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房地产市场回暖不是好事

chinaweekly — Sat, 07 Nov 2009 02:01:22 +0000

　　最近的新闻中，不时有中国各大城市的房价“逆势飙升”的报道。其中一些数字触目惊心：8月份，上海商品住宅成交均价达到了18502元/平方米，创出了历史新高。其中，8月份，新建商品住宅平均成交价格达到18126元/平方米，同比上涨14.6%.今年1～7月，长春商品住宅成交均价3590元/平方米，同比上涨13.3%，同样创历史新高。今年前5个月，南宁新建商品房成交均价为4500元/平方米，也创出历史新高。北京、广州、杭州等热点城市的房价经过今年以来的几轮飙升，目前也处于非常高的位置。

　　这样惊人的房价飙涨，脱离了中国的总体经济形势。目前不管是中国经济还是世界经济，都处于复苏阶段，并未全面回暖。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也无明显提高。城市房价之所以能在这样的局面下逆势飙升、创出历史新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豪宅市场的火爆。一方面中国的房价收入比是发达国家的3～6倍，住房租售比 (每平方米使用面积的月租金与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房价之间的比值) 超过400倍，几乎是国际公认的正常范围（200～300倍）的一倍。目前，上海市已有13家楼盘销售价格突破10万元/平方米。杭州、苏州、南京等城市价格达到3万元/平方米以上的项目比比皆是。这样高的房价使普通居民买不起房。另一方面，富人以购买房地产作为投资。房价火爆的深圳，楼市投资比例已经接近30%.

　　不久前，一些地方政府挖空心思鼓励房地产投资，“买房就是爱国”的口号流行起来。更有一些为房地产商抬轿的“学者”，抛出“反对买房复兴就是反人类”的雷人语录。因此，我们必须思考一下如今房地产市场的逆势上涨究竟对国家或者“人类”有什么样的影响。

　　看看历史就明白，这样的房地产复兴并不是经济繁荣的症侯，反而是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反映。房价虚高至少说明了两大问题：一是生产性投资不足，资金流向了奢侈品；一是贫富分化过大，在社会和政治上带来不稳定。比如，十七世纪的荷兰，作为世界金融中心和经济最发达地区，出现了惊人的房地产泡沫。这种房地产泡沫和由奢侈品投机而造成的“郁金香泡沫”几乎同时发生。这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贫富分化太严重，而且也说明了富人手中的钱没有投入生产性的行业，只有靠炒作奢侈品升值。结果，以资本为基础的工业革命竟绕开了这个世界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经济最先进的金融之都，而选择了荷兰的学生英国。美国现代史上的房地产泡沫，一次发生在大萧条的前夜，一次就是本世纪初，其背景也都是贫富分化严重，穷人的收入创造不出内需，导致大众市场饱和，富人的资金用于炒房价。结果，两次最大的经济危机也都接踵而至。

　　住房满足的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但是，住房本身是个非常低技术的产业，属于消费性投入，在满足了基本需求后就很难再创造实质性的附加值。中国虽然经历了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但仍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量资金涌入消费性的领域而非生产性领域，这本身就削弱了中国的长期竞争力。据说最近深圳房价飙高的一大原因是许多私营老板纷纷买房，一来金融危机影响他的生意，手上的资金无处可去；二来为了防御通胀，都希望买房能够保值增值，这是典型的十七世纪的荷兰心态，反映的是经济的虚弱。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分析，消费性的投资有保障基本民生之功能，是经济发展的必须。但如今房地产价格的飙高，不仅没有保障民生之功效，而且使老百姓的生活成本变得更高。同时，大量资金从生产性领域流入消费性领域，削弱了经济发展的后劲。

　　一国的前途在哪里？在教育和科技，而不在豪宅。把经济发展的果实大量用来造豪宅，同时却没有钱保证最基本的义务教育，这不是崛起之兆，而是衰落之症。因此，政府应该采取果断措施，抑制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比如效仿发达国家的房地产税制度，特别是对第二套住房加征重税，把所得投入义务教育体系。这样，中国经济起飞所积累的财富才可能通过生产性的投入而升值。

　　作者:薛涌

中国报道周刊, 2009-11-07.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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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政治遗产柏林墙

chinaweekly — Fri, 06 Nov 2009 01:15:49 +0000

　　1989年11月9日，屹立了28年柏林墙被推倒，此后两德签署政治和约，1990年德国重新统一。

　　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日到来前夕，阿登纳基金会举行了盛大的庆典仪式。参加者有美苏冷战时期的台上对手：戈尔巴乔夫和老布什。联邦德国前总理科尔表示，德国历史上令人感到自豪的事件并不多，但他却有感到自豪的理由。他说：“没有比德国统一能够让我感到更为骄傲的事情。”

　　岁月流逝，也在戈尔巴乔夫身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他走上讲台时，步履显得很吃力。而与会三位嘉宾中岁数最大的老布什走路时已经离不开拐杖了。这位当年见证了柏林墙倒塌的美国前总统表示：“柏林墙的倒塌以及德国实现统一，意味着冷战的结束。”

　　柏林墙在1961年8月13日开始建造，一开始只是铁丝网，后来被大量换成真正的围墙。东德称此围墙为“反法西斯防卫墙”，但多数西方国家认为建围墙的真正目的是禁止东德人逃入西柏林。该墙把柏林隔成两个世界，一边是社會主義，一边是资本主义。

　　肯尼迪于1963年6月26日在柏林演讲，题目是《我是一个柏林人》，他说：“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民主国家）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来防止他们分开我们。” “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

　　柏林墙建立后，有人采用跳楼、挖地道、游泳等方式翻越柏林墙，共有5043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260人受伤。

　　1988年，我乘坐火车从东往西穿越柏林墙，亲眼目睹高墙的威严，东面的大墙干净洁白，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可以靠近它；西面的大墙五花八门，看上去好像不是一堵高墙，而是艺术画廊。写什么画什么的都有：骨肉同胞，我们时刻想念你！拥抱你，我东边的兄弟！……

　　“温暖”的柏林墙

　　1989年，我亲眼目睹柏林墙的倒塌，每一位东德公民进入西德，都立刻获得一笔100马克的寒暄费（Begrue??ungsgeld）。仅在1988年，西德政府就支付了2亿6千万马克的寒暄费。柏林墙倒塌之夜，东德人潮涌入西柏林，时任西柏林市长的Walter Momper 指示，所有银行和储蓄所连夜加班加点，为东德人发放寒暄费。

　　日前，德国Forsa研究所在《明星周刊》（Stern）公布了一项民意调查，在受访的1002名德国人当中，有15%的人怀念东西德统一前的日子。根据该民调发现，许多西德人对于他们必须缴付重税，以重建前共產东德感到不满。

　　过去20年，德国已拨出1万2000亿欧元的国家资金展开重建工程。东德人对于自己的平均收入只是西德人的80%也大为不快。德国人口约8200万，不过，由于失业率上升，东德部分地区的人口已大幅度减少。自1990年以来，东德人口共减少了约200万人。

　　该民调也显示，55%的受访者认为，如果政府能取消征收“团结税” （Solidaritaetszuschlag，收入的5，5％，根据近日德国媒体报道，东德人也缴纳团结税），这将有助于东西德融合；该“团结税”主要是为东德重建筹集资金（根据近日德国媒体报道，该款现在主要用于应付经济危机）。此外，50%的人认为应该提高东德人的退休金，以缓解东西德之间的紧张关系。

　　墙把兄弟隔开，都是骨肉同胞，弟弟有困难，哥哥帮一把，没说的。而现在墙没了，大家都一样了，平起平坐，凭什么我要救助你？凭什么我要缴纳团结附加税？在东德的时候，小孩可以免费上幼儿园，可以免费读书，直至大学毕业，享受全民保健，如今，某些东德人反而觉得柏林墙在时更加温暖。

　　柏林墙给德国人造成的血泪创伤，不是施奈德（Schneider）的《越墙者》（Der Mauerspringer）一书能够交待清楚，它毕竟是东德社會主義遗留下来的一份特殊的政治遗产，对它的留恋，对它的纪念，有甜酸苦辣。

　　作者:谢盛友

中国报道周刊, 2009-11-06.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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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美好的社会

chinaweekly — Thu, 05 Nov 2009 01:37:04 +0000

　　城市街头，看繁华的车辆和匆匆的行人，生活小区，看花园边悠闲的人们，我常常在想，我们承受沉重的压力，执着于民主法治的梦想，可我们到底能给这个社会带来多少好的改变？我们能让这个社会更美好吗？

　　如果我们不能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我们付出的代价也就没有意义。民主法治至少短期内并不能带来经济更快速增长，政治文明完成转型之后人们依然过自己的生活，也会有自己的烦恼。可为什么我们还要努力？无数次我行走在城市和乡村，无数次追问自己的心灵，幸运的是，我得到了肯定的回答，这个社会可以更美好。

　　国庆节前，我接到一位北邮同学的电话。她来自安徽农村，自家的房子被当地政府勒令9月26日之前必须拆掉，否则这一天政府要强拆。为了房地产开发攫取巨额利润，政府强行驱逐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居住的人们，有的村民通过和官员拉关系多得一些赔偿，更多的村民只好忍受不公正默默拆掉自家的房子。我告诉这位同学，给房子贴上标语，拍成照片，以北邮学生的身份写求救信一起发到网上。9月26日的最后期限房子没有被拆掉，当地政府动用各种途径威胁这位同学的亲戚朋友，也威胁她本人。但不管怎样，地方政府后来还是有点胆怯了，开始找他们家人谈判。

