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元首本月稍晚预定在华府举行的“特习会”，是全球瞩目的外交焦点，但截至目前，没有人能公开确认习近平是否真的会踏上美国国土。原因之一，是各方熟知的台湾问题。

据日本共同社上周末（12日）报道，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消息人士称，北京已告知华府：若美方在会谈前批准任何一笔新的百亿美元级对台军售案，中方有意取消这场原定于本月下旬举行的峰会。尽管特朗普（Donald Trump）已公开表示，将于9月24日在白宫接待习近平夫妇并举行国宴，但中国官方至今仍未正式宣布访美行程。

这一报道引发外界关注：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互动，是否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北京似乎不再满足于重申原则性表态，而是把包括军售在内的台湾议题，代入特朗普“交易式”外交风格。

英国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中国研究学院院长、当代中国研究副教授苏利文（Jonathan Sullivan）向BBC中文表示：“我们并不是说特朗普心里有一笔关于台湾的大交易，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但如果他的动机是要拿到‘一场胜利’，那么他为此可能动用的选项，比前任美国总统更多，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施压的力度。”

中美进入交易模式？

从北京与白宫的斡旋来看，台湾依然是北京口中不容触碰的“红线”，但操作手法确实变得更加交易化。据共同社报道，特朗普急于在11月中期选举前交出一份外交成绩单，因此极为重视这场峰会。中国正是抓住这一点，把“习近平是否赴美”变成一项筹码。

北京传递的核心讯息，其实与5月特朗普访京后的官方表态并无二致：台湾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发生碰撞甚至冲突”。但9月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一次不是峰会后的事后警告，而是在会面前就把军售议题直接摊上檯面。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TU）副教授骆明辉向BBC中文分析称，若说中国对美战略已经“根本性转变”为交易模式，恐怕还言之过早。

“虽然北京确实更往交易式做法靠拢，并试图把‘红线’往军售议题上挪，但北京担心的是国际观感，如果这笔对台军售恰好在习近平身处华府期间拍板过关，画面会非常难看，所以北京不太可能在这一点上赌运气，与特朗普硬碰硬。”

苏利文则指出，北京不会用“以物易物”的框架来公开表述任何关于台湾的讨论，但各方都清楚中国要什么，特朗普又需要什么。

“中南海愿望清单的首位，是美方明确表态‘反对台湾独立’，其次是进一步检讨已同意的对台军售包裹。5月峰会之后，有一批军售被暂缓，因此围绕军售的调整，看起来比较有操作空间。”

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MF）印太计画主任葛来仪（Bonnie Glaser）早在5月特朗普访京后便向《纽约时报》分析，习近平认为存在机会，能让美国“不只延后军售，甚至缩减规模，或是长时间不再出售”。上周共同社报道传出后，她在社交平台X上评论称：“对台军售会恢复，问题不是会不会，只是何时。未来两周不太可能，峰会之后则有可能。”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何瑞恩（Ryan Hass）则从特朗普的谈判手法切入分析。他曾尖锐评论，特朗普公开要求台北“冷静”，等同向北京释放了一个讯号：美国对台安全支持“是可以跟中国谈的”。

他批评，这种公开的可谈判性“就像斗牛场里的红布，刺激着北京去试探美国承诺的边界”。

换言之，这一新阶段的出现，并非北京突然发明了新的红线，而是华府主动把既有的红线摆上了谈判桌。

北京开始点菜：能用什么换到什么

苏利文向BBC中文指出，中国在出口管制、关税以及台湾问题上都有明确诉求，同时也握有一些可以包装成特朗普“胜利”的筹码，例如关键矿产出口、大豆进口，以及“对伊朗与俄罗斯发挥影响力”等。这使中国在谈判中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也让其能够开出更高的价码。

中国研究网站《Sinification》报道，今年5月底，在特习北京会后的一场对台问题专家座谈上，厦门大学教授李鹏承认特朗普难以预测，但认为两位领袖之间反复的互动，或许可以“稳住”这位美国总统，进而有助于两岸与中美关系的整体稳定。

另一位与会的台湾问题专家，上海东亚研究所教授王海良则强调，北京必须善加利用未来三年，塑造中美台互动中“正向、不可逆”的趋势，把华盛顿推向“非正式的光荣中立”，趁着这位“可塑性高”的美国总统仍在任上，“赶紧做工作”。

苏利文同时强调，特朗普本身也拥有一项优势，那就是他已经完全掌控自己的政党，建立了一套不可预测却又能全身而退的行事纪录，也不受意识形态或政策一致性的束缚。

因此，“如果真要想像哪位总统会跟中国做这种交易，那就是特朗普。总的来说，中国目前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可以再要更多。”

“但他们也清楚，一旦特朗普被逼到角落，可能做出不可预测、甚至伤害自身利益的举动。”苏利文说。

台湾位置被动，但不是无牌可打

此时此刻，台北正夹在中美之间的交易博弈，以及国内“朝小野大”的政治格局之中。今年5月，在野党掌握的立法院，将原本规划约1.25万亿新台币的国防特别预算大幅削减至约7800亿元，并删除了部分国产与非对称战力项目。

美国军事评论员艾克塞（David Axe）曾批评，这一削减等同砍掉了将台湾打造成“刺猬岛”的核心能力。近期立法院虽已通过无人载具相关条例，但朝野仍在采购方案与预算审核上持续拉锯。

台湾独立政治新闻网站“破土”主编、英国诺丁汉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丘琦欣（Brian Hioe）向BBC中文分析：“特朗普似乎总想把自己塑造成‘伟大交易’的撮合者。因此，对台北而言，赖清德总统的选择空间其实相当有限，但他可以透过与其他美国国会议员的联系，间接向特朗普施压，或是设法把最终结果包装成一笔能归功于特朗普本人的重大交易。”

“但更广泛来说，特朗普似乎仍对台湾抱持一定敌意，并偏好与北京进行交易，即便他同时也展现出愿意直接就对台军售进行谈判的态度，这是前任美国总统所没有的做法。”丘琦欣补充道。

苏利文则认为，赖清德总统目前能做的其实相当有限：台北已经把几乎所有筹码都押在美国身上，特朗普提出的要求，赖清德几乎都已履行，现在只能等着看这能换来什么结果。

台湾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先进半导体生产基地、运作良好的自由民主典范，同时也是美国忠实的盟友。

梳理这三点，苏利文认为，“后两项特朗普大概不太在意，他真正在意的是晶片，这对台湾仍是一项有利因素。我们或许可以透过这次美中峰会，观察民进党‘全力押注硬威慑、背靠美国’这一选择最终会得到怎样的回应。”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钟志东上周在台北一场会议上则强调，当前的中美关系可以用“短多长空”来理解。

他进一步解释，台美关系必须放在中美关系的整体结构中看待：1979年，美国即便需要联合中国共同抗衡苏联，也未曾接受北京要求停止对台军售的诉求。因此，在当前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升高的背景下，美国在对台军售议题上向中国让步的空间，实际上比过去更低。

“特习会前，美方大概率不会宣布大笔对台军售案，但这并不代表美国正在对中国妥协。”

无论习近平最终是否成行，对台军售议题都不会就此消失，只会转入下一轮交易。北京把峰会当作杠杆，华府把军售当作筹码，台北则既要应付立法院内部的预算拉锯，又要设法让自己出现在“餐桌旁”，而不是“菜单上”。

日本亚洲运动会将于周六（9月19日）开幕，住宿问题成为外界激烈批评的焦点。

其中，为数千名运动员而设的木制货柜屋，赛前被指漏水和床舖太小。

“身高超过两米（6呎7吋）的运动员，甚至无法在床上把腿伸直，这实在不合理。”韩国篮球协会副会长郑载龙（音译Jung Jae-yong）说。

他向法新社形容，这些住宿设施是“历来最差的”。

本届赛事于名古屋市及爱知县举行，超过1.7万名运动员及官员出席，比原先预计的人数多了2000人，过去数周以来外界都担心床位不足。

漏水的货柜屋

木制货柜屋将容纳约2000人，并设计为日后可重复用作灾害疏散设施，但一直饱受批评。

韩国篮球队一名成员上传影片，显示房间内有水管漏水及地面积水，并附上文字：“请帮帮我。”

上周名古屋遭遇破纪录降雨并引发大范围水灾后，入住货柜屋的运动员亦曾短暂疏散。一些比赛场馆亦传出漏水情况。

篮球官员郑载龙向法新社表示，其他参赛国家代表亦有相同住宿方面的忧虑。

印度当局甚至搭建了这些货柜屋的复制版本，让本国运动员预先适应相关住宿环境。

亚运住宿事务负责人松雄裕太（Yuta Matsuo）向路透社表示，主办方“充分了解各代表团提出的不满及忧虑”，强调正“采取具体措施改善运动员的住宿环境”。

有别于奥运会通常设有专属选手村，亚运的主办单位选择以临时住宿设施安置参赛者。

除货柜屋外，另有4000至5000名参赛者将入住一艘意大利邮轮。该邮轮已于周二停靠名古屋，其余与会人士则将入住酒店。

大会最初预计，将有1.5万名运动员及官员参加本届亚运会。但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于8月中旬表示，在新增结合足球与桌球元素的桌式足球（teqball）及板式网球（padel）项目后，参与人数将接近1.7万人。

亚运组委会主席兼爱知县知事大村秀章（Hideaki Omura）此前表示，当局原本只为1.5万人编列预算，对于新增运动员“既没有足够人力，也没有足够预算作出必要安排”。

他说：“根本没有地方让他们住宿。如果他们仍希望前来，就必须自行安排。”

不过，上月主办方与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表示，所有于7月截止日期前完成报名的“超过1.7万名”运动员及官员，均已获提供“符合亚运标准的住宿安排”。

声明表示：“所有最后准备工作均按计划进行，且进展顺利。本届亚运会有望成为数十年来最精彩的一届。”

菲律宾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托伦蒂诺（Abraham Tolentino）向法新社表示，虽然所有菲律宾运动员都已获安排床位，但部分官员及教练则入住“不同的酒店和Airbnb”。

本届亚洲运动会将于周六（9月19日）正式揭幕，并于10月4日闭幕。目前，篮球及足球赛事已经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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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政府宣布收紧移民政策，重点管制国际学生和背包客，并打击所谓的“签证跳转者”（visa hoppers）。

外国学生今后将不得携带家属赴澳，而希望延长居留的人士则必须选择攻读更高层级的学位资格。“打工度假签证”（working holiday visa；工作假期签证）也将引入抽签制度。

澳洲内政部长伯克（Tony Burke）在周四（9月17日）发表题为“管理移民计划的工作：谁到来、谁留下、谁离开”的演讲，公布一系列改革措施。

他表示，虽然移民是澳洲的一项“优势”，但仍需要维持“高度管控”。澳洲政府希望在2028年前，将海外净移民人数降至22.5万人。

打击“签证跳转”

谈及国际学生及毕业生签证时，伯克表示：“我们将不再让学生自动拥有携带家庭成员来澳的资格。”

他表示，已身在澳洲的外国学生，以及来自太平洋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的申请人将获得豁免。此外，博士生仍可携带家属，因为他们与本科生处于不同的人生阶段。

至于学生签证，他表示政府将打击“签证跳转”（visa hopping）行为，也就是学生完成一项课程后，再申请另一项课程，而后者通常属于较低等级的资格，有时甚至来自“不那么正规的教育机构”。

伯克表示，若学生是为了攻读更高层级资格，仍可获准继续留澳。例如完成学士学位后，再攻读硕士学位。

打工度假签证须抽签

打工度假签证（working holiday visa；工作假期签证）也将有重大调整。

这类签证允许18至30岁人士申请，普遍由背包客使用，也是澳洲农业部门的重要劳动力来源，他们可在澳洲工作12个月，并可申请延长至第二及第三年。

目前，签证持有人必须在第一年于澳洲偏远地区工作满三个月，才能取得第二年签证资格；其后还需再工作六个月，才能取得第三年签证资格。

根据新措施，符合第二年签证资格的人士必须参加抽签，名额上限为4.5万个，低于去年符合资格的5.7万人。

第三年签证的抽签名额则限制为5,000个，低于去年符合资格的3.1万人。

由于英澳自由贸易协定，英国打工度假人士不受这些新措施影响。

过去一年增30万海外移民

澳洲统计局周四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止的12个月内，澳洲人口增长1.4%，达到2,790万人。

有关数字包括出生和死亡人口变化，以及29.21万人的海外净移民人数。

随着生活成本持续上升、住房负担能力下降，以及公共服务承受更大压力，澳洲人口规模的讨论持续升温，移民问题仍是重要政治议题。

以反移民立场闻名的右翼民粹政党“同一国家党”（One Nation），近月支持度显著上升。该党本周稍早公布移民政策，建议在三年内削减75万个临时移民签证。

该党于今年5月赢得首个联邦众议院议席，同时主张将海外净移民人数上限设为13万人。伯克批评这一提议，表示有可能“重创澳洲经济的部分领域”。

今年7月，澳洲政府推出新政策，优先处理在澳洲境内提交的家庭签证申请，即申请人在递交申请时已身处澳洲境内，而非在海外提出申请。

已在澳洲境内并申请永久居留签证的技术移民，也较海外申请人获得优先处理。

政府同时暂停来自24个国家的打工度假签证申请，但英国不在此限。

协助新移民在澳洲安顿的国际安置服务机构（Settlement Services International）的维奥莱特・鲁梅利奥蒂斯（Violet Roumeliotis）表示，有关移民的辩论愈来愈受到“短期政治考量，而非最有利于国家的事情”所主导。

她说：“针对国际学生家庭签证所提出的改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她补充道，这将使澳洲更难与其他国家竞争、吸引“未来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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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I）发展日新月异，业内一些具影响力的领袖却严厉警告说，要正视AI可能带来的危机。

譬如，Anthropic执行长达里奥·阿莫迪（Dario Amodei）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应该放缓，而两家竞争对手的高层——OpenAI的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和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也赞同他的观点。

美国矽谷的一些人士甚至认为，人工智能有朝一日可能会导致人类灭绝。

然而，应对这些风险也因两大人工智能大国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激烈竞争，而变得复杂。

作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经常从国家安全和经济优势的角度看待人工智能的发展，让人怀疑两国是否能够促成实质合作。

“如果国际社会期望美中就这些问题展开对话并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那么它这期望会落空，”奥斯陆和平研究所（PRIO）高级研究员伊拉里亚·卡罗扎博士（Ilaria Carrozza）说。

“在人类控制下的人工智能”

中国为人工智能制定了宏大计划，设想未来这项技术将融入农业、医疗和军事等社会和经济的各个领域。

可是，北京长期以来也一直警惕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

早在2017年，政府就表示人工智能可能侵犯隐私、威胁社会稳定和挑战国际关系准则。

此后几年，中国要求对社群媒体上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进行标注，禁止未成年人使用人工智能虚拟伴侣，并禁止使用深度伪造技术传播假讯息。

对此，香港城市大学教授曾敬涵向BBC表示，不像美国的政府机构和政策顾问，中国官方对“人工智能可接受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决定权”。

曾教授曾参与中美针对人工智能的非正式会谈。

对于人工智能可能失控的风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在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WAICO）会议上表示，这项技术必须“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

WAICO由中国倡议成立，致力于促进国际社会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对话与合作。

中国网路监管机构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简称网信办）在9月公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其中表示，须要对人工智能危害“人类生存发展的风险及时采取措施”。

可治理的技术？

尽管中国官方承认人工智能有可能脱离人类控制，但相较于美国，人工智能是否能够危及人类存续，在中国，并非相关讨论的核心议题。

北京认为，这只是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须要应对的众多问题之一。

曾教授表示：“中国的人工智能治理兼顾多个目标：支持经济发展、管理技术和社会风险以及维护政治权威。”

刘少山博士是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的具身智能中心主任，他对此表示赞同：“在中国的讨论往往更着重于可控性、滥用和社会后果，而在美国的讨论则更多地集中在人工智能失控或人类灭绝等假设性情境上。”

虽然中国官员忧心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但他们也相信，在中国经济成长放缓之际，人工智能将成为提振经济的重要动力。

譬如，腾讯、阿里巴巴、百度和字节跳动等中国科技巨头的人工智能模型，正与全球主要竞争对手一较高下。一些领先模型则来自零一万物、深度求索（DeepSeek）、MiniMax、月之暗面和智谱等新创公司。

这些公司都没有回应BBC的置评请求。

刘少山博士向BBC解释，北京正力求在培育人工智能产业和管控相关风险之间取得平衡。

“这与主张停止发展人工智能是两回事，”他说。

“谁赢了人工智能，谁就赢了。”

除了国内发展需求，北京也必须考量地缘政治因素。

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将人工智能发展描述为一场与中国的高风险竞赛。

“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中国……坦白说，我希望保持这种领先地位，因为谁赢了人工智能，谁就赢了，”他曾说。

中国国家安全部长陈一新在9月发表于官方期刊的文章中，也从地缘政治的角度阐述人工智能的发展，称其为“大国战略博弈的新赛道”。

尽管呼吁放缓人工智能发展的呼声主要来自美国业界人士而非政府官员，但地缘政治竞争使北京对此类呼吁保持警惕。

今年8月，就在阿莫迪发出人工智能风险警告前不久，中国官媒批评Anthropic的联合创始人将他的公司与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捆绑在一起。

中国央视运营的社交媒体帐号“玉渊谭天”发帖批评：“阿莫代伊（阿莫迪）的逻辑已经完成了两次放大：从‘我在做好事’，到‘我替你决定’；从‘我的国家在做好事’，到‘所有不配合的都应该被限制’”。

阿莫迪近日呼吁放慢人工智能发展步伐后，再度招致中国官媒批评。官媒特别点名他曾主张阻碍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

尽管双方互信不足，外界仍期待习近平与特朗普本月稍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峰会上，能够就部分议题达成共识。路透社报导，中方官员将人工智能视为峰会的重要议程。

对此，PRIO的卡罗札博士则向BBC表示，防范非国家行为者滥用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威胁关键基础设施等议题，或许能让中美双方建立一定程度的共识。然而，针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步调达成明确协议，恐怕仍遥不可及。

她说：“较有可能透过双边协商处理的，大概是那些即使达成协议，也不须要验证执行情况或揭露商业机密的议题。”

她同时指出，“至于限制任何一方开发人工智能模型速度的措施，美中双方不太可能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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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因间谍及危害国家安全罪名被中国监禁的美国学者的妻子，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在下周于白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设法促成其丈夫获释。

敏辛（U Min Zin）是一家专注缅甸研究的智库负责人，于6月3日前往中国昆明出席学术会议后被捕。

其妻西尔维娅·辛（Sylvia Zin）周三向国会作证时表示：“我深切盼望特朗普总统下周在峰会上，能向习近平主席提出我丈夫的案件。”

习近平定于周三抵达华盛顿，展开国事访问。此前，习近平已于5月在北京接待到访的特朗普。

在会谈前，多名被关押在中国的人士家属已前往美国首都，为亲人争取获释。

西尔维娅·辛（Sylvia Zin）周三出席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东亚与太平洋小组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主题为《生命，而非筹码：中国与朝鲜镇压的长臂》。

辛在发言中表示，她相信特朗普亦能促成美国地震学家陈友林（Chen Youlin）获释。陈友林是一名研究核试监测的美国地震学家，过去两年一直被关押于中国监狱。

她说：“我知道总统在协助被错误拘留的美国人回国方面素有纪录，这让我确信，他同样能促成敏辛及其他被错误拘留公民的迅速获释。”

小组委员会主席、国会众议员金映玉（Young Kim）在听证会开场时警告美国民众：“如果你前往中国，北京可能会把你扣作人质，作为外交谈判的筹码。”

谈及敏辛被捕一事时，她补充说：“北京希望向那些其研究令其感到不便的人发出讯息，并在即将举行的特朗普与习近平峰会前拘留了敏辛。”

敏辛是缅甸1988年民主运动期间的学生运动人士，现任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ISP-Myanmar）所长。该智库研究中国在缅甸的角色，包括中国的利益、双边关系及区域影响力。

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Jimmy Lai）的儿子亦在国会山呼吁特朗普协助争取其父亲获释。美国总统此前曾向习近平提出此案，他向记者表示，中国领导人对此回应称：“那将会是一件棘手的事。”

白宫一名要求匿名的高级官员周四回应BBC查询时表示：“解决美国公民被错误拘留的问题，始终是总统最优先处理的事项之一。”

上个月，美国国务院表示，两名美国人──敏辛和陈友林──正被中国“错误拘留”。

在美国，这项认定可让案件转交至人质事务特使办公室处理，提高个别案件的关注度，并使美国政府能调配更多资源以争取他们获释。

现居泰国的西尔维娅·辛周三向委员会表示，她至今仍未能与狱中的丈夫通话，“因此每个月，我们都焦急地等待领事探访，因为那能让我们确认他还活着”。

西尔维娅·辛表示，美国官员曾告诉她，敏辛刚被关进监狱时，每天要接受长达六小时的盘问。

“我正努力在女儿面前保持坚强，但我一直在担心他是否安好，以及如何让他回到我们身边，”她说。

特朗普与习近平上一次正式会晤时，特朗普曾要求让另一名被监禁的美国人获释。地下教会领袖金明日在特朗普提出要求两个月后获释。

澳洲运动员乔安娜·维特日克（Joanna Wietrzyk）日前在Hyrox北京站赛事失禁后继续比赛，并称“赢了就是应了”，引发各界批评。

舆论发酵数天后，她公开向中国人、其他参赛者、观众及Hyrox主办单位致歉，并决定放弃该场比赛的积分。

此前，Hyrox共同创办人莫里茨·菲尔斯特（Moritz Fürste）也为事件道歉，主办方宣布向当天受影响选手全额退款。

Hyrox已更新赛例，明文规定若参赛者的“血液、呕吐物、尿液或粪便”构成健康风险，可被要求退赛。

“人生并不只有比赛这件事”

乔安娜·维特日克周四（9月17日）在Instagram发声明表示，比赛开始时感觉完全健康、身体状况良好，没预料到会出现任何不适。

“回想起来，我后悔当时没有选择退出赛道。我明白自己应该作出不同的决定。我为自己选择继续比赛的决定负责，并对由此造成的不适及困扰，深感抱歉。”

她说，正从这次经历中汲取教训，包括提醒自己“人生并不只有比赛这件事，以及要懂得在适当时候选择退下来”；经过反思后，决定“追溯性退出这场赛事”（retroactively withdraw from the race）及放弃所赢得的积分。

Hyrox是一个室内体能耐力赛，包含八个关卡，包括滑雪机、推雪橇、拉雪橇、波比蛙跳、划船机、农夫走路、沙袋弓箭步和药球掷扔，每个关卡皆搭配一公里的跑步组合而成。

Joanna Wietrzyk上周六（12日）在北京赛事期间怀疑失禁，排泄物沾染赛道和共用器材，但仍继续作赛并最终夺冠，引发公共卫生争议。

赛后，她在Instagram发布自拍照称“拼尽全力或打包回家……赢了就是赢了（Go hard or go home … a win is a win.）”。她其后删除有关动态，社交媒体帐号亦禁止留言。

全额退款、更新赛例

失禁事件发生后，大量相关图片、影片在网上流传，引发广泛讨论。

Hyrox周一（14日）在最初的声明中，赞扬该选手“将自己推向极限”，又指网上出现暴力威胁或鼓励伤害运动员的言论，警告会永久禁止发布这类言论的人参加所有Hyrox赛事。

有关声明引发大量质疑，认为主办方的解释，是把顶尖选手和大众参赛者之间划分了双重标准，优待运动表现比较好的人。也有人指出，Hyrox明文禁止选手在赛道上吐痰、擤鼻涕或丢垃圾，却允许失禁选手继续作赛。

在批评声浪之下，Hyrox共同创办人莫里茨·菲尔斯特（Moritz Fürste）当晚道歉，承认大会在比赛期间未有即时介入是一个错误，强调会改善赛事流程和规则手册。

Hyrox中国团队周三（16日）进一步向受影响参赛者发送致歉声明邮件，承诺全额退款。

目前，Hyrox已更新全球赛例，规定若参赛者的“血液、呕吐物、尿液或粪便”对其本人或其他参赛者构成健康或污染风险，可被要求退赛。

Hyrox是近年新兴的健身竞赛品牌，2017年创立后在全球快速扩张。2025至2026赛季扩展至逾100场赛事，吸引超过140万名参赛者及逾150万名观众。

这个热潮也席卷中国，Hyrox与中国全国600多间健身房展开长期合作。

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副教授黄世杰曾对BBC中文分析，Hyrox在不到十年间迅速完成全球化、媒体化与高度商业化，“商业成熟得太快，运动制度与文化还来不及跟上”。

对某些人来说，建立人脉（networking）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对大部分人来说，想到要接近自己不认识的人并试图建立职业联系，往往会感到恐惧。

无论你是正在寻找第一份工作、努力在工作中晋升，还是希望转换职业，建立人脉网络，都能帮助你找到机会并建立联系。

但建立人脉并不一定意味着要在正式活动中与人攀谈——它可以是在工作场所喝咖啡时面对面聊天，也可以是透过偶然的谈话，或者透过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在线进行的。

