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某科技自媒体博主声称“垃圾不够烧是工业文明胜利”引起热议。随后，财经、环保类账号揭示了垃圾焚烧行业“产能过剩、企业抢垃圾甚至开挖填埋场”的产业焦虑。

不少网友想，中国有烧垃圾的黑科技，是不是不用再垃圾分类了？都开始挖垃圾烧了，那多扔点垃圾是不是给社会做贡献吗？

垃圾不够烧就可以多制造垃圾了吗？｜图虫创意

“垃圾不够烧”听起来会让人觉得中国已经解决了垃圾问题，然而事实远非如此。

「太长不看版」

垃圾不够烧是真的，但不意味着可以多创造点垃圾“投喂”垃圾焚烧，也不意味着再也不用垃圾分类了。产能过剩是规划预期较高和执行“无害化”到位的结果；垃圾焚烧厂“吃不饱”浪费的是每个纳税人的钱。

垃圾焚烧本就不是最优解，只是兜底手段。焚烧只回收了热能，是低效利用，并且还存在环境、气候、健康上的风险，国际主流趋势是限制而非扩张焚烧。

中国垃圾治理已经阶段性完成了“无害化”部分指标，下一步是“资源化”，垃圾分类正是这一转型的关键点。把垃圾资源利用得更好，真正需要焚烧的才越少。

垃圾不够烧，是真的吗？

整体来看，垃圾焚烧的产能确实过剩，垃圾是真不够烧了。根据住建部《中国城市建设状况公报》显示，2023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已达99.98%，其中焚烧处理能力占比为75.30%，且占比持续提升。2025年9月，生态环境部例行发布会消息，生活垃圾焚烧处置能力达到114.1万吨/天，比“十三五”末分别增长58.8%和72.4%[1]，远超“十四五”规划目标。另外，据“零废无界”团队基于统计年鉴计算，2023年我国生活垃圾焚烧无害化年处理能力为35892.26万吨，是生活垃圾年总清运量的111.43%[2]。

不过垃圾不够烧的问题并不均衡。一些省市焚烧处理能力过剩的同时，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部分乡城镇无害化处理能力依然不足。如《2023年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显示，全国仅福建和海南的乡、镇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内蒙古、辽宁、云南、西藏、陕西、青海等省份的乡、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平均低于60%。[3]

上海松江佘山天马垃圾焚烧厂｜图虫创意

目前，我国处理垃圾的方式，是以焚烧为主，生化处理（比如微生物分解垃圾）为辅，实在处理不了的拿去填埋。有些省市已经能做到原生垃圾零填埋。因此，垃圾不够烧了，意味着垃圾处理无害化已经基本实现了，从这一点上说是好事。

这些亮眼成绩和政策引导密不可分，《“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发改环资〔2016〕2851号）明确要求“设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无害化处理总能力的比例达到50%，东部地区达到60%”。随后，《关于进一步做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规划选址工作的通知》（发改环资规〔2017〕2166号）：要求各省制定垃圾焚烧厂中长期规划。据了解，全国各省市基本均出台相关规划，其中至少有5省明确提出“100%焚烧”目标[4]。“十四五”焚烧处理目标提高至80万吨/日。

这些规划对于人口和垃圾产生量的增长保持了比较高的预期，所以各地在规划垃圾焚烧设施时普遍高估了生活垃圾总量；另一方面，焚烧设施建设也未能和垃圾分类政策有效衔接，没有考虑垃圾分类可能带来的影响，导致处理能力严重超前。

“垃圾不够烧”导致的“垃圾焚烧厂吃不饱”是一个问题的一体两面，这不仅是垃圾焚烧厂经营和亏本的问题，更是公共资源的浪费。这是因为我们国家垃圾焚烧厂绝大多数都是公私合营（PPP）的模式，一般当地政府会免费给30年土地使用权，签订一定年限的垃圾处理特许经营权，垃圾焚烧厂筹资建设，运营收入主要依赖财政支付，由垃圾处理费、标杆上网电价、国家电价补贴、省级电价补贴构成，部分对外销售蒸汽，会有一点额外的收入。所以，如果垃圾焚烧厂大量闲置，浪费的是实际是我们每个纳税人的钱。

垃圾焚烧不是最优解

那垃圾不够烧，多产生点垃圾去“投喂”垃圾焚烧厂呢？这绝不可行，垃圾焚烧本来就不是最优解。

联合国《国家废弃物管理战略指南》明确了废弃物管理的优先次序，从上到下，依次为预防产生、源头减量、循环再生、回收利用和末端处置。越往上是更优选择，而越往下是更应避免。焚烧作为一种垃圾的末端处置方式，无法从根本上减少垃圾产生，资源利用效率也较低，应避免过度依赖。欧盟的《可再生能源指令》和美国的 AB 1857 修正案均对焚烧进行了限制。

”废弃物管理优先次序原则，俗称“倒三角”原则｜参考文献[5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是资源如果只是烧掉利用其中的热能，那就太浪费了，需要争取更为高值化的利用。除了资源利用的角度，垃圾焚烧还伴随着较大的环境、气候和健康风险。

拿垃圾中的塑料来说，2019 年约 1/3 废塑料被焚烧[6]，2020 年达到 46%[7]。随着垃圾分类政策推进，塑料垃圾焚烧量和比重还在不断增加。据统计，塑料类垃圾对垃圾焚烧各项环境风险的贡献占比高达50％～95％[8]。塑料作为化石基垃圾，焚烧塑料相较于其余塑料处置方式会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这将对实现碳中和造成巨大阻力。

焚烧的代价不只是碳排放，还会直接威胁人的健康——尤其是离焚烧炉最近的人。2022 年 7 月，天津大学等多个机构的研究者根据 510 座生活垃圾焚烧厂 2020 年 1-9 月份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常规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情况，使用最大落点浓度等研究方法发现，我国生活垃圾焚烧厂下风向 1000 米的危害指数和致癌风险均高于安全值。这些健康风险影响更大的是职工，深圳市疾控中心和妇幼保健院等机构的一项研究发现，垃圾焚烧厂工人存在二噁英职业暴露风险，显著高于电子厂工人。[10]

