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军下场，懂车帝不太妙。

对立方的表态，并不是诈唬，也非自我壮胆，而是基于对中国政商规则的精准评估后，一次扬眉吐气的宣言。

礼乐征伐，是非黑白，不能从民间和商家出，至少不能从无证的商家出。

如果不是上峰几天前要整肃“速成车”歪风，懂车帝的麻烦早在那时候就会开始。

风波始末，懂车帝最具杀伤力的筹码，不是世道人心，不是物理学和材料学，也不是汽车工业的规范，而是那三辆被封存的尊界。

只要那三辆尊界可重演此前三场测评，懂车帝在事实层面就能支棱起来。这会让很多人投鼠忌器。

如今，官军来了，问你懂车帝要这三辆车，你是给还是不给？

既然你不敢不给，官军接下来咋测评，援引什么标准，使用什么规范，得出什么结论，肯定不是懂车帝和支持者说了算的。

毕竟，你懂车帝可能很懂车，但你真不是啥帝。

而官军肯定不会现场招安东门健男，让他像前三次那样踩刹车。官军当然需要踩刹车，但踩的是这场舆情的刹车。

官军会紧握“国家标准”，那么其测验并不会比前几天某检测中心更让懂车帝粉丝信服。刚看到有人说官军会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图样图森破了，凭什么？

如果尊界的刹车踏板总成技术指标符合国家标准，就应该为其洗冤昭雪，把一百个板子全都打给懂车帝。

尊界的刹车踏板总成是否合格？懂车帝前三次测评是否真实？这是两个不同的调查方向。从常理度之，官军不会为懂车帝的三次测评背书，却要捍卫国家标准的权威。

封存的三辆尊界的相关附件要是都合乎国标，那么断掉的那三个刹车踏板支架，大可以归咎于懂车帝为它们“特供”的极端工况与踩踏姿势。

只要调查组拒绝确认前三场测评的真实性和专业度，只在被封存的三辆尊界上做文章，那前三场测评就会沦为悬疑鬼片。

然后，再揪着前三场测评是否有证，是否符合行业通用规范说事儿，懂车帝只有道歉和整改才能脱身。

以后再想搞这种测评，基本没戏。

今天最亮眼的新闻就是，特斯拉的新车发布会，那辆车真是颠覆想象，能飞檐走壁还能喷气飞行，真的让人大开眼界。

然而，我们这边，最近还在讨论刹车踏板断裂的事。这不，最近又有新的进展了。

三部门联合调查有关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问题。

由工信部，中央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一起来调查此事，看来还是很重视。

此后，双方的表现也挺值得玩味的。

尊界汽车发表声明，要积极响应，完全服从，全力配合调查组的工作。最后还坚决维护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大局。大局这个词一出，就能猜到结局。

华为的账号也表示积极响应，完全服从。

我记得此事刚开始很多人都说是江淮汽车，现在咋不是江淮汽车出来回应。

而在三部门的联合调查发布后，江淮汽车的股价迅速涨停。

余承东还在朋友圈说：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在华为这边，好像突然就有了底气。也不提之前说的免费升级了。

而在懂车帝这边，这几天有很多攻击懂车帝的热搜，网上也有各种帖子去攻击懂车帝。

甚至懂车帝还下架了尊界V800的测试视频。

在正式调查之前，双方的气势都不一样，一方志在必得，一方偃旗息鼓。

可能双方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一方面华为这样的企业过于重要，一方面踩断刹车踏板的事又过于离谱，最后会如何收场呢？

这结果会不会像最近这尿不湿的调查结果一样，最后发现是做测试的人的问题？

我们先等待调查结果。

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从此事得知，有的车的刹车踏板支架是用塑料做的。

以前这件事很少引起公众讨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是塑料做的了。不管调查结果如何，强度达不达标，我都无法接受塑料件做刹车踏板支架。

因为塑料会老化，也会疲劳。

我曾经也是一个注塑模具工程师，对塑料的性能也有所了解。

塑料老化就是阳光、氧气、热量、水汽持续攻击高分子长链，让大分子断裂，慢慢变脆、发黄、开裂、性能变差。

塑料疲劳是材料在反复、周期性外力持续作用下，内部产生微裂纹并逐步扩展，最终在低于材料极限强度的载荷下发生断裂损坏。

现在的测试还没有考虑到塑料的老化和疲劳，因为测试的都是新车，假以时日，当塑料经历了岁月的侵蚀老化与无数次踩踏疲劳，断裂的风险只会成倍增加。这样的车，能像传统油车那样安安稳稳地开上十几年吗？

