则可能达到8%和9%，把今年第一、二季度的信贷增长加上时滞，第三、四季度达到8%以上的GDP增长并不奇怪。考虑到6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上升，无论是中國物流与采购经理人联合会还是里昂证券的数据，都显示制造业处于复苏期，投资与信贷已经发生了效果。

　　继续维持房地产泡沫。维持房地产泡沫一可以吸引民间投资，二可以拉动居民消费，三可以维持地方财政，四可以拉动相关行业。如果房地产泡沫崩溃，别的不说，银行系统会率先崩溃。因为中國企业贷款以房地产的抵押贷款为主，一旦抵押品崩溃，银行会剩下一地坏帐，如果说次级债造成了美国银行业巨大的风险敞口，房地产就是中國银行业的最大风险敞口，数额大约在上万亿元人民币之巨。我们一直在说中國央行缺少獨立的货币发行政策，在信贷过程中，他们也跟着土地估价走，滑到哪儿是哪儿。土地是信贷的润滑剂，没有房地产市场，我们无法创造出如此多之的信贷。

　　千万百计拉动消费。在降税刺激楼市与车市、家电下乡之后，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在城市实行，但拉动家电消费比房地产困难得多，因为家电等产品不具备消费与投资的双重功能，由于对本地财政拉动作用不大，一些地方政府兴趣缺乏。为了防通胀，股市与楼市启动；为了享受税收红利，中产階級集中在一定阶段内大规模换车，汽车消费在强大的刺激下提前释放；由于贫富差距大，中國消费品集中在高档品，或者奢侈品领域。

　　大规模放贷、资产品价格上涨救了企业，大型国有企业、房地产企业、股权投资企业最受益。2008年10月29日，富力股价曾一度跌至2.3元，而2009年6月，富力股价最高已上涨至超过18元。最困难的2008年初，富力负债比率高达140%，总资产负债率达到76.6%.但2009年前4个月，富力地产已有80亿元的现金流入，财务压力已经得到缓解。现在房地产业已经不存在现金流断裂问题，而那些依靠股权投资的企业，今年的帐面上也将非常好看。在中小板IPO投石问路之后，大型企业将源源不断上市，起到消化股指泡沫和支撑国有企业的双重功能。在中國建筑等IPO之后，不要忘了农业银行甚至国家开发银行等巨无霸，这些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恐怕会吓人一大跳，除了上市没有其他解救之道。

　　不可能减税，反而可能隐性增税，一些地方的预征税已经显现出迹象。6月24日，根据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披露的数据，今年1至5月，全国财政收入27108.67亿元，同比下降6.7％；而与此同时，全国财政支出22496.98亿元，同比增长27.8％。根据分析，增加的收入主要是土地收入。政府财政的收支缺口之大，远远在财政部的估计之上——财政部的官员估计，2008年的非正式债务可能超过4万亿元，即占去年GDP的16.5%.这是一个较为保守的估计，地方政府隐形债务，加上社会保障欠帐，加上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远超这数据。即使政府意识到要涵养税源，在实际行动中是加强征收。

　　不可能加息。大规模的信贷与低息想辅相承，我国目前已经实际负利率，如果增加贷款利率，受益于大规模信贷的政府项目与大型企业就会难以支撑。据初步估算，高达30多万亿的贷款会立即让实体经济陷入巨大的成本压力中——每加一个点，成本增加3000亿元。为了保证银行的存贷差，为了保证大型企业不增加还贷压力，央行有可能降低存款利率，取之于民用之于银行、企业与消费，如果贷款利率增加，意味着宏观政策会有根本逆转。

　　从以上几条来看，股市与楼市起到了枢纽作用，这不是投资者的非理性造成的结果，而是政策有意推动的结果。虽然股市与楼市已经危乎高哉，但除非实体经济能够企稳，谁也不知道目前的市场会亢奋到什么时候。

　　如果继续在高位维持下去，而实体经济不能恢复，市场就会产生雪崩效应。此轮大规模信贷其实是政府信用的贴现，政府信用支撑了30万亿，股市与楼市不可能替代政府信用，这两个市场已进入并发症阶段。实体经济能支撑多久？多则两年，少则一年。

　　作者:叶檀

中国报道周刊, 2009-07-16. | 添加评论 | One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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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催生了“错误”

chinaweekly — Wed, 15 Jul 2009 02:01:51 +0000

　　假冒少数民族的重庆高考状元何川洋被北大拒绝录取，使得这个年轻人经历了大喜之后，不得不面对一次失落。虽然不至于大悲，虽然还有可能被香港高校录取，但何川洋极有可能终生与北大无缘了。

　　这是他自己的错吗？至少不全是。目前的高考制度，缺陷多多、漏洞多多，所以何川洋钻了十分少数民族加分的空子，与考场舞弊、泄露考题等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甚至不足挂齿的。

