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hemeris vierde

期刊上的紅勾勾

2017-09-06T05:01:00.004+08:00

（最初發表於 ephemeris duo，2008-06-24）

在圖書館等用餐的人潮散去的時候，隨手從期刊室的書架上拿下一本合訂本翻了起來。被拿下來的是1969年的《中國語文月刊》，因為最近都在做和《中國語文月刊》有關的東西，對這一櫃破破爛爛的舊期刊還算熟悉。隨手翻開一頁，有一篇文章的標題被打上紅勾，而下一頁的文章也有個紅勾。這兩篇文章的內容是對當時新編地理課本的質疑，還指名道姓地鞭了地理課本的主筆沙學浚一頓，這很明顯是1960年代「國語國文論戰」中最後的一小小片段，我很自然地動手翻翻前後幾期的相關文章，但是沒有在其它相關文章看到紅勾。

這兩篇文章的紅勾似乎是同一個人畫的，用的筆則應該是老師批改作業時常用的紅色水性筆，這種紅色水性筆在我的印象中已經和老師的形象牢牢地綁在一起了。而不管是1960年代還是現在，這個圖書館所屬的學校也和老師的形象死死地捆在一起。由此推論，當時拿筆在《中國語文月刊》打上紅勾的很可能是個師字輩的人物。不過在圖書館的書上做記號…….不大好吧。

他打紅勾的動機我卻無從得知。從他把這兩篇文章打上紅勾看來，他可能在收集關於「國語國文論戰」的資料。這讓我有點擔心，或許已經有人在很久以前就已經寫過相關的研究了。在我還沒有撥出時間研究「國語國文論戰」前，我可不希望有人捷足先登。

以我目前所知，這場發生在1960年代的論戰對台灣的教育並沒有產生什麼影響，後來也沒有人再提起這件事。雖然最近也有些「搶救國文」的人提出和當時的「國文正名派」相似的目標，但兩者的動機和方向完全不同，可說是兩個獨立事件。「國語國文論戰」的勝負很明顯，「國文正名派」並沒有達成恢復私塾式文言文教育的目標，「國語派」的主流地位也沒有改變。有趣的是，雙方後來都出了一本集子收集整理己方的言論，給後來的研究者很大的方便。「國語派」的是由1967年底國語日報出版的《「國語」與「國文」正名問題》，「國文正名派」的則是沙學浚編，1975年出版，比字典還要厚的《小學國文正名論戰》。

正好，《小學國文正名論戰》中有收錄沙學浚對上述兩篇文章的回應。從地緣關係、紅色水性筆還有《中國語文月刊》上只有那兩篇文章被打上紅勾來推測，1969年在《中國語文月刊》上打勾的人，或許就是沙學浚本人。我可以想像他看到這兩篇文章時不爽的表情，但他為什麼不直接穿過和平東路去編輯部翻桌呢？但儒雅之士才不會做這種事吧。

不過，這兩個紅勾勾是誰打的對研究「國語國文論戰」一點都不重要，只是這兩個由無名氏在《中國語文月刊》上打的勾勾，讓人透過想像與古人連結，也讓這個研究﹝雖然還沒有時間做﹞多了點臨場感。

沒有條碼的書

2017-09-06T04:54:00.003+08:00

（最初發表於 ephemeris duo，2008-07-03）

之前從學校圖書館的某分館借了一本《何容文集》。我不常到分館借書，畢竟大部分的書總館都有，但剛好總館的《何容文集》不知道被那個可能跟我做類似題目的人借走了，我只好到分館借。

每次去分館的時候都不喜歡那種安靜得過頭的氣氛。那裏的氣氛一向過於空曠和寧靜，它有比許多學校的圖書館還大的空間，但收藏的書卻不多，反而擺了很多自修座，不過也沒什麼人用。我搭電梯到文學類的樓層，在書庫繞了一大圈都沒看到《何容文集》所在的分類號。後來才看到一個小指示說文集類的書都在牆邊的矮書櫃裡。

或許是沒什麼人要借才把這些書丟到這個冷清的角落吧。《何容文集》所在的那一格很擠，一副反正沒人來借就多塞幾本的樣子，所以費了一點力氣才拿下來。《何容文集》的封底是何容伏案讀書的照片，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何容的照片，比想像中的樣子老了一點。我最近常常遇到本尊與自己的想像差距甚大的事，何容的情況算差距很小的。

依例走樓梯到出納台借書，在樓梯迴轉處看到略為陰暗的天色，再看看手錶，應該能趕上五分鐘後的校車。

分館果然冷清，館員都閒得在看自己的書了。我把學生證遞給即忙起身的館員，館員熟練地刷過條碼，然後一手還學生證一邊把《何容文集》接過去。他先翻到平常貼條碼的封底，但除了何容的照片以外什麼都沒有；再翻到封面，也沒有。館員打開扉頁，左找右找都沒有。這下怪了，沒有條碼可以刷要怎麼借出呢？館員又在OPAC上搜尋了一下，找到這本書的條碼號，但在出納系統中又不知道遇到什麼問題，書還是借不出來。

這麼搞著搞著，我已經趕不上校車了。當我正用尷尬的笑容掩飾趕不上校車的不爽時，終於有位看起來比較資深的人出現了。當然，他對一本書沒有條碼的事也頗為驚訝，但在他的幫忙下這本《何容文集》總算被借出來了。他一邊向原來那位館員說這本書回來後要貼條碼時，一邊拿起到期章。但在他要蓋下去前，他停了下來。

「怎麼是白色的？」

原來，從一個我不知道的時間點開始，分館的到期單都換成綠色的，這樣在還書時才容易分辨是否要送到另一個圖書館歸架。這本《何容文集》的到期單還是白色的，可見在那個到期單換顏色的時間點之後，這本書都沒有被借出。可能也因為沒被借出，所以在所有書都貼上條碼的時候，這本《何容文集》就被漏掉了。

資深的館員拿出一張綠色的，屬於分館的到期單貼上，並順手把原來白色的到期單撕下，揉在手裡準備丟掉。

「不好意思」我出聲叫住他，「那張到期單可以給我嗎？反正要丟掉了。」

他一臉疑惑地把被揉爛的到期單給我，我迅速地把他夾在書中，道謝後離開。為什麼要一張廢紙？因為這張到期單上只有一個日期：68.12.20。說不定是這本《何容文集》上一次被借出時蓋上的還書日期。從書上的借閱登記卡可知，這是1979年12月6日蔡同學﹝或說蔡叔叔﹞借出時蓋的。距離我借書的那天，已經過了28年又153天。

比我活過的時間還長，真的。

《武備志》日本三津之薩摩坊津

2013-05-01T06:15:00.002+08:00

在日本自助旅行，去有觀光整備的地方，或是在都會區近郊，大致上都是公共交通相當方便的地方，不過偶爾去偏僻的小地方也不錯，頗具挑戰性，而且因為和平常的研究有一點點關係（真的只有一點點點點），所以可以掃除一點敗家的罪惡感。

鹿兒島縣坊津就是這種與研究相關，以今天的觀點來說又相當偏僻的地方。但是在十六世紀以前，坊津是日本與中國貿易的重要港口，是中國明代軍事類書《武備志》所提到的日本三津之一，而且是往返日本商船的必經之地：

津要
國有三津，皆商船所聚，通海之江也。西海道有坊津（薩摩州所屬）、花旭塔津（筑前州所屬）、洞津（伊勢州所屬）。三津惟坊津為總路，客船往返必由。花旭塔津為中津，地方廣闊，人煙湊集，中國海商無不聚此。地有松林，方長十里（名十里，有百里）。松土，名法哥煞機，乃廂先也。有一街，名大唐街，唐人留彼相傳，今盡為倭也。洞津為末津地方，又遠與山城相近，貨物或備或缺，惟中津無不有。貿易用銀金銅錢。憑經紀名曰「乃隔」。

除了在今天鹿兒島縣的坊津，《武備志》說的「花旭塔津」就是博多津，今天的福岡。「法哥煞機」在此寫作「廂先」，就是現在福岡市的箱崎，JR博多站上行的第二站。洞津是三重縣的津，稍微遠一點了。（總覺得這段茅元儀是直接抄日本的漢文資料，因為行文不像漢語母語者寫的。）

去坊津那天是抵達日本後第一個從一大早就放晴的日子，早上九點從熊本出發，搭新幹線四十四分鐘就到達鹿兒島中央（科技的力量），但接下來搭公車的過程才是苦戰，每一班車都要準確地搭上，錯過一個後續行程就毀了。