研究[9]证明，垃圾分类可以降低焚烧的风险。2022年 5 月，上海环境监测中心等研究机构发现，随着垃圾塑料、厨余垃圾等组分的变化，与 2010 年相比，上海市 9 座生活垃圾焚烧厂 2019 年排放的烟气颗粒物（PM）、二氧化硫（SO2）、一氧化碳（CO）和氯化氢（HCl）总量分别下降了 84%、69%、47%和 72%。图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工作人员在处理垃圾｜新京报

除了环境和健康的代价，垃圾焚烧的成本也是超贵的。垃圾从居民手中送到垃圾焚烧厂，需要经过分类搜集、转运、预处理等过程，垃圾堆积产生的渗滤液、焚烧后产生的飞灰，也需要花钱处置。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宋国君团队的研究，以2021年北京的情况为例进行估算，含收集、运输、焚烧处理补贴和健康成本等进行核算，1吨垃圾焚烧的成本达到2253元[11]。然而，很多城市的垃圾处理费是随水费征收，并不能实现多产生垃圾多付费的情景，无法达到垃圾减量的促成作用。

垃圾变资源，还得垃圾分类

回顾过去，15年的时间，从王久良《垃圾围城》到垃圾焚烧产能过剩，我们国家基本解决了“无害化”的问题，下一步“资源化”正是“十五五”发展方向。也就是说，把垃圾视为资源，可以有多种利用资源的方式。我们不仅能处理垃圾，更要利用垃圾。

王久良曾在一张卫星地图上，用黄色标签将自己拍摄过的数百个非法垃圾填埋场全部标注出来｜《垃圾围城》

虽然遇到大量阻力，各地还在坚持的垃圾分类工作，是明确导向生活垃圾资源化的行动。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其他垃圾、有害垃圾的四分类就是让末端更好的进行资源化处理：

厨余垃圾大多城市会用厌氧发酵的形式，产生的沼气提纯后可以用于LNG（液化天然气）出租车和公交使用；

可回收垃圾进一步进行机械分选或人工分拣后进入各种生产企业，再变成钢铁、纸张、塑料等原材料；

我们将厨余分出来后，其他垃圾相对干净，实际还可以通过机械分选，分出低值可回收物，厦门陆海就在做这样的试点，进一步挖掘资源化的潜力；

有害垃圾，需要进入危险废物处理厂，这是从无害化角度的考量。

实在不好资源化的，最后进入焚烧厂焚烧处置，更加展现了垃圾焚烧厂的“兜底”价值。

厦门低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fj.gov.cn

在这样的转型变革下，垃圾焚烧行业最为焦虑，也在考虑积极转型、增加收入，例如：进行改造，增加供热业务；厨余预处理后焚烧；探究“先分选、后焚烧”的可能性等等，这些都是从“不够烧”到如何“更好烧”的尝试。

当然，从降低风险的维度，源头减量一定是最优选择，也就是少产生垃圾，次一级的是更多回收资源化利用。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系统中，这个转型，需要整个系统社会各方的参与，少用一次性用品，践行垃圾分类，都是在让更适合焚烧的垃圾进入垃圾焚烧炉，逐步降低生活垃圾带来的各种风险，贡献系统优化。

参考文献

近期，根据部分网友的反馈，以及博主@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贴文，中国政府在2026年4月初针对跨境互联网访问与规避审查行为发起的最新一轮严厉整顿。

与以往零星的节点封堵不同，此次行动展现出高度的跨部门协同性与极端的技术阻断特征。中国数字时代已将部分披露文件转录为文字稿。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邀请出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的函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中央网信办定于 4 月 16 日（星期四）上午 9 点在办公楼（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11 号）125 会议室，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诚邀 [信息已遮盖] 负责同志参会，参会回执表请于 4 月 7 日前传真至 [信息已遮盖]。

请参会人员提前 20 分钟到达会场并完成签到。会议期间请参会人员将手机放至门口保密柜，不要随意走动。感谢支持配合。

联系人：[姓名已遮盖] [电话已遮盖]

附件：参会回执表

（印章：中央网信办秘书局）
2026 年 4 月 2 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司局简函

会议通知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为加强跨境数据专线（Cross-border data private lines / Linee dati transfrontaliere dedicate）违规连接互联网管理，我局定于 4 月 7 日（周二）16:00 在工业和信息化部西单办公区 D103 会议室召开专题会议。

请你单位计划建设部、网络运营部、政企部门相关负责人携带书面材料参会。参会人员信息请于 4 月 7 日（周二）14:00 前反馈我局。

（加盖印章：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
2026 年 4 月 7 日

（联系人及电话 [此处已遮盖]）

抄送：网安局。

陕西电信及其下游服务商“起航CDN”发布的《关于全面封禁海外流量及严禁翻墙业务的紧急通知》

您好：

接陕西电信最新通知要求：

自即日起，所有 IP 地址必须全面禁止访问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址，即海外流量一律封禁，范围包括但不限于：香港、澳门、台湾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时，严禁承载任何形式的翻墙（VPN/代理等）相关业务。

请各相关用户立即开展自查自纠工作，重点排查是否存在以下情况：

存在访问或转发中国大陆以外流量的业务

存在 VPN、代理、翻墙等相关应用或行为

上下行流量异常（对等、穿透等情况）

处置措施说明：

一经发现存在违规翻墙或海外流量行为，将立即执行清退处理（封禁 IP/停机）

清退后资源不予保留，请务必提前做好数据备份

因违规使用导致的封停、清退等后果，由用户自行承担，我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已产生费用不予退还，未使用资源不做任何补偿

现存业务如因海外流量封禁导致无法访问或业务异常的，一律不支持更换、调整及退款

后续是否解封，将以电信侧通知为准，我司不做任何承诺

请务必高度重视，立即完成整改，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

CDT编者按：根据公开信息，李道国是中国左派网站“乌有之乡“主编，北京实习律师。其长期为家乡辉县环境被毁、矿山遭盗采一事维权。李道国曾以村民代理身份收取一笔200万人民币赔偿款并在10天后全额退回。当地警方因此指控他涉嫌“敲诈勒索罪“并将其羁押12天。4月7日，李道国被无罪释放。