　　长期以来，我国对于参加高考的少数民族考生，一直实行在原始总分的基础上增加十分的政策。笔者一直怀疑这项政策的公平性，因为绝大多数少数民族考生与汉族考生在同一个环境下生活、学习，根本没有任何差距。凭空加上十分，这是不是对汉族考生的不公平？笔者见到的因为这十分加分而失败或成功的例子实在太多了。尽管国家的制度尚存不足之处，但就全世界范围而言有一点是做得最好的：民族问题，尤其是对少数民族的政策问题。不但没有一点歧视少数民族的迹象，反而在各处给予照顾。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这又成为对汉族的一种变相歧视。少数民族在我国的比例虽然不高，但从总量上看，却有九千多万人口，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总人口，其整体影响并不小。因此取消对少数民族考生的加分政策，实行公平竞争是很有必要的。

　　与仅仅十分的加分相比，高考在各省之间的不公平性就更大了。不少省市掌握着最优秀的教育资源，拥有最优秀的培养质量，而高考录取分数线却比其他人口大省低五十分、甚至一百分——如北京的各批次高考录取分数线均比山东低一百分左右。如果说对少数民族加分的政策尚存商榷的话，那么这种整个地区不公平的现象就绝无道理了。即使存在地区差异，那么录取分数低的地区也应是边远、相对贫困的省份，而不应是最为发达的北京、上海等省市。某些上述地方的中学也打起了这方面的注意，以可以在当地参加高考为由，招收其他省市的学生，收取高额的借读费用，可谓浑水摸鱼，捞上一把。而这个问题的解决遥遥无期，因为各省市的高考逐步实行自主命题，可比性就降低很多，不公平也就被掩盖于深处了。

　　考场舞弊事关考生的人品，而假冒少数民族、跨省考试与之不同，因为政策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从这个角度讲，假冒少数民族、跨省考试也可以看做是对不公平政策的一种抗争。只是何川洋这次发挥的太太超常，玩大了。

　　（北京大学法学院李颂电子信箱：lisongpku(at)gmail.com ）

　　作者:李颂

中国报道周刊, 2009-07-15. | 添加评论 | One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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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动乱和伊朗动乱的对比

chinaweekly — Wed, 15 Jul 2009 01:01:45 +0000

　　近日新疆乌鲁木齐市爆发的大规模暴力动乱，是明显的民族冲突，加上境外“东突厥斯坦獨立运动”势力的卷入。对北京而言，这一突发内政危机的严重程度，可以与新近伊朗总统选举引发的内部政治动乱相比。

　　这不仅因为伊朗和中國都是围绕里海和中亚油气资源的新一轮国际大博弈的主要当事国，也因为两国都是国际泛突厥主义的重点目标。泛突厥主义对“疆獨”运动的作用，已经尽人皆知。

　　这两场动乱，首先造成伊朗和中國的国际形象或曰“面子”的重大损失，特别是胡錦濤主席因此提前从意大利回国，错过G8峰会和与奥巴马会面的机会。这种节骨眼上的突发动乱，也是有境外组织策划的旁证。

　　一般人也许会以为长期被西方朝野“妖魔化”的伊朗政府，并不十分在意其国际形象，殊不知近年来伊朗在波斯湾和大中东地区隐隐约约的“区域霸权”，很大程度上来自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在穆斯林世界的道德权威。新近的总统选举争议和暴力动乱，显著削弱了伊朗的这一“软力量”。

　　国际外交地位的损失

　　其次是两国国际和外交地位的实质损失。伊朗失去了原先铁板一块的对外形象，而暴露出从政权精英到基层社会的深刻内部分歧。在围绕伊朗核计划的国际对峙中，这不能不削弱德黑兰抗衡欧美和以色列的底气和还价空间。

　　对北京而言，继去年奥运前夕的拉薩和藏区动乱，新疆动乱再次显示在中國高速发展的经济和不断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后面，是边疆地区分离主义这一软肋。特别是欧美报道无不强调新疆是中國主要的油气和其他资源宝库，揭示疆獨和藏獨会继续成为外部势力在新一轮大博弈中“四两拨千斤”的工具。

　　然而新疆动乱和伊朗动乱也展示一个重大区别：新疆动乱的主因是民族冲突，而伊朗动乱却基本上只是政治矛盾。

　　多年前，笔者自信在华语媒体中第一个详尽分析泛突厥主义的来龙去脉，同时指出了伊朗面临的生存威胁：约三分之一伊朗人口属突厥语，绝大多数为阿塞拜疆族，如果泛突厥主义大行其道，则伊朗会国将不国。1990年代初，泛突厥主义干将Elcibey统治阿塞拜疆共和国时，便任用土耳其公民为政府官员，公开号召推翻伊朗政权，并吞伊朗的阿塞拜疆族地区。

　　但是在新近的伊朗选举动乱中，却几乎完全看不到这样的民族矛盾。虽然主要反对派候选人穆萨维曾想利用他的阿塞拜疆族身份拉拢同族选票，据《华盛顿邮报》，美国非政府组织的民调却显示伊朗阿族以二比一的多数支持现任总统内贾德。

