砲台山學會

新成立的文化局真的能搞好古蹟保育嗎？

THINK OTHERWISE — Mon, 21 May 2012 02:59:58 +0000

Anthony Li 根據傳媒的說法，將來新文化局將有四大政策任務，包括處理現時民政局的西九項目和文藝撥款、管理圖書館和博物館、古蹟保育和接收「創意香港辦公室」。長久已來，古蹟保育在香港的政策議程上得不到重視。只是於2007年政府為回應天星／皇后碼頭拆卸的爭議而成立了發展局，讓政府在經濟發展同時考慮古蹟保育的面向。在現時漫天風火的香港，新的文化局到底能否搞好古蹟保育？新文化局對古蹟保育有弊有利古蹟需要土地才能避免拆卸的危機，而由於近年香港大幅減少填海造地，一時間沒有替代土地來源，令土地資源嚴重稀缺。在房屋和經濟發展等重大問題下，土地分配跟保育分開不同政策局處理，古蹟保育如何能對抗龐大的房屋及經濟利益將成一個很大的疑問[1]。需知道每一個局有其核心利益和議程，局與局之間的合作一直已來都不是容易的事。然而，死守現時的政府架構也不見得好，因為這些年發展局對古蹟保育的承擔很大程度是基於長官意志多於架構本身[2]，發展局的架構本身其實是以經濟發展為基調的。下任長官是否「好打得」，是否有志拯救香港的古蹟是個重要問題。現時政府在保育一座古蹟時經常會問：古蹟在活化後能帶來多少經濟利益？過程中政府能否投入最少，回報最高？對於「公眾享用」的原則很多時候只是一個美麗的花瓶，徒有外表。這個問題不但在政府早期以招標形式進行的保育計劃中見到（例如尖沙咀舊水警總部，現在的「１８８１」），政府後來推出的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也沒有改變。雖然該計劃列明只可由非謀利團體管理活化後的古蹟，但古蹟的空間被分配後成為該團體的私人空間，公眾只能有限度在管理者安排的時間內使用古蹟。例如，營運團體可能定時舉辦公眾導賞團，帶領公眾參觀。導賞團的內容則由營運團體決定。問題是，由團體舉辦的公眾參與節目跟政府的要求或公眾的期望不一定相同。筆者最近曾經參加一個由一間大學舉辦的公眾導賞團，它透過活化計劃得到一座古蹟，最後把一座家族大宅活化為中醫診所。雖然作為公眾的我希望借這個機會了解一下這座古蹟的歷史故事，但是那個大約20分鐘的導賞團裡，除了有5分鐘簡單介紹一下那些碩果僅存的歷史文物外，其餘的時間都是在表揚該大學如何巧手地修復那座古蹟，而現在又如何變成了不同的中醫部門，為區內市民提供合理價錢的診症服務。老實說，那樣的導賞團跟電視的廣告雜誌沒有本質上的分別。說穿了，就是因為活化計劃也鼓勵非謀利團體以社會企業形式營運，而社企的本質也是以自負營虧作為第一考慮。結果就是連堂堂大學也要利用導賞團好好宣傳自己，建立客戶群。更可況一些不用政府注資復修，以辦酒店或藝術學校賺錢的「非謀利團體」？要問的是，到底當初為何要保育古蹟？現時香港有一個奇怪的想法，只有具建築特色和年代久遠的建築物才可成為「古蹟」。然而，古蹟的內涵更包括建築物承載的本土歷史故事，只有當這些故事成為我們的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古蹟的空間成為市民日常自由享用的公共空間，古蹟保育才對我們香港人有著意義。因此，雖然天星／皇后碼頭只建成不夠50年歷史，也沒有精緻的外牆雕刻，它卻成為了香港2007年保育運動的轉捩點，政府也自此正式把古蹟保育納為重要政策之一。然而，發展局在平衡發展和保育的利益下，最終把活化後的古蹟變成團體的生財工具，忽略了古蹟保育的公共性及其與市民生活的連繫。當香港成立文化局之後，這個情況有可能改變。文化局的最大好處是把以前分散在不同政策局的文化政策範疇歸於同一政策局內。這不但顯示了新一屆政府對香港文化發展的承擔，也提供一個良好的機會讓文化發展的政令更有系統地執行。當然，正如一些評論者所言，政府部門的聚合散離本身不一定帶來預期的政策效果，這可從特區政府一些經驗可見[3]。但是古蹟保育作為文化局的政策範疇之一，當一座古蹟得到保留並由文化局處理時，作為文化局長有政策義務以人文的角度思考如何利用古蹟保育協助香港文化發展，理直氣壯地免除過多的經濟考慮，將古蹟的空間還給市民享用。近年世界各地也興起文化旅遊，很多政府於是積極投入古蹟保育，讓古蹟成為旅客的消費品和空間。另一方面，全球化下在地古蹟的獨特性也為世界不同的城市提供一個打造城市品牌，提升國際競爭力的機會。香港近年的古蹟保育明顯地朝向這些方向走（例如精品酒店和「保育中環」的方案）。問題是，最終古蹟被誰所用？是有極高消費能力的旅客，還是只為打造虛幻的「亞洲國際都會」的政府？如果把古蹟保育變成旅客和政府的空間，忽略了市民對公共空間和民間藝術空間的需要，是本末倒置的。希望新的文化局不要依循舊有政策，繼續以商業原則看待古蹟。成功與否的關鍵在於文化局長的意願。新文化局是中宣部？令人擔心的是，香港的文化局最終會否成為「中宣部」，並利用古蹟保育推動民族建設(nation-building)？自中國對香港行使主權後，香港的殖民地歷史被故意淡化，紀念97年的金紫荊廣場由本來平平無奇的空地搖身一變成為新的慶典廣場，新政權的權力圖騰，各地遊客必到之處[4]。另一方面，97年後新增的法定古蹟中，紀念香港跟現代中國歷史關係密切的法定古蹟至少增加3處，分別是紀念孫中山在香港活動的沙頭角葉定仕故居和元朗下白泥55號碉堡及紀念中國共產黨在香港活動的達德書院（屯門何福堂會所馬禮遜樓）。將來文化局選擇保育什麼古蹟時，到底會否根據香港人的意願，保留代表香港獨特歷史的古蹟，還是迎合內地大中華想像的古蹟？將是我們需要細心留意的事。一句到尾，如果新文化局能夠無條件地將活化後的古蹟還給市民享用的話，此願足矣。 [1] 《香港經濟日報》，「專家憂文物保育倒退」，2012年5月9日 [2] 『發展局局長最近在一個訪問中表示：「發展局在過去四至五年的工作是平衡發展與保育，而自己的心裏更是偏向保育。」』於吳永順，「消失中的發展局？」，《星島日報》，2012年5月5日 [3] 邵力競，「重組所為何事敏行毋忘深思」，《信報》，2012年5月2日 [4] See Teather, Elizabeth K. and Chow, Chun-shing (2009) ‘Identity and Place: the testament of designated heritage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9: 2, 93 — 115 Filed under: 看了新聞以後, 關於我們居住的地方

