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否”式的微博与比BBS和blog等其他网络媒体相比，更接近与公共空间（领域）。根据哈贝马斯的描述，公共领域是一个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它是一个向所有公民开放、由对话组成、旨在形成公共舆论、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以大众传播为主要运作工具的批判空间。
开放、对话、批判是公共领域的三大特征，这在“饭否”上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开放性自不必谈。这是媒体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互联网本就是一个开放空间，除非受到外力干预和影响，一个以广告为主要盈利手段的网站不至于对用户关上大门，这无异于驱逐客户，自毁门面。

对话性是“饭否”这种微型博客较之于普通博客和网络论坛的巨大优势，这也是它能够吸引用户和保留固定用户的一大主因。
我将BBS的传播方式理解为“一对多”方式，它与普通新闻媒体相比有两个超越：其一，网民个人可以成为“新闻播报员”；其二，可以跟快捷及时地得到反馈。在BBS网络论坛上，楼主发了帖子，互联网的人都能看到，而且可以评论。有人给了形象的比喻：广场上有人吆喝了一嗓子，然后大家都循声望去。置于能否引起关注，引起多少回头率则要看你吆喝的声音大小，具不具有爆炸性了。它的不足也是明显的。因为除了楼主，在这个帖子中，其他人是很难被看成主角的，他们只是默默无闻的跟帖者，普通的回帖者极少重新点开那篇帖子去看看是否有人回复他的言论，一篇帖子对于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一次性的，所以网民之间缺少直接对话。
博客的交流和对话更加受到限制。通常博主的一篇博文只有他的好友特地访问他的页面时才能看到。博主的声音得以广泛传播有两种途径：第一，博主自己是社会名人，关注他的人很多。第二，借助外力，比如博主文章的价值被网站编辑发掘，被敲上推荐章印。所以普通博客作者都像是在自家屋子里自言自语，“对话”的范围和深度都是相当有限的。
Facebook等社交网站（包括大家熟悉的校内网），用户之间关系基本是固化的，它们通过社交关系维系用户之间的关系。对话缺少公共性，我把他们理解为私人领域在网络上的拓展。只不过有的人善于社交，于是他的圈子就要大一些而已。而饭否以及twitter用户之间关系是可延续性的，言论也通常是面向公众的，具备了营造公共空间的平台。
哈贝马斯所考察的公共领域概念本质上是一个对话性的概念（a dialogical concept），也就是说，它以在一个共享的空间中聚集在一起、作为平等的参与者面对面相互对话的个体为基础。

饭否和twitter可以说是实现了“多对多”的传播形式。只要能够使用网络，甚至只要一部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将所见、所闻、所感发布到互联网上。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家独立媒体，每个人都是同时面对无数的媒体（你所follow的人），饭否营造了一个自由讨论的平台，是目前为止最接近哈贝马斯所说的“面对面互相对话”的网络平台。

批判性是公共领域存在的意义所在。社会的进步来自于建设性的批判，绝非歌功颂德。“饭否”的死亡可以说是它为“批判”所付出的代价。
“饭否”也有喜欢唠叨自己琐事的话唠型用户，但是公共讨论总是产生于公共事件或者公共话题。泱泱中国，从来不缺少值得大家广泛关注的公共话题。
“饭否”本身也是将单个事件上升为公共话题的平台。人人即媒体，只要拥有网络，甚至只需一部手机，用户就可以随时随地将所见、所闻、所感发布到互联网。5月中旬株洲高架桥坍塌事件中，就是“饭否”用户率先通过手机短信方式发布现场情况的，作为一个普通民众，在新闻事件发生时即时充当了媒体角色——比普通媒体更加快捷，让我们在正规媒体发布第一条消息之前就已经了解了现场情况。
当某件事被大众了解，上升为公共事件，经常能够和政府部门扯上关系。普通媒体也有批评和监督政府的职能。但是媒体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尤其是作为受政府部门管制的组织机构，它的每一句批评都是经过审核的。饭否上的评判则直接来自于普通网民。
广泛议论朝政，出现大量触动政府敏感神经的“敏感词”让“饭否”走向了不归路。