　　很难想象，如果她不是一个大学生，如果没有网络可以曝光当地政府的野蛮，他们家会遭遇什么，很可能像大部分村民一样只能默默忍受不公正。地方官员害怕网络曝光，因为他们害怕上面的青天偶然看到偶发慈悲，这也是很多弱者维护权利的常用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在很多地方，至少在山东省很多地方是不起作用的，山东郓城县野蛮征用，中秋之夜被失踪的访民李淑莲在黑监狱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些消息在网络上都被迅速删除，因为据说山东有人在北京做高官，于是地方官员可以通过贿赂和复杂的关系网遮盖互联网——这弱者仅有的微弱的阳光。

　　本来，房屋拆迁、土地征用都意味着巨额利润，完全可以与土地和房屋的原所有人分享，大家共同受益，但是，他们有钱，有枪，有黑社会，他们恨不得吃了人连骨头都不吐。我见证了太多的苦难，不是那些无权无势者太刁民，而是这世道太不公平了。

　　所有的国家都有特权腐败，但我们国家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国家的特权腐败没有獨立的司法和舆论监督，特权腐败几乎无处不在，影响每一个人的生活。所有的国家都有不正义发生，但我们国家跟别人不一样，这个社会缺乏正义的底线，当弱者遭遇不公，他们找不到说理的地方，即使来到国家的首都呼喊青天也会被地方政府抓回去关到劳教所或者各种各样的“培训班”里。

　　国家六十周年庆典，本应普天同庆的时刻，我收到很多短信，有感恩与忧伤的祝福，还有一些求救的呼声，很多执着追求正义的无权无势者被监控、被关押、被殴打，在他们背后是更多更多的无权无势者，默默忍受社会不公。当他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被任意失踪和监禁，作为一个法律专业人士我却只能说，对不起，我什么也帮不了。我不能天真地告诉他们找领导投诉，也不能天真地告诉他们到法院起诉，我只能说，对不起，没有办法。

　　一个缺乏基本正义的国家，一个内部分裂为官员和平民的国家，一个缺乏道德根基的国家，如同建在沙滩上的高楼大厦，不可能持久。在繁荣与希望的背后，我们的国家酝酿着深刻的危机，这危机让每一个对自己民族怀有责任心的公民感到痛心。

　　这个国家需要改变。在漫长的改革之后，我们国家会完成政治文明转型，成为一个民主法治的现代文明国家，这是我们的梦想，也是中华民族几代人的梦想。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并不能在一夜之间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我们的社会仍然会有不公正，会有贫困，会有谎言，会有一切今天这个时代丑陋的东西，但是，至少我们会有民主法治的制度，抑恶扬善，彰显正义，至少这个社会的根基是良心和正义。

　　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的国家依然会有贫困，要改变那些遥远山村里的人们的生活状况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这个国家不会用宽阔的街道和奢华的霓虹灯掩盖贫穷，经济发展的成果能为全体国民分享，公共财政更多用于教育、社会福利而不是政绩工程或者楼堂馆所。民主社会不是国富民穷，而是藏富于民。

　　我们的社会仍然会有不公正，也会有穷人和富人的差别，但是，这种差别是有底线的，国家保障最穷的人也有体面的生活，富人只能依靠自己的才智和勤劳而不能依靠法律之外的特权，财富来源是正当的。

　　我们的社会仍然会有城市和乡村的差距，这种差距的消失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这种差别并不意味着法定权利和人格尊严的差别，社会保障、选举权利等各个方面，公民无论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都是平等的，那些跟随父母来到城市上学的孩子不会感到自卑。

　　我们的社会仍然会有贪官污吏，他们以国家公权力谋取私利，但是，他们只能是个别现象，隐藏在阴暗的角落里，绝不可能占据绝大部分公共服务的职位，他们像过街老鼠一般，哪怕只是一次公车私用也可能会被媒体曝光批评。

　　我们的社会仍然会有一些不负责任的政客，他们的许诺不能兑现，但是，他们的地位不是由上级决定的，而是由人民手中的选票决定的，骗子不可能得逞太久，更不可能骑在人民头上。这世界上不可能有完美的政治，但是，政治不应当是阴谋诡计不择手段的代名词。

　　我们的法院也会制造冤案，把无辜的公民判处刑罚，但是，这样的冤案注定是极个别的，不会因为腐败，也不会因为强权，而是因为法治固有的代价。这世界没有绝对的公正，但是，法官忠于法律和良心，他们能够担当社会正义的底线。

　　我们的民主也会有不尽人意之处，代表大会里的争吵可能让人心烦，但是，他们真的为自己的选民说话，公仆们真的在意人民的意见，至少，他们不敢在人民面前如此傲慢和冷酷。人民的选举权利是真实的，他们的选票有价值，在权力面前，他们有尊严。

　　我们的社会仍然会有不自由，权利和义务从来都是一对矛盾，但是，无论身处何种位置，自由对于每一个人是均衡的，没有人能够超越法律之上，至少，那些宪法中列举的权利和自由是真实的，中国公民不会因为举报乡政府遭到跨省追捕，不会因为上访被关进黑监狱。

　　我们的社会也会有谎言和欺骗，但是，那些违法者会得到正义的惩罚，他们注定是少数。在一个诚实信用主导的社会里，我们的孩子用不着从小就被教导不要相信陌生人，他们不需要泯灭纯真的天性就能适应这个社会。

　　因为人性固有的弱点，我们从不奢望能建成一个完美的社会。但是，我们能够实现一个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一个更多人感到安全、自由和幸福的社会，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我们的国家可以更真实。根据宪法，我们和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一样，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我们的选举不需要那么复杂的操控，不需要确保什么组织意图，只需要按照法律公开公正进行。我们的法官不需要听命于权势，他们不需要掩饰法律的孱弱，司法应当成为社会正义的底线。我们的新闻不需要伪造和諧，真正的和諧必然建立在公平正义的基石之上。我们不需要为外来的批评而愤怒，我们的人權状况需要人民真实的评价。当公仆们在讲坛上大谈廉政，他们的内心应该有一份真诚。

　　我们的人民可以更善良。当克拉玛依剧场大火燃烧的时候，人们会首先想到孩子，不会有人高呼“让领导先走”。当孙志刚在收容遣送站被打死他的父母到处奔波于各个部门之间，不会遭遇冷漠和白眼。当奶粉里发现三聚氰胺，三鹿集团不会掩盖真相让孩子们继续食用。当河南省长葛市民王金英因为弟弟被冤死来京上访，她不会被地方政府在北京南站打断肋骨扔进枯井里无人问津。在法治的天平下，我们普通公民没有必要成为刁民才能维护自己的正义。人与人之间不会如此冷漠和猜疑，我们乐于帮助他人，我们相信正义，我们相信人性美好的一面。

　　我们的社会可以更美好。我们可以告别谁拳头硬谁说话就算数的社会，治理街道和乡村的不是自私贪婪的官僚和黑社会，而是最有品德的公民代表。我们可以告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社会，公权力不可以任意谋取私利，没有超然于法律之外的权势者，每一个人不需要向别人卑躬屈膝。我们可以告别冷酷无情的社会，弱者能够得到正义也能得到关爱。有一天，特权腐败不会如此贴近每一个人的生活，正义不会距离我们每一个人如此遥远，没有那么多阴谋诡计，没有那么多敌意和愤怒，每一个中国人只需要按照自己的品德和才能就能找到合适的位置，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尊严和幸福。

　　我们理想的社会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幸福的社会，一个建立在良心根基上的社会，我们的后代将生活在一个民主、法治、自由、仁爱的国家，他们无论出身如何，天赋如何，这个国家能保障他们每一个人的正义，给每一个人尊严和幸福。这将是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于是，当我们努力服务社会，为陌生人的权利和尊严而奔走，当我们遭受打击、误解各种磨难，当我们只能选择相对清贫的生活，我能感到，我们所有的努力是有价值的，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

　　2009-10-20

　　作者:许志永

中国报道周刊, 2009-11-05.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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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遵守规则的世界

chinaweekly — Wed, 04 Nov 2009 01:25:03 +0000

　　群体犯罪心理，就在你我之间——当代国民群体的劣根性浅析

　　在我们对西方世界了解得太多时，却对自身了解得实在太少，乃至于一切的憧憬与蓝图都是建立在一个不能融合的土地上。

　　首先我来讲个故事，这是发生在几年前的“安利退货门事件”，故事发生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城市——上海

　　自九十年代后期，随着跨国企业进入中国，西方世界与中国才在基本的生活层面真正开始相互接触。在跨国企业大批量迁往中国的过程中，一家名叫“安利（Amway）”的美国保健品跨国公司，也希望在这片它并不熟悉的土地上开展蓝图。

　　作为一家排名世界500强、并且是前三十名的国际知名企业，安利公司直销制度体系显得非常独特，并且被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另眼相看，形容为“最无懈可击的激励制度”、被哈佛MBA和中国人大MBA列为教材案例，这家公司自然是实力雄厚，对中国市场充满了期待。

　　然而，正是这家巨型企业，在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上海，领略到的是东方人的不可思议之处：

