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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1-20T06:42:00.005+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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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學生自治選舉：專訪研協會長二號候選人江昱霆

2021-05-31T20:56:00.007+08:00

109-2聯合選舉雖因疫情尚未確認投票時間，為了讓大家在投票時有更多的參考資訊，意識報特別訪問了學生會長候選人，希望大家可以對他們有更多認識。

本篇受訪者為第34屆研究生協會會長2號候選人—江昱霆。

一、個人經歷

Ｑ：請問您參選的動機以及理念？

Ａ：我樂於與人交流，碩班開始擔任學校通識課助教及希望計畫關懷助教，並參與新生書院、學生自治組織，希望在碩班階段除了培養專業能力外，也可以回饋學弟妹及校園。回到參選的動機以及理念，我長期都在「心理健康與自殺防治」通識課擔任助教，過程中，我發現可以透過自己的專業以及在課程中累積的能量，去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另外，自己在台大的學士班唸到博士，也知道研究生所面臨的壓力跟大學生是很不一樣的，除了研究進度、經濟負擔以及師生相處的壓力，最大的困難是研究生可能不知道要到哪邊去尋找援助或是支持，甚至很多人擔心若把自己的狀況說出來會有許多負面影響，而校內對於研究生的心理輔導資源又比大學生更缺乏。所以跟很多人討論之後，認為校園中對研究生環境之不友善的狀況需要盡快改善，而透過研究生學會會長的位置可以為研究生爭取到更多相關資源。

Ｑ：請問您認為研究生協會在目前校園內的定位為何？

Ａ：以改善研究生環境為目標，研協會的定位首先應著眼於於相關議題的倡議以及學生聲量的匯集，由於研究生面對的環境與大學生大不相同，面對上述提及不友善於研究生的狀況，應由研協會先去調查、了解，並向學校爭取、提案以進行改善。我舉個例子，研究生的勞動調查在民國99年有做過一次，但現在十年過去了，沒有再看到類似的調查，更別說心輔資源相關的調查從未出現過。第二部分則是研究生的交流，這也是日前在擔任研究生協會副會長、活動部部長時一直在推動的。

在校內組織定位上，應該要爭取增加校級會議的研究生代表席次，在各樣議題為研究生發聲、爭取權益，也應該與學生會、學代會進行密切合作。

校外組織定位上，因目前全台灣的研究生協會只剩下台大與政大，這對全台灣研究生權益、心輔資源提升、勞動狀況改善來說是很不利的，我除了跟政大研協會合作外，也會嘗試跟其他學校的學生會合作來推動相關議題。

Ｑ：請問您在之前副會長的時期有完成什麼政見？是否會有什麼延續？

Ａ：我之前在擔任副會長時主要舉辦交流活動以及參與學校會議，當時舉辦了全校的研究生迎新、午聚交流活動、學術相關分享講座、研究生盃籃球交流賽、研究生出遊活動、聖誕桌遊活動。我舉辦的活動都會跟台大杯特社合作，儘管活動成本會因此題高但能減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這個部分也會延續。

Ｑ：您認為目前研究生協會面對什麼問題

Ａ：首先是經費問題，有很大一部分的學生會費是由研究生繳納，研協會卻無法使用到。目前研究生協會的資金不足，學校一年僅撥15萬元。另一方面，學生會對於研究生事務的推動以及著力上並不一定那麼的積極，這也是我希望可以嘗試去合作、改變的。在議題的推動方面，研協會在很多校內會議中沒有代表席次，我希望爭取研究生代表在校內會議中的參與。最後是因為研究生研究壓力大，本身對於與自身權益相關的公共議題關心程度較低。

二、政見闡述

Ｑ：請您跟我們分享您的政見概述

Ａ：首先，我認為研協會對於如研究生薪資、壓力狀況與心輔資源等重要議題做調查，掌握目前校內研究生議題的具體數據，才能據此跟校方反應問題，爭取資源，在此過程也達到匯集聲量與激起討論的目的。

其次，我也重視研究生的交流活動。

第三，為了增進研究生對於公共議題的參與，我希望媒合研究生的專業與校園議題，如此讓大家的專業有發揮空間。。由研協會成立媒合平台，讓研究生不一定要加入研協會或者選舉代表、參與學生自治的各種庶務，降低參與公共事務的門檻，也讓專業可以解決實際問題、回饋校園。以永續校園為例，台大有許多系所，如生工、森林、環工等，都可以為校園永續議題提供專業建議，以幫助想要推廣的校內社團、行政單位等，因為這些議題要入手的專業度都是很高的，期透過研究生的經驗，達到雙贏的效果。

第四，我會希望研協會可以成為第一線讓研究生反映問題、予以轉介資源的平台，協助研究生處理遇到的不合理薪資及勞動、師生相處摩擦、心理輔導需求、性別等相關問題。

第五，我在之前研協會辦活動的經驗中，發現碩士生的新生有七成不是台大學士班畢業，但學校卻沒有如同大學部的新生書院等資源協助碩士新生熟悉學校，我希望可以舉辦活動讓大家認識不同院所的學生，這些交流活動也是我一直以來所努力的方向。而博士生面對的問題又更複雜，要面對生涯規劃的焦慮、經濟負擔、家人的不諒解等，這部分我也希望可以舉辦博士生的交流活動，除了彼此鼓勵打氣外，也可促進跨領域合作的機會。

第六，許多朋友反應寫作中心、總圖舉辦的課程有供不應求的狀況，我希望向學校爭取舉辦更多的基礎學術能力課程。

第七，我希望研協會可以跟教學發展中心、心輔中心等校級機構有更多的合作以及資源整合，我發現如教發中心的「卓越博士計畫」讓各院所舉辦博士生提升活動，但其舉辦的研討會、會議或課程也歡迎其他學生參加，且所內名額往往會多出來，這些資訊應該要整合分享給大家。我也希望和心輔中心討論，舉辦適合研究生參與的團體活動。

Ｑ：請問您在當選之後會如何進行會內的組織？

Ａ：議題部分會分為心輔、薪資與勞動、永續議題。交流活動部分會分成碩士生以及博士生，也舉辦言論自由日等活動，我目前規劃針對相關議題成立部門，並由我或副會長親自參與議題的推動及研究的設計。當然會有一個時程的安排，先由我們自身可以推動的開始，如資源整合、媒合平台、調查研究等，同時嘗試跟學校提案爭取校內會議席次等。

三、政見詳問

Ｑ：以下就您主張的幾點重要政見做詳細的詢問。首先在心輔資源方面，教授平時研究、教學繁忙，且並不一定具備輔導知能，請問輔導教授制度如何實質發揮關懷研究生的作用？

Ａ：雙導師制度的出發點在於研究生與指導教授發生衝突時，有另一位老師可以協助諮詢、排解問題。大學精神為研究、教育及服務，教授不一定具備輔導知能不應為不作為的理由，而是需要以建立網網相連的支持網絡為前提，學校提供資源，訓練教授針對有需求的學生予以協助、資源媒合，如許多國外教授有相關的SOP。

Ｑ：研究生的學涯發展在不同領域有相當分歧、且具高度專業，研究生通常能夠向所上教授諮詢學習以及課業意見，在此狀況下，研究生學輔專員政策之目標為何？

Ａ：首先要了解，社會支持的關鍵是陪伴，不可能每一位陪伴者都有專業技能，因此學輔專員不一定能夠真正幫助學生解決問題，但是需要這樣陪伴的角色。且相較於教授，其強項是社工及心理的專業；另外是因年齡層較靠近學生，更易作為溝通的橋接；最後，回到網網相連的概念，學輔專員本身就是在做學習調整，所以他不可能完全不懂系上在學的東西或者背景知識，也更能夠幫助研究生轉介具專業能力者進行協助。

然而，不管是關懷導師或者學輔專員的制度在設計時，有多少是研究生可以使用的？我們需要就這些政策，以研究生權益的角度，進行監督。第二個是目前學輔專員的設計是以哪些學院為先進行試辦？是法政、人文、生農、生科，但其他領域的研究生也有這樣的需求。我這次跟很多研究生見面，理學院、電資學院的學生都普遍反映壓力很大，他們也需要，因此也需要後續的推動、監督。目前學校專員都還沒請進來，他有多少專業能力我也不知道，但這是我們要配合學習調整制度去追蹤的。

Ｑ：以下詢問關於研究生薪資及勞動權益的相關政策。在台灣，念博士難以如國外一樣作為一份全職工作，國立大學薪資結構的問題可能涉及國家經費分派，也不僅是校內議題，在爭取研究生勞動權力的工作上您會如何推動改革？

Ａ：首先，我認為我們應該要先做全面性、完整性高的調查，不管是要匯集聲量或者要有實證研究的基礎去跟學校要求改革，調查本身就是讓學生看見這個議題並且討論的過程。更何況如果調查做得夠大，學校將不得不重視這個事情。再來，我覺得很多實驗課的助教工時長、時薪低，還很多系上助教拿的是系上的研究生獎勵金，沒有勞健保，甚至有很多不達助教申請標準的課程，仍有由指導教授指派的非正式助教做無償工作，這樣的問題學校應該去做盤點，並且做出明確的規範，進行漸進式的改革。我認為我們第一個可以做的是在調查完之後，針對勞動條件較差的系所去做要求，另外共同教學中心轄下由學校統一聘任的助教，薪水是碩班6000、博班8000，這個部分我規劃首先去串聯，爭取提升薪資。

關於預算大餅的問題，行政大樓前的花圃一直更換，這個做門面的事情有必要花那麼多錢嗎？更不用說校慶等經費是否可以稍微減省？儘管這些預算可能不容易去調動，但學校想要去調整也是可能的，這關乎學校到底受到多大的壓力。接著這當然不只是台大一所學校的問題，應串聯其他學校，比方之前納入勞健保的問題也是由工會的學長在教育部爭取而獲得的成果。台大應作為一個示範校園，我規劃跟台大工會更多合作，並串聯其他學校做進一步推動。

Ｑ：面對台大2048碳中和的目標，您認為研協會可以做什麼、怎麼做？

Ａ：在這幾年的泰晤士報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中，台大都並非台灣首位，在影響力評比中，學生的參與以及意見是被納入的，學校可能不清楚台大學生自治團體或相關社團有做了哪些永續議題的推動，沒有去把這些納入調查意見中，因此排名就會受到影響，我希望學校可以將學生已經持續投入的部分納入調查中。

管校長在前陣子有提到2048碳中和的事情，但目前這件事其實還在計畫層面，並不確定其組織化的層級。我認為首要任務就是爭取學生代表的空間，我希望跟台大社會責任辦公室合作，從硬體設備來講，要達到碳中和目標，台大教學館要加裝太陽能板，還有電動校車、智慧空調的推動，校內消費、行政流程的無紙化，這層級的事務不可能透過學生自治組織推動，所以我們需要爭取學生代表的空間，讓學生的聲音可以被校方聽見。

第二是比較容易推動的，如校內廠商對自備餐具消費者的價格減免、剩食的價格優惠與供應時間等，這些有的商家其實已經在做，但應進一步制度化、標準化，並有效宣傳讓學生們都知道。

第三是研協會可以做的，包括辦活動我們都使用環保杯、鐵盒便當，我也希望可以舉辦永續議題的講座，比如碳中和是什麼？目前的國際趨勢是什麼？這樣的活動絕對對學生是有益處的，因為不只是關心環境議題或者有相關背景的人需要知道，目前相關產業都有永續發展的目標，學生被賦能之後對於未來職涯也有幫助。

另外，我們可以串聯校內的永續社團，以及上面有提到的「研究與行動的媒合平台」，讓研究生有發揮空間，也讓想要推行的校內單位有專業的人士可以諮詢。

Ｑ：請問您在政見中所提的「台大精神」為何？

Ａ：科技的進步自然科學的發展是台大作為台灣頂大應該負起的責任，對此，我剛剛講的專業的媒合、研究生環境的改善、學術能力的提昇都是重要的基礎。同樣重要的是是民主法治的推進以及人文關懷的落實，我們不可忘記現在所擁有的自由民主環境，是前輩們一點一點累積出來的成果，歷史脈絡的回顧十分重要，研協會也會持續推動言論自由日活動及陳文成事件紀念活動，讓同學了解這段歷史記憶。

希望研協與台大可以盡到更多的社會責任、學術責任，期待在我的任期內，可以一步步完成這些願景與目標。

109-2學生自治選舉：專訪研協會長一號候選人許冠澤

2021-05-31T20:52:00.003+08:00

本篇受訪者為第34屆研究生協會會長1號候選人—許冠澤。

一、候選人經歷及政策

Ｑ：請問您這次的參選動機與理念為何？

Ａ：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來說，首先是感覺在研協會副會長任內有未竟之業。像是在校級會議中，研協會通常都佔有席次，甚至有時候學生會和研協會是學生代表唯二的席次，身為這麼重要的發聲角色，說真的這一年我覺得沒有扮演的很好，最大原因的就是因為人手不夠，常常無法對會議內容做完整的了解，這是很可惜的事情。再來是研協會跟自己的想像有些不同，目前是以活動取向為主，在學權倡議、學校政策改革等議題上比較沒有動能作盤點、沙推或其他行動，稍微可惜。因此我想要將研協會朝向倡議、推動重要政策的方向去改革，讓研協會跟我的想像趨向一致。

Ｑ：請您簡述過去參與學生自治的經歷，這些經歷對現任職位或當選後有什麼幫助？

Ａ：我從基層的系學會長到學校的學生會議長、學生會長都擔任過，因此我對於會議議程跟準備有一定的了解，包括跟學代的事前溝通、共同提案、向委員遊說的經驗，這些都是可以帶到研協會參考的。也因為行政跟立法兩端的職位都有擔任過，比較能夠從客觀角度看待行政組織的運作，了解兩端的狀況以及處理方式。

Ｑ：您擔任研協副會長時達成哪些政策、有什麼延續？

Ａ：目前的研協會比較多還是活動取向，有一些活動有回應到當時會長的一些政見，例如說在轉型正義的倡議上，就有言論自由月以及「為自由而跑」的校園路跑活動，後者應該是研協會的創舉。還有邀請校友回來分享經驗的生涯發展分享會、三校系統的新生球賽，主要是可以讓研究生從實驗室出來動一動、熱鬧一下。在學權議題上，剛好碰到華藝論文事件，又衍生出台大授權給國圖碩博士論文系統的問題，在這方面有做了一些處理，朝學術公共化邁進。

Ｑ：您今年擔任研協副會長的過程中，有沒有看見研協內部運作或是校園的任何問題？您覺得要如何改善？

Ａ：如同上面所說，今年研協缺少了一個主打的、能夠發起號召響應的學權議題，比較多時候是支持或跟進其他學生自治組織的提案。不過我認為這無可厚非，畢竟很多幹部第一次合作，從關係建立、對議題的想像和溝通合作方式都是從頭開始。改善的方式未來會考量部員的能力以及時間，調整組織模式，可能是扁平化的組織架構、專案管理的方式，讓有能力及興趣的人去做想做的事，而不是科層化的上下結構，可以增進團體運作效率。

在校園問題方面，我們還是經常看到很多決策是學校決定好才跟學生講，例如這次的防疫會議就沒有學生代表，只有與學生建立line群。我想學校可能預設學生參與會降低效率，但我認為讓學生參與會議一部分的功能是使資訊流通、公開討論，這是民主最根本的基礎。國青宿舍的事情就是一個例子，如果學校能提早與學生溝通，我想很多風波是能夠避免的。

Ｑ：請問您認為自己目前參選的優勢或劣勢在哪裡？

Ａ：優勢是我目前擔任研協會副會長，所以擁有研協會既有的網絡。

劣勢的話的確就是在台大的時間比較短，校內的人脈比較少，而且對各個系所的了解不夠深入，包括像是很多人在討論的研究生助教權利，因為我自己沒有擔任過，所以只能透過二手資料去了解。那我目前會想要建立所學會的串連平台，讓各所提出他們不同的經驗，解決我個人經驗缺乏的問題。

Ｑ：您的政見中提到想要連結校外資源像是NGO的網絡及倡議，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Ａ：因為研究生協會的成員畢竟還是學生，在議題的倡議上可能受限於時間、學術壓力、資源等，但是NGO有專職的研究員、完整的資源去做倡議，所以如果在某些議題上，由我們拋出議題，讓NGO接球處理，可以減少研究生協會在時間和資源上的壓力。

另外，因為自己過去在學生會與NGO的經驗，我認為可以試著讓研協會與不同學生自治組織或NGO主動接觸，汲取他人良好的倡議或組織經驗，慢慢的把網絡建立起來。

（追問：）以研協會的身分跟NGO合作，會不會發生NGO立場與學生衝突的問題？

Ａ：目前還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但是目前我想到的是，研協會本來就無法滿足所有人的立場，一個議題有人支持、有人反對才是民主常態，這時候如何與反對者溝通、遊說或是辯論就是一件需要花功夫但也一定要做的事。如果最後還是有許多人不認同，就回歸到民主機制去解決，交由選民決定。

Ｑ：請簡述您的重要政見

Ａ：目前已經發表的政見有兩個，是輔助所學會成立和建立研究生意見平台。第一個是希望做橫向的組織串連，因為各所對於自己所內的事物畢竟比較了解，所以建立起這個交流的網絡，可以蒐集到各方的意見。第二個是因為這一年收到許多勞資相關的陳情，逐一的個案太過瑣碎、沒有效率，因此意識到平常就需要有意見收集的管道，並且以所學會為代表，與學校行政機關反應會比研究生協會代為轉達更為精準。

另一項政見是學生會費拆帳。研究生在學校佔了一半的比例，繳學生會費的比例不少，但是繳的錢都到了學生會裡面，因此應該要有一定比例的會費撥給研協會。

這些是我目前比較主要的政見，其他的政見會陸續公布在網路上。

二、研究生協會組織問題

Ｑ：以去年底發生的華藝論文事件以及最近產學條例的爭議為例，您認為研協在這些議題當中扮演什麼角色？

Ａ：這兩件事都是事情發生後，由校外的團體來詢問研協會的意見，我覺得研協會應該要從接球變成發球的角色，在發現有關乎研究生利益的問題時，主動找關注議題的組織，給政府或相關單位施壓。在跟研究生溝通上，因為兩件事情都迫在眉睫，沒有跟校內做太完整的溝通，只有零星詢問研究生的意見，沒有全面性的調查，所以也許未來可以從頭組織，對不同層級的事件建立一套SOP，根據層級去做相應的應對。

Ｑ：雖然研協章程上有研究生協會代表，但實際上研究生代表會沒在運作，因此研協會組織不受代表會監督審核，您有什麼想法？

Ａ：研代會組織不起來的原因，是因為研協會沒有很活躍、做足夠的事情，所以大家不認識研協會，導致研究生沒有參與代表會選舉。像是之前在318這些社會運動前後，研協會有比較多空間可以發揮，研代會的參選就比較多人參與。那我也覺得研協會要有人監督，在目前研代會組織不起來的狀況下，有無可能交由學代會做監督，我想這是有討論空間的。

像是如果學生會費拆帳成功，在沒有研代會的狀況下，目前比較有可能的方式是以專案報告的方式進入「學代會」接受監督。

Ｑ：研協學生參與度低、校內代表性不夠，您覺得原因為何？如何改善？

Ａ：因為研協會是透過正當機制選舉出來的，不論投票率多少，依然都有代表性。所以我們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責任做好、吸引更多人參與研究生公共事務，如果做的是大家認同的事情，也就不會被質疑代表性。

Ｑ：對研協的期待以及想像？

Ａ：我最大的理想是研協會可以學生會並駕齊驅，並不是說要競爭，而是在大學部和研究所人數相當的情況下，研協會的動能應該可以再更往上提升，所以希望透過組織的完善、所學會平台的建立，讓研究生協會有一天也能做出相應的貢獻，如此也會有更多人願意投入研究生的自治事務。

109-2學生自治選舉：專訪學生會長四號候選人謝豐謄

2021-05-23T21:40:00.009+08:00

◎台大意識報

109-2聯合選舉將於5月31日（一）舉行（5月15日選委會延後選舉決議），為了讓大家在投票時有更多的參考資訊，意識報特別訪問了學生會長候選人，希望大家可以對他們有更多認識。

本篇受訪者為第34屆學生會會長4號候選人—謝豐謄。

一、參選動機與背景

Q：想請您簡述您參選的動機與理念為何？

A：當初會參選是因為我去年當選了生科院的學生代表，我進學代會主要是想將周圍同學的理念或建議傳達讓大家知道，使他們也能實質參加學生自治，大家有甚麼想法也能一起討論與決策。但是學代會中難免有拉幫結派的情形，沒經過事前的充分討論，而是依照你是否屬於同派系的人而決定要不要投同意或反對。這在學生自治中很常見，學代會本來就有派系，學生會長選舉某種程度是派系的延伸。因為學生自治中投票率通常不太高，往年最多就百分之十，因此有些當選者會認為只要掌握部分選票，對他們負責，甚至選後將他們分配到某些位置，互相洗經歷，然而其他百分之九十的人的聲音很少會被聽到與重視。我理想中的情況不是這樣，因此我希望有微薄的、讓人注意到我的機會，讓剩下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能夠參與。

Q：我們了解到您是學務委員會、法制委員會、財務活動委員會的成員，為什麼會參與這三個委員會？在學代任內，您是否有協助推動或較為關注什麼政策和提案？

A：我在擔任學代期間，初期進去很受挫，因為我不想加入任何一邊的團體。因此其他人不會想找我討論事情，我對我的選民有交代這件事情。因此我就幾乎沒有在學代會裡活動，也沒有特別關注的議題。

（追問）如何對選民交代，是特別發聲明公告嗎，還是有其他方式?

A：我沒有特別經營臉書與個版，我的選民都是我一票一票拉來的，我都在生活中跟他們解釋這些情況。

Ｑ：想請問您擔任學代的期間，是否有關注到學生會運作上的問題？

A：學生會運作上的問題，我覺得他們會比較注重在聽到少數的聲音，雖然他們有在處理基本的問題，但是很多很明顯的基本問題、沒有那麼難被解決的問題沒有被討論到或提出來要解決。像有些候選人選舉的時候認為我只要顧好我的選民，選上後我就只要繼續顧好這些人就可以。如果我選上的話，就是一個改善的起點，我所代表的不是那10%的人，會投我的應該不是平常很常關心學生自治的人，讓他們可以關心這些東西，我可以更聽到這些聲音，我參選就是讓這些聲音被放大。

（追問）「我們四個會討論」如何發生？

A：選舉公報出來的時，其中一位候選人來找我想了解我的想法，我們有創個群組，有共識：我們不買廣告、不跑班。

Ｑ：就您觀察，學生會在向校方爭取學權的困境為何？若有，您計畫如何改善？

A：在爭取學權的過程中，有時候還是學校比較說了算。我們只能努力嘗試。有時候真的不好突破，舉例大學國文的問題，雖然很多人持續關注，到現在還是一樣。如果當選後要解決學生無法進入決策中心的問題。基本上會投給我的人會是那百分之九十的人，我可以讓更多人注意到。我的目標是讓真正參與的人多起來，這樣力量多，學校就一定要做出回應。

Ｑ：總體而言，您會如何評價33屆學生會的施政？認為有哪些應當延續的政策？有哪些應該改進的地方？

A：改進的地方：還是比較多的聲音沒有被聽到，很多問題有被解決，但不難解決的、基本的問題並沒有被討論。評價學生會的施政，以個人角度來說，做得還不錯，基本來說中規中矩，各個面向都有顧到。

延續的政策：繼續爭取交通優惠（像是wemo、城中總區交通車），還有我比較小在意的是本土文化，像是灣流音樂祭、台語講座、教學講座等等。其他特別要延續的政策，還要再聽到其他人的聲音與想法，還要再加強。

Ｑ：請問您如何看待學生會與學代會間的關係？您認為學生會與學代會應該維持怎麼樣的關係？

A：學生會與學代會都會丟出自己的想法，認知上是學代會要監督學生會，但是我覺得監督是一個發現漏洞的方式。我覺得他們兩個應該是相輔相成，而不是互相抓小辮子。執行之後真的會遇到這個問題，而不是說我就是不讓你通過不讓你執行。應該是好朋友相輔相成互相幫忙，提出看法的關系。

二、政見

Ｑ：關於您停修取消註記的政策，面對可能的衝突（如教授方的反對意見）此時您會如何向校方要求？對於停修取消註記，有些人懷疑可能造成一些負面影響（如：導致某些同學對修課、選課的態度，不再那麼謹慎，反而壓縮到其他堅定地想修課的同學的權益）您的看法為何？

A：停修註記的問題，我聽到的是，有些人要去實習時，常會被問為何停修。但很多時候停修不單純是覺得這堂課過不了。而是因為遇到一些與學習無關的事情，導致我狀況不佳，無法全神貫注的在這堂課上。學生應該要有權利要求在狀況好的時候，再將課程好好地修完。因此，我認為註記停修這件事本身就不是很合理。如果說到教授端的負面態度，我認為教授在實務上進行時，可以以是否能夠停修，作為避免學生抱著僥倖心態修課的防護。若教授只想要堅定想修課的同學們選課，就可以事先在第一堂課就講清楚這堂課是不可以停修的，讓同學們加以衡量自己本身的能力是否可以承擔這堂課。

（追問）國外許多大學或研究所的申請都需要看停修的註記。若台大的成績單取消註記停修的紀錄，會不會造成台大成績單的公信力降低？

A：當這件事情成真，我們可以採取配套措施。例如可以有兩種版本的成績單，一種是沒有停修註記的，另一種是提供停修註記的。如果真的有申請其他單位上的需要，可以向學校申請有停修註記的那一份。

Ｑ：若將退選時限延長至第三週，是否有可能導致授課教師無法準確掌握加簽人數，因而減少了可加簽的數量，反而造成學生權益的損失？

A：我認為可以將退選時限延長到第三週是因為，剛開學的時候，很多教授會請假，甚至人在國外。而在前兩週幾乎不上課的情況下，卻在第三週就沒有退選的權利，我覺得是不妥當的。當我已經趨近學分的上限，然而還想要加簽某些課程，因此至課堂加簽，但教授卻未給出明確的答案，只說那你第三週再來。如此一來，學生便不清楚到底有沒有機會簽到，也不確定該不該為了此堂課而退選其他課程。所以大方向上我認為應該將退選延長至第三週，並且加入一些配套措施輔助。我目前想到的配套措施為：如果想在第三週退選的話，要撰寫書面資料，解釋因為我需要選別堂課，所以必須退選這堂課。而學校方也應該要以寬鬆的角度通過此書面資料。我認為這是停修註記前，必須要先達到的階段性目標。

（追問）十六週的情況下，又要等到第三或四週才能確定學生名單，會不會造成課程時間又再壓縮？

A：那我覺得這是教學部分應該處理和思考的問題。

Ｑ：您在線上化課程相關政策中，提到您希望將「可以線上化的課程線上化」，請問課程範圍您認為應該如何定義、由誰定義？（如：教授自己判斷或是學生會判斷）具體來說線上化的程度應該如何？是否該保留實體課程？您認為台大學生會該如何實行此政策（如：是否該學校必須強制教授進行，或是以獎勵的方式）

A：我目前想到的方式是教授與學生共同討論，因為課程是雙方的互動。我也相信教授會比較想要線上化，因為可以事先錄好影片，較為方便。若有同學覺得適合但教授認為不適合線上化的課，可以調查同學的意見並呈現給教授。

關於線上化的程度，若有討論課、期中考、期末考或報告的話，可以在學期初就定好需要到實體班上課的時間。當然線上跟實體同步進行也是可以的。

我認為讓硬體跟軟體設備更方便也是關鍵，否則可能再多的獎勵機制教授們也不一定會接受。教授能接受才是重要的，畢竟他才是教學思想的呈現者，而學校僅能夠鼓勵。

Ｑ：大學國文通識化已歷經兩屆學生會的推動，想請問您對前任的取徑有何看法？您預計採取的策略與他們有何異同？

A：我不是傳統在學生會裡面的人，相較之下，比較像是在圈圈外面的人。對於學生會的政策推動，只能看官方臉書去了解。我有發現學生會辦了公聽會、請了中文系教授說明為何國文需要必修，也有在教務會議上提案。我覺得學生會有努力了，但是效果不彰。作法都很好，也只能繼續推動、努力。由於大家對國文的認同不太一樣，所以可以增加其他的本土語言，讓大家擁有不同選擇。

Ｑ：您在本土語言的政策中，有提到希望學校重視本土語言課程的需求，加開台語、客家語、原住民族等本土語言課程，以及使用本土語言授課的學術類課程。過去台大曾鼓勵教師以本土語言進行教學，但仍面臨教授普遍缺乏開設動機、備課困難，甚至缺乏師資等問題，您認為應該如何解決呢？

A：我相信有老師想開本土語言的課，但因為語言不是那麼好掌握、對其了解也不多，所以沒有辦法。我覺得可以教授開課，然後找校外對本土語言或文化方面有鑽研的人。然後由教授開課，讓那位找進來的人準備課程，再跟教授討論怎麼樣呈現。這樣可以減少教授有心意想開，但是沒辦法去開的情況。

Ｑ：又，在台大本土語言使用人口極為稀少的情況下，除現有的補助制度外，又希望如何進一步推動本土語言的保存與教育？

A：繼續多辦一些講座課和展覽，以及讓台大校園裡面傳唱歌曲，這樣開始讓大家流行起一些台語歌。

Ｑ：您認為雙主修事後追認的制度是否需要配套措施，來保障修課學生的權益？（如外文系本就有些課程，因有小班制的需求，僅限其系上學生修課。）欲透過雙主修事後追認制度學生的修課權益，以及原系所學生享有的課程品質權益之間，該如何平衡？

A：當初寫這政見是針對考試制度的改變，因為現在考大學需要學習歷程檔案，比起高中生上傳了三年的資料，重考的大學生會失去一些優勢。不像以前考指考，就能轉換跑道。而在十八歲以前，我們就是一直讀書，很少有機會探索自己、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麼。

這政策一開始是針對沒有那麼多人搶著要雙主修，且教授會願意開放修課的那些科系。那熱門的科系，教授要不要開放事後認證可以再討論，如何解決也可再討論，比如說用線上課。

那像外文系的討論課或作文課的話….事前申請跟事後認證可以並行，事前申請及本系同學的權益比較重要。如果真的很想要雙，但申請未過，而想要事後認證，可以讓教授瞭解狀況，也許可以修到課，那就會個案處理，就不會是很膨脹。只是制度上要開放，不要連教授都同意了，制度上卻不同意。

Ｑ：您曾經身為中友會會長，在政見中也提到您曾任社團負責人，在這些擔任幹部職位的經驗中，您觀察到哪些學生會可以幫助學生團體之處？這些與「成立互助團體」的政策有關嗎？您預期互助團體可以透過哪些方式給予幫助？

A：當會長時，我一直思考友會存在的目的。其他候選人的政策裡，提到很多關於心輔資源。我覺得讓友會功能跟心輔資源結合，是很重要的事情。因為友會提供的是友情的羈絆，讓從外縣市的同學有歸屬感，也可以在聊天的過程中慢慢地釋放壓力、回歸正軌。

友會的組成主要就兩個：人跟錢。人的部分，很多友會都有流失的問題。友會應該要把自己的東西推出去。學生會可以幫忙在新生入學的信件當中，放進友會的資訊，讓他們知道有這樣的團體存在（其他學校也有這樣的作法）可以更容易地找到我們，然後大家聚集在一起。

關於錢，我在擔任會長的期間，不管是拉贊或是辦活動，都和其他會長有很多緊密的合作機會。所以促使我想成立一個互助團體，把相似性質的社團形成一個群組，或是約出來吃飯，聊聊近況、合作的可能。甚至在辦之夜、辦週的時候，可以協辦掛學生會，也許會比較好拉贊。聚集在一起，可以完成的項目會更大，錢會更多、更快，進來的錢我們再分。這是我覺得學生會可以提供，但還沒注意到的部分。

（追問）想釐清一個點，學生會掛名是指協辦，還是只是掛名？

A：讓他們掛協辦，就是說有這個東西，那可以掛學生會的名字。比如說其他社團拉贊的過程中，回報說有哪個廠商的企劃存在，那我們就可以推給其他社團。

（追問）如果其他社團也要求要如您說的「在入學通知放入相關訊息」呢，學生會會答應嗎？那學校是會該要寄個社團總清單嗎？還是說友會優先呢？

A：這是我的一個小小任性，友會優先。

Ｑ：近日有同學於交流版上提出總區／城中宿舍的供給問題，引發熱烈討論，您在交流版上提出了與現今不同的抽籤政策（住滿一年城中可以優先回總區）這個政見並未出現在選舉公報，能否請您詳細談論此政見的細節？若依此本年是否會有大量城中學生申請重抽宿舍，造成現在要抽高年級宿舍的大一生權利受損？

A：明年開始有機會實行的話，抽到城中的同學在住滿一年之後，可以優先選擇他想住的宿舍。這樣會有一些問題產生：一、明年大一的同學是不是抽到總區的機會大幅降低，以後大家都要去城中住一年才能夠回到總區。二、會不會有同學，利用這個機會先選擇總區，然後再換回城中，以換取報酬。

第一點，大幅增加去城中的機率。我先以男宿來說，假設109年男二跟男四的一百五十個床位，都會在今年選擇要回到總區。今年全部的空床有八百多，八百多扣掉這一百五十多，剩下再去重新分配給大一，我覺得這不會大幅影響，又可以確保大家有機會選擇想住的宿舍，會比較有友善一點。同學也可以技術性的選擇先去城中，一年之後選擇自己想住的宿舍，再住兩年。再來是，我覺得不會一百五十人都要回來，不管是醫學院，還是喜歡城中。加上城中本來就也不會住滿。人本來就不那麼滿，又會有一定的比例留下來，我覺得不會到大幅影響。

再來是會不會有人藉機獲得報酬，我覺得可從制度討論。比如可以限定說，一旦換回總區，就不能再換回城中。另一方面，他不知道會再換回哪裡，又要再搬一次宿舍，也會增加他自己的困擾。所以我覺得這個可以減少這個情況發生的機率。

三、校外議題

Ｑ：臺大學生會多年來積極參與民主運動，在各種公共議題的倡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現任學生會也參與了轉型正義、聲援香港等政治議題倡議。但在台灣被稱為「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的同時，台大學生會近年卻因投票率低落，而被部分學生質疑不能夠代表全體學生的意見，甚至出現去政治化的呼聲。對於這些質疑與討論，您有何看法？未來的學生會在這類政治相關的爭論中，又會站在什麼樣的立場？

A：我覺得學生會首重的當然是學生的權益，關於政治化的東西，我覺得身為號稱「台灣最好的大學」的學生本來就應該注重，學生會也本來就應該要發聲，這才是身為台大學生的素養。但是說實在的因為投票率低落，我覺得學生會內部可以討論出一個聲音，然後以台大學生會的名義發出，而不是代表全台大的學生。立場的話就是看議題本身，我覺得大部分議題要站在主流價值的那邊，並站在保護弱勢、捍衛基本人權的立場。我覺得「去政治化」不是我想要的方向。

（追問）為何「去政治化」不是你想要的方向？

A：政治本來就影響著生活的各方面，身為台大學生本來就應該關注。作為全台灣最好的大學，學生會發出這些聲明，讓大眾可以知道我們這群人有在關注這件事情，也讓他們知道這件事情需要被看見。

Ｑ：對於校外議題，如勞權議題、轉型正義議題或性別議題、同婚議題、國族問題，您在當選後會表態嗎？您認為學生會應該在社會議題扮演什麼角色？

A：一些很明確可以表態的議題，我覺得學生會內部先討論，然後就應該表態。舉例像同婚議題，這是我認為很明確可以表態的事情，其他像是國族問題、國家認同議題，這是比較模糊、爭議比較大的問題，就不應該表態。我覺得在這些議題，我們扮演的角色是讓學生更看到、更瞭解議題，大家可以參與討論、放大聲音。

