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星转斗移的人类近现代文明的发展中，一个大国崛起了，另一个大国衰落了；一个大国称雄世界了，另外一个大国的国力却历史性地收缩了。世界历史以大国的衰落和崛起为纵轴，以人类的经济和科学技术革命为横轴，展开了世界市场一体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画卷。从15世纪的西葡争雄，到17世纪的工业革命和18世纪英荷领袖世界的改旗易帜，再到20世纪美国最终取得雄霸世界的权力，世界政治经济力量的位移和大国的兴衰从来没有改变过，世界历史没有终点，也从来不会有终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永远保持世界领袖的地位。

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从长程的大历史观察角度来说，也存在着一种世界历史的长波现象，在一个长波中，一个国家和一种文明兴起了，繁荣了，到达波长的顶端了，然后就是力量的相对下降，国家腐败了，人民懈怠了，文明衰落了，在另外一个世界历史长波到来的时候，新的力量，新的世界强权以新的领衔世界文明的姿态取代了过去的强权，开始了一个新的长波循环阶段。如果说阿拉伯文明和中国文明曾经长时间领导世界的话，在文明衰落的阶段，这些古代文明却蒙受了巨大的屈辱，由于古代世界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因此各个文明尚可以生存在自己对世界的认知中。而西方世界的兴起将世界逐步推挤到一个“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全球平台，世界性的交易手段和交通手段使得世界各国能够进行互相比较，而西方世界的先进突显出了东方世界的落后，西方世界通过经济科技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巨大优势构筑起了对东方世界巨大的心理优势。然而，2008年却成为世界历史长波的另外一个循环的开端，虽然西方世界还远远谈不上衰落和下降，但是另外一个趋势却是再也无法令人忽视或轻视，那就是，中国必将成为下一个世界历史长波中的中心国家，这个过程始于更早的历史阶段，但是却以公元2008年为坐标点，拉开了新的世界历史进程和世界历史长波。

我们必须从世界历史长波的角度来认识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和神七的巨大历史意义。尤其是奥运会和残奥会，是中国在西方主导国际话语权的世界中第一次获得了全面的、不间断的、不受西方新闻剪辑的、不受外部世界扭曲的、自主展示自己形象的绝佳机会。不要低估了“中国自主展示中国国家形象，中国人自己在国际舞台上言说和描述自己国家和文明史”的重大历史意义，因为在西方主导国际文明的历史长波中，西方对世界各国的描述往往就能成为国际主流和国际标准观点，西方世界公众与非西方世界公众得到的关于中国的印象和形成的定型看法往往是受到西方舆论和西方世界媒体渲染和加工的。尽管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了巨大成就，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发动机，但是在话语权上，中国在西方意识形态主导的世界中，却是一个相对的弱者，如何展示中国的新形象，如何向世界描述一个全新的中国，如何可以做到自己讲自己的故事（中国人言说自己的国家和文明）却可以让世界听到，奥运会和残奥会就成为一个最佳的机会。

这样的机会是重要的契机，在一个全球参与的国际舞台上，在一个世界公众可以同时观察的世界盛会中，中国人可以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情感，可以尽情演绎中国式的感动和力量，可以尽兴地展示中华文明的伟大力量和感召力，可以真实地展示一个现代开放、热情好客的中国，可以全面地显示现代中国人的文明礼貌和国际礼仪，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尽情地发挥展示中国文化无比的魅力，也可以展示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绝非如西方描述的那样原始落后，而是一个逐步迈向现代化的社会政治体制。我们可以看到，最后取得的成功是巨大的，北京的鸟巢和水立方取代了大部分人心目中落后刻板的中国印象而成为中国新形象的象征，许多关于中国落后的联想和保守化的固定想象被现代中国和富裕中国的新形象所取代。其实，在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看法中，固定的、定型化的看法和第一联想是最重要的：比如一提到美国，人们就会联想到纽约和好莱坞，一提到法国，人们就会联想到香榭里舍大道和艾菲尔铁塔，一提到德国许多人就会下意识地联想到高度精密仪器设备和轿车，这样的第一印象为这些国家带来了经济、社会、艺术和文化软实力上的无穷收益。只要看看巴黎街头的中国游客、德国公司工厂中的中国参观团就可以知道，一个国家的知名效应和品牌效应、特别是一个国家的正面国家形象将会为一个国家带来无穷的收益。因此，北京奥运和残奥会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正名”的最佳机会，是中国展示国家品牌的最佳良机，其软实力和文化亲和力效应带来的经济性溢出将是中国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其影响力相当于是在全球为中国作国家形象广告，其带来的未来长远的收益又岂能以亿万计。

然而，奥运会、残奥会和神州七号的太空行走的壮举所具有的历史意义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我们可以略微总结一下：

—— 奥运会举办本身就显示了国家力量的位移和变迁，在奥运会历史上，除了排列于第二世界的墨西哥和韩国曾经主办过奥运会以外，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举办奥运会其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中国举办奥运会就是中国复兴和国家力量的体现。

—— 奥运会的金牌之争历来就是国家力量的比较和综合国力的体现。在历史上称雄奥运金牌榜的往往是世界强国，而冷战时期的美苏交替争霸金牌榜正生动地体现了当时的国际政治现实，奥运会正是国家力量和大国国力兴衰更替的晴雨表。中国取得金牌榜首位的历史意义是非常深刻的，中国超越美国不仅是冷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成绩，也在某种程度上象征了二战以来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美苏金牌大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西方体系内的竞争（两个国家都是白种人为主体的国家），而中国则是第一个非西方国家，第一个亚洲国家，也是第一个黄种人文明的国家，取得金牌榜首，这样的超越也就具有了多层次的历史意义。

—— 尤其重要的是，中国金牌榜上赶超美国在国民心理上做到了一种自我超越，扭转了部分国人面对西方时的不自信，同时也扭转了非西方民族面对西方世界时（因为长期落后）而产生的自卑感。在中美金牌大战期间，一些言论和观点显示了小部分国人在长期落后西方世界后不够健全的心态，一些评论人士不断指出中国不可能在金牌榜上最终超越美国，某些人断言田径比赛开始后美国会扭转劣势再次赶超中国。甚至在海外能够听到这样的言论，不希望中国过早地超过美国（以免不能韬光养晦，过早地暴露实力），有些人甚至担心中国超越美国，担心中国的强大损害了中国学习西方的积极性。这些观点或多或少折射出部分国人的弱国心理和弱国心态，以及一种强烈的不自信和依赖心理。及至中国超越美国已成定局后，一些国人又以中国实行的是“举国体制”和“政治体育”为由，认为西方实行的是“全民体育”而非“竞技体育”，尽量降低中国在金牌榜上超越美国的历史性意义。凡此种种，都体现出一种不够健全和健康的心态，部分民众认为“美国永远是第一”、“美国永远不可超越”，随着中国崛起的伟大历史进程，这样的心态将会得到有力的矫正。新一代的中国国民，特别是80后的中国新一代，必将会以更加积极进取、自信坚强和不卑不亢的国民心态来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并将逐步化弱国心态为强国心理，这一切，均以公元二零零八年为开端。

—— 中国追赶和超越美国还带来国际心理的巨大变化，美国一向以自由世界的领袖自居，历来需要在各个领域全面展示美国的领先地位和优势主导权，但是金牌榜上第一把交椅的旁落却产生了连锁的心理效应，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心理震撼和轰动。相信奥运会以后，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非西方国家会以中国为师，树立起自强不息的刚健民族品格，盲目崇拜西方、夸大西方和主动建构西方优越感的情况将得到极大的改观。北京奥运带来的国际心理变化和国际心理冲击将具有非常长远的历史效应。

—— 同奥运会的巨大成功相比较，残奥会的历史性成功更是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如果说奥运会展示的是新中国的现代、富裕和强大的新形象的话，残奥会则是以其细腻的情感、人性化的表演、对人道主义和人格尊严的追求深深打动了包括中国公众在内的世界各国公众的心。如果说奥运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以其华丽和壮观展示出中华文明恢宏的历史画卷的话，那么残奥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打开的却是美轮美奂、深深打动人心的伟大的人道主义诗篇。残奥会体现的是一个社会在现代化的变迁中逐步实现的文明提升和对公民人权的尊重。无论是工作人员，还是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和服务人员都以他们无微不至、充满细腻关怀和人性关爱的服务让人体验到无比的感动。创纪录的残奥会观看人数，观众热情的掌声和真诚的激励，每个运动员自强不息的精神打动着世界各地的观众。相信这届残奥会后，残奥会将再也不是以前的残奥会，人们再也不会将残奥会视为奥运会的附属，将举办残奥会视为奥运会举办国的一个重大义务，残奥运会将达到一个被空前关注的高度。

—— 让人震撼的是通过残奥会带来的中国思想观念的变迁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人们谈论着残疾人运动员，如同谈论奥运会英雄一样；人们关注着残奥会的奖牌榜，如同对奥运会的关注一样；人们谈论着城市里残疾人通行的盲道、残疾人的人权，以及城市何时实现无障碍；媒体上讨论着何时从无障碍的北京到实现无障碍的中国；人们以各种方式在感谢残疾人运动员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对人们生活的激励；人们开始学习残疾人的盲语和手语，开始空前地高度关注生活在我们周围的残疾人，献上我们的爱心。如果说奥运会展示的是中国的力量、强大和自信，残奥会展示的却是中国人道主义的伟大复兴和对公民个体权利以及公民人格尊严的重视， 两场奥运会的结合正好最佳地显示了迈向现代世界和现代文明的新中国的形象。

—— 神州七号实现的中国太空人的太空漫步极大地激励了中国民族的自信，翟志刚的一小步，却跨出了中国一大步；中国人以自主开发的太空技术实现飞天的壮举再次印证了没有中国人不能完成的事、没有中华民族不能突破的技术难关，俄国人和美国人能够完成的，中国人就一定能够完成。相信神七将更加激发中华民族的自强、自信的精神，将在数以百万计的90后和2000后的新一代中国青少年中更加激发起热爱科学技术、勇于探索的豪情壮志。神七的太空漫步再次吹响了本世纪中国在各个领域追赶美国的号角，太空里响起了中国雄壮的脚步声，中国绝不会甘心落后于任何国家，绝不会因为落后就丧失民族的进取心，而是勇于进取，勇于超越，永不言败，这就是中国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两场奥运会和神七发射成功是在当前一系列复杂国际局势和世界政治经济深刻变迁的大环境下完成的：俄格冲突极度冲击了冷战结束以来的单边格局，而美国的后次贷危机以来产生的金融海啸更是国际经济秩序剧烈变化的前兆，可以这么说，格俄冲突和美国金融海啸后的世界将不再是之前的世界，一个旧的国际秩序将要宣告结束，一个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还远远没有形成，恰恰在这个时机，北京举办了两场奥运，神七取得巨大的历史性突破，历史就是这样巧合，一个旧的世界历史长波已经结束，一个新的世界历史长波却刚刚开始，我们不知道未来的世界是怎样，我们还无法精确勾勒出新的世界政治经济金融能源秩序，而有一点却毋庸置疑，在下一个世界历史长波中，我们是世界中心的国家，世界政治经济权力比重份额必将大幅度转移到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好戏刚刚开头,中国要勇于作number one，中国应该不用讳言要勇于作全球第一。