鹿兒島以後的路程是先搭南薩摩市為他們鄉親開的新幹線接駁公車，花一個半小時到枕崎。這個九州南端的海港前幾天已經搭飛機從它上空經過了，不過再經陸路從熊本到此，已經花上兩個半小時。接下來是從枕崎搭往坊津的公車，大約是一個半小時一班的程度。等車時和觀光服務站的阿伯聊了一下，他推薦去附近的酒藏，還有瞭望台可以看枕崎港景。但時間不允許，只能謝過了。不過枕崎就夠偏遠了，我還要往更偏遠的坊津，大概只有學術的理由吧。最後在十二點半左右到達目的地輝津館，離從熊本出發已經三個半小時了。

輝津館是當地的鄉土資料館，規模不大，內容也就是當地的歷史，但因為坊津在海洋交通史上的地位，所以和《武備志》有關的資料也佔了一個展示室。當然，船的模型和航線都已經看很多了，在此當然也會提到，這是基本款。比較有趣的是一樣稱為「東道盆」的漆器，或圓或方，中間一格一格，有點像台灣過年時會拿出來擺零食的那種盆子。依照說明，這是源自中國，經琉球傳至薩摩的器具。剛好，在沖繩的博物館裡也有類似的東西（我先去沖繩再去九州，因為行程詭異，入境時被問好多問題 @@），行前收集的資料中也有提到。輝津館另一部分展示的是當地的鰹魚業。這是十八世紀中薩摩藩在此的走私貿易被踢爆後，坊津一代新的謀生產業，也是滿有趣的主題。比較可惜的是輝津館沒有博物館的圖錄，所以重要的東西只能用筆記寫下來，異常殘念。

輝津館外有很多石造器物，大部分是從明治初期附近被毀的佛寺搬來的遺物。最近博物館的大事是考古學家透過岩石成分的分析，確認這些石造器物的原石來自寧波，而寧波就是中國與日本對渡的口岸。

離開輝津館，剛好遊覽車載了一車的老人觀光團。我急速繞過這堆人，直接往岬角的山頂衝。但是走到一半就有點怕了，因為整條山路看起來人煙罕至，要是旁邊有蛇蛇爬出來也不意外。總之最後還是安全到達岬角前端，可以展望坊津的兩個港灣，在南邊有走私者遺跡的坊，還有在北邊有遣唐使遺跡的泊。往回走時，那隊老人團已經走上來了，不過他們似乎對沿途的歌碑比較有興趣。

既然有歌碑，就顯示這個地方也是文人雅士間有名的地方。這裡最有名的就是矗立在灣澳口的雙劍石，坊津八景之一，收錄在浮世繪名家歌川広重《六十余州名所図会》之一。這也是越洋航道上明顯的地標。領航人只要看到這個地標，就知道已經到了坊津，再來就是日本界內了。

離開坊津的回程也要相當小心，一定要搭上14:55這班車，這樣才能接上15:58從枕崎發車的普通車。要是沒趕上，下一班公車要等到17:10，能接上的普通車18:32發車，整個行程往後拖兩個半小時，那真是太可怕了，因為從枕崎回到鹿兒島中央也要站站停晃上兩個半小時啊！

當然，在周延的計畫和準點的客運搭配之下，還是準時地搭上15:58枕崎發的普通車，一邊感嘆坊津古港的沒落和偏遠，一邊滿足於自己計畫的周延，一邊欣賞鹿兒島的田園景觀，一邊拍從遠而近的開聞岳，還有一邊抱怨整車吵鬧的死小鬼和高中生（前面的阿伯數次回頭瞪人啊 @@）。最後經由新幹線回到熊本時，已經是晚上八點了。

島本和彥《青之炎》（アオイホノオ）聖地巡禮

2013-04-29T05:10:00.000+08:00

論文寫了一些以後，大概是覺得多少同是「創作者」的身分，所以開始看一些漫畫家談自己畫漫畫的事。像是那本臺灣版一直都沒有第二冊以後的《助手這行飯》（因為不大想花錢買原文漫畫，繼續等），或是兩冊就完結的《漫畫家族》。不過共感比較深的還是島本和彥半自傳的《青之炎》（アオイホノオ）。從網路上少少的中文評論來看，《青之炎》的臺灣讀者主要會對GAINAX早期核心人物的側寫有興趣，不過我比較有興趣的是主角焰燃（=島本和彥）的焦慮感。看著自己想到的題材不斷被剛出道沒多久的新銳漫畫家搶走，自己卻混不出什麼名堂，困在學校裡想著趕快離開出人頭地，為各種題材和表現法苦惱......

有在創作的，不管創作的是什麼，都會有這些煩惱吧！！！

因為這種跨越時代與文化的共鳴感，所以在結束連續三個月的奮戰，交出四篇論文，講了兩場研討會之後，那天中午下課後就像逃難一樣，帶著課本就跑去度假+聖地巡禮了。畢竟對我來說，只有聖地巡禮是真正的 leisure, free from duty。

因為進入「大作家藝術大學」（不用查就知道是大阪藝術大學）的校園實在有違聖地巡禮的禮儀，所以還是以車站附近得公共空間為巡禮主題。那天先去堺市博物館、狹山池博物館兩地精實後（這也叫度假？），提著買來的一堆博物館圖錄到達富田林。

車站旁的大榮百貨店是焰燃常去的地方，內裝只能用「古樸」來形容，彷彿從三十年前焰燃還在這裡時就是那個樣子的裝潢。這就是當年焰燃覺得光鮮亮麗，對從北海道來的大一新生充滿吸引力的大榮百貨店嗎？以百貨公司來說這家大榮是很慘的狀況，但對聖地巡禮來說，這樣的氛圍真是太好了。另外大榮裡的書店就跟漫畫中的樣子一樣，書架與店外走廊垂直，開放性的書店。

走到地下室的超市和美食街，焰燃偷偷喜歡的學姐在地下美食街的餐廳打工。如果可能的話，我也想點一份A套餐，還要加上過量的美乃滋。很遺憾，地下室並沒有那樣的餐廳，賣好み焼き的店只有吧檯，用餐區很隨便。這還在意料之內，怎麼可能全部的地方都有聖地呢？最後在美食街吃碗蕎麥麵就解決晚餐了。

離開富田林的大榮，搭電車到下一站的喜志，這裡是焰燃的宿舍所在的車站。在此最重要的聖地是喜志站北的平交道，因為就在車站旁邊，所以會等到電車離站柵欄才會升起來。第七卷的封面就是焰燃站在這個平交道旁等待的樣子。

這是很有共感的場景，細節就不雷了，總之焰燃想了很久的題材，在同校學長的出道作中就全部被用完了。這種感覺，跟論文發表時發現有人比你早三天宣讀同樣的觀點一樣絕望。但是別人比你早起步，這點又是無可奈何。抱著希望沒人看到學長出道作的想法，趕去買一本當期的漫畫雜誌時，焰燃被平交道攔下來：

「又是柵欄！
「平常都是升起的──但每次我在趕時間時......他就會來阻撓我！
「而且旁邊就是車站......要一直在這邊等到電車來
「乘客下車又上車，然後再等它開過去！！
「別人都已經出發了，我卻還是被這樣擋在半路......
「到底還要等多久啊！？
「大家全都出發了......再這樣下去......
「他們就要拋下還沒起步的我，全都走遠了......！！」

被拋下的壓力是很大的。今天看到出新書的某院士，不到三十歲就出了兩本專書。大阪聖地巡禮前寫的一篇論文，其中一本重要資料來源的著作，也是十九世紀俄國學者沙狐先生在二十幾歲出版的。最近我K得很用力的那本廣東貿易必讀書，人家也是27歲就出版了。跟這些大前輩比，已經比當年的焰燃老一輪，比這些前輩出第一本書時都老，卻連一本專書也沒有的我，也是那個被擋在平交道上的人。

真是讓人感觸良多的平交道，或許這就是創作者之間的共感吧。

其實焰燃（=島本和彥）站在這個平交道時，我根本還沒出生。他在《青之炎》中提到的許多作品，對我來說也只是只聽過其名號，但沒有真的讀過的古書。話說回來，一般會來這種地方做聖地巡禮的外國人也不多吧。

過幾天到了東京，才有空去書店買一本剛出版，回顧島本和彥三十年漫畫歷程的《熱血時代》，這才知道島本和彥的創作方像比我想的還要廣很多。這又讓我有另一層共感，因為我現在給人的印象，也是同時做好幾個研究方向的人。在《熱血時代》中的訪談，島本和彥已經預告了《青之炎》的結尾，我還是會慢慢等臺灣版。但另一方面，《青之炎》有這個平交道，對我大概就足夠了。