　　刚进入中国的安利，一切制度是以它在欧美的设计为标准。按美国安利规定，产品实行“无因全款退货”：不管任何原因，如果顾客在使用后感到不满意，哪怕一瓶沐浴露用得一滴不剩，只要瓶还在，就可以到安利退得全款——注意哦，是退全款！这项制度在美国施行了很久，一直是安利公司的信誉和品牌象征，退货率微乎其微（估计那”微”也是在美国的中国人），安利的产品是优质的。然而在中国，精明的国人很快以“特色”的方式震撼了美国人：很多中国人回家把刚买的安利洗碗液、洗衣液倒出一半，留用，然后再用半空的瓶子、甚至全空的瓶子去要求全额退款。在上海，刚刚开业不久的安利公司，每天清早门口排起了退款的长长队伍，络绎不绝，人潮涌动，一时间，令安利的美国人大吃一惊。

　　美国人怎么也搞不明白：作为拥有半个世纪经营经验、一整套完整制度体系的安利企业帝国，他们“全额退款制度”在西方实行一直良好，为何到了中国，竟然遭遇如此数量巨大的退货？真的是产品质量不好吗，以致于引起成百上千的中国老百姓要求退货？

　　但由于承诺在先，安利还是顶着每天的巨大亏损，忠实履行了退货承诺。然而，令人更加惊异的现象发生了：一方面是产品销售量剧增，大大超乎公司的预期；可另一方面，拿着空瓶子前来退货的顾客也越来越多，最后竟然达到每天退款高达100万元，还得倒贴30万元产品——终于让美国安利吃不消了！从这之后，安利公司迅速对中国的制度进行修改：产品用完一半，只能退款一半；全部用完，则不予退款！自此，安利（中国）改变了其公司制度，转变了原先安利（美国）的营销模式，开始逐步领悟“中国特色”。

　　傻乎乎的美国人被精明的中国老百姓耍懵了，上海市民们在这场“退货风波”中或许暗自冷笑，为自己得到的小便宜而沾沾自喜。很多美国人至今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被哈佛大学引以为豪的最先进的制度体系、被誉为“完美无懈可击的一整套激励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竟遭遇滑铁卢般的惨败？

　　中国人，真是太奇怪了，这完全是一个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世界。

　　在已故的美国作家阿伦特、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笔下，现实社会中有一群这样的人：群氓。他们并没有犯什么伤天害理的罪行，为的只是图自己的小便宜、或是盲目从众，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导致了整个社会群体的混乱、更大的丑恶，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害（信用损害、道德损害、物质损害——如果我们倒退回30年前，是不是能找到似曾相识的情景？），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无法从他们当中找到，因为他们每个人并不是大奸大恶。阿伦特因此也称之为“平庸的邪恶”。

　　事实上，这种“平庸的邪恶”现象普遍发生在我们中国民众身上，大大小小的事件，层出不穷，就在你我周围，也就是你我每个人心照不宣的小伎俩。尤其，发生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最具有现代公民素质的城市——上海，这样一件当年轰动的“退货门事件”，无疑是给国人自己打了一记重重响亮的耳光！

　　透过这个经济层面的现象，我们发现的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中国现象：即使是西方最优的制度和文化（被哈佛与世界首富认可），到了中国，就陷入泥潭，不仅不能有效实行，反而被国人给“特色化”、同化了。

　　记不太清楚是谁（可能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经说过一段话，大概意思是：任何制度的设计、哪怕是世界顶尖学府和精英设置的体系，都经不起中国人的糟蹋，因为中国人是最精于钻空子的，无孔不入，即使是堪称完美的制度也仍然防不胜防，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專制手段。

　　这段话大概是这个意思，一直在我脑海中印象深刻。当然，这样的话会令今天我们所有有良知、有现代公民素质的中国人感到愤怒，会刺激我们大多数网上的愤怒青年们。我们的社会在发展，我们已经是全球不可忽视的力量，能够左右世界经济格局，我们应该有条件拥有最完善的制度、应该达到美国那样的社会憧憬。怎么可以说，我们没有资格具备现代公民的素质呢？

　　然而事实或许恰恰正是这样：我们确实仍然是一群群氓！并且，这种群氓心理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无孔不在。

　　我有几位大学同学，在政府部门的县、镇一级做公务员，多年的好友，只要有时间，平常电话、网络常常联系，都能与他们交流一些东西。有一位同学就说，现在基层的问题多如牛毛，事情不大，却整天像苍蝇一样嗡嗡地难以处置，上也不得，下也不得，上不敢得罪，下也不敢得罪，而当地老百姓的一些作为更让他哭笑不得，理想被现实的无奈取代。

　　他说的有一个事件很值得让我深思：一个外地货车，运的是某种食用油（大概是吧，我是听说的），行至到该乡村的崎岖道路时，因为路面不平，翻了车，货袋破了，黄油流了出来。司机急的是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该地的村民们出现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越来越多，司机心想：这下有救了，有人帮忙来了！谁知这些村民们个个拿着袋子，并不是来救援，竟然是冲上前装油，一袋、两袋……装得满满，喜滋滋地拎回家去！司机惊得目瞪口呆，却又无可奈何，拦不住，而村民们更加有恃无恐，甚至去扯那些本没有破的货运袋子，把完好的口袋全撕破了，汩汩的油流出来，不长时间，一整车的货就分到了这些村民手中，他们一个个喜形于色，仿佛白白捡了天大的便宜，却把那司机气煞得是怒火朝天，却无计可施。

　　货运车不是一辆，后面跟着来的司机们全都怒了，联合起来找当地政府，要求赔偿，惩罚那些“刁民”。政府倒是挺重视，派人前来处理，可村民们不答应，死活不肯把黄油还给司机，双方发生冲突，有人员损伤。闹到后来，村民们不肯善罢甘休，大骂政府是吃里扒外的东西，向着外地人，要求政府必须对村民们赔偿精神、损伤。于是乎，这件令人无奈而两边不是人的事件，最终还是让当地政府做出让步，对两方都进行安慰，自己掏腰包补偿双方，才得以消停。

　　该同学是当事人之一。他在大学时，也曾是愤世嫉俗的青年，侃侃而谈天下大事，动辄自言“以后我要是当政了就如何如何”之类话语，如今在基层干了两年，当年的意气风发早已不见，有的只是无奈的苦笑，说：罢了罢了，在中国，就是这样……想必再多过几年，这样的事再见得更多，也就心态麻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它风雨欲来，我已岿然不动了。

　　农民们辛苦，但并不一定善良；农民们不容易，但他们同样愚昧无知。对于当代的知识分子来说，我们似乎天然地把农民这个群体当作值得同情的对象，但我们恰恰没能够真正深入他们的生活，了解到他们思维的本质。这些“群氓”们在自己田间地头、自己狭小地盘上，同样为了争夺利益而相互内斗：为占小便宜而损人利己的群体思维模式、农村里为争灌水溉田而相互拆台、为争山林而两村人大打出手、为了点蝇头小利不惜偷盗电线放火烧山、还有最为频繁的地方利益两伙村民相互间、动辄就是扛锄头群殴不怕事小、或是张家长、李家短然后恩怨相互往死里整……总之，鲁迅的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中国地域差距之大，现象可谓千差万别。上海的市民们疯狂退货的举动、与田村老农们疯狂抢货的举动，在我看来，却并无二致，恰恰是映照了我们这个时代——或者说是千百年来一直未变的国人群体心理。我的眼前浮现出的是这样的群氓——无论是在高楼大厦的繁华城市、还是在穷乡僻壤的山间田边，他们都为着自己心里的小算盘、小利益做精确的打算，想着的是那点便宜，如何才能最快、最有效地到达自己手里？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个中国特色的现象：领取退休金。

　　中国老一代人们的退休，通常是从自己单位、机关里领取退休金，而由于老人们的行动不便，这种按时领取退休金的行为通常由子女们代领。而在中国，许多老人去世之后，子女们不主动通知原单位、并且继续以老人的名义领取养老金的现象普遍存在，有新闻报道曾有老人去世十年后，其子女依旧在以老人的名义去领养老金。事实上，这种“群体贪小便宜”的现象在中国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全国大大小小成百上千城市、乡镇，不知有多少老人的子女们在钻这样漏洞。乃至于传出某市镇的单位，大呼退休金不够发，不得已要求退休老人必须拿当天报纸亲自拍照片，证实本人还活着，才能领取养老金——当然，这引起老人们的子女群体的抗议，认为是对人格的歧视。而在领取退休金的背后，却通常是人们潜意识里的心态：反正是国家的钱，既然没阻止我领，也没发现，我为什么不领？我这不算贪污犯罪吧？

　　中国有成千上万个城市、乡镇和单位机关，这种公然在老人死后、继续以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中国特色方式，数目之多，倘若真的一五一十严查起来，恐怕严重得惊人。这其中，数量上占多数是平头百姓的退休职工，他们的子女为贪图老人的几百元退休金，年年月月如此，尽管他们个体认为区区几百元并不算违法，但这种“群体犯罪”的可怖性恰恰展现了中国人内心的劣根。这让我想起了八十多年前的鲁迅所写的《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一个有着千百年历史背景、西湖十景之一的文物建筑——雷峰塔，因为老百姓们传说此塔的砖块搬回家可以“辟邪”，于是纷纷偷挖雷峰塔的砖头，你一块，我一块，纷纷搬回家，按人民群众的说法是：我就搬一块砖头，不算犯法啊。于是，最终，雷峰塔在这样“集体无意识犯罪”的行为下，轰然倒塌，尸骨无存！

