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采购网冲浪，看到两组招投标数据，着实让人心头一跳。

某个普通的县级融媒体中心，仅仅做一个指挥系统的“二次开发与升级”，招标预算就开到了200万元；而某中部省份地级市的主流媒体，融媒体中心建设项目更是一举拿下了600万元的预算，这还是降过价的。

在各地都在提“过紧日子”、基层财政精打细算的今天，看到这种动辄几百万的“科技大单”，心里难免会打个问号：这真金白银砸下去，到底是能让本地新闻多几个爆款，还是只换来了一块在汇报时才亮起来的昂贵大屏？

一、600万能买什么？又能改变什么？

我们不妨算一笔账。在许多三四线城市或者普通县城，地方财政算不上裕如，民生保障、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处处需要资金精打细算。

600万是什么概念？

在社会民生上，它能补齐数个基层社区的公共服务缺口；

在媒体内部，它足以支撑一个十几人的精干新媒体团队2到3年的全部薪酬与优质内容生产补贴。

然而，这笔钱最终变成了一串串代码、一套套复杂的后台审批流，和挂在墙上气派无比的“指挥调度大屏”。

但现实往往很骨感。去翻翻这些高价建设了指挥中心的本地官方账号：公众号阅读量常年几百，短视频点赞寥寥无几，高频发布的依然是格式化的政务会议和通知。

豪华的“数字中台”与惨淡的阅读数据形成了极其荒诞的反差。系统做得再高大上，依然改变不了“自娱自乐”的传播困境。

二、200万的系统，怎么就成了基层的“数字枷锁”？

跟不少在融媒体中心一线干活的朋友聊起这个话题，大家的态度几乎是一致的：苦不堪言。

系统越买越贵、功能越做越全，但实用性究竟卡在哪？

人手本就不够，还要给系统“打工”  县市级媒体最大的困境根本不是“技术不够先进”，而是懂内容的人才留不住、一线干活的采编严重匮乏。 招标书里写得花团锦簇：跨平台协同调度、舆情AI实时监测、全网流量分析……但实际操作中，记者在跑现场、剪视频之余，还要花大量时间在复杂的系统里打卡、填表、走审批。复杂的软件不仅没降本增效，反而成了束缚生产力的枷锁。

“买得起、养不起”的无底洞 招标买系统只是第一步。系统上线后，每年的云服务器租用费、接口维护费、技术服务费以及软件升级费高昂无比。很多自造血能力弱的县级融媒体，过几年维护费跟不上，系统就直接瘫痪或弃用。然后再以“技术落后”的名义重新招标，陷入“买系统—闲置—落后—再买系统”的怪圈。

“迎检大屏” vs “群众口碑” 不可否认，有些建设的初衷是为了“向上看”。领导来视察了，大屏必须亮起来，热力图必须动起来，数据必须跑起来，显得极具“现代化科技感”。至于本地老百姓爱不爱看？能不能帮老百姓解决实际求助？反而成了被忽略的次要问题。

三、融媒体的出路，从来不在大屏里

新闻传播学里有一条铁律：技术是载体，内容才是灵魂。

一个GDP在全省排中下游的三四线城市，老百姓根本不在乎你的融媒体指挥大屏有多炫、AI中台有多高级。大家只关心一件事：你的报道能不能讲出我们本地人的真实故事？能不能帮我们解决物业堵心、路灯不亮、求职就业的实际难题？