根据领英（LinkedIn）的一项研究，近一半（44%）的Z世代表示，缺乏合适的人脉是获得入门职位的最大障碍。

领英首席传播官李佛奇（Nicole Leverich）分享了她拓展人脉的秘诀，我们也向纽约市的市政工作人员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以了解哪些方法对他们有效。

先利用好你已有的网路

每个人都可以开始在网上建立自己的人脉关系网。

“一旦你与你的同学、以前的教授、暑期工认识的人、家人和朋友建立联系，你会惊讶地发现自己拥有多少人脉，”李佛奇说。

她告诉BBC：“即使您的社交网络很小也不要气馁，因为现在没有社交网络并不意味着您永远都不会有社交网络。”

即使没有明显的业界的人脉，也不该因此而却步。

李佛奇在美国俄勒冈州的小镇长大，大学毕业后搬到旧金山，当时她并不认识任何从事通讯产业的人。

她说，在找到第一份工作后，“我主动承担了很多其他人不愿意做的苦差事，并在工作中逐渐建立起了人脉关系。”

做好功课：别忘了说谢谢

李佛奇还告诉BBC，若你想在网路上联系某人，关键是要表明你已经做好了功课。

在回覆信息时，你应该“引用他们发布的内容或建立一些共同点”。

请确保你的请求“清晰明确”，并且他们能在五分钟内完成。最重要的是，别忘了说谢谢。

她说：“你会惊讶于有多少人愿意帮忙，但我却很少收到感谢。我不是说要人家多感激我，但一句简单的“谢谢”就能让我下次更愿意帮忙你。”

未雨绸缪

李佛奇还建议，建立人脉关系可能会让人感觉像是在做交易，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最好在你需要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之前就建立关系。

如果你知道自己想在某个特定行业工作，“那么在你开始找工作前一两年就开始寻找该领域的人”。她说。

当你与他们接触时，想想你能为他们提供什么回报。

“如果你随意打电话给我说你想找份工作，我帮你的可能性远不如你打电话来寻求五分钟建议的可能性大。”

她还向BBC解释，你也不一定要直接给别人讯息，可以先回覆贴文或留言。

多做几组

面对面的人脉拓展可能会让人感到畏惧，尤其是在职业生涯初期，但请记住，在人脉拓展活动中，每个人都是为了交流而来。

对此，李佛奇建议，要开始一段对话，可以从一些简单的事情入手，例如称赞别人的穿着，自我介绍，并询问他们为什么在那里。

“多练习，一开始可以先参加活动15分钟或半小时，然后再逐渐增加时间。”

当你想继续时，不要想太多：“我会直接切入正题，说，‘很高兴见到你’，我需要确保我能在这环境里好好工作。”

“如果你想委婉地结束对话，可以说类似，‘我需要去喝杯水，很高兴认识你’，这样的话。”

不要害怕听到“不”！

当然，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是一回事，但真正走到陌生人面前开始交谈，甚至毫无预警地在网路上给某人发讯息，又是另一回事。

在销售行业工作的泰勒（Taylor Crow）向BBC说她“相当擅长”建立人脉，因为这是她在大学期间优先考虑的事情。

“我在学习期间，透过领英发送了200多条陌生私信，并联系了我想去的公司里的人。”

她承认这“非常尴尬”，但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工作，她不得不这样做。

她的同事，24岁的维姬（Vicky Peterlin）也同意这种说法。 “关键不在于擅长人脉，而是不要害怕主动与人接触。”

她向BBC说：“我曾想过自己没有资格进行这些对话，但后来你意识到没有规则，发送电邮和讯息是免费且容易的。”

“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被拒绝，但那也没关系啦。”

据此，格林威治商学院（Greenwich Business School）导师凯瑟琳·利奥波德（Katherine Leopold）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她向BBC分析，最大的障碍是踏出第一步，但如果你不踏出这一步，你就“把自己排除在外了”。

她建议，各机构收到的申请数量“绝对庞大”，所以尽量亲自与雇主见面，向他们展示你最真实的经历。

“一定要告诉他们：我拥有这项技能，我掌握这方面的知识，所以我相信有了我加入，你们的团队会更强。”

“说出你的目标是什么。”

麦迪逊（Madison Brown）目前从事技术合作方面的工作，此前曾在企业工作了10年。

很多年轻人向他咨询职涯建议和机会，他说他们中的许多人其实可以更清楚地说明自己想要什么。

“说出你的目标或你想从这次互动中获得什么，这并没有错。”

他还补充说，做自己很重要：“如果你真诚待人，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向你敞开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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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利率三年多来首次上调，为了遏止物价上涨，利率可能还会进一步提高。

美国联邦储备局（Federal Reserve）以一致投票决定，将利率从 3.5% 至 3.75% 上调至 3.75% 至 4%。此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一直呼吁降息，并对加息表示强烈反对。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Kevin Warsh）表示，此举是因为“通胀过高，且持续时间过长”，并称这是一个“清醒”且“负责任的决定”。

在宣布加息后，特朗普表达了对沃什的支持，但称负责投票就利率决策的美联储理事会“充满敌意”。

沃什在周三（9月16日）议息决定公布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尽管美联储领导层内部存在“乐观情绪”，但通胀依然是一个问题。

与许多央行一样，美联储设定了将通胀率控制在2%或以下的目标。沃什指出，美国通胀率已经“五年多”高于目标水平。

这使得生活负担成为美国选民最关切的问题之一——自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开战以来，批发油价飙升，带动燃料价格大涨，也推高了许多商品和服务的成本。

沃什表示，尽管美联储“无法影响任何单一价格——无论是油价，还是杂货店的食品价格”，但央行可以致力于防止物价上涨蔓延至整个经济。

他还表示，就业市场和整体经济的强劲表现，意味着美联储将继续专注于稳定物价，而收入最低的群体将从低通胀中获益最多。

央行通常在通胀高企时加息，以抑制消费、鼓励储蓄，从而希望减缓物价上涨速度。但这是一场平衡之术，因为更高的利率也可能促使企业推迟投资，损害经济增长。

更高的利率对美国人意味着什么

沃什获得任命时，民主党议员曾称他将成为特朗普的“傀儡”，许多美联储观察人士也预计他会执行特朗普持续要求大幅降息的主张。特朗普此前曾严厉批评沃什的前任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不愿降息。

周三被问及这次加息向特朗普传递了什么讯息时，沃什笑了笑，然后说：“关于与总统的讨论，我没有什么可告诉你的。”

特朗普其后告诉记者：“我很倚重凯文（沃什），但他面对的，你知道，是一个很不好对付的理事会。”

他还说：“利率太高了，并不合适⋯⋯我跟凯文谈过，我说，‘你不妨跟理事会一起投票，反正也无所谓’。理事会充满敌意，他们非常政治化。”

稍早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为美利坚合众国降低利率，而且要快！”

国会山庄的民主党人表示，加息将使贷款成本更高，进而导致更多美国人陷入债务。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说：“这会让所有东西都变得更贵。这是因为唐纳德·特朗普不懂得如何管理经济。”

这次加息是美联储自2025年12月降息以来首次调整利率。上次加息是在2023年7月。

此次加息可能推高购房者的按揭利率，并导致美国人在其他类型债务上的支出增加。

摩根大通（JP Morgan）、KeyCorp和纽约梅隆银行（BNY）等美国主要银行周三均将最优惠贷款利率从6.75%上调至7%，这将影响信用卡和个人贷款的利率。

过去一年，按揭成本有所攀升，但仍低于2023年的峰值。根据房贷美（Freddie Mac）的数据，30年期固定利率按揭的平均利率为6.76%，15年期则为6.09%。

许多美国房主持有30年期或15年期固定利率按揭，利率变动不会影响他们的月供。但更高的利率可能影响希望申请新按揭或再融资的人士。

沃什拒绝就他个人对美联储利率走势的看法表态，但其大多数同僚表示，预计年底前利率将再次上调至 4% 至 4.25% 之间。

略占多数的官员还表示，明年利率可能进一步升至 4.25% 至 4.5% 区间，之后在2028年和2029年才会开始降息。

相关预测显示，物价涨幅将在未来数年趋缓，作为衡量生活成本的指标，通胀率预计将逐步回落，到2029年降至美联储的目标水平。

自伊朗战争以来，面对通胀上升的不止美联储——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上周已加息，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英伦银行）也将于周四（17日）作出自己的利率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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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利率“冰火两重天”

BBC中文记者陈岩

加息的“息”，指的是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简单来说，这是美国银行之间互相借钱时使用的利率。

加息就是把这个利率调高。银行的借贷成本上升，给企业和个人放贷的利率也会跟着涨，大家借钱的意愿自然下降，贷款需求减少，市面上流通的货币供给量随之收紧，通胀压力得到缓解，经济也就慢慢降温。

反过来，如果降息，银行放贷的利率会降低，借钱的成本更便宜，企业和个人都更愿意贷款，更多资金流入实体经济，整体经济活动也会变得更活跃。

美联储调节这个利率，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一个目标：让美国的就业最大化，同时保持物价稳定。经济疲软的时候降息，向市场注入更多流动性，刺激经济复苏；经济过热的时候加息，收紧货币供应，抑制通胀，避免经济过快膨胀带来的风险。

放到当下来看，中国和美国的经济状况可谓冰火两重天——这并不是说谁的经济更好、谁更差，而是两国正面临着截然相反的问题。

自从与伊朗的冲突升级以来，油价持续攀升，美国陷入了一种“输入型通胀”的局面：能源价格上涨，带动整体物价水平一起走高。这迫使美联储现在不得不加息，收紧市面上流通的资金，给经济降温，让物价慢慢回落。

中国的情况几乎是镜像的反面。今年8月的物价指数同比只上涨了0.8%，7月更低，只有0.5%。消费始终不旺，房地产市场也持续低迷，经济面临的是需求不足、物价涨不动的压力。因此，中国央行的政策倾向是进一步降息，降低个人和企业的借钱成本，借此刺激大家去投资、去消费。

不过，这种降息的想法目前更多还停留在“想做”的阶段，尚未大幅落地。原因在于，中美之间的利率差距已经拉得很大。如果这时候中国大幅降息，而美国又同步加息，两边的利差会进一步拉开，资金可能更倾向于流向收益更高的美元资产，人民币贬值和资金外流的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所以，中国央行在降息上颇为谨慎。

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往往更依赖发放消费补贴、对房地产给予定向支持，来刺激内需，而不是以来调节基准利率；美国则更习惯用利率这一个总量工具来调节整个经济。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两国政府在经济治理思路上的不同选择。

台湾副总统萧美琴上周现身意大利外海小岛文托泰内（Ventotene），出席欧洲议会主办的自由与民主论坛。

此行发生在特朗普与习近平预定9月底于华府举行峰会的敏感时刻。峰会前，关税与对台军售正是双方谈判桌上持续博弈的筹码。与此同时，身处意大利的萧美琴没有踏入罗马总理府，也未与意大利外长会面，而是走向另一条路径：接受欧洲议会副议长的邀请，现身欧洲议会的场域中。

这场行程刻意保密，直到落地才公开。从台北出发，萧美琴一行辗转搭机、换乘陆路与渡轮，全程耗时约27小时。这种近乎隐蔽的行进方式，也折射出台湾外交处境的艰难：不被联合国承认，在北京持续施压之下，每一步对外接触都需谨慎铺陈。

台北将此行定调为外交突围，北京则痛批为“卑劣且徒劳”。更深的问题是：在中美高层重启接触的缝隙中，台湾尝试藉由欧洲打开外交空间，从去年布鲁塞尔欧洲议会到今年该议会在意大利的活动，台湾试图藉“非主权组织”的邀请，绕开多数欧洲国家的一中政策，突破究竟有多大？

北京强硬回应，欧盟降低调门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月1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措辞强硬，称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倚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毛宁还称，中方已就“台独”政治人物赴意大利出席相关会议，向意大利与欧盟提出严正交涉。

官媒《环球时报》刊出评论称，“真正发生危机时，欧洲政客不会替台湾民众承受断供停产的冲击；美国政客不会替台湾家庭承受战火风险”。

台媒《联合新闻网》则报道，论坛现场原计划悬挂的欧盟委员会标志，在活动当天被撤下。该报引述知情人士称，这显示欧盟委员会不愿因萧美琴到访而影响对华关系。

布鲁塞尔马腾斯中心（Martens Centre）学术委员会成员、曾任欧洲议会政治顾问的冯儒莎（Zsuzsa Anna Ferenczy）向BBC中文表示，萧美琴获欧洲议会副议长接待，凸显议会外交在形塑欧盟与台湾关系上仍具持久重要性。

“在此背景下，欧盟执委会代表取消出席接待萧副总统的活动，令人遗憾，也显得短视。此举可能削弱一场对欧洲具有战略价值的交流，而执委会显然尚未充分认识其重要性。”

北京对萧美琴的批评并不意外。2022年8月，时任台湾驻美代表的萧美琴主导邀请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访台，事后被中国大陆国台办列入“台独顽固分子”名单。2023年4月，时任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美国、与新任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后，国台办再对萧美琴实施“进一步制裁”，禁止她本人及家属进入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并表示将“采取一切其他必要惩戒措施，依法终身追责”。

外交上的“利基”切口

萧美琴虽获欧洲议会邀请，但在接待她的活动中，欧盟执委会代表又取消出席，现场也未悬挂欧盟旗帜，体现出台湾外交空间的狭窄。

但在这样的空间中，仍浮现出一条外交路径：交往对象既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是一个国际组织（即欧盟）；同时也不是其行政分支，而是其立法分支（欧洲议会）。这一双重错位，可以找到一个不容易受到中国压力的外交场域。

确切来说，虽然身处意大利，萧美琴并非受意大利政府邀请，而是应欧洲议会副议长皮娜·皮齐耶诺（Pina Picierno）与欧洲议会意大利办事处邀请，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

文托泰内本身是一个带有历史重量的地点。1941年，反法西斯政治犯曾在这座岛上写下《文托泰内宣言》，后来该文件被视为欧洲联邦主义思想的源头。

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南乐（Lev Nachman）认为，“即便场域相对利基（niche），正因避开过度挑衅，才让副总统级出访成为可能，仍属有意义的外交开口，也显示副总统不必只坐在台北，而能发挥她最擅长的外交功能。”

“利基”(niche）一词源自法语，原指墙壁上用以放置雕像或装饰品的小凹槽，后来引申为“狭小却精准”的细分市场或特定领域。

这条“利基”路径也有先例。去年11月，萧美琴出席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印太国会议员联盟”年会，也是台湾突破外交孤立的一次尝试——绕过欧盟成员国官方管道，转而透过欧洲议会或跨国议员网络参与价值导向的论坛。

冯儒莎评价称，两次出访表明台湾认真看待与欧洲的关系，并持续投入深化双方伙伴关系。

美中夹缝，台湾的自处与突围

若将萧美琴此行放入中美互动的时间轴来看，台湾议题正成为北京与美方博弈的筹码之一。习近平预计9月24日访问华府，成行前已传出，若美方在峰会前批准对台新一轮军售，不排除取消此次会晤。

在这样的背景下，萧美琴以副总统身份现身欧洲，被外界解读为台湾试图传递“不会被中美接触节奏吞没”的讯号。

冯儒莎向BBC中文表示，除了中国施压之外，当前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缩小“台湾需要欧盟做什么”与“欧盟愿意优先处理什么”之间的落差。她认为，双方都需要更清楚理解彼此利益，并在政治象征与具体实质利益之间取得平衡。

南乐则说，萧美琴此次低调访义，被视为台湾副总统少见的实质外交出击；过往最接近的对照是赖清德赴日参加安倍国葬，但层级与性质不同。她行前保密到家，抵达文托泰内后才曝光，发言务实克制，符合其长年外交官风格。

至于把此行解读成牵制特朗普与习近平的会面，南乐认为两者几乎没有连动，属一厢情愿之说。“北京最在意的仍是对台军售。”

但作为欧洲学者，冯儒莎同时强调，欧洲自身面对的挑战或许更大：“欧洲必须更坚定地界定自身利益、捍卫自身战略空间，并在外部行为者试图干预其内部事务时予以反击。归根究柢，问题不只是欧洲愿意为台湾走多远，而是欧洲是否愿意为自己发声。”

中国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同步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一五”文件与年度施政报告，两者均强调以“北部都会区”为首要发展引擎，巩固并提升国际金融等枢纽地位。

两份文件合共超过10万字，李家超星期三（9月16日）在香港特区立法会以三个小时宣读。其中，施政报告为其本届任期内的最后一份。

有评论形容，香港制订五年规划是“范式转移”，意味着“从西方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改为接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李家超曾强调，五年规划不等同“计划经济”，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

有学者向BBC中文称，五年规划就制定政策及述职等执行细节，反映中国中央当局对香港特首的问责进一步制度化，是体现北京所谓“全面管治权”的重要做法，将成为宪制惯例。

李家超曾称，安排两份文件一同发布，可让巿民了解两者一脉相承的关系，五年规划为香港绘制长远发展的蓝图与战略方向，施政报告则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当年的施政重点。

什么是五年规划？

“五年规划”原称“五年计划”，是中共学习自苏联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官方形容“五年规划”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这套社会主义制度将被应用到香港资本主义体系当中。

在2025年10月，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后，李家超表示，将制定第一个“香港五年规划”。

至今年3月，中国两会通过《十五五规划纲要》后，他称将于今年内完成香港“一五”规划；编制规划的职责将落在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身上。

6月中，港府就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分为六大范畴，包话北部都会区、经济贸易、创新科技、民生、区域合作及文体旅协同发展。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意味什么？

李家超在香港“一五”文件中提出“七个坚持”，包括坚持“一国两制”、行政主导、民生为本、改革创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统筹发展和安全、规划务实有为等。

李家超提及，“十五五”规划勾勒中国未来发展蓝图，对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提出更高要求，香港“一五”是“主动对接”国家规划的部署蓝图，施政报告是推动落实香港五年规划的行动纲领。

在《十五五规划》纲领中，北京提及港澳的部分，由过往的“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变成“融入和服务”，并指出支持巩固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及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名誉教授卢兆兴表示，过往施政报告以具体政策为主，较少列出中央的纲领；而香港“一五”是首次将过往中央政府的五年规划有关香港的几段描述放大，并以施政报告说明具体执行细节，当中承接中央政府强调的“四中心一高地”论调，反映中港两地治理的政策模式及治理体系的融合。

香港的五年规划提及会建立机制，施政报告按五年规划的战略方向和要求定政策，并定期监测及中期调整；财政预算案提供资源；特首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时，将报告五年规划实施情况。

卢兆兴指出，早在2014年，中央政府发布《“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首度提出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五年规划就制定政策及述职等执行细节反映中央就特首的问责进一步制度化。他认为，这正是体现全面管治权的重要做法，将成为宪法惯例。

相对而言，澳门早在2016年已发表首个五年规划，今年已发布第三个五年规划。

卢兆兴表示，自1997年香港移交以来，香港的管治文化跟中国不太切合；在2020年开始则要集中处理国安法及23条立法，估计中央认为目前的时机成熟，香港须纳入“五年规划”。

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有分别吗？

资深传媒人陈景祥教授曾在《明报》撰文称，香港制订五年规划“不光是为香港而做，也是为内地（中国大陆）而做”，属破天荒大事，是一次“范式转移”，从西方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改为接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他指出，未来香港管治应依循三层规划；第一层是属总纲的国家五年规划；香港五年规划属第二层，延伸、配合国家规划；特首施政报告则是第三层，是年度施政纲要，落实港版五年规划的年度工作。

陈景祥向BBC中文进一步分析称，五年规划应列明蓝图、施政报告制定具体措施，惟观乎两份文件，看不到角色定位的分别。

他说，“我只看到很多工作要做，很多指标”，甚至在有部分内容重叠，例如北都早已是香港过去施政报告提出的重点项目，“将香港过去已在做的，重新包装一次”。

他认为，中国的五年规划会提及经济发展、民生至社会文化整体方向，但今次在香港版本未看到相关发展思路，估计香港不习惯中长期的规划，过去香港一直强调自由巿场决定及弹性。

陈景祥补充，五年规划原称“计划”，带有计划经济意味，很多官员及商界等界别或会回避，“在对外形象，很多人心里面觉得有点负担，这样做未必对香港有利”。

他说，五年规划的模式，某程度可减轻因政府换届而带来的管理方针改变，并举例指房地产最受影响，历届经历增加房屋供应、收缩控制，至抢地建楼，巿场波动很大。

被问及五年规划文件是否意味着香港由过去“积极不干预”、“资本主义”主导，转变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巿场经济”，陈景祥指出，五年规划当中提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但原则相对概念化，要视乎具体怎样落实；而目前很多西方或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也会主动投资某些范畴如人工智能等，难以划分相关界线。

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对BBC中文评论说，即使港府已解释，五年规划是配合国家政策大方针，施政报告是每年执行的具体安排，但两份文件同时发表，估计巿民未必理解两者分别。

他说：“过去无五年规划之前，香港政府每一年的施政报告，哪一样东西不是配合北京的办政方针？”

刘锐绍称，港府在短时间内推出五年规划文件，估计或是来自中国的要求，并指出香港须配合中国的政策或安排，但不要变成“任务主义”及“形式主义”，关注实质政策执行情况。

国安与爱国主义

两份文件亦着墨讨论国家安全及爱国教育。

五年规划开首已提及，2019年发生“港版颜色革命、黑暴”，指“中央政府果断出手”制定并实施港区国安法，特区完善选举制度及完成23条本地立法。

施政报告列出多项措施，包括增设全新的国家安全教育平台，并将陕西延安革命纪念馆列为第二个香港在中国大陆的“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筹划在属于“北都”范围的新界古洞北设立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

续谈“北部都会区”发展

五年规划文本采用蓝色封面，代表蓝天，寓意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则沿用绿色封面，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施政报告主题为“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新界“北部都会区”建设是其中一个五年规划的主要目标。

“北部都会区”计划于2021年由时任特首林郑月娥发表的施政报告中提出，当时政府称“北部都会区”将会成为香港境内促进港深融合发展和连系粤港澳大湾区最重要的地区，包括元朗区及北区，并且覆盖由西至东的深港口岸经济带。

五年规划的22个指标中，其中一项为要求北都“熟地”五年产出量须累计增长7.5倍，达900公顷，属“约束性”指标；另亦要求落成共7万个住宅单位，并计划在新田、洪水桥及打鼓岭建设三座大学城，校园区总面积约300公顷，连同周边的科技区、产业区及生活社区，三座大学城的总体规划面积超过1000公顷。

施政报告另提及政府争取制订及在立法会通过“北都专属法例”，以精简程序加快北都建设。

强化人民币枢纽

五年规划强调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国际定位，同时指出要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李家超表示，港府将会带头研究和推动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此说法引发公众关注。

有香港传媒称，据悉港府没有计划以人民币向公务员支付薪酬。

报导引述消息人士指，因政府发行人民币债券，须以人民币偿还债务及支付利息等；政府部门亦会适时以人民币支付，例如向供应商付款。

中国财政部于2026年5月，首次在香港成功发行共60亿元人民币（8.94亿美元；284.12亿元新台币）的绿色主权债券。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讲师阮颖娴博士表示，“其实有没有那份规划文件也好，（香港）也明显在走一个比较规划型的经济”。但她认为，具体对香港的影响不大，因投资者在过去几年已理解香港与中国越来越相似，早已纳入考虑，“就是了解游戏的玩法，而不是说你有没有信心。”

阮颖娴对BBC中文指出，五年规划为日后施政设定框架及指标，即使政府换班子仍需要继续相关政策。

按香港金融局资料，香港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中国三分之二的对内和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大部分金融投资，都是通过香港进行。

阮颖娴表示，政府有很多中国供应商，故使用人民币支付，也有任务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惟基于港府无法发行人民币，估计目前只会停留在“小规模”使用人民币，并指如同使用其他货币交易，有一定的汇率风险。

生育政策

五年规划仅提及要积极应对高龄化和生育率下降等挑战，详细措施在施政报告公布，是其中一个重点。

港府三年前开始发放2万港元（2,550美元；1.71万元人民币；8.11万元新台币）新生婴儿奖励金，截至上月底，政府已经向超过7万名申请人发放超过15亿港元，今年10月将会届满；日后奖励金将延续，第二胎的奖励金额由两万增至3万元；并引入累进式子女免税额。

李家超称，特区政府又将提供买楼减免印花税，增加幼儿中心、加强课余托管等刺激生育。

曾撰文关注生育议题的阮颖娴认为，奖金金额及包括居住环境等方面支援也不足，加上近日有学童自杀消息，反映学习压力大，“就是告诉你这个地方不适宜生育”。

贝姬·琼斯（Becky Jones）21岁时，被告知患有末期脑癌，只剩数月寿命。

当时，她刚认识伴侣不久，并梦想投身警务工作，但未来却突然变得一片黯淡。

当时一名资深癌症顾问医生为她诊断，她随后接受了长达11年、彻底改变她人生的化疗。她经常感到恶心不适，无法参与家庭聚会，事业发展亦受阻，而且长期感觉“如履薄冰”。

如今她34岁，最近才得知自己根本从未患癌，实际上是一种脑部炎症，本可透过类固醇治疗。

这位育有两名子女的母亲，是超过40名正就过度或不必要癌症治疗，向考文垂及沃里克郡大学医院国民保健信托（University Hospitals Coventry and Warwickshire, UHCW NHS Trust）采取法律行动的病人之一。