　　伊朗如何能够化解远比新疆严重的泛突主义威胁？宗教号召力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伊朗社会对阿塞拜疆族的全面开放和容纳，阿族在政治和文化上积极参与国家事务，因之认同伊朗。百多年来伊朗社会上层领袖中阿族人士比比皆是，除了穆萨维，连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哈孟尼）也是阿族。

　　缺乏真正的容纳参与

　　今天北京少数民族政策的最大败笔，便是除了花瓶式点缀，缺乏真正的社会容纳和参与。其实不必远比伊朗，中國历史和现在也有不少良性例子。例如日本制造的满洲国无法得到满族的认同，便是因为即便有清末民初的排满，满族还是在文化和政治上彻底融入了中國社会。我曾指出北京不必过虑中國朝鲜族的离心倾向，理由也是他们是在文化和经济领域内最成功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比例据说甚至超过了汉族。

　　要化解藏獨和疆獨问题，增加国家认同，最终的答案也是社会容纳和参与。从藏传佛教在汉地的流行到丝绸古道，其实有大量的文化、宗教和历史资源可资利用。遗憾的是北京在某些方面甚至还不如曾经花费大力编制汉满蒙回藏《五体清文鉴》的清廷，当时连以状元、榜眼、探花高中一甲的翰林院修撰和编修们都免不了学习满蒙等少数民族文字。今天却从不见中國在沿海省区中小学聘请藏族和维族老师开设藏语和维吾尔语课程。民族隔阂有增无减，北京僵化短视的民族政策难辞其咎。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于时语

中国报道周刊, 2009-07-15.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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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侵略者喜欢搞大屠杀

chinaweekly — Tue, 14 Jul 2009 02:36:09 +0000

　　为什么侵略者明明已经把人征服了，还喜欢搞大屠殺？现在我明白了，原来大屠殺对侵略者来说有极其重要的统治意义，征服只是一时的，只有经过大屠殺的洗礼，侵略者的天下才能长治久安。

　　侵略者不差人

　　当年满州侵略者就算完全杀光了扬州人，也不会缺人，中國的人多的是，他们会欢天喜地移民扬州，成为新的扬州人。当年蒙古侵略者就算真的杀光了汉人，也不会缺人，世界的人多的是，他们会欢天喜地移民中國，成为新的中國人。现在有些人特欣赏元朝的人口国际化，真是让人无语，他们没意识到，正是这个人口国际化让蒙古侵略者有恃无恐，不介意杀光汉人，后来是有个智者提出异议，认为汉人作为奴隶品质优良，杀光了太可惜，才让汉人免了被灭族。

　　中國的汉人皇帝侵略本族人时喜欢屠殺本族人，侵略外族人时喜欢屠殺外族人，同样不愁地方会缺了人。

　　大屠殺能令原住民迅速变成少数族群

　　大屠殺后，一方面原住民锐减（死的死，跑的跑），另一方面新移民又大量移入，原住民占当地人口比例迅速下降，变成少数族群，新移民后来居上，常常以主人家自居，原住民反而成为异类，遭歧视。

　　大屠殺能保证50年出不了一个反革命

　　有点反抗迹象的原住民都被杀光了，剩下来的就算没跑掉，也早被吓破了胆，不但自己吓破了胆，还会把自己的恐惧传给子孙，以免子孙稍有不慎招来杀身之祸。对侵略者的这种恐惧至少能控制残留的原住民两三代人，两三代后，恐怖淡忘了，仇恨也淡忘了。

　　大屠殺能铺下以民制民的康庄大道

　　大屠殺后，侵略者是一等公民，新移民因为分了一杯羹，与侵略者算是一条船上的人，成为二等公民，而原住民则沦为三等公民，受歧视，被排挤。侵略者高高在上，原住民要报复也只能报复身边的新移民，报复不到侵略者头上，侵略者安全得很。侵略者作为一等公民，自然与新移民也有矛盾，有时候矛盾还很尖锐，对此，侵略者可以很方便地转移矛盾，他们可以通过制订一些偏颇的政策，在原住民与新移民之间酝酿矛盾冲突，并可以通过搞一些小动作随时引发冲突，而一旦原住民与新移民爆发激烈冲突，侵略者就可以通过简单的舆论导向，让新移民心甘情愿地背靠侵略者，这时候，新移民与侵略者之间的矛盾可以忽略不计了，该大讲紧密团结在XXX周围，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了，被仇恨冲晕了头脑的原住民陷入人民海洋之中，成了“军民团结如一人”的理想祭品。

　　所以良心这东西很重要，有良心的人，才会仇恨屠殺本身，誓要惩罚一切屠殺的制造者，而不管自己是不是受害人，或受害人的后代，甚至不管自己算不算屠殺的既得利益者，而敌视屠殺的制造者又算不算“以怨报德”。只有有良心的人多了，热衷屠殺的人才会成过街老鼠，侵略者才不能通过制造屠殺得享天下，我们的历史也才能跳出朝代循环的宿命。

