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媒体“水瓶纪元”日前发表文章《三孩政策第五年，走不出计划生育的人》，通过多位亲历者的遭遇，揭示了在当前“三孩政策”全面推行的背景下，昔日计划生育严打时期的受害者们至今未能愈合的创伤。

江西教师熊秀娟在怀孕八个多月时被十几名计生人员强制引产，孩子出生后仅存活十几分钟便夭折。此后她长久沉浸于悲伤与自责，甚至觉得后来出生的孩子只是那个男孩的“替代品”。她最终因生育二胎被教育局除名并处以罚款，失去教师身份后，只能在丈夫的化肥站帮工，一做就是二十年。

护士廖伍妹在六个月身孕时被迫引产一对双胞胎，复职后又遭违规辞退；农妇何月连则因强制结扎手术引发严重感染，留下难以愈合的后遗症，几乎彻底丧失劳动能力。这些因执行国策而落下的终身病痛与残疾，至今未被纳入国家赔偿体系，成为她们难以挣脱的梦魇。

除了身体上的摧残，严苛的计生惩罚还导致大量家庭经济破产、阶层跌落。湖南肖富斌夫妇、安徽龚原与黄阁平、贵州张承玉等基层教师和公职人员，因“超生”先后遭遇罚款、处分、开除乃至反复追罚。肖富斌交完罚款后家财散尽，一家四口曾靠仅剩的三毛四分钱艰难度日。

如今，随着“三孩政策”全面落地、各级政府纷纷出台”催生”举措，政策的急剧反转给这群逐渐老去的人带来了强烈的荒诞感。曾经令他们家破人亡的生育行为，转眼间变成国家大力鼓励的号召，而他们当年所受的伤害、所失去的权利，却并未随政策转向被重新审视或补偿。

以下为文章内容节选：

熊秀娟听到他呻吟了几声，最后没能抱进怀里。孩子没有了，村小的教职却不能丢。于是，她用黑色塑料袋裹住孩子，拎上出租车，回到计划生育服务站。

一天前，怀孕八个多月的她刚在那里被打下引产针。这是她的第二个孩子。按照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她属于“计划外怀孕”，生育就意味着失去工作。她抱着失业的决心期待孩子的出生，却被十几名计生人员带到计划生育服务站强制引产。

熊秀娟逃到私立医院，想把孩子从死神手里抢回来，却已无力回天。她长久地沉浸在悲伤和自责中，甚至觉得后来出生的孩子也只是个“替代品”。

她还记得那个下午。因为想为失去的孩子讨还公道，她心里始终愤懑难平。就在那时，她在网上看到另一位因计生问题被开除公职的受害者留下的手机号码。

熊秀娟渐渐发现，自己并不是孤例。多个省份的计生受害者，仅上访维权微信群里的成员，加起来就有数千人。

廖伍妹没有见到孩子最后一面。

2005年，她已经上了节育环，却还是意外怀孕。那时，她在江西一家医院当护士。做B超时，她看见肚子里是一对龙凤胎——这在传统观念里是一件喜事，一男一女，凑成一个“好”字。B超室主任对她说，这事帮她保密，一定要生下来。

廖伍妹身形瘦削，但六个月身孕她的腹部也已显怀。消息最终还是传了出去。负责管理护士的副院长开始频繁给她打电话，让她回医院查环查孕。

查环查孕是对已婚育龄妇女进行查验，检查宫内节育环的位置及状态，同时排查是否意外怀孕的妇科检查，曾在全国多地强制执行，与职工的工作、福利等绑定。

廖伍妹知道，一旦去了，就瞒不住了。她借口备考主管护师，请假躲在家里。

起初，对方还只是旁敲侧击。后来，语气越来越直接。“你是不是想为了生孩子，（想要）把我的乌纱帽搞掉？”廖伍妹了然，对方担心的是计划生育考核。

当时，多地政府将计划生育纳入干部考核体系。如果辖区内出现“超生”，相关负责人可能被取消评优、晋升资格，严重时甚至影响职位，这种制度后来被称为“一票否决制”。在这样的压力下，强制引产、强制结扎等手段长期存在于基层计划生育执行中。

龚原是安徽金寨的一名教师。金寨位于大别山腹地。他回忆，当年有个生育政策是，山区人口若第一胎是女孩，间隔六年后可以申请生二胎。2002年，他生育第二个孩子后，被认定违法生育，需缴纳五万多元社会抚养费，相当于他五年工资。后来，他通过行政复议撤销了处罚，但第二年，教育局仍以“违法生育”为由将他开除。公立学校不敢招他，龚原先后在上海、重庆、广东多地的民办学校里教书讨生活。后来，他在线上结识了其他的受害者，开始积极参与维权群里的联络工作。

黄阁平同样来自金寨，也是维权群里的主力之一。1995年，他因生二胎被开除公职，并被罚款两万元。当时，他每月工资只有六十八元。因为拿不出罚款，家里的床、柜子、桌子都被搬走抵债。“没有任何收据。”他说。

那是一个生育需要层层审批的年代，一张准生证，意味着一个孩子被制度认可拥有出生的资格。但即便如此，它也未必能够真正保护一个家庭免于惩罚。

张承玉原本是贵州凯里一所小学的教师，前夫是林业派出所指导员。她是初婚，前夫是再婚，第一段婚姻的孩子判给了他的前妻。

1994年，她和前夫提交再生育请愿书。经一年调查，计生部门于1995年发放准生证，并换发1996年生育指标。1996年，他们生育第二个孩子。张承玉认为，生育程序合法合规，但2000年，市监察局仍以“超生第三孩”为由，将夫妻二人开除公职，依据是一份1989年的凯里市内部文件。她指出，按《贵州省计划生育条例》，其情况应被视为计划内二孩，而准生证至今未被撤销。

2025年春天，江西妈妈小文将儿子送进当地一所公立幼儿园小班，全班33个小朋友，男孩竟然多达26个，女孩则只有7个。这个比例让小文感到吃惊，她想起来，当年生孩子的时候，全病房的产妇都和她一样，生的是儿子。

小文的发现并非个例。同年，北京一位母亲糖糖带女儿到幼儿园报到，班上17个孩子，男孩占了14个。2026年3月，小丽将3岁的儿子送入云南一所幼儿园小班，全班一共仅10个孩子，男孩就有7个。

生活中的孤立现象，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但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中，当下出生人口性别比的进一步失衡，却是确凿无疑的。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全国出生性别比为108.3，到了2024年则上涨至111.7，意味着每出生100个女孩，就同期有111.7个男孩出生。整体来看，出生性别比在2019-2023年间下降趋势停滞，但均徘徊在111附近，高于1955年联合国确立的能维持社会平衡的103\~107。

而据2021年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的男性比女性多了3500万，00后男生比女生足足多出了1300万。其中，一孩的出生性别比为113.17，二孩性别比为106.78，大体接近正常区间。但三孩数据，则直接跃升到了132.93。

历次人口普查人口性别构成/图源：国家统计局

随着计划生育与社会经济教育的发展，“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观念开始普遍占据主导地位。但如果要深入个体，对男孩的偏好，依然得到了传统家庭尤其是农村地区理所当然的认可。二孩、三孩政策开放后，“儿女双全”的公开愿景，部分掩盖了这种对单一性别的诉求。

在少子化和性别失衡的双重作用下，另一种长期看来极有可能影响社会发展的人口问题正在凸显。

01 “想生男孩”的家庭

2017年夏季的某一天，12岁的福建女孩依依忽然多了个弟弟。在依依从小到大的印象里，父母从未提及再生一个孩子的需求，直到二孩政策开放后，已经40岁的母亲迅速将二胎提上了日程。弟弟出生后，虽然父母没有明显偏袒，但依依偶尔还是会忍不住想：父母是真的想给她再生一个弟妹作伴，还是目标清晰地想要个儿子？

上了中学后，依依发现，班里有比自己年小10岁以上弟弟的同学不止她一个，但其他几位都是女同学。有哥哥的妹妹，则一个都没有。

出生于1998年的南方女孩殷然曾经对母亲表达过，“要是自己有个哥哥就好了。”当时，母亲用一种理所当然的语气回答道：如果你有个哥哥，就不会有你了。

大学一年级时，殷然的父母怀上了二胎，生下来是个妹妹。在殷然的老家村里，两个女儿是无法继承宅基地的，父母犹豫过是否要再尝试生一个，最终还是受制于经济和身体状况作罢。但妹妹稍长大些后，父母还是试探性地问过她们，是否想再要一个弟弟。