所以，设计师把刹车踏板改成塑料，到底是图什么？反正塑料件开好模具，后面的注塑就很便宜了。比金属工艺的刹车踏板组件便宜不少。

可这是售价百万的豪车啊。

所以也希望三部门在联合调查的时候，也要考虑到塑料的这些特性。考虑到十年后，塑料有没有可能断裂。

看到汽车界的这些事情，真是一言难尽，看到特斯拉都能飞了，我们还要三部门联合调查塑料的刹车踏板支架。

当年特斯拉被人污蔑刹车失灵的时候，可没见这阵仗，即使后来特斯拉官司赢了，由于传播的原因，很多人估计到现在还相信特斯拉刹不住车，可现在看到特斯拉都能原地空翻飞行然后喷气稳稳落地，那些人还相信特斯拉刹车失灵吗？

到底是谁遥遥领先呢？或者该换个词：高高在上？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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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峰当律师了。

2026年2月9日，重庆捷讯律师事务所在官网发布消息，宣布熊峰等律师加入。介绍熊峰时，公告写道：“以警营初心，赴法治新程。”他的业务方向包括刑事辩护，履历重点是数十年的公安工作经历，落脚点是“全力维护客户合法权益”。

这份新简介，让社会公众想起了“重庆打黑”期间的相关旧闻。

2010年3月1日，《重庆晚报》刊登重庆“打黑”表彰名单，熊峰名列个人一等功获得者之中，身份是万州区公安局刑警支队民警。那时，他的名字与荣誉联系在一起。

然而，在律师留下的材料里，同一个名字有另一种分量。

陈有西公开发表的李庄案二审辩护词，转录了一审判决列举的情况说明：2009年12月10日，“091”专案组民警熊峰、周素露称，在提讯龚刚模时，龚主动反映李庄教他编造遭受刑讯的情节。陈有西对此质疑，涉及刑讯争议、存在直接利害关系的同一专案组人员，办理李庄案为何没有回避？

2013年3月26日，财新进一步报道，李庄向法院申请通知王立军、郭维国、王智、熊峰出庭作证，指称他们教唆龚刚模陷害自己。其中就有熊峰本人。

同时，熊峰的名字还出现在其他人的控告中。

《财经》2013年11月4日的报道记载，原江北公安分局刑警支队队长王勇称，自己遭到以熊峰为首的专案组多次刑讯，直至锁骨断裂。报道同时记载，王勇于2010年1月被带走，遭戴头套、坐铁椅、剥夺睡眠；相关专案组成员吴炯于2013年10月因涉嫌刑讯逼供被刑事拘留。

许丹2013年发表的采访手记，则记录了王立军原秘书忻建威的讲述：他在2010年4月被带到办案基地，在铁椅上被铐了九天九夜，遭到殴打，腿部肿胀、臀部溃烂。许丹问是谁打的，他点名熊峰。手记还记载，忻建威被关押339天后获释，后来得到纠错。王勇与忻建威，都曾在公安系统工作，都熟悉办案程序、拥有警察身份。

还有一个普通人的名字，叫田宏鸳。秦旭东在2013年发布的《重庆因言获罪者档案》中记述，田宏鸳因在业主QQ群谈到中央领导将到重庆，被警方追问消息来源。文中记载，熊峰在讯问中打他耳光、向头部浇冷水、用皮鞋碾压脚趾，并说：“处理你，只是一张纸的问题。”

2014年4月24日，《南方周末》报道重庆追诉部分“打黑”刑讯案件时，写到吴炯被刑拘，也提到专案组负责人之一熊峰当时未受追究。

在2014年4月的报纸报道记载，熊峰曾在微博上写道：“我是警察，你若立于我对面，注定冷寒！”报道援引与他保持联系的人确认，微博出自本人；相关内容数小时后被删除。

然而今天，他要以律师身份，为受到刑事追诉的人提供辩护。

如果有一天，他的当事人说，自己被打过，笔录是在恐惧中签的；如果办案人员拿出一份情况说明，称讯问全程合法；如果有人把律师对取证行为的质疑，当成需要对付的麻烦——他将怎样回应？