饭否的死亡无疑散播了一种悲观情绪。在目前的体制下，公共领域是无法实现的。
中国的网络媒体无论从宏观的体制上看，还是从微观的操作层面看，都与传统媒体没有本质的区别。网络媒体登载新闻的业务需要国务院新闻办和信息产业部批准，新闻操作的日常业务受到新闻主管部门的监督和指导，电子论坛的内容受公安机关和新闻主管部门的双重监督。所谓“法规条例的允许范围内”自由传播信息、表达意见，更准确地说，是在“符合舆论导向和新闻政策”和“法规条例”两项要求内进行的。网民在电子论坛中的言行，就其本质而言，始终掌控在政府允可的前提之下。“出格”的声音只可能利用监管漏洞短时间的出现。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网络发展的不可逆的力量，我们至少还有许多表达的缝隙。相信随着网络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缝隙会越来越大。

来自 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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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价上调在全国大部分城市大势所趋

主持人：介绍一下现在都有哪些城市水价已经上涨或者即将上涨？

记者：目前各地水价确实已经“涨”声四起。从今年1月1日起，广州自来水全面涨 价，4月1日，南京上调自来水价后，无锡、扬州、常州等水价上调方案也排上日程；4月27日，上海市发改委举行居民用户水价调整听证会；5月6日，沈阳市 物价局召开调整自来水价格和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听证会，虽然最终的调价方案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后实施，但各方在水价上涨的大方向上没有分歧，上涨是定局。 5月10日，北京市水务局透露，将采取调整综合水价、出台节水奖励办法等措施缓解用水危机。与此同时，一些中西部城市也开始酝酿提高水价，5月20日，昆 明市发改委发布公告，自6月1日起，居民生活用水单价提高8毛钱。6月初，河南周口、驻马店在全省率先举行涨价听证会。6月30日，银川召开污水处理费调 整听证会；7月11日，河南洛阳公告将于31日召开城市供水价格改革调整听证会。总的来说，水价上调在全国大部分城市基本上都已经是大势所趋。

涨价理由：减轻供水企业经营压力 提高市民节水意识

主持人：为什么各城市普遍要求上调水价？给出的理由是什么？

记者：昆明市自来水企业和当地政府给出的涨价理由是，目前的水价处于较低水平，不 但供水企业面临经营压力，也不利于发挥价格约束机制，提高市民节约水资源的意识。根据最新统计，全国36个大中城市平均供水价格为每立方米3.77元（含 污水处理费），比上年同期提高4.7%。长期以来水价构成不合理和水价偏低，没有反映水资源的稀缺程度和水环境治理成本，导致目前水资源浪费相当严重、水 污染得不到有效治理。这也是全国各地的水价上涨中被普遍提及的两个理由。

在4月27日上海市水价调整听证会上，上海市官方承认调整水价的主要目的是帮助 水务企业保障供应。他们出示的数据称，2008年度上海自来水企业主营业务利润为-4.18亿元，净利润为-2.65亿元。排水企业主营业务利润 -1.95亿元，净利润-1.95亿元，供排水企业合计亏损4.6亿元。一些水务企业表示，现在价格水平总体较低，污水处理费更低，部分地区甚至不足以支 撑污水处理厂的运行，更无法反映环境成本。

事实上这轮水价上涨其实酝酿已久，早在2007年，各地都已传出水价要上调的消 息。2008年4月，国家发改委价格司成本处处长唐铁军曾透露，各地已经将水价列入涨价目录，会在2008年择机推出。不过，随后而来的经济过热、CPI 迅速走高，让各地的水价上涨计划纷纷流产。今年以来，CPI持续低位运行，给资源产品价格改革提供了时间窗口。

