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的事情，终于有了部分真相。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通报称：1959年，庞增和将《江南春》图卷等137件画作捐赠给南博收藏。

捐给南京博物院的画出现在拍卖行的事，终于有了最新的“说法”。我只能称之为“说法”，不敢当做“真相”。

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通报称：1959年，庞增和将《江南春》图卷等137件画作捐赠给南博收藏。上世纪90年代，经时任常务副院长徐湖平违规签批，原省文化厅未按规定严格审核、违规批复同意，南博将《江南春》图卷等书画违规调拨原省文物总店（以下简称总店）销售。

通报还详细介绍了该画流落到拍卖行的经历：

1997年7月初，时任总店书画库保管员兼销售员张某见到违规调拨至总店的《江南春》图卷标价25000元，认为有利可图，遂与其男友王某合谋，准备自己买下再加价转卖，并利用工作之便，将价格标签偷改为2500元。为规避总店工作人员不能购买店内商品的规定，也怕王某被店内同事认出，便安排王某的同事陈某某出面购买。同年7月8日，陈某某到总店经张某之手打9折后以2250元买走《江南春》图卷。为防止更改价格的行为被发现，张某故意将发票上的货号空置，不注明购买人姓名，并在商品名称栏中将《江南春》图卷写成“仇英山水”。

事后，张某让王某谎称《江南春》图卷系祖传，向字画商陆某（南京艺兰斋艺术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已于2025年病故）兜售，经双方商议，将《江南春》图卷及其他2幅字画以12万元价格卖给陆某。2016年起，陆某先后三次将《江南春》图卷质押给南京十竹斋艺术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十竹斋公司）。

2019年9月，陆某因资金困难未按约定赎回，《江南春》图卷遂留存十竹斋公司。2021年11月，字画商朱某从十竹斋公司购得《江南春》图卷。2025年4月，嘉德拍卖公司受朱某委托拍卖《江南春》图卷，5月，《江南春》图卷在嘉德拍卖公司预展，被庞增和后人庞叔令向国家文物局举报后撤拍。2025年12月28日，此画已存入南博书画专库。

上述是通报的一部分，完整的通报大家可以去搜一下，机构媒体都有完整的转载。

看完通报，真的是很感叹，这些人真的是坏。监守自盗，各种貌似严密的规章制度，各种所谓的健全的监管措施，在这些坏人面前全部失效，形同虚设。

除了这些感叹，还有很多疑惑：通报没有说《江南春》是赝品，那是不是意味着该画是真品呢？可是，我记得很清楚，南京博物院前不久刚通报说这幅画经过专家鉴定是赝品啊。

2025年12月17日，南京博物院曾发布“情况说明”：1959年1月，南京博物院正式接收庞增和先生（庞叔令女士父亲）捐赠的137幅庞家收藏画作。媒体报道中提及的5幅争议画作，1961年经由张珩、韩慎先、谢稚柳组成的专家组鉴定为“伪”；1964年经由王敦化、徐沄秋、许莘农组成的专家组再次鉴定为“假”。上世纪90年代，南京博物院依照《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对该5幅画作进行了处置。

两次鉴定，涉及6个专家，我上网查一下这6个专家。

张珩1914年出生，其祖父张均衡、伯父张乃熊均为著名藏书家，1934年至1946年间，曾两度被聘为故宫博物院鉴定委员。1950年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同年由郑振铎推荐，调任文化部文物局文物处副处长，1963年去世。

韩慎先1897年出生，1950年后历任天津市文化局研究员、天津艺术博物馆副馆长，1962年去世。

谢稚柳1910年出生，1950年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纂，1956年获聘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1997年去世，

王敦化1901年出生，供职于南京博物院，从事文物鉴定和研究工作，为解放后第一代文物鉴定工作研究员，文物鉴定以“瓷、铜、竹、石”最负盛名，精鉴赏，富收藏，自谓有“三绝“，1991年去世。

徐沄秋，出生年月不详，南京博物院工作人员，1964年与王敦化一起参与了文物鉴定，由此推断年龄与王应该相差不大，如果在世也应该是百岁老人，多半已经去世。

许莘农，扬州著名收藏家，曾任南京博物院文物鉴定师。其家族世代收藏，自幼受家藏熏陶。出生年月也不详，但公开信息披露，他20世纪50年代就被聘为南京博物院文物鉴定师，多半也是不在世了。

南京博物院公布的所谓两次鉴定《江南春》为伪作、假画的6名鉴定专家，基本都已经去世很多年了，这很容易让人怀疑所谓的两次专家鉴定是否真的存在——反正那些专家都已经不在人世了，让他们背锅，死无对证。

如果是这样，那这些人坏得真的是超出了想象。

（资料照片）

此次调查结果，完全没有对博物院的这个说明进行回应，上述6名专家两次鉴定都认为是“伪”“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两次鉴定是否真的存在，鉴定结果到底如何，鉴定结果的依据是什么？ 年代久远，参与鉴定的人都已经不在了，他们已经无法开口说话。但是，现在这幅画闹出这么大的风波，究竟是真是假应该明确一下才行啊，不能完全回避这些事关真相的重要细节。

此外，南京博物院在2025年12月17日说将《江南春》等五幅画处置依照的是《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江苏省的调查结果说，徐湖平未按规定履行鉴定、复核审议程序，违规签批向总店调拨《江南春》图卷等书画的申请，违规决定调拨书画用于销售。

省里的调查显然否定了南京博物院12月17日的“情况说明”，那12月17日的“情况说明”有包庇监守自盗者和掩瞒真相的嫌疑，这个“情况说明”是怎么出台的呢？这个事情，涉及历史更牵涉当下，恐怕也应该查清楚并对社会公布才行。

2026年2月11日

作品声明：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12月15日上午9:30，司法部在其官网通报了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的8个典型案例，分别涉及甘肃、湖南、黑龙江、江西、浙江、山西、山东、江苏8省。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通报只说了具体哪个省，具体到违法违纪的具体城市时，全部用了某字代替。

比如，湖南某县市场监管局16名行政执法人员因在执法中“吃拿卡要”、收受商户红包礼金的案例被公开通报，湖南被点名，具体的县用了“某县”。

根据司法部官方的通报：2025年4月说起，当地市场监管局开展专项行动自查时，主动向县政府行政执法监督局上报线索：2024年期间，局内部分执法人员在日常执法中，存在向管理服务对象索要、收受红包礼金的违规行为，涉及范围覆盖餐饮业、服务业、房地产业等多个领域，受害商户多为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不少商户因担心被刻意刁难，只能被迫配合送礼。接到上报后，县政府行政执法监督局迅速介入，先后向20余家相关商户核实情况，最终确认16名执法人员存在“吃拿卡要”问题属实。16名涉事人员被撤职或调离执法岗位，并且所有人限期退还违规收受的红包礼金。

对这样含混不清的通报，我个人表示强烈的反对。

首先，这都已经2025年了，从上到下都在高压反腐，抓的违法犯罪官员不计其数，被处分的违纪官员更是数不胜数，湖南的这个县的执法人员居然还敢向商户“吃拿卡要”，何其大胆、何其恶劣啊。这些人如此胆大包天，这样的地方、这些人理应点名道姓全部向社会公开曝光，让他们不仅承受法纪的处罚，还应接受社会舆论的谴责，让他们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才能实现有效的惩戒。

公布了具体县名，公众就会去关注这个县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是谁、县长是谁、县委书记是谁，公众就会追问他们为什么当地到了2025年了还会出现执法人员吃拿卡要的事情，公众就会格外注意监督这些地方官员，这样才能给地方官有效的舆论压力，才能迫使他们加强对手下官员的约束，才能让他们时刻注意自己行使权力时是否越界了。

可是，司法部的通报居然没有点这个县的名。

其次，从传播的角度说，司法部既然是公开通报曝光这八个省存在的具体问题，公开省名是应该的，公布具体的问题发生在哪个县哪个市，也是应该的。现在只公布省名而不公布县名区名市名，在传播中信息很容易走形变样，很容易让受众误以为该省各县各区各市都如此，将全省抹黑、将全省污名化。

我如今居住在湖南，很在乎湖南的名声，所以还是以湖南为例。现在公开了湖南的某县存在执法人员吃拿卡要，我在向其他省的朋友介绍这个事情的时候，只能说湖南，而无法具体到县，虽然我也会强调是某个县，但因为县名不详，接受这个信息的外地人肯定只能记住湖南，等到他二次传播的时候，湖南会被再次强化，某县会再次被弱化，这是不是会让湖南全省给这个乱来的县背锅呢？

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信息会逐渐丢失和变形，省名你都点了，理应点具体的县名、区名、市名，才能在传播中尽量让信息少丢失少变形。

再比如，司法部的通报的第一例，甘肃某区城市管理局执法人员王某滥用其执法人员身份，要求某商户安装王某亲属代理的某品牌共享充电宝，涉嫌以权谋私，干预市场经营活动。点了甘肃的名，具体到区里，却含糊不清，这显然不是为了保护甘肃，而是为了保护这个区。

我想问问，为什么要保护这样的区？

这八个省出现这些问题，省里当然应该承担责任，但让省里全部扛下而保护这些违法违纪行为的具体地方，非常不妥。

正常的情况下，这类通报点名越具体详细越有惩戒效果，既要点省里的名，也要点具体的县市区的名，如今只点省名而不点具体县市区的名，这种做法不利于有效约束具体的权力，也不利于有效惩戒失范的具体权力。

