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来》的票房持续暴涨，从几千块，现在已经暴涨到五百万了。

这样一部烂到极致的电影，却被年轻人追捧火了。

我看有很多老登都对这部电影嗤之以鼻，觉得这部电影破坏了电影市场。

甚至有同期院线电影的导演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败给牛来，甚至以后都不拍院线电影了。

这就是老登的思维，跟不上年轻人的节奏，（现在老登并不是个贬义词，我也觉得自己是老登）。

现在的电影市场还有救吗？还需要牛来来破坏吗？

《牛来》能烂到火爆，是年轻人对现在电影市场充斥烂片的一次反击。是对电影市场不满的集中爆发。

我在购票网站上看了一下，同期上映的电影，评分都飚到9分以上，而那个著名ip小黄人的电影才8.9分。奥德赛9.7分，八仙9.7分，欢迎来龙餐馆9.7分，蜘蛛侠9.5分，功夫女足9.4分，汪汪队9.5分，去你的岛9.5分，年会不能停9.5分，痴迷9分……

这么多的电影，质量都能达到那个分数吗？选一个高分去看，结果大失所望，还不如直接去看烂片。

而《牛来》却没有评分。

如果放开了让大家评分，牛来能评到什么分数？消费者也很叛逆了，知道那些评分水分太重，还不如找个最烂的烂片，起码还能笑一笑。

还有现在的电影套路很熟了，还经常在里面夹带一些教育观众的东西，比如热映的《奥德赛》，导演诺兰居然用了一个黑人演员去演希腊美女白臂海伦。

这就是电影里的政治正确，为了政治正确枉顾事实，这样夹带私货让人反感。好莱坞电影现在一定要有各种肤色各种性取向。这种刻意追求，让人看着都烦。

诺兰的电影尚且如此，就更别提那些充满正能量的电影了。

观众去看电影，只想放松不想被教育，所以很多人宁愿去看《牛来》，大家对《牛来》的评价是真的烂，但整个电影看下来却是笑声不断。

观众一边拍视频一边吐槽，一群人低山臭水遇知音，一起开怀大笑86分钟，也是很解压的，一杯奶茶钱，很值得的。

现在的《牛来》已经是一种社交货币，大家一起聊天玩梗吐槽，大家都不愿意错过这部史上最烂电影，愿意参与到这场社会讨论中。

而且，现在的观众也在有意把牛来的票房拉高，现在超过五百万了，猫眼预测在两千万左右，但如果不被强制下线，超过走个面也不是不可能。

如果再火出国，让老外也尝尝中国味道，如果够魔幻，大家一起疯狂，甚至还要超越哪吒。

把《牛来》的票房拉得足够高，比如两千万，这就是个标尺，这让后来那些电影人压力很大，费劲人力物力财力拍的电影，如果还赶不上两个门外汉手搓的烂片，那就非常尴尬了。

到时候就会出现一句嘲讽：这部电影还不如牛来。

还有很多有洗钱嫌疑的片子，在《牛来》的衬托下，就显得更加明显。

《牛来》虽然是烂片，但有一种笨拙的真诚，制作团队也没想到能火，都没有做宣发。

其他那些高宣发的电影，却让人感觉到一种精明的算计，千方百计把人忽悠进去看，刷高分，刷评价，路演，走个面……

观众被忽悠的次数多了，也不上当了，反而故意去把一部全世界都公认的烂片捧成一座丰碑，警醒这电影行业的从业人员。

《牛来》烂是真的烂，但电影院却是笑声不断，不是情节有多搞笑，是在笑团队的笨拙与执着。

在AI短剧泛滥的今天，《牛来》这部电影，最独特的就是有人味，AI制作得再精美，也是假的，《牛来》制作得再粗糙，却是手搓的。AI时代，人们或许更愿意为充满人味的东西买单。