城市居民对水价上涨反应不一

主持人：城市居民对于水价上涨或即将上涨有什么样的反应？

记者：客观的说，并不是所有的城市居民都反对涨价，支持或者不反对涨价的也大有人 在。这些城市居民认为，当前城市水资源浪费现象严重，正是由于水价偏低。当然反对涨价的声音似乎更多一些，尤其对于水价上涨是为了弥补水务企业的亏损这个 理由，大家普遍表示反对，认为，水务单位是垄断经营，在亏损原因不明的情况下以提价方式弥补亏损，难以让人心悦诚服。

国家：应加快推进水价改革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价格杠杆的作用

主持人：国家对于水资源的价格改革有什么样的思路？

记者：今年3月9日，水利部副部长胡四一曾表示，长期以来水价构成不合理和水价偏低，没有反映水资源的稀缺程度和水环境治理成本，导致目前水资源浪费相当严重、水污染得不到有效治理。因此，必须加快推进水价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价格杠杆的作用。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一位官员则表示，地方政府有自主上调水价的权利，不需要经过国家发改委审批，也不需要备案。但是从资源价格改革的目标来看，今年包括水价在内的资源价格改革肯定会加快推进，这一点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明确做了要求。

转自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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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

据国际天文联合会和紫金山天文台预测，7月22日将发生日全食现象。本次日全食持续时间长、涉及区域广，从日食初亏到复原长达两个小时，其中全食持续时间 最长可达6分钟左右，全食带覆盖印度中部、缅甸以及我国长江流域等广大地区，偏食带则覆盖我国全境。这次日全食为科学研究、科学普及和观测观赏带来难得机 遇。同时，由于日全食期间能见度下降、气温降低、湿度上升，会对交通运输、生产作业、通信安全、社会治安等带来一定影响，也可能在部分人群中产生迷信猜测 和心理恐慌。为妥善做好应对工作，经国务院同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科普宣传

各级科技部门和科协组织要充分利用此次日全食为科普宣传提供的良好机会，组织相关专家通过电视、广播、网络、报纸等多种渠道，广泛开展天文知识科普宣传活 动，对日全食现象进行科学解释说明，对相关防范知识进行宣传普及。宣传工作要深入农村、山区、林区等偏远地区，消除部分群众的迷信和恐惧心理。同时，要注 重对科学观测方式方法的宣传教育，避免造成观测人员视觉损伤。请中央和地方各级宣传部门和媒体给予大力支持。

二、做好相关预案和应对准备

针对日全食发生期间因天空亮度骤暗带来的不利影响和问题，请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制订完善相关预案，积极做好应对准备工作。交通运输、铁路、民航、通 信、电力等部门和单位要及早做好安排部署，确保安全、畅通；市政设施管理部门要做好充分准备，日全食发生时及时开启城市道路照明设备；医疗卫生部门要注意 防范光线不足对医疗救治的不利影响；气象部门要加强天气监测，及时做好可能出现的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发布；城市高空作业、建筑施工等作业单位要提前通知施 工人员，并制订严密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发生安全事故；质检、工商部门要对生产、销售假冒伪劣观测器材进行依法查处；公安部门要做好日全食可能引发的社会 治安等问题的防范应对工作，加强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交通应急管理，防止发生重特大交通事故。

三、加强旅游和观测的组织与管理

一些地方已将这次日全食观测作为旅游活动进行组织，有关地区和旅游部门要针对可能出现的大量观测人员聚集情况，提前做出安排部署，切实做好游客数量、交通 住宿和天文观测设施使用等预警信息发布工作，引导游客合理选择观测地点。要加强对观测活动的组织管理，制订合理的人群疏散等应急预案，妥善做好安全保卫工 作，严防发生拥堵、踩踏等事件。四、强化值守应急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此次日全食事件，切实加强值守应急，及时掌握有关情况，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要立即启动相关应急预案，迅速组织力量，妥善高效处置，最大程度降低和减轻日全食造成的不利影响。重大情况要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国务院报告。