體制性學術之莊嚴

2013-03-21T01:36:00.000+08:00

有人看了吳寶春被拒於臺灣EMBA課程之外的新聞，因而批評教育部或現行體制僵化。當然，我可以同意現行體制僵化，但我們必須了解這個體制到底是在僵化個什麼鬼。也就是說，應該想想入學資格是為什麼而設。一個人過去選擇在技藝上精進，而非在升學體制上攀爬，後來也在技藝的領域很有成就，而成為一種路徑的典範。但現在他要在既有成就之外，在學術上取得另一種成就，這樣的轉換必然要付出代價，或許我們可以稱這個代價為「摩擦」（friction）。這是因為各領域各有其莊嚴之處，在高等教育這條路上，我們必須面對體制性學術之莊嚴。

我所說的學術之莊嚴並不是說要像現在一樣限制入學機會。淺薄的人總是以為學術之莊嚴是讀書人氣量狹小、自視甚高、唯有讀書高云云，但這畢竟是淺薄之見。每個領域的莊嚴在於該領域對成就評價有其標準，而且被領域內的人遵守，這樣才會在內在外都得到尊重，遂云「莊嚴」。但在台灣的高等教育中，比較遺憾的是目前大眾總是把入學等於該學歷的能力認證，學歷只是考上好學校的認證，所以會有「由你玩四年」的說法，各種討論會集中在入學標準，甚至懷念過去單一標準的聯考，而很少討論高等教育和學術這行飯到底是什麼，在社會上的角色是什麼。

事實上，入學只是開始，畢業才是成果，將討論集中在入學資格，不過是延續聯考遺毒在文化中的地位而已。要提倡終身學習，讓各種領域的人有機會在他想要的生涯時間點進修，我們應該鼓吹由各校自訂入學資格，以有效擴大教育近用的機會。開始在高等教育中的學習過程後，最後再依照這個領域內的標準評斷其是否合格。這樣高等教育的認證才有意義，才是維持體制性學術之莊嚴的作法。

吳寶春應該是尊重學術之莊嚴的人，因為他在另一個專訪中說他「認為技職學生一定要有知識，心裡才會踏實」。報導中沒有說得很清楚，這裡的知識是指學歷，還是與技職相關的知識。我自己希望是後者，但從報導中的前後文看，也可能是前者。知識的異化是目前我們面對的問題，同樣的問題還有理論與實務的分裂，這些都是老掉牙的問題了。一直都沒有解決，可能和我們的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還是受教育部和國科會設立的少數標準綁得緊緊地有關。但這是太大的問題，就此打住。

話說回來，或許有人會以「教育自由化後會有野雞大學」來質疑，但只要破除「入學等於該學歷能力認證」的心態，野雞大學又何妨？有人會以多元入學後競爭更激烈，更是個迷思。是因為價值觀單一，才有去拼的意義；當價值觀多元時，選擇不同價值觀的人根本無法比較，那又有什麼好爭的？

我只想跟和我選擇同一條路徑的人競爭就好了，我才不會去跟麵包師傅比誰烤的麵包好吃。當然就個人而言，要在不久的將來幹掉幾十個人才有機會，畢竟這條路說孤獨，人也不是那麼少。但這比要幹掉幾萬人的聯考好多了，更別說聯考根本不能拓展人類知識的領域，那純粹只是戰爭，消耗青春的戰爭。遺憾的是，數十年的聯考制度所造成的社會集體心態，已經跨越世代影響到多元入學的世代，真是社會之不幸。不過和兩次世界大戰相比，這點悲哀應該只是世代之癢吧。黑心如我只會冷眼旁觀，只在有愚民批評學術之莊嚴時出來呸幾句吧。

開學首日的錯誤教育

2012-09-06T16:46:00.000+08:00

報載新北市白雲國小男校長和女老師分別扮演機長和空姐迎接新生，我認為是很壞的教育示範。近來教師屢屢感嘆師道衰微，但有這樣主動墮落的教育從業者，被看扁也是咎由自取。

首先，該校獲贈的是退役的F-5E是戰機，不是客機，請勿因為兩者都是飛行器就任意發想機長空姐秀。要對文物的背景有正確的認識，才是稱職的受贈者。今天受贈者曲解文物的意義，作為受贈者已經失格，甚至在教育的場域把錯誤的觀念傳遞給學生，更是失職的教師。

再者，學校裡有男老師也有女老師，今天男校長扮演機長，女老師扮演空姐。上學第一天就把性別刻板印象傳遞給兒童，在性別教育上也大有可議之處。固然民航業中女性機師和男性空服員的比例不大，但教育從業者對此毫無認知，反而直接複製社會上對性別與職業的刻板印象，彷彿告訴剛入學的男女學生「這就是男生女生該有的樣子」，從性別扼殺孩子對未來的想像力。

人的未來決定於所受的教育，校長老師開學第一天就在文化知識和性別教育上做出不良示範，該校學生的受教品質令人擔憂。

延平郡主和她的百合五商

2012-08-30T15:04:00.000+08:00

馬英九送壽籃，結果把延平郡王變郡「主」，經查是廟方一開始就寫錯，所以後面的人一路複製貼上就跟著錯了。本來筆誤笑笑就好了，不過近年來性轉換、偽娘正流行，所以這個筆誤也可以提供文創產業新梗 XDD

那我們就把鄭成功改成「延平郡主」好了。延平郡主鄭森，父為東亞海域最美麗的通事鄭芝龍，母為日本平戶人田川失敗。滿清入關後，延平郡主和她愉快的夥伴龔妹娘、黃孫娘、伍八娘、伍乞娘、廖八娘、陳四娘一起進行反清復明，稱霸東亞的海上事業。為了調度物資、從景德鎮、安海等地把把荷蘭人和日本人下單的瓷器和絲綢運出，龔妹娘、黃孫娘、伍八娘、伍乞娘女扮男裝，並以仁、義、禮、智、信、金、木、水、火、土為號，分為山五商和海五商，以掩護她們在中國內陸的秘密活動。

黃梧和施琅因為忌妒延平郡主和她愉快的夥伴之間的百合關係，終於因愛生恨，投降滿清。又有一說認為黃梧和施琅因為年歲漸長，髮線急速向後發展，自認無法再以水仙少年的影像投注在延平郡主的雙眸中，因羞憤而黑化降清。

OK，以上是妄想。以下認真一點。

龔妹娘、黃孫娘、伍八娘、伍乞娘、廖八娘、陳四娘等人都是實際存在的人物。黃梧降清後獻上的「平海策」（原件無存，但有引文見於福建巡撫許世昌〈為敬陳滅賊五策事〉中）裡有提到鄭氏五大商的首領，其中就有曾定老、龔孫觀、伍乞娘、龔妹娘等人。上面提到幾位的名號中有「娘」的人物也是鄭氏五商的重要人物，散見於清代檔案中。當然被抓到的人下場都很慘，這種歷史一點也萌不起來。

「觀」和「娘」都不是人名，而是男子的稱號。檔案中有說「龔用娘原係妹娘族弟」、「黃孫娘是他親哥子」等記載，可證明這些人是男的。稱號也不等於人名，而是閩粵商人在做生意時使用的名字，例如黃孫娘的本名叫黃榮宇。不只在清代檔案，在馬尼拉的海關檔案中也可以看到這些以「娘」（西班牙文記載作 niu）為號的商人。

為什麼這些男性商人要使用「娘」的稱號呢？我也不知道，就當作古人留給我們的百合梗吧。

附帶看一下鄭成功的出生地：平戶川內町，鄭成功的家

新加坡「一號嗎打厝」的雜談

2012-07-27T04:40:00.000+08:00

《南洋學報》第九卷第二輯頁27刊了一則關於漢學家 Cecil Clementi（金文泰，1875-1947）的趣事。金文泰原來是香港總督，1930年調任海峽殖民地總督。到新加坡上任後，金文泰開始巡視個官署，看到 Central Police Station 旁邊掛了一面漢字招牌，上面寫「一號嗎打厝」。以漢學家自居的金文泰看了很不爽，氣沖沖地找來負責翻譯的華民政務司幫辦，質問為什麼不把「Central」翻譯成「中央」，不像香港一樣把「Police Station」翻譯成「差寮」。幫辦連忙回答：在新加坡「寮」專指「娼寮」，是妓院專用的，萬萬不能用在官署上啊。