中国数字时代如实记录404文章内容，李道国本人及其供职机构不代表中国数字时代的立场。

文 / 伯高

本文为作者投稿

“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明确：：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威胁或要挟手段迫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进而强行索要公私财物。

相关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该罪主观上需为直接故意，且必须具有非法强索他人财物的目的；若行为人无此目的，或索取财物的目的合法（如债权人催讨欠款时使用带有轻微威胁的语言），则不构成此罪。

前面的《两代人十年维权，代理人因“敲诈勒索”被跨省刑拘》《关键6天：复盘裴春亮夫妇介入李道国环境赔偿案全过程》等文章已经给出证据，佐证李道国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1、大量举报材料、卫星图片、政府处罚决定书（非法占地、环评造假被撤销）和中院判决书，共同指向中全公司长期、非法的破坏行为给储备窑村民造成了实质性损失，中全公司首先构成侵权之债。

2、2025年1月25日，张x梅、村民代理人李道国和张村乡党委郭书记，三方一起审核、修改《赔偿协议书》。随后，张村乡政府作为见证方，中全公司作为甲方，由李道国代理的11户村民作为乙方，三方共同在自愿的前提下签署了《赔偿协议书》，明确甲方向乙方支付环境赔偿款总额为380万元。

3、关键证据显示，李道国在收到200万来自个人账户的款项后，后发现支付主体与协议约定不符，全额退回，其作为代理人并未实际获利。

近日，村民提供的重要证据，更直接印证李道国的行为系为11户村民追讨赔偿，无任何非法占有目的：

《委托合同》显示，储备窑的11名村民“委托事项的具体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调查取证、协商谈判、提起诉讼、参与调解、签收法律文书、签署调解协议或赔偿协议、领取赔偿款项、主持赔偿款分配等。”

也就是说，11名村民早在2019年6月25日，便事先委托李道国全权处理“领取赔偿款项、主持赔偿款分配”等事宜。

李道国虽然未能第一时间识别张x梅与2025年1月25日通过个人账户给自己转款是在“挖坑”，但第一笔款项（100万）到账后，李道国第一时间在村民维权群，向11名村民告知赔偿协议签署和款项到账情况，并且明确表示“年前先给每家转点钱”，“其他年后我们再商量怎么安排”。

此举足以证明，李道国系代村民代收赔偿款，绝非隐匿款项、据为己有。

无非法占有之念，无强行索财之举，李道国的行为是正当维权，何罪之有？

愿公道昭彰，还其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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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夜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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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正义呐喊

4月1日的愚人节，对于中国大陆的IDC（互联网数据中心）运营商和无数依赖“机场”跨境办公的网民来说，并不是一个玩笑。

一份紧急指令，像一颗深水炸弹，震碎了跨境网络服务行业最后的幻想。与以往措辞含糊的“网络优化整治”不同，这一次，监管层撕掉了所有温情脉脉的遮羞布，直接将矛头对准了那个心照不宣的词——“翻墙”。

从“模糊地带”到“红线禁区”

在过去的几年里，监管部门对境内机房违规跨境业务的清理从未停止，但通常使用的是“流量转发”、“非法对等流量”或“存在网络安全隐患”等技术性术语。这些措辞给了运营商一定的周旋空间，也让不少“中转机场”得以在缝隙中生存。

然而，进入今年4月，风向彻底变了。知情人士透露，最新的专项整治指令明确要求：

  定性直白： 不再使用委婉辞令，直接点名整治“翻墙”违规行为。

  力度空前： 要求“坚决杜绝”违规跨境访问行为继续发生。

  后果致命： 未能按时整改到位的机房，面临的不只是罚款，而是“永久关停”和“追偿”。

这标志着监管逻辑从“技术合规”转向了“彻底清场”。

“中转”陨落：为什么这次伤得最重？

对于普通用户而言，可能并不理解“机房清理”意味着什么。但在跨境网络圈，“境内机房中转”是稳定性与低延迟的代名词。

许多追求极致体验的“机场”主，通过租用境内IDC机房的服务器作为入口，利用运营商的优化线路（如CN2 GIA等）将流量汇聚后转发至境外。这种方式极大地改善了跨海光缆的拥堵问题。

现在的指令无异于“釜底抽薪”。机房为了自保，不得不大规模下架转发业务，甚至直接拔掉相关服务器的网线。

行业地震：机场重回“直连”

面对史无前例的重压，跨境服务提供商们（俗称“机场”）正经历一场生死时速。

  费用上调： 随着境内机房资源的稀缺，残存的中转带宽成本飙升，许多机场已发布调价公告，甚至涨幅达到50%以上。

  停止新用户注册： 为了降低被监管“钓鱼”或审计发现的风险，大量头部机场选择关门谢客，进入“圈地自萌”的静默期。

  被迫重回“直连”： 失去了境内机房的优化，许多服务商被迫切换回传统的境外直连模式。用户会明显感觉到，曾经丝滑的4K视频开始转圈，游戏延迟从30ms变成了300ms。

寒冬之下：从业者的“猫鼠游戏”还能玩多久？

“现在的管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格，”一位资深IDC从业者无奈表示，“以前是‘猫捉老鼠’，老鼠还有洞钻；现在是‘猫要把洞全填上’。”

目前，行业内普遍弥漫着一种悲观情绪。如果说以前的封锁是“修墙”，那么现在的行动更像是“清场”。监管层通过穿透式审计、流量行为特征识别以及对IDC负责人的直接追责，构建了一套全方位的压制体系。

对于普通外贸从业者、科研工作者和开发者来说，这无疑增加了获取信息的成本和技术门槛。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曾经那个靠着几台VPS、租个境内机房就能搭建高效跨境通道的“野蛮生长”时代，似乎正随着4月的这道严令划上句点。