強勢管治的根源 ——學習新加坡前必須的地方知識

THINK OTHERWISE — Sat, 21 Apr 2012 03:43:08 +0000

李祖喬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鄺健銘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 (原文刊於明報，21-4-2012) 香港近年常說要仿效新加坡，但簡化地認為「新加坡」就是值得模仿的「強勢」及「秩序」、「香港」就是停滯不前的「弱勢」及「混亂」，並不客觀。之所以要了解國情，就是不想片面地妖魔化中國，而是深刻了解中央╱地方關係、各派系、不同時期的歷史發展等等因素如何造成今天的中國制度。同理，學習新加坡政策，必須先理解人家的歷史及地方知識，體會新加坡人的處境及需要，才會明白為何當地會衍生出相應的政府及政策方向。這樣才能全面了解有什麼政策真正適合香港，而非東施效顰。星港兩地的基本差異星政府能力比特區強，非如香港坊間所想，純粹是李光耀或個別強勢政府的功勞。即使是新加坡本地的學術研究，也不會把其政府的管治成就僅僅歸功於個別領袖或政黨。所有國家及城市的政治及政策發展，都受各自的地理位置與歷史處境所局限。那過去及現在星港面對的形勢有何不同？有兩大不同：一•區域政治的不同：保護港vs.自由港新加坡獨立於60年代、冷戰時的東南亞。由於馬來西亞對華人的不公平政策，以及印尼排華，使新加坡成為區域中唯一的華人保護港（組屋有防空洞，就是怕馬來西亞可能入侵）。「強政府」的形成，很大程度是基於當時不穩定的地緣政治及相應地追求穩定的南洋華人心理；至於為何當地反對力量薄弱，也不是如坊間想像般、簡單地以為是政府強硬地馴服一切。不少研究指，60年代左派勢力錯誤跟隨大陸激進文革路線、主動放棄議會席位走上街頭，盲目以敵我態度批判任何政策而失去民心，也造就後來「強政府」成形。這些是理解新加坡強勢管治時不能忽略的歷史基礎。冷戰中的香港卻從沒鄰近地區的威脅，反而是各大國（英、美、國共）為各自利益而刻意共同保持穩定的自由港。新加坡政府是為自保而大刀闊斧，港英政府則恰恰是盡量事事不上身，以平衡及調節各方利益為大目標。要在殖民政府下爭取權益，本地華人只能自己發聲，形成兩岸專制下均沒有的民間社運傳統。例如老左派在1967年暴動，雖然亂放菠蘿，但其不可否定的功勞，是同時使港英意識到社會已不滿至臨界點，隨後推動改革（見當時港英防衛司姬達於張家偉《六七暴動內情》中的訪問）。70年代廉署成立、實施工人有薪及產子假期、以中文為法定語言，也不是港英皇恩浩蕩，而是本土華人的社會運動爭取所得。此上街文化傳統，在全世界大部分地方的準則而言十分溫和，也有貢獻。沒有天星皇后，哪有發展局？所以，不能抽空比較兩地政府的強弱。兩地本質上處於不同地理位置，面對不同歷史處境，成就相應的政府及民間社會。筆者認識的不少新加坡年輕學者，均認同香港是民間強、政府弱，新加坡是相反。但這絕不代表一方是「失序」、一方是「專制」，更不代表哪個社會較好，也不代表以保護港為基礎的星洲模式放諸自由港是可行的。二•政體性質的不同：主權國 vs. 中國特區作為主權國家的星政府比特區「強」，似乎理所當然。新加坡本質上是獨立國家，需要廣泛及全面地思考自身的定位及未來，亦有較大自主度實現願景。例如它對本土未來十分重視。不少男性高官是在年輕軍訓時特地選拔的本土精英、以獎學金保送到劍橋哈佛念學士碩士、回星後任職外交及不同部門而訓練出來。新加坡想發展動畫業，以優惠政策擊敗地價過高的香港而邀得《星球大戰》的龍頭公司Lucasfilm進駐，卻要求必須聘請一定數量的本土青年人才。所謂「強政府」，不如說是完全獨立、需要對本土社會思考更全面及長遠的主權政府。香港不是有自主性的主權國，是繼承港英政治體制的中國特區。特區施政，雖比大陸其他地區而言有一定獨立性，卻從不可能脫離國家影響，必然在政治、經濟及文化上受大陸衝擊。而為求穩定，特區作為「經濟城市」，繼承的也是重商主義及以平衡利益為主的港式殖民政策。例如特區雖然欠缺政治人才，卻也從不會有以香港為本位的人才培訓機制，而是很港英殖民式地從政府及商界選取現成的、對既定體制有行政經驗而又可以調控各方利益的愛國者。至於其他它行業的人才如拿金牌的足球隊、拿奧斯卡的動畫大師，作為利益調控者的特區政府從來只會抽水祝賀，不會扶持，只會叫本地人自行出外及北上搵食。深入地看，兩者治理的雖同為極受外圍因素影響的小城市，政策和定位也相近（例如「亞洲中心」、「東西滙聚」），但星政府的政策是以其300多萬可投票的本土公民（citizen）為最終依歸。在新城工作的200萬外地過客，身分只是沒有選舉權及完整福利的永久居民（permanent resident）及外地人（foreigner）；而特區作為在大陸中獨特的、非民選的殖民式地方政府，往往只能按大陸情况調節自身及平衡利益。香港700萬人人口中，父母對香港毫無歸屬感的雙非嬰兒、拿着特區護照而從不過問社會發展的專才、為本地權益示威而被判監的議員、認為示威人士搞亂檔抵死的老中青維園阿伯，同樣是中國特區裏的permanent resident。故此，星港政體特性及其認受性的來源根本不同，很難證明星洲模式有利香港。被忽視了的地方優勢？星港兩地的政治發展各有歷史軌迹，不可一概而論，以上是學習新加坡前應先疏理的地方知識。固然，新加坡有許多值得學習的地方，例如環境、供水、房屋等具體政策。但盲目地以「強勢政府管治人民」的標籤簡化新城，既是無視香港作為在東亞自由港所形成的民間本土的傳統及港式政體，也沒有尊重新加坡作為一個東南亞國家所經歷過的歷史處境。筆者認識的新加坡年輕學者，不少認為香港比新加坡的優勢是其背靠中國大陸、又同時相對自由的民間土壤，但也同樣認為新加坡的相對優勢是沒有中國大陸背靠下所訓練出來的自主性政府及政策思維。在全球城市的競爭及世界對中國的認識觀念中，香港向以自由及活躍的市民世界見稱，有充滿創意及廣受歡迎的香港電影，也有眾多很「獅子山下」的勤奮小店。研究亞洲及南中國的學者Carolyn Cartier甚至認為，香港的文化藝術在近年的社會運動中表現活躍，在整個以商業拍賣為主導的亞洲藝術發展中獨一無二，反映出香港民間社會的生機與活力。有追看外地及內地媒體的人都知道，對香港民間社會運動及文化創新的報道從來都很正面。負面的報道，多只是關於官商勾結及管治不近民情的施政失誤。在不少港人眼中，民間自由與社會運動使香港雜亂無章，卻鮮會明白這是我們獨一無二、且為內地及外地所認同的重要資產。有見及此，徜若我們真要學習什麼，是否應該先停一停，諗一諗：我們是否充分理解香港社會的問題根源為何、優勢為何？又，我們需要怎樣的管治方式來解決香港種種問題？是由上而下的強勢管治，還是因勢利導、好好保護及發揮地方優勢和核心價值的後援式管治？ Filed under: 關於我們居住的地方, 評論評論人, 原來新加坡

