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威的诉求是要求官方公开回应6月26日 发生在华南广东省的一个冲突事件。在广东韶关市的一家玩具厂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汉族和维吾尔族农民工之间的民族冲突, 冲突导致两名维吾尔人被杀害（尽管有报告实际死亡人数可能会更高）和118人受伤。这起事件起因是一汉族工人丢失了在当地一家玩具公司香港旭日实业的工作，并不指责管理层，反而迁怒于新近到来的600名维吾尔族工人。（香港旭日实业集团是香港的一家私营公司，目前在华南地区共雇用超过50,000工人, 老板姓崔是香港的'玩具亿万富翁')

据官方媒体报道，该失业工人在网上编造谣言声称6维吾尔族男工强奸了两名汉族女工, 日前已被警方逮捕。由此导致当地数千汉族工人使用刀具与棍棒袭击了维吾尔族工人宿舍, 与维吾尔工人发生流血冲突。

这一冲突事件在中国具有标志意义，由于经济危机导致失业率一直创新高（达到1949年后的最高纪录）与减薪（2亿多农民工不得不为越来越少的工作岗位和低收入进行恶性竞争）。而与此同时官员腐败几乎渗透到了社会活动的 每一个领域，进行，可以用于表达抗议的渠道被彻底堵截和工人自我组织遭到取缔，对当局的愤怒正在上升，但同时 也表现为种族主义，犯罪，吸毒，自杀，以及其他表达绝望的方式。作为韶关事件的脚注，旭日实业的老板资产超过10亿美元拥有一幢豪宅和停着30多辆跑车的私人停车场。韶关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是每个月500元（约合73美元），而这也恰恰是今天'两个我国'的极端景象。一个农民工不得不工作261年，并且不吃不喝不花费一分钱才能买得起他拥有得一辆法拉利。而为得到这样的一份低工资有时还会带来悲剧性得血腥后果。

而在乌鲁木齐爆发的冲突则是广东省韶关冲突的'反馈循环'。已经有报道显示，在韶关警方也有人参加了对维吾尔族工人袭击，有几个维吾尔人尽管受害者也被逮捕，传说所有维吾尔人的手机的已被没收，以防止他们传播信息。为这些报告所激怒且担心官员 会有意掩盖真相，所以一群维吾尔族人走上乌鲁木齐街头要求官方明确答复，并且抗议显而易见的歧视性待遇。

韶关事件在互联网上甚至官方媒体上得到广泛的报道，无疑在维吾尔人之中引起了极大愤慨，他们目睹数百万汉族进入新疆，控制了越来越多的私营行业（乌鲁木齐人口230万，现在其中70％是汉族） 而维吾尔人如果迁移到其他地方,就容易遭到系统性的歧视和种族主义，受到警察的骚扰，一些汉族也认为他们'不可信'和'暴力倾向'。

种族主义思想在任何一个社会都不是自发地从群众中产生的，而是由统治者为促进他们自己的政策利益而蓄意植入和培育的。因此，这正如欧洲所存在的反犹主义，和美国 “白人至上”的思想及对非裔美国人的歧视。几十年来中国官方一直对维吾尔族坚持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化信仰和宗教而感到警惕，认为这威胁了“国家利益”。

这些偏见明显表现在对乌鲁木齐事件的官方描述中。 声称 总部设在美国的维吾尔族流亡集团发言人热比娅是骚乱背后的黑手。新疆自治区主席巴克利说， “在[韶关]事件发生后，三股势力[即分裂主义，激进行动派，和宗教极端主义]在国外努力挑起事端，攻击我们，煽动街头抗议。 “

这种说法就好比说去年的西藏骚乱是由达赖喇嘛策划的一样，而当时，他恳求被允许参加北京奥运会而被他自己的支持者所抵制。而同样当汉 族和其他民族的工人进行罢工和街头抗议，政权经常点名认为“黑手”是激进知识分子，人权活动分子，左派，或法轮功学员，他们声称背后必定有人采取某种行动-仿佛工人太愚蠢而无法自己进行斗争。现在新疆虽然在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中存在一定支持独立的倾向，但这还还不是一个普遍趋势，它也没有成为此次抗议的驱动力。目击者报告说，一些示威的维吾尔族还带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这是很合乎逻辑的，因为他们的行动其目的是是确保基本权利和保证的维吾尔人在中国其他地方工作的权利，也是希望这将提供一些保护防止镇压和反对如今密集的“分裂主义”的宣传。在从广东到新疆，现在存在有一个非常真实的危险-为政府进行沙文主义镇压的宣传与辩护-并可能导致在中国其他地区出现针对维吾尔族的种族主义攻击。