从业者们目前唯一的期盼，是政策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回归宽松。但在当下的语境里，这种期盼更像是一种自我安慰。当“翻墙”被摆到台面上进行专项整顿，意味着规则已经从模糊走向了极度的清晰与冷酷。

4月，或许不是春天的开始，而是跨境网络服务行业漫长冬天的序幕。

 提示： 请广大互联网用户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依法依规使用互联网资源，共同维护绿色健康的办公与网络环境。

以下文章来源于李娱琛 ，作者李宇琛

李娱琛

文｜李宇琛

2026年4月2日，北京律师张欢分享了一则法律案例，讲了一个他亲自代理、最终胜诉的广东中山案件。

一家1987年就注册成立的服装厂，厂区两万多平方米，在当地经营了近40年。这样的厂，不是什么突然冒出来的“黑作坊”，而是一家在地方上纳税、用工、运转了几十年的实体企业。可就在2022年，当地“工改”项目看中了这块地之后，这家厂的命运突然变了。

先是断水断电，一断就是4个月。接着是强拆人员闯进厂房，砸门撬锁，设备被毁，生产中断。再往后，几乎天天有人上门，以“检查违建”为名轮番骚扰。最后，一纸强制执行决定书下来，整座厂房被彻底拆掉。

一个经营了近40年的民营工厂，就这样被“消灭”了。

这几年，很多地方都在谈优化营商环境，也都在谈支持民营经济。但比口号更能说明问题的，从来不是文件里写了什么，而是一个企业在政府真正看中那块地之后，还能不能继续活下去。

张欢讲的这个中山案，刺眼的地方不只在于“拆了一个厂”，而在于它把一种越来越常见的地方治理术，几乎完整地摊开在了人面前：当正常征收补偿太贵、谈判太慢、阻力太大时，就把“拆迁问题”改造成“违建问题”；当依法补偿要花钱时，就先让你的厂没法经营，再让你的建筑失去谈判资格。

这不是简单粗暴，而是相当“精细”。

先谈补偿。谈不拢，就开始制造压力。

停水、停电、上门检查、程序骚扰，让企业先停产，让你现金流先断，让你在订单、工资、设备折旧和客户流失之间自己撑不住。等你被耗得差不多了，再把问题导向一个最省钱的出口：认定违建。

一旦被定义成“违法建筑”，事情的性质立刻变了。

征收补偿，可以谈；违建拆除，不必谈。

征收至少还要面对程序约束、补偿标准和司法审查；拆违则可以被包装成一种“依法行政”的姿态，仿佛不是来拿你的地，而是在维护公共秩序。换句话说，政府真正想解决的不是“这建筑合不合法”，而是“怎么才能少花钱、快一点把这块地腾出来”。

问题恰恰就在这里。

一座1987年就存在、并经营近40年的厂房，为什么会在几十年里都能存在、都能生产、都能纳税、都能雇人，偏偏等到地被看中了，才突然成了“违建”？

如果它真的违法，那过去近40年，地方管理在哪里？

如果它过去不被认为违法，那今天突然启动的“拆违”，到底是在纠正违法，还是在重命名掠夺？

这里面最荒唐的一点，是很多这类建筑之所以手续不全，恰恰不是企业单方面造成的。

中国过去大量乡镇工业、招商引资项目、村镇企业和民营厂房，都是在一种高度模糊、默认默许的治理环境中长出来的。地方要发展经济，要税收，要就业，要招商，就默许你先建、先干、先投产，手续慢慢补，问题以后再说。等项目真把人招来了、厂房盖起来了、工人进来了、产业形成了，这种模糊状态本身，早就成了地方发展的一部分。

于是企业相信了政府释放出来的信号，也按这个信号投入了真金白银。几十年后，地方发展逻辑一变，土地更值钱了，城市更新提速了，低效工业园要改造了，当年那些默认、默许、鼓励，忽然又都不算数了。

昨天是招商引资，今天是违法建设。

昨天是地方功臣，今天是清退对象。

昨天让你先上车，今天说你从来没买票。

这就是很多企业主最难接受的地方：不是你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在违规，而是你一直活在一种政府亲手制造出来的“合法预期”里，最后又被同一套权力解释体系反手打成问题本身。

从法律上看，这种做法并不是没有边界。

《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三条明文规定，行政机关不得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相关行政决定。国务院办公厅2010年的紧急通知也早就要求，严禁通过停水停电、阻断交通等野蛮手段逼迫搬迁。

也就是说，光是“断水断电逼迁”这一步，本身就已经踩线。

而对于历史形成的、长期存在的建筑，尤其是那些与地方招商、产业发展、早年制度缺陷纠缠在一起的厂房，司法实践里也并不支持一刀切地按“违建”处理，更不支持借这个名义一分钱不赔地直接拆掉。最高法在相关裁判中多次强调，对因历史原因未办证、或因政府原因形成手续瑕疵的建筑，不宜径行认定为违法建筑；企业基于政府行为产生的信赖利益，应当得到合理保护。

说白了，不能当年靠这种模糊地带换增长，后来又靠这块模糊地带省补偿。

可现实里，很多地方恰恰就是这么干的。

广东中山的这个案件，并不是孤例。过去几年，各地都出现过类似情形：招商时一路开绿灯，征地时忽然翻脸；企业把钱投下去了，把人雇起来了，把产业做出来了，最后却发现自己最早相信的那些承诺，不仅无法兑现，反而成了日后维权时最脆弱的地方。

四川阆中的母雨熙案，就是另一种刺目的样本。她受地方邀请返乡建厂，投入数千万，解决当地就业，几年后厂房却被认定为违建并遭强拆，损失巨大。她拿着合同、盖章文件和当年的招商痕迹去维权，得到的答复却是：“那一届人退休了。”

这句话特别值得记住。

因为它等于把整个责任链条轻轻一抹：招商时政府是连续的，征地时政府是连续的，收税时政府是连续的，拆厂时政府是连续的；可一旦企业来问，当年的承诺谁负责，突然又变成了断裂的、失忆的、无人承认的。