“我一次又一次被告知，如果不接受化疗，我就会死。”她说。

“毁了我的人生”

琼斯年轻时，考文垂大学医院（University Hospital, Coventry）顾问医生伊恩·布朗教授（Prof Ian Brown）告诉她，她需要终身服用化疗药物替莫唑胺（temozolomide, TMZ）。

但相关指引建议的疗程，仅为六个月、共六个周期。

当她质疑多次扫描结果均未显示肿瘤迹象时，她说该名顾问医生告诉她，肿瘤不会“肉眼可见”。

直到2025年，当医院开始检讨与布朗有关的癌症病例，她才得知真相。

她说：“我从来没有脑部肿瘤。我被误诊了，而且我成年后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毫无必要地接受了这些治疗。”

“基本上，他毁了我的人生。”

许多曾经接受布朗医生治疗的患者也向BBC表示，他们多年来一直被要求服用 TMZ，并因此出现各种严重的健康问题。

其中一名患者认为这种药物令不育，另一名患者在接受了100个不必要疗程后，患上白血病。

英国皇家内科医学院（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RCP）对此事进行调查后发表初步结论，指医院当时经常让患者长期服用这种药物，而“几乎没有证据”显示患者能从中获益。

报告认为，医院内部人员的的失职行为，构成了对患者信任的“背叛”，亦质疑为何肿瘤科药剂团队未有就病人连续10至15年接受口服化疗一事，提出质疑。

UHCW表示，不评论个别病例，但已经采取措施，确保TMZ的处方及使用受到“更严格的监督”。

2012年，琼斯的人生正要展开。

她当时是考文垂城球场（Coventry City stadium）的闭路电视操作员，工作期间认识了担任球场工作人员的伴侣彼得（Pete）。但不久后，她开始出现严重偏头痛，于是求医。

她接受了一名私人神经外科医生进行的脑部活组织检查。

不过，代表她的法律事务所Brabners的合夥人菲奥娜·廷斯利（Fiona Tinsley）表示，布朗教授在检查结果出来之前，就已经诊断她患有第四级胶质母细胞瘤（glioblastoma），这是最具侵袭性的脑癌之一。

BBC曾多次尝试联络这名已退休的教授。

“那11年的化疗非常可怕”

琼斯形容多年的化疗经历“非常可怕”。

“持续的恶心、胃痛、口腔溃疡，每天都感到疲倦。真的很糟糕。”

这种药物影响了她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由于担心感染，她避免参加社交活动和家庭聚会。她的驾驶执照最初也被吊销，之后受到限制。

她说：“接受治疗之前，我经常去健身房，也会跑步。我和彼得以前经常一起出去吃饭，但后来这些事情我都做不了了。”

夫妇二人亦曾被告知，她将无法怀孕。“但后来我生了两个孩子，他说这两个孩子都是奇迹。”

琼斯的治疗持续超过十年，直到2024年，她突然接到一名医生的电话，告知她将停止化疗。

“他没有给出任何原因。他告诉我，伊恩·布朗已经退休——这是我第一次听闻这件事。”

琼斯被告知，任何疑问都会由她的新任肿瘤科医生解答，但对方没有告诉她那位医生的姓名。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该向谁求助、该和谁倾诉。在那段时间，我完全没有得到医院的任何支援。”

到了2025年5月，在她的律师委托神经外科医生及放射科医生进行独立分析后，她被告知自己从未患上脑癌。

实际上，她患有一种名为“肿瘤样脱髓鞘病变”（tumefactive demyelination）的脑部发炎，通常由神经科医生负责治疗，处方高剂量类固醇即可。

琼斯是透过与律师及专家进行的视像会议得知这个消息。

“当我们发现真相时，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有泪水。”代表多名患者的律师廷斯利说。

皇家内科医学院的检讨报告中，并未点名伊恩·布朗教授，而是称他为“Y医生”。报告发现，在检视的20宗案例中，15宗案例“整体上令人不满意”。该名顾问医生并未参与这项检讨。

调查团队发现，医院方面对患者长期服用这种药物的风险，几乎没有充分理解或记录。

初步报告指出，在部分病例中，医护人员“缺乏足够的临床追问意识”，也没有与多学科医疗团队的其他同事充分合作，结果令可能存在的诊断错误持续下去。

琼斯形容调查结果“令人不寒而栗”。

“这不只是他做了什么的问题，而是为什么医院可以让他这样做这么长时间。几乎就像他是在自己一手主导整个局面，而根本没有人监督他。”

更多调查

UHCW发言人表示，所有受影响的病人均已由资深临床医生重新评估，“并已制定适当的护理计划”。

医院又表示，正在对院内员工提出疑虑及举报问题的机制进行独立检视，由独立人士负责，以确保员工在提出任何疑虑时，能得到充分支援并有信心这样做。

医院指出，在皇家内科医学院正式发布完整报告后，将评估其调查结果，采取进一步适当行动。

发言人强调：“我们想向社区保证，病人的安全、体验及福祉，仍然是我们的首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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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宣布已在地球轨道部署一种太空武器，引发外界关注究竟有哪些武器已被部署在太空，以及它们可能在各大强权争夺该领域主导地位的过程中扮演甚么角色。

华盛顿方面在公告中透露的资讯不多。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迈因克（Troy Meink）表示，这种“在轨”武器对于保护美军部队免受敌对行动威胁是必要的，但并未透露该武器的能力细节，也没有说明其何时进入轨道。

那么，这种武器可能是甚么？而太空军事发展的整体情况又是如何？还有哪些国家可能拥有类似武器？

自太空时代开始以来，太空一直是一个军事化领域。早在1960年代末，苏联就已在太空部署武器。其“卫星歼击者”（Istrebitel Sputnikov, IS）计划由多颗卫星组成，设计上可释放爆炸弹体，产生大量碎片进入另一颗卫星（通常是美国卫星）的飞行路径。

如今，先进军事力量在太空部署卫星，用途广泛，包括侦察、安全通讯、侦测导弹发射，以及为精确打击提供定位资讯。

随着战争日益科技化，分析人士预计太空军事硬体的使用将持续增加。

英国皇家三军联合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RUSI）军事科学副研究员、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太空政治学副教授布莱登·鲍文博士（Dr Bleddyn Bowen）表示，他只能对美国公布的这种武器作出推测。

他在BBC第四电台晨间新闻节目《今日》（Today programme, BBC Radio 4）中表示：“我预期这可能是一种电子战或无线电干扰平台，属于非破坏性的反卫星武器。”

他表示，这类武器在地球上已经存在，能够干扰卫星通讯。“如果切断无线电连结，那么你的卫星几乎就失去作用。”

鲍文也不排除另一类风险更高、破坏性更大的武器，其可能造成碎片和破坏。

他说：“较不可能的情况是某种动能杀伤载具，也就是可释放弹体撞击并摧毁卫星的载具。”

他补充说：“具备近距离检查和抓取能力的卫星也是另一种可能。”

至于俄罗斯和中国等竞争对手是否已在轨道上部署类似武器，目前很难判断。

前 RUSI 研究员、德国国际政治和安全事务研究所（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SWP）研究员朱莉安娜·苏斯（Juliana Suess）向BBC表示：“如果看中国和俄罗斯，两国都曾展示过相关活动。”

“例如俄罗斯，我们曾观察到一些迹象，显示可能是在进行伴飞轨道武器测试。我们看到一些情况，似乎表明他们在轨道上发射过弹体作为测试。”

“还有其他例子，但在不了解美方（这件武器）具体细节的情况下，很难作出比较。”

然而，尽管部署在轨道上的这种武器可能不寻常，但美国，以及其俄罗斯和中国对手，长期以来都拥有可瞄准并发射至太空的武器。

在之后接受BBC访问时，鲍文淡化了中国对美国公告的批评。中国曾警告太空军备竞赛风险，但鲍文形容这是“五十步笑百步”。

他说：“如果你早已熟悉这个领域⋯⋯你就知道俄罗斯和中国政府说这些话有多么空洞。”

他补充说：“美国、俄罗斯、中国以及印度都已研发不同类型的反卫星或反太空武器，而俄罗斯和中国也已在太空部署大量具有武器潜力的技术。”

事实上，在过去10年间，俄罗斯和中国进行了更多被称为交会邻近操作（rendezvous and proximity operations, RPO）的太空机动行动，即靠近西方卫星飞行。

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俄罗斯国防与安全研究高级讲师罗德·桑顿博士（Dr Rod Thornton）向BBC表示：“理论上，这些RPO卫星可以透过实体碰撞，或把对方推离轨道而成为猎杀卫星。”

鲍文补充说，中国已展示“太空拖船能力”。

他说：“一种载具可以靠近卫星，抓取它，并把它移动到另一条轨道。”

他表示，这项能力可能带来正面效益，例如清除太空垃圾，同时也能使正常运作的卫星失去效能。

然而，某些类型的太空武器也可能产生大量太空垃圾。

伦敦国王学院太空安全与武器化专家马克·希尔伯恩博士（Dr Mark Hilborne）表示，直接上升式反卫星导弹测试——例如中国于2007年进行的一次测试——会在轨道上留下大量碎片，而且持续时间极长。

苏斯表示，那次测试产生的碎片至今仍在轨道上，依然具有危险性。

她说：“造成损害的不一定是巨大的金属碎片。考虑到轨道运行速度，即使是一小块塑胶也可能造成破坏。”

核威胁

桑顿表示，俄罗斯在太空武器和卫星数量方面的不足，是以导弹能力来弥补的。

他说：“俄罗斯拥有可从地面发射进入太空、攻击低地球轨道卫星的导弹。他们也拥有反卫星导弹，可由飞机在高空发射。”

“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北约（NATO）拥有远优于俄军可调用数量的卫星，因此他们大力投资反卫星武器，以某种程度上‘拉平战场’。”

桑顿还提出一个令人警惕的想法：“作为最后手段，俄罗斯也可以向太空发射核武器，而电磁脉冲（EMP）爆炸会在广大范围内烧毁任何未经强化防护的卫星。”

那么，太空爆发核冲突的可能性有多大？只有在地面也已经发生核冲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鲍文表示：“太空中可能发生的事情，实际上不会孤立出现。可能甚么都不会发生，也可能会发生某些事情。”

既然用于太空的武器早已存在多年，为何美国此时才作出这项宣布？专家一致认为，这并非重大技术突破，而更像是一种政治讯号。

鲍文认为，这可能是对中国发展的一种回应。

他说：“中国在过去30年中实现了军事现代化。”

“它在太空部署了更多军事卫星，也提供了更多值得美军锁定和打击的目标。”

“美国如今更有理由发展太空武器，因为中国在太空领域的脆弱性已逐渐接近美国所面对的情况。”

这种局面似乎造成了一种奇特的不平衡。

桑顿表示，如果爆发太空战争，俄罗斯将是“最大赢家”，因为相较于中国和美国，它拥有的卫星很少。

他说，太空战争将涉及“向太空发射的导弹、专门设计用来推动或摧毁目标的机动卫星，以及地面雷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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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下称《国防动员法》）已于2026年8月28日经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将于同年10月1日正式生效。这是该法自2010年施行以来的首次大幅修订，引发关注。

多位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修法的核心，是把原本集中在战时的资源整合与战争准备工作，大幅前移到平时，并将“军民融合”正式写入法律，藉此降低未来进入战时或紧急状态时的协调成本。新条文全文未提及“台湾”二字，却把“统一”写入立法目的。

“这部法律涵盖从紧急状态到战时的完整光谱，台湾自然也包含在内。”位于华盛顿的安全分析公司Arclight Labs总监霍夫曼（Dr Samantha Hoffman）向BBC中文表示，更关键的是，动员体系在平时就已负有持续满足战备需求的义务，这意味着等到动员令真正下达时，其所依赖的条件早已就位。

霍夫曼在即将出版的新书《中国的国家动员》（China's Mobilization State）中写道：“即便只是部分成功的动员、只动用其中一部分资源，都可能对中国的对手造成灾难性冲击。”

美国独立智库“战争研究所”（ISW）中国研究员卡瑞斯（Jackson Karas）则向BBC中文指出，事实上无论此法是否修订,一旦爆发冲突，在中国的台商企业很可能都将面临重大威胁。

他表示，中国已多次演练以民用船只为远洋海军部署补给、向海滩卸载部队、隐蔽发射导弹与无人机，以及执行侦察任务。一旦民用资产被广泛用于军事目的，台湾及其区域盟友将更难识别目标，也更难获得预警。

BBC中文采访多位专家，解析此次修法背后“军民融合”的核心逻辑，以及为何在中国的台商会出现焦虑反应，还有台北与美国盟友是否需要对此保持警惕。

从“徵用”到“征收”：军民融合入法

《国防动员法》自2010年施行后从未经历大幅修订。此次修订案于8月28日经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10月1日生效，全文共14章82条。新法规定，为应对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及“发展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国家可依法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平时与战时的快速转换，将经济与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

中国官媒的口径高度一致，强调此次修法是为对齐“总体国家安全观”与新军事体制，条文本身未点名任何特定国家或地区。

旧法的重点主要放在战争时期民力如何分工调用，相较之下，新法调整幅度更大：“预备役”被更宽泛的“后备兵员”取代；民用资源的徵调方式由单一的“徵用”扩大为“征收、徵用”并列；同时新增数据服务保障、供应链安全评估机制，并要求新兴领域的动员能力。

新法还首次明定，18至60岁男性、18至55岁女性原则上须担负国防勤务；金融、交通、电信、能源、医疗、粮食等关键领域，在动员期间均可采取特别措施。

霍夫曼向BBC中文分析指出，这次修法其实早在外界预期之中，旧法部分条文早于2021年便已暂停施行，等待相关改革成熟后再正式入法。

她说，这些改革在结构上包括改善这个庞大体系的跨部门协调，以及民兵单位的持续专业化：民兵虽仍是规模庞大、可供动员的人力与资产储备，但其重心已从过去偏重“数量”，转向偏重“专长”，逐步具备无人机操作、网路安全、人工智慧等专业能力。

她特别提到，新法把民用资源的处置方式从原本的“徵用”（暂时使用后归还）扩大为“征收”，意味着国家在必要时可以强制取得民间资产，这一改动格外引起外界关注。

台湾淡江大学助理教授洪耀南向BBC中文表示，从新法可以看出，中共正汲取俄乌战争的教训。

他解释，对北京而言，此次修法最重要的意义,是把国防动员从过去偏重兵员、物资与后勤徵用,提升为一套“全社会、全领域、平战快速转换”的制度。换言之,修法不只是军事法规的技术性更新,而是要让中央在危机或战争爆发时,能够迅速将中国的经济、科技、交通、能源、金融、网路及民间产能,转化为国防力量。

卡瑞斯也认同，修订后的法案将中国动用民间关键资产的管道予以制度化，并扩大了可被动员的民间部门范围，以服务国家目标。他告诉BBC中文，中国的“胜利理论”很大程度依赖动员民间部门来弥补军力短板，尤其是在无人机、新兴科技与船只领域。新法让民用无人机得以迅速扩产、形成数量优势，也让民用渡轮可以补足军用海上运输的不足，以维持登陆据点的补给。

从军事体制角度，洪耀南补充说明，2015年中共军改后，中央军委、国务院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动员权责一直有待重新界定。此次修法强调“军地衔接”与“平战转换”，正反映出北京希望防范危机发生时出现指挥混乱、地方不配合，或资源无法及时调度的风险。

卡瑞斯总结道，如今要在中国民用资产、民用产业与军事生态系之间划出清楚界线，正变得愈来愈困难。他说：“但这也是北京刻意设计的结果——民间机构、船只与产业，以及中国对它们的动员能力，正处于这项努力的最前线。”

台湾要担心吗？台商的疑虑从何而来

新法通过后，中国官媒统一口径，驳斥外界将修法与战争、台海局势挂钩的解读。

中国《环球网》社评便斥责西方及台湾部分舆论藉此修法读出战争讯号，称：“中国国防能力越发展、越制度化，地区和平就越有保障。那些从中读出战争信号的人，只能说，他们心里都预先装着各自的‘战争剧本’。”

然而，台商忧心资产与物资在战时遭到徵用的声音，仍不断传出。台北多家媒体便引述相关说法称，台商在陆资产可能被认定为“发展相关资源”而遭强制取得。台湾学者洪浦钊也向台媒指出，即使新法强调徵用有补偿机制,补偿标准如何认定、救济管道为何,才是真正决定资产是否安全的关键。

面对台湾舆论的质疑与台商的焦虑，中国国台办于9月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向台商喊话，强调程序法定、权益受保障,合规经营“无需顾虑”。台湾在野的中国国民党立委李彦秀则在立法院表示,新法的宣示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不过，霍夫曼博士向BBC中文强调，此次修法对企业的实际影响极大，因为相关义务已被常态化、制度化。她说，根据新法，在中国境内营运的每一个实体——包括外国企业——都属于可动员资产，涵盖设施、设备，乃至数据、软体等智慧财产，均可能被徵用。

洪耀南则向BBC中文回应称，台湾不必因为一部法律就认定战争迫在眉睫，但也不能因为国台办一句“无需顾虑”，就假设台商自然不受此法规范。

“北京的承诺是政治语言，法律赋予的却是实际权力；风险评估应该看权力能做什么，而不是只听官方说目前不会做什么。”

卡瑞斯则将讨论范围扩大到美国及包括台湾在内的盟友对中投资框架。他认为，外界或许应该认识到：无论是对中投资,还是向中国企业出售具军民两用性质的设备，都可能产生军事效应，即便合作对象名义上是中国民营企业、合作领域是关键新兴科技，也不例外。他告诉BBC中文：

“说到底，中国的民间与军事领域不能被视为彼此分离的实体，而是为达成国家目标而相互支撑的生态系支柱。”

人工智能（AI）行业近日爆发一场罕见的公开争论。

上星期六（9月12日），Anthropic行政总裁达里奥·阿莫代伊（Dario Amodei）率先呼吁放缓人工智能发展步伐，OpenAI的山姆·奥特曼（Sam Altman）及xAI拥有者伊隆·马斯克（Elon Musk）两位竞争对手随即表态支持。

同一时间，数天前离开Anthropic的研究员雅各·科克森（Jacob Coxon）向BBC表示，开发这些系统的员工“真心为人类的未来感到恐惧”。

然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星期日（13日）在访问爱尔兰期间，公开淡化了这些警告。他形容提出风险论调的是“一些负面势力”，并断言“他们所提出的那些事情根本不会发生”。

特朗普没有直接回应放缓发展的建议，反而强调中美竞争的重要性:“我们在人工智能方面领先中国⋯⋯坦白说，我希望保持这个局面，因为无论谁赢得人工智能，谁就赢了。”

这场交锋背后，是一个悬而未决的核心问题：所谓“放缓”究竟意味着甚么，又该如何落实？尽管业界高层相继发声，但至今没有人给出具体的执行方案，监管专家、投资者与科技公司之间的分歧，也远比表面看到的警报更为复杂。

与此同时，多宗人工智能系统“失控”的事故近期陆续曝光，加上各国政府正大力推动这项技术应用于公共服务与经济增长，使得放缓发展的呼声，在政策层面显得格外棘手。

业界罕见同声示警

多年来，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人物一直不乏对存在性威胁的警告。

2023年11月，全球首届人工智能安全峰会于英国布莱切利园（Bletchley Park）举行，当时焦点集中在最强大人工智能模型可能带来的最严重威胁。

彼时，许多人认为这仍属科幻范畴，真正的威胁相对平凡得多，例如失业和考试作弊。三年过去，当年发出类似警告的不少人士,如今似乎已不再那么确定。

上星期六，达里奥·阿莫代伊（Dario Amodei）呼吁放缓发展步伐，以“降低出现严重问题的风险”，奥特曼和马斯克均表示认同。这名Anthropic行政总裁同时强调，任何放缓都必须有所限度，以免让中国反超领先。

他提出了一项三点计划，包括在人工智能模型开发过程中进行独立监测、行业层面的监管，以及全球性监管。

科克森除了向BBC表达对人类未来的忧虑外，亦欢迎放缓发展的想法，但同样认为此举需要与中国协调一致，否则难以真正落实。

中美竞赛阴影下，无人愿意率先让步

外界普遍认为，美国十分担心在打造最强大人工智能的竞赛中输给中国，这也是特朗普政府淡化风险警告的关键背景。

中国向来不甘于屈居第二；业界人士普遍反映，即使个别公司暂停发展，其他公司也不会停下来，只会被抛在后头。这种局面,令人联想起冷战时期核裁军运动最炽热的阶段——当时各方面对的同样难题是，没有人愿意率先让步。

放缓发展的呼声，因而在中美竞争的现实框架下，显得步履维艰。

除了地缘政治的顾虑，另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是：放缓发展究竟该如何落实监管，又由谁来监督执行？依赖人工智能公司自行公开其正在进行、以至选择不做的工作，需要极高程度的信任,而科技行业向来未能真正赢得这种信任。

“没有人对‘放缓’一词给出过实质性的解释，”EZ Primary Research行政总裁艾德·齐特隆（Ed Zitron）表示。“在每家人工智能公司里都安插一名METR（Model Evaluation and Threat Research；模型评估与威胁研究机构）的人员，就像那位离开 Anthropic 的人一样？搞民主而全球性的‘协调’？这些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齐特隆并指出，停止训练人工智能模型将使美国企业在面对中国竞争对手时处于劣势：“他们的利润率或许会有所改善，但他们的产品将被中国的实验室封存并提炼出来，如同被琥珀凝结一般。他们或许得改变定价策略。我实在不知道这一切要如何运作。这可能会刺破泡沫。但目前我们对‘放缓’究竟是甚么意思，掌握的资讯十分有限。”

安全事故频发，风险已非纸上谈兵

促使业界重新审视发展步伐的，不仅是理论层面的存在性威胁，还有近期陆续曝光的具体安全事故。

今年8月，OpenAI表示已放缓训练部分最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速度，以提升安全性。这家ChatGPT开发商指出，正在增加新的防护措施，原因是其人工智能代理绕过了安全防护机制，入侵了科技初创公司Hugging Face。

同月亦有消息披露，全球其中两款最强大的人工智能工具，在企图发起网络攻击时，曾制造虚假的人类个人档案以图欺骗他人。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AI Security Institute, AISI）表示，其中最严重的一次事件中，Anthropic的Mythos AI设立了模仿真人的虚假帐户，并透过发送私讯试图取得某项服务的存取权限，事后更试图隐藏相关证据。

这些事故，为“放缓论”提供了现实层面的支撑，也让争论不再只停留于假设性的未来风险。

责任在谁：公司行为失当，而非技术本身

曾就人工智能问题向联合国提供意见的著名电脑科学家温迪·霍尔教授（Prof Dame Wendy Hall）认为，目前的危机完全在于相关企业行事不够负责任。

她将现况比作一名农夫，田里养着一头公牛，公牛逃脱并造成破坏，农夫却怪责公牛：“这当然不是公牛的错——而是农夫的错。”她指出，围栏显然不够牢固，而这正正就是目前人工智能防护措施所面对的问题。

但假如这些防护措施变得过于严苛，又会否反过来扼杀这项技术的发展？

一些人认为，背后存在着一种更为隐秘、出于政治动机的推动力，意图透过规则层面的整肃，“将人工智能监管至消亡”——立场偏保守的智库Capital Research Centre调查研究员帕克·塞耶（Parker Thayer）本周在X上如此表示，其贴文浏览量接近800万次。这是一个极端且未经证实的观点，但也反映出，并非所有人都认同监管能够拯救局面。

华盛顿政治分歧：规管与创新之争

多名人工智能业界高层上周末的呼吁，在华盛顿引发讨论，当地国会议员正面临压力，需要就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潜在风险采取应对措施，但两党立场明显分歧。

众议院议长、共和党在众议院的最高领袖麦克·约翰逊（Mike Johnson）星期日在CNN《State of the Union》节目中接受主持人杰克·塔珀（Jake Tapper）访问时，敦促各方勿仓促推行人工智能监管,并认为此举可能“扼杀美国的创新能力”。他表示：“假如国会就这样一头冲进去，召开某种紧急会议试图监管人工智能，我们就会在这场竞赛中输给中国，这对每一个美国人来说都是一种威胁。所以，我们必须取得平衡。我们需要有稳健的人来掌控方向。”

众议院民主党少数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Hakeem Jeffries）则主张国会应采取“果断行动”。他在美国广播公司（ABC）《本周》节目中告诉主持人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George Stephanopoulos），美国应放缓“发展步伐，以保障美国民众，并确保人工智能能够安全地推进”。

同时担任特朗普科技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的科技投资人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则呼吁业界自行规范，而非依赖政府监管。他在X上发文写道：“别再装作你们需要别人批准了。所以，尽管去推进这个前沿领域吧。你们正是设定这个前沿领域的人⋯⋯以此作为条件，要求采用你们偏好的监管框架，看起来就像是在对公众和政治体制进行勒索。所以，直接去做就好了。”