《我的姐姐》剧照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姜全保教授告诉南风窗记者，“在低生育率和高养育成本背景下，普通家庭很少单纯为了增加子女数量而生三孩，能够坚持生育三孩的家庭，可能具有更明确的性别、养老或家庭延续诉求。”

即便在重视宗族的部分地区，如今也已经很少公开表现“歧视女孩”，但姜全保观察到，隐性的重男轻女，转向为一种“女孩也很好，但家里至少要有一个男孩”的观念。“这种观念看似温和，实际直接影响家庭的生育停止规则，也就是生到男孩就停止。”

“父母与祖辈共同生活、生育决策受上一代影响较大”“养老依赖儿子、农村社会保障相对不足”等家庭，通过多生来追男孩的可能性更大。姜全保提醒，“城市家庭即使存在男孩偏好，也会受到住房、教育和托育成本的约束。但在部分县城和农村，自有住房、祖辈照料和较低的直接养育成本，降低了继续生育的门槛。因此，同样存在男孩偏好，能够真正转化为多孩行为的，往往是有家庭照料支持、经济压力相对可控的家庭。” 根据目前最新公布的数据，2024年，全国的出生性别比在111。假定在正常情况下，中国的出生性别比是106：100，姜全保做了一个粗略估计：“106：（100*（1-x））=111:100, x大概是4.5%，也就是女胎中大概有4.5%的比例被性别选择性流产。”

部分地区，隐性的重男轻女依旧存在/《想飞的女孩》剧照

过去二十余年来，尽管国家严厉打击“两非”，即“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非医学需要的人工终止妊娠”，但一些灰色地带的胎儿性别检测技术手段仍然存在，比如跨境产检、冒险运血、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的民间违规应用等等。

2025年12月，国内某海关缉私局就破获了一宗特大走私孕妇血样系列案，经查明，该涉案团伙累计走私出境孕妇血液样本超10万人份，非法获利超3000万元，涉案范围覆盖全国23个省份。

同年，华中科技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基于第七次人口普查的调查论文《中国出生性别比下降停滞进程中的结构性失衡研究》显示，对全国出生性别比偏高贡献较大的群体，目前已有从过去的农村、低学历母亲、二孩家庭，转变为城镇、高中及以上学历母亲、一孩或三孩及以上家庭之趋势。

如今，社交平台上仍流传着无数宝妈“成功生育男宝的秘诀”，比如夫妻双方通过饮食和运动调节体内的酸碱性，进行一些未经科学证实的试验，还有不科学的心理暗示，比如在相关帖子下面刷评论“接男宝”。

不少准妈妈依然会大方表达自己对生男孩的渴望，但如今，大部分人会将这种偏好解释为“希望儿女双全”，“希望两个小孩有个伴”，以及“不想生女儿并看着她长大后经历生育之苦”。

一般而言，主观偏好女儿的父母，若生出儿子也同样疼爱有加。但因为宗族习俗、传统观念等原因想要儿子的家庭，则更可能让孕妇受制于种种强加的压力，从而不得不采取行动人为确认性别。

男孩出生率居高

从生物理论上，生男生女似乎是一个随机事件。

迄今为止，尚没有专业研究证明携带X或Y染色体的精子对卵子的结合存在显著差别。但事实上，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正常情况下，每自然出生100个女孩，都相应会有略高于这个数字的男孩出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鹿群对南风窗证实了这个比例，在自然出生的情况下，“男孩的概率稍高一点”。

其中一个原因是，纵观整个怀孕期，女性胎儿的死亡率要高于男性胎儿。比如2015 年，美国生物学家史蒂芬·奥查克及其团队就进行了一场史上样本量最大的胎儿性别比概率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在妊娠的不同阶段，男性胎儿和女性胎儿的死亡率是在持续变化的，其中，中期至晚期，女性胎儿死亡率平均高于男性胎儿。

《亲爱的小孩》剧照

不过，在没有人为因素干扰的情况下，人口性别比存在着依年龄递增而降低的变动趋势。有大量数据表明，男孩在成长过程中的死亡概率略高于女孩，随着时间推移，到婚育年龄时，男女数量开始趋于均等。因此，国际上将103\~107设为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值。此外，女性普遍比男性长寿，在老年人口中，性别比甚至普遍趋于100以下。

因此，我们可以将人口性别比与出生性别比结合起来看。“出生性别比”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年出生人口中男婴与女婴的比例，“人口性别比”又称为“总人口性别比”，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年内，每100个女性人口相对应的男性人口。相较于出生性别比，它的短期剧烈变化反应会相对迟钝与平滑。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2025年，中国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较2024年小幅下降，但男性依然比女性多出2881万。

纵观历史上的七次人口普查，从1953年至今，中国总人口性别比虽然一直略高于100，但始终在105-107的区间内小幅波动。

出生性别比则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开始明显失衡。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出生性别比就达到了108.5，正式超出了103~107的正常区间。 1990年，这个数据涨到了114.1，到2000年第5次普查时，出生性别比已经偏高到了119.92。随后二十多年，随着生育政策推行及超声波鉴定技术的普及，出生性别比整体呈上升趋势，到了2004年后才有所回落。

长达近4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客观上造就了不少独生女家庭。在不考虑人为干预的情况下，一对夫妇生育儿子或女儿几乎全凭运气，想要儿子的家庭，也鲜有“试错”机会。长远来看，这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许多家庭内部的性别平等。

不过，自80年代初期实施的“一孩半”政策亦规定，部分地区的农村家庭，在首胎为女儿的情况下，经批准可生育第二胎。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实行一孩半政策的人口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52.8%。因此，出生于80年代至00年代的农村孩子，有较大概率生长在一个“姐弟”组合的家庭。

1980年到2010年这30年间，中国出生的男性为2.9亿，女性为2.54亿，男性比女性多出大约3600万。

2014年初，“单独二孩”政策正式放开。当年，出生性别比从2013年的117.6降到了115.88，2015年继续降到113.51。2016年全面实施二孩政策后，全国出生性别比为112.88，2017年继续降到111.9。到了三孩政策开放的2021年，性别比首次降至108.3，且往后两年未再上升。

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数据，2021年，全国出生人口中的“多孩”（即三孩及以上）占比为11.6%。到了2023年，多孩占比上升到13.8%。

客观来说，二孩、三孩政策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出生性别比的平衡。在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的环境内，最终生出男孩的概率，反而比多孩家庭更大。而在“有得选”的环境下，多生一个、两个的机会，不仅承载了更多家庭“追儿子”的执念，也留给了更多女孩出生的可能性。

但危机仍然存在。

失衡之后

随着时间推移，出生性别比的差距，首先溢出到了婚恋市场，直接带来婚姻竞争加剧、彩礼和住房压力上升等个体困境。如今，适婚女性数量减少，大量未婚男性积压，尤其是农村大龄男性的结婚困境再也不容忽视，骗婚、彩礼纠纷等社会问题愈发明显。

“在男多女少背景下，住房、稳定工作、车辆和彩礼容易被当作男性婚姻竞争的入场条件。家庭为了帮助儿子结婚，可能提前储蓄、负债购房或者增加彩礼支出。”姜全保说，“由此可能出现两个结果：一是农村和低收入家庭负担加重；二是本应投入教育、养老和生产经营的资金，被用于婚姻竞争。所以，性别失衡也可能影响居民消费、家庭债务和代际财富分配。”

姜全保曾在与学者李树茁合著的《性别失衡与婚姻挤压》（2025年）一书中，提到了“婚姻挤压”这个在人口学里常见的概念，即“在一夫一妻制社会中，如果婚姻市场不平衡，婚龄男女人数相差较大、比例失调，由此导致一部分男性或女性择偶发生困难。”婚姻挤压直接导致单身比例的上升，使得处在婚龄段的男性成婚困难，男性终身不婚率升高。