如果真想把钱花在刀刃上，不如少搞些花里胡哨的“形式主义代码”，多做些轻量化、接地气的短视频和民生服务。

同时把钱还给“干活的人”，设立优质内容奖励基金，提高一线采编的待遇，招几个真正懂新媒体运营的年轻人。

让从“政务宣传屏”变成“民生服务站”，让融媒体成为本地老百姓遇到困难第一时间想到的求助通道，这比任何高大上的数据大屏都管用。

写在最后

融媒体中心不该是一座靠大屏和代码堆砌起来的“数字盆景”，而应该成为连接党心民意、打通基层治理的“毛细血管”。

当各地都在强调“过紧日子”的时候，我们再看到那些动辄数百万元的系统升级招标，真的应该多追问一句：

这笔钱，究竟是让宣传工作更接地气了，还是仅仅换回了一纸漂亮的验收报告？

上大学还值得吗？这是一个全世界都在探讨的难题。

保罗·塔夫在《不平等的大学：美国高等教育如何影响社会分层》一书中写道：“经济学家们对‘上大学值得吗？’这个问题给出的一个更微妙的答案是：看情况。要看你是谁，你去哪里上的大学，你学了什么，你在那里表现如何，以及你一路上积累了多少债务。如果你没有拿到学位，那么上大学很可能就不值得了。大学辍学者平均年收入仅比高中毕业后从未上过大学的成年人多3000美元左右，而这一微薄的工资优势通常会被辍学者更沉重的学生债务所抵消。如果你成功毕业了，你所在大学的门槛会影响你学位的价值，你选择的专业也有影响。由于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不太可能进入对毕业生挣钱能力产生最大程度积极影响的名牌高校，这一群体从学位中获得的经济利益比高收入家庭的大学毕业生要少。根据经济学家蒂莫西·巴蒂克和布拉德·赫什本的研究，如果你成长于一个低收入家庭，你的学位将使你的终身收入平均提高33.5万美元。但如果你在一个高收入家庭长大，这一数字则是90.1万美元。”

保罗·塔夫是加拿大裔美国作家、记者、电台节目主持人，长期关注教育、社会公平等主题。在《不平等的大学》中，他试图解答“大学是否还能为年轻人提供改变命运机会”这个问题。从常春藤盟校的教室到社区大学的焊接车间，从私立小学到公立高中，从学生家的厨房到大学招生办，他几乎走遍了美国，带领人们进入复杂而微妙的高等教育世界：焦头烂额的学生和家长，炙手可热的辅导机构，试图用技术抹平贫富差距的在线教育平台，在指标压力和良心间挣扎的招生人员，游走在文化、政治、经济交叉领域的官僚，不放弃差生和寒门子弟的学者与教育工作者……

书中提到，大学不再只是向上攀登的阶梯，它还变成了抵御向下滑落的护盾。美国好像正在分裂为两个独立且不平等的国家，而大学文凭就是它们之间的分界线，“随着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一种新的经济现实在美国诞生：阶层流动与创业精神不再紧密联系，与教育程度的联系却日益密切……没有大学学位的年轻人生活在贫困之中的可能性，几乎是有大学学位的人的4倍。仅有高中学历的美国人的失业率是拥有学士学位的美国人的2倍。这种差异不止体现在经济上：现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男性寿命比教育程度较低的同龄人长13年。没有大学学位的女性结婚的可能性较低，即使结婚了，离婚或分居的可能性也是有大学学历的女性的2倍以上。有时候，你会感觉这个国家好似正在分裂成两个独立且不平等的国家，大学文凭则是它们之间的分界线。”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拥有学士学位的人终生收入高于没有学士学位的人，但这更多是因为没有学士学位的人收入整体在大幅下降。

正因为学士学位沦为防止向下流动的保险，所以“追求学士学位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令人向往，反而更多地让人感到焦虑。这意味着，今天的年轻人在做出有关大学的决定时，住往不是出于希望，而是因为恐惧。”毕竟，“阶层流动总是令人不安。任何经历过的人无法幸免于它的冲击力。”

保罗·塔夫在最初计划写作《不平等的大学》时，一度遵循世俗理念。他听说了一系列新颖的干预措施：通过稍稍改变行为，来改善贫困青少年的命运，鼓励他们申请更有声望的大学，奋发备考SAT，在学业遇到难题时抵制住半途而废的诱惑等。“这一切干预都有同一个前提：信息不充分的学生犯下了愚蠢的错误，影响了自己上个好大学。沿着这样的思路，高等教育体系其实热烈欢迎这些学生，愿意帮助他们走向成功，但学生们没有抓住迎面而来的机会。”

但保罗·塔夫花了数年时间调查后，反而领悟到了这个理念的缺陷。他终于意识到，美国低收入人群申请大学、完成大学学业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障碍并非心理或文化上的，而是经济上和结构上的。高成就、低收入的学生没有选择进入精英大学，主要原因不在于他们没有申请，而是这些大学不愿录取。他们选择声望不高的院校，并非因为这些院校平易近人，而是因为学费便宜。他们还没拿到学位就辍学，并非因为缺乏毅力，而是因为缺乏经济支持。