　　2009年7月14日

　　作者:林云海

中国报道周刊, 2009-07-14.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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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前进，就必须与前苏联彻底决裂

chinaweekly — Tue, 14 Jul 2009 01:36:13 +0000

　　新疆暴亂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民族自治制度本身就是问题，若真正实行起来，很容易助长分裂主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前两年就提出这种观点。今年2月号的《领导者》双月刊中，马戎又发表了文章《当前中國民族问题的症结与出路》，进一步阐明他的见解。马戎认为，目前中國民族问题的症结是，仲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采用了苏联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政策，先后识别出56个民族，政府为每个国民都确定了“民族成分”，使中國各“民族”之间的人口边界清晰化，并且实行了以民族整体为对象的各项优惠政策，强化了各民族民众的“民族意识”，这就催生和助长了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和獨立思潮。马戎建议中國应该学美国学印度。美国和印度也是多民族国家，但是人家不搞什么“民族自治”那一套，他们强调的是国家宪法和国民的公民权，而把种族、族群之间的差异主要视为文化差异，不认为也不允许各族群有自己特殊的政治权利。

　　马戎的观点在知识界已经产生影响。例如，前中國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就发表文章《西藏问题有解吗？》，在民族自治的问题上的观点就和马戎很类似。李大同也认为，中國搞的民族自治这一套是跟苏联学的，“只不过大一统的历史传统没有让‘区’变成‘国’罢了。这种突出、强化民族差异的做法，可说是今天所有民族问题的根源”。在李大同看来，搞民族自治等于自挖陷阱，因为它逻辑上就包含着民族獨立。这是和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格格不入的。李大同的结论是，“也许，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根本就是错的，至少已经被证明是没有出路的。值得认真研究的是美国的做法”。

　　南京大学退休教授、现任职澳门大学的汪应果教授，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文说，一年多以前，当西藏拉薩发生骚乱时，他就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國只有一个民族——中华民族》，指出了中國长期推行的民族政策的理论错误，但政治家显然不屑看我们小民的意见，于是一年后，相同的悲剧重演，只是地点换了新疆。７月5日，新疆地区发生维族殴打、杀戮、焚烧汉人的骚乱。维族人一直在广大汉人的心目中形象相当美好，被认为是中华民族中长得最美丽的族群之一，这一来，形象大打折扣。

　　汪应果教授指出，发生这样的事，固然有很多客观因素，但归根到底，不能不反思我们长期执行的所谓“民族政策”是否从理论上就有错误。在《中國只有一个民族——中华民族》文章里，他从美国的经验里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國长期从前苏联斯大林那里学来的所谓“民族自治制度”是不正确的，原因是我们把“族群”或“族裔”错当成了“民族”，于是自找麻烦，种下今日之苦果。

　　中國历史上早就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中國只有一个民族叫“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在基本理论上犯了知识性错误，沿用前苏联的概念，结果造成许许多多不必要的问题，埋下了借所谓“民族问题”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隐患，前苏联解体的教训是我们的前车之鉴。现在的56个民族应称之为“种族”或“族裔”、“族群”，他们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一口锅里轮饭勺，理应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因此过多地强调“族群差别”是不对的。

　　“民族”与“种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英语里nation具有“民族”、“国家”两个解释，说明同一个国家就是同一个民族的意思。在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内，各族裔的历史趋势应该是：加速融合的过程，就像美国那样，是大熔炉。在美国黑人与白人的矛盾很深，但黑人不是“民族”，统称“黑人”；同样，中國人移民美国就不称“中华民族”了，统称“华人”、“华裔”。中國也应如此办理，统称“汉人”、“藏人”、“蒙人”等等，这里不存在民族矛盾，只有族群差别。这就跟平时说的“上海人”、“北京人”、“江苏人”、“客家人”等等是一样的。

　　中國必须加强大熔炉的力度，坚决搞大同。中國“民族委”是否该考虑换个名字？所谓“少数民族”政策是否有重新审视的必要？表面上看是两个概念的混淆，实际上是认识出了问题，它造成的错误是：民族自治政府种下祸根。一、概念混淆的结果，是成立了许许多多的“民族自治政府”，这一来不是缩小族群的差异，而是扩大甚至是把差异从此凝固化、永久化。因为“Nation”又有“国家”的含义，于是就为所谓的“民族”分裂分子提供了“獨立建国”的理论基础。二、在民族自治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有“56个民族”，这又是一个不科学的提法，又是一个分隔族群反对族群融合的提法，我不知道“民族委”以什么标准来划分“民族”？以血统吗？那么请问“汉族”难道是一个血统吗？所谓“汉族”本身就是一个大杂烩，它跟比较单纯血统的“维族”“哈族”等等不是一个概念，它们概念的内涵不在一个层次上。三、一个国家都是一个统一的民族，族群融合是他的大趋势，这是顺历史潮流而动。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正是因为各族群的大融合，才造就了这个民族总体上基因较好、智商较高的优势。现在人为地分隔族群，简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四、秦始皇纵有万般罪恶，但他的“书同文”，保证了中华民族不像欧洲那样分裂成几百个公国，使欧洲人民饱受几个世纪的战争之苦。这里一码归一码，功过要分清。而今天的“民族自治政府”则种下了中國日久分裂成56个国家的祸根。

