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天府之国的危险拐点！

cnbaodao — Mon, 12 May 2008 16:08:42 +0000

　　1896年12月10日，那个发明硝化甘油烈性炸药的科学家诺贝尔病卒于意大利。民间版本：本意在于造福人类的炸药的发明，却带来人类武器的革命，造成了无以数计的人类生命的丧失。作为一项永久的救赎行动，诺贝尔立下遗嘱，将他遗产的一部分共计920万美元作为基金存入银行，用每年的利息（约20万美元）奖励给对物理、化学、生物学或医学、文学以及在和平事业方面对人类有突出贡献的人。

　　这是一代巨人的自我救赎行动。证明科学，尤其是化工类的科学研究，如果在纸张上进行时，蓝图非常俊美，而其中不少的项目要是一旦落地，虽然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利润，给国家带来丰厚的税金。但是，像诺贝尔的炸药一样，对更多普通人的健康和生命的戕害将难以估量。

　　地球如今早已满目疮痍，变暖事实公认不争，污染普世受害；缺水，粮荒，瘟疫早已不是可以随意封口的秘密。这都是某些超大型化工项目直接或间接造成的恶果。

　　如果诺贝尔先生复活，一定会盛赞早先的中國厦门市民，仅仅用“散步”的方式，就阻止了一个可能贻害千秋的PX化工项目的上马。这是一次民意的胜利，是觉醒的人民在危害面前，克制，理性，而又有条不紊，执着坚持的保卫家园，热爱土地的精神的胜利。诺贝尔要是惊悉此消息，不可能不对那个举世瞩目的大奖做一次特例，颁发给中國厦门的市民。这个还没有人获得这项忏悔大奖的国度也许会弥补这个空缺。

　　诺贝尔当然没有醒来，但是，媒体良知的代表《南方周末》将2007年度人物的殊荣给了厦门人，授奖词说：以勇气和理性烛照未来。多多少少弥补了一点未能享受诺贝尔先生颁发忏悔奖的遗珠之憾。

　　但是，诺贝尔先生还有机会。这次是位居圣洁西部的千年天府之国，四川成都。为着同样会严重伤害到成都天府盛誉，可能贻害成都千万百姓的健康和生命尊严的另一个大型化工项目——彭州化工项目——而采取与厦门人民同样的“散步”方式：

　　5月4日，约两百人戴着口罩，自动自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队伍，没有标语，不喊口号，不过，所有人都对这次集体散步的所指心照不宣。

　　现场的两百多人中多位成都本地文化艺术圈内人士，很多人互相握手问好，“我感觉就像又开幕了一个展览，来的还是这么些熟人”，一名艺术摄影师评价，“虽然文化精英起到了不可代替的带头作用，但我最希望更多的普通市民能参与进来，而不仅仅是文化精英们”。

　　所谓彭州化工项目，由中國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和四川省成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共同出资建设，项目总投资合计169.2605亿元人民币。项目包含年炼油1000万吨和年产乙烯80万吨。按照规划，项目最终将占地15.3平方公里，共分为三期建设。整个石化基地全部建成预测累计投资将达到762亿元，年销售收入将达到744亿元，利税153亿元。情景相当诱人。

　　如果这个项目上马成功，对于成都来说，未来可能不仅仅与一座乙烯厂和一座炼油厂相伴。天府之国的天空会换成另一种颜色。于是，程度的文化精英人士和一些知情的普通市民，在自己的生存空间面临石油燃烧的味道浸染的时刻走出家门。整个散步过程有警察保护，秩序井然。

　　但是，成都市民是否会厦门人一样“以勇气和理性烛照未来”，最终达成项目搬迁或者永久搁置的愿望。现在还言之过早。

　　不过，诺贝尔先生的愤怒几乎是可以预见的，“我用了自己毕生的精力研究化学，但是，看到炸药对生命的戕害，我将用永生来颁发这个代表我的救赎的奖项。”但是，多么遗憾，获奖者，或者是准获奖者很少有人觉得那是忏悔，相反，接纳的都是光荣。

　　在这样的时刻，如果，人民是“以勇气和理性烛照未来”，相关部门是否也可以从有利民生长远生存空间，有利未来的角度聆听到那些“散步”者沉默背后的火山般的诉求？

　　我们是否真的要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才用最后的沙哑的声音诵读出那几句北美印第安人的民谣：“只有当最后一棵树被刨，最后一条河流中毒，最后一条鱼被捕捞，最后一块土地被出卖，你们才发现，钱财不能吃。”

　　董桄福/SNC主笔

　　作者:董桄福

作者：董桄福发布于中国报道周刊, 2008-05-12.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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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解放从民主开始

cnbaodao — Mon, 12 May 2008 16:07:08 +0000

　　5月11日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30周年。当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及其精神遗产，又一次成了舆论关注热点。

　　30年前那场大讨论，今天看来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放在当前“第三次思想解放”呼之欲出的背景下，“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提供有益借鉴。别的不说，从这场大讨论的形成过程来看，便让人颇受启发。

　　我注意到，作为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先声，该文的发表不无偶然因素。据文章主要作者胡福明的说法，这篇文章最初的写作完全是个人獨立思考的结果，并未受任何人的指使。写作此文时，胡福明不过是南京大学一名普通的青年教师。《光明日报》原理论版编辑王强华也提到，约来这篇稿子只是正常编辑行为，“就是报社编辑直接跟他之间的一种交流，没有经过哪个领导”。