当然我们绝对不是盲目的乐观，随着美国金融海啸掀起的世界经济震荡，世界经济危机似乎越来越难以避免；随着反热钱的金融战争出现种种险情，中美经济孪生的经济模式受到重要挑战，外需驱动型的发展模式已经经历了经济寒流，如何启动内需已经成为中国最应迫切解决的问题。国内食品危机和监管漏洞也显示内部体制的改革依然任重道远，中国的社会政治体制距离现代化的标准还有相当距离，我们的确须臾不敢放松，的确要内部加强体制改革，外部认真进行战略设计。我们不会因为成功和强大而放弃学习西方，相反我们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学习和吸收人类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并综合中国国情形成我们的制度价值观。我们不仅要在奥运会和残奥会上取得金牌榜首，更应该努力取得制度建设的金牌，特别是在保护公民个体权力和民主政治建设中更需要不懈努力，我们要作number one，不仅仅是指体育或是经济意义上的世界冠军，而是更应该成为制度建设和保护人权领域内的世界冠军。我们历史性地来到了世界历史的新长波，但是如何前行，依然要依靠我们今天的行动和改革。

2008年是中国不平凡的一年，许多重大事件都将化成历史记忆，我们的欢欣和泪水、幸福和振奋都将永远储存在我们脑海中，也将永远储存在未来中国崛起的历史画卷中。北京奥运和神州七号，将成为本年度的核心事件，深刻见证一个国家的崛起和一个文明的复兴。

谨以此文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59周年国庆，愿与国人共同励志。

德国 刘涛 于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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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中，媒体逐渐成为维护西方中心主义的核心手段之一。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和平时期的国际竞争中，相较于政治、金融、经济和科技等领域，媒体逐渐成为构建西方话语霸权、虚构自身国际道义形象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西方媒体还肩负着维护西方整体利益，遏制非西方对手，打击非西方竞争者，弱化对方道德权威和消解对方软实力的重大任务。在整个冷战的历史阶段，西方媒体的攻心战对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的裂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豪不夸张地说，西方媒体是西方世界最终取得美苏两大阵营对垒胜利的生力军。了解西方媒体的运行模式和宣传手段，对于和平崛起的中国构筑自身的话语权体系，建立自身的国际道义形象，综合维护国家利益以及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份额和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媒体进行国际宣传的重要元素和手段

（1） 掌握定义权

无论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战后发动的战争中，在冷战的高强度对峙中，还是在西方与非西方的经济体进行竞争的过程中，牢牢掌握定义权是西方媒体胜出的重要原因。首先定义己方是“民主”和“自由”的，己方是尊重“人权”的，对方必定是违反“民主”和“自由”的，是侵犯“人权”的；其次，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是“普世”的，“人人与生俱来就应该享有的”，因此侵犯这些普世原则就是违反世界和平；第三对方总是违反这些原则的，因此对方总是威胁世界和平的，己方打击对方就是维护世界和平。

根据这样的三段推论，西方世界牢固树立了心理优势，因为非西方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包括过去的苏东阵营，大多在社会发展的阶段上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无论怎样努力奋进，在“民主”和“自由”等西方推出的价值观体系上都无法在短时间内赶上西方。因此西方世界面对非西方世界时可以树立一种恒久的道德优越感，而且可以随时根据需要和掌握定义权的主动进行战争或是颠覆。伊拉克被制裁了十年，整个国家饿殍遍地，但因为价值观体系不达标，因此伊拉克即使什么不做，也威胁到了世界和平，而沙特尽管保留了君主制度，在价值观体系上更加不达标，但是定义权的掌握者却可以任意根据需要来决定打击谁和保护谁。而战争行为，明明本身是违反人权的，是反人性的，但是根据第一定义权优势，战争也可以被描述成为维护“人权”和“世界和平”。

（2) 语义的阐述权

既然掌握了第一定义权，也就掌握了语义和概念的阐释权。“民主”和“自由”既然是西方的语汇，因此任何非西方国家得到西方世界的承认就必须全盘接受西方的制度内核，完全接受西方的一切制度构建。任何国家根据本国国情探索的新民主道路和提出的新民主观在西方某些“民主”卫道士和“人权”原教旨主义者看来都是“修正主义”，是不可接受的。

因此尽管中国和俄罗斯都在朝向西方定义的现代价值观方向发展，取得的进步无法 否认，但因为中国和俄罗斯偏离了部分西方的制度元素，因此，尽管中国百般表示要和平发展，依然被西方世界认为是最大的威胁。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思维其实非常僵化：“只要中国一天不完全像我们这样，就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系统。”西方媒体运用的正是垄断的“阐释权”，我们，只有我们西方世界，才能阐释什么是“民主”，才能评判谁是“民主”，任何与我们的偏离都是威胁。

荒谬的是，西方的民主和自由是产生于西方社会文化土壤中的，西方各国根据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也发展出了不同的民主模式，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完全统一的民主模式，中国和俄罗斯的民主制度也必须从本国的社会文化土壤中生发，才能真正建立坚固稳定的民主政体。我非常欣赏张维为研究员的一句话：民主是普世价值观，但是西方民主并不是普世价值观。每个国家都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和社会文化心理环境发展出自己的民主模式。如果妄想推倒故宫或是克里姆林宫，在其地基上建立中国和俄国的白宫，那一定是世界上最不伦不类的建筑。这个道理很明白，但是世界上某些心态狭隘者或是别有用心者总是喜欢采取绝对主义来看待问题。

（3）信息的筛选

世界是复杂的，历史事件是复杂的，当代的重大事件，但凡涉及到民族冲突、宗教冲突和生活方式的冲突更是超级复杂。对复杂的事件，媒体如果不去梳理事件背后复杂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不去认真分析冲突的社会根源和各方的利益背景，只是简单地进行信息的截取、屏蔽、裁剪，最后进行信息的筛选，那么就是误导公众和误导民意。然而不幸的是，西方媒体具有控制世界话语的权力和形塑世界公众民意的庞大资源，当西方媒体对某一事件进行刻意的筛选以到达扩张西方整体利益目的之时，公众就可能被集体心理催眠，接受了完全错误的信息，或者说是接受高度扭曲、经过人为精加工的信息。更加不幸的是，几乎在全球所有重大事件中，从粮食危机、石油危机、美国次贷危机、苏丹达富尔，西方媒体完全根据本国的利益对信息进行刻意地雕琢和精心加工处理，受众最后接受到的信息与事实相距甚远。

在北约1999年进攻南斯拉夫的战争中，就充分体现了信息筛选是如何为一场空前残酷的战争提供合法化材料的。在战争前，所有欧美国家的舆论完全一边倒，断言南斯拉夫在对少数民族进行种族清洗，并提供了大量证据。整个战争宣传重点在于宣传除了战争别无其它任何手段，因为南联盟正在进行种族灭绝！事实上，的确存在着滥杀无辜的情况，但实际上是政府和叛军双方进行相互仇杀，既有塞族军警枪杀平民，也有科索沃叛军枪杀警察和塞族平民。无论哪一方施加暴力和进行血腥仇杀，都是违反人权和人道尊严的，应当同受谴责。然而西方媒体对事件的多侧面完全不闻不问，热衷于从“政治”角度和“意识形态”来思考问题，非要把欧洲最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扼杀，因此事件报道从一开始就是严重不公平的。虽然西方媒体提供的某些照片可能是真实的，但是这与“人权”的价值观念一开始就脱节，更类似一种心战攻势。西方媒体夸大南联盟的“暴行”，编造子虚乌有的“种族清洗”，同时完全屏蔽科索沃叛军的暴行。把民族间相互的冲突精心加工成为自己需要的“种族清洗”，如果西方公众哪怕当时能够听到稍微平衡一些的报道，也不会出现大多数公众支持战争的情况。

战后，当科学工作者将战争期间的报道和真实情况逐步复原的时候，我们看到信息的裁剪和筛选是多么可怕和危险，它足已调动公民的战争意识和国家的战争动员能力，但却严重扭曲了事件的整体真相和不同的侧面。大多数支持战争的公众都是因为受到媒体影响，认为必须为了“人权”和“解救科索沃人民”而不得不发动这场“人道主义战争”，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义！不要说科索沃叛军对塞族进行的报复和杀戮，即使是北约的战争本身就是极端残酷和违反人道主义的，但是人们又能在战争期间看到多少平民被杀害的镜头呢？信息筛选就是这样，可以让受众看到一部分真实，但是剩下没有看到的部分恰恰可能颠覆你对事件整体的看法。就如瞎子摸象一样，摸到象腿就以为这是大象的形状，媒体操纵舆论到这样的地步是何其可悲！

（4）虚假信息和欺骗

除了信息筛选和屏蔽以外，提供虚假信息并进行欺骗宣传是部分西方媒体惯用的伎俩。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一位名叫娜耶热赫的科威特少女在美国国会的人权委员会作证说伊拉克士兵将几百个婴儿从育婴箱中拿出来，将婴儿活活摔死，这样的证词立即激起了美国全国的民愤，成为战争的催化剂，这就是有名的“育婴箱”事件。但战后证明这是一条彻头彻尾伪造的信息，作证的少女是科威特驻美国大使的女儿，她早就与美国的游说公司达成协议。1999年的北约针对南联盟的战争中，一条著名的消息“南联盟境内发现万人坑”广为流传，为的是证明战争的合法性，但这也是一条造假的消息，没有迹象显示南联盟实行过“种族清洗”。第二次海湾战争期间的“大规模杀伤武器”最终也被证明是一条惊天谎言。

虚假信息和欺骗绝对不是西方媒体单一的个案，在战争中，双方提供虚假信息都是最经常运用的手段。然而，南联盟和伊拉克是弱者，其提供的虚假信息只能用于动员国内民众，进行内部动员，远远不足以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影响，而文化符号的强势者 —— 西方媒体，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在世界范围内传递假信息，误导世界公众，欺骗世界舆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心理暗示和催眠，以有效地调动各种力量对弱势敌方进行打击。不要以为欺骗宣传仅仅存在于战争时期，在和平时期，我们也会接受到大量有意散布的虚假信息，比如关于人民币升值，资本金融市场开放，美国金融危机等重大世界经济事件中，频频传出的虚假信息都是国际心战的一部分。

（5）照片的运用

照片的运用是最能煽动公众情绪的手段，对照片进行剪裁和精加工可以根据需要对公众情绪进行高强度的心理暗示，使得公众情绪随着操纵者的期待而发生变化。一张照片，当我们看到其中一部分可能是一种情绪，如果看到周围的环境和场景我们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情绪，如果告诉这张照片的背景知识我们恐怕又会产生截然相反的情绪。公众究竟看到哪一部分，究竟知道多少背景知识，决定了公众在何种程度上了解真相还是被媒体操纵。

比如在西藏骚乱事件中，德国图片报展示了一群被按倒在地的喇嘛的照片，喇嘛的上方只能看见几双手，西方公众看了这张照片后会自然得出结论，这是中国政府在镇*压*和平僧侣，这正是媒体操纵者所期待的宣传效果。如果把照片完全复原，就会发现这张照片上方按倒喇嘛僧侣者居然不是中国人，而是皮肤黝黑、戴着尼泊尔警帽的尼泊尔警察！如果能把照片周围流亡藏人暴力攻击中国领事馆的场景放入一张更大的照片中，公众会得出完全相反的印象和结论。

