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警察从家中带走前，蔡洋还不明白自己闯了什么祸。“网上对我一半支持一半反对。”他对母亲说。 （南方周末资料图）

砸穿西安日系车主李建利颅骨的嫌犯已被警方抓获，他是21岁的泥瓦工蔡洋。

蔡洋从老家南阳来到西安，吊在空中刷了两年墙，刚刚为涨到200块一天的工资而感动振奋。他喜欢看抗日剧、上网玩枪战游戏、有一个上大学的梦、在QQ空间里孤独地诉说对爱情的渴望。

蔡洋在项目经理的奥迪车上撒过一泡尿，为此“感觉很爽”。他想要得到更多，想证明“我很重要”，但属于他的精神与物质世界同样贫瘠。而喧嚣的游行队伍给他提供了宣泄的“机会”。

生产队长领着便衣警察找到蔡洋家里，是在2012年10月2日中午11点。他的母亲、57岁的杨水兰从麦地里奔跑回家的时候，蔡洋已经被警方带走。匆忙间，蔡洋只带走了一只红色西凤酒的袋子，里面塞了一件毛衣、一条裤子和一条内裤。

过去的十多天里，杨水兰已经知道儿子犯事儿了。蔡洋的照片在央视节目里出现，视频上那个身材粗壮，奋力砸车，并跳起来用U形锁砸西安市民李建利的人，正是杨水兰90后的儿子。

在逃回南阳郊区村庄老家的5天里，蔡洋就藏身在那个1987年盖起的平房里最北边的一间小屋。1991年出生后，蔡洋在这间屋子度过了童年和少年。

十多平米的房间里，只有一张桌子、一张没有床垫的双人床和角落里堆放的一些谷物。即使是白天，一盏无力的白炽灯下，来人也需要辨认很久才能看清屋里的东西。

“这个屋子是相对好的，做过他哥哥的婚房。每次蔡洋回家就住这，他走了以后我再搬过来住。”57岁的杨水兰说。

2004年秋天，在蒲山镇第四中心小学上完五年级后，蔡洋就和同村的伙伴们一起辍学回家。那以后蔡就开始逐渐远离这间屋子和这个家庭。

他先是跟着大哥蔡德伟在南阳周边地区的建筑队上当小工。2009年，又跟表姑父王超来到西安，学习外墙刷涂料的技术，这是这个乡村少年第一次和大城市发生交集。

除了和二姐蔡玉凤不时地通电话和聊QQ，平时他和家人很少联系。只有在逢年过节、麦种麦收时，他才偶尔回家。2012年9月28日晚上的这一次回家却有点突然。

“我的侧面照片已经被发到网上了。”他告诉杨水兰。

“我害怕。”

杨水兰听得云里雾里，她只知道儿子在西安的反日游行中“和人打了一架”，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蔡洋用手机上网看消息，不时喃喃自语——

“我是爱国，抵制日货。”

他不断地跟杨水兰说：“网上对我一半支持一半反对。”

直到有一天，在邻居家看电视时，杨水兰才知道，蔡洋把一位名叫李建利的西安人脑袋砸开了，对方伤情严重。电视里面，白岩松在劝她儿子去投案自首。

杨水兰当时全身瘫软。

这次事情闹大了，“闹到北京去了”。

蔡洋打砸的视频截图。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在QQ空间中，蔡洋孤独地诉说对爱情的渴望，时不时哀叹自己“悲摧的人生”。 （何籽/图）

“三亿鼠标的枪战梦想”

蔡洋在西安粉刷外墙，吊在建筑物外作业，摔下来过两次。

2009年，辍学五年的18岁乡村少年蔡洋来到西安。

当时在南阳的工地上当泥瓦工一天才120元钱，而同样的工作在西安可以多赚60元。杨水兰于是同意让蔡洋跟着表姑父王超到西安打工。

“人傻傻的，脑子缺一根筋的感觉。之前他在南阳的工地上干了两三年，也是啥都学不成。”表姑父王超说。

外墙粉刷并不轻松，通常没有更安全的施工吊篮，他们就用简易的绳子做防护，吊在建筑物外作业。“就像蜘蛛侠一样，很危险。”蔡玉凤说。

即使在室内，这份工作也需要审慎和运气。有一次在QQ上聊天，蔡洋告诉南阳的朋友张迥，他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过两次，“差点摔出脑震荡”，但是当时张迥不知道蔡洋是不是在开玩笑。

王超也能看出那一段时间蔡洋干得并不开心。他不跟工友交往，也很少说话，只喜欢下班后出门上网。王超训斥他，他一句话都不听。

在网吧里，蔡洋不停地玩一个叫“穿越火线”的网游。这是一款激烈的枪战游戏，口号是“三亿鼠标的枪战梦想”，界面上大大的字迹跳动“兄弟们！战起来！”

游戏里蔡洋的“军衔”是一名下士，总共杀敌4824次，自己也被击毙了7997次。

没有亲人或者朋友对这时候的蔡洋有更清楚的了解。他离南阳村庄里那个家距离遥远，身边只有闹僵的表姑父一人。他只在QQ空间上零零散散地写下自己的想法。

“……想上学”（原文如此）。有一次他用一个奇怪的格式写道。

将近半年后，他又在QQ空间里开玩笑地提到相近的话题：“我想出家做和尚，可是可是连和尚也要大学生。”

即使在长达三四年的QQ说说和微博记录上，也极少有人回复他的内容。看起来大部分时间他像是在自说自话，他的QQ名字也改成了“自舆自乐”（原字如此），恋爱状态上写着“单身”。

到西安不到一年，蔡洋离开了表姑父，自己找了个建筑队跟着干。

“在我最缺人的时候他去跟别人做了，我说过他，他生气就不跟我联系。”王超说。

即使两个人一个在西安，一个在咸阳，只有27公里远，但这对姑父和侄子也只有逢年过节回到老家才会碰面。

“为了今天的两百块继续奋斗”

在项目经理的奥迪车上撒了一泡尿后，他在QQ空间写道：“感觉很爽”。

但是在2011年之后，蔡洋的打工“事业”开始渐入佳境。他告诉朋友，等到那一年的8月底，“我就能挣够一万块钱了。”张迥十分羡慕蔡洋有每天200块钱的工钱，这个收入高出老家许多。

蔡洋在QQ上罕见地挂上了一个状态昂扬的签名：“为了今天的二百块继续奋斗！”

蔡洋和做汽车维修的张迥成为朋友，当时蔡洋短暂地回到南阳做粉刷工程，在张迥的印象中，蔡洋在同龄人里极为开朗，两人经常一起吃饭、KTV。“他豪爽，花钱大手大脚”。

西安的朋友许顺国至今难以相信蔡洋后来成了“打砸抢”中的一员。在他看来，蔡洋还是个小孩，“每回都是乐呵呵的，从来也没跟任何人吵过架”。

除了去西安莲湖区潘家村附近的网吧，蔡洋也经常到许顺国家里蹭网。“他爱说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经常是别人的出气筒”。

但是只要在家里，蔡洋和父亲蔡作林的争吵就不断爆发。村子里六十多岁的老人蔡世刚时常看到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蔡作林至今极为气愤的是，有一次，蔡洋偷偷把家里的电动车卖掉，拿钱自己出去花了。

到了2012年夏天麦收的时候，蔡洋回家和父亲一起帮邻村一家人家盖房子，回西安前，蔡洋又瞒着家里领走了蔡作林两千多元的工钱。

蔡洋外出打工几乎没有向家里寄过钱。蔡家最值钱的家当是几年前买的一台电视，现在也坏了，一家人不得不经常到邻居家去看电视。为了能挣到更多的钱，62岁的蔡作林依然在南阳市区的一家工地上砌砖。