　　换个角度来看，该文从创作到发表直至引发一场思想解放，又是一种时代的必然。文章固然在于批评“两个凡是”论，却也可看作来自民间的声音，客观反映了民众的意见。也因如此，文章不仅吸引思想理论界和公众舆论的热烈参与，更受到高层领导的关注与直接介入。在这里，政府和民众形成了高度共识，从而共同推动了社会变革的进程。

　　也就是说，就发生机制而言，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触发点来自民间，具有“自下而上”、朴素的民主风格。而站在全局视野来讲，决策层不仅对时代吁求了然于胸，且能够迅速作出反应，抓住契机、“以点带面”发起大讨论，赢得改革的舆论共识。如此来看，这场大讨论或可视作执政黨尽心竭力汲取民意，以民众普遍诉求为执政依归的典范。

　　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现实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任何社会改革都应听取民众意见，获得社会共识，体现民众诉求。不独改革开放等重大问题如此，政府制定大政方针与日常行政，也都应当以民意为依归，在民主的机制下运作。正如胡福明日前接受访谈时提到：“历史上每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都是民主运动。……正因为有了这场民主运动，才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有了拨乱反正，才有了改革开放的30年。”他更进一步阐明：“思想解放和民主是不可分的。没有民主就没有思想解放。”这一番话指向的，正是30年前那场思想解放的一大精神遗产。

　　当然，和30年前的历史环境不同，当前的舆论传播机制和民意表达方式有了巨大的革新。互联网的蓬勃发展，让公民有了更为多元的合法表达渠道，也使政府汲取民间智慧和聆听民众吁求有了更为直接便捷的手段。这样的时代特征，或可用“网络民主”一词概括之。从这点来看，今后社会思想解放的发生机制和呈现方式或将不同于以往。比如，广东等地开始发出“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声音。但可以预料，现在不大会重现那种“一语惊天下”的集束式效应，而更可能以多点触发、百花齐放的面貌呈现。

　　如今社会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化，也决定了稍嫌粗陋的民主问策和决策机制，恐难适应新时期的社会形势。例如，从一些省市官员频繁问计于网民，约略可以看到那场大讨论的理念背影，然则这种方式毕竟只能获取部分民意，解决部分问题，而难以再像当年那样“由点及面”，统合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因此，总结和借鉴“真理标准大讨论”经验的同时，还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迎合时代的新要求。这就是，以科学的、长效的民主机制汲取民意、执政施政。

　　思想解放从何处开始？历史的经验是，从民主开始。今天，继续解放思想，就在于进一步建设和推动民主机制，丰富和发展30年前所取得的精神成果。

　　2008年5月11日，发于12日《新民晚报》

　　作者:魏英杰

作者：魏英杰发布于中国报道周刊, 2008-05-12.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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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和谐的最根本原因在哪里？

cnbaodao — Mon, 12 May 2008 15:04:12 +0000

　　在一切向钱看的时代，经济学成为显学，经济学家成为既得利益阶层，几乎是顺理成章的。脑满肠肥之后，大多数经济学家除了为官方经济政策做注解，除了为强势集团背书，确实已无所作为。指望这些经济学家为弱势群体说话，站在民众的一边，凭良心和理性发言，越来越变得奢侈。林毅夫有一个说法：“当前，中國不和谐现象的最根本原因在于穷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仍然较穷，或者说收入增加较慢”。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穷人在任何时代、任何制度下都不可能消失，可怕的不是贫穷，这种贫穷如果不是制度性的，是有可能通过努力或其他正当途径改变的，那么贫穷就会成为社会不和谐的根本原因。造成当前中國不和谐的最根本原因不在于穷人问题，而在于严重的社会不公，这种不公并不是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而是体制性的，现有的体制框架实际上已经没有能力保障基本的社会公正，因为这种体制本身就是依靠不公而赖以运转的，这是一个建立在社会不公基础之上的秩序，一小部分人被赋予了无限的特权，对绝大部分人的权利进行肆无忌惮的剥夺，对社会资源进行竭泽而渔式的瓜分和掳掠。

　　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那么多城市拆迁过程中，体制是如何站在房地产商一边，不惜成本地维护房地产商的根本利益，以暴力为后盾，侵害弱小无助的普通居民的正当权益；在农村大规模征用土地、滩涂的过程中，体制同样毫无疑问地站在强势一方，根本无视农民的权益。哪怕出了问题，引发农民、市民的反抗，现存体制也总是露出残酷无情的一面，以行政的、司法的甚至是黑社会的手段扼杀一切不满的声音。重庆钉子户事件是个意外的特例，是个孤立的、很难效仿的新闻事件，是由很多特殊因素构成的。强势集团越来越强硬，越来越跋扈，官商抱团，他们的专横不受任何制约，绝大多数利益受到侵害的城市拆迁户、失地农民处于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状态。换言之，在这里，合法抗争、公开搏对弈的空间是极为窄小甚至不存在的。说到底，那些写在纸上的宪法、威武高大的衙门、不獨立的司法体系都不是为了维护我们的合法权利而存在的，留给中國人的几乎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逆来顺受，一直等到陈胜、吴广、李自成他们横空出世。