婚龄男女人数比例失调，会导致一部分男性或女性择偶遇到困难/《乌海》剧照

长期而言，养老风险、人口拐卖、地区差距和社会分层加剧等隐患亦不可忽视。姜全保认为，随着人口性别比失衡，社会未来面临的再生产和养老压力会随之增加，“一部分男性长期未婚，意味着家庭形成数量减少。家庭小型化、少子化相互叠加，出生人口规模、代际支持和老年照护也会相继受到影响。”

目前，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在全球处于相对靠前行列。与我们毗邻的韩国，曾经也度过了一段出生性别比居高不下的阶段，而后通过法律、文化等系统性的社会工程，纠正到了一个相对均衡的水准。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B超技术的普及和总和生育率的下跌，韩国的出生性别比骤升。据韩国统计厅数据，1990年，韩国的出生性别比高达116.5，第三胎甚至一度超过190。韩剧《请回答1988》里，身为家中“老二”的德善就常常遭到父母忽视，有限的煎鸡蛋只留给姐姐和弟弟，弟弟还能多得到两个炸鸡。

1987年，韩国修订了《医疗法》，禁止医务人员向孕妇告知胎儿性别。1994年进一步修法，对违反者处以最高3年徒刑，情节严重者吊销医师执照。

法律上的威慑使得性别鉴定与选择性流产的操作成本大幅上升。到了2000年，韩国的出生性别比首次降至110.11，2007年则降至 106.2，落入正常生物学范围。2008年，韩国宪法法院废除了实施千年的“户主制”，正式推翻了原本由家族传承、祭祀、户籍支撑起来的男性长子核心继承制。

随后几年，韩国的出生性别比逐渐走低，直到2022年，创下了统计以来的最低纪录104.7。2024年，随着重男轻女现象出现衰退趋势，韩国宪法法院裁定“32周前禁止告知胎儿性别”违宪，全面禁止过度限制父母权利，侧面印证了社会观念的根本转变。

长远来看，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落实男女平等观念，是解决性别比失衡的根本方式。姜全保认为，推动出生性别比回到一个健康范围，不仅需要法律、制度的多方面合作，而且需要进一步推进性别平等制度和文化建设。

比如因地制宜地抓住治理重点和重点人群，“对出生性别比偏高贡献最大的群体，过去是‘农村、学历没有那么高、二孩家庭’，现在是 ‘城镇、一孩或三孩及以上’家庭。”

《加油！妈妈》剧照

又如，建立多部门协同的常态机制。“卫生健康、公安、司法等部门需共享数据，建立预警机制，加强孕产期服务管理和出生登记制度。需要将治理工作常态化，预防反弹。”

生育不是一项瞬时性动作，而是一个兼具养育、婚姻和养老等多项社会功能的长期过程，姜全保认为，推动性别比回归健康水平，今后更不能忽视的，是保障生育权益，消除后顾之忧，“完善养老、医疗和长期照护保障，降低家庭‘养儿防老’的现实需求。提高女性在教育、就业和家庭决策中的平等地位。持续推动婚育文化和家庭观念转变，形成尊重女性的社会规范。”

好在，过去这些年的努力，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至少，与2004年的峰值121.18相比，到了2024年，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降至111.7，如今，要彻底扭转局面，仍需在消除深层文化偏见、提升女性地位等方面持续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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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佩蒂斯：中国上一次债务危机由居民买单，这一次谁来承担？

8月25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 (Michael Pettis) 发表了一篇文章，回顾了中国在本世纪初处理银行坏账危机的方式，并追问，在债务再次高企的今天，下一轮债务清理最终将由谁承担成本。

文章封面

佩蒂斯指出，“过去十到十五年间，中国债务增长速度或许创下历史新高，使其债务占GDP比重位居世界前列，在主要经济体中仅次于日本”。一些分析者因此将目光投向了2000年代初的银行改革，认为当年的经验说明，中国可以用较低代价解决严重的债务问题。但佩蒂斯认为，“事实上，清理债务的代价极其高昂，并且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更严重的是，这种理解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损失究竟由谁承担。

他指出，1990年代，中国银行体系承担着大量准财政职能，贷款往往不是依据项目回报，而是为了支持国企、地方政府、产业政策以及维持就业。到1990年代末，四大国有银行技术上已经资不抵债，官方估计其不良贷款约占全部贷款的25%至30%，世界银行等机构则认为实际比例可能达到40%至50%。1999年起，北京成立信达、华融、东方和长城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接手约1.4万亿元人民币坏账，相当于当时GDP的约20%。

然而，佩蒂斯强调，“将坏账从一个资产负债表转移到另一个资产负债表上，并不能消除这些坏账”，真正的问题始终是谁来承受损失。

他的答案很简单：家庭部门 (household sector)，也就是中国普通民众。因此，他认为，与收入分配类似，“每一次银行业危机归根结底都是损失分配的问题”。因此，当时的问题是，“这些损失主要应由借款人、银行、政府、企业、债权人还是家庭承担。与普遍认知相反，北京并未主要要求政府承担这些损失”，而是主要通过“金融抑制” (Financial Repression) 让普通民众承担了这些损失。

具体来讲，佩蒂斯表示，中国当时实行严格的利率、汇率及资本流动管制，存款利率长期低于名义GDP增速，在部分时期甚至低于通胀。作为主要净储蓄者，家庭获得极低、甚至为负的实际存款回报；与此同时，企业、国企和地方政府却能够以人为压低的利率借款。佩蒂斯估计，在2001年至2010年金融抑制最严重的时期，这种收入转移每年最高可能相当于GDP的5%。换言之，中国家庭实际上通过储蓄承担了一种隐形税，并在十年间悄然帮助银行体系完成资本重建。

他表示，这一选择也彻底改变了中国此后的经济结构。2000年，中国消费占GDP比重仍有63.9%，到2010年却降至49.4%。佩蒂斯认为，“金融抑制”将国民收入从家庭转向企业和政府，一方面削弱了居民购买力，另一方面则提供了廉价资本，刺激投资和制造业扩张。

然而，他指出，“讽刺的是，那些成功为银行体系注入资本的政策，也使得未来的经济再平衡变得异常困难。一旦家庭收入受到抑制，维持快速增长就需要不断提高投资或扩大贸易顺差。随着生产性投资机会逐渐减少，投资只能依靠债务的快速增长来维持。最初旨在为银行体系注入资本的机制，最终却变成了制造另一重债务问题的机制”。

如今，中国又一次面临同样的问题。但是佩蒂斯表示，如果采取同样的解决办法，即把成本转嫁到普通民众头上，在“政治上是最容易实现的解决方案”，但这会继续加重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他指出，中国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重本就偏低，若再次让家庭承担债务损失，只会进一步压低内需，最终又会走上老路——“加剧中国过度依赖债务和外部需求的结构性失衡”。

佩蒂斯认为，剩余选择主要是让企业或政府埋单：前者意味着提高工资和融资成本、减少补贴，从而牺牲投资增速及部分制造业竞争力；后者则意味着财政转移、政府接手债务，或者出售公共资产，同时触及中央与地方政府以及既有商业和政治利益之间的分配问题。

佩蒂斯最后写道，“没有不痛不痒的解决办法。2000年代初银行业清理工作的显著成就并非在于中国找到了消除不良贷款处理成本的方法，而在于找到了一种政治上可以接受的方式来掩盖这些成本。如今的挑战在于，这些成本可能更难掩盖。”

二、澳洲学者孙万宁：中国政府通过限制采访和“正面报道”控制西藏洪灾叙事

9月2日，澳洲悉尼科技大学教授、澳中关系研究院副主任孙万宁在学术性媒体“对话” (The Conversation)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了中国当局对近期西藏与尼泊尔边境洪灾的信息管控。她指出，在救援持续进行之际，一场围绕“中国是否审查洪灾信息”的争论也在社交媒体上展开，而限制外国记者进入、删除部分现场影像，以及突出官方救援行动的“正面报道”，共同塑造了中国境内有关灾情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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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源自BBC驻华记者碧嘉兰 (Laura Bicker) 的一篇报道。她表示，洪水和山体滑坡冲击吉隆口岸的影片曾在微信和小红书传播，随后无法访问，并认为北京担忧西藏这一政治敏感地区出现社会不稳定。不过，一些网民随后贴出截图，指出BBC使用的部分画面其实曾被中国媒体播出，一名中国记者更批评道：“从未见过BBC如此公然地散布谣言。”孙万宁认为，在有关中国审查制度的激烈争论中，“中间地带往往会消失”。

