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周二晚，在奥巴马总统和共和党候选人米特·罗姆尼的第二场总统辩论上，外交政策问题占了激烈回合中的两次。他们就利比亚袭击事件进行交锋，（该事件造成包括大使在内的四名美国人死亡），还在美国对华政策上展开了对攻。

奥巴马提到了自己任期内达成的三个新贸易协议和申诉的一系列不公平贸易案。他说，这些案件的数量是布什任期内的两倍。他还特别提到针对中国汽车和卡车轮胎“涌入”美国市场所采取的行动，他称解决这一挑战“拯救了一千个工作岗位”。

当地时间周二晚上，总统奥巴马和罗姆尼第二场电视辩论。

“当罗姆尼说他会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时，”奥巴马说，“请记住，罗姆尼州长投资的企业是向中国进行外包的先锋，他目前投资的公司正在为中国政府生产监控设备以暗中监视自己的国民。”

奥巴马对罗姆尼尖锐直言，“州长，你是最不可能对中国强硬的人。”

第三场暨最后一场总统辩论将会更多地聚焦外交政策问题和美国的全球角色。第三场辩论按计划将于10月22日在佛罗里达州的波卡拉顿举行，五个主题之一将是“中国的崛起和未来的世界”。

在周二辩论的后部分，罗姆尼再次重申自己的承诺，即在“入主白宫第一天”就把中国划为货币操纵者，并称此举可以让他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他说，中国“多年来一直在作弊”，盗取美国专利、产品设计和知识产权。他说，中国“不遵守游戏规则”。

作为回应，奥巴马再次提及上述外包指责，并指出他领导的政府“对中国施加了前所未有的贸易压力”。

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是促进中美建立密切关系的先驱，至今他一直在为此出力。他说，两位候选人在谈到中国时一直在使用“糟糕透顶”的语言，见报道。

“你想让中国成为敌人还是朋友？” 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的前总裁莫里斯·格林伯格(Maurice Greenberg)在上周对彭博电视说。格林伯格支持罗姆尼，他也是自由贸易组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的主任。

“在贸易协议和贸易战争中我们有一个选择，”他说。“我会选择贸易协议，我希望我们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格林伯格说，如果罗姆尼当选，他希望罗姆尼会收回作为候选人时的反华言论，包括关于冠名中国为货币操纵者的承诺。

“这是常识，我认为他是有常识的，” 格林伯格这样评价罗姆尼。“这不是出尔反尔。他身旁的一些顾问们会给他摆平利害关系。”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正在崛起的中国是美国公众的一大忧患，他们对中国的担心超过了退役军人、政府雇员、商业人士、记者和外交政策学者。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对美国的“重大威胁”，而只有四分之一的学者持有此观点。

皮尤的调查还发现，15%的美国公众认为中国是敌人。

“共和党人对中国崛起之影响的担忧超过了民主党人，”皮尤的调查总结写道。“六成的共和党人认为中国的崛起给美国带来了巨大威胁，而只有48%的民主党人这样认为。”

调查还发现，美国人几乎一致认为中国人勤奋努力、竞争力强、且具有发明创造力。“大多数人也把这些品质和美国人相联系，”报告说，“但认为美国人勤奋努力的人数（78%）少于对中国人持同样看法的人数（93%）”。

【本书原版封面】

1961 年 1 月 1 日，文革渗透进了中南海。那天上午，一群在中央机关电话总机工作的“造反派”，自称是“67.1.1 战斗队”，进入了刘少奇居住的院子，给它“张贴”上了“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决没有好下场！”、“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大幅标语。刘少奇的“奇”字故意写得歪歪扭扭，斜在一边，看上去像个“狗”字。两天后，另外大约二十几名自称是“红旗团”的工作人员在晚饭时分突然涌入，要刘及其妻子到院子中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到 1 月中旬为止，造反派们（戚本禹在幕后精心策划了他们的活动）已经对朱德元帅（时年 80 岁，解放军之父，毛的第一位重要的亲密战友）、邓小平、陶铸和他们的家人进行了类似的折磨。1 月 12 日晚，近 200 名办公室工作人员组成的“造反派”——包括康生和戚本禹的妻子——出现在刘少奇的院子里，开始进行第二轮的“批斗”，他们还带来了一个电影摄制组。第二天，毛最后一次与刘见面，当刘要求毛准许他辞职，回农村当普通农民，“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时，毛拒绝了。不让国家发生动乱可不是毛的想法。

除了这些羞辱以外——对刘少奇来说，他还受到了前妻生的子女的痛斥——好在刘、邓是政治局常委，不需像其它几乎所有的高层“修正主义分子”那样，在数以万计声嘶力竭的“革命群众”代表面前忍受公开羞辱，而且这种羞辱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一些体育场和体育馆悬挂着横幅标语——“谁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打倒谁！”、“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在足球场和公共广场中央临时搭建的舞台上，中国各地上演着同样的政治戏剧，目的是激起民众对所谓的毛主席的敌人更大的愤慨。

“首都三司”的领导人们尤为其组织技巧和纪律而感到骄傲，在有关部门的通力协作下，它运作了数次规模最大、场面最壮观的群众集会。那些不在接受“革命小将们” 正当义愤”所攻击目标之列的老干部们几乎在每一个方面都给予了他们很高的评价。一位高级情报官员当时担任康生驻天津的特使，1967 年春天，他对一群来访的朋友说：“他们真的很能干，那些小伙子，全部是二十出头……我让他们搞一个揪李雪峰的群众大会，不到一、两个小时，他们就组织来了大约四、五十万人。纪律性真是太强了。”无疑有点夸张，但是很生动。

毛在大跃进前夕抱怨，北京除了“官僚”以外，别的什么都生产不出来。也许这种情况在中国其它地方有所不同，不过，似乎是为了证明毛的话是对的，一个近乎是常设的“斗争部门”逐渐成形，有数百人为其工作——如果说不是雇佣的话。例如，地质部的二楼就免费提供给“首都三司”作“斗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革命集团筹备处联络站”的所在地。该联络站对不同对象进行“斗争”前，先要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首肯，接着就要求北京市当局提供合适的场地，北京卫戍区确保斗争对象到场，如果有必要的话，还要派武装警卫强行护送他(她)来。该联络站则负责联系公众。它的每一次重要集会前预先印好海报，告知人们，想要在会上发言的话，应把“揭批材料”交到哪里去审查，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领票(“凭介绍信以集体领取”)，要获得进一步的信息要打哪个电话。虽然安保措施也许并不太严格，但是决不会让你随便就能进来看看“阶级敌人”获得他们应有的下场。“首都三司”下属的一个组织编写的一份内部演示文稿说，一群到北京访问的瑞典学生，有一天晚上试图“进入”一次群众集会，会上挨斗的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一位 74 岁的副主任。他们被拒之门外。