誰來限制租金的權力不對等

THINK OTHERWISE — Sat, 21 Apr 2012 03:22:25 +0000

區諾軒民主黨南區區議員、左翼21成員 (原文刊於明報，18-4-2012) 上周談及小商戶的成本壓力在於租金，但租金問題，一時很難說清。前天在《信報》讀到雷鼎鳴教授的一篇文章，論證功利可導致公義，其中比喻，恰恰有助說明租金問題。雷教授用阿信屋作例子：假設他們發善心，「益街坊」地出售低於市場價格的商品，其他商戶便可能因為承受不了競爭而倒閉，而阿信屋本身亦無法承受人客愈來愈多，無法繼續維持低價。他希望論證凡是有人定價低於市場價格，會導致不理想的結果，反而每人功利地參與市場競爭，價格怎樣定，商戶便怎樣賣，最後供應者與需求者得到的成果才最好，也就是所謂邊際生產力。在上述例子，供應者是商戶，需求者是市民。市民固然有選擇權，如果供應者自己「作反」，不跟市場定價，供應者應得的便失衡。但如果把這條公式重套，供應者是領匯，需求者是小商戶，然後你跟那班剛剛被領匯加了一倍租的沙田小商戶說：放心，領匯如果不按市場邏輯定價，自得天譴，就算你們付不起，你們有離開的權力，找過別處續租吧。 1970年代曾實施私樓租管想必無人敢涼薄至此。我們知道事實是，領匯每年淨賺數十億，而看到旺角書店開到八九樓，香港其實已經沒有小商戶的營商空間，根本沒有選擇。供求、需求權力並非完全對等的，當我們的營商空間被商場壟斷，他們可隨喜歡估算價格，引入連鎖店，趕走小商戶。我想起1970年代香港曾實施私樓租金管制，我不敢說商舖租管一定可行，但我相信市場非萬能，除了政府介入，我想不到怎樣解決權力的失衡。 Filed under: 純然有話想說, 關於我們居住的地方