这些场景，本来就是刑事辩护工作的日常难题。对熊峰而言，它们还会连接着自己的往事。

孔博士不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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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枚印章到四项指控｜驻马店赵君杰案

排非程序为何越来越难以排除证据—以临沂二苏案为观察样本

END

昨天官媒发布信息，“针对网络反映的‘尊界V800’汽车刹车踏板支架断裂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在前期调查工作基础上，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核查，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这是懂车帝测试视频并公布尊界V800刹车踏板支架断裂问题以来，官方首次公开明确的阶段性表态，回应了网络舆论希望官方介入以获得权威结论的声音。

此次联合调查层级很高，不是由相关企业所在地的厅、局进行调查，而是由中央层级的部委直接组成调查组调查，可见官方对此次事件的高度重视。

那为何是由工信部、中央网信办和市监总局这三个部门进行联合调查呢？

今年以来，针对新能源汽车行业在非理性竞争方面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中央相关部门连续出拳，加强调查监管，加速建章立制，出台了一系列新的要求。

“为规范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秩序，守牢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底线，保障公共安全和公民生命财产安全”，2026年8月21日，工信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和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的通知》，开展为期1年的专项行动。

尊界汽车舆情事件，即发生在专项行动启动后不久。

专项行动的重点整治问题包括：

1、生产一致性，包括：

（1）量产车技术指标与相关国家规定和标准的一致性，也就是技术指标是否达标。

（2）整车企业对供应商的管理情况以及对生产一致性的保证能力，也就是，纸面上的指标没问题，但车企是否能够通过对供应商的管理，来保证能够实现这些指标，简单讲，车企能否避免供应商对汽车零部件“以次充好”。

2、可靠性，包括对整车企业和零部件供应商的可靠性要求。

3、耐久性，包括车企的新车设计使用寿命和研发周期情况，以及整车产品缺陷、产品锈蚀、悬架断裂等问题情况。

4、新技术测试验证，包括新技术风险情况、营销宣传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新材料、新结构是否存在产品缺陷，以及辅助及自动驾驶功能测试验证是否充分等。

专项行动通知规定了6项重点工作任务，其中强调了“加大对非理性竞争问题反映多、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风险较高等企业相关车型、关键零部件的检查、抽查力度，组织对样品开展检验检测”，以及“持续整治汽车行业网络乱象，严厉打击夸大和虚假宣传等行为。加强权威、专业信息发布，公开通报存在问题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检验检测机构，为行业划清‘红线’、守牢‘底线’，坚决震慑行业非理性竞争乱象，引导行业提升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水平。”

从三部门的职责来看：

《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办法》第30条第2款规定：“对于社会反映集中、问题性质严重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应当组织开展专项监督检查。”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第13条规定：“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也就是市监部门）获知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缺陷的，应当立即通知生产者开展调查分析；生产者未按照通知开展调查分析的，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应当开展缺陷调查。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认为汽车产品可能存在会造成严重后果的缺陷的，可以直接开展缺陷调查。”

尊界V800事件出现后，涉事各方及网络舆论高度对立、撕裂，甚至出现各种谣言，将一件本该在现有法律规范下能够处理好的事件，演变成网络乱战，各种混淆视听的言论不断出现，也出现了公开的网络造谣举报，这也是网信部门要参与联合调查的原因所在。

此事件持续发酵，更加凸显对汽车行业，尤其是关于汽车行业的营销宣传和质量控制问题进行强化监管、治理的必要性。

从消费者视角而言，关注此事件并不是为了打击某一方企业，更不是为了消遣和娱乐，而是对于事关所有人安全问题的事件，需要获得权威、公开的回应。对于关心中国汽车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的群体而言，也需要得到一个权威、公开的回应。

所以，调查的目的，首要的是查清各界关心的事实，然后在此基础上，根据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进行处置。

在联合调查结论公布前，涉事双方企业，包括涉及到的相关供应商企业、合作企业，应当主动静默，积极配合调查。任何在此时企图以只言片语干扰网络舆论的行为，都是对联合调查的干扰；如果以此来影响相关企业股价，更是涉嫌严重违法。

此事件暴露了当前汽车行业方方面面存在的问题，除了处置事件本身以外，如何处理好生产型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实体企业与网络舆论的关系，如何处理好产品检测的公正、公开、专业与产品质量判定之间的关系，这些方面的建章立制与严格监管，是更加重要而紧迫的事。