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影片捕捉到了部分较大规模的集会的气氛。上述筹备处制作了一部长达 15 分钟的纪录片，拍摄的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一次大会，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会场内人山人海，那位倒台的北京市市长及其许多高级同事们屈膝跪倒在地。不过。会场上也不乏喜剧场面。中央宣传部的一位“阎王殿的判官”在许多年后回忆了自己挨斗时的故事。当时，批斗会的组
织者相信于光远不会逃走，让他在不开会的时候呆在家里，接到开会通知后自行去会场：

有一次，批斗会场设在木樨地的政法学院。那一天，我去了，进门时向我收门票，我说我不知道要票。看门的人斩钉截铁地说：“没有票就是不能进去！”……我 对 他 说 ：“别人没有票不能进，我没有票还是要进去。”
“不行！就是不行！”他的阻挡，引来了许多围观的人，人们不了解为什么一个人不让进去，而另一个人坚持要进去。……看门人的脾气上来了：“你这人真不讲理，这个会没有你，难道就开不成了吗？”
“正是这样，没有我，你们的会就开不成！”我十分有把握地说。
那人听我这么说，一时猜不透我的来头，有点儿懵了。
我于是问他：“今天你们开的什么会？”
“批斗会”，他回答说。
“斗的是谁呀？”我又问。
“于光远。”
我说：“我就是于光远，没有我，这个会开得成吗？”
于是，于光远没有票也进去了，以那种臭名昭著的“喷气式”挨 了顿批斗。

11 月和 12 月的政治形势日益混乱，刘、邓以外的高级领导人是否可以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和(或)“敌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明确的和权威的指示。除了毛以外，任何一名掌权者都受到了北京自封的造反派们的攻击。

由于当时文革仍然是被正面看待的，底层掀起的这次攻击狂澜由于波及了林彪和江青这样货真价实的“左派”，所以被叫做 11 月和 12 月的“黑风”。新近的中国有关历史著作试图把这种攻击的性质无中生有地定为“反左”，但却忽略了以下事实：人们在激烈地斥责江青的同时也会把林彪捧上了天，反之，亦燃。北京林学院的一伙大学生贴出了大字报，号召革命同伴们“踢开”中央文革小组机构(“毛主席脚下的一个绊脚石”)，自己起来“闹革命”；他们还宣称这种行动是在坚决支持毛和“副统帅林副主席”。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的两名学生在大字报中抨击林彪，他们认为鉴于林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有限，中共在他的领导下有演变成法西斯党的危险；另一方面，这两位大学生在其大字报中赞扬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几乎没有林彪身上的那些缺点。清华大学的一个红卫兵组织散发传单，抨击陈伯达和江青不能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另一个红卫兵组织的成员据说遍及北京 17 所高校，它公开要求关锋和戚本禹下台，特别是戚要为“挑动群众斗群众”承担罪责。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大字报大量涌现。还有许多讽刺刘邓及其众多支持者和同伙的漫画得以印刷和发行。

有时，在华的外国记者们会把这些事件当成新闻。苏联人特别擅长此道，一家“修正主义广播电台”播送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张“反革命大字报”，题为“周恩来在干什么？”，红卫兵们得知此事后十分气愤。为了表示抗议，他们在苏联记者驻京办事处(塔斯社)的门口贴出了一幅对联，上联是“真理报不说真理”，下联是“消息报编造消息”，横批是“全是废话”。

对中央文革小组最凶猛的抨击尤其是来自于“早期”的红卫兵，他们在八、九月间如日中天，此后其势力和影响就一路下滑。这种衰落也许并不出人意料。

在最早预言红卫兵会对栽培他们的领导人反戈一击的人中，很少有人能像蒋介石以前的得力助手、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创立者、国民党新生活运动的促进者陈立夫那样富有洞察力。陈立夫在 1966 年 11 月 评 论 道 ：“共匪利用青少年组织‘红卫兵’在大陆上造反作乱，这是最愚蠢的做法，欺骗和利用青年的人，终究会被青年人所唾弃。”到了年底，一些后来觉醒的“造反派”在对毛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产生质疑后，才开始了解它真正意味着什么，他们的批评少了些愤怒，在某些方面却多了份成熟。这些批评者现在大部分被遗忘了(从历史上来说，有不方便之处)，其中包括朱成昭本人，官场的说法是他在 1967 年 1 月提出和阐述的观点“太反动了，中国没有哪个学生可与之相比”。朱认为全国性的革命大串连——即毛泽东的免费旅游计划——“不成熟”。他坚持认为中央文革小组逮捕了太多的红卫兵和一大批中学生，后者是“西城区纠察队”以及类似“保皇派”组织中其实是真正“左派”的中学生。他说，中央文革小组的所作所为其实完全是“折磨群众”。随着朱成昭的观点广为人知，他作为红卫兵领导人的生涯实际上也就到了尽头。然而，他继续在幕后得到了其最初的追随者默默的支持和仰慕。

对中南海里的讨论并不知情的人们在竭力猜测下一步要发生什么事。瑞典驻华大使猜测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他在写给自己的外交大臣的信中说，一度曾有 9 名公安干警在保卫着大使馆，但是现在“事态恢复正常，只有一个警卫当班”。

《纽约时报》一篇最近的社论宣称：“一场有限的内战正在中国展开”，对此这位大使并不赞同，他坚持认为“从北京的情况可以断言，这种判断似乎为时过早”。

不过，他在此信尾处写道，“一个人对中国社会了解得越多……就越不愿意徒劳地高预测未来。”事实证明，上述社论的观点是正确的。内战正在进行，其势已不可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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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诚的新家位于纽约一栋外表阴沉的塔式大楼里，巧合的是这栋大楼的外观看起来很像北京市中心的一座综合医院，不久前，这位法律活动人士曾在那里参与了一出非同寻常的政治大戏。纽约这栋大楼的大堂里站着一位头戴耳麦的魁梧男子。若不是因为他有白种人的特征，从外型上来看，他和那群软禁陈光诚七年之久的警察以及安保人员可能没什么不同。