　　一个体制一旦保障不了正常的社会公正，天怒人怨，民气消沉，无论口号有多么动人，理论怎样的天花乱坠，控制如何的密不透风，也就差不多山穷水尽了。诚然，山穷水尽并不意味着立马完蛋，有一位对政治学有深入研究的朋友说，虽然已经是日薄西山的下坡，但很可能这是一条长长的下坡路。在这条注定不和谐的下坡路中，尽管也蕴涵着各种各样不可预测的危机，什么样的意外都有可能发生，可以肯定的是，强势集团和依附于强势集团的所谓知识精英不仅支配着最大份额的社会资源，也掌握着最大的话语权，他们的看法、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走向。如果他们没有任何推动变革的诚意，没有起码的社会责任感，那么，等待着这块土地的命运只能是山呼海啸、天崩地裂。这不是危言耸听，历史上有很多的先例可以参照，只是时间的早晚罢了。是的，中國老百姓最善于忍耐，最缺乏抗争意识。甚至还有人告诉我，在毛澤東统治时代，本民族那些具有血性的人在肉体上消亡了，民族的基因里少了反抗性，只剩下了顺从、屈服和沉默。这种说法当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一个嗜血的残暴的统治者对一个民族的伤害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如果有统治者认为从此天下太平，可以子子孙孙万年永固，长葆富贵，那也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觉。历史永远都有出人意料，历史从来不是按强者的意愿发生的。

　　聪明的经济学家以为，只要穷人的经济增长变得稍微快一些，穷人有机会打工赚钱，社会就变得和谐了。很明显，他将和谐问题简化成了贫困问题，也就是吃饭问题。和谐，从字面上看也包括两个方面，“和”是有饭吃，“谐”是有话说，不允许人说话的和谐绝对算不得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说，和谐首先是个体制问题，有了一个能保障全体人说话权利的体制，一个可以救济社会缺陷的体制，社会才有可能和谐。只有建立在权利的基石上的和谐才是可靠的、真实的。将人的权利架空之后，就不会有真正的和谐。即使有，也只是依靠无情暴力的和谐。如果这样的和谐也叫和谐，充其量也不过是火山上的和谐。这样的和谐只会离真正的和谐越行越远。

　　作者:傅国涌

作者：傅国涌发布于中国报道周刊, 2008-05-12.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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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仍在前行失败的只是精英

cnbaodao — Sun, 11 May 2008 12:31:02 +0000

　　著名学者、文化批评家王晓华先生最近声言：“中國的当代启蒙运动已经彻底失败。”实际上最近几年这样的观点几乎已经成为了自由主义知识精英的“共识”，王晓华先生曾是个“孤独的”坚守者，他在2004年时还在《书屋》杂志宣称“将启蒙进行到底”，认为自己“在与反对启蒙者的对话中揭示一个真理：启蒙在世界范围内尚未完成，在中國则刚刚开始”。但是，即使这样的一位坚守者，今天也放弃了他所谓的“真理”。

　　前后仅仅四年，作为坚守者的王晓华先生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从“将启蒙进行到底”改变为了“中國的当代启蒙运动已经彻底失败”。知识精英是如此脆弱！他们经不住风浪，在“中國国情”面前几乎不堪一击，肤浅、孱弱而敏感。

　　中國当代启蒙运动开端于纹革结束之后，1980年代早、中期形成高潮。但是，这一启蒙运动在一开始就身陷历史性的残缺当中。

　　中國的“五四”运动一定程度地继承了法国启蒙运动的模式，作为精神领袖之一的李大钊把希望寄托在了“文豪”身上，认为“洒一滴墨，使天地改观，山河易色者，文豪之本领也”。事实上，“五四”时期确实涌现出了一大批以陈独秀、胡适、鲁迅为代表的“文豪”，但比较于法国启蒙运动以一批伟大的哲学家为主导的精神领袖，“文豪”这个称呼也正是体现出了“五四”启蒙的缺陷。而中國当代启蒙运动比较于“五四”，则更是连陈独秀、胡适、鲁迅这样水准的“文豪”也没有诞生，更体现出了一种深刻的残缺。

　　没有“文豪”，但有着知识精英。知识精英的特征具有启蒙者和蒙昧者双重性，是启蒙着他人的蒙昧者，或者说是蒙昧着的启蒙者，是一边进行自我启蒙，一边承担着启蒙他人的时代责任。

　　知识精英的根本，乃是蒙昧着的自我启蒙，但是，由于获得了“精英”的地位，便忘记了自己也同属于蒙昧者的一面，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单方面居高临下地启蒙着他人，因此，自身尽管不断开启着被蒙昧着的精神，在根本上则仍然不能揭开自己被蒙昧着的内核。

　　在这个时代，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蒙昧者，都在进行着自我启蒙，在根本上精英与非精英并没有分别，而知识精英则不懂得这点，因此，一当社会沉渣泛起，知识精英自身蒙昧的一面也就上升为无所适从，精神世界陷入到了混沌的境地，看到的只是“失败”。其实，时代本没有失败，大众仍然在自我启蒙的道路上前行，失败的只是精英。

　　中國知识精英的蒙昧性在言行上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急功近利，一是把启蒙与建设对立。法国启蒙运动经历了半个世纪之久，卢梭和伏尔泰都死于1778年，新法国和新欧洲是在他们死了十几年才发动。

　　中國知识精英则渴望毕其功于一役，疏于纯粹理性批判，遇到挫折便颓废、失望，这是不懂得启蒙植根于恒久理性之困苦的蒙昧。法国启蒙运动不仅是传播，更有着伟大的建设，人權理念便是他们最伟大的建设成就之一，但中國知识精英则弱于建设，更热衷出谋划策，具有中國传统的策士特征，这是建设的蒙昧。