但她指出，洪灾后的信息控制并不只体现在删除影片。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记者艾莉森·霍恩 (Allyson Horn) 曾多次申请前往西藏采访，但均遭到拒绝，其他外国记者也面临类似限制。这使境外媒体几乎无法独立核实官方说法。与此同时，中国官媒将报道重点放在解放军救援、习近平对救灾工作的领导、李强前往灾区，以及道路抢通和救灾物资运送等内容上；相比之下，受灾村民、房屋损毁以及社区遭遇得到的报道较少。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边境另一侧的尼泊尔，外国记者能够不受限制地采访幸存者。

孙万宁将此次洪灾与2008年汶川地震作比较。当时，中国媒体在地震发生后迅速展开大规模直播，央视持续更新死亡数字，并报道救援情况；中国媒体甚至一度触及“豆腐渣工程”学校等敏感争议，追问地方政府是否履行建筑质量监管责任。这种报道曾被西方媒体形容为“前所未有的开放”。然而，数周后，当学校质量问题可能激起反政府情绪时，当局开始收紧相关信息。

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则呈现了另一种模式。孙万宁援引研究指出，当局要求媒体不要自行派记者前往现场、限制报道频率，不得将事故与高铁发展联系起来，也不得调查事故原因及影响。相反，记者被要求寻找勇敢、牺牲和市民献血等“感人”故事，以在灾难中唤起“爱与同情”。她指出，中国官媒在危机期间长期被要求强调“正面报道”；与此同时，审查机构则删除有关政府应对或责任的批评。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由于政府更加警惕可能挑战其统治的舆论，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受到的控制进一步收紧。

最后，孙万宁表示，“这场灾难发生之际，正值中西方互信日益加深之时，这似乎加剧了人们对媒体报道存在偏见的担忧”。“中国的限制措施使得西方记者更难独立核实正在发生的事情。由此造成的信息鸿沟引发了西方的疑虑，并招致对中国媒体审查制度和报道偏见的批评”。

三、维权网：八月中国新增34名良心犯

维权网（公民维权志愿者联网组织）于2026年8月31日发布了《八月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报告显示，上期名单中有40人已刑满释放，并获悉有30人在狱中出现新动态。同时，本期新增被刑事拘留者6人以及被判刑者28人，共计34人。被捕的主要原因包括从事宗教活动、少数民族维权、维权上访以及参与民主人权活动等。

1. 本月获悉上期名录中刑满释放的40人名单：

马晓娟、江顺宝、李玉琼、高金平、郭莉、

韩建平、胡水英、李林、李行军、李志芬、

陆辉煌、马长青、马志茹、孟凡军、彭石清、

孙江怡、谭秋成、王东吉、王凤芝、王克民、

王铁壮、薛桂云、于健莉、张彦芹、郑永新、

钟蓉、孙秀珍、高淑贞、张丙亮、勇贤、

李丽、梁树发、刘淑花、肖永康、亚夏尔·肖合拉提、

吴裕勋、尧祖明、李桂芹、冯勇军、陈明燕。

2. 本期新增被刑事拘留、强迫失踪6人名单：

国俪堃、季风、陈云飞、杰恩斯·热斯汉、孙超、吴怀云。

3. 本期获悉上期名录中被判刑5人的名单、刑期：

3年：高兟

2年3个月：尹建根

1年7个月：张森

1年6个月：常顺

1年4个月：马涛

4. 本期新增被判刑的28人名单：

15年：加纳提别克·别克苏力旦

9年：张余振

8年6个月：龚素艳

8年：唐志飞

7年：王兆敏

5年：邢冬梅

4年6个月：鄢景秋

4年：袁淑芳

3年6个月：张爱莲

3年3个月：李庆军

3年2个月：武娟

3年：梁剑君、孙长河、高继萍、周凤兰、梁建国

2年6个月：王军

2年：李秀英、高侠

1年7个月：郝广萍

1年6个月：杨强、王素琴、牛桂芳、韩玉杰

1年3个月：张博、万桃英

1年：宋丽杰

6个月：李月英

报告称，截至目前，中国共有1638名在押政治犯、良心犯，其中死缓11人、无期徒刑19人、有期徒刑1349人、刑期不明25人、羁押未判259人；另有大量人员被送入精神病院或遭强迫失踪，其情况尚未被完全记录。

每位政治犯、良心犯的详细情况，可访问维权网：

《维权网：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2026年8月31日）第131期（共1638人）》

“因为我的劳动力便宜，也只能消费别人的便宜，这注定是恶性循环”。前段时间，这句话火了。说明人们终究会去追问自己生活困顿的原因。而“便宜”，就是最为日常的体感。

一件商品便宜一元，一般经济学的解释是：这是竞争的胜利。消费者少付了一元，企业完成了一笔交易，这一元似乎就从世界上消失了。

但这一元钱不会因为没被收走，就不存在。它可能被更好的技术、更大的规模和更有效的物流真正消化掉，那样它确实不需要任何人承担；可能由企业自己少赚一元；可能被补贴、信贷或投资人暂时接住；也可能沿着交易一路移动，落到供应商的薄利、员工的奖金、家庭的照护，和几十年后的养老账户里。

所以真正值得问的，不是"东西为什么这么便宜"，而是：这少付的一元，最后由谁支付。

这样的问法，把“低工资——低价格——低需求”从一个没有起点的圆，改写成一个有方向的问题。“便宜”本身不等于剥削，也不会自动造成需求不足。关键在于企业用什么方法完成降价，以及谁有能力把这一元交给别人。

过去谈中国的廉价劳动，重心通常落在出口上：低工资降低工厂成本，商品卖给收入更高的海外家庭；中国工人购买力不足，也不会立刻成为企业销售的上限——因为需求可以来自国外。但餐饮、家政、维修、照护、零售和本地交通不能出口。当这些行业承担越来越多就业，同一套安排，性质就变了：低工资在出口部门是价格优势，在内需部门是需求上限。

我们的讨论，就从这便宜的一元钱开始。

文｜谷雨
编辑｜阳少

01 低价的五种来源

低价可以从来源上被划分为五类，即使它们在价钱上一样，经济含义却完全不同。

第一种是「效率型低价」。自动化、规模、物流、标准化、零部件通用和密集的供应链降低了单位成本。这是真正的生产力进步：社会用更少的资源做出同样的东西。这一元不需要任何人承担，它是新增出来的。

第二种是「企业让利型低价」。商家压低毛利，用来促销、清库存或抢市场。这一元由股东和经营者的当期收入支付。

第三种是「资产负债表型低价」。银行提供了过低成本的信贷，地方提供了土地、能源或税收优惠，一些企业接受很低的回报，供应商用长账期提供了隐性融资。价格今天就降了，但这一元既没有消失，也没有被谁真正承担——它只是被记在了以后。银行同意再等一年，地方希望工厂别关，被拖着的货款成了一笔没有利息的借款，股东的账面先撑着。

第四种是「价值链转嫁型低价」。平台、品牌、大销售或大型采购方保住了自己的收入，但要求商户承担促销，要求供应商降价、延长付款、接受退货、自行吸收库存与合规成本。这一元不是被消化，是由议价能力弱的一方先垫上。

第五种是「劳动与社会成本外包型低价」。没有付足的加班费、工伤和安全保障，被转嫁给了劳动者自己的家庭；没有覆盖到的社保、医疗、培训、育儿和养老，压在了以女性为主的无偿照护和未来的公共财政上。企业和社会付的只是一个人今天到岗的价格，却没有为他明天、年老之后，甚至下一代的生活，付出完整的成本。

以上这五种低价，又可以被划分为三条路径，第一种是真消化，没有人需要为这便宜的一元钱买单；「价值链转嫁」和「劳动与社会成本外包」属于分摊，这一元被推给了供应商的薄利、工人的工时和被压低的工资；至于「资产负债表型」，和「劳动与社会成本外包」中劳动者的养老与健康部分，则是往后推，让未来的自己、他人或财政来承担。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企业自己吃下这一元。在竞争已经足够激烈的行业里，这个空间很小，通常撑不了多久，很快就会转成第三种或第四种。