警察开枪射击

从来自于目击者的大致描述来看，是在警方发出多次警告试图清场时向示威者开枪导致把一场和平而愤怒的抗议活动转化成为数十年最严重的暴力 冲突。即使没有全面了解事件（也许可能永远不会全面了解）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合乎逻辑的。有几个证人分别说明，他们是在7月5日晚上听到枪声的 。为什么在持续几个小时的和平静坐抗议之后突然没有挑衅就直接转化成一场冲突，而且 还是在一个维吾尔人占少数的城市中，而警察人数已经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正如英国《泰晤士报》指出：“乌鲁木齐多年来一直是新疆地区控制最严密的城市，因为汉族人口的迅速增加和大量安全部队的存在。 ”

是安全部队把一个“控制严密的的城市”变成流血之地？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需要看看他们在中国其他地方的纪录就可以。笨拙的治安管理能力是引发各地动乱和暴乱的一个众所周知的主要原因。一年前瓮安事件（贵州省）如此，不到一个月前的石首事件（湖北省）也是如此，类似的案例举不胜举。

中共当局具有影响力新闻周刊《嘹望》在其6月15日的评论中指出：如果领导干部不能守土有责，不能勇于担当，能躲则躲，习惯于把群众的不满说成敌对势力的煽动，把警察推在前面，借以掩盖自己执政能力的低下，强力压制住一时的骚动，却不去努力夯实执政党、政府和国家民族的百年基业、万世太平，那才是最可怕的。 “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中央国家机关敦促地方政府采用灵活的办法应对危机因为担心地方性的抗议活动很容易失控，因此上文同样解释说： “社会矛盾已形成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力量从而制造了随时可能引爆的火药桶...“然而，尽管存在着体制内这些'明智的劝告',但当局机器如庞大的章鱼般充满着矛盾和不稳定，例如头脑虽然敦促需要谨慎从事，但其触角却做着相反的行为，习惯性地采用他们最了解的方式：暴力。这似乎也是触发新疆骚乱的动因之一。

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团结

骚乱本身的性质是一种盲目的和破坏性的行动，代表着绝望的行为。它不是真正能实现政治要求的方法，而且也没有遵循民主议定结构（当然在中国这本身是非法的，因此很难实现） ，如在新疆就很容易地导致因为他们的种族而将无辜平民作为袭击目标。社会主义这绝不支持或倡导将骚乱作为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但我们也不会加入到由中国专制当局领导的“合唱团”中同声相应，将这一事态的发展完全归罪于维吾尔族示威者。该由北京政权及其安全部队对所发生的一切负责，由于其对公众的抗议和任何形式的独立的行动和思想的零容忍态度是导致目前中国社会爆炸性局面的根本原因。而这正是我们作为社会主义者早在 一年前就提出的警告。 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认为： “虽然这表面'平静'，但是新疆仍然是一个定时炸弹... ” [新疆的民族问题， chinaworker.info，08年1月15日]

社会主义者完全反对中共政权在新疆所执行的政策和目前正在乌鲁木齐进行的镇压。中共国家机器在新疆的所作所为与它在其他地方对骚乱的镇压没有什么不同的：其目的就是在于捍卫富有精英的利益和横行无忌的专制当局的统治。应该针对7月5日和6月26日事件举行独立的非政府的调查，调查人员中应该包括由维吾尔族社区自己选择的代表。工人阶级跨越宗教和种族界限进行团结是解决这一危机的唯一出路。充分实现民主权利，包括停止在学校和工作场所内针对语言和种族的歧视，赋予少数民族完全的民族自决权，都将成为这一斗争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独立工会组织为基石，将所有的工人不份论国籍，性别，宗教信仰，和户口状况团结起来，建立一场新社会主义劳工运动是我们目前的当务之急。

支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新疆和社会主义中国

下文来源于由文森特－科洛和陈励志联合撰写的《暴风骤雨将临——中国：世界的血汗工厂》一书中关于新疆问题的章节：

在这个阶段，不能肯定大多数维吾尔人想彻底独立。尽管今天的经济增长的影响极端一面倒，很清楚新疆得益于与中国其余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并且甚至在维吾尔人中有一个可以理解的东突的独立国家会遭受到失去工作和投资的恐惧。不过，如果多数人选择独立，社会主义者将支持这个选择，但必须说明是"独立民主的社会主义东突厥斯坦" 的口号，并解释说要摆脱北京政权控制（以及中亚的反对独立的资本主义精英） ，只有通过在全中国和全亚洲的基础上的一次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实现。