蔡洋一直让杨水兰感到头疼。最让她感到失望的是蔡洋和蔡作林的激烈冲突。蔡洋经常突然对父亲蔡作林发起攻击，“一把就把他爸爸撂倒”。

在村邻眼里，蔡洋也表现出令人疑惑的两面。有时候他彬彬有礼地打招呼，有时候他也会突然粗暴地撂倒客人，“一阵阵的”。

连他最亲密的二姐蔡玉凤也并不清楚他在西安住哪，工友是谁，好朋友是谁，有没有女友。像是在家人的失望中渐渐隐退，他只在互联网上留下一些痕迹。

爱情似乎是他最大的烦恼，占据了微博和说说上最多的篇幅。

“现在什么东西都对我不重要！只有爱情对我才是最重要的！”2011年1月他在QQ空间上说。

“快烦死我了！该怎么办啊？谁帮帮我？”

“烦烦烦烦里我都快要崩溃了。”

“唉……纠结！！！！！”

“在过半个月我就二十了…唉…明年的我还是和现在这样吗？真想找个老婆过日子了。不想在放荡下去了！主阿，赐我个老婆吧！阿门…”（原文如此）

但渴望爱情的蔡洋又听张远喆的歌，把一首《我不配做你男朋友》设为QQ空间背景音乐。

有时候他充满了愤怒。为了下载一个游戏，他新买的智能手机花完了一百块钱的流量，他为此在空间上大骂。

有一次他在项目经理的奥迪车上撒了一泡尿，他写道“感觉很爽”。

他在个人空间里先后四次留下手机号，让朋友们联系他。这些号码有的已经成空号，有的换了机主。

在被抓捕前，他发出的最后一条微博是在9月30日，用新买几个月的智能手机，这可能是他用过的最好手机，安卓系统，触屏的：

“悲摧的90后，90后的我们感觉到幸福了吗？”

“这是爱国行为，我鄙视你”

蔡洋会突然从身后推邻居，“他可能脑子里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

2004年夏天，张瑞太嫁入蔡家，成为蔡洋的嫂子。那时候她经常看到十几岁的蔡洋和村里几个孩子在玩游戏，拿个小木棍站在村里不断地高喊“打倒小日本”。

他至今痴迷于战争片，打开前年上映的抗日电视剧《雪豹》一遍遍地看。“他还特别爱看那个‘731部队’，日本人整毒的那个。”杨水兰说。

在村子里，关于蔡家的“秘密”已流传多年。蔡洋的爷爷蔡近德年老后经常头扎红绳，光着屁股，在大街上拾瓶子。蔡洋的大伯到了三十多岁的时候突然说话含混不清，整夜整夜在村里唱歌。而大伯的女儿二十多岁开始常常光着身子在村里乱跑，最后在自家的院子里上吊身亡。

像是一场难逃的命运，等到蔡洋稍稍长大的时候，让杨水兰和村人担心的一些征兆表现了出来。

“当时只有两三岁的蔡洋经常跟着来村子里卖肉的肉贩，抓着一块一块的生肉吃。”六十多岁的邻居蔡世刚说。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种种怪异的行为随着蔡洋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突出。

在蔡洋十三四岁的时候，村里来了一个收羊的，蔡洋硬缠着收羊的，让其到家将家里的老羊收走，蔡洋口中的老羊却是他的妈妈杨水兰，因为她姓杨。

另一位名叫赵蒲的村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2010年她怀孕期间，蔡洋曾经前后一共三次从背后推她。“他可能脑子里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

“今天参加游行了，头被砸出血了。”

15日晚上游行完，同样的话他跟许顺国和QQ上的张迥都说了一遍。他并没有提及他的致命反击和那把U形锁。在许顺国的记忆里，蔡洋当天就是在他家上的网。

这一天的游行让他意犹未尽，他兴奋地对QQ那头的张迥说：“明天还有游行！”尽管曾经在村子里不断地高喊打倒小日本，但那里只有电视剧和想象的仇恨。但是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身边驶过的车很多就是日本的。

这一天晚上，在山东打工的二姐蔡玉凤也接到了蔡洋的电话。蔡玉凤对他砸车感到极度气愤：“你去砸车正常人都觉得你要赔偿。我们负担不起！”

不过这天晚上，蔡玉凤的一番训斥换来的是蔡洋的反击：“这是爱国行为！我鄙视你！”

“我们下了车，在两边站着，想看看能不能劝他们不要砸。”“都是老百姓辛辛苦苦攒钱买的车，别砸行不行，我们买日本车不对，以后不买日本车了，好不好。”李建利的妻子回忆起当天遇到砸车时努力求饶。 （图片来源 凤凰网/图）

涌出的鲜血

蔡洋下班乘坐的公交车被游行的人群堵住，他很快被队伍的热情感染，汇入人潮之中。

蔡洋似乎并不清楚，他的四下跃起的攻击对李建利造成了什么伤害。

过了两三天，蔡洋用手机上网时发现自己照片和手机号码都被网友人肉了出来。

他给蔡玉凤发去了一条短信，“你看了打砸照片没？”当时正在车间里上班的蔡玉凤心里咯噔了一下。下班后她上网一看，很多网站上有她弟弟的照片。

蔡洋和张迥最后一次联系是在9月18日的早上8点多。两个人在QQ上进行了几分钟的视频聊天，张迥回忆：当时蔡洋人还在西安的一家网吧。蔡洋给他看了自己头上的伤，但当时视频里黑乎乎的，看得并不清楚。

蔡洋还问起家乡有没有游行，随后就匆匆忙忙下线了。

对于15日那天，蔡洋为什么加入到游行队伍中，杨水兰和蔡玉凤及另一位蔡洋的好友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在杨水兰讲述的版本里，9月15日上午，蔡洋所在工地上的吊篮坏了，不能工作。蔡洋和工友们在工地上休息时，听到街道上游行的呐喊声，蔡洋加入了人群。

蔡玉凤和蔡洋的好友的说法则是蔡洋在下班途中，公交车被游行的人群堵住，他准备下车走路回家，但很快被队伍的爱国热情所感染，汇入了人潮之中。

目前还没有其他工友对两个说法作出证实。

现在能够知道的是乡村青年、外来打工人员和蔡洋最终加入了汹涌的队伍。

另一个站在队伍中的青年，曾帮助日系车主调头逃离的韩宠光在西安城墙西门拐角处注意到了蔡洋。在马路栅栏边的一辆车旁，蔡洋大喊，“把车拉出来再翻！”

游行队伍到达玉祥门转盘附近，一辆卡罗拉已经被围成了里三层外三层。旁人已经无从了解，一把U形自行车锁如何到了他手里，他开始把锁砸在西安市民李建利的车上。

51岁的车主李建利情急之下，拿起一块板砖拍在蔡洋的头上，鲜血从蔡洋头上流下来。蔡洋奋力跃起，暴怒完全攫住了这具兴奋的躯体，将手中的U形锁猛力砸下，一下，两下，三下，四下。