社會主義的道德信念: 《社會主義，有何不可?》

THINK OTHERWISE — Wed, 11 Jan 2012 15:38:56 +0000

G. A. Cohen, Why not Socialism? (Princeton,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文: 基斯 (原發表於左翼21，本文文句稍有修改。) 2011年不論對香港還是對世界而言都動盪不安的一年，人們對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的不信任都在不斷滋長，看看佔領華爾街運動席捲全球，就可知對現有體制的反抗引來了多少的共鳴。可是，我們不滿、我們反抗，但我們不滿甚麼? 我們想推翻甚麼? 在全球的佔領運動中主張反資本主義的左翼參與者，往往都引來這些質問。我們對資本主義不滿，自然是因為這個體制是一個不正義、不公平的體制。但為甚麼資本主義是不正義不公平的呢? 左翼提倡的社會主義是甚麼? 那為何比資本主義更公平正義? 我想，這些都是長久以來拷問著每一個左翼心靈的問題，也是推進抗爭運動所亟需有一個解答的問題。全球經濟危機帶來的反抗和不滿情緒高漲，只是令這些拷問更形迫切。 2009年身故的分析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傑拉德. 柯亨 (G. A. Cohen) 臨終前的一本小書《社會主義，有何不可?》 (Why Not Socialism?)，正是回答這些問題的一次有趣的嘗試。如果社會就如露營…… 在這本小書中，柯亨有兩大野心: 他不僅要指出反對資本主義而支持社會主義背後的道德信念是甚麼; 他還要指出，這些道德信念其實根本就是我們大部分人所深深相信的。因此其實我們並不認為資本主義有甚麼好，又或者不認同社會主義的好處。我們也許是因為現實政治的扞格令我們覺得難以改變而氣餒，也許是因為我們沒有由充足的社會研究支持和發展相應社會制度來推動我們的理想，但我們不是反對社會主義本身，反之社會主義的理論正是建基於我們深深認同的道德信念。柯亨要我們設想: 我們是一大班要好的朋友，一起到郊外去露營。我們之中，有人帶營帳，有人帶煮食爐，亦有人帶了飲品食物。很自然這些東西我們都會共用，或至少，我們一定會認為用「自由市場」來分配使用是荒謬的。我們不會說: 你先給我三支汽水，你才可以睡我的營帳三小時; 我們更不會覺得討價還價是件好事: 要是我發現只有我才懂得捉魚，於是把每次為大家捉魚的叫價由四支汽水抬到五支再抬到六支，你們不會覺得我是營商有道，你們只會覺得我貪得無厭，而且自私。要是我事實上只是因為天生手腳敏捷，其實捉魚對我來說毫不費力，甚至還是一種享受，你們更會覺得: 你憑甚麼拿多一點? 你不是在付出而是在享受，為何還要求我們多給你一些? 柯亨認為，這個簡單的思想實驗說明了我們有好些根深柢固的道德信念: 我們會認同一個人得到多少應該和他付出多少勞力成比例，而和他的性別膚色、他的出身和社會地位、他的天賦才華不相干，惟一決定一個人公平地得到多少財富的只有個人選擇: 你選擇付出多少時間勞動，你得到的就有多少。這和社會主義的基本理念「各盡所能，按勞分配」若合乎節，柯亨也稱這個我們深信的公平原則為「社會主義式機會平等」(socialist equality of opportunity)。而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卻恰恰是從根本上違反公平原則: 一個人得到多少財富，取決於他在市場的議價能力，而一個人的議價能力，又取決於他本身已有多少的財富，或在於碰巧他的才能在市場上有多少人需求，這些都和他的選擇和付出多少無關，因此任何因這些因素而達成的財富分配都是不公平的。同時，相比討價還價的市場交易，其實我們更認同一種互相體諒大家的需要而在分配資源上互相合作配合的互助 (reciprocity) 方式。柯亨稱這種反市場的信念為社群原則 (principle of community)。討價還價把和自己交易的對方視作最大化自己的利益的工具，而市場制度卻正是逼迫人鼓勵人視交易者為工具而不是一個人。柯亨指，我們在露營實驗的選擇，其實就是說明了出於友愛的互相幫助互相配合—而不是市場—才是我們理想的社會合作方式。知易行難? 問題是，為什麼在現實世界，我們卻反過來認同那些和我們深信的公平信念和社群信念相反的制度，資本主義的內核: 私有產權和市場 [...]