这三条转嫁的路径，是所有低价的基础。面对任何一次降级，我们都可以多问一句：它走的是哪一条？

电影《大佛普拉斯》

02 低价的各个环节：以新能源汽车为例

我们也可以从一个具体的产业来看。过去这些年，新能源汽车是具备低价优势的典型产业，它的低价路径，可以如何被划分和理解呢？

一部分是效率。电池更便宜了，产线更快了，零件更通用了。这部分没有人付，它是新做出来的。承认这一点很重要：中国制造业这些年的进步是真实的，把所有便宜都说成剥削，既不准确，也会把"提高效率"和"改善分配"错误地放到对立面。

一部分是价值链转嫁型上游让出来的。 整车厂要求零部件供应商降价，付款期从三个月拉到六个月，库存和退货的风险往上游推。供应商的钱还在路上，车已经降价了。这一段是上游先垫的。

一部分是劳动与社会成本外包，由工时让出来的。 赶订单时的加班、旺季的派遣工、从正式合同挪到承包和外包的岗位、没有足额缴纳的社保。这一段是劳动者先垫的。

还有一部分，谁也没有让，只是还没有被算进来。这是最容易被忽略、也最需要说清楚的一段：工厂明明在亏损，为什么还能继续生产？

答案的第一层在于，支撑它的资金本身就被压低了价格，而这笔便宜资金的源头，其实是储户。2026年，六大国有银行一年期定存挂牌利率0.95%，三年期1.25%，活期0.05%；同期7月CPI同比上涨0.5%，核心CPI上涨0.9%。住户存款超过170万亿元，扣掉物价，实际回报接近于零。

这笔钱躺在银行里，变成银行极低成本的负债。经济学里有个词形容这件事，叫金融抑制：压低存款利率，把储户本该拿到的收益，转移给了借款的一方。这是一套系统性的安排，让整个信贷体系，包括国企、地方融资平台、还有大量资本密集型产业，都能拿到低于市场风险定价的资金。这家工厂能撑着不认亏，靠的正是这套系统给它撑出来的空间。只是这笔钱从储户的存折到工厂的账上，中间经过银行的风险定价和资金分配，更像是一整片被压低的资金环境，很难精确画出一条直线。

于是同一个家庭，一边在买车时享受便宜，一边在存折上补贴着这份便宜的一部分。这笔钱不是从工资里付出的，而是用利息的机会成本付出的。这份补贴未必精准地落在了这一家工厂头上，它先流进了一个更大的池子，再被重新分配出去。

便宜的资金只是让亏损撑得住的条件之一。“大家都愿意撑”则是答案的第二层，且这两层交织在一起，很难完全分开。

地方不希望这家工厂关门，它贡献着就业、税源和一整条本地供应链，而地方保护工厂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推动本地银行续贷，用的还是前面那套被压低的资金体系。除此之外，有些企业对回报的要求本来就低于市场，可以把价格压到别人跟不起的位置；有些车企撑住现金流靠的其实是股权融资和拉长供应商账期，未必都是银行贷款；只要卖出去的钱还付得起电费和工资，停下来反而更亏，于是同行也跟着亏本卖。这几股力量绞在一起，让亏损的工厂继续生产，也让今年的亏损，不必在今年被承认。

银行续贷、地方保厂、企业硬撑，每一方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做着“合理的事”。

但长时间来看。企业不可能长期用股东和债权人的钱补贴消费者。当资金不再那么便宜、账期不能再拉长、地方财政也拿不出补贴，这笔一直没记账的亏损就必须找人认领。

电影《大佛普拉斯》

03 便宜的日常，昂贵的人生

在很多行业，「资产负债表型低价」一旦持续，几乎必然转换成「价值链转嫁」和「劳动与社会成本外包」。

大平台企业和龙头企业占据价值链上层。淘宝、拼多多、美团这样的平台掌握着排序、抽成、流量定价和促销规则，而中国市场的规模，又让它们的合约能力远超单一商户。如果消费价下降的同时，平台同步降低抽成、品牌主动承担促销成本，商户的毛利不会立刻恶化，这一块钱的让渡就主要来自平台和品牌的让利，或者效率提升。但如果平台足够强势，这一块钱就会转嫁给商户和供应商；供应商再向下传递给劳动者，就变成更低的计件工资、更长的工时、更少的社保和安全投入。

广大中小企业在这条管道里身兼两种角色。它被平台、房东、品牌和大客户压到薄利，同时仍有能力把部分压力转给劳工和下一级供应商。承认它是受压者，不等于否认它可以继续转嫁。

这条链最关键的性质，是它可以跳过让利这一步，直接抵达外包。企业让利，前提是企业还有利润可让；而在利润已经被压到接近零的行业里，价值链转嫁会直接对接劳动成本外包，中间没有缓冲。

而它能够长期运行，靠的还是同一套时间戏法。劳动者少拿的社保，由家庭在生病时补上；没有支付的育儿成本，由祖父母和女性照护者补上；退休金不足，就留给二三十年后的财政和下一代去补。消费者今天享受便利，企业今天保住订单，政府今天保住就业。账单被拆成许多小份，散落进别人的夜晚、家庭和未来。

一个人不只生活在收银台前支付账单，Ta还要面对住房、医疗、教育、育儿、失业和养老。这些大额风险，不会因为一顿饭便宜几块钱就消失。当公共保障薄弱、权利又难以跨地区携带，家庭就必须留住更多现金，也更难拒绝一份低薪但能立即到手的工作。

于是，家庭开始用高储蓄和亲属网络，去替代政府没能覆盖的那部分公共风险。代价是，一个人更难去大城市生活，更不敢换工作，更难为自己的未来投资或承受风险。城市生活由此呈现出一种矛盾：日常便利很便宜，完整人生仍然昂贵。

低薪工人，同时也是低价消费者。一个人白天为平台送餐，晚上又从另一个平台购买便宜商品，Ta用自己的低报酬补贴别人的便利，也依靠另一群低薪者维持自己的生活。这不是国家或高利润部门向居民的纵向再分配，而是低收入劳动者之间的横向交叉补贴。

而且，这项补贴对穷人其实不利。低收入者从便宜商品里得到的是相对福利，但高收入家庭通常购买更多家政、外卖、照护和其他劳动密集型服务，得到的相对便利反而更大。低价既是底层生活的止痛药，也可能是中上收入家庭享受廉价劳动的制度条件。从补贴的角度看，高收入者得到的低收入劳动者补贴，其实更多。

有人会说，省下的这份钱，对穷人的边际效用本来就更高，这话不错。但这份效用换不来医疗、教育、养老这些大额风险的对冲能力，它只能让今天的日子好过一点，买不到明天的安全感。而这份安全感，恰恰是高收入者本就拥有、无需靠省钱去换的东西。

从这个角度看，低收入者的人生，比高收入者更昂贵。

电影《小偷家族》

04 为什么服务业相对低廉？

在理解了低价的五种来源之后，我们也会重新理解，为什么中国的服务业相对便宜？它并非所谓的“素质问题”，而是一道排除题。

服务业不能出口，没有海外需求托底。它拿不到制造业那种土地、电价和产业基金补贴，资产负债表型低价对它基本无效。理发、送餐、照护和维修的每小时产出，很难像芯片制造那样成倍提高，效率型的空间有限。一家小店的利润本就接近于零，让利型低价无从谈起。

五扇门关掉四扇，剩下的只有人力、工时和社保。

最后，如同上一章所说，社会本身已经对廉价服务形成依赖。人们支持骑手得到更好保障，却反对配送费上涨；支持照护者加薪，却承担不起更高的养老和育儿价格。低工资制度因此不只由企业维持，它有一个真实的消费者否决点。

“便宜循环”也就由此而来。

05 「效率型低价」的收益，去了哪里？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第一种低价（效率型）确实存在，它的收益回到劳动者了吗？

回到了一部分。2025年，规模以上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年平均工资155,491元，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80,739元，全部就业人员106,080元；前者当年增长5.0%，后者2.8%，全部平均3.5%。产业升级抬高了少数技能的回报，没有形成覆盖广大生产工人的工资潮。