激愤的人群在涌出的鲜血前停滞了一下，随即从李建利身边散去。被砖砸得头昏脑胀的蔡洋用T恤捂在头上止血，跟随着队伍继续向前，口号震天。

（应受访者要求张迥、许顺国为化名）

他们所有的作品，都源于对美与爱、希望与自由的渴望。

本刊记者 吴虹飞 特约撰稿 沙然

北京的798位于城市东北角的废弃工厂区，打着艺术的旗号经营多年，时至今日，商铺栉比，画廊林立，业已成为京城喧腾热闹的时尚艺术旅游区、餐馆和婚纱外景拍摄点。7年前，高兟、高强兄弟将工作室搬到了798的尤仑斯画廊对面，并选中了离工作室不远的两棵蹿天大杨树，依照树的长势设计了规划草图，盖起了一间咖啡厅，又模仿卡尔维诺的小说题目，曰“树上咖啡”。

2010年北京的秋天风清云淡，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穿过咖啡厅生长的杨树，一眼望不到顶，树叶薄绿透亮，如翡翠摇曳。

苏珊·桑塔格1975年评述说，“中国和苏联这些国家的官方艺术致力于阐述和强化一种乌托邦式的道德……”而30多年后，高氏兄弟等一批中国先锋艺术家则对此进行了一种彻底反动。评论家保罗·塞菲蒂 (Paul Serfaty)认为，“高氏兄弟作品的一个标志就是诚实，他们试图将过去和现实中最好的和最糟糕的结合在一起。毛小姐的孩子气就是一种对善的向往。”

1985年，高氏兄弟开始对艺术媒介进行最大可能性的探索，包括雕塑、绘画、摄影、数码影像、装置艺术、行为艺术以及一种被高氏兄弟称作“发生艺术”的新兴艺术形式。

从2006年到2010年，他们一方面继续做一些行为、摄影作品，在世界范围推广《拥抱》行为艺术计划，创作了《剩下的是骷髅》、《永不完工的大厦4号》、《建筑乌托邦》等行为与摄影作品，另一方面，他们的兴趣从行为、摄影逐渐转向雕塑和绘画，创作了一系列雕塑、绘画作品——《毛小姐系列》、《枪决基督》、《抓小姐》、《肖像系列》等。他们在巴黎、纽约、莫斯科、柏林等地的画廊和博物馆举办了十几次个展，作品被蓬皮杜当代艺术中心等多家艺术馆收藏。

上访的人

许多年后，53岁的艺术家高兟依然记得，1979年北京冬日的早晨，沿着那条狭长的街道，第一次走进国务院信访接待站的情形。位于陶然亭附近的 “上访街”在他的回忆里是这样的，“街道两旁是上访者搭建的低矮的窝棚，旁边堆积着破烂不堪的杂物，衣衫褴褛的上访者在窝棚前支起简陋的灶具生火做饭。满脸污垢的孩子们在那个狭小的世界里钻来钻去。”

1968年10月1日，高氏兄弟的父亲，济南消防器械厂的一名职员，在“清队”运动中被隔离审查。也是从那一天开始，12岁的高兟就感觉到，父亲可能永远不能回来了。

25天后，兄弟六人收到了父亲因为“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而“畏罪自杀”的消息。

高兟至今还为父亲去世而自责。当年12岁的高兟想，“如果我回来见父亲，我父亲可能就死不了了，因为我觉得也许我会用个人的办法，能让他不去那里，或者让他逃走。”

1979年，23岁的高兟带着为父伸冤的上诉材料以及母亲和兄弟们的重托，只身登上了进京上访的火车。

“我们家在京城还算是有人的。当时在国务院内务部工作的姑姑告诉我，上访者数不胜数，有些人已经在这里住了好几年了，可能从来没被接待过。”高兟目睹了那些绝望的脸，他难以克制地流下眼泪。”

一名工作人员对他说，“你还是回去，在这实际上是没有用的。”一张 “转山东省信访办处理”的信函、一张返回济南的免费火车票就打发了他。“我搭上回济南的火车，发现整个车厢里满满的全是上访的人。我听到了各种方言讲述的各种各样的奇闻冤案，有的是游击队的队长，被认为是叛徒，有的从事地下工作，有的是地主，总之是反正各种各样的人。”那是一辆少见的慢车，似乎是因为满车的冤屈过于沉重，火车开得很慢很慢。

“我们上访了十几年，因为不相信父亲有罪。”

高父最终得以“平反”，是在1980年前后，最高当局下达对文革冤案“全面落实政策”的文件。“一条人命，十几年的上访，最终得到的是三千多块钱的‘抚恤金’。”

25年后，高氏兄弟和一个作家再次来到北京的信访办。当年那些简陋的窝棚早已无影无踪，信访处的大门紧闭着。一些上访者，或站，或蹲，三五成群地聚在门前闲聊。一个独自面壁坐在墙角地上的老年妇女，“穿一件油乎乎脏兮兮的黄棉袄，腰间扎着一根细绳，头发灰白，戴着老花镜，握着一根浅绿色的圆珠笔，聚精会神地写着材料。她像一尊被遗忘的雕像，当我们拍她的照片，她没有一丝一毫惊动。那是一种具有超强意志，或绝对神经麻木的人，才可能有的沉着与专注……”而不远处的永定门火车站，让人有一种时空倒流的感觉：来来往往的乘客、警察、车夫、乞丐、商贩以及那些小姐、皮条客……欢迎来到真实又虚幻的现实世界。

80年代

兄弟俩有相似的面容、接近的发型，姿态和说话语气也相仿。哥哥高兟，生于1956年，与五弟高甡是双生子，而和他一起以“高氏兄弟”的名义做艺术的高强，却是最小的六弟，出生于1962年。

按照高氏兄弟的回忆，母亲是他们对艺术的直接启蒙者。

“母亲的剪纸功夫非常好，尽管父亲惨死给我们家带来灭顶之灾，我们时常担心母亲会自杀，但母亲以常人无法比拟的坚韧把我们抚养成人。她常常信手拈来，随便将一张废纸三下两下剪出一些很有现代感的人体或是舞蹈着的少女和动物虫鱼。我们兄弟的艺术细胞来自我们的母亲是一定的。 ”

1972年，高兟正式拜师学山水画，老师是有着亲戚关系的画家张登堂(现济南画院院长)。张登堂当时因创作《海河》、《黄河》组画在全国已经很有名气，高兟认真临摹了宋、元、明、清以及当代一些名家的大量山水画作，后来被齐白石的学生王天池老先生收为弟子。

在图书馆，他们接触到西方现代艺术，像梵高、高更、蒙克、达利、贝克曼、鲁奥这些画家的作品，当初一见就喜欢了。“与传统的国画相比，感觉西方现代艺术是一种更自由、更直接、更强烈的艺术表达方式。”后来对波伊斯感兴趣，他提出的“社会雕塑”的观念是一种终极性的大艺术概念，至今他们还是很感兴趣。

“80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年代，也是一个理想主义幻灭的年代。80年代的新潮美术实际上是80年代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一部分，当时无论是美术，还是文学，戏剧、电影等领域都出现了崇尚创作自由与先锋实验的新潮流。”

1989年，高氏兄弟第一次参加中国美术馆的展览，就是一个当代艺术展，由栗宪庭、高名潞等当代艺术领域重量级人物策划。展览现场人山人海，比现在任何一个双年展、艺博会的观众都要多。他们的充气装置《子夜的弥撒》，用探空气球为材质模拟性器官和乳房的形状。“有人愤怒，有人兴奋，人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艺术品，或者说从来没见过有这样亵渎艺术的。”这件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作品得到了栗宪庭的大力支持，他说：“中国现代艺术到你们这儿有点原创性的东西了。”所以，在布展时被主办方有意识地安排在了美术馆一楼装置和行为展厅入口处。