　　汪应果教授的头发就是自来卷，他母亲、孩子、旁系亲属的后代统统是自来卷，以致几家人的后代几乎不约而同都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为什么别人都说我们像外国人？”他的回答是：“说不定我们的祖先有哪个小伙子唱着‘胡姬貌如花，当户笑春风，’看上了一个‘当垆胡姬’也未可知。没准我们的老祖宗就是一个维族姑娘。”今天的汉族可说是早已融合了几十个上百个不同的血统了。

　　鉴于以上几点，中國必须重新认识、重新调整“族裔政策”，汪应果教授的建议是：一、重新对全民族进行一次“民族”与“族裔”的知识教育，把理论搞清楚，统一思想。二、撤销各级“民族自治政府”，各族群没有獨立的政府权力，都以个人身份加入公务员的队伍，参与政府管理，各族裔权利平等。这就像美国的赵小兰、骆家辉一样，他们没有华人的政府。这就为日后扫清了分裂的隐患。三、对少数族裔集聚的地区，进行经济上、开发项目上的倾斜，发展他们的经济，让他们渐渐跟上汉人的发展步伐，渐渐富起来，但取消其他比汉人高一等的待遇。少数族裔必须认同“归化”，就像美国、澳洲等发达国家一样，必须向主流族群归化认同，必须学中國话，否则不能享有中國公民待遇。四、鼓励并支持少数族群保留自身文化传统，但同时推进各族群婚姻大融合，推进各族群进入人口较少的地区，搞大移民，大混合。五、学习当年王胡子王震将军的做法，让少数族群中的某些人又敬又畏。

　　汪应果教授认为，对此次打砸抢坏头头坚决杀无赦，对罪行较轻的能不杀就不杀，但要进行终身管制，一律分散移民至汉族地区，进行消化瓦解。这方面可学美国警察的做法，对有轻微偷窃的人，警察每晚必上门天天教育。只要坚持这样做下去，中國的所谓“民族问题”可大定矣。

　　但我们应该看到，所谓民族自治，并非仲共的发明创造，也并非全部照搬苏联斯大林的产物。类似的制度在中國是古已有之。例如唐宋时的羁糜制度，中央王朝在各少数民族首领辖地设置羁糜州，册封原少数民族首领任都督或刺史，并世袭罔替。中央王朝只要求他们向朝廷称臣进贡，并不干预他们的内部事务，也不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万古江河》一书里解说：清帝国是二元体制，汉地体系与满蒙藏体系。“这种二元体制是有清一朝独自发展的特质，不但在中國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历史上也罕见相似的个例”。在这种体制下，西藏是高度自治的。至于到了民国时期，1946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第120条明文规定：“西藏自治制度，应予以保障。”

　　美国是个多民族国家，然而美国和中國不同。美国是移民国家。在美国，作为原住民族的印地安人有自己的保留区。印地安人保留区是相对獨立，高度自治的。在西藏的藏人当然是原住民族。即便套用美国的例子，他们也应该享有自治权。事实上，对原住民族实行自治制度的国家很多，例如加拿大、新西兰、丹麦、瑞典，等等。

　　在中國，汉人占90％以上，汉文化占绝对优势。因此在中國，少数民族面临着极其巨大的被汉化的可能性。民族与民族不一样。有的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差异小，有的差异大；有的少数民族比较容易和汉人同化，有的很不容易。另外，和汉人同化也有两种情况，有主动同化，有被动同化。满族人当年入主中原，统治汉人近三百年，满人是主动汉化的。藏人则不然，藏人主要是被动汉化的问题。由于藏人和汉人差异比较大，在坚持自己的民族特性上又特别顽强，因此他们对被动汉化就更较为抵触排拒，要求自治乃至獨立的呼声就特别高。如果同意藏人自治，藏人多半会愿意留在中國，如果不同意他们自治，那就等于把他们往獨立的方向推。

　　2007年，联合国以压倒多数通过《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该宣言第3条、第4条、第5条都肯定了原住民族的自决权，说“原住民族行使其自决权时，在涉及其内部和地方事务的事项上，以及在如何筹集经费以行使自治职能的问题上，享有自主权或自治权”：“原住民族有权维护和加强其特有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和文化机构，同时保留根据自己意愿全面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权利”。因此，在中國，民族自治制度不应该一概取消。相反，至少在很多地方，民族自治制度应该真正落实。

　　但是，在新中國成立时候起，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内照搬苏联，确实是中國目前所发生的一切弊端的根源。鄧小平实施开放改革后，在经济体制上屏弃苏联的模式，使得中國经济腾飞、国力大增。但政治体制仍然承袭前苏联的框架，几乎没有根本的改变。中國实施民族自治的举措，也绝大部分与苏联体制有关，当然难以实现真正的民族自治。