我告诉了这位白人男子我的名字和来意，几分钟之后我被引导进入了一部电梯。自从这位年届四十、几乎自出生之日起就双目失明的盲人从中国东部一个偏远山村的监视居住中大胆而惊险地逃离出来起，仅仅过去了几个月时间。虽然在翻过自家院外的围墙时摔断了腿，他仍然到达了北京，混入了美国领事馆，并引发了中美双方的一场外交对峙。

经过长达一周的紧张谈判，中美双方终于达成妥协。中国政府为陈光诚提供护照，他得以离开医院前往美国。目前陈光诚正在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进修法律。

当我在陈光诚四壁雪白的公寓里等候他的时候，我认出了纽约大学法学教授、中国人权法律专家孔杰荣(Jerome Cohen)，孔教授协助了美国政府有关陈光诚出境问题的谈判。随后陈光诚在妻子袁伟静的搀扶下走进了房间。他穿着白色的衬衣，打了一条红色领带，脸上架着一副墨镜——对于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人权活动人士来说，这副墨镜已经成为他的标志。

虽然我写过大量有关于他的报道，还曾在他被关押期间与他在电话上简短交谈，但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会面。他的说话方式兼具感染力和教化色彩；虽然出身农民，但他的普通话显示出他受过良好教育，不过并不夹带北京或上海知识分子喜欢使用的花哨言辞。他走起路来还是有点一瘸一拐，但他表示自己的腿伤正在愈合，很快他就能去游览自由女神像(Statue of Liberty)了。

午餐是由陈光诚的看护们选择的外卖，一顿美味而分量十足的意大利餐，包括意大利面条、比萨以及沙拉等等，来自临近的第五大道上的Otto Enoteca Pizzeria餐厅。在我们开始吃饭之前，陈光诚提出他是否能摸一下我的数字录音机。他一边用手摩挲我的器材一边说：“我非常喜欢录音机。2005年有人送给我一台。我用它来记录有关政府在推行计划生育过程中的暴力行动的陈述。它逃脱了对我家的无数次的抄家，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它。”

他用如此随意、不带感情色彩的语气谈论这项给他带来过巨大麻烦的工作，令人震惊。在讲述那些苦难以及将苦难强加到他身上的那些人时，他展现出的真诚和宽恕，同样令人震惊。

当我们开始用餐时，我问陈光诚觉得纽约食物的味道如何。他的妻子递给了他一块披萨，告诉他那是什么以及他可以直接用手拿着吃。他微笑着说，各种各样的菜式他都喜欢，尤其偏爱日本菜和印度菜。他解释称，当他在自己的村庄里遭到软禁时，外出购买食物和生活用品常常遭到阻挠，他和他的家庭经常挨饿。

他用简洁、格言式的说话方式接着讲到：“食物的酸甜苦辣——都有各自的营养价值，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也是一样——吃些苦头(经历苦难)也有它的好处和价值。”

我询问他对美国的第一印象。陈光诚表示，自己所见证的言论表达自由令他深受震撼。他说：“美国的普通人并不害怕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一切是如此自然。我认为这是使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强国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陈光诚所做的工作在美国已经广为人知：包括揭露中国打着计划生育政策名号的各种滥权，代表被迫在怀孕晚期接受人工流产的妇女以及因为超生而遭受惩罚的家庭打官司。这些工作使他成为了跨越政界和宗教界的广受瞩目的人物。他还为残疾人提供无偿法律咨询服务，就在不太久之前，中国政府还曾对他的这项工作表示赞许。

歧视残疾人的情况在中国非常普遍，特别是在陈光诚的家乡东师古村这样的边远地区。盲人在职业方面的选择非常有限，幸运一点的也许能找到乐手或按摩师之类的工作。陈光诚自己曾在南京学习过传统按摩，但当他到达南京以后，他开始在空余时间参加法律讲座。作为一个农村大家庭中唯一接受过初等以上教育的人，即使陈光诚不是盲人，他和他的故事也是极不平凡的。

不过当陈光诚将注意力转向计划生育以后，政府立刻停止了对他的表彰。2005年陈光诚遭到软禁，随后被扰乱交通和破坏公共财产的罪名关押入狱四年以上。2010年，陈光诚从监狱中被放出，并押送回他自己的村庄继续软禁。随着有关他所遭遇的困境的消息传播开来，外国记者、中国活动人士以及关注此事的普通公民开始前往陈光诚所在的村子试图见他一面，他们记录下了自己的尝试以及关押陈光诚的看守对他们采取的暴力举动。去年十二月，好莱坞男演员克里斯蒂安•贝尔(Christian Bale)和一名CNN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试图到陈光诚的村子拜访他，但遭到了攻击，国际媒体在报道此事时将“蝙蝠侠落败中国共产党”作为大标题。

其他见过陈光诚的人描述过他简单而直接的态度所具有的感染力，有几次当他回答我的问题时，我也感受到了这一点——这种纯真的理想主义也许令他看上去有点天真，但却使他的思想和观点更有力量。他身上暗藏着一股强烈的充满正义感的愤怒，对于官方压迫行为中的自相矛盾之处，他固执地用逻辑来对抗。

当我问到他是否担心与中国国内现状脱节时(这种情况曾出现在其他被迫长期流亡西方的持不同政见者身上)，他非常强烈地表达了不同意见。他表示，自己仍能同国内民众进行交流。“当我被关押在监狱里时，除了每月一次的通话机会，我甚至不能给自己的妻子打电话。那么我是在狱中还是出狱后更有影响力？你认为现在我与中国的朋友沟通会比在狱中更容易还是更困难？我认为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

有一种（中国政府乐于推广的）说法是，陈光诚前往美国，证明他是美国破坏中共统治战略中的一个棋子。我询问陈光诚怎么看待这种说法。他回答道：“中国人民有足够的智慧可以直接问我，我是如何被美国所利用，以及利用的目的何在。”他补充称，自己计划在完成纽约大学的进修后立刻返回中国。

当我对中国政府是否会允许他回国表示怀疑时，陈光诚打消了我的顾虑。他说：“中国共产党不会这么傻的。他们知道如果拒绝我回国，我绝不会就此罢休。我有一本从正规合法渠道取得的合法中国护照，他们没有任何理由阻挠我。”他表示自己已经做好准备，如果必要的话将露宿纽约肯尼迪机场(JFK)，直到获准登上一架返回中国的飞机。