更加高明的是北约在1999年针对南联盟发动的战争开始以后，西方各个电视台都反复播放一个场景，那就是大量科索沃男女老幼的难民离开故土的镜头，场面极其震撼，暗示人们发生了人道主义灾难，这幅场景立即成为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然而报刊和杂志并没有对这张照片的背景知识作出深入介绍：究竟是北约的轰炸导致了科索沃难民的流离失所，背景离乡，还是南联盟的种族清洗导致了这么多难民逃亡？这是具有致命意义的盲点，如果背景资料完全的话，人们完全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去反对战争和认识到战争的残酷，然而没有任何背景知识的情况下，大多数公众被彻底催眠了，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扩大攻击战争才能挽救科索沃人民于水火之中，由此可见运用照片操纵舆论是现代心理催眠术的核心手段。

（6）信息的非对称性

由于新闻记者掌握大量不同侧面的信息，而普通公众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对每条新闻进行严格核查，同时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越来越缺乏耐心去考察信息的真实来源，公众越来越倾向于不加批判地接受一切获取的信息，这就提供给媒体操纵民意的巨大空间。笔者称新闻专职记者和普通公众之间的信息差距为信息的非对称性，这样的信息非对称性在特定时代，比如在战争期间可能是致命的，它可以在短时期内调动民意结构来支持一场非法战争，通过媒体的介入来最大程度合法化本来是非法的侵略。许多西方国家公众认为自己生活在自由民主的政体之下，生活在新闻自由的社会，因此从来没有意识到被蓄意心理暗示和欺骗的可能，这就形成了民主社会中的低度反省思考能力的怪象。

（7）信息的时效性

西方部分媒体本身的确也具有反思能力和反省精神，比如在北约进攻南联盟战争的两年之后，笔者在德国国家一台看到一个节目，深刻反省了科索沃战争前许多媒体裁减和筛选镜头带来对整个事件的认知误差。不少非政府组织成员包括红十字协会的成员非常公正地指出当时南联盟并没有进行种族清洗，更没有万人坑事件，而且科索沃的叛军利用了西方媒体的支持，也肆无忌惮地实施了很多暴行。因此公正地看待整个事件是双方都在进行报复式仇杀，而决非一方“正义”、一方“邪恶”那么简单，类似这样的对战争的反思和再思考在战后总会在一些西方国家的媒体上演。

有人会说，这充分体现了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然而，这才正是最可悲的一点：战争时期，所有媒体进行同一种声音的媒体闪电战，因此已经完成了预想的效果，当战争结束后，根据新闻的时效性原则，该题目很快被公众淡忘，时间是最好的遗忘剂，也是淡化媒体操纵的最佳手段。当反思以不成比例的微弱声音在电视里播放的时候，或是在报纸上一个不起眼的版面、或者在报纸上一块豆腐干大的地方进行战争反思报道时，无论如何，都时过境迁了，没有多少人会看到或是读到这条消息，即使偶然看到或是读到，真正感兴趣的人也不会太多，新闻和信息一旦过了时效期，之后的反思或是反省都不会起到什么作用。

对比战争期间扭曲信息的超级放大，以及战后微弱的反思声音，除了刻意显示西方社会是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以外，不会有任何实质意义，因为战争期间的声音早就通过传媒深深刻入人们的集体记忆中，任何对真相的追求只能是有由少部分科学工作者和探索真相者完成，对大众舆论不会有什么影响了。

以上讨论了西方媒体主导世界舆论的一些重要手段和核心元素，这非常有助于我们加强对西方世界主导话语权的认识。由此笔者得出的结论是，西方世界已经通过其全球媒体广泛地构建了自己的霸权语言体系，这样的霸权主义体系笔者称之为信息霸权主义。信息霸权主义是除了政治霸权、金融霸权和经济霸权之外重要的支配关系体现形式，其归根结底还是要通过信息的垄断以及掌握信息的定义权和阐释权实现对世界的权力支配。信息霸权主义者刻意利用信息优势不费吹灰之力建立起虚构的“真实”，在全球范围内对公众进行疲劳轰炸式报道和深度心理暗示，通过全球范围内的移动心理催眠来调动民意结构的支持，同时降低公众理性反应能力和判断能力。通过霸权的信息优势剥夺弱者的反抗和申辩能力，将弱者固化为政治和文化上的野蛮者形象，同时为强者军事或文化入侵弱势国家奠定基础。

当前，中国作为新兴世界大国在崛起，与此同时，西方媒介构筑的信息霸权主义将是西方世界构筑敌人形象、建立反华联盟的最重要力量。信息霸权主义不仅垄断对西方主流民意的塑造，而且直接阻碍着中国和西方民众的交流和理性沟通。信息霸权主义归根结底在于要让非西方的竞争者失去在国际社会理性讨论和理性发出自己声音的可能，并最大限度服务于西方榨取世界政治、经济、金融、能源、原材料等利益之目的。

但是随着中国崛起和南方跃升，信息霸权主义和对话语权的垄断也越来越难以为继，中国必将随着综合国力提升的历史进程加深对话语权和信息平等的深刻理解，而且必将要求平等的话语权份额和信息平等权。我们每加深融入世界体系一步，就越发深刻认识到全球的不平等决非仅仅是经济的不平等，我们处在一个方方面面都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中。中国崛起，注定是不平凡的历史进程，也必将填平信息和话语权的不平等鸿沟。

（备注：作者刘涛 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经在阅微堂上发表了中国崛起策系列文章，并根据网络发表文章改编出版了《中国崛起策》一书。如果引用《中国崛起策》文章段落和观点请注明原始出处和作者姓名。)

© zhiqiang for 阅微堂, 2008. | 链接 | 24 条评论

勒庞指出，在大众的群聚之中，随着集会人数的剧增，人群的平均智力也在不断下降，无论是受过高度教育的民众，还是教育程度较低的民众，也无论是各种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身份的参与者，在一场大众运动中，人群的智力特别是思考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分析能力直线下降，反而是激情的演讲、精巧的暗示、耸人听闻的流言、强有力但是却缺乏逻辑分析的语言能够占据上风。

勒庞发现，在群众的集体运动中，人们惯用的语言是“我们”、“他们”、“同志们”和“敌人”等带有集体归属的词语，而较少使用“我”、“你”等单数词语，当个体融化到集体大众中的时候，个人的理性、权利和义务意识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集体的名义而为所欲为。在大众的群聚中，消息的真假从来都是无关紧要的，消息的来源也是无需考察的，理性思考是完全多余的，关键在于能否煽动和激发起一种集体情绪和集体无意识，这样的情绪或许是愤怒、或许是高峰情绪体验、或许是崇高理想的支配，在大众的集体狂怒和集体欣喜中，任何非理性的暴力活动都可能产生。因为对别人生命财产的任意支配和剥夺在平时是不敢想象的，但是在一场暴众运动中却有可能因为人数的众多和匿名性而使得参与者缺乏权利和义务的公民意识而无所顾忌。

塔德是这样分析群众运动中的群众心理的：“不管他们在个体来源和其他方面有何不同，群氓都具有某些共同特征。这些特征包括非常的偏执、可怕的敏感、荒唐的自大和极度的不负责任，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过分自负，过分狂热。对群氓来说，在恐惧和兴奋、‘万岁……’与‘打倒……’的呼喊之间没有任何中庸之道”(塔德1910)。 勒庞则指出在群众运动中平均智力下降的“均质”现象，甚至是善于理性思考或是逻辑推理的个人，只要他在现场的大众运动中完全被现场的气氛所主导和牵引，他的智力就会下降到平均的低智力水平。

在欧洲历史上大规模聚集的群众运动中，比如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露天广场上处死异教徒的公开审判，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专政时期，都体现了人类社会共有的大众心理特征：当一个流言传播的时候，尽管其未经任何验证，它却可以树立“敌人”的观念，加强了一个均质群体的集体恐惧感和对敌人憎恨而带来的同仇敌忾，这时候，人群的暴力就不受任何理性思考和逻辑思维的约束，只要树立起“异教徒”或是“犹太人”的可怕形象和妖魔想象，那么任何针对这些人群的残酷暴力活动在一场大众运动中都可能得到超级的追捧和大众狂热的支持。即使是在当代，不久前在西班牙南部还爆发过本地居民集体围殴和追打迫害外国人的事件，可见对大众运动的大众心理行为研究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勒庞指出，在大众运动中，群众的意识有时会漫无目的地漂游，并受到暗示的操纵和牵引，当流言传开的时候，理性可能告诉我们这是谎言或是非真实的描述，但是不受制约的激情让我们彻底丧失了理性判断能力和批判能力：“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群体对这个事实却视若无睹，把歪曲性的想象力所引起的幻觉和真实事件混为一谈。群体很少对主观和客观加以区分。它把头脑中产生的景象也当做现实，尽管这个景象同观察到的事实几乎总是只有微乎其微的关系……群体中的某个人对真相的第一次歪曲，是传染性暗示过程的起点。耶路撒冷墙上的圣乔治出现在所有十字军官兵面前，在场的人中肯定有个人首先感觉到了他的存在。在暗示和相互传染的推动下，一个人编造的奇迹，立刻就会被所有的人接受”（勒庞 1963）。

大众心理在群体运动中的运行轨迹可能是随着一个接一个的流言而无意识地漫游，也可能是接受了暗示和催眠后被一双无形的手进行操纵，当然也可能是一些高智商的魅力型领袖对大众进行魔力催眠，将群众运动引向狂热的暴力或是疯狂的崇拜之中，这当中，领袖人物有意识地对大众心理进行的催眠和操纵更加接近现代媒体对民众心理控制的手段和机制。勒庞总结了那些在群众运动中的天才演说家必须具备的演说技巧：群体因为在大众的运动中期待着激情的宣泄以及对“敌人”和“我们”的清晰划分，因此演说家必须出言不逊，信誓旦旦，夸大其辞，同时演说必须坚强有力，言之凿凿，并不断重复一些激烈但又是简单的词语。而演说家切忌以说理的方式进行演讲，一旦使用科学逻辑的语言和分析推理的方式，演讲者就可能被期待激情宣讲的听众轰下讲台（试比较勒庞1963）。

因此在领袖和大众的群体互动中，信息可能是精心过滤和操纵的结果。希特勒的演说词在一个正常人独处阅读的时候很可能被认为是一堆疯人疯语，在一个科学家的眼里更是缺乏逻辑推理和分析论证，是一堆劣质的煽动材料，但是在激情的大众运动中，这样的演说反而能激起大众千百倍的能量去实现领袖可怕的权力欲望。在希特勒狂热的演讲中，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合理”，什么是“谣言”，什么是“理性”，什么是“疯狂”都变得不重要了，关键在于通过对大众的谣言传播和心理暗示，辅之以领袖的心理催眠和魔力引导，人群已经成为无意识的暴众，可以任意去迫害犹太人和其他民族，实现纳粹党的社会动员计划。没有人会去问“犹太人是否是无辜的？”，没有人会去思考“我们的领袖是否是疯子？”，没有人会去质疑“纳粹党的宣传是否是真实？”，于是大众的平均智力被有意识的暗示和催眠利用了。