作者用這個小故事來說明，貴為總督也無法改變社會上已經習用的習俗，還諷刺了漢學家的自以為是。

不過這個小故事中還有幾個可以注意的地方。

首先是「厝」。東南亞華人社會和台灣一樣受到閩南語的影響，把住所稱為「厝」，連帶一些機構的名稱也會加上「厝」這個詞綴。例如在巴達維亞（今天的印尼雅加達）有「唐人病厝」，又稱為「美色甘厝」，也就是荷蘭語的 weeskamer（wee, 痛苦；kamer, 房間）。與唐人病厝相對的是荷蘭病厝，跟當地分族群個別自治的制度有關。這裡的「厝」並不是單指房子，也是指這個機構。病厝（美色甘厝）的功能除了字面上的醫療救濟外，還有管理遺產的功能。依據十七世紀末的唐人甲必丹郭郡觀給荷蘭東印度總督的陳情，「凡唐人有病疾、癲狂失性、無依倚者，蓋築美色甘厝以居之」。所以與其說美色甘厝是醫院，不如說是社會福利機構（當然實況可能還可以用更糟的形容詞）。美色甘厝的資金來源，則是靠拍賣未立遺囑死者的遺物而來。也有父母在子女未成年時，過世前先將遺產交給美色甘厝，所生利息用來養他的未成年子女，等到子女成年後，在向美色甘厝申請發回先前寄托的遺產。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財產信託。

也有同受閩南語影響，但有不同發展的地方。在台灣「寮」就是小屋子，所以到處都有寮：田寮、工寮、豬寮、南寮、北寮、西寮、頂寮、竹篙寮（例子太多了）。但在新加坡，「寮」的意思縮小到專指「娼寮」。再從閩南語的語感來說，「厝」總是比「寮」聽起來體面多了，比較適合官署的名稱。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 police station 被翻譯成「嗎打厝」。「嗎打」就是偵探、巡警的意思。在巴達維亞也有同樣的詞，漢字會寫成「傌礁」；「礁」跟宜蘭礁溪的「礁」一樣，用閩南語讀作 ta。馬來語的警察叫做 mata-mata，是從 mata（眼睛）衍生出的字。警察作為統治者的眼線，監視社會維持治安，所以從眼睛衍生出警察的意思可以理解。但在巴達維亞，警察也可以稱為「婆黎司」，馬來語 polis，荷蘭語 politie，英語 police。這兩個詞的意思有一點不同，「婆黎司」指的是「警察」這個機構，或許譯為「警方」會比較容易理解（這是國中英文教的）。「嗎打」則是個別的警官，policeman。所以新加坡的「嗎打厝」應該對應到巴達維亞的「婆黎司」，「嗎打」對應到「傌礁」。

說到 mata 是馬來語「眼睛」的衍生字，這又讓人想到有人說台南的麻豆，其地名源流是西拉雅語的 matta「眼睛」。例如台灣地區地名查詢系統說：

麻豆二字是由平埔族語之音譯成，原意為眼睛，
在此有中央地方、中心部落之意。

這其實是令人懷疑的語源。在荷蘭文獻中麻豆社又稱 Toekapta，一個社有兩個名稱，恐怕不是同一個語言吧。不過這講起來太複雜了，以後再說吧。

話說回來，西拉雅語的眼睛也叫 matta，和馬來語很接近。這就是兩者同屬南島語系的證據。眼睛和其他主要身體部位一樣，是不容易被外來語取代的詞彙，常常被用來檢驗語言間的親屬關係。十九世紀來台灣的西方旅行者就注意到這點，並收集當時即將消失的一些原住民語，將之與馬來語和其他南島語系語言比較。費德廉（Douglas Fix）做了一些整理：
http://academic.reed.edu/formosa/lingtables/ling_index.htm。

平戶川內町，鄭成功的家

2012-07-19T01:16:00.000+08:00

平戶市川內町

十六、十七世紀的東亞海域中，今天的長崎縣是當時日本面向國際最重要的門戶。其中與台灣有千絲萬縷關係的地點，除了上次已經提過的長崎出島，就是位於九州西北角的平戶。這裡在十六世紀由當地的松浦氏和中國從事走私貿易的王直結合，成為東亞重要的貿易港，後來荷蘭東印度公司和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駐日商館也設於此處。在1641年幕府將荷蘭商館移到長崎出島以前，這裡是日本最國際化的商港。但平戶與台灣的關係不只是航線兩端的口岸，它也是鄭成功的出生地。雖然鄭成功的形象和歷史評價，在近百年間受到相當多政治因素的影響，使鄭成功的事跡被刻意地放大。但當拜訪他的出生地時，當地質樸的環境或許還能讓我們重新從一個人的角度來看這位歷史人物。

曾經是日本國際門戶的平戶，現在只是九州西北角的一個小鎮。為了移動方便，我選擇以佐世保為基地，早起搭公路客運到達位在平戶島上的平戶市中心。不過選擇公路就必須放棄拜訪日本本土鐵道最西端的田平平戶口站，有點可惜。

公車時刻表，搭15:47那班

從佐世保到平戶，搭公路客運經國道204線得搖一個半小時才到。但是要去鄭成功出生的川內町，還要在平戶棧橋轉車，再搭半小時才到達。這可能是我在日本自助旅行經驗中去過最偏僻的地方吧。好險這裡還有公車，所以我才能自己到達。但拜訪的過程並不很有趣，大概是因為行前都作好功課，而且一路都沒有意外吧。

公車停在川內中央，這裡是川內（かわち）這個小漁村的中心。下車後就可以看到堆在碼頭的漁網，並聞到漁村的味道。下車後，路邊並沒有任何關於鄭成功居宅跡的指示，僅憑著閱讀過的導覽，直覺地走進公車站旁的巷子，穿過兩排房屋就到了（未免太輕鬆了XD）。

鄭成功母子塑像

但畢竟只是「鄭成功居宅跡」，原來的住宅早就不知道哪裡去了，現在這塊地上建立的是金刀比羅神社，是漁村常見保佑航海的神社。神社的鳥居似乎頗有歷史，但建築卻是新蓋的。神社旁的空地有鄭成功母子塑像，以及史跡解說牌。

因為鄭成功在平戶止只到七歲，所以塑像把鄭成功的形象做成七歲小孩的樣子，面向大海的方向。正對的那棵樹相傳是鄭成功手植的竹柏（ナギ）。塑像的形象和台南鄭氏家廟中的類似，但我不清楚兩者的先後關係。

不過這樣的紀念性佈局，在讀過國編本教科書的人眼中總是想惡搞一下：

天這麼黑，風那麼大，
爸爸去當海賊王，為什麼還不回家？

塑像前有一個不鏽鋼神桌，上有香爐，前有賽錢箱，旁邊有被風吹落的鮮花。似乎這裡還是有人固定來維護的，而且有把這個居宅跡當成某種祭祀場所的跡象。

從居宅跡後方拾級而上有座觀音堂，旁邊的解說牌指出觀音堂內有尊媽祖像，但當天堂門緊閉，內部有點亂，不能確認這尊媽祖的現況。其實把觀音和媽祖在東亞海域都視為海上保護神，加上金刀比羅神社，這個小地方就是東亞航海保護信仰的縮影。

離開鄭成功居宅跡，還有時間，所以再趕往不遠處的丸山。該處川內町東南方的一個岬角，以前是日本鎖國前平戶的歡樂街之一，現在被建設為公園，公園內有1962年自台南分靈的鄭成功廟。

平戶市川內町丸山公園鄭成功廟

鄭成功廟的鄭成功像

大老遠跑來參觀鄭成功廟實在怪怪的，但都到了平戶還不來參觀，似乎也很可惜。不過就像其他相關史蹟一樣，這裡還是大門深鎖，大概一年也沒幾次祭祀吧。透過玻璃可以看到鄭成功廟內的鄭成功塑像和台南延平郡王祠中的塑像幾乎一樣，顯然是以延平郡王祠為本設計的。旁邊有台南安平開台天后宮的繡旗，大概是為了鞏固「開台」的正統性而牽上的關係。神桌是簡單的折疊桌，桌上有香爐，但顯然香火很不盛。

不過這張神桌上竟然有喬巴！雖然完全看不出是什麼東西，但在東亞海賊王的廟裡有喬巴，本身就是很有趣的組合。而且這個喬巴應該99%是中國製的。放在大航海時代中國絲綢和瓷器進口日本的平戶，真是適合啊~~

神桌上的喬巴

鄭成功廟正對面是可以登高望遠的觀景台。從上面可以居高臨下鳥瞰川內眺望九州本島和川內浦。十七世紀日本對外港口還是平戶的時候，鄰近平戶的川內成為平戶的副港，荷蘭東印度公司在這裡建有倉庫。與荷蘭東印度公司關係密切的鄭芝龍在此與田川氏結婚生下鄭成功，似乎也是相當自然的結果。