　　苏联覆亡，其本身证明它的体制是反动的、逆历史潮流的、腐朽的、应该被抛弃的。中國许多人现在用借口反对全盘西化的理由，继续为苏联在中國的体制张目，顽抗历史进步的潮流；还有很多人将宣扬和追求西方民主政体的人们，贬斥为“西奴”。可是，他们自己却是厚颜无耻的“苏奴”，是阻碍中國发展和前进的历史绊脚石。

　　新疆暴亂，血淋淋的事实再一次警告中國，必须尽快进行深度政治体制改革，彻底和苏联决裂！只有民主宪政的中國，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强盛。

　　作者:颜昌海

中国报道周刊, 2009-07-14. | 添加评论 | 2 comments

原文地址中国要前进，就必须与前苏联彻底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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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玉娇被秘密关押，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吗？

chinaweekly — Mon, 13 Jul 2009 02:38:23 +0000

　　由屠夫、王荔蕻日前带回来的信息显示，邓玉娇正被秘密关押：在巴东邓正兰家的时候，扮演爷爷角色的邓正兰告诉屠夫、王荔蕻他们，“现在邓玉娇在武汉住院治病”，“医疗费、生活费都由县里出，并且邓玉娇妈妈陪护的费用都由县里出”，而当屠夫、王荔蕻赶往武汉，找到那间医院时，医院负责人却说，“我们医院没有住过叫邓玉娇的病人”，这时候屠夫给邓玉娇的继父、爷爷家打电话，给县委、县ZF打电话，全都支吾其词。另，在巴东的时候，屠夫、王荔蕻他们的行动有便衣监视。毫无疑问，邓玉娇目前既无行动自由，又下落不明，探访者受监视，以防她被找到，这是典型的秘密关押。

　　对邓玉娇被秘密关押的处境，我们只能象鲁迅说的那样，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推测当局，这种时候，对当局作任何善意的评论，或善意的推测，都是对邓玉娇极不负责任的。对当局的所作所为，我们就说它是有组织、有预谋、有后台的绑架，咋啦？我们惟有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推测当局，才能迫使当局改变捂着盖着的做法，去掉專制家长的作派，转而努力使事情透明化，正常化，因为，当且仅当我们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推测当局的时候，十三亿国民才是十三亿个力量，而不再是十三亿个屁。小小一个巴东当局，能承受得了十三亿个屁，能承受得了十三亿人的压力吗？当越来越多的人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推测当局时，当局自会唯恐透明度不够不能取信于民，自会唯恐手脚不够干净而犯众怒，不需要我们提醒，当局自然知道应该怎样做，当局并不缺少脑子，他们缺的是良心，而我们就是要迫使他们按良心办事，马上释放邓玉娇，并惩办对邓玉娇的自由和安全构成威胁的犯罪分子。

　　有一群冷血的智者，他们一早就预言了今天的结果，他们为自己有先见之明沾沾自喜，他们的粉丝对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他们相当满意今天的结果，看有谁对结果不满意，不肯善罢甘休的，他们及其粉丝一概斥为不懂事，甚至群起而攻。但这些冷血的智者及其粉丝忘了一个常识，但凡有良心的预言家都不会希望自己那些负面的预言真的应验，他们之所以要作负面的预言，不是为了卖弄聪明，也不是为了让大家认命，恰恰相反，他们是希望大家能群策群力，挑战命运，走出宿命，他们不迷信什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什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他们相信，只要足够努力，就一定能得到不一样的结局，一个比预料中的结果好得多的结局。

　　有一群脑残的愤青，他们喋喋不休地说邓玉娇现在很好，说她现在的生活是她自己选择的，没有强制成分的，她现在有政府关怀，有公安、国安保护，小日子过得不知有多温馨宁静，大家与其一天到晚打着关心的旗号骚扰她的生活，有时间不如多关心关心其他弱势群体吧。在这些脑残的愤青口中，邓玉娇都快成享受特权的达官贵人了，对此，我不想跟他们争辩什么，我只想问他们，如果他们也被秘密关押，他们会希望外面的人说类似的话吗？

　　还有一群既冷血又脑残的鹰犬，他们竟说邓玉娇案不是强奸未遂，而是嫖娼未遂，让我们用口水淹死他们！

　　法院把人交给邓爷爷，邓爷爷又把人交给领导，领导又把人交给精神病院，最后是“民意领袖”现身说法，让屁民们相信，黑社会虽黑，还是挺可亲的，这事就算和諧了，但是，有良知的人们，你们接受这样的和諧吗？