最后，我想说，《牛来》的成功，也让大家看到了，制作一部电影，获得影院发行资格，似乎也不是很难嘛。

这或许会激励更多有梦想的人，去拍自己的电影，以前拍电影是大资本大导演大明星的游戏，未来可能更多的草根去拍电影，拍那种低成本的电影。

现在有农村老头老太太翻拍三国的短视频，未来会不会也拍成电影上线呢？也许这才能拯救电影市场。

写完这篇文章，《牛来》的票房已经突破九百万。

你觉得《牛来》的票房，最终会有多少呢？

标题这句话这些年经常从脑子里冒出来，让我瞬间很恼火。

远一点的就不说了。

近一点的，是电动车限速。我写了好几篇，最新一篇的标题就是：电动车限速：一场注定失败的执法运动

最新的，是最近全国各地推进社保基础夯实，很多企业接到税务部门的通知，要求按实际工资缴纳社保——详见财新上一期封面报道。

这些事都有一个共同点：这些政策都是执行不下去的，执行不下去是因为不符合现实，硬要执行最终损害的是最脆弱的那群人。

我们从小不停被灌输一个观念，就是要守规矩，要遵纪守法，所谓“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但是，如果一个制度存在严重缺陷，“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不守规矩有时候不是错。

当年的超生游击队，现在的违规电动车，以及不按全额实缴的企业，都可以归于这一类。这有个说法，叫做“民间救济”。

何谓“民间救济”？就是当制度存在明显缺陷、成本过高或与现实需求冲突时，民众和市场主体通过变通、规避甚至违反规则的方式，自发弥补制度失灵。

电动车限速的不合理我写了好几篇，社保缴存比例的问题，去年”强制社保“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想看可以扫码订阅我的知识星球。

这篇我再说一遍，因为这件事太重要了，但很多人不知道。

首先要说中国社保的缴存比例很高。以养老保险为例，加拿大雇主和员工分别5.95%，合计11.9%，加拿大隔壁的美国是分别6.2%，合计12.4%，中国是企业16%员工8%，合计24%，是两个发达国家的两倍。加上其他“四险”，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积金”，接近甚至超过50%，放到全世界，即便跟北欧高福利国家比，也是一个高得吓人的比例。

由此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

1、企业重负

做一个简单的测算，假设营收一亿，利润三千万，工资成本40%，对比加拿大，如果不算社保，两国企业税负差不多，但一旦加上社保负担，中国企业的负担接近加拿大企业的两倍。

注意了，上面这个测算并不能反映中国企业的实际利润情况，现在有多少家企业的利润能达到30%？很多企业也就10%左右，如果要实缴，企业就要破产。就算不破产，也要大幅裁员。

这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今天才说，十年前就在说了，有个名词就是那时候冒出来的，叫做“死亡税率”，其中最大的负担就是“社保税”。

财新的报道也说了，社保缴费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大“税费”科目：2025年全国社保基金保险费收入91198亿元，超过国内增值税（68947亿元）和企业所得税（41304亿元）。

2、员工重负

很多人可能不明白，这怎么造成普通人负担了？员工不是只有8%吗？

首先，企业的16%，也是用工成本，与你的收入是负相关，社保比例越高你的收入越低，社保比例越低你的收入越高。比如这次各地要求夯实社保，很多企业的员工工资收入必然受影响（这还是运气好的，运气不好得失业）。

更重要的是，体制内的社保都是纳税人承担的，缴存比例越高，纳税人的负担越重。所以体制内根本不存在“夯实社保”的问题，相反，他们想方设法也要按高比例缴纳，比如公积金按上限缴纳，除了基本养老保险，还有额外的职业年金。道理很简单，纳税人埋单，当然缴得越多越好。