对于此次美国之行将如何影响自己在中国国内促进社会公正的能力，陈光诚有过仔细思考。他强调自己护照及签证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他不同于以往的活动人士，也反映出过去20年里中国所发生的变化。过去当方励之等不同政见者流亡海外以后，中国政府一直阻挠他们回国，虽然这种做法与本国法律相违背。作为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事件的领袖，方励之在逃往美国接受“医学治疗”以前曾在北京的美领馆滞留一年以上。

经历了过去二十年的变化，虽然中国仍然缺乏独立的司法体系，这种公然违背法律的行为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持续，因为中国共产党公开高度强调“依法治国”。受此影响出现了一批新型活动人士，陈光诚是他们当中最著名的一个。孔杰荣教授和其他专家都指出，陈光诚并不是严格字面意义上的“持不同政见者”，因为他并不主张推翻现有政府或采取暴力方式破坏现有社会秩序。

陈光诚表示，自己的“首要要求”是中国政府应当切实遵守本国法律和宪法，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公民的人权、言论自由以及多项被西方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的其他权益受到保障。他说：“当你阅读中国宪法时，你会意识到只要我们能够实现那些最基本的要求，中国就有希望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的法律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它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没有认真执行。

这也是给陈光诚带来苦难并使他在中国统治阶层眼中显得如此危险的原因——他从事的社会活动，仅仅是要求当权者兑现自己的承诺。

他在谈到自己的侄子陈克贵时情绪最为激动。目前陈克贵因用一把菜刀自卫仍然遭到关押，当时政府官员在发现陈光诚失踪后闯入陈克贵家。陈光诚表示，自己的侄子出于自卫砍伤闯入者，现已被控以“故意杀人”罪。其他在陈光诚逃跑过程中施以援手的人也遭遇了类似的官方监视和骚扰。

我问陈光诚，是否会因为自己和家人的遭遇而怨恨中国共产党，是否认为自己是一个反共人士。他停下了用餐，询问妻子是否有筷子可以用来较为方便地夹起意大利扁面，但是房间里没有筷子，所以他继续与意面“作斗争”。陈光诚回答道：“宣称我反对共产党或者中国政府并没有意义——毕竟目前共产党员人数已经超过8000万人，任何一个大型组织中都既有好人也有坏人。在党和政府内部，握有实权的人仅占极少数。其他人甚至无权投票决定由谁来代表他们。反对整个共产党并不是一个正当、理智或者客观的立场。”

我进一步追问他的政治观点以及他在民主问题上的立场。陈光诚表示：“和任何一个政治体制一样，民主制并不是完美的，有很多地方都需要改进，但它是我们在当前这个世界上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政治体制。”

我询问陈光诚是否熟悉温斯顿•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名言“没有人假装民主是完美的或是绝对明智的。事实上曾有人说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如果排除所有其他已被尝试过的政府形式的话。”

对此陈光诚露出一丝困惑，我这才意识到他并不知道我所说的人是谁。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提醒我为什么他会成为中国当代政治领域一个如此具有吸引力的人物——一位双目失明、自学成才的农民用他自己的语言表达出了现代历史中最为著名的一句格言，而他甚至不知道最初说出这句话的人是谁。

陈光诚继续强调称：“中国终将迎来民主体制。我对此百分之百地确信——不过这一过程需要时间。如果人人都为建设一个更加公平文明的社会贡献力量，民主就会更快到来；如果人人都袖手旁观，那么民主就会来得慢一点，但这一趋势是无法避免的。不论当权者是否希望这种局面出现，黎明终会到来，破晓天明的趋势不会改变。”

【马尼拉】与中国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关系给菲律宾执政当局内部造成了分歧，这一裂痕正在扩大，且可能造成不稳定，令总统贝尼尼奥·阿基诺政府出现了分裂。尽管阿基诺公开对北京在南中国海的挑衅行为采取强硬立场，但他私下希望重返外交渠道，以保持重要的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

在回应与中国紧张的双边关系问题上，菲律宾国内出现了内讧，一些人担心如果不改变外交路线，这种紧张关系可能会爆发成公开的对抗。在美国将”重心”转向亚洲的背景下，以及由于阿基诺作出投向美国的战略姿态，包括要求更多的军事援助以及提供间谍飞机监视中国海军在邻近海域的行动，这种危险已经加剧。

在阿基诺9月5日发布行政命令、正式将南中国海更名为西菲律宾海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拒绝在上月俄罗斯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间隙会见阿基诺，因为菲方此举宣示了马尼拉对争议海域的主权，并且可能在法律上将美国拉进来，通过一项相互防御条约来捍卫这些主张。

尽管总统在法律上对菲律宾外交政策有着最终决定权，但外交部在职能上是对外关系的主要决定机构。由于中菲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外交部对中国政策的把控总是受到竞争利益集团的削弱，包括在中国存在利益的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公司企业。

尽管阿基诺公开谴责中国的侵犯行为，但他明显秘密授权新任参议员安东尼奥·特里利亚内斯与北京开展类似”后门”外交的路线。这一策略显然没怎么与外交部长阿尔韦特·德尔罗萨里奥协商——尽管有其他消息人士称，在阿基诺通过电话免提与特里利亚内斯谈话时，德尔罗萨里奥正在参加内阁会议——也没有得到参议院院长胡安·庞塞·恩里莱的认可。

结果这一策略变得公开化，一些评论人士称，缺乏外交经验的特里利亚内斯无意中落入了中国的圈套。这些评论人士说，北京利用这位资历尚浅的参议员初露头角的政治抱负来分裂菲律宾领导层，加大对争议地区斯卡伯勒浅滩的控制，以及孤立外交部内部的亲美派别。

中国官员显然让特里利亚内斯相信，他们愿意从斯卡伯勒浅滩附近的争议海域撤走船只，换取马尼拉作出相应的举动。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特使库尔特·坎贝尔早些时候建议，菲律宾外交部和中国同时撤出，逐步降低紧张局势，避免争议地区军事化。

但是，特里利亚内斯很快就在国内媒体上吹嘘他在”缓解紧张局势”和”避免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将秘密会谈带入到公众视野中。而马尼拉撤出船只后，中国方面只是撤走了一些海军船只。北京派遣了更多的准军事化和侦察船只，从而强化了在该海滩的地位。

7月份，中国提升了附近三沙岛的行政地位，从而巩固了对该地区的领土主张，并通过随后在附近地区的海军演习表明了捍卫争议前哨的意愿。实际上，斯卡伯勒浅滩地区自此禁止菲律宾渔民和曾经进行调查的媒体进入。