只有把他们的奋斗，换句话说，在中国和国际范围的一场工人阶级的群众革命运动同结束资本主义和专制主义联系起来，对维吾尔人的民族压迫才能加以克服。在民主的工人和贫困农民的政府的基础上，新疆人民将自由决定自己与中国的关系，是否独立（民主的保证包括自治权利或与汉族广大地区分离的权利）或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的真正的自治。这包括广阔的中国，中亚和俄罗斯的社会主义联邦-在民主和自愿的基础上，为开发欧亚大陆巨大的经济潜力打开了无限的可能性。

基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新疆和更广大地区的民族冲突是不可解决的。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拒绝给予现有的民族主义政党和集团任何支持-世俗的或宗教的 -其中没有一个提出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因此，不管他们声称的目标如何，他们不主张废除压迫和贫穷而只是转变这种压迫的民族-国家形式。但我们是完全反对由中国国家发起的民族主义者或宗教组织的镇压并支持其合法的活动的权利，正如我们呼吁充分的民主权利：政治活动自由，信仰自由，集会权，新闻自由等。我们支持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民族和文化权利，包括：在与国家交流时使用他们自己语言的权利，在教育系统内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权利和结束在就业、住房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各种歧视。

在新疆和其他地区的工人阶级必须独立于所有资本主义政治形式组织起来。为解放自己，它必须与中国其他民族和其他省份的工人联结起来。汉族中国工人阶级也必须把反对在新疆的民族和宗教压迫的斗争和他们自己的斗争结合起来。新疆已在国家镇压和'反恐'中成为用来对付所有那些站起来向中共专制政权斗争的-罢工工人，反污染活动家，民运和社会主义者的最新技术的训练场：只有建设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运动，其中的被压迫的少数民族成员将发挥关键作用，才能使资本主义，专制主义和民族压迫成为历史书籍记载的过去。

已经很久没有这种运动爆发了。1979年发生了真正的工人革命，受到城市和农村穷苦大众的支持，被伊斯兰反动派血腥扼杀。多年来无情的反革命继续镇压任何工人和民主的组织。只有亲莫斯科的共产主义政党-群众党是个例外，受到伊斯兰主义者何梅尼的支持，被认为是“反帝国主义”的政党，直到群众党自我瓦解。  

1999年的学生运动第一次真正挑战了这个政权并燃起了群众的希望。但是也暴露了他们对“改革者”哈塔米总统的幻想，他并没有在镇压学生当中保护学生。哈塔米代表了政权当中的想要改善国内外各种关系的那一派，而不是想要真正的改变。今年哈塔米是穆萨维的另一个主要支持者。在过去几年，学生在学校组织了不少抗议活动，很多学生领袖和学生杂志的编辑都被捕入狱了。

自从2004年，罢工和工人斗争的势头明显上升。德黑兰的公共汽车工人，Haftapeh糖厂的工人，教师，纺织工人和伊朗汽车工业集团公司的工人都组织了罢工去争取更好的工作和薪金，还 有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他们还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并选举出了他们的代表。在2005年甚至在圣地库姆也发生了国庆期间的罢工活动。今年五一节在德黑兰的拉蕾公园的示威当中，有超过80名活跃分子被捕。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决心被一遍又一遍地表达。对公车工会的镇压和工会领导的逮捕并没有摧毁他们的组织。在五一节工会领袖逮捕后，工人们和他们的家人天天组织抗议去要求释放他们。

今年的总统选举变成了群众激情的焦点，而不是大多数西方专家说的那样-保守势力得到了加强和“改革者”失败了。当今总统内贾德预计会受到更加多保守力量的挑战。2005年内贾德出人意料地击败了拉夫桑贾尼，他承诺要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和公平分配石油收入。内贾德不但没有实现他的诺言，而且还熟练地提升了自己并且还不被资本主义毛拉控制。相反地内贾德支持了巴斯基和革命卫队中的资本主义者，尤其是在石油和建筑行业。尽管内贾德的非传统行为，哈梅内伊还是决定他是这次总统选举的最佳人选。另外三个候选人是12人组成的监督委员会从475个申请人当中选出来的，被证明是陪衬的角色。内贾德在镇压的问题上和关于核问题上与美国对抗毫不手软。