权力在需要连续性的时候，就以国家和政府的名义整体出现；在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就退回到“那届领导”“那个部门”“历史遗留问题”。

企业面对的不是一个具体失职者，而是一整套只继承利益、不继承义务的地方权力结构。

这也正是“以拆违代拆迁”最狠的地方。

它不是简单少给一点钱，而是通过重新定义事实，把你从一个“应获补偿的权利人”，变成一个“本该被清理的违法者”。身份一换，舆论的同情会减少，程序上的保障会缩水，权力的动作则显得理直气壮。你本来是在跟政府谈一笔征收补偿，最后却被迫去证明：自己不是一个不配获得补偿的人。

而在这个证明过程中，企业通常已经被耗空了。

工厂停工，设备损坏，订单流失，工人散掉，合作方撤离，现金流断裂。就算最后通过诉讼打赢一部分程序、确认某个行政行为违法，企业也往往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企业。厂房没了，生产链断了，市场丢了，老板背上债了。很多时候，法院判下来的“胜诉”，更像一张迟到的讣告。

所以张欢这个案件里最让人发冷的，不只是“一家工厂被拆了”，而是它暴露出一种地方治理的真实排序：土地价值，比产权更重要；项目推进，比程序正当更重要；财政和开发利益，比一个经营了40年的民营企业死活更重要。

地方口头上最爱讲“营商环境”，可企业真正感受到的营商环境，从来不是招商会上摆出来的PPT，也不是报告里那几句“持续优化”，而是在你最关键的时候，政府是把你当成需要保护的市场主体，还是当成可以被技术性处理掉的障碍物。

如果一个地方今天可以因为看中了你的地，就让一个近40年的工厂突然变成违建；那明天它当然也可以因为别的需要，让另一家企业突然冒出消防问题、环保问题、手续问题、历史问题。

这不是某一个企业家的倒霉，这是一种制度性的不安全感。

企业最怕的从来不是市场竞争。

市场竞争再激烈，规则至少摆在明面上；怕的是你辛辛苦苦经营几十年，真正决定你生死的，不是产品、不是真本事，也不是你有没有创造价值，而是某一天，某个项目忽然看中了你脚下那块地。

一个地方是不是尊重企业，不看它招商时说得多热情，要看它在想拿走企业土地的时候，还愿不愿意把企业当人看。

因为真正摧毁民营企业信心的，从来不是利润薄、订单少、日子难，而是那种随时可能从“被需要”滑向“被清除”的命运感。

40年厂房一夜变违建，变的不是房子，是权力对产权最后那点起码的尊重。

李宇琛的文立于尘

写于2026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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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人生际遇，变幻莫测，临到新年反倒显得更残酷。几年前，刘彪还是手握积蓄、带领几十号人的包工头，风光无两。如今，存款耗尽，亲戚借遍，癌症缠身，还讨要着给工人的工钱。他不知道生活还会不会好，但他还在要账，还在记账，还在被那些同样挣扎着的人，拽着往前走。

01

腊月，来讨薪的人送来了钱

刘彪怕过年。

年关一到，讨薪的同乡就找上门来。有一回，眼瞅着快中午了，俩同乡从三四里地外赶来，进屋还没坐稳当，其中一个就开了口，说儿子要结婚了，话里话外想要拿回点工钱。刘彪赶紧递烟、倒水，盯着杯子里冒的热气，不敢抬眼。

刘彪是河南开封人，干包工头十多年了，手底下人大多是同乡，看着谁踏实，就叫上一块儿干。这回来的俩人，跟了他七八年，每人欠着十来万。正因为跟的年头多，信得过，反倒欠得最多。

话还没说上几句，后院堂哥的媳妇推门进来，嘴还没张，眼泪就掉下来了。堂哥跟着刘彪刚干一年，查出胰腺癌，转移到肝上，医院催着缴费，她想问问，欠着的那一万多工钱，能不能先结了。

刘彪更不敢抬头了。

刘彪的家底全投进了工程里，这几年为凑工资，借网贷、高利贷，亲戚也借了个遍。两个月前，他自己也查出了食道癌，就靠药顶着。

刘彪正愁还能找谁开口借钱，其中一个同乡说话了：俺回去想办法给你凑点。下午，钱就送来了。有五十的，有一百的，有的平整，有的皱巴巴，1万零几百块，一看就是多家现凑的。讨薪的人，反倒凑钱给了他，他攥着那沓钱，40多岁的人当着人面，眼泪哗地就下来了。

一切的源头，和一个项目有关。这个项目来自“西安融创朱坡村DK2”（下称：朱坡村项目），承建方为“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北公司（下称：中建二局华北公司）”

刘彪称，自己2020年10月参与项目；2022年12月，所负责的主体部分交付；2024年6月30日，整体项目全部完成。直到今天，中建二局仍拖欠约40名工人工资，金额共计350万余元。

2026年2月，他向极速财讯出示的“2020年-2024年未付工资”清单，列明38人，其中35人有签字按手印，他解释还有3人因在外地未能按印，此外，有1人未列入结算单，1人由其贷款先行支付了工资。

小马是被欠薪的工人之一。他寻思，农民工出面要钱，兴许容易些。2026年1月，就坐了11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硬座，和刘彪一起去了中建二局总部。对方回回说“等领导签字”，但签什么字、签完没有，没人给准话。

小马家有两个孩子，新一年的花销指着这笔钱。这个项目他还有三四万工钱没拿到，加上他自己带来的五六个工友的酬劳，一共十三四万。小马只能找包工头刘彪要，但刘彪家底全投进去了，夫妻俩身体也不好，“要钱要到最后，只能同情他们夫妻了。”小马觉着，好像“找不着说理的地方”。

从投诉到起诉，刘彪讨要的350万，是要给工人的。其称，受项目影响，他已负债200多万，借款记录二三十张，一个月利息一度要三四万，有时他也忍不住奢望：垫付的钱能不能再要回来一点？让看病有点钱。每当这种念头冒出来，妻子安慰他，就当这个项目投资失败了，赔了，认了，但信誉得保住，大家伙的钱必须得要回来。