不过，在人工智能监管问题上，国会并非完全没有共识。今年7月，一批众议院民主党与共和党议员联合提出跨党派法案《前沿法案》（Frontier Act），旨在为人工智能建立全国性的安全与监督框架。该法案共同提案人、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洛丽·特拉汉（Lori Trahan）本周在X上写道：“安全研究员纷纷辞职，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正突破实验室的掌控，而各公司仍在不断加快竞赛。国会早该摆脱观望姿态，切实履行职责了。”

无论放缓发展最终能否落实,目前笼罩人工智能行业的这场风暴,或许已对处于领先地位的企业造成难以逆转的声誉损害。正如霍尔教授所言：“你会投资一家声称自己将导致人类灭绝的公司吗？”

报导：BBC科技和AI编辑佐伊·克莱曼（Zoe Kleinman）、丹·塞尔斯（Dan Sales）、汤姆·麦克阿瑟（Tom McArthur）

本文原以英文撰写，我们使用了人工智能协助翻译，并由BBC记者在发布前进行审核。了解更多关于我们如何使用人工智能的资讯。

美国目前部署在东亚的两艘航空母舰已双双离开印太——“林肯号”（USS Abraham Lincoln）结束近九个月、支援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部署后，先驶往泰国休整，已于9月6日启航离境；母港位于日本横须贺的“乔治·华盛顿号”（USS George Washington）则被调往中东接替“林肯号”的任务。这意味着，印太地区目前没有美国航母“驻留”。

长期以来，航空母舰一直是白宫应对台海紧张局势的关键工具，通常在危机时刻部署，试图稳住局势。

此次空窗期恰逢2027年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长期被一些分析视为北京可能对台湾采取行动的敏感年份。但却可能出现中国同时部署三艘航母、美国在东亚为零的局面。

因此美国军事部署，特别是航母的变化究竟是暂时调度，还是会改变区域对美国介入意志的判断？台湾如何面对？

美军航母：盟友的“心理保证”

美伊战事爆发、俄乌战争未歇，加上庞大的军费压力，让华府的军事部署再度成为外界焦点——印太地区一定程度上被当成了中东战场的后勤仓库：驻韩美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被讨论调往中东；日本横须贺的航母被派去接替“林肯号”；亚太航母部署出现真空；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也被压缩。

其中，航母动向格外引人关注。美国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美中关系分析师埃文·桑基（Evan Sankey）向美联社说，航母给美国盟友的是心理保证。印太区域没有航母，“会加强一种整体感觉：美国正被中东局势分心。”

华府保守派智库哈德森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非常驻研究员长尾贤博士（Dr Satoru Nagao）向BBC强调，美军航母在西太平洋的角色主要是政治性的：“部署航母，是在展示美国的存在，以及国家的介入意志。如果没有可部署的航母，这个地区的人们就会担心：一旦中国入侵台湾或其他地方，美国是否真有意介入。”

长尾贤同时指出，缺少可部署航母是政治问题；就军事层面而言，“并没有那么严重”。

双重讯号

台湾《联合报》则以“疑美论”视角刊出社论以分析：美军因伊朗战事而调动航母与导弹部署，除了反映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对曾反对他的国家（如韩国）“有仇必报”的一贯作风外，也向依赖美国的盟友台湾敲响“不要只想依靠美国”或“靠山山倒”的讯息。

不过，美国空军退役上校、海洋透明倡议组织“海洋之光”基金会（SeaLight Foundation）主任鲍威尔（Raymond Powell）向BBC中文强调，他更担心的不是军事空窗本身，而是它向这个地区释放的讯号：“北京会把它解读为美国衰落、分心的象征”，而中国官媒也已在大力推动这套叙事。

台湾该担心吗？

那么，台湾该担心吗？

站在北京的角度，长尾贤认为，北京“一直想”升高灰色地带施压，但在特朗普政府下会更谨慎：“中国对他有所忌惮，因为他难以预测。特朗普对委内瑞拉和伊朗行动都没有犹豫过。这代表北京不能小看他。若换成拜登，我认为（印太）情况反而更危险。”

鲍威尔则向BBC分析，北京的策略仍以灰色地带行动与政治战为主，也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说服区域相信美国太弱、太分心，现在正是接受即将到来的“中国主导秩序”、及早让步的时候。

“中国真正要说服区域各方的是：中国崛起、美国退缩已是定局，接受这个定局，才是通往安全与繁荣最稳妥的路。”鲍威尔称。

也有分析人士将焦点放在印太地区近期陆续展开的选举周期上：“这套‘美国救不了你’的论述，在马尼拉、台北这类即将举行选举的地方特别有杀伤力，北京显然有意藉此影响选情走向。”

换言之，这场空窗期更像是一次压力测试，而非开战倒数计时。测试的对象，一端是台湾的社会心理，以及日本、菲律宾对美国承诺的信心；另一端则是军事上的反应速度——五角大厦能多快用潜舰、陆基战机和两栖打击群补上航母留下的空缺。

“意图”比航母的变化更重要

日本国际教养大学（Akit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中国研究副教授陈宥桦则向BBC中文指出，台湾及其盟友真正该留意的，其实是美国对中国吓阻“意图”的变化，而非航母是否实际在场。

他解释，今年5月特朗普访问北京、与习近平达成所谓“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后，根据台湾官方资料，解放军在台海的“灰区”行动频率于同月达到高峰，随后中国在南海的动作也呈现同样的上升趋势。

“因此，比起美军航母是否实际部署在东亚，北京对‘美国是否有意破坏中美关系’的判断，可能才是驱动解放军灰色地带行动的真正主因——这一点，在习近平即将访美之际尤其值得观察。”

此外，陈宥桦向BBC中文提醒，严格来说，不能说现在东亚没有航母，资料显示林肯号已于9月6号离开泰国，并且表示会继续在第七舰队的责任范围内执行任务。

陈宥桦强调，即便美国暂时没有任何的航空母舰打击群在东亚，美国对北京的武统的吓阻能力也不会消失。因为各航母打击群本就长期在全球各地巡弋：一旦台海有事，美军随时可以紧急调动航母驰援，1996年台海导弹危机期间，美军“尼米兹号”就是从中东紧急调来的先例。

最后，多数受访专家认为，对台湾而言，眼前真正的风险并非“美国一走、中国三艘航母明天就来封锁”，这更接近疑美论者的想像。

真正的风险，其实是一场关于认知与意志的拉锯战：北京用三艘航母入列、绕台军演与西太平洋远航训练，把“美国顾不上台湾”植入到该区域的叙事之中，以动摇台湾及其盟友的信心与人心。

随着伊朗战争持续干扰全球其中一条最重要的航运通道霍尔木兹海峡（Strait of Hormuz，荷莫兹海峡），数千公里以外另一个战略咽喉也成为新的角力焦点，那就是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重要通道——巴拿马运河。

最新一轮交锋上周在联合国上演。美国警告，中国在巴拿马运河周边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可能威胁全球贸易和安全。

北京驳斥这项说法，指责华盛顿以此为藉口，企图扩大对运河的控制。

夹在两国之间的巴拿马则重申对运河拥有主权，并强调运河将永久保持中立。

巴拿马运河是甚么？它如何运作？

巴拿马运河是一条全长80公里的人工水道，横跨巴拿马地峡，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

船只毋须再绕道南美洲最南端的合恩角，大幅缩短航程和降低运输成本。

船只使用运河时，需要按照大小、船舶种类和货物等因素缴付通行费。埃及的苏彝士运河也采用类似的收费制度。

巴拿马运河利用一套船闸系统，把船只提升至高于海平面的加通湖，再在另一边海岸逐步降低至海平面。每艘船通过运河，都需要使用数以百万加仑计、来自加通湖和附近水库的淡水。

这种对淡水的依赖，令运河容易受到干旱影响。当水位下降，当局可以限制船只的最大吃水深度，迫使船舶减少载货量，也令整条航道的运输能力下降。

为何通过运河的船只增加？

全球最大国际航运协会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Bimco）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通过巴拿马运河的船只总数按年增加8%，平均每天有38艘，已接近运河的最大通行能力。

Bimco又指，伊朗战争爆发后五个星期内，通过巴拿马运河的船只数量按年急增16%。

霍尔木兹海峡承载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贸易。随着战事令船只通过这条航道变得更加困难，亚洲买家愈来愈多转向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供应商，采购原油和成品油。

这些货物有不少经巴拿马运河往返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大海域，令运河通行时段的需求增加。

船流激增也导致等候时间延长，预约通行时段的竞争更加激烈，优先通行的溢价更创下纪录。据报有营运商为了更快通过运河，在拍卖中支付数以百万美元计的费用。

北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政治学教授奥兰多·佩雷斯（Orlando J Pérez）说：“巴拿马不像霍尔木兹那样，是一个关乎运输量的咽喉。它所承载的东西性质不同，约占全球海运贸易5%，但美国接近40%的集装箱运输都经过这里。”

“霍尔木兹是能源咽喉，巴拿马则是一个主要经济体的供应链咽喉。两者都很重要。”

巴拿马运河还面对愈来愈大的环境限制。

加通湖水位仍低于历史平均水平，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因此对船只实施吃水限制，从2026年9月15日起，更将调整每日允许通行船舶数目，从36艘减至32艘。官员把这种情况与更广泛的气候变化所造成的降雨减少联系起来，当中包括厄尔尼诺现象（El Niño；圣婴现象）。

这些限制令人再次想起2023年的严重干旱。当时船舶通行数量受限，导致大量船只长时间轮候，供应链也受到干扰。

分析人士警告，如果水位进一步下降，运河通行量可能再次受限，对全球贸易造成更大压力。

巴拿马运河有甚么历史？

美国在20世纪初兴建巴拿马运河，其后一直控制运河及周边的巴拿马运河区，直至1977年在美国总统卡特（Jimmy Carter）任内谈判达成《托里霍斯-卡特条约》，订下把运河控制权移交巴拿马的时间表。

移交工作在1999年12月31日完成。

如今，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按照保障运河中立地位及国际航运通行权的条约，营运这条水道。

美国对中国有甚么忧虑？

这场争议的重点与其说是谁拥有运河，不如说是谁对它具有影响力。

数十年来，总部设于香港的长江和记实业透过旗下的巴拿马港口公司，按照与巴拿马政府签订的特许经营协议，营运位于运河太平洋和大西洋入口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

虽然长江和记和中国都没有参与巴拿马运河本身的营运，但美国官员愈来愈关注与中国有联系的企业在运河周边的存在，尤其是在港口、物流和交通基建方面。

今年较早时，巴拿马最高法院裁定，长江和记港口特许经营权所依据的法律框架违宪，令紧张局势进一步升温。

佩雷斯说：“华盛顿把与中国有联系的港口营运商，视为在这项美国曾经控制的战略资产附近建立的据点；北京的看法是，巴拿马身为一个小国正受到施压，被迫推翻一份合法合约。”

他补充说，运河的中立地位如今正受到考验。

不过，智利大学国际研究所荣誉教授豪尔赫·海涅（Jorge Heine）形容，这场争议“完全没有必要”，并指出长江和记参与巴拿马运河周边港口业务可追溯至1997年，也就是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前数个月。

“他们所做的只是管理集装箱及相关港口业务，”他说。“他们并不营运运河本身。”

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多次表示，中国在巴拿马的影响力已经过大，并提出美国可以重新控制巴拿马运河，但巴拿马强烈拒绝这项主张。

特朗普政府也指责北京采取报复行动，增加对悬挂巴拿马国旗船只在中国港口的检查。

中国如何回应？

今年4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形容有关指控“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指责华盛顿将港口问题“泛政治化、泛安全化”。

他反问：“谁长期霸占巴拿马运河、武装入侵巴拿马、肆意践踏巴拿马主权和尊严？谁在觊觎巴拿马运河、妄图将本应永久中立的国际航道变成自家水渠、蔑视地区国家主权？答案不言自明。”

北京表示，尊重巴拿马的主权和运河的中立地位。

去年8月，在联合国一场公开辩论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批评美国：“美国炮制谎言、无端攻击中国，无非是为其控制运河寻找借口。”

与此同时，巴拿马总统何塞·劳尔·穆利诺（José Raúl Mulino）强调，巴拿马对运河拥有主权，并形容运河的中立地位是应对个别和全球威胁“唯一且最佳的防御”。

甚么令争议升温？

中美两国围绕巴拿马运河的分歧，早在今次中东危机之前已经存在。外界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国投资、战略基建和地区影响力，而且这些忧虑不只涉及巴拿马，也遍及拉丁美洲。

分析人士把目前的争议形容为一种地缘政治“外溢效应”，也就是一个地区的冲突，加剧另一个地区的大国竞争。

海涅说：“由于中东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巴拿马承受的压力有所增加，中美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紧张关系也随之升温。”

佩雷斯也有相同看法。“无论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是红海，我们都一再看到类似的剧情上演，”他说。“围绕战略水道的争端，会变成更大规模地缘政治角力的舞台。”

而负责管理这些咽喉要道的中小型国家和地区，例如巴拿马、也门和海湾国家，往往要承受“大国争端所造成的代价，却几乎没有能力置身事外”。

本文原以英文撰写，我们使用了人工智能协助翻译，并由BBC记者在发布前进行审核。了解更多关于我们如何使用人工智能的资讯。

白宫在一份报告中称，超过40个国家透过将出口商品绕道经由面临较低美国进口关税的国家，协助中国规避美国关税。

星期四（8月13日）发表的报告点名的国家包括加拿大、印度、墨西哥、日本和南韩。白宫表示，这些国家协助中国规避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关税。

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表示，这已造成“美国就业机会流失及数十亿美元收入损失”。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BBC查询时表示，“贸易战没有赢家”，并指中国反对美国的关税措施，以及利用国家力量针对中国企业。

该发言人补充称，“任何涉及转运货物的单边行动或协议，都不应针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BBC已联络加拿大、印度、墨西哥、日本、南韩及报告中所列其他贸易伙伴的驻美国大使馆寻求回应。

这份报告发表前，美中之间已出现新一轮相互制裁；而距离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会晤也仅剩数星期。

根据白宫引用的政府及私营部门估算，价值300亿美元（2023亿元人民币；9599亿元新台币）至约3000亿美元的货物，已从关税较高的国家转移经由关税较低的国家运输。

这种做法被称为转运（transshipping），指货物在运往最终目的地途中，经由另一个国家转运的做法。

美国指控中国透过将货物运经关税较低的国家，“利用”这种做法。

白宫在报告中表示，中国利用第三国作为中转站，并重新包装货物以隐藏其真正来源，从而取得较低关税，形容此过程为“披着文件外衣的欺诈”。

白宫写道：“当今这场大规模转运骗局的变化，不仅在于这种现代走私形式的速度和规模，更在于中国如今藉以规避关税的全球影子转运网络，其广度、深度及复杂程度。”

报告补充，美国已部署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人工智慧）工具，以侦测转运活动。

预计这份报告将加剧双方之间的主要分歧，正值特朗普与习近平准备于9月在美国会晤之际。

尽管在2025年5月会谈后大部分关税措施暂停，但华盛顿与北京仍持续互相实施制裁，包括限制出口至美国的人形机械人，以及中国进一步收紧无人机出口限制。

2025年4月，特朗普宣布对数十个美国贸易伙伴征收大范围关税，基于他长期以来相信关税有助提振美国就业和经济。

其后，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这些制裁措施，但特朗普多次透过其他法律途径推出新关税，以延续其标志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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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今年5月访问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后，美中双方定调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图在竞争中寻找可控互动，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

然而，短短数月内，特朗普在全国电视演说中突然重提“中国干预美国大选”指控；美国随后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经济体加征新的301条款关税（中国税率达12.5%），立即引发北京强烈不满与反击。

这些举措背后，双方各自打着什么算盘？

多名接受BBC中文访问的学者认为，目前双方仍在“管理竞争”的框架内互相试探，真正的考验将是预计9月举行的特习会。

五月后的起伏：从“战略稳定”到相互试探

自五月来，美中互动似乎呈现“一边推进合作、一边施压”的双轨模式。

两国高层沟通并未中断。中国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卢比欧（Marco Rubio）在马尼拉举行约90分钟会谈，双方形容为“务实、积极、建设性”。王毅甚至称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此外，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访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访华等接触也密集展开。

与此同时，摩擦并未停止。

特朗普公开指控北京长期介入美国选举，中国外交部即刻反驳，并要求华府“停止无端抹黑”。

7月下旬，美国宣布新一轮301关税后，北京谴责有关措施为单边行为，但并未立即采取报复，而是重申自身立场与政策底线。

台湾议题同样持续牵动双边关系。

特习会后，美国暂缓一笔对台超过百亿美元的重要军售，台湾立法院在野党同时又一次封杀对美采购无人机预算。

上周，美国在臺协会（AIT）刊登一则消息，被认为是首度美官方公开台湾海巡署船舰与美国海岸防卫队船的合影，并称“支持台湾在海事执法交流等全球议题上做出实质贡献”。台湾政治评论者邹景雯称“这绝对是第一岛链区域的再一件大事。”

整体而言，5月会谈后，美中一方面维持高层沟通、经贸与执法合作有进展，另一方面就台湾、关税与南海问题仍不断有所过招甚至摩擦。

专家：双方仍在管理竞争

美国智库太平洋论坛（Pacific Forum）兼任研究员蓝若思（Elizabeth Larus）向BBC中文表示，特朗普向习近平发出了模稜两可的讯号。

她指出，一方面，美方对中国在乌克兰与伊朗战场上的军事支持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却愿意讨论向中国出售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

她还说，特朗普也没有明确回应中国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台湾周边与南海的挑战。

“如果美国将中国视为安全威胁，则需要采取更强硬的军事手段。”她说。

不过，美国布鲁斯金学位秦江南（Jonathan Czin）近日在《外交事务》撰文称，美中目前的状态，与其称为“稳定关系”，不如形容为“相互保证的干扰”（mutually assured disruption）。

他指出，特朗普将美国带回中东的泥沼当中，使得北京得以透过经济及军事等优势，好整以暇地面对分身乏术的华盛顿。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苏利文教授（Jonathan Sullivan）亦持相似看法。

他认为，特朗普在北京会谈时已处于相对弱势，“现在情况更糟了”。他指出，特朗普正在输掉一场战争，更糟的是美国根本无法从中东抽身。

“明显地，北京乐于看着特朗普尽全力加速美国的衰落，以及削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敌人正在犯错时，就别去打扰他。”

不过，新加坡独立国际关系评论员邓铭杰则提醒，不宜将局势简化为“美国分心、中国得利”。

他指出，中国经济正在放缓，北京并非单纯受益，而是以克制态度管理风险。

他还说，北京的回应并非被动，而是精准地告诉华盛顿红线所在，并选择在红线尚未被跨越时不升级，反映出其在制约下仍能以纪律管理关系的能力。

九月特习会将谈什么？

多名学者认为，若9月特习再次会晤，预计重点将是“管理竞争”，而非“解决问题”。

邓铭杰认为，习近平的优先事项是“争取时间”，包括延长休战、在对台军售上克制，以及在晶片议题上争取喘息空间。

“双方都宁愿握着最强的牌，而非打出去，因此才会出现休战与对话机制，而非真正解决。”他说。

蓝若思教授则预计，特朗普可能提出中国增加采购数十亿美元美国农产品（除2025年10月作出的购买大豆承诺外）、放宽对辉达（Nvidia 英伟达）高端晶片的限制、 人工智慧议题，以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行等议题。两人也可能讨论彼此加征高额贸易关税。

蓝若思还说，特朗普可能再次提到释放黎智英，以及中国在伊朗问题上的角色。

专家一致认为，台湾问题仍是美中关系的核心。只要特朗普不批准对台军售，不直接触碰台湾问题，关税或AI晶片的问题，都不会让习近平九月访美的计划生变。

“但特朗普需要一些东西，中国也想要得到些什么，例如美国公开表态反对台湾独立。”苏利文说。

对台湾来说，邓铭杰强调，美国对台军售案每多一个月未签署，台湾就多停滞一个月。他认为，更大的问题不是这笔军售案本身，而是它所立下的先例，台北需要有自己的战略应对。

苏利文则表示，美台战略利益仍高度重叠，目前尚未到需要恐慌的程度。

“现在也很难做更多推测，因为六周左右的时间，在‘特朗普时间单位’里简直可以是‘永恒’。”

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解约逾百名应届毕业生一事持续发酵。上海证券交易所9月9日向星宇股份下发监管工作函，香港交易所亦已延缓其上市审核程序。此前，星宇股份董事长周晓萍已就此事公开道歉。

事件源于今年7月，星宇股份招聘440名高校应届毕业生，原定出任研发、技术及管理岗位。然而入职仅一个月后，公司便开始集中约谈部分员工，要求他们在“主动离职、领取半月工资补偿”与“调往生产一线、按实习普工薪资结算三个月”之间二选一。

遭约谈的毕业生将录音、合同、招聘材料等证据整理成册，发送给星宇股份的下游客户，包括大众、宝马、奔驰等跨国车企。目前，大众中国与奔驰德国总部均已确认就此展开专项调查，港交所也已将相关投诉转交个案处理。

由于事件转折点正是应届生向境外下游企业投诉，才促使各方迅速介入，中文互联网网民将此类做法戏称为“告洋状”，即借助海外力量施压，才能推动问题解决。这一说法也在网络上引发了关于中国劳工权益保障体系的广泛讨论。

事件始末：从约谈施压到跨国介入

根据中国媒体此前报道，星宇股份人力部门在约谈过程中，多次以“未来背景调查”等说辞向受影响的应届生施压。毕业生随后将前后录音、招聘信息及入职合同整理成上百页证据文件，抄送星宇股份合作的多家海外车企，使一起劳资纠纷迅速演变为涉及ESG合规与海外客户关系的多重危机。

公开资料显示，星宇股份2011年2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是中国最大的汽车照明产品供应商，在全球设有16个研发中心、12座工厂，与全球销量前十的整车企业中的9家建立配套合作关系，客户包括比亚迪、大众、通用、丰田、奔驰等。

此前，港交所因用工合规问题延缓上市进程的案例并不罕见，今年7月刚递交上市申请的星宇股份，如今也进入了这一流程。

8月31日，奔驰以“供应商的严重道德和劳动失当行为”为主题，直接回函投诉人，表示已将相关内容转交内部专家及外部业务合作团队进一步审查。

9月1日，大众中国新闻发言人向《上海证券报》记者证实，公司已启动针对星宇股份的投诉专项调查，并表示：“尊重劳动者合法权益，是大众汽车集团开展所有经营活动恪守的核心原则，这一点同样贯穿于我们供应链体系的管理之中。”

中国地方当局也开始行动。8月25日，常州市人社局调查确认，星宇股份共与107名应届毕业生解除劳动合同，并认定企业在协商过程中“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造成不良影响”，其人力资源总监已被停职。

此后，星宇股份公开道歉，承诺向涉事毕业生发放3个月求职补助；若3个月内仍未能重新入职，将再给予6个月工资补偿。

应届生身分与劳工维权

这起事件暴露出两个核心争议：其一，直接受影响的应届生权益应如何保护；其二，中国国内为何缺乏可以受理、纠正违规用工的组织机构。

在中国就业市场中，应届毕业生身分具有特殊价值，它与考公、事业单位及国企央企校招、各地人才引进政策直接挂钩，互联网大厂招聘也往往给予应届生更优厚的待遇。正因如此，不少学生在未能如愿就业时，会选择延毕以保留这一身份。

对于刚结束一个月培训便被威胁解约或转岗的星宇股份应届生而言，失去工作意味着同时错过秋季招聘、丧失应届生身分、留下职业空白。在当前中国就业市场持续低迷的背景下，这几项叠加的损失尤为沉重。

换言之，企业将自身招聘决策失误的成本转嫁给了毕业生。

7位向BBC中文匿名讲述的中国劳动者，分别来自媒体、互联网大厂及车企，他们表示，企业单方面毁约的案例近年时有发生，处理方式大同小异：给予少量补偿，劳动者自认倒霉，事情往往便过去了。

星宇股份事件之所以走向不同结局，关键在于107名毕业生将完整证据链提交给了更重视合规的海外下游企业。这些跨国车企普遍执行供应商行为准则和严格的ESG（环境、社会及治理）指标，比如《欧盟市场禁止强迫劳动产品条例》。

一位曾在德勤负责中国企业出海业务的人士向BBC中文透露：“如何帮中国企业绕过、或美化数据以让ESG达标，一直是我们比较头疼的部分，企业会在审查时提前关灯、让员工提早离开，营造‘准时下班’的假象，但我们知道情况并非如此。”

“告洋状”背后的舆论分歧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应届生大规模向下游企业投诉的做法被称为“告洋状”，意指唯有让境外知情，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

在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企业用工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克扣工资、未依法缴纳社保、拖欠薪酬、超时加班不予补偿等情况并不少见。

比如，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蔚来就曾被员工家属曝出，一名员工半年内加班时长高达500小时、三次被送急诊，公司人力部门仅将此形容为“自愿行为”。