在此，公开呼吁司法部重新发布该通报，不仅要具体点名那些违法执法的事情发生在哪个省，也要把违法执法的具体县市区的名点出来。

2025年12年16日

被警察从家中带走前，蔡洋还不明白自己闯了什么祸。“网上对我一半支持一半反对。”他对母亲说。 （南方周末资料图）

砸穿西安日系车主李建利颅骨的嫌犯已被警方抓获，他是21岁的泥瓦工蔡洋。

蔡洋从老家南阳来到西安，吊在空中刷了两年墙，刚刚为涨到200块一天的工资而感动振奋。他喜欢看抗日剧、上网玩枪战游戏、有一个上大学的梦、在QQ空间里孤独地诉说对爱情的渴望。

蔡洋在项目经理的奥迪车上撒过一泡尿，为此“感觉很爽”。他想要得到更多，想证明“我很重要”，但属于他的精神与物质世界同样贫瘠。而喧嚣的游行队伍给他提供了宣泄的“机会”。

生产队长领着便衣警察找到蔡洋家里，是在2012年10月2日中午11点。他的母亲、57岁的杨水兰从麦地里奔跑回家的时候，蔡洋已经被警方带走。匆忙间，蔡洋只带走了一只红色西凤酒的袋子，里面塞了一件毛衣、一条裤子和一条内裤。

过去的十多天里，杨水兰已经知道儿子犯事儿了。蔡洋的照片在央视节目里出现，视频上那个身材粗壮，奋力砸车，并跳起来用U形锁砸西安市民李建利的人，正是杨水兰90后的儿子。

在逃回南阳郊区村庄老家的5天里，蔡洋就藏身在那个1987年盖起的平房里最北边的一间小屋。1991年出生后，蔡洋在这间屋子度过了童年和少年。

十多平米的房间里，只有一张桌子、一张没有床垫的双人床和角落里堆放的一些谷物。即使是白天，一盏无力的白炽灯下，来人也需要辨认很久才能看清屋里的东西。

“这个屋子是相对好的，做过他哥哥的婚房。每次蔡洋回家就住这，他走了以后我再搬过来住。”57岁的杨水兰说。

2004年秋天，在蒲山镇第四中心小学上完五年级后，蔡洋就和同村的伙伴们一起辍学回家。那以后蔡就开始逐渐远离这间屋子和这个家庭。

他先是跟着大哥蔡德伟在南阳周边地区的建筑队上当小工。2009年，又跟表姑父王超来到西安，学习外墙刷涂料的技术，这是这个乡村少年第一次和大城市发生交集。

除了和二姐蔡玉凤不时地通电话和聊QQ，平时他和家人很少联系。只有在逢年过节、麦种麦收时，他才偶尔回家。2012年9月28日晚上的这一次回家却有点突然。

“我的侧面照片已经被发到网上了。”他告诉杨水兰。

“我害怕。”

杨水兰听得云里雾里，她只知道儿子在西安的反日游行中“和人打了一架”，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蔡洋用手机上网看消息，不时喃喃自语——

“我是爱国，抵制日货。”

他不断地跟杨水兰说：“网上对我一半支持一半反对。”

直到有一天，在邻居家看电视时，杨水兰才知道，蔡洋把一位名叫李建利的西安人脑袋砸开了，对方伤情严重。电视里面，白岩松在劝她儿子去投案自首。

杨水兰当时全身瘫软。

这次事情闹大了，“闹到北京去了”。

蔡洋打砸的视频截图。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在QQ空间中，蔡洋孤独地诉说对爱情的渴望，时不时哀叹自己“悲摧的人生”。 （何籽/图）

“三亿鼠标的枪战梦想”

蔡洋在西安粉刷外墙，吊在建筑物外作业，摔下来过两次。

2009年，辍学五年的18岁乡村少年蔡洋来到西安。

当时在南阳的工地上当泥瓦工一天才120元钱，而同样的工作在西安可以多赚60元。杨水兰于是同意让蔡洋跟着表姑父王超到西安打工。

“人傻傻的，脑子缺一根筋的感觉。之前他在南阳的工地上干了两三年，也是啥都学不成。”表姑父王超说。

外墙粉刷并不轻松，通常没有更安全的施工吊篮，他们就用简易的绳子做防护，吊在建筑物外作业。“就像蜘蛛侠一样，很危险。”蔡玉凤说。

即使在室内，这份工作也需要审慎和运气。有一次在QQ上聊天，蔡洋告诉南阳的朋友张迥，他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过两次，“差点摔出脑震荡”，但是当时张迥不知道蔡洋是不是在开玩笑。

王超也能看出那一段时间蔡洋干得并不开心。他不跟工友交往，也很少说话，只喜欢下班后出门上网。王超训斥他，他一句话都不听。

在网吧里，蔡洋不停地玩一个叫“穿越火线”的网游。这是一款激烈的枪战游戏，口号是“三亿鼠标的枪战梦想”，界面上大大的字迹跳动“兄弟们！战起来！”

游戏里蔡洋的“军衔”是一名下士，总共杀敌4824次，自己也被击毙了7997次。

没有亲人或者朋友对这时候的蔡洋有更清楚的了解。他离南阳村庄里那个家距离遥远，身边只有闹僵的表姑父一人。他只在QQ空间上零零散散地写下自己的想法。

“……想上学”（原文如此）。有一次他用一个奇怪的格式写道。

将近半年后，他又在QQ空间里开玩笑地提到相近的话题：“我想出家做和尚，可是可是连和尚也要大学生。”

即使在长达三四年的QQ说说和微博记录上，也极少有人回复他的内容。看起来大部分时间他像是在自说自话，他的QQ名字也改成了“自舆自乐”（原字如此），恋爱状态上写着“单身”。

到西安不到一年，蔡洋离开了表姑父，自己找了个建筑队跟着干。

“在我最缺人的时候他去跟别人做了，我说过他，他生气就不跟我联系。”王超说。

即使两个人一个在西安，一个在咸阳，只有27公里远，但这对姑父和侄子也只有逢年过节回到老家才会碰面。

“为了今天的两百块继续奋斗”

在项目经理的奥迪车上撒了一泡尿后，他在QQ空间写道：“感觉很爽”。

但是在2011年之后，蔡洋的打工“事业”开始渐入佳境。他告诉朋友，等到那一年的8月底，“我就能挣够一万块钱了。”张迥十分羡慕蔡洋有每天200块钱的工钱，这个收入高出老家许多。

蔡洋在QQ上罕见地挂上了一个状态昂扬的签名：“为了今天的二百块继续奋斗！”

蔡洋和做汽车维修的张迥成为朋友，当时蔡洋短暂地回到南阳做粉刷工程，在张迥的印象中，蔡洋在同龄人里极为开朗，两人经常一起吃饭、KTV。“他豪爽，花钱大手大脚”。

西安的朋友许顺国至今难以相信蔡洋后来成了“打砸抢”中的一员。在他看来，蔡洋还是个小孩，“每回都是乐呵呵的，从来也没跟任何人吵过架”。

除了去西安莲湖区潘家村附近的网吧，蔡洋也经常到许顺国家里蹭网。“他爱说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经常是别人的出气筒”。

但是只要在家里，蔡洋和父亲蔡作林的争吵就不断爆发。村子里六十多岁的老人蔡世刚时常看到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蔡作林至今极为气愤的是，有一次，蔡洋偷偷把家里的电动车卖掉，拿钱自己出去花了。

到了2012年夏天麦收的时候，蔡洋回家和父亲一起帮邻村一家人家盖房子，回西安前，蔡洋又瞒着家里领走了蔡作林两千多元的工钱。

蔡洋外出打工几乎没有向家里寄过钱。蔡家最值钱的家当是几年前买的一台电视，现在也坏了，一家人不得不经常到邻居家去看电视。为了能挣到更多的钱，62岁的蔡作林依然在南阳市区的一家工地上砌砖。

蔡洋一直让杨水兰感到头疼。最让她感到失望的是蔡洋和蔡作林的激烈冲突。蔡洋经常突然对父亲蔡作林发起攻击，“一把就把他爸爸撂倒”。

在村邻眼里，蔡洋也表现出令人疑惑的两面。有时候他彬彬有礼地打招呼，有时候他也会突然粗暴地撂倒客人，“一阵阵的”。

连他最亲密的二姐蔡玉凤也并不清楚他在西安住哪，工友是谁，好朋友是谁，有没有女友。像是在家人的失望中渐渐隐退，他只在互联网上留下一些痕迹。

爱情似乎是他最大的烦恼，占据了微博和说说上最多的篇幅。

“现在什么东西都对我不重要！只有爱情对我才是最重要的！”2011年1月他在QQ空间上说。

“快烦死我了！该怎么办啊？谁帮帮我？”

“烦烦烦烦里我都快要崩溃了。”

“唉……纠结！！！！！”

“在过半个月我就二十了…唉…明年的我还是和现在这样吗？真想找个老婆过日子了。不想在放荡下去了！主阿，赐我个老婆吧！阿门…”（原文如此）

但渴望爱情的蔡洋又听张远喆的歌，把一首《我不配做你男朋友》设为QQ空间背景音乐。

有时候他充满了愤怒。为了下载一个游戏，他新买的智能手机花完了一百块钱的流量，他为此在空间上大骂。

有一次他在项目经理的奥迪车上撒了一泡尿，他写道“感觉很爽”。

他在个人空间里先后四次留下手机号，让朋友们联系他。这些号码有的已经成空号，有的换了机主。

在被抓捕前，他发出的最后一条微博是在9月30日，用新买几个月的智能手机，这可能是他用过的最好手机，安卓系统，触屏的：

“悲摧的90后，90后的我们感觉到幸福了吗？”