书中总结道：“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本质上存在一个悖论。从个体层面看，从事高等教育的人大多富有同情心、思想开明、见解深刻。但是这些个体共同创造出了一台强大的不平等机器，一个始终不愿改变，只知不断复制社会优势的系统。”也就是说，没有普遍性故意作恶，各环节都在努力做到自己以为的“更好”，最后的结果却是大学沦为一台制造不平等的机器。

美国的高等教育并非一贯如此。依托州政府资助，美国拥有强大的优质公立院校体系，这些院校要么免费，要么收取不高的学费。二战后，各州迅速扩张了公立大学系统。1961年至1980年间，数百万大学新生进入公立院校，其中大多来自中产阶层和工薪家庭。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大学意味着通往繁荣的大门。

但在70年代后期，在加州第13号提案税收抗议运动后，各州开始减少用于高等教育的公共资助，削减力度大，持续时间长。1980年至2015年间，与个人收入相比，美国各州对公立高等教育的财政支持几乎减半。公立院校也相应大幅提高学费，学生及其家庭为支付学费，不得不背上沉重的债务。学术预算和学生服务被削减，在不少公立院校，尤其是那些录取门槛较低的院校，毕业率有所下降。如今的学生缴纳的学费更多，得到的东西却更少。

保罗·塔夫还重点提到了疫情的影响。2020年，在校园被迫关闭的那段时间里，“富家学生安然退回宽敞的个人卧室，享受高速网络；资源匮乏的学生要么挤在拥挤不堪的家庭公寓，要么待在汉堡王的停车场蹭免费无线网。并坐在教室里时，富家子弟和寒门子弟也许感受不到阶层差异。一旦同时出现在Zoom视频会议中，每个学生的家庭背景就都被展示在身后，所有人都能看见。”

更大影响在于公共资金的支持被进一步削减，这一点可以参考2008年金融危机，书中写道：“2008年大衰退过后，各州将公立院校对每名学生的资助平均削减了24%；12年后的2020年，全美50个州中有41个州仍未完全恢复到12年前的资金水平。”

公立教育拨款缩减，大学就会被迫“公司化”，并争抢那些能支付全额学费的富裕生源，与此同时的就是弱势群体被迅速边缘化，阶层流动趋于停滞。

正如书中所言，“在美国，‘大学’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标志，一种用来将我们与他们区分开来的符号。这意味着，关于高等教育的辩论曾围绕着市场力量、技能发展等词语，现在则绕不开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等激烈言辞。”

一个社会要想健康，流动性极为重要。社会流动的最基本定义是“从一个社会或经济阶层转移到另一个阶层”，“当一个社会中的人能够追求超越出身、向上流动，那么这个社会便是高效而又生机勃勃的。”

但保罗·塔夫研究后发现，与其他时代和文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天美国的流动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在青春期晚期和成年期早期的经历，而这段时间相对短暂。“20世纪下半叶，随着拓荒经济中的动物精神逐渐淡化，美国社会流动性的特点开始转变。二战后，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迅速扩张，部分原因是数百万退伍军人通过《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上了大学。随着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一种新的经济现实在美国诞生：阶层流动与创业精神不再紧密联系，与教育程度的联系却日益密切。在二战前的美国，一个人要想超越自己的出身，可能需要勇气和努力，但在二战后的美国，通常需要的是大学学位。”

这种改变使得大学不再平等，富裕家庭的孩子从小就接受精英教育，拥有更多选择空间，并不一定需要高等教育渠道，但恰恰是这个群体通过努力大面积占据高等教育机会。从教育的角度来说，它有着择优录取的公平一面，但从社会层面来说则未必。

正如书中所说的那样：“一旦大学教育被重新定义为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时，分配不均的事实也就容易理解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别墅或跑车，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高质量的大学教育。”

夹边沟位于甘肃酒泉市境内，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1957年，这里成为劳教农场，三年间关押了3000多人，其中大部分人是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和干部。许多人在此因饥饿、寒冷和超负荷劳动死亡。半个多世纪以来，除了一些执着不懈的民间历史研究者，这段历史鲜少被人公开讨论，如同这片至今依旧荒芜的土地，几乎被人遗忘。