　　建设者与策士之间具有模糊性，因此，轻易就可以转为策士，宣布启蒙失败，而且是“彻底失败”。但知识精英失败了，中國的民众则并不会因此放弃启蒙，依然会在自我启蒙的道路上持久前行，特别是队伍庞大的非精英知识者最是中坚。

　　这是个没有“文豪”而遍地“文豪”的启蒙时代，是蒙昧者持久的自我启蒙。人人是蒙昧者，人人是启蒙者。

　　来源：凯迪周刊

　　作者:顾则徐

作者：顾则徐发布于中国报道周刊, 2008-05-11. | 添加评论 | 2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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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精神的本质是批评与质疑

cnbaodao — Sun, 11 May 2008 12:28:30 +0000

　　“五四”精神的本质是批评与质疑这篇文章本应当写在“五四”之前的，激发我在“五四”过后仍然写这篇文章的动因是：又到“五四”时，又见到各种评论对“五四”精神的片面的理解甚至于误解。

　　什么是“五四”精神呢？有的认为是爱国主义，有的认为是民主与科学，有的认为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

　　也许这些精神都有，这些说法从不同的角度理解都是正确的，在1919年的中國青年，正因为热爱自己的祖国，才在民族危亡之时中华民族希望通过民主与科学救国，而救国在当时的当务之急是反帝反封建。可以说，爱国是动机、民主与科学是方法、反帝反封建是当时的具体目标，最终的目标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通过强国实现伟大的爱国情怀。

　　爱国必须体现在具体的方法和行为上，什么样的行为才是爱国，这是1919年“五四”后永远应当追问的主题。青年爱国这是当然没有问题的，甚至于比任何年龄的人更加爱国，但是，爱国一词，在很多庸俗政客的口中简单地等同于“维护稳定、专心读书、做好本职工作”，媒体挑选的青年学子的发言往往是千篇一律：“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美好时光、踏踏实实地做事，要把爱国热情化为行动。现在的任务是好好读书，将来报效祖国”，仿佛思考问题、谈论国是，特别是批评政府和社会就是不踏实、尚空谈。

　　2007年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溫家寶总理的诗《仰望星空》。人民日报同时重提了2007年5月14日溫家寶在同济大学的即席演讲中的一段话：“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我们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我希望同学们经常地仰望天空，学会做人，学会思考，学会知识和技能，做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

　　两年前的 5月4日，溫家寶在北京师范大学看望同学们时说：

　　“五四”运动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我们继承“五四”光荣传统、追求民主与科学的目标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没有民主和科学，就没有社會主義，也就没有现代化。我们今天讲民主，就是要让人民当家作主，保障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就是要创造一种环境，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在平等、公正、自由的环境中全面成长；就是要把发展民主和完善法制结合起来，依法治国，建设社會主義法制国家。我们今天讲科学，就是要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遵循经济规律、科学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就是要鼓励创新，建设一个创新型国家。实现民主和科学的目标，教育是基础。只有人人都能接受比较充分的教育，整个民族的素质得到提高，民主和科学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可以说，温总理说出了“五四”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的要义，民主的本质是“批评和监督”，科学的本质是遵循“规律”、“鼓励创新”，如果简单地概括其要义，我们可以说，五四运动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就是批评与质疑。就是以民主的精神批评和监督政府，以科学的精神遵循科学规律———这必然要求破除迷信、打破陈规、敢于质疑，才能有所创新。

　　而这些，都不是仅靠“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所能实现的。古人尚能做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何况是当代青年呢？今天虽然已经不是革命年代，但是，追求科主与科学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如果如某些评论所言，“五四”精神和爱国主义就是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那么，所有的人在反右的时候踏踏实实反右、大炼钢铁的时候踏踏实实炼钢、社教的时候踏踏实实地批判市场的资本主义性质，新中國的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就不会有青年人的参与，一切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洪流中就只有一位先知先觉的明君和“踏踏实实”听从的大众，但历史证明，是人民推动了历史的进步，是张志新、遇罗克这样的热血青年喊出了历史的先声。

　　当年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他对学生的教诲是，读书不忘爱国，爱国不忘读书。如果只会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踏踏实实读好书，就不会有“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中國就只会培养一代代奴才，历史就会停滞不前。

　　XX部新闻局原局长钟沛璋问得好：“为什么把爱国、爱我们民族的积极力量看成可怕的敌对力量呢？”敢于批评敢于质疑的人同样是对祖国最忠诚的人。

　　最近，達賴集团分裂国家、策划组织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破坏奥运火炬传递活动的行径，激起了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我们要百倍珍惜这种激情，把对祖国深深的热爱，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搞好经济建设、办好北京奥运会的自觉行动。”（新华时评：办好自己的事就是最大的爱国，2008年04月19日）

　　这些提法，在当前的特殊时期当然是正确的。特别是，在国家尊严受到挑衅的时候，不能为了国家尊严牺牲对外开放、更不能因为国内或者外国的某一个民族中的少数人的行为而引发对某一民族的对抗——这种对一个民族的偏见既不科学也不人道。在这个时候提醒民众理性爱国、无疑是正确而及时的。但也决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说：“办好自己的事就是最大的爱国”。

　　我同意这样一种客观的说法：“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是属于个人的私事。而在个人的私事之外，还有公共事务。有不少人，他（她）未必能做好自己的事情，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她）在社会公共事务领域做出出色的成就，比如说像现在活跃于环保领域的志愿者，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这些人，比那些只把自己事情办好的人，更加地爱国。”（司徒望：办好自己的事未必爱国，金羊网 2008-04-22.）