“这是爱国行为，我鄙视你”

蔡洋会突然从身后推邻居，“他可能脑子里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

2004年夏天，张瑞太嫁入蔡家，成为蔡洋的嫂子。那时候她经常看到十几岁的蔡洋和村里几个孩子在玩游戏，拿个小木棍站在村里不断地高喊“打倒小日本”。

他至今痴迷于战争片，打开前年上映的抗日电视剧《雪豹》一遍遍地看。“他还特别爱看那个‘731部队’，日本人整毒的那个。”杨水兰说。

在村子里，关于蔡家的“秘密”已流传多年。蔡洋的爷爷蔡近德年老后经常头扎红绳，光着屁股，在大街上拾瓶子。蔡洋的大伯到了三十多岁的时候突然说话含混不清，整夜整夜在村里唱歌。而大伯的女儿二十多岁开始常常光着身子在村里乱跑，最后在自家的院子里上吊身亡。

像是一场难逃的命运，等到蔡洋稍稍长大的时候，让杨水兰和村人担心的一些征兆表现了出来。

“当时只有两三岁的蔡洋经常跟着来村子里卖肉的肉贩，抓着一块一块的生肉吃。”六十多岁的邻居蔡世刚说。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种种怪异的行为随着蔡洋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突出。

在蔡洋十三四岁的时候，村里来了一个收羊的，蔡洋硬缠着收羊的，让其到家将家里的老羊收走，蔡洋口中的老羊却是他的妈妈杨水兰，因为她姓杨。

另一位名叫赵蒲的村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2010年她怀孕期间，蔡洋曾经前后一共三次从背后推她。“他可能脑子里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

“今天参加游行了，头被砸出血了。”

15日晚上游行完，同样的话他跟许顺国和QQ上的张迥都说了一遍。他并没有提及他的致命反击和那把U形锁。在许顺国的记忆里，蔡洋当天就是在他家上的网。

这一天的游行让他意犹未尽，他兴奋地对QQ那头的张迥说：“明天还有游行！”尽管曾经在村子里不断地高喊打倒小日本，但那里只有电视剧和想象的仇恨。但是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身边驶过的车很多就是日本的。

这一天晚上，在山东打工的二姐蔡玉凤也接到了蔡洋的电话。蔡玉凤对他砸车感到极度气愤：“你去砸车正常人都觉得你要赔偿。我们负担不起！”

不过这天晚上，蔡玉凤的一番训斥换来的是蔡洋的反击：“这是爱国行为！我鄙视你！”

“我们下了车，在两边站着，想看看能不能劝他们不要砸。”“都是老百姓辛辛苦苦攒钱买的车，别砸行不行，我们买日本车不对，以后不买日本车了，好不好。”李建利的妻子回忆起当天遇到砸车时努力求饶。 （图片来源 凤凰网/图）

涌出的鲜血

蔡洋下班乘坐的公交车被游行的人群堵住，他很快被队伍的热情感染，汇入人潮之中。

蔡洋似乎并不清楚，他的四下跃起的攻击对李建利造成了什么伤害。

过了两三天，蔡洋用手机上网时发现自己照片和手机号码都被网友人肉了出来。

他给蔡玉凤发去了一条短信，“你看了打砸照片没？”当时正在车间里上班的蔡玉凤心里咯噔了一下。下班后她上网一看，很多网站上有她弟弟的照片。

蔡洋和张迥最后一次联系是在9月18日的早上8点多。两个人在QQ上进行了几分钟的视频聊天，张迥回忆：当时蔡洋人还在西安的一家网吧。蔡洋给他看了自己头上的伤，但当时视频里黑乎乎的，看得并不清楚。

蔡洋还问起家乡有没有游行，随后就匆匆忙忙下线了。

对于15日那天，蔡洋为什么加入到游行队伍中，杨水兰和蔡玉凤及另一位蔡洋的好友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在杨水兰讲述的版本里，9月15日上午，蔡洋所在工地上的吊篮坏了，不能工作。蔡洋和工友们在工地上休息时，听到街道上游行的呐喊声，蔡洋加入了人群。

蔡玉凤和蔡洋的好友的说法则是蔡洋在下班途中，公交车被游行的人群堵住，他准备下车走路回家，但很快被队伍的爱国热情所感染，汇入了人潮之中。

目前还没有其他工友对两个说法作出证实。

现在能够知道的是乡村青年、外来打工人员和蔡洋最终加入了汹涌的队伍。

另一个站在队伍中的青年，曾帮助日系车主调头逃离的韩宠光在西安城墙西门拐角处注意到了蔡洋。在马路栅栏边的一辆车旁，蔡洋大喊，“把车拉出来再翻！”

游行队伍到达玉祥门转盘附近，一辆卡罗拉已经被围成了里三层外三层。旁人已经无从了解，一把U形自行车锁如何到了他手里，他开始把锁砸在西安市民李建利的车上。

51岁的车主李建利情急之下，拿起一块板砖拍在蔡洋的头上，鲜血从蔡洋头上流下来。蔡洋奋力跃起，暴怒完全攫住了这具兴奋的躯体，将手中的U形锁猛力砸下，一下，两下，三下，四下。

激愤的人群在涌出的鲜血前停滞了一下，随即从李建利身边散去。被砖砸得头昏脑胀的蔡洋用T恤捂在头上止血，跟随着队伍继续向前，口号震天。

（应受访者要求张迥、许顺国为化名）

中国房地产泡沫的象征——恒大集团8月25日在港交所退市。碧桂园控股业绩恶化、华南城控股启动破产重组程序，其他房企也陷入困境。如果房企撑不住，中国经济突破瓶颈会更加耗时……

背负近2.4万亿元债务、陷入经营困境的房地产巨头中国恒大集团8月25日在香港交易所正式退市。中国的房地产不景气看不到尽头，碧桂园控股的业绩恶化等，其他同行也陷入困境。

在香港时间8月25日上午9时，恒大的上市公司地位正式被取消。交易所20日宣布摘牌，并告知股东如有疑问请向适当专家寻求建议。

2024年1月，香港高等法院下达清盘命令，恒大的股票交易被停止。7月28日停止期限达到18个月，交易所决定摘牌。在摘牌后，破产重组手续仍将继续，但事态复杂看不到尽头。

据担任清盘人的美国咨询公司Alvarez & Marsal介绍，恒大在280多个城市拥有超过1300个开发项目，债权人的诉讼达数百起。与房地产管理公司恒大实业等目前仍在香港上市的两家子公司的重组也以失败告终。清理资产并分配给债权人是一项“极其艰难且耗时的工作”。

恒大是中国房地产泡沫的象征。该公司1996年在广东广州成立，2009年在香港新股上市。由于中国房价持续上涨的“神话”，人们的购房欲望高涨，在这种情况下，恒大通过大量出售尚处于规划阶段的项目和未完工项目的手法崛起。

在中国政府2020年转向加强财务监督之后，恒大的资金周转受阻，经营危机表面化。购房者支付了房款恒大却无法交房的情况频发，信用危机导致销量骤减。截至2023年6月底，恒大的债务总额增至2.3882万亿元。

虽然中国政府通过金融支援对房地产行业进行扶持，但危机仍未消除。8月22日晚间，2022年曾是中国最大房地产企业的碧桂园宣布，2025年1～6月的最终损益为亏损185亿～215亿元。亏损额最大达到215亿元规模，与上年同期相比大幅膨胀。

受到信用危机的影响，碧桂园截至7月的月销售额连续27个月低于上年同期。2023年10月还因资金困难无法支付外债利息，被国际金融团体认定为债务违约，香港高等法院正在审理破产重组的申请。

香港高等法院同时推进类似的破产重组案件。8月裁决对经营困难的华南城控股启动破产重组程序。

美国评级机构穆迪在8月20日的报告中提出看法称，中国房地产销售额在未来12～18个月将继续下降。指出复苏倾向偏重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要想真正复苏“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如果房地产企业撑不住，购房者对行业的不信任就会加剧，中国经济突破房地产不景气的瓶颈会更加耗时。

编者按：目前，在日经中文网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该文章已经被删除，同时被删除的还有多个自媒体的转载和报道。

被认为在2024年6月苏州发生日本母子遇袭事件的事发现场

日本经济新闻获悉，7月31日，中国江苏省苏州市发生了一起日本人母子遭袭击事件。母亲在事件中受伤，但无生命危险。中日相关人士透露了这一消息。

事件的经过和状况、袭击者的现状以及动机目前不明。

在苏州市，2024年6月也曾发生一名中国男子持刀袭击日本人学校的校车，造成一对日本母子受伤的事件。在该事件中，试图阻止行凶者的中国女性校车引导员被刺伤，送医后不治身亡。

中国将2025年定位为抗日战争胜利80年的重要节点。7月31日，原计划上映一部描绘旧日本军队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731部队）”的中国国产电影《731》。不过，截至目前尚未确认该片在中国影院上映，可能已被延期。

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日经中文网）田岛如生 北京报道

她问我对河南的印象，我说那里的官场令人不快，热情中透着虚伪，庸碌中透着狡诈；而百姓分外可怜，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四十年前，我带着左翼激情去豫东，下乡第一课是请贫苦社员忆苦思甜，老人们说着说着下了道，控诉起1959年‌‌“合大伙‌‌”（办食堂）饿死人的恐怖岁月，干部连声在底下喊：‌‌“下来，下来！‌‌”那一声喊，将我的左翼狂热砸得粉碎。高耀洁接着这句话，说了另一个‌‌“下来，下来‌‌”的故事：