（追問）如果爭議比較大的問題，是參與討論但不表態嗎？

A：我們內部會先討論出不同看法的論點、整理出一份說明，讓大家了解這件事情，大家可以有自己的看法，我們不會說哪個是對哪個是錯。

109-2學生自治選舉：專訪學生會長三號候選人羅雍勝

2021-05-23T21:33:00.007+08:00

◎台大意識報

本篇受訪者為第34屆學生會會長3號候選人—羅雍勝。

一、參選動機與背景

Q：想請問你本次參選的動機和理念為何？

A：如同我在參選聲明裡面所說，我覺得我只是一個平凡的學生，和身邊其他同學沒什麼不同。過去我在臺大的生活經驗會覺得，學生會離我們好遠。學生會在往進步價值邁步的同時，反而逐漸遺忘了學生的日常需求，用亂貼標籤的方式拉遠溝通，導致與學生們漸行漸遠，甚至形成對立。因此，我期待建立一個以學生為出發點、和學生站在一起的學生會。

Q：你在參選聲明中有提到，所謂「學生自治的理念」和學生之間逐漸形成對立，想請你解釋你所觀察到的現象具體為何，以及你本身所抱持的「學生自治的理念」為何？

A：我覺得目前學生會推行的學生自治的理念多為議題上的倡議，比方說本土語言、勞動權益、轉型正義等等。我認為這些議題確實值得被重視，只是在很多時候，校內學生會認為學生會設定的這些議題與他們很遙遠，反倒是與他們切身相關的問題卻不被在乎。此時，學生們就很容易產生「學生自治跟我沒有關係」的想法，以至於當學生會要推動議題時，甚至會被學生嘲諷，導致雙方距離越拉越遠，這是非常可惜的。

我覺得一個好的「學生自治的理念」必須要回到學生本體，傾聽並照顧學生。在照顧之上，去建立一個與學生站在一起的學生會。如此一來，在後續的議題倡議上，也能獲得更多的支持和能量。我覺得學生會應該要乘載著學生的聲音和想法，在這個社群裡不斷努力往前。

Q：我們看見你較少有學生自治相關的經歷。面對其他候選人較豐富的經歷，你認為相關經歷上的缺乏帶給你了什麼樣的優勢或劣勢？

A：我覺得經歷上面的缺乏給我帶來了不一樣的視角以及思考方式。我不是傳統學生自治體系出來的，甚至和這個體系也沒有太多接觸。這使得學生自治在我眼中，應該要先照顧到學生的需求、從學生出發，這樣才可以達成更多。

然而，這樣的經歷缺乏同時也可能是一個劣勢。這也是為什麼我本次會邀請廣志和佳穎作為我的副會長擬提名人。這兩位在學生自治這方面經驗豐富，在實際事務的推動上也給予我很多意見。這補足了我個人在經歷上的缺乏，也能達到一個較完整且平衡的未來施政方向。

Q：你剛剛提到，學生會可能在推動議題的同時，忽略了學生本身的需求。但是如果要照顧到學生本身的需求，學權的爭取似乎還是必要的。就你的觀察，學生會在向校方爭取學權的困境為何？你預計要如何解決學生無法進入決策中心的問題？

A：在回答這題之前，我想先說一下我認為學生會運作上的問題。

過往的學生會多少會舉辦一些純娛樂性質的活動去吸引學生參與，但這兩年學生會舉辦的活動就較多為議題導向。透過活動推廣議題是好事，只是當多數學生不想參加，長久下來就會導致關注學生會的人數越來越低，這反倒會成為學生會本身在議題推動上的阻礙。學生會要與校方談判、爭取權益時，手上勢必要有一些「武器」，如果大家平常不參與學生會的活動，不了解學生會推廣的議題，甚至覺得學生自治跟他們一點關係都沒有，就會使得學生會在和校方的互動變得更加困難。

另外，議題的設定也很重要。當一個議題的利益牽涉過廣，或導致學生民意分歧，它就很難在短期之內看出成果。目前的學生會在議題的推動上往往設定的都是這類的議題。當校方要求學生會拿出學生民意來溝通，而學生們卻是意見分歧，甚至對這些議題毫不關心，覺得學生自治跟他們無關，學生會就等於是手無寸鐵地在和校方進行談判。

我覺得「無法進入決策中心」的本質依舊是在於學生有多大程度能夠去決定校方施政的走向。這需要依據不同的議題及場合，選擇不同的手段處理。比方說，學生會可能需要遊說行政主管、透過提升基層、媒體曝光、學生關注度等等，其中的關鍵還是在於與學生接觸。也就是說，只有在得到學生的支持、取得一定的聲量之後，學生會才能夠更好地去和學校做出倡議。

Q：整體而言，您認為當前第33屆的學生會有什麼足夠或不足的地方？有什麼政策您覺得能夠持續推動？有哪些部分還能再改進？

A：我認為第33屆的學生會推動的制度性改革，例如學習調整制度、教務會議的提案門檻下修、校務基金從高汙染產業撤資等等，都是重要的改革。另外，未來的一些教務改革，例如廢除國文必修，及一並檢討大一英外文的要求，是我希望能承接學權能量持續推動的。

然而，我認為學生會在凝聚學生共識與溝通、舉辦活動跟推廣議題的策略上，都還有很多改進的空間。舉例來說，去年的校慶晚會活動以「意見接受、態度照舊」為主標題，我認為就不是很恰當，另外校慶宣傳活動的成效也不佳。我自己會希望未來學生會舉辦的活動可以有實質的凝聚效果，並讓大家看到學生會好的一面。

另外，在議題的推動上，我也覺得應該有更多實質面的施政，而不該只是舉辦很多的講座、工作坊。這些活動能夠參與、受惠的人較少，參與的門檻也較高。

比方說針對性別議題，我認為就可以實際去推動女廁衛生棉盒、特約旅館等等，這些政策確實是我們生活層面的「民生問題」，同時也是性別議題的實質面。換句話說，我們不會因為這些問題是很個人的、生活層面的，就置之不理。相反地，我認為這就是學生會可以透過議題和實質面的結合去做到的改變。

二、政見

Q：您在參選動機和具體政見中，不斷強調即時、零距離的溝通，實體和虛擬的服務處和LINE帳號的即時回復等等，都仰賴不少人力以維持運作，您將會如何安排這方面的人力？（另外成立小組，或是由哪些人輪值？）

A：這裡可以分成「實體」和「虛擬」兩個面向討論。實體服務處的部分，我們會成立專責的服務小組安排值班人力，並在輪調、輪值作業中，定期確認人力有沒有辦法達成預期的目標，逐步調整、改善，確保實質服務人力足夠，且能時時滿足需求。虛擬服務處的部分，目前規劃的平台包括Facebook、LINE和Instagram，會在公關部成立訊息回覆小組，每天由幹部確認是否有尚未回覆的重要訊息，若是個人的問題會盡快解決，重大且攸關學生會內部的問題會在三天內由幹部生出處理方法，我們希望認真面對每個學生的需求，不要遺漏任何學生的聲音。

Q：您的政見中提到「冬季版椰林辦桌」，倘若到時疫情仍未舒緩，舉辦這類活動是否更增加防疫難度？如何符合防疫規範？最近校園巡禮活動也取消了，學校方面會如何看待這類活動，若未能成功舉辦是否會浪費資源？

A：目前根據學校與CDC公布的防疫規範，椰林辦桌的活動確實不太能舉辦，我們會視疫情調整狀況，如果下學情疫情尚未好轉，就可能取消這個計畫。但我們也有準備一些備案，如目前正在構思「電競大賽」，它能夠遠距參與，降低感染風險。我認為活動如果有做好防疫措施，學校應該不會有質疑，若評估後無法達成防疫需求，我們會直接把資源投注在其他方案上。

Q：改善校內餐飲的政見中，欲設立外送餐飲服務，請問政見中提及的「校內外送員」將會由誰擔任？他們是由學校雇用的人員嗎？團隊又要如何建立有效運行的訂餐機制，讓「運送資源共享」不會有交通混亂、訂單錯亂、排隊或是等待等的問題？

A：目前規劃是由學生會招聘外送員，以校內學生優先，不會由學校雇用。這個制度是要讓訂單的交送時間、地點與品項等資訊，能夠在校外外送員、校內外送員與訂餐人之間傳遞，初步想法是跟外送平台合作推出台大專案，透過外送平台把校內資訊傳給校內外送員，並設定一些讓校外外送員能交付餐點給校內外送員的定點統一收發，做到一個更有秩序的做法。會有這個想法是想改善目前因外送衍生的交通問題，如校內出現外送機車、外送員違停走進校內找系館或是機車堵在校門口等學生來拿餐。另外，由校內學生外送也比較不會發生迷路、等不到餐點的問題。

Q：關於非正式學生團體借用場地，是否會與社團借用場地有衝突，政見中提到社團能以線上優先租借場地，但目前狀況是連學生社團場地使用都非常不足，非社團會不會連場地都借不到？另外，系館多半是各系辦或院辦自行管理，學生會似乎無法直接和這些單位溝通，未來將如何與各系學會、院學會配合？

A：首先是建立一個系或院學會與學生會的群組，這個群組有很多可以合作的議題，除了校舍空間議題外，也能針對雙轉輔議題合作。我們希望透過這個群組去統整各個系館的可用空間資訊，了解目前可用空間現況並活化校內的可用空間，另外，校內也有許多閒置空間，如活大地下室。當我們把這些空間統整並讓學生能夠借用，能夠改善目前空間不足的問題（不論社團或非社團）。

Ｑ：您對於取消停修註記會面對的學校方或教授的反對意見如何回應？而對於取消停修註記可能造成負面影響，您的看法是什麼？具體又該如何實行呢？

A：我們確實需要去疏通教授們的反對意見。其實同學們最初選課時，無法設想未來所有可能的課堂狀況。況且停修註記最多只能停修一門課，不至於會有學生們不負責任選課的問題。而且課堂互動是雙向的，停修課堂的問題不能單單歸咎於學生，取消註記的主要目的是要去除對於停修學生的汙名，至於實施的方式可以再進一步討論。

（追問）對停修註記的汙名化是否才是真正的問題？

當別人詢問你的停修狀況時，不一定是對你的能力的不信任、惡意判斷。但無論詢問的人抱持什麼想法，當這件事被問起、自己需要揭露時，就可能侵犯隱私或影響身心狀況。取消停修註記可以避免再次面對這些事。

（追問）依據目前的政見，除了取消註記以外，還是維持以停修一門課為主嗎？

我認為方法有很多面相可以考量，其中有一種是「期中退選」的方案，就不會詢問理由、留下註記的紀錄，至於停修幾門課可以再開放討論。我個人認為停修這件事是學生可以自由選擇的，若是沒有影響到學業或學習制度的規劃，就應更自由、不限於一科。

Ｑ：對於近期交流版上的宿舍問題（欲換宿到總區的學生太多、城中學生通勤問題），您的看法是？如何和校方溝通、爭取權益呢？

A：校總區的宿舍供需不平衡，如果無法增加總區的宿舍供給，我認為辦法是增加城中校區的居住誘因。例如香港中文大學就有「書院制度」，讓每個宿舍有不一樣的特色，對不同人有不一樣的吸引力。我認為可以用不同的樓層分區吸引特定的族群，也可以用特約商店的方式增加城中校區的誘因。在供需不平衡的現況下，我們能夠爭取的就是讓學校把在規劃的總區新宿舍打理好，然後對在城中校區通勤的同學提供如宿舍包裹、郵件寄送費用優待、房間電費減免等，提升城中宿舍的拉力。

Ｑ：您提到校內汽車違規問題，但目前校內有許多交通事件或衝突更多是來自自行車間或是自行車與行人間的事故，請問要如何改善這類問題呢？具體改善的措施是什麼？您對於自行車隨意停又有什麼看法？

A：我想先講一下對校內汽車問題的想法。大概從十五年開始，學校出現「汽車退出校園」的推動，但目前的推動都停留在很初步、理念的層次。比如說今年校規宣示「無車校園大方向」，這早在二ＯＯ五年就可以找到，在這十幾年間也被提過很多次，都算是往汽車退出校園的方向前進，我也都認同並且希望推動。但老實說，我認為無車校園在一年之內無法達到，因此現階段我著重在可以怎麼樣措施，讓校園規劃可以往這個方向前進。

回到校內自行車的問題，自行車與行人、或是自行車間發生的事故，一大部分來自於校內各種載具混雜，讓道路壅塞，以及動線規劃不佳。我自己有看過為了閃避汽車而撞到其他自行車或是自摔的事故，我認為減少校內其他載具，回歸自行車和步行為校內主要交通方式，可以降低道路的負載。另外，大家對於道路騎行的安全概念不熟悉，沒有一套道路安全知識。我認為可以加強校內道路安全教育、交通規則宣導，並建置回報系統，邀請同學們回報事故的地點、類型，統整出事故熱區的具體數據、檢討以及討論如何改善熱區的交通問題。

自行車違停的問題是因為停車位不足。目前在大一女前的拖吊方式，可以擴大到校園的其他區域，解決廢車佔位的問題。另外，此問題與前面提到的汽車退出校園也有關聯，我認為應該要逐步塗銷校內平面停車格，減少汽車進入校園，將汽車的停車格換成自行車的停車空間也能多少改善問題。

Ｑ：對於雙轉輔取消原系GPA門檻，是否會導致某些科系必修課的課程品質下降？會不會出現更多「策略型選課」的學生，將系上必修全部退掉，導致未預期的負面效果？

A：這個問題要從「轉出門檻」和「雙主修GPA（全校）的門檻限制」兩個面向討論。我們看見有些同學明明有轉去其他系的能力，卻受到系上門檻的限制，或是想要雙主修，卻被原系的GPA綁手綁腳。我認為將該科系當跳板、策略型選課，在現行制度的運作上也有這些問題。現行制度還會讓一些同學面臨系必修唸不好，但沒辦法轉系、雙主修的困境。在未來的一年任期內，我們的短期目標是先通盤檢視各系的雙轉輔門檻，協助系學會於系務會議推動改革；長遠來說，希望雙轉輔的核可門檻是以學生有無專業能力、興趣兩面向來制定。

三、學權與其他學生自治爭議

Ｑ：臺大學生會過去曾參與了轉型正義、聲援香港等政治議題倡議，近年學生會卻因投票率低落，而被部分學生質疑不能夠代表全體學生的意見。您對這些爭議有何看法？

A：我想先回應最近有些人認為我和我的團隊去政治化、讓渡學權等說法，我認為他們有非常大的誤解。誠如批判者所言，生活和議題不是互相對立的，當我們關注學生生活所需，更細緻的理解不同學生的需求，並不會因此就讓學生會去政治化，或者說放下了學生會在民主與學生自治中扮演的角色。

我認為只透過自己的認知去標誌出政治應該是什麼樣，或是誰才是弱勢族群、誰的議題在有權利被學生會重視，才是一種缺乏實證資料，缺乏對其他人理解、以自己的生活世界為中心的做法。我認為在民主社會裡面，不同的論辯、生活經驗所產出不同的想法，因此形成公民意志，是公共議題探討上面最為可貴的部分，也是我們現在所謂民主政治所要捍衛的價值。我無法接受校園民主的參與與關注越變越小，甚至必須要具備特定立場才有資格參與。不管你是甚麼樣的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聲音和想法，這才是所謂民主政治的精隨。

那些對於學生會是否有代表性或應不應該去政治化的呼聲，我認為學生會在政治理論的框架中有一定的代表性，但要贏得學生的尊重與信任，就要一步一腳印走進同學們的生活中。當大家覺得你確實真正在為學生發聲、確實在反映大家在意的事情，就比較不會質疑代表性不足的問題。大家在意的其實不是投票率，而是在表達學生會與我們的想法不同。我要努力跟同學們建立溝通與連結的意義以消除這樣的想法落差。

Ｑ：未來的學生會在這類政治相關的爭論中，又會站在什麼樣的立場？

A：至於政治相關的爭論發生時，學生會應該站在甚麼樣的立場，因為現在沒有具體的事件，很難說會站在什麼樣的立場。但抽象來說，我們希望我們一定會站在與學生同一邊，用學生的利益去衡量我們應該如何判斷和行動。當事件對於學生族群、青年、我們所生活的民主環境有害時，我們所處的學生會就應該去提出反對、抗爭。

Ｑ：您提及希望盡量在對外發言前蒐集同學們的意見，請問您要如何判斷是否已經蒐集到足夠的學生意見？面對緊急事件時，學生會又會怎麼做？

A：在面對社會議題以及校園爭議的時候，學生會有「議題的倡議者」和「校園意見匯集者」兩個角色。學生會在事件中會有自己的基本立場和價值，但同時應重視與學生的溝通和連結、以各種方式去了解同學的想法和看法、促進校園內的溝通、真實反映同學們的想法。

至於如何判斷已蒐集足夠的學生意見，我們目前的想法是從交流版或是LINE APP、實體服務處的方式，盡力蒐集到最多、照顧到每位學生的想法。如果真的面臨緊急狀況，學生會會簡短說明立場，然後匯集學生們的意見加以補充說明。

（補充）團隊對於社會議題推動的說明

有許多政見中提及的議題，如轉型正義、性別、本土語言、永續、勞動等等，都不只是校外議題，它們也與校內同學密切有關。對我們來說，在這些議題上表態就是在回應同學的生命經驗與需求問題。我們將會持續進行學生會與學代會的議題推動，以對多數台大學生有利的立場為優先，但並不是只在意表面的多數，而是以更細緻的調查去了解這些議題對同學們的意義。學生會在社會議題中扮演角色有傾聽者和訴求者兩個區塊，傾聽者主要在於了解議題概況、改善方向；而訴求者在傾聽後對相關人士提出訴求，並及時在校園內宣傳以回應社會議題的進度概況。

Ｑ：對於抄襲學代會成員政見（線上租借場地辦法）的爭議事件有甚麼回應？

A：對於這件事的發生，我感到失望和相當遺憾。我們為了在各領域有所了解，並且能夠提出更完整、全面的政見，花了很多時間去四處請教各方專業。我們在跟現任的社輔會代表商議心輔資源和社團時，認為此政見重要且需要持續推動，團隊成員將共編上的文字誤以為是他個人的文字，小幅修改後，未經進一步的查證和比對就納入公報的政見。我們本來沒有抄襲跟收割的意思，是想在各方意見跟過去的事務推動上，承繼各位前輩的努力，然後在服務學生上更盡心盡力，但也責無旁貸，應該要去面對、思考這樣的批評，接受並改過，也才能達到雙向的溝通。

109-2學生自治選舉：專訪學生會長二號候選人張承宇

2021-05-23T21:22:00.010+08:00

◎台大意識報

本篇受訪者為第34屆學生會會長2號候選人—張承宇。

一、參選動機與背景

Q：想請您簡述您參選的動機與理念為何？

A：我現在擔任社科院學生會會長，感受到與人群的連結和意義感，這使我想要再往上挑戰。想要透過公眾服務，替大家爭取福利，因為看到自己做的事情在別人身上發生好的效果，是一件振奮的事情。

另外，我想實踐在課堂上接觸到一些理念，像是社會設計和審議民主工作坊。在社會設計裡面我學習到，如果我們是設計者、領導者或管理者，我們不應該是只了解一些現狀，就關起門來，在辦公室裡面討論方案。而該實際地和長期在不同的領域耕耘、生活的人們進行討論。這樣解決方案才會比較具體，畢竟沒有人是全知全能的。因此，我會希望學生會扮演傾聽不同學生聲音的角色，去帶領他們，並促成討論，才能理解事情的真貌。

審議民主其實也強調，只要在資訊充足的狀況下，以及討論程序的設定下，每個公民都是有能力去進行公共討論，甚至提出解決方案的。只是過往可能因為一些政治參與的門檻，導致大家都覺得自己是沒有能力去影響公共決策的。

我從大二開始擔任學生自治組織的幹部，在這段期間，我感受到學生自治圈本來就是一個邊界明確、規模不大的圈子。我也發現這個圈子裡面的人不斷在流失，覺得很可惜。台大的學生每年都領國家很多經費和補助，同時也是社經地位普遍比較高的人，他們理當要肩負起更多的社會責任去進行公共參與。可是公共參與不是一蹴可及，他必須了解如何動員、論述。我覺得如果我們可以在校園裡面進行公共參與，就可以把校園作為一個培力的場所，以利之後進入社會進行持續的公共參與。學生自治圈的人卻不斷在流失，我開始思考為什麼會這樣。當然有很多種解釋，可能大家對現狀沒有很大的不滿，過往可能因為反課綱、太陽花學運或是管案，讓大家被動員起來，並且讓這個網絡在日後持續發生作用，反觀現在就比較少了。但我覺得這些有能力、有熱誠的人不會平白無故地消失，所以我自己有找身邊一些朋友談這些事情。他們都說，他們看到有蠻多人都還是很有熱誠想要進行公共參與，只是不得其門而入。我便覺得，如果學生會能夠作為一個主動串連的角色，去將散落在校園各處的社團幹部、宿舍生治會的人，甚至是每一個學生串聯起來，讓他們可以了解到自己都是有機會進行公共參與的。

Q：候選人在參選社科院學生會長期間，強調各式活動的辦理；但從去年學代會的修法及本屆學生會的施政開始，活動部被從常設部門裁撤、也有對活動辦理佔據學生會預算高比例的檢討，請問候選人如何看待這個趨勢？

A：他們想要裁撤活動部，是因為他們覺得可能CP值不高，沒有達到KPI，也覺得活動部過於康樂的性質。砍掉的人認為，如果真的要透過活動去推廣議題，那也是在各個部門之下去舉辦活動。當然這樣的說法我是不反對，可是我不同意的是，我不認為單純的那種康樂的活動就是完全不好，社會支持是很重要的。我們常在講心輔資源不足，大家的壓力很大。可是，我覺得到諮商的階段，可能情緒困擾已經發生一陣子了。如果在更早期，便建立充足的社會支持更有機會去預防情緒困擾的擴大。像是夜宿台大，很多大一參加。這很可能是他們第一次跟系上同學在台大校園裡通宵，在帳篷裡面聊天、或在夜晚的校園裡面走走。他不僅和這些人產生更深一層的關係，也透過這種和日常韻律不同的活動，去產生歸屬感、記憶和校園感。認同感和歸屬感對人而言是很重要的，他可能會影響到一個人怎麼看世界，或者是他的情緒狀況。人需要社會支持，而這些活動有機會營造更多的社會支持，去讓我們的社會網絡更健康，所以我不認為這些活動沒有他的價值。大家可能會有太抗拒這種非正式東西的傾向。但不論是非正式或正式的東西，都有它的重要性存在。我覺得如果預算比例真的太高，可以去檢討，但不應該完全砍掉。我會希望可以維持夜宿台大這種活動。我自己在院學會就辦過很多場活動，像是社科音樂節、社科人之夜。每次辦這些活動，看到很多人很開心，尤其一些大一新生因為活動所以關係變更好，我都會覺得這些是有價值的。

Q：總體而言，您會如何評價33屆學生會的施政？認為有哪些應當延續的政策？有哪些應該改進的地方？

A：我一開始有提到，我覺得學生自治圈的人越來越少。本屆學生會的理念和方針我都很同意。但有時候可能因為礙於人力資源比較不足，所以執行起來會比較辛苦，導致有些措施沒有辦的那麼理想。我自己覺得最棒的是「學習調整計畫」，它很好的示範：學生也可以作為主動提出方案的一方，而不是被動反應學校丟出的東西，我們也可以主動跟一些組織合作，去搜集校內的意見，然後提出我們希望的制度。

這也呈現在我的心輔政見，我提到希望繼續落實學輔制度，學生會要持續地跟校方接觸，並且揭露制定的狀況給全校知道，同時搜集學生端的意見，讓這個制度能夠被更完整建置。

Q：請問您如何看待學生會與學代會間的關係？您認為學生會與學代會應該維持怎麼樣的關係？

A：學生的力量已經到沒有非常強，如果我們再繼續內部分裂，聯手跟校方對抗的力量都會被自己內部消磨掉。目前學代會跟學生會有所謂的派系存在，光是處理內部的鬥爭就磨損很多心力。我覺得蠻可惜的。當然學代會可以監督學生會，可是監督不是故意去卡或是謾罵，而是指出你們有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甚至可以一起合作。像是學權部的交通表單，我記得也是跟學代會合作，針對心輔資源學代會好像也有跟學生會合作。我目前看到一些學代跟學生會合作的案例，我覺得理想上就應該這樣。

二、政見

Q：參與式預算的核心概念是希望藉由開放參與機會、增加政治效能感來擴大參與，但是學生對學生自治的普遍低參與率真的只是出於參與門檻過高或是政治效能感低落嗎？這樣的假設是否會太過簡化？

A：我提到參與式預算，我希望透過宣傳鼓勵大家參加這個東西，進來之後，他會發現他有能力和大家進行討論，討論的結果甚至可以影響經費的分配，這個對參與者來說是具備培力的效果。能不能大家都來參與，或許和我前面提到他們和學生會組織距離的遠近有關，如果我們可以在前期就建立學生會跟各個組織的關係，很有可能讓更多人來參加學生會的活動。

有些在校園中的弱勢群體比較容易被排除或是沒有發言權，我在修審議民主工作坊就有說到好像是紐約還是芝加哥，他們會特別動員弱勢群體的參與，透過這樣的措施，數據顯示會發現該地區社經地位比較低的，他的社會參與率是相較其他地區社經地位低的群體高的，如果學生會透過某些方式動員，是有機會會讓大家更參與的。

（追問）在甚麼情況下在參與式預算做出來的決策會有這些你預期的效果？

A：參與式預算很強調程序上的設計，讓這個討論比較公平，會有桌長控制大家發言狀況，強調以促進公共利益、達成共識為方向，一層一層的機制可以避免荒謬的情況。我不否認可能全校參與率還是很低，這的確是參與式預算所遇到的困境，參與式預算在台灣實行其實也不是很悠久的歷史，這都在進程當中，在推動初期的確會遇到很多困難，但這並不代表我們就不能去做。短期內我自己會覺得，我注重的地方在培力的部分，大家開始跟其他人去討論公共議題，感覺到自己跟校園的連結，以及他發現自己是實質有辦法去影響到公共決策與經費預算，我自己著重在這過程中所產生的培力感。假設參與的人只有三十幾個，雖然人很少，還是有機會能夠持續地影響到他身邊的其他人，然後慢慢發酵。

Q：有些議題涉及同學隱私，面談也有各種身份「出櫃」的考量，如何保障同學隱私及避免「面談」成為門檻？學生會幹部在課業、工作等事務下還會有足夠時間執行嗎？會不會變成需求大於供給、同學認為自己意見無法被同等顧及的情形？

A：我認為很多溝通要達成效果是必須透過面談的，例如聲音的抑揚頓挫、肢體語言、表情等都是溝通中重要的媒介，透過訊息或是發個表單都有可能被遺漏掉，在面談的過程中學生更有機會和學生會建立關係。除了面談之外學生會蒐集學生意見，像是你們提到某些身分今天要去現身可能不是那麼的容易，我們也要適當地去提供匿名化的問卷調查把這些聲音蒐集起來。

我的朋友也有說，學生們只想用最低成本的方式來溝通，才不會想要聊。所以面談可能還要再思考大家的狀況，可能會變成我們主動下去各個社團各個組織，跟他們一起去做事。我強調的接觸並不僅限於面談，是真的有人實體下去接觸大家。

時間的部份我有考量到，如果像office hour那種形式，感覺並不會花很多時間，而且學生會組織龐大，應該是可以handle的。

Q：學生會網站的使用率低落，真的是出在網站設計的問題而已嗎？對多數同學來說，學生會網站使用率低是否出在必要性（例如：找過去的文章）本來就低，或是不符合使用習慣（現代人接受大多數訊息都透過社群媒體），如何改變這些使用習慣？

A：社群媒體的資訊主題彙整是很糟糕的，時間一沖下去，以前整理的懶人包，就沒有人再看到。可是網站或維基百科就可以主題式的整理，像是如果我們要告訴大家學開的使用狀況，我們可以做一個學開的統整資訊表懶人包，除非說學開發生甚麼重大的變化，不然其實兩三年都可以持續使用。網站是要符合使用者設計的，網站在互動上比較有趣、活潑，然後在資訊的整理上比較良好。現在比較單調，能不能透過互動的方式去改變使用的體驗？甚至是當我們今天提供的資訊都是很有效有用，台大學生因此能夠漸漸對這個網站有印象，是只要有問題去那邊就可以得到解答的感覺。當這樣的印象被建立出來後，網站的使用率就會提高。

我原本是講學生會的網站，但我後來是把它變成台大維基百科，我想到的東西是台大的資訊很龐大，假設都是學生會來處理的話會應付不來。能不能利用社群集體寫作的力量共同去書寫日常生活中大小事，同時也在這個過程讓書寫的人對校園建立連結感，我對這校園有貢獻，同時大家也會覺得很有趣。當然會有人說資訊正確與否的問題，或是有人會亂搞，像維基百科資料的權威性有待考證，可是大部分的狀況都還ok，維基百科裡面想寫的東西大部分都比較涉及日常生活的資訊，比較不會像學術寫作比較會牽涉到正確性或權威性的問題。

Q：面對客語、原住民族語這些現實面下極少學生使用的語言，急於設置課程是否可能導致課程草率被以修課人數過少等理由廢除或取消？

A：我提到這個應用型的本土語言，我的想法是與其讓一個完全不會講本土領域的人學會本土語言，不如我們讓一些原本就會講本土語言的人，未來能在一些領域的持續的使用，讓語言跟文化在未來持續的延續下去。短期內可以先以學生會自己去邀請一些講師來開課，像現在好像就有在做類似的事情，或未來可以透過一些像D School的自主學習方案，去開設相關的課程，長期來看能不能讓他變成一個正式的課程。

Q：在性別政見中提到增設衛生棉販賣機，但現況下是同學對衛生棉販賣機使用率低，廠商也難以獲利，請問候選人如何確認這個需求的存在？是否有其他解決方式？

A：使用率跟裝置成本的數據我自己是不清楚，如果真的裝置起來效益很低的話會再修正政見方向。的確目前還不知道實質的數據是什麼，這個我承認。

或許日後真的發現這個現象的話也可以想想看有沒有別的方案，像有個團體叫小紅帽，他們就有推廣說各個大學可以設置一些互惠的衛生用品的盒子，有臨時需要的時候就可以拿，簽個名，下次再把東西放進去。或許可以找到這種比較不一樣的合作方式。又或者是看能不能跟臺大的合作社合作，因為如果是合作社的話，或許那個獲利的要求就不會到那麼高，而是以校園的公共利益為主，所以或許找到合作社這個單位的話，就可以去吸收那樣的成本。也可以去重新思考有沒有其他的替代方案。

三、學權和學生自治

Q：臺大學生會多年來積極參與民主運動，在各種公共議題的倡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現任學生會也參與了轉型正義、聲援香港等政治議題倡議。但在台灣被稱為「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的同時，台大學生會近年卻因投票率低落，而被部分學生質疑不能夠代表全體學生的意見，甚至出現去政治化的呼聲。對於這些質疑與討論，您有何看法？未來的學生會在這類政治相關的爭論中，又會站在什麼樣的立場？

A：臺大的所作所為對於社會有一定的影響，所以我覺得當學生會有某一些價值希望落實跟推進的時候，做表態和倡議，是非常合理也應該的。有些同學會說學生會只關注政治議題，忽視民生，其實學生會一直都有關注，只是可能不像一些政治議題那麼吸眼球，沒有被大家注視到。所以我覺得學生會並沒有只搞政治，可能有很多人誤認為學生會只搞政治，才會說要去政治化，所以我認為要讓他們知道其實民生議題一直都有在關注。

另外一點是說，應該要讓大家知道，我們今天在談政治，它也跟每一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像中國因素，就說賺錢好了，政治因素很明顯會影響到商業的營運狀況，那怎麼可以說這個政治跟我們生活不相關的。如果說學生會能夠帶大家去理解這些政治議題和我們生活、處境的關聯是什麼，大家就比較能了解學生會在做的事情。或是說像學生會的某些價值立場可能是站在比較所謂「社會的少數」，那我認為這種時候，即使可能是和校園的某些人抵觸，還是要捍衛那個價值，這時候就不是在談代表性的問題。

Q：校園中長期都有關於學生會是否能夠代表學生對外表態的問題，無論是對於社會議題或是校園中的爭議事件，您認為學生會在代表性、表態上的角色應該是甚麼？

A：我覺得學生會如果有明確的價值要實踐，需要提出自己的論述支撐合理的價值。我覺得校內會有部份反對的聲音，也因為大家對這個議題不是這麼理解，我這次會強調多多串連大家，某部分也是希望弭平資訊不對稱。大家可能會因為和這個組織有疏離感，而不明白他們推行議題的原因，但很多時候這些價值其實都是關於整個社會，也囊括所有的人，只是大家不知道這些東西其實也是為了自己。雖然溝通很難達到，有些人會讓你不想要跟他溝通，但溝通還是很重要，要讓大家去了解我們爭取這些價值也都和你相關。我們關注性別是希望這個社會的所有人不要再因為性別的二元框架被捆綁；我們關心永續是希望我們不要因為晚五十年出生，生活的空氣、土壤、水質就變得非常惡劣；我們關心勞權，也是希望我們未來進到這個社會，面臨到「工作」這件事情，到時候勞動條件也都會影響到我們。那這些東西可能都是大家所謂的「議題」、「政治性」的東西，但希望讓大家知道最後都是為了社會上的所有人。

我之前跟訪一個立委，他提到他在推很多案子的時候，那些選民不是看支不支持這個案子的理念，而是看他跟你的關係好不好。像一些阿嬤，可能大家會覺得老人會不支持同性婚姻，可是跟這位立委關係好，那個阿嬤竟然就因此能聽進他的話。所以某部分政治議題的推動還是仰賴於「你跟這個社群關係的好壞」。我自己觀察到某些人在推動議題時，對某些並不這麼了解議題的人，會採取一些像是罵他們的手段，那這時候就讓對方產生了敵意。有了敵意之後，對方不會去理解你說的話，而是無論你說什麼他們都反對，這樣其實就很可惜。但如果說這個關係是和緩的、連結是存在的，那或許溝通會變得比較有可能。在這個前提之下，這個議題會比較容易被推動，而不會淪為大家只是在質疑你有無代表性，而忽視這個價值真正關懷的、想要促成整個社會更好的未來。

Q：有其他候選人在政見中提到要打造「生活的學生會」，對此你在聲明中則強調兩者未必對立、少數群體權益與價值仍然重要，請問候選人如何評價對手的訴求？是否認為對手訴求中是否反映出多數同學對近年來學生會施政的意見或不滿？如何在堅持價值的狀況下面對？

A：前面提過，學生會一直都有關心所謂民生基礎的問題，並不是沒有做，所以我搞不清楚他說學生會只關心政治議題而忽略民生基礎，這件事情是他對關注學生民生基礎的要求比較高，還是他不了解學生會實際運作的基礎是在做什麼。就像我前面講過，有一些基礎設施的爭取，他的關注度沒有那麼高，可能因為一些社群媒體演算法的關係，爭議的議題才會被大家看見。那不被看見不代表它不存在，所以我認為他說學生會都只搞政治議題，只是搞出一個二元對立的框架，去做一個政治選舉的操作，去凸顯出他跟過往的學生會很不一樣，甚至去宣稱我們才是多數。但這個多數到底是誰，進步價值從來不對立於某一群人啊，像剛剛說的性別啊、永續啊、勞權啊，都是關乎整個社會群體。所以我認為他的做法就只是營造出一個二元框架，讓大家誤認現實的處境。