狂热的十年文革，有数百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高斌是其中默默无闻的一个。他是英国文学教授，不合时宜的知识分子，在1957年的文学讲义中还在谈论“自由”。1966年“红八月”，他是陕西师范大学自杀的第一个老师。时隔60年，本文作者，因一本在旧书网上购得的油印讲义，开始了对高斌生命的寻访之旅，并独家供稿给民间档案馆。这不仅是一个知识分子被戕害和摧残的故事，也是在2026年的中国，一个青年打破禁忌，去寻找历史真相的故事。

1966年8月23日，高斌——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用一根绳子，把自己吊死在西安南郊的烈士陵园内。那时候，“革命”的暴风骤雨攻占了一切，一个人的死亡悄无声息——时至今日，因为中国对文革的禁忌症，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死亡，依然不为人知。

2026年，高斌去世整整60年了。我在孔夫子网上无意中购到了他的一部《苏联文学》讲义。讲义用牛皮纸包着，蓝铅字，油印，扉页注明“1957年，西安”。从这本450页、有红色钢笔批注的讲义开始，我走进了高斌的世界。

让我好奇的是，这本写于1957“反右之年”的讲义，不可避免地充斥着“人民性”、“社会主义”等政治教条名词，但文字里依然有一种温润的民国知识分子气息，还多次谈及“自由”。我想知道，1966年8月，文革刚刚开始，是什么让他决意赴死？这个1947年留学伦敦研究英国文学，又回到“新中国”的青年，一生曾经历什么？我在档案馆和图书馆翻寻，还找到他尚在世的学生以及唯一的儿子，试图一点点地拼凑出他的人生来。

1 抗战青年留学英伦 回国“建设新中国”

1917年，高斌出生于湖北汉阳县柏泉乡，家境贫寒。12岁读小学时，他在当地的报纸发表了一篇作文《见了月光》，文字展示了他的才华和文采，以及脆弱敏感的心思。

我在民国的报纸上找到了高斌一生最初发表的这些文字——在今天的中国，要通过官方档案馆查找1949年后的历史，十分困难，但1949年前的民国历史档案，则容易得多。

高斌小学时期在家乡报纸上发表的作文

根据我查到的公开档案，可以勾勒出高斌的青年时期：他先就读于湖北武昌师范学校，后短暂参军，考入中央军校，加入过国民党，可能参加过1938年的台儿庄战役，还担任过军训教师。抗日战争后期，他脱离军队重新上学，1940年考入抗战中在汉中城固县成立的西北联大外语系，1942年考上空军官校十五期飞行员，短暂地学过飞机，后因身体原因被退回。1942年至1945年，又在复旦大学外语系就读。

1947年，家庭出身贫苦的高斌，克服许多困难，留学伦敦，研究英国文学。听说新中国成立了，他欣喜若狂，返回中国——他的这些遭际，让我忍不住想到《一滴泪》中巫宁坤的遭遇。

根据陕师大档案馆出版的校史人物传略，1950年８月，高斌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他高兴地给朋友说：“早就向往着光明，今天革命成功了，咱不回来，还等何时。”

1951年，他向党组织表示：“今天革命成功了，自己从万里归来，享受胜利成果，眼看着许多过去在一起的朋友都向前一步了，自己显然是落伍。毛主席说过，革命是万里长城，走了第一步，前面还有万里路待走。有大批的革命工作待完成，我还年轻，我要好好学习一番，准备去担负建设祖国的革命工作。”

他在学习总结中写道：“中国历史两千多年，没有哪一个时期能和现在相比。我是一个中国人，自然应该把一切力量献给祖国，把祖国建设成一个人间乐园……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人民当家作主人了，每份力量都应献给祖国与人民。我在学习结束后，服从组织分配。”

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经过“思想改造”运动之后，1952年，高斌来到西安，先在西北艺术学院，次年到西北大学师范学院，后改为西安师范学院（1960年合并为陕西师范大学），担任副教授，在中文系讲授外国文学。

2 在1957年谈自由： “不用羞怯的竖琴讨沙皇的欢喜”