在现代媒体出现在人类社会生活以后，对大众心理的引导和操纵发生了数量上的变化，法国社会学家塞奇 • 莫斯科维奇区分了两种不同的信息受众，一是一级群体，指的是面对面的情况下在一场大众运动中接收信息的受众，例如在广场、看台、操场周围群聚的大众；第二则是次级群体，指的是现代媒体比如收音机、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等信息手段传播的受众，但是支配人们信息获取渠道的内在逻辑仍然与前现代化的社会有着类似之处，心理手段的暗示和催眠依然广泛存在，只是受众数量发生了激增，塔德描述到：“通过每次变化，一个总体规律的轮廓显示出来了，这一规律表明了领袖人数与其追随者人数之间不断加大的差异。例如，在古代，一个拥有2000名市民的城镇可能由20位演讲者或氏族领袖所统治，其比例是1:100。而现在，只要20位热心的或现成的新闻记者，他们就能统治多达4000万市民（指的是4000万法国人口）。这个比例是1:200000” （塔德1895）。

随着现代传媒的出现，人们可以不再去公共场所或是露天广场接受信息，可以在家里安静地阅读报刊杂志，也可以独自在家里收听广播和看电视，大众运动的激情减少了，人类的理性自觉可能增加了，但是反过来讲，大众媒体的煽动和远距离操纵和催眠的可能性也增加了。如果大众媒体传播的是虚假信息或是经过严格过滤和精心暗示的信息，就有可能把千千万万分散在不同家庭的受众激发起来，成为无需聚集在一起的大众运动或是非理性激情。公众舆论可能是一种正面的对客观事物的看法和民意结构的反映，但也极有可能为远距离的催眠和煽动所操纵，形成远远超过前现代化社会大众运动集合的破坏力。现代传播媒介由于其广覆盖性，极有可能成为野心家动员大众、煽动仇恨和进行精巧心理控制的工具。希特勒的纳粹党正是通过广播而完成了在全德国范围内的远距离催眠和心理控制，实现了前现代时期难以实现的在广大范围内迅速的人群动员，将德国推向了战争的灾难。塔德精彩地描述到：“单靠口才，只有几百或几千名听众可以接受催眠；靠手写的书本，接受催眠的人数远远超过几百或几千人；现在靠报纸，难以计数的人即使远在千里之外也会被深深吸引。”（塔德1895）

莫斯科维奇指出，现代的媒体编织出一道精密的网状结构，密不透风地对公众和民意产生巨大的影响，在现代媒体的巨大力量前，公众往往把接受到的信息不加思考地视为“真实”或是“理所当然”，而较少地去对媒体中的新闻真实程度和消息来源进行批判性的质疑。在这样的情况下，大众媒体可以完全操纵民众的情绪。莫斯科维奇认为，真正能够煽动公众情绪的是耸人听闻和震撼人心的消息，这样的消息可以成为媒体在市场中生存的捷径，然而，媒体操纵的精巧程度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真正唤醒公众并给它行动机会的方法是激起它的仇恨。向它展示一份美味佳肴——一个让人讨厌和反感的对象——就等于让它自由地发泄它潜在的破坏力和侵略性，这些破坏力和侵略性似乎一触即发。这就意味着，把它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对手身上（不管对手是人还是思想）是指挥和领导它的最可靠的方法。因为时事评论员对此了如指掌，因此他们总是毫不犹豫、不择手段地利用这一情感，因此也就有了塔德的陈述：‘在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辩解都不会像诽谤那样成功’。”（塔德1910）。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前动员中，媒体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动员和煽动仇恨的作用，在媒体推波助澜的心理暗示和催眠下，人群极易陷入一种道德崇高和身处世界中心的感觉，他们会简单地认为：敌人是“邪恶”的，是一群“撒旦恶魔”，是必须被消灭的。在交战各国的首都，人们因为自己的国籍身份的归属而产生截然相反的观点，但却处于相同的人类激情和疯狂之下。在维也纳和柏林，人们激情地游行反对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的魔鬼；在伦敦、巴黎和莫斯科，人们处在同样的激情和高峰体验下，只不过他们要反对的则是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魔鬼。即使是理性的知识分子，这时候也选边站，比如德国的学者发誓再也不去英国，英国的音乐家发誓再也不听“魔鬼之邦”的音乐，人类的理性和理智真的很脆弱，而疯狂和集体狂热意识则是极易被催眠激化的。世界大战中只有少数知识分子能够拨开迷雾，不被媒体的催眠和暗示以及民族主义狂热所迷惑，比如罗曼•罗兰坚持反战，但这样的学者真是少之又少（试比较邵滨鸿2004）。

千万不要以为二战中的宣传是纳粹德国的专利品，也不要认为只有共产党国家才会进行宣传，事实上，英国、美国等所谓民主国家所进行的宣传决不亚于其它政体。在民主政体下，无论是早期的一战、二战，还是在二战后的当代历史发展时期，所谓自由民主国家对媒体的操纵更加隐性化、隐蔽化。事实上，媒体通过对公众民意进行心理操纵，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西方的利益，不断策动颜色*革*命，颠覆别国内政，扶植亲西方的政权，并最终实现对别国的利益控制，已经成为西方世界心照不宣的话语武器。一个通常的疑问则是：西方世界是民主国家，国内具有健全的权力分化体制，公民权也基本得到保障，媒体则是从属于立法、行政、司法以外的第四权，甚至被冠以“无冕之王”的美誉，那么我们该怎样理解西方媒体的宣传功能呢？

事实上，由于现代民主和法治体制的确立，西方国家媒体在国内报道中，应该说其作用多为正面的，媒体可以相对客观地传递本国的信息、传递符合其社会本身价值观的信息、展开公众讨论等，但是相对于其它社会系统如司法、教育和科学等系统而言，媒体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没有完全实现功能分化的系统，其内部的独立操作还是受到市场机制以及国家利益的影响，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对媒体系统有很强的形塑功能，因此媒体只是一个部分独立的系统，其系统分化功能明显弱于其它系统。但是相对的独立操作却为媒体赢得了很大的声誉，仿佛媒体是完全独立运作的。因此在中西媒体之间的争论战中，西方媒体经常运用“国营的中国媒体”或是“国家控制的中国媒体” 等词语，其实这就是一种精巧的心理暗示和魔力催眠，然而却巧妙地掩盖了复杂的社会层面：一是西方媒体并非如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完全独立运作，其中媒体市场、公众舆论和政治市场完全在影响媒体操作，这样的事实被巧妙地掩盖了；二是中国经过三十年的市场改革，媒体观点早就非常多元，虽然国家的控制依然存在，但是市场化的运作和公共观点的兴起让中国媒体的运作模式早就不同于党控制一切的毛时代；三是通过“国营”和“国家控制”这样的暗示词语转移了对话题和事件真相的追求，事实上国营媒体也会说真话，自由民主媒体也会进行“宣传”，甚至散布谎言，但是通过语言的巧妙转换，西方公众在读到报道的第一句话时就被催眠了，他们会下意识地思考：“中国媒体是国营的，因此报导是不实的；我们的媒体是独立的，报道当然是真实的”，谁会去辨别话语中的暗示和操纵？

同理，面对中国公众质疑西方媒体造假的愤怒情绪，西方媒体将其描述为 “中国政府操纵的公众舆论”，通过这样一个极为巧妙的语言暗示，西方媒体顺利地消解了中国民众的任何公共舆论，转移了对事件本身真相的探讨，通过心理催眠让西方公众瞬间相信了自己媒体的宣传。在这样的大众心理催眠中，中国13亿人口中不同个体的观点以及新兴的公民社会多元的思想完全被有意识的抑制了，只要一句“中国政府操纵”就可以将所有中国人的观点扼杀和歪曲。

因而，如果说西方媒体对于本国事务还能相对客观公正地进行信息传递的话，在对于国外特别是非西方社会的报道中，媒体对舆论有意识的暗示和操纵就成为了家常便饭。这样的暗示和心理催眠不仅针对本国民众，也直接针对非西方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受众。在对本国民众的宣传中，要树立的是“我们”或是“西方文明”的优越感，在某些情况下要建构出对方“野蛮”、“妖魔”的“敌人”形象，通过心理暗示树立起西方民众对其它国家强烈的偏见和敌意，在全球化时代就可以顺利引导西方消费者的倾向：通过西方民众对一国的强烈憎恶之情来减少西方消费者对竞争者产品的购买，从而达到保护西方经济产业和打击竞争者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的效果。而针对非西方国家的战略宣传和心理暗示则有更加重要的目的，那就是争取让别国民众的思想完全随着西方媒体的心理暗示和心理催眠而转动，从而达到自动解除别国思想武装的目的，一旦时机成熟，就毫不犹豫地策动颜色革命，扶持亲西方的政府上台，最大程度上推广西方世界的利益。

德国媒体学家Peter Hahne认为，西方媒体对公共舆论的操纵往往分为几个步骤，一是制造恐惧气氛，比如先故意在媒体大造舆论，断言中国即将超过西方，中国产品将席卷全球，中国非民主的制度携带经济成功将威胁到西方制度的生存等等，有意识地创造出耸动的“敌人”观念，却有意忽视了中国崛起为西方带来的巨大机会和市场繁荣；二是扩散这种非理性的恐惧和敌视感觉，通过媒体群起的轰炸报道和对视觉、感觉、听觉和知觉的狂轰滥炸，在短时间内树立起信息屏蔽的长城，降低公众的判断力、分析力和理性思考能力，一个非西方国家在短时间内就可能从一个正常国家变成一个野蛮国家；三是掩盖事实真相，或者只报导事情真相的一半或是百分之十，但是扭曲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四是运用概念占据荧屏和报刊，当“民主”、“自由”、“人权”的概念失去了内在基本含义而形成概念重复和概念“通货膨胀”时，概念本身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能够运用这样的概念妖魔化对方；五是制造同一种声音和“一言堂”，在西藏事件的信息大战中西方媒体有意地维护一种声音而屏蔽不同的声音，让心理暗示的效果达到最强化，让人们的理智最小化和最弱化；六是头条效应，长时间将丑化报道配合耸人听闻的题目放在新闻和报刊头条，加强宣传效果；七是提供虚假信息，当真实的事件不足以达到渲染对方的“野蛮”和“残暴”的时候，制造大量虚假的新闻，蓄意欺骗受众，就成为可能的手段。在信息战中，关键是信息量的庞大和快捷，以及目的性和效果性，而真实性完全退居其次；八是掩盖真实意图，谈论的可能是“侵犯人权”和“关注人权”，真实意图则是颠覆别国，图谋不轨。