简单地说，社保的高缴存比例，对体制内是优厚的福利，对体制外是沉重的负担，别人的优厚福利就是你沉重的负担。

3、扭曲市场

为什么现在削尖脑袋都要考公考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福利好啊。

以前是大家抢着下海，现在是挤着上岸。这背后是制度的指挥棒在起作用，是民营企业沉重的社保负担VS体制内优厚的福利待遇，最直接的根源是过高的社保缴存比例。

这样的劳动力市场正常吗？

最后的结果就是挣钱的人少了，花钱的人多了，不管经济也好，消费也好，都是严重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挣钱这么难的原因。

4、代际不公

这种不公还体现在代际上面，现在很多地方的体制内的退休工资，已经超过了体制外在岗人员的工资，也就是说，上班的人还没有退休的人拿得多，这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正常的。

这一点很多人体验已经很深了，不需要我展开说，而根源之一就是社保的高缴存比例。

5、群体悬殊

目前体制内、企业职工和城乡居民（农民）的退休收入大致是：30:15:1（体制内6000+、企业职工3000+、农民200+），农民与体制内差距高达30倍。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现象？高缴存比例也难辞其咎。正是因为过高的缴存比例，导致中国养老三根支柱中的“基础养老保险”一只独大，只此一项，就让体制内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替代率普遍达到了80%以上，甚至超过100%（高于北欧高福利国家水平）。

这一点前面也谈过了，体制内希望缴存比例越高越好，因为这是纳税人承担。但财政给体制内的多了，给农民的自然就少了。

根据财政部“202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财政对约2300万体制内退休人员补贴超过9000亿元，对1.2亿企业职工补贴8066.70亿元，对1.8亿城乡居民（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补贴4249.51亿元，人均补贴比为17:3:1，而这都是纳税人的钱。

好了，关于社保高缴存比例的问题暂且说到这里（其实不止这五点）。

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要夯实社保，而是要降低缴费比例的。在缴费比例没有降低的情况，要夯实社保就是无视经济无视就业，是执行不下去的，硬要执行会出大问题的。

这跟电动车管理是一模一样的，现在要做的不是严格执行新国标限速25公里/小时的规定，而是取消禁摩限电，然后搞分级管理。

有人可能会问，之所以要夯实社保，是因为社保基金紧张，钱不够了，你有什么解决方案？

我的方案很简单：

1、把现在的养老财政补贴拿来均分，人人有份，每人一样多，这样每人每月能拿到560元左右（根据“202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财政养老补贴2.16万亿，然后除以3.2亿领取养老金的老人）。这部分完全由财政负担。

2、职工养老保险动态平衡，能拿到多少拿多少，财政一毛钱都不补贴。很多人不是说“多缴多得、少缴少得、不缴不得”吗？就按这样办，但你别想着占纳税人的便宜。

这个事情复杂吗？不复杂，我研究了一两年了，写了几十篇文章，我不认为这件事在制度设计上有多困难。

如此一来，不管你是农民也好，还是外卖员也好，你哪怕一分钱养老保险都没交过，老了一个月也有五六百元。而且财政补贴固定下来，不会像现在这样，成为一个越补越多的无底洞——这才是对子孙后代负责任的态度。

对企业来说，既然每个人已经有了五六百元的养老金，职工养老保险的比例就没必要那么高，完全可以从现在公司和员工合计24%降低一半到12%（与美国加拿大相当），负担降低之后才敢招人，经济就有活力。

最大的受损群体是体制内和垄断国企，但要知道，现在的搞法是不可持续的，哪有一个群体退休工资居然超过在岗人员的工资，替代率动辄超过80-100%的？现在生育率这么低，未来老龄化这么严重，怎么可能养得起？

所以，这个方案最大的阻力不是技术难题，而是受损群体同时也是决策群体——这本身就是中国社保改革最难的结。

现在夯实社保的本质是：不管体制外真正挣钱的企业和劳动者的生存问题，也要保障体制内退休人员的高福利待遇。

这当然是行不通的，不长久的。降低缴存比例、建立普惠养老金机制，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总结一下：极端管制搞不下去了要解禁，计生搞不下去了要放开，禁摩限电搞不下去了要取消，社保搞不下去了要降低比例……搞不下去的事情就不要硬搞。