据我查找到的资料，1950年代，高斌先后讲授过“苏联文学”、“俄罗斯十九世纪文学”、“外国文学”、“现代文学”、“写作”等课。他编著的《苏联文学》讲义油印本，是他唯一留下的遗稿。讲义中，他有不少超越于当时马列教条的东西，多次提到“自由”和“人道主义”。比如，“他（普希金）对十二月党人行动赞扬，并肯定自由事业将必获全胜。‘自由将站在门口欢欣地迎接你们，兄弟们将把利剑交在你们手上’。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使命，就是用‘语言去燃起人民的心灵’，‘学习歌颂自由’，而不是用‘羞怯的竖琴讨沙皇的欢喜’。”

写屠格涅夫，他强调他是一个“贵族阶级自由主义作家”。写莱蒙托夫，解释他在诗篇中以半幻想和象征的形象，表达自由的概念。对普希金，他还说“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用语言把人们的心灵烧亮；在冷酷的时代歌颂自由，并号召同情那倒下的人。”

能看出，1957年的他，小心翼翼，试图在无所不在的政治教条中，加入自己的一些思想，但他给学生讲义的框架，当然绕不出苏联及共产党的那一套框架。

高斌写于1957年的《苏联文学》讲义，本文作者在旧书网上购得

3 戴不完的政治帽子：躲过“胡风分子”，躲不过“右派”

1950年回到中国后，等待着高斌的，是一顶顶政治上的“帽子”。第一顶，差一点是“胡风分子”。胡风原本是中共的文学家和理论家，1955年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全国有数千人遭牵连。胡风案也是中共建政后针对知识分子的第一个大规模政治运动。高斌因为抗战时期在重庆的复旦大学读书，和“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诗人绿原相识，而遭受审查。他的学生李武胜回忆，当时高斌被关在陕师大老校区的四楼房间，隔离审查，像罪犯一样对待，他逃跑去了北京，但一下火车就被抓了，又押回了西安。后来他被定性为“一般政治历史问题”，没有戴上“胡风分子”的帽子，算是暂时躲过一劫。

1957年的鸣放和反右，高斌的厄运真正来临了。在当年西安师范学院的报纸上，能看到一些高斌的“鸣放”言论，他首先批评了苏联文艺的教条主义。

在霍松林（陕师大文学教授）的《批判高斌污蔑苏联文学的谬论》一文里，记录了高斌反对苏联文学的言论：

“第一，他认为俄罗斯古典文学之所以比苏联文学好，在于大胆地揭露黑暗。当同学问他俄罗斯古典文学为什么好的时候，他回答说“人是不满现状的，俄罗斯古典文学大胆地揭露了社会的黑暗，所以读起来感到好。”

“第二，高斌认为俄罗斯古典文学之所以比苏联文学好，在于没有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束缚。高斌一贯污蔑马列主义。他说：“辩证唯物主义是天书，是魔术，是变戏法，掌握了它会胡闹”，“苏联的文学艺术充满了教条”。

“高斌拿俄罗斯古典文学中落后的、反动的东西，如‘良心论’‘不抵抗主义’‘普遍的爱’等等，来毒害青年。” “从来不分析作品党性。对于《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等等，一笔抹杀，说他们公式化概念化，没有艺术价值。”

高斌的同事、朋友写文章批判高斌的“反动谬论”

更让他难以逃脱的，是他有和储安平一样的言论，反对“党天下”：

“三害（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是以党代政，党包办了一切。” “我们看到在苏联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部门中，除了一两本书外，其余不过是重复而已。”还有类似：“汇报制度是特务监督。”“社会主义没有法制。”

他讲自己的经历，“我回国后在新中国生活了六年，工作了五年，先后在两个学校教书，这几年来，使我感到触目惊心的是学术风气浅薄。我自己固然是不学无术，但是看了这种情形也很痛心。党垄断了马克思主义，是造成学术浅薄的主要原因。”

和1957年很多真诚地响应毛泽东号召，给党提意见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也表达了自己的“爱党爱国”之情——“今天，我看到了共产党的内部矛盾，某些地方已经呈现了腐烂的现象，这太伤了我的心了，比前年当众指摘我反革命还伤我的心！所以，我和别人谈起那丑行奇闻时，不知不觉就言与泪俱下了。共产党员们！你们是中国人的希望，把命运交给了你们，你们怎么能腐烂！你们绝对不能腐烂！”

很难想象，这些发自肺腑的言论，发生在一个刚刚经历了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的人身上。他似乎忘却自身安危，打开心扉畅所欲言，而厄运即将抵达。1957年春天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始不久，政治风向转了，铺天盖地的大批判来了。这段时间，高斌被别人揭批，也揭发批判过别人，比如，揭露批判他的好朋友、同事朱宝昌教授用佛教反马克思主义，对新中国不满，毫无爱国观念等。