在西方媒体长期垄断世界新闻来源和新闻报导的情况下，西方媒体不仅可能实现对本国民众的暗示和心理催眠，也可能对别国受众进行暗示和催眠，争取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更有可能实现全球范围的虚假信息构建和全球心理操纵。尤其是在西方媒体组成的国际媒体和国际信息来源中，西方世界俨然成为世界话语权的主宰，可以主导世界舆论。尤其通过今年三一四拉*萨*骚*乱事件来看，西方世界的确具有全球舆论的主导优势，可以在短时间内将一个国家信誉彻底损毁，通过摧毁一国国际形象来摧毁其物质形态的力量，这是大众媒体对大众心理巧妙操纵的最高阶段。如果中国不能深刻认识到这其中至关重要的意义，不能在全球媒体战中逐步建立自己的话语权体系，我们就会在中国崛起道路上陷入严重困境。一些虚假的信息，一些巧妙的心理暗示，一些精密的大众催眠术，就可能让中国转瞬间成为支持缅甸和津巴布韦的“独*裁*暴*政”的后台势力，并把中国描述成为支持苏丹的种族*灭*绝，这样恶劣的指控当然会损害中国的国际道义形象和国际观感，进而可能引起多国公众对中国的反感，甚至引发对中国产品进行抵制。在这里，心理战从言词开始，到打击中国实质的物质形态的力量为结束。这就是我们说的软实力的薄弱最终导致硬实力的损害。

西方媒体操纵大众心理的舆论战和心理战已经成为中国崛起道路上一个不能忽视的重大议题，继续无视这个议题，将对中国现代化带来严重的后果。下一篇将继续分析西方媒体在国际心理战中的手段，并最终将提出一系列提升中国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能力的建言。

参考文献

1. （法国）塞奇·莫斯科维奇 ：《群氓的时代》，许列民 薛丹云 李继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
2. （法国）Le Bon, Gustave：La Psychologie des foules (勒庞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Paris: PUF, 1963
3. （法国）Tarde, G.：L’Opinion et la foule (塔德 《大众的观点》)。Paris: Alcan， 1910
4. （德国）Hahne, Peter,： Die Macht der Manipulation (《操纵的权力》)，Neuhausen-Stuttgart: Hänssler, 1986
5. 邵滨鸿：《国际冲突与大众媒体》，登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4期

（备注：作者刘涛 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经在阅微堂上发表了中国崛起策系列文章，并根据网络发表文章改编出版了《中国崛起策》一书。如果引用《中国崛起策》文章段落和观点请注明原始出处和作者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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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摘录自马克思《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著名的美籍巴勒斯坦学者萨义德在其成名作《东方学》一书的开头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描述殖民主义者心态的传神之语，用来描述东方和西方的不平等关系：“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在早期殖民者对于非西方世界的看法中，东方作为相对于西方的定型化的“他者”形象并不具备主体的认识能力，东方人作为理性西方人的对立面，不仅不能对世界进行理性全面的阐释，也不具备理性认识和阐述自身文化的能力，因此他们是“失语者”，在知识和智力上都无法成为完整和正常的人，因此他们没有表达能力，更谈不上话语的构建，他们关于本身文化的认识必须经过西方的构建，才能被人类社会普遍接受。因此东方并不是一个主体，西方对东方的认识并不是建立在东方本体论的基础之上，东方人更不具有主体位格，因此东方人说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西方人说什么才算数；东方人在思考什么可以忽略不计，关键是西方人是如何思考的，才可以代表普世的看法；东方人的呐喊、愤怒和内心的感受并不重要，而西方人的情绪和情感才能真正代表世界的主流情绪（萨义德 1999）。

萨义德从小生活在巴勒斯坦，祖国的悲惨遭遇和民族空前的灾难让萨义德的内心充满着苦痛，他在美国学习了西方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后，逐步吸收了意大利政治学家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和法国社会学家福柯关于“知识—权力—支配关系”的理论，创建了关于东方主义的庞大理论体系。葛兰西属于欧洲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提出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依赖的不仅是暴力革命，而是更依赖于在精神层面上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后者在未来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因为资产阶级对社会的统治和合法性的来源随着社会文明的推进越来越不依赖于简单的暴力统治和暴力镇压，而是逐渐依赖于一整套文化意义上的，对社会主流观念的塑造、引导和支配，通过精神文化的深入人心和心灵意义上的文明“教化”，资产阶级实现了文化霸权，被统治者在主流文化和主流观念的控制下，逐渐完成了反抗弱化和对统治阶层认同的过程。因此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以及颠覆统治阶层的文化霸权，是无产阶级面临的新任务(Gramsci 1971)。

应该说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是20世纪初期的理论，这样的理论和单纯的阶级观点并不完全适用于解释今天的社会。今天社会的多元化和阶级关系的弱化使得“阶级斗争”和“文化斗争”这些具有张力的词汇含有过多早期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色彩，因此对于葛兰西的理论进行批判性吸收是比较合理的选择。相比较而言，福柯关于社会精英通过话语主导而实现话语权的制定以及深层次的社会控制和社会支配具有更深刻的认识论意义。在福柯的观点中，各种社会边缘群体是话语权的“弱者”，而话语权的定义者则通过一系列话语机制和定义主导权实现了对他们的牢固控制。难以想象的是，在主流话语语境的压迫下，弱小团体是多么无助，是陷入怎样深刻的压迫感中，是怎样在话语强权中被迫“失语”，成为现代文明机制中的被压迫者。萨义德正是吸收了福柯“知识就是权力”、“话语主导可以实现支配”以及葛兰西“文化霸权”和“文化主导权”的观点，并且借鉴了福柯进行考古学和谱系学研究的方法手段，进行了丰富的文献考察和文本研究，从而提出了东方主义的观点。关于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研究进而被称为东方学(萨义德1999；Gramsci 1971；福柯 2006)。

东方主义，说白了就是西方如何通过自身的想象、认知、剪裁和一系列的过滤机制，进而按照自身的需要构建出来的关于东方社会、文化、政治、宗教、民俗和人民的整体看法。通过对东方的想象和构建，西方将东方视为一个定型化的“客体”和“他者”，也就是通过建构“东方”来界定“西方”本身的存在和本位文化。正因为东方的存在，才有了“西方”这一说，正因为有了“东方文化”、“东方文明”这样的对立面，才能树立牢固的“西方文化”、“西方文明”的概念范围。进一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西方关于东方的认知加强了其本身的认同感和本位文化的身份确定。萨义德在大量西方文献关于东方的描述中（特别是早期西方人来到东方后的游记、传记、旅行日志和文学作品以及宗教典籍中关于东方的描述），发现了西方在对东方的描述中往往存在着一种猎奇的“赏玩”心态：东方遍地是黄金和珍宝，东方的集市上充满着香料的味道，东方的文化充满着神秘和异国情调，东方宛如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中一样蒙着神秘的面纱；但是东方人又是非理性的，野蛮的，不具有正常人的知识和智觉，东方人蠢笨、无见识而又不懂得逻辑思维，东方的君主残暴而又无德，东方的社会管理混乱，东方是肮脏、混乱和无序的，在那片辽阔神秘的土地上居住的是一群异教徒 （萨义德 1999)。

萨义德在早期的典籍中所指涉的东方指的是今天土耳其经过阿拉伯国家到伊朗这片土地，在欧洲语言中，orient指的正是这一片地区，而不包含中国和印度。在萨义德后期的作品中，他将东方的范围加以扩大，进而涵盖了东亚和南亚的文明。其实我们今天地理和文化意义上的概念比如“东方”以及“近东”、“中东”和“远东”的看法正是以西方的视角来观察东方的结果：根据距离欧洲的远近，不同的区域被分成不同类别，“近东”是指距离欧洲最近的地区，比如土耳其；“远东”则是指距离欧洲最远的地区，比如中日韩。西方描述的东方其实不是真正的东方，也不是东方人自己认识的东方，而是西方构建和创造的想象中的东方，通过一系列的对立性的二元区分比如东方/西方、我们/他们、文明/野蛮、高尚/低下、基督徒/异教徒、理性/非理性、进步/落后等，西方树立了一个不同于自身、非我族类的“他者”形象，正因为这个“他者”的野蛮和无教养才能更加衬托出“我们”（西方）的文明和教养，正是通过这个他者的非理性才能衬托出西方的理性，正是因为这个他者的落后和低下才能衬托出西方的先进和高尚。“东方”的存在正是“西方”的对立面，正是构建了这个非我族类的全面落后和不道德的野蛮人形象，才能衬托出本位文明的永恒的优越感和道德感。而在殖民主义扩张的时期，对东方异国情调和财富的描述刺激了西方向东方和其他非西方区域扩张的过程，而西方认知构造的东方“野蛮落后”的形象也为西方的扩张提供了道义上的基础，先进征服野蛮，文明征服落后，这正是一种攻势文化和强势文化的逻辑（萨义德 1999)。

随着全球殖民主义的扩张和掠夺，“船坚炮利”固化了西方的优越感和文明中心主义，西方进而剥夺了非西方文明对自己文化和文明表述的权力，东方在西方持续的文化霸权下失去了文化自信心，东方的知识分子在对本国文化历史的构建、艺术创造、审美情趣和学术研究中出现了迎合西方中心主义的趋势。当创造并不是为艺术本身而创造，当一个民族不能按照本位的立场诉说自己的历史，而一切是为了迎合强者的思维习惯和思维逻辑的时候，东方主义就深刻展示出一种文化和话语权背后的权力关系。文化的霸权、对于东方彻底的“客体化”和“定型化”以及东方知识分子的自身失语和在殖民主义文化的语境之中的自身迷失，无非是体现了福柯的“知识—话语权—支配关系”的社会规律。在西方的东方主义的视觉中，东方是“客体”，而不具有“主体”地位，东方人也被异化成为“客体”，他们是无知、无识和让（西方）人无法理解的一群。“他们”就是“他们”，永远无法成为“我们”。通过人为的、主观的、以及西方所需的构建过程，西方完成了对东方的异化、物化和客体化。东方人在乎西方人怎么看待他们，而西方人并不在乎东方人怎么看待他们；东方人重视西方人的观点，而西方人并不在乎东方人的言说，这归根结底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支配关系，它产生于西方扩张和殖民的整个历史过程，并且随着西方在全球取得支配的优势地位而定型了一种全面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内在的支配逻辑（萨义德 1999, 2006)。

今天，尽管殖民主义的统治已经结束了三十多年，世界经济的重心逐步随着东亚的崛起而从大西洋两岸转向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正在改变世界权力的对比关系，并将深刻形塑未来世界的新兴权力格局。但是支配了这个世界400多年的逻辑并不会在短期内完全改变，世界话语和文化的霸权垄断者并不会就此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殖民主义的结束和世界政治经济权重的相对变化甚至会在某一段时间更加刺激话语权支配者的紧迫感，以话语权和道德高地的优势作为压迫新兴大国崛起的重要工具，从这个角度来分析2008年的西藏问题和圣火传递才能更好地把握当前世界格局演进中的规律。

II 话语权扭曲下的“香格里拉”神话

初次到国外来留学的中国留学生都会在不同场合下面临“西藏困境”，或是在与朋友、同事聊天中，或是在路上、火车上都常常会有人突然发难：“为什么中国侵略西藏？”“为什么中国灭绝西藏的文化，摧毁西藏的寺庙、信仰和语言？”初次被责问的国人通常会感到困惑不解，而当我们试图为我国的西藏政策辩解，指出我们对西藏每年都有大量的财政投入和财政补贴的时候，回答可能更加生硬：“那是你们试图殖民西藏。”如果我们指出国家努力提高西藏人民生活水平，投入大量人力物资建设青藏铁路，我们可能得到的回答是“那是中国试图加强对西藏政治经济的控制，中国试图将西藏人在当地变成少数民族，而使得中国人（汉人）占据多数。”有过几次这样的遭遇后，我们就会发觉西藏问题自身是一个怪圈，是一个自成体系的话语陷阱。按照西方世界通常对西藏的描述，那是一个世外桃源，是“香格里拉”，是中国人在1951年入侵西藏，破坏了西藏的文明和文化，根据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一方的说法，那就是中国在西藏实施了“文化灭绝”和“种族灭绝”。作为地球村的文明成员、文化的捍卫者 — 也就是西方国家，有义务关注西藏问题，并阻止中国在西藏的文化毁灭。每个中国人听到这些观点，都会非常愤怒，也会非常痛心疾首，然而奇怪的是，为什么这样的言论能够在西方社会成为主流，为什么在一个号称民主自由、信息索取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社会，能够允许这样的弥天大谎成为主流信息？