然而，让刘彪感到意外的是，2026年3月23日他收到了西安法院传票，中建二局起诉了他，让其返还超付的280万元工程款及利息。

“我都不知道去哪说理去”，刘彪说出了和小马一样的话。

02

一推再推，一压再压

堂嫂来要工钱没多久，堂哥还是走了。“再过一个月，就过三周年了”，刘彪有些怅然。养病、讨薪，三年就这么过了。

他睡不着，一直在怨自己，怎么接了这个活？怨自己没有文化，判断不了风向；也怨自己嘴笨，有人讨到钱了，为什么自己不能？

他参与的朱坡村项目，位于西安长安区航腾路与望月路十字路口西侧，是当地“三改一通一落地”的重点工程，也是刘彪从业以来，进场最急，规模最大的活儿。

2020年10月，前一天刚谈妥，第二天就被要求进场。刘彪听说开发商融创急着抢预售——公开资料显示，当年西安新规，高层建筑必须建至6层以上才能申请预售证。早一天拿证，早一天回笼资金。项目就这样被推上快车道。

受访者供图

刘彪手里只有二三十名固定工人。为赶工期，他连夜从市场招来100多人，第一个月队伍最多膨胀到200人，两班倒、24小时不停工，“人干懵了”。

这支“突击队”的薪资日结，高于平日，夜班双倍。以木工为例，日薪420元，通宵工作可达800多元。根据刘彪出示的收支凭据，开工第一个月，他为工资、材料费和工人租房安置垫付了近200万元。

受访者供图

公开信息显示，该项目小区名为融创揽月府，2021年均价1.8万元/平米。现在，这一区域的房价为1.4万元/平米。

如今回头看房价走势，他忍不住感叹当初甲方“抢工”的必要：“要是晚一年，房子可能就卖不到那个价了。”

但那场抢工的胜利，带来了些后遗症。项目刚刚启动，刘彪的资金链已经紧绷。

更大的麻烦在手续上，这也让刘彪讨薪的过程更为波折。

开工后，刘彪的公司没有在中建二局中入库过（即通过审核成为名录内的合作单位），华北公司因此拒绝签订合作协议。

刘彪称，2020年12月、2021年3月，在中建二局华北公司领导的推荐下，先后和西安博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北京盛悦华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口头达成“挂靠协议”，支付管理费。两家公司随后与中建二局签订劳务工程合同，约定由刘彪负责朱坡村DK2项目主体五、六标段施工。

刘彪要讨薪，上述两家公司出具了《实际施工人情况说明》《三方协议》文件，确认刘彪为项目的实际施工人。极速财讯致电两家公司相关负责人，一位确认了文件真实性，称自家公司也被欠薪，正在仲裁，即便胜诉也“很难拿到钱”；另一人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受访者提供

据聊天记录，2023年至2026年间，刘彪反复与中建二局对接的项目经理、西安片区负责人沟通工资结算。

2025年临近春节，要来了120万农民工工资，但还剩下一笔没有着落。2025年11月，反复核对的欠薪工资从430万压缩到了380万，项目经理称款项已经上报，但也提到，这笔钱申请很难，“估计能把你自有的工人包住就不错了，这个数历史上都破新高了”。

等了两个月没有进展。2026年初，刘彪到中建二局总部投诉。消息传回地方后，项目经理再次联系他，请他到西安核对账目。最新核算下，金额被压缩到170余万——先只支付农民工工资，管理人员费用被剔除。

对于这个处理方式，刘彪并不满意，因为管理人员同样在一线干活。2021年，其他标段一栋楼发生火灾，他们被紧急调派救火，他的一名现场经理冲入火场，救出被困的中建二局员工。这位现场经理向极速财讯回忆，当时火势不算很大，看到有人倒在里面，他没多想就冲了进去。救火、翻新及因此停工产生的工人工资，这笔钱至今无人认账。刘彪无奈，干活又救火救人的人，连工钱都拿不到了。

受访者供图

这起项目的开发商融创，近年日子不好过，作为承建方的中建二局或也受波及。一次讨薪里，中建二局西安片区相关负责人回复刘彪，“今年没有一个人（工资）是够的”。

而在中建二局起诉刘彪的起诉状中提到，“经核算，原告（中建二局）作为总包单位，为了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和项目顺利完工，预付了工程进度款1455万元。现经原告结算，按照合同约定计价方式计算的案涉劳务工程总价款为1171万元。故原告已超付工程款280万元”。

受访者提供

刘彪代理律师表示，这其中的280万超付，是在合同约定范围之外，存在一部分刘彪方实际施工的内容，相关施工有中介方的签字和工人的签字确认。同时，在施工过程中，受疫情、十四运、残运会及环保政策等因素影响，施工无法正常开展，导致工人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由此产生了相应的窝工费用，这部分也并未被中建二局纳入诉讼请求中予以考虑。

03

噩梦三年

刘彪说，这几年像噩梦。

他是80后，从小穷怕了，发誓要做得比别人强。十七八岁跟着村里的戏班子学唢呐，想有门手艺，总归饿不着。学了一年，他关在屋里练习，说这样“听音”进步快，把耳膜震破了，落下听力的毛病。到现在，同样的发音，他也总容易听岔。

后来，他去工地做小工，一天工钱11块。2000年，因为年轻力壮，被选中去中石油野外地质勘探队，从甘肃玉门、酒泉，到新疆、青海、西藏。山里苦寒，馒头冻得咬不动，饿了吃雪，渴了也喝雪。高原缺氧，找不到水，牛粪水他也喝过。

干了十多年，苦，但能挣到钱。2012年，同村有人介绍了一个施工项目，需要垫资，他带着20多万存款，和父亲一起入了行。别人不愿接的活他全接，慢慢攒下资源。2014年，中铁某地铁项目抢工，他带人日夜连轴转。工人两班倒，他只能见缝插针眯一会儿。由此进了中铁、中储粮的施工队序列，日子一天天好起来。