多年以后，美国的艺术批评家苏珊· 黛维丝撰文说，“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到在刚刚开始开放的中国会有这样的即使放在纽约也是同样具有先锋性的艺术作品。” “这在当时骇世惊俗，既没有许多中国先锋艺术作品通常有意为之的中国符号，也看不到拷贝西方艺术的影子。”这件富于隐喻性的装置作品使高氏兄弟一举成名，成为颇有争议性的先锋艺术家。

政治化的标签，精神性民主，反时尚，最具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的当代艺术家等等一系列分科归类式的评价，自1989年那次里程碑式的 “中国现代艺术展”始，就紧随其后。

“反抗是不得已为之”

他们20多年来一直“坚持文化批判的独立态度”(批评家程美信语)，他们被公认为以“对于后毛时代中国的反思”而闻名(批评家保罗·塞菲蒂语)，但兄弟俩始终认为，他们所有的作品，都源于对美与爱、希望与自由的渴望。

出于各种目的来艺术空间的宾朋过客，既有高官、投资商、巨贾、警察，又有知识分子、文化人、艺术家、作家、媒体、农民、妓女……若高若低，无有不纳。

2002年2月农历小年他们在济南街头向各路人士发出“你愿意与无家可归者共进晚餐吗？”的请柬，“有人暴富或者走向小康，还有人无家可归，但社会阶层的差异造成的交流障碍是有可能打破的。”

2003年春节前，山东某民工为讨薪自焚，高强把这则消息贴在某诗歌网站，而后有诗人发起签名、捐款。青年艺术家韩涛说，他与高兟买了营养品一起去医院探访烧伤民工，护士人手不够，他们俩就一起上前帮忙，韩涛一会儿就被腐肉和药混合的浓烈气味刺激地呕吐，退到一边，而高兟却不以为意，一直跟着忙活。

“艺术家有选择自己艺术方式的自由，要求每个艺术家都去关心底层既不现实，也没有道理。但‘底层’毕竟是我们现实社会中一个巨大而难言的存在，在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的今天，‘底层’作为一个不能回避的当代问题理应在当代艺术中有所反映……”。

雕塑“抓小姐”题材来源于网上广泛流传的图片——警方在“扫黄”行动中将一名街头拉客的妓女强行带走。相同题材的还有一系列绘画作品，描绘了妓女们接客过程中当场被抓时各类衣衫不整的情态。最近，一位穿着皮短裙的女人到艺术空间来找到兄弟俩，自称是“性工作者”，她说：“这个雕塑在我们圈里没人不知道，我想跟你们讲讲我的故事，或者和你们一起合作点什么。”高氏兄弟亦欣然应允，认真聆听。

2010年9月17日，“壮观与净化——高氏兄弟艺术展”在美国堪萨斯KEMPER当代艺术博物馆开幕。这是高氏兄弟在美国博物馆的第一个个展，展出了高氏兄弟近年来的绘画、雕塑和摄影等二十多件重要作品及部分文献和草稿，KEMPER当代艺术博物馆计划收藏高氏兄弟正在展出的巨型雕塑《列宁》作为永久公开陈列作品，与法国著名艺术家路易丝•布尔乔亚的《蜘蛛》并列为KEMPER当代艺术博物馆的标志性雕塑。

高兟偶然念起了阿波利奈尔的诗《蜜蜡波桥》，“让黑夜降临，让钟声吟诵，时光消逝了我没有移动”，你会忘掉他们是艺术家，忘掉他们身上的政治性，而会以为他们是诗人，体悟到带着血温的文学性。

傍晚时分，油画般的云彩低垂，他们停下来凝视那些云。高兟说：“生活便是应当听听鸟叫，看看风景和云彩，或者和可爱的女孩聊聊天。生活不应该总是和政治挂钩，我们做艺术不是为了反抗，反抗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金融界

北京市统计局近日公布的《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揭示了2024年上半年北京餐饮业的发展状况。数据显示，餐饮业在面临严峻挑战的同时，外卖行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消费者行为的变化，也预示着餐饮业可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转型。

在整体餐饮业从业人员仅增长2.9%的背景下，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从业人员同比增长高达49.7%，这一数据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通过外卖平台订餐，这不仅改变了传统的用餐方式，也为餐饮企业提供了新的业务增长点。当然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那就是就业难度增大的背景下，通过当外卖员进行“灵活就业”的人员越来越多。

然而，外卖业务的繁荣并非没有代价。随着外卖订单量的增加，餐厅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来满足配送需求。这可能导致了营业成本的上升，进而影响了整体利润。餐饮企业需要在保证食品质量和服务效率的同时，合理控制成本，才能在外卖市场中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

尽管外卖业务蓬勃发展，传统餐饮业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数据显示，2024年1-6月餐饮业营业收入同比下降2.9%，利润总额更是大幅下滑88.8%。这一惊人的利润下降幅度反映出餐饮业正处于盈利能力急剧恶化的困境中。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可能多种多样。首先，外卖业务的兴起可能分流了部分堂食客源，导致传统餐饮收入下降。其次，原材料价格波动、人力成本上升等因素也可能挤压了餐厅的利润空间。此外，消费者对于餐饮体验的要求不断提高，餐厅为了维持竞争力可能不得不增加投入，这也会影响利润。

来源:金融界

CDT编者按：原文发表于2011年，现已被404。
注：2023年12月26日是中共已故领导人毛泽东诞辰130周年。

把毛泽东还原成人

——读《红太阳的陨落》

茅于轼

毛泽东原来是一座神，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料的揭露，慢慢地还原为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但是至今仍然有些人把他看成神，对他的任何评论都是大不敬。如果说他也有错误，那是万万不容许的。在这些人看来，毛泽东永远是不容分析，不许正视，不可评论的一尊神。他们永远看不到毛泽东控制不住自己而流口水，连说话都说不清，跨不上汽车而不得不请人把他抬上去，他长期卧床而腿肚子又细又弱。幸亏更多的材料的发表，我们能从一般人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得到了许多新的印象。他无非是一个人，虽然他的智力过人，但是免不了陷入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的规律。他不能突破规律，而是被普遍的规律所限制。他根本不是神，对他的一切迷信将会逐步消退。

他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是他对三年灾荒责任恐惧的反应。中国饿死三千多万人，超过中外历史上和平或战争时期饿死人的最高记录。在和平时期，没有任何别的理由可推脱。这是谁的责任。无疑是毛泽东的责任。他毫无道理地反对彭德怀的批评，生怕彭德怀会夺了他的权，不顾已经暴露的左倾祸害，继续更严厉地往左偏离，不许人说真话，搞完全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的所谓“三面红旗”。导致大饥荒。为了逃脱这个责任，他发动文化革命，逼死曾经因三年灾荒批评过他的刘少奇。他想消灭一切政治上的对手，无限地扩大自己的权力，还打算把自己的权力在他死后交班给自己最可靠的人，江青。在他的眼中，人民只不过是一推肉，是叫喊万岁口号的工具。权力欲望控制住了他的生命，他为此而完全疯狂了，用最大的代价去追求权力，以至于他的权力本身因此而削弱。

他追求权力的方法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原意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但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资产或无产根本不相关。他所谓的资产阶级实际上就是他所不喜欢的人，大部分还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这种无原则的斗争最后把他自己也毁了。从五十年代开始他就迷恋于阶级斗争。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文革，都是围绕着阶级斗争展开的。他清除了彭德怀，贺龙，陈毅，刘伯承，陶铸。又利用林彪斗倒了刘少奇。到后来对林彪也不信任，想搞掉林彪。最后连周恩来也要反，只剩下孤家寡人和几个亲戚，江青，毛远新，王海荣，和极少数几个家丁，像张玉凤等。如果毛泽东不那么相信阶级斗争，而是以和为贵，搞团结，他死的时候绝不会那么孤独，虽然有三年灾荒的责任，他作为开国元勋，还能受到大多数人的尊敬。可见毛泽东是被自己的阶级斗争毁坏的。林彪出事以后毛泽东多次教训江青要团结，他只看见江青到处斗人如何糟糕，但是江青只不过是他的一条狗，叫她咬谁就咬谁。他自己到最后也没有放弃阶级斗争。