2001年9月30日，她到河南周口地区查访艾滋病疫情，返途中听说某村疫情严重，临时拐弯走进了这个村子。进村就听见有奶声奶气的叫声，略带嘶哑：‌‌“下来！下来！‌‌”循声走进一个门半掩小院，走到靠北的屋子，欲待敲门询问之际，出来一条大黑狗。这狗骨瘦如柴，叫了一声，返身回屋。她跟着那狗走进屋里，只见梁上垂挂着一根草绳，一个年轻农妇悬梁自尽。尸体脚下，是一个两岁多的小男孩，鼻涕和着眼泪哭喊，抓住梁上尸体的脚后跟在啃咬。（如果您喜欢我发布的文章，请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赵鹏和朋友们‌‌”：zhaopengfriend，谢谢！）

‌‌“下来，下来！‌‌”，显然是那个只有两岁的孩子发出的，他是叫娘‌‌“下来‌‌”给他喂奶，却只够得到妈妈冰凉的脚后跟，将脚后跟当乳头啃咬。那一天是中秋前夕，也是那年那月的最后一日，中原血殇，以一个孩子的嘶哑叫声在纪念第二天的节日，母与子生离死别！（转引自北明《民国最后一个背影——记中国医生高耀洁》）

如此悲惨景象，大概只有在毛泽东同样是咏叹血祸的诗词中出现过？——‌‌“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不到两个月，那孩子也死了。

谈到我对中原官场的厌恶，高耀洁告诉我血祸恰恰起源于那里的官场，官员为‌‌“GDP‌‌”大办血站，官员采血，百姓卖血，祸害由此而起，并不是起源于西方人理解的民众‌‌“性解放‌‌”。她与我讲了当年田间地头如何采血、卖血的细节，此后她也曾对作家阎连科讲过，后者将其写入小说《丁庄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阎连科的文学风格是魔幻现实主义，但这一细节却完全是写实：

一夜间，几百口人的丁庄村，突然冒出了十几个血站来。县医院血站、乡医院血站、乡政府血站、公安局血站、组织部血站、宣传部血站、兽医站血站、教育局血站、商业局血站、驻军血站、红十字会血站、配种站血站，八八九九，竖一块木牌子，写上几个字，来两个护士和会计，一个血站就建立起来了。

在庄头，在十字路口上，在谁家闲着的一间屋子里，再或把原来废了的牛棚扫一扫，取下一块门板洗一洗，把门板架在牛槽上，摆上针头、针管、酒精瓶，再把抽血的玻璃瓶子挂在牛棚的横梁上，这就开始买血、卖血了。

庄子里到处都是挂着如藤如蔓、流着血的塑料管和红葡萄似的血浆瓶。到处都是扔的消毒棉球和废针头。到处都是碎了的针管玻璃和装血的玻璃瓶。到处都是搁着、挂着收集起来的O型、A型、B型、和AB型的血瓶和血桶。地面上是一片落着的血滴和洒出来的红血浆，空气中整日飘散着红烈烈的血腥气。

……

（老村长李三仁）唤着说：‌‌“丁辉呀——我头晕得很，这天这地都在我眼前转圈儿。‌‌”

我爹说：‌‌“不让你卖你偏要卖。我提着你腿倒倒血？‌‌”

他就说：‌‌“倒倒吧。‌‌”

也就躺在田头上，我爹、我叔一人提了一只他的腿，脚在上，头向下，让他的血从腿上、身上朝着头上流。为了让他头上血足些，我爹我叔还慢慢提着他的双腿抖了抖，像提着洗了的裤子腿，抖着让水从裤腿朝着裤腰上流。

抖完了，把他的双腿放下来：‌‌“好些吗？‌‌”

李三仁就从地里慢慢站起来，走了两步路，回头笑着说：‌‌“好多了。我经了半辈子的事，还怕流这一点儿血。‌‌”

我爹我叔蹬着三轮就走了。

李三仁便柱着镢头又回田里干活了。

阎连科听高耀洁讲述上述细节，惊讶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我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只是来自鲁迅笔下，来自‌‌“鲁镇‌‌”、‌‌“未庄‌‌”系列小说。但鲁迅想象力再丰富，也无法想象世间有如此真实景象——人如鸡鸭，‌‌“提腿倒血‌‌”。这就是我所熟悉的中原田间地头，这就是我所熟悉的豫东乡亲父老？相比‌‌“我爹‌‌”、‌‌“我叔‌‌”、‌‌“李三仁‌‌”，那祥林嫂、阿Q、小T又算得了什么！

也许正是这些亲眼目睹的悲惨场景，以及那一声声‌‌“下来，下来‌‌”，给高耀洁弱小的身躯注入顽强动力。她不是第一个把中原血祸说出来的医生，却是捅出这个消息之后（1996年），连续14年坚持不懈、遭打压而绝不倒下的人。《2009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公布，中国在2008年有19712所医院。即使以每个医院只有20个医生为计，也至少有40万医生。而这40万人中，为这场血祸站出来说话的只有4个医生，10万分之一；4个医生中只有高耀洁教授面对14年来的艰难险阻，挺到今天。她走过100多个村庄，访问过近1000个艾滋家庭；足迹遍布豫、冀、鲁、晋、陕、皖、湘、鄂、浙、苏、云、贵、川、粤、桂、沪16个省市。她收到过来自艾滋病人和各种其他性病相关的信件15000封，她给每一封信回信，没有让任何一个病人失望，这些信件集编为《一万封信》，已正式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她亲手救助的艾滋孤儿就有164个。她的家每天接待来访的艾滋病患者，多的时候一个月内接待过58位。她自编、自写、自费印刷、自费寄出的防艾读物有130多万册。相伴一生的老伴郭明久医生于2006年4月去世后，她一度情绪低落，我把当月收到的稿费寄给她以致丧礼，她的回信竟是邮寄几百本防艾的宣传册，嘱我在大学生以及社区中分发。她不是没有钱，而是把国际、国内所获的奖金和个人积蓄、稿费、讲课费等总计100多万元人民币，全部用在了中原血祸、百姓血难的救助工作上！

血祸蔓延惊天动地，危及种族血脉。如在以往，下至县丞上至朝廷将寝食难安，在今天也应该是部长、书记、乃至国家总理亲自过问的事，她却以八旬老人的孤独肩膀一人扛了起来。（转引自北明，同上）2007年，她突破封锁到美国首府华盛顿领取‌‌“环球女性领袖奖‌‌”，那是她迄今在国际上获得七个奖项中的第六项，但也是她第一次能够出国领奖。颁奖会上，一位未受邀请、自费乘机、自购昂贵门票、专程远途而来的美国乡间老妇人，握着高耀洁的手，急匆匆表达自己的钦佩，她愿以自己的微薄退休金赡养高耀洁晚年。凭着美国普通民众的直觉，她将高耀洁与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1910－1997）相提并论，说‌‌“高教授的工作条件比特蕾莎修女还要困难，高教授不仅是善良人，还是一个英雄。‌‌”（同上）（如果您喜欢我发布的文章，请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赵鹏和朋友们‌‌”：zhaopengfriend，谢谢！）

这位素不相识的美国乡间妇人，也许比我们本土知识人士更懂我们这里的‌‌“特色‌‌”，更知道‌‌“特色‌‌”下的高耀洁是如何艰难：

她本身是个残疾人。除了高血压、心脏病，她比正常人缺少一个重要器官——胃。她的胃在‌‌“文革‌‌”中遭暴打损伤，切除了十分之九，而今不过是一截肠子一样的象征物。在上海，我见她走路有点蹩拐，才发现这位妇产科医学教授竟然是我在豫东民间到处看得见的‌‌“大娘脚‌‌”——双足缠裹又放过。在参议员办公室，希拉里久久注视这双在西方看不到的脚，无法想象就是这双脚走过中国千里万里，山路、平路、沟沟坎坎，一步一步捱了下来。

她是一个妻子。当她在山东大学讲坛上为学生普及防艾知识的时候，老伴病倒住院；当她在那里调查非法采血的黑血站时，老伴卧于病床乏人照顾；在她把关爱源源不断送给艾滋孤儿寡母的时期，老伴溘然去世。她是一个母亲，‌‌“文革‌‌”中儿子受她牵连，13岁曾被判刑关进冤狱，一生都活在恐惧中；小女儿受她牵连，曾经失去工作，走投无路，因此不能理解她的菩萨心肠和献身行为，至今对她心有怨忿。言及自己的亲人们，老人垂泪不已，私下里说：老伴是个好老伴，自己不是个好母亲。（同上）

2007年，为了保全中原的脸面，而不是中原的生灵，有关方面调动所有能调动的力量，既要阻止老人出国领奖，又要迫使她做出自动放弃的姿态。最后竟把她那少年时期受其牵连，至今心有余悸的儿子动员到她面前。儿子以自己的工作和前程为抵押，给老人重重地磕响头，跪请母亲答应有关方面的话。那一天是2007年2月18日大年初一，她没有动摇，她用那双给这个世界接生无数次的手，在纸上写下了两行字：第一行是：‌‌“儿子郭锄非曾因我受害坐过三年狱。‌‌”第二行是：‌‌“本人行为本人负责，一切概与儿子无关。‌‌”此时此刻，她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想必还有另一幅母与子生离死别的真实画面，声声叫唤‌‌“下来，下来‌‌”？