2017、2018年最好的时候，他手里有200多万，外面还借出去100多万外债。刘彪花的最奢侈的一笔，是2017年花近50万，把村里老宅翻成三层的小楼。他没去市里买房，因为父母要种地，他自己也想一家人在一起。近些年因为项目一直要垫资，他也没有再添置什么产业。刘彪曾经理想的生活，是攒够500万，买套四室一厅，再盘个小店。如今，已经都成为泡影了。

这三年，刘彪欠一屁股债，还一直在和死亡打交道。

嫂子来要钱后，堂哥走了。接着，妻子的姐姐也因癌症走了。刘彪至今欠姐姐二十万，他把钱借去项目里，没能还，姐姐只得卖房治病。姐姐去世后，姐夫体面，托人来问，不好直接开口。刘彪只能反复回复这句：“现在还不上，但账我都记着。”

去年腊月十三，快过年了，丈母娘种地回家路上出了车祸。那天下午，刘彪和妻子刚收拾好行李，打算第二天一早去西安讨薪。晚上七点，邻居打电话过来，救护车把人拉走了，没抢救过来。

在他查出食道癌后，2025年年初，妻子查出弥漫性肝硬化。讨薪那天，妻子陪着他，换乘地铁，早高峰人多，她突然晕倒。这把刘彪吓坏了，带她在附近医院检查，医生说是太劳累了。刘彪只能把讨薪的事搁置一边，带她回老家，又查了一遍，才放心。

现在，只要听说谁得癌症走了，刘彪的手就止不住抖。

很多次，刘彪撑不住，是妻子撑着他。她说：“只要人还在，我就陪着你，一直到最后。”她总等他睡了才睡。夜里刘彪醒来，看见她侧躺着，不出声，眼泪顺着脸颊流。他想安慰，可连自己都说服不了，只好假装睡着。

亲戚们也在帮他，不少人替他借了贷款。他不好意思开口借钱，等亲戚帮忙借的贷款到期了，倒是对方先说，“我再帮你贷款几年，等你好过些再说”。

父母也安慰他，就算是靠种地，也会帮他把钱还了。

那位来讨薪、反借钱给刘彪的工人，不会普通话，用乡音告诉极速财讯，当时钱是找村里邻居借的，现在他还了一部分，还欠几千块。“当时就是想帮着过这一关再说。”

这都让刘彪觉得，自己活着好像还有意义。

他想起年轻时在野外做地质勘探，有一年，小组8人困在大雪里。往下走有牧民的藏獒追，山顶有狼群在叫。一个兄弟走虚脱了，缺氧，话都说不清：“要是我倒这儿，你们就把我埋了吧。”几个大男人抱在一起哭。后来，是山下突然亮起了灯——领导派车，一圈圈绕山转，喇叭长鸣，远光近光来回闪。他们站在山这头喊，山下车也按喇叭回应。顺着声音，救援的人打手电上来。把人抬下山，送进医院捡回一条命。

那是他最惊险的时候，但当时年轻，似乎没那么害怕。但现在不一样了，他还有三个孩子。

这三年，他总是半夜惊醒，做着两种梦，一种是家人都离去了，梦里孤独又恐惧；一种是在荒郊野外，一个人不停找出路，完全看不到光。生活还会好吗？刘彪不知道。

（文中小马为化名。）

作者：左凤荣

到1933年1月，斯大林就宣布五年计划用了四年零三个月完成了。他当时宣布工业总产值完成了计划的94％，重工业完成了原计划的108％。根据后来学者的计算，这些指标根本就没有完成。当时的经济实际上很困难，1929～1930年由于投资过多就出现了通货膨胀，到1932年，实际上工业只增长了14.7％，而不是计划的32％。到1933年，生产又开始下降，降的幅度也很大，降了5％，实际上已经发生了经济危机。当时党内出现了柳亭集团，后被定为“工业党”案件。他们当时散发的《告全体党员书》，就提出来经济已经出现危机了，靠剥削工人、农民来发展经济，出现了灾难性的后果。

而这些不满都被镇压下去了。最后根据统计，苏联的国民收入从1929年到1933年只增长了59％，而不是计划的103％。第二个五年计划也是一样，斯大林宣布用四年零三个月时间完成，根据后来的计算，大概其指标只完成了70％～77％。在这里，斯大林为了证明自己正确，就造了很多数据。2010年10月我们去俄罗斯访问的时候，去了和平基金会。

和平基金会有个年纪比较大的学者，他说他的养父就是在斯大林时期搞统计工作，据他父亲说，斯大林把统计数据拿过去，他先看，看完之后会做适当的修改，然后再发布。

经过修改的数字，并不是真实的。后来苏联的数据也不见得都是真实的，但要比斯大林时期好一些。像赫鲁晓夫，高指标没有完成，他并没有造假说完成了，没完成就是没完成。赫鲁晓夫后来被赶下台，他那些高指标也就成了笑话。

在谈这些巨大的成就时，我们发现，斯大林从来不讲为了这些成就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他搞集体化，也饿死了人，当时说是天灾，后来看大部分不是天灾，而是人祸。由于把农民赶到集体农庄，他们没有积极性，大量地屠宰家禽牲畜，出工不出力。国家为了换取工业化发展的资金，不管农庄能生产多少粮食，国家需要多少就跟农庄征集多少，所以有的把种子都交了，农民失去了自救能力，在乌克兰有些地区，整个村庄都没有人了。

在发生这些饥荒后，斯大林是绝不伸出援手去救的。在苏联时期发生了三次大的饥荒，一次是1921年，三年国内战争加上天灾，列宁积极组织救助，而且动员国际力量，包括高尔基、美国救济署等都积极参与。

在斯大林时期发生两次饥荒都没有援助。一次是1932～1933年，现在公认的数字是死了500多万人，乌克兰方面的统计则不止这些，认为仅在乌克兰就死了1000万人。到1947年、1948年时，苏联再次发生饥荒，死了200万人，甚至出现人相食的现象。这种饥荒现象是与其体制联系在一起的。在斯大林体制下，人是不重要的，人只是生产工具而已。