　　在当前维护稳定，“做好本职工作、搞好经济建设、办好北京奥运会”，这些都没有错，但是，因为这些主要任务而认为“五四”精神所体现的爱国仅仅止于“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那就是“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一个伟大的民族还要“经常地仰望天空”，“做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 “干好本职工作”固然重要，但不能因为这些“脚下的事情”，忘记了“五四”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批评与质疑，不仅要批评与质疑国外的反华势力，而且还要敢于批评与质疑国内一切有违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人和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尽快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才能使这种振兴给中國人民带来幸福与快乐。

　　来源：凯迪周刊

　　作者:高一飞

作者：高一飞发布于中国报道周刊, 2008-05-11.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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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圣火的闹剧

cnbaodao — Sun, 11 May 2008 11:58:03 +0000

　　事情坏就坏在“圣火”这两个字身上。

　　本来也就一个“奥林匹克火焰”（Olympic Flame）而已，中國人硬是要把它封神封圣，好了，加上一个“圣”字，就变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民族尊严象征”，挨不得碰不得更骂不得熄不得抢更不得，把好端端的火炬世界巡游变成了一场抢夺圣火与誓死捍卫圣火的闹剧。

　　办一场奥运当然是好事。但也不是什么生死攸关的大事，每隔四年，总有一个国家（正确点说是城市）雀屏中选，哪一个被选中，其中当然有着种种的复杂原因，但对全世界的体育爱好者来说（假如你不爱体育，则奥运会根本一文不值，除非是做奥运生意的人或藉奥运捞政治本钱的政客），最关心的是今届有什么耀眼的体育明星亮相或有些什么纪录被打破，在哪里办其实并不重要。

　　人们都记得“小甜心”奥嘉．高拔把体操由运动变成娱乐的魅力，都记得歌曼妮丝体操的10分满分，都记得“神奇小子”刘易斯的四面田径金牌，都记得欧文斯使希特勒面目无光，记得米高．庄逊的“风火轮”式跑姿，可谁会记得四年前的雅典或八年前的悉尼奥运会主办者有什么名垂史册的辉煌成就？奥运会的真正主角，永远都是运动员，主办城市（请注意：不是国家）不过是个场地提供者而已。

　　传递“奥火”（不是圣火）不过是提醒人们奥运快要举行的仪式，理应开开心心有如一场嘉年华，最好是让群众一起跑，大家高兴一场。但中國人不知为何，把这朵本来不属于中國的小小火焰（说是奥火，当然是属于希腊的了），当成了中國民族尊严和荣耀的象征，所到之处如临大敌，出动一批据说是搏击高手的大汉把火炬手包围得铁桶似的，旁观者可能连火炬的一点影也看不到。世人在电视上看传奥火时，感受到的不是全民参与国际盛事的欢乐，而是看看会不会出现什么争火炬闹得人仰马翻的“好戏”。

　　其实就是有人闹事，把火炬抢了灭了，又有啥大不了？要是中國人一笑置之，将抢火炬者当小丑，你灭了我就再点，你抢了吗，我干脆点上一支新的，那支就送给你也可以？风度泱泱，更显得搞事者的无理取闹如几只苍蝇。但如今头筋暴涨，咬牙切齿，把这点小事说成是国际反华大阴谋，大有火在人在火灭人亡之慨，或声色俱厉或偷偷摸摸，反教天下人笑掉大牙。

　　遇上别人提到西藏提到人權，就说奥运不应与政治挂钩，但这趟火炬来到香港，一看那份在火炬到达前一天才公布的火炬手名单，一百二十人之中，运动员占不及三分之一，一大半的人不是富商巨贾，便是政治圈里的“自己人”，都跟体育八辈子拉不上一点关系，把火炬手的位子分给他们，完全只是政治酬庸，活生生地显示了什么奥运不应牵涉政治，完全是自打嘴巴。

　　香港火炬手的一百二十人名单，其实早在公布前已传得沸沸扬扬，人们都估计得八九不离十。这张要由中國奥委会批准的名单（可说是国家机密）内容外泄，明显是有人放风，结果舆情大哗，嘲骂之声四起，指责香港政府和香港奥委会把火炬手位子用来作政治交易，特别是“疑似特首候选人”梁振英和连路也走不动的过气人大曾宪梓高调抢位，有人干脆就说是“圣火之耻”。

　　其实原来的众矢之的是香港特首曾荫权，因为他是最早的表态者，说自己要跑第一棒，当时引来不少人指责，说跑第一棒的理应是香港唯一的奥运金牌得主李丽珊。曾荫权果然政治智慧甚高，马上宣布退出，还说希望由李丽珊跑第一棒，把风波消解于无形。而紧接曾宣布自己有份的梁振英则陷入进退维谷，因为坊间传闻他用尽所有关系，要求接曾荫权跑第二棒，以显示其“接班人”地位，如今曾荫权一退，把梁狠狠的玩了一把——跟着退出，显示自己只是个跟风者，硬着头皮不退，变成死缠白赖，十分难看。机关算尽，到头来反而成了大输家。

　　还有就是把香港的门关起来，“疑似”搞事者，一概拒诸门外，更显得“奥运政治化”与小家子气。连凶悍的韩国农民都对付过了，还会怕如丹麦雕刻家高志活这种区区艺术家？杯弓蛇影，把自己弄成笑柄，真不知是谁的主意。要是香港政府自己要这样做，无容纳异己的胸襟胆色，就根本不配自称为国际都市。如果是北京的命令，那当然无话可说，只是这么一来，“一国两制”还存在吗？