但真正让"技工荒"与低薪能够长期并存的，不是统计上的落差，而是企业对"缺工"的定义方式。企业说缺工，通常是指在现有工资、工时、地点和管理条件下招不到能立刻上手的人，而不是物理上没有劳动者。它还可以加班、派遣、外包、自动化，或者降低培训标准，不必立刻提高基本工资。真正缺少的是一条可累积、可跨企业携带的技工职业梯，让劳工离开一家企业后技能不会归零。职业教育快速扩张没有解决这件事：职校技校毕业生增加，不等于建立了被普遍承认的技能形成制度。

技能被锁在单一企业和单一经验里，就不能变成劳工可以带走的议价资产。

技能锁定解释了底层为什么涨不上去。但即便是那些真正涨得快的高薪岗位，它们的收益，同样没有外溢。职位规模太小——芯片工程师、算法工程师和金融专业人员薪酬可以很高，却无法为数亿餐饮、零售、制造和灵活就业者提供可信的替代工作。新产业又越来越资本密集——电池、半导体、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设备能创造很高产值，但每一亿元产值需要的普通工人比纺织和装配少得多。

还有一部分高薪来自行业准入，而非可普遍复制的生产率：金融牌照、公共资源、平台网络效应和政府采购都能支撑核心职位的高薪，这类收入不会自动抬高小餐馆和零部件供应商的工资。最后，高薪核心往往正依赖低薪外围——平台给算法工程师高薪，同时把配送和客服外包；汽车龙头给研发人员高薪，同时要求供应商降价、延长账期。

龙头企业不必然是工资的火车头，它也可能是成本向外转移的起点。

电影《年会不能停！》

06 低价，作为一种秩序

低价，是一套并非无人察觉、也不是所有人都获益的秩序，但它却能在各方的作用下，稳定运行。

第一层是规则制定者：平台、品牌、龙头、大买家和部分政府部门。它们能改变抽成、付款、准入、信贷和公共服务条件——也就是说，它们可以在五种低价之间自由选择。

第二层是压力缓冲者：地方政府、小企业、承包商和下级供应商。它们承受上层压力，也努力把一部分继续转出去，但选项只剩第四种价值链转嫁和第五种转嫁给劳动者。

第三层是最终承担者：低薪劳工、家庭照护者、没有完整保障的人，以及未来的公共财政。他们没有选项。他们成为终点，不是因为责任最大，而是因为身后本该还有一层（国家福利体系）去接住这笔账，但在这套秩序里，那道防线常常是缺位的。

这三层组成了一个"低价联盟"：不是所有人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达成协议，而是一组彼此相容的短期利益。中央要出口和产出；地方要企业不退出、就业不恶化；平台与龙头要市场和现金流；小企业要活过下个月；消费者要日常生活不变贵；劳工也可能更看重今天到手的现金，而不是二十年后的养老权益。

它们不需要合作。只要每一方都反对由自己先承担改革成本，原有的付款顺序就能维持。

更难打破的是，承担者看到的还不是同一张账本。供应商在乎付款期，小企业在乎租金和抽成，劳工在乎工时和到手收入，家庭在乎医疗和失业，地方政府在乎税源。短期收益能形成明确的政策要求，长期成本却被拆散到不同家庭、不同地区和不同年份，很难组织成同一个寻求改变的共识。

低价秩序，建立在隐蔽的支付转移之上：劳工少拿的工资，变成了城市生活的廉价便利；储户几近于零的实际回报，变成了那些本该退出却仍在生产的产能；家庭默默扛下的医疗、育儿和养老，变成了企业和地方今天不必入账的成本。

家庭因此付了三次账：作为劳动者，作为储户，和作为未来的纳税人。

这就是那句网络抱怨真正点中的地方。因为我的劳动便宜，我只能购买别人的便宜；而别人的便宜，又建立在另一个人的劳动同样便宜之上。它不是自然宿命，而是现有付款顺序下可以自我维持的均衡。

打破它，不是要求普通人少买便宜，而是让劳工的技能、时间和保障，成为价格里必须付的那一部分，而不是可以扣掉的那一部分。

便宜一元的旅行，到这里才算结束。它从未凭空消失，只是沿着权力和时间被交给了一个最难拒绝的人。

刚刚刷视频号，看到下面这则新闻。

讲的是有两个男子，在河道中驾驶摩托艇，然后被当地公安局用无人机查获了，并实行了行政处罚。

然后再看下面的评论，会很有意思。最高赞是下面这条评论。

然后，还能看到以下这样调侃的评论。

如果光看江西这个新闻，可能还不觉得有什么，可以再结合前些天河南新乡拔钉博主被“叫停”的事件一起来看。

2026年8月26日，公益拔钉博主康先生在新乡文苑南街公益清理路面地钉时，被现场工作人员以作业产生扬尘为由叫停。然后，这个事情成为舆论后，当地环保部门回应说是“工作人员沟通方式简单”，建议以后该博主再做这类事提前报备。

只是在街头做好事拔个钉子，都要提前报备一下，有没有感觉很荒诞？虽然很荒诞，但这就是现实中真实发生的事情。

除了摩托艇考证、做街头公益要报备，还有比如大学生社团要举办一个小型活动，也要层层审批报备，不报备就不允许举办。当然，还有我之前写过的，在深圳城中村租房子，如果有其他人来我住的地方待一下，也要提前报备，否则就要罚钱。

按理说，法无禁止即可为。但在这个社会，总是会存在很多规章制度，想要禁止你做一些事情。准确地说也不是禁止，而是扩张权力。潜在意思就是：你想要做某些事情，必须得到我的同意，我不同意，你就不能做。

可是，很多时候，他们会刻意将边界划得很模糊，然后他们就有更大的“裁量空间”，而人们只能战战兢兢地生活在违规的恐惧里。好心做公益是这样，做记者曝光某些事也是这样。

于是，很多显得特立独行的“异类”，在这里生长会十分痛苦，因为他们会觉得处处受到束缚，即使他们根本没有做任何伤害或侵犯他人的事情。与此同时，有一些习惯了无底线服从的人，则会想尽办法攻击你，想让你也成他们中的一份子，如果你不成为他们的一份子，他们就会继续无底线地攻击你、举报你。

网球选手李娜，不也是有同样的经历吗？只是她活得有韧性一些，没有轻易屈服，最终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而篮球选手王治郅，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最近网上一个很热的话题，说的是深圳中小学校服是全市统一的，学生可以自行购买，价格也不贵。我平时骑车时，也能看到不少深圳中小学生，都穿着蓝白相间的统一校服。

关于国内的校服，已经有很多人从审美层面对国内学校校服的丑批评过了，但我想说的却是：深圳市所有学生在学校接受的思想，似乎也像他们穿的校服一样，在潜移默化中一点点地同一了。而他们很多人可能要等好些年后，才能意识到这一点。

这些年，我也通过工作和徒步认识不少人，我就发现他们很多人的认知模式，似乎都停留在了高中政治历史课本上，而且思维模式似乎极其类似的。

在我新认识的这些人中，似乎只有极少数的人，摆脱了中学时代打下的思想烙印，有了自己的一套相对独立的认知模式。但是，这些人大多数都活得特别痛苦，他们活得痛苦，不是因为他们像我一样贫穷，而是他们能感知到很多被驯服的人无法理解到的东西。

他们是这个社会的“异类”，而这个社会能够给予他们生存的空间，却在肉眼可见地一点点压缩。他们想说点什么，马上就会被一帮人骂“老是传播负能量”。可是，这些人从来没想过“正能量”一词是怎么来的。

星宇股份"告洋状"这事情挺有意思，为了有些读者可能不明白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先把这件事情的经过给捋捋清楚。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2025年秋招的时候，A股车灯龙头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签下了440名2026届高校毕业生，招聘进来的时候谈好的岗位是技术岗和管理岗。到了2026年7月初，440名应届毕业生陆续入职报到。

7月29日，公司向港交所递交H股上市申请，重启搁置半年的"A+H"计划。

到了8月上旬，变故发生了。HR分批约谈其中107人，给出一道"二选一"方案：一是主动以"个人原因"签字离职，拿半个月工资走人；二是拒绝签字，就调岗去车间流水线，做车灯插接、螺丝紧固，薪资按普工标准重算。另外，多家媒体曝光的谈话录音里，还夹着"常州有400多人的HR群，只有签字后续背调才不会受影响"这类话。