国务院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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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知道，这事早晚都会发生，暂未发生是因为时间未到。看看共产党的当代史就可以知道，麻雀一撅屁股就知道它要拉 屎了，吃的是什么就知道它拉什么屎了。共产党本质上是非常惧怕组织的，不但它完全控制自己的组织（它不放心），还严密控制其他社会组织。在中共眼里，公盟 就是一个异己组织，它不灭你灭谁？

有人说共产党有八大民主党派，可翻翻历史书就知道，1949年以后从没有正式成立过一个新党（1998年民间成立的中国民主党被政府列为敌对组织），八大民主党派都是1949年之前成立的，不算共产党的功劳，但却都一律成为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现在从中共既定的法律上看，新成立党绝无可能，风险极大，而且它对组织化的东西历来都严密防范，不留任何余地。不 过，是制度总能找到漏洞和缺陷，比如人们可以自发成立志愿者组织，就像业主们可以自发成立业主委员会一样，志愿者和业主委员会的成立就是合法的。公盟作为 公益组织，即NGO，不应当以公盟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出现，即公盟不能再上“中国特色”的当，而要谨慎、务实。公益性质的NGO借公司的壳出现本身就不 对，中国的公司有国税、地税、工商等部门管理，有收入就要纳税，比如国税要求纳税人达到月收入5千元的标准就要登记报税，你不报他们就以群众举报为名查你 偷税，你还能说什么？

至于法律不公正，制度有缺陷，是另外一回事。在制度没有修改完善之前，名为公司、实为NGO的公益组织确实无法规避 他们的监管。为此，我认为公益组织不应当以公司形式出现，而应该以志愿者组织出现，比如公盟就是公盟志愿者联谊会，就是公盟志愿者的个人行为，只不过是个 人联合起来，或志愿者走到一起来了，比如举办法律研讨会，比如到四川灾区赈灾，比如慰问访民和艾滋病患者，比如看望邓玉娇等等，至少不受那部公益组织也需 要纳税的恶法所制约。

当然，成立志愿者的组织，依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老共们要收拾总能找到把柄。比如你有外面的钱进账（赞助），他们 可以查非法经营，可以栽赃，又有什么办法呢？是的，你就叫公盟志愿者联谊会，让他们来对付这个吧，虽然法律不能明确保护志愿者组织，但也没有明确禁止志愿 者及其组织，就拿志愿者做事，有关赞助就直接由个人接收，就像牛博网的罗永浩一样把网友捐款打入个人帐户，然后捐给灾区，有明细有证据就可以放心了，身正 不怕影子斜，如果政府非要罗织罪名让其下狱，那也是躲不过去的，但这样至少让政府下一番捏造罪名的功夫，而且他们一开始就证明是错的，将来还会一错再错， 错上加错，就让政府承担这个错上加错的成本吧。

公盟落难，我在论坛上留言，只指有关部门“胡来”，胡来即胡折腾。他们折腾，确实无法阻拦，上帝让谁灭亡，必先令其 疯狂。如今公盟走投无路，但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所谓北京国税、地税的处罚，我认为吓唬第一，处罚第二。不理会这个罚款，公盟账上也确实没钱。若是公盟就 此停下来了，也就让他们达到了目的。所谓142万元的处罚，也是一个零，因为你是NGO，你没有营利，更不是经营，罚什么？他们不过是吓唬人而已（中国的 法律仿佛泥巴，中石化陈同海涉案近2亿，死缓；许霆非法占有他人卡上17万则要无期徒刑），很多司法白条举不胜举，而且他们税务部门将等着上法庭当被告。 比如公盟不服处罚，对税务机关提起行政复议，再是告到法院，一审二审，过程很重要，每一个过程就是揭一次政府打压公益组织的伤疤，政府先是折腾别人，最后 他们会发现真正折腾的是自己。比如民政部下文取缔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其实就等于承认中国合法成立了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成都民政部门取缔秋雨之福教会， 其实就等于承认成都正式成立了秋雨之福家庭教会。现在秋雨之福家庭教会要求行政复议，民政部门不敢受理，但至少秋雨之福教会没有胆怯和退缩吧，退缩和胆怯 的恰恰是动辄以取缔为名压制民间组织成立的政府机构。