拉夫桑贾尼是个大资本家和伊斯兰教义专家大会（86名成员）的领导，他视内贾德为一个障碍，即惹怒了反对派又阻碍了与外国的关系。他喜欢穆萨维。然而没有人相信群众会追随这个年老的伊朗前总理。 

瑞典评论家哈马关写道，穆萨维和内贾德在电视上的竞选斗争有四千万观众，并揭开了公众反应的盖子，是穆萨维和其他伊朗统治机器所料不及的。拉夫桑贾尼如果不是支持穆萨维，会被认为是击败内贾德的候选人。

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尤其是妇女成为了穆萨维的支持者。这个伊斯兰独裁政权的基石是对妇女的压迫。与学生和独立工会一样，妇女已经组织起来去争取她们的权利，很多活跃分子都被捕或者被杀害了。当穆萨维的妻子，著名的艺术家扎赫拉，加入到他的竞选集会后，他获得了更加多的支持。在选举前的一个星期，学生还可以自由地散发传单并在公园和校园集会。在德黑兰，穆萨维的竞选集会规模很大，而内贾德虽然控制了国家媒体，但是他的集会人数不多。

群众的情绪很乐观，有75%到场的人认为穆萨维会胜出。但是投票站关门前2个小时，内贾德就宣布他获胜了。第二天哈梅内伊恭喜他说道，这是一次光辉的胜利。西方政客和评论家们似乎接受了这个结果，他们指出内贾德在农村地区很受支持。然而穆萨维和他的支持者都没有妥协，还有那些反对内贾德和不满这个政治体制的人。有报道说选票多过实际的投票数，有些投票站提前关门。内贾德没有获得2千4百万票数，据估计仅仅获得7百万而已，对比之下穆萨维获得了一千三百万的选票。在第二轮的投票中，另外两位败选候选人的支持者非常有可能转投穆萨维。

随着内贾德无情地嘲笑，接下来群众就像球迷闹事那样就开始了抗议活动。然而这些抗议活动不仅仅是针对选举结果，还表达了对失业，低工资，住房危机，缺少民主权利的不满。示威规模越来越大。宗教武装民兵对摩托车的暴力袭击和晚上在校园对学生的袭击都造成了伤亡，引发了更加多的愤怒。因此星期二的示威规模达到了最高。

宣传说是美国在背后指使的伎俩没有奏效。穆萨维被迫回到示威中来并号召在周四和周五举行哀悼游行。哈梅内伊也被迫作出让步进行重新点票，仅仅是由监督委员会在部分地区进行，这是史无前例的。但是不能存在幻想，因为哈梅内伊和这个政权开始逮捕批评者和准备镇压了。

这是大规模和强有力的群众运动。如果它知道它自己的力量，这个政权就灭亡了。但是重要的因素阻碍了这个运动-意识混乱，缺少工人的独立组织。群众应该在这些历史性事件中获取经验，这场运动还会走多远？如果当穆萨维和拉夫桑贾尼认为群众该回家了，那么运动还会继续吗？
 
罗伯特费斯科在六月十九日的独立日报道：“昨晚成千上万穆萨维的支持者在黑夜中游行。”他引用了一个参与者的话：“我们现在不能停止，否则会被他们吃掉。”这种战斗的思想是典型的并不理会镇压。但是有示威者说：“最好是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来监督选举。”费斯科正确地总结道：“这些幻想是灾难性的。”  

伊朗人不应该相信联合国和任何一个西方统治阶级。奥巴马总统表达忧虑的时候，其实他最担心的是群众的革命性特征。奥巴马已经很清楚地表示他认为谁当选伊朗总统都行，只要听美国的话就好。那些“改革者”未必比内贾德更接近白宫。这种混合的情绪也在反内贾德的“绿色”示威中表现，人们高喊着宗教口号。

这场群众运动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保护示威者的警察们被欢呼为英雄。报纸被迫报道示威的内容。大学教授抗议校园射杀而辞职。

哈梅内伊现在威胁要加强镇压。但是如果群众运动继续多几天，他会被迫放弃内贾德而去跟拉夫桑贾尼阵营妥协。统治阶级的内部分化是革命性危机的一个信号，统治者将尽力去克服。穆萨维不是一个真正的选择，而是被推上前台而已。效忠哈梅内伊和伊斯兰共和国并作为一个好斗的反对党领袖，他已经完成了他的角色。