在一份材料上，记下了朱宝昌先生与高斌这两个好朋友为自保，在当时局面下，互相批判的情况。但俩人怎么向组织诚恳交心都没用，后来皆被划为右派分子。

根据陕西师范大学当时的副校长郭琦口述回忆，高斌被定为右派分子，核心源于两封来自身边亲密朋友的揭发信。但上头来核实揭发材料时，高斌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始终沉默不语。结果被认为：他的沉默比说了攻击党的话还坏，是死硬到底，本身就是右派行为……他最终被打为“极右”，还好没有被送夹边沟这样的死亡农场，只是撤销了副教授职称和工资，被下放西安灞桥的农村劳动两年。

文革中西安市的一个批斗大会现场

4 受欢迎的老师和“失魂落魄的政治贱民”

1959年，因为“建国十周年”，中共赦免了一批表现好的右派分子，给他们“摘帽”。谨小慎微了几年的高斌也被摘掉了帽子。

郭琦回忆，反右后的1958年，从年初的“除四害，讲卫生”爱国卫生运动开始，“天天有运动，时时掀高潮。”全年无休的政治运动，大字报铺天盖地，“犹如层层浪潮，在校园里汹涌。”身为副校长的郭琦发现，学生的大字报写作水平非常差，就力排众议，让高斌回到讲台，继续教写作，批改学生作文。

高斌是一个让人怀念的老师。他早年的学生雷省吾回忆：“一位中等个头，显得十分英俊潇洒的年轻老师，胳肢窝里夹个16开大的黑色讲义夹，走进我们的教室。他扫视全场后，把讲义夹往讲课桌上一放，开始讲世界文学、俄罗斯文学课中的普希金。他口若悬河，吐字清晰，娓娓道来，引人入胜……”

学生李贵仁（出版人，1989年“六四”后被判刑）回忆道：“1961年给我授课时，我全学期的作文皆由他当面批改，使我受益终生。” 师生们记得，他批改作文，几乎每一篇都有眉批、总评，用毛笔小楷写，严谨、一丝不苟。

他的学生刘成章，则回忆他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发黄的书籍，不少是线装书。他总是伏案批改学生的作文，地方狭小，只能勉强容下红墨水、作业本等。青年助教去了他那儿，他总是即刻停下手中的工作，歪过身子，和大家交谈——他是一派作为贱民的落魄落寞的样子。

“他知道自己并没有做什么坏事，心地是坦荡的，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常常把自己藏在一丛深草里，常常显得胆怯心跳。有时，他正看书，见有人来，便把那书从膝上匆忙挪开，迅速地藏入抽斗。”侯雁北回忆。

众人的回忆，让人看到那种政治氛围中，一个知识分子的温和，谨慎，胆小和辛酸。

文革中陕西师范大学的一张大字报，上写“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5 教授之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随着“五一六”通知的下达，全国各地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五月下旬，陕西师大开始批判反动学术权威。

同是右派的朱宝昌夫人王汉华回忆：“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批判先生及教师们的资产阶级宣扬封、资、修的学术思想。给这些牛鬼蛇神每人一顶高帽子、胸前挂上大牌子，接受红卫兵小将的批斗。”

六月，陕西师大校园里“停课闹革命”。六月七日，中文系贴出《陕西师大为谁开》的大字报，并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随后，校长郭琦被关进了牛棚。高斌作为陪斗的反动学术权威，可能也是在这个时间被关了牛棚。根据他的经历，至少可以戴上下面几顶帽子：早年抗日报国参加国民党军队，是“历史反革命”；留学英国，是“特务”；还有“胡风分子”、“反革命右派”等。

8月1日，成立了“陕西师大文革筹委会”。又一部分师生成立了“陕西师大文革临委会”，从此，学校成为两派，又有不同的“兵团”、“战斗队”，同时标榜自己革命，互相争斗，非常复杂，又对干部、老师们抄家、游街，批斗。

8月开始，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支持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的红卫兵造反，8月18日，受到毛接见之后，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北师大女附中改为“红色要武中学”，全国掀起了“武斗”的一个高潮。

文革中陕西师范大学校园内的大字报

在陕西师范大学，部分造反学生成立了“八一八红卫兵团”，武斗进一步升级。 “东风”红卫兵先后抄家28次，同时造反学生进一步揪斗“牛鬼蛇神”。高斌的中英文藏书在此期间全部被抄走。