　　2009年7月13日

　　附：点评《巴东行》——关心邓玉娇近况的人看过来

　　《巴东行》原文水分太多，在这里浓缩了一下，要看原文可以到王荔蕻的博客去看。

　　《巴东行》

　　一直关注邓玉娇，所以当屠夫邀请一起去看邓玉娇的时候，欣然同行。

　　一行几人，我，屠夫，染香，凯迪的人，7月4日下午去到邓爷爷家。

　　邓玉娇爷爷说，宣判以后，我们家里写了申请书，申请去看病。县里研究了以后，同意去看病。（评：有病要写申请，经县里同意，才能看病，超级雷人！）现在邓玉娇在武汉住院治病。医疗费、生活费都由县里出，并且邓玉娇妈妈陪护的费用都由县里出。给家里解决了大问题了，我们也很感谢ZF.（评：太幸福了，除了说感谢ZF，还能说什么？）

　　我的印象是，邓爷爷应该是一个善良的老人。（评：这么轻信啊，欠耍！）

　　邓爷爷拨通了邓玉娇的电话，屠夫一直在问邓玉娇在哪家医院住院，邓玉娇表示不方便说。屠夫反复说，屠夫哥哥只是想看看你，看见了你全国网民就放心了。邓玉娇说，医院也不会允许会见的。屠夫说我会跟医院沟通的。邓玉娇说了一个医院名。（评：以邓玉娇的处境，很怀疑她能不能确定自己在哪里，那个医院名字很可能是人家骗她的。）

　　离开邓爷爷家，回到宾馆，在大堂见到一个若无其事举着手机拍我们面部的便衣。（评：这便衣是怎么来的？是一直有便衣监视可疑人员，还是邓爷爷家及时通风报信？）

　　晚餐是全体和这位警官一起吃的。（评：希望是AA制，如不然，鉴于这位警察同志正在执行监视任务，他无论是请吃，还是被请吃，都有腐败嫌疑哦。）

　　比较踌躇的是要不要去看邓玉娇？凯迪的人经过请示老总说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传达凯迪希望邓玉娇去他们那学习和工作的讯息）。（评：见到邓爷爷，任务就完成了，无语。）

　　我们呢？我觉得我是代表北京四、五个后援团去的，没有见到人，心里始终放不下。决定还是跟屠夫一起去武汉。

　　7月6日星期一，我们到了武汉某精神病医院。找到了主管的医院黨委办。主任来了，说经查，我们医院没有住过叫邓玉娇的病人。在那里屠夫又给邓玉娇的继父、爷爷家打电话，给县委、县ZF打电话，都支吾其词。无奈，只好离开医院。（评：知道被耍了吧，前面还说邓爷爷应该是一个善良的老人，真是傻到家了！）

　　回到“7天连锁酒店”，屠夫继续给县委办公室打电话，给所有能想起来的地方打电话。还给那个跟我们共进晚餐的警官打电话。说我们没有恶意，我们希望这件事情能够透明。（评：希望事情透明就是最大的恶意！）

　　那位警官答应反映一下，回电话。没有回话，再打，就关机了。

　　尽了所有的力了。

　　没有见到邓玉娇。（评：巴东人民与试图骚扰邓玉娇的一干刁民斗智斗勇，取得阶段性胜利。）

　　作者:林云海

中国报道周刊, 2009-07-13.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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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疆七五重大惨案的公民声明

chinaweekly — Mon, 13 Jul 2009 01:38:25 +0000

　　2009年7月5日傍晚，上万维吾尔族人在乌鲁木齐市政府前抗议，要求政府公正处理先前发生的广东韶关“维汉冲突”事件，不料局势迅速失控，很快演变成一场血腥屠殺。根据当局公布，此次重大惨案已导致184人死亡，1080人受伤，数百辆汽车被毁或被焚烧，可谓震惊。我们对新疆最近的局势表示极大的担忧，对此次惨案中发生在无辜居民身上的暴力行经予以强烈谴责，对此次惨案中造成的所有维汉伤亡同胞表示深切哀悼和慰问，并表明我们的立场和要求：

　　一，此次重大惨案发生后，中國政府组织了国内外媒体对事件进行了采访，对死伤的各族群同胞积极安排赔偿，为避免事态的继续扩大创造了先机。但是我们要求政府当局迅速调查此次重大惨案的全部细节，并公布所有调查结果。鉴于国内外各界对此次重大惨案有众多质疑，我们建议不设任何障碍地允许国内外媒体进行报道，不设任何障碍地允许成立国内獨立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同时我们建议邀请国际人權组织对此次重大惨案进行獨立调查，以正视听。

　　二，政府在社会治理结构中起着主导作用，任何重大社会冲突发生都有政府的相应责任。我们认为，酿成此次重大惨案，负责新疆事务的主要黨政官员责无旁贷，我们要求追究相关人员的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新疆族群众多，族群矛盾突出，为什么不在促成各族群人民和睦方面多下功夫？为什么对此事件的发生没有任何预警和预案？为什么在处理此事件的过程中没有妥善避免事态的扩大化？

　　三，我们要求中央政府依照文明世界的价值标准确立分裂势力、恐怖势力、极端势力的定义，并以此修正相关法律条款，避免地方政府借打击“三股势力”之名，行伤害各族群利益之实。坚决摒弃在定义“三股势力”和制定相关法律时的“颠覆”、“煽动颠覆”、“卖国”等專制主义思维。真正建立法治在全体国民及国际社会中的尊严和权威地位。