　　这，才是我们的人民的真实本质。

　　这种思维的普遍性，深入每个人的内心，不论是高高在上的官员，还是普通的平头百姓，只要任何人得到了钻空子的机会，就会不择手段地去捞取最大利益，并且，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可耻，而是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身体力行地去为之去“争取”。

　　现实社会中的许多现象，给予我们一个巨大的问号：难道制度真正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吗？对于精明算计的国人来说，恐怕任何完美的制度都依然能被钻漏洞，所有的体制都约束不了国人。

　　当这个时代的人们在高呼“完善体制”时，我恰恰认为，制度是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其实质的问题首先在于“人”。同样是乘坐公交车，在美国为了鼓励人们出门坐公交，规定凡乘坐四十五次以上（无人监督），就可申请领取一定的奖金，美国人都很遵守这条规则，而不少中国人却借此虚报次数，以获取奖金；在澳洲，有一条规定“不得擅自从国外寄食品、或不知名中草药物进入澳洲，否则将严厉查处，如果难以查到国外的寄件人，就会对该国国内的收件人进行罚款”，澳洲人从未想过这条规则有何漏洞，而有中国人却为了整别人，竟故意寄违禁品去澳洲，利用该规则，以使收件人受到惩罚。

　　同样的制度，同样的环境里，美国、澳洲可以遵守，而国人却绞尽脑汁地寻找漏洞。对此，我们该做如何解释呢？

　　鲁迅笔下，雷峰塔的轰然倒塌，归功于每个“百姓”的功劳，每个人贪一点小便宜，抱一块砖回家，造就了一个悲剧。而如果全民参与这种“群体犯罪”的话，恐怕倒掉的就不只是一座雷峰塔那么简单。

　　我不禁要问：谁说人民就是善良的、无辜的？

　　如果说那些借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子女们，贪的只是一点点小钱。那么在曾经《南方周末》所报道的一则“重庆市民假结婚骗取房子”的新闻中，我们看到的是平民百姓们更加触目惊心的“群氓”行为：

　　重庆市的一个小镇——人和镇，竟然在2005年创造了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离婚记录。这个人口仅有2万人的小镇，短短一年时间里竟有1795对夫妇离婚，然后是假结婚、假再婚、复婚。这种滑稽的群体表演，原因在于重庆市的一份征地补偿办法规定：一、一对夫妻只能分一套房，但离了婚单獨立户，就可以各分一套房，并以优惠的价格购买；二、配偶为城镇户口且无住房，可以申请多分配一间屋，从一室一厅变为一室两厅。

　　如此优惠、良好的保障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再一次遭遇类似“安利退货”般的嘲弄，这再一次让我质疑：究竟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还是这个社会群体出了问题？

　　据《南方周末》报道，该镇的老百姓无论年龄大小，纷纷踊跃加入离婚队伍。“村里老太爷老太婆都来离婚了”，“七八十岁走不动路，儿孙扶着来的、背着来的都有，一大家人，有说有笑地排队”。面对如此离婚热潮，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徐南雄很无奈地说：“55号令规定离婚分户可分房，新婚姻法又简化了离婚程序，我们没有理由去阻止离婚。”

　　而对于大多数村民们来说，离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更加复杂的任务：再婚。于是人们又一次行动起来，最关键的是找人。村民们发动一切亲朋好友，在政策划定的“老重庆9区12县城镇户口”范围内寻找结婚对象。村民们甚至开始“悬赏”，赏价从最初的六七千元一路飙升到上万，重赏之下“丈夫”和“妻子”源源不断涌来。

　　这样的事例我不想再说了，在我们这片特色的土地上，一切皆有可能。没有办不到，只有想不到，国人对于体制、环境的超强适应能力，还有极具特色的现实想象能力，真是令人惊叹叫绝而又不可思议。

　　历朝历代，百姓们通常会大骂贪官、大骂权力垄断者，因为那些人往往有比我们更顺捷的渠道，去获取本不应得的利益。我们常常说：官是黑的、丑恶的，而民都是无辜的、善良的——其实这是自欺欺人的说辞。在“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退休老人子女冒领退休金”这些发生在平民百姓身上的事情中，我没有发现“人民”的任何善良之处，恰恰相反，我发现的是：普通百姓只要一旦获得了某种权力（哪怕是临时的），有机会更改游戏规则时，他们表现出来的群体犯罪行为、集体窃取，与那些贪官、腐化分子的作为没有两样，甚至表现得更明目张胆，更加令人可怖，因为——每个人都堂而皇之地认为自己无错。民与官，不过是同属一个共同的群体罢了。而这个群体，就是我等诸位国人。

　　当阿伦特在用其笔调描述“群氓”的现象时，她是否知道，这个词语真正、彻底地适用于我们这个国度。

　　个体的行为，孤立来看，并不足以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而一旦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都如此的话，将会汇聚成为一股洪流，产生极大危害。对于国人来说，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公正。倘若有一天，我们真能施行一个公平公正的体制、或是自上而下的进行全面改造，那么我相信，这一切终究被国人的小便宜、小利益、小团体心理所取代，渐渐演化的仍然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你我之间的算计、抢夺，乃至亘古不变的“窝里斗”、“相互拆台”。

　　在今天国人的思维里，1966-1976这段延续十年的历史事件一直是国家与民族丑陋的伤疤（文化大革命）。作为每一个平头百姓的个体，都有理由对这段历史充满了义愤填膺般的愤恨。几乎所有的人民都将其归罪于国家的领袖，认为这完全是个人集權下的恶果——这种说法尤其盛行于今天40-60岁这一代人当中，他们今天成为了社会的主导群体，自然有了对过往历史的评价权。

　　然而事实恰恰不是这样。如果不是国人群体本身就拥有惊人的破坏力，如果不是因为人们相互之间本就有猜忌、嫉妒、互整的传统心理，如果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群体犯罪思维，我很难相信，仅仅凭借某个人的号召，就能掀起如此大的一股浪潮？国人的“选择性失明”的劣根性再一次暴露无遗：恰恰是40-60岁这一年龄阶段的人们，在当年那场延续十年的事件当中，正值他们青春岁月的愤怒青年时代——正是他们，主演了这场悲剧，他们举一反三地发挥自己的破坏力和想象力，将整个民族的劣根性进行了一次经典的登场演出。

　　回想当年，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与今天许许多多的网上的愤怒青年一样，高呼“革命”、“革新”、“造反有理”，对现行制度的一切充满了愤恨和挑衅，他们目中无人、见人就咬。这个群体对上级、长辈的反叛，演化成从“文斗”的大字报、“破四旧”，发展到“武斗”的打砸抢、抄家，红卫兵秉持着“激进的就是正义”的狂热信仰，对国家机关、政府体系进行破坏性的冲击，尤其在对待那些当年打江山的老革命、老同志时，这些年轻人把他们内心的狠毒表现得淋漓尽致：肆意踢打、辱骂，剃成癞痢头以示人格侮辱，戴高帽、挂贴牌进行游街，私闯民宅抄家，肆意没收他人财产……这无异于一场大规模群体犯罪，而犯罪的人们竟然将此称作“正义”。发展到后来，就是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以后的受害者逐步涉及到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中学教师——而在这其中，红卫兵们的内部又演化出不同的势力代表，“造反派”、“极左派”、“保守派”，他们相互间争权夺利，大打出手，俨然是整个社会以“正义红旗”的名义，变成了黑社会式的江湖世界。

　　中国式的“群氓”们无比狂热，群体犯罪的丑恶心理下，是比“安利退货”、“搬倒雷峰塔”严重数千倍的社会损伤。

　　我们需要真正反思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领袖的三言两语，就能轻而易举地调动起整个群体的狂热？——这根源恰恰不在某个人的威信力量，而在于这个群体本身就拥有着恐怖的群体犯罪心态。这是一场规模浩大的“中国群氓们”的历史性演出。而作为民族的最高领袖者，无疑是洞悉了民族心理的这种丑恶心态的。只不过，领袖负责打开了这个潘多拉魔盒后，魔盒里的所有卑劣人格、心态都一涌而出，就再也控制不住，延续达十年之久。

　　与其说是领袖引导了民众的行为，倒不如说，这是民众们集体无意识的利用领袖的言辞、来达到人民内心深处隐藏的目的。当年的红卫兵、红小兵们肆意抄家、打人、凌辱他人的人格时，往往借助的是领袖的语录，一句“毛主席教导我们”就足以掩盖他们自身的邪恶。我的外公、爷爷当年都曾被游街示众，而将他们打倒、羞辱的那些红卫兵们，恰恰是当年那些他们用尽心血培养的青年干部。与今天的社会现状类似，在那个年代的这群年轻人心里，对老一辈人充满了不信任，在这些青年眼里，那些老顽固思想落后、早已被糖衣炮弹的“资产階級”、“里通外国”所腐化，他们正是“祸国殃民”、“残害群众”的罪魁祸首——怎么办？红卫兵们，兄弟姐妹们，都响应起来吧，“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那些老顽固的命、打烂他们的旧世界、抄他们的家、把他们游街示众、让他们受尽折磨！——这，就是“群氓”们心底最真实的本质，群体犯罪的最经典的一次上演。