何不取消選民登記制

THINK OTHERWISE — Sat, 31 Dec 2011 18:16:02 +0000

區諾軒種票個案相繼揭露，我一直想，所謂種票，究竟是有心栽種，還是無心之失？可能有人真心認為自己住在戲院，或只是填錯層數，但總沒理由有那麼多個幾百呎單位，一屋十多姓過群居的生活。當我閱畢利東一、利東二、華富一、華富二等4區的問題選民後，令我愈來愈深信，如果不取消選民登記制，與其他政府服務整合，根本無法根治種票問題。無心之失，還是有意栽種？民主黨在華富、利東各有議員辦事處，各自招收長者會員，加上家訪、競選洗樓、量血壓等地區服務，我們大致能了解每區約300個登記選民的家庭狀。以此為基礎，比照選民登記資料，找到每區平均約有10多個有問題登記： 1. 不少「種票」應是無心之失，甚或只是來不及更新。雖然有部分居民收到不屬於自己的投票通知，但認出收到的通知有前住戶，又或是已遷出子女； 2. 其次屬選舉事務處疏忽。例如被傳媒廣泛報道的華富閣戲院、船廠與利東東興樓671B室登記。其實只要與其他選民住址稍作比對（也別說比對樓宇實了），便不會出現這種「架空」登記。如果情只屬1、2，只需像譚志源局長說加強監管便可減省失誤，但最耐人尋味，還是有太多不明來歷的登記。有些長者會員明明是獨居，單位卻有3名選民，這些長者不少從開起便入住，表示不認識離奇登記的選民，他們還說是近幾年才收到這些從不認識的選舉資料，如何解釋這些幽靈選民呢？揭露問題登記不單同時揭露制度兒戲，更大漏洞在於有太多空間種票。好像家訪時發現有不少空置單位有3至4名登記選民，他們可能是來不及更新，但又有誰保證沒有有心人藉機安插幾個新選民？至今明顯的種票大多是一屋多姓，假使有心人把票平均種在信任的單位，巧妙地配對相同姓氏，要住址證明嗎？就到某部門、某電話公司申報這住址，戶主收了當沒一回事，然後就可拿去作證明。這已經很難查出實據，而誰都沒法排除這可能。政治權利任由擺佈香港700多萬人，只有350萬登記選民。選民登記制從來有利社會上較有影響力一群。自英國殖民地推行市政局有限選舉，某些行業才有權投票，登記制便是界定誰有資格投票的產物。時至今天，政府仍沿用登記制區分選區、確認選委、功能組別的特權。它容許市民有太大的灰色地帶定義什麼是主要住址了，卻成為有心人種票的溫。作為準候選人的社區工作者，掌握居民資料，又有機會窺探單位狀，最有條件種票。對投票漠不關心的人，不會主動登記，不過有心人拉攏友好於合意的選區栽種支持，政團透過活動動員支持者登記，擴大影響力，卻是很可能的事，登記的幅度也就傾斜於較有影響力的一派。可能揭發種票最後亦抓不到幕後黑手，但我們必須反思，有資源的政團可以大幅登記支持者，影響投票權，那些處於弱勢、政治未覺醒的群眾，為何我們又可容讓他們沒權投票呢？如今那麼多種票事件被揭發，怎樣從嚴怎樣加強監管，只是治標不治本。搬屋漏報、誤報地址倒也罷了，問題的核心在於愈來愈多被揭發的案例顯示選民登記制變相令有心人有很多機會調配選票的比重，從而影響選舉結果。我沒有暗示中聯辦的意思，但區選往往在百票內定勝負，兩三個家庭這樣做隨時可帶來顯著的效果。奉行戶籍登記的國家，往往將投票權與納稅、領取福利等制度綑綁在一起，加強可信性。如果選舉事務處從今天起與各政府部門合作，將處理稅務、申領社會福利的地址資料與選民登記掛，已較可信，正如現時公屋調遷同時遷移選民住址的機制一樣。進一步的是，凡選民遷移住址，須一併遷移政府的服務，凡市民使用政府服務，申報住址遂一併登記做選民。如此一來我們便毋須再做選民登記了，因為這都是我們本應有的，我們實在沒有必要讓任何勢力、任何梯隊任意擺佈我們的選票。作者是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碩士研究生、候任民主黨南區區議員 (原文刊於明報, 2011年12月23日) Filed under: 純然有話想說, 香港政黨發展

喬布斯死了

THINK OTHERWISE — Wed, 12 Oct 2011 11:53:49 +0000

對喬布斯的膜拜也許只是一種自我期盼或者是自哀自憐喬布斯死了. 全世界的人都很傷心: facebook status 滿是“thank you steve”的話語, 報紙頭條評論都在講他的死訊, 什至見到有張poster說改變世界的有三個蘋果, 分別是阿當, 牛頓與喬布斯的蘋果. 說來我們都像修道院的孤兒, 多年來多得傳教士喬布斯的接濟, 才得以快快樂樂長大成人. 因此他死了, 我們都傷心. 我們似乎忘記了自己其實是消費者, 喬布斯只是一間鋪頭的老闆. 我們用五六千蚊買部iphone, 然後眼泛淚光的對Steve說多謝 . 同時報紙說月入一二萬的已屬貧窮族. 喬布斯見到這情景, 定必滿足地笑一笑, 說聲 “這世界真是瘋了”. 如果說, 喬布斯可以上神台, 是因為他創意無限為人類生活方式帶來改變帶來趣味, 那麼你能一口認出他們幾人—貝索斯,朱克伯格, 佩奇, 黑斯廷斯與穆斯克? 據報紙說, 他們可是被選為喬布斯「五大接班人」, 頭三個是amazon, facebook, goolge老闆啊. 喬布斯瞬間成了”德蘭修女式”聖人, 也許是因為我們活在不講個性的年代. 我們現在的生活大底上被簡化成搵好學校, 搵好工, 結婚生仔, 買車買樓, 然後退休等死. 似乎愈來愈多人不滿足於這條方程式, 紛紛拿起背包尋找自我旅行去. 在這個時候,喬布斯填補了空白. 他說: “你們的時間有限，所以不要把時間浪費在別人的生活裏…要有遵從你的內心和直覺的勇氣，它們可能已知道你其實想成爲一個什麽樣的人。其他事物都是次要的。” 說的時候, 他是個有錢佬. 有錢加有個性可是這個年代人人期望可達到的東西. 這樣說, 對喬布斯的膜拜也許只是一種自我期盼或者是自哀自憐. 怪不得會有人追韓劇台劇了. 同文經刪節刊於10月10日明報自由談延伸閱讀 “喬布斯的貢獻毋庸置疑，但他終究只是一介凡人，多年來發展蘋果不止有功，實亦有過，當中三大爭議，包括鼓吹消費主義、製造血汗工廠及沒有投入慈善工作。老紀數出教主的不足，非為要把他拉下神壇，實情是要展示教主人性化的一面，好證明教主真人示範的追夢人生，其實是有血有肉而不只是一場夢。“ 喬布斯生前留三大爭議　自傳將揭血肉人性, 信報, 10月10 日 The cult of Steve Jobs, http://www.bbc.co.uk/news/magazine-15194365 Filed under: 看了新聞以後