毛泽东搞阶级斗争，死人无数，在所不惜。每次搞运动都有人自杀（他杀就不去说了）。特别是文革自杀的人还不是一般的人，大多数是社会知名人士，对社会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有许多还是毛泽东的朋友。这些人自杀毛泽东完全知道，但是他丝毫没有同情心。三年灾荒饿死三千多万人，大部分是帮助他打江山的贫下中农。但是他一点也没有感到痛心。和他有肌肤之亲的孙维世，上官云珠等人也被逼得自杀。他毫无怜惜之意。现在揭发发现，毛泽东奸污过不计其数的妇女。原来他在神坛上，他的人性的兽欲方面谁也不敢说。他从神坛上走下来之后，这些事一桩桩被暴露。其冷血性无与伦比。其心理的阴暗实在叫人吃惊。大家都说，毛泽东有超高的智慧，没人学得了。但是更没人能学的是他的冷酷无情，没有起码的人性。

从现在揭发出来的细节看，毛泽东搞阶级斗争使得党内人人自危，人际关系极不正常。一切事务都围绕一个“权”字。什么国家的团结，人民的利益，统统都放到脑后。国家的几个领导人成天想的是一件事对谁有利，特别是对毛泽东的权如何。没有任何人敢于冒犯毛泽东，一个国家的事完全变成了毛家的私事。当时许多人无法理解的种种事态，现在一件件都摆清楚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怎么变成了革命的大字报，几个大学的造反小将怎么被呼来喝去被利用的，在武汉王力被打，和以后的天安门保卫中央文革的大会的背景，谁是516分子，为什么要整516，何以要批林批孔批周公，这一切外人根本看不懂的事，其实就是毛泽东消灭政治对手的策略。他心里很清楚，但又不便说清楚。文革中许多重要的事情请示他，他总是模棱两可，叫别人去猜。因为他的真正目的是见不得人的，他的心理非常阴暗。一个国家由这样一个权力无边，又有不可告人目的的领导人指挥，一直走到了经济和政治双崩溃的边缘，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原来许多人都以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夺取资产阶级在国家机器中的权力，为无产阶级争利。现在这场骗局被完全戳穿了。

毛泽东的最后几年里，虽然身体完全不行了，但是脑子还很清楚。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国家的领导权交给谁？在他心目中只有江青最可靠。所以决定让江青接班。但是他也明白江青结怨过多，无法获得大多数人的同意，所以让华国锋协助江青。毛泽东一面对华国锋说：你办事，我放心。但是还说：有事找江青商量。毛在他死前一年对他死后的国家领导人的安排是：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军委主席：陈锡联。以后又改为党主席是毛远新。总之没有超出他自己的几个近亲。江青或毛远新何德何能，凭什么能担任国家主席之职？江青在文革中的表现完全是一个泼妇，丝毫没有远见卓识，自我膨胀，不知天高地厚。粉碎四人帮后对江青的审判把她定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判刑死缓，是极其公平的。毛泽东居然想把国家的政权交给一个反革命分子。他脑子里唯一想的就是毛泽东的家天下如何维持。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毫不相干。

1971年林彪出事后全国人民松了一口气，认为林彪为了夺权误导伟大领袖搞文化大革命。现在林彪死了这场毫无道理的文化大革命应该停止了。各处地方都在落实政策，解放原来反林彪和反文革的人。当然，因为反林彪而被处死的人已经不可再生。可是毛泽东因为林彪出事而心情极端压抑，生了一场大病，他的健康再也没有恢复。一国的领袖其心情和百姓的心情极端相反，面对同一件事百姓兴高采烈，领袖闷闷不乐，真是百姓的极大不幸。在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首先整顿了梗塞了的全国铁路系统，使其能够正常运作。然后整顿各级政府中的派性，消除互相对立的情绪，并解放了一批被打倒了的干部，抓一部分坏头头，从而使政府工作逐渐走上正轨，生产明显恢复，各项指标转为上升，全国人民感到有了邓小平，形势在好转，破碎的国家有可能恢复正常。可是毛泽东想的和百姓的利益无关，只想着自己的权能不能保住，江青能不能接班。邓小平几次和江青发生正面冲突，毛泽东决定搞掉邓小平。这就是1976年毛泽东临死前的批邓运动。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毛泽东从一个政治家沦落为处处和人民相对立的人民公敌，就是因为他被权力的迷信所控制，丧失了起码的理性。

权力欲彻底毁掉了毛泽东，使他完全丧失了正常思维，把国家的事看成了自己一家的事。虽然他知道江青不得人心，说“不出三五年必将腥风血雨”。但是他无法摆脱这个局面。他已经疯狂了，被阶级斗争搞疯狂了。让江青接班是他仅有的最佳选择。他之所以欲置周恩来于死地，就是因为他不相信周会臣服江青。他本来的理想是让周恩来协助江青掌权。但是周恩来无法和江青合作。江青根本不是一个政治家。共产党在建国时期涌现无数英雄人物竟没有一个能够及得上一个泼妇。毛泽东之昏庸和他极高的智力相结合，把中国搞成一个不成为国家的“国家”。在毁坏国家上他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无人能及得上他的百分之一。

越来越多的资料解密，文革这场闹剧的来龙去脉越看越清楚了。毛泽东是了不起的，能够把这么多的英雄人物一个个斗倒，消灭。毛泽东和斯大林不同。斯大林的目的就是清除异党，杀人就是目的。而毛泽东的目的不在把人杀掉，而是让他遭受极大的侮辱和痛苦。首先让他被孤立，谁也不敢同情他，把他搞成人民的敌人，继而剥夺他的基本人权，任何一个人都能随意侮辱他，可以随便打他，叫他喝痰盂里的脏水，打伤了不许医院给他治疗。最后让他自己觉得生不如死，自杀算了。而且自杀的时候还要喊“毛主席万岁”如果他胆敢有丝毫对毛泽东的不敬，他死后所有的亲属都会遭遇更悲惨的命运。毛泽东整刘少奇就是一个例子。刘少奇快要死了，毛泽东下令抢救，要等党代会通过决议，把叛徒特务工贼内奸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选择在他七十岁生日的那天当面宣读给刘少奇听，然后让他慢慢在无助的痛苦中死去。毛整死的高干无一是经过审判（哪怕是走形式）正式处死的，都是让他们慢慢地在孤立无援的极端隔绝的状态下，受够了一切痛苦再死掉。毛泽东极其痛恨周恩来，因为百姓拥护周远胜于拥护毛。但毛又无法整掉周恩来，因为这个国家内内外外都离不开周恩来。在周活着的最后几天中，病痛极度地折磨着他。毛泽东乘这个机会翻出了几十年前写的批评周恩来的文章，用尽挖苦，讽刺，刻薄的语言，叫人当面念给周恩来听，以增加周的痛苦。这一过程是需要精心设计的，是耗费精力的。毛的精力大部分都用在了这方面。