‌‌“空气中弥漫着采血、卖血的气息‌‌”，这在特蕾莎修女的世界是不存在的。特蕾莎最不能想象的是，艾滋病在西方是‌‌“后现代病‌‌”，但在中国竟会在不知后现代为何物的前现代农夫、农妇中疯狂蔓延。高耀洁一再辨明，中原血祸不是因为‌‌“后现代‌‌”，而是肇始于官场‌‌“前现代‌‌”，是官员疯狂追逐‌‌“GDP‌‌”，不择手段，这才造成这场旷古奇闻、人间惨祸。她说穿了艾滋病的‌‌“中国特色‌‌”，说穿了‌‌“后现代‌‌”浮表下的‌‌“前现代‌‌”血写的秘密，却又顶住压力守口不改，终于得罪有关方面，最终竟不能见容于这块土地。这一天终于来了。2009年8月9日早晨，我打开电脑，高耀

洁发自大洋彼岸的一封电子邮件赫然在目：

我离开中国，为的是能让世界知道中原血祸的真相；我还是要回来的，我死也要死在回中国的飞机上。

合上电脑，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如受电击，久久无言。耄耋八旬，离家万里，举目无亲，风烛残年？在我所知道的出走历史中，大概只有托尔斯泰83岁高龄在风雪中出走可以与之比拟。（同上）高耀洁也是知识分子，只是饱受儒家传统教育熏染。第一次与我见面，《诗经》、《论语》，脱口而出，整章背诵。不要说医学专家，即使在我认识的人文学界专业人士中，亦未见如此心诵故国古典者。她也83岁高龄了，这样一位可敬可亲的老人，在她有生之年，我再也见不着了？不再是乡音絮语，不再是《诗经》、《论语》，不再是‌‌“老家只隔几里‌‌”，而是一去两万里，桴浮于海，我们只能在飞机舷梯下等待她去国还魂之遗骸？

960万平方公里有‌‌“血祸‌‌”在地下蔓延，却容不下地表上一个站着说真话的老人！所谓‌‌“中原血祸‌‌”，只是一个隐喻：华夏早有‌‌“国殇‌‌”，老人只不过说出‌‌“国殇‌‌”不是某一天造成，而是一场病在多年，无声无息的‌‌“血殇‌‌”——‌‌“殇‌‌”不在肘腋，而在‌‌“血脉‌‌”，在种族命脉所系之‌‌“血液‌‌”。她无情刺穿某些知识时人‌‌“后现代‌‌”、‌‌“现代性‌‌”之神话，刺穿‌‌“特色‌‌”、‌‌“模式‌‌”、‌‌“崛起‌‌”之下还有前现代‌‌“血殇‌‌”。在丹麦，‌‌“皇帝没有穿新衣‌‌”，说出这一秘密的是一个口无遮拦的孩子，人们世世代代记诵他；在我们，能说出这一秘密的却是一位耄耋老人，一个来自旧社会的妇产科医生，中原故国只能放逐她？此情何以堪，此理何以言，若有言，又何处能畅言？（如果您喜欢我发布的文章，请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赵鹏和朋友们‌‌”：zhaopengfriend，谢谢！）

我只感到眼前一层层病血淤积，堵至喉，堵至咽，口不能言。只好引毛泽东对另一位医生的著名赞誉，转录于下：

一个中国人，不远万里，离开中国，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对于他的离开，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熟悉‌‌“老三篇‌‌”的人不难看出，我只改了两个地方，将‌‌“外国人‌‌”改为‌‌“中国人‌‌”，将‌‌“来到‌‌”、‌‌“去世‌‌”改为‌‌“离开‌‌”。我以为，这也是最好的书面推荐，谨以此向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推荐：中国出了个高耀洁，她为维护13亿人的血脉做出巨大贡献，她对中国的贡献也是对人类和平的贡献，她理应获此奖，她是这一奖项的最好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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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革命》一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引发极大反响，呼应者甚众，“告别革命”成为上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界集体性反思革命史观的标志性思想事件。在当时，反对“告别革命”的声音并非没有，但相比之下近乎微弱。1999年，《战略与管理》杂志刊登了李朝晖的一篇文章《革命之不可轻言告别》，文中写道：“反对那种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呼吁革命不可轻言诚然是正确的，但如果不能看到，革命之所以始终挥之不去，根本在于绝对的权力的不良运行，而不是野心家的推波助澜。那么，呼喊告别革命，就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诉求。”

近20年过去了，中国社会的语境有了很大变化，然而对革命这个话题的热情一如往昔。先是去岁辛亥百年重启革命与改良赛跑的话题，而自去年岁末至今年初，从学界到坊间关于革命的话题热度再起，而托克维尔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更呈洛阳纸贵之势。

在改革还是革命这道选择题的背后，是如下问题：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变革？中国能否避免革命？

日前，博源基金会举办了“中国能否告别革命”座谈会，与会人士围绕上述议题深入探讨，畅所欲言，本刊择其要者而刊之，以飨读者。 ——编者

荣剑：中国能否告别革命

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不是局部性的、暂时性的问题，而是总体性的、长期性的和制度性的问题

2012年，革命已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关键词，革命已成为中国各个阶层的一个普遍关切。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这意味着什么？

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革命并不是发生在社会最坏的时期，而是发生在社会较好的时期，或改革已经深入进行的时期。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时期，社会内在的矛盾 才被激发出来，人们的权利意识和改变现状的意识，也被充分调动起来。如果改革不能进一步满足人们的要求，革命就会成为现实的选项。

但按照列宁的说法，革命是发生在社会最坏的时期，是在统治阶级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群众已经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就会爆发。

中国现在处在一个较好的时期还是最坏的时期？或者说处在一个特殊的无法进行历史比较的时期？如何判断需要我们进行认真思考。

一
从20年前的告别革命，到现在的不得不再次面对革命，这个话语转向表达出知识界一个怎样的思考线索，或者说社会的变化是如何被把握在思想之中的?马克 思说过这样的话，思想是被把握着的时代。中国近20年的思想变迁，涉及多种主题，实际上涉及到的是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一些重大问题。20年前，李泽厚、刘再 复明确提出告别革命，反映了那个时期知识阶层的一个普遍共识，彻底告别以革命的、激进的、暴力的方式来进行社会变革，代之以改革的、改良的、渐进的方式来 完成中国的社会转型，应该说这个共识在现阶段还没有过时。我们今天在座的诸位都是这个意义上的反革命者，因为我们切身感受到了，革命的破坏性后果和影响， 不仅对于中国当下社会，而且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都是难以估量的。

上世纪90年代，对革命的反思、对革命史观的批判、对革命谱系的清算，文章可谓做到家了，锋芒所指，包括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等所有革命类 型。与革命相关的一些激进主义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同时遭致批判。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恰好在那个时候被引进到中国，成了一面观察中国社会变迁的现成 镜子。中国知识人从中看到的，不仅是法国大革命的局限性，实际上更多地是看到中国革命与专制轮回的历史和现实，由此得到的深刻体会是改革比革命更重要，自 由比民主更重要，英国比法国更重要，伯克比卢梭更重要。

我认为，正是知识界的上述理论反思和传播从思想上配合了上世纪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稳定局面。权力、资本和话语这三大力量共同 意识到和平渐进的改革对中国的重要性。邓小平倡导不争论，不问姓资姓社，发展就是硬道理，实际上是搁置了一切理论争议，用实用主义路线完全排除了激进主义 的生存空间，革命话语基本终结，全民共同迎来消费主义浪潮，尽享物欲解放的快感。在社会的普遍改进状态下，哪里还会有对革命的焦虑。

事实上，直到2011年，学界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时，主基调依旧是对革命史观的批判，不仅涉及对孙中山革命派的反思和检讨，而且对晚清宪政改革多有同情的理解。李泽厚的看法是有代表性的，他认为，如果慈禧多活十年，晚清宪政改革就有可能成功。

然而，仅仅过了不到一年，即进入2012年，学界的整个调子就开始发生变化，就晚清宪政改革而言，提出的问题是改革和革命赛跑。人们问的最多的是晚清 宪政改革失败，被辛亥革命取而代之，原因何在？现在来看，原因当然很清楚，因为晚清统治集团已经丧失了宪政改革的动力和能力，在它不能继续主导宪政改革的 时候，它就只有成为革命的对象。辛亥革命尽管存在着很多问题，事后也没有导致一个更好的结果，没有产生一个合理的制度，但是作为晚清宪政改革失败的必然替 代物，辛亥革命因其某种必然性，而成了中国社会变革的不二选择。以这样的历史尺度来观察现实的中国意味着什么呢？在我看来，至少意味着革命话语还没有彻底 丧失其现实性，革命话语到2012年重新出场，证明了这一点。

金观涛、刘青峰写的《观念史研究》一书，从关键词研究入手，由此观察中国社会变迁和思想变化的关系，值得借鉴。按他们的统计，1902年报刊上出现的 “革命”一词是419次，到了1903年达到1398次，随后在1906年达到了第二个高峰，是2875次。这说明了什么呢？金观涛、刘青峰的解释是，这 对应着中国知识分子对革命和改革的两极化态度，革命和改革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在改革日趋失效时，革命热情就日趋高涨。2012年革命在中国成为全面话 语，是不是也反映出改革遇到了困境？改革因其无法深入而唤起人们对革命的关切。

朱学勤对卢梭激进主义的批判，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反思的一个重要成果，它实际上是对法国大革命思想背景的一个清算。秦晖、金雁两位对俄国革 命也有持续的反思，尤其是金雁最近出版的《倒转红轮》影响巨大，对苏维埃革命所基于的俄国思想传统有极其深刻的分析。回过头来看中国，这些对法国革命和俄 国革命的认识和反思，可以对中国的下一步变化提供何种启示呢？中国与法国、俄国同处一个革命谱系，法国和俄国的问题或许就是中国的问题，中国可以法国或俄 国的方式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吗？我的困惑在于，当促成革命的各种要素在中国社会内部仍然广泛存在时，对革命的反思是为了阻止革命的再次发生，还是说在适宜 革命生存的社会条件和思想条件下，革命一定会发生？