2026年的夏天，作为一名“九零后”，我终于来到这里，一探这个毛泽东时代的劳改集中营在今天的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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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酒泉市区前往夹边沟的路上，两边是绿油油的玉米地和大片农田——这里是河西走廊难得一见的绿洲。车离开市区行驶了大约40分钟，逐渐接近一片荒地，昔日的夹边沟农场就要到了。

车驶入一条狭窄的柏油路，路边两根高耸的电线杆，在顶部撑起一个铁丝招牌，上面有几个红褐色的大字——酒泉夹边沟林场。从附近一处停车场望去，有一个看起来似乎荒废的小农舍，从农舍旁的小道走进去，便到了曾经的夹边沟农场场区。

或许是幸运，我这一路上畅通无阻，没有看到人烟，也没有遇到监控和盘查的人。农场外，有一排松散的铁丝网和上锁的铁门，铁丝网被人踩烂了，所以锁并没有起到作用，我得以绕过铁门自由通行。

曾经的夹边沟场区。入口处有一排松散的铁丝网和上锁的铁门，铁丝网已被破坏。

根据各种档案的记载，1957年到1960年期间，曾有3000多人被关押在夹边沟，其中大部分是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如果按照当年的人数估算，应该有大量的窑洞、地窝子。但眼前，我只看到了16个——这些窑洞，最大的能放四个地铺，躺下四个人。最小的，进去后只能弯腰行走，低头坐下，直不起身，部分窑洞已被风沙掩埋大半。

接近窑洞时，我首先看到的是地上烧纸留下的黑色灰烬。一个空酒瓶放在左边，一旁小山丘上，还有六小瓶打开的白酒和几炷香。酒瓶上没有多少灰尘，想必近期就有人来过，或许就在昨天——在路上，司机提醒我，当天正是中元节——这也是传统上中国人祭奠逝者的日子。

此刻，我默默站在窑洞前。四下无人，风不大，因此格外安静。偶有狗吠和飞机的轰鸣声传来——而奇怪的是，我在这里停留了两个小时，却没有看见任何飞机。

窑洞外是西北烈日，洞内则漆黑清冷。我看到，每个窑洞深处基本都有一束花，一些食物，例如大米、方便面、面包、酒、烟等。一些洞口，长出了茂密的草堆，也不知道在这荒芜干旱的沙漠里，是什么滋养了它们？

在最外围的一个窑洞前，我放下了带来的米和矿泉水，鞠了三躬，瞬时，眼泪夺眶而出。我不禁想问自己，这泪水，是为了历史，还是为了现实？我想起了当年那些与我年龄相仿的人无故的惨死，也不由想到了当下的现实——一个依然不能讲述这些历史的现实。

夹边沟农场的窑洞旁，中元节烧纸留下的黑灰，以及人们留下的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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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九零后”，我出生的时候，“反右”已经过去了40多年。“夹边沟”对我而言，只是一个疏离的地名。它可能存在于一些中国人的记忆里，却从不出现在日常生活中。

大学时期，像很多人一样，我通过口口相传的渠道，从作家杨显惠的纪实小说《夹边沟记事》里了解到它。我记得，当时看了这本书的开头，就不忍再读下去，觉得是一个恐怖故事。可如今，当我真的在地图上找到夹边沟，并来到这里时，内心竟莫名获得一丝平静——生活在一个言论依旧不自由的国家，来到这里，缅怀曾经在这片荒地上死去的人。我想，那些长眠在此处的人，或许最明白当下的处境。

当一个混乱的时代吞噬了个体，人靠什么活下去？我能想到的是意志。人最容易放弃的就是自己，最易被击毁的是自己的意志。

2026年八月中旬，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去世时，微信上有一篇文章再次流传，写朱镕基从1958年始，如何度过被划为“右派”的时期。“在重大变故面前，稍微脆弱一点，都有可能一蹶不振。而精神的崩溃，更是一个人全面垮台的开始。”文中写道。

当年，夹边沟人的生存状况究竟如何？我看过艾晓明的纪录片《夹边沟祭事》，纪录片里，作家、夹边沟事件的研究者赵旭谈到，在农场里，每个人大约要承担28亩地的劳动量——这是正常人难以完成的。劳改农场的幸存者王志则提及，当时年轻的知识分子，每天至少要干11至12小时的体力劳动。