109-2學生自治選舉：專訪學生會長一號候選人張韶棋

2021-05-23T21:13:00.007+08:00

◎台大意識報

本篇受訪者為第34屆學生會會長1號候選人—張韶棋。

一、參選動機與背景

Ｑ：想請您簡述本次參選學生會長的動機與理念？

Ａ：我在男三生治會任職一年多，當時也是選舉產生，有一定的民意聲量，覺得可以推行比較多想做的事情。在大學，好像很多人會覺得學生自治離自己很遙遠，所以我的第一個理念就是希望可以有更多學生參與學生自治。第二個是希望可以呈現不同的聲音，不論是學生的需求或是特定議題的表態，可以呈現不同團體或學生的意見。像是學生會最近在「學期週數調整說明會」的文章裡面就有包含不同學生的意見，還有學生會的立場，這是我想要廣泛推動的－－之後學生會在各種議題或是各種政策上面都可以先蒐集學生的意見再同時呈現。

還有像是在教務會議通過臺大系統跨校雙主修之後，我的朋友圈裡有一些反對的聲音，所以我希望在之後的教務會議或其他校級會議上，學生會如果接收到資訊也可以提供給其他學生，並且先收取學生的意見，有一定的民意基礎後再向學校表態。

Ｑ：您想要擴大學生參與學生自治或表達意見的比例，可是我們可以看到學生自治選舉的投票率多在10%以下，大家在投票時的參與度就不高，那在您當選之後要怎麼讓大家表達意見或是蒐集更多人的意見呢？

Ａ：我做的努力是讓選舉過程不那麼嚴肅，比方說去年我在選生治會的時候，有在網路發布文章和政見，用比較生活化的方式去包裝，讓人看了會心一笑，提升對選舉的注意。至於如何蒐集意見，我希望能普遍地讓大家知道有聯絡學生會的管道，拋出議題需要蒐集學生意見時，也可以透過抽獎等等方式鼓勵大家表達想法。

Ｑ：整體而言，您會如何評價入學以來學生會的施政情形？有哪些應當延續的政策？有哪些事項應該被改進？

Ａ：我滿認同現任楊會長的施政方向。活動方面，像是今年第一屆以台灣本土語言為主的灣流音樂祭，還有行之有年的電影節、夜宿臺大等等，我覺得都可以延續下去。政策推行上，像是網路改善計畫、廢除國文必修、爭取城中校區YouBike等等，目前正在爭取或推動的學生福利相關政策，我認為也有延續的必要性。但我覺得也有學生會之後可以努力的地方，像是透過臉書粉絲專頁發布的資訊可以盡量用圖像或影片等視覺化方式呈現。比起文字可能會增加製作時間，但我覺得現在社群媒體發達，大部分的人比較不會認真看很冗長的文章。如果能用圖片或影片吸引大家的注意，也可以增加觸及率，讓更多人知道現在學生會在做什麼。

（追問）所以如果您當選，會透過YouTube或是其他管道上傳影片讓大家知道學生會現在的狀態嗎？

Ａ：對，希望用一些比較有話題性的方式，像現在Dcard常做的街訪，去採訪校內學生或社團的意見。還有像是有同學在交流板發文希望有候選人出面解決抽宿舍的亂象，我有在原文下方留言，但被質疑與抨擊，所以蒐集了更多住在城中宿舍同學們的意見。因為製作影片比較耗時，我就把覺得可以推行的政策用梗圖方式呈現，先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再讓大家閱讀我的文字。

Ｑ：請問您認為學生會及學生會會長在校園中的定位為何？應該首要關注、參與哪些面向？

Ａ：我認為學生會是學校和學生之間溝通的橋樑，學生如果有反應或意見都可以給學生會。臺大學生會具備一定的民意基礎，在全國算是聲量較大的學生自治組織。如果校方在政策施行上有資金、場地或其他困難，也會代替學校告知學生為什麼這個政策不可行。另外我覺得首要推廣的，就是學生的權益和議題活動兩個面向。

Ｑ：您這次競選並未成立粉絲專頁、也無競選團隊。學生會職權範圍其實滿廣泛的，想請問若是當選學生會，您會如何組織學生會的部門、推動政見？

Ａ：為什麼選擇不成立選舉團隊，一是不喜歡欠人情，二是就算當選也是我當選，沒有必要增加其他人平常的負擔。另外，選舉中可能有些被大家放大檢視的部分，不希望牽連自己的朋友。但當選之後，會廣納相關人才加入。雖然我沒有團隊，但不代表朋友不多，將來會納入對相關議題有深入了解的人。學生會現任成員當中，如果有一定能力，也會徵詢留任的意願。

Ｑ：您在生治會工作的經驗中，是否曾關注到學生自治組織運作上的問題？若有，您計畫如何改善？

Ａ：在生治會經驗中，我發現宿舍總幹事的參選意願、擔任意願不高，且經常同額競選，而我那屆是有兩個參選人，我覺得有競爭可以讓參選人更積極尋找問題、提出解決方式，讓宿舍經營可以更好。因此我希望學生生治會可以有獎勵金，只要做事達到多數舍胞的期待，就可以領取獎勵金，如此可以促進參選意願，讓成員更認真投入服務。

（追問）那您覺得獎勵金制度可以移用到學生會上面嗎？例如編列獎勵金預算給學生會幹部。

Ａ：如果我當選的話並不會領，但如果有長年招募不到幹部的部門，可能會視情況編列獎勵金給願意任職的成員，我希望能爭取以活動或專案成效為指標，發放一定的獎勵金給成員。

Ｑ：就您觀察，您認為學生會在向校方爭取學權的困境為何？若當選，您要如何解決學生無法進入決策中心的問題？

Ａ：在學權上，我認為即使出席校級會議也不代表能進入決策中心，很多時候是校方提了臨時動議，因為學生代表佔席次少數所以就通過了。一是校方會懷疑學生代表的代表性不足，再來就是席次問題造成權力不對等。當然學生席次不可能大於校方的席次，所以現在有些團體倡議修改大學法，希望增加學生代表在校級會議上席次的比例，我是支持的。希望校方先擬定會議流程提早讓學生知道，讓學生代表在會前可以先蒐集學生意見（但似乎本來就會公布議程，只是不知道校方會提哪些臨時動議），或是減緩臨時動議通過的時間。

二、政見

Q：您在政見中提到希望設立新的補考制度，想請問您如果施行補考機制的話，應該要如何執行才能避免公平性的問題？

Ａ：我會有這個構想是因為大一時普生被當掉，雖然當初的普生沒有擋修，但學校有許多課如果被當又無法暑修，很容易因其他必修課擋修而影響學習規劃或延畢。至於補考的方式，我想到的是高中的補考機制，加上陳前副總統在一次演講中有提過當時臺大的補考制度，因此我想能否把過去的經驗應用在現今的校園內呢？現行《國立臺灣大學教師繳交及更正成績辦法》中規範的「補考」僅針對期中末考請假的同學，我覺得可以配合現在的「學習調整制度」一同推行。另外，我認為在推行時應先從超過一個科系的共同必修開始。而談到公平性的部分，我認為應比照現行的辦法，就算補考通過也僅能按照最低標準計算分數（因事假補考且成績及格者，學士班學生概以C- 計算，碩、博士班學生概以B- 計算。），較不會產生公平性的問題。

Q：您在政見中提到希望成立一個出租台大版，想請問學生會成立該版的主要目的以及必要性為何？應如何管理？若發生爭議或違法情事，學生會及管理者是否具有責任？

A：可能有人第一時間看到的時候會覺得我在針對出租孟孟，但其實沒有，出租孟孟作為台大人力出租服務的先驅，她的事只是提點了我此議題的重要性。孟孟比較傾向情緒勞動，我認為出租勞力並不只限於情緒勞動，我希望可以成立一個類似出清台大的平台，整合這些勞力需求，與目前販售物品的「出清台大」做出區隔。至於爭議或違法的部分，我認為只要不要違反社群守則和現行法律都可以接受；而若有爭議性較高的事件或貼文，管理員也不該撤文，而是應讓大眾了解該篇貼文產生爭議的理由，甚至能讓大家一起討論該如何改善。最後，我認為一開始便可以在社團版規中表示「只要不要違法版規或法律，想要出租什麼都可以」，而交易間發生任何問題的責任由出租者及承租者承擔，並非由社團管理員。

Q：您在政見中提到目前學校缺乏學生睡眠空間，但之前吳奕柔會長推行睡眠空間未果，請問您是否了解過去推動時遭遇的困難？又該如何突破這樣的困境？

A：之前活大地下室曾設有午睡空間，但後來考量到地下室漏水、怕蚊蟲滋生學生使用不便，所以便撤除了。在政見中我提到兩個方案，第一種是希望利用校內使用率較低的教室設置小隔間的休息室，同學可以在其中做瑜珈、冥想、休憩，若能配合附近廁所的洗滌器，甚至可以作為宗教的禮拜場所。另外一個可行性最高的方案，則是在博雅、綜合這類的教學館設置如社科院圖書館中的躺椅。

在我政見中另一個與休憩相關的方案是設置溜滑梯。雖然這個政見聽起來很荒謬，但我覺得可行性其實不低，像在慕尼黑工業大學的巨型溜滑梯便很有名。我認為溜滑梯需要的空間相對小且彈性，而且成本低，並非不可行。而我提這個政見另一方面是希望可以突破框架：大家第一時間可能覺得很荒謬，但其實這是已經有先例的方案，現在很多國中小在校園空間改善計畫時也會設置溜滑梯。我在政見中也有提到跟安全性相關的部分，如電子閘門等。

Q：您在政見中也提到許多關於空間改善政策的部分，因為您過去已有一年的生治會經驗，想請問您認為在宿舍內推動空間改善可能會和在校園中推動有什麼差別？

A：我認為最大的差別是受眾的不同，像我們男宿的受眾群便只有18-20多歲的男性，但在學校進行空間規劃時就必須考量到不同年齡、性別等更多元的使用者。像我們男三因沒有長期身心障礙的舍胞，無障礙空間與設施便略顯不足，但若在校園內就必須考量到有這類需求的使用者。

而在宿舍內推動議題時，只需要將問題與住宿組反應，進一步溝通規劃和經費即可；若要在校園內推動，則必須與許多不同的單位進行配合，我認為只要空間規劃具一定民意基礎，有多數學生支持，學校就必須審慎評估可能性。

Ｑ：請問政見中，學生會費投資的目的為何？學生會費全校同學繳納，且會費之使用受學代會的監督，請問你要如何實現讓校內同學（如證券研究社同學）以會費投資的可能，若有虧損、圖利個人等問題該怎麼解決？

Ａ：我當初在提案的時候，沒有以當期的「會費」而是以前年度的「盈餘」來提議，如此可以解決掉很多疑慮。像剛剛講的虧損問題，基本上是照著校務基金的運作模式，不會使用高風險的投資工具，在盈餘的部分也會避免高風險的投資方式，就算遇到虧損頂多也僅是上年度的盈餘減少。至於操盤者的問題，我會希望以團隊的方式進行，而我會希望這個盈餘可以參考校務基金的投資標的，其實現在的校務基金也是有受到學生的監督，例如石化業、重污染產業的撤資。

Ｑ：最後，想請您跟我們解釋一下您最近發表許多政見的城中宿舍問題，其中一個是校車的班次、停靠站的問題，很多同學都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校車的班次減少讓同學時間很受限，停靠站的稀少讓大家要走很遠或者會趕不及；第二是騎乘車的補貼，你提到可以補貼共享機車或者共享單車的騎乘金，這樣的政策希望如何達到效果、要如何實現？

Ａ：城中宿舍的政見一開始沒有包含在我的政見內，是有人（在交流版）提出而我在下面留言。我當時的想法只是覺得也許因為二年級上學期，醫學院的學生大部分課還是在總區，所以他們會先抽總區宿舍，排擠到僅在總區上的同學的權利，於是我就直接詢問是否可以透過更改課表或者上課地點方式解決。後來引起不小的反對，滿多也都是我自己的朋友，之後我就跟許多人討論，思考如何改善，並把比較有可行性的丟到交流版上，這是我覺得可以做的方式。

校車班次跟停靠站的問題，目前我知道學生會已經有爭取到校車班次增加，也可以延伸到班次增加勢必學校負擔的成本也會增加，目前兩校區之間的校車是免費的，我覺得可以利用問卷方式調查有在兩校區來往的人是否同意在尖峰時期負擔部分票價。

（追問）若同學不接受需要負擔票價呢？

Ａ：所以我同時推動共享單車或者機車的騎乘金，若校車這邊的問題難解，我想是否可以透過其他的載具去解決往返交通的問題。

Ｑ：另外，北北基宿舍問題也是很多人在討論的，目前北北基學生抽宿舍的順位是最末的，其實也很多北北基學生每天要花費很多的時間通勤卻無法獲得住宿舍的權利，想問你在面對這個問題有什麼想法、解方？

Ａ：那一期的會議我有以宿舍代表的名義去參加，當時有人詢問是否能考量到北北基的通勤時間爭取長期的住宿，住宿組的想法是不要去影響到目前學生的權益。這涉及宿舍總量的供應問題，目前基隆路的和平高中對面的停車場將要蓋新的性別友善宿舍。

Ｑ：校車都會在固定的站點停，有些同學會把腳踏車停在校車站點附近，就會造成某些時候那個地方的腳踏車位不足，例如大門口的地方、綜合教學館，配合校車的政策可能有什麼改善方式嗎？

Ａ：我覺得第一個就是增加附近腳踏車的車位，還有我的政見中也提到是否能將目前既有地下停車場的上樓的入口增設體溫量測站，避免同學需要多花時間從外面繞路走進教學館，因此佔用太多平面停車位的問題。

另外，騎乘金補貼的部分，是希望可以跟業者商談優惠。目前所知學生會有跟WeMo業者談往返兩個站點的優惠方案，在基隆路立體機車停車場設置站點，城中則還需評估共享機車租借的網路訊號問題。我想可以推動其他業者或者YouBike也加入，也可以加入更多的站點，只要從總區到城中都有優惠。

三、議題理念與推動

Q：臺大學生會作為臺大學生群體的行政組織，卻存在著選舉投票率低的代表性問題。請問若學生會在面對一個需要表態的爭議時，對內及對外要怎麼進行衡量、決策？

A：我認為學生會在擬定政策、議題發表前，可以有一個納取不同意見的平台，在實體或線上邀請關注相關議題的社團、個人發表己見。像是先前的學習調整制度，也是發送問卷調查後才著手實施，類似作法也能夠繼續採用，讓不同意見可以被表達出來。

至於有些沒有絕對對錯的議題，學生會就盡可能把不同的面相呈現出來。學生會可以發表自己支持哪一個面向，但也要注意反面意見，我們會積極去和對方說明為何學生會選擇與他相反的主張。

（追問）那您覺得臺大學生會應該扮演一個中立的角色，還是一個站在支持改革、改變的立場？您會比較重視進步價值，還是認為應該統合多數人的意見？

A：我覺得多面向同時呈現，和學生會要對外發表某個價值理念是不衝突的，即便多數人可能較不接受某些價值。今天學生會可以去釐清為什麼我們選擇進步價值的理據，同時去瞭解質疑的聲音，並予以回應。

Q：您剛剛談論較多的都是學校內部如民生、學生權益等問題。若您當選，面對社會重大議題時，站在臺大學生會長的立場，會不會表態或選擇跟這些議題合作？

A：我原本認為選民不會注意我的理念，所以沒有提及。但後來我發現，會出來投票的選民其實他們多半都會注意候選人的理念。

所以在政治或社會議題上，現在就可以稍微談談我的立場。我對於性別、政治、文化等議題，我的中心理念就是多元包容，但在政治上我認為台灣主權獨立而非統一，主權是不能多元的。但同時我也是個溫和派，我也是會跟統派立場的學生、支持者交流，從而能夠理解因為他們的成長背景、接收資訊，才讓他們做這樣的選擇。

社會議題部分，我覺得臺大學生會在台灣是最具規模和代表性的學生組織之一，具有一定的媒體聲量，所以學生會可以扮演讓全台灣學生甚至民眾注意到某些議題的角色，把議題拋出來讓社會大眾知道、帶起討論。

Ｑ：前幾屆學生會都有進行校園轉型正義措施。請問您對轉型正義的理解是什麼？您之後會注重轉型正義的哪個面向？

A：轉型正義方面，我覺得去除威權不一定要將威權物全數拆除，比方說中正紀念堂，有人認為應該完全拆除，但對我而言它象徵著一個歷史過程，拆除它不等於威權就此去除，我反倒希望把它做成人權紀念園區，讓人知道曾經有這樣的建築、威權意識存在過；若完全拆除的話，後代就不知道有過威權這樣的存在，我們可以怎麼在後威權的現在，讓大家知道並喚起對那個時代的認識，並避免繼續犯同樣的錯誤。

109刊目錄

2021-03-22T00:21:00.000+08:00

109翻頁版

編輯的話／歐陽玥

意識報的讀者們好，我是109刊的總編歐陽玥。

新的一年祝各位新年快樂！本刊所收錄的專題皆為經過記者們上一學期努力採訪及寫稿後的成果，一路上各專題都遇上不少困境，一度使出刊時間延宕，感謝編輯、記者、美編們的努力，使本刊最終得於此時與各位讀者們見面。

在此與各位讀者分享本刊內容，此刊共有三個主題：（一）她他之後：跨性別者在台大、（二）街角的追尋—淺談無家者議題與學生的議題參與，以及（三）作為文學少女？——許瞳、張嘉真專訪。

首先是＜她他之後：跨性別者在台大＞專題。雖台灣性別議題討論眾多、整體性別意識提升，卻仍有匱乏。此專題聚焦在仍屬ＬＧＢＴＱ＋群體中較弱勢的「跨性別族群」，透過採訪本校住宿組、性工坊成員，描繪台大的性別友善空間的樣貌，加上參酌國外經驗，勾勒更加性別友善的校園內部空間的藍圖。並採訪六位曾於／正於台大就學的跨性別者（包含跨性別男性、跨性別女性、變裝者、性別酷兒），瞭解他們探索自我的心路歷程，同時透過這些受訪者的生活經驗反思現況下台大校園對於跨性別者仍不盡友善之處。

＜街角的追尋—淺談無家者議題與學生的議題參與＞，此專題主要分為四方面探討無家者議題。先是透過數據、觀察、書籍、走訪，讓無家者們的生活處境與困境清晰體現，接著介紹政府對無家者的態度、救助及照顧，再透過專訪進行無家者服務與行動的民間組織「芒草心協會」看見民間單位與官方組織的差異與合作，及為促進社會溝通而進行專案計畫的目標、挑戰、成果。最後回歸學生身份，與台大無家者服務社進行訪談，探究身為學生的我們在貧窮議題上可能的困難及能為的努力。

＜作為文學少女？——許瞳、張嘉真專訪＞，以一問一答的呈現方式，將許瞳、張嘉真二位文學創作者對自己、生活、文學的認識與理解輕鬆體現在紙面上。許瞳與張嘉真皆具幾項顯著而相似的學習背景，高中就讀第一志願女校、身為少女作家、現正台大就學中，在專訪之中，我們試圖瞭解這兩位創作者的生活與她們的作品間的連繫，試圖探索作品下隱含的思考脈絡。本篇專訪中，你將可以看見這擁有些許相同標籤的兩人各自的光芒與魅力。

以上是本期的介紹，感謝各位讀者的翻閱，望各位喜歡。若大家有興趣成為意識報的一員，不論是想要一起探討議題、採訪、寫作，或是想要發揮美編才能，在此誠摯邀請各位加入！本學期編會時間是週三晚上，歡迎一起參與編會，也歡迎與我們聯繫。

文章目錄

【她他之後：跨性別者在台大】

編輯的話

◎李奕慧、歐陽玥

從校園空間看見「跨」越兩性的需求

◎謝秉霖、楊詠淇

跨過去，還是我自己

◎邱佑寧、張茗瑜

【街角的追尋——淺談無家者議題與學生的議題參與】

編輯的話

◎陳湘渝

街頭的人生百味：無家者的生命故事與困境

◎洪誌謙

政府法規與制度

◎詹皇璽、賴紫葳

民間組織的無家者服務與行動：專訪芒草心協會

◎魏辰安、盧丹云

學生與無家者的距離：從台大無家者服務社看學生在貧窮議題上的可能與侷限

◎王紹孺、陳湘渝

【人物專訪】

作為文學少女？——許瞳、張嘉真專訪

◎柯采元、曹雅婷、李悅禾、羅聖詠、廖子皓、陳亮君

【人物專訪】作為文學少女？——許瞳、張嘉真專訪

2021-03-22T00:10:00.001+08:00

◎柯采元、曹雅婷、李悅禾、羅聖詠、廖子皓、陳亮君　

大片落地窗外，溫州街的夜晚浮映著張嘉真與許瞳兩人對談的身影，彷彿意圖透露眼前所見的人形之外，還有其他未知。在訪談開始之前，張嘉真分享自己的荒謬故事——前往家教的途中，她如何與直銷的婆婆互動中打破多維度的牆，聽見了同為系上學妹、意識報記者的名字——作為消解陌生的閒聊。在尷尬褪去以後，留下的是有血有肉的她，以及在場所有人滿地的問號，或許這才是我們未知的張嘉真，以及不解的許瞳。

畢業於高雄女中，目前就讀台大歷史系的張嘉真，大一時出了自己第一本短篇小說集《玻璃彈珠都是貓的眼睛》。而高中就讀北一女，目前是台大外文系學生的許瞳，已有兩本散文集創作《裙長未及膝》與《刺蝟登門拜訪》。就讀女校、少女作家、台大在學中，兩人看似相仿的生命經驗，卻又各自透過小說與散文映照出個人的身份認同與幽微的思考。作為本次意識報專訪計畫的出發點，張嘉真與許瞳兩人歧異之間的偶相呼應，好比隨機連線而成的星座，夜空中意有所指地閃爍著。

Q：兩位同樣都是畢業於第一志願的女校、也同樣在台大就讀，想請問你們這樣在眾人眼裡看起來相當優秀的學經歷有沒有為生活或作家身份帶來什麼影響呢？

⬔張：一路在教育體制內的成功讓我幾乎沒有機會練習失敗，也是一直到了沒有任何標準可以評判自己的階段，我才發現失敗是需要練習的。我害怕嘗試未知的事物，或討厭去做自己無法表現出熟稔的事，像是我很討厭去高雄的三餘書店，因為覺得在店內的人看來都很自在，每次我都覺得自己的模樣很笨拙，所以我不敢一個人進去。

而成績好也讓我不敢與家庭分享真正的失敗，我想盡量去符合中產階級想像中好女兒的形象，不敢跟爸媽說我覺得他們會不喜歡的事。但或許因為考試成績好讓我太輕鬆就可以獲得認可與喜歡，我就懶得去嘗試更深刻、全面地交付自己。

習慣成功也讓我每一次都覺得再努力一下就好，就可以做到，但其實每一次預支都是消耗，累積到後來就會出現沒辦法再面對任何一點打擊的困境。

◪許：我也有類似的感覺（害怕失敗）。在高中出版《裙長未及膝》時，因為跟著朱天心老師的《擊壤歌》復刻版一同發行，加上親子天下那時的專訪，我常被貼上「朱天心接班人」的標籤，某種程度上讓我成為了北一女、第一志願的代言人，無形中好像侷限了自己的努力跟發展。而這樣的標籤有時候也讓我感覺好像獲得了「免責權」，在出席一些純文學論壇或與文壇前輩相處時，我的作品傾向被以「你還年輕」的方式評價，好像因為我是高中生就不用達到什麼程度，有陣子讓我有種無法進步的挫折感。

Q : 從你們的作品來看，高中生活經驗似乎都對你們自身或創作有著深刻的影響，那麼在台大的生活或學習經驗是否有帶給你們任何的成長或改變呢？對你們的作品有任何影響嗎？

⬔張：大學生活中最不同的感受是生活的密度變得很低，必須由自己來填滿一切，不像高中有豐滿的人際關係與課表，我必須花很多時間跟我自己相處，像是思考在沒有確切目標以後，自己究竟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所以在大學裡我也很常感到空虛，覺得所學與我想要成為的自己好像有一段距離，那我到底是為了什麼必須這麼努力交出每一份作業？我該怎麼填補這之間的落差？但又會一直想到高中時聽過「人文社會科學的高等教育不是職業培訓所」的說法，所以目前還是需要繼續靠自己去找到現在的努力與未來的迷惘之間的平衡。

大學目前我最喜歡的兩門課是陳東升老師的《都市社會學》與《社會學甲》，我覺得老師的課帶給我一種很樂觀的社會學想像，東升教會我要去相信知識的力量，我們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正是銜接社會大眾、體制之間的橋樑，不能什麼就不做，就指望他人把社會變成我更喜歡的樣子。

而在《都市社會學》上則讀了很多理論，看到抽象的感受能被具體統整出來，並且把現象描述得很完整，有種「感性」被理論認可、詮釋的感受。因此在我準備下一本書的時候，我也多少參考了都市社會心理學的架構，雖然不一定完全相應，但作為一個指引的方向，我覺得是很有效的。

◪許：在台大的校園中我大概是比較孤僻的角色，因為我不是善於辦活動、社交的人，一開始總覺得較難融入台大生活。而最初也因為許多人在認識我之前就先讀過我的文字，我常會擔心他人對我是否有成見、覺得我與我的文字相當不同。但後來我也發現這是寫作之餘我必須面對的課題，我需要為自己所寫的東西負責，畢竟生活與寫作不一定完全綁在一起。

至於課程的部分，我對嘉真提到的《都市社會學》也相當有共鳴！另外印象最深刻的課程是外文系《二十世紀英國文學》中帶到的西洋美術史，這門課讓我意識到有時候藝術家創作的前提與後人對他們的解讀相當不同，也啟發我對美學的興趣。延伸我高中時對人文社會科學的興趣，也讓我在藝術領域有更多的啟發，未來有考慮深入這兩個方向學習。

Q：2019年底，〈畢業十年，女校教我的事〉一文，表示女校像個小型烏托邦，在網路上引起不小的討論。兩位在作品中對於女校生活皆有大量的刻畫描寫，會認為女校的環境或經驗對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產生了任何影響嗎？

◪許：我認為女校生活不像刻板印象裡「大家都很有心機或光鮮亮麗」的樣子。女校名副其實是個單一生理性別的環境，但這個限制反而更能呈現大家的特質和性格，我上了大學之後反而不太習慣有異性的校園。

⬔張：我覺得在單一性別的環境裡，反而有機會練習去性別化的行為模式。好像失去了需要與之「表演」、「互動」的他者（在此為生理男性），對人際關係的解釋就會變得簡單一點，更純粹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尺度拿捏。對於從前會被「女性化」詮釋的特質：像許瞳提到的「光鮮亮麗」、「很有心機」，拿掉二元對立的性別去理解它們，其實也就只是這個人的所思所想而已。也因此我覺得往往是發展出了與大家所想像的「純女性環境」很不一樣的樣態。然而這樣的環境也很輕易就會被破壞掉，例如在跟雄中有進行互動的大型活動（大露營或飲料日）裡，就可以感受到陰性特質重新落入「女性特質」，並且大量的反撲朝向終於出現的男生們（笑），大家會更急切的表現那些在單一性別環境裡不能顯著發揮的特質。

Q：兩位都畢業於女校，也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寫到學姊學妹制或對學姊仰慕的情景等等像是「開花」一般的經驗。那在就讀女校的期間中，也曾經有過類似的情感嗎？這對你們的人生觀或寫作方面有什麼影響嗎？

⬔張：我覺得在女校中無論是同性戀或異性戀，大家都有練習開花的機會，使得這種情感變得更普遍，也給了我們很大的空間去認識不同性取向，透過開花看見自己的可能性。意識到自己可能喜歡女生的當下或許會很惶恐，但開花也讓自己可以在喜歡上女生的過程中比較有機會、餘裕探索跟練習。相反的，如果是在純男校中，似乎就不會有這樣對於同性之間介於崇拜與喜愛的模糊空間，反而可能會對同性戀抱持苛刻的態度。

但是也因為無論是「開花」、「女校」，都是在特定的時間、空間下才能成就的狀態，終究與外在世界有很大的差距。許多人離開女校之後，就放棄了對同性的愛慕，就像一旦脫離類似溫室的環境後，花朵很容易就枯萎。看著認識的人陸陸續續放棄，選擇像異性戀這樣更簡易的生活模式，雖然無可厚非，但還是會覺得有些遺憾。

◪許：在北一我們不會直接用開花這個詞，但會有仰慕學姊的行為，不過我自己不常有這個經驗。就像高中時我本來想加熱音社，但因為害怕這類社團的學姊學妹制過於嚴厲，最後便沒有加入。而我有一位非常仰慕學姊的朋友入社之後，受社團影響開始跟學姊出現距離；反而是沒有入社的我跟學姊關係比較近。

我想開花有一部份是因為學姊學妹間的距離感，高中時期每個年級之間好像有很大的差距。我也會喜歡學姊、會想要更靠近他，但我覺得這只是很正常的人類情感。如果回歸生理構造，女性和女性間比較沒有阻礙，知道我們有相似處的時候，我會揣測她是不是也這樣想。但如果對象是生理男性，我的心態會變得偏向攻略，雙方相處模式比較不同。我覺得無論性別，談戀愛給我的啟發是如何純粹的喜歡一個人。

Q：在《玻璃彈珠》中有看到嘉真多次用很直白的語言書寫關於情慾的情節，且描寫的方式並不是斬釘截鐵地置入女同志的框架，而往往是游移於友情與愛情之間，甚至同時夾雜異性戀情。你們認為這種情慾的流動性和直白的書寫方式是否和女校環境有關呢？如果有，你怎麼看待女校環境的這種開放對一個人的影響？

⬔張：在女校中出現很多看起來很女生樣的人也喜歡女生，異男會覺得這樣的女性可能只是一時走錯路，在回到混合性別的環境中會再重新喜歡異性。我會選擇這樣型態的書寫和女校經歷雖然有關係，但這本來就是在性向認同上一個正常的表現，大家怎麼能確定接下來不會有讓你驚喜的人出現？我覺得對於感情作出性別限制、明確地表示自己的性向，可能會屏除掉一部分的可能，或是失去一些機會。把自己歸類在單一性向，比較像是早期性別運動者為了要被社會看見而做出的選擇。然而現在比起過去多了一些對於性向認同模模糊糊的樣板，大家可以在其中找到更多更接近自己的狀態，而非勉強自己塞進既定的框架中，無論框架的先來後到。這是我覺得女校中的「情慾流動可能性」帶給我在往後很重要的影響──我想活得像我自己，或許不像大家，但也值得一個位置。

◪許：我在《裙長未及膝》裡比較少寫到同性互動的題材，但邱妙津和朱天心的作品都給了我很多啟發。我確實同意女同志之間的情感交流，特別是在我們十幾歲時，常在友情跟愛情間游移。我也覺得在親近時「想要碰觸對方」是很自然的，儘管我自己沒有具體喜歡女生的經驗。

Q：兩位在文學創作的初期為何會選擇小說/散文這個文體？是有意採取的寫作策略，抑或只是偶然的結果呢？

⬔張：會選小說是因為這是我最常接觸的文體，同時寫小說對我來說是一個安全的角度。雖然我認為有時讀者可能會過度投入在小說的情節裡面，並設想作者有可能真的身在這個處境，但大家其實也明白小說是虛構的，因此這個媒介終究是一個開脫的方式。對我來說虛構很安全，並且可以減少一些無所適從。

另一個部分是，因為小說不是百分之百的真實經驗，我就可以在故事後面添加自己期待的結果。常常一件事情在我的經驗裡不見得是美好的，我沒有辦法操控它，讓它以我想要的方式發展，但在小說裡我可以給自己生命中的遺憾一個圓滿。透過不斷的虛構，我不覺得會讓我離真實更遙遠。我覺得每一次虛構都是讓我認知到最後也許只能停在這裡，但我可以慢慢地接受這些自己控制不住的事情。

寫小說也是一個幫助我釐清感受的方式。感受在事件當下是很激烈的，會想要逃離、想把這些情緒關掉。但關掉以後，寫小說就是透過一種比較慢的方式，把這些情緒重新倒出來。

◪許：以散文書寫是因為最早閱讀的剛好是散文，像是林海音、琦君。另一方面，對年輕的我們來說，寫自己的生活是比較容易的。像小學的時候寫遊記，就是我寫散文的開端。當時寫完感覺不錯，發現散文對我來說是整理情緒和自我療癒的方式。

然後講到虛構性，一開始寫散文的時候我其實沒有很意識到它，這點還滿值得詬病的。因為用簡單定義區分，散文應該要是非虛構的，但我常常在我的散文之中摻雜一些虛構的成分，甚至有一兩篇根本是純虛構的。至今我其實總在迴避這個問題。過去我會跟讀者說，雖然情節是虛構的，但情感或想法是真實的。近幾年則發現應該要用更謹慎的態度去面對虛構性。當我在寫散文的時候，就應該書寫實際發生在我身上的經驗。而如果這個東西是虛構的，我也會很明顯地標示出來，寫一些真的不可能發生的事，像是狗在哭很明顯就不是真的，而不是以一種模棱兩可的方式虛構。所以雖然近期我也有想要寫小說，但就會明確地把兩者區分開來。

Q：剛剛嘉真有提到她以虛構的書寫作為一種自我治療的方式。雖然小說和散文都容許某種程度的虛構，但相對而言散文還是以真實為主。想請問許瞳同樣在透過寫作自我療癒的過程中，會不會反而有一種療程被觀看、私密情緒被公開展示的感覺？

◪許：我覺得會，而且這件事情其實還滿重要的。之前我給鍾文音看第一本書的初稿時就被罵過，她很明確地點出你說的問題：她覺得寫作應該要分成兩個抽屜，一個給自己，一個給別人。如果寫散文的時候不區分這兩個抽屜，把所有的東西都放進給別人的那個抽屜的話，你可能會傷害到別人。但我那時候不聽勸，後來也確實受到一些衝擊。例如有些人不是很樂意被寫進去，或者覺得我們那麼親近，為甚麼不直接跟講，而是用這麼迂迴的方式。到了現在有些東西我就不太會給別人看，我知道它是一種治療，治療完我就會把它放進給自己的抽屜裡。而如果這個東西我覺得可以讓別人產生共鳴，或是想讓別人知道我也有這個經驗，那我就會把它放進另一個抽屜。當然一定要先和書寫對象達成共識和建立一定的信任，才會把它公開。

Q：前面的問題都比較感性、與情感面有關，接下來這題有點不一樣。許瞳曾在《裙長未及膝》裡提到北一短褲自由陣線，嘉真也在書中寫出了高中生對於世界的小小反叛。想問兩位覺得自己叛逆嗎？任何形式都可以，像對威權的集體行動，或單純日常生活中的小反抗。

⬔張：我是一個很俗辣的人，但我在體制中過得很順遂，所以不敢真的反叛，也無法想像大家眼中終極的反叛是什麼樣子。不過我也有小小的叛逆，就像高一下的時候剛開始可以穿運動服進出校門，但教官還沒完全照新規定走。當時我在旗隊，有很嚴格的服儀規定，我的小小反叛就是穿運動服進校門。教官發現了問我怎麼沒照服儀規定，還說要去跟學姊講，我就嚇壞了，用制服還沒乾當作理由搪塞過去。我想我始終都不會是站在最前面抗爭的那個人，反叛僅限於內心活動，所以想用比較柔軟的文字跟大家說——或許我們可以一起試試看，但不做也沒關係。我的做法比較折衷，讓大家有這個渴望、但不敢做出行動的時候，也有管道訴說。