朱学勤在给我的信中有句话说的很到位，“改革不到最后死绝，不轻言放弃，革命不到最后关头，不轻言革命”，这可能是我们的共同心声。但这只是知识人的 主观选择，从告别革命到不得不面对革命，这是否说明，告别的良好愿望和主观选择，并不是决定社会变迁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历史的经验和启示，对现实并不能发 生根本性的影响，改革还是革命，一定有其各自发生的内在逻辑。我的观察是，改革一定是主动的，可选择的，可设计的，或者可调节的，后果可控的，而革命一定 是被动的，不可选择的，无法预计的，后果不可控的。

二

革命的逻辑蕴含于社会不可解决的矛盾中，能否告别革命，只能基于我们对当下社会矛盾的判断，这些社会矛盾是否已到了现行制度无法解决的程度？实行宪政 导向的改革，是否能够解决这些矛盾？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革命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而社会矛盾和冲突又是来源于社会中的少数人垄断生产 资料，用现代流行的话说，垄断了各种资源。大多数人在丧失资源支配的情况下，为反对不合理的资源分配方式，必然会通过各种方式来进行反抗，以实现一种比较 合理的生产和分配制度。这是基于对资本主义早期阶段诸多不合理现象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唯有通过革命这种方式才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从1848年欧洲革命以来，马克思不断地预言革命，在每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来临之际，都宣布更大规模的革命就要到来，资本主义马上就要灭亡。但是， 资本主义并没有如马克思预期的那样，在革命中自取毁灭，反而一直存在下来，至今依旧看不到其灭亡的任何征兆，原因何在？是因为马克思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 在其演进过程中，始终是通过改革其不合理的资源分配方式来达到消解革命的作用。股份制是对少数人垄断经济资源私有制的改造，民主制是对少数人垄断政治资源 专制的改造。同时，实行司法独立、言论自由和保障一切人权，用宪政的原则实现多数人的权利和保护少数人。正是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资本主义化解了根本性的 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用自由、民主和法治彻底告别了革命。

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主要根源和早期资本主义一样，都是在于少数人垄断了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垄断经济资源和垄断政治资源必然合为 一体，形成权贵资本体。中国当前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如腐败加剧，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群体性事件大幅增加，均是来源于少数人垄断经济资源和政治资 源的制度安排，是不受约束的权力和不受节制的资本共同操控的结果。

可以肯定地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不是局部性的、暂时性的问题，而是总体性的、长期性的和制度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人们自然会发生对革 命的联想。资本主义最后能够避免革命，是因为它找到了一条从根本上消除革命温床的正确之路，那就是通过合理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安排，来实现尽可能公平正义的 资源分配，不仅人有其利，而且人有其权，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中国能以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吗？

三

对中国面临问题的严重性，社会各界有广泛的共识，包括执政党也有清醒的估计。执政党十八大政治报告，明确把问题的严重性上升到了亡党亡国的程度。但 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社会分歧巨大，朝野分歧巨大，分歧的焦点在于，按何种方式来解决这些涉及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其实质是走什么样的路，按哪个方 向进行改革。

执政党目前的口号是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什么样的路？是不是现在正在走的路？走这条 路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制度性问题？现在恐怕谁也无法下结论。真正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肯定不是嘴上说出来的，而是脚下走出来的。 当我们在理论上还在闪烁其辞时，在时代潮流中还在摸着石头时，在需要做出决断时还在左右摇摆时，那就意味着中国的未来之路依然扑朔迷离，改革或革命依然是 中国今后十年乃至更长时间持续不绝的话题。

马云有一句话，“改变成功者是最困难的，因为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大堆理由。”我套用他的话说，改变胜利者是最困难的，不仅如斯大林所说，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而且的确还有更多的理由来证明胜利者的地位是难以改变的，但是有永远不败的胜利者吗？

荣剑为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研究员

秦晖：改良未必更和平

我们有一种假设是很靠不住的，所谓革命一定是暴力、无序，而所谓的改革一定是和平和有序，实际在历史上很多的改革要比革命更无序，流血也更多。我的看法是转型要推进，快慢看时宜，暴力/无序应力避

最近许多人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引起了关于“革命”的热议。而不久前金雁的《倒转红轮》也被一些人当作鼓吹“保守主义”的书，说是与萧 功秦先生的主张形成了呼应。后来我们一再说这里有点误解。金雁此书对俄国的“文化保守主义”传统的确很重视，有新评价（但也谈不上鼓吹，她对这一传统的局 限性也讲了不少）。但是文化保守主义不等于政治保守主义。此书对俄国政治保守主义（如斯托雷平和马克拉科夫等所谓“寻人派”）有明确的批评，而她提到的 “文化保守主义”传统包括了从普加乔夫到索尔仁尼琴等人，这些人在政治上可几乎都是不妥协的反对派，我想萧功秦兄也不会自比这些人吧。

“告别革命”是个假命题

我们肯定是反对“革命崇拜”、主张反思过去那些被崇拜的革命。但反思革命并不是反过来鼓吹革命恐惧症，更不是简单地讲“告别革命”。朱学勤兄说他当年 就对李泽厚的“告别革命”论持异议。其实，16年前金雁和我就与李泽厚此论发生过冲突，但这事发生在香港，很多人不知道。

1997年十月革命80周年时，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发了一组反思文章。李泽厚看了很兴奋，写了篇读者来信夸这组文章“十分精 彩，值得祝贺”，说这“使我更坚定自己的‘告别革命’论”云云。我们觉得有点啼笑皆非，就回了一篇，说你读错了，我们是批了“十月革命”，但主要还是反思 斯托雷平改革，指出寡头主义导致民粹主义，专制者不公正的“改革”导致革命的危险，因此“坚持正义比‘告别革命’更重要”，实际上这是为改革敲警钟的。

结果李泽厚面子可能有点挂不住，又写了一篇措词很强烈的《以俄为鉴，避免革命》，说我这才发现你们的“本意所在”，你们是要“在近日数千万人下岗的中国现实环境下促动革命”，那口气就像在揭发“乱臣贼子”了。

我们回应说：其实早在1990年，即还在李先生“告别革命”之前数年，我们就曾在国内首先提出重新批判民粹主义，警惕转型社会的民粹主义危险。但我们 认为，决不能以寡头主义来反对民粹主义，因为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看似相反，实则相成，以前者反后者犹如以油灭火，适足以增加民粹主义“革命”的危险。以俄 国而论，正如李先生所言，1917年革命的确“酝酿有因，由来有自”，问题是其“因”其“自”何在？李先生难道至今还相信《联共（布）党史》的夸耀，以为 沙皇的垮台（二月革命）是自号布尔什维克的那几个“激进知识分子”“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促动”的？
其实前沙皇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在1915年去世前便预见到：斯托雷平的“警察式改革”将使俄国陷入“严重的革命动乱”，而宪政进程的中断则是斯托雷平时 代的一大错误。维特该比李先生更希望“告别革命”吧，但他对何以会有革命的认识却比李先生深刻得多。以不“正义”的方式谋“发展”于先，以不讲宪政民主的 方式求“正义”于后，这不正是沙俄走向“革命”的轨迹吗？

16年后回头看，其实今天“革命”议论的语境和当年并无实质变化，只是问题似乎更尖锐了。不过今天引起议论的托克维尔观点与当年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倒很 不一样，其实托克维尔并不是个“告别革命”论者，多读几本他的书（不止《旧制度与大革命》）就知道，他不仅对美国革命是肯定的，对法国革命总体上其实也是 欢迎的，他反感的只是雅各宾专政。他搞法国与美国的比较研究，也不是要肯定法国的“旧制度”而排斥无论何种的“革命”，他只是遗憾法国的“革命”未能像美 国的那样处理好民主与自由的关系，避免雅各宾式的狂暴和走火入魔。他得出的结论更不是像李泽厚那样认为“发展是硬道理”，靠“发展”来消弭“革命”，恰恰 相反，《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主题之一就是指出法国革命并非因为经济不繁荣，革命正是在“发展”成就不小的条件下爆发的！

这事非常有意思，我们对所谓“十月革命”的否定众所周知。包括最近金雁这本书也是这样。但是我们肯定不想那么简单，把十月革命理解为只是一些激进知识 分子想捣乱就搞起来了。《倒转红轮》也讲到，虽然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需要反思，但“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其实俄国知识分子中的激进主义到了 20世纪以后就逐渐冷却，尤其到1905年－1907年革命以后“路标”就变了，后来的激进主义已经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

革命未必更暴力

所以“告别革命”这个话语到底多大程度上是真命题，我有点怀疑。在我看来，我们现在害怕“革命”的朋友主要的担心其实是两点：一是流血和暴力，这是我 们最担心的。我们都不愿陷入以暴易暴的怪圈，希望看到一种完全不流血的变革方式，或曰转型方式。二是无序，如果变革以后造成一种无政府状态，或者造成社会 的极度混乱，对大家都没有好处，而且无论哪种“文化”中，公众长期缺乏安全感就会重新呼唤铁腕，使转型失败。因此尽量避免流血和无序的确是个真问题。