批评人士称，特里利亚内斯主导的交易秘密谈判撤退，导致菲律宾丧失了以往对该海滩以及周围泻湖的控制权。他们强调，中国甚至拒绝遵守早先双方达成的保护该地区脆弱生态系统的禁渔协议。

这一事件的影响通过菲律宾国内政治反映出来，体现了在中国问题上鹰派和鸽派的对立。在特里利亚内斯方面，据说他指责德尔罗萨里奥”叛国”，因为后者与美国交好，与中国对立，但这一背叛指控遭到了强烈反驳。作为一名资深外交官和前驻美大使，德尔罗萨里奥通过多次谦恭的华盛顿之行，推动了菲美战略关系的恢复。

特里利亚内斯批评外交部政策时说，大多数菲律宾人对斯卡伯勒浅滩问题不关心，而更在意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根据莱洛战略研究公司8月份对77个省所作的一项民调，有69%的菲律宾人更担心维护国家主权而不是争议海滩。

特里利亚内斯阵营还强调，德尔罗萨里奥曾在菲莱克斯石油公司主席曼尼·潘希利南手下任职，而潘希利南可能会在今后开采南中国海争议地区石油和天然气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公开质疑德尔罗萨里奥在与中国打交道中的”公正性”，暗示他公开身份与以往私人角色之间存在利益冲突。

据说，口水战和阿基诺明显在外交部渠道之外采取的秘密外交都促使德尔罗萨里奥考虑辞职以示抗议。特里利亚内斯已经提出，如果德尔罗萨里奥下台，让新任内政部长曼努埃尔·罗哈斯接任。

全面叛国

在政治分歧的另一方面，参议院议长恩里莱迅速转向支持德尔罗萨里奥。恩里莱指责特里利亚内斯不仅在实施”后门”策略时避开了正常的议会程序（规定要求通知参议院院长），而且表现得像是中国的”内奸”。

恩里莱利用菲律宾驻华大使索尼娅·布蕾迪（最近中风，将很快被替换）提供的信息称，特里利亚内斯至少在16个场合与中国高官举行了会谈。恩里莱还暗示，特里利亚内斯是受到中国人的股东，对德尔罗萨里奥提出”叛国”指控，包括指责这位外长意图挑起”战事”以证明加强与美国军事关系的合理性。恩里莱本人也因在一次参议院公开会议上透露秘密的外交信函而被控叛国。

这些对立的言论和政府内部的分歧都让阿基诺处于政治的紧要关头。为了遏制政治破坏性，阿基诺要求德尔罗萨里奥和特里利亚内斯停止在该问题上发表公开声明。总统发言人埃德温·拉谢尔达在最近的新闻简会上以外交辞令说：”参议员特里利亚内斯心里装着国家的最高利益……我可以明确地说，总统对外长信任且有信心。”

阿基诺公开否认特里利亚内斯关于他被悄悄任命为中国特使的说法，而是称特里利亚内斯在5月得到菲中商会的支持、计划访华之前，提出开展对话、缓解与中国紧张关系的建议，阿基诺仅仅是对此建议作出了积极回应。北京在斯卡伯勒浅滩僵局后给双边贸易和旅行制造了障碍，菲律宾工商界人士指望特里利亚内斯能理顺关系。

在一次媒体采访中，特里利亚内斯说，菲律宾华商联合总会与他接触，希望他能发挥调解作用。特里利亚内斯说，菲律宾航空公司董事长、菲籍华人陈永载甚至赞助了他前往北京的头等舱行程。

与中国冲突的经济代价是高昂的。包括香港在内的整个中国是菲律宾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去年占菲总出口的24%。中国大陆是菲律宾第三大贸易伙伴，每年的双边贸易额在300亿美元左右。去年，两国签署协议，同意到2016年将双边贸易扩大至600亿美元，如果实现这一目标，单中国大陆就会成为菲律宾的最大出口市场。

对中国蓬勃发展的房地产和零售业感兴趣的菲律宾主要企业家严重依赖日益增加的对华投资。与此同时，在2011年，到菲律宾旅游的中国游客是第四大旅游收入来源。

北京也成为菲律宾急需的外国直接投资越来越重要的来源，中国在菲律宾资助的项目目前价值近80亿美元。尽管担心腐败和透明度的问题，中国还是被看作是优惠贷款的重要来源，主要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这是阿基诺经济计划的核心内容。

鉴于这种情况，阿基诺显然同意特里利亚内斯的后门外交是为了平衡对立的利益，安抚北京，同时在公开场合维持其强硬言论，以捍卫菲律宾的主权完整。在上月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受到中国冷遇以及德尔罗萨里奥对特里利亚内斯闹剧之后，阿阿基诺任命内政部长罗哈斯为特使，于9月21日与中国下任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了会晤。

罗哈斯在会后的新闻简会上说：”我向习近平副主席传递的信息是，谈比不谈好。我们举行了最高级别的会谈，并且切实地传递了信息，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基础。”阿基诺表示：”我认为鉴于局势，至少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高层官员再次举行了会谈，因此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中国领导人的交接即将展开之际，外交努力有助于缓解双边紧张关系，但阿基诺政府内部对中国持对立观点的派别之间的斗争完全没有解决。在阿基诺试图在国家安全担忧和经济必要措施之间达成平衡之际，发生更多内讧和政策不连贯性的风险很大。

【图：身披蓝白相间战袍的野猪林队，正在迎战流浪明星队。他们是回龙观超级联赛中的两支老牌劲旅。图中的比赛是2007年回超第四赛季中的一场。】

位于北京西北郊区的回龙观，是一片庞大的住宅区。这里的居民们自发举办了属于自己的冠军联赛。比赛的观众，大部分都是场上队员的妻子和孩子，他们用力地给运动员加油助威。场上的队员们身穿亮黄色和红色的队服，无论年纪多大身材如何，都卖力地在人造草皮的球场上奔跑。王玉宇现年32岁，曾是一名业余运动员。他很兴奋，因为自己效力的Tornado FC 队以3比1的比分击败了流星队。过去六年里，他只错过了少数机几场比赛。现在，他正满怀希望地期待联赛第100场比赛的到来。

王玉宇一直负责运作这项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草根赛事：回龙观超级联赛。 其他联赛队员都开玩笑地称呼他王主席。联赛队员们最初相识是在2002年，有人在网上的社区论坛发了个帖子，“我们本来就是想找几个人踢踢球，没想到一下来了70人。”王玉宇笑着说。周末相约的踢球活动很快可以组织起11人制的正规比赛。到2004年回超第一次正式开始联赛时，整个联盟已经有了9支队伍，大约有180名球员。