從觀景台上也可以看到鄭成功出生的千里ヶ浜，沙灘上用半圓形石垣圍起的就是鄭成功兒誕石。先前作功課時知道有台灣來的旅行團時，遊覽車會停在路邊讓遊客參觀拍照。但如果要自己去那裡，大概要犧牲一班公車，但在等到下一班時大概已經傍晚，而且要在人生地不熟的小漁村吹一小時的海風，還是趁公車經過時看一眼就好了。

川內浦

離開丸山公園，接下來就是趕到川內入口等回程的公車。因為公車稍微誤點，所以等車的時間可能足夠來回兒誕石了。但在鄉下地方還是穩紮穩打比較好。川內入口就是進入川內町的第一個車站，當地人這裡為鄭成功立了一面廣告，上面寫「平戸生まれのアジアの英雄国姓爺鄭成功生誕の地川内町」，旁邊的圖是金門建功嶼上的鄭成功石像。

附記：四月去九州搭的是台北福岡線的長榮無嘴貓飛機。照例在網路購票時就選好客艙右後方的靠窗座位。雖然登機時還是因為座位的問題稍微遇到點麻煩，但最後還是坐到我預選的位子。如此的堅持，換來的是在飛機經過平戶島上空時，我一下就辨識出千里ヶ浜和川內浦，得以拍到川內和平戶的鳥瞰照片，是意外的收穫。

千里ヶ浜和川內浦鳥瞰圖

相簿：平戶川內町，鄭成功的家

長崎之墓仔埔也敢去：稻佐悟真寺

2012-07-08T04:56:00.001+08:00

對研究近代早期東亞海洋史的人來說，長崎本身就是一本史料，必須仔細在長崎的街道中找尋十七世紀以來不同人群在此留下的印記。其中最重要的，當屬稻佐悟真寺國際墓地。這片墓園的存在，正是讓研究東亞海洋史的人不能只待在圖書館和檔案館，必須親自到長崎走走的原因之一。例如六月的研討會中有老師提到，長崎唐通事有兩個名字，一個日本名，見於官文書，一個漢名，用來與華商往來。不過這兩組名字並沒有很完善的對照表，要把一個人的日本名和漢名對起來，就必須去墓園裡看墓碑。可說是：長崎之墓仔埔也敢去。

稻佐悟真寺國際墓地位在長崎港西側，稻佐山的的山腰，是十七世紀初以來在長崎過世的華僑、華商、荷蘭人、開國後的其他歐美人士等等外國人長眠的地方。其中還是以華人的墳墓最多，延續時間也最長，一直到現在都還有新的墳墓建設和固定的掃墓行事。悟真寺本身也是由中國商人歐華宇（歐陽華宇？）和張振泉（吉泉？）捐資籌設，作為在海外華人的墓地。這樣的公共設施對當時縱橫東亞海域的華商相當重要，因為不同民族的喪葬風俗不同，外國人必須與本地人區隔，以避免爭議。另外有個地方讓華僑和華商安頓死去的人，對航海人也是重要的慰藉。

稻佐悟真寺國際墓地沿著山坡向上發展，所以最好的參觀方法不是依照公車地圖的指示從山下正門進入，而是坐到半山腰的「上曙」，往回走一小段路就會到達國際墓地後方的入口。四月去的時候在這裡接到台灣打來的電話，通知不錯的消息，所以特別有印象。

因為整個墓園是沿山坡往上發展，所以越往山上的墳墓也越新，所以也會看到剛修建好的墳墓。這些最新的墳墓型制其實不大像日本的墳墓，但也不全是漢式的墳墓，總之是個有趣的綜合體。因為把人家祖先的名字貼在網路上好像不大禮貌，所以還是只貼背面好了。例如右邊這張，兩人的生卒年都還是用民國年號。我沒有特別去注意年號的使用，因為怕不小心遇到人，我拿著相機實在很唐突。

往山下走，墳墓的外觀也越來越有歷史。有的墳墓上同時刻有「誥封奉政大夫」這種中國傳統鄉紳會去爭取的封典，但旁邊也有日本常用的戒名。不過雖然好奇，我還是不好意思推門進去看。畢竟我還沒有要真正研究，與被研究的對象保持禮貌的距離還是比較好（即使他們都不會講話了），這在任何與人有關的研究中都是應該遵守的規矩。因此我當天的原則是，如果小鐵門（大概只到我的膝蓋高）關著，我就不進去。如果已經開了（通常是因為有人在打掃），我才進去。因為這個原則，俄羅斯人墓地就只能在外面隔著牆看，沒有進去打擾，但還是注意到墓石上明顯的的東正教十字架。

俄羅斯人墓地的對面是英國人和美國人的墳墓，這些人都是在十九世紀日本開國後才到達長崎，然後長眠於此的人。那裡有塊長崎獅子會立的石碑，刻有墓主的名字、卒年、墓石位置。因為沒有先做這部分的功課，所以一時也不知道這些人的背景。反而是注意到旁邊有座新建的涼亭型祭壇，這是長崎華人現在每年祭祖的祭壇。舊的祭壇現在移置於山腳下的墓園入口，是長崎市指定史跡。

雖然這些西洋人的墳墓看起來比較有人照料，但最多的還是華人的墳墓。墓碑上「皇清」、「晉江」、「福清」、「乾隆」等等字樣，都標示這些墓主和中國的關係。這天在此看到最古老的一方墓碑，是下圖的這位林先生：

墓碑上刻著「皇明　同安縣中左所德坑　故考林公諱吉墓　辛亥年十二月十五日立」。查悟真寺開基後，屬於明代的辛亥年僅有1611-12年，辛亥年十二月十五日是1612年1月17日，到今年剛好滿四百年。年代久遠之外，這位林公的故里同安縣中左所其實就是今天的廈門，所以我們用閩南語說不定也跟他溝通。

因為是在櫻花正盛開的四月初來到此處，所以墓園中到處都有滿開的櫻花，不時有櫻吹雪吹來。這時理當要感嘆一下生命啊什麼的，但我冷酷的鐵石心腸對此還是毫無感覺。

走到山下墓園的入口處，原來長崎華僑祭祀用的石壇（1659年設置）就移置復原在此。因為這樣的祭壇與我在山上接到的那通電話有很重要的關係，所以讓我格外興奮，興奮得差點要對剛剛拜訪的先人行禮了。

但為什麼一個普通的祭壇可以讓人如此興奮呢？這就要等到那通電話的後續結果出來才能說了。其實還滿想把這樣的發現放進那個「後續結果」，但總覺得有損氣節，所以還是打住了。希望以後我可以不需要顧慮這些事。

離開稻佐國際墓地，還是要搭公車回長崎站，再轉另一線公車往下一個目的地。等公車時拿出 iPad 點點點，後來坐在板凳隔壁的老奶奶好奇地問了一些問題，像是這算不算攜帶電話，可以做什麼等等。這些都還可以應付，但最後問到價錢我就完了。我怎麼知道一台 iPad 在日本賣多少啊？您問錯人啦，我不只是外地人，還是外國人啊 @@

相關連結：
「ナガジン」発見！長崎の歩き方長崎に眠る異国の人々
稲佐悟真寺国際墓地

平戶長崎荷蘭商館長名錄碑的故事

2012-07-07T05:32:00.003+08:00

長崎出島

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日本的據點，以1641年為界，之前在平戶，之後在長崎出島。日本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取得貴金屬的主要貨源，這些貴金屬則要用中國的絲綢和瓷器來換。為了取得中國的貨源，荷蘭東印度公司在1622年佔領澎湖，希望能像葡萄牙人的澳門一樣，就近和中國貿易。但是與明帝國的交涉不成，只好退到帝國領土以外的台灣建立據點。所以在十七世紀中葉，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東亞的主要航線就是：

巴達維亞（印尼雅加達）───臺灣───日本（平戶→長崎）

因為這樣的關係，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平戶商館和後來的長崎出島商館，在十七世紀中葉跟臺灣商館有密切的關係。

Hendrik Doeff

現在長崎出島成了一座博物館，有數棟根據歷史考證復原的建築物。復原的外觀是以十九世紀初第149任（從平戶時期開始計算為第156任）商館長 Hendrik Doeff（1803-1817 在任）時的樣子重建的，因為 Doeff 是任期最長的商館長，所留下的資料也最多，是日本開國前最具代表性的荷蘭駐長崎商館長。