此次星宇股份事件经多家中国媒体集中报道多部门介入处分后，网民揶揄称，“告洋状挺好的，西药就是快，中药就是没用”，亦有劳务中介发文称将不再与星宇股份合作。

“这些年轻人干得漂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沈凯玲得知事件始末后赞叹道。

她向 BBC 中文指出，星宇股份在招聘时动机不良、后续解约手法粗暴，涉事毕业生的维权诉求合情合理，且始终在合法范围内行事。

在她看来，这反映出中国年轻一代懂得在现行商业秩序中据理力争，正在尝试打破“靠压榨劳动者维持优势”的旧有模式，有潜力成为更公正规则的推动者。

“他们原本就是被虚假招聘信息欺骗的一方，如果经历数十年寒窗苦读后，面对如此粗暴的对待还要选择逆来顺受，那才是整个社会的可悲与可耻。”沈凯玲说。

沈凯玲指出，星宇公司的违规也应当让我们去反思是不是这个经济形势本身就是有毒的。这折射出，一些公司不是在通过创新、独到科技优势，去赢取市场；而是通过压低成本出优势，这样的公司撑起了中国当前经济的大头，是否意味着这样的环境在倒逼企业做坏事？

和企业的降本增效相对的，是新时代中国劳动者与国际接轨的事业和认知。沈凯玲提醒，奔驰、大众的快速回应也是这些公司所在地劳工百年来争取自身权益的产物。

最后，对于“吿洋状”这种说法，沈凯玲认为，有矮化中国劳动者的嫌疑，这个叙事看低了年轻人的自救手段，而他们本来已经学会了在新时代的经济土壤中、利用信息去维系自身权益。

“此外，这个说法还将现代商业文明理所当然、本该有的供应链合规监管曲解为低三下四的乞怜，这样的叙事逻辑，反而用民族主义的马甲，合理化了本国企业傲慢践踏劳动法的行为。”

9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Hyrox室内体能耐力赛，一名澳洲籍选手在比赛期间怀疑失禁，排泄物沾染赛道和比赛设施，她继续作赛并最终夺冠，事后一度发文称“A win is a win（赢了就是赢了）”。

事件引发运动员极限拼搏与公共卫生界线争议。主办单位发声明表示，始终鼓励运动员超越极限，承诺会检讨事件，又警告任何人发表暴力威胁或煽动伤害运动员的言论，将被永久禁止参赛。

“‘A win is a win’ 原本代表的是结果导向的竞技观，但成熟的运动文化，不能只问有没有赢，也要问怎么赢。”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运动资讯与传播学系副教授黄世杰对BBC中文说。

他分析，当胜利凌驾健康、公共卫生和其他参赛者权益时，即使在成绩表上成立，也未必符合运动精神；这次事件也反映Hyrox商业化的速度，可能已超过其管理能力，甚至让外界反思其商业模式“是否在无意间形成了一套带有阶级、身体甚至种族符码的‘优越性想像’？”

比赛发生甚么事？

Hyrox是近年大热的室内体能耐力赛，结合跑步与阻力训练。9月12日北京站的赛事，一名澳洲女选手在比赛中途怀疑大便失禁，网上片段显示，她在双腿沾满排泄物情况下继续作赛，最后拿下女子精英组冠军。

由于比赛场地和设施是所有选手共用，网上影片显示涉事选手与邻近作赛选手相距约一米，引起公共卫生和影响其他选手表现的争议。

主办方当晚发声明，表示事发后已立即封闭、隔离受污染的区域，并进行全面清洁消毒。

该名女选手在赛后在Instagram上载一张躺在床上吊点滴的相片，她表示：“拼尽全力或打包回家……赢了就是赢了。（Go hard or go home … a win is a win.）”

她其后删除有关动态，社交媒体帐号亦禁止留言。

上海日报的英文版在9月13日报导，该名选手是因为高强度的体能应激，出现突发性肠道失禁。

涉事选手是网球与长跑运动员出身，2024年首次参加Hyrox赛事，同年在香港举办的比赛赢得冠军，2026年她更在华沙打破该项赛事女子菁英组最快完成赛事纪录。她近年担任Puma全球品牌大使，亦加入运动穿戴品牌Amazfit的精英运动员团队。

“这完全不尊重他人”

事实上，这并非首次有运动员在比赛期间公开处理身体突发状况。

2005年，英国跑手宝拉·拉德克利夫（Paula Radcliffe）在伦敦马拉松比赛途中，在镜头全程拍摄下于路边小解，其后仍然赢得赛事。2024年，中国跑手李美珍在衡水湖马拉松赛事途中，双腿沾有经血，亦引起热议。

但这次事件发生在室内赛事中，加剧外界对Hyrox赛事规则及行为界线的质疑。

Hyrox明文禁止选手在赛道上随地吐痰、擤鼻涕或乱丢垃圾，并对违规行为设有严格加时惩罚。根据竞赛规则手册，列明裁判团队负责确保所有选手以正确且安全的方式完成比赛。

有网民在Hyrox的社交媒体帖文留言，质疑在一个有数百名运动员共用相同地面、器材的赛事中，以那种状态继续比赛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有中国媒体报导，部分同场参赛者要求主办方道歉及赔款。有澳洲媒体引述另一位Hyrox的选手Benjamin Amsallem表示：“这完全不尊重其他人。”

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向BBC中文表示，在进行剧烈运动时，大脑会短暂控制排泄系统不要大、小便，运动员有可能因为紧张而尿失禁，大便失禁则非常少有。他估计，涉事选手可能本身已有肠胃不适，在高强度运动时导致大便漏出。

雷雄德指出，类似情况在运动比赛极少发生，不认为主办单位会订立明确规则应对相关情况。他分析，一般运动比赛很少以卫生理由取消运动员资格，但这次事件已影响到同场作赛的选手，亦污染了场地和比赛设施，作为选手有道德责任退赛。

主办单位在9月14日再发表声明，指Hyrox拥有明确的生物污染处置与医疗应变流程，但这次事件出现预料之外的状况，原本分别针对菁英赛与大众参与赛所设计的执行协议产生混淆，导致在实际应用和理解上出现模糊空间。

主办单位表示，始终鼓励运动员挑战自我、超越极限，有时运动员甚至能超越我们原本认为的极限。主办方确认，刚过去的周末已出现暴力威胁或鼓励伤害运动员的言论，强调不应将情绪发泄在运动员本人身上，警告会永久禁止涉事者参加所有Hyrox赛事。

有关声明仍无法平息质疑声音，不少网民质疑，允许运动员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比赛，反映主办单位并非将安全、卫生和参赛者的福祉作为首要考量。亦有人质疑主办方的解释，是把顶尖选手和大众参赛者之间划分了双重标准，优待运动表现比较好的人。

大量网民涌入涉事选手赞助商Puma的社交媒体帖文留言，有人将品牌名称嘲讽为“Pooma”。Puma目前尚未对事件发表评论。

Hyrox的“自律菁英”与“双重标准”

Hyrox由长期从事体育赛事营运的Christian Toetzke和三届曲棍球奥运奖牌得主Moritz Furste在2017年共同创立，成为近年新兴的健身竞赛品牌。

官网资料显示，Hyrox比赛包含八个关卡，包括滑雪机、推雪橇、拉雪橇、波比蛙跳、划船机、农夫走路（壶铃）、沙袋弓箭步和药球掷扔。每个关卡皆搭配一公里的跑步组合而成。

这项赛事在全球快速扩张，2023年在18个不同国家举办60多场比赛，单项赛事有超过10,000名参与者和15,000名观众。2025至2026赛季更扩展至逾100场赛事，吸引超过140万名参赛者及逾150万名观众。

成为Hyrox选手的成本并不低，英国《卫报》曾指出，参加一场赛事通常要花费超过100英镑（135美元；905人人民币；4283台币）。若到海外参赛，加上交通、住宿及装备，开支会进一步增加。

这个热潮近年席卷两岸三地。中国官媒新华社今年6月报导，中国一、二线城市涌现越来越多Hyrox“追赛达人”，到不同城市参赛，成为健身群体的新潮流。不少人买专项比赛运动鞋、报名训练团课。据报，Hyrox与全国600多间健身房展开长期合作。

香港方面，2026年Hyrox赛事吸引近两万名参赛者，较去年增加一倍。而台湾2026年举行台北站赛事，吸引逾8000名参赛者。

黄世杰副教授对BBC中文分析，Hyrox热潮与疫情后的健康意识、身体文化及社群媒体发展有关，它把原本难以被看见的个人日常健身活动，透过赛事、成绩、排名与影像包装，转变成可公开展示的成就，在市场上形成“都市中产生活方式”意象，吸引一群有消费能力、重视健康、习惯在社群分享生活的人参加，因此具有高度品牌赞助价值。

他指出，目前并无确切证据显示主办单位存在歧视，但外界对“双重标准”的讨论却持续浮现，这与Hyrox官方高举的“The fitness race for every body（适合每个人）”理念形成落差。

“真正的风险，不一定是它刻意制造哪个人种的优越，而是它在贩售‘自律菁英’的同时，是否无意间也制造了谁比较值得被宽容、被观看、被赞美的阶级呢?”

“商业化太快，文化来不及跟上”

这项新兴赛事的商业价值近年大幅上升，2019年总部位于瑞士、由中国万达持有多数股权的体育行销公司Infront Sports & Media投资Hyrox，随后在2022年成为控股股东。

路透社今年9月初报导称，Hyrox的共同创办人，与奢华品牌LVMH家族旗下私募股权公司L Catterton牵头的财团合作，向Infront Sports & Media购买Hyrox的多数股权。据报导，这宗交易对Hyrox的估值高达6亿欧元（6.94亿美元；7.76亿人民币；220亿台币）。

学者黄世杰表示，在Hyrox崛起之前，运动界已有CrossFit等类似赛事，后者也是把健身从私人活动变成身份，让参与者觉得“我不是去健身，我是CrossFitter”；研究甚至发现CrossFit同时产生很强的社群归属，也建立竞争、身体阶序、自我监控与“bodily exceptionalism”，其参与者也偏向专业中产阶级。

他又举例指，相似的Tough Mudder在2010年才成立，2013年已累积约75万名参加者，主打“Probably the Toughest Event on the Planet”，把极限、疼痛、坚持与男性化或战士式身份直接变成产品。2013年赛事中，一名28岁参赛者在“Walk the Plank”水上障碍死亡，焦点很快从“极限挑战”转向救援是否足够、人流管理是否合理、主办方是否为追求刺激而低估风险等，家属随后也提起“不法死亡”诉讼。

黄世杰指出，包括Hyrox在内的同类赛事，不像传统运动拥有长时间累积的制度与文化底蕴，却在不到十年间迅速完成全球化、媒体化与高度商业化，因此一旦出现争议，外界检视的不只是单一事件，而会进一步追问：它究竟已经是一项成熟的运动，还是一个成功的商业产品？

“Hyrox的问题不是太商业，而是商业成熟得太快，运动制度与文化还来不及跟上。”

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们宣布，“西敏寺（Westminster）的时代即将结束”。

威尔士党（Plaid Cymru）、新芬党（Sinn Féin）及苏格兰民族党（SNP）三党均主张本国脱离联合王国。周一（9月14日），三党的民族主义领导人们签署了一份协议，指出威斯敏斯特的任何一届政府都无权“阻碍民主”。

不过，在联合记者会上，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文尼（John Swinney；约翰·斯温尼）与北爱尔兰首席部长米歇尔·奥尼尔（Michelle O'Neill；米歇尔·奥尼尔）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的杨伟思（Rhun ap Iorwerth；伦·阿普约沃斯）则拒绝就本国公投提出时间表。

英国执政工党（Labour）及在野英国改革党（Reform UK）指责威尔士党想要分裂英国。

其后，约翰·斯文尼及杨伟思领导的政府另行签署一项协议，同意合作就资金安排及权力下放（devolution）事宜向英国政府争取“公平待遇”。

这是权力下放实施以来，威尔士、苏格兰及北爱尔兰首次同时由主张脱离联合王国的首席部长执政。

三人周一以各自政党代表的身份参与会面。新芬党主席玛丽·卢·麦克唐纳（Mary Lou McDonald）也出席了会议。

谅解备忘录中写道：“对于这几个岛屿上、乃至全世界正在关注此事的人们而言，再没有比这更清晰的信号，说明西敏寺的时代即将终结。”

“西敏寺任何一届政府都无权阻碍民主，或损害人民自决这一原则。”

“我们承认，各党在宪制立场上存在分歧，每个国家都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表内，决定自身的未来。”

威尔士党已排除在2030年下届议会（Senedd）选举之前举行独立公投的可能性。

在新闻发布会上，杨伟思表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威斯敏斯特运作不畅”，“权力确实需要更贴近人民和社区”。

他表示，5月的威尔士议会选举赋予其政府“变革的授权，使威尔士更加自信、更加繁荣，并更好地掌控自己的未来”。

他说：“威尔士应该拥有作为一个国家所需的力量、资源和公平待遇，以建立我们人民应得的未来。”

苏格兰民族党领袖约翰·斯文尼表示，周一是“英国宪政历程中的关键时刻”。

他表示，5月各国的选举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各国首席部长都相信“他们的国家应该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

他说：“自决原则是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

他称安迪·伯纳姆（Andy Burnham）为“联合王国最后一任首相”。

“因为如果苏格兰人民在全民公投中有独立这个选项，他们一定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新芬党的麦克唐纳称周一的会议是“历史性的”，他说：“我们有权举行全民公投。我们有权决定我们的未来。”

“我们绝不接受或容忍任何首相告诉我们，这项权利不容讨论。”

北爱尔兰首席部长米歇尔·奥尼尔表示，这三个地区“各具鲜明特色”，各有各的优先事项。

但她表示，“我们共同的立场是，西敏寺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好好为我们的人民服务”。

米歇尔·奥尼尔在北爱尔兰的权力分享行政机构中任职，该机构中，民主统一党（DUP）副首席部长艾玛·利特尔—彭杰利（Emma Little-Pengelly）指责这位新芬党政治人物“企图将首席部长职务工具化”。

在北爱尔兰，首席部长与副首席部长拥有完全相同的职权。

BBC威尔士（BBC Wales）询问杨伟思，该谅解备忘录对威尔士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要求威斯敏斯特不要阻挠威尔士独立公投，杨伟思回应称，“威尔士人民自身未来，应由威尔士人民决定”。 被进一步追问时，他说：“时间表将由威尔士人民在被说服之后自行制定，我的工作就是去说服他们。” 威尔士政府目前并无权力举行此类公投，但杨伟思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希望看到这项权力下放。 周一稍后，约翰·斯文尼与杨伟思代表威尔士政府及苏格兰政府签署了一项协议。 这份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指出，双方将“就英国资金安排的运作方式及本国宪制未来的相关权力，争取更公平的待遇”。 协议指出，两地政府将在多个领域展开合作，包括应对儿童贫困问题，以及最大化与欧盟（European Union）关系所带来的益处。

在第二场记者会上，约翰·斯文尼拒绝就改革巴尼特公式（Barnett Formula，决定威尔士拨款方式的机制）表态支持。 威尔士历届政府长期呼吁改革巴尼特拨款公式，指其令威尔士处于不利地位。然而，也有观点认为，苏格兰在该公式下实际上受益良多。 安迪·伯纳姆在出任首相前曾主张改革，但他近期访问威尔士时，却淡化了改革的可能性。 约翰·斯文尼表示：“联合王国各地区的财政安排各不相同，我们都必须就各自国家的议题、利益与观点提出诉求。” 杨伟思则表示：“苏格兰目前已经享有的部分灵活性，至少也应下放给威尔士，这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

上周三首相答问环节（Prime Minister's Questions）上，安迪·伯纳姆似乎暗示，若有明确的民意支持，苏格兰有可能举行第二次公投。

他将此情形与北爱尔兰边境公投（border poll）的条件相比较，并解释《贝尔法斯特协议》（又称《耶稣受难日协议》）明确规定，当“国内出现明确共识、民意变化已达到必须考虑这一呼声的程度”时，北爱尔兰事务大臣将考虑是否举行公投。

“我认为苏格兰的情况也完全一样，”他补充道。

约翰·斯文尼对这一语气上的明显软化表示欢迎，但安迪·伯纳姆随后澄清，另一场苏格兰公投仍属“禁区”。

2014年9月的独立公投中，苏格兰以55%对45%的比例投票决定留在联合王国内。

威尔士的情况与苏格兰不同。

杨伟思在5月议会选举后，成为威尔士首位非工党籍首席部长，他此前已表明，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推动威尔士独立公投。

他的政府打算成立一个国家委员会，为威尔士独立的未来计划“奠定基础”。

与此同时，威尔士部长们正在寻求将更多权力移交给威尔士，包括警务和青少年司法事务——安迪·伯纳姆已表示，他对这个想法“持开放态度”。

杨伟思表示，安迪·伯纳姆在“向一个国家下放权力，与向英格兰（England）某个地区或城市下放权力有何不同”这一问题上，“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我希望和他建立良好的关系，我相信他也希望和我建立良好的关系，”他说。

英国政府表示：“首相致力于在英国所有四个地区推行变革，并坚信联合王国的团结。”

地方领导人将于下个月与首相会面。

工党驻威尔士领袖肯·斯凯茨（Ken Skates）表示：“威尔士党自大选以来未曾为民众带来任何实质成果。”

“他们显然只想利用权力来分裂英国、削弱威尔士，并将时间耗费在为本党政客争取更多权力上。”

威尔士保守党（Welsh Conservative）议会领袖达伦·米勒（Darren Millar）表示：“首席部长不应执迷于独立议题，而应专注处理威尔士国民保健署（NHS）所面临的危机，以及威尔士学校水准下滑的问题。”

英国改革党威尔士领袖丹·托马斯（Dan Thomas）表示：“首席部长连国民保健署的轮候名单或本地教育体系都处理不好，却似乎有时间告诉我们一件人尽皆知的事——他想要分裂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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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群在炮火下成群结队涌上战场的敌人，他们似乎对无人机和自动武器火力带来的危险浑然不觉。这是一支宁愿自杀也不愿投降的精锐幽灵部队，他们有数以千计的人在战斗中阵亡，然后似乎从战场上消失。

2024年底，朝鲜（北韩）士兵被平壤派往与俄罗斯部队并肩作战，以击退乌克兰对莫斯科领土发动的攻势。他们付出了沉重代价，在部署的1.3万人中，多达3000人阵亡。

最终，他们调整了战术，并与俄罗斯共同将乌克兰部队逐出库尔斯克地区（Kursk）。从作战层面来看，此后几乎再没有关于他们的消息，但据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表示，朝鲜部队及其武器装备即将大规模重返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

上月，泽连斯基警告，多达5万名朝鲜人员将被部署到俄罗斯，修正了早前3万名士兵的估计数字。他呼吁韩国（南韩）为乌克兰的防空系统提供支援。

但在付出如此惨重损失后，朝鲜为何仍要派遣更多人为俄罗斯作战？而最初派出的士兵又发生了甚么事？

首尔峨山政策研究院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中心研究员梁旭博士（Yang Uk；양욱）表示：“他们仍然在那里，他们正在保卫俄罗斯领土，以防范乌克兰再次反攻。我们相信，一些工兵部队或工人可能位于顿巴斯地区（俄罗斯占领区），但那些不是作战部队。”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HUR）估计，仍有8500名朝鲜军人身处俄罗斯境内。他们被编成四个旅，作为“北方”部队集群的一部分行动，并负责保护俄罗斯联邦库尔斯克州的国家边界，防范乌克兰方面的越境行动。

HUR向BBC发表声明称：“他们没有参与积极的作战行动。朝鲜人民军部队没有出现在乌克兰暂时被占领的地区。”

朝鲜史上首次

对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而言，库尔斯克部署是一场赌注，也是朝鲜历来派遣到海外规模最大的作战部队。（1973年，朝鲜在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期间向埃及派遣了1500名军事人员和教官；而在1960年代末，估计有87名朝鲜飞行员曾协助北越对抗美军。）

尽管血流成河，这场赌注却获得回报，为这个孤立且贫穷的国家带来无数利益，改变了其经济与军事前景，也可能成为未来更深入军事合作的蓝图。

梁旭表示，朝鲜人“现在知道现代战争是怎么回事了”。

被派往俄罗斯作战的士兵来自“暴风军团”，是朝鲜武装部队中的精英。高度孤立、极权统治的朝鲜是一个军事化程度极高且受到深度思想灌输的国家。

起初，俄罗斯和朝鲜都未承认他们的存在。乌克兰部队于2024年11月首次与他们交战，而首批朝鲜战俘直到翌年1月才被活捉。

直到2025年4月，俄罗斯才首次正式承认他们的角色。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Valery Gerasimov）当时称赞了他们在战场上的“英雄主义”。

梁旭续称：“朝鲜士兵非常勇敢，尤其是‘暴风军团’的士兵。他们愿意为国家而死。但问题是，热情并不代表高效的作战技能⋯⋯在库尔斯克战役早期，他们付出了大量流血牺牲，但他们从现代无人机战争中吸取了教训。”

“炮灰”是乌克兰第95空降突击旅士兵“苏丹”（Sultan）对朝鲜部队的形容。他曾于2024年底的库尔斯克战役中与他们交战。

他近日在基辅回忆说：“他们会先派出一个大型突击群，然后再派15至20人到同一位置，之后还会再增派更多人。朝鲜人作战方式不同。他们持续移动。这让他们获得一定优势，但并非决定性的优势。”

他表示，他们与俄罗斯盟友之间的沟通似乎不佳，而且士兵装备不足。

战斗结束后，“苏丹”和部下会搜寻敌军尸体，以寻找文件和情报资料。在俄军死者身上，他们能找到个人物品、身份证明文件和装备。“但当我们专门搜查朝鲜人时，发现他们身上只有弹药。我们检查了所有小口袋，没有任何文件，甚么都没有。”

其他乌克兰士兵则表示，朝鲜人缺乏防弹衣、冬季衣物和头盔。

在一段令人不寒而栗的乌克兰突击影片中，一名受伤的朝鲜士兵俯伏在积雪覆盖的树林地面上。当乌克兰士兵接近时，他高喊领袖金正恩的名字，随后用手榴弹在下巴下方引爆自尽。

2025年4月，在平壤新成立的海外军事作战功勋纪念馆追悼仪式上，金正恩赞扬那些宁愿自杀也不愿被俘的英雄。

在俄罗斯国防部长安德烈·别洛乌索夫（Andrey Belousov）出席下，他向亲属发表讲话时表示，他们是“毫不犹豫选择自爆、自杀式攻击，以捍卫崇高荣誉的英雄”。

尽管朝鲜从未正式公布库尔斯克行动的死亡人数，BBC韩语（BBC News Korean）根据纪念场所分析估计，约有2300名士兵在为俄罗斯作战时阵亡。

乌克兰情报机构HUR则认为有3000人阵亡，1500人受伤。

但除了战斗经验之外，朝鲜为何愿意在一场外国战争中牺牲如此多精锐部队？

横财一笔

首尔国家安全战略研究院（INSS）高级研究员林秀虎（Lim Soo-ho；임수호）表示，部署士兵为朝鲜带来了急需的经济收益，也是一场地缘政治胜利。

他估计，向俄罗斯出售武器及派遣部队，已为这个贫穷国家带来接近100亿美元（671亿元人民币；3176亿元新台币）收益。

他告诉我：“朝鲜每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估计约为300亿美元，这意味着，他们在两年半内透过武器出口及部队部署，赚取了相当于全年GDP三分之一的收入。对一个像朝鲜这样规模较小的经济体而言，影响非常显著。”

作为提供人力的交换条件，朝鲜获得粮食、石油及硬通货。中国表示遵守对平壤的制裁，但俄罗斯并非如此。

而同样重要的是，与俄罗斯的合作改变了朝鲜长期依赖中国的局面。

因此，在去年9月的北京，金正恩得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并肩而立，出席三位领导人的首次公开会晤。虽然未必完全平起平坐，但已不再只依赖中国。

林秀虎表示，这一点意义重大，“这是一场重大的地缘政治转变”。

“过去在遭受孤立、局势艰难时，朝鲜往往首先向韩国、日本，尤其是美国伸出橄榄枝，寻求关系正常化。这一直是朝鲜半岛外交的模式。但如今与俄罗斯关系趋于紧密，金正恩主张世界已进入新冷战、多极化体系。”

这种始于经济与军事权宜考量的安排，如今似乎正发展成更深层且更长期的关系。在今年召开的朝鲜劳动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金正恩信心倍增，谈及祖父金日成与父亲金正日未曾实现的成就。

但未来仍有风险。迄今为止，没有朝鲜人在乌克兰本土或俄军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作战。若情况改变，将带来外交后果，尤其是在韩国。韩国是乌克兰的盟友，尽管迄今仅提供“非致命性”援助。

这一点也是泽连斯基不断强调的内容，他正敦促首尔提供先进军事装备，包括防空系统。他表示，自6月以来，俄罗斯沃罗涅日地区（Voronezh）一直在准备接收新一批朝鲜部队，并声称平壤正准备向俄罗斯转移更多弹道武器。

他在7月一次总统讲话中表示：“俄罗斯正在帮助朝鲜学习现代战争、改进武器并获得真实作战经验。这对亚洲所有处于朝鲜导弹射程范围内的国家都构成威胁。”

只有两名朝鲜士兵在与乌克兰部队作战期间被活捉。考虑到有1.1万至1.4万人参与库尔斯克战役，这个数字低得惊人。（据韩国国家情报院称，另有一人曾被活捉，但其后因战斗相关伤势身亡。）