苦口婆心说了这么多，为什么非要不撞南墙不回头？为什么已经撞得头破血流了还要继续撞呢？

这不是单方面的嘲笑，而是一场双向奔赴：观众借电影确认自己的品味，电影借观众完成了从“无人问津”到“被集体注视”的跃迁。

我承认去看《牛来》是带着猎奇心理，但影迷的本分让我保持克制没有选择屏摄。

看完出来感觉自己有点儿亏，因为这是看这部影片唯一的乐趣。

和我一起“共襄盛举”的其他观众就没有这个顾虑，他们一边疯狂屏摄一边大呼小叫地嘲笑这部电影。

网上有传言说这部电影可能会在全国下线，如果属实，那可真就把这场行为艺术的讽刺感彻底拉满。

毕竟这可是一部拿到了“龙标”的电影。

01

《牛来》这种电影，放在电影史上其实并不罕见，它们甚至有一个专有名词——“so bad it’s good”（烂到有趣）。

这类电影和普通烂片不一样——普通烂片会让人感到愤怒、无聊、想退票，而这些电影烂得过于真诚、过于独特、过于荒诞，反而变成了一种奇特的观影体验。

比如电影《房间》（烂片界的《公民凯恩》），导演凭借极致的真诚打动观众——他是真的相信自己拍了一部杰作。

还有电影《群鸟》（不是希区柯克那部），凭借“史上最差特效”在社交媒体上病毒式传播，成为网络时代的必看烂片。

动画片《牛来》电影海报

《牛来》正是这样一部“烂到有趣”的电影，它甚至有些励志——母子俩花费五年时间，在AI时代“手搓”出一部超级烂的动画片，这是什么精神？

如果《牛来》只是一部普通的平庸烂片，它不会红。但它“烂到有趣”，这就给观众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智力优越感场域。

讨论一部真正的艺术片，你可能露怯；但讨论《牛来》，观众可以毫无负担地展示自己的判断力和优越感。

反过来，电影也需要观众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一部没人看的烂片只是沉默的失败，但被大量观众见证的烂片，反而获得了一种悲剧性的成功——它的荒诞被看见了，这本身就是一种存在意义上的“被拯救”。

所以这不是单方面的嘲笑，而是一场双向奔赴：观众借电影确认自己的品味，电影借观众完成了从“无人问津”到“被集体注视”的跃迁。

有人调侃说，《牛来》要是在上映前去欧洲电影节转一圈，没准能从“超级大烂片”蜕变成“先锋艺术片”。

这是个馊主意，且不说欧洲电影节的评委们不是傻子，即便真让《牛来》去欧洲镀层金，再以“先锋艺术”的姿态回来，那反而会让观众望而却步，进而杀死这种猎奇式消费带来的可观票房。

当然，个中得失取决于主创母子追求的是什么？

02

对于电影市场来说，《牛来》的走红可能是电影作为“叙事艺术”衰落的一个信号。换句话说，电影好不好看正在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成为“谈资”。

我们习惯性地认为，电影市场奖励的是“好看”。但《牛来》提示了一个被忽视的真相：市场奖励的是“是否具有被讨论的价值”。

《牛来》引发的购票行为不是猎奇心理能解释的。猎奇是短暂的、个体的，而影院里的“狂欢”是由社交驱动的。

截至8月16日14时30分，《牛来》累计票房超400万 （图/网络截图）

人们买票不是为了看烂片，而是为了购买一张进入某个临时共同体的门票——嘲笑《牛来》是潮流，我得在场。同我一起观影的那些大呼小叫的年轻人，证明了这一点。

这时候营销就变得越来越重要。社交媒体上的声量，直接决定观众是否产生买票进场的冲动。

如果一部电影在首周末没有话题爆发，没有短视频病毒传播，没有情绪点让人转发，这部电影在大众视野里就变成了小透明。

比如今年暑期档的电影《群星闪耀时》和《争洛阳》，它们的豆瓣评分并不差，但因为不具有话题性，没能撬动票房，最终撤档了事。

当一部电影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它是否好看，而取决于它在社交媒体上能激发多少梗、多少二次创作、多少反讽式参与时，电影本身已经变成了触发网络行为的“引信”，而不是被欣赏的对象。