8月中旬，这是整个事件的转折点。学生们没有只走劳动仲裁一条路，他们把offer、劳动合同、约谈录音、聊天记录整理成上百页材料，翻译成英文，兵分三路递了出去：港交所、欧盟供应链合规渠道；以及奔驰、宝马、大众等采购商的合规部门。

8月25日，常州市人社局发布通报：确认招录440人、与107人解除劳动合同，认定"协商过程中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造成不良影响"，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遭停职处理。

8月26日，央视网评发文追问"通报之外，还有哪些未答之问"。

8月27日，人民日报"人民锐评"定调：这家企业"绝非经营困难、无力履约"，"让合同沦为随时撕毁的便签"，是"对契约精神与社会信用的公然践踏"。同日，星宇发布致歉信。补偿从半个月跳到3个月求职生活补贴（每月5000元，合计1.5万）+继续免费住宿+11月底前未就业再补6个月工资。当天上午，已有学生收到那笔1.5万。

9月1日，大众中国确认已"第一时间启动专项调查"。奔驰通过企业和人员保护办公室回函，定性为"供应商的严重道德和劳动失当行为"。宝马表示按风险导向原则核查。港交所将投诉转上市科处理。

9月2日，星宇公司董事长周晓萍在业绩说明会上道歉，同时表示对"部分媒体的不实报道"已向网信和网安部门投诉举报。事件发酵以来，公司市值累计蒸发约15.60亿元。

至此，事情的经过大概就是这样。

我先替那107个年轻人把账算一遍吧。

首先，他们并不是什么刁民，要的也从来不是天上掉馅饼。他们所求的不过是秋招时白纸黑字承诺的岗位，或者是一份像样的补偿，或者是一段不被背调威胁卡住的求职路，而这本来就该是属于他们的。

他们经过星宇公司这么一折腾，应届生身份当场作废，大量面向应届生的公考、国企通道就此关闭，而一个多月的工作经历，也攒不下任何像样的项目经验，且最要命的是：秋招窗口就在8到11月这几个月，而按劳动仲裁的流程走完，那黄花菜都凉了。

我觉得，在这场阳谋里面，这批学生表现出了远超年龄的冷静：完整保全证据链，国内外两条线并行（他们同步向常州劳动监察提交了全部材料），精准地找到企业真正在乎的那个节点。他们没有去闹，没有造谣，只是把事实摆到了能管得住这家公司的人面前。

用规则博弈，而不是用情绪对抗。

这难道不正是我们一直希望年轻人学会的样子吗？

真正该被追问的是另一件事：为什么一群不论是法理还是道德上都占优势的年轻人，却要靠把材料翻译成英文递出去，才能拿到本来就属于他们的东西？

这不可避免地引出了那个极刺眼的词："告洋状"。

唉，一百三十年了，什么时候才能不靠"洋大人"啊

"告洋状"这三个字，扎心就扎在它的历史耻辱柱上。

这个词不是今天造的，最早来源于晚清时期。

当时教民和平民起了冲突，只要把私人纠纷说成"教民受迫害"，就能求教会向官府施压，从而捞到好处。

1896年，山东巡抚李秉衡在奏折里把这套把戏写得入木三分：教民"借洋教为护符，包揽词讼，凌轹乡邻"，而"凡遇教民控案到官，教士必为之关说，甚至多方恫喝。地方官恐以开衅取戾，每多迁就了结"。

山东冠县梨园屯，一块坍塌玉皇庙的地基，庄民分了学地、教民分了庙基，本已签协议；教民把庙基捐给传教士改建教堂，官府批准。就为这块地，三方来回扯皮了整整二十年，最终逼出了"扶清灭洋"的义和拳。

再说说上海的租界。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名义上是中国法庭，中方谳员主审、外国领事陪审；外国领事名为陪审、实为主审，最后连纯粹华人之间的诉讼也要由外国领事观审操纵，于是出现了一句让几代人都咽不下的判词："外人不受中国之刑章，而华人反就外国之裁判"。

直到1927年1月1日，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才被正式收回，改设临时法院。那一年离它成立已过去近六十年。

这就是"告洋状"三个字背后的屈辱记忆。一个国家连衙门都管不住自己的人，老百姓除了去找能压住对方的那个人，还能怎么办？

但现在必须把两这件事分清楚。

晚清的"告洋状"，是强势方借外力欺负弱势方，教民倚着教会压平民；今天的星宇事件，是弱势方借外力讨公道，劳动者被逼到墙角，去找能管住资本的那只手。

方向完全相反。更本质的区别是：晚清是"弱国无主权"，治外法权是刀架在脖子上的结果；而今天中国拥有完整独立的司法主权，劳动者走的是商业供应链规则，不是跪着求谁来主持公道。

这两件事形似而神不同，不能混为一谈。可它们共用一个病根：本土的救济渠道失灵，人就会去找"能管住对方的人"。

李秉衡说地方官"恐以开衅取戾，每多迁就了结"。

一百年后，这句话换了个主语依然成立：企业不怕劳动仲裁，怕的是丢订单、卡IPO。于是劳动者的命运，就寄托在了别人家的商业利益上。

所以，那句"丢人丢到国外去了"，我理解这份刺痛，但请把矛头对准对的地方。

真正丢人的，不是那107个把材料递出去的年轻人，而是逼得他们只能这么做的那一整套资本算计。

现在说说这家吃相难看的民营企业。星宇是不是活不下去了？肯定不是嘛。

2025年营收152.57亿元，归母净利16.24亿元，刷新历史新高；2026年上半年营收还微增1.87%，账面现金充裕，转身就派发5664万元中期分红。

那107个人，按公司自家财报算，只占员工总数的1.4%、技术管理岗的4%。

讽刺的是，公司半年报里白纸黑字写的竞争力："一直践行’爱、感恩、责任’的家文化。"一边是家文化，一边是把985硕士"逼去"打螺丝。

再看几处细节，就知道这不是"沟通生硬"四个字能盖住的：

一是规避法定程序。法律规定裁减人员二十人以上，需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意见，并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星宇用的是一对一单独约谈、化整为零。107人被拆成107个孤立个体，各自面对一整套人力资源体系，法定程序被这样绕了过去。

二是"个人原因"这四个字。让学生签"个人原因"主动离职，本质是把用人单位违法解除的成本，转嫁成劳动者的自愿放弃。一旦落笔，经济补偿、失业保险、应届生身份，全都没了。

三是把人当可变成本的老习惯。2024年末公司在职员工10426人，2025年末降到7532人，一年净减2894人；同期劳务外包工时从238.4万小时暴涨到1087.4万小时，三年增长3.5倍，外包报酬从6572.7万涨到3.02亿。正式编制收缩、外包膨胀，一减一增之间，是长期人力成本被折算成随时可裁的可变成本。

在这样的账本里，校招变成了一个可调节的成本项。

四是那份迟到的道歉。从8月中旬媒体曝光，到8月27日致歉信出来，中间隔了半个月。

真正的转折点不是学生开始维权，而是8月25日人社局通报、8月26日央视网点名、8月27日人民锐评定性。道歉信出来得那么准，准得让人说不出话。至于9月2日董事长的回应：一句"深刻反省并真诚道歉"，紧跟着一句对"部分媒体的不实报道"已向网信和网安部门投诉举报。

这个语序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

最后说说那条本该被修好的路。有人把这场争论简化成"告洋状到底有没有用"，我的观点是：有用，但极其有限，且不可复制。

有限在哪？真正弄疼星宇的是资本市场的股价和IPO压力。

境外那封信不过是导火索，而不是捅向星宇的那把刀。

欧盟《禁止强迫劳动产品条例》2027年底才全面适用，且裁员问题不等于"强迫劳动"；CSDDD、德国供应链法只约束欧盟企业，没有境外执法权，管不到中国本土劳资纠纷；港交所也从没要求"零纠纷才能上市"，如实完整披露即可，最多问询、拉长聆讯周期。