◪許：我也是俗辣，我的叛逆滿侷限於個人生活。我國中就有幾個會讓大家覺得我「怎麼這樣」的瞬間：當時我也是司儀，訓導主任不准司儀穿耳洞，但我國一就打了，主任看到之後當場對我破口大罵。我做是因為好奇，不知道穿耳洞真正發生在自己身上是什麼樣子，不是因為大部分的人都不正視這件事情才做的。

Q：未來你們會想嘗試以其他的文體寫作嗎？還有任何想寫的題材或方向嗎？

⬔張：我有被出版社邀過散文，但我覺得目前自己沒辦法做到完全誠實。像是廖瞇《滌這個不正常的人》在寫弟弟有嚴重社交障礙與強迫症、跟家人相處封閉且疏離，其中廖瞇不斷寫到「希望弟弟變正常」與「希望弟弟變好」的意義，但我覺得很可怕，因為這些會是我不敢告訴別人的，而她在散文上竟能做到完全誠實——不只是對家人、家庭解剖的誠實，也是對自己書寫意圖的不斷剖析，我非常佩服同時自認即使嘗試散文也可能做不到這樣的誠實，而既然在誠實這件事上有人已經做了很好的示範，我也還沒到處理這件事的年紀，因此會想要過一段時間再來努力。雖然散文的真實性在某些時刻真的拯救了我，但是在準備好之前實在不敢貿然嘗試。如果要寫散文，我希望能等我對生活更有整體性的反思之後，目前在小說上我也有想嘗試的東西，像是長篇小說，但因為我有點懶惰所以遲遲沒有開始（笑）。

◪許：我有嘗試寫小說，但困境是無法從零開始，常常創造了角色好不知如何發展、或是擔心自己寫一寫又變成散文。而近期在閱讀王天寬《告別等於死去一點點》受到了很大的啟發，雖然整體而言是小說，但書中幾乎混用各種我能想到的文體，讓我開始能用挑戰的心態去面對文體的不同，也同意文體的界線是可以被模糊的，希望自己能夠在散文跟小說之間取得平衡。我不會寫詩，但我覺得不會寫詩沒關係，世界上有很多自己做不到、但一定有人會幫我們做的事情。

許瞳與嘉真

【無家者專題】學生與無家者的距離：從台大無家者服務社看學生在貧窮議題上的可能與侷限

2021-03-22T00:09:00.001+08:00

◎王紹孺、陳湘渝　

每日在台大校園內外穿梭的台大學生，其實並不難以察覺到無家者的身影，從公館捷運站、水源市場至東南亞秀泰影城一帶，都有著無家者、街賣人士的身影。他們有些跪在窗明几淨的連鎖服飾品牌前，面前擺著一紙凹折的紙碗等待路人施以援手；有些蹲坐在連鎖餐飲前對經過的人群開口要著零錢；有些無論是頂著炙熱的陽光或是迎著狂風冷雨，都舉著一盒口香糖亦或是一籃手工餅乾販賣。雖然我們不清楚這些人的生命故事與在街上的原因，但我們依然可以看見社會不平等確實存在，並且就反映在我們身邊。作為每日經過這些地方的學生，我們又能否做些甚麼呢？

來往的人群中，未因此景停下的人，可能是出於習慣而不甚在意、匆匆經過；也可能有過上前關心的念頭，卻不知該如何開口，所以選擇撇開頭路過；或是多數時候想著「我也不能做甚麼吧」，便繼續向著目的地前進。但是這些不經意的察覺和心中微小的在意，其實都能成為進一步了解這群人，甚至是親身投入改善這般貧窮困境的契機。我們作為個別學生，不似政府擁有制定法規、擬定福利政策，與建造收容所等的權力與能力；相較之下亦不如芒草心等具有一定規模的團體，擁有相當的物質資源、人力與號召力，我們也許無法長期經營如街遊、石頭湯等的大型計畫與活動，但是除了偶然地對街上遇見的無家者給予金錢或是食物的幫助以外，是否亦可以在無家者議題的其他面向著手施力？　

本篇文章以台大校內的「無家者服務社」為訪談對象，試圖從他們的行動、理念與未來發展看見學生在貧窮議題上的推進力量、面臨的難題，以及展望未來的發展方向，最後試圖反省自身的參與。

靠近與理解無家者的行動者：台大無家者服務社

台大無家者服務社的前身，是一群社工系學生組成的「請街友吃飯」小組。小組成員基於幫助無家者的理念聚集起來，發起「請街友吃飯」行動。起初，小組用便利商店的點數兌換食物到台北車站周邊發放，後來也進一步開始發放冬衣。自109-1學期開始，小組為了方便團隊傳承、釐清團隊內的責任與分工、重新定位方向，並擁有對外的正式名稱，改組為無家者服務社。成為社團除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上述的問題，也可以使團隊在議題上的影響力更大、聚集更多對無家者議題有興趣，或是想一同上街幫忙的同學們，使團隊在無家者議題上更加深耕。

無家者服務社的社課內容包括上街發餐、發放冬衣，以及社員培力課程。上街除了包括到街上發放餐點或是衣物給大哥、大姐，更希望參與者能夠坐下來與大哥、大姊聊天，在對無家者的既定想像之外，看見大哥大姊更多元的生活樣貌。如同副社長向洋提到的一次上街的經驗：社員們遇到了一位大姊，大姊說他會定期回彰化找她先生，她和先生的感情相當和睦，因為那次的經驗，使得許多社員看見了無家者的不同面貌，他們並非如想像中那樣的無依無靠，亦有著自己的情感聯繫。向洋表示：「當你在書上看的時候，或是當你聽別人講的時候，他就永遠是一個客體，他就永遠是一個陌生人，但你後來去聊天之後，他就變一個主體了」，藉由上街與無家者接觸，社員能夠面對面的與無家者相處，使無家者作為一個又寫有肉的主體被理解，去看見無家者更為多元而真實的面貌，而這也是社團的期待——不是先透過別人的口中來認識無家者，而是透過無家者本人來認識無家者。

除了上街以外，本學期的社員培力課程也以不同的方式帶領社員們理解無家者，包括閱讀無家者議題相關的研究論文、邀請人生百味來演講、進行小遊戲模擬無家者的一天等等。這些課程是為了使參與者能夠想像、模擬與體會無家者的生活，從中看見刻板印象以外的生活樣貌。向洋表示，社課內容不是為了要求社員必須在上街以後對無家者有特定的想法，而是希望社員們至少能體認到上街時與無家者聊天、互動的必要。上街與其他的社元培力課程相輔相成，試圖讓參與者能夠突破生活中與無家者鮮有交集的日常，從貧窮議題的角度切入，看見無家者背後的結構限制，並在上街時與無家者聊天，感受在「無家」的標籤底下一個個真實的人。

台大無家者服務社

學生在無家者議題中的角色

對於作為所謂優勢階級的我們學生而言，在無家者與貧窮議題中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也許礙於身分與資源上的限制，我們無法和許多的非政府組織與專家學者那樣，更具規模地協助無家者，或是深入鑽研這個議題中的複雜向度，然而，學生仍能在這個議題中付出一些心力。向洋提到，對於學生而言，「多看多理解」或許就是最好的參與這個議題的方式，並藉由自己的人際網絡，使得對於無家者議題的關注與知識得以傳播。由於無家者議題在現今的社會中仍然是一個較為邊緣的議題，而無家者亦是深藏在這個社會角落中的人，藉由這樣的知識傳播，能夠讓無家者議題獲得更多的關注，也能讓這群人的故事被更多人看見。

此外，向洋亦提到學生這個身分在與無家者們接觸時的優勢，即是學生給人的感覺較為無害，使得我們更能夠與無家者展開對話，在談話中切入其生命經驗，進而更立體地認識這群人。

除了無家者服務社，台大內部亦有其他嘗試拉近學生與無家者的距離的活動，如2020年聖誕節由社會系學會與芒草心協會合辦的真人圖書館活動，亦是希望藉由與無家者的實際接觸，以更了解其生命故事。也許接觸、聆聽看似微不足道，但對於初入議題的學生卻是相當重要的一步，使他們能有更豐富而正確的認知，也以此做為下一步行動的基石，讓這個邊緣的議題與這群角落的人們能夠被更多人關注。

展望未來：學生看無家者議題的困境與無家者服務社的下一步

談到現在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在面對無家者議題時的缺失，向洋認為這應該是一些很現實的情況。首先，關注無家者議題的非政府組織在經費上通常較為欠缺，自行籌措資金困難而常需要申請政府專案，然而也因為這樣的狀況，使得這些組織在行動上有時會綁手綁腳，許多時間為這些行政事項佔據，而無法全心投入實際的執行。再者，許多非政府組織提出的行動與方案，儘管十分有創意，但由於經費與資源上的欠缺，經常容易中斷而難以長久續行。這樣的狀況是政府將無家者相關的事項「外包」給體制外的非政府組織的結果，由於非政府組織本身容易出現不穩定性，如資源上的欠缺與人員的流動，使得這些方案儘管有突破性，但無法如體制內的方案依樣穩定存續。最後，最為根本的問題或許仍是「無家者議題的邊緣性」，如在2020年總統大選各候選人的政見裡，有關貧窮議題的政見與議題基本上都不為各候選人與大眾所重視 [1]。向洋直截了當的說：「無家者沒有影響力」，因此少有人去監督政治人物在無家者議題上的推動狀況，在議題推動的排序上也常位居末尾，使得這個議題無法得到足夠的重視，也才導致前述的無奈現狀。

而前述的延續性的問題，也是無家者服務社一直在反思的。除了社員內部的分工與和學校之間的往來之外，社團面對的最大難題，就是如何設計一個貫穿整個社團的明確目標與活動，將每一屆的成果累積，不因人事更迭而中斷。社團目前在構想製作一個「需求報告計畫」，原意是希望更明確地瞭解無家者的物資需求狀況，使物資能夠更精準地發放，但後來考量到社會局對於發放物資的一些限制加上考量到方案的彈性，將計畫的方向轉為將社員分成數個小組定期上街與無家者大哥大姊們建立關係，探究自己想要理解的問題。這個計畫仍在構想階段，對於其成效也有許多未知，擔憂與無家者間的連結可能沒有極大的成效，然而向洋仍然抱持著較為正向的態度，認為這件事的意義本來就難以量化，如果能在一些與無家者接觸的夜晚能聽到一些有趣的故事，並藉此讓台大學生更了解無家者，也未嘗不是一個珍貴的收穫。

在前面的討論裡，我們能夠看見學生這個角色在貧窮議題與無家者議題中的侷限性與可能性。我們被校園生活的節奏所拘束，加上能力有限，很難去做長期、大規模的方案，然而學生的身分亦具有潛力和優勢，使我們更容易去接觸無家者，真正聆聽他們的故事，並藉由自己的人際連帶，將這些隱身在社會角落的聲音傳達給更多的人。最後，無家者絕不只在萬華、北車，在我們生活的台大校園周邊，亦常能看見無家者的身影。如何將我們在北車與無家者接觸的那份感動與經驗，帶回我們的生活之中，關心我們的日常中這些邊緣的身影，或許是作為台大學生的我們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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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順民，2019，〈總統大選極度忽略的議題－台灣貧窮圖像與想像〉。取自：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https://www.npf.org.tw/1/21836，最後取用日：2021年1月17日。

【無家者專題】民間組織的無家者服務與行動：專訪芒草心協會

2021-03-22T00:08:00.001+08:00

◎魏辰安、盧丹云　

無家者服務在民間

1923年的艋舺，一位總督府的職員——施乾——辭去工作，創建了收容乞丐的機構，名為「愛愛寮」。不同於以往地方組織的慈善事業，施乾親身調查、記錄並分析當時乞丐族群的生活背景，並據此逐步建構可行的策略以解決社會上的乞丐困境。愛愛寮提供各種多樣而彈性的救助，比如在那個醫療資源匱乏的年代，施乾請來醫生義診，而在生活方面，施乾引進如製作藤椅、雞毛撢子等家庭手工業，讓能夠勞動的院民學習技能持。協會也更近一步擴展到臺灣的其他地區，收容其他地區的乞丐，或者協助其他地區建立類似的機構。

在近百年之後的今日，這片土地已經歷社會、經濟、政治層面的各種變遷，光鮮亮麗的現代都市地景之中，無家者也在這繁忙而巨大的體系裡尋找生活的方法。前文中，我們分析了現代政府體制對於無家者有什麼相關的法規及資源，而本文將專注於梳整民間的無家者服務組織，描繪目前各種非政府組織的無家者服務網絡以及其他相關團體的倡議主軸。無家者議題具有相當多重的面向，各種民間組織也有各種切入以及著重的不同角度，筆者在此粗略將這些民間組織服務分為三種面向一一討論，第一種是站在前線提供無家者直接服務的單位；第二種以倡議及政策監督工作為主；第三種則著重無家者以及貧窮議題探討，並嘗試多元創新的方案，以社會溝通、去污名為目標。我們也訪問芒草心慈善協會，深入了解芒草心慈善協會直接服務的方式以及「街遊Hidden Taipei」專案的嘗試。

無家者服務：社會工作的面向

萬華社福中心之下，設有全台唯一的「遊民專責小組」，小組定期進行外展[7]以及夜訪的工作，通常在第一線接觸無家者，對於他們的狀況或者身份有較多資訊，負責統合各方緊急資源。若是無家者有進一步的住宿需求，專責小組會聯繫收容單位並開始共案關係。其中收容是無家者服務重要的工作之一，提供安定生活最需要的居住需求，更希望能夠讓無家者走向「脫遊」的生活，連結起協助就業、自立的穩定服務。針對經濟困難的入住者，社工會協助規劃就業、儲蓄、租屋的方案，並邁向經濟自主之路，而針對身體或者年紀已不適合進入勞動市場者，社工將協助取得相關的福利資格。在早期，各地收容機構大多是由政府公辦公營，直到1990年代出現民營化的趨勢，開始有公辦民營、契約委託，以及民間自營形式的收容所。民間申請補助方案者，可獲得政府一定比例的資金，剩餘款項自籌，這種方式讓民間單位一定的財源基礎，也有相較於公辦公營或者公辦民營者較大的彈性。

以芒草心慈善協會為例，自2014年開始運作整合性的「自立支援中心」是執行直接服務的部門，以申請台北市社會局的夜宿方案補助，加上自行募集自籌款，經營配有專業社工陪伴、引入資源的中繼收容據點。在台北市高昂的租金以及有限的資源之下，尋找合適的宿舍地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共同居住的生活摩擦也挑戰機構的管理，相較於公辦公營的收容中心，自立支援中心給予居住者的彈性較大，比如沒有門禁管制、也沒有限制生活作息時間。這點也和收容機構的容納人數有關，因為公辦公營的收容機構收容人數相當多，傾向以較嚴格的規範維護機構的秩序。

而在方案服務規劃方面，公辦的收容所通常以政府政策為導向，只要符合資格即可入住，需要工作者將與就業服務站媒合工作機會，對於較難投入工作者，也可作為中長期的收容處；但民間的收容單位通常以就業為導向，希望能配合一定的處遇計畫，也有居住的期限。芒草心工作人員告訴筆者，並非所有無家者都能入住收容據點，在實際運作上，入住者須有自理能力，也必須有意願與社工配合處遇計畫以及工作目標，在過程中，中心人員會與入住者定期溝通評估，檢視計畫以及目標的完成度以及困難，若發現待在收容據點並非現階段最適合的方式，無家者也可能搬出據點。

入住自立支援中心的無家者若在期間順利找尋到工作、獲得福利資源，累積足夠的資源能夠租屋，就開始了尋屋之路。協助無家者尋找租屋處需要相當的力氣以及運氣，許多房東不一定會願意承租給經濟狀況較不穩定的無家者，而當真的順利租到房子，租金也容易佔據無家者收入過高的比例，使得無家者一旦面臨收入降低就又必須離開租屋處的處境。許多無家者在外租屋面臨租屋排斥的問題，或者獨自租屋之後反而又與原本的人際網絡斷了聯繫以及互相支持的系統。有鑑於此，芒草心開始規劃一種「友善宿舍」的住宿方案，希望作為在免費短期的「收容」以及昂貴的「租屋市場」之間，取得平衡的形式。友善宿舍計畫由協會尋找合適的家戶並簽約承租，媒合無家者承租居住，這種方式可以讓無家者擁有穩定租屋的機會，而社工也可以繼續維持和無家者的關係，提供即時的資訊或協助。

民間組織的倡議行動

除了提供直接服務的民間社福單位之外，另一類型的組織專注於無家者的權益爭取以及倡議工作，這些組織以監督政策為主，面向涵蓋無家者的生活空間、居住政策的討論。比如在2011年，「當代漂泊協會」召開記者會，公開當時市議員應曉薇主張對萬華遊民潑水的言論引發社會譁然以及強烈批評。近日，當代漂泊也針對台北車站的「集中管理行李」政策進行檢討。集中行李管理政策是近年來鐵路局與社會局合作的計畫，希望可以解決台北車站周邊無家者行李堆放雜亂的問題，這個計畫發給露宿台北車站周邊的無家者一個黑色大袋子，在白天，無家者需要把家當放入袋子中，並且集中放置管理，到晚間才能領回，但是許多無家者反映這個袋子並無法裝下所有家當，在集中管制區的雨淋問題也容易造成行李潮濕出現異味，更加難以入睡。由此可見，政府認為是美意的政策並不一定能符合無家者真正的需求，甚至可能造成更多生活上的不便，而關心無家者的非政府組織彙整這些資訊，並對於需要改善的政策提出修正建議並持續監督，這股力量對於無家者的生活環境以及各種權利都十分重要。

社會溝通的價值——芒草心的街遊專案

由上而下的政策方向影響甚巨，關心無家者處境的第一線工作者以及支援團體透過媒體以及公眾輿論力量監督、建議政府機構的政策方針。然而，對於主流社會而言，這些倡議及政策內容並不是優先議題，也甚少獲得更深入的討論及關心，「無家者」對一般人來說是一個個面目模糊、不想多有接觸的身影，他們的真實處境並不容易令人理解，或者僅能以自身在社會階級上的優越性對其作出直覺的貶抑評價。這樣的不理解可能加深無家者面對的社會排除，除了經濟層面的貧窮，在生活其他方面的資源以及權利取得也逐漸落入更不利的惡性循環，在實質的資源之外，無形的負面眼光也沈甸甸地壓在無家者的身上，這些狀況都並非以政策或者資源挹注就可以改變。

許多民間組織注意到了這個層面的問題，並選擇做出新的嘗試，第三種民間組織工作即以社會溝通及連結為目標。例如芒草心協會的「街遊專案」嘗試訓練無家者成為城市導覽員，帶領走訪無家者生活的場域，「真人圖書館」讓無家者講述自身經歷以及生命故事，「艋舺走撞」則是一個真人實境遊戲，讓參與者在極度有限的資源之下，體會無家者的日常生活。這些活動都在嘗試讓無家者不再隱形，或是僅作為研究者代言的客體，提供讓無家者講述自己的經歷的機會，使更多的一般群眾與無家者能有交會的可能。

然而，「社會溝通」的理念說來美好，執行起來卻充滿了挑戰。以「街遊專案」的誕生為例，這個計畫最初受到倫敦的Unseen Tour無家者導覽啟發，希望在台北也做出類似的創新導覽活動。但彼時，台北已經有了歷史故事、文化地景等各種主題導覽，要在這些專業的導覽之中，吸引到對於「無家者導覽」有興趣的民眾，又要從無到有尋找合適的導覽者，並訓練他們導覽員的各種專業知能，這個計畫必然得一面嘗試、一面推進。比如，街遊專案的夥伴之一冠冠曾想要培養一位住在台北車站的大哥成為講者，然而那位無家者沒有手機，也沒有一個固定的所在地址，光是要聯絡到本人已是難題，只能嘗試用寫紙條的傳統方法。結果，紙條送出了兩三次，那名大哥卻從未按照紙條上的時間出現過，這一次嘗試也就無疾而終。不穩定的生活是許多無家者的日常，工作人員發現不是所有無家者都適合成為導覽人員，因為導覽工作其實需要大量的心力、體力投入，也需要與人互動、侃侃而談，有時許多無家者生活的不穩定，難有餘裕投入如此複雜而需要長時間準備的工作，或者對於「談論自己」感到退卻，而街遊專案的工作人員逐一克服導覽者以及受眾兩端的各種難題，並把這個理想中的導覽計畫化為現實。

2014年，「無家者導覽」活動首次推出，在媒體的報導下，無家者導覽的創新理念吸引許多民眾報名，許多人們因為好奇而相約參加導覽，每個月的導覽次數達到二十幾場。這樣的創新導覽也引發了正反的討論，有論者質疑無家者導覽或者體驗的本質是一種文化商品，主辦單位宣稱的社會溝通價值究竟能處理多少真實的問題，活動是否會呈現另一種刻板印象，又是否會流於導覽參加者的投射以及滿足中？經濟面向而言，因為上述的門檻，無家者導覽確實無法成為一個提供許多就業機會的新工作，然而街遊確實花費最大的努力使得活動真實連結起參與者以及導覽者。目前固定的街遊導覽行程是阿強的「酒水芳華」路線以及賈西亞的「北車迷城生存指南」，兩位口碑佳也十分上手的導覽員皆已脫離「無家」狀態，導覽的工作的收入之外，也領有補助以及從事販售大誌雜誌的工作，得以穩定租屋生活。街遊導覽的收入並不多，兩位導覽員卻都堅持不懈，與人互動以及被認真傾聽更是這份工作的意義所在。而對參與者而言，走在無家者奮力求生的街頭巷尾、傾聽他們的人生故事也是理解無家生活、無家者處境的一步。這樣的互動是滴水穿石的社會溝通，緩緩使無家者的處境以及故事現身。

織一片接住無家者的網

在時代變遷、社會景氣波動以及個人境遇的交錯之下，一個原本普通的人成了「無家者」，而經濟、健康、人際等狀況的惡性循環，使無家者要重新踩穩腳步、離開街頭，並不容易。服務無家者的民間組織提供實質的幫助，為無家者的權益發聲，也嘗試創造新的機會與連結。這些努力促成了大大小小的改變以及連結，當這些連結越來越多，或許能夠慢慢織成一片網，使得街頭上的無家者不只能夠「活下去」，還能擁有更多的可能以及選擇，在繁榮而匆忙的城市之中，覓得一個生活的軌道，活出自己肯認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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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江臺（2014），《人道關懷與文明社會~日治時期施乾的乞丐撲滅事業》

[2]林萬億（2012），《臺灣的社會福利：歷史經驗與制度分析》

[3]林萬億（2013），《社會福利》p.507

[4]陳大衛（2000），《台灣遊民問題的結構分析》

[5]陳靖怡（2019），《遊民收容所經營模式之比較》

[6]張獻忠（2014），《臺灣遊民收容安置探討─以臺北市遊民輔導為例》

[7]外展：意即主動指派人員至社福機構外的服務或工作。

[8]當代漂泊協會，〈以為潑冷水，就看不見窮人〉

[9]當代漂泊協會，〈北車街友限留「一袋行李」其餘淨空？民團呼籲社會局改良政策〉

[10]李易駿（2006），《社會排除：流行或挑戰》

[11]卞中佩（2017），報導者，〈貧窮體驗可以有更基進的想像〉

[12]巫彥德（2017），報導者，〈不只是飢餓而已──體驗貧窮者的流浪〉

[13]黃克先（2014），〈能體會幾分街友漂泊：寫在流浪生活體驗營後〉

【無家者專題】政府法規與制度

2021-03-22T00:07:00.001+08:00

◎詹皇璽、賴紫葳　

在川流不息的大馬路旁，一整排雨傘包裹著一個個瘦小的身軀。一名穿著破舊衣服的62歲阿伯蜷縮在地板上，他的周遭放著一些生活用品、一個乞討的碗、和一個極易倒塌的塑料凳子。明明只是一個稀薄的布料，卻把他們與外在分割成兩個世界。他們是無家可歸的人，沒有固定的居所，只能逡巡在城市的角落。

無家者一直存在於台灣各個角落，而在社會中也不乏幫助無家者的團體，諸如宗教、慈善團體等都持續救濟或收容這群無家可歸的人，其中最官方也最具有義務性質的是政府。政府制訂法條保障無家者的權益，透過社福單位提供物資、設立收容所、給予津貼等等方式改善無家者的生活品質。

在本專題的第二篇文章，我們將會介紹法規中對無家者的稱謂、保障無家者的法條及其內文、提供無家者社會福利的政府單位，以及無家者是否能藉由政府這些措施來改善生活。

法規中對無家者的稱呼

「遊民」、「流浪漢」，是過去眾人對露宿街頭者所賦予的稱謂。在已廢止的臺中市遊民收容輔導辦法中第四條曾提到遊民是指流落街頭或棲宿於公共場所、行乞，無家可歸而有收容輔導必要之人。在新聞媒體中曾報導少數遊民所做的偏激行為，使得這群人被放大檢視，並被廣大民眾批判和檢討，其形象在過程中被扭曲和誇大。這也導致大眾對遊民一詞容易聯想到許多負面意象：骯髒邋遢、遊手好閒、不務正業……等，但人們心理上的這種解讀跟實際狀況有所差距。一個人不得已流落街頭可能是因薪資過低無法給付房租、有意願工作但因產業變遷而失業、與親人關係斷裂等。而近幾年提倡的「無家者」則為較中性且反映現實的代稱，較可以描述他們迫切面臨的困境，而非將焦點放置在外部形象。近年民間團體試圖破除社會大眾對無家者的刻板印象和誤解，以「無家者」一詞代替以前的「遊民」。但目前中央及地方政府法條仍沿用「遊民」代指此群體。如此作法會使媒體在引用相關法條時，法條內文中的「遊民」一詞將會藉媒體不斷暴露在大眾面前，加深百姓對遊民的印象和誤解。當民間推廣「無家者」並改善百姓對其印象時，法規中過時的名稱是否會阻礙此群體去汙名化?

無家者相關法條列舉以及處理無家者事項的政府單位

政府制訂法律以保障無家者。中央法規中主要關於無家者的法條有兩個：社會救助法和住宅法，本文將略為介紹這兩個條文。社會救助法：警察機關發現無家可歸之遊民……應通知社政機關（單位）共同處理，並查明其身分及協助護送前往社會救助機構或社會福利機構安置輔導……。有關遊民之安置及輔導規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此外，住宅法明定可給予遊民補助及部分名額入住社會住宅。負責無家者相關法規推動以及計畫訂定的政府單位則是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的社會救助及社工司。許多具體施行方式則是交由地方政府訂定及管理。地方政府管轄之社會局、警察局、衛生局、勞動局等市政機關予以無家者安置及各種服務。在就業方面，勞動局負責遊民之就業輔導及職業訓練等事項，而在安置、轉介、醫療補助、社會救助及福利服務則由社會局負責。

針對無家者住宅部分的救助措施

根據自建自購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貼辦法第十條第三款第十目，經社政主管機關認定之遊民可申請自建或自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修繕住宅貸款利息及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辦法第七條第三款第十目也提及，經社政主管機關認定之遊民可申請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或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此外，內政部興辦社會住宅出租辦法第七條第五款第十目保障經社政主管機關認定之遊民申請承租社會住宅。

法律上，無家者經主管機關核可便可享有補貼或承租權。然而實務上，補貼或承租權對無家者而言幫助不大。根據臺北市政府社會局105 年度委託辦理的「台北市遊民生活狀況調查」報告，47.9%的無家者表示目前有工作，其所從事的工作以「臨時工、雜工」佔最高比例，其次為「舉房屋廣告牌」與「派（送）報」。對於這群只能靠打零工維生的無家者，微薄的補貼並不能解決無家可住的現況。

即便政府已有設置遊民收容所提供無家者居住，仍有諸多考量阻卻無家者選擇居住於收容所。首先，是收容所的分布問題。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的遊民收容所位於新北市的中和區，而新北市政府社會局的遊民收容所則蓋在林口和萬里。以原本在萬華生活的無家者為例，位於中和的遊民收容所地處偏遠，靠口耳相傳取得的工作或透過當地工頭介紹的派工機會，都會因為被安置於中和而消失。由此例可知，距離無家者生活圈太過遙遠的收容所能給予的幫助不大。此外，收容所內部較差的居住品質、生活公約的規範等，都讓無家者對於遊民收容所的接受度不高。

針對無家者就業部分的救助措施

以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為例，藉由與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合作，經由社工員轉介或無家者自行前往辦理求職登記，於就業服務台提供就業媒合服務，協助無家者就業。然而對於無家者而言，之所以原先在就業市場上成為弱勢可能源自於沒有固定的住址、體能條件劣勢等等，政府提供媒合管道固然能提升媒合機率，但對於無家者而言若無法改善其求職條件，具體能得到的幫助可能不大。

針對無家者實物給付部分的救助措施

以衛生福利部為例，透過低溫及年節時期加強關懷弱勢民眾專案計畫，給予無家者實質幫助。計畫內容包含熱食站及臨時收容處的提供、禦寒保暖衣物及睡袋的發放等等。以地方政府而言，同樣以台北市政府社會局為例，具體救助措施為禦寒衣物的提供及臨時避寒處所的設置等。109年初經過社會局與臺北車站協商後，臺北車站更釋出南側廣場的兩處空間規劃為「街友友善專用置物袋放置區」。

政府法規制度的缺失

以政府的角度而言，涵蓋住宅、就業及實物給付的救助措施已試圖在各個層面給予無家者幫助，然而無法根據個案作細緻的調整是政府救助措施必然的侷限性。在政府制訂法條保障無家者的權益之虞，也期待各種民間組織補足政府制度上的缺失。希望藉此改善無家者的生活品質，讓台灣各個角落更加溫暖。

【無家者專題】街頭的人生百味：無家者的生命故事與困境

2021-03-22T00:06:00.001+08:00

◎洪誌謙　

本專題的第一篇文章主要聚焦於無家者本身，淺談台灣無家者的現況，再深入了解他們的生命脈絡如何使他們無家，以及目前無家者面臨的困境是什麼。

台灣的無家者現況

在深入了解無家者之前，可以先從政府的數據資料來看台灣無家者的現況，依據行政院的遊民統計資料庫[1]，到2019年底，列冊的無家者人數為3040人（包含街頭無家者與安置收容的無家者），大部分無家者集中在六都，其中又以台北市的無家者數量最多。近年城市景觀塑造的討論興起，無家者的聚集被視為城市與國家門面的阻礙，如2017年時台北車站曾禁止無家者在公共空間堆放物品，引起了無家者相當大規模的抗議行動，政府不僅沒有積極協助他們安穩的生活，甚至要在他們唯一能安置的空間清理掉他們生活的必需品，是一種變相的驅趕[2]，但礙於無家者的身分處境，這樣的行動較難獲得社會大眾的共鳴和支持。無家者議題的討論在台灣沒有間斷過，但大多集中在「如何」幫助才能有效果，主要達成的目標是及時的溫衣足食以及如何改善城市景象，卻較少從更大的社會結構來分析無家者的困境，也未把無家者當成主體討論現行制度的缺失。

無家者的生命故事

無家者何以成為無家者呢？無家者面對生活的態度並不如社會大眾想像的那麼消極──認為他們遊手好閒、無所事事，沒有努力工作或找工作，才會流落街頭，無法把自己照顧好。實際上，大部分的無家者白天是有工作的，要真正了解無家者無家的原因，需要放在更大的社會結構與個人的生命歷史來看，才能在理解和解決問題時有更全盤的觀點。

從無家者的個人生命故事來看，不是社會上每個人的人生都那麼順遂。舉例來說，有些人可能本來是「人生勝利組」，卻因為遇人不淑或是意想不到的疾病而衝擊了他的人生。《無家者：從未想過我有這麼一天》書中有這樣的故事：阿新本來是電纜回收公司的大老闆，卻遭到倉庫班長陷害，被鐵路局控告貪汙，阿新為了請律師花了高額的訴訟費，沒想到在看守所時又被牢友背叛，老婆跟人跑了，出了看守所後向牢友報仇，卻被當場逮捕，仍然敵不過服刑的命運。出獄後的他一無所有，便在艋舺開始了流浪生活，正好遇到貴人相助得到派報社的工作，有責任感又品行好的他受報社青睞，協助更多無家者可以有這個賺錢機會，即便一個月已經有了四萬多塊薪資，他仍堅持在公園內照顧其他人。「因為大家都是艱苦人」，阿新抱持著這樣的信念，簡單而溫暖的生活下去。[3]

而有些人則可能是因為更大的社會變遷或重大變故導致收入來源或生活狀態崩壞，又找不到能夠臨時依靠的管道，使他們不得不流浪街頭。在我們和台大無家者服務社一起去台北車站發放餐點時，和一位無家者聊天時聊到他的過去：賴伯伯來自南投，本來在做工和送報紙，之後又到梨山種水果，沒想到遇到921大地震，在山上工作的他逃過一劫，但家人驟逝、房子倒塌，政府補助金又不足以支撐生活，無處可去的他只好隻身上台北找工作。然而由於賴伯伯沒有什麼教育程度，微薄的薪水讓他只能睡在台北車站。過去年輕的他或許還能做點體力活，如今年邁，在長期體力工作的傷害和生活環境不佳的影響下，身體能負擔的工作愈來愈少，年紀大也不受就業市場青睞。現在他的生活就是白天走到萬華，晚上再走回北車睡覺。

無家者無家的原因不盡相同，可能是個人面臨令人措手不及的變故，也可能是成為社會在大時代變遷下的被遺忘者，不論如何，背後必定有個人無法解決的問題。如上面故事提到，阿新出獄後「坐過牢」的標籤，讓他很難迅速回歸「正常」的生活；賴伯出生在社會的底層，面臨災難又使狀況雪上加霜。這些生命故事使我們反思，或許正是因為我們的結構或制度無法去接住這些人，才讓他們不得不踏上流浪的生活。

無家者真正的困境

在了解無家者的背景和故事之後，無家者真正面臨的困境是本文欲討論的核心議題。目前政府對於無家者的政策都是以「安置」為出發點，例如設置收容所、轉介各種社會福利機構與職業訓練等等，其目的都是為了讓無家者能自力更生或是有個歸屬，不必再流浪街頭。但安置之後的無家者又該何去何從呢？有些進入收容所的無家者因為不適應，又再次流落街頭，而有些無家者就算取得了工作，仍然無法擺脫貧窮的命運。有了居住的地方和工作後，無家者便能安頓嗎？從社會結構的角度看，貧窮不會只是個人的問題。

以物質生活面來說，無家者首先面對的是「居住、工作、健康、財務」的惡性循環，他們因為各種原因無家之後，還是得藉由勞動來維持基本的生活需求，但能提供給他們的工作機會，不是具有高度危險性的工地工作，就是薪水微薄的舉牌或發傳單的工作，兩者對於他們的基本生存狀態都很難有大幅度的改善，甚至更可能對健康有負面影響（因為工地工作受傷，或是薪水不足以維持溫飽），再加上不良的生活環境，令他們無法脫離貧窮，身體狀況愈來愈差，也就很難繼續有穩定的收入來源，最後終究得依靠政府或民間團體的協助。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無家者也在努力求生存的過程中再製了社會的不平等，一些無家者因為過去社會經驗的影響，認為只要努力工作便能翻身，所以不斷地服從工作中的權威（老闆），不論在工作中如何被剝削，依然堅信有朝一日必定能變「黑手頭家」。但在現代社會下，悶不吭聲便有可能繼續被壓迫，這些無家者缺乏了足夠的社會資本與權威對話與協商，只能努力工作，卻看不到光明的未來。社會不平等持續擴大，無家者很難脫離貧窮的框架，他們為了生存而努力，卻又無法對抗強大的社會結構而繼續無家。[4]