足球这项运动在中国起步较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官方接管了所有运动项目，并且将政治和体育挂钩，以实现为国家争夺荣誉的目的。举国体制将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少数几个精英体育院校里，精选出的有天赋的运动员从小培养，就是为了代表国家出征国际赛事。与此同时，业余体育运动由于不具备政治功用，长时间被当局忽视。中国足协参照欧洲的模式，于1994年成立。但中国足协一直没有像欧洲那样重视市场的作用，因此也没有取得同样的成功。尽管球队不乏诸如三星和现代这样的大牌赞助商，但他们依然被各地足协掌控。

专业球队本身也有自己的问题。中国超级联赛是目前国内水平最高的专业赛事，而它近年来麻烦不断。暂且不论当局为了国际重要赛事的档期随意抽调优秀球员，联赛自身的赛事组织，球场暴力，黑哨，球员素质等等问题一直被球迷诟病。“几年中超比赛看下来，就会发现场上球员一直就是那么几个人，每年不同的只是换了身队服换了个城市，”王玉宇说，“这已经成了他们一小撮人玩的游戏。而我踢球不是为了钱，名声或是政治资本。我们踢球完全是因为热爱这项运动。”

回龙观超级联赛维持了自己社区的特色，英超那样对冠军丰厚的奖励适合专业联赛，但并不适合这种业余联赛。“去年比赛时，我们专门商讨了这个问题，我主张‘踢纯粹的足球，让群众体育保持群众特色’ 。”王玉宇的观点得到了大家的支持。近几年，业余足球联赛在北京蓬勃发展。5月17日，回超12支队伍举行了第九轮比赛。同时，北京还有其他四个社区联赛正在开展。中超联赛的第九轮比赛也在同一天举行，对阵双方是重庆力帆和长沙金德，两队在空荡荡的体育场里以0比0握手言和。不同于其他国家，社区居民们可以随时在社区球场踢比赛，民间足球活动在中国才刚刚展开。“回龙观超级联赛只是在中国迈出了草根足球运动的第一步。在英国，类似的群众运动是整个足球运动金字塔的坚实基础。”中国唯一合法注册的业余足球俱乐部经理罗兰·西蒙斯说，这个俱乐部有3500名成员。据国际足联2006年对其成员调查，在中国只有382,762名青少年在册球员。而在英国，这个数字是820,000。“足球水平不是在学校中培养出来的。英国足球协会将其支出的50%都投入到发展草根足球运动中，”罗兰说，“如果中国青少年对足球的参与度达到英国的水平，那我敢说青少年球员的数目至少能多出2500万，然后可以从其中选出11人去参加世界杯。”

随着人们为休闲投入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会有越来越多像王玉宇一样的球迷投身于这项运动中，尽管这一过程不是那么容易。王玉宇花了半年时间才为本次回超联赛拉到赞助。“我承认自己十分担心这项赛事的前景，”王玉宇说，“我们是看着足球比赛长大的，我们都热爱这项运动。但如果中国足球一直不见起色，我们的孩子们还会像我们这样热爱它么？”

起色也许很快就能见到，如果当局如果的管理思路更贴近“群众”的话，罗兰说，“目前，已经有高层领导人过问江河日下的中国足球了，相比他们也在寻找解决的方法。不过，就算当局不支持个人或社区举办的赛事，比赛照样会进行。这是群众自己的运动，” 目前，回超联赛的后备力量已经初具规模。自从不当主力队员之后，王玉宇开始每周花时间训练60名小球员。“他们真是不好管教的一群啊。”王玉宇笑着说，紧接着跑过去拦住了一个激动的想要上场给他爹助阵的小球员。

【本书原版封面】

中央文革小组的铁拳

如果毛曾以为“首都三司”的领导人终究会驯服于他自己的意志，那么他很快将大吃一惊。红卫兵自以为是“天生的造反派”，尽管周恩来告诉他们根本没有这回事。他们很愿意充当“中央文革小组的铁拳头”，但是他们自以为是，经常单独行动，并不总和毛所设想的路线保持一致，他们的纪律性还有待大大提高。

从一开始，就可以把这种关系界定为摩擦。

要说大学和中学的红卫兵组织有什么不同，前者更渴望在文革中留下自己的烙印。11 月 9 日，天津南开大学的“红色造反团”写信给周恩来，在深入挖掘该校党史的过程中，他们惊奇地发现刘少奇和一大批中共高级干部其实是“叛徒”。“他们有数百人，或上千人”，他们坚持说，是一个“根子很深，涉及面很广，危害甚大”的“庞大的叛徒集团”，“红色造反团”在这封信中建议党中央立即“搞这个问题”，并准许他们，“协助党中央坚决把这伙叛徒铲除净尽”。起初，中央对于是否使用红卫兵举棋不定，但是后来还是让天津的红卫兵们——特别是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不断地协助调查。

中共中央是如何与“革命群众”开展的所谓独立的、“非官方”的调查进行互动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谜。然而，我们所知道的是，两者确有联系：中央文革小组并不反对让像那些属于“首都三司”组织的成员为它执行某些棘手的任务，特别是在某些场合，它可能不想承认自己的介入。正如上述信件所示，容易上当受骗的大学生们渴望证明自己的革命价值，他们通常非常乐意为中央鞍前马后地跑腿，以示自己对文革事业的忠诚。

例如，北京两所大学和一个研究所的年轻人参与的调查刘少奇是否在 1928 年在天津背叛了中共组织的一个案子的卷宗堆积如山。学生们在没有官方资助的情况下，他们在同几位 1930 年代与刘少奇共事过、但在工作中有过分歧的原中共北方局老干部的谈话中，发现了问题所在，着手进行最初带有业余性的调查。

1967 年春天，学生们已被中共中央办公厅接纳，他们得知中央准备帮助他们进行调查，条件是他们必须接受几条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不要泄露中央的介入：“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不能说是中央办公厅派你们来的，只能说你们是某个群众组织派来的。如果你们遇到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第二条原则同样重要，即在任何情况下，学生们都不能“调查你们不该知道的事情”。