　　四，我们要求中央政府、新疆当局和相关部门彻底检讨和修正长期以来采用的处理社会矛盾的方针和政策，尤其是处理族群冲突的方针和政策。我们建议以公民权利为基点完善法治，将族群矛盾引入法治轨道，而不致法治问题误入政治轨道，以此扭转中國社会官民冲突的局面，并彻底扭转少数族群与政府长期对立、与其他族群不能和睦相处的局面。

　　五，应充分尊重每一个中國公民的各项宪法权利，包括言论、信仰、集会、游行示威以及其他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权利，为民间社会和少数族群开辟合法表达诉求的通道，为社会冲突打开减压筏，并开拓政治上的缓冲地带，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暴力抗议事件给社会带来的冲击和损失。

　　六，为解决社会稳定、族群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问题，中國政府应开放政治。我们认为，解决中國族群冲突的前提是平等公民权，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保证各族群同胞平等的公民权利，保证各族群同胞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保证各族群同胞通过参选公职服务族群和国家的权利，以此逐渐确立各族群同胞的中华向心力和国家认同感，才能为国家的稳定和諧奠定塌实的根基。

　　七，为解决社会稳定、族群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问题，中國政府应开放经济。我们认为，解决中國族群冲突的重点真正实现地方自治，调整地方自治的权限，在此前提下依靠市场配置经济资源，杜绝权力对少数族群地区经济资源的强制性占有和垄断。只有这样，各地区和各族群的土地、矿产和能源资源才能有效地为各地区和各族群同胞带来属于自己的经济利益，只有这样，各地区、各族群同胞和全体国民的生存尊严和民生幸福才能得到根本保障。

　　八，为解决社会稳定、族群团结和国家统一问题，中國政府应开放信仰、思想和言论。我们认为，中國社会是一个族群和地域差异众多的社会，不应以一种信仰去规范其他信仰，不应以一种思想去指导其他思想，而应尊重各族群各地区国民的信仰自由，容纳不同的思想和言论，发挥他们的思想创造力，以此确立各族群同胞同处一个国家的自由平等感。

　　九，国家的分裂来源于人心的分裂，人心的分裂必然有制度的背景。不只是新疆和西藏的问题，也不只是国内少数族群的问题，全体国民之间因不公平政策造成的分裂以及多数国民与政府的分裂都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中國社会随时会被这种分裂推向秩序的塌陷和发展的停滞，随时会进入巨大的灾难旋涡而难以自拔。

　　十，各族群和各地区的利益就是自由中华的利益，包括各少数族群和各地区的全体国民应共同努力，当以反对專制的精神反对国家的分裂。我们当以上天赋予的全部智慧和力量奋勇前行，冲破笼罩在所有国民心中恐惧与仇恨的网罗，尽享上天赋予的自由和权利，才能相互消解族群冲突和族群仇恨，我们当以中华一员生活在自由的国度中。

　　最后我们认为，此次发生在新疆的族群冲突有长期深刻的历史背景，其中包括军阀混战的背景，包括共產国际染指中國谋图新疆分裂的背景，也包括1949年以后长期实行错误“少数民族政策”的背景，解决中國的族群问题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课题，任重而道远，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借鉴文明世界解决族群问题的既得经验，取消长期以来实行的官方民族识别政策，民族识别和民族划分本质上是一种族群隔离制度，它使各族群国民在认同感和归属感上与其他族群产生隔离，是一种取自苏联的罪恶制度。把民族做为社会的基本单元，梦想做各族人民的大救星，这是任何獨裁者都梦想的，但美梦终会破碎，应该坚信：只有公民才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只有公民社会才是人类的未来出路。

　　二，平等公民权，取消不合时宜的民族优抚政策，对少数族群实行的优抚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族群歧视政策。一个公民，不论他是什么族群，都不是一黨一派的战利品，不需要象对待战俘一样去“优抚”。我们需要的是平等公民权，并对弱势公民进行扶助，但扶助弱势公民和实行民族“优抚”政策不是一个概念。我们要求：落实宪法公民权利保护条款，实行法治，不分族群、肤色和性别地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权利，保障他们在中华大地上自由生活和管理社会的权利。

　　三，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扩大地方自治权限，在中华宪政框架下真正实行地方自治，激发地方的创造力，主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配置各地区资源，保障各地区和各族群人民能够享有属于自己的基本利益。

　　四，改革落后于文明世界已久的户籍制度，促进和鼓励各地区和各族群人民的自由迁徙和自由融合，应该让各地区和各族群人民认识到他们不仅属于他们所生活的区域，而且属于泱泱中华，应该让他们认识到中华大地每一个角落都是他们安全又自由的家。

　　2009-7-12

　　作者单位：德先生研究所

　　作者:张辉

中国报道周刊, 2009-07-13.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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