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么未来可能会出现一种“引信型电影”——它们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被“讨论”而设计的。它们可能故意粗糙、故意怪异、故意制造认知冲突，因为这才是流量密码。

《牛来》是无意中撞上了这个逻辑。但下一次，可能有人会有意为之。

03

毫不意外，当一部影片被持续关注和讨论，讨论也必将超越电影本身，《牛来》的“出生证明”和创作动机开始成为舆论新的焦点。

很多人质问这么烂的片子怎么可能过审？这怕是对审查制度有什么误解。

一部影片只要内容不触犯红线，技术上保证电影放映的安全性，一般就能通过审查。《牛来》作为一部讲述小牛成长的童话故事，自然没有问题。

所以，一部片子画面粗糙、建模灾难、剧情荒诞，都不影响它拿龙标。审查的门槛是“能不能放”，不是“好不好看”。

《牛来》画面截图

《牛来》这么荒诞的电影能登陆院线，这本身就挺荒诞。但荒诞还在继续，如果之后电影因为“被群嘲”而“被下架”，那《牛来》就不再是一部电影，而会变成一次由多方共同完成的当代行为艺术。

讽刺的是，下架会让那些原本只是玩梗的人突然有了道德上的正当性。“我看烂片”从一种猎奇消费，变成了一种捍卫表达自由的姿态。想想前不久发生的“竹知了”事件，堪称是前车之鉴。

所以下架《牛来》的成本远高于让它自生自灭。让它在影院里默默放完、被人遗忘才是最安全的处理方式。任何干预都会赋予它不该有的意义。

04

网上的另一个传言，则试图把这部电影从荒诞狂欢拉回到残酷现实——主创拍摄这部电影的目的是“骗补贴”。

这件事的起因是《牛来》的上映，与辽宁省对优秀影片的扶持奖励政策撞了个满怀。

辽宁省在2025年发布了《辽宁省推动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其中明确规定：对在辽宁备案立项或转立项到辽宁且取得《电影片公映许可证》、在院线上映的优秀中小成本影片，每部奖励金额最高达100万元。

《牛来》确实在辽宁备案、拿到了龙标、完成了院线上映，理论上的确具备申请资格。看上去真的是“证据确凿”。

我能理解这种质疑，毕竟过去有太多为了骗补而粗制滥造的动画片，《牛来》和它们长得实在太像了。

但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探讨。

《牛来》部分网上评论（图/网络）

首先就是时间对不上，《牛来》是在2021年备案，而辽宁省的补贴措施是在2025年出台，显然导演创作《牛来》不是奔着补贴去的（至少不是这个补贴）。

其次《牛来》即便是具备申请资格估计也拿不到奖励。“措施”里明确指出要奖励优秀影片，“优秀”二字跟《牛来》就不沾边儿。

再有一点，补贴金额是根据项目支出来配比的。如果制作成本真的只有几万元，即使拿到补贴，金额也有限。

退一万步讲，如果说之前真的有什么暗箱操作，那么当《牛来》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时，这暗箱恐怕也无法继续操作下去了。

或许还有什么信息我没有掌握，但是在现有的信息里，我更愿意相信导演确实是抱着“圆梦”的初衷在做这件事。

否则的话，现实的残酷会像一盆冷水，把我们热火朝天谈论这部电影的种种热情通通浇灭，那真就太没劲了。

*题图为动画片《牛来》截图，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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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题中的这句话，现在已经成了网络上常见的俗话了。谁最早说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郭德纲一定说过。