　　作者舒非是BBC中文网中國事务特约撰稿人

　　作者:舒非

作者：舒非发布于中国报道周刊, 2008-05-11. | 添加评论 | 12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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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步”——中国特色的维权方式

cnbaodao — Sat, 10 May 2008 05:29:26 +0000

　　5月4日，一个特殊的日子。

　　这天，成都市民200人在市区进行了一次特殊的“散步”，他们不是为了纪念“五四”运动进行“散步”比赛，而是为了表达对在建和待建化工项目的抵制意见。据亲历者透露，整个“散步”持续近两小时，中间并没有发生混乱，整场“散步”平稳结束。

　　这是今年的第一次“散步”事件，这样的“散步”，在去年发生过两次，一次是厦门市民为抵制PX项目，另一次是上海市民为抵制磁悬浮项目。

　　要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为何只能采取“散步”方式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按照《宪法》第35条规定，如果市民要公开表达意见，完全可以采取游行、示威方式。这部根本大法，虽然赋予了公民这些基本权利。但是，要想行使这些权利，却不是那么容易。按照《集会游行示威法》第7条规定，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必须依照本法规定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

　　这就意味着不经许可，去集会、游行、示威就是违法了。该法出台后，能够得到许可的集会、游行和示威活动，寥寥无几。如此一来，市民既要表达意见，又不能去违法，那只好采取“散步”方式了。

　　由厦门、上海、成都市民的“散步”，使我想起了前不久发生在国外的反CNN和国内的抵制家乐福“运动”。海外华人为了表达爱国之情，表达对CNN的不满情绪，根本不用采到什么“散步”方式，而是公开走上城市街头去游行、去示威，去行使国外法律赋予他们的基本权利。国内的“散步”与海外华人游行，虽然性质不一样，但从权利行使来看，没有多大区别，都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意见。

　　“散步”不是集会、游行、示威，“散步”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维权方式，但愿有关部门能给市民一个表达意见的“散步”空间，更愿政府能够重视市民“散步”表达出来的意见。

　　作者:刘晓原

作者：刘晓原发布于中国报道周刊, 2008-05-10. | 添加评论 | 8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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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疫情瞒报的另类价值

cnbaodao — Sat, 10 May 2008 05:23:40 +0000

　　从3月上旬开始，安徽省阜阳市医院陆续收诊了多例儿童发热病症。截至4月28日，有关部门报告肠道病毒EV71感染病例1520例，死亡20例。另据媒体报道，在出现患病儿童死亡后，关于“怪病”夺取儿童生命的传言在阜阳广泛流传，然而，直到4月15日，当地媒体才第一次公开病情，但公开的信息却称，该病为呼吸道感染疾病，并非传染病，于是，很多孩子又回到了幼儿园。

　　EV71病毒并非不可预防和控制，恰恰是地方政府刻意瞒报疫情，欺骗公众，才导致当地人在疫情发生后放松警惕，以至疫病的流行。

　　由于媒体的不懈努力，这起由阜阳当地政府主导的重大疫情瞒报案开始显露真相，曾经被无良地方政府官员和“专家”愚弄的当地百姓开始恍然大悟并采取措施防疫。20条已经逝去的幼儿生命，提醒了其他无数的孩童家长，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从某种意义上讲，阜阳这起疫情，与其说是一次天灾，不如说是一次人祸。因为，EV71病毒在卫生学上来说并非不可预防和控制，恰恰是阜阳地方政府刻意瞒报疫情，欺骗公众，才导致当地人在疫情发生后放松警惕，以至疫病的流行。阜阳地方政府所谓的“内紧外松”，实质就是愚民政策。

　　痛定思痛，我们现在如果单纯地指责阜阳地方官的缺德，已经无济于事。一方面，阜阳官场丑闻不断，对这个地方官员的约束，远非政治道德所能奏效；另一方面，单纯的批评，无助于重构有效的制度体系。因此，这个社会有必要发掘这次阜阳悲剧的“另类价值”，从而促成一种良性制度的建立或施行。在笔者看来，这一“价值”的意义在于，它以经典的反面性，给今天实施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作了绝妙的注脚和比照。

　　2007年1月17日，国务院第165次常务会议通过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并决定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这部全文达38条、4700余字的行政法规，是自2003年“SARS疫情”后人们疾呼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以来朝野妥协的结果。从积极的方面看，它具备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雏形，为今后政府信息的全面规范公开奠定了基础。事实上，包括诸如“SARS疫情”、“阜阳肠道病毒疫情”等在内的各类公共事件的信息，政府都应该及时公开。

　　不过，对于政府公开信息的行为和制度，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和接受。不少官员认为，公开政府信息，容易泄露政府机密、失去政府“威不可测”式的尊严，引发社会的不安定情绪。过去很多所谓“内紧外松”式的政府行为，就是这种思维的体现。只是，这次阜阳瞒报疫情和几年前政府瞒报SARS疫情一样，让人们深切地感受到了公开信息的必要性和好处。

　　阜阳瞒报疫情案件还提醒社会，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37条的规定，医疗卫生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的公开，应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机构制定办法。阜阳疫情的有关信息，当地医院本应公开却未及时公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时至今日，卫生部尚未按规定制定出相关办法。