台北印象

THINK OTHERWISE — Mon, 01 Aug 2011 08:21:44 +0000

台北車站牆上那句宣傳HTC的Quietly Brilliant, 頗能概括我對台北的印象. 那是我頭一回到台北. 出發前, 我對台北的想象僅限於自己對大城市的理解: 五光十色, 有漂亮奪目的建築群, 有氣派很西化…… 概括而言, 就是要有盛世模樣. 這樣的一種理解跟自己在新加坡生活了兩年不無關係: 坡人常以此來描繪自誇他們的成就, 久而久之, 我被洗腦了. 我想, 台北作為台灣中心地帶, 算是個大城市, 模樣應該跟這種理解差距不遠吧. 故事的發展是我毫無懸念地錯了. 外貌上, 台北毫不突出, 什至很醜; 群廈頗為殘舊. 縱然有人說概念是建構出來的, 身置其中也很難說這是盛世另一個視覺version. 到了hostel門前, 更是心碎. 門旁都是車房, 門牌沒有任何證據說我找對了地方, 直至對講機傳來了一聲: “喂?” 樓梯間相當昏暗. 有一下子, 我感覺像到了深水埗做義工多於旅行. 後來發現, 這個地方還住了台北人. 也許hostel寒酸, 用它來評價台北代表性不足. 但即使是台北101, 它周遭景致也並不特別討好. 最難忘的一幕是站在101內的pageone向外望, 有的只是新界式户外停車場, 以及深啡色樓房, 感覺就如把國金二期建在新蒲崗. 住上了一段日子, 卻開始感受到台北懶理包裝但實而不華的可愛. 那個看來寒酸的hostel, 它的內與外, 前與後就十分玩味. 走上暗沈的樓梯, 正自思考看來差不多都是一樣的門哪個才屬於我book了的hostel, 有個女人打開了門. 進去發現, 那是另一條走廊, [...]