以心理層面來看，最主要的議題是處理社會的「汙名化」。無家者被貼上各式各樣的標籤（不努力、骯髒、破壞市容等等），過去的成長經驗（人要打拚才會贏傳統觀念的灌輸）讓他們默認這些問題都是個人問題時，便失去了與社會對話的能力，無法訴諸更大的社會結構，只能由個人努力來解決。而在無家者的社群內，他們因為密集的互相接觸而看見了各式各樣的生存的困境，卻只能把這些困境歸因於個人時，就會有很強烈的無力感，發現不管再如何努力，還是無法脫貧，造成身心狀態不穩定。另外，則是無家者社群內的衝突對心理層面的影響，無家者因為過去的社會背景或生活經驗而可能有不一樣的生存方式，有些人喜歡投機取巧，掌握各種獲得利益的機會，有些人則是努力工作，並嚴守道德紀律，避免自己在貧窮之外被貼上更多標籤，後者為了和前者劃清道德界線，兩者間就可能產生衝突，且各自都處於不穩定的生活狀態，情緒突然爆發而產生肢體衝突，對雙方都可能造成很大的心靈傷害。[5]或者是無家者之間在社會互動的過程中可能產生的階級與權力關係，亦會對一些無家者造成心理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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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院性別平等委員會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遊民處理人數-列冊遊民人數https://www.gender.ey.gov.tw/gecdb/Stat_Statistics_Query.aspx?sn=7dMjIu4ek4xGDZnVT%2FlrMw%3D%3D&statsn=zuy%2ByTV8QLmnR0Atnpl%2BSw%3D%3D

[2] 北車提升國家門面、驅趕遊民家當民團呼籲：置物點與市容可兼顧https://www.civilmedia.tw/archives/70228

[3] 李玟萱，2016，《無家者：從未想過我有這麼一天》。台北：游擊文化。

[4] 黃克先，〈「𨑨迌人」、「做事人」與「艱苦人」：台灣無家者場域內的行動主體〉，《台灣社會學》38期，頁63-114。

[5] 同前註

【街角的追尋——淺談無家者議題與學生的議題參與】編輯的話

2021-03-22T00:05:00.001+08:00

◎陳湘渝　

　　本專題為「街角的追尋——淺談無家者議題與學生的議題參與」，旨在探討無家者的處境、梳理當今政府、民間組織對無家者困境的改善方針，檢視其貢獻與遺憾之處，最後回歸學生身分，試著看見在此身份位置上，我們能夠如何發揮比個人更大的力量參與議題，並且當今的參與又面臨何種問題？本專題所指稱的「無家者」為自2010年起，台灣民間團體推行使用的名稱，定義涵蓋政府法規中的「遊民」、居住於收容單位或不安全的住所的人。

　　此專題的發想源於我們觀察到台大校園周邊不乏無家者、街賣人士的蹤跡，我們卻鮮少能夠參與在改變無家者處境的行動之中，對議題的認識也略嫌稀少。無家者議題無疑龐大且複雜，它牽涉教育體制、勞動條件、都市營造、福利政策與法規，以及社會氛圍等面向，這些面向各有導致貧窮以及使階級複製之處，各面向又彼此重合、相互牽動，使無家者議題的拆解和改善極不容易。本專題首先嘗試大致描繪無家者的生活狀況、困境與以街角為家的背後故事，再來檢視政府的相應法規與政策，討論政府著法規的不足之處，接著討論民間組織的長期耕耘，分析其成效與面臨的困難，最後本專題訪問校內的無家者服務社，透過該社在議題上的行動，看見學生在議題中能夠努力的方向、擁有的力量以及反思尚未做到之處。

【她他之後：跨性別者在台大】跨過去，還是我自己

2021-03-22T00:03:00.001+08:00

◎邱佑寧、張茗瑜　

本期的意識報採訪了包含妍妍（化名）、Robyn（化名）、繼勤、Noah、哲志、Sera（化名）等在台大的跨性別生，期許透過這篇文字，為讀者展示這些少見但不同的面孔，以及與我們共存的聲音。

發現自己的「性別不一致」

「媽媽說，寧願我是同性戀，也不要是跨性別者。」在小一以前就發現自己的性別認同並不同於主流的妍妍，在台大畢業後又唸了第二次大學；但和過往不同的是，現在的她已服用賀爾蒙一年，在身心理上皆準備進行變性手術。她的神情平靜，緩緩地說著自己如何成為「學姊」：不是要把生命重新活一遍，而是要活成自己該有的樣子。

而對一樣是男跨女的 Robyn來說，「做自己」也從來都不是易事。曾因認定自己喜歡男生而以為自己是同性戀的她，在關係中常因對方將自己當成女生而困惑，不知道該接受或拒絕；在關係結束後，她才開始細思自己是誰，更以親身經歷為基礎指出，跨性別者實是更弱勢的少數，也更無法光明正大。

狹義的跨性別者外，我們也採訪到了變裝者繼勤。目前在台大就讀研究所的他，和我們分享到他是在大四送舊時初次嘗試了女裝，進而發現了自己的另一個面貌。和繼勤的經驗相似，小時候的妍妍和 Robyn，不約而同地都發現自己喜歡穿媽媽或姊姊的衣服，引來家人斥責或訕笑；成長過程中，也曾被同學霸凌。當時的妍妍真心地詢問過輔導室老師，想當女生該怎麼辦。過往熟悉的社會關係並沒有帶給她希望，也許是過早體認到對自己與社會間隔閡，她也曾跟上帝許願，如果不讓他變成女生，那就讓他完全斷了這個念頭、好好當男生吧。「因為性向是獨立的，所以如果是處於自己不喜歡的性別中，會有『性別不安』。」因自我性別認同與生理性別不符而感到痛苦，使得跨性別者經常面臨性別不一致的焦慮。

通過或不通過，男或女？都是社會給的標準

男跨女的 Robyn 特別提到，在跨性別圈中存在所謂「蒙混過關（pass）的標準」：根據主流社會的認定，「如何才算女生」的標準，許多跨性別者會透過化妝、除毛等分方式以追求達標。而除了聲音以外天生就通過（pass）這些標準的 Robyn，在就讀男校高中時也曾遇過割喉結的跨性別同學，現在的她，也希望自己以後再被「誤會」為女生時，可以大方自信地承認。然而，因為男跨女者一開始多可能以典型的異性戀女性形象為目標，很多人認為這是在助長父權社會的風氣。「但我覺得這件事本身跟精神層面有關。如果無法被社會接受，便可能產生性別不安與精神困擾，所以為了消除精神痛苦，還是會想去符合標準。」妍妍提到，當被認定不符合標準時，會感到沮喪，如她開始吃賀爾蒙後，有過穿著洋裝去購物但還是被當成男性顧客的經驗，便使感到她挫折。作為變裝者的繼勤也曾因為身形上無法完全仿製生理女性的樣貌，而有些沮喪，在交友軟體上也曾因聲音較陽剛而碰壁。但他逐漸調整並接受了自己的模樣，現在的他則認為變裝是一個相當有趣的經歷，有機會嘗試有別於一般異性戀順性別男性的體驗。

每一位跨性別者都有各自的故事，他們各自的經歷塑造了他們獨有的身分認同。「跨性別」作為一個傘式代稱，但他們獨一無二的自我認同是無法被跨男、跨女、非二元、酷兒等標籤一語概括的。這樣細緻的身分認同之中，亦包含了他們對性別氣質的想像。無可否定的，對某些跨性別者來說，追求二元分類下「女性」的模樣，是他們的想望。然而在此之外，對部分從小便隱約意識到社會對性別存在著二元分類的受訪者們而言，跨性別實際上應該乘載著第三種之外的更多可能性。因為親密關係發展而開始思考自己是誰的 Sera，在小學時期因為曾遇到班上有女女戀使她開始意識到自己或許不屬於異性戀族群；在國中時則進一步也因為自己並沒有和同儕一樣迫切想要追求女生而發現自己或許是同性戀。然而，Sera 又在過後的探索中，進一步發現自己的性別認同其實非常流動，同時具有男生或女生的傾向而無法被二分。

起初因自己對相同生理性別的學長心動而發現自己其他可能性的哲志，在高中之前幾乎處於壓抑狀態；直到他加入校刊社、其陰性氣質開始被肯認後，才逐漸藉由周遭回饋與自我對女裝的嘗試，進一步探索自己。但哲志到大學參加女研社後才發現，當前社會習慣於「非男即女」的二分法，實際上忽略了身分政治能夠更多元的可能，如跨性別者不一定在首次跨越後，便從此再固定於單一性別。對曾因無法對女性感同深受而痛苦的哲志來說，受制於「生理男性與女性就是不同」的基進女性主義意識，不僅讓他曾討厭自己的身體、認定自己是性別壓迫的共犯，實際上也正凸顯了社會對性別的二元想像如何貧乏，甚至在同志圈中也存有崇拜陽剛性質的文化。直到讀過酷兒理論（Queer theory）後，他才逐漸體認，性別和性取向不是天生的，而是通過社會和文化過程形成的。更進一步地，直到跨出主流想像之外，哲志也認為如此才能肯認自我與身體的獨特性，不完全覺得自己是男人或女人，而是試著用酷兒或非二元的其他可能來定位自己、承接更多人。

醫療資源問題凸顯資訊不透明

妍妍在分享療程經驗時指出，台灣跨性別者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即使醫療資源算是足夠，卻因為社會風氣而使得資訊不透明。如精神科、內分泌科或婦產科的醫師，即使有跨性別看診專長也不會公開，讓許多「學妹」經常要靠緣分並經歷一番挫折後，才找到適合的醫療資源。同樣和我們提到醫療資源問題的還有女跨男的 Noah，他提到在台灣尋找醫生時，時常因為醫療資源稀少而花費非常多的時間尋找合適的醫生，並且醫生每日的看診名額也相當容易額滿，因此造成他的不方便。同時，具有海外留學經驗的 Noah 也和我們分享了美國校園及台灣校園提供的資源差異。根據在美國的留學經歷，他觀察到美國校園普遍設有 LGBT 中心，同時學校的心輔中心也會開設互助團體並指派對跨性別議題有一定程度了解的心理師給予協助，並且學校方面亦有提供性別友善獎學金，幫助那些不受父母支持的跨性別生順利度過轉換的過程，然而在台灣並沒有感受到校園有提供特別的資源。

問起探索認同過程中所面臨的困難，Robyn 認為，跨性別者所面對的歧視，比同性戀歧視多。作為少數中的少數，因為交朋友時需要揭露自己，卻不知道對方是否會接受，所以她的朋友不多且都是強聯繫，也沒有其他跨性別朋友。即使願意與未知是否具性別意識的陌生人交流，也不能說是「克服」了歧視；因為知道環境整體並非充分友善，故只能希望作為少數的自己越來越勇敢。

在台大，跨性別生的住宿與上課問題

國高中的校園經驗，形塑了這些跨性別者對主流與自身差異的理解，然而在許多人皆離家就讀的大學時期，住宿問題也成為困擾。在台大就學期間，妍妍與 Robyn 都提及不想住在男宿的主因，是不想被當作男生。針對台大現行作法為協助跨性別者以專案處理轉宿，即在 2023 年性別友善宿舍蓋好前，住宿組會以個案方式協助入住 BOT 單人套房、不參與抽籤，兩人也提及 BOT 資源稀少且開銷大；綜合各項條件下，其表示如果可以，其實最想住女宿，被視為女生。

然而，不論對自身的性別認同為何（單一或多元），跨性別生與宿舍間最主要的問題也許仍然是性別二元絕對假設與污名化的展現。性別是被建構的，而制度似乎也是性別僵化的推手。同樣也是住宿生的哲志，不僅因其較陰柔的外觀而時常被其他住宿生關注，也同樣受限於無第三種多元可能、壓抑「性」的空間結構，如必須避開人潮以完成灌腸需求。他同時注意到男女宿管制的標準不一，男宿較女宿不森嚴而能容忍性行為的發生，僅嚴格禁止男性進入女宿，卻允許男性帶女性回男宿，形同是僅默許了男性為主／女性從屬的性，無疑是壓抑女性性自主的可能。如此遵循順應男性、壓迫女性的邏輯、設計與安排，同時亦合理化了對其他可能性的忽略（同性間也存在騷擾、女性性需求不被重視等問題），進而無助於真正的性別平等。在談及台大現行做法時，哲志也指出 BOT 不僅較為昂貴，未來限制性別友善宿舍數量的做法也涉及了階級性的想像，如不夠充足的數量形同於強迫住宿者對外出櫃。而談到給予學校的建議，他則表示希望學校可以將編制擴大，讓所有不同性別認同的人都有機會可以參與。

長期固定服用賀爾蒙，而深知生理反應變化的妍妍更指出，能平衡社會現實與理想的情況應是：跨性別者只要拿到其他住宿生的家長同意書，就能住在理想的性別宿舍，也不失為一種過渡方法。針對相關觀念的普及，校園中直接被使用的設施是一大重點：Robyn 認同設於社科院一樓的性別友善廁所的概念與做法，其是大家都可以使用的廁所，不僅有助於平衡跨性別者生理需求與社會觀感，也能作為相關設施的示範，希望未來能在校園中逐漸普及。而對於男跨女的 Sera 而言，她則認同性別友善廁所提供給了她概念和人身都相對安全的空間，關於台大校內的問題，Noah 則提出除了硬體設施之外的角度，他表示體育課時常以男性或女性直接分組，並指出這樣的分法過於二元。並同時建議學校在設計問卷或表單時，可以在生理男及生理女的選項外，亦以開放式問答的方式詢問學生希望以什麼樣子的形式被稱呼。

不只是二選一的未來

因為前輩無法達成個人理想中女性標準、放棄變性，而自己開始懷疑這件事是否「正確」的妍妍，不僅後來沒有放棄，更在服用賀爾蒙之餘，透過在醫院練習發聲轉換而越來越趨近理想中的自己。Robyn 和 Noah 則不約而同地指出，許多跨性別 KOL 前輩的分享也有幫助；如讓更多人知道，跨性別者也可以活得很開心，甚至是生命中另一種選擇跟機會的展示。而哲志則提到，希望台灣社會能更深刻地去認識群體的多元性，並且期許社會翻轉對身體改造的既定印象。即使認為台灣社會未來十、二十年內不會有太大改變，但「沒有東西需要被跨過去」的理想還是存在；作為理想中的自己，是他們的結論，接受訪談的動機則是為了讓更多人知道跨性別族群的聲音，不必二選一、都是流動的，每一天都可以是不同的自己。

【她他之後：跨性別者在台大】從校園空間看見「跨」越兩性的需求

2021-03-22T00:02:00.001+08:00

◎謝秉霖、楊詠淇　

繼玫瑰少年葉永鋕事件後，《性別平等教育法》的通過，使性別教育得以紮根落實，許多具性別意識的教師在從事性平教育工作時，得於法有據，在面對保守家長的質疑時，友善的教師更能挺身而出。

性平教育對於台灣學生性別意識有顯著的提升，2018年在正式公投前夕，數十間全台高中職串聯，在校園中舉辦「民主第一課：公投模擬考」，讓尚未具公投投票權的高中生得以透過模擬投票在校園中發聲，其中有高達8成的高中生都支持將同志教育、情感教育以及性教育納入《性別平等教育法》、76%的高中生支持同志婚姻，顯見年輕族群對於性別議題的接受度較過往提升許多。

而在釋字748號解釋、同婚合法化後，我們也從「該不該保護」LGBT族群的層次，晉升至「該如何保護」，但在歡喜之餘，校園內硬體設備以二元性別的劃分、性別友善宿舍的興建、跨性別者的現身等問題，則尚待更進一步的努力。

為了使台大整體的硬體設備對於跨性別者及其他有使用非二元性別劃分設施的教職員生更加友善，本文擬先從現行制度下的問題、未來該如何改善兩個層面探討之。

一、現行男女二元制度下的問題

對於性別友善空間，常見的疑慮是「性騷擾」及「與異性相處不自在」。這些疑慮來自於社會現行的二元性別結構──文化建構出男／女二元的性別劃分，且賦予性別特質的判斷。而「兩性」在社會化歷程中發展出各自的身體界線、隱私需求，以及對於異性標籤化的想像。單一性別的空間即再製並且鞏固了性別二元的想像，因此當面對取消性別隔離的空間時，便產生尷尬、疑慮的狀況。二元性別結構不只造成此框架下的個體因性別刻板印象而產生隔閡，對於框架外的跨性別者、酷兒也形成排擠。本文將討論二元性別的體現與觀念，然而我們並不認為這些疑慮、不自在的感受是「錯誤」或應該被譴責的。我們希望能與讀者一同檢視二元性別結構造成了哪些影響，並進一步反思有哪些突破的可能。

（一）男女廁所隱私期待大不同

就廁所而言，男女廁的硬體設備有不少差異。比如說，女廁隔間裝上了緊急求助鈴而並非所有男廁皆有、男廁僅以隔板區隔各人如廁的空間等等。從後者來看，這當中是否潛藏著對男、女身體界線想像的差異？男廁的空間設計假定了男性之間無須隱私，是否意味著男性不可能成為性騷擾下的可能被害者？綜觀現行男／女廁設備差異，以性別作為依據分類隱私需求的高低，正是對於個體權益不平等的忽視。並且，這種針對兩性間差異的粗糙想像也忽視了性別的多元性。

如廁時的隱私保障不該因性別而有所落差，討論廁所的安全性時，隔間的配置、防偷拍設計、廁所分布位置都必須一併考慮，並且共同落實於現有的男／女廁。以安全考量的角度改良廁所的軟硬體設計，也回應了對於性別友善廁所是否更易發生性騷擾的疑慮──偷拍、性騷擾是可以從空間設計進行防治的。再者，我們也不應一逕認為將兩性隔離於不同空間即可防範性騷擾，而忽視性騷擾在同性與異性之間皆可能發生。

（二）跨性別者如廁、住宿壓力大

跨性別者使用單一性別廁所的經驗，無論男廁或女廁皆有不適之處──害怕「被發現」或者與性別認同不符的身心壓力，而男廁缺乏隱私的隔板設計則使安全感更加不足。不論在哪種廁所，不自在的凝視感都是跨性別者經常被迫經歷的，甚至可能面臨羞辱、驅逐的情況。廁所裡帶有「性意涵」的警戒目光，以身體特徵、性別氣質為標的「審查」個體，這樣的現象可能正立基於性別二元結構。讓我們重新檢視所謂的性別二元結構──擇取特定身體上的差異（例如性器官、性徵、聲音、骨架）作為分類個體的標準，並且將這些標準視為「本質」、「自然」與「正常」的。在不同的文化與社會脈絡下，會將這些身體上的標準對應到特定的性別氣質，並依據這樣的判斷進行資源分配──上節對於空間設備差異背後的性別思維即為例證。而游離於這些性別認定的個體便會面臨身心上的排擠。

（三）小結：不應以性別作為預設值，打破二元架構

該如何面對校園中的性別二元觀念與結構？首先在人際互動上，當我們認識自己或他人時，是否能不以性別作為預設值，回歸到個體的角度認識彼此？的確，生物性上的差異必然存在，但需要重新檢視的是，當我們將身體上的差異視為「理所當然」的分類依據，並且附加上特質認定，對於不符於這些特質的個體便會形成排擠。然而外於此分類的人事實上並非「非自然」的，例如Intersex是生理特徵無法歸類於現行所謂「生理男性」或「生理女性」的個體（如兼具陰道與睪丸，性染色體為XY的女性）Intersex在全世界人口比例0.05%至1.7%（2000人至少1人、和天生紅髮的人口數相近）。由此發現，現行的「性別區分」需要被重新檢視、協商，我們也應警覺到在區分的過程中是否附加了化約的特質認定。但無論如何，選擇性別（或不選擇）的權利應當是被肯定的。

二、未來展望：建立性別友善宿舍

性別友善空間作為鬆動校園中性別二元結構的第一步。因為思維與空間的關係並非因果，而是「互相形塑」的關係──性別二元結構雖然體現於現行單一性別空間裡，然而若我們能意識到空間背後的性別意識，則能為此單一性別空間指認新的意義，同時反思空間建構上更好的可能；另一方面，性別友善空間作為多元性別的實體交流空間，提供「身體的參與和實踐」以改變「思維」的可能，在這樣的接觸與認識中反思由性別印象所產生的隔閡與誤解。因此我們期待性別友善空間的設置，並且搭配性平理念的推廣，能在台大校園中創造友善的環境。

（一）性別通識課：一套為一般入門者打造的性別通識課程

本屆性工坊主推的性別政策之一「性別通識課程」，與校內性別讀書會、婦女與性別研究學程不同的是，將從日常生活中的性別問題出發，打破既有文本閱讀、理論建構的形式，降低學習門檻，讓台大的學生不分科系或有無先備知識，都能對性別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性工坊也談及，性別權益、性平政策能否有效推動，有賴於整體學生的關注，然而在舉辦活動的過程中，同學對於議題的偏好程度不一，如何擴大性平議題的受眾，並且進一步觸及特定族群以了解其需求（如跨性別、同志等），都是性工坊推動性平政策時努力所面臨的問題。

性工坊也希望校方在推動性平業務時能夠更加積極，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的規定，校內性平會對於「學習環境與資源」、「課程、教材與教學」有推動的職責。然而近年來台大性平會因人事異動與組織運作等問題，其實際作為與組織定位脫節，不願給予性別社團行政上與活動籌辦的幫助，如是缺乏性平積極責任的態度，則顯示校方性平意識尚待努力。

（二）國外經驗：美國及台灣如何打造性別友善宿舍

根據美國非營利機構Campus Pride的統計，全美已有272間大學已提供性別友善的住宿服務，讓學生可以自由選擇與相同或不同性別的學生同住，其中包括哈佛大學、史丹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哈佛大學的發言人艾倫•高曼（Aaron Goldman）更於訪談中表示，「性別友善宿舍更加確認了多元性別在校園生活中的重要性」。

且在哈佛大學官網上，性別友善宿舍的申請要件只需要認為「單一性別宿舍對於個人不合適」、且「願意住在混合性別的空間中」即可，不需要接受賀爾蒙治療、亦無需提出醫療診斷證明。性別友善宿舍不僅僅對LGBTQ+群群的同學開放，更歡迎所有欲與異性同住的同學申請，而哈佛亦保留傳統性別二分的宿舍，若仍希望與同性別的學生同住，同學不必提出申請，便會自動被分配至傳統宿舍，並不會強制所有同學入住性別友善宿舍。

哈佛大學的作法滿足了多數學生的需求，提供有混宿需求的同學能夠在無需費時費力取得診斷證明的情況下，即能擁有讓自己感到舒適的住宿空間，亦提供希望與同性別學生住宿的學生保留既有的宿舍規劃。

而台師大於2020年啟用性別友善宿舍，採取男女可同層但分房居住，意即在同一樓層內，男女房採梅花隔間的方式，雖然同寢室內的室友仍為生理性別相同者，但宿舍外的交誼廳、公用設施則可見男女同學互動，採4人一間套房型式，洗澡、如廁都可在寢室內解決，即便男女同住一層，也不必走出房外與陌生或不熟的學生共用浴廁，解決隱私疑慮。雖然這樣的設計仍無法解決跨性別學生「希望與心理認同性別學生同住的困擾」，但至少是台灣的大學朝性別友善邁進的第一步，而類似的設計，除了於台師大（同層不分區）外，亦可見於高雄中山大學（同層但分區）。

我們仍希望台大性別友善宿舍可以朝國外大學的標準前進，不將入住資格侷限於跨性別者，以避免該區域被標籤化的可能，但在考量台大性別友善宿舍床位不足的條件下，該如何建立一套透明的審核標準，不致讓校方有黑箱的空間，而此標準又不會迫使跨性別學生強制出櫃、或接受並非出於自願的醫療處置，則是迫切需要被討論的。

（三）台大現況：個案處理，但欠缺明確審核標準

2017年，台大跨性別女性小妤（化名），生理性別為男性而心理性別自我認同則為女性，住在男宿時為避免引起他人的注目，而盡量穿著打扮中性、將頭髮剪短，卻依然擔心在沐浴時走光、貼身衣物無適宜的地方曝曬，當她試著求援，卻碰到台大行政高層的阻撓，要求她必須繳交醫師診斷證明、自行尋求室友、並無論是否成年與否皆需取得室友的家長同意書，平時就以女性身分與朋友相處的小妤，身邊許多朋友並不知道他真實的生理性別，但為了尋求一個舒適的住宿環境，小妤被迫與身邊許多朋友、甚至他們的家人出櫃。長期已以女性身分自居的她，卻必須不斷開口坦承自己的生理性別其實是男性，如果這樣的不適能換來舒適的住宿環境，那還不至於白費，但最後，這樣努力爭取的過程卻換來台大高層以「可能遭到其他同學抗議」而否決，既然如此，台大校方當初為何要求小妤蒐集室友同意書？為何要讓小妤被迫出櫃數十次？我們無從得知。而在5月初，第2948次行政會議有關跨性別者轉宿一案之討論，當時校長楊泮池在會議上的發言：「如果讓男生女生住在一起，懷孕了怎麼辦？」此言論透露出楊校長認為性別友善宿舍等於「男女混宿」，但前者的設立目的在於保障多元性別認同者住宿權益。此言論不僅忽視性別友善宿舍的核心關懷，亦預設每個個體為異性戀，且是對異性具有侵略性的。會末之決議更是令人不知所云：「同意於學生宿舍成立性別友善區，但同寢室須為生理性別相同之室友」，這樣的決議，無異於視跨性別學生權益於無物，跨性別者既然申請轉宿，則是希望與自己心理性別相同的室友同住，不必忍受宿舍環境的性別尷尬處境。

經常有許多人提出質疑，為何有特殊需求的學生不選擇外宿作為替代方案？首當其衝的，便是經濟壓力的考量。位於台北市核心地區的台大，在外住宿一個月的租金支出可能就相當於住宿一學期的費用，並非所有跨性別學生皆有能力負擔；且強迫跨性別學生外宿，無異是多數暴力、忽視少數人權益的展現，「因為多數人沒有這樣的需求，少數人應該自行解決」，這樣應證的後果，無障礙空間的落實、點字閱讀系統等都將面臨被否決的不堪設想的下場。

2020年12月，意識報訪問台大住宿組的李美玲組長，她表示在性別友善宿舍尚未興建完畢前，若有跨性別學生有校內住宿需求而不欲與相同生理性別的同住的話，住宿組會以個案簽核的方式安排BOT宿舍單人房，讓跨性別學生的住宿、沐浴、生活都可於套房中完成，而毋須有使用公共衛浴感到尷尬的處境發生；性工坊則認為，這樣的制度可能會忽視經濟弱勢的跨性別生，無法負擔每月8000多元的單人房費用，而當有多組跨性別學生提出此一需求時，住宿組應該建立並公布一套審核標準，避免個案簽核的方式又再次如同小妤案般，到了行政高層又遭駁回，讓跨性別學生的權益受到漠視、找不到住宿地而流離失所。

（四）未來宿舍規劃：成立60個性別友善床位

據媒體報載，台大校方亦表示在辛亥路新建的新宿舍將採取與上述師大方案相似的規劃，擬提供百分之一至二的總宿舍床數作為性別友善住宿使用，推估將釋放出30間雙人套房，而有共60個性別友善床位，每月租金估算一個床位是6,600元。令我們不解的是，台大109學年度在學學生數共32,527人，60床的性別友善宿舍僅佔全體學生不到千分之2，縱不是所有學生都有在校住宿需求，但60床的數量也極有可能低於需求，性別友善宿舍的真意應非僅開放予跨性別學生，而應該試行如同國外大學般，只要有入住非單一性別宿舍的需求，即可申請，才能避免分區造成將跨性別學生隔離而自成一區的奇怪現象，讓跨性別學生申請時有所顧慮，擔心住進性別友善宿舍會被標籤、汙名化。60床的數量僅是新建的兩棟宿舍中其中一棟的半層樓（預計在2樓），這樣稀少的床位，又缺乏其他具體的性別友善設備規劃，真的足夠被稱作「性別友善宿舍」嗎？而針對此質疑，住宿組則強調床位是校方與學生代表討論後的結果。

就學生方的意見而言，學代會提議，在新宿舍興建的同時，不應僅開放雙人房的宿舍，而應該同時顧慮到跨性別學生的經濟負擔，亦應有四人雅房的設計，讓每月負擔降低。性工坊的訴求則有：優先保障跨性別者權益的明確分配機制、堅決抵制家長同意書作為入住門檻、心理性別作為分房依據的倡議。另外對於欲轉入單一性別宿舍的跨性別者，性工坊則會繼續督促校方建立明確的轉宿機制與流程。

校方及許多學生最大的擔憂依然是，開放混宿之後會不會讓偷拍事件再次上演，但在目前男女分宿的情形下，男拍男、女拍女、異性潛入宿舍偷拍的情形仍有所聞，該探討的是，如何在空間設計上，讓偷拍者無從下手，如加高廁所隔板設計、定期反偷拍偵測，並且在混宿的情形下，讓異性間學習如何在非寢室內的公共環境尊重他人，更重要的是，有此顧慮的同學仍然可以選擇傳統性別二元劃分的宿舍，性別友善宿舍並非強制的選擇，這樣雙軌併行的制度下，始能滿足不同需求的同學。

台灣大學是台灣最知名的學府，我們充分理解推動性別友善硬體設備所需面臨的挑戰與反對聲浪，但台大應該責無旁貸。對內政府為其投入了高度稅收，除了學術研究外更應肩負起社會責任，作為其他學校的領頭羊，試辦性別友善宿舍必須具有進步性及前瞻性，讓擁有不同性別認同的同學都能安心在學校求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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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值得注意的是，台大現行多數廁所皆配置於樓梯間、樓層角落，皆非區位明顯、易取得支援之處，不僅有安全方面的疑慮，亦對行動不便者相當不友善。

[2]intersex或譯作間性人、雙性人、陰陽人。間性人來自生物學的「雌雄間性」，但目前使用上並不普及。雙性人在報章中經常與跨性別和雙性戀詞意混淆，尚待推廣。陰陽人則是較為人所知的稱呼，但在不同的語境中有貶義或者自我肯認、顛覆污名的用意。

[3]例如西班牙跨欄選手 María José Martínez-Patiño有著「生理女性」的外陰、陰蒂、陰道與性徵，外觀上亦是女性，然而她擁有XY染色體和內部的睪丸，因而在1985年日本世大運期間被取消競賽資格。但她的身體對雄性激素無反應（雄激素不敏感綜合症，androgen-insensitivity syndrome，AIS），無雄性性徵、生理上也並未擁有體育方面的優勢。

由此可以延伸反思的是，所謂「XX是女性染色體」、「XY是男性染色體」是倒果為因的命名、以多數的結果解釋成因的論述。

[4]Blackless, M., Charuvastra, A., Derryck, A., Fausto-Sterling, A., Lauzanne, K., & Lee, E. (2000). How sexually dimorphic are we? Review and synthesis.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Biology, 12, 151–166.