　　人们常说，有什么样的领袖，就有什么样的国民。我看来恰恰相反，应该是有什么样的国民群体，才会产生什么样的领袖。领袖不过是看透了民众们的内心世界，洞悉了他们的所思、所想，于是，领袖们的轻轻撩拨，就足以把这个群体引导到一个狂热的状态。与之类似，德国的纳粹思潮、日本的军国主义，都无疑彰显了这样一个事实：领袖可以更换，但群体思潮依然狂热，人民的群体思维代代相传。

　　红卫兵的主体正是当年20岁左右的年轻学生，正是这群愤青而无知的学生，在今天已成为40-60岁的社会中坚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这个年龄段的人们自然而然拥有了经济上、社会舆论的话语权，这伙当年“群体犯罪”的人们，没有丝毫的忏悔与反省，今天依旧用谎言自欺欺人，把历史的罪责推到某个个人的身上，却把自己打扮成无辜受害的模样——这个群体的犯罪心理，与那“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搬垮雷峰塔的百姓们”一样，竟然表现得心安理得、理所应当！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反而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大众中的一员：既然大众都这么干了，我一个人又需要承担什么过错呢？

　　中国有句名言：法不责众。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丑陋之处。一个人犯错，遭到千夫所指、过街喊打；而一群人犯罪，则是理所应当，集体无意识地掩饰。

　　这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尽管今天的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30年，社会硬件方面的发达已经登峰造极。但我依然看到，上海的市民、田间的农夫乃至网络上无处不在的愤怒青年，他们的心态与30年前红卫兵没有丝毫差别。

　　而倘若我们将目光再回望千百年的历史长河，遥伸至历朝历代，会看到在各个时代里，这样相同本质的“群氓”是何其多也：仇视一切外来事物而又愚昧无知的义和团、刚刚进城就立刻腐败堕落的太平天国式农民、刚刚占领北京城就贪图享乐迅速灭亡的李自成农民军、把明末抗清将领袁崇焕碎尸万段、分尸吃肉的北京城百姓……

　　来源：天涯社区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26507.shtml

　　作者:鞠佳

中国报道周刊, 2009-11-04. | 添加评论 | 5 comments

原文地址中国——不遵守规则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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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你的伟大只欠一个道歉

chinaweekly — Tue, 03 Nov 2009 01:49:49 +0000

　　2009年似乎是一个与纪念有关的年份，我们纪念建国60周年、五四90周年、洋务运动140周年等等，不过，我们似乎还应该“纪念”50年前的那场大饥荒：从1959年到1961年，后世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民经济跌入空前的萧条低迷。全国工厂关停近半，2千多万新招职工被驱回农村。因粮食的短缺，广大乡村爆发大面积的饿死人现象，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2千万，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况。

　　这一篇专栏要写的人和事，远跟整整半个世纪前的那场灾难有关，近则是被不久前的一个颁奖盛典引发出来的。

　　3月28日，凤凰卫视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办了“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的颁奖礼，盛典的最高大奖——“终身成就最高荣誉大奖”，颁给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他出生于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两年后就将成为百龄福寿老人。我在电视前，目睹了感人的盛况，而我的心底却隐约浮现出另外一些景象，我喝着很浓的普洱茶，沉着气，把它强行压了回去。

　　几天后，我去香港浸会大学演讲，在电影院观看了2008年奥斯卡获奖电影《朗读者》――香港人翻译成《读爱》。那是一个关于二战和德国人的故事。在影片中，德国人表现出了强大的忏悔力，影片中的每一个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少年，教授和罪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所有的人都在对纳粹的罪恶进行反复的辩论、反思和批判。

　　当我默默走出电影院的时候，一路上，我一直在回想几天前脑海中浮现出来的那个故事，然后，决定写这篇文章。

　　我想说的故事应该从1958年讲起。

　　那一年，中国在搞“大跃进”，粮食亩产要一年翻番，各地都在“放卫星”。1958年夏收结束，各地的高产记录不断被刷新：6月8日，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宣布，小麦亩产2105斤。四天后，这个县又宣称亩产增加到了3530斤。6月12日，遂平县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实现小麦亩产 3520斤，报纸的新闻标题为《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这是第一次出现“放卫星”这个高产专用词。

　　凡是稍稍有点农业知识的人，对于一亩地能够产出多少粮食，大抵都有一些基本的常识，新中国的领导人大半出生农村，并长期在农村从事军事活动，为什么对遂平县这样的“卫星”不产生怀疑呢？

　　就在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放出“卫星”后的第四天，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一文。

　　钱学森此时是国内知名度最高的科学家，1955年，美国全面压制社會主義中国，正是在中美关系最为交恶、而新中国最最需要科技人才的时候，他从美国毅然归来，这一事件在全球科技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钱学森所从事的研究有关当时最尖端、最机密的导弹和核武器技术。

　　正是这位全球顶级的科学家在文章中详尽而“科学地”论证说：“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土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30%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养料，其中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2 000多斤的20多倍！这并不是空谈。”在另一篇发表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的文章《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中，钱学森进一步从力学专业的角度进行了更细致的计算：“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 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

　　钱学森还另外写了一篇题为《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的文章，发表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钱学森进一步从力学专业的角度进行了更细致的计算：“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 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

　　钱学森的论文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们为各地大放卫星提供了充足的“科学论证”，正是在这些文章发表后，“粮食卫星”从亩产数千斤一下子窜升到了数万斤。很多年后，北大哲学系教授季羡林回忆说：“我是坚信的。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觉得唯我独马，唯我独革。”

　　更要紧的是，他的文章还深深影响了最高决策，1959年7月11日，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澤東与周小舟、李锐等人夜谈时说，“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是高峰，还有钱学森文章，捷报不断传来，当然乱想起来。”中央黨校的黨史专家罗平汉日后评论说，“出身于农家的毛澤東本来对那些放出来的农业高产卫星是将信将疑的，而科学家从科学原理对农业高产的论证，却使他相信粮食高产是有可能的。”

　　“放卫星”的结果就是，到了年底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195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3·5亿斤，几乎是去年的十倍，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产粮国――实际产量只有4000亿斤。毛澤東开始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放卫星”导致高征收，产量是虚的，征购可是实的，到1959年，农民的口粮和下一年的种子也被征走了，农民不愿交，就搞反右倾、反瞒产、反私分，甚至抓人、关人、打人。后来发生的事实就是让人不寒而栗的“三年灾害时期”，这一切，距今刚刚五十年。

　　我并无意让钱学森承担大跃进或“放卫星”的历史责任，不过，易卜生说的好，“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至少从史料来看，他的那一份似乎并不小。

　　钱学森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科学家。他在归国后的数十年中，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获得“两弹一星”（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简称）功勋奖章，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此次，凤凰卫视授予他终身成就奖，中华网的中华论坛就“钱学森获奖大家有意见吗”做网民调查，所有参与投票的人都表示同意，反对票为零，每一条跟贴都充满了对钱老的敬意。

　　从动手写这篇文章的第一分钟起，我的内心始终非常的忐忑不安，因为，我想听到一个98岁的伟大老者的最后一声道歉。

　　对于1958年的那两篇论文以及所产生的后果，钱学森应该有道歉。这是一个“档案社会”，人人必须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越是大人物，所需负的责任自然越大。

　　没有这一声道歉，钱学森的伟大人生并不会逊色一分毫，然而，有了这一声道歉，他却可以给所有的后辈增添一份我们渴望而缺失的财富。他还活着，很多逝者已经没有了这样的机会。

　　我们是一个“乡愿”的民族，我们很善于自我原谅和原谅别人，并视之为美德。而正是因为这样的民族性，使得我们常常忘却苦难，并重复地犯同样的错误。坚决的忏悔和永不自我原谅，这是一个民族得以进步的动力。一个有羞耻感的国家，才可能具备反思力，才可能持续前进和获得尊重。

　　行将百岁的钱学森，度过了一个壮丽而伟大的人生，他所欠的，或许只剩下这一个道歉。

　　来源：网易

　　作者:吴晓波

中国报道周刊, 2009-11-03. | 添加评论 | 2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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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蓄水猛，华中大旱凶

chinaweekly — Mon, 02 Nov 2009 01:03:47 +0000

　　备受争议的三峡工程正面对新的质疑。9月15日，长江三峡水利工程启动最高水位（175米）蓄水，长江流量骤减。已有伏旱灾情的湖南、江西以及安徽、江苏部分地区，国庆节后旱情加剧。

　　旱灾通常由气候变化引致。今年夏秋，包括广东在内的诸多省份少雨干旱。但长江流域广大地区今次大旱情，却与三峡有关。据报道，三峡水库水位由9月15日的近148米上升到10月24日的170米，截留之水形成前所未有的巨大人工湖。而与此同时，湖南各条长江支流水位迅速下降，洞庭湖水位降至60年来同期最低值。渔民无鱼可捕，枯水影响航运，长沙等城市食水供应告急。江西境内的4条大河逼近或低于历史同期最低水位。鄱阳湖比正常年份提前40天进入枯水期。九江、安庆、芜湖、南京等地，水位降到了1968年以来历史同期最低值。南京出现干燥的“沙漠天气”，流鼻血的人增加二、三成。

　　１．洞庭湖君山岛干涸的湖底捕鱼，

　　２．洞庭湖岳阳渔港码头干涸10月17日，

　　３．洞庭湖干死的鱼

　　10月24日以前，诸多媒体在报道华中旱情时，都引述当地水文专家的观点，指三峡蓄水是大旱的肇因之一。10月 19日14时，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发布“防总办11号调度令”，紧急要求三峡总公司从19日16时起，按出库流量不小于每秒8000立方米控制下泄。 24日，再次加大下泄流量，并宣布175米蓄水计划推迟到11月上旬完成。这个仓促的补救决策，说明三峡蓄水的恶果引起了当局注意。