斯大林的目的是强国，是要跟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地盘，人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在整个斯大林时期，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下降的，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也是很难统计清楚的。1937年苏联曾搞了一次人口统计，当时预计人口应该有1.8亿人，实际上只有1.62亿人。这次人口统计的缺口很大，最后数据就不公布了。我觉得斯大林造假的目的，就是想以辉煌的成就证明苏共执政是有巨大成就的，以此来证明苏共的伟大和斯大林的英明。另外，由于苏联搞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国家完全垄断信息，这样也使造假成为可能。

在苏联时期还有一个数字比较敏感，就是大清洗的数字，到底损失了多少人，学术界是有争论的。有一些学者认为死的人不是很多，基本上采用的是赫鲁晓夫的数据，1937～1938年被枪决了68万多人。但是俄国的很多历史学家，包括平反委员会主席雅科夫斯基认为这个数据是不准确的，这个不准确可能是由于当时没有接触到那么多资料，也许不是有意的；也有人认为是有意隐瞒了真相。不管怎样，实际数据应该是不止这个数的。

大清洗到底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算？一般的是从1934年基洛夫被害开始。实际上斯大林的大镇压从1928年沙赫特事件就开始了，先是针对沙俄时期的知识分子，由于设备不更新或者劳动强度大、工人的素质低等原因，生产事故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这本来是正常的，但是都被归结为是有意破坏，从1928年就开始镇压，主要是镇压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甚至有些70多岁的专家都被抓起来了。档案揭示，巴浦洛夫、科学院院长等都给斯大林写信，为这些人求情，认为抓这些人是没有根据的，要求以软禁代替监禁，这样更人道一些。

大规模清洗，一般认为从1934年12月开始。这种清洗确实是触目惊心的，有一些数字很能证明这一点。

1934年召开的联共（布）十七大被称为“胜利者的大会”，当时的代表有1961人，后来被逮捕和被枪决的有1108人，十七大的139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里，98人被捕和被枪毙。军队的损失更严重，在卫国战争开始之前，苏联的红军实际上是一群乌合之众，没有指挥官了。朱可夫曾说，我们清洗掉的不仅是旧军队过来的那些军官，还有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军官，当时剩的大部分干部是团级的，师级以上的绝大多数都被镇压掉了。我个人认为数字很重要，但关键不在于数字，而在于数字背后的东西。当时不是根据事实做了什么而判罪，而是预防性地认为将来你这个人可能会反对我，我得把你杀掉。以前那些与斯大林观点不同的人几乎全部被清除掉了。

更可怕的是，他们给各地下指标，有的地方下达了4000人指标，可能最后有8000人被抓，因为每个领导都要表现自己多么正确。在判罪时，基本上都是由内务部系统组成的三人小组来定罪。利用肉刑，屈打成招，然后这个人再咬别人，就这样一连串地搞下来，人数越来越多，基本上是以言定罪。看档案，有些案例挺荒唐，这种以言定罪后来一直延续到赫鲁晓夫时期。有的人耍酒疯，喝了酒以后骂自己的领导，甚至骂斯大林、赫鲁晓夫，就可能被抓起来关到集中营里。

斯大林时期抓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解决劳动力问题。斯大林时期搞了很多大工程，建了很多工厂，修铁路，造运河，每一个大项目都配有劳改营，如建白海—波罗的海运河，10万名劳改犯在劳动。在莫斯科，你说地铁修得多么好，那么老百姓会告诉你这是犯人造的。其实很多人并不是犯了多么严重的罪。如卫国战争时期就规定不准请假、不准迟到、没有休息日，人总有得病的时候，迟到、旷工就被送到劳改营去劳改，所以这个制度确实是很成问题的。

在戈尔巴乔夫当政以后，重新搞平反，1988年2月为布哈林等人平反。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统计资料，1930～1953年，有3778200多人被抓、被判刑，其中有786000多人是被处决的。但是，雅科夫列夫这个平反委员会主席对此并不认同。2013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他的书，叫《暮霭》。在该书里，他认为这些数字是不准确的，苏联时期确实很难统计清楚到底有多少人。他说在苏维埃时期因为政治原因被杀害死于监狱和劳改营的人数，有2000万到2500万人，仅俄罗斯联邦从1923～1953年被判刑的就有4100余万人。他说的是人次，被放出来后又被抓进去，这种事情也是比较多的。

但不管怎么样，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太多了，这对后来苏联的解体确实是有影响的。

有人说苏联的解体是因为搞了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了斯大林，我觉得历史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可能把它抹掉。戈尔巴乔夫时期更多是在恢复历史的真相，但是由于以前太残酷，这种真相是人们心里难以承受的，甚至高官自己心里都难以承受。

后来党内很多人放弃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要走另外的道路。我觉得这跟斯大林时期统治太残酷有关系，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苏联解体是历史的报复规律在起作用。我的文章里也有很多数字，因为统计的范围不一样，数字也不一样。集体化时期被流放的那些富农算不算？斯大林跟丘吉尔承认，集体化时期有1000万人受冲击。斯大林在卫国战争前后把许多少数民族从世代居住地赶走，这个算不算？到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民族问题与此直接相关。

不管怎么样，至少涉及2000万人左右。从数字上看，确实触目惊心。苏联卫国战争统计下来，也才死亡2700多万人，而且希特勒也没杀那么多苏共高官。从斯大林时期看，我觉得苏联的最大问题就是报喜不报忧，就是对群众有选择地提供信息。这在当时确实达到了一定目的。在斯大林去世时，大家对他的那种怀念，表明还是承认他是伟大领袖的。但是真相一旦被揭开，这种冲击力确实是难以忍受的。

另外，画饼不能充饥，苏共给群众描绘那么美好的前景和那么美好的生活，人们看到的社会主义现实却是那么冷冰冰的，最后就把共产主义当成了地平线，当然也就不再相信了，发生信仰危机也是正常的。这些教训是应该吸取的，对历史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以后我们可以以此为话题讨论讨论。历史应该回归本位，历史就是历史，不要把历史当做意识形态的工具，过分政治化。

节选自 《开放时代》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