[5]例如2015年通過的〈國立臺灣大學性別友善廁所設置辦法〉，在推動的過程中性平會以「人力與經費不足」為由，不給予性別友善廁所的設置行政上、經費上的協助以及拒絕「共同參與規劃討論」。資料取自臺大學生會性別工作坊（2015）臺大性平會消極怠職建議改名為性騷擾委員會檢索日期：2021年1月17日。取自：https://www.facebook.com/ntugenderequality/posts/804692559647732

而在本次意識報與性工坊的訪談中，性工坊表示此貼文中大部分內容仍舊適用於今日，性平會並未改善其缺乏責任意識的問題。

【她他之後：跨性別者在台大】編輯的話

2021-03-22T00:00:00.001+08:00

◎李奕慧、歐陽玥　

在我們細談「跨性別者」前，要先認知到其屬於廣義的酷兒族群。「酷兒」最初是西方主流文化對於同性戀的貶稱，接著變為廣泛性的嘲諷性別表現不同於大眾的「怪胎」的用詞，再後來「酷兒」一詞經歷轉化，反而成為讓這樣與主流相異的一群人，藉以建立認同的標的，建構一個主流之外、多元涵蓋的特殊群體。「酷兒」是相對於「正常」、主流加以定義，代表絕對地偏離中心、絕對地反常態，隱含對「單一性別」論述的解構。「酷兒理論」向社會常態的「異性戀」及「同性戀」二分結構提出挑戰；向「男性」及「女性」的性別二分法提起反抗。這就是廣義的酷兒，這樣抗拒被歸類以及被定義的群體。

「跨性別者」是酷兒族群中的一部分，通常包括「變性者」、「反串者」、「扮裝者」、「雙性者」等主體。它的相反詞是「順性別」，指性別認同與出生時的指定性別一致，因此顯見跨性別者本質上與性傾向無關，僅僅是自身的性別認同、性別表現與指定性別不同的狀態。「跨性別者」是跨越性別疆界的人，因此不會被任何性別刻板印象拘束，任何既定印象中男性與女性的特質、形象、裝扮都是跨性別者成為自我的素材，僅此而已，沒有成套的束縛能適用在他們的身上。

儘管近年來台灣在性別議題上已有許多進步，民眾整體對議題的認識也有所提升，跨性別者仍為ＬＧＢＴＱ＋群體中較為弱勢的一群人。在台灣，跨性別者仍有許多亟待解決的困境。近年較能夠進入主流媒體視野的議題之一為跨性別者的「免術換證」，其為關乎身分證件（護照、國民身分證、戶口名簿等）上性別變更程序的討論。我國現今政策中規定，欲變更性別者，須提出兩位精神科專科醫師的診斷證明，以及全套性器官摘除的手術證明。然而，如同前文所述，跨性別者的自我認同相當多元，未必所有跨性別者都願意進行性別重建手術。即便有如此的意願，基於健保不予給付手術的費用且其往往要價不斐，跨性別者也未必有相當的財力或社群支持能夠進行手術。政府的規定導致許多跨性別者無法取得與自身性別認同相符的身分證件，造成了許多生活上的不便、權利的損害，因此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開始推動免術換證，廢除手術門檻。婚姻亦為制度上的困境之一，同性婚姻法案與民法並行的情況下，可能使得跨性別者面對性別登記變更前後，適用法律不同，而導致權益不同（如收養孩子）的處境。這同時也揭示了我國已二分的生理性別、性傾向來區隔婚姻關係的荒誕性。

除此之外跨性別者尚有許多生活中的不便，未進入主流大眾的視野。勵馨基金會曾就跨性別者遭受的性暴力進行調查，結果顯示霸凌、精神暴力、高壓控制[1]等皆是跨性別者面對的問題。校園亦是跨性別者受到暴力／歧視的場域[2]。除了潛在的歧視、霸凌，跨性別學生的困境亦來自於校園的硬體設施造成的不便、校方仍服膺性別二分法的各式規定。舉例而論，多數校園內的廁所仍然以男女作為區分，未經良善規劃的校園設施，有時更會導致去上性別友善廁所或者身障廁所（有獨立隔間）的酷兒學生面臨被標籤化的問題。宿舍更是如此，國內除了台灣師範大學已蓋成性別友善宿舍外，皆仍以男女宿為主，少量的混宿、不盡友善的轉宿政策，皆為跨性別學生面臨的處境。而在校園的場域內，運動會的項目、調查表單的填答，也仍然都是以男女作為區分準則。

本專題將透過與台大住宿組組長、台大性別平等工作坊對話，就台大校園內現今的政策與學生經驗，勾勒出校園內部性別友善空間的樣貌，記錄其現況和展望，並探討其是否符合需求、仍有何待改進的部分。同時也透過採訪六位曾在或是正在台大就學的跨性別者，其中包含跨性別女性、跨性別男性、性別酷兒、變裝者，透過訪談認識他們探索自我、認同自我的生命旅程，看見他們所遇的困境，以及在生活中、校園內經歷的點點滴滴及對他們造成的影響、使他們產生的感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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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跨性別者遭受性別暴力的類型（複選）統計發現，第一是霸凌有96.2%，第二是精神暴力有95.4%，第三是高壓控制有88.1%，第四是威脅恐嚇有81.3%，第五是性暴力有77.5%，之後是其他暴力73.7%(如：趕出家、不給租屋、找不到工作、被出櫃等)、經濟暴力71.4%、跟蹤騷擾68.3%，最少是肢體暴力有22.5%。

[2] 跨性別者遭受性別暴力/歧視的場域（複選）統計發現，第一是校園有32.4%，第二是家庭有26.3%，第三是職場有15.3%，第四是朋友、網路各有13.4%，

當國家闖入獵場：「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釋憲案」辯了什麼？

2021-03-16T20:53:00.014+08:00

◎文字｜吳培鎰、陳君瑋

◎編輯｜歐孟哲

一、憲法法庭之前：王光祿案發生了什麼事？

　　2021 年 3 月 8 日晚間十點，一群人在司法院門口鋪上地墊、紙板，隨地坐下，拿起麥克風就是一個戶外小論壇，後方是一排攝影機包圍。直到隔天清晨，他們沒有散去，更多青年聚集，護送身穿傳統服飾的獵人，走入眼前國家最高司法權力的所在。「獵人無罪，法律違憲！」原住民族青年陣線等多個原民團體在司法院門前以芒草點起狼煙，高喊口號與訴求——文化這場仗，島嶼外來政權的歷史有多久，他們就打了多久。

（圖為原住民族青年陣線所攝）

時間回到 2013 年 7 月，布農族人王光祿（Tama Talum）在臺東縣海端鄉某處林地間的河床上發現了一把土製長槍（所謂土製長槍，泛指非制式，非經工廠標準化製造，自製的長槍），不曉得是誰遺落在那裏，王光祿順手撿走了這把槍。一個月後，8 月 24 日，王光祿帶著這把長槍前往山中打獵，隨後陸續開槍獵得一頭長鬃山羊及一頭山羌 [1]，想帶回家給年邁的母親食用，但卻遭警攔查，並被扣留其所持之土製長槍及稍早獵得的兩隻獵物。

經偵查，王光祿遭臺東地檢署以《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及《野生動物保護法》起訴，一審判決在 2014 年 10 月出爐，臺東地院原民專庭認為王光祿所持之的獵槍能擊發口徑 12GAUGE 的制式散彈，超出了原民可合法持有的「自製獵槍」之範圍，同時，法院也認定他狩獵的目的並非基於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祭儀，不屬於野生動物保護法所允許的情形，於是判處王光祿有期徒刑三年六月，併科罰金七萬元 [2]。

王光祿不服，決定提起上訴，但花蓮高分院仍持相同見解，在隔年 5 月駁回其上訴 [3] 。同年 10 月，最高法院認本案先前判決在法規的適用及審判的進行上皆合乎法令及程序，再次駁回王光祿的上訴 [4]。

然而，考量到原民持槍及狩獵等相關規定尚有重大爭議，並且受到社會高度的矚目，因此經檢察總長核定後，本案於 2016 年 11 月提起非常上訴。最高法院隨即就本案的非常上訴展開調查，並於 2017 年 2 月 9 日展開第一次言詞辯論，全程透過網路直播，開創我國司法史上之首例。開庭所邀請之鑑定人包含原委會主委 Icyang Parod（原委會主委為原住民族案件參與開庭之首例），以及臺大法律系教授王皇玉、輔大法律系助理教授鄭川如以及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副教授蔡志偉等。同年 9 月，最高法院認本案所適用之法規有違憲之虞，遂停止審判，聲請大法官釋憲，又開創此最高法院聲請釋憲的首例。

三年之後，終於在今年 3 月 9 日，大法官就本釋憲案召開憲法法庭並展開言詞辯論，預定於一個月內宣布公布解釋之日期，而本案言詞辯論中，各方的主張是什麼？以下將詳細整理予各位讀者。

本案聲請人之一布農族人王光祿（Tama Talum）。

（截圖取自憲法法庭言詞辯論直播）

卑南族人潘志強為本案的另一位聲請人，因在 2014 年持土造長槍狩獵兩隻山羌，而被依野生動物保育法判刑定讞。

（截圖取自憲法法庭言詞辯論直播）

二、各方意見與言詞辯論攻防

本次聲請解釋的言詞辯論，所爭執的項目可分為三點：

原住民族的（狩獵）文化權在憲法上的意義？是否為憲法保障的基本權？（涉及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十一、十二項）
（狩獵）文化權如何與憲法中要求的生態保護相平衡（涉及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1-1 條）
原住民得否以非自製獵槍狩獵（涉及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20 條第一項）

（圖為原住民族青年陣線所攝）

（一）狩獵文化權：有或無的關鍵時刻

在本次言詞辯論提綱中意義最為重大者即為「（狩獵）文化權」在我國憲法中的定位為何。在我國憲法中，原住民族的（狩獵）文化權不列舉於基本權利清單中，而僅在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十一項：「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及同條第十二項前段：「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對其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其辦法另以法律定之。」因此，問題的關鍵在於：此兩條文之規定是否能直接推導出原住民族的文化權具有「基本權」的位階，並可得出原住民族之狩獵文化應受保障的結論？或者這項規定僅具有基本國策的意義——作為憲法對國家的委託，而無法作為人民權利被侵害時的救濟基礎。

由於司法院大法官未曾闡述此項權利，因此憲法是否保障了原住民族的（狩獵）文化權、內涵如何，便為本案應首先解決的問題。

1.各方主張

我國憲法究竟應如何推導出（狩獵）文化權？鑑定人林明鏘教授認為，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十一、十二項就法條文字結構上，與基本權清單（憲法第 7 至 18 條、第 21 條）所揭示的各權利明顯不同，應屬於憲法中關於基本國策的規定，因此不能直接藉由其他基本權的概括條款（憲法第 22 條）推導出文化權及狩獵權為原住民族的基本權利，否則將與其它基本權利產生衝突與競合。

然而，聲請人引用前大法官李震山的看法，認為狩獵文化權屬於「複合式」基本權利，即權利的內容有部分存在於列舉的基本權，但列舉基本權又不能完全涵蓋，或該項權利被規定於基本國策，前者可以用憲法第 22 條作為補充，後者則能以憲法第 22 條作為橋樑，導入基本權；聲請人並以釋字第 514 號解釋所揭示的職業自由為例，此新造的基本權即由職業自由與財產權競合而生。

言詞辯論與各方書狀中，本案之聲請人與原民會皆主張原住民族文化權為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是複合式的個人權與集體權；鑑定人裴家騏教授認為，狩獵權為可以個人實踐的集體權，憲法既然肯定原住民族的文化發展，即應該參酌大多數國家尊重「生計性狩獵」，認為狩獵文化亦與生存權 [5] 與財產權相關；鑑定人蔡志偉副教授認為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關乎原住民族之人性尊嚴、自主決定攸關人格發展，既為重大公共利益且不妨害社會秩序，應受憲法保障；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亦認為文化權的性質為個人權及集體權，且原住民族的文化權在國際間被普遍承認，國際人權公約上多有闡述，這些公約或可作為我國解釋憲法基本權與基本國策時的依據。

本案聲請人也指出，原住民族的狩獵行為是族群信仰價值的具體實踐，是在原住民族的世界觀、價值觀之下，選擇依據其信仰投入、實踐在現實生活中的表現，因此所謂狩獵文化權亦可由憲法第 13 條信仰自由作為依據。

另外，狩獵作為文化的實踐，我們觀察到各方用語中出現文化權、狩獵權、狩獵文化權等不同用法，這些用語所包含的權利之範圍並不同，但應都以抽象的精神價值（文化）為基底，狩獵則為實踐的行為，這項權利在規範上應如何被描述，繫於大法官最終解釋。

2. 小結

參與辯論者多數肯認憲法保障原住民族之（狩獵）文化權，其內容為個人及集體之權利，涉及人性尊嚴、生存權、不妨害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之行為自由等。雖鑑定人林明鏘教授認為狩獵文化權不具有基本權地位，而僅屬於基本國策，但聲請人指出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十一項要求國家「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文化，顯然為修憲者為求消弭長期以來漢民族對原住民族的宰制，而有意加強保障力度，再連結至憲法第 22 條概括規定，即可證立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具有基本權地位（基本國策的基本權化）。司法院大法官經由解釋而新造基本權已有先例，在重視群體文化權利的現今，我們對基本權的認定不應侷限在「個人」的權利，尤以文化作為社群運作中所共享、人與社群相互協商而產生的抽象價值體系，文化本身與及產物必然與群體不可分割；大法官應透過肯認文化權為基本權，使該項權利在可證與否、飄搖不定的適用爭執中被確立。

（二）與生態的平衡：「這是一個非原住民才會提出來的問題」

言詞辯論的第二項爭點為，《野生動物保育法》（野保法）第 21-1 規定「原住民族的狩獵行為採事前許可制」是否違憲，這個爭點包含：本條第二項與其所制定之《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管理辦法）中所規定的事前許可制，究竟與環境保護間有何關聯？此外，本條規定狩獵限定於「傳統文化、祭儀」外，是否應包含自用目的？狩獵為本於原住民族文化的實踐，此處所爭執的即為國家限制原住民族實踐文化的規範是否合理。

此外，大法官所揭示的提綱中亦將環境權／野生動物保育的地位問題列入，因此各方的主張亦包含對環境權地位的界定。

1.各方主張

言詞辯論中，多數的意見首先主張環境權並不是基本權，至多屬於憲法基本國策，僅為對國家保護環境的委託，效力並不如人民的基本權利。鑑定人林明鏘認為，野生動物保護為憲法上之特殊制度性保障，屬於基本國策；同時，他認為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二項規定：「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其中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只是概括例示的文字而已，其又認為狩獵文化權僅為基本國策地位，因此兩者在競合上應居於同等地位。聲請人的主張則為，憲法及增修條文中欠缺對野生動物保護的宣示，依照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二項與大法官歷來解釋（釋字第 426、788 號），國家雖有替人民保護環境之憲法義務，但人民並不能就該政策直接主張憲法上的權利；與林意見分歧之處在於，聲請人認為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二項限於「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原住民族為實踐其文化之狩獵行為自然不包含在內，無論狩獵文化權地位為何，國家都應該積極保障。

「事前報備制度」與「狩獵目的是否應納入自用目的」的爭議則與狩獵與野生動物保護間之關係有關，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的法庭之友意見書指出，自然環境中之動植物（多樣性）屬於全體人民的公共財，部分民族、種族皆有保護義務，原住民族狩獵文化亦應受法律規範；目前國家規範狩獵以傳統文化、祭儀為限，並採取事前許可制，有利於掌握自然資源現況，符合憲法第 22、23 條意旨。

然而，聲請人認為野保法第 21-1 規定原住民族僅得基於傳統文化、祭儀而狩獵，不包含自用目的，根本牴觸原住民族基本法（原基法）第 19 條 [6]，並忽略自用才是最大宗需求 [7]；浦忠勇認為，原住民族部落內部的自律規範相當嚴格，認為「獵場生態保護與資源永續利用，自然就成了狩獵文化的重要內涵」、「禁止過度捕獵早已經是狩獵文化中的核心規範」；鑑定人裴家騏教授亦指出，多項研究表明原住民族適應山地的狩獵方式，其實與現代西方科學所描述的生態永續利用一致，狩獵文化與生態保育間實際為相輔相成，甚至為夥伴關係。

在原住民未依規定獵捕之情形應受到何種處罰？在現行法體系下的答案十分混亂。原住民獵捕野生動物可依據野保法第 21-1 條第一項不受一般限制，但仍須依照第二項申請，如不符合規定（如：未申請即獵捕），則依同法第 51-1 條處以行政罰。這裡所謂的「野生動物」在實務判決上被限縮解釋為「一般類」野生動物，也就是說，法院認為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應是更嚴重的行為，仍應受刑事處罰，而不能以野保法第 21-1 條僅受行政罰（臺中地方法院 106 年原訴字第 59 號刑事判決、本案臺東地方法院 102 年原訴字第 61 號刑事判決參照），因此，當原住民族未依規定申請而獵捕保育類動物時，便有可能以同法 41 條規定處刑罰。聲請人認為，該條文字規定不明確有違明確性原則，造成原住民受刑事判決亦明顯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具高度的違憲可能；農委會則承認該規範上存在立法疏漏，將推動原住民族獵捕野生動物之罰則去刑罰化。

即使如此，鑑定人林明鏘表示反對意見，認為這並不是立法疏漏，而是立法者有意的設計；他認為原住民族既然極為尊重保育類動物，那麼未依規定獵捕保育類動物的原住民仍受刑罰則相當合理，與原住民族的自律規範不謀而合，並對農委會推動去刑罰化的說法表示：「這我完全不能接受。」

野保法及其管理辦法對於原住民族狩獵設下事前許可的規定，言詞辯論中多數主張認為此事前許可制實際上違背了原住民族的文化，侵害了原住民族文化權。聲請人與原民會皆主張，事前許可制要求事先報備獵捕的時間、獵捕動物之種類及數量，已經違反了原住民族的狩獵禁忌，因為在狩獵文化中狩獵所得皆為上天之賜予，在事前任意宣稱獵捕種類與數量有違倫理規範，狩獵行為將不被祝福；浦忠勇認為，對於狩獵行為需事前聲請的規定相當不妥，因狩獵活動充滿不確定性，在原住民族文化中已經訴諸神聖化，鳥占、夢境都會左右狩獵過程，這種傳統文化並不能適應事前申報的規範，更遑論除喪儀式等無法預知的需求。浦認為，狩獵規範其實是一種文化中的「約定」，是儀式化的過程，他更直言其擔憂：「在很多外力的介入、（國家法）規範的限制之下，反而我們會把我們的傳統一點一滴的流失掉。」

2.小結

現行野保法及管理辦法對於原住民族的狩獵行為多有限制，這些限制實際上為對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的干預；（狩獵）文化權本為國家應積極保護的權利，尤其當大法官肯認這項權利而宣告為原住民族的基本人權時，國家必須要有足夠的理由、適合的方法才能正當化這種干預。原住民族的狩獵行為與自然保護間，並不具有外界所想像的衝突關係，聲請人與部分鑑定人皆表示比起原住民族的狩獵，棲地破壞才是動物生態最大的敵人，部落內部的規範對生態系統保持敬畏、尊重與自律的態度，反而能與生態永續相結合，在這片土地上共榮共存數千年之久。因此，關於原住民族狩獵行為與生態保護間如何取得平衡——正如鄭川如副教授在法庭之友意見書所言：「老實說，這是一個非原住民才會提出的問題。」

鑑定人王毓正副教授甚至指出，在憲法增修條文已經承認原住民族的土地即自然資源權利，另參酌各國際公約如《公政公約》與聯合國對該公約的一般性意見，原住民族的文化權利行使不應被剝奪，因此國家必須在很強大的公共利益下才能讓原住民族的文化權利退讓。從「原住民族土地權及自然資源權係屬先於國家權力與憲法而存在之權利本質」來看，國家如果基於重大目的限制原住民族的狩獵行為，仍然必須把這項被限制的權利「轉化」，讓原住民能以其他方式行使，或者給予原住民族補償 [8]。而野保法第 21-1 條並未尊重原住民族文化、部落的自主管理，一昧以國家公權力強加於原住民族，甚至使其受到刑事制裁，實在違反了憲法的積極保護誡命。國家對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的限制，既於目的間存有問題，又非侵害最小的手段，實在難過比例原則的檢驗。

（圖為原住民族青年陣線所攝）

（三）獵與槍：被強加的危險想像

第三項爭點是關於《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槍砲條例）第 20 條第一項規定，依本條規定原住民未經許可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獵槍、魚槍，免除刑罰而僅處行政罰，但本規定的免除刑罰不包含（自製）空氣槍，是否為違憲？本條所謂自製獵槍，為性能較差且較不安全之自製「前膛槍」，內政部的解釋為：「指原住民傳統習慣專供捕獵維生之生活工具，由申請人自行獨力或與非以營利為目的之原住民在警察分局核准之報備地點協力製造完成；以逐次由槍口裝填黑色火藥於槍管內，打擊底火或他法引爆，將填充物射出。」[9]且實務判決上對於自製獵槍的認定另以「自製子彈」為隱藏性構成要件，因此若要成為我國法下一位「乖巧適法」的原住民獵人，除了依照本文上部分所述的規定申請外，同時必須自製槍枝及子彈。

本案在二審判決時，法院認為前面提及的內政部函釋對自製獵槍的定義已經加上法律上沒有規定的限制，因此法院在判決時不用受到內政部解釋的拘束，但法院卻對自製獵槍的判定增加了兩個要件，即（1）槍枝之「結構、性能」是否為原住民以其文化所允許之方式製造之；及（2）該款槍枝之是否因原住民文化而普遍使用。因此，二審法院認為使用「制式子彈」已經「逾越原住民供作生活工具用之範圍」，王光祿使用的 12GAUGE 子彈為制式散彈，就不符合該規定。由上可知，「自製獵槍」是極度不明確的概念，對使用獵槍的原住民族影響極大。

1.各方主張

自製獵槍的規定究竟根據為何？立法理由稱此為原住民族傳統狩獵工具，警政署則表示於 1998 年制定本條的過程中，曾經至八個縣市的部落參訪調查，發現當時的原住民族多使用自製的前膛槍，故認為該種槍枝應足以原住民族狩獵使用，便做此規定。然而，聲請人認為自製槍枝並非原住民族的傳統，並引用王皇玉教授在 2017 年最高法院就本案調查時就提出的質疑，即原住民族持有獵槍自清朝到日本管領時期所持有之獵槍皆非自製，而是制式獵槍，不以前膛前為限。由此而看，以傳統為由將狩獵工具限於自製獵槍已不符合事實，而目前規範使得原住民族只能使用較簡陋、據安全疑慮的槍枝，實在不妥。

針對呂太郎大法官提問自製獵槍及空氣槍的區分有何意義，蔡志偉表示自製獵槍的定義應回歸立法目的檢視才具有正當性，他認為若以狩獵為目的狩獵工具檢視的話，自製獵槍就應該被包含在狩獵文化權利所應該涵蓋的範疇內，而不應從管理手段去限制其內涵；浦忠勇認為，不論自製獵槍或空氣槍都屬於生活工具，都是狩獵作為內涵的原住民文化之一部分，期待大法官從槍枝狩獵文化的部分檢視，不將之視為治安疑慮，而是生活工具。

警政署的意見認為，開放原住民族使用自製獵槍，已經保障了其狩獵權，並聲明：「狩獵權與狩獵工具固然存在相當緊密的關係，但二者終究有所不同。」與之不同的意見為，聲請人張家豪法官表示原住民族自然可順應時代、科技變遷，選擇適合的方式實現文化內涵，他說：「就本案來說，重點在於原住民族有權利有自由，去選擇最適當的方式、最適合的工具來實現文化中的狩獵行為，政府沒有權力要求原住民族必須進行復古活動——也就是說，要求原住民族必須用落後、危險、昂貴、不便利的方式或工具進行狩獵。」要求原住民族使用自製獵槍，是限制原住民族選擇其實踐文化權，無法拿來與所要求達到的社會治安做權衡。

真正使得本條規定限定於自製獵槍的原因，不外乎是立法者對於原住民族持有「性能更好的槍枝」存在極大的顧慮，這是立法者對狩獵者所加上的危險想像。內政部警政署於言詞辯論中一再強調，自製獵槍屬於性能較低之槍枝，供狩獵使用應已足夠，且不易淪為犯罪工具，這是在治安需求上的考量，而非僅願讓原住民使用簡陋、不安全的狩獵工具。

對此，聲請人則指出立法者與警政署的想法根本立基於錯誤的事實基礎上，槍枝的性能與是否為自製無關，而是與口徑、彈頭重量與裝藥量等條件有關，換言之自製獵槍亦可有即強大的火力，且如果原住民族都需要自己製作武器，豈不更有可能出現小型軍火庫？警政署與立法者似乎將擔憂放錯了地方——更何況，警方查獲原住民使用獵槍犯罪（野保法除外）的比例極低，自 2006 年至 2016 年的數據觀察，佔所有槍砲犯罪的比例始終在 0.4% 以下（數據為聲請人簡報所示）；浦忠勇則表示，從極低的獵槍犯罪率與祭槍文化，能看出原住民族對狩獵工具的尊重與自律，對治安並無危害；此外，臺灣狩獵研究會等法庭之友的意見書亦指出，如認為原住民族所擁有之槍砲亦需管理，自製槍枝登記的比例極低，反而無助於政府掌握，目前約有四萬六千隻未登記之獵槍存在民間。

綜上所述，不當的立法與政策的結果是，讓原住民族使用零件規格不一、未經工業化標準認證之槍枝，每年均造成多起自製獵槍膛炸而傷亡的案例，此又怎能符合憲法對政府「積極保障」原住民族的要求？有關自製獵槍的規定干預原住民族選擇如何實踐其文化的權利，不但無助達成立法目的，又對原住民族造成傷害，非侵害最小的手段，應屬於違憲。

2. 小結

獵槍的歷史一直與統治者的政策高度相關，自製獵槍的概念是被創造出來的，甚至在槍砲條例立法之初都尚未出現，蔡志偉就直言，當年警政署的訪查結果其實是在長年威權政府的管控下所觀察到的壓抑情形，就歷史而言原住民族的獵槍種類其實相當多元。「自製獵槍」並非原住民族的文化，但「獵槍作為狩獵工具」，其實已成為原住民族狩獵文化的一環，國家應積極保障；對於狩獵工具做違憲限制，其實就是對文化權利的干預，因其為實踐文化的手段，國家必須積極證立其干預的合理性，否則即有違憲可能。

警政署稱，目前已經與國防部研擬提供安全的自製獵槍零件予原住民族，黃虹霞大法官即困惑地表示：「既然要這樣，你們為什麼不乾脆供應安全的制式槍枝就好了？」對此，警政署並無回覆。臺灣狩獵研究會等法庭之友的意見就直言，政府部門應承擔溝通的責任，面對具有「槍械恐懼症」的社會輿論壓力，其意見中表示透過合理釐清槍枝規格、確保原住民族使用某規格槍枝的權利，或採用發給執照、壟斷供應等方式應已可達治安維護的要求，同時保障原住民族的擁槍安全與文化實踐。

自製獵槍除了具高度安全問題外，性能較差的槍枝亦可能較難成功狩獵，然而詹森林大法官對原住民是否需要較高性能的槍枝持保留態度，他問道：「動物會講話的話，牠難道也會說：『如果我真的必須被你打中，請你讓我一槍斃命吧！』或者是動物會說：『不，還是希望你讓我有逃命的機會！』」此問題似乎涉及了狩獵的人道性，前大法官孫森焱在臉書發文回應：「原住民所爭取者為『原住民族狩獵權』，狩獵的目的在取得被狩獵者的生命，當然不問被狩獵者是否痛苦，狩獵者要求的是一槍斃命，怎麼會考慮被狩獵者受的痛苦如何？如果考慮被狩獵者的痛苦，就該禁止狩獵。問題的關鍵是要不要承認『原住民族狩獵權』。」若要最仁慈地狩獵，獵人又怎會讓動物不致死、卻承受強大的痛苦而離去？孫認為，動物是否希望「一槍斃命」與獵槍性能的關係並不重要，問題還是回到了國家是否承認原住民族狩獵權及其實踐之方式。

三、結語：但其身陷囹圄所為何來？

總結以上所述，本次言詞辯論無疑將現行法秩序下，國家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的不了解展露無遺。我們看見立法者與行政單位對於原住民族總是採取防衛的態度，認為原住民族的狩獵行為是對自然環境的戕害，更認為原住民族持槍是對社會治安、公共秩序的潛在危害，這源於他們看不見部落中長久下來穩健、自律的社會秩序，無視原住民族對於自然資源的的尊重、與自然共存的價值與倫理觀。這也透顯出主宰現今社會的強勢文化，面對原住民族時竟是如此不安，內政部警政署針對獵槍議題的發言更是代表了公權力機關在「嘗試了解」原住民族的過程中，並未採取原住民族的觀點，而以自身的角度強加不合理的想像——這樣的想像既違背現實，在科學上並無根據、文化上忽略原住民族傳統，仍然只是將原住民族當成被國家統治的客體，對法令政策的侵害只能接受，對壓迫與宰制的應對只有容忍。「公共利益」與「社會治安」，此毋寧是法律上最難理解的兩個語彙，當臺灣進入殖民史，作為少數的原住民族實踐其文化代表的只能是「不利」與「不安」。

（圖為原住民族青年陣線所攝）

國家對狩獵的限制、獵捕保育類動物在法規適用上科處重刑，已經讓原住民族無法繼續實踐其文化——「用名存實亡四個字來解釋，應該不為過。」聲請人代表律師許正次這麼說，部落的族人反覆問問他：「國家不是應該要保障原住民族的文化嗎？」祖先的智慧如何成為罪？這令原住民族無法想像。聲請人引用了釋字 669 號解釋的原因案件，本案起因為四名金門酒廠員工，不過為了下班後的娛樂，購買數條彈簧在辦公室內改造傷害性低微的空氣槍，竟被以違反槍砲條例起訴，在本號解釋的協同意見書中許宗力大法官寫道：「本案原因案件被告數人之家庭、事業、生涯規劃，業因重刑當前而瀕於破碎，面臨最低五年有期徒刑的牢獄之災，但其身陷囹圄所為何來？不過出於娛樂之用，而置換合法空氣槍中區區一條彈簧而已。⋯⋯人民在刑事訴訟程序中面對嚴酷刑罰的恐懼、面對無謂刑罰的怨懟，立法者是否能體會？」許正次律師將這句話複述：「其身陷囹圄所為何來？不過出於孝心，依照傳統去狩獵自用而已。」

聲請人王光祿的代理人許正次律師。

（截圖取自憲法法庭言詞辯論直播）

不久後，大法官將對上述爭議做出解釋，原住民族的文化權利及傳統在憲法上的地位也即將被定義，只希望狩獵權能被大法官承認，而不至在層層管制下窒息。

●　●　●

註腳

[1] 長鬃山羊及山羌原皆列為保育類動物，然行政院農委會於 2019 年 1 月 9 號修正並公告《陸域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其中已將山羌移除，故山羌現為一般類野生動物。

[2] 臺東地方法院 102 年原訴字第 61 號刑事判決。

[3] 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103 年原上訴字第 17 號刑事判決。

[4] 最高法院 104 年台上字第 3280 號刑事判決。

[5] 此部分亦有不同意見，如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的法庭之友意見書認為，原住民族非不狩獵即無法生存，因此狩獵權與生存權無涉。

[6] 原基法第 19 條第一項規定：「原住民得在原住民族地區及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公告之海域依法從事下列非營利行為：一、獵捕野生動物。」同條第三項規定：「第一項各款，以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為限。」已經指出「自用」亦可為獵捕野生動物的理由。

[7] 這邊牽涉到「自用」究竟應該如何解釋的問題。學者鄭川如認為本條規定應包含自用，她引述聯合國《經社文公約》對文化的釋義：「生活方式、語言、⋯⋯、食品（food）、服裝、風俗習慣和傳統。」既然包含食品，那自己（家）食用獵物也應包含在文化傳統形成的特殊習慣內，蓋食用山羌、山羊等獵物本來就是原住民取得蛋白質的傳統方式。參見鄭川如，王光祿原住民自製獵槍案——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 3280 號刑事判決評釋，法令月刊， 68 卷，9 期，頁 89-90（2017 年）。

學者王皇玉則指出，野保法規定僅容許原住民族為傳統文化、祭儀為目的而狩獵，但原基法卻又明文容許「自用」，造成法律體系的斷裂。目前實務上常將野保法視為「特別法」、原基法視為「普通法」，基於「特別法優於普通法」的原則，優先使用野保法規定，造成原基法保障原住民狩獵野生動物的權利成打折扣。其實，這種解釋方式已經違背了原基法保障原住民族的意旨。同樣的解釋問題也出現在槍砲條例第 20 條，法院在判決時常將該規定之「供作生活工具之用」限縮解釋為文化傳統形成的特殊習慣，專為其於生活中的狩獵、祭典使用，但所謂「狩獵」、「祭典」只是文化傳統形成之特殊習慣的例示看法而已，不能認為此兩者外的用途就一定違法。學者王皇玉更認為，以獵槍獵捕或驅離破壞菜園之山豬也屬於供作生活工具之用的範圍。參見王皇玉，建構以原住民為主體的狩獵規範：兼評王光祿之非常上訴案，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47 卷，2 期，頁 874-877（2018 年）。

[8] 此部分可較詳細地說明。王毓正副教授在鑑定意見書中表示，因我國簽署《兩公約施行法》而具國內法效力的《公政公約》第 27 條規定：「凡有種族、宗教或語言少數團體之國家，屬於此類少數團體之人，與團體中其他成員共同享受其固有文化、信奉躬行其固有宗教或使用其固有語言的權利，不得剝奪（shall not be denied）之。」此處的「少數團體」（minorities）並非著重於人數，而是對固有文化或信仰之保障。又因《公政公約》第 23 號一般性意見書第七點表示：「關於第 27 條所保障的文化權利的行使，委員會認為，文化本身以多種形式表現出來，包括與土地資源的使用有聯繫的特定生活方式，原住民的情況更是這樣。這種權利可能包括漁獵等傳統活動和受到法律保障的住在保留區的權利。」因此，原住民族的土地及自然資源利用，包括狩獵（方式）等皆為不可任意剝奪之權利。王毓正認為此處並非指此種權利的地位高過所有基本權而無需讓步，而是指國家應該透過積極制度，使其仍有機會行使或轉化。

[9] 內政部於 1992 年 6 月 2 日發布之〈台（87）內警字第8770116號函〉參照。

108刊目錄

2021-01-21T18:43:00.007+08:00

108翻頁版

編輯的話／郭學云

意識報的讀者們好，我是本刊總編郭學云。

新學年之初，意識報社加入了一群新記者夥伴，期待與大家一同完成接下來的幾刊！本刊是新學年發行的第一刊，完成了自上學期便開始耕耘的專題，同時亦收錄由新社員參與撰寫的專訪，對本社而言具有承先啟後的意義。

本刊分為三個主題：（一）尋岸流離——東南亞移工在台處境與倡議組織策略、（二）書卷獎、雙轉輔與退學制度——淺談大學校園的學業中心主義、（三）擁抱世代的未知與徬徨——專訪沒有才能。

首先是〈尋岸流離——東南亞移工在台處境與倡議組織策略〉專題，在漁船、市場、醫院、養護中心以及台灣社會的各個角落，都常能見到移工忙碌的身影，於許多工面皆成為支持其運作重要的一分子。然而，檢視我國的法律規範卻使家事移工群體的勞動權益受剝奪，語言不同以及仲介結構問題在他們身上施加的壓力，更容易使移工陷入難以求救的處境。本專題除了闡述、剖析法規的缺漏，也透過訪問身處一線的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aiwan 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據此揭示當今移工議題仍受邊緣，而其倡議又面臨著如何的困境。當今無論法規範或台灣社會大眾，仍常有將移工視作「他者」的思維，意識報透過希望這篇專題，增加讀者對移工群體的關注與理解。

另一個專題則是〈書卷獎、雙轉輔與退學制度——淺談大學校園的學業中心主義〉在大學校園中，成績優秀的學生受到獎勵，而未達合格成績標準的學生則可能被退學，至於若想雙主修、轉系、輔系的同學，則需要通過成績門檻或其他篩選標準。本專題記者希望能探詢這些現存制度所設的種種「標準」是否合理？是否形塑或鞏固某種階級，又或是建立單一框架並排除不符合的學生？更甚是制度背後蘊含的邏輯，可能建構或影響人們對大學的想像，本專題期許藉由對制度的檢討，同時貫穿其中的學業中心主義提出疑問。

在〈擁抱世代的未知與徬徨——專訪沒有才能〉中，意識報訪問由三位年約二十的大學生所組成的音樂團體「沒有才能」，2019年，他們合力寫出當年爆紅、攻佔街聲排行榜大半年的畢業歌曲〈還是要有長頸鹿才能〉。意識報期待透過專訪，與讀者分享沒有才能創作中對世代的關察，以及創作者對創作與自身之間關係的思考。

希望舊雨新知喜歡意識報，也感謝讀者們對意識報的支持。如果有興趣加入，意識報非常歡迎。

秋冬到了，氣候就要轉涼，希望大家保重身心。

文章目錄

【尋岸流離——東南亞移工在台處境與倡議組織策略】

從倡議組織之眼看移工議題在台灣——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專訪

◎楊凱傑、李秉純、嚴子晴

家中的他者：法規範裡的外籍家事工

◎吳培鎰

【書卷獎、雙轉輔與退學制度——淺談大學校園的學業中心主義】

書中自有黃金屋？——眾人眼中的台大書卷獎

◎柯亮宇

學生眼中的雙轉輔制度

◎王佳臻、簡子云

從退學制度看「課業作為大學的主要目的」

◎葉哲宏

【擁抱世代的未知與徬徨——人物專訪】

擁抱世代的未知與徬徨——專訪沒有才能

◎李奕慧、蔡岑珊、謝秉霖

擁抱世代的未知與徬徨——專訪沒有才能

2021-01-21T18:27:00.000+08:00

◎李奕慧、蔡岑珊、謝秉霖　

沒有才能的團員裴拓、碩美、若欣，三人皆來自從教室一眼望出就能看見湛藍海洋的花蓮高中、花蓮女中，在2019考完學測的春天，合力寫出YouTube破百萬點閱、攻佔街聲排行榜12個月的〈還是要有長頸鹿才能〉，成為當年度最具代表性的畢業歌。

三人或許也沒有想到，當初單純的想透過一首歌，記錄下高中三年所有歡笑、荒唐和努力，竟獲得熱烈迴響，也因而有了和華研簽約的機會。從無名到爆紅，僅是短短數個月的時間。在經紀公司的協助下，他們發行了第一張正式EP《烏鴉烏鴉》，包含了一切故事的起源〈還是要有長頸鹿才能Bonus Track〉，以及兩首新作〈這世界吵得只剩白歌〉、〈晚點再想晚點在想〉。

「沒有才能」（Anti-Talent）這個看似負能量、厭世的團體名稱，源於碩美哥哥在三人創作〈長頸鹿〉時，一句半玩笑的「你們歌寫得這麼爛，就叫作沒有才能好了！」成名後回頭看，裴拓認為沒有才能同時也代表著沒有包袱、不需要承受社會的約束，而能夠安心地去追逐自己的夢、寫歌傳達信仰的價值；而碩美和若欣則謙虛的認為，在真正進入演藝圈後，跟許多同時在創作饒舌的前輩們相比，自己的能力則遠遠不足、對於創作還在摸索，「沒有才能」這個團名就好似一劑預防針，能夠給聽歌的人一些預備。

人生點滴連成線，三人在還沒著手創作長頸鹿前，對於音樂和創作都各自承載著不同的嚮往，裴拓和碩美兩人國中時皆是管弦樂團，碩美雖然坦言自己對於大提琴並非特別熱愛，是所有接觸過的音樂類型中付出最多、收穫最小的，但學習古典樂卻也幫他打下堅穩的樂理、節奏基礎；裴拓高中已是嘻哈研究社的社員，從翻唱到現在自己創作，更能體會饒舌創作最著重的詞及Flow；若欣在簽約前即是在IG上擁有五萬名粉絲的翻唱網紅，過往大多透過翻唱流行抒情歌表達自己感受。