当然，最后是这第二条原则给学生们带来了麻烦。尽管他们尽可能地去制造他们以为会让中央办公厅的联系人感到满意的结果，甚至出格到对一位退休老工人进行“充满敌意的审问”，试图迫使他说出“正确的”答案，但还是一无所获，最后接到通知要停止工作，忘掉整个事件。在这段空歇期内，对于他们来说不幸的是，他们中有人怀疑正是周恩来可能在泄露 1928 年的天津事件中扮演了非常可疑的角色。当局得知风声后，不但不感谢他们在刘少奇一事中的工作，反而指控他们以调查为借口，往“恩来同志”身上泼脏水。最后，他们非但没有因为对文革的贡献被授予一官半职，或者至少在毕业后能有一个灿烂的前程，相反，他们被发配到中国遥远的角落从事可怜的工作，被打成了“五一六阴谋”(后面的章节会对此论及)的嫌疑犯。

在 10 月份，周恩来和陶铸等中央领导人还在反复劝导红卫兵不要公开点名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但是收效甚微，简直就是无效。红卫兵们引用了毛在 1957 年的名言“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北京大学的红卫兵最早公开点名攻击刘少奇，他们 10 月 21 日贴出的大字报的标题就是“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党政机关的“造反派”不甘落后。刘、邓 10 月 23 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作检讨后不到 24 个小时，中央组织部某一部门全体工作人员大约 100 人在第一份点名攻击中共总书记的大字报上签了名。它的标题是“邓小平也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显然有意在呼应北大的大字报：其内容是中共“八大”在党章中删去了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邓应该为此负责；此外，邓还反对组织中共干部学习毛的著作，在大跃进的灾难后推动个体农业的发展。这一大字报还首次向全世界完整披露了邓在 1962 年说过的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话——“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此时，陶铸在政治局常委会内的分工是负责高等教育和组织事务，他告诉这一大字报的作者们：“你们把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作为主要目标是错误的。”但这毫无用处。邓的一个女儿与其姐姐们骑着自行车去了学校和办公地点，她后来回忆道：“大字报语言恶毒，上纲很高，看后仍让人毛骨悚然。”

（未完待续）

【图：正在耕作的北韩农夫，预计今年粮食仍会歉收。】

中国丹东——自称姓金(Kim)的这名52岁的猪农每周都要到北韩首都平壤购物，她试图忽略近年开始转变这座城市面貌的繁荣迹象：新建的公寓街区、在以往空旷的街道上飞驰的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es)汽车、穿着时髦的年轻女人引人注目地用新买的手机聊天。她从未去过新建的绫罗人民游乐园(Rungna People’s Pleasure Ground)，今年夏天，精英阶层的孩子们在那里欢快地尖叫着滑下滑水道。

“我连自己的家人都养不活，为什么要去关心政府官员和他们孩子的新衣服呢？”她尖刻地反问，一边痛苦地搓着手，一边谈到长期困扰她及周围人生活的营养不良状况。这种状况已经使她的两个儿子病弱并夺去了家境不如自己的邻居的生命。

金正恩(Kim Jong-un)在其专制的父亲去世后，接管这个极度贫穷的国家已有10个月，在此期间到过北韩的外交人员、援助团体和学者称，北韩（或者至少是该国首都）出现了更多正常运转社会的迹象。

但是，四名经政府批准在中国丹东逗留的北韩人本月在难得的采访中表示，自去年12月年轻的领导人掌权以来，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感到自己的生活有任何改善。一些活动人士和分析人士称，他们对这样的情绪也有所耳闻。这些北韩人称，实际上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了，尽管金正恩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诱人宣告使外界期待，这个核武国家可能会减轻在经济上具有毁灭性的对军事装备的迷恋，转而尝试中国式的市场改革。

食品价格飙升，原因是旱灾以及4月份北韩悍然发射导弹导致美国不再提供新的粮食援助。发展组织也谴责（北韩的）投机者囤积粮食，预期政府将出台改革措施。自今年夏初以来，大米价格已经翻倍，同时长期缺乏燃料、电力和原材料继续迫使大多数工厂停产，数百万人失业。

“人们曾希望，金正恩会改善我们的生活水平，但到目前为止大家都很失望，”一位自称姓朴(Park)的50岁女士称，她和金女士一样，因为害怕回家后遭到报复而只透露自己的姓氏。

朴女士来自某个大城市，而且是执政的劳动党党员。她称，为了养家糊口，她在一个街市档位上卖玉米面糕，她抱怨生意冷清，还有饥饿的孩子从一块保护的盖布下面偷她的食品。她说，今年已不止一次从那些虚弱得甚至无力偷窃的人身边走过。

“如果我有食物的话，肯定会分给他们一些，”她一边说，一边愧疚地把视线转开。

在最近几个月里变得明朗的是，金正恩有意采取新的领导方式——允许更多女士穿着西式服装（此前这一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矫揉造作），他还打破传统，公开承认之前大肆炒作的火箭发射失败。而不那么明朗的是，在经济改革方面，除了他据报道已经迈出的小步以外，他会否采取更大举措？

这些改革包括一个试点项目，据脱北者团体称，该项目在今年春季推行，意在让农民保留30%的收成。另据报道，北韩政府已经启动一项“客工”计划，让数千人有机会在丹东及周围地区挣得外汇。丹东是一座繁荣的城市，其烧烤店的霓虹灯招牌仿佛在逗弄鸭绿江对岸饥饿的北韩人。

然而，从对四位北韩人的采访看，人们并不乐观。他们称，瘦弱的乞丐盘踞在火车站，而人脉畅通的商人依靠与中国的贸易继续发财，政府官员则靠征收罚款和受贿过着滋润的生活。

他们都很担心自己讲这些话；对于向记者或基督教传教士讲话的人，等待他们的是劳教，这些人在出发前的两天集训期间已经被这样警告过。“如果政府发现我在看《圣经》，我就死定了，”一个女士称。

金正恩上台后加强了朝中边境的警戒，这意味着北韩人偷渡到中国的难度比前几年大得多了；帮助北韩难民通过地下渠道投奔韩国的活动人士称，由于中国警察抓捕，加上为偷渡者带路的北韩走私者受到打击，试图逃离者的人数已经大幅减少。

尽管生活距离贫困不远，还要害怕北韩无处不在的安全机器，但能够到丹东来的北韩人还算是有点特权的：他们都持有两个月的签证到这里探访亲戚——北韩政府借此收取高额费用，得到其急需的外汇。这些人都称，他们在签证到期后逾期居留，希望能够在中国工厂或者啤酒厂赚点钱养家糊口，并偿还为办理官方手续而从黑市获得的贷款。