補選爭議源於錯誤解讀

THINK OTHERWISE — Sun, 12 Jun 2011 04:18:50 +0000

Wilson Chan 隨著政府提議以新的替補安排嘗試「堵塞」下一次「五區公投」，社會各界均對是次建議大感興趣，繼有馬嶽認為《輸者替補曠古絕今》、沈旭暉假設《假如「落敗遞補制」出現在國際社會》，蔡子強那《對著高牆說話 – 研究選舉制度學者的氣餒和無奈》、張志剛在6月7日指出《新替補機制討論不要先入為主》及6月9日《對替補制的一些補充》，以及楊志強認為《依次替補是對「公投」的懲罰機制》，在在反映了社會大眾對新機制未有公識。政府於下星期將舉行諮詢會，希望吸納意見。簡單重組支持一方的論點有三︰第一，立法會補選的單議席單票制不能配合原選舉比例代表制的原則；第二，新的替補機制能把最多選民支持的「候選人」代替離任者；第三，新的替補機制能杜絕私相授受等多個問題，所以是一個最可取的制度。然而，對於這個「舉世無雙」的替補安排，筆者不敢苟同，甚至反映了政府及有人連最基本的選舉理念也(故意)不懂。誤讀一︰選舉的真正意義政府及某些人士大抵都是「數口好」的人或是「先知」，他們皆能準確地讀出選民的心聲︰百份之十七的投票率，便即代表有百分之八十三的人不同意公投；投票一方面投予心目中的政黨名單，另一方面也投給知名度較高的候選人名單，更重要的是政府知道哪些人是因為知名度較高的候選人而投票，從而得出「其所屬的名單不會取得相同程度的支持」，故不能假設「辭任議員已動用的得票可以再用作為他所屬名單的得票」(詳見政府予立會文件的13段(a))。這些有如「先知」般的推論，實在了筆者嘆為觀止。選舉的真意，是讓選民有一個發聲的機會，透過選票指示出誰人代表自己領導政府，或是立法機關發聲，本質上本已不可與大學聯招類比，而選民投票與否，如何投票，我們只可透過已知的事實作解釋。以去屆立法會選舉為例，政府如何知道港島區投公民黨名單的人是因為支持陳淑莊還是俞若薇，還是支持整個公民黨？同樣地在九龍東，政府如何知道投在工聯會名單的人是支持黃國健還是陳婉嫻，還是支持整個工聯會？我不知道，我們只可知道按現行的選舉制度，這些名單分別獲得兩個及一個議席。按上述的「先知」邏輯，我們可否因為2008年只有百分之四十五，從而指有百分之五十五的市民反對立會投票，繼而得出我們可以取消立法會選舉的結論？這自是強詞奪理之說，投票率不高，我們只可以解釋為市民不太熱中投票，借用合約法的名句︰「沈默並不等於答允(silence does not constitute acceptance)」，而不能 – 更不應強賦新辭為「反對這個制度」，但諷刺地這是「先知」邏輯下的對確論證。所以，假如我們尊重選舉制度但又不想舉行補選，單以選民已知的意願出發，我們只能賦予維持那張有人辭職名單的兩個議席 – 即同名單替補，任何違反上述設定的人，我們可視之為「扭曲選民真意」。誤讀二︰比例代表制的真正意義當然，我們看似不應以舊制度來評論新的制度，正如馬嶽及蔡子強的著作均有指出，選民會對新的制度作來回應，以個人理性方法參與修改過後的選舉制度。然而，既然有的選舉制度仍是源用比例代表制，那我們當由比例代表制出發，看看新制度是否符合比例代表制的精神。不同的選舉研究著作均指出，比例代表制的精神，在於取得議席的數目當與獲得選票佔總投票的百分比相約，以紓緩單議席單票制下出現的「超額獲得 / 喪失議席」的情況。這個概念，在香港使用的「最大餘額法」(Largest Remainder)及其他國家常用的「最大平均法」(Greatest Average)均無差異，分別只在於換算「名單」應得的議席數目，當中並不包含決定哪個人得到多少票的概念。要表達這個概念，在比例代表制的情況下我們會選用開放式名單(opened ballot)，即選民可按自己的喜好決定獲得議席的順位，但也只局限於同一張名單而非跨名單操作。筆者才疏學淺，縱觀已知的比例代表制制度，並無一個國家及地區以「一筆勾銷」的理論處理候選人的選票。新的替補機制是假設選票是候選人的個人財產，是以他的離去當帶走他的選票，然而這根本就是單議席單票制的概念！新的替補機制從本質上是以單議席單票制的原則運作，這點其實政府也承認，因為政府舉出的最接近例子 – 澳洲塔斯曼尼亞的選舉制度正是排序複選制(Alternative Voting)。事實上，排序複選制並非比例代表制，它只是單議席單票制下的變種，目的是透過不斷按選民排序的票數轉移，最終找到一個得票過半數的候選人而已。這個選舉制度的運作特點，在於選民需要在投票時列出自己對不同候選人的排序，好讓政府知道假如我的第一位被淘汰了，我的票該轉移到哪一個人身上，這是一個清楚的投票指示，並非今天這個封閉名單的比例代表例可比擬，更遑論是子虛烏有的「順位替補制」。假如政府硬是要進行「順位替補制」，那在「正選」時應作出相應的改革，容許選民指示那一張名單或候選人是我心目中的WAITING LIST第一，而非強說那位是「選民」認可的「第一候補」。然而，這種被友人喻為PRAV(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alternative voting)的選舉制度在操作層面極為複雜，政治效果由難以估計，甚至可能有違比例代表制原意的選舉制度，是否適用還須多加研究，而絕非可一蹴而至的改革。假如要以比例代表制為依歸，我們只可源用同名單替補；假如真的要決定誰人替補，還是舉行一場選舉更為直接。誤讀三︰外國例子的真正意義最後，政府及其他人嘗試確立香港要走自己的路，外國例子在香港絕不適用。對筆者而言，這是一個極大的諷刺。一方面政府在找不到的外國例子支持這個新制便說外國國情不同，另一廂有人由以美國總統例子來引證這並非剝削選舉權，選民自會決定云云。這些自打嘴巴的說法，引證了筆者曾提出「國際視野工具化」的香港特殊現象。這種工具化的概念如下︰(一)不求甚解，例如不知道美國副總統的概念是「順序替補制」的替代方案；(二)有事鍾無艷，無事夏迎春，例子是要支持時便強說這是國際大趨勢，例子是高鐵的興建或數碼港的建立，無事則指國情不同不能類比，例子如是次新替補制度。外國例子的意義，在於前車可鑑，知來者之可追。在選舉的問題上，外國的研究及實踐遠比本地為多。把新制放入不同的框架下測試，更有助我們了解制度潛在的問題。當然，我們不寄望香港會像印度一樣視刺殺為風尚，也不願特區立法會如波蘭的官方考察團身遇空難，更不希望如舊日台灣及阿富汗等地黑金滿佈，但上述情況既非該國天生「剌客 / 空難/ 黑金DNA」而生，亦非無中生有至人猿襲地球，卻一致地反映新制不同的弊病，那麼我們還應該有錯下去的勇氣嗎？當然，實事求事是香港人的美德，外國也好，中國也好，也只是一個賺錢工具 – 香港人從來關心的，只有「搵食」與「搵唔到食」。故此，由於這篇文章搵唔到食的關係，故只供傳閱，不會見報。 Filed under: 看了新聞以後, 關於我們居住的地方, 政改