「平凡的歌曲，我怎麼可能唱」——〈晚點再想　晚點在想〉

創作是對彼此訴說各自的故事，而我們也在他人的故事裡尋找己身的倒影。沒有才能的詞曲皆是由他們親手寫下的，是年輕世代對尋常日子細膩的體察，這個世代的歡快和疲憊蔓生在他們的字句之間。當談起Ｚ世代的特質——像是時常被其他世代質疑的抗壓性低、太過厭世——他們相信每個世代有不同的難捱，只是在世代的轉換之間，壓力似乎「由外向內」了，現代人所要面對的更多是來自內心、情緒與人際的壓力。碩美也提及，在傳統觀念漸退、社群漸興的時期，人們有更多的空間去抒發自己，「現在的人自由了一點，也個人了一點。」也許這樣的抒發，就像他們把對世界的厭倦放進歌裡。對此碩美說：「我們的歌裡確實有那種厭世感，因為我們就是這樣的人。要寫太開心的歌，也顯得虛偽。」

在視覺呈現、歌詞意境上獨樹一格的他們，不只有厭世感引人注目，他們敘事背後的概念，也時常令觀者好奇不已。然而，比起試圖拆解一層層的隱喻和修辭，沒有才能更希望聽眾能夠用感官去體會並經歷他們所呈現的一切。這樣的觀點也與裴拓的一次經驗有所連結：他們高三時創作的歌曲〈還是要有長頸鹿才能〉題名源自於詩人徐珮芬的作品〈還是要有傢俱才能活得不悲傷〉，當時裴拓亟欲得知自己與詩人原始的想法有無出入，於是透過社群平台連絡上徐珮芬。當時徐珮芬告訴他：每一個人對詩的解讀都是對的。而當這樣的觀點回歸到他己身的創作時，裴拓也相信歌曲和詩是一樣的，都是不被定義的、都是任人解讀的。

「不管有沒有出道，創作都是我會做的事情。」碩美這樣描述他與創作的關係。對他來說，創作便是將自己的腦海裡的旋律、畫面傾瀉在樂譜、文字之上；若欣則提到，她過去並不相信自己能夠創作歌曲，但現在的她甚至已經有了創作者的眼睛，在日常生活之中目光炯炯地看見人與人之間的聯繫，並把她的所思所感放進日記裡、成為日後創作的養分；裴拓也同樣提及他在開始創作之後，「會更用力地體驗每一個過程」，並運用錄音的方式記下閃過他腦海的旋律或歌詞，讓片段的靈感拼湊出更大的概念。他也逐漸對自己的作品有了不同的忠貞，「過去會很容易因別人的意見，而懷疑自己並修改。但後來發覺，你要保留你最初創作的感覺，不需要被他人影響。」

在往前走的同時，他們也向內探索、釐清自己。裴拓分享到，「我問過很多創作者，他們的想法是，當你過了那個感覺隨時都能往前衝的階段以後，你還是必須問自己為什麼創作。」他真誠地說：「因為有人想聽。」歌迷在他們的歌裡獲得能量，於是那些能量又再度重回他們身上，如此往復的迴圈，是歌手與聽眾之間最為迷人的關係，兩者都在聆聽與被聆聽的時間裡，成了更加飽滿的靈魂。

「如果還有夢，讓故事繼續走」——　〈還是要有長頸鹿才能〉

去年甫成為大學新鮮人的他們，同時間與華研國際簽約，經歷了成長上的劇變。似乎還沒有太多時間適應，就在眨眼間晉升為半個社會人士。而來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台北，所有的事物都很陌生，不太熟悉的新環境、不太習慣的新校園、不太認識的新朋友，以及還不太了解的新身分—藝人。在訪問的過程中，就讀台大戲劇系的碩美便分享道，自己系上的同學都是全心全意在課程及專題上，但自己卻無法像他們一樣全心投入，因為自己同時還有樂團的事務需要兼顧。課業與事業之間的平衡，便成為了他們的共同必修課。

關於長大，裴拓認為自己從過去喜歡逃避，到現在越發能透過創作抒發、在舞台上表現自我；碩美則認為自己仍是個當初那個長不大的男孩，還不想這麼早被世界的期待框住；若欣雖然有時會想回到過去純真、沒有壓力的時候，但同時也明白成長是進步的必經之路。

儘管出道之後，時間總是不夠用、回家的機會寥寥無幾，但能夠繼續在自己喜歡的事物上耕耘、努力，就是件幸福的事。出道這件事，是肯定，但同時也是挑戰。就讀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的若欣分享道：「在創作的許多時候，會因為認定自己已進入業界，便會要求自己產出更高水準的作品。但有時並非自己的創作不夠好，而是自己定的標準太高。」在成長的過程中，我們似乎都被規定只能越變越好，自然而然地，我們對自己也漸趨嚴苛，絲毫不容許一點偏差。然而，在「長大」的這門課中，沒有什麼是標準答案，也沒有什麼能夠定義真正的長大。

這三位年約二十的青年，用著屬於他們的語言，譜著屬於他們的旋律，唱出屬於他們世代的心聲。或許迷茫、或許青澀，但可以確定的是，他們已走出自己的夢想道路。未來可以晚點再想，但現在就是要在自己喜歡的道路上，義無反顧。

＊專訪照片攝於城市草倉C-tea loft

從退學制度看「課業作為大學的主要目的」

2021-01-21T18:26:00.003+08:00

◎葉哲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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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文提到的成績優異獎學金（書卷獎），是欲以金錢作為誘因，提升大學生對課業的注重程度，藉由獎勵「上層」學生，維持以成績為導向的價值。相反的，對於學校定義的「下層」學生，校方也有相對的處理方式，便是以學業退學制度（俗稱二一、三一），鞏固以分數作為標準的體系。本文將會探討高等教育的意義與特殊之處；整理退學規定及實務上的處理方式；並分享政大語言所何萬順教授如何看待此制度。

高等教育與基本教育的差別

根據國際教育標準分類（ISCED），主要有學前、初等、中等、高等四個教育階段，而其中初等（國小）與中等（國高中）會被定義為基礎教育，在此之後的學業都會被認定為高等教育。

基礎教育是整個教育體制的地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基礎教育的定義，是滿足《世界全民教育宣言》（World Declaration on Education for All）中對基本學習需求的各種教育活動，而這些基本學習需求包括識字表達、價值觀形塑，以及發展、增進生活品質並持續學習的能力。相較之下，高等教育是在上述的任務完成之後，進一步分門別類發展各自的專業。雖然有人提出高等教育的目的在於「啟迪學生思考」[1]、也有人說是培養「分辨真實與虛假的能力」[2]，但觀察大學教育從中世紀到現代的歷史發展，從教學為主轉移到以研究為尊，都離不開在各個領域中進行深層探討的架構，因此，無關乎校方的辦學理念，或是學校是否應作為職業訓練所的辯論，大學的本質是藉由科目的分類將複雜世界解構，以便較為簡單地去探索各項知識，並在之後統整起來，使人們了解世界的全貌。

相較基礎教育對於各種知識的雨露均霑，高等教育較為鑽研某項領域，會有所謂的主修科目決定進修方向。這樣高度專業化之下，人才的篩選就變得格外重要，考量學生的能力、性向是否符合特定學科？判斷基準自然是以基礎教育的知識水平為標準，測試學生對「工具使用」的精熟程度，將高等教育的分類提前到基礎教育實施。就如同升學考試中，關乎該科系之專業領域與國英數社自這樣的普通學科掛鉤，無不是以分數評定學生「有多少東西？」。並透過更複雜的比序、倍率，判斷學生「有多少東西是『適合且重要』的？」總而言之，這樣的機制是以大學端為主體，設置各種科目、類組，用成績將學生置於被動評價的客體。

而近年來，學習歷程、多元入學躍上檯面，以面試、社會參與將個人經驗納入考量，更注重學生的主體趨向。先不論當中的實行手法與成效，究其目的在於除了能力以外，也注重學生與學科的性向，達成人才多元晉用，並破除以分數形塑的階級。

鞏固體系的手段——退學制度

雖然有了這些新措施，整個教育體制仍然是以考試成績作為評價主體，生命體驗不過是輔助參考，尤其在升學為導向的考試制度中更為明顯。然而並不是只有高等教育重視成績，現行的基礎教育一樣在乎考試分數，但為什麼只有高等教育有退學制度呢？

解答可能在於兩種教育關心的目標不同，基礎教育著重面相在於「投入」而非「產出」，被預設是白紙的學生，教育者賦予知識與社會規範；相較之下，高等教育著重在專業能力的培訓，因此會依照學生的學業表現、行為舉止有沒有達到要求，決定能否繼續求學的標準。

雖然基礎教育時期的考試上仍有及格線存在，但那是學生在接受教育者傳遞知識後，被期待的理解程度底線，僅是「吸納」而非要求對於外在世界的產出，因此一般的學業表現不佳，並不會成為處罰事由，頂多會有補考（修）來填補不足的部分；而學生的價值觀、態度則是在教育中，漸漸吸收內化以符合社會規範，這時學生的行為是對於外在世界的表達，有社會道德觀可以對於行為作成評價，例如違反校規會被記過處罰，從這點也可看出，公民素養、社會化才是基礎教育的核心。

反之，高等教育則是從升學考試起，就在要求能力的標準，不合格的人就會被擋在將成績奉為圭臬的體制外。而從大學的考試中也可看出雖然有標準答案，好似與以前相同，但考題的設計與回答，會著重在解決現實問題上，例如政治學考題會要求學生站在利益團體的角度思考策略、物理課會以生活中的機械操作納為考題，這是一種要求學生在汲取專業知識後，對於現實問題提出自己的答案，這也是一種「對於外在世界的表達」，屬於「產出」。產出便有了要求，要求學生必須達成基本的門檻，達不成此一標準者便會被以不及格作結，不及格一多代表跨不過門檻，此時就輪到學業退學制度登場，淘汰學校認為「不認真」的學生。

大學的退學制度

目前實務上的退學制度可分為「申請退學」與「勒令退學」。勒令退學分成三類：學業不佳的「淘汰性質退學」、品行不佳的「懲戒性質退學」及「其他原因退學」。而在一般生與特殊生之間，身分認定與成績標準也略有差異而有爭論，但本文僅會專注於探討學業退學制度本身。

退學的情況並不罕見，但如果只談論淘汰性質退學，幾乎只會看到台灣的案例，因為，歐美日等國有類似但更彈性的規定，較類似停學處分。例如，取得一年全職工作即可復學，或強制到別的學校修習。台灣俗稱的「二一退學」是源自北京大學的規定，沿著國民政府的在台復校工作傳承下來。1998年之前，各大學均遵守教育部的《大學學生學籍共同處理規則》明訂二一退學。在該年此規定廢止後，各大學有放寬甚至廢除的趨勢，然而後來許多學校廢止幾年後，又重啟學業退學制度，但改採較寬鬆的退學門檻。。而最近10年，在2011年師大廢除學業退學制度後，已有20餘所大學跟進。

根據大法官釋字第563號解釋，大學對於自身教學研究事項，在大學自治範圍內不受國家行政、立法機關拘束。然解釋文中段「大學為確保學位之授予具備一定之水準，自得於合理及必要之範圍內，訂定有關取得學位之資格條件。」此「合理及必要」即是指在大學自治下一切手段仍要符合比例原則，並且自治範圍僅限於教學語言相關事項。此外，高等教育也並非與基礎教育涇渭分明，大學法即闡明，大學在學術自由之下尚有培養人才、培養人民健全人格的任務、教育基本法也要求教育機關重視學生在各種情形下的受教權與平等權，因而大學應扣緊教育本質，包容教誨每位學生，並以合理適切手段維持大學的學術責任。而現行的退學制度是否有達成上述法規要求——大學自治與學生權益的平衡，將會在以下對於制度細節的介紹中一一檢視。

目前各校對於退學的成績標準不一，主要有「二一三一退學」（一學期不及格學分數達1/2、下學期達1/3）、「雙二一退學」（連兩學期不及格學分數達1/2）、「三次二一退學」（連三學期不及格學分數達1/2），這三者的共通點在於，要有一學期的實拿學分低於應修學分的，才會開啟退學的程序，因此如果有某學生A「先三一後二一」、學生B「先二一後三一」，在相同狀態下退步的A平安無事，進步的B反而遭到退學。另外，真理大學有「全0分退學制」，看似最為寬鬆，但只要學生一學期並未取得任何學分，即遭退學，相比之下，上述二一三一的學制下，學生反而仍有下一學期的機會，不會當學期立即被退學。

目前的退學成績是依據「學期學分取得率」，而非GPA（學期成績平均）、CPR（整體學分通過率）訂定。相較之下，後者是更細緻又可看見學生整體表現的計算方式。何萬順教授在這也舉了一個假設：「你不會聽到學校因為教授一年沒有發Paper就fire他，但會因為學生一年成績不好就趕走他。」；且與品性退學的協商審議機制相比，學業退學沒有陳述自我的機會，沒有解釋「成績不好」的背景與理由，也沒有學務代表的介入。「我們把學校看作機器，學生有錯誤就將之銷毀，沒有一絲的仁慈。」

學業退學制度的本意，在於保障學位授予的品質、學術研究的一定水準，也就是前段提到的，剔除「不認真」學生保留「努力」、「有用」的學生。實務上此制度有達到此一目的嗎？除了上述的假設情形，學生可透過減修學分數規避學分門檻、也可以「期中停修」或「甜涼通識」提升成績、教師也不會因為學生成績高低修改上課方式，這些都不會讓學術品質提高，亦不會讓學生更好；此外，未被處罰到的學生則會因為校方強化了「不要被趕出學校」的外在動機[3]，反過來侵蝕要認真讀書的內在動機[4]，產生排擠效應（crowding out effect），同樣不能保證學位授予的品質。

將成績不佳的學生驅逐出場，而非將學生視為學習的主體而積極給予學業輔導，是消極的維護學位品質，反而是對受教權的沉默侵害；退學實際上還有汙名化的作用，會將受退學生塑造成「不努力讀書的笨小孩」，而忽略其他可能造成學業不佳的因素（經濟因素、同儕社交、課程選擇、學業環境、家庭背景等），對於教師也有可能是教學自由的干涉，使得評分標準因考量退學制度，而無法給予專業適切的評價，如真理大學便有實際案例[5]。

何萬順亦提到學業退學制度表徵出父權社會的態樣，校方藉由訂出學分及格標準，強硬排除不符合框架的學生（框架是否合理、手段是否正當也是問題），這種過度干預形同家父長制的權威；此外，在強調自主學習的大學中，單單以成績作為區分學生好壞的標準，並予以正面處分（書卷獎）、負面處分（退學），形塑校園之中的階級。

廢除學業退學制度：政大的抗爭路程

學權議題通常都是由學生組織在第一線奮鬥，作為一名教授是如何參與運動、並屢屢在媒體與會議上主導發言呢？何萬順提到提到原先其實並不關注此項議題，和多數人一樣，認為被退學者都是不認真的學生。在深入了解政大法學生輕生事件[6]後，何萬順才發現退學制度是一個「不公義卻強烈汙名化學生」的制度。而當時藉由政大的教師論壇，與一群關心學校制度的教師討論議題、分享不同見解，也嘗試將不同的學權議題提案到教務會議；他也與學生合寫分析報告，利用教師身分取得學校資料並結合學生的系所專業，使學生間有更多資訊公開，也建立學生團體與教師間的合作基礎，例如曾與法研所學生合寫退學專題[7]，檢驗大法官釋字與實務上的比例原則，聯合提出研究報告[8]以及校務議案。

在倡議的過程中，他認為辛苦不是問題，最令人感到痛苦的，是反對方對議題討論的不理性沒有自覺。例如提到退學制度將傷害、污名化學生，對方回應他說「愛情也是如此，何不廢除愛情？」。在這樣的情形下，辯論成為奢望，反對方根本不給任何陳述的機會。「When they go low, we go high.」。何教授說：「他們不理性的時候我們不要隨之起舞，我們要平等的對話要找到自己的話語權，創造這個對話的機制，公平的機會是我來掌握的。」他也提到，改變一個人深入骨髓的價值觀很難，必須用理性的邏輯去說服其他人這個制度是不合理的。

最後何教授提到，要使提案順利通過，需要很多人脈、財務以觸及更多人、破除更多迷思。而改革不能只是和校方妥協，僅達成不合理的制度稍微鬆綁，他舉了台大英檢畢業門檻[9]為例，學校在收到學生會抗議後答應，校方自辦測驗取消收費，「這是贏了面子輸了裡子，你一旦妥協之後，好幾屆的學生都可以不用再談了，學校不會再管這個門檻合不合理了。」改革不能只看表面與結果，還要看過程中改變了什麼人的價值觀，造就大學中普遍價值的轉換才有意義。他認為「學校是自制且自治、有品且有格的」，要去反省那些合法但不友善的作為。

結論

順著學業成績的數字排序，從前三名的卷哥卷姐，到可能在中間載浮載沉、對原本科系不那麼感興趣、在計畫雙轉輔的同學，一直到最尾端可能面臨強制退學的學生，大學生的校園生活中無不受制於「以學業表現」的邏輯，可能是被獎賞，亦可能被限制著。如果我們相信制度可以形塑人的觀念、決定人的行為，那這些「以學業表現」的制度就可能引導我們朝向一個單元的大學生想像，並且實際往這個想像前進。

而在這些制度下，有擔負著他人期待眼光的、被阻擋於追求真正志趣的、在最脆弱的時候被驅趕的。規範可能立意良善，也可能是行政、教育資源有限情況下的妥協，但在每次遇到的當下，我們謹記其中的不合理性、記住有人為此感到壓迫，並如同何教授的提醒，不停捫心自問： ”Can we be bet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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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教育目的為何？呼應〈當學生問我學這個有什麼用？〉一文》，張賢龢，2018

[2] The most important goal of higher education is to ensure that graduates can recognize when "someone is talking rot."—— Jeremy R. Knowles

[3]外在動機指參與活動是為獲取外部利益或避免外部侵害

[4]內在動機指參與活動、享受過程即為目的

[5]《全0分退學，教授怕學生失去理智「成績改為1分」》，馮靖惠，聯合報，台北，2020

[6]《政大男課業壓力重延畢，參加畢典當晚墜樓輕生》，社會中心，今日新聞，新北，2014

[7]〈大學學業退學制度的批判與反思〉，何萬順、林俊儒，《教育研究集刊》，第六十三輯第三期，頁77-106，2017

[8]〈政大學業退學制度適法性之實徵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校務發展研究計畫107學年第 2 學期成果報告》

[9]台大並沒有明文的英檢畢業門檻，但畢業必修課程包含一門0學分的「進階英文」，在修習這門課前須先參加全民英檢（依分數分班）。學生會認為此強制要求不合理，因此提案廢除，校方而後放寬限制，增加「自辦測驗」及其他測驗標準（如多益）作為回應。然而此自辦測驗收取300元費用，引起必修課程為何需要額外收費的爭議。

學生眼中的雙轉輔制度

2021-01-21T18:25:00.000+08:00

◎王佳臻、簡子云　

前言

根據調查數據顯示，台大每年約有500至600人申請轉系，每年的申請雙主修人數也從400人到600人不等[1][2][3]。這些數據顯示，部分大學生到了大學階段仍可能發現自己的選讀學科和真正的興趣不合，而選擇轉系或是雙輔系。由於每個科系的入學成績門檻都不同，轉學考的難度又高於校內的轉系考，因此也有部分的人打從一開始即是抱持著將原科系當成所謂「跳板科系」的心態入學，就讀原科系的同時也在準備在學重考或是轉系。為了在各科系開放名額有限的情況下篩選學生，各科系也針對申請雙轉輔的評定資格立定不同的門檻，而在這其中，「以原科系的成績等第(GPA)表現作為評定標準」是最為普遍的一種。但經由這樣的成績門檻篩選出來的，究竟是真正對欲雙轉輔科系有興趣的學生，抑或是原本就在成績上表現亮眼的學生呢？制度本身對於成績的限制門檻，會不會讓一部份未達標的人反而因此失去選擇的機會？

我們希望能夠在這篇文章中探討臺大目前實行的雙轉輔制度標準，「成績」作為是否擁有資格的審查標準，可能未必能夠作為完全客觀的依據，我們將透過分析問卷調查的結果以及採訪兩位大學部學生的訪談紀錄，探討既存的制度在學生眼中是什麼樣的存在，在依循制度的規定的同時，同學們是否有從其中得到什麼樣的個人感悟、什麼樣的人才是雙轉輔制度真正能篩選出的學生、以及雙轉輔門檻是否能有不同標準的評斷方式。

轉換跑道的選擇及其門檻

台大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若對其他科目產生興趣，甚至是想要轉換跑道，可以考慮選擇雙主修、輔系或是轉系。目前臺大各科系的雙轉輔門檻上皆是由各系自主規定，以雙主修為例，《國立臺灣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第二條規定，欲申請雙主修的各學系學士班學生，其前一學年每學期等第績分平均（GPA）須達2.92以上或成績名次在該班學生人數前百分之二十以內。[4]

大多數科系皆是直接援引雙主修辦法中的成績門檻，雖然達到GPA2.92對於多數學生而言並不是難事，但在通過制度的最低門檻後，因為許多科系都是以成績高低排列錄取順序，學生還得面對更為激烈的成績比拚過程，讓自己的成績保持在頂尖水準。也有些科系直接將自訂的申請門檻提高，像是欲申請外文系雙主修的學生，GPA須達到4.0以上；欲申請會計學系的學生則需要在前一學年的GPA達到3.38，由此可見各系系內對於雙主修門檻的制訂也有不一致的標準。除了以在原科系過去一年的成績作為評定外，「修習欲雙主修科系的課程並且拿到規定的成績」也是將成績作為申請門檻的方式之一。

根據此次報導中的問卷訪談資料顯示，許多學生認為學校設立雙轉輔門檻的用意有幾種可能：避免某些科系成為跳板科系、確保欲雙轉輔學生已具備顧及雙邊（甚至是多邊）課業的能力，這種機制預防學生把原科系當成跳板的投機行為，卻可能使並非基於前述動機而申請雙轉輔的學生，一併陷於達到門檻的競爭之中。

要符合雙轉輔資格，每個系都有自己「從原系雙／轉／輔出」與「雙／轉／輔入目標系」的規定，這樣的在台大提供的查詢網頁中，有清楚條列招收名額，申請方式與錄取方式。

「你認同以成績作為取得雙轉輔資格的門檻嗎？」

為了瞭解臺大的學生對於現行制度的看法，我們在交流版上發布了問卷，共有382則回應，在「你是否認同大學以任何學業成績為標準設立雙主修、轉系門檻？」一題中，非常認同（9.7%）和認同（45.5%）的比例，與不認同（31.9%）和非常不認同（12.8%）的比例相當，顯示填答者中對於成績門檻的意見正反持平。也有填答者在問卷中特別強調自己「雖選擇了『認同制度（的存在）』但是並不贊成制度以成績作為唯一的標準」。

（圖一）你是否認同大學以任何學業成績為標準設立雙主修、轉系門檻？

認同以學業成績作為雙主修及轉系門檻的同學，多指出成績是最客觀、簡易的判斷標準，全校皆適用同樣的成績計算方式，相較於其他指標顯得更為公平且成本最低。某些認同制度的人認為，成績或許能看出一些基本的資訊，比如雙轉生應該為了喜歡的科系而付出一定程度的努力，拚命在自己不喜歡的學科上達到一定的成績要求是理所當然的，如果辦不到的話就是雙轉的決心不足。也有人認為雙主修同學顧好原科系的課業是基本要求，如果連自己原本的科系都無法顧及課業的話，遑論追求雙主修或是輔系等多面向學習方式。另一方面，不少人覺得為了避免有些入學分數門檻較低的科系變成「跳板科系」，雙轉輔成績門檻的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如果不訂下成績標準的話，所有人都只是依照個人喜好選擇科系，可能會造成熱門科系的學生人數無限擴大，在該系師資等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直接以成績限制學生的選擇資格，亦不失為一種較有效率的評斷方式。

持反對意見的同學則多認為，學業成績作為雙轉輔的評比資格有其侷限存在，以成績限制學生的學習、發展空間並不適當。最常見的看法是，提出申請的同學很多都是發覺自己不適合本科系才決定要雙轉輔，在此情況下卻要對其原本的成績做要求很不合理。另外也有同學關注現行雙轉輔制度對學習造成的影響，過度追求成績表現的結果反而鼓勵學生投機選課：「造成學生退掉系上必修，去選甜涼廢課、壓低學分數」，如此一來，衡量一個學生是否得以轉系，將不再取決於其對於欲轉入的系是否具有基本的專業能力以及高度興趣；而是在於其選課策略是否足以衝高其分數。

「鼓勵學生『聰明選課』，這根本不是大學教育的目的。」有受訪者便向我們描述，系上轉系志向明確的同學多會在修課前做足準備，包含打聽好哪位教授給分比較甜、必要時退掉太硬的課，甚至聽過同學連會拿A-或B+的課都會退掉，因為不想拉低GPA。然而他也坦承，給分甜的教授不一定教得比較好，這樣選擇意味著寧願修不到好課也想盡力爭取好看的分數。另一位受訪者則向我們透露，觀察到預計申請轉系的同學幾乎不會在系上活動現身，必修課也不太參與，最後在學期結束時默默拿了卷一。除了學業方面必須時刻兢兢業業計算著分數，雙轉輔競爭檯面下尚有很多不為人知的辛酸路程，為了交出好看的成績單，付出的代價可能是課餘的休閒時間、與系上同學的人際連帶等等。

事實上，即便是在看似更為自由多元、不強調成績至上的大學校園，無論是雙轉輔規定抑或是申請交換、實習等資源的過程中，成績在大學作為一種衡量學習成果、並依此分配學習資源的標準，一定程度上仍左右學生的學習策略。根據問卷的答覆，有12.8%的人表示自己「經常為了顧GPA而選甜涼廢課」；另外更有高達52.6%的人表示自己「曾經為了顧GPA而避免選太硬的課，就算自己可能有興趣」。

由上述可知，許多人對成績作為評比標準的客觀性有所保留，不同老師的給分標準不一，個人亦可以藉由退掉硬課、選擇甜涼課衝高GPA；對於許多不得已走上轉系這條路的同學來說，付出的努力和心血其實很難被概括為統一換算過的冰冷數字。可見成績作為衡量一個人的學習表現，仍有其侷限性存在，並非絕對客觀公平。此外，當學習成果被標準化成為一組又一組的數字，成績門檻的制度引導學生追逐高分並且彼此競爭以獲取資源，在此情況下大學是否又再度成為成績比拚的教育現場？學習的目的會不會因此變質？追求成績和知識學習之間的矛盾或許是制度下無可避免的後果。

（圖二）課程的給分是否成為你選課的標準？（多選）

除了成績，也許評斷還能有其他方式......

在我們的訪談中，訪談者表示雖然認為目前認同學校施行的制度，但認為使用學業成績作為評定標準太過於武斷，成績不應為唯一的評定標準，有些學生的原科系必修課課程內容較多，且修課成績有時得端看教授的評分方式而定。在無法將原科系成績維持一定水準時，部分學生可能被迫考慮放棄雙轉輔的目標，在將學期成績表現當作一種客觀標準的同時，這種預設忽略了不同科系課程的負擔及評量分數甜涼與否的差異，學生對於想要雙轉輔的科系的熱情，只能夠化為GPA小數點後的幾位數字和他人比拚。

或許，使用面試及專業科目考試的方式能夠完善篩選機制的全面性，但勢必得耗費更多的人事成本，受訪者之一表示「感覺現在的制度，都是以『如何讓學校行政人員方便處理』為目標訂定的」，成績是否能夠全然反映出學生的學業表現？背後是否延伸出各種嘗試用選課策略影響GPA的投機行為，而失去了成績原本應具有的客觀象徵性？這些都是仍需要透過制度規定者與學生雙方的溝通及成果的檢視，才能夠取得其中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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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大學人文社會領域最易成「跳板系」https://udn.com/news/story/6928/3899317

[2]國立臺灣大學教務處雙主修及輔系統計專區

http://www.aca.ntu.edu.tw/reg/statistics/DOUMAJOR.asp

[3]國立臺灣大學教務處轉系統計專區http://www.aca.ntu.edu.tw/reg/statistics/trdept.asp

[4]國立臺灣大學轉系、輔系、雙主修專區相關規定 http://reg227.aca.ntu.edu.tw/tmd/stuquery/

書中自有黃金屋？——眾人眼中的台大書卷獎

2021-01-21T18:24:00.000+08:00

◎柯亮宇　

書卷獎一詞大家一定不陌生，成為「卷哥卷姐」更是某些人大學階段的重要目標之一。國立台灣大學針對大學部的學生，提供俗稱「書卷獎」的成績優異獎學金，依規定每學期、每學系，學期總成績前5%的學生受獎（即每20人有一位書卷獎名額）。而在今年初（109.01.03），教務會議修正通過，將獎金由過去的2000元提升至6000元[1]，引起部分學生討論；意識報在暑假於NTU交流版發放調查問卷，也吸引超過380位同學填寫，可見學生對此議題的關注程度。

而所謂書卷獎也並非台大專屬，參考其他學校的書卷獎金額，成、清、交、政四校的獎金分別為3000、2000、3000與4000，受獎的標準也都訂為「全班成績前5%」，所有受獎者的獎金金額相同。相較之下，有些學校則會再將前幾名依序授與不同獎金，像是輔仁大學每班前三名分別有10000/6000/4000元、東海大學則是前兩名有10000/5000。整體而言，不論授獎金額、名額，各校制度有所差異；一樣的是在實施辦法中，各校多以「提昇本校學士班學生之學習風氣」、「培養學生奮發上進之精神」、「獎勵學生努力向學」為宗旨，希望透過實質的金錢誘因來鼓勵學生花更多時間與精力追求更好的學業成績。[2]

學生的觀點

那這樣的目的是否有傳遞到學生端呢？本報暑假在NTU交流版所做的問卷調查，雖然採取方便抽樣，但吸引共382位同學填寫，且填答學生之學院的比例分配與真實比例相近（圖一）。問卷中，問及會不會因為想獲得「卷哥、卷姐」等象徵性的肯定或是6000元的獎金而更用功讀書，有68%學生答案偏向否定，多於回答經常與總是的19%、13%（圖二），有學生也表示「會認真的就是會認真，不需要獎金當作誘因。」，也有人覺得都幾歲了，大學生應該為自己的學業負責，可見獎項的鼓勵效果有限。

同時，我們也跳脫個人經驗，詢問同學是否認同學校「以獎金鼓勵學生追求學業表現」的政策，問卷顯示有近80%的同學表示認同/非常認同（圖三），理由除了認為鼓勵用心對待學科的學生是很務實的做法，也有人覺得這可以給經濟有困難但願意努力念書的同學一些幫助，或是有同學支持以獎金鼓勵在「各種領域」表現傑出的學生，而學業本身也是一種領域。而在不認同的學生意見中，多數人則提到「人人知道選課影響成績的程度遠超過實力」使獲獎標準與努力程度並不相關，評比機制的不公平，也使得書卷獎更像是選課大賽。其次，也有人認為學校沒理由只鼓勵學生「追求學業」表現，而忽略其他方面的表現。另外，也有同學在問卷中反映，認為書卷獎政策的真正目的可能不在於問卷設計認為的「用錢鼓勵學生追求學業表現」，而是「因為學生有良好的學業表現而以金錢作為肯定」，兩者仍有所差異。

綜合三個問題，可以發現十分有趣的現象是，雖然被獎金與卷哥/姐頭銜所激發而更努力讀書的學生實為少數(32%)，卻有多數學生(80%)認同校方的政策。更進一步，我們將兩者進行交叉比對，可以發現確實有39%的同學認為雖然自己不會被這樣的機制所激勵，卻在客觀上認同政策的正當性（表一）。這也令人好奇，這些同學怎麼看待書卷獎的存在？若肯認其作為鼓勵機制，為何自己不會為之所動？若自己不為所動，又為何相信機制的效果呢？我們會在後面進行討論。

校方與教師的觀點

四月時，校方也在官方粉絲專頁宣佈此消息，表示：「總是聽別人說大學生活有三大學分：學業、社團與愛情。然而，社團與愛情非操之在己，表現好壞不好說。相對的，學業成績倒是能自己所掌握，每學期表現傑出的同學能獲得書卷獎的肯定。獲得書卷獎最重要的就是這份榮譽，而除了獎狀的榮耀外，幾十年沒有調整過的獎金，經行政團隊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自今年起從2000元提高到6000元。」[3]

對於粉專這樣的說法，也是台大校友的地質科學系羅立教授表示無法認同，他認為大學三大學分這樣的講法由來已久，但大學能達到的成就絕對不只這樣，像是現在大學生也會創業，這為何不能作為一種努力的目標？另外，老師也質疑社團的表現好壞為什麼不是操之在己？學業成績就一定能自己掌握嗎？努力也許會有一定的效果，但要努力衝成績到拿書卷獎是另一回事了。

而對於書卷獎調升一事，受訪的教師則多表同意，認為過去2000元獎金已經幾十年未曾調整，它代表的意義及實際激勵作用已大不如往，應該適度調高。經濟系王泓仁教授則表示他不認同「只」以獎金鼓勵學生追求學業表現，但認同以獎金「作爲一種」鼓勵學生追求學業表現，而獎金作為國內外各種學校、各種活動獎勵表現時用得最廣的一種方式，其效果也具有普遍性。社會系的劉仲恩教授則提到，獎勵的標準應該用相對排名(前5%)還是如美國一些學校的絕對標準(如GPA>3.9)，在執行面上有更多討論的空間。

🔺校方的官方粉專宣布調整書卷獎金額

對於書卷獎的一些反思

此篇報導透過問卷調查同學意見、詢問校園中不同角色的想法、不同學校制度的比較，做客觀知識的傳遞，也希望引發讀者更深入的思考。書卷獎源自於什麼樣的契機已不可考，但想必對大多數人來說，鼓勵學生追求學業表現也是件再直觀不過、無需爭議的事情。

然而，「直觀而無需爭議」，也代表這樣獎項、獎金是否具有正當性，又或者在社會對「惟有讀書高」的風氣改變之下的是否有存續的必要，都是一個極少被提出來討論的問題。我們也必須瞭解到，任何制度的設計可能產生目的以外的效果，就算書卷獎鼓勵同學的目的看似無害，然這個每學期自動劃撥、官網主動對外公布名冊、完全以學業成績為依據的獎勵項目，仍可能導致若干負面的影響。

首先，回歸教育的本質，大學身為教育者的責任，應該在於怎麼把學生「帶上來」，讓每一個學生都有能力實現自己在學業上的理想目標。透過書卷獎，可能確實激勵部分同學追求卓越，但如有學生提到「書卷獎可能是對前十名的同學有吸引力，中後的同學就覺得還好」，書卷獎的效果其實只針對部分而非全部的學生。另外，太過倚賴或偏重這樣的制度，可能是將責任丟給學生，忽視了可能需要幫助而非只是缺乏動力的群體，在有限的資源之下，這樣的政策會不會擠壓學校預算在他處更被需要的運用？分配正義是一個必須思考的課題。

再者，制度的設計也會指向特定的價值觀，當書卷獎作為大學最引人注目的獎項、卷哥卷姐成為高度成就的象徵，我們必須小心造成學生、家長、社會對大學成就的單元想像，以學業成就當成在大學生活中唯一的、最高的目的。另外，如前述同學普遍提到的，包含策略性選課、評量方式的差異等因素都會影響成績，以一個冰冷的數字作為授獎的標準，都太過肯定地將成績數字的高低歸咎於個人努力。況且，不僅GPA高不必然代表比較努力讀書，用心於學業的學生也不見得都能將成果展現於成績之上。