商館長官邸，日文作「カピタン部屋」，用閩南語常用的漢字表記來寫的話，可能會寫成「甲必丹厝」吧。這棟建築物是現在出島復原建物中最主要的資料展示室，也是最豪華的一棟。這裡面有一塊歷代平戶長崎荷蘭商館長名錄碑，印象中是複製品，但上面有幾個和台灣有關的人名，值得在此一提。

1653 Fredrik Coyett

1654 Gabriel Happart

Fredrik Coyett，荷蘭東印度公司長崎第九（1647-1648）、十一任商館長（1652-1653），左圖為第二次任期。Coyett 就是被鄭成功打得慘兮兮的末任荷蘭台灣長官揆一。用《臺灣外記》的話來說，就叫他「揆一王」吧。但不管稱號多威，他還是衰官一名。從第一次長崎商館長的職務卸任後，改駐台灣，1651年時擔任荷蘭東印度公司駐台灣政府的第二人（或可稱為「副長官」或「次長」）。不過這也是台灣政府的官員和傳教士間內鬥最凶的時候，揆一跟當時的台灣長官 Nicolas Verburg 分屬對立的兩派。為了這場內鬥，巴達維亞當局派上席商務員 Willem Verstegen 為特使來台灣調查、調解這件事。特使於11月16日離開那天，揆一還名列出海送行的一員，但下一次他出現在《熱蘭遮城日誌》就已經是1654年3月30日的地方會議（Landdag）。這之間揆一去哪裡了？手邊沒有相關資料，但或許是在1652年夏天或秋天乘著南風離開台灣，1652年11月4日第二次擔任長崎商館長，並在1653年11月10日卸任，再乘著北風回到台灣（這時死對頭 Verburg 已經滾了）。

從上面那張長崎荷蘭商館長名錄碑也可看到，接任揆一第二個任期的人是 Gabriel Happart。這位上席商務員的兄弟 Gilbertus Happart 在台灣當牧師，也是1651年和台灣長官 Verburg 起衝突的人之一。Gilbertus Happart 在台灣史上的重要性，不在於他和長官吵架，而在於他在1650年編了 Favorlang 語辭典。這本辭典在1840年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 Medhurst）在巴達維亞英譯重印，是已經消失的 Favorlang 語難得的紀錄。

1652年揆一在長崎接任的人，Adriaan van der Burg 後來也以上席商務員的身分在台灣任職。前面提到1654年3月30日的地方會議上，當天早上七點他隨台灣長官 Cornelis Caesar 和未來會接任長官的揆一離開熱蘭遮城，渡過台江內海去赤崁參加地方會議。當然，這不是他第一次參加地方會議，這位仁兄也是東印度的老資格了。

1643, 1645 Pieter Anthony Overtwater

稍微往上一點，還可以看到1643年度和1645年度的長崎商館長 Pieter Anthony Overtwater。他在長崎的第一個任期是1642年10月29日到1643年8月1日，第二個任期是1644年11月24日－1645年11月30日。他也在1646–1649年間當過台灣長官。1644年 Overtwater 似乎也待在台灣，而且到過北台灣，問了 Kimourij 社原住民 Theodore 五十幾個關於西班牙人統治和台灣北部金礦的問題。這位 Theodore 後來被荷蘭人任命為頭目，不過他「歪哥兼帶衰」，在荷蘭台灣史料中有不少地方提及。

這一張圖片中也可以看到上述來台灣調解內鬥的 Willem Verstegen，他在 1646-1647 年間擔任長崎商館長。他似乎是位正直可靠的人，擔任長崎商館長時曾經致信給東印度議會，說那年在東京（越南北部）的東印度公司職員私自貿易的情況特別囂張。 Verstegen 在台灣的同事，台灣長官 Francois Caron 看到這封信以後，就派前面提到的 Overtwater 偕同另外兩位上席商務員 Cornelis Caesar、Adriaan van der Burg（這兩位前文都提過了）好好檢查進港的船，看看有沒有公司職員膽敢冒犯禁令私自貿易的貨物。

1639-1640 François Caron

1641 Maximiliaan La Maire

指派 Overtwater 去檢查的第八任台灣長官 François Caron 本身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從他的名字 François 就可以看出他的法裔背景。其實他是出生在現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的法國新教徒，他家是逃難到法蘭德斯 Huguenot 教派信徒。當時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員工來自歐洲各國，前面提到的揆一是瑞典人，Caron 是法蘭德斯人（當時還沒有比利時），以廚師助手的身分開始在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職涯，1619年到達日本平戶，之後一直待在亞州，1628年台灣發生濱田彌兵衛挾持台灣長官 Pieter Nuyts 時，Caron 也在場。1639 年 Caron 接任平戶商館長，但他豐富的亞洲經驗，已經在他升任平戶商館長前的1636年，在歐洲出版了關於日本和暹羅的著作：Beschrijvinghe van het Machtigh Coninckryck Japan und Siam（暫譯：強大的日本和暹羅王國詳志）。在Caron 平戶商館長的任期內，荷蘭東印度在日本的據點被江戶幕府命令從平戶遷到長崎出島，讓 Caron 成為最後一任平戶商館長。遷移在1641年完成，第一任長崎商館長是 Maximiliaan La Maire，他曾在台灣擔任議長，1643-1644年台灣長官出缺時是統治台灣的官員。

Beschrijvinghe van het Machtigh

Coninckryck Japan und Siam

不過還是 Caron 的故事比較有趣。Caron 從日本離職後，1642年回到荷蘭領到他應得的一大筆薪水。但他似乎是個靜不下來的人，1643年他又前往亞洲，當年九月就在錫蘭帶兵攻打葡萄牙人的據點。1644-1646年間 Caron 擔任台灣長官，卸任後回到巴達維亞擔任東印度次官。不過 1651 年 Caron 就跟他的長官東印度總督 Cornelis van der Lijn 一起因為涉嫌私自貿易被叫回國。私自貿易的罪很重，可是 Caron 不知道怎麼幫自己辯護的，竟然還是全身而退了。

離開荷蘭東印度公司後，Caron 的生涯看來完了。但別忘了他還有法國血統，時值法國要開始他們在亞洲的貿易事業，而在十七世紀取代葡萄牙和西班牙成為亞洲主要歐洲勢力的荷蘭是法國的強大對手。法王路易十四任命的財政大臣，有名的 Jean-Baptiste Colbert 說服國王，於1664年成立特許的法國東印度公司，次年從荷蘭把法國裔的 François Caron 請去，帶領法國艦隊在印度和錫蘭設立據點。可惜1673年 Caron 在返回歐洲的途中，在葡萄牙里斯本外海死於海難。Caron 的一生都與大海有關，他透過海洋功成名就，也和許多不同的地方、人群發生關係。他的妻子們和小孩們也有各自的故事，但這還是讓翁佳音的〈她那韃達的馬蹄─大橋浪漫的故事〉來講好了。

預言般的聖地巡禮：鎌倉、江之島

2012-07-03T23:29:00.000+08:00

神社前的參道和郵局

去年十一月藉口收集近代建築資料去了一趟東京，該做的事做完後抽了一天去鎌倉、江之島附近走走，剛好拍到一些和本季動畫《TARI TARI》有關的照片。因為在鎌倉附近東走西走，還非常無聊地繞去沒人會有興趣的滑川交差點，又優閒地在「鎌倉パスタ」用筷子（<囧>）吃義大利麵，所以到江之島的時候已經頗晚，只能拍夕照了。

不過那一趟除了天氣好以外，一切的計畫都在一連串的意外中不斷拖延。像是沒料到光從江ノ電江ノ島走到島上參道最下面的青銅鳥居有那麼遠，加上前兩天不斷地走路、走路、走路，在精神最不好的第四天竟然走得比前兩天都還遠，所以到青銅鳥居前就已經累得快掛了。但稍作休息後，還是繼續往上走了.......