　　然而，10月25日，官方新华网突然发布新闻稿《三峡蓄水并非近期长江中下游干旱主因》，称“近期有媒体把三峡工程175米试验性蓄水与长江中下游干旱相联系，有关部门和专家表示，三峡蓄水不仅不是导致干旱的主要原因，而且将有助于改善长江最枯季节中下游的用水条件。” 显然，有关部门开始封杀对三峡工程的负面议论。

　　但三峡加大泄水流量后，旱区水系水位止落回涨的速度缓慢，华中旱象持续恶化。28日，三峡水库第三次加大下泄流量。当天中午，中央电视台突然报道，为缓解中下游旱情，有关部门决定调整三峡蓄水计划，上游来多少水就放多少水，并透露在年内已不可能实现175米高程蓄水。然而蹊跷的是，这条重要消息鲜有媒体转载。

　　事情已经非常清楚，三峡蓄水加剧了华中大旱。这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公共事件，造成重大失误的责任部门难辞其咎，然而有关部门却讳莫如深。他们躲躲闪闪，迟迟不向公众公开透明地交代真相。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专家把华中干旱的原因归咎于天气，称三峡蓄水是为了抗旱，蓄至高水位，才能在来年苦水季给下游补水。直到采取加大下泄流量的紧急措施后，有媒体还称赞这是三峡工程“对长江中下游的补水功能初步显现”。

　　这是对公众极不负责的态度，好比一个人先劫掠，再施舍，然后以扶困救难的善士自居。请不要再欺骗老百姓，请解释：明知夏秋之际中国中部、南部少雨干旱，为什么还启动风险如此巨大的三峡蓄水计划？这次华中大旱，将造成多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环境破坏？ 175米蓄水的潜在问题，三峡工程对环境（包括气候）的宏观影响，国务院和全国人大有没有严格的监察？

　　国人皆知，三峡工程是政治工程。上世纪80年代，在三峡工程论证中，曾有强大的反对声浪。日后的政治高压下，工程建设计划在人大获得通过。此后，反对意见无从表达，试图监督三峡工程、揭露工程弊端的传媒一再被打压。媒体上充斥着对三峡工程的溢美之辞，赞扬工程初期运行开始发挥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原来论证的总结论和建设方案完全正确。

　　为什么在今秋急急上马175米高程蓄水？有关部门宣称“将兼顾上、下游需求，正确处理防洪、发电、航运和供水之间的关系”，但一个月来长江中下游航运淤滞、供水告急的事实，证明这完全是一句假话。

　　能源部门这个央企巨无霸，真正追求的东西只有一个——钱。

　　三峡总公司副总经理曹广晶，在蓄水开始时对记者道出真言：

　　只有蓄水到175米水位，安装的26台70万千瓦巨型机组才能在高水头下达到其设计能力。机组全部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将达847亿千瓦时，比水位在156米时增加100多亿千瓦时，相当于10个大亚湾核电站。

　　另据报道，今年5月，以“长江电力”为平台，三峡总公司主营业务的整体上市，目标资产规模高达上千亿元，长江电力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水电上市公司。

　　水——电——钱，秘密在这里：中国正处在“国进民退”的时期，国家资本疯狂控制资源，特殊集团凶猛聚敛财富。

　　然而今次三峡蓄水，也触犯了众多诸侯，导致各省怒气冲天。三峡175米蓄水计划高调启动又戛然而止，正反映出内地紊乱的现状。祸已酿成，责必追究，体制的裂隙正在扩大。

　　来源：壹报

　　作者:钱钢

中国报道周刊, 2009-11-02. | 添加评论 | 2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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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回答钱学森最后的提问？

chinaweekly — Sun, 01 Nov 2009 06:47:47 +0000

　　我为啥称钱学森为战士？

　　10月31日，98岁高龄的钱学森先生与世长辞，本人在此对这位伟大的战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钱学森同志生前有无数的头衔，最响亮的就是“享誉全球的中国科学家”，但我却更愿意称他为“战士”。我之所以不愿意突出钱老的“科学家”身份，是因为与比他在科学领域更有成就的九位华人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一样，他的科学家身份并不是“中国”培养的，他是美国大学和国防部培养出来的导弹专家，虽然他从内心到外表都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

　　我更愿意尊称钱老为战士，却并不是因为他30多岁时就是穿校官服的美军上校，也不是因为他回到中国后，又被授予共產黨军队的中将军衔。我尊钱老为一名共和国的“战士”，是因为他的一生都像一名战士一样赤胆忠心，热爱国家，热爱政府，相信黨，像战士一样与落后的科学技术战斗，并具有一名战士最优秀的品质——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从不提问，更不提个人要求……

　　钱老从条件那么好的美国回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中国大陆，不计个人得失，任劳任怨。据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显示，他老人家没有给国家添任何麻烦，而自从他1955年回来后，却为共和国军事科技的发展解决了无数的问题，扫清了航天事业上的无数障碍。

　　钱老一生都在解决问题，他只向共和国提了一个问题……

　　查看钱老生前记录，我们看到，他老人家只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对前来探望自己的共和国总理溫家寶提到过一个问题，他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是的，这一定是很大、很大的问题，否则共和国最杰出的科学家，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两弹一星的元勋绝对不会在与共和国风雨同舟半个世纪后，在自己生命走到最后的关头，才提出这唯一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得连前来探望他的共和国总理溫家寶同志的脸色都渐渐凝重起来。实事求是的溫家寶没有不懂装懂，他显然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但却没有现成的答案与钱老分享。

　　于是，总理召集了6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他以共和国总理之尊，提出了钱老向他提出的问题，那几位校长和专家争先恐后地答道：老师不行……大学很大，但不够强……不是大学出问题，是基础教育出毛病了……

　　家宝总理得到了答案？他满意了吗？如果他满意了的话，他一定会直奔已经走到人生尽头的钱老的睡椅前，告诉钱老答案并共商大计。然而，和我们一样，温总理显然对这些大学校长和专家的答案并不满意。

　　于是，大家看到了，过去几年忙得东奔西走的溫家寶总理突然沉寂了下来，我想，钱老的问题一定让他感到了沉重，是啊，到处跑有什么用？

　　于是，在刚刚过去的9月4日，溫家寶总理前往北京35中初二（5）班，端端正正坐在那里听老师上课，做笔记，一座就是一上午，然后他小心翼翼地对老师的讲课做了点评。然后他离开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我们稍后再讲……

　　那几个小时听课的溫家寶总理找到答案没有？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制度培养不出人才，而要不停地从美国这些国家引进？就在昨天，10月29日，在山东考察的温总理在短短一个多月里，竟然第二次来到一所中学，这次，他来到费县一中高二（8）班，亲自给同学们讲授《张衡传》，张衡，和钱学森一样，是中国伟大的科学家……

　　两次和中国教育零距离的接触，温总理是不是在为钱老的提问寻找答案？他找到了吗？也许没有找到，也许找到了，但对于一生都在为共和国科技发展的各种问题寻找答案的伟大战士钱学森来说，显然已经晚了，就在两天后的昨天，钱老悄然离开了人间……

　　其实，钱老的问题只有他自己能够回答……

　　谁能解答钱老这一生提出的唯一一个问题？我想，即便我再自不量力，也不会自以为可以三言两语说清楚连钱学森和溫家寶两人都无法回答的问题。然而，这却不能阻止我对这个问题有我自己的思考。

　　一经思考，我就发现，把钱老的问话当成问题，其实有点问题。因为，无论从钱老短短的几句话里，还是从钱老长长的人生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他提出的问题，其实也看到了这问题的答案……也许，这才是温总理脸色凝重的原因，也许这才是温总理对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的答案不满意的道理，也许这才是溫家寶总理放下堂堂共和国总理的公务不做，而去教室听初中老师讲课、走上讲台给高中学生上课的理由……

　　钱老说中国的大学出不了杰出人才，是他归国55年后说的，而早在55年前，美国的大学就出现了成千上万杰出的人才，包括钱学森本人。我再次使用“战士”这个称号，是想借今天这个机会，不但向钱老，而且向所有的“钱学森”们致以崇高的敬意，这些人有学成归来的，有的学成后，人虽然没有归来，但心却从来没有离开……；有的名气虽然不如钱老大但贡献一点也不小，有的却因为心照不宣的原因根本就没有名字，更别说名气……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在美国等先进国家学习和研究高科技，人回国或者心回国报效祖国、报效人民。他们带回来的是科学技术，他们和共和国的领导人一样，认为只要带回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就会先进了。

　　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的大学依然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们的科技依然是世界上比较落后的，我们的人民仍然是世界上最穷困的一群——为啥呢？因为原因很简单，发展科学技术，推动国家前进，和培养科学技术大师和杰出人才一样，并不是单单是靠“科学技术”就可以的，还需要宽松和自由的人文思想，需要与时俱进的大学和教育制度，需要适应新的时代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