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一是西藏问题本身极其复杂，有着复杂的社会、民族和宗教等因素，存在历史上的冲突和缺憾，因此一个复杂面向的问题是很难用简单的化约来完全分析清楚的。西方在西藏问题上完全倒向海外流亡藏人和达赖一方，与西方的反共情结是紧密相连的，既然达赖是共产党中国的敌人，自然容易被反华人士和某些战略家奉为上宾；二是人类普遍具有高山情结和对神秘文化的崇拜，尤其是在进入后现代主义的西方，在物质主义的冲击和传统宗教灵性低落的情况下，民众容易对东方的神秘文化或是和平的佛教文化产生兴趣，而达赖一方精心包装的藏传佛教文化迎合了传统的“猎奇心理”和“赏玩心理”，很容易引起西方民众的兴趣；三是达赖精心将自己打造成一个和平大师，言必谈“和平”、“人权”、“民主”、“环保”等符合西方施主口味的普世理念，且能巧妙地将藏传佛教与这些后现代理念结合起来，并结合自己在西方奔走多年练就的“民主风度”和“迷人微笑”，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以弱抗强的和平抗议者和心灵大师，因此在西方倍受欢迎，参与了与西方话语权的共同构造。

然而以上几点并不能回答这样几个关键性的问题：是什么导致了“西藏问题”的根本性颠倒错乱？是什么导致了对旧西藏的严重扭曲的选择性描述？是什么促成了一个人为构建的、其实从来没有存在过的“香格里拉”？是什么导致严重的选择性失忆，残暴的农奴制不见了，乌拉的差役不见，喇嘛阶层的神权政治不见了，葛夏政府的横征暴敛不见了，旧式奴隶主的后代却成为了普世文化的代表者？是什么导致了选择性的“失忆”，对农奴的悲惨生活视而不见，对挖眼、断骨和剥皮的野蛮行为完全没有任何提及？是什么导致严重的对现实的颠倒，对新西藏人均寿命、识字率和婴儿死亡率等方面的巨大进步完全“失语”？是什么导致西方主流媒体对包括西方科学研究在内的大量科学数据和量化研究选择性“失明”，而对一个任意制造谎言的机构提出的数据却大加引用？是什么导致了言必称“言论自由”和“客观公正”的西方媒体选择性“失聪”，对于绝大多数藏区牧民和农民的看法永远听不见，而对某些代表过去神权政治的特权团体的声音却刻意地放大、再放大？是什么导致一些最基本的事实在数十年的时间内无法通过民主自由体制内部的调节机制得到反映，反而是在涉及到西藏的问题上谎言永恒地凌驾于真相之上？

对于西藏问题越是深入的查询、研究和探讨，就会发觉西藏问题是一个深不见底的话语权陷阱。我明白，一个西方普通民众支持西藏很可能是简单地出于道义上的原因，也许他或她并不反华，只是出于对达赖和流亡藏人的同情，但是这样的支持背后可能是美国好莱坞数部关于西藏的电影和西方媒体对西藏长期扭曲的报道和渲染所形成的结果。绝大多数公众哪有时间和精力静下心来去稍微考察一下西藏究竟在哪里？绝大多数公众哪里有时间去阅读科学文献和查询历史资料？绝大多数公众哪里有机会实地去考察一下他们所听到的是否远离真相十万八千里？大多数民众由于深信自由民主政体下的新闻自由和新闻道德，对于自己听到的报道深信不疑，失去了起码的思考能力和反思能力，因此完全被媒体和精英人物刻意制造的神话所愚弄。当然，这是一个共同体结构，媒介和精英群体通过对话语权的任意截取、筛选和塑造，在民众中树立一个“他者”和“野蛮者”（中国）的形象，这里正深刻体现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的精髓和福柯“话语—权力—控制机制”的深刻论述：不在乎西藏问题的真相是什么，只在乎根据某些精英集团的利益塑造西方需要的、想象的“西藏”；不在乎真实的“中国”是什么，只在乎塑造一个“政治文化野蛮者”的形象，通过建构出来的“他者”和“野蛮人”形象，使得西方取得牢固的道德制高点和道德优越感。在中国和平崛起、世界经济重心转向亚太地区的重要历史阶段，西方物质生产和物质形态的力量已经不再具有优势，这是数百年来世界未有之变局，西方某些精英集团感到了空前的失落和紧迫，因为话语权的力量毕竟是建筑在物质形态力量的基础之上的，当德国的世界GDP第三和世界出口贸易冠军的位置在短时间之内要易手给中国的时候，当中国追赶美国的脚步声越来越响亮的时候，一场精心设计的羞辱中国的大戏在奥运之年拉开了序幕，其目的就在于，即使不能阻挠世界经济重心的东移，也要竭尽全力用话语权和文化霸权将中国塑造成为一个“野蛮者”，而这个“野蛮者”的崛起是西方世界的大敌（其实是某些心态阴暗的人士心中想象出来的敌人），通过文化领域里依然保留的绝对话语权的优势地位打击中国，损毁中国的国际形象，迟滞、阻挠和延缓中国的崛起。他们理想的计划是，让中国在西方媒介和精英集团合力的话语权攻击下和信息战的优势下，同以往一样，使中国完全没有任何还击之力，成为“失语”者和无力辩护者，然后通过软实力的减损来打击中国的硬实力。

话语的支配归根结底是谋求权力的支配，是某些西方集团仍然意图对中国实现意志支配和权力支配的图谋。当中国顺利被“客体化”、“异化”而“失语”的时候，就是对中国可以任意实施权力支配和摆布中国的时候。为什么谎言有时候在国际心理战中非常重要，其关键就在于“不在乎是什么，而在于我是否能对你实现支配关系，我能否让你失语说不出话来”。因此西藏问题的确不是“民主”问题、“人权”问题和“宗教自由”的问题，而是精心准备的一场国际心理战和话语权战，因此无论中国怎样努力去谋求民主和人权，只要不让西藏独立，西方那些貌似公正的全球媒介和精英集团就永远不会满意。但是，中国民众在2008年的出色表现证明了中国不甘作一个话语权的弱者，不甘永远作为西方某些集团想象的“东方主义”投射，于是抗争发生了。

III 二零零八年，中国人拒绝被构建

西藏骚乱事件发生后，中国在事件之初仍然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应对，由于在话语权上的不对等关系，西方媒体迅速建构起来一个西藏事件的假象，并将其当作事实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广泛传播。然而这之后，中国国内网民和海外留学生对西方媒体歪曲报道的抗争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应对话语权强者的方式，在事件进程过程中逐步扭转了被动的姿态，进而逼得全球化话语权的垄断者 — 部分西方媒体失语并且被迫为自己的立场进行辩护。纵观整个事件，西方媒体和西方社会至少犯了以下一系列的严重错误，引起了中国民众的普遍愤怒和反击：

一是在骚乱之初，事件清晰的情况下，就开始引用西藏流亡政府的错误信息，完全颠倒黑白，扭曲事件真相；

二是对遇难者缺乏起码的人道主义关怀，不仅不对受难平民表示人类普遍情感的哀悼，反而竭尽所能煽风点火，故意调高死亡人数；

三是把暴徒和劫掠者称为“和平示威者”，煽情地把骚乱称为“起义”，违反了公认的民主社会对法治的要求；

四是运用移花接木的手段，大量造假、剪裁，甚至不惜制造虚假新闻，严重损害了西方媒体的基本新闻职业道德和职业信誉，也使得新闻自由的说法蒙尘；

五是大量屏蔽新闻和信息，对于达赖和西藏问题的历史真相竭尽所能地进行掩盖；

六是对于中国留学生在海外的抗议完全视而不见，但是少数藏独的游行却被高分贝播放出来，中国学生欢迎圣火的活动甚至被某些媒体歪曲报道为“抗议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丧失了起码的职业良知；

七是一些知名的西方媒体的网站封杀中国人的声音，删去中国留学生的留言和帖子，其手段完全类似他们每天口诛笔伐的“新闻检查”；

八是对于中国留学生和中国民众的愤怒和抗议进行诬蔑，在没有任何证据和核实的情况下，污蔑在网站上发言的中国留学生是政府的雇佣军，极大损害了西方媒体言论自由的形象；

九是无视中国国内新兴公民社会的成长和言论日趋多元、自由和活跃的趋势，将任何反对西方歪曲报道的民众诬蔑为“被洗脑”或是“政治宣传煽动的结果”，肆意的贬低中国民众的声音；

十是把海外中国留学生的抗议一律诬蔑成为大使馆组织策划的，引起了海外留学生的强烈愤怒。

其实我们不应该感到奇怪，东方主义式的话语霸权语境就是一种镜中映像的投射，西方可以任意利用话语的强权建构东方，建构西藏事件，建构中国人的“政治文化野蛮人”的形象，西方可以不在乎事实的真相，也不用在乎中国人怎么想、中国人怎么看待、中国人有什么情感。因为在霸权主义的语境中，东方人只是“客体化”的一群，他们是一群无知无识、可以被西方忽略不计的群体。西方媒体所采访的中国人，往往是他们乐意看到的持不同政见者和异议人士，这些人其实也完全没有获得平等的“语境”权，他们只是西方用来建构他们需要和想象的工具而已。但是西方没有看到，中国民众越是深入到全球化的世界中，就越能了解西方的“民主”、“人权”、“自由”等思想的要义，就越不甘于被“异化”和“客体化”。西方也没有真正了解，他们一天到晚所鼓噪的“民主”、“平等”和“人权”正成为新一代中国民众觉醒的武器。是的，中国国内民众和海外留学生很好地把握了这次全球化时代中中国新公民运动的方向：我们不反对“民主”、“人权”、“自由”、和“平等”，我们反对的是假借“民主”、“人权”、“平等”、“自由”来实现对别国的颠覆和煽动，来实现话语背后的权力支配和永恒霸权的图谋；正是有了西方的“民主”、“人权”、“平等”、“自由”的理念，我们才会不屈地要求“平等”地被视为世界社会一员的资格，我们才会来要求我们的“人权”，我们作为（与西方人）平等的群体，有“权力”来表达我们的观点、情感和愤怒。西方媒体肆意诬蔑中国留学生的抗争，这正是一贯的东方主义的霸权语境结构，因为他们并没将我们视为平等的“人”，没有“人”的位格，哪能谈得上真正的人权？当我们一旦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就立即被诬蔑，被屏蔽，被压制，这正是对平等基础上的“人权”和“民主”的压制，依然是一种东方主义下的话语权支配关系和强权语境。 因此，中国公民社会在全球互联网络上对西藏事件的真相构建和对西藏历史真相的还原，是全球化互联网络时代中国公民集体发出的声音，是一个崛起的东方大国发出的主体性声音，中国人的声音可能被西方主流媒体忽视、掩盖、曲解和屏蔽，但是中国网民通过互联网链接世界各大洲的讨论，让单一的霸权语境再也无法维持，新闻屏蔽再也无法运作，西方的公众也在这样的网络信息传播中逐渐开始了解西藏事件的多元和真相。然而最具有震撼意义的则是，这是近百年来西方话语权完全主宰的世界中，一个非西方的民族以理性的（非暴力的）方式撼动了西方世界的霸权语境结构，这是对西方媒介和知识结构支配世界权力的解构，也是对西方建构东方的解构，也是对西方垄断话语权和垄断我们政治历史解释权的解构，更是对“客体化”和“异化”东方人的解构。华人对CNN记者卡弗蒂辱华的言论所进行的全面抗争正是一个有思想力和创造力的民族的发声：不要用你们的偏见和想象来建构我们，中国新一代拒绝西方霸权语境的建构，我们在知识、智力和见识上是与你们（西方民众）平等的人类。这一事件深刻昭示着，中国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强大决不再甘于永恒地忍受西方掌控话语霸权，中国人不仅要在经济上、科技上取得与西方完全平等的地位，也要在话语权和文化上取得平等的地位。 我们不追求霸权，但是我们追求平权，也就是平等的人权。同时西方媒体和一些政治家拙劣的表演和不惜牺牲本身的价值观念如“民主”、“新闻自由”等来打压中国民众的观点，加速终结了西方人自以为是的道德制高点地位，西方的傲慢和自大加速了中国形成主体化的民族心灵结构，并彻底摆脱了依附心态，健康了我们的民族心理。