拿斯大林和毛泽东比，斯大林杀的人比毛泽东杀的多。解放前井冈山肃反杀了十几万人，这笔账该算在谁的头上，我说不清。解放后镇压反革命杀了七十万人。这主要是毛泽东的主意。以后在文革时搞清理阶级队伍，三反五反，杀过一大批。具体数目从来没有公布，估计不超过二百万人。除此以外没有大规模枪毙人。饿死的三千多万不是直接杀害的；整死的，自杀死的，武斗死的都不是毛泽东直接杀的。而斯大林实实在在处死了几百万人。但是斯大林领导卫国战争，抵抗希特勒的军队并取得胜利，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反观毛泽东，除了抗战头两年共产党的军队打过几次抵抗日本军队的仗，从1939年以后就没有打过一场稍微大一点的仗。共产党的主要精力放在扩大解放区，培养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时候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放着日本人不打，打自己的小算盘，准备胜利后摘果子。他确实做到了。可是解放并没有给中国人带来幸福，相反，带来的是生灵涂炭的三十年。因政治原因死亡达五千万之众。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总数。二战结束给世界带来和平。战败国德国，日本，都变成了民主文明，繁荣幸福的国家。唯独中国这个战胜国却陷入内部无穷无尽的阶级斗争，造成人类史无前例的生命损失。

毛给中国带来的是使人痛苦，然后死去。不但自己用尽办法叫人痛苦，而且动员全国人民互相斗，互相制造痛苦。对一般的小人物，也不是简单地处死，而同样叫他们经受极大的痛苦才杀掉，像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王佩英，无一不是在就义前叫他们受尽了罪才把他们杀掉。毛泽东还把人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加以破坏。中国几千年积累的文化，理想，道德，艺术，全部被否定。可移动的古董，绘画，雕刻，统统烧掉砸碎。对不能移动的建筑物则推倒，把美丽的电影明星剃光头，让无知的群众用一切办法侮辱她们。把对社会最有用的知识分子一个个打倒，甚至逼他们自杀。把宣扬善的宗教领袖关进监狱，甚至干脆杀掉。毛泽东的目的在于全世界都因他而痛苦。如果每个人的痛苦可以相加的话，毛泽东的目的是全社会痛苦的极大化。通过文化大革命他的这个目的确实做到了。痛苦的极大化是文化大革命最本质的东西。这就是“人民的大救星”所给予人民的礼物。

毛泽东不但做到了在国内制造痛苦极大化，而且输出他的理论，让全世界都要残酷斗争。他鼓励在东南亚搞武装革命，制造死亡。在马来西亚，印度，泰国，菲律宾，缅甸，印尼，尼泊尔，斯里兰卡，都有武装叛乱。他死后三十多年的今天遗留问题还有一大堆。印度的毛派有独立的武装，拥有两亿贫苦群众的拥护，但是三十多年来贫困问题丝毫没有改进。因武装斗争每年死亡上千人。印度的中央政府拿他们没办法。搞得最惨的是柬埔寨。毛主席的好学生，波尔布特，遵从毛泽东的教导杀人无数，成为全世界近代史中杀人比例最高的人类灭绝案。这就是毛泽东功盖天下的事迹。这一连串事迹也说明一个问题。他的理论非常具有欺骗性，所以会有那么多的人上当受骗。至今还有人高举他的牌子做事。究竟他的理论是对是错？道理很简单，改善人们的生活要靠发展生产，靠人与人斗怎么能变富。所有遵从毛泽东理论的人，也许斗得很开心（被斗的人可倒了霉），但是摆脱不了贫困。无一例外。

但是毛泽东又是幼稚的，他绝没有想到最后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没有一个真正志同道合的政治家在身边，剩下一批狐群狗党。最后他信赖的人，只剩下后来被判刑的四人帮。大家吹嘘毛的高瞻远瞩，其实毛是鼠目寸光。他发动文化革命的时候怎么能想到自己会变成孤家寡人。最初和自己一起奋斗的亲密战友都被整得众叛亲离。毛泽东到死神智都非常清醒，但是是在非常孤独，失望，没有前途，没有同志和朋友的状态下死去的。他绝没有想到自己辉煌的一生竟然是这样一个结局。毛到死也没有丝毫的自责或后悔。毛死后华国锋和叶剑英抓捕了四人帮，最高法院审判了四人帮，把他们判了刑。但是四人帮的头头，这祸国殃民的总后台还在天安门城楼上挂着，在大家每天用的钞票上印着。中国的这幕滑稽剧现在还没有真正谢幕。不过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终究要完全走下神台，成为一个普通人，在剥离一切神象外衣的条件下，在消除所有迷信的条件下接受公正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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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孩子一起玩吧  第 591 期分享

文/ 云妈

第一次因为自己性别而生气是初三那年。

起因是我爸让我报中专。当屏幕上打出“我爸让我报中专”这句话，我忽然发现这句话的真实性无从考证。印象中他本人没有和我直接说过，那么是谁跟我说的呢？是他授意我哥跟我说的？还是他授意老师跟我说的？还是老师主张然后家长默许的？

细节虽无从考证，但当时左右我报高中还是报中专的坊间金句却是记忆犹新的：女孩子，上个中专就行了。

我很讨厌这句话。

凭什么女孩子上个中专就够了？凭什么我哥上大学我只能上中专？

但在当时，我对这句话的怒火只落在自己心里，没有力量喊出来，最后还是报了名。可喜的是，中专分数线高，没考上。

第二次因为性别而生气是大一那一年。

那年我表姐结婚，我是伴娘中的一员。那会儿我还没有恋爱经历，不知道两情相悦是什么感觉。第一次做伴娘，觉得很新鲜，乐滋滋地混在送亲队伍中。

到了闹洞房环节，几个男的出现了，拿着烟和打火机，让新娘和伴娘给点上。还故意提高难度，找刁钻角度，让新娘伴娘很难点上。

看得我目瞪口呆，心生厌恶，想抽身走人，又不知道去哪里。因为这会儿已经在新郎家里了，我第一次来，地形不熟。

正在我如坐针毡时，有个男的色迷迷的眼神朝我走过来，递给我打火机让我给他点烟。我不理他，不接，不点。

场面陷入尴尬，我余光感受到被围观了，那个人还在死皮赖脸让我点，其余人则在一旁笑着劝我：就是点一下做做样子。

我心说，“呸！我为什么要给你做做样子？！我凭什么给你点烟？在家我只点过柴火烧饭，还从没给什么人点过烟！你谁呀！”

气死我了！

站起身，甩开手，愤然离开。

因为这个事，我对表姐感到抱歉，毕竟是她的婚礼。但如果时光倒流再来一次我也还是不会点的，所以我也不后悔。如果换做现在的我，我想我不会独自离开了。

这件事过了很多年想起来还觉得恶心，一个陌生男，就因为我是女性，就因为我是伴娘，他就觉得我理所应当为他俯身点烟。

我感受到了因为性别蒙受的屈辱。

我讨厌男性向下的凝视，从那一刻外显出来。

后来恋爱了，特别不喜欢影视作品里男生一只手托起女生下巴微微翘起那款经典“示爱”动作，如果谁对我做这个动作，自动拉黑。

感受到因为性别带来的不公，当然不止这两件“大事”，还有很多很多隐没在生活日常中、小时候习以为常长大点才开始思考为什么的事情。比如，

大家都累的时候为什么做饭的还是妈妈/女性？

不上餐桌坐在灶台边的为什么却是家中女性？

为什么男性可以理所当然地让在场女性吸他们的二手烟？

为什么男同事毫无顾忌地在女同事面前讲黄段子？

为什么男性追求事业是在为家庭幸福奋斗而女性则会被说不顾家？

为什么女性要嫁狗随狗？

。。。

看到这里也许你会疑惑起来：云妈你今天是来控诉社会吗？

这的确是今天我想说的一个部分。

我们置身其中，如果看到了女性遭遇到的不公不平等，希望我们都有勇气喊出来。

喊出来就能改变吗？未必马上能，但是不喊就更没可能。

从我自身的成长经历中体会到，社会文化对个人观念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有些事情会因为习惯了、周围人都这样，就“合法化”、“正常化”了。