1960年，夹边沟农场已有大批人死去，但这里的千余人又被调往位于高台县新建的明水河农场，由于粮食不足，大批劳教人员被饿死、冻死。直至1960年底，时任中国内务部部长钱瑛带领检查团，将夹边沟和明水河农场剩余的几百人全部撤离遣返。1961年10月，政府关闭夹边沟农场。1970年代，农场改为林场。

夹边沟农场窑洞深处，不知道谁留下的米袋和鲜花。

3

《夹边沟记事》根据幸存者的口述写成，其中一个“上海女人”的故事流传较广。当年，在夹边沟劳教的上海医生董坚毅，其妻子“顾大姐”花了五六天，坐慢车从上海到高台县，本是来给丈夫送食物，得到的却是董坚毅的死讯——他七天前就饿死了，尸体被掩埋组运走，不知去向。

书里写道，这个上海女人在窑洞里不吃不喝几日，决定自己去挖丈夫的尸体。这个故事的讲述者老李，和董坚毅住同一窑洞，其实知道他被掩埋的地方。他看见董坚毅被人抛尸荒野，身上从上海带来的呢子衣、鸭绒被、毛毯都不见了，小腿肚和屁股上的肉被剜走，一个英俊洒脱的人变成了一具“木乃伊”。老李不忍顾大姐看到这幅惨状，所以谎称找不到了。

当年被关押在这里的人，为什么不逃？书里写，当然有人逃走了，但“绝大多数人不跑”，原因是他们坚信组织很快会为自己平反。“如果逃跑不就对党不忠了吗？不就是背叛革命了吗？就怕一失足成千古恨。”

刑同义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书里亦有一手史料记载。他得到的农场最早的《计划任务书》里介绍道，夹边沟场区连着荒丘、水库、河滩，只有东面有一个很小的夹边沟村，是一个“易守难逃”的地方。

站在这个戈壁滩，有一种只能等死的绝望——而这死是慢慢来的。墓冢一般的山坡上，烧成黑色的纸片缠绕着干枯的矮灌木。我缓缓爬到半山坡，往下回望，坡下是农场窑洞，旁边一间小农舍似乎已经废弃。前方是成排的杨树林，与荒凉的农场生活区分隔开来，而在我身后是大片荒地，铺开远去，不远处有座墓碑。再远，是朦胧的祁连山。

从小沙坡上远望整片荒地。

不像在戈壁滩其它的地方，在这里，我感到非常寂寞，同时有点恐惧。看见沙坡上黄绿色相间的小草堆，才明白，当年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如何因饥饿而“胀死”。

《夹边沟记事》里提到，人们饿急了会吃“粉汤”，即用草滩上的黄茅草籽煮的汤。这种粉汤没有味道、嚼不烂，只为克服饥饿感。有人煮汤时心急，搅拌到粥状时匆匆咽下，肚子里的其他食物，譬如树叶、干菜，就会随之粘在一起，结成硬块，很快因肠梗阻而亡。有的人饿得急，还没煮烂就吃，就这样被胀死。书中写道：

有⼈在骂⼈的时候说，你打嗝怎么是草腥味的！那意思是说你不是⼈，你是吃草的牲⼝。我们那时候排泄出东西就是和驴粪蛋⼀样的草团⼦。——《夹边沟记事》

1957 年，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又号召“大鸣大放”，各界知识分子纷纷向党建言，但很快，形势急转而下，“反右”开始了，那些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来到夹边沟的人里，许多正是因为这些言论获罪，也有人只因几句玩笑、被拉去凑了右派指标。

窑洞深处，留着人们祭奠的痕迹

4

对那些少数的幸存者来说，虽离开了夹边沟，创伤依然长存于心。发生在夹边沟的事情在数十年里未曾被讲述过，一直缄默了近半个世纪，2000年代，相关的纪实作品才陆续发表。2017年艾晓明的纪录片《夹边沟祭事》里，两位老人坐在沙发上，打开装有人骨的包裹，诉说着他们的遭遇——当他们试图重返夹边沟，祭奠难友时，遭遇到当地政府的监控和层层阻挠。“我们只是要纪念这些人。为啥要监控我们？”老人对着镜头，诉说着——在“反右”已经发生60年后。