这是有证据的。2018年10月，郭德纲曾经接受《新闻晨报》采访，对记者说：“到现在还有些人，每天在网上编造各种谎言诋毁我。要是当年，我一定逐条地去回击，现在看完了，我就是一笑。我想如果通过这个，他能炒热一点，他的小剧场能多卖10张票，不也是我帮他做了点好事吗？有的人他比你还明白他是在冤枉你，他比你还明白你有多优秀，他非要这么说，就让他说吧。”除此之外，据说郭德纲还在其他场合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

郭德纲武汉演出中的济公扮相（引自《联合早报》）

八年之后的2026年，郭德纲遭受了一场更高档次的冤枉。7月24日，他在武汉演出时，在《济公活佛》节目中改编了知名红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紫禁城中静悄悄［原歌词为“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我佛耶如来耶，妈咪妈咪哄哎哎哎哎哎耶［原歌词没有这句］。”事后，有现场听众向武汉市文旅局举报，称郭德纲的“戏谑式篡改不仅歪曲了红色经典，也违背了公序良俗”。8月11日，武汉市文旅局发布声明，称已经对此事立案调查。随后，郭德纲原定于8月15日的西安演出也被取消。

我很讨厌郭德纲这个人，市井无赖的气味太浓。2007年的时候，他曾经为一款叫“藏秘排油”的减肥用保健品做过代言。当年3月15日，央视的“315晚会”揭露，这款保健品在宣传时有多处违反广告法的地方，如夸大其辞、违规让医生代言等。不仅如此，央视没有说的是，其原料中还有何首乌，这是有明确肝毒性的草药。

郭德纲当年的“藏秘排油”平面广告之一

节目播出后，作为代言人的郭德纲成了众矢之的。第二天，他选择了强硬回应，在个人博客上发布了《那一夜，我梦见百万雄兵——关于藏秘排油广告的声明》。这篇奇文现在在网上还能搜到，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段：“有人质疑广告上写着迅速抹平大肚子，说不灵。呵，这是矫情。方便面袋上印着大虾肉块，也没见人上方便面厂上吊去。藏秘排油广告画上还有四个藏族姑娘呢，您也要？”当时看到这段，我就觉得，这纯粹就是个流氓。

顺便说一句，最后这个“您也要”的段子，其实是来自国外的笑话。我小时候（上世纪90年代）就在一本引进的中英对照笑话书里看过原版，说的是某人看到一幅卖自行车的广告，觉得不错，就去店里想买一辆，却发现车上没有车灯。老板说，车灯要另付钱。顾客抗议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你们的广告里要画上车灯？老板说，广告里还有一个姑娘骑在车上呢，我们也要给你提供一个吗？郭德纲把这个段子化用在他的声明里，从曲艺的角度看，其实挺高明的。

讨厌归讨厌，但公允地说，郭德纲也确实讲过一些金句。除了“有的人他比你还明白他是在冤枉你”之外，更有名的是：“比如我和火箭科学家说，你那火箭不行，燃料不好，我认为得烧柴，最好是烧煤，煤还得精选煤，水洗煤不行。但凡那个火箭专家正眼看我一下，他就输了。”我查了我的公众号，发现我此前果然在2021年的文章《有些东西科普不了，别费力了》中引用过一次。

总之，郭德纲和蒋方舟、贾浅浅一样，属于那种我平时不怎么会提，但看到他们在正常的批评尺度之外被冤枉，却愿意出来说几句话的人物。我没有到现场去看《济公活佛》，不知道郭德纲那段惹出麻烦的改编的前后文如何。仅从字面上看，我觉得这段唱词莫名其妙，不知道笑点在哪里。但我并不觉得他有意要冒犯谁，也不觉得我自己或革命先烈受到了冒犯。就我所知，还有很多人的想法和我是一样的。至于这“很多人”在总人群中占多大比重，我不知道，希望能有个民调来统计一下。