和那些宁愿自杀也不愿被俘的同袍一样，这两人原本都无意生还被捕。

其中一名被俘士兵在乌克兰监狱接受韩国文化广播公司（MBC）纪录片团队采访时表示：“对朝鲜士兵而言，成为战俘本身就是一种罪行。那根本不是选项。我们不能成为战俘。”

白平刚（化名）在一次无人机攻击中受伤后躺了四天才被俘。他误把乌克兰士兵当成俄罗斯盟友，因此被诱使投降。

另一名战俘李康恩（化名）向记者金英美（Kim Young-mi；김영미）表示，自己对仍然活着感到内疚。乌克兰士兵在战场上发现他时，他因手臂和下颚严重受伤而几近失去意识。

他解释说：“我身上没有手榴弹或刀具可以自爆（结束生命）。”

他形容战争初期有大量同袍死于无人机攻击，战场“瀰漫着血腥味”。他说两人都不想返回朝鲜。李康恩表示，他相信家人会因自己被俘而遭到“清洗”。两人都表示希望前往韩国，而首尔方面亦愿意接收他们。

只有俄罗斯，而非平壤，要求遣返他们。

但乌克兰仍希望藉此向首尔施压，争取军事援助，因此未承诺将他们移交韩国当局。基辅表示，将遵守国际人权义务，不会强制遣返战俘。

他们的命运仍未决定，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将有更多朝鲜人加入俄罗斯的战争。对平壤而言，他们的服役具有巨大的经济和政治价值；而俄罗斯也迫切需要他们。

在莫斯科全面入侵乌克兰四年半后，俄罗斯正面临严重兵力短缺。西方及乌克兰情报机构估计，俄军每月损失的兵力比徵募到的人数多约6000人。因此，莫斯科不得不依靠来自哥伦比亚、肯尼亚、喀麦隆和朝鲜的外籍战士来维持兵力。

对俄罗斯和朝鲜而言，这是一种互利关系，是一个需要付出代价的联盟。最终，朝鲜将继续派遣士兵参与俄罗斯的战争，但前提是这样做仍然有利可图。

页首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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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政权移交后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

中国官方新华社报导，董建华星期二（9月8日）香港时间近22:00（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4:00）在香港逝世。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1985年《中英联合声明》签订，香港主权于1997年7月1日从英国移交中国成为定局。但直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找他握手，引发“钦点特首”传言之前，社会大众大概没有谁会想到，董建华会跟香港移交后的执政班子扯上关系。

主权移交之日，子承父业15年的董建华卸下航运大亨的身份，披上从未穿过的政治人物外衣，正式成为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但最终因为一场疫症和一次失败的国安立法，董建华黯然辞职。

新华社星期三（9日）早上简短报导了董建华逝世的消息，讣告说：“‘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董建华办公室于当天凌晨公布其死讯时说，董建华“安详辞世，摰亲随侍”。据香港媒体报导，董建华是在跑马地养和医院辞世。

在新华社报导董建华死讯后，现任香港特首李家超发表声明“沉痛哀悼”。李家超说：“董建华先生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我对董建华先生的辞世深感哀痛，他毕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存我们心中。我谨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

特区政府紧接转发了前特首曾荫权的声明——曾荫权在2005年董建华辞职后接任其职务。

曾荫权说：“回归后跟随董先生工作，我亲身体会到他忘我的工作精神，终年无休，即使在周末亦心系公务、夙夜匪懈。”

“董先生那儒雅的笑容、百折不挠的坚持、长远的管治眼光及深沉的家国情怀，我将永志不忘。他一生为香港鞠躬尽瘁，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将永垂青史。”

曾辅助董建华选举工作的另一位前特首梁振英于凌晨时分透过 Facebook 发文哀悼董建华。他说：“董先生宅心仁厚，以理服人，为我辈典范。请董先生安息。”

香港媒体又引述前特首林郑月娥的声明说：“对我这位浙江舟山同乡的后辈，董先生是位十分慈祥的长者，在他家中闲话家常是多么令人怀念啊！向董建华先生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最深切的悼念！”

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也对董建华逝世表示“诚挚哀悼”。使馆表示：“董先生与英国渊源深厚，曾负笈利物浦大学修读海事工程，并毕生支持利物浦足球会。”

“董先生于香港历史关键时期投身公共服务，其贡献将为后世铭记。”

从一个危难到另一个危难

董建华祖籍浙江宁波定海县（今浙江舟山定海区），1937年在上海出生，是五兄弟姊妹之首。父亲董浩云有“船王”之称，母亲顾丽真是宁波航运巨头顾宗瑞之女。

曾经，特区政府官网上记载董建华的生日为5月29日，但董建华2017年接受官方中国中央电视台等媒体专访时称实为7月7日——二战期间日军策动北京卢沟桥事变当天。

1948年12月国共内战末期，董浩云举家从上海南迁香港。与国民政府关系密切的董浩云，把长子董建华送进知名亲共学校中华中学，后来董建华首届特区政府的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是其校友。

1954年夏，董建华入读英国利物浦大学海事工程理学士，1960年毕业，之后在父亲的指示下到美国商界工作学习。

1969年，董建华回到香港总公司工作，不久遇上“海上学府号”大火。父亲董浩云斥巨资购入这艘老旧邮轮，希望用来办学，却在1972年1月9日这场“香港有史以来所发生的最大火警”中翻沉，主持翻修的董建华及时逃生。

后来，董氏父子购下另一艘规模较小的邮轮，改装成“宇宙学府号”。这艘“海上学府号”的继承者结果成为了董建华踏上仕途的踏脚石——1989年3月29日，董建华随“宇宙学府号”首航抵达上海，期间接触到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上海市市长朱镕基。

1982年4月15日凌晨，董浩云心脏病发逝世，享年70岁。董浩云晚年仍锐意扩充船队，但1970年代两次世界石油危机造成航运业衰退，导致董氏集团与在香港上市的东方海外欠款数以十亿计港元。董建华与弟弟董建成因而背上负债累累的家业。

董建华尝试寻求台湾资金应急不果，1986年9月2日获知名的“亲共商人”霍英东注资1.2亿美元，让东方海外度过难关，但也因此，香港舆论长期议论霍英东是否代表中共政权出手襄助。

十年后，董建华在宣布参选首任香港特首之后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承认有中方参与，惟拒绝透露具体人士的身份。霍英东其后表示当时纯粹在商言商，绝非中方有意拯救。但董建华自此开始与中共一方增加接触，却是不争的事实。

从商场到政坛

尽管毫无从政经验，董建华1992年3月获“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邀请加入行政局，成为港英政府高层一员，早早埋下他成为首任香港特首的伏线。

1996年1月26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记者与镜头面前，从众多筹委认出董建华并主动与其握手，让董建华被“钦点”为香港特首之说不胫而走。

未几，董建华正式竞逐特首职位。1996年12月11日，由筹委会选出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推委会）投票，董建华从398名推委中取得320票，压倒性当选为第一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

1997年7月1日凌晨，香港主权移交大典后不久，董建华在时任中国总理李鹏面前正式宣誓就任。

已故港英政府布政司（即今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钟逸杰爵士（Sir David Akers-Jones）曾在BBC访问中这样评价董建华：“在所有的人选中，董建华似乎是符合所有条件的人选。他和世界各地都有很好的关系，他是个国际性的人物，因为他的船运生意，还有在中国的知名度，所以在北京、在台湾他都相当出名。”

在BBC香港移交特备节目中，董建华说：“我希望五年之后，我们会见到稳定、充满热情、民主的香港，看到法治的香港。我们会看到以身为中国人为荣的香港，我们会看到继续繁荣的国际大都会，我们会看到香港对中国的现代化作出重要贡献。”

卸任的彭定康总督当时对BBC说：“他（董建华）要面对的挑战是向香港人证明，他是代表他们应付北京的人，而不是代表北京应付香港的人。”

“建华八年”

董建华当选后，在众多场合说“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这句口头禅。

当时中国政府因不满彭定康在1992年施政报告中提出的民主化政治改革方案“破坏平稳过度”，决定废止英属香港立法局过渡成香港特区立法会的“直通车”方案，自行成立临时立法会（临立会），1997年2月起在深圳开始运作。

1997年4月9日，候任特首办发表《公民自由和社会秩序》咨询文件，建议依照特区筹委会法律小组意见，恢复《公安条例》和《社团条例》中本已被港英立法局废止的条文，包括游行集会得事先申请、社团必须向政府注册等，同时引入禁止香港政治组织接受外国与台湾财政援助等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元素。

临立会在6月14日通过该建议，7月1日政权移交当天生效。彭定康政府、香港民主派等纷纷批评董建华候任当局收紧港人自由，民主派将之称为“恢复恶法”。媒体进行的民意调查也反映董建华民望旋即下滑。

特区成立不久，董建华于10月8日向临立会发表其首份施政报告，提出在十年内实现70%居民自置住房的目标，推出包括确保每年至少建造8.5万个住宅单位的“八万五建屋计划”，出售25万个租住型公共房屋单位的“租者置其屋”计划等。

但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已经爆发，大幅增加房产市场供应冲击私宅楼价，引起民怨，“八万五”政策被悄悄搁置。

随着金融风暴越演越烈，加上国际知名金融投机活动人士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在外汇市场狙击港元，时任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团队于1998年8月动用特区政府巨额储备入市干预，虽然击退了索罗斯，但一直坚持奉行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的特区政府，刹那间持有总值1180亿港元（150亿美元）的股票，引起争议。

时隔19年，董建华在2017年生日之际出席一场演讲会，回忆透露当时自己曾致电中国副总理钱其琛，询问北京会否支援香港对付国际炒家，结果被钱其琛拒绝，钱其琛还提醒他北京在“一国两制”下不会干预香港内部事务。

专门研究竞争力的前香港大学学者米高‧恩莱特教授（Prof Michael J. Enright）曾对BBC说：“我认为实际上，1998年，香港政府决定干预股市，可能是挽救了香港股市，免于崩溃。我觉得人们低估了这个做法，要是香港股市出现了麻烦的话，就会扩散到世界各地的。”

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不景，董建华在1999年11月宣布兴建迪士尼乐园，以图吸引中国大陆游客。然而，特区政府控股的乐园自2005年开业之后长期亏损。

这只是给董建华招致骂名的多项所谓“大白象”工程之一，兴建科学园、数码港、中药港、西九龙文娱艺术区等构思接连出台，其中数码港有相当面积土地最终被房地产富豪李嘉诚之子李泽楷发展成豪华私人住宅，引来舆论与地产界的“官商勾结”指控。

在他的首个五年任期接近完结之际，董建华提出改革由公务员晋升的高层官员体系，推行西方内阁式“高官问责制”，原本是公务员之首的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于2001年1月宣布提前一年多退休。陈方安生多年后对媒体表示，辞职是源于无法说服董建华放弃推行“高官问责制”，她认为这制度最终没能加强特区政府官员向市民问责，也没能培养政治领袖。

董建华2002年7月在没有对手竞争下连任特首。2003年2月，特区政府公布根据《基本法》第23条制定的《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民主派及其支持者普遍认为条文含糊苛刻，严重威胁言论、新闻自由等领域。

在几乎同一时间，SARS冠状病毒疫情（又称非典、沙士、萨斯）爆发，一直持续至6月，造成299人死亡。香港市民不满特区政府没能及时掌握疫情，加上不满“23条立法”，结果触发7月1日大规模游行抗议。50万群众沿途叫喊“董建华下台”等口号。

与董建华相识多年的已故香港自由党创党主席李鹏飞在其回忆录中批评董建华：“他要强行立法，情况就如在骆驼背上的放上最后一根稻草，民怨一触即爆发。他的管治不单只失败，而是崩溃。”

董建华9月初宣布撤回“23条立法”。他在2017年对《明报》说：“从中央的角度，是要做23条立法，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没有国家安全法，当（香港）有这个犹豫后，中央开始对香港怀疑，而有怀疑后，不可以说你把人家推开就当没有事情发生过，（中央）就开始有戒心，为甚么香港会这样？”

直至2023年主权移交纪念日前夕，香港第五位特首李家超终于再度提出“23条立法”的时间表，并最终在2024年3月落实。

根据1990年颁布的《香港基本法》原版，特首产生办法“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立法会选举办法“最终达至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而相关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均订明，2007年后的选举办法如须修改，“须经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2004年初，董建华成立“政制发展专责小组”，研究2007年特首选举与2008年立法会选举等议题。但中国全国人大在4月通过决议，否决自该两次选举起推行普选。同年“七一”游行以争取普选为主题，主办方民间人权阵线当时称有53万人上街抗议，刷新了2003年的纪录。

12月20日，董建华率领香港特区官员出席澳门特区成立五周年活动，顺道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述职。胡锦涛当着一众港澳媒体记者与镜头前对董建华班子说：“要认真回顾香港回归七年多来实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的历程，总结经验，查找不足，不断提高施政水平，把香港管理、建设得更好。”

香港舆论普遍把胡锦涛的言论解读成对董建华训话，北京要求董建华辞职之说迅速传开。在2005年1月发表的施政报告中，董建华首次承认“制订政策的时候，未做到凡事想市民所想、急市民所急”。当记者追问他能否完成余下任期，董建华还说：“一定会把这个工作做好，而且做得更好。”

2月底至3月初，董建华将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传闻迅速扩散，似乎为其体面下台铺路。2005年3月10日，董建华证实已向北京提交“辞职报告”，下台传言成真。

董建华在政府总部会见记者时说：“我今年将近68岁，岁月是不饶人的。我的健康更因为长期的每天16至18小时的工作而受影响。”

“我发觉如果我站立得太久，我是不行的。”

董建华辞职自此有“脚痛下台”之称，一些媒体把他执政的日子称为“建华八年”。

BBC当时问彭定康勋爵是否乐于见到董建华下台。彭定康说：“不，他是香港一位很认真的公职人员。我不认为他本来就很想做这份工作，而且也有点时不与我。他要应付亚洲金融崩坏，要应付SARS大流行疫症，对他来说很不容易。他勤奋地工作，尽了力了。他没甚么时间去管民主。”

先后担任过港英立法局、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和香港环境局副局长的陆恭蕙当时对BBC分析说，董建华的管治能力几乎每天都受到挑战，这给北京添忙添乱，使北京产生董建华的办事能力言过其实的观感。董建华也没能与当时上场不久的胡锦涛班子建立良好关系。

创办香港智库思汇政策研究所的陆恭蕙，后来在与研究员黎文燕的合着中进一步评论说：“董建华的政策偏好反映出他想建立一个仁慈和儒家家长式政府的理想。然而，他并不是常常清楚明白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策略和运作，以及很多他自以为得意的计划是建基于一些错误的个人奇想。”

“董建华对那些持相反意见的人感到厌烦，有时更恼火无法抑制，尤其是要他在立法会回答议员问题时。结果到了最后，他尽量避免接见那些反对他的意愿和政党。”

“位列仙班”

辞职后的董建华马上啓程到北京出席全国“两会”。2005年3月12日，董建华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全国政协）副主席，跻身中国国家领导人序列。

董建华其后从事“民间外交”工作，2008年成立中美交流基金会，除了到美国不同地方演说，也偶有就香港时局发表评论。

2014年9月末，香港爆发“雨伞运动”，民主派示威者再次要求特首和立法会普选，但被时任特首梁振英与北京当局强硬回绝。11月，董建华成立“团结香港基金”从事政策倡议，香港舆论普遍将之视为他重返香港政坛，过问香港政局之举。

2017年，董建华80岁寿辰之际，董家以492亿港元（43.4亿美元）出售其全部东方海外权益予中国国营企业中远海运。《福布斯》杂志估计，截至2023年，董建华及董建成家族财产达65亿美元，列中国香港富豪榜第12位。

2019年，香港发生“反送中”示威，再次凸显香港民主派支持者与北京之间的矛盾。全国人大先后颁布《香港国安法》和《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以国家安全名义加强对香港的控制。

董建华高调唱好北京决策，出席中国中央政府驻香港国安公署的揭牌仪式，又发表讲话支持整顿选举制度。

董建华卸任香港特首之后的部分言论与活动

2021年3月5日，84岁的董建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全国政协会议上跌倒，引发外界揣测其健康状况。他之后仍有出席公开活动，但缺席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中共建政72周年升旗礼，是他首次缺席这类仪式。至近10月中，发言人证实，董建华于9月份曾接受手术，正在康复休养。多家香港媒体称，董建华是在玛丽医院住院接受心脏手术。

12月19日，香港举行北京整顿后的首次立法会选举，董建华缺席选举委员会界别投票，理由同样是留家休养。

2022年3月4日，中国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开幕，再也不见董建华的踪影。董家公关代表不久前已对外表示，董建华预计不会赴京开会。

2022年7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香港主持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庆典，董建华同样没有出席，董家公关交代他正在休假。官方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委托相关方面向董建华转达问候。

2023年1月17日，全国政协十四届委员名单公布，董建华名字并未出现其中，意味着此时已85岁，久未露面的董建华卸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退出国家领导人行列。同年9月，他卸任团结香港基金主席。此后的中共建政周年、选举投票等活动，再也见不到他的踪影。

2026年9月8日，董建华辞世。没有了航运巨子与国家领导人的光环，他以平民身分离去。其办公室发声明称：“董建华先生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

近年来，欧洲在电池产业作出了一些大胆尝试，也出现了几次备受瞩目的失利。

瑞典的北伏（Northvolt）和挪威的 Morrow 均已申请破产，而欧洲亦担心自己错过了另一场技术转型。

随着越来越多交通运输和工业活动从化石燃料转向电力，电池很可能会成为一项增长型产业。

然而，新产品推向市场所需的时间，加上激烈的竞争，尤其是来自中国的竞争，意味着需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

答案会否存在于几乎小得难以想像的尺度之中？愈来愈多投资者和研究人员认为确实如此。

一纳米（nanometre；奈米）等于十亿分之一米，正是在这个层级上，一些最具影响力的工作正在进行。

荷兰科技公司 LeydenJar 行政总裁克里斯蒂安·鲁德（Christian Rood）表示：“如果你能够把这项技术做成，它将影响许多产业，但这是一门高风险的生意。”

LeydenJar 以18世纪电池前身“莱顿瓶”命名，该公司利用一种称为等离子体沉积的技术，制造更轻、更高效的负极材料，而负极是所有电池的重要组成部分。

矽（Silicon；硅）是一种用于负极的高效且廉价材料，但纯矽会在电池运作和充电过程中膨胀和收缩，导致其出现裂纹。

然而，透过等离子体沉积（plasma deposition）技术，LeydenJar 可以逐层制造出超薄纯矽箔，能够抵抗开裂，从而显著提高电池寿命、充电速度和能量密度（根据 LeydenJar 的数据，最高可提升50%）。

鲁德说：“一般来说，纯矽负极（pure silicon anode）会分崩离析，但这项技术保持稳定，因此这是一项非常出色的发明。”

“我们解决的是电池产业的瓶颈。”

商业规模生产将于2026年底开始，但要走到这一步已经花了10年时间，这正是所谓深科技（Deep Tech）创新所需时间和投资的典型例子。

LeydenJar 的工厂位于荷兰城市埃因霍温（Eindhoven），这并非巧合。该地亦是艾斯摩尔（ASML；阿斯麦）及其他重要晶片产业企业的所在地。

鲁德表示：“许多人从理论上谈论生态系统；我可以告诉你，这是我们竞争优势的来源之一。”

“真正让我们与众不同的是半导体与电池领域之间的交叉融合。当你在实验室证明原理之后，产业化需要你与半导体技术及供应商合作。”

“这代表很多风险，但也带来大量机会，不论是在专利方面，还是在保护整体知识产权方面。而在美国或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困难得多。”

在荷兰以及更广泛的欧洲地区，有多家规模较小的深科技初创企业正寻求在电池市场发展纳米技术（nanotechnology）。

其中之一是位于荷兰代尔夫特（Delft）的初创公司 Powall，该公司正在开发商业规模设备，用于为当今电池原材料粉末进行纳米涂层。

同样地，尺度极其微小，而这项技术同样源于半导体产业。

单个粉末颗粒以微米计量，而涂层则以纳米计量，涂层透过一种称为原子层沉积的技术施加。

Powall 行政总裁罗德里克·科伦（Roderik Colen）告诉我，这套系统为调整和提升当今电池性能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科伦解释说：“你的电池在使用数千次后性能会下降，而采用纳米涂层可以减缓这种性能衰退或老化。”

“你可能拥有一种令人兴奋的新材料，具备更高容量或快速充电能力，所有这些创新发展通常都在某一方面表现非常出色，但耐久性却存在问题。”

而这意味着它们永远无法成为商业产品。

“这正是我们介入的地方，我们提供保护性涂层，实际上使这些新材料变得可行。”

粉末和涂层材料由气体运载，并透过化学反应结合。

科伦表示，这是一个精确但灵活的过程，几乎可以无限调整。

“你可以非常精准地控制涂层厚度，而这会对性能产生影响。”

无论是 LeydenJar 还是 Powall，都没有试图自行制造完整电池，而两家公司都与亚洲客户建立了商业合作关系。

但 LeydenJar 的鲁德表示，像他们这样的公司可以巩固欧洲在这场全球竞赛中的地位。

“最容易比较的例子是半导体产业，那里确实存在一场争夺最佳晶片技术的竞赛。”

“ASML 并不生产晶片；它专注于晶片生产中的关键步骤，因此能够在整场半导体竞争中拥有一席之地。”

“这也是我们的目标，也就是让我们的电池负极独一无二，从而在供应链中占据重要地位。”

那么，这些抱负如何配合欧洲在电池产业方面的目标呢？

亚历山大·布朗（Alexander Brown）在总部位于柏林的独立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MERICS）担任高级分析师。

“我认为让供应链中的一部分设在欧洲是很好的，如果那部分能够是技术非常先进、并有机会带来高利润的环节，那就更理想。”

但他警告说，虽然“合作与竞争可以同时存在”，尤其是中国仍将持续努力减少对其他地区的依赖。

“中国正非常努力地开发本土技术替代方案，包括这些利基技术。”

“中国希望取代 ASML 并不是甚么秘密，他们正非常努力朝这个方向迈进，而且最终实现这个目标并非不可想像。”

“因此，我认为欧洲在开发精良、高品质产品方面拥有传统优势，而这些产品可以在全球各地找到市场。”

“但我也认为，这不应成为（欧洲政策制定者）唯一的策略。”

在如此专门化的领域工作，其挑战不仅限于技术层面。

LeydenJar 已经达到商业规模，但鲁德表示，在欧洲筹集资金并不总是容易。

鲁德说：“欧洲有足够的资金，但其风险承受态度与亚洲和美国有很大不同。”

他解释：“这意味着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必须同时与不同资金来源合作。”

他列举了政府补助、债务融资、欧洲投资银行的支援，以及愿意购买公司股份的投资者。

鲁德说：“他们设下许多具挑战性的条件，而且都希望进行自己的尽职调查。这是一项艰巨工作。”

Powall 的科伦表示，欧洲——尤其是荷兰——是一个“创新强国”，而只要愿意承担风险，电池技术能为欧洲提供发挥影响力的机会。

“这是一个相对年轻的产业，各地都在兴建工厂。他们正在寻找合适的技术。因此你有机会发挥重要作用，因为需求规模非常庞大。”

也许欧洲在这项产业中的位置，不在于建设庞大的超级电池工厂，而是在规模光谱的另一端。

正如科伦所说：“微小改变，可带来巨大差异。”

本文原以英文撰写，我们使用了人工智能协助翻译，并由BBC记者在发布前进行审核。了解更多关于我们如何使用人工智能的资讯。

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BRICS Summit）上，东道主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招待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Masoud Pezeshkian）、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普丁），以及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立德（Sheikh Khaled bin Mohamed bin Zayed Al Nahyan）等多国领袖，参观为纪念金砖国家成立20周年而举办的“创新印度”展览。

周六（9月12日）峰会结束后那纸联合声明对中东战争表达“关切”，路透社形容，印度这次是把伊朗与阿联酋从对立位置拉回同一张纸上的外交测试。但更被国际所聚焦的，是中印关系的变化。

原因何在？

这是习近平七年来第一次踏上印度土地。众所周知，中印两国关系过去几年因边界问题高高低低，但近年来，在美印关系也有所起伏之际，印度是否转向与中国和解交好？ 换言之，习近平此次高调亲赴印度出席金砖峰会，是否象征中印“破冰”？

对此，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ICU）国际关系教授奈吉（Stephen Nagy）向BBC中文解释，印度和中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双边关系解冻，而是将结束美伊冲突视为共同目标。他说：“因为这场冲突已对两国经济及其维持社会经济发展和稳定的能力造成了负面影响。”

新加坡国立大学（NUS）政治系副教授庄嘉颖则向BBC中文分析，印、中、阿联酋在不确定的国际环境和美国对全球造成的压力下，原则上自然有原因推进彼此合作的关系。但他强调，印中双边的分歧是否能成功搁置，甚至有效管理，仍然是未知数。

庄教授告诉记者，中国对伊朗的支持，是否会对阿中合作造成阻力，也有待观察：“联合声明要伊朗克制，在文字上看看起来是阿中双边稍微互相让步。不过这样的声明是否有实际效应，在这个时间点，还未能分辨。”