迫切需要建立大规模独立的工人组织。独立于国家，宗教，资本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等等之外，他们应该在工厂和社区委员会进行示范。像1979年革命的舒拉，工人委员会应该进行自卫和控制生产和经济。而不要像1979年那样，他们应该建立在广泛的城市和全国性的基础上。

独立的工人组织已经存在了，比如公共汽车工会正确地不支持任何一个候选人。那些候选人都是各式各样的资本主义者。没有一个会解决20%的失业率（官方数字为12.5%）和30%的通胀率（官方数字是25%）。

这些组织现在应该要站出来，去建立自己的联盟，成立广泛的防卫委员会并在城市贫困人口中寻求学生和其他活跃分子的支持。然而最重要的是，伊朗需要一个明确的社会主义政党。其他国家所谓的“颜色”革命表明了推翻政府的可能性，但是都没有根本改变工人和普通民众的生活。这也是1848年席卷欧洲的群众革命的教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有过研究并指出工人阶级要有自己独立的组织。  

群众运动并不是要不停地进行下去，他们的斗争是要取得成果的。争取民主的权利要跟争取政治和经济的自由联系起来。那些资本主义毛拉们应该被推翻，他们的财产应该被充公。只有民主控制的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计划，才能提供教育，工作和基本生活工资。伊朗有很强的工人阶级传统，除了1979革命还有1906-11年的革命。这是工人的斗争运动，而不仅仅是在城市发生示威，推翻了强大的伊朗王国家机器。那次革命重要的血的教训是必需要有一个群众革命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去解除伊斯兰主义者的武装。

2003年，50萬港人上街遊行挫敗了安全法23條草案，這一法案嚴重威脅港人的集會自由和言論自由。而這次遊行的結果表明群眾鬥爭的威力，但它同時也表明'舊的'勝利必須通過一次又一次的鬥爭才能保住。今年早些時候澳門當局通過了一項類似的安全法，從而可以懲罰叛國罪、分裂國家、竊取國家機密或其他顛覆中國政府的行為，其中也包括所謂的“策劃行為”。根據這項法律，製作和散發本傳單就是非法的。而所謂“竊取國家機密”的罪名與籍口在大陸更是被廣泛使用，就連那些為四川地震中死亡孩子的父母們提供法律援助和索賠支持的律師們也被冠以此罪名。
  
北京試圖未來在香港地區通過類似的法案。他們採取一切可能的方法在香港拖延實現全民普選的計劃，設立種種條款和限制以確保他們能夠獲得最終控制權。他們希望針對行政長官候選人有審批制度，從而使北京當局可以阻止它認為“不愛國”的候選人參與競選。事實上在伊朗運行的也是一套類似的系統（不過在那裡是宗教領袖，而不是'共產黨'的大小官僚們來決定誰可以或者不能參與總統他競選。
 
群眾鬥爭是唯一出路
  
對於這樣的操弄和和破壞必須進行迎頭痛擊絕不可姑息養奸。歷史經驗說明只有大規模的群眾性鬥爭，而非桌面上的的談判者和'妥協'才能確保實現勝利。而其中尤其是工人組織——群眾性的工會和工人政黨——將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20、30年前南非黑人為爭取一人一票的民主鬥爭就是最好例證。
  
群眾示威在向統治集團施加民意壓力和表明民眾對實現民主權利，的運動中起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為實現這場鬥爭的勝利，僅僅每年一兩次群眾示威是遠遠不夠的。為實現這一目標工人階級在其中的作用至關重要，其中關鍵的問題就是組建民主的群眾組織和賦予工人階級完全的權力。要取得運動的成功，運動就必須深深紮根於每一個工作場所、學校和社區，建立民主委員會進行鼓動、教育和組織。
正如1989年事件所表明的，在運動中學生和青年可以發揮關鍵性作用。雖然學生並不像工人階級一樣具有相當的經濟力量和凝聚力，但他們可以指引前進的道路並以他們自身為榜樣激發群眾的鬥志。在學校和學院內的罷課和占領是為爭取民主權力而進行的革命鬥爭的一個重要特徵，無論是1968年的墨西哥、1976年的南非、1989年的中國還是今天的伊朗都是如此。這些事例中有不少值得香港青年學習的經驗：建立學校或者學院行動委員會、準備大規模行動使更更多的力量投入到爭取民主的鬥爭中。而這些經驗也應該自覺地傳播到各個工作場所和工會中。通過在工作場所召開群眾性會議而動員工人階級進行罷工行動以支持實現民主權利的鬥爭。
 