不过嘛，文字狱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先看不惯你，再想办法找个机会收拾你。用鲁迅的话来说，这叫“可恶罪”——“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许多罪人，应该称为‘可恶的人’。 ”（《而已集·可恶罪》）

清朝的文字狱大师乾隆杀掉胡中藻，就是个典型。当时朝廷大臣里有鄂尔泰、张廷玉两党之争，胡中藻是鄂党领袖。乾隆极度厌恶两党相互倾轧，先认定胡中藻是“可恶的人”，然后秘密下令给其他官员，从胡中藻的诗文中给他罗织罪名。最后找到的那些证据，全都牵强附会，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一把心肠论浊清”，本来是明白如话的诗句，稍通文墨的人都不会误解，却被歪解为把“浊”字冠于大清国号之上，是在毁谤国家。最终，胡中藻被处斩。然而，乾隆岂能不知道这纯粹是深文周纳、胡搅蛮缠？他心里肯定清楚得很呢！

郭德纲这场风波，我们也不妨继续观其进展。众所周知，有不少人一直想借助权力干掉他。好的情况，是他道个歉，销声匿迹一段时间，然后就没事了。坏的情况，就是道歉和隐身都没用，最终重蹈《暴走大事件》的覆辙。

《暴走大事件》是多年前的一个网络脱口秀节目，主持人王尼玛戴着头套，经常以幽默讽刺的方式播报和评论社会热点话题。2018年5月1日，《英雄烈士保护法》正式施行；七天之后的5月8日，这档节目突然被人举报侮辱英烈，因为2014年10月上线的第三季第15集里面有对董存瑞、叶挺两位烈士大不敬的内容。

苏教版小学《语文》课本封面曾有“博爱医院”字样（《扬子晚报》肖甜制图）

然而，这是断章取义的文字狱。只要你看过那集节目，就知道它主要是在讽刺如今的广告泛滥成灾、无孔不入，甚至企图向中小学教材里渗透。王尼玛提到一个新闻：2012年，有人发现苏教版小学四年级下册《语文》课本封面有“博爱医院”字样，怀疑是在给一些以“博爱”为名的民营医院打广告。

王尼玛就顺着这个话题，以脱口秀节目常用的归谬（reductio ad absurdum）或叫喜剧升级（comic escalation）手法展开讽刺，说照这种趋势下去，以后你在课本里看见什么奇怪的句子，都不必感到惊讶。随后，他就连讲了三个段子，都是用课本原文拼接广告制造笑点：

第一个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挖掘机技术哪家强？山东技校找蓝翔。”

第二个是：“董存瑞瞪着敌人的碉堡，眼中迸发出仇恨的光芒。他坚定地说：连长，让我去炸那个碉堡吧！我是八分青年，这是我的八分堡。”［按：八分堡是肯德基当年的一款汉堡包。］

第三个是：“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无痛人流！”［按：前面三句出自叶挺在狱中所作诗歌《囚歌》。］

《暴走大事件》第三季第15集截图

在我看来，这期节目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提到苏教版小学《语文》课本的出版方在问题曝光后所做的澄清。出版社说，此封面创作于2003年SARS（非典）暴发时期，“博爱”两字是用于歌颂医务人员的无私奉献和博爱精神，与后来那些民营医院“撞名”纯属巧合，新版教材的封面会处理掉这个细节。不管你相信不相信这个辩解（我个人是相信的），严肃的媒体在事后提及这个事件时，是应该同时提及出版方的回应的。但说实话，对于一档喜剧节目，你拿严肃媒体的标准去要求，也有点小题大做了。

相比之下，后面对董存瑞、叶挺的所谓“调侃”，我觉得反而问题不大，因为这些其实并不是恶搞，而恰恰是想用归谬法表明，当代广告对严肃的消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但举报人故意忽略这期节目的语义背景，只截取出中间讲归谬段子的一小段切片，这是从乾隆时代继承下来的典型文字狱手法。我相信，举报人一定比谁都清楚，《暴走大事件》是冤枉的。