　　数年前的SARS疫情早以无数生命的教训，提醒了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公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今天，阜阳疫情再次证明了这一点。笔者期盼，卫生部和有关地方政府机关，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再三犯错，而应当以对民众负责的态度，及时订策，正确施策。要知道，在一个法治社会，官德是靠不住的，只有制度，才是可靠的。

　　来源：法制日报

　　作者:陈杰人

作者：陈杰人发布于中国报道周刊, 2008-05-10.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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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疫情见证信息公开之难

cnbaodao — Sat, 10 May 2008 05:21:34 +0000

　　从现有信息源判断，EV71病毒疫情也许属于“天灾”，可在长达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如此重特大公共卫生安全信息的层层瞒报却属SARS之后最严重的信息屏蔽事件。

　　请看：3月上旬，阜阳市医院收治多例儿童发热病症；3月27日起连续出现5例患病儿童死亡；3月31日阜阳市才将疫情上报省卫生厅；4月13日卫生部专家才姗姗抵达阜阳调查；4月15日当地政府才首次在本地媒体公开疫情；4月23日确诊为EV71肠道病毒感染；4月25日当地媒体首次报道疫情确诊情况；4月26日卫生部部长陈竺总算赶至阜阳；4月27日新华社才公开发布消息……

　　这中间的各道环节，究竟都发生过、隐瞒过什么，人们凭社会经验就可作足够的想象。

　　与当年SARS疫情初期持续的瞒报相似，本次EV71病毒疫情长达一个半月的屏蔽，全国人民尤其是疫情流行地民众知情权被剥夺事小，宝贵的控制疫情蔓延的时机被白白错失事大。由此支付的惨痛代价是，截止到4月28日21时，经确诊被感染的病人（以儿童为主）1199例，死亡20例。

　　行文至此，还须再多说几句：第一，1199名被感染病人和20名不幸死亡病人这两个数字，有否作过缩水处理？根据当地的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的生态，人们有理由提出新的质疑；第二，发生后果如此严重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要是放在法治比较完善的国家，地方官员和卫生主管机构的负责官员，恐怕会在第一时间引咎辞职向国民谢罪。

　　笔者之所以首先提出阜阳当地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两种文化生态，在于阜阳自出现王怀忠、肖作新等一批“前赴后继”的大贪官以来的这些年，重、特大丑闻接连不断，譬如，仅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就相继有大面积发生的假疫苗危害事件、毒奶粉致儿童大头娃事件。阜阳、阜阳，又是阜阳！这难道还不足以让人们从“地方生态”的角度就此作出深层次的质疑？！

　　多年做记者的从业经历——笔者多次采写过疫情报道，但写就的稿件经常受到人为阻碍而无法见报。坦率言，笔者并未经历过诸如SARS或EV71病毒这样的重、特大疫情的报道，笔者所碰到的疫情无非是些地域性中小强度的诸如鸡瘟、2号脖、痢疾之类的疫情，地方当局和相关部门尚且如此紧张，更遑论类似EV71病毒流行这般重、特大疫情之公布——能封杀尽量封杀也就见怪不怪了。

　　社会舆论曾欢呼当年“非典”事件的处置是中國由信息屏蔽走向信息公开的标志性事件。还记得当时笔者就在报上撰文，既肯定它的标志意义，亦提醒社会各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围绕信息公开和屏蔽的较量将长期存在。本次EV71病毒疫情再次失控的事例很能说明问题。

　　尽管如此，笔者仍要肯定SARS之后，国家在信息公开变革中的种种建树。仅法制建设方面，国家层面的《信息公开条例》已颁布施行；《传染病防止法》修正案单列了疫情必须及时上报的法条；《突发事件应对法》则对新闻报道作了有限的“网开一面”等。以此观照本次处置EV71病毒疫情所暴露的有法不依，既属不可理喻，却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人们尤须认知，从法制走向法治，在任何国家和社会里，都系一个历史进程。进程之快慢、为此支付代价的大与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治文化及更上位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更新的快慢。

　　EV71事件再次提醒善良的人们，法治文化仍需极大加强。笔者相信社会也不会因此而气馁。相反，它恰恰说明人们的努力还远远不够。为争取知情权的逐步落实，还须继续从各环节努力。

　　作者:鲁宁

作者：鲁宁发布于中国报道周刊, 2008-05-10. | 添加评论 | One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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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魔化阜阳从何而来

cnbaodao — Sat, 10 May 2008 04:05:14 +0000

　　从毒奶粉事件到白宫事件，从受贿者连任到举报者死于狱中，到一起起腐败案曝光、一个个贪官前腐后继，再到最近的手足口病瞒报丑闻，频曝的负面新闻让阜阳形象大受影响。日前，以在瞒报事件上遭误解为由，阜阳市委面对质疑首度开口，呼吁外界和媒体不要妖魔化阜阳。宣传部官员抱怨这几年无论是阜阳的什么事，再小的事总能被搞出大影响来，妖魔化阜阳成了某种“时髦”。市委书记称自身愿虚心接受正确的监督，但请不要抹黑、妖魔化阜阳。

　　妖魔化阜阳———好大一顶帽子，阜阳倒成受迫害对象了。全国媒体与阜阳这座城市和阜阳人有何远日之怨、近日之仇，犯得着要去妖魔化一座城市？

　　首先想问的是，从毒奶粉事件中的官员渎职，到耗巨资建造豪华政府办公楼，再到让受贿者连任和举报白宫者蹊跷死于狱中，这些都是确凿的事实，媒体没有冤枉阜阳某些部门和官员。媒体只是报道了阜阳存在的事实，并没有无中生有地捏造什么，妖魔化从何而来？