　　是啊，只有当钱老的问题牵涉到如此巨大的“答案”的时候，才会难倒当今中国最伟大的两位人物——钱老和温总啊。否则，他们难倒会回答不出？

　　科学可以让卫星上天，“科学”也可以让人活活饿死……

　　有网友指责说钱老一生埋头科学，不关心政治和社会，而唯一一次关心“政治”，竟然是在1958年6月1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的那篇文章《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在这篇文章里，钱先生以“科学”的方法，论证出一亩地可以亩产160万斤蔬菜……

　　这位从美国回来的科学家的“科学论证”，无疑给当时造成N千万人死亡的浮夸火上浇油。而到底会有多少饿死的中国老百姓应该归罪于这类昧良心弄出的“科学论证”？也许，世间的任何科学都无法计算出……

　　科学无法计算出的，政治却应该有所交代！可惜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我尊重的战士钱学森对那篇文章有任何解释，难道他当时只是像战士一样忠实地执行“政治任务”？难道他还有更加苦痛的难言之隐？

　　也许，读者看到这里会对我对一位刚刚过世的老人的质疑与求全责备而生出反感，可你是否知道，我走到这里，正是因为我在探寻钱老生前提出的那个问题的答案，而就在此时此刻，我感到自己已经接近答案了……

　　是的，我找到了答案！钱学森老人家像一名勇敢的战士一样从美国带回了先进的科学，却没有带回科学的精神，我们的国家重视所有带回先进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人才，却把那些试图带回来的比科学技术同样有用的人文精神和先进的价值理念拦阻在大门之外——而这一切，还是让我们从钱老人生的故事中体会……

　　钱老是美国培养的空军上校，国防部科学小组成员，他参入设计了美军最重要的导弹，无疑掌握着美国的核心军事机密，无怪乎他在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要求回国被美国FBI拦下来，不准离开美国、进行监视长达五年之久，最后中國政府通过高层接触，用11名美军战俘换回了钱学森——这也是中美交往的历史上，第一次中国人的人命大于美国人的。

　　美国人后来一定后悔了，因为钱学森回国后，正是用自己在美国学习和研究的高科技发展了中国的导弹。可是，即便是这种情况下，1985年，美国总统的科学顾问基沃思访问中国时公开表示，当年对钱学森的刁难是没有道理的，是不对的，因为那时美国盛行反共的麦卡锡主义。他主动邀请钱学森访问美国。

　　也许美国人是出于政治考量，但是，他们毕竟对当时对钱老的迫害做了道歉和说明。我想说，这和科学无关，这和科学技术无关，甚至和泄密，偷窃先进技术无关，这和人文精神，和人權，和一个人的自由有关，这就是精神，这就是很多从国外归来的学者应该一起带回来的精神……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答案……

　　我们从钱老的经历中，隐隐约约看到了问题的答案。其实从正在为钱老寻找答案的温总理身上，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答案——请大家回顾一下，温总理9月4日离开北京三十五中后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被很多人忽视，被有些人说成是“作秀”的一桩小事，温总理亲笔写信，为自己在点评老师讲课时犯的一个小小的错误真诚的道歉！——温总理找到了答案，他并没有说出来，他做了出来。

　　如果总理能够为一桩这么微不足道的错误道歉的话，那么钱学森同志为啥不能为那篇也许害死了好多饥民的文章道歉？而伟大的共和国，又为什么不能为历史上那些人为的灾难真诚地说一声：对不起？

　　也许有人说，这种无法起死回生的认错，这种不关痛痒的认错，能和大学是否可以培养出杰出的人才扯上关系吗？难道道歉了，我们的火箭就能够上天了？难道道歉了，我们的科学就发达了？难道……

　　不错，我要确切地告诉你，不但扯得上关系，而且息息相关，国家政权和统治者的反思和道歉也许只是我说的那种人类比任何科学技术都要先进和强大的精神力量的一种，但却是至关重要的一种！

　　你能够想象，在一个知错不改、在一个没有包容精神、在一个死不认账、在一个扼杀自由精神的地方，在一个只注重科学却不知道科学精神为何物的地方，在一个只想要最先进的技术，却无法自由思想的地方，在一个所有的东西都被标上价钱，可人的心里却缺乏了基本的价值观念的地方……那里，能够培养出真正杰出的人才？那里，能够产生真正的和諧？

　　杨恒均 2009-11-1

　　作者:杨恒均

中国报道周刊, 2009-11-01. | 添加评论 | 3 comments

原文地址谁能回答钱学森最后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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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右翼专制主义的崛起

chinaweekly — Sat, 31 Oct 2009 01:32:34 +0000

　　最近的中国，有一股右翼專制主义的思潮正在崛起。这种思潮的危险在于，它的倡导者常常是过去的自由派人士，对抱有自由主义价值的人有相当的迷惑性。我们如果对之丧失警惕，使之占领我们的体制，中国现代化的转型就又添一番曲折。

　　这种右翼專制主义的思想，在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言论中已经体现得非常清楚。比如他们几乎一致排斥老百姓对改革的参与，对网上民意充满了恐惧。从张维迎的“正确的观点不用投票”，到樊纲的“网民不代表民意”，他们想方设法地阻止而不是鼓励老百姓的政治参与，把老百姓的心声妖魔化为“非理性”。《经济观察报》干脆把那些“希望把争论扩大到全社会，进而影响政府决策”的人归之为“反改革势力”，暗示改革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权。

　　话说得最明白的，当属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他公开提出发展中国家民主要缓行，对法治“不能神话”。他不希望老百姓参与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公共讨论，要回到“不争论”的时代，甚至反对公开利益集团的冲突，构想着一个没有任何透明性的社会。他还具体地指责媒体不负责任，搬出所谓的美国模式，认为由几个大财团集中控制的媒体才是负责的，暗示对媒体要加强集中管理。他甚至耸人听闻地声称，现在网上对主流经济学家的一些攻击在美国已经构成了诽谤罪。

　　真是如此吗？我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还没有看到网民因攻击公共人物而被判诽谤罪的一个案例。相反，老百姓攻击公共人物受到充分的法律保护。比如2004年总统大选时，一批越战快艇队老兵组织起来攻击克里。他们不仅是网上骂骂，而且拍摄电影，在全国各地的电视上放映。连保守派的评论家也指出他们的片子充满不实之词。克里在大选之中和之后都曾考虑起诉对方，后来还是不了了之。在美国，小人物“诽谤”大人物，在法律上享有非常充分的保护。美国在建国之初，政府一度曾经想管管媒体。第一，那时确实不少人在报纸上匿名造谣诽谤；第二，当时和法国就要发生战争，保持稳定非常重要。于是，亚当斯领导的联邦黨人，于1798年在国会通过了“煽动法案”，严格打击对政府官员的攻击和诽谤。然而，这一法案变得如此臭名昭著，促成了亚当斯在1800年大选中的失利，联邦黨也很快寿终正寝。甚至亚当斯晚年还极力试图撇清自己和这个法案的关系。不知道在美国读过书的李教授是从哪里搬来的美国规矩？中国如今竟出现写本小说也被判诽谤罪的事情。请问李教授希望把媒体管成什么样子？

　　李教授看不上印度的民主，但是印度有些事情却出奇地对他的胃口。比如，他指出《印度快报》非常严肃负责，理由之一就是主编是个经济学博士。另一个理由，是人家监督政府，但“决不会对政府官员进行人身攻击，所以政府官员大都是她个人的好朋友”。这家报纸知道一位国家领导人是同性恋，而且和一个未成年人有某种关系，但在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拒绝报道。

　　这就是李教授心中的理想社会：政府官员和媒体人士都成为个人层面的好朋友，政府官员和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媒体帮助掩盖！这样媒体还能监督谁呢？大家还记得克林顿的性丑闻吧。那还不涉及未成年人，但媒体连篇累牍。许多美国的老百姓反对因为这种私生活而弹劾总统，但没有人说这种事情不该报道。耶鲁一位大教授，因为和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不仅被媒体追踪报道，而且现在还在联邦监狱服刑。李教授等于公开提倡媒体要保护罪犯！仿佛一个人只要是个官，犯了罪也属于私生活。

　　从主流经济学家的种种言论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希望通过加强对老百姓的管制，而不是增加老百姓的权利，来寻求一种经济发展的道路。他们希望建立某种垄断性的权威，来抑制老百姓的政治参与。这是一种典型的右翼專制主义的寡头模式。

　　哈耶克认为，从右翼專制向民主过渡，比从左翼專制向民主过渡要容易些。看看战后的世界历史，这话当然有些道理。但是，右翼的專制也是專制。民主才是我们的社会理想。在1980年代，改革刚刚开始，“两个凡是”的左倾势力是改革的主要障碍，所以那时反左是我们首要的历史使命。如今，当年那些原教旨的左派基本上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已经经历了深刻的历史转型。在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右翼專制主义正在成为对自由的主要威胁。主流经济学家们利用人们对左派的恐惧，口口声声地说要“骗出一个好的制度”。我孤陋寡闻，见过“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骗”，还没有见过“此地有银三百两”式的“骗”。既然要骗，怎么能先把自己的底牌告诉人家？看来，他们要骗的并不是左派。他们是通过声称骗左派来让老百姓闭嘴，让追求民主的人们放松警惕。这样他们可以在阻力最小的情况下建立右翼專制主义的体制。这才是骗人者藏而不露的底牌。所以，我们这些梦想着一个经济发达、政治民主的中国的人，到了和他们分道扬镳的时候了。