中印关系回温

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本届峰会主题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目前此一机制包括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被视为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重要平台。

中印关系在2020年边境爆发冲突、造成两国官兵伤亡后急遽恶化。直到去年莫迪赴天津参加上合组织峰会，双边气氛才开始回暖。

今年3月，印度放宽部分对中国投资限制，并考虑加快审批两国企业合资项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25年中印双边贸易额增长12.4%，达1550亿美元（1.04万亿元人民币；4.91兆元新台币），是十年前716亿美元的两倍多。

因此，习近平这次亲赴印度与莫迪会面，成为全球焦点。

根据中国官方新华社，习近平在峰会场边与莫迪会晤约40分钟。报导称，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

习近平说，近两年两国关系从“再出发”到“再提升”，机制交往恢复、贸易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印方声明则强调“分歧不应变成争端”，边境和平安宁是发展关系的“必要基础”。

中印是否因此破冰？ 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林民旺对新加坡《联合早报》分析，这是关系持续改善的进程，但两国历经数十年最大低谷后，“还有很大的工作要做”。

林民旺认为，主因是美国对中印往来的影响仍然很大。“印度如果跟美国关系稍微有点改善，又会对改善跟中国关系的意愿下降。”

换言之，北京真正关注的，不是金砖场合能不能与印度握手，而是新德里会不会与美国越走越近——例如美印同属四方安全对话，以及军售、科技合作。

近年特朗普掀起的全球关税战造成印美摩擦，让中国见到缝隙。习近平此行场边会晤，像是要把印度往回拉一点，至少让德里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美方篮子里。

华府智库史汀生中心（The Stimson Center）中国项目主任孙韵博士向《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解释：中国对印度的核心关切，一直是印度与美国的对齐；所以北京当然不会放过重新在德里拿回一些牵引力的机会。

但是，英国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查塔姆研究所）南亚高级研究员巴杰帕伊博士（Dr Chietigj Bajpaee）也向《联合早报》表示，习访印对建立互信有意义，但只要中印边境争端等根本性矛盾依然存在，双方关系就只能是“战术性缓和，而非战略性重置”。

可以说，外界分析多指中印两国藉这次金砖峰会“试水温”，温度从过去的冰点慢慢回升一点。但边界与贸易问题，不大可能因一场峰会立即全面改善。

安全分析网站 War on the Rocks 近期写道：印度可以同时交朋友，但“没有哪个伙伴能替代美国的分量来平衡中国”。

换言之，中印在金砖场上的握手，因此比较像印度向白宫传递“我们有选项”，而非向北京承诺“我们转向”。

莫迪要的是战略自主的能见度；习近平要的是把印度从美方轨道往回拉一小步。特朗普的关税战，以及美以在伊朗掀起的战火，刚好给了中印关系一个需要解冻的理由。

联合声明不提美国 但美国无所不在

此次峰会联合声明《新德里宣言》于12日由11个金砖成员一致通过。宣言对中东及伊朗战争“深表关切”，呼吁“最大程度克制”，但没有直接点名美国、以色列及伊朗；同时关切攻击民用基础设施与核设施的安全问题，并要求保护主权、贸易、能源与航运。

事实上，宣言里关于伊朗战争的段落只有两段，却耗掉印度数月斡旋。

今年5月金砖外长会甚至发不出联合声明，主因是德黑兰坚持谴责美以打击其核设施与基础设施，阿联则要求“对等谴责”伊朗攻击波斯湾邻国。

周六的最终文本凸显双方都有退让：声明没有直接点名美国或伊朗，只用“中东／西亚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并加上“回顾各自国家立场”作为保护伞。

对此，印度独立媒体 The Wire 认为，这是2月底美以对伊朗开打以来，金砖首次就这场战争达成共识文本。阿联酋愿意签字，意义不在“站队伊朗”，而在承认：作为华盛顿在海湾的安全伙伴，它仍需要金砖这张“非西方”桌子，以免能源通道与主权叙事完全被战争绑架。

“从这个意义上讲，阿联酋签署关于伊朗战争的联合声明，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代表着金砖国家在面对美国对伊朗冲突的处理方式日益不明朗的情况下，共同努力稳定各自经济。”奈吉教授向BBC分析。

前印度驻阿联酋大使苏迪尔（Sunjay Sudhir）则更直截地对路透社说：“结束战争的关键在于美国与以色列。印度所做的，是让困难的对话继续。”

总之，无论中印关系还是伊朗议题，美国都不在这场峰会上，却决定了峰会的气氛：印美关系紧绷，反而促使新德里“重新投资”与中国的关系。也因为美国不在场，与会领导人更能计算关税、能源与安全的下一步——为本月底习近平访美这场更重要的大戏衡量利益、预作准备。

香港支联会被指煽动颠覆政权的案件，历经5年，三名核心人物的判刑结果尘埃落定。

前主席李卓人被判囚7年，邹幸彤的刑期最高，达7年3个月；在开审前认罪的何俊仁被判囚5年2个月。

散庭时，李卓人作出罗马天主教“划十字”的手势，并向公众席鞠躬。邹幸彤向公众席飞吻，亦有向律师挥手示意，带着笑容捧着文件；何俊仁转身离去。

在这段日子陪伴同行的李卓人妻子邓燕娥面对罪成结果，她说是预料之内，“但还是觉得不公平，是荒谬的。”就判处的刑期，邓燕娥说判得太重，“不过我知道李卓人心安理得，我们也无可奈何”。

她说，曾有数以百万计香港巿民曾进入维园，支持烛光，“判刑是对很多人的一个刑罚”，又向李卓人说，“撑住，撑到底”。

前支联会常委刘家仪说，李邹二人将就定罪及刑期上诉，向曾经点起烛光的人们道谢，“我们会等待他们每一位‘毕业’（刑满出狱），一齐等他们平安回家。”

1989年的北京之行

这几年间，69岁的邓燕娥试过不同路线，慢慢摸索出最佳方案：在上班人潮过后，从新界的家出发，转乘三种交通工具，大约1小时45分钟就可以抵达位于港岛南端的赤柱监狱探望丈夫。

丈夫李卓人是前支联会主席，在他还押期间，邓燕娥每星期都会走四趟这段路。

二人年轻时一同在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工作，主力劳工权益，总是“寓拍拖于工作之中”，1985年结婚，至今同行超过40年，是香港工会圈子中知名的“工运夫妻”。

1989年的北京之行，成为李卓人一生的转捩点。

当时，北京爆发民运，香港持续关注事态发展，5月有百万人走上街头声援，“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成立。月底，李卓人以支联会代表团团长身份，连同100万港元捐款与香港学联成员一同赴京声援运动。

李卓人在返港途中被中国公安带走并扣押三天，签署悔过书、捐款遭没收后，方得获释回港。

邓燕娥其时在英国读书，只透过亲友得悉他被带走的消息，她随即决定返港。下机之时，发现候机大堂有大批群众，才知道李卓人即将抵港，“一出来我们就抱头痛哭”。

邓燕娥覆述，李卓人多年来仍然记得，在天安门广场与学生领袖见面的情景，以及看到工人自治联合会（工自联）帐幕及工运领袖韩东方所带来的感动，“中国终于有独立工会”；镇压之前他被人们劝说催促离场，返回饭店，整晚也听到枪声。

自此，六四成为李卓人一生的承担。

“他看过这些人真的站出来，真心真诚想要有民主、反贪腐。不断有人站出来，不怕被捕、坐监，要求中国改革，”邓燕娥说，“令他觉得在港生活自由，这样有机会，为何不做些事支持他们、与他们一起呢？”

在邓燕娥看来，亲历六四的李卓人，眼见参与者遭镇压和灭声，因此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事件平反。

她说，支联会的工作与“危险”沾不上边，因活动希望广泛巿民参与，往往会申请警方的“不反对通知书”，确保合法。

八九民运同时催生香港职工联合会（职工盟）。

工自联很快被定性为“非法组织”，邓燕娥说，“我们即刻想到，在中共政权底下，不可能有独立工会。”距离1997年政权移交的日子还远，职工盟于1990年创立，夫妻二人也转职至此，组织高峰期有逾80个属会，涵盖不同行业。

李卓人曾参与多场大型工潮，在罢工现场与工友分析事态、确定策略，一起吃饭、静坐，“几日也不会见到他”。邓燕娥形容他是香港独立工会发展的栋梁及摩打。

李卓人担任多届立法会议员，至2011年与张超雄等人成立工党。

几头马车并行，生活过于忙碌，李卓人身体接连出现高血压、高血糖和高血脂“三高”、胃酸倒流等问题，邓燕娥曾劝说他放弃支联会的工作，但李卓人只回说不可以。

“一生人遇过最差的情况”

2019年，香港爆发大模规社会运动，李卓人卷入多宗案件，包括反修例示威及其后的六四集会。

他们卖掉旧居，改为租住单位。

邓燕娥记得，李卓人当时仍能保释，白天应讯，晚上回家布置新居，没有刻意准备可预期的监狱生活。他曾说，“当然不用预备啦，我真的没那么傻，要坐的时候就要坐，为什么还没坐的时候，你就先苦定？”

新居最终只住了两星期，2021年4月，李卓人被判囚，多宗案件控罪的总刑期达20个月，后来因上诉得直获减刑6个月。

他于大屿山的石壁监狱服刑期间，被起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撇开监狱探望的舟车劳顿，邓燕娥要重新适应生活，她说多年来只曾因为外出公干及读书而短暂分开。

对于她来说，更大的转折在于巨大的社会改迁。中国《香港国安法》实施后，一手创立的职工盟亦紧随多个公民组织的步伐，宣告解散。

“周围的事物不断崩坏，身边的人个个也处于差不多的状态，我想这是我一生人遇过最差的情况，”她感到沮丧。

面对丈夫被起诉的罪名，她觉得难以接受。“我又觉得很嬲（愤怒），又不可以做些什么，又不可以出来抗议。我们以前做的事都不能做，所以是很辛苦的。”

2021年10月，邓燕娥听从丈夫建议，前往英国探望已移居的女儿，因疫情延至2023年3月返港。当时李卓人已刑满，但因支联会案而被继续还押候审，被转送赤柱监狱。

在一次探访后，邓燕娥于监狱外被警方国安处以“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拘捕，其后获准保释，相关罪名的最高刑期是终身监禁，“严重过阿人”。

对于案件，她一度感到恐惧，定下来后只有愤怒，又指多年工作与劳工相关，想不到为何要调查。超过一年后，她才获归还护照。

与此同时，邓燕娥胞妹、邓燕梨被指取走与案相关的证物，她承认“妨碍司法公正”罪，判囚六个月。裁判官当时指出，没证据显示邓获取干扰证物，亦无影响胞姊的控罪。

“我们都是互相撑着”

来到支联会案审讯，李卓人不时在庭上哽咽流泪。

现年69岁的他，讲述自己70年代在香港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被“认识中国、关心社会”，或称“认中关社”的思潮影响，令他投身基层运动，也关心中国民主。

控方曾问及，李卓人是否对中共领国家有极大敌意，他回应称，“我心中无敌意，只有爱”，基于对人民的爱，希望国家有改革。

李卓人在香港工会圈子中素有“喊包”（爱哭的人）的别号，邓燕娥说，没想到他去到法庭也一样，“我觉得，真是永远的李卓人。”

邓燕娥则相对理性，没怎样哭过。“就是想到他为什么无缘无故要这样坐牢呢？自己会很不开心，会觉得心是沉下去了。”

丈夫被关押初期，邓燕娥曾试过在列明不准探访的日子走到监狱，回头看才意识到自己当时的焦虑与绷紧。过了一阵子，她慢慢认清事实——“李卓人不会很快出来”。

“我们自己都要‘掂’，都要硬净才行。如果不是的话，我们是不会支援到对方的。”

在沮丧之中，她逐渐找到积极生活的方法，“我会做一些我可以做到的事”。在频频探监之际，她会安排时间游泳、健身，多阅读写作，也跟有类似经历的同路人互相支持。

她觉得，李卓人也明白这种心态，并采取“报喜不报忧”的策略，把“荒谬”变成“搞笑”，“每件事他总找到正面的一面去说。”

各被告早于2021年被捕，案件定于2025年5月开审；李卓人说天气炎热，可以到法庭“叹冷气”；后来延至11月，他则改称天气转凉了，晚上睡得较好，白天出庭会较精神。

邓燕娥说，“他都知道，他都不可以令我担心，我们都是互相撑着。”

“我想人们记得阿人”

在囚五年多，李卓人经历母亲逝世，缺席女儿的婚礼；曾在狱中跌倒，手腕轻微骨折，去年还做了胆切除手术。

邓燕娥说，他很大程度上已适应狱中生活，平日会看NBA、阅读，学法文，为囚友担任翻译。“他说，现在每天就是思考如何好好度过今日，这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

热爱美食的他，闲时会收看烹饪节目，不时抄下食谱，叫邓燕娥跟着烹调，也会建议女儿尝试各地的著名餐馆。有一次，李卓人特意抄录《红楼梦》与蟹相关的诗句，邓燕娥忆述，“叫我跟朋友吃蟹时，拿这封信去读那些诗给他们听，令到蟹宴更有雅兴。”

今年是农历马年，李卓人寄来一张手绘的“马上平天下”挥春，引述古人有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说“我最成功就是齐家。”

5月是两人的结婚周年纪念，他秘密委托女儿，为妻子挑选礼物。邓燕娥说，李卓人是90分的丈夫和爸爸，“剩下那10分就要努力了，始终他给家庭的时间都比较少。回看不是有很大问题，我们三人的关系很好。”

邓燕娥近日连番接受不同采访，“我想人们记得阿人，他已经（在监狱）五年多了，我不想他就这样消失，”她说，“他是一个好好的人。”

邹幸彤的选择

刘家仪感冒发烧，访问三度延期。

她匆匆赶来，甫坐下便说，“我成日跟邹幸彤说，你快点出来，你欠我这样多餐‘打边炉’（吃火锅），我惊我猝死，来不及食。”

二人相识十数载，战友情谊始于支联会。

50多岁的刘家仪是前支联会常委，也是“天安门母亲”组织成员。邹幸彤在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回港，2010年曾在支联会短暂任职，后又担任义工，再当选副主席。

在刘家仪眼中，邹幸彤像“吸水海绵”般吸收知识，不时问及中港民主运动历史。

邹幸彤曾在关注中国劳工权益的组织工作，一方面成为其转投法律的契机，另一方面目睹维权人士不断“坐监、释放，再坐监”，让她相信“民主运动必然要这样走”。

刘家仪说，“必然要有人去走（这段路），而她不介意做走的那个。”

年纪相差虽逾十年，但两人的价值观相近，不时深宵打边炉、喝酒聊天，早已谈及坐监的心理准备。

至2019年，香港爆发反修例运动。

已取得大律师资格的邹幸彤与刘家仪讨论，应以什么身份参与。刘家仪劝说，当时被捕者众多，需要法律支援，“你不要入去‘坐’，要帮忙保释”。

然而，局势很快将众人推向不同位置。

2020年，中国《香港国安法》实施；民主派人士陆续因不同案件遭还押或入狱，多个老牌组织包括民阵、教协等宣告解散。

“以她的为人，又是学霸，什么也不混，飞出去，我觉得她都有一片新天地。”

刘家仪说，客观条件上，邹幸彤“有选择”。“那些东西放在面前，是她觉得需要考虑选择的东西吗？我觉得不是。”

2021年9月，支联会及三名核心成员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李卓人、何俊仁呼吁解散组织；邹幸彤则表示反对，不愿助长恐惧，认为自行解散会让当局打压更肆无忌惮，“不可能换到任何‘好处’。”

“不要想累不累”

最终支联会解散，结束32年历史。

刘家仪强调，会员大会上有四票反对，“我们不是一致通过解散的”。

此后，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再没有悼念晚会。

刘家仪没有停步。

2023年的六四前夕，她与另一名前支联会常委关振邦在维园禁食悼念，以“煽动”之名被捕，其后获准保释。

2024年5月尾至6月初，刘家仪连同在狱中的邹幸彤、其母亲及舅父等8人被捕，被指涉嫌透过“小彤群抽会”社交专页“利用某个将至的敏感日子”发布煽动帖文，被外间视为“23条”《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立法后首宗案件。

就邓燕娥、刘家仪的案件，BBC中文查询案件进度及会否检控，香港警方没有正面回覆，仅表示采取任何行动，均按实际情况依法处理。

《国安条例》第88条禁止泄露调查资讯。刘家仪表示，不便回应案件细节。

最近两年的6月4日，她形容“由于不可抗力的因素”，选择以乘搭电车方式悼念，“因为这是最靠近维园的方法”。

不时有人问道，“是否一定要去维园”，刘家仪会反问，“你拜山会否去酒楼？我拜山当然要找拜山的地方，30几年来，我们都是在维园向六四死难者致哀。”

“我们首要的原则，是信守我们跟六四的生者和逝者的承诺，会继续记住、继续讲，直至这件事得公平的对待，直至天安门母亲的诉求得到回应。”

这几年来，刘家仪持续探监，陪伴邹幸彤及几名被捕者的家人、协助准备法律资料，搜罗狱中所需物资。她相信“坐监不只是几个人的事，是香港民主运动的事”，刘家仪说，“只不过她真的是我们的朋友，所以会帮多一点。”

去年刘家仪的父亲中风，母亲骨折，目前没有正职的她来回奔走，近来仍忙得平均每日只睡四小时，“得闲死唔得闲病”。

她尽量不要想累不累，“攰，真的很攰，很攰，但是谂的话，又不会变不攰，不如不要谂。”

“多谢这场官司”

相对而言，在刘家仪眼中，邹幸彤似乎打不死，拥有极高的精神能量，但也曾因为无法感知社会情绪而一度泄气。

邹幸彤因两宗六四集结案件被判囚22个月，刑满后仍一直还押。

“想像她是停留在2021年的香港社会，到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刘家仪说，邹幸彤曾经怀疑“全世界只有她一人在发声，她在努力的自由民主，社会是否已无人重视？无人理会？”

但对方转身又“神采飞扬”，继续埋头不同案件，亲自抗辩，入禀司法复核，挑战女囚犯须穿长裤的规定，“支联会拒交资料案”最终上诉得直，获撤回定罪及判刑，目前还“超前部署”，已开始准备煽动颠覆案的上诉。

邹幸彤母亲曾在庭外说，女儿在还押情况下打官司，“她写的每一个字，经历很多艰辛，希望大家可以仔细地阅读她所写的。”

刘家仪指，邹幸彤在夜里只靠着走廊微弱的灯光，俯伏在墙身或地下撰写陈词，“不要想像有书枱”；天气酷热，汗水会滴落至信纸，黏着手臂。

支联会案经过24天的审讯，刘家仪尽量抽空出席每一场聆讯。

她曾听到有人声称跨境而来，收钱排队旁听，“我觉得有时造成这种中港的矛盾，是这些点点滴滴的东西。为何不可以公道些？有心去听的人就去听，而不是这样去霸占法庭。”

在她看来，案件同时重温支联会历史，也是30多年香港的历史。支联会曾经陷入世代之争，被批评为“大中华胶”、“帮大陆人”，悼念方式“行礼如仪”。刘家仪说，有年轻人在审讯后分享称，终于明白港人为何重视六四，过去几代人如何推进民主运动。

“多谢这场官司，我觉得这是很多事情的大和解，几代人的大和解。”

她忆述，庭上曾经播放2019年六四集会的片段，当中包括天安门母亲张先玲及见证者李兰菊的发言。

当时法庭内同声一哭，“一刹那，大家一齐被拉回去我们的初心，”刘家仪哽咽道，大家没有因为香港近年的社会变迁而失去善良，“香港人的初心好简单，就是见到好惨，觉得追求民主自由⋯⋯死了很多人，我们要继续帮他讲这件事出来。”

“我们已经尽做，做到最后战到一兵一卒。”刘家仪说，“虽然他们在犯人栏，我们在外面，大家一起走到最后这一步，与有荣焉。”

“仍然是同在”

曾任支联会主席的74岁何俊仁是案中最年长被告。

在判刑庭上所见，何俊仁依旧皮肤黝黑，身型及脸容则较往日清减，他身穿灰色恤衫及深灰色外套，戴着耳机，神情严肃。

何俊仁是民主派元老，在学期间已积极参与1970年代学运，于香港大学毕业后成为执业律师。

1989年，他与司徒华、李柱铭及李卓人等人成立支联会；翌年则创立香港民主同盟（港同盟），其后与汇点合并为香港民主党。

自1995年，何俊仁已晋身英属香港立法局，其后担任中国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至2016年。2010年，他以时任民主党主席身份与中联办会面，促成政改；2012年，何俊仁代表民主派参选特区行政长官，最终落选，梁振英当选特首。

在香港政坛之外，何俊仁多年来也关注中国事务。

他跟进二战中国慰安妇索偿问题，并亲赴钓鱼台宣示中国主权。

2007年，何俊仁成立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过去多次声援中国被捕维权人士，包括“709大抓捕”的律师；惟关注组同样于2021年9月宣告解散。曾被北京当局拘押的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在何俊仁陪同下公开事件。

2021年，何俊仁因反修例运动期间的十一游行及翌年的六四集会案件服刑。其后，他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并于开审前认罪，审讯期间毋须出庭。

案件集中讨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纲领，对此，何俊仁过去曾受访表示，有人曾问及可否停止喊“结束一党专政”，这等于跟共产党对着干；他当时回应称，“结束一党专政又不是要你共产党死，我说你可出来参选的，选到你便赢，赢了你便执政。”

求情期间，代表何俊仁的大律师沈士文表示，何俊仁的癌症经治疗后情况稳定，目前仍要服药，盼法庭顾及他年龄而酌情额外减刑。何俊仁终被判囚5年2个月。

在8月底的求情聆讯上，邹幸彤表示不会“求情”，法官多次提醒其陈词会否影响其他被告；邹又指，案件将港人结束一党专政的声音传至全世界，法官闻言笑称“你应该多谢我们”，邹回应“对啊”。

刘家仪记得，她在庭内，看到何俊仁和李卓人也笑了。

在她眼中，各人以不同方式回应案件，何俊仁认罪，李卓人交由律师代表，邹幸彤自辩。

“三种方法我们也用尽了，无论什么方法也好，依然是together（同在），最后大家也是笑的。”

台湾将在今年11月28日举行“九合一”地方选举，选出直辖市长和县市长在内9类地方公职。

其中，蓝绿差距较小、全台人口最多的新北市，被视为决定胜负的重要战场。

分析指出，这场选举不仅是针对总统赖清德的执政信任票，亦是2028年总统大选的起跑赛。对于两岸路线遭党内质疑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而言，此役也是她能否取得总统大选提名的关键。

相较于“抗中保台”，此次选举议题更聚焦于民生经济。选前三个月，赖清德宣布派发一万现金、在野阵营则提出三项公投提案，都被外界认为是选举前的政治攻防的一环。

2028总统大选前哨战

台湾的地方选举又称“九合一”选举，历届选举多数落在总统任期中段的年底，故被视为总统的“期中考”。

对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而言，他不仅须扛起选举成败的责任，力求2028连任的他，也需维持气势，稳固党内共主的地位。而对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来说，假如她希望参选2028，这也会是她显示领导力的重要一役。

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张峻豪对BBC中文分析，在国会朝野对峙不断的背景下，民进党若能守住甚至扩大地方版图，等于替少数执政增添一定程度的正当性；反之，就可能被迫在国会调整路线。

他续指，国民党的压力则落在郑丽文身上，这是她接任党主席后的第一次全面检验，党内对其两岸主张本有分歧，一旦败选，她的路线很可能被拿出来检讨，内部对抗性也会随之升高。

民众党方面，张峻豪认为，这次能在地方拿下多少议员席次、斩获多少中间选民选票，关系到它往后的生存策略。在“蓝白合”的情况下，如果无法展现地方实力，民众党的空间恐被国民党挤压。

“蓝白下一阶段要不要合、又要怎么合，都会被这次的结果牵动。”

从“九合一”看党派势力消长

“九合一”的意思，是把九类地方选举合并于同一天投票，选出县市长、市议员、乡长、里长等。有关安排自2014年起沿用至今，选举每四年一次。

此次选举约有1965万名选民，当中60万人为“首投族”。中央选举委员会表示，地方选举加上公投，预计需动员30万名选务工作人员。

外界将焦点放在层级最高的地方首长竞选，共计22席的直辖市长、县（市）长选举，以此判别执政民进党与在野国民党及民众党的势力消长。

上一届2022年地方选举中，在野蓝白阵营夺得13个县市的首长席次，而执政绿营只有5个。当时选举显现了国民党坚强的基层实力，时任民众党籍的高虹安选上新竹市长，奠定了第三大党的民意基础。而民进党的挫败，也显现其地方经营能力的衰弱。

此次2026年选举中，绿营试图在新北、嘉义、彰化、宜兰等县市翻盘，蓝营除了守城外，也试图插旗南部的高雄市。

新北市成焦点

这次选举中，新北市被视为决定成败的重要战役。

绿营候选人为现任立法委员苏巧慧，在野阵营则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礼让下，由国民党推派前行政院秘书长李四川参选。