经历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全盘西化的思潮和九十年代民族主义思潮后，以2008年为坐标，中国进入了一个既不反西方、也不盲目崇拜西方的新时代，这个时代以中国的主体化为标志，我们一切都可以学习，但是我们是主体，而不是任何人和任何霸权语境下的客体，我们全然掌握着我们自己的主权，按照我们自身的社会规律和演进速度进行改革，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构建我们，因为是我们自己在构建自己，是我们在运用全球的先进理念，与中国的优秀传统相结合并以中国的主体性来进行改革，也许我们应该感谢这次事件中的西方战略家和媒体，是他们的作为加速促成了我们民族的主体意识和平权意识，让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得到最佳的构建，因此历史必将铭记公元二零零八年的非凡意义。

参考文献

1. （巴勒斯坦）爱德华·W·萨义德 《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2. （巴勒斯坦）爱德华·W·萨义德 《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
3. （法国）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 杨远婴译，北京新知三联书店2007 年版。
4. （法国）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 杨远婴译，北京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5.  陈厚诚、王宁《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6.  (意大利) Antonio Gramsci 葛兰西《Selections from the prision Notebook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1版。

（备注：作者刘涛 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经在阅微堂上发表了中国崛起策系列文章，并根据网络发表文章改编出版了《中国崛起策》一书。如果引用《中国崛起策》文章段落和观点请注明原始出处和作者姓名。)

© zhiqiang for 阅微堂, 2008. | 链接 | 60 条评论

2008年上半年中国经历了三一四事件、全球华人保护奥运圣火、世界各地华人反击西方媒体歪曲报道以及四川地震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为了对这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行一个总体梳理和深度分析，并对国家提出有益的建言，笔者决定在奥运前先暂时停止中国崛起策II的写作，而是沿着崛起策I的前28篇继续写下去，将涉及到话语权、国际公关、中国软实力、中国国际战略等议题。笔者决定，崛起策I将形成一个开放的系统，不再硬性规定篇数，遇到重大事件和形成新观点都将继续写下去，因此崛起策I不会有终结。

奥运会结束后，将继续崛起策II的文章，并维持原有计划，为20篇左右，涉及的是功能分化理论和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改革，也始终是笔者念兹在兹的核心篇章。

崛起策II将维持原定时间，至2009年6月左右完成。崛起策I没有终止时间，将随着中国崛起进程持续下去。崛起策II写作期间，还会穿插发表崛起策I的文章。对于这段时间停止近三个月的写作，事出有因，希望网友们见谅。

I  现代社会中的话语权

著名的法国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的一个重要贡献是，通过研究社会边缘群体如精神病人、疯癫、犯人和越轨失范者来解释知识权力对社会的塑造以及对社会语意和语境的支配。语意，简而言之就是语言的含义和意义；语境，则是指语言的社会环境。在社会学家的眼中，语意和语境绝非仅仅是语言学上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话语也绝非仅仅是相互间进行语言沟通那么简单。从社会研究的角度来看，谁决定了社会的主流话题，谁制造了社会上引人注目的题目，谁主导着社会话题的探讨进而引领着社会潮流和时代潮流，谁设定了话题后能够参与对话语的选择、分割、截取、筛选和引导，谁能够主宰话语讨论的时间顺序和话语长度、精度和进度，往往是我们称之为社会政治精英的特定群体，他们通常是知识和权力的精英结盟。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福柯却更加深刻地指出：“知识就是权力”（福柯2007）。现代社会中对社会边缘群体如疯癫、失范者、犯人的定义权掌握在现代社会的知识精英手中，他们是由医学专家、心理学专家、精神病学专家、病理学专家、犯罪学专家等组成。他们通过现代科学的研究手段和集体协作可以定义出某些群体是否是属于社会失范的群体，进而获得了巨大的由知识而来的社会支配权力。例如当一群专家决定了某个犯罪人士是否精神上存在疾病障碍的时候，就能决定这个人的命运（被监禁或是被释放）。而福柯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许多知识和科学手段对社会失范群体的划分充满着知识权力带来的任意和专断。在法院关于抚养权的争执中，当某个专家集团裁定某对父母精神上存在癔病倾向而无法尽到为人父母的基本职责的时候，那么法庭判决的标准极有可能依据的是这个专家集团集体诊断的结果，而这对父母即使具有足够的能力和爱心抚养自己的子女，也极有可能失去抚养权。在许多现代社会个案中，专家和知识精英集团所具有的权力实质是一种统摄权力和彻底的支配权力，比如病人和医生是一种绝对的不平等的关系，因为双方的知识结构和技术含量在“病理治疗”这个特定的议题上是完全不对等的，因此医生可以诱使病人进行一场也许本来并不需要的昂贵治疗，而病人却很难抗拒知识权威的意见。

福柯比较极端地认为，现代社会是一种知识和话语权全面控制的社会，与过去的前现代社会相比较而言，残酷的、刑罚式的、肉体折磨式的、非人道的控制方式在现代社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表面上“文明化”、“人道”的、但却是更彻底全面的规训和控制的社会。知识和权力通过社会组织和机构的运作组合，实现了远远超过前现代化时期对人们的心灵支配；知识和权力实现了对社会群体的客体化和量化，并通过科学手段和研究手段实现了对全社会的科学化和标准化的过程。每个人的生活和生涯规划都受到现代社会机制的规划，我们上学、工作、退休，我们进入某个机构，我们的资料成为不同管理机构数据库中的符号，关于我们的数据资料也可以成为不同专家研究的对象。我们成为知识力量、组织力量规训和引导的对象，在前现代化社会中人们也许还敢于反抗残暴的君权统治，而现代化社会通过一种全新的、精致的、细密的以及无所不在的社会控制机制使我们成为顺从者和服从者，而反抗者则被定义为社会越轨和社会失范现象，为大众和普遍舆论所不能接受。

福柯在论及现代社会的权力控制机制时谈到；“总之，用一种秘密的把自己的对象客体化的权力取代那种表现在权力行使者的显赫之中的权力；形成一套关于这些个人的知识体系，而不是调动展示君权的炫耀符号”，现代社会放弃了君权任意的刑罚和惨无人道的处罚方式，却用新的符号 —— “知识和科学技术”—— 实现了对人类的另类控制。因此，福柯在揭示现代社会的秘密的时候，发现了知识背后的权力关系和一个群体对另外一个群体的支配关系，他写到：“但纪律的实施方式，它所调动的机制，一群人受到另一群人的不可逆的支配，永远属于一方的‘过剩’权力，在共同的规章面前不同的‘合作者’的不平等地位”。在知识权力的不平等结构中，体现的是群体间的支配关系，是话语权的体现，而这种话语权可能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关系，一方处于知识权力“盈余”的支配地位，而另外一方却可能处于知识权力“亏损”的被支配地位。福柯总结到：“（科学知识结构）使每一个人都变成一个‘个案’。作为一个个案，个体既成为知识的客体，又成为控制的客体。而且，二者在权力 —— 知识关系中当然是联系在一起的······一整套知识、技术和‘科学’话语已经形成，并且与惩罚权力的实践纠缠在一起。”（福柯2007）。话语权背后的权力结构中的强者对弱者形成的控制关系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强者具有话语权，他们决定话语的内容，决定讨论题目的优先顺序和探讨内容，决定社会话语的语境，其实体现的是知识精英对社会的支配关系，反映的是社会背后深刻的权力结构。

从福柯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深刻思考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对社会认识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的地方，而不是学习其偏激之处，更不能因此而走向偏激。认识到社会话语权背后的权力结构和权力支配关系并不是要求我们去颠覆现代社会的秩序和科学知识技术体系，如果这样，就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了。现代社会的发展当然离不开科学知识系统的运作，当然离不开知识专家集团的科学研究和规划，颠覆知识精英的“大众泛民主”显然是不可取的。但是作为知识界人士，作为科学工作者，也应当时时牢记福柯“知识就是权力”和“知识就是支配关系”的深刻告诫，因而能够提醒自身在话语权背后可能对弱者的侵犯和权力支配，更当警惕知识结合权力和金钱产生的“知识统御主义”和“知识霸权”的现象。作为科学工作者，除了克尽职守以外，更应当做到不脱离社会大众，不脱离社会的检验和监督，时时慎防自身成为话语权的垄断者，或者成为权力和资本的代言人，丧失科学本身的独立性。

2003年SARS疾病在一些亚洲国家流行，许多国家出现了SARS病例，代表世界卫生和疾病防御权威的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各国的发病状况决定对哪些国家实行旅行禁令。被列上禁令名单的国家很可能在短时间内被世界隔离，成为世界孤岛地区，尤其是新加坡和越南在出现了少量的SARS病例后，立即被世卫组织列入了旅行禁令的黑名单。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内部市场供需的调节足以抵消短期外部禁令带来的负面效应，但是对于深深整合到世界市场、高度依赖外部贸易和国际金融的小国新加坡来说，短期被外部世界“圈禁”的格局却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事后的一些讨论显示当时对新加坡的预警的确是被夸大了，而对一些流行于北美的新型流行疾病世卫组织却没有发出任何警告和禁令。由此引发的讨论是，作为国际卫生和疾病防御的最高权威组织 —— 世界卫生组织，在此领域具有绝对的话语权，世卫组织的研究成果和国际旅行警告可能对一个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也可能因为疏忽导致疾病的扩散。对确实存在的、可以根据科学研究进行量化的风险，世卫组织当然具有重大责任，但其内部运行机制究竟是怎样？一些事关小国命运的旅行禁令是如何发出来的？其内部的科学研究机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科学标准和客观标准？有没有国际权力的不平等导致世界卫生组织中的话语权不平等的现象？（比如可以想见，同样强度的高危流行病发生在缅甸和发生在美国可能产生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不打算深入讨论有关疾病和卫生的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这个例子启发我们去思索，不平等的话语权在世界范围内是如何生成的，在不同题目和话语背后隐藏着的是什么样的不平等的世界权力和支配关系，和平崛起的中国面对复杂的话语权困境时该如何应对，探讨这些议题，对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大业将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II 国际政治中的话语霸权和权力支配关系