六四屠殺22週年，寫在學校

THINK OTHERWISE — Sat, 04 Jun 2011 06:10:17 +0000

Eric Tsui 22年了。六四屠殺，絕對不是政治議題，那是道德議題。我尊重不同意見，當我聽到有人認為資本主義市場機制可以解決一切社會問題，我不認同這觀點，但我尊重；甚至當我聽到有人認為中國的民主步伐不需要那麼快，我聽得極其刺耳，但我也得尊重(當然尊重不代表不反駁)；可是，羅列千千萬萬個不著邊際的理由，為殺人兇手開脫，或者將部份罪名轉移到被害者身上，抱歉，我完全無法接受這觀點對，我們無法證實解放軍是否朝向人民英雄紀念碑亂槍掃射，我們也無法證實坦克車開入天安門廣場時，是否輾過仍有學生在內的帳幕，但解放軍殺害平民是不容抵賴的事實。而且，蔣彥永醫生證實不少死傷者被國際禁用的「開花彈」攻擊，當國際禁用武器也膽敢拿來攻擊平民，上述無法證實的兩點真有其事又有何出奇？這是合理的推論我一直深信，如果當年中共只是射水砲和催淚彈強行驅散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或者派特工捉拿學運領袖收監，我們或者也會義憤填膺，但應該不會22年來總有數以萬計群眾堅持紀念。殺人，從來都是不合理的，當權者開動國家機器殺戮自己的人民，哪怕只是殺掉一個人，也是無法饒恕的彌天大罪身為教育工作者，我不會向學生灌輸自己的政治觀點，但「尊重生命」這個基本道德價值，我是不會推卻的。昨日看到同學經校外導師指導下攝製的六四紀錄片(內有熟悉的朋友受訪唷)，很詳盡，也抓緊了事件的本質，很慶幸六四屠殺後才出生的「90後」(其實我這個「80後」也是長大了才認識六四)也擔起了這個歷史，他們對國家的理解未必全部具有我們一般的批判性，但「殺人無論如何都是錯」這觀念已植入下一代的腦袋中牢記歷史，不單在追究責任(雖然這是必須的)，更重要在展望將來。22 年前，當權者為保一己權力，不惜祭出國家機器殺害人民，其後22年來，即使沒發生六四般大規模的鎮壓，中共每天也在「維穩」，每天都把黨政機器對準不同的人民，一旦日後他們感到權力受到威脅，他們怎會不敢重施故技？我們要如何避免悲劇重演？的確，每年維園的悼念晚會也變成形式化，了無新意，但一定要辦下去，一定要出席下去。維園晚會不只是香港人的晚會，近年看見越來越操國語的內地同胞出席晚會，他們是記得22年前那事的，而香港是他們可公開悼念而又最方便去的地方，我們無論如何也要守住香港這陣地。一日留住記憶，一日還可與極權戰鬥 Filed under: 看了新聞以後, 純然有話想說, 關於新一代

魔鬼在註腳裏 – 論《機場2030規劃大綱》的引導性

THINK OTHERWISE — Fri, 03 Jun 2011 19:06:14 +0000

67. 許多分析同時包括對催化效益（例如對旅遊業、貿易、生產力及營商環境的影響）的估計。本文件所載數字並不包括這些效益。（香港國際機場2 0 3 0 規劃大綱技術報告　P.185）留意上述註腳便知道其實整份《香港國際機場2030規劃大綱》（《大綱》）其實只是機管局為「證明」第三條跑道的必要性而玩的把戲。一個機場對社會整體的價值，並不限於其直接帶來的就業機會和航班處理服務，而在於由機場服務所帶來，在旅遊，商貿等領域所帶來的機遇。單單衡量機場的直接收益而不理會其衍生效益最多只能證明興建第三條跑道對機管局本身有利，而根本不能夠證明第三條跑對社會整體的影響利多於弊。《大綱》中利用到倫敦希斯路機場因容量所限而令航點數目未能增長去證明興建新跑道的經濟效益。航點不能增加對機場本身當然不利，可是，這點對於社會整體的影響卻並不明顯。事實上，即使希斯路機場的航點或客量未能增加，他的潛在客量很可能只是被分流到倫敦周邊或者英國其他地區的機場。而更重要的是，這種分流不單不會影響航空業對英國或倫敦帶來的商機，還可能因為將廉價航空一類低端客戶分流到較為偏遠，成本較低的機場，使希斯路集中高收益航班令航空業的整體效率上升。若將以上情況放在香港，即使我們不興建新跑道，香港機場的客運量可能不會進一步提升，但要來香港的旅客未必會因此而卻步。香港機場流失的旅客很可能只是轉為使用深圳等周邊機場，然後再過關到香港旅遊或洽談生意。由機場所衍生的商機未必會因為不興建新跑道而大量流失。如此一來，假若我們單憑《大綱》中只計算機場直接收益而不看新跑道帶來的衍生效益我們根本不能知道興建新跑道與否對香港整體經濟的影響。其實，機管局並非不明白這一點。所以，它在《大綱》中不斷強調機場為旅遊，金融服務等等方面帶來衍生效益去引導讀者以為文件中的數字包含興建帶三條跑道為各行各業帶來的商機。可是，只要細看伴隨《大綱》的《香港國際機場2 0 3 0 規劃大綱技術報告》便會知道其實《大綱》中的數據其實只包含新跑道為機場本身直接帶來的收益與就業機會，而沒有計算它對各行各業衍生效益以及對香港經濟的整體效益。例如《大綱》中預期的所謂「直接＋間接＋連帶」經濟效益實際上只考慮由直接參與機場營運及其員工在本港消費所帶來的產值，它根本沒有考慮到新跑道對其他各行各業以及香港整體經濟的影響。又例如，《大綱》只舉出若不興建新跑道的話，香港機場對生產總值的比例將由4.6%降至3.3%，但卻沒有數據去證明不興建新跑道對香港生產總值有負面影響。對香港機場和機管局有利的並不代表對香港整體利多於弊。綜觀整份《大綱》，它的數據只證明了興建第三條跑道對香港機場和機管局本身有利，但卻不能證明新跑道對香港整體的必要性。負責撰寫《大綱》的是機管局，它以自身的角度去看新跑道的效益實屬無可口非。可是，當我們要運用公共資源去興建新跑道的時候，我們要考慮的不單是它對機管局有利，而是要看究竟新跑道是否真的對香港整體社會利多於弊。既然《大綱》中的數據未能證明這點，我們亦不應就興建第三條跑道妄下判斷。 - X.O. Filed under: 看了新聞以後, 關於我們居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