几乎没有信息从北韩这个控制严密的警察国家流出，有鉴于此，这些人在一个基督教团体租借的安全房所作的描述，让外界得以窥见金正恩统治下北韩人的生活。金氏家族统治这个国家已有几十年。

虽然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这些接受采访的北韩人比其他人更加对北韩不抱幻想，因为他们与基督徒来往，而后者通常严厉批评这个共产党国家，但他们分开进行的描述基本上相互吻合，也与最近去过北韩的外国援助人员和学者的说法基本吻合。

国际危机组织的北韩专家丹尼尔·平克斯顿(Daniel Pinkston)称，关于改革的很多说法都来源于金正恩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宣言，以及他在公众场合比不苟言笑的父亲金正日更加和蔼的形象。金正日灾难性的经济政策曾在20世纪90年代给北韩带来饥荒，夺走了多达200万人的生命。

“人们迅速得出有关改革的肯定结论，但这种转变不会在一天内发生，”曾在夏天访问北韩的平克斯顿称。“另一方面，垄断某些行业的少数特权人士正像强盗一样敛财。”

两天采访期间，这些北韩人难以掩饰他们对北韩近几年不平等加剧的反感，并意识到这个国家倡导自力更生的所谓“主体思想”只是一个精心编造的谎言。他们的鲜明态度让人印象深刻。尽管此类情绪似乎受到至少一些外部信息渐渐渗入的影响，但北韩人的幻灭情绪在今年春天加剧，原因是政府承诺将从4月开启的“强盛大国”时代并未来临。而北韩政府罕见地承认火箭发射失败，似乎巩固了这种不满情绪。

“我们曾被告知，在2012年连狗都能吃上年糕，”猪农金女士称。在被问及她是否认为还有人相信北韩残酷推行的斯大林式一党体制时，她摇着头说“没有人”。

她和其他人都提出，信息真空的情况有所缓解，原因是手机的普及（虽然获准拥有的电话不能打到国外），以及很多人冒着入狱的危险偷偷观看走私进来的韩国电视剧。来自平壤以北城市顺川一名58岁的退休卡车司机称，他们全家锁上门，遮住窗户观看DVD，领略到韩国商品充足的超市和亮丽的商场。

“我希望我们能有这样干净、亮丽的生活，”他说道，还补充称，在他认识的人中，几乎没有人还相信政府把韩国描绘得比北韩还要贫穷的宣传了。

尽管他和另外几个北韩人没有愚蠢到在国内公开质疑领导人的地步，但他们对前任领导人在去年12月份死亡的个人反应颇能说明问题。金女士称，一听到这个消息，她就本能地买了一束白花，跑到当地政府办公楼，加入在亲爱的领袖遗像前痛哭的人群。金女士承认她的眼泪并非发自内心。

她在家里并没有时间去想政治。每天早上天一亮就起床割草，回来喂猪。她的另一个职业是用橡子和玉米棒秘密酿酒，然后卖给批发商。

但是这两项营生仍难以给她的丈夫和儿子们带来温饱。全家人靠青菜、玉米粥，以及偶尔吃上的土豆或者萝卜勉强维生。食物短缺已成为普遍问题，以至于她的一个儿子因病不得不从部队退役回家。（家乡的医生称他是被饿病的。）

自金正恩上台以来，靠非法偷渡到中国来逃避饥饿的做法似乎更加不可行了。韩国官员称，2012年前六个月经由中国到达韩国的脱北者人数已经降到751人，同比减少了42%。

这些数字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因为逃难者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才能赚够足够的钱抵达韩国，但维权人士称，边境已变得越来越难穿越。

根据位于韩国、但在北韩有联络人的开放朝鲜电台(Open Radio for North Korea)报道，北韩政府最近在边境架起绵延数公里的带电栅栏，还增派了多达2万边防人员。最近几个月，中国政府也开始在与北韩接壤的三个省份对居住在那里的脱北者展开抓捕行动。维权人士称，被抓到的人被送回北韩，通常面临监禁。

首尔的活动组织“自由朝鲜古拉格”(Free NK Gulag)主席金泰镇（Kim Tae-jin，音译）称，居住在韩国的脱北者现在几乎找不到“逃离中介”，花高价让仍在北韩的亲戚投奔自由。“以前，这些中介在边境附近到处都是，但我想现在他们多数都被抓了，”金称，他自己也是一个脱北者。

那些幸运的少数人来到丹东后，震惊于自己的所见：街道上拥堵的汽车、热水淋浴，还能畅所欲言。但最令他们震惊的是丰富多样且并不昂贵的食物。其他北韩人称，他们大吃肉馅饺子和米饭，但金女士说，她在前五天只吃苹果。她说，自己从小时候到现在就再没吃过苹果。

“我曾以为我们国家很富裕，”她说，“但是我错了。”

【图：丰田天津工厂是中国最大的丰田厂之一。】

就在因中日钓鱼岛主权冲突，日本汽车在华销售量大幅下降之际，法新社周二引述日本媒体报道，指出日本丰田汽车下周一开始将关闭一周位于中国主要工厂天津厂的部分生产线，该厂负责汽车组装工作。

日本政府最近宣布将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国有化”引发的日中关系紧张，已给包括丰田汽车在内的在华日本企业带来极大影响。由于销售乏力，丰田汽车决定削减在中国的汽车产量。

日本经济新闻说，丰田汽车计划把中国工厂的10月总产量削减至去年同期的一半，而且未来数月可能进一步减产。报道指出，丰田汽车在天津的工厂将在本月22日至26日停产一周，皇冠和锐志等轿车将受到影响；一条生产威驰等小型车的组装线将停产两天，时间为本月22日和25日。

报道分析，停产原因是因为汽车销售受阻造成库存增加。中国媒体分析称，在销售不畅的情况下，丰田削减在中国的汽车产量以减少库存是必然之举。

日本丰田汽车天津工厂是该公司在中国规模最大的两个工厂之一。丰田天津厂的员工人数13000人，去年2011年生产50万辆汽车，而丰田去年在整个中国组装生产总量为80万辆汽车。

由于受到中国反日示威活动影响，包括丰田在内的8家进入中国投资的日系汽车制造商先后宣布9月份在中国的新车销售额出现明显下滑。

丰田汽车在华销售量，九月份同比下跌了48.9%，只生产44100辆汽车；本田汽车产量下跌40.5%，日产汽车产量下跌百分之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