我逐渐理解，这长达数十年的沉默，是因为人为的长久屏蔽。这，其实和今天人们未能消化、公开谈论新冠疫情期间发生的事，是一样的。

2026年再回望，《夹边沟祭事》中的多位老人，已经离世。

在农场里走了一圈，我本以为这里不大，待半小时就离开，结果却停留了两小时。沿着一个个窑洞走，又爬上另一座山头，我见到了更多小窑洞。往里面稍探去便觉得毛骨悚然，我最终没有敢走进去。

离开夹边沟的当天，我离开了酒泉。车向东行驶，逐渐接近祁连山脉，砾石滩上，长满了矮小的沙漠植物。

夹边沟农场窑洞。

我想起来，前一日，司机在电话里听闻我要去夹边沟，迟疑了两秒，问我是否是家属。我告诉他，我只是普通人去祭奠。他没有多问，只说，他还记得那条路怎么走，上次去是去年夏天，载过一名家属。

回程时，他才告诉我，他和我通话后，在豆包（中国开发的一款人工智能助手）上搜了一下，结果豆包没有给他回答。但事实上，作为酒泉人，当地口口相传，大家都知道夹边沟曾发生什么事，尽管，这一切至今都还是“保密”的。

（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本期推荐档案和文章：

杨显惠：《夹边沟记事》

艾晓明：《夹边沟祭事》

邢同义：《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

回眸夹边沟：劳改农场如何成为死亡集中营？

夹边沟亲历者和凤鸣辞世：一位捍卫记忆的女战士

我写“渔猎齐哥”调查曝光污染问题的时候，总会有收到几个嘲讽的声音，骂我“闲得慌，关注这种事”。今天我又来关注“这种事”了。

早就截了图，拖到这会儿才有空说说，岳阳平江一个叫严家村的地方，村民们求助工业园区排污10年没人管的情况。

已经到什么程度了？新闻里这样说的，

“蔬菜镉超标最高达国标12倍，多名孕妇流产、新生儿畸形，十余名老人因癌去世……”

之前说环境污染是小问题，无所谓的那几位，还这样认为吗？

尤其是搜狐新闻里，写了这么一句话：

“村民现在只求能给一条活路。”

我想有人肯定又要出来反驳，“这种因果关系你是怎么确定的？能拿出证据吗？不能的话，凭啥说是污染导致的，难道没有污染，人就不会生病，婴儿就不会畸形？”

不用怀疑，绝对有这样想的人，并且数量不会少。包括当地的村支书。

他甚至承认镉超标、流产以及患癌等问题，但依旧称“不能简单的认定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整个xx地方都有这现象”。

以及该产业园管委会，同样用“工作人员还在里面上班，污染严重怎么办公”；

当地环保部门，也说，“企业有味道正常”……我懂，我甚至能理解他们。不这么说，万一园区被拉出去整改了，大家去哪里找班上？当地的税收要减少多少？一心向上的地方领导还怎么拿出政绩。。。我都懂，只不过，懂，不代表认同。

我一直觉得环境问题是重中之重。有时候个别的食品问题，虽然影响最直接，范围却是有限的。可污染呢？短时间看不到影响，甚至长时间产生了影响，也像上面一样没法直接确定存在“因果关系”。问题是它的范围，它导致的问题，较前者不知道严重了多少倍，给普通人带来的伤害更是无法言说。

比如新生儿畸形，一旦出现毁掉的就不止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家庭、几代人的一辈子。何其惨痛？新闻里，一个母亲胥女士说，“只要在这里待产的，大多没有平安生下来的”，她自己在村里生下的孩子，唇腭裂、动脉导管未闭、代谢性酸中毒，排除了遗传因素。

胥女士去找园区要说法，村里给她送了一床被子。她说，“我要你一床被子干什么？”

别说那位胥女士感到懵逼了，我看着都无语。

事实上，上面那些逻辑全都站不住。比如村支书那句“整个xx地都有这现象”，这算什么？用别人有问题，根本不能证明自己没问题啊。别人也烂，所以我不算烂？

园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在上班”，意思是污染这么严重，他们怎么上班。可工作人员不住村里，他们一天8个小时，下班就走了，跟在村里连续住10年完全不是一回事。更何况，他们办公室可能有空调、有净化器，村民有什么？