但是，觉察会慢慢觉醒，或早或晚。

有次电话里我七十多岁的妈妈跟我抱怨：不管我多累，都是我做饭伺候他（我爸），从来没有反过来的。

我说你可以试试不管，她又说，做饭也没事，但是他连句好听的话也没有，一句你辛苦了都没有。

摊手。

看到是一件事，去抗争去改变又是另一件事。

去抗争去改变时会遇到很多阻力，即便面对的是我先生这样自称男女平等的人，这就是社会文化的力量。

比如做饭，以前我喊他做饭他就说找个阿姨来做吧，我说：阿姨已经做了一顿了，另外一顿我们自己做做好了，两个孩子也要学会生活自理做家务，不能被伺候惯了然后啥也不会，如果我们大人都不做家务，去要求两个孩子做家务就没有说服力，我们自己要先做好榜样。

后来因为我长达四五年的坚持（甩手不干），也因为他的体谅（不希望我辛苦工作后还要做这么多家务），他进厨房的次数越来越多，厨艺越来越好，用过的灶台也越来越干净了。

现在衣服他也会主动去洗了，虽然只是收拢一下扔进洗衣机。

可能大家会说，厨神已经很不错啦。

但是请思考一个问题：按这个标准，我们女性怕是个个都很不错吧。为什么却被社会文化认为是理所当然？

所以在我们家里儿子也是要学会做家务的。

以上这些是浮在表面容易看得见的。

还有很多隐形层面的，比如男孩要穷养女孩要富养的观念。

男孩女孩不该是一样养吗？男孩女孩不该是一样都要自强自立吗？女孩不是也必须靠自己能力在社会上生存立足吗？不靠自己能力靠什么，靠“嫁得好”吗？

再比如，很多女性难以启齿的性。

这两天读上野千鹤子和铃木凉美合著的《始于极限》，看到这段忍不住笑了。我不懂日文没看过原文，想必上野千鹤子的行文语气很是幽默，曹逸冰翻译的中文版也很酣畅淋漓。

“女人忘不了她的第一个男人”……可笑至极。

“女人不可能同时爱上两个男人”……爱几个都行。

“女人不能在没有爱的情况下做爱”……一试才发现容易得很。

上野千鹤子说，“没人关心女性的性欲，人们认为女人在这方面就应该是被动的。”

“即便是现在，有性经验的少女之间仍会出现这样的对话：‘为什么做了呀？’‘因为男朋友想要啊。’‘舒服吗？’‘不怎么样。’看来这种范式仍然没有消失。”

“决不能认为女性的愉悦是被动的。人只有主动感受才能品尝到愉悦。女方若没有主动去‘感受’和‘沉浸’，只是重复同样的程序绝对无法体验到愉悦。”

但是，我猜被动的女性是大多数，说不好还可能是绝大多数。

想起以前心理所一位老师，给我们讲课的时候经常戴着亮闪闪的耳环，每天不重样。有次下课后聊天她说到在某所高校讲课的经历，学生给她的课堂满意度很高，但是那里老师领导却对她有微词，觉得她作为老师不应该穿成这样。她跟我们说：谁规定老师不能戴这样的耳环？又不妨碍上课，我就戴，心情好。

也是她，在一两百人的大教室里跟我们说，性是很美好的体验。

那会儿我快奔四十岁了，第一次听到女性这样公开说性。

大家不要误会我在鼓励随意的性行为，如果读过上野千鹤子的一些文字，会知道她的本意并不是这样。

我想说的是，女性在性行为中首先要有尊严，不是被动的，更不是被迫的，然后才有可能去主动“感受”、“沉浸”。

关于女性的话题，需要聊的远不止这么多。

女性成长在我们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上周我在读书会里说，不管是第一期还是第二期读书会，都是以妈妈为主力，所以我也存着一份“私心”：希望女性从妈妈的角色里出来一点，重拾需要更多认知资源的nonfiction阅读，也希望主题读书会自带的批评性思维基因 能延续到往后的阅读中。

觉醒、团结、抗争，才能让女性的生存环境一天天好起来。这不仅关系着我们今天的生存环境，也关系着我们的姐妹我们的女儿她们未来的生存环境。

—- the end —-

CDT编者按：该文发布于2016年1月13日。

2000年10月，一名香港有线电视女记者因连续追问“中央钦定特首”的问题而使得江泽民大怒。这名成为那段“江泽民怒斥香港记者”知名视频的“被怒斥主角”就是张宝华。张宝华在新浪微博注册账号并认证之后，中文互联网“蛤丝现象”的兴起使得她的微博意料之外地成为了“蛤丝聚集地”，她发的任何一条微博下面几乎都有大量蛤丝的膜拜、调侃，她从起初的不知所谓，到坦然接受，最后甚至主动和微博上的蛤丝们用“膜蛤语录”互动，最后还组织了线下网友见面会。

2015年，江选研讨会作者黄薄码的文章《香港记者到底跑的有多快？》以幽默方式向读者详细介绍了“向长者提问的女记者”张宝华，也使得她在那次采访十余年后，被更多蛤丝们所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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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蛤”指的是对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进行“膜拜”。“膜拜者”自称（也被称为）“蛤丝”，即“蛤的粉丝”。“膜蛤”一词中，“膜”具有多重含义，一方面有反讽意，即使用“捧”之形式，行“杀”之实质，看似是尊敬权威，实则是消解权威；另一方面，“膜”又回归本意，“蛤丝”对江泽民亦抱有或多或少的好感。《纽约时报》在一篇报道中援引一位中国影评人Magasa所述：“它（“膜蛤”）半真半假，具有讽刺性，但它反映了人们对过去的怀念，对现状的不满。“而半真半假正是“膜蛤”文化最大的特征。—— [中国数字空间｜膜蛤](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space/CDS%E4%B8%93%E9%A1%B5%EF%BC%9A%E8%86%9C%E8%9B%A4 "中国数字空间｜膜蛤")

2016年1月13日，香港媒体人张宝华因个人事务途径成都，提前在新浪微博召集网友聚会，而后见面会现场意外聚集几十名“蛤丝”，规模庞大，成为蛤丝们戏谑的“全球首届蛤丝大会”。

现场图片：

现场有蛤丝拿出《基本法》要求签名

现场视频：

张宝华（15年前，一个长者怒斥的香港女记者，现在已经是寰亚传媒集团高级副总裁）：

我很喜欢微博的朋友，他们年纪都很小，大概都是80后、90后，他们来到我的微博都是因为15年前的那件事情。我没想到这件事情，在15年后还很能引起很多朋友的关注。

我对这种情况很惊讶，没想到现在还能火。每天还有很多人通过微博私信我，过来问我一些问题。有的问念书念不好怎么办，有的问追女孩子追不到怎么办，形形色色的问题都有。

所以你一定要问我觉得烦不烦的话，坦白告诉你我不觉得烦。

我觉得他们挺可爱的，我很喜欢微博的朋友。他们每个人都很不一样，有些像你一样喊我“张老师”，还有一些喊我“宝华姐”。叫我“宝华姐”的人比较多，其实从小身边的朋友都喊我“宝姐姐”，我的感觉很好。他们有的在读大学，有的刚毕业，所以我肯定是他们的大姐姐，大他们很多岁。我对他们一点也不觉得烦。