更可怕的是，这种手法奏效了。很快，《暴走大事件》出品方道歉，节目被全网封禁，媒体扑天盖地地谴责。虽然在半年之后，节目重新恢复制作，但已经元气大伤，又撑了9个月，团体便彻底解散了。

多年以来，像这样被搞掉的“可恶的人”或“可恶团队”，就我能记得的，两只手已经快数不过来了。搞不好的话，郭德纲就是下一个。

这是个历史的轮回，也是我们的命数。

郭德刚在表演中化用了几句老歌歌词，于是上了思想审判席。

太阳底下无新事，只要照片挂在城墙上，我们确实都是同一代人。

60年前的1966年，电影《铁道游击队》和那首《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是板上钉钉的「大毒草」。江青在《关于电影问题的谈话》里亲自定性：没写主席游击战战略、宣传个人英雄主义。

至于而那句歌词「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更被「用低俗歌曲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那是自然，主席只能是东方红，太阳升，你竟然用日薄西山来形容，是何居心？

就凭这几句词，小说原作者、电影编剧刘知侠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山东文艺黑线头子」「苏修特务」的帽子，关牛棚、游街、毒打，战地日记被抄，不堪折磨半夜撕床单从三楼逃命，躲到芳林嫂原型刘桂清家里。

词作者芦芒、曲作者吕其明，都是新四军老战士，也照样挨批受审。

银幕上，芳林嫂扮演者秦怡被批判劳改；演政委李正的冯喆，1969年死于牛棚，年仅48岁；演鲁汉的邓楠1968年投河自尽；导演赵明长期关押改造……一条创作链，几乎没人全身而退。

那是血写的教训：当一句歌词、一个意象能被随便安上「影射」的罪名，当「群众举报」变成批斗的号角，人人便只能以肉身去填斗争的碾盘。

我们从历史中获得的惟一教训，是从不吸取教训。

60年后，2026年7月24日晚，武汉人艺中南剧场，郭德纲在麒麟剧社《济公活佛》里抖了个包袱——「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紫禁城中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台下笑，网上炸。有正义群众写举报信：篡改红歌、歪曲红色经典、未报备。

于是，新一轮「太阳落山」公案开场。

可悲的是，六十年前整刘知侠的，和六十年后举报郭德纲的，用的是同一套语法。他们从一句词里挖立场，用红色当棍子，以群众之名行围剿之实。

所不同的是，放在十几年前，可能就是批评一下，但现在的官府，肯定如临大敌。

刘知侠后来平反了，《铁道游击队》重回经典席位，可他挨过的打、冯喆们丢过的命，找不回来。

所以这是原封不动的轮回。

不是同一个人重生，而是同一种举着正义旗号、靠咬文嚼句定人死罪的肌肉记忆，总在松弛的缝隙里探头。

60年前它把红歌作者打成苏修特务，60年后它把唱红歌改词的人送进立案通报。

太阳明明每天落山，落进微山湖，也落进紫禁城，本无罪；

有罪的是那一双双永远在暗处数「你这句话什么意思」的紧绷的眼睛。

可叹刘知侠若在世，估计也无法理解，为什么转了一圈，历史又转回去了。

当然，历史没绕回来，是有些人一直没走出去。

可怜的不是郭德纲，是那个写举报信的革命群众。

他以为自己在捍卫历史，其实只是替60年前的牛棚，续上了一行没写完的批斗稿。

一个甲子，一个轮回。我们就像蒙脸推磨的驴，不管跑多快、多用力，永远都在原地兜圈。

当一种颜色成为禁忌，我们就会永远沉陷历史的三峡。自以为正义感爆棚，自以为捍卫的某种东西，实际上是向江青致敬。

当然，现在确实有人向江青致敬。

从今往后，东边的太阳只能从东边落下去。

当然，上行下效，连一家造车的也玩上这套了《恐惧笑声的巨物，容不下一只竹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