“惟利是圖”
  
不僅僅是“共產主義”當局擔心香港民眾為爭取民主權利而帶來的壓力。同時香港的富豪大亨們和他們在大陸的同夥也一致支持當局拖延和阻撓在香港地區實現民主的製度，因為這對於中國大陸的一黨專製而言是最好的支持。超級富豪們從目前北京當局所執行的資本主義政策中獲利無數，所以他們並不急於結束現狀。儘管市面上充斥著所謂資本主義制度下“自由市場”就意味著民主制度會自動到來的陳詞濫調，但無論是對於香港還是整個中國而言，不過是一廂情願的幻想而已。那些大企業的發言人總是警告說，更大程度的民主制度將威脅到香港的繁榮。而如曾蔭權之流的資產階級政客們也如磕頭蟲般紛紛響應這一謬論：民主會導致出現'文革式的'混亂。最近他又告訴我們說，要重視經濟增長，而遺忘血腥鎮壓才是'客觀地看待'北京當局。
  
但政客與大亨們口吐蓮花所談及的'經濟繁榮'到底是什麼呢？由於資本主義制度正陷入日益深重的經濟危機之中，“繁榮”早已變得無影無踪。今年香港的經濟將萎縮6-7%，一年以來失業人數已增加一倍。成千上萬的年輕人或者失業或者只能在肯德基之類的血汗快餐店中如“奴工”一般為每小時16港元的而辛苦勞作。貧者益貧：全港40萬工人的月收入低於4,000港元。今日香港經濟之困難甚於19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之時。何來所謂“經濟繁榮”？如果我們相信曾蔭權之流的謊言，恐怕這才是港人沒有要求“積極”民主變革之貽害。
  
經濟危機並非如'海嘯'一般的自然災害。危機是現制度產生之頑疾，這一制度以少數大資本大企業之短期利潤為重，罔顧民眾之需求和地球之環境，終至矛盾爆發不可收拾。在過去的20年中，是全球資本主義依靠超額剝削如中國這樣的低工資經濟體，同時佐以前所未有之瘋狂金融投機，在世界範圍內創造全球金融泡沫。而泡沫一即破滅，災難立現。僅僅一年，中國就有3000萬工人失業無助，一成美國人不得不依賴食品券度日。而除金融中心之外幾無其他產業的香港（而這正要“感謝”非民選政府的“功德”）也成為全球經濟風暴重最易受打擊的地區之一。
  
這就是為什麼社會主義者不僅要求終結北京當局和曾蔭權的非民主統治。同時我們也要求徹底地進行社會和政治變革。我們要求由真正全民普選產生的民眾議會替代“權充門面”的傀儡立法會；這一議會將具有真正來自於人民的權力從而關注改變普羅大眾的生活條件——實現一周40小時工作制、確保每月7,000港元的最低工資、保證中學生與大學畢業生的就業。
 
實現民主社會主義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成員遍布全球為反對專制、資本主義和戰爭而進行鬥爭。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成員一直以來積極從事於反對從巴基斯坦到南非所有獨裁者的鬥爭，並反對從斯里蘭卡到美國的所有戰爭。今年6月5日在歐洲議會選舉中，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成員喬•希金斯(Joe Higgins)首次當選歐洲議員，這是由於多年來堅持反腐敗、反對私有化和新自由主義侵害勞動人民的鬥爭結果。而且他的案例對於香港地區也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喬•希金斯(Joe Higgins)將繼續以一個普通工人的工資標准進行生活，而絕不與其他議員同流合污，接受他們所習慣的奢華生活方式。在香港和中國所進行的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注定是一場更為廣泛的改變世界命運的鬥爭中的一部分。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為以下目標而鬥爭：

-立即實現自由選舉，不是2017年或2020年，而是現在！
-由普選產生的真正民眾議會以取代橡皮圖章式的立法會。賦予議會完全權力、消除貧困、扭轉私有化進程和消滅失業。
-所有16歲以上居民都享有投票權，也包括移民工人。
-所有當選的代表只能領取香港技術工人的平均工資。
-杜絕官員腐敗和濫用職權。
-全力支持大陸工人反對血汗工廠和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
-組建群眾性工人政黨，為反對資本主義制度和專制統治爭，實現民主社會主義而努力鬥爭。
 
請加入我們的鬥爭（聯絡EMAIL）：cwi.chin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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