西安的“红八月”风暴，通过中学教师王冷的命运，可以领略当时革命气氛之惨烈：西安三十七中语文教师王冷，在8月28日被拷打，“强迫在布满玻璃渣的水泥地面上爬行，转桌框，遍遭毒打达四个多小时之久，接着又被拷问折磨到天亮。30日在讲台上垒叠着两张课桌和两条长凳，最上的长凳反放着，下面是立放的砖头，红卫兵们鞭打王冷爬上最高处，要她站在反放长凳的横梁上去交代问题。凶手们故意晃凳子，让王冷同志摔下来。就这样，在皮鞭不断的抽打下，让她一次一次的爬上去，一次一次的向下摔，几次昏死过去，摔得不成人形……”独立导演周勍的纪录片《我记不清了》，记录了此事。

陕西师大校园里，6月8日，造反派用字纸篓糊成的高帽子揪斗副校长郭琦，6月9日郭琦被关牛棚，8月13日晚陕师大文革筹委会再次揪斗郭琦。8月15日，三名中小学女革命小将，扔西瓜皮殴打郭琦，并要将郭琦母亲拉到会场陪斗，郭母受惊吓心脏病发作卧床不起。

陕西高校中，西安交大、西北大学、西工大等等全部卷入了这场红色风暴。风暴之下，高斌于8月23日自尽，是陕西师范大学自杀的第一人。9月6日，地理系教授、著名学者黄国璋、范雪茵夫妇二人，一同上吊自尽。同年死去的还有曲家大师吴梅的弟子、中文系教授孙为霆。接下来的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挖山”运动中，历史系孙达人的妻子谭慧中，外语系孙荣先、康昭月，图书馆馆长曹世民等教师被迫害致死。

1972年，一份《关于高斌自杀问题的结论》上写到：“高的政治历史上虽有问题，总的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高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不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采取自杀的做法是错误的。”

高斌自杀后“组织”给出的结论，及文革结束后的平反证明

6 亲人们：伤痕不会消失

高斌于1960年代初结婚，1964年有了一个儿子，叫高在元。在自杀之前，高斌曾经回郑州看过母子二人。高斌自杀离世的时候，高在元只有两岁。60年后，2026年，我在河南郑州郊区的一间公寓，辗转拜访了高在元，听他详细讲述父亲的往事。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他和母亲接到通知，去参加纪念父亲的座谈会，从郑州到西安的火车上，母亲才给他讲了父亲的事。那年，他已14岁，因父亲的事吃尽了苦头。

高斌自杀离世的一年多，和妻子、儿子的合影

“我父亲在去世以前，来过一趟郑州。看了我和我妈。那时候，他已经把自己不想活的想法跟我妈说了。父亲说了一句话：解放前受尽苦，解放后又是个罪人。”高在元回忆说，父亲要走的时候，母亲不放心，给单位领导说了，让人跟到西安，但仍然没有挡住悲剧的发生。

“父亲临去世前那几天晚上，精神上好像出了什么问题似的，大喊着我的名字，一直不停地喊。那时候他可能已经绝望了。”高在元说。

他听人家说，父亲在烈士陵园里的苹果园自缢的时候，转了一下午，先是拿刀在胳膊上割断了血管，受痛但没死，又自缢。发现他的人说，他的胳膊和手上都是血。

“父亲留下过两封遗书，一封写给其他人，一封写给我母亲。写给外人的那封遗书里，让人家劝我母亲趁早改嫁。写给我妈的遗书，嘱咐我不要再读书了，长大之后当工人，能好好活下去。就留了两封信，可惜现在这两份遗书都已遗失。”

父自杀以后，高在元的母亲在郑州被当作反革命家属批斗。年幼的高在元被母亲带着在批斗现场。一次，人群情绪激动，一个女人拿起鹅卵石，砸在了高在元的头上，这个7岁男孩的头骨被砸碎了，伤疤一直留到今天。

62岁的高在元也记得，1981年8月，父亲被平反了，收到薄薄的一张平反结论时，母亲太激动了，一口血喷到对面墙上，一头栽倒在地。他当时在旁边坐着，至今，一切历历在目。

（本文原文15000余字，为便于读者阅读，编辑做了精简。读者可在民间档案馆查看全文PDF，原题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悲剧——关于高斌之死的碎片》。）