可是流血/无序和和平/有序的区别是不是可以等同于革命和改良之别？避免流血/无序可以转换成避免“革命”吗？我觉得是转换不了的。

通常我们说的革命与改革（改良）是就变革的深刻性而言，像辛亥那样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我们就谓之革命，东欧废除极权制度建立民主，通常也叫做革命（所 谓“天鹅绒革命”或“和平革命”，我们官方认为革命是好词，便带贬义地称为“剧变”，其实也是说它并非渐进改良）。而明治日本在维持天皇制下发生的变革， 就叫改良或“维新”，越南那样政治体制不变的经济转轨，也叫改革或“革新”。

但是变革越深刻越快节奏，就越会有更多的暴力和无序吗？我想说：实际上我们有一种假设是很靠不住的，所谓革命一定是暴力、无序，而所谓的改革一定是和平和有序，其实在历史上相反的例子是很多的。

例如我们通常讲的最多的两个典型。过去一讲改良，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典型，一讲革命，辛亥革命就是典型。尤其在晚清这个话题上，中国为什么能搞成明治 维新，为什么会搞辛亥革命，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有人说中国就是搞不成明治维新，所以辛亥革命是正面的。也有人说，其实本来中国可以走明治维新的路， 所以辛亥革命是负面的。
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其实辛亥革命本身流的血并不多，而明治维新流的血远远超过了辛亥革命。不说别的，明治维新中那些名人有几个能够善终的？明治 “前三杰”“后三杰”六大名人，就有四人在维新过程中死于非命。从维新前夜改革派与保守派就不断以死刑、流血政变和恐怖暗杀等形式进行暴力斗争：所谓安政 大狱、樱田门事变、池田屋事变、坂下门事变、禁门之变、功山寺起义等，更不用说维新过程中光战争就打了三次（征长战争、讨幕战争、西南战争），战火从日本 最北的北海道五棱郭，一直燃到最南端的萨摩藩鹿儿岛。仅仅西南战争中的一场田原坂之战，就有3000多人战死。

所以后来中国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坚决不流亡国外，说是中国还没人为变法流血，就从我开始吧。那时中国的维新派也是把日本的明治维新看做流血变法的榜 样，而非“和平演变”的模范。中国的维新派与革命派之别在于他们想保留帝制，反对共和，但他们并不是甘地主义者，从谋划兵变刺杀慈禧到发动自立军起义，武 装“勤王”、暴力维新的选项他们是一直有的。

倒是辛亥革命死的人比明治维新少得多。甚至就是俄国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也没有流什么血。至于十月革命后俄国建立了一个杀人如麻的体 制，那已经是体制杀人，不是变革杀人；是变革的方向不对，而不是“激进”还是“渐进”、革命还是改良的问题了。用托克维尔的话说，那就是“旧制度”杀人， 而改变这个“旧制度”的“大革命”（所谓东欧“剧变”）在绝大多数国家倒真是一枪未放、滴血未流的“天鹅绒革命”。

所以，说革命一定会死很多人，改革一定会死很少人，这种说法在历史上是站不住脚的。

还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改革一定要有“顶层设计”，有一个严格的路线图，上面规定好了，就按照这个步骤去做。而革命就是猛打猛冲，到哪是哪，走一步看 一步的。其实很多的情况也是相反：革命有蓝图，改革反倒没有什么蓝图，用我们熟知的话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例子也是非常之多的。比如明治维新，谁当时 有一个最终的设想?我们知道，开始推动明治维新的很多人，最典型的如西乡隆盛，后来就变成改革的对象了。明治维新一开始是几个比较开明的大藩（长州、萨摩 等）反对中央（幕府），中央讨伐他们。但是到了天皇掌权以后，那些强藩都被镇压下去了。像萨摩藩的西乡隆盛本来是所谓明治三杰之一，他当时怎么能想到明治 维新会搞到他头上呢？所以其实所谓维新也是走一步看一步的。

“革命类型”的区分很模糊

可见，我们以前对改革和革命的区分本身就是靠不住的，实际上这种区分非常模糊。

甚至这里我要跟学勤兄商榷，你讲的1.0、2.0、3.0版本，意思是不是它们有一个递进关系？是不是一个比一个激烈？好像也不见得。比如中国的“文 化大革命”显然是你讲的3.0版，但是它连“城头变换大王旗”都没有，翻云覆雨的人为折腾固然堪称浩劫，体制却没有发生实质变化，连“王朝”也没有发生更 迭。但是它就把大家都整得灵魂出窍。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有这样一种递进关系也是值得怀疑。

还有一点，我们也不要把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差别讲得太绝对。这两个革命的确是有很大的不同，但如果讲得太绝对会导致很多问题。首先美、法革命有很多 互相学习之处。最初发动法国革命的拉法叶特等人就是支援美国革命回来后受启发在本国搞革命的。而美国不少革命元勋也是高度的法国崇拜者，所谓的亲法仇英情 绪非常明显。杰弗逊就是个典型。他的亲法仇英不仅是在外交上，实际上也有仇视英国君主制看好法国共和制的意思。

都说法国革命太“雅各宾”，美国革命就很温和。其实美国革命中的清算也很厉害的，例如清算托利党人。当然美国托利党人死得比法国贵族少，因为美英终战 时他们很多都跟英国人走了。他们是独立前的“爱国者”，当然爱的是英国，不是美国。后来托利党在美国完全消失，美国变成辉格党人一统天下，以后的民主党共 和党实际都是从辉格党人中衍生的。英国的两党是托利党（后来的保守党）和辉格党（后来被更左的社会主义的工党取代），而美国没了贵族的托利党，穷人的工党 也就兴不起来。所以有人说美国“既没有保守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只有稍微偏左和偏右的两支自由主义”。

这与其说是美国有什么独特的文化，不如说是美国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使其不同于前宗主国。由于托利党退出美国，“贵族传统”在北美消失，新建立的美国成 了纯粹的平民国家。这对北美社会造成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像美国政治学-政治社会学居于主流的李普塞特等人就不同意那种“英美”vs“欧陆”的两分法，他们 认为由于美国革命带来的深刻社会变革，使得英美差异甚至大于美国与不少欧陆国家（如丹麦、瑞士等）的差异。所以，我们也很难说美国革命只是政治革命，就没 有社会革命的内容。

相反，法国革命，我觉得也是被简单化了，法国革命最血腥的一幕就是雅各宾派掌权，杀掉国王，还杀了许多无辜者。但法国革命是不是由于有了卢梭的影响就 必然会走到这一步，我觉得也很难说。要知道法国当时不但有社会变革，更在与几乎全欧洲都参与的“反法联盟”进行残酷战争。杀国王主要并非因为社会矛盾，而 是当时反法联盟打进来，国王要跑到反法联盟那一边，结果被抓住，杀国王给他加的罪名是叛国，而不是国内矛盾意义上的“反动”或“反革命”。如果当时没有这 种国际大战，法国革命会不会如此走火入魔？我看雅各派都未必能够掌权，当然更不会发生大恐怖和杀国王的事。卢梭的观点，我认为毛病确实很大，我也赞同批判 卢梭。但是，把法国革命中的问题简单地说成是卢梭的必然后果，恐怕不对。

同样，现在一讲英国革命就是温和的“光荣革命”，好像英国革命就没有经历过杀国王，没有经历过克伦威尔的恐怖专横。其实英国杀国王倒是基于国内变革的理由，与国际战争无关。

避免转型中的暴力和无序

所以，与其说什么革命还是改良、美国革命还是法国革命，我们不如就事论事：

第一，我们到底要使中国有一种什么样的变革。这一点在中国目前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讲的革命和改良，都是指在认定了一个方向的 基础上讲它的“速度”（激进或渐进）问题。但是方向问题首先是我们要搞清楚的。无论激进还是渐进，关键是往哪个方向进？在中国现在这还是一个很混乱的问题。

学勤谈到的1.0、2.0、3.0，与其说是层次的不同，不如说是方向的不同，讲简单一点就是：摧毁自由的变革，还是建立自由的变革？至于变革到哪个 层次的确很难说。我们的确在历史上看到过有摧毁自由的“革命”，也有争取自由的“革命”，而且“改革”同样也有这两种。所以我们要解决的，首先不是通过什 么途径，或者快慢，来达到我们想达到的目标，而是我们要想达到什么目标的问题。这个问题要涉及到更大范围内的主义之争，但在我们现在在座的这个圈子里应该 不用谈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共识的。基本上就是要建立宪政民主，包括萧功秦在内，他也是认为有这样一个方向的。

如果方向是有共识的，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够避免流血、暴力和无序。至于流血、暴力和无序通过什么办法解决更好，一种办法就是加快 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讲简单一点这也是一种革命，这个意义上的所谓革命无非就是变革能够比较快。这个比较快，或者比较慢，我同意学勤的说法，这个东西否定 也不合适，崇拜也不合适。因为快和慢不是哪个人能够决定的，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你想快也快不了。如果有这个机会你也没法不快，波兰就是个例子，波兰在圆桌 会议召开期间，没有人能想象到马上就发生政党轮替。

还有一种，做不到一下子解决问题就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地来。但是一步一步地来也得朝着这个方向。有句俗话叫做“不怕慢只怕站”，还是得朝这个方向走， 不能某一段时期突然又倒回来了。对中国历史而言，真正现代化的政治转型从来没有发生过。但因为政治风波造成大流血，中国历史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 例，就是学勤讲的那句话，叫做“城头变换大王旗”，每一次王朝更迭死了多少人。从太平天国战争以来，一直到1949年，其实就是王朝更迭，但它死了多少 人。要说这个更迭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可以假设它是一场革命，那明清之际呢，元明之际呢，唐宋之际呢，任何一个王朝“鼎革”之际呢。所以，这种纯粹 “城头变换大王旗”性质的政治不稳定，我们中国有一个2000年不变的特征，就是一个王朝不断地维稳，结果维到一定程度，稳维不住了，就来一场彻底的大不 稳，而且流血的程度是世界各国都没有过的。