　　作者:薛涌

中国报道周刊, 2009-10-31. | 添加评论 | One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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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感不是一种情操

chinaweekly — Fri, 30 Oct 2009 06:23:42 +0000

　　20多年前我们到欧洲留学是一边打工一边读书，过年过节还要寄钱给国内的父母，因为国内的父母亲收入低微。现在的留学生，其情况与我们当年的相反。

　　当年台湾来的李同学假期里不用打工，他说：“我在花自己父母的养老金（其实是防老金），因为我是独子，父母亲反正有多少给我多少。”时，李同学已经28岁，台湾大学毕业，已经工作了几年，才到德国留学，攻读硕士学位。

　　今天这种情形发生在来自大陆的留学生身上，这些同学跟我们当年情况一样，即在国内已经是学士毕业；跟我们不一样的是，他们不需要一边打工一边读书。

　　这些同学花父母的钱读书，而这笔钱来源有如下种种：父母本身就很富有；父母几十年省吃俭用的储蓄；留学专用贷款；父母的养老金。

　　上次留学生聚会，与会者大约40人。来德国留学的家庭大多是平民百姓，顶多是国内小款或县处级，据我所知，父母挣辛苦钱的，学生比较懂事、知报恩。父母挣钱容易的，学生则会玩会花，不但不打工，假期反而出去旅游。

　　我问他们这些22岁以上的学生：“你们花父母亲的钱读书，有没有罪恶感？”

　　有一半的同学回答：有罪恶感，所以要赶快读完。

　　有一半的同学回答：没有任何罪恶感。

　　根据我的观察，承认有罪恶感的同学年龄偏高，认为没有罪恶感的同学年龄偏低，均为22 或23 岁。还有，认为有罪恶感的同学，他们比较善于处理读书和生活的关系，比较超前思考读学位与未来的事情，比如今后如何找工作、如何成家立业等问题。没有任何罪恶感的同学，其生活态度比较无所谓，甚有当“留学校漂族”的嫌疑。

　　年满21周岁，按照法律概念，已经是成年人。成年人花父母的钱应该有罪恶感，因为有罪恶感后，你就会分清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就会认真规划自己的人生，就会懂得将来如何报答父母、回报社会。

　　罪恶感这个被人冷落的东西，其实它是中性的。你可以把罪恶感看成是你人生旅途中背的一个包袱、一个沙袋；也可以视之为人生旅途中的一个自带马达、视之为一种动力。若为后者，我们实在应该感激它，因为罪恶感具有强大的力量，推动着我们在人生旅途中健康前进。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在网络论坛里广泛咨询，获得的信息归纳如下：小孩读大学第一阶段（即本科、学士）时，父母资助，不应该有罪恶感，因为这一阶段是就业前的必需台阶；成年人（尤其是花父母亲养老金）读书，不论轻重，都应该有罪恶感。

　　罪恶感像生理上的痛觉一样，是要被医治的。身体用痛觉的语言来告诉我们那里受伤，灵魂也用罪恶感的语言告诉我们，要采取必要步骤以得医治。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健康。30岁左右的成年人留学读书，若毫无罪恶感地花费父母的养老金，就是一种病，需要医治。

　　罪恶感不是一种能培养出来的情操，罪恶感是带有动力的有方向的一种行动，首先指向过去的罪，然后指向前面的改正。成年人留学，花父母亲养老金，就是一种罪恶。并不是说有罪恶感就不花钱，关键是你花钱时和将来还钱（报答）的心态。罪恶感只是一种症状，你注意到它，你就有指导医治的方向。每个人生在不同阶段，都或多或少有罪恶感，你不能被罪恶感打倒，应该认真对待它，不能一辈子生活在罪恶感的阴影下。

　　医治最好的办法是，把罪恶感转化为动力，一步一个脚印地完成自己的人生目标，以报答父母、回报社会。报答父母各种各样，一是等值报答，父母给多少将来还多少；超值报答，父母给一千将来还一万；无价报答，将来比父母更有前途、更富有。无价报答，可能是天下父母最愿意看到的。

　　作者:谢盛友

中国报道周刊, 2009-10-30. | 添加评论 | One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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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往事

chinaweekly — Thu, 29 Oct 2009 06:18:56 +0000

　　“不到喀什，就不算到过新疆”。除了越过天山山脉与塔克拉玛干沙漠，万里亲赴之外，阅读有关书籍无疑是一个有效甚至不可替代的途径。

　　近60年来对于喀什的记述，目前尚无公认值得推荐的版本，而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喀什的情状描述，却大致有一个被认可的必读书目。这其中，就包括我手中这本《外交官夫人回忆录》。

　　在“7·5”事件与针刺风波之间的月余时间中，当我走在喀什老城曲折幽长的巷子里，装在背包内的就是这本回忆录。几乎每个路上遇见的维族小孩都会冲我大声喊“hello”，显然，来此地的外国游客很多。而“7·5”之后，更几乎清一色是欧美人和日本人，在一间专门接待旅行者的古城青年旅馆里，我耐心地等待着说汉语的机会，直到遇见一名香港记者。

　　喀什是名副其实的维吾尔族的文化之都，维族历史上两部最伟大的著作《福乐智慧》与《突厥语大词典》的创作都与这所城市密不可分。在当地新华书店里，全套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十二木卡姆CD，24张仅售120元，女店员幽幽然道：“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现在我们维族的东西卖得这么便宜。”

　　如今，喀什老城，有着数百年历史、国内仅存的伊斯兰特色的迷宫一般的街区，部分房屋正在拆迁，泥墙倒地后溅起的尘土如一团黄色的雾，在南疆明亮的日光下转瞬散去。街旁的宣传牌上登着一组照片，介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实地考察后对拆迁保护方案的一致好评。这一切都太熟悉不过了，喀什和无数个内地文化古城在发展中遭遇的问题，具有相似性。

　　“中国新疆，顾名思义，是属于中国的地方，现在由中国人治理着。汉族人与中亚人类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中国汉朝时代。在其后的许多世纪中，汉族人在这里的统治曾多次减弱乃至中断，这样的时期相当长。但是中华帝国的威望与影响巨大而深远，所以汉族人总是能成功地返回这里。而做到这一点，他们并没有使用多少武力和军队，而是本地人自己似乎一直对汉族人法制的公平和正义的信任程度远超过对他们自己人的法制的公平和正义的信任程度。

　　“……汉族人的治理方式并非完全是利他主义的，他们的目的在于维护表面上的统治，而在同时尽可能地征收各种税，使政府得以维持和运转。除此之外，我应当说，从整体上，他们对本地人的治理相当严厉。同时，在制定法律方面，他们又留有余地，而不是去惹怒本地人。例如，制定法律时，他们很慎重，不知不觉地使制定的法律取悦于人民。”

　　这是本书作者外交官夫人凯瑟琳·马嘎特尼对20世纪初喀什噶尔政治生态的理解，可以说具有一定的洞察力。她的丈夫就是英国驻喀什噶尔的首任领事、总领事乔治·马嘎特尼（他1890年来喀什，1912年升任为总领事，总共在喀什工作生活了27年）。马嘎特尼的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苏格兰来华的传教士，他本人的中文名字叫马继业，10岁以前一直生活在南京。

　　当时的国际形势是，英国在迫使印度沦为殖民地后，正撞上占据了中亚广大地区并进一步南下扩张的俄国，双方对峙在帕米尔高原。当时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上的国旗，是在印度和北极之间广袤大地上飘扬的唯一一面英国的旗帜。于是，喀什噶尔就俨然成为亚洲内陆中心地带的一处国际舞台，两个原本与中国相隔万里的国家，一时间竟都成了正处于衰退期的大清帝国的西邻。

　　昔日的俄国驻喀什总领事馆，在一度被用作政府招待所后，现在是外国旅行者聚集、人气火爆的“色满宾馆”。而马嘎特尼夫妇苦心经营的英国领事馆在成为供长途汽车司机落脚的旅店之后，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在今天的城市地图上已无迹可寻。

　　晚上9点过后，落日的余晖为喀什老城投下最后一抹依恋，这里曾是好莱坞电影《追风筝的人》的外景地。在这部关于阿富汗的美国口味的影片中，矛头所指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真实的街道上随处映入我眼帘的“私自朝觐是非法宗教活动”等字样的标语，无缘出现在镜头中。某天早晨，我所住的旅馆的老板正给一名在这实习的英语专业的维族大学生出具一份证明——“实习期间并未参加违法宗教活动”。这个男孩眼神阴郁，英语水平高过汉语，在旅馆的庭院里和我打台球，第一天他一直赢我，第三天我连赢3局。

　　“汉族人信奉孔子儒学，但他们一点也不干涉当地人的宗教和社会生活。县官们与被统治的人民之间的交往都通过本地人中的伯克（突厥语音译，意即维族地方官吏）和头人们进行，这些伯克和头人们则心安理得地或多或少地剥削着自己民族的平民百姓，只要这些剥削行为不过分，汉族统治者就不干预。”凯瑟琳继续着她的观察。

　　想要了解新疆，就要走近喀什。想必官员们也熟知这个说法。这从最近乌鲁木齐政坛的人事变动中可见一斑：曾长期在喀什工作的朱海仑成为新任的乌市市委书记。在凯瑟琳笔下，当地人对汉族人法制的公平和正义的信任程度远超过对他们自己人的法制的公平和正义的信任程度，而今，恢复各族人对国家法制的信心，同样很关键。

　　来源：南风窗

　　作者:刘阳

中国报道周刊, 2009-10-29.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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