背後的遊艇碼頭

上圖相當於下圖用黃色箭頭指的地方

那時候我當然不知道次年七月會有什麼動畫，但竟然也不小心拍到一些相關的照片，預先做了一次聖地巡禮。像是通學路上可以看到的碼頭、從 Sea Candle 上可以看到的商店街就是主角的家附近。

不過這種本來就是觀光地和知名外景的地方，能算聖地巡禮的目標嗎？太沒挑戰性了吧。像是鎌倉高校前駅這個很有名的車站，還有車站東側那個平交道，刻意去很落俗套，但難得去一次，天氣又很好，不走走似乎也很對不起自己。所以還是和一般呆呆的觀光客一樣去了這些景點。

江ノ電鎌倉高校前

有趣的是，當我走到鎌倉高校前這個平交道時，坡道上已經有一個人帶著腳架，架好相機占好位子了。這就叫「有志一同」嗎？我不知道這位仁兄要拍什麼，但既然架了腳架，顯然是要拍一段時間吧。我的愛沒有那麼多，沒辦法等到列車通過拍柵欄放下的名景，只按了幾張就去趕下一班車了。

其實去年十一月是第二次去這個地方了。前年寫完論文初稿，第一次去鎌倉時也到了這個地方。但沒有出站，只在月台上取景。那次住的太北邊，雖然是鐵道迷很喜歡的 Hotel Metz 田端，但從山手線最北端到湘南太花時間，前一天晚上又熱得睡過頭，所以幾乎是一事無成。就算這樣，還是不小心拍到和動畫類似的畫面。這不是因為運氣好，而是因為這個地方是熱門的外景景點吧。

鎌倉高校前

話說回來，依照「聖地巡禮」的原意，還是要去一些比較「神聖」的地方吧.......

剛好鎌倉也可以滿足這個需求 XD

不過因為鎌倉大佛是熱門景點，不免遇到一些團體客。然後不幸遇到恐怖中的恐怖：小學生。果然這種歲數的小魔頭在哪一國都是恐怖的生物啊～～

同一天還去了鎌倉文學館，但並不是因為我對文學有興趣，而是精實地收集近代建築資料（休閒不忘工作），以及另一個聖地巡禮。雖然順路看了當期特展，但我真的對文學沒有愛（真是對不起芥川龍之介先生啊.......）

木柵開墾史與 AOE3

2012-07-02T01:35:00.000+08:00

現在的政治大學山下校區，還有對面那一片住宅區，在《臺灣堡圖》調查繪製的1900年代稱作「新興」。

但依照〈木柵區地名沿革〉一文所說，這是在日本時代改的地名。此處原名「十一命」，是因為有十二個人從木柵過溪割稻，被原住民殺掉十一人而得名。這個地名源流是真是假，我也不知道，但以前在報告這附近的地名時，我很無聊地用世紀帝國 III 的地圖編輯器做了模擬畫面：

算一算，正好十一具屍體 XD

其實台灣的地名源流中有許多漢人中心主義的元素，只要有防禦設施，往往就解釋為防範原住民攻擊。像是說台北市的「古亭」是源於防衛用的鼓亭，但也不想想當時平地的原住民和漢人間是地主和佃人的關係，經濟上互有依賴，哪會動不動就去砍人。有人說這是要防範沒有歸順政府的「生番」，但十八世紀中衝突的前線就已經推進到今天新店碧潭附近。要是在那裡興建瑠公圳的人被攻擊，在古亭的人搭捷運趕過去也只能收屍啦（啊，單程刷卡24元喔）。

不管實證上那些地名源流有多少破綻，「木柵」這個地名還是有的，原住民出草的傳說也是有的，所以我的無聊也就沒有止境：

渡過景美溪（霧裡薛溪）的原住民戰士。河邊有木柵，防禦值.......忘了

鹿是重要的獵物。皮可以賣錢，肉可以吃。

鹿場不只在平地，也會在淺山。現在三峽的犁舌尾以前就是原住民的鹿場。

當然，漢人在平地通常以水稻為主要農產品

沒事也要在廟埕練練兵

當時做一做這些無聊的圖片後，想到似乎可以用漢人在台灣的拓墾史寫出一個即時戰略遊戲。和世紀帝國 III 一樣可以在原住民村社蓋交易站，然後蓋農場時需要和原住民簽約，二比甘愿後才可以蓋。大頭家（例如林成祖和郭錫瑠）間有合縱連橫，升科以後要繳稅給政府，此時就可以引進更高等的軍事單位。開港通商以後可以蓋領事館生產歐洲軍事單位。

不過都只是想想而已，還是寫論文比較重要 XD

早岐瀬戶觀潮橋

2012-06-16T00:40:00.000+08:00

不要懷疑，這是海峽。

四月去九州時，造訪了幾個頗為冷門的地方，其中一個是位於日本九州長崎縣佐世保市東部早岐地區的早岐瀨戶。這是連接佐世保灣和大村灣的兩條水道中的其中之一，是比較窄的那一個，最窄的地方就在圖中的鐵橋下，大約只有十公尺寬。

藍色的鐵橋名為「觀潮橋」，橋下就是早岐瀨戶最窄的地方。照片中的左岸是針尾島，右岸是九州本島，我的後方南邊約五公里處是 Huis ten Bosch。

已經想不起來為什麼會對這個小地方產生興趣，可能只是在 Google Maps 上亂逛時，偶然發現這個狹窄的海峽，所以總是想找個機會去這裡走一趟。可是這種小地方特別花一天去也滿划不來的，一定要包含在某個行程內，順道而去才對。

這天早上從佐世保出發後，先去有田參觀九州陶瓷文化館。這是對海洋史和近代早期東亞貿易史有興趣的人一定要去的地方，自然在出來時手上也提了一大堆在博物館採購的圖錄和資料，對後續的行程有點不便。

但難得來一次，還是衝了。

有田是個小地方，週間的下午連車站前的定食店都休息，火車又要等四十幾分鐘，只好用啃 Pocky，灌寶礦力的方法解決遲到的中餐。在九州十天大概啃了二十包 Pocky 吧 XD

早岐是佐世保線和大村線交會的地方，從佐賀方面來的列車在此會轉向繼續開往佐世保，所以會在早岐多停幾分鐘。不過這幾分鐘當然是不夠讓我往返早岐瀨戶。估計一下車次，我大概有四十分鐘的時間可以往返，以趕上四十分鐘後經過早岐，從長崎往佐世保的 Sea Side Liner。

列車靠站，再來就是提著兩袋書 dash 了。

因為有地圖的幫助，所以很快就走在海邊的路上。在路上看到「平戶往還」，以及1850年吉田松陰遊學九州時在此投宿的告示牌，標明這段路在歷史上的重要性。但除了這些特意設置的歷史景觀告示之外，最讓人注意的還是滿街的スナック。在這個小地方有這麼多酒店，真是令人不解。

往觀潮橋的路程比想像中的稍遠一點，但景色並沒有特別讓我意外的地方，因為早就用 Google 街景調查過了。少了不確定的冒險感，但至少不會出什麼差錯。覺得路程比較遠，可能跟手上的兩袋書比較有關吧。

這天下午的潮水是從佐世保灣緩緩流向大村灣，斜斜的太陽照著退潮後靜靜的水面，不寬的海峽其實比較像河面。但是退潮後的堤岸邊有海菜擱淺，是僅有的海洋特色。如果不想自己去喝一口水確認這是河還是海，大概還是能從海菜辨認出來吧。

或許也是時機的關係，所以這時的早岐瀨戶並沒有 Canoe 玩家所追求的急流，是稍微可惜的地方。

早岐瀨戶的南側有一條小河流入，很明顯帶來了砂石，並沖積出一片濕地。但在北側，尤其是針尾島側，則有退潮時會露出的礁石。

觀潮橋是這一次早岐行的折返點，當我走到觀潮橋上拍照時，已經超過預定折返的時間了。長崎縣不比首都圈，錯過這班車又不知道要浪費多少時間等車，所以返回車站的路途仍然要提著兩袋書狂衝，所幸最後還是趕上了。

話說回來，我到底是為了什麼而去早岐瀨戶呢？說是探訪秘境也不對，也不是熱門觀光景點。大概只能算私房景點吧；雖然也不是什麼可以讓他人眼睛一亮的地方。

早岐瀬戶觀潮橋相關地圖：

檢視較大的地圖

有些地方本來就會淹水

2012-06-14T22:42:00.003+08:00

從6月11日到12日間的大雨，讓台灣西部主要都會區都傳出淹水災情，網路上也有照片流傳，讓大家知道各地的狀況。不過下面這張台北的泡水車照片，倒是有點誤導人。

這是在連接蘆洲和五股成子寮的成蘆大橋上（橋上！）拍的，這個呈V字型的停車場是很明顯的地標，可以輕易在 Google Maps 上找到：

檢視較大的地圖

注意到了嗎？這裡是二重疏洪道的北端，幾乎是整個台北盆地最低窪的地方。作為疏洪道，就是要在洪水來臨時可以用這裡紓解城市排水的壓力，所以這裡在大雨時淹水是理所當然的。但是照片中泡在水裡的車也不是活該。因為政府如果能早一步通報，車主就會有機會把車移走，不必在這裡泡水。