最後，回到這次書寫此文的契機——獎金調升一事，校方的說法是幾十年沒有調整過的獎金，代表的意義及實際激勵作用已大不如往，惟「很久沒調升了」是否足夠作為支持調升的理由？校方也未加以闡明它實際想達到的成效到底是什麼。或許我們可以藉此機會重新思考書卷獎的意義與實施內容。

上述這些問題雖然想法因人而異，也沒有標準答案，卻值得我們隨時留心。從而衍伸的、同樣以學業成績作為標準的雙轉輔與退學制度，以及圍繞著的「學業中心主義」，將在後面兩篇報導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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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國立臺灣大學學士班學生成績優良獎勵要點：http://www.aca.ntu.edu.tw/reg/law/%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A4%A7%E5%AD%B8%E5%AD%B8%E5%A3%AB%E7%8F%AD%E5%AD%B8%E7%94%9F%E6%88%90%E7%B8%BE%E5%84%AA%E8%89%AF%E7%8D%8E%E5%8B%B5%E8%A6%81%E9%BB%9E.pdf

[2]國立成功大學優良學生書卷獎獎勵要點：http://adms.acad.ncku.edu.tw/var/file/44/1044/img/2341/387569723.pdf

國立清華大學大學部書卷獎辦法http://academic.site.nthu.edu.tw/var/file/7/1007/img/4108/841103359.pdf

國立政治大學學士班學生學業成績優良獎勵辦法http://aca.nccu.edu.tw/download/rulesdata/law18A.pdf

輔仁大學「輔仁書卷獎」獎學金辦法http://life.dsa.fju.edu.tw/rule/%E8%BC%94%E4%BB%81%E6%9B%B8%E5%8D%B7%E7%8D%8E%E8%BE%A6%E6%B3%95.pdf

東海書卷獎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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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台大發文：https://www.facebook.com/iloventu/photos/a.217521828426784/1423367161175572/?type=3&theater

家中的他者：法律中的外籍家事工

2021-01-21T18:23:00.001+08:00

◎吳培鎰　

一早出門，你可能看見新聘來照顧隔壁榮民伯伯的移工正在灑掃門口，替花窗外的盆栽澆水；下午自公園旁走過，看見他們推著輪椅，三五成群地享受難得的閒談時光——你知道他們所聊的「臺灣生活」是什麼樣貌嗎？自 2010 年勞動部針對外籍移工實施調查計畫以來，顯示在家事工面的調查結果逐年改善，家事工的處境似乎越來越好，但對於一位負責全家家務、甚至得充當家庭店面員工的外籍移工而言，這已經是足夠好的就業環境了嗎 [1]？今年初，民間團體赴行政院抗議家事工的惡劣勞動環境，婦女新知秘書長周于萱更將家事工比做「血汗勞工」、「制度上的孤兒」，何以會有這樣的評述 [2]？本專題將聚焦討論家事工在臺的工作環境，細剖當今法規範對移工群體造成的不利，並探討社會制度在他們身上所施加的壓力，希望能使讀者更了解在臺家事工的處境。

現行法規範底下的外籍家事工處境

目前我國對外籍家事工採取「限業限量」的開放政策，按《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項，分為 11 種類型，前 1 到 6 款為專業技術、教育、藝術與表演⼈才，後 7 到 11 款為漁撈、看護或幫傭、建設等藍領職業（Blue-collar）。外籍家事工歸類在第 9 款所稱的「家庭幫傭及看護⼯作」，可分為「家庭幫傭」與「家庭看護⼯作」[3]；據 2018 年 12 月的統計資料，各佔移工在臺總就業人數的 36.24% 和 0.27% [4]。我國現行對家事工的法規範無疑地影響他們的勞動環境甚深，以下就讓我們先針對法規範的層面討論，並檢視其中的問題。

一、無所不包與 24H Stand by？

家庭看護工與家庭幫傭看似雷同，其實工作性質互異，家庭看護工指「在家庭從事⾝⼼障礙者或病患之⽇常⽣活照顧相關事務⼯作」，家庭幫傭則是「在私⼈家庭從事房舍清理、⾷物烹調、家庭成員起居照料或其他與家事服務有關⼯作」[5]。簡單來說，以什麼名義申請移工，就只能要求他們做什麼工作，否則即為「許可外工作」之要求，如：看護工的申請標準是被照顧者的身心狀況，所以請來照顧祖父的移工不應該負責全家的家事，也不能要求移工「順便」照顧祖母；家庭幫傭的申請標準是家中的老人及幼童狀況，所以「家事服務」應限縮在與照顧⽼⼈與⼩孩⽣活起居直接相關之家務，不能要求移工照顧寵物 [6]。「許可外工作」之要求可構成廢止雇主聘僱申請的理由，又因為不能歸責於移工，移工可以依法轉換雇主，然而此規定是否已被落實，可說是一大疑問。

家事工的性質，接近於全天候照顧被照顧者與打理家務，不同家庭的個別環境不同，工作性質與工時難以明確切割，難以給定一般性標準；勞動部又指出，家庭與事業單位有別，部分聘僱家事工的家庭屬於弱勢，無法用其他方式降低或轉嫁成本，恐增加家庭負擔，故不在《勞基法》的規範範圍中 [7]。這導致了對外籍家事工的工作內容與工時規範出現極大空白，在雇主與移工間的契約外並無額外保障。因此，許多雇主在契約中對工時的規定都相當模糊，甚至沒有規定；查核勞動部 2018 年「外籍勞⼯管理及運⽤調查」時可發現令人訝異的現實——雇主對外籍家庭看護⼯⼯作時間之訂定情形中，有 78.04% 的雇主對⼯時「沒有規定」[8]，在家事工的權益面是極大的缺口。

除了工作日工時外，休假相關規定也存在規範空白，因家事工並不是《勞基法》保障對象，自然不適用一例一休規定。休假的規定，從私法自治原則來看，原則上由僱傭雙⽅訂定，但仍不能違反善良風俗或法律上的強制規定，故不能規定家事工不得休假。《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3 項前段明定雇主「須訂⽴書⾯勞動契約，並以定期契約為限」，又⼯作內容、⼯作地點、⼯資、膳宿、⼯作時間、休假規定等，為勞動契約之重要內容，不應缺漏，該契約也需經過母國代表機構驗證才能合法聘僱 [9]。

二、欠缺保險的低薪工作

《勞基法》所規範之勞⼯，原則上不分本國及外籍勞⼯，然⽽家庭幫傭及看護⼯作並非適⽤勞動基準法之⼯作者，其最低基本⼯資依勞雇雙⽅的約定辦理，並沒有相應的法規範保障。勞動部於 2015 年與印尼、菲律賓、泰國及越南等僱⼯來源國召開會議進⾏研商，達成將外籍家事僱⼯於勞動契約之薪資上調至新臺幣 17,000 元的共識，並已經實施 [10]，但相較於勞動法最低薪資規定仍有相當的距離，對比上一段所呈現的畸形工時制度，形成「超長工時、超低工資」的現象。

與勞工權益密切相關的還有勞⼯保險規定，家庭幫傭及看護⼯作因未納入《勞基法》，並沒有勞保的保障，只有健康保險，現行規範也沒有明確規定雇主應該給予外移及工商業保險以提供意外保障。根據勞動部說法，雇主幫看護⼯⾃願加勞保的例⼦很少，但「應該」都有保意外險；至於有多少看護⼯除了健保外沒有其他保險，勞動部並沒有統計數字 [11]。

三、我的工作，誰來決定？

關於外籍移工轉換雇主的規定，見於《就業服務法》第 59 條，如果有以下事由：（1）雇主或被看護者死亡或移民；（2）船舶被扣押、沈沒或修繕⽽無法繼續作業；（3）雇主關廠、歇業或不依勞動契約給付⼯作報酬經終⽌勞動契約；及（4）其他不可歸責於受聘僱外國⼈之事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得轉換雇主或⼯作。

此外，只要雙⽅合意，也能提前終⽌僱傭契約。依據勞動部頒布〈雇主辦理與所聘僱第⼆類外國⼈終⽌聘僱關係之驗證程序〉第 3 條規定，雇主與外籍移⼯中途解約，須於雙⽅合意解除聘僱關係⽇ 14 ⽇前，經當地勞⼯事務主管機關驗證，確認外籍移⼯的意思後，開具證明書[12]；至於移⼯單⽅⾯提出提前解約是否應⽀付違約⾦，應視契約之規定。

這樣的規定乍看之下極有利於移工，實際上仍是利於雇主。如上⽂提及，就業服務法第 59 條規定四種情形，外籍家庭幫傭與看護⼯實際上只有可能依第⼀種及第三種要求更換雇主與⼯作，前者需待雇主或被看護者死亡，後者仍牽繫著那紙⽋缺規範的「勞動契約」，我們可以說從簽約到解約，實際上都依憑著仲介與雇主。縱使勞動合約極不合理，在缺乏相關規範知識和畏懼被遣返的⼼理，為了掙取薪資、保留⼯作機會，他們傾向忍氣吞聲⽽處於雇主的壓迫之下。本國勞⼯在⾯對不正義時都不⼀定敢站出反抗，何況是處於更弱勢的外籍移⼯群體︖

我國勞基法規範雇主懲戒、解僱勞工時，須符合勞基法第 12 條（如：勞工違反了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確定被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等等）；然而，這針對不適用勞基法的移工，雖然法律規定雇主所提出的警告需由地⽅政府勞⼯局審查、提早解約需由勞⼯局驗證後才得成⽴，但與本國勞工相比仍缺少解約的明文規範。因此，移⼯必須時時顧慮在⼯作中犯錯即會被遣返。

四、保護傘，保護了誰？

《勞基法》除了工資與工時的規範外，也包含勞動契約內容應具備的要件、勞動保險的投保、職災補償與罰則等，僅僅因為⼯作時間和內容難以明確切割，就逕⾏將外籍家事⼯排除於勞基法保障範圍，所產生的問題盡如上述，保障欠缺顯而可見。值得注意的是，《性別⼯作平等法》並不（也不該）侷限於勞動基本法規範之職業，意即外籍家事工亦受到性別⼯作平等法之保障；除了職場性別歧視與騷擾情事禁⽌外，⽣理假之規定亦有適⽤，而這樣的規範是否落實，實在充滿疑問。

近幾年發生的性侵案件，七成以上的被害者屬於家事工，但是他們卻無法被《性別工作平等法》保護，並且往往因為以下幾個層面而增加求助的困難。首先是經濟弱勢，移工多來自東南亞較貧窮的國家，他們前來的原因大多是想提升家裡經濟狀況，但是在舉報後，被安排在庇護中心直到有下一份工作的期間，將會面臨沒有收入的空窗期，因此在經濟壓力下，移工往往在求助與隱忍中掙扎；其次是語言隔閡往往使得他們無法即時求助；再來是起訴困難，由於此類事件多發生在私領域，所以沒有目擊者可以證明，並且在事發當下，移工大多沒有反抗能力，無法在事發現場錄音、錄影存證，而在事後也不能自由（或難以前去）採證、驗傷，所以案件較難成立，因此移工常成法庭上的弱勢。

當家事工與雇主發生糾紛而提起申訴時，申訴管道亦困難重重，這牽涉到申訴管道與司法體系對於整個外籍移工群體的不善。以不當解雇的申訴案為例，依照《勞資爭議處理法》第4條規定，適用該法規定之調解而非仲裁；但李珮妤（2008）則指出，實務上行政機關多以非正式的協調會介入，作業時間長短充滿不確定性，未考量移工在臺的許可時間而做管控。又相較於本國勞工若發生勞資爭議而無法為原雇主繼續工作時，爭議期間仍然可為其他雇主工作，但外籍移工卻不行，因此勞雇爭議之處理時間越長，對他們的工作權益損害也對越大[13]。

外籍移工在司法體系中極度弱勢，往往在勞資爭議解決前就被遣返回國，即使撐過司法途徑，在語言等各方面資源欠缺下，訴訟權也難以有效保護他們。李珮妤即言：「在外籍勞動者的部份，權利的保障遠不如權利的貫徹或落實來的重要。」我國法制上並未落實國際法規範，即各國司法制度應兼顧外國人適用的語言與在移工提出申辯與審查之前不得遣返的規定，此為一大缺口，使得規範成為空殼的宣示 [14]。

五、仲介——至關重要的角色

「仲介」的角⾊是什麼？是告知雇主其⾏為應符合法規範與合約內容，抑或是引導僱傭雙⽅簽下⼀紙表象合約，實際上卻是奴⼯賣身契約？是否像《我們的寶島，他們的牢》[15] 裡所描述⼀般，仲介是安撫、脅迫移⼯，迫使其乖乖當奴隸的那⼀⽅？

關於仲介收取的服務費，明定最高限額為六萬元（以三年雇用期計算），服務費內容是安排移工出入國、體檢、所得申報、諮詢輔導等日常事項，但是若政府能夠建立完善的通譯、輔導機構，並保障移工有充足的休假，這些代辦事項便能由移工獨力完成。在僱用期滿後，移工面臨返國、續聘或轉換雇主的問題。儘管已取消移工期滿三年必須出境再入境的規定，但仲介在協助移工續聘或是轉換雇主的過程中，仍有收取不當買工費的事件傳出，金額高達兩到九萬不等，而移工多以現金方式支付，因此較難查清資金流向。對此，勞動部表示未曾接獲檢舉個案而無法處理，顯示舉證仲介違法情形之難，無法對外籍移工遭到剝削的狀況做有效處理。此外，雇主向仲介公司收取不當回饋金是助長高額仲介費的原因之一，起因於仲介業者為爭搶雇主，導致賄賂行為日益惡化 [16]。

勞動部為降低移工負擔高額仲介費，成立「直接聘僱聯合中心」，協助雇主自行招募，不收取服務費，但實際上有照護需求的雇主大多仍透過仲介公司聘請 [17]。探究背後原因，一部分的雇主因不知道此官方平台，所以對相關訊息不了解；另一部份的雇主雖知道，但認為勞動部的直聘手續耗時繁雜，所以仍依賴仲介公司多年來建立好的暢通管道。由此可見直聘中心流於形式，要達到完全替代仲介公司仍需有更好的推廣及配套措施。

我國對於移工的仲介、仲介制度並沒有一套法規範上的準則，全賴以市場機制決定，無法阻止處於弱勢的移工成為被剝削的一方。

小結：勞動法的本位與難能觸及之地

勞動部過往的說明指出，外籍家庭幫傭與看護⼯因其⼯作時間和內容難以明確切割，不適合列入勞動基準法規範，也許此種說法過於簡化勞動基準法的意義。我們肯認看家事工並非典型鐘點計算的勞⼯，其照護性質也導致⼯時難以規範，在討論是否將之納入勞基法時，產⽣「增添保障」與「難以規範」的兩難。⽴法者固能以勞基法中的特別專章形式規定，使其在勞保、職災等亦有受勞基法規範之處，⽴法者卻選擇將之排除，因而出現極⼤的規範空⽩，又欠缺替代規定，只能希望勞雇雙⽅⾃⾏依靠合約填補。由此可見，相關規範並不以家事工為本位而制定，僅只是國家居於使統治便利的角度定之，當多數雇主在簽訂契約時未注意，或刻意疏於保障家事工權益時，將導致外籍家事工受極低勞動保障。

而另一方面，即使外籍家庭幫傭與看護⼯有⼀套完善的⼯時計算與合理的薪資規範法律系統，他們的處境能顯著改變嗎？如何制定、如何落實與如何查核都是艱難的問題，踏出第⼀步就會遭受重重阻礙，這不僅僅是法律問題。多數家庭不清楚看護⼯在法律上的⼯作性質，甚至認為花錢聘請其照顧家屬，如果不能「順帶」料理全家家務，既不貼近⼈情也不划算。造成外籍家庭幫傭與看護⼯身分如同奴⼯的原因，必然有極⼤部分是雇主對於其⼯作範圍的認知有誤，也可能是清楚該界線，但卻刻意忽略。抱持後者想法的⼈甚至無所不⽤其極的利⽤移⼯，以看護的名義，卻⾏聘請廉價勞⼒（可能是個⼈營業所需）之實，如若至此，法律規範得再詳盡也無法改變家事工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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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見李凱莉，「想想論壇」家事移工的日常，誰說了算？，刊於芋傳媒（最後查詢時間：2020 年 10 月 18 日）：https://taronews.tw/2019/11/03/516948/

[2] 見林良齊，〈血汗長照移盟籲家務勞動公共化〉，刊於中時電子報（最後查詢時間：2020 年 10 月 18 日）：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00309000532-260106?chdtv

[3] 參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90001&flno=46

[4] 資料來自勞動部統計數據，其中看護⼯⼈數為 256,173 ⼈（僅次於製造業的），家庭幫傭為 1,924 ⼈。

[5] 外國⼈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六條第⼀項第八款至第⼗⼀款⼯作資格及審查標準（本文中簡稱為〈標準〉）第 3 條第 1 項。

[6] 看護工與家庭幫傭的申請標準，分別見於〈標準〉第 10 條與 22 至 24 條。

[7] 1998 年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現勞動部）曾發布〈（87）台勞動一字第 059604 號公告〉，將家事工自勞基法規範排除。2016 年，勞動部又針對家事工的勞動條件保障發文說明，然而文中提及的《家事勞工保障法草案》目前仍無進展。見勞動部網站，家事勞工納入《勞動基準法》予以保障，必須兼顧勞雇雙方權益與實務之可行性（最後查詢時間：2020 年 11 月 1 日）：https://www.mol.gov.tw/announcement/27179/16779/

[8] 參見勞動部 107 年外籍勞⼯管理及運⽤調查（最後查詢時間：2020 年 10 月 18 日）：http://statdb.mol.gov.tw/html/svy07/0742menu.htm。其包含事業⾯與家庭僱⼯⾯調查表單，資料相當詳盡，令人能稍稍窺見勞動現實的一隅。

[9] 此為確保本國⼈與外國⼈之契約真實存在，通常由兩國代表機構驗證。此外，部分國家駐臺代表處的網站上置有移工勞動契約的範本。

[10] 見勞動部所公布之《外籍勞⼯權益維護報告書》（2019 年 1 月修訂），⾴ 14 以降：https://reurl.cc/EzD7Gk

[11] 見這篇報導中勞動部的回應，石秀娟，美樂蒂地震罹難補償問題暴露看護工處境，刊於中央社（最後查詢時間：2020 年 10 月 18 日）：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803030019.aspx

[12] 勞動部勞動法令查詢系統，雇主辦理與所聘僱第⼆類外國⼈終⽌聘僱關係之驗證程序：https:// laws.mol.gov.tw/FLAW/FLAWDAT0202.aspx?id=FL040928

[13] 李珮妤，外籍勞動者之勞動人權於我國法制之困境——以外籍家事勞動者為重心，《47 期學員法學研究報告》，頁 2862-2863。

[14] 同前註，頁 2863。

[15] 本書作者為數名「逃跑」移⼯與四⽅報，時報出版。本書由移⼯的書信組成，描述他們在⼯作中受虐的情況與「逃離」雇主的過程。對讀者而言，不聆聽他人的生命故事，又如何促使自己於所處的社會裡反思？

[16] 關於仲介與剝削的問題，參見遠見，移工、新住民系列報導：https://event.gvm.com.tw/201906_migrant-worker/03.html （最後查詢時間：2020 年 11 月 1 日）

[17] 截止 2019 年 8 月，直聘移工的比例始終低靡，2018 年只有 1.13%。監察院曾為此發布調查報告，見監察院新聞稿：https://www.cy.gov.tw/News_Content.aspx?n=124&sms=8912&s=14182 （最後查詢時間：2020 年 11 月 1 日）

從倡議組織之眼看移工議題在台灣——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專訪

2021-01-21T18:23:00.000+08:00

◎楊凱傑、李秉純、嚴子晴　

坐落於熙攘的中山北路旁，聖多福天主堂一甲子以來，從不間斷的守望著無數渡海離鄉來台的兒女。每當面對橫攔眼前的道道難關時，是對信仰的堅守寄託、是以熟悉語言的傾訴祝念，才得以慰藉每顆流離尋岸的心。

聖多福天主堂建於 1957 年，最早是為了滿足駐台美軍的宗教需求而建，也是當時臺北市唯一以英語為主要語言的天主教堂。而在 1992 年開放移工後，透過共通的宗教和語言，教堂周遭也逐漸成為許多菲律賓籍移工假日閒暇時喘口氣的所在，一個支撐這些他鄉來客的避風港。

同時，在臺灣社會中，出現了一股支持移工的力量。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aiwan 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簡稱 TIWA），成立於 1999 年，是全臺第一個以國際移工為服務對象的民間組織。TIWA 積極倡議移工權利的保障，協助移工成立自主組織，也透過參與工運、社運向資方和政府表達訴求；此外 TIWA 也致力於移工原鄉文化的推廣活動與宣傳，以求消弭長期流竄於臺灣社會中的國族主義與文化偏見。

TIWA 的據點就在教堂旁，除了移工間口耳相傳，也會在北車發名片主動接觸移工，開設中文、英文和電腦課程，是與移工建立關係的方式之一。其服務則以協助處理勞資糾紛居多，近年因無法居留在雇主或仲介處的個案變多，協助安置也是其服務範圍。除了具體的行動支援，TIWA 也透過紀錄片、攝影展等紀錄移工生活與故事，試圖增加大眾對移工議題的理解與關注。

TIWA 長期耕耘的努力有所成效，現今臺灣社會的確多了不少聲援移工的力量，但移工議題因其政治特殊性而在議題討論中仍受邊緣，聲量與話題熱度有限，而既有的刻板印象也仍舊存在、難以全然破除。

║移工議題在台倡議困境

-議題邊緣性

國內投身移工議題的組織漸多，然而，在TIWA服務了十幾年的研究員陳秀蓮指出移工議題在台灣仍處於討論邊緣。「邊緣」原因有二，一是來自於移工因集遊法限制，只能參加合法申請的活動而無法參加衝突活動，若後者涉及違法，則移工將被遣返，遂該倡議難以有太過激烈的、能爭取目光的手段，無法呈現衝突的樣態以喚起關注；再者，TIWA不想以形塑移工的弱勢形象作為推動議題的手法，因此較難喚起大眾的注意。雖然深知這是最容易受台灣社會接受的推廣方式，但TIWA認為這並非長久之道——不應該讓台灣社會自以為在「幫助」弱勢的位置，而未看見問題核心是要爭取應有的權利、恢復應有的身分等最基本的議題。「為甚麼永遠都要以被剝削、被性侵來討論看護工？」如何談？談甚麼？都因為移工在台灣坐落的社會位置而有了結構性的限制。

社會運動強度要累積到一定程度才能造成壓力，透過中斷正常生活，才能讓眾人理解「正常生活的存在並不正常」，並去思考這樣生活的邏輯是從何而來、是否真的合理？然而，移工議題礙於法案上的限制，無法以這種方式進行倡議，能使力的空間較少，這也使得 TIWA 的倡議之路十分不容易。雖然無法在運動策略上透過「打破正常生活邏輯」來吸引關注，但今年的 COVID-19 疫情反而出現了這般生活邏輯的破口。第三十二例[1] 使台灣社會開始關注逃跑移工，「隔離在家突然發現自由很可貴，會想到看護工也是被關在家裡面。」過去大眾於不了解而對移工充滿恐懼、覺得他們是「很危險的」，因而預設逃跑移工等同於犯罪——即便他們觸犯的只是行政法而非刑法，而且事實上移工的犯罪率僅為台灣人的四分之一。在這次疫情意外凸露的破口中，台灣社會開始會去討論為何移工要逃跑、討論制度問題，整體對移工的關注和理解都有增加。

-「人權」是訴求還是限制？

TIWA 指出，目前台灣處理移工議題仍不脫談人權的框架，但人權本身可以包含許多面向、難以向大眾談得細緻，籠統地說要倡導人權，則很難探問不同層面的權力關係、無法討論作為勞工應有的權益為何？要跟大眾闡明休假權益落實到人權層面便是反映在工時工資的調整，卻因為這會增加其雇傭成本而受到絕大多數雇主的反彈；甚至也很難直接切入雇主成本去討論怎樣的薪資才是合理的？尤其因看護工的工作性質有其特殊性，難以用人權概括解釋，更遑論用一般大眾可理解的方式說明。不過，近年來也因為長照問題浮現，與台灣社會息息相關，所以扣合著這些較為切身相關的主題切入，是看護工倡議的走向之一。

陳秀蓮在 2007 年加入 TIWA 團隊，她回憶當時開記者會還會接到許多罵人電話，指名要找受訪者、找他麻煩，TIWA的成員也無法辨識這些氣沖沖打來的人是雇主、仲介、還是歧視移工的路人？他們直罵為何需要爭取外勞的基本工資？台灣人的加班費都被他們賺走了！陳秀蓮淡淡地說：「他們講的是事實，但這背後的脈絡是外勞的加班費比本勞低很多，勞動現場跟外勞工作的人才會有很重的相對剝奪感。」這樣的制度性原因在一面倒的罵聲中，總被排除在討論之外。

不過，陳秀蓮也說以往相關新聞一出現，八到九成的回應都是對移工的謾罵，但現在網路上遇到這類事件時，討論風向是五五波在浮動著。一邊會冒出「滾回去啦！來台灣才能買到這種房子！」但同時也會有人回擊「人家也是人啦！」尤其在特殊案件中，看似「比較可憐的」則招來比較少的罵聲，例如阮國非案 [2]，即便涉及吸毒、逃跑、跟警察吵架，還是有人能試圖看件事情背後的理路，討論警械使用、討論「他也是別人的小孩」，而非一味指責他的「犯罪行為」。陳秀蓮也說，這些反映的是部分台灣人開始試著在自己可理解的、可同理的範圍去討論此議題，然而，政策的討論（在該案中則是自由轉換雇主的法律問題）還尚未進入公共對話之中。

║各國勞動條件比較

TIWA 也觀察到，台灣惡劣的勞動條件其實也影響著外籍移工在台灣的組成，首先是近幾年來自泰國移工的比例降低，主要是因為泰國的經濟發展漸漸趕上台灣，即使台灣的薪水條件依舊比泰國優渥，但是考量台灣對移工的不友善，以及跟原生家庭疏離的成本，讓泰國籍移工在台灣的身影逐漸減少。再來是資訊取得的便利性提高，讓移工更有能力去判斷台灣是否為合適的工作地點。尤其是當移工的原生家庭位於母國較發達的城市，他可能就更傾向選擇日韓等國家，導致來台的移工越來越多是從母國資訊較不發達的鄉村出身。

不同地區的發展差距除了體現在勞動輸出國與輸入國之間，台灣跟其他勞動輸入國的差異也影響台灣外籍移工的組成，上述提到移工會優先選擇日本，就是因為台日兩國內部對於引進外籍勞動力的需求有本質上的落差，使得兩國發展出不同的管理規範。雖然日本跟台灣開放外籍移工都有部分是要回應國內照護人手不足的問題，但因為日本醫療體系的規劃使得他們對照護工的想像是專業的，所以對移工會有完善的職前訓練。但是台灣是為了彌補長照體系的缺失，需要的是大批隨侍在病人旁邊的人力，在這個情況下移工的職前訓練不足、工作環境是在雇主的家中引發的休息時間不足或是處理工作範圍以外的事情等爭議便大量發生。

║多元文化包裝的剝削事實

近年來台灣社會有越來越多標榜「多元文化」的民間與官方活動，尤其在新南巷政策的席捲下，越來越多關注的目光投射到東南亞文化上，也形塑出台灣包容多元的形象。然而，TIWA 認為這是一件值得反思的現象。過去 TIWA 曾經處理過一起移工受虐案：三名移工被關在成衣工廠內，遭老闆要求長時間加班又積欠加班費。原本該案在上訴過程中絲毫得不到外界的關心，直到其中一名穆斯林移工在法庭上說出雇主強迫他們吃排骨便當後，赫然引起社會大眾關注——他們認為雇主應要尊重宗教自由，因此秉持多元文化的精神予以譴責。此事的發展看在 TIWA 的成員眼中卻很不能理解，對該名穆斯林的移工而言，高達 60 萬被積欠的加班費才是他積極申訴的理由，因為那才是他真實的生存所須及剝削所在。

從此案中可以看到台灣對於多元文化的關注落入一個弔詭的方向，似乎只要辦理盛大、熱鬧的開齋節，滿足移工心靈層面的需求，就可以不去考慮開齋節可能是移工一整年唯一可以休假的時候，而他們平日因制度問題而少有完整的休假機會；此外，辦理文化活動既不會觸碰到仲介、雇主的利益，也使台灣民眾認為自己已經足夠尊重移工、不會罪惡反而會產生「好的感覺」，因此對民眾也算是「有個交代」，種種勞動現場的剝削則在熱鬧節慶的背後繼續無人聞問。政府舉辦開齋節、潑水節等多元文化活動，卻始終在打高空而不碰觸制度性問題。

TIWA 指出，這是因為移工的工作長期處於移動狀態，頻繁的換工作容易失去聯繫，因此難以集結成有力的工會做倡議；再者，不具公民身分的移工也沒有投票權，因此即便人口數多，對於執政者來說並沒有直接政治壓力。多方夾處下，政府只用多元文化發展來向民眾掩蓋制度性的剝削事實。

除了制度性問題在歡快活動中被噤聲，移工的心理狀況在議題討論中更很容易被掩蓋。第二屆移民工文學獎的優選作品〈清晨之前〉有這樣一段話：「拉蒂在阿嬤的臉上彷彿看到自己親生母親的眼睛。拉蒂自稱是阿嬤的女兒，每日陪著阿嬤。如今阿嬤正油盡燈枯地躺在病床上，拉蒂已經失去阿嬤臉上的笑容。阿嬤，我願意今晚不睡，只要之後我還能見到妳從早晨醒來。阿嬤，答應我好嗎？」訴說的就是外籍移工在勞動現場，與薪資、工時、休假制度等可以實際被看見的問題相比，照護工作對心理健康帶來的負擔卻鮮少為人所注意。許多移工在人生地不熟的台灣展開新生活，唯一可以依靠、相互扶持的就是每天幾乎 24 小時待在一起的照護對象。長期相處下來自然會發展情感連結，若是照護對象不幸離世，情感連結的斷裂帶來的衝擊其實很嚴重，再加上照護者的角色本身就會承擔沈重的心理壓力。但是外籍移工在台灣可以獲得心理協助的資源幾乎可以說是零，TIWA 就曾經遇過罹患精神疾病的移工，在體制內得不到有用的幫助，就連私底下尋求諮商師的幫助，也都因為語言不通的關係困難重重。

║小結

長期關注移工議題的導演曾文珍談及拍攝紀錄片《逃跑的人》時深刻感受到：「一個號稱所謂人權的國家，其實我真的覺得那個人權是有選擇的。」[3] 身處一線的TIWA 看見以人權為名的倡議困境，也看見這樣有選擇性的「人權」的背後是政治權力不平等，而導致移工在制度支持和心理層次上的剝削。在 TIWA 採訪的兩個小時內，門敞開的辦公室裡人來人往，坐在一旁等待文件處理的女性移工侷促抓緊小包包、抓起安全帽就要騎車去警局處理事情的仲介行色匆匆、電話打不停並不斷切換語言溝通的工作人員埋首檔案堆中⋯⋯生命在此交會，儘管議題邊緣，而 TIWA 仍堅守原則，與移工並肩闢拓更友善的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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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0年2月26日，32例的女性移工因為照顧第27例老翁而遭傳染並確診新冠肺炎，她在確診後於醫院進行直播與親友報告近況，卻引起媒體與網友攻擊，引發討論。

[2]見曾芷筠，〈【鏡相人間2018】異鄉安魂曲　越南移工阮國非之死

〉，刊於鏡傳媒（最後查詢時間：2020年10月29日）：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80125pol025/

[3] 見陳品瑄，〈【2020女性影展】專訪《逃跑的人》導演曾文珍：用八年扭轉逃跑移工的「可惡」印象〉，刊於關鍵評論網（最後查詢時間：2020 年 10 月 22 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4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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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的話／歐陽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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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他之後：跨性別者在台大】

【街角的追尋——淺談無家者議題與學生的議題參與】

【人物專訪】

【人物專訪】作為文學少女？——許瞳、張嘉真專訪

Q : 從你們的作品來看，高中生活經驗似乎都對你們自身或創作有著深刻的影響，那麼在台大的生活或學習經驗是否有帶給你們任何的成長或改變呢？對你們的作品有任何影響嗎？

Q：2019年底，〈畢業十年，女校教我的事〉一文，表示女校像個小型烏托邦，在網路上引起不小的討論。兩位在作品中對於女校生活皆有大量的刻畫描寫，會認為女校的環境或經驗對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產生了任何影響嗎？

Q：兩位都畢業於女校，也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寫到學姊學妹制或對學姊仰慕的情景等等像是「開花」一般的經驗。那在就讀女校的期間中，也曾經有過類似的情感嗎？這對你們的人生觀或寫作方面有什麼影響嗎？

Q：兩位在文學創作的初期為何會選擇小說/散文這個文體？是有意採取的寫作策略，抑或只是偶然的結果呢？

Q：未來你們會想嘗試以其他的文體寫作嗎？還有任何想寫的題材或方向嗎？

【無家者專題】學生與無家者的距離：從台大無家者服務社看學生在貧窮議題上的可能與侷限

靠近與理解無家者的行動者：台大無家者服務社

台大無家者服務社

學生在無家者議題中的角色

展望未來：學生看無家者議題的困境與無家者服務社的下一步

【無家者專題】民間組織的無家者服務與行動：專訪芒草心協會

無家者服務在民間

無家者服務：社會工作的面向

民間組織的倡議行動

社會溝通的價值——芒草心的街遊專案

織一片接住無家者的網

【無家者專題】政府法規與制度

法規中對無家者的稱呼

無家者相關法條列舉以及處理無家者事項的政府單位

針對無家者住宅部分的救助措施

針對無家者就業部分的救助措施

針對無家者實物給付部分的救助措施

政府法規制度的缺失

【無家者專題】街頭的人生百味：無家者的生命故事與困境

台灣的無家者現況

無家者的生命故事

無家者真正的困境

【街角的追尋——淺談無家者議題與學生的議題參與】編輯的話

【她他之後：跨性別者在台大】跨過去，還是我自己

發現自己的「性別不一致」

通過或不通過，男或女？都是社會給的標準

醫療資源問題凸顯資訊不透明

在台大，跨性別生的住宿與上課問題

不只是二選一的未來

【她他之後：跨性別者在台大】從校園空間看見「跨」越兩性的需求

一、現行男女二元制度下的問題

二、未來展望：建立性別友善宿舍

【她他之後：跨性別者在台大】編輯的話

當國家闖入獵場： 「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釋憲案」辯了什麼？

108刊目錄

編輯的話／郭學云

文章目錄

【尋岸流離——東南亞移工在台處境與倡議組織策略】

【書卷獎、雙轉輔與退學制度——淺談大學校園的學業中心主義】

【擁抱世代的未知與徬徨——人物專訪】

擁抱世代的未知與徬徨——專訪沒有才能

從退學制度看「課業作為大學的主要目的」

前言

高等教育與基本教育的差別

鞏固體系的手段——退學制度

大學的退學制度

廢除學業退學制度：政大的抗爭路程

結論

註解

學生眼中的雙轉輔制度

書中自有黃金屋？——眾人眼中的台大書卷獎

家中的他者：法律中的外籍家事工

現行法規範底下的外籍家事工處境

小結：勞動法的本位與難能觸及之地

從倡議組織之眼看移工議題在台灣——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專訪

-議題邊緣性

-「人權」是訴求還是限制？

當國家闖入獵場：「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釋憲案」辯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