不可复制在哪？这套打法只对深度绑定海外供应链、又恰好撞上资本市场敏感窗口的企业有效。

绝大多数企业没有海外客户，这条路就完全走不通。

把它当成通用维权模板，是误导。

更需要说清楚的是边界：举报是公民的法定权利，但如果以举报相要挟、借维权之名勒索远超合理损失的财物，就越过了敲诈勒索罪的红线。

索要自身合法债权、金额未超出合理损失范围，属维权；把举报当工具敛财，就是犯罪。

最后回到那句让人咽不下的话。

一百三十年前，梨园屯的那块庙基地，官府二十年给不出一个服众的说法，最后烧成了义和团。

一百三十年后，常州这107份离职协议，资本市场蒸发15.6亿，才换来一份迟到的致歉。

形式天差地别，可那个问题始终悬着没答：当劳动者走完国内一整套程序要一年半，而他们的求职窗口只有三个月时，你让他们怎么等？

真正要做的，不是堵住那封递出去的信，而是把自家这条路修得足够快、足够有力，快到不需要任何人绕半个地球去找别人评理。

那一天到来之前，"告洋状"这三个字，就还会一次次被翻出来，一次次扎在所有人的旧伤上。

居民在急切地进行着“拼命还钱、拼命存钱”, 持续时间长达二十余年历史的财富积累模式此刻正在发生着逆转。

过去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 中国居民的财富积累与房地产市场紧密相连, 深度绑定在一起。购买房屋, 增加杠杆, 等待增值, 这样的一条路径, 曾经让无数的家庭达成了财富的跃迁。然而现如今, 这样的一条路径正在发生逆转。

一、居民正在“拼命还钱”

在2022年以前的时候 , 居民中长期贷款月度新增额大多是维持在3000亿至7000亿元这个范围。然而在进入2022年以后 , 其增长中枢显著地向下移动 , 甚至还出现了大幅度的负增长的情况。到了2026年4月 , 居民的中长贷单月下滑了3408亿元 , 而且偿还的规模超过了新发放的规模。

更值得予以关注的是, 在2026年上半年这个时间段, 居民贷款出现了首次半年度净偿还的情况, 其金额达到3668亿元——而这样的情形是在历史上从来都未曾发生过的。

居民杠杆率从2024年一季度的62.3%下降到了2026年一季度的59.0%, 自2024年二季度开始就持续进行去杠杆。高盛的报告也察觉到了同样的趋势,杠杆率自2024年中以来一直在持续降低, 主要的驱动力是按揭贷款余额在持续下降。

到底提前还贷猛烈到什么程度呢? 西南证券《解码我国居民资产负债新图景》报告经过测算得出, 以2023年6月作为观测的时间点, 居民提前还款的规模达到了4541亿至6099亿元。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已从2022年初38.8万亿元的峰值，回落至2026年初36.72万亿元。

西南证券,2022年以后居民中长期贷款出现显著收缩

二、为什么不敢借钱了？

两大结构性力量在共同作用。

人口结构方面的变化。其中, 作为购房主力人群的是年龄处于25至44岁的人口, 其占比在2003年的时候为34.36%, 到了2024年这个数据已下降至27.81%。另外, 城镇人口新增量, 由2011年的2949万人下降到了2025年的1030万人, 降幅超过65%。这表明新增购房需求正在呈现出系统性的萎缩态势。

风险偏好彻底重塑。 在2025年末的时候, 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所占比例升高到了处于历史高位的62.9%, 然而,“更多投资”的比例下降到了处于历史低点的14.6%。

高盛报告进一步表明, 中国居民债务与GDP的比率大概是59%, 看起来比美国的70%要低, 然而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却高达大概140%。其缘由在于, 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仅仅占到GDP的45%, 与之不同的是, 美国约占到75%。债务相对于总产出而言, 看起来似乎是可控的, 可是相对于居民实际拿到手的收入, 负担要沉重许多。

置业潜在群体占总人口比重与城镇人口增量均走低

三、“拼命存钱”背后的忧虑

中国居民储蓄率长期维持在30%至40%。2026年6月时为35.44%，反观同期, 美国仅仅只有2.83%。

更为关键的要点在于储蓄结构, 在2026年5月的时候, 定期存款于居民存款当中所占的比重飙升到了74.8%, 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到了6月的时候, 该比重为74.29%, 仍旧处于高位, 定期存款的增速为8.19%, 明显高于活期的增速3.98%。

居民储蓄, 原本是用以满足短期交易的那种被称之为“活钱”的资金, 现如今却发生了改变, 其转变成为了面向养老、医疗等这类长期支出的起着保障作用的“安全垫”。

重要推手是老龄化, 2000年时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为7.0%, 到2025年该占比升至15.9%, 其增长速度比全球均值要快。居民医保住院费用在目录内基金支付比例仅仅约为66%, 居民依旧得承担相比例的医疗支出风险。就业预期呈现走弱之势, 2026年6月就业预期指数从77.2下降到73.7, 这种情况下居民只能选择存定期。

今年5月居民存款定期化程度创新高

四、“存款搬家”加速，钱去了哪里？

居民一方面竭尽全力积攒钱财, 另一方面, 却又在加快速度进行“存款转移”。

2026年上半年的时候, 居民存款新增达到了7.6万亿元, 这是自2022年以来相同时间段里最低的情况, 同比少增加了大概3.2万亿元；非银存款新增有4.7万亿元, 相比去年几乎实现了翻倍。居民存款的增速降到了7.1%, 与M2增速的剪刀差从正的1.2个百分点转变为负的0.9个百分点, 资金转移明显加快了速度。

经过测算得出, 在2026年的时候, 全市场定存到期规模大概处于113万亿至229万亿元的范围, 而这属于是前所未有的到期洪峰。

但是, “搬家”并非朝着高风险资产而去。定期续作的意愿仍然十分强烈, 并且资金显著地向大行集中, 中小行的个人定存有同比减少增加了1.56万亿元的情况, 大行却有增加8800亿元的情况。大行定存增速为15.1%, 中小行仅仅是8.1%, 二者相差7个百分点。实际上这就是“防御性搬家”。

住户存款和M2增速的剪刀差持续回落转负

五、资金流向的“K型分化”

国泰海通揭示出了一个关键特性：资金流向与经济“K型分化”高度共振。

“下K”一端，主要朝着理财、货基、债基以及“固收+”等低风险产品流动。混合债券型基金在债基里所占比重从2025年中的14.4%, 上升到了2026年中的近25%, “固收+”的扩容趋势十分明确。然而, 传统股票型公募却遭遇了净赎回, 在前6个月, 份额净赎回大约4005亿份, 这种情况甚至比不上去年, 去年有新增5850亿份。

“上K”一端，企业资金还有高净值人群正加快速度涌入, 其私募的管理规模同比增长速度达到了44.5%, 非宽基股票ETF的存量同比增长幅度大约为60%。

零售端与高端的资金流向割裂，正是财富结构“K型分化”在金融市场的投射。

私募投资基金以及非宽基股票ETF, 其资金流入增速呈现出较快的状况

六、资产配置的历史性转变

据高盛进行的季度追踪数据所呈现的情况来看, 中国居民的总资产在2023年初达到峰值后, 历经了大约六个季度的时间出现下降态势, 而近期则稳定在了大约730万亿元的水平上。

更为关键之处在于资产结构发生了变化, 2021年中，房地产、现金/存款、其他金融资产分别占67%、16%、15%。到2026年一季度，变为52%、25%、20%——房产占比五年下降15个百分点，存款和金融资产分别上升9个和5个百分点。

高盛做出预计, 到2035年的时候, 房地产所占比例或许将下降至大约百分之四十二, 股票会从大概百分之六攀升到百分之十一, 保险会从大约百分之六提升至百分之十。

但这一转变, 将会是缓慢的且是渐进的。日本与美国的经验显示, 当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 家庭朝着金融资产的再配置, 一般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超过七成居民所能接受的最大回撤不超过10%——较低的风险容忍度, 决定了财富再配置并非能够一蹴而就。

自2024年9月政策转向以来, 股票对金融资产增长的贡献更大

今年以来股债跷跷板明显弱化

中国居民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约为59% , 低于美国的70%这个情况。问题并不是负债率到底有多高，而是在于居民部门正在经历一场系统性转变, 这场转变是从“主动加杠杆”到“被动去杠杆”。而人口老龄化、城镇化步伐放缓、房地产出现长周期见顶这些结构性力量, 决定了这或许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居民“不再贷款买房”, 这并不是资金从中退出, 而是表明财富管理模式, 从地产驱动朝着金融资产驱动发生转变。不过, 这是一条漫长的路, 还是一条充满阵痛延续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