至于环保部门那句“有气味正常”，只要不超标就是达标排放。我把这个逻辑换种说法，你就知道合不合理了：

法律没禁止，就是允许的；你闻着难受，但指标合格，所以你的难受是你自己的问题。

牛逼吧。

更讽刺的是，尽管上面各种不认同的“理由”，然而事实却是：就在一个月前，湖南省环保督察组刚指出过该园区污水处理厂雨污混流、废水直排的问题……前一个不能确定因果关系，后一个莫非又是巧合？

到这里，我不懂，省督察组的话，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又到底作不作数。如果不作数，那督察组是去干嘛的？那查出了问题，又有什么意义？

其实这个事情并不好写，原因也确实如他们所说，拿不出100%证明两件事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据，以及这样的园区对地方上那些部门、领导来说非常重要。所以这里面最后一个重点，我都没法直说，只能提一句，有几个非常知名的食品企业，辣条、小鱼仔、方便面，都在该园区生产。

唉，反正我自己是这三个品牌的产品，都吃过。。。也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那句话，不要觉得污染问题，与你我无关。更不要觉得倒霉的只有那个村子而已……

最后的最后，甘地有句话，叫做“一个国家的伟大和道德进步，可以通过它对待动物的方式来评判”。我们吧，可以换一换，就先别说动物了，你就通过它对待普通人、对待村民的方式来判断吧。

近日，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的白保国副教授投湖身亡引发了很多人的唏嘘。

他在投湖之前还发了一篇遗书，对声讨了延安大学的各种问题。

主要是延安大学硬性要求艺术老师拉经费、发论文指标完不成，老师只能垫钱造假才能过关。而白保国老师是教钢琴的老师，你叫一个钢琴老师去搞科研？白保国不愿意造假，就因考核不合格被降岗，最后留下举报材料后投湖离世。

这一幕似曾相识，远一点的有屈原，近一点的有王国维，后面还有老舍，都是知识分子信念崩塌后的绝望。

而跟这件事简直如出一辙的是前几年发生在成都的毛洪涛老师的投水自杀案。

毛洪涛老师在投水之前，也在朋友圈留下遗言举报学校的校长的各种问题，他还是学校的党委书记，最后用这种方式死谏，有用吗？

最后调查说毛洪涛朋友圈所反映的问题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查到校长的违法违纪行为，毛洪涛是因为抑郁症自杀。

我当时还写了一首诗。

毛洪涛纵有豪情与伟才，一生抱负未曾开。清廉书记沉江去，污浊官场浮上来。良币何堪逆淘汰，蚍蜉难撼最悲哀。纵然死谏应无用，稳坐高堂不下台。

白保国老师应该是知道这件事的，毕竟都是高校老师这个圈子，毛洪涛用生命发声，有用吗？死了就没法再发声了，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了。

既然有毛洪涛的先例，为何还要走这条路呢？死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到时候给你扣一个抑郁症的帽子，这件事就过去了。

看了毛洪涛和白保国的案例，是不是觉得历史不但在押韵，还有可能重复呢？

既然死都不怕，还怕活着战斗吗？就公开举报啊。54岁了，不愿意同流合污学术造假，就投水而死，何必呢？不当高校老师又如何？

屈原在《渔父》里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白保国当时的心理估计就有屈原的这句话。的确也是，现在的高校，学术造假比较严重，为了发论文也是各种手段都用上。我才有耿同学打假这么多的学术造假。

而渔父也劝屈原：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大意就是水清就洗帽带，水浑就洗脚，要顺势而为。

白保国老师也肯定没有听进鱼父的建议，学屈原投水而死。

屈原就没有给后世的知识分子做好榜样，遇到点事就寻死，解决不了问题，只是在逃避问题。

现在的高校的问题很多，除了学术造假、吃空饷还有青年教师非升即走的设定让很多老师也是很头疼。

之前复旦不是有个姜老师因为这事还把领导给刀了吗？好像因为复发性抑郁障碍判了个死缓。

所以，应该多关注一下高校老师的精神状态，在这样高压力下，能做出什么科研成果？

希望白保国老师和毛洪涛老师的死能让其他人意识到，用死谏的方式，是真的没什么用，不要再走这条路了。要珍惜生命，好好活着，勇敢面对。至少要活得比你恨的人长，看看他们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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