本期推荐档案：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悲剧——关于高斌之死的碎片》：石头

《一滴泪》 ：巫宁坤

《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金石开

《我记不清了》：周勍

胡风案

李庄在重庆吃过大亏，所以对雾都高官落马向来敏感。中纪委官宣黄奇帆落马后，李庄发了一条微博说他当年“落网”，重庆媒体争相报道，现如今黄市长跌倒，不见重庆官媒报道。他挨个截了图，从重庆日报到重庆晚报到上游新闻的官微，确实没有这条反腐新闻。

在重庆官媒的官微上搜索，不只没有黄奇帆的相关博文，也同样没有胡衡华的新闻。两任前市长被官宣落马相差7个月，重庆官媒在微博的矩阵采取了一致行动，好似这俩人与它们没有关系。人走茶凉，在重庆媒体官微这里有了具体体现。

但李庄只是看了微博，要是检索重庆日报网，尤其是检索这份市委机关报的数字报，还能发现更多微妙的对比。总的看起来，重庆日报在自己网站上，对处于同个纪检状态的两个市长，厚此薄彼——对胡衡华更宽待，对黄奇帆更严厉。

在重庆日报网上，黄奇帆的新闻已经删除殆尽，保留下来的政务新闻，大致有几类：一是黄奇帆最新被查处的通报；二是他参加重庆正部级老干部座谈的活动；三是他出席其他干部葬礼的新闻。以他个人为主的新闻全都不见了。

反观胡衡华，重庆日报保留了他非常多的政务新闻，最早的是2011年元旦的事，日报PDF数字报打不开，但仍可查询。其他的单人政务报道也保留许多。至于说与袁家军一起出席的政务活动，也都在。这一点比黄奇帆要好得多。

胡衡华也有一些新闻，比如2025年2月19日独自会见安道拓全球总裁杰罗姆·多拉克一行，刊登在重庆日报头版，PDF办能看到，点进去全文处于删除状态。但总体而言，重庆日报对胡衡华遗留的报道采取了温和的处理，人走茶还温热。

从残存的报道中，可以看到黄奇帆近年连续三年参加重庆市正部级老干部迎春座谈会，每一年发言人数都在变，但黄奇帆年年代表老同志发言。联想到他退休后喜欢抛头露面，发表各种经济见解，从一个侧面证明黄奇帆不甘寂寞，绝非宦情淡薄之人。

为什么同样是落马的市长，重庆市委机关报在他们出事后，采取了冷暖不同的信息处理？一个可能的推测是，黄的问题更大、性质更严重，以至于要尽可能多地减少他在市委机关报的存在。这一点，从两份市委拥护中央决定的措辞中有所体现。

今年3月21日，重庆市委市政府分别开会，表态拥护党中央对胡衡华的查处决定。重庆日报在头版头条、二条的位置给予报道。10月14日，对标胡衡华落马的版面处理，重庆日报也以两条报道了黄奇帆。规格大致相当，措辞却隐现幽深。

相同点包括，都专门提到深化治理“袍哥文化、码头文化、圈子文化和江湖习气”。但在描述党中央决定的定性上，对黄奇帆的用词更强烈，对胡衡华未提及“肃清流毒”，可是对黄奇帆多次强调“全面肃清流毒影响，持续修复净化政治生态”。同样是反腐话语，对胡衡华的表述更常见，对黄奇帆的表述重复了雾都特色。

省级党报的版面语言会“讲话”，如何处理本省部级官员的坏消息，让版面语言及实际效果既体现机关报的政治立场，也能像暗语那样，传达某些只可意会的态度，据说挺考验头版编辑、带班老总办报智慧的。其背后，常有不能为外人道的苦衷或历史一瞥。

当年广东副省长游宁丰因为矿难事故，被国务院记大过处分。南方日报在处理这条新闻时，本来将其放在头版右下角冷处理，南方都市报头版亦步亦趋。日报在凌晨签了付印样的情况下，又将其从头版拿掉，南都不知情，无意中惹下祸端。

重庆日报对胡衡华的“温情”，对黄奇帆的饮冰之态，或许在版面语言上难以得见，但从更有解读意味的其他方面反而有更显著差别。黄奇帆退而不休，不惮以官宦光环蝉联经济学家头衔，行走江湖，喜好综论政经，或许更招人厌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