我前年在写辛亥的文章中写过，世界范围其他国家没有中国这种概念的改朝换代，不是说它们没有朝代，而是说换一个朝代就要死那么多的人，对社会的冲击那 么大，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有这种现象。包括中国的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也没有这种现象，像维吾尔族、傣族，没有像汉族那样，一个王朝维稳一两百年，就彻底陷 入一场极端的、在历史上都非常罕见的无序之中，这个无序要死掉一大半人，然后再从头来。像这样的现象绝不是清末才有，我觉得不管怎么批评孙中山——孙中山 值得批评的地方很多——其实主要不是在他发动革命，辛亥革命也不是他发动的，孙中山对辛亥革命有多大的贡献，也非常值得怀疑。我们批判孙中山，主要是批判 孙中山思想中的一些不切实际的，甚至是很不对的一些东西。至于说孙中山要为辛亥负多少责，我觉得也是一个问题。

避免无序的关键在于组织资源多元化

如果回到当下，我觉得中国的变化到底是要快一点还是慢一点，根本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而且这里头也没有什么好坏可言。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得走一步看一步。

从逻辑上来讲，如果要在变革过程中避免我刚才讲的两个想避免的东西，一是避免无序，二是避免流血和暴力。道理很简单，要避免无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一种多元的组织资源，任何一种高度一元化的组织资源都是在超稳定和超不稳定之间反复振荡的。

当这个社会的组织资源高度垄断状态下，这个组织资源一旦解体，社会就陷入无政府状态。如果要避免这个，不管是走改革的道路，还是走革命的道路，前提就 是你有没有替代的组织资源，或者说隐性的组织资源，也就是说这个社会一定要发展出一套公民社会，即便不完全是现代性的社会组织，带传统色彩的认同团体也 行，比如封建制下就很难发生王朝末世的大动乱。你也不能说它有公民社会，但它有很多村社，甚至家族，总而言之，就是它的组织资源是非常分散的，不像我们中 国上面一个朝廷，下面都是平民，而且中国的朝廷历来对非官方组织资源都是打压的。

大家知道，中国没有传统的宗教战争，但是中国经常有很多动乱和宗教有关，并不是因为他们提出了什么异端的思想，就是因为官方不允许非官方的组织资源存在。

关于这一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很多人以前认为白莲教在中国历史上经常成为造反者的信仰，就想当然地认为白莲教是一种革命的宗教，结果有些人专门 研究了白莲教的经书，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说白莲教是最鼓吹稳定的，最鼓吹顺从的，按照他们的说法是最不革命的，或者是最反革命的宗教。为什么最不鼓吹革命 的宗教还是闹出那么大的动静，原因就是当局不能容忍任何非官方的组织，只要你是非官方的，他就要把你整掉，不管你的主义到底讲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要避免无 序，恐怕就得解决这个问题。否则，不管是改革还是革命，只要原来组织资源是高度垄断状态，这个组织资源一旦出问题，社会就陷入无序，你是改革就是慢慢无 序，你是革命就是快速无序，但这个无序是避免不了的。所以要避免转型过程中的无序，就必须创造条件发展多元化的组织资源。

第二，要避免流血和暴力，最简单的一个逻辑就是这个社会要有妥协精神，尤其是当权者要有妥协精神，最好是当权者有主动改革的精神。可是这个妥协精神和 主动改革精神，不仅是中国，在世界上也是从它的利益考虑的。我不太倾向于简单地说某某国家的统治者就特别保守，某某国家的统治者由于受了某某思想的影响就 比较开明。

我觉得所有的统治者当他倾向于妥协，甚至倾向于主动变革时，几乎都是基于两个动因，第一是如果变革了有比较好的预期，他相信不会受到清算，不会落到覆 巢无完卵这样的下场。所以，现在有些朋友千方百计地要给官员一种意识，说这个变革对你是有好处的，你变了以后不但什么都不会损失，而且还会得到更多，会有 大赦的，原来不合法的都会变成合法。等等。也许这的确是使他们愿意接受变革的条件之一。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要夸大这个条件，而且这可以说是一个比较不重要 的条件，更重要的条件是要使他们感到不变革的压力。

我们现在老想把这个压力也变成一种利益的诱惑。比如，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诱导改革的思路，说改革对你是有好处的，一种说法就是说改革提供的市场机 会都是你的，一开始你就可以占得先机。搞市场经济你是先捞第一把，肯定对你有好处。还有一种说法，这个改革可以给你减少很多麻烦，如果不搞改革，你会承担 很多责任，柴米油盐都让你管，一搞改革了，老百姓就自生自灭了，不找市长找市场了，除了腐败不干别的事了。这样讲就不能使他感到有真正的压力，不能使他感 到有真正的压力，他不会仅仅由于利益的诱惑去产生变革的。因为道理很简单，你再讲所谓的变革以后不会对你有妨碍，那实际上他在不变革的基础上，已经获得了 太多的资源，他为什么要去担这个心呢，我不变那就更没有妨碍了。

所以，一定要使他觉得不变革对他是有压力的，这个压力是从哪里来呢？现在我们有一种很流行的见解，这些人不是想真的革命，但他们用革命来吓唬统治者， 施加一种革命的压力，使统治者为了避免革命就愿意加快改革，这是目前很流行的一种观点。我觉得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很多人提出不赞成告别革命的说法。这不是 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用革命来恐吓当权者，其实也有反作用的。

从苏联、东欧这些国家变革的路径来看，其实有另外一种施加压力的途径，一言以蔽之，就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双重压力。这种双重压力是促使东欧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单独讲一下。

秦晖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朱学勤：告别或拥抱革命都是危险的

革命不可能像一些人的主观愿望那样，想抛弃就抛弃得了，想告别就告别得了，也不能像一些不太负责任的愤青，一说革命就来劲，一说革命就要拥抱，在这两个极端立场之间，我们要正视革命

告别革命，首先要告别的是李泽厚的“告别革命”，为什么呢？

我觉得告别革命非常容易混淆，实际上是泾渭分明的两个重大事情。我们知道，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整个80年代中国知识界有过一场启蒙，也有过一场对 革命观念的再启蒙，到1989年以前大家形成的一个话语是，对历史上出现的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这种暴力的大革命要有一个批判和反思的态度。

李泽厚的“告别革命”，既是对上世纪80年代告别红色革命、暴力革命的一个继承，也是一个扭曲。因为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知识界悄悄兴起一个思潮，既有对法国、俄国、中国革命等以往革命传统的告别，还有一个新的东西，就是改革还是革命。

李氏“告别革命”的话语是借着对传统历史革命的否定来抽空当下的革命危机，抽空这个危机底下人们对革命的讨论。
因为李氏革命话语在形式上跟我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最接近，很多人认为我们是一家，我不断地重复讲不是一家。我不得不出来说我跟李氏告别革命是两回事，我要告别的是历史上的革命。

但对当下这个状况，我主观上认为要改革。如果不改革怎么办？那就是既没有改革也没有革命，这个状况就延续下去。这不是不可能。民众的底线没有到，继续拖下去，我们被拖掉了一代，再拖一代两代也不是没有可能。这是一种可能。

第二种，由于信息化，信息的平面流通、横向流通越来越快，中国人好死不如赖活的空间越来越小。革命会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矗立在你的面前，你不正视也得 正视。在这种时候，知识界应该承担对革命话语的辨析，而不是笼而统之，说我们告别革命或者我们拥抱革命，这两种都是很危险的。

如果不改革我们可能遭遇一种危机，而危机来临的时候，我们束手无策，提不出更有建设性的意见。而拥抱革命同样危险，不分青红皂白地拥抱革命，最后肯定 拥抱一场大革命。这时候要仔细辨析，革命是不是就只有一种，是不是有多种，人们可以在革命话语当中做某种选择。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提出小革命1.0，中 革命2.0，大革命3.0的细分的一个说法，供大家思考。

1.0的革命就是政治革命，就是改变旧制度，改变统治集团。用鲁迅的话说，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大王旗底下社会是什么状况呢？就像邓小平曾经说的，马照跑，舞照跳，股票照样炒，这叫1.0的小革命：仅仅政治领域发生动荡，不波及社会。

2.0的革命就是社会革命，那就是经济上的诉求，包括贫富两极分化全部付诸革命手段来解决，那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分工厂，分商店。

3.0大革命就是精神文化领域，与所有传统彻底决裂，塑造新人，铲除旧人，改造人性。

我最近知道一个新的情况，最早把托克维尔的革命和改革之间危险的关系引进中南海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1982年《国外社会科学》有一篇文章就介绍了 托克维尔的观点，那时候他的汉译本还没有出现，海内有识之士立刻注意到这篇文章，而且复印下来送给高层领导看。高层里面有些人比那些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明 白，革命是要区分的，要警惕的是哪一种，要告别的是哪一种。

我认为革命不可能像李泽厚的主观愿望一样，你想抛弃就抛弃得了，想告别就告别得了，也不能像一些不太负责任的愤青，一说革命就来劲，一说革命就要拥抱。

我提出在这两个极端立场之间，我们要正视革命，革命当中有哪些是我们要准备面对的，有哪些是我们事先要说清楚，一定要防范，一定要警惕的。

朱学勤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曾著有《风声·雨声·读书声》《书斋里的革命》《帝国往事》《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