另一張在台南的照片和網友回應也是和低窪地有關的：

網友說「太子五街跟四街每到大雨必淹」，而這張照片中，官員正是走在太子四街上。這個位置在下面的台灣堡圖上用綠色人型標出。從台灣堡圖上的海拔高度也可看出，太子四街、五街其實是這一帶最低窪的地方。

附近的地名也透露著「此處低窪」的訊息。看到內陸有網寮（放置漁網的簡易建築）、潭墘（水潭岸邊）、大灣這幾個地名就知道，這裡曾經是湖泊。這個湖叫鯽魚潭，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藏〈台灣番社圖〉上可以窺見它狹長的樣子。

既然是附近最低窪的地方，大雨來時自然也是容易淹水的地方。所以買房子時先看看台灣堡圖，或是看看附近的地名，說不定可以對附近的地理環境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事先避開容易有天然災害的地方。

林書豪的阿公會唸書

2012-06-10T03:26:00.002+08:00

2012年2月林書豪突然紅起來的時候，有些平面媒體都報導了林書豪的阿公，林新懇的事：

http://tw.nextmedia.com/realtimenews/article/sports/20120222/111361
「哈佛小子」林書豪會念書、體育優，打破一般人「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等偏差想法，林書豪的父親林繼明、祖父林新懇學業等表現，也相當優秀。林書豪叔公回憶，林新懇在日據時代讀書讀到高商，屬當時的高學歷。

後來林新懇的事蹟，與228事件的關聯都被報導過了。當時就想：人一紅，祖宗十八代都會被人肉搜索出來啊～～

但我們不以人肉搜索為滿足，通常我們的業務是人骨拼圖。透過一個小議題，我們會把一些相關的東西資料都在拿出來看一次，以重建這些作古的人所活過的世界。所以看到林新懇的故事，我想知道的不只是他個人的故事，而是「他到底有多會念書？」這是涉及當時整個社會的問題。

首先還是把榜單找出來吧。既然知道是台北高等商業學校，那找日本時代的官報就對了：

《台灣總督府官報》中臺北高等商業學校貿易專修科1941年的榜單和 1942年的畢業生名單。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府官報資料庫

所以我們知道台中州人林新懇，1941年（昭和16年）錄取臺北高等商業學校貿易專修科，次年畢業，確定是當時臺灣人之中的高學歷人士。現在的彰化縣在日本時代末期屬於台中州，所以在出身地看到台中並不是寫錯，而是行政區劃的古今差異。

再查《昭和十六年度，臺灣學事一覽》可知1941年的臺北高等商業學校貿易專修科，內地人（就是日本本國出身者）26人報考，錄取19人，錄取率73.08%；本島人31人報考，錄取22人，錄取率70.97%。以錄取率來看並沒有明顯的內台差異。這可能是到高等商業學校時人都篩選得差不多的緣故。

請注意，高等商業學校當時雖然簡稱「高商」，但絕對不要跟戰後的也簡稱「高商」的「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搞混。戰後台灣和日本都經過很大的學制變動，其中最大的變化就是把「高等學校」變成中等教育，而不是大學的預備教育，整個往下降一級，修業年限也縮短。這是看台灣和日本教育史議題時的基本常識。

從戰後台灣「高等商業學校」和「商業學校」的改制就可以清楚看出兩者的差異。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是現在臺灣大學管理學院的前身，收高中畢業生。台北州立台北商業學校是現在的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但該校在戰後先隸台灣省，台北市改制直轄市後改隸台北市，1982年再改制國立，有很長一段時間以招收國中畢業的專科生為主體。

其實在日本時代，高等商業學校專修科報考資格是商業學校畢業或中學校畢業，17歲入學18歲畢。高等實業學校裡，修業一年的是專修科，本科要三年或四年。專修科有時也叫研究科，就是讓已經有一般教育程度的人學進階或專門知識的課程。

關於入學條件與修業年限，可以參考1941年的台灣學校教育系統圖。這是張讓人看得眼花撩亂的圖，但不要懷疑，1945年以前日本的學制就是這麼亂。另外臺灣人還有去日本內地各級學校留學一途。這個管道的錄取率和畢業出路又不一樣了。

看完制度面後，再來看林新懇這個教育系統中所擊敗的人有多少。日本時代末期的就學率雖然沒有像現在一樣接近百分之百，並不是每個人都有公學校學歷，但從1941年的《台北州統計書》來看，本島人學齡人口192,290人，就學者136,275，不就學者56,015，就學率70.87%。其實也不算太低。

不過1941年時林新懇已經是高等商業學校的學生了，他也不是台北州人。但因為一時找不到台中州的統計書，所以先用台北州的來當參考。

1940年台北州中學校畢業者(當時的中學校都是男生)：

內地人 315
本島人 312

往後推一年後的狀況，升學的學生（括號內為升學人數百分比）：

內地人 183 (58.10%)
本島人 141 (45.19%)

往回推，1935年公學校本科畢業男生5559人，而一年後的升學就業狀況（括號內為升學人數百分比）：

公學校高等科 842 (15.15%)
中學校或實業學校 304 (5.47%)
工作 4203 (75.61%)

從以上資料，我們可以寫篇本島男生立志傳：公學校畢業後要先進中學校，這時他已經領先95%的同學了。中學畢業後再考進高等商業學校專修科。這樣篩選下來，1935年臺北州管下公學校本科畢業的學生只有2.5%左右可以在中學畢業後繼續升學。這還是假設沒有其他地方的人來搶的狀態。但一定有外地人來考，林新懇就是個例子，所以比例又更低了。

簡單來說，林新懇當年是PR98以上的學生。

那林新懇的學業成就要怎麼與現代學生類比？所以我查了教育部統計資料，看1995年的小學畢業生和2005年大學畢業生人數（為什麼是這兩屆？因為有切身感啊）：

1995年小學畢業生：377,367
2005年大學畢業生：210,763

94學年度臺大大學部四年級有3,626人，約佔1995年小學畢業生的0.961%。94學年度臺政師清交成的大學部四年級有12,296人，約佔1995年小學畢業生的3.26%。這樣大概就可以對比出林新懇如果是七年級頭出生的人，他的學歷大概會落在哪裡。如果七年級的林新懇還是念商的話，臺大政大都有可能。

我說我們的主要業務是人骨拼圖，以上就是個示範。透過林新懇的例子，我們可以重建1920年代初出生的台籍男性菁英在升學體制上的路程。用現在人熟悉的PR值，還可以讓現代的讀者知道這個人如果擺在現代的體制中，學業成就可能有多好。不過學業成就這種東西本來就還有很多變數，我們可以用統計數字建構出可以類比的感覺，但絕對不是實態，也不適合用來當作評量人的唯一價值。這點需要謹記在心。

三種做歷史研究的人

2012-06-02T21:45:00.000+08:00

做歷史研究的人，有些對「人」很有興趣，就會變得像情報頭子。有些對「文獻」很有興趣，就會變得像圖書館員。有些對「文物」很有興趣，就會變得像古董商。人就是人，不需要特別說明。文獻和文物則需要辨別清楚。兩者的區別在於，文獻是內容（contents），文物則是內容的載具（vehicle），內容是文物的一部份，但不是全部。

對人有興趣的研究者會希望找到當事人、在乎人的記憶和社會連結。如果找不到當事人，那它們會盡力找出各種名冊，收集研究對象的各種動向。如果研究對象有一整箱的檔案放在檔案館，那更省事了；不過應用史料的史觀和考證這些基本功當然還是要注意。

對文獻有興趣的研究者會盡力收集到各種內容，通常是文字的紀錄，或是任何可以表現意義的東西。文獻人會把這些內容收起來帶走，通常是用複製的方法，對承載內容的文物本身不見得有興趣。對文物有興趣的人則是對物有興趣，所以他們要的不是內容，而是承載內容的載具。

以碑帖來說，文獻人拿到一個拓本可能就很高興了，但文物人更重視那塊碑。以地圖來說，文獻人會把東西翻拍帶走就好，文物人則看重原件。若以版本來說，文獻人重視的是版本間的流變和差異，文物人重視的是版本距離現在的時間長短，因為越老的越有價值。

在我有限的觀察中，在學院中做歷史的人，做近現代史容易變成情報頭子，因為紀錄比較全，相關人士也還在世。做近現代以前的人容易變成圖書館員，但這多少也是情勢所逼（人都死透了你還能怎樣?）非學院的文史工作者則是變成骨董商的潛在危險群。要是投資很多錢下去就更慘了，那是面對沉沒成本的心理壓力。這會讓文物的價值扭曲他們對文獻的判斷。

我自己算哪類？大概是文獻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