　　更重要的是，阜阳官员通过“妖魔化阜阳”这个表述，狡猾地将阜阳整体形象、阜阳人的利益和阜阳市政府的负面形象捆绑到了一起，把全国媒体推到了所有阜阳人的对立面。其实，外地媒体对阜阳的新闻报道从来没有针对过阜阳和阜阳人的形象，没有说过阜阳这个地方民风如何不好，没有对阜阳人作出半点负面评价，没有对阜阳人表示出任何偏见。相反，一直以来都是站在阜阳人的权益立场进行曝光和披露的，矛头一直都是指向那些对阜阳人不负责任的部门和伤害过阜阳人利益的官员，比如白宫事件中政府乱花阜阳纳税人的钱，瞒报事件中漠视阜阳百姓的知情权，打击和迫害为阜阳百姓伸张权利的举报人。全国媒体是和阜阳人紧密地站在一起的。

　　事实上，当许多阜阳人的权利在本地某些官员的势力范围内得不到伸张的时候，当他们斗不过土霸王时，当他们无力与权力博弈时，他们竭力吁求异地媒体的介入，捍卫他们应有的权力。他们是绝不会抱怨外地媒体妖魔化阜阳的。

　　我很奇怪，在这种时候，阜阳有关官员有什么脸面将自身形象与整个阜阳绑在一起？阜阳某些部门有问题，媒体予以报道，这跟阜阳形象和阜阳人有什么关系？耗费巨资修建豪华办公楼攀比美国白宫的时候，让行贿者连任和打击举报者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阜阳形象和阜阳人的利益呢？将阜阳的官民矛盾偷换为阜阳与外媒的矛盾，在刺激地方排外情绪中转嫁矛盾，这种绑架是很拙劣的。

　　参考新闻–阜阳市委书记宋卫平回应质疑：请不要妖魔化阜阳

　　“就连卫生部的回应，也没有平息一些对阜阳有偏见的人的猜疑，称这是卫生部给阜阳官员的一根救命稻草。直到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出来说话才真正平息这些质疑声。”阜阳市委宣传部负责同志说，这几年无论是阜阳的什么事，再小的事，总能被搞出大影响来，妖魔化阜阳成了某种“时髦”。

　　“我们欢迎多元的声音，虚心接受正确的监督，对于这些我们不会悲观，但还请不要抹黑，不要妖魔化阜阳。”宋卫平说，宣传部门有一个统计，4月29日前后，短短几天竟然有数百名记者云集阜阳。医院里、病房中、专家身边、患儿床边，一遍遍的采访和提问某种程度上干扰了专家看病。

　　一位医护人员说，当时的形势，大家应该呼唤四面八方伸出援助之手，帮助阜阳战胜病魔，帮助阜阳克服种种困难加快发展；而不是指手画脚。“就说‘大头娃娃’吧，知道实情的人，都了解阜阳是受害者，那些奶粉根本不是产自阜阳，但有谁去追究这些假奶粉产自哪里？”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研究员胡从发说，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其他地方，就不会形成热点。而发生在阜阳，大家的兴趣度就会骤增。

　　胡从发说，阜阳确实曾经出过一些负面事件，但不能把它“标签化”，“不能走入这样的胡同里：骂阜阳就是骂阜阳的违法乱纪的官员。这是最简单的逻辑错误。”

　　“有人把阜阳称为‘新闻富矿’，没有新闻到阜阳就能找到新闻。”宋卫平说，发展中肯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应当更多地看发展的主流。“对于人们关心的政治生态，我们在努力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让真正想干事、能干事的、品行良好的人走上领导岗位，取信于一般干部，取信于普通群众。”

　　他说，这几年，阜阳在阜阳人的努力下，国民经济从负增长到连续三年两位数增长，阜阳人爬出了低谷，这不容易！“阜阳渴望发展，渴望被关爱和帮助。疗伤期的阜阳人都在默默努力，请多给阜阳善良的老百姓以支持和同情。”

　　“阜阳的‘身体’还不够健康，我们承认有软肋，击一下就能倒。”宋卫平说，到阜阳半年时间，他没有回避问题，存在的问题拿起扫把一扫就是一堆，而且是剪不断理还乱，但阜阳需要时间来整顿和改变。

　　“作为阜阳媒体一名记者，我有一个心声要告诉我的同行。”《阜阳日报》的一位记者说，作为媒体的一员，他经历了阜阳大大小小的所有事件，著名的“劣质奶粉侵害阜阳幼儿事件”、非典、淮河流域开闸放水等重大事件。“实事求是地讲，阜阳人十分注重情谊，有时为了感情容易冲动，在现代社会中，与法制和规范的约束相比，这些确实不相适应。尤其是在当年特殊的土壤上，出现了一些贪官。不要说外人，阜阳本地的老百姓就对他们痛恨万分。他们不仅影响了阜阳的声誉，让我们更痛苦的是，由于他们的不作为，阜阳的发展也受到了延迟，错过了重大的发展机遇。如今阜阳的百姓正在品尝这枚苦果。”

　　“所幸的是，从2004年开始，阜阳在艰难中负重爬坡，全市900多万人民团结一心，把发展和改革放在首位，阜阳经济出现了止跌回升，阜阳的声誉也在好转。”这位记者说，请对阜阳多份理解和关爱吧。

　　作者:曹林

作者：曹林发布于中国报道周刊, 2008-05-10. | 添加评论 | 4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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