宝华姐来到成都和蛤丝见面，现场蛤意盎然，蛤友们神魂颠倒，坐卧难安，大家都很excited！

（来源： 蛤友谭缘一线消息 1980青年学社）

其他网友详细现场记录     来源： 一个赛艇 （该微信公众号已遭屏蔽）

以下内容来自现场网友 @deidei 的记录：

非常有意思的一次见面会，膜蛤膜到线下也是醉了，成都此站可谓第一届蛤丝大会，有种既轻松又正式的感觉，毕竟还有人专门带来了基本法，甚至还有人从昆明专程飞机赶来。因为张宝华本人的高亲和力，与网友积极的互动，使得蛤丝这个偏小众的亚文化群体有了一次难得的线下聚集契机（毕竟不可能由蛤蛤组织）。

也许是和上班时间冲突，张宝华现场调查的时候，可以看到绝大多数在场者都是90后的大学生，男生占据九成以上的比例，现场粗略观察仅有3、4名女生。

张宝华在谈话中并没有聊到太多的政治议题，而是以“长者身份”向在座各位年轻人提出人生建议：在适合的年龄段多拍拖、注意锻炼强健的体魄（例如自己坚持长跑）、要耐得住人生的各种艰难挑战。

有媒体人士向张宝华提问：觉得自己工作特别没有成就感，整日被束缚手脚，该如何对待？张宝华回答说改变环境很艰难，可以尝试先不被改变和对环境有限改变，她以自己马拉松竞赛体验为例，也许现在身处一个体力瓶颈期，自觉无法继续，但一心要跑完全程就必须坚持。

有网友问16年前面对长者的心态是什么？张宝华回答说当时年轻，自己只是想尽到自己的责任，但是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过去这么多年了，还会有那么多人记得她。又有网友追问现在做记者还有没有勇气提问最高领导人，张宝华坦言这个不是勇气的问题，而是责任的问题，很多时候你需要这么做。

还有现场网友询问张宝华，“蛤丝现象”得到了海内外时政中文群体的关注，成为一种不那么容易解释的现象级的政治文化现象，不同人对此的解读差异甚大，不知道张个人怎么看待？怎么解读？被迫圈入这种“膜蛤现象”的张有没有觉得困扰？张宝华并没有回答第一个问题，只是表示自己没有受到膜蛤的困扰，反而觉得自己能在陌生的城市召集到这么多的朋友而感到高兴。

一点自己的观察：蛤丝聚会从源头上讲应该算是有政治属性的圈子聚会，但是由于它独特的幽默属性，使得这样形态的线下聚会可以很大的消解敏感风险，但反过来也会消解它时政讨论的空间和严肃氛围，当然这一方面也和张宝华个人的主持和答问风格有关，总之这一次的聚会更多的像是一个轻松友好的粉丝见面会。蛤丝群体的复杂化也在这次聚会中得到体现，和很多媒体所结论的蛤丝约等于政治反对派、不满现实人士、热心时政人群不完全相同，从关注和讨论的内容可以看到，相当多的现场蛤丝其实并不政治感冒，他们更多的只是觉得“膜蛤”有趣而已，好玩且很酷，一个亚文化群体的不同个体中可能有一些东西是相似的，但也有一些东西是截然不同的。

（德国之声中文网）”他曾是90年代国足的旗帜，他曾被誉为’亚洲第一前锋’，他也是一代人心目中的足球偶像，祝郝海东生日快乐！”这是国际足联官方微博周六（5月9日）发表的第一篇博文。包括亚洲冠军联赛官方微博和多家体育频道也纷纷向中国足坛名宿郝海东送上生日祝福，但是在这些祝福的留言下，网民对郝海东本人褒贬不一、争论不休，甚至有人攻击发祝福的官微。

而在答谢生日祝福时，郝海东不止一次提到：”虽千万人，吾往矣”。这句话出自《孟子》，大意是：只要问心无愧的人，即使面对千夫所指，也能勇往直前。结合郝海东近日的遭遇，此言颇耐人寻味。

被卷入讨伐方方的舆论战

郝海东5月2日在微博转载一篇有关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北大才女林昭的文章，并评论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连说真话都要干预了，是这个民族的悲哀是这个国家的悲哀是这个社会的悲哀，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悲哀。”

这篇已被删除的博文发出后迅速被部分网民解读为”支持方方”。曾担任湖北省作协主席的方方（本名汪芳）在武汉封城期间陆续在中国网络上发表日记，引发争议，尤其在其日记将发行英文和德文版的消息传出后，这位作家遭遇的网络暴力不断升级。多名发声支持她的学者也受到牵连，被网军锁定起底。处在舆论漩涡中心的方方5月1日在微博上转发一段文字：”人性扭曲的时代，任何只言片语都可以被断章取义，成为罗织罪名的口实。现今，因一本书、一条微博和微信朋友圈里的某几句话，不合一些人口味，就遭到群体性的大揭发和网上施暴。”

被微博认证为”知名法律博主”的用户”胖子陈越”直接喊话郝海东：”我问问你，既然大模大样的挺你汪大娘就麻烦你让她回答两个最简单的问题，第一是殡葬馆手机的问题，第二就是某演出团队是否有三人感染新冠病毒死亡的问题，你别怂，问问她！谁怂谁孙子！”

郝海东次日转发并回复这一评论表示：”郝海东不挺任何人，但我可以告诉你这个胖子，你要的证据不仅有科研人员告诉你，还有大校告诉你，不仅有武汉告诉你，还有香港告诉你，还有一一一告诉你！”

不断反击

郝海东的直言不讳使其圈粉无数，被一些网民誉为”中国足球的良心，中国的良心”，与此同时，对其口诛笔伐的也大有人在，批评他”扔掉球鞋拿起笔杆子假扮公知”。

围绕郝海东的争论甚嚣尘上之际，5月6日，郝海东转发了一篇名为”从软埋到软肋：方方的笔、叶大鹰的嘴、郝海东的腿”的文章，并回复称：”你说的那些年轻人包括漠知了，地瓜熊老七，上帝之鹦鹉，寒冬不会说人话吗？你说的这好那好包括pM250吗？包括苏丹粉红吗？包括四聚氰胺吗？包括给你及你的孩子打的真疫苗吗？年轻人长点脑子吧，郝海东的腿要走的是平民主义道路，你懂什么是平民主义吗？”

5月7日，郝海东又转发了一则在”吹哨医生”李文亮微博下的留言，内容是：”作家方方以及大学教授梁艳萍和王小妮因为说真话被架到火上烤，而害死人的武汉中心医院书记蔡莉却没有被调查”。借此，郝海东继续火力全开：”脑残喷子5毛小粉红苍蝇和蛆们，你们的爱国情怀去哪了？为民请命去哪了？虽远必诛去哪了？见了当官的比爹妈还亲，你们这帮奴才太监。”

然而，这段微博也已被删除，同一天，郝海东转发了网易新闻的相关报道”郝海东又开炮:见了当官的比爹妈还亲 这帮奴才太监”，并留下一行字”听说这篇微博被删了”。

对于郝海东的反击行为，一名媒体人在微博上评论道：”他颠覆了’四肢发达脑袋简单’成见。他的言论在一些人看来是’越位”犯规’的，有人恨不得用红牌罚他出场，但那些拿红牌吹哨子的人在他面前却显得猥琐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