稍稍对国际社会中的各种现象进行直观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国际社会中运行着许多不同的机制，比如直观的国家利益机制和强权机制，比如现代文明的理念机制，还有一些超越民族国家领域的后现代机制，然而让人感到不安的是，国际社会中流行的现代文明的理念机制，尤其是西方世界对现代人类文明普遍的贡献比如人权、民主、竞争选举、宗教自由、文化保护等，这些逐渐在全世界扩散的世界理念，不仅没有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成为纯粹的世界文明机制，成为真正地对“普世人权”诚实无伪的关注，形成对世界各国民主化进程合理的、符合客观实际的、符合各国社会发展具体动态的真实比较，反而是在文明理念的背后深深隐藏着对话语权的掌握，而话语权背后体现的正是强者对弱者的权力支配关系，是赤裸裸的强者逻辑，是一种更加精密的、细致的、巧妙的、而又是全面的控制关系。

应该说殖民主义统治结束后的三十多年，表面上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消失了，今天，无论是在西方世界还是非西方世界，任何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赞扬和怀旧都会受到一致的谴责和批评。正如福柯描述的现代社会一样，现代世界和现代国际政治中直观残暴的统治关系（比如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对别国民众生命和人道尊严的任意践踏（比如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和大屠杀）的确是大幅度减少了，即使是一场侵略战争也出现了战争直观上“慈化”的趋势，因为任何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屠杀都会在全球化的世界引起强烈的后果以及对于施暴者国际道义形象的严重损毁，因此与人类任何历史时期相比，现代世界的确“文明”了许多，在权力的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那种直接的军事暴力、种族暴力的确有所降低，甚至一个强国的领导人以种族主义的口气辱骂其它弱小的国家都可能引起轩然大波，事后一定是口无遮拦者表示口误和歉意，因此直观上，世界社会的确出现了“人类共同文明”的特征。但如果仅仅据此便认为森林中的猛兽已经经过了文明的洗礼，不仅不再施加直接的暴力，反而是言辞中文明有加，因此得出肉食主义时代已经过去了，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素食主义的时代的结论，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国际权力结构不仅没有平等化，更没有实现真正的文明化，反而是权力的支配关系更加隐蔽，更加稳固，因而也更加具有支配力和压迫性。在新型的国际话语权的语境中，人权、民主、自由、市场开放、贸易自由、宗教自由等逐渐构成了一种强者对弱者更精巧和骇人的支配关系，一种更加深刻的控制和统御，一种深入到灵魂的话语霸权，一种能够调动西方民意结构仇视某个国家的语意武器，一种能够瞬间圈禁和封锁某个民族国家的道义证据，一种无往而不胜的道德制高点。注意，在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残暴统治中，即使殖民者自己的内心也在拷问自己的道德良知，而进行殖民主义统治国家内部的公民也在掀起公民的道德运动来结束这种残忍和非人道的统治，因为他们深知自己的国家是站在人类道义的对立面，而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更是延绵不绝，因为野蛮的压迫和暴力永远无法征服一个民族的心灵。但是，在当代西方“文明理念”的话语霸权的背景下，“民主”和“人权”的语意可以持续地把别国降低在道德的至低点，普通的西方公众可以面对一个所谓大规模侵犯人权和践踏人权的国家树立起强烈的敌意和道德优越感，而受到持续批判和谴责的国家和人民可能也会降低自己的民族自尊和民族自信，从而使得“民主”、“人权”等规范性口号成为西方凝聚自身、树立西方普遍的文明优越感和道德优越感的简单实用的控制性符号。通过这样的“文明化”的控制性符号来实现强势的西方世界对非西方世界的权力支配，不仅大大降低成本（相比较于过去暴力式的殖民主义统治），也降低了反抗的成本（当铺天盖地指责一国侵犯人权的时候，被指责国家和人民由于其弱势地位和道德至低点的地位根本无法进行有效抗辩），也树立了优越的道德制高点形象（西方世界是关心世界各国人权和民主的），同时实现了巨大的权力支配关系（通过迫使他国进行符合西方意愿的改革使其彻底被纳入西方利益的体系）。

于是我们在现代世界中看到的大量的、反常的话语支配权就产生了，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进攻被描述成为“解除大规模的杀伤武器”，而在一切证据都显示论据错误的时候，则被描述成为“为了世界和平而铲除了独裁者”；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轰炸被描述成为“对恐怖分子的精确攻击”，而当炸弹戕害普通平民的生命的时候，却可以解释为“精确攻击所产生的误差”；对缅甸实施制裁的论据是“缅甸军事当局是独裁政府”，而某些西方国家与沙特君主制政府产生密切联系却是因为要“促进大中东的民主计划”；中国与津巴布韦的贸易被指责成“中国支持独裁政权”，而法国支持西非独裁的军人政府则是“自由贸易”；非洲国家保护自己脆弱的国内市场被称为是“贸易壁垒和贸易保护”，而西方国家对自己农业产品的巨额补贴却成为“保护民主社会中的国民利益”；西方国家长期肆无忌惮地掠夺非洲的市场和资源被称为“市场自由”，而中国为非洲大陆带来了巨额的生产投资和发展机会却被称为“新殖民主义者”；西方世界每家每户使用汽车被称为是“工业化”，中国人和印度人生活水平的改善却被描述为“中国人和印度人吃光了地球的粮食”。

在不同的话语权背后体现的是西方社会综合运用不同手段树立起的第三世界国家“非我族类”、“没有道德”、“人权和民主难以达标”的“他者”形象和客体化的形象，通过西方世界强势的财政、经济、政治、金融、科技和文化优势所建立的绝对的话语权，成功地将西方媒体塑造的观点放大成为世界的观点，将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塑造成为绝对的、普世的、不容有偏差的价值观，将西方世界的民意放大成为世界的公意，我们对待世界的看法，包括非西方文明相互之间的观感和看法都不免受到这样的世界民意 —— 也就是西方世界主流民意的形塑。中国和印度相互凝望的时候，我们关于对方的第一观感也许是受西方媒体这个“舶来品”影响而形成的；中国和阿拉伯相互凝望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觉得相当陌生，我们对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印象和观感以及阿拉伯国家在中国的形象或多或少受到了西方观点的左右，例如我们提到伊斯兰恐怕很容易联想到“本拉登”、“好战”、“恐怖主义”等，这样的印象从何而来？当然是在一个受西方价值观主导世界、受西方话语权支配的世界中产生的印象。然而我们何曾想到，在西方世界一片反恐的声音中，一片话语权绝对主宰世界和背后的权力支配关系中，我们怎能详尽了解到穆斯林在近代以来面临西方世界时所遭受的屈辱和全面的压制？我们看到的是穆斯林世界恐怖主义的上升，但是我们有没有去了解过恐怖主义之所以产生的深刻社会、经济、文化和宗教背景？ 当我们感觉到穆斯林世界好战的气氛的时候，我们是否有想到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近半个世纪的压迫和绝对剥夺；当血泪染红了阿拉伯国家近现代历史的时候，当弱者面临强者而被剥夺话语权的时候，当弱者永远无法为自己进行抗辩的时候，当弱者的声音永远不等量地被压制、被屏蔽、被掩盖、被歪曲、被选择、被截取以至于最后失声的时候，当强者的暴力通过一种新型的文明话语权并携带着“民主”、“人权”和“自由贸易”的印记而来的时候，弱者是永恒的话语权弱者，也是永恒的失败者。强者不仅不会产生愧疚和道德亏欠感，反而会产生道德优越和“我们是文明人”的感觉。在穆斯林世界和西方的冲突中，我们什么时候听到了双方平等和理性的申述，一种真正基于民主精神的理性探讨？我们什么时候在知名的世界媒体（西方媒体）中听到阿拉伯人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观点和自己的看法？我们看到的最多是研究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西方学者发出的声音，偶尔也会有一丝微弱的宽容和理解，但大多数时候是符合西方意志和西方话语权支配的声音。在缅甸救灾的过程中，我们什么时候听到缅甸政府为自己辩护的声音，我们什么时候听到了缅甸普通人民的声音和缅甸公民社会发出的声音？当然西方让我们听到了昂山素季的声音，但那只是西方声音的延续，是西方社会想让世界听到的声音，是西方本身的“回音”，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缅甸的声音。应该承认，笔者并不认同缅甸军人政府的治理形式，也不否认缅甸存在着严重的人权问题，缅甸要融入国际大家庭就必须遵守一定的国际规范，但是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单方面剥夺一方的话语权力，而用一种话语霸权去掩盖复杂的社会、政治、文化、民族和种族关系，我们更不应该不问任何是非就在一国面临空前灾难的时候、利用救灾时机谋取某种政治权谋、实施颠覆计划，而当这样的政治意图是以一种文明话语的形式出现的时候，就更加值得我们警惕了。

当人权远离真正“人权”的实质的时候，当民主远离“民主”的基本内涵的时候，当“自由贸易”越来越被工具化时候，话语权越来越成为一种权力支配关系，一种颠倒黑白和是非的、强者对弱者全面的统摄和肆意的讹诈。西方某些集团把“民主”、“人权”等人类美好的理想转化成为一种奇妙的话语魔方，随着魔方的转动，这些动听的语意可以转化成为不同的话语控制力，成为一种可以肆意发挥的语言创造和肆意的语言压迫，而弱者的哀与泪、弱者人权惨遭凌辱的哀痛完全被不等量的缩小再缩小，弱者的声音完全被强权机器的洪水和自封的“世界民意”所淹没。话语权的压迫，构成了殖民主义解体以来最为沉重的压迫，成为心灵深处的奴役，成为强者实现利益最简单实用的工具，成为新兴的霸权主义结构，其背后反映的还是一种绝对的不对等的权力支配关系和某些力量试图永远合法化霸权统治的努力。

二零零八年，走向崛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历一系列挫折和危机后，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强大，更加团结。我们终于深刻认识到了：话语权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权力，少了话语权的强国，是一个可以被任意攻击和欺压的客体对象，而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主体意义上的大国。二零零八年的中国人，第一次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对平等话语权的争夺，由此带来的影响，将深刻改变中国的历史，进而重新书写世界历史。中国崛起策三十将探讨中国新兴公民社会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反制话语霸权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法国） 米歇尔 · 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 杨远婴译 ，北京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2（法国） 米歇尔 · 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 杨远婴译 ，北京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3 （美国） 乔治 · 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谢立中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备注：作者刘涛 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经在阅微堂上发表了中国崛起策系列文章，并根据网络发表文章改编出版了《中国崛起策》一书。如果引用《中国崛起策》文章段落和观点请注明原始出处和作者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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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u Tao for 阅微堂, 2008. | 链接 | 46 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