纵使现任国民党籍市长侯友宜在2022年选举中以62%的得票率高票当选，但以目前民调来看，新北市民的蓝绿支持度已回档到五五波，其中关键变数为数量庞大的中间选民。

在2026年4月的美丽岛民调，新北市民支持民进党及泛绿的比例约34.4%；而支持国民党、民众党及泛蓝的比例约31.6%，多达27.1%的选民表示自己是“中立或看党不看人”。

另一份由新台湾国策智库调查的民调结果相仿，有26.5%受访的新北市民政党倾向是“不偏任何党”或“未表态”。

“因为中间选民每次投票都可能投不同政党、甚至不去投票，所以候选人有没有比较吸睛的政见或者让人喜欢的特质是很重要的，”国立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学系教授刘嘉薇向BBC中文说。

她表示，目前两位候选人在主要政见上还没有很突出，所以目前选情走向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外界观察“蓝白合”

“蓝白合”的成败也是此次选举外界观察重点之一。

在主要县市首长选举上，蓝白在新竹市与嘉义县共同支持无党籍候选人；白营则在蓝营礼让下仅在嘉义市提名张启楷，并在其余县市支持国民党候选人。

然而，在更加地方层级的选战上，蓝白却出现了分裂的状况。在新竹县竹北市的市长选举中，蓝白就在谈判破局后各自推派了自己的候选人，引发争议。

学者张峻豪向BBC中文表示，随着民众党在地方支持度下滑，国民党对蓝白合的态度似乎也有所改变。

“蓝白要合，当然也就是因为白有相当程度的支持度。如果在某些地区，蓝营本身就可以去囊括选票的情况下，为何蓝营需要蓝白合？”他强调，国民党对蓝白合的真正盘算是在2028总统大选，而非此次地方选举。

此外，地方选举也让三大党外的其他小党有参与议员与村里长等基层公职选举的空间。去年底，时代力量、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台湾基进与台湾绿党合作成立“台湾前进阵线”，一同推派35位候选人参选议员及乡镇市民代表，挑战民众党的第三势力共主地位。

然而，张峻豪也提醒，所谓第三势力的选民投票意愿有多高，仍是一大问题。

“随着民众党整体支持度下滑，我在地方上听到的是反蓝绿的中间选民对于政治已经越来越冷感了，他们现在整体政治参与度都在下降。到了选举时，他们会愿意出来投票吗？”

公投再次绑定大选

与本届九合一选举同日举办的，还有“废除非核家园”的公投议题。这是台湾自2018年来，第四次与核能相关的公投案。

有鉴于2018年地方选举时，10件公投案绑定大选举办导致选务混乱，出现了边投票边开票的情况，民进党政府在2019年修法，将公投案与主要选举年错开，引来在野的国民党批评。

凭藉国会多数，国民党、民众党提案再次将公投绑定回大选。新版《公投法》于2025年底三读通过。

学者刘嘉薇向BBC中文表示，公投若与大选分开举办，容易导致选民疲劳，使投票率下降。

“我认为公投跟大选绑在一起对公共政策的讨论比较有帮助。这样有助于提升投票率，候选人也能藉机论述。”她说。

一名男子身着粉色清凉裙装，蹲在地上擦地。镜头暧昧地缓缓上移，数次掠过裙摆，男子朝镜头害羞一笑。画面一转，一名西装女性正专注工作，她走近男子，轻抚他的头；随后一个小男孩抱着一箱“好丈夫”拖把走向男子，说这是送给他最好的礼物。

评论区里，不少网友写道：“这个辣弟（对应‘美女’一词的新造词）好美”，或“这才是真正让我想下单的广告”。

这段影片首发于抖音，并非真实广告，而是对传统“好太太”系列家居广告的性别反转创作。这个夏天，“性转”已成为中国互联网上最受瞩目的创作热潮：数以千计的创作者涌入这股潮流，借助升级至 Seedance 2.5 版本的 AI 视频生成模型，制作出各类性别对调的短片，迫使观众重新审视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性别刻板印象。

在抖音上，“性别反转”话题标签已有2.1万人参与，累计播放2.7亿次；对应“美女”一词而生的“辣弟”标签参与人数达3.1万，播放量达11.3亿次；“女性视角”标签则有8750人参与，播放量超过4.2亿次。

来自湖北的田女士和嘉女士，今年7月一头栽进这股性转创作潮。过去三个月里，两人的帐号已产出100多条性别对调版本的影视剧及广告片段，吸引超过100万粉丝、逾1150万个赞。

“我们原本只是抱着‘大不了无人问津’的心情做影片，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喜欢我们。连年纪很小的妹妹也拍影片声援我们，我的家人不再催婚，也少用了侮辱女性的词汇，这让我很感动，”田女士说。整场采访中，“感动”是她使用频率最高的形容词，也是她影片评论区里最常出现的字眼。

什么是性转版广告

这股潮流源于讽刺性别偏见的博主“阿喵”。过去两年，她持续针对中国社会的重男轻女现象、性别暴力事件与性别不公创作短剧小品。今年年中，她发起倡议，号召网友与她一起拍摄性转版短片——许多场景只要把男女角色对调，日常叙事中固化性别偏见的痕迹便立刻显现。

于是，经典的“好太太”系列广告以“好丈夫”的形象重出江湖：镜头前穿着清凉的不再是女性,而是男性。另一段影片里，四五名穿着宽松T恤的女性簇拥着一个妆容精致、身着露脐装与超短裙的男孩，男孩自称“小蛋糕”，撒娇要求大家都宠着他，女性们只是相视一笑。“昭妹”这个名字也被创造出来，作为“招娣”（意为招来弟弟）的对照组——在这个性转世界里，女孩成了家庭里更受期待诞生的性别。

田女士和嘉女士都曾是全职广告人，亲眼见过整个行业如何透过客户要求与市场期待，将女性身体高度性化、无视女性的真实感受。田女士坦言，刚开始制作性转影片时，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畅快：“原来这些男的这么多年一直这么爽。”

得益于影片生成AI“Seedance 2.5”的推出，这类创作不再需要完整的剧组与演员筛选。只要调试好模型，田女士和嘉女士就能让笔下的男性角色，穿着明显不舒服却很美丽的服饰，娇羞地出现在镜头前。

田女士说，做性转影片的第三个月，她盯着工程文件里生成的“辣弟”，忽然生出“他真的好美”的感受。她形容，那一瞬间，这个角色就像一个可以被她任意操控的水晶球摆件——没有自己的灵魂，她能随意拿捏他的妆容、服饰、动作与表情，让他在镜头前做出任何她想要的动作。田女士说，那是她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客体化”的力量。

“如果说反转视频对我来说最大的影响，是让我更深刻地意识到，这种结构性的异化下对女性的忽视，它由来已久，又根深蒂固。”田女士这样说。

一场“新文化运动”

在中国互联网上，性转浪潮并不止于影片与场景创作，网友们进一步要求重新审视语言本身的规训力，从日常用词入手改变性别叙事。这场运动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日常用语、童话与民俗故事的叙事，以及女性历史的可见度。

BBC中文2024年已报导，中国网民要求重新审视日常用语，避免用词在潜移默化中固化性别刻板印象。例如形容人做事拖泥带水、瞻前顾后的“婆婆妈妈”一词被认为带有性别偏见，网友主张改用“公公爹爹”——在“矫枉必须过正”的号召下，一场造字造词运动由此拉开序幕。

网民也开始反思，中文里许多女字偏旁的字都带有浓重的侮辱意味——正如歌手谭维维在《小娟》中所唱的奸、娼、婊、婪等字。以“婊”字为例，本义是指衣着华丽、注重打扮的女子，近代却演变为一个纯粹的侮辱性称谓。“嫉妒”一词也被指存在问题：两个女字部首连用，隐含女性彼此倾轧的刻板印象，网友主张改用更中性的“忮忌”一词，率先采用这一写法的新闻与出版机构因此受到网友追捧。

童话与民俗故事同样被要求重新解读，因为它们是最朴素、最直接触达年轻一代的叙事形式，其影响贯穿几代人。牛郎织女的故事被重新定性为一场性别暴力事件：牛郎偷窥并盗取仙女的羽衣，强行将她留下；童话里常见的女巫反派形象，也被重新诠释为“一名博闻强识的女性，在父权制的裹挟下做出妥协”。

21岁的博主“椰树特洛夫斯基”在8月初加入这股潮流，随后一个月内发布了四条性转版童话故事，吸引超过4万名粉丝。她出于安全考虑，要求匿名接受BBC中文访问，并将自己的创作灵感与思考，归结为“女本位”思想的觉醒。

“我以前很喜欢看童话公主故事，最近才意识到这些故事对女性有很多规训，而且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外貌叙事的盲从、习惯性期待被他人拯救等。其实原著里的仙杜瑞拉身上还有很多珍贵的品质，像善良、坚韧，这些才是女孩子们真正值得学习的地方。”

女本位、父权制、强女叙事、弱女叙事……这些原本带有学术色彩的词汇，如今大量涌现在中国互联网上。与BBC中文对话的5位博主无一例外都使用了这些词语——它们已经成为中国社交网络上的常用语。

网友们的挖掘并未止步于此，她们开始自发搜寻历史上被埋没在男性叙事之下的女性。武则天的政绩被重新审视；伞的发明者，也从相传的鲁班，考证修正为他的妻子云氏；嘉靖年间改良制窑工艺的“一位无名女子”的贡献也被重新肯定。在中国正史里，留名的女性向来甚少，“某氏”“佚名妇人”“某某之妻”等称谓，常常一笔带过许多做出卓越贡献的女性——如今，中国网友开始追溯她们真正的名字与故事。

田女士告诉BBC中文，她正在筹备的下一个系列，正是讲述中国历史上被忽略的女性角色。

“明明她们人数众多，却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留下。现在我们讲述她们的故事，未来的女孩们就会知道，自己拥有无穷的可能性，而她们也是历史的一部分，”田女士说。

阻力：AI 的侷限与平台的谨慎

田女士告诉BBC中文，如今制作这些影片明显轻松许多，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今年Seedance 2.5的迭代升级。这套AI影片生成系统让她们不必再寻找合适的演员拍摄，既能更好地还原原片的“氛围”，也能摆脱实际拍摄场景的种种限制。

但这种摆脱并不彻底。田女士说，制作影片前，她们会先建一个去性别化的“白模”角色；可只要给这个角色套上一件普通裙子，模型就会“智能”把他变成大胸、大波浪卷发的性感形象，即便她反复告知AI，这是一名穿裙子的男性，AI依然难以理解。

此外，她们的影片时常遭下架，平台给出的理由也颇为含糊。有时说她们让男性角色穿得太少，但穿得更少的女主播，依然能在同一平台直播；有时平台则指她们“挑起性别对立”。

田女士笑着说：“作为一个博主，每次哪个影片流量特别好，我就会担心它是不是快要被下架了。所以有时候一个影片播放量冲到几百万，为了避险，我反而会自己把它隐藏起来，过段时间再放出来。哪有博主像我这样，害怕自己流量太好的？”

嘉女士补充说，抖音平台本身似乎也在学习如何把握性别议题讨论的尺度，“最近明显比6月的时候好多了。”

田女士说，自从开始制作性转影片，她的后台讯息每天都“非常精彩”，上百条留言涌入：有些是言辞难听的男性留言，但更多是来自各地女性的肯定与感谢。

“之前还有位大姐，看得感动想直接给我们打钱，我们拒绝了好几次她还是坚持，最后我们没收，但真的很感动，”田女士说。

学者：并非完全是进步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数码社会学讲师葛亮向BBC中文表示，这波性转潮流有明显值得肯定之处，但也存在固有的局限，最终能走多远，取决于外部环境的发展程度，以及这场出圈的性转影片热潮能否被推向下一个阶段。

葛亮指出，AI生成影片作为一种更平民化的实践，本身就能让更多人反思既有的固定性别表达，也让女性主义与酷儿文化，随着影片与用词，渗入日常生活。从积极的一面来看，这种操作置换甚至颠覆了“男性凝视女性”的传统位置，为女性赢得了更多元的表达空间。

葛亮同时提醒，这种性别反转终究没有跳出二元性别、异性恋的框架体系，本质上只是形象的简单对调，对整个社会结构所能形成的挑战依然有限，称不上颠覆性的力量。更何况，就目前而言，这种创新仍停留在分散的民间个体层面，依赖兴趣驱动生产与传播。

葛亮还指出，AI技术的迭代大幅降低了这些影片的生成门槛。在泥塑影片盛行的年代，创作者至少要学会剪辑、制图才能完成创作表达；但在AI时代，任何人都可以借助AI还原自己想像中的场景——学界称这一现象为“AI民主化”。

“但也应该注意到，AI本身是训练数据被高度污染的产物，这会限制创作者的表达。”葛亮说。

“这波潮流究竟能走多远，还是要看整个外部环境能把它推到什么高度，同时也依赖创作者之间的团结。但就目前来看，即便在女性群体内部，关于‘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为女性’依然存在冲突与争议——不仅是顺性别女性与跨性别女性之间，还有已婚女性与未婚女性之间……这种内部的割席，同样削弱了团结向前的力量，”葛亮说。

田女士也提到，她发布影片后，同样收到过网友的质疑：一个强悍的女性，为什么仍然要穿高跟鞋？一个处于权力上位的女性，为什么还需要维持火辣的身材以保持性吸引力？

“这种时候我就会意识到，即便是我这样的创作者，身上也还有一些没有纠正过来的性别刻板印象。被指出来之后，我觉得，其实我们所有人，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田女士说。

约有4亿人现时居住于已将协助死亡（assisted dying）合法化的国家。

自2015年英国国会议员表决此类法案至今，加拿大、澳洲、新西兰、西班牙及奥地利均已引入协助死亡法律，其中部分地区容许非末期病患者接受协助死亡。

就在上月，法国通过了一项“死亡援助”（aid in dying）法案，适用于患有无法治愈疾病，并承受难以忍受痛苦的成年人。

虽然大多数司法管辖区均禁止医疗协助死亡，但世界各地有关协助死亡的法律不尽相同。

美国

在美国50个州当中，有30个州以及首都华盛顿（Washington DC）的协助死亡（部分批评者称之为协助自杀）属于合法。

俄勒冈州（Oregon）是全球最早为部分病人提供协助死亡服务的地区之一，早于1997年便已实施，因此累积了近30年经验。它亦成为美国其他协助死亡法律制定时参考的范本。

在俄勒冈州，协助死亡适用于被预期将于六个月内死亡、具备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末期病患者，并须获两名医生批准。自1997年以来，共有5,520人获处方致命剂量药物，其中3,691人死亡。

根据一份2025年的报告，寻求协助死亡的病人当中，61%患有癌症，14%患有诸如运动神经元病等神经系统疾病，11%患有心脏病。在去年服用致命剂量药物的400名病人中，绝大多数（89%）表示失去自主能力是主要忧虑，其他原因包括：

在俄勒冈州，以及美国其他容许协助死亡的州份，致命药物必须由病人自行服用；英格兰及威尔斯提出的方案亦是如此。约三分之一获处方致命剂量药物的人最终并未使用。

俄勒冈州对英格兰及威尔斯的协助死亡支持者而言十分重要，因为他们指出，自法例实施以来，相关服务一直仅限于成年末期病患者。然而，反对者则表示部分规定已被放宽。居住要求已被取消，意味州外人士亦可申请。多年来，协助死亡个案数目亦大幅增加。

加拿大

加拿大常被协助死亡反对者引用为所谓“滑坡效应”的例子，即自制度推出以来，协助死亡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并向更多人开放。医疗协助死亡（medical assistance in dying, MAID）于2016年推出，最初仅适用于末期病患者。

法例于2021年修订，并扩展至因不可逆转疾病或残疾而承受“难以忍受痛苦”的人士。

原本计划进一步扩展至精神疾病患者，但目前已暂缓。

批评者表示，法例范围扩得愈广，残疾人士和弱势群体面对的风险便愈大。选择使用医疗协助死亡的人数亦大幅增加。

加拿大现时约每20宗死亡个案中便有一宗属医疗协助死亡，相比之下，俄勒冈州约为每100宗死亡个案中有1宗。

欧洲国家与地区

欧洲目前有七个国家设有某种形式的合法协助死亡制度：瑞士、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西班牙、奥地利，以及最近加入的法国。在所有这些国家当中，与英格兰及威尔斯提出的方案不同，协助死亡并不限于末期病患者。

瑞士是全球首个设立“死亡权利”的国家，于1942年将协助自杀合法化。它也是少数容许外国人透过苏黎世的 Dignitas 等机构获得协助死亡服务的国家之一。过去20年间，超过600名英国人在 Dignitas 死亡，其中43人于去年死亡。致命药物必须由当事人自行服用。

荷兰及比利时均于20多年前将协助死亡合法化，适用于因无法治愈疾病——包括精神健康问题——而承受难以忍受痛苦的病人。其后适用范围扩展至儿童，成为欧洲唯二容许此做法的国家。两国均容许安乐死（euthanasia），即由医生协助执行死亡程序。

最近，西班牙及奥地利已将协助死亡合法化，适用于末期疾病以及无法忍受的痛苦。在奥地利，药物必须由病人自行服用；在西班牙，则可由医疗专业人员施用。

在英格兰、威尔斯及苏格兰，议会至今仍未通过协助死亡相关提案。

不过，英伦群岛其中一个地区已将协助死亡合法化。

去年7月，英属泽西岛（Jersey）一项法案获英王御准（Royal Assent）生效。与英国国会及苏格兰议会不同，该立法由泽西岛政府提出，当局表示需时约18个月建立相关服务。首宗协助死亡个案最快可能于明年年底出现。当地将设一年居住要求，以防止所谓的“死亡旅游”。

这项措施中，最令泽西岛法例有别于英伦群岛其他地区之处，涉及符合资格人士结束生命的方式。

个人将可选择由医生透过静脉注射施用致命剂量药物，这与西班牙、加拿大、新西兰及澳洲大部分地区的做法相同。

实际上，这属自愿安乐死。在容许此选择的司法管辖区，这已成为最常采用的协助死亡方式。

英国国会、苏格兰议会及英属曼岛议会（Tynwald, Isle of Man）提出的法例均规定，死亡必须透过自行服用药物达成，通常是当事人吞服致命剂量药物。

曼岛协助死亡法案于去年3月获曼岛议会通过。由于曼岛与泽西岛同属英国皇家属地，因此必须获御准后方可成为法律。

该法案于今年较早时被英国司法部拒绝批准，但曼岛议会其后通过修订法案，并再次提交英国政府审议。

如获御准，曼岛预计相关服务可于明年投入运作。当地设有五年居住要求。

澳洲及新西兰

过去数年间，自愿协助死亡已在澳洲大部分地区合法化。上月，北领地立法会（Legislative Assembly of the Northern Territory）成为澳洲最后一个通过《自愿协助死亡法》的地区。

在新西兰，病人必须为末期病患者，并预期将于六个月内死亡。在澳洲大部分地区，患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人士则可延长至12个月。

在两国，病人可自行服用致命药物。但药物亦可由医生或护士施用，通常透过静脉注射方式进行。

补充报导：安东尼·鲁本（Anthony Reuben）、格里·格奥尔基耶娃（Gerry Georgieva）

英国下议院再次否决协助死亡合法化议案

BBC政治记者理查德·惠勒（Richard Wheeler）

英国国会议员投票否决让协助死亡在英格兰及威尔斯合法化的提案，令最新一次修改相关法律的努力告终。

在一场支持及反对双方均发表感性演说的辩论后，下议院上星期五（9月11日）以286票对270票、16票多数否决有关法案。

《末期病成人（生命终结）草案》（Terminally Ill Adults (End of Life) Bill）原拟允许预计寿命少于六个月的成年人，在若干保障措施下，申请协助结束自己的生命。

上一届国会中，类似法案曾获下议院议员支持，其后在上议院停滞不前。国会议员星期五作出的决定，排除了短期内修改安乐死协助法律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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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2026年度艾美奖（Emmy Awards）颁奖礼落幕，HBO Max 医疗连续剧《匹兹堡医魂》（The Pitt；匹兹堡医护前线）以25个提名成为提名大户，最终成功捧走了六座“艾美奖小金人”。

剧组星期一（9月14日）晚夺得的奖项计有最佳男主角、最佳剧集、最佳特效化妆、最佳客串演员、最佳原创音乐与歌词，以及戏剧类最佳选角。

这套串流平台电视剧尤其受到货真价实的医生好评，领衔主演兼执行监制诺亚·怀尔（Noah Wyle；诺亚·怀利）甚至被邀请出席医学研讨会。

BBC卫生编辑休·皮姆（Hugh Pym）讲述这套连续剧的故事。

这是熟悉的一幕：挤满人的候诊室、走廊里的病床推车、压力沉重的医生和护士。但这里并不是英国国民保健署（NHS）典型的急症室，而是一个荷里活片场，由演员为电视剧《匹兹堡医魂》重现急症科的种种情景。

而这部剧最大的粉丝之一，正是真实世界中的医生。

美国急诊医师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Emergency Physicians, ACEP）主席托尼·西里洛医生（Dr Tony Cirillo）说：“我们终于觉得每天所经历的一切得到了认可。”

医生及其他医疗专业人士表示，对他们而言，这是迄今最真实的一部医疗剧，这也是他们喜爱它的原因。

《匹兹堡医魂》讲述匹兹堡创伤医疗中心（Pittsburgh Trauma Medical Centre, PTMC）员工的生活与工作，每集代表一天中的一小时，每季共有15集。

贯穿每一集的是持续不断的噪音、忙碌的节奏，以及永远得不到喘息机会的医护人员所面对的各种需求。复杂的医疗程序和挽救生命的干预措施都以写实方式呈现，而且往往充满血腥细节。

主角麦可·罗宾纳维奇医生（Dr Michael Robinavitch），人称“罗比”（Robby）医生，是一名经验丰富、历经磨练的急诊医学顾问医生（在美国医院中属于资深急诊主治医师）。

饰演他的诺亚·怀尔曾参演1990年代中期的医疗剧《急诊室的故事》（ER；急诊室的春天／仁心仁术）。除了演出外，他同时担任执行制作人，也是编剧团队成员之一，而团队中亦包括合资格医生。

“《匹兹堡医魂》让我们感到获得认可”

怀尔获邀参加一场专题讨论会，台下有超过6000名急诊医学专家。

西里洛表示：“人们走向他身边时，与对演员或运动员说他们很棒、喜爱他们的作品不同，人们只是对他说谢谢。”

“《匹兹堡医魂》不只是一部优秀的电视剧。我所用的词是‘认可’。”

剧集经常反映社会和伦理问题。例如，一名照顾患病母亲、压力沉重的女儿把母亲留在急症室后便失去踪影。

剧中也有令人心碎的对话，当父母绝望地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活下来时，医生却表示已经没有希望。

剧集亦凸显健康不平等问题，一些病人难以负担美国医疗制度要求的费用。

漫长的等候时间和病人的挫折感，也明显让人联想到NHS。

根据我们的访谈，这部剧在英国医护人员之间愈来愈受欢迎。

医生们即使是在急症室度过艰苦的日班或夜班之后，似乎仍愿意收看。

其中一人是英国皇家急症医学院（Royal College of Emergency Medicine）苏格兰副院长菲奥娜·亨特医生（Dr Fiona Hunter）。

她说：“我不会在下班后立刻观看。我们都需要时间放松，并整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

“但在轮班之间，当我有空闲时间时，这部剧值得一看，而且很有共鸣。它让我觉得，其他人或许能理解这些经历。”

来自北威尔斯的顾问医生罗布·佩里（Dr Rob Perry）也是剧迷之一。

他说：“当你看到有人饰演与自己从事类似工作的医生和护士时，会觉得很欣慰。虽然背景不是英国，但他们正尽最大努力提供最好的照护。”

“这是全球非常普遍的问题”

不过，我们访问到的医生指出，《匹兹堡医魂》的每一集都集中出现多宗紧急创伤个案，而这些个案通常可能会分散在24小时或更长时间内发生。

但执业急诊顾问医生达米安·罗兰德教授（Prof Damian Roland）指出，这部剧确实展现了更广泛的医疗挑战。

他认为，这有助于把NHS面对的问题放在更大的背景下理解。

他说：“目前世界上几乎每一个急症室都没有足够空间接诊病人。”

“《匹兹堡医魂》中一个非常常见的情节，是主角向医院管理层争辩，说：‘我需要更顺畅的病人流动，你不能只是把这些病人留在这里。’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

该剧医疗顾问、NHS资深护士莎拉·托什（Sarah Tosh）表示：“我在NHS的工作中，我们所有人都彼此支持，我喜欢这一点也在剧中有所呈现。”

“《匹兹堡医魂》会涉及角色的日常生活，但重点更多放在他们的医疗工作、正在照顾哪位病人，以及下一步要处理什么。”

《匹兹堡医魂》的演员之一杰兰·豪威尔（Gerran Howell）在南威尔斯出生及成长。

他与其他演员一起接受了医疗密集训练课程，以快速学习医疗技术和专业术语。其中包括人体模型训练和心肺复苏法（CPR）练习。

他在接受BBC威尔斯（BBC Wales）访问时被问到，是否想接受培训成为医生。

“我对医疗专业产生了全新的敬意。这或许让我意识到，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胜任这份工作。我还是继续当演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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