中国处于转型时期，就是政府失信、民心混乱需要重新拾起公信和民心重振之时，公盟需要继续走上台面，彻底裸体当 NGO，当志愿者，丢掉借公司这个壳的幻想，公司从来都不是NGO，公盟以前缴纳的6万税款也是多余，这6万元完全可以永在志愿者公益服务上面，真正让受 益者得益，至少可以帮国家少开支，这才是真正的爱国行为。

现在，我明确支持公盟就五倍罚款的处罚提起行政复议，以及行政诉讼，通过诉讼要求撤销处罚，在诉讼过程中为公盟的公 益组织进行司法定性。如果官司不赢，彻底败诉，对于中共政府来说也不是一盘什么好棋，毕竟你宪法上写着普世价值，实际上却没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 由、结社自由和游行示威自由，这算什么宪法？这算什么尊重和保障人权？

所以我说，没有熬不过的黑夜，也没有永远迟到的正义，即使公盟真的因此停办了，许志永博士真的因此而身陷囹圄，那就 更证明了许志永做公益事业的正确，也为公盟这个真正的NGO做了一个大广告，公盟也就成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启蒙。公盟一天得不到认可，就说明我们争自由的路 还没有走完，我们就要一天天推进。争公盟的自由，就是争我们每个人的自由，包括结社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自由不分你我，不分地域，不分身 份，你若不珍视自由，自由就会离你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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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还有两个多月的训练时间，阅兵队列方阵到底有哪些内容依然是一个谜.前十三次国庆大阅兵被中共定性为“扬国威军威，振民族精神，激爱国热情”，而即将开始的第十四次阅兵却异常低调，中国农业大学网站上不经意地公佈一项规定，“学生参加国庆队列方阵可以免考毛泽东思想概论”，很快被删除乾净.官方渠道丝毫没有这方面的解释，几乎所有打探这些消息的记者都吃了闭门羹。曾经在游行队伍中悄悄打出“小平你好”横幅的北京大学，这次却不知道如何回答记者的提问，拒绝回答；政法大学则直接称曰“目前还保密”。

大学生参加阅兵式已不是什么大新闻，江泽民时代的一九九九年大阅兵也有大学生参与，不过都需经过政治审查，查个祖宗三代。经批准的大学生参加者还给予伙食补贴、一套服装，还有加分奖励、奖状等等。相对而言，精神鼓励，远不如物质利益的诱惑更为直接。十年后，农业大学增加“免考毛泽东思想概论”内容，果然富有中国特色。本来，高校都设置有政治辅导员，对大学生进行政治洗脑，可是洗来洗去，不如“免考毛泽东思想”更为直接，这样的秘密交易，结果还是说一套做一套，外骗人，内骗己。至於他们为什么不找大学三四年级的大学生呢？一是担心他们面临找工作的压力，政治审查上很难合格，谁也不敢保证不出乱子。二是他们不会安心牺牲一个暑假的时间进行军训。三是即将毕业，免考毛泽东思想激不起他们的兴趣。四是今年六百万大学生毕业需要找工作，政府很难承诺给他们找到工作，所以信不过他们。於是，躲在夹缝中的大学二年级学生就成为阅兵大学生队列方阵的“中流砥柱”。

本来，中共执政已六十年，应该有执政的权威和公信力，可是到今天却处处陷入被动、见不得人，比如阅兵内容是秘密，幕后交易也是秘密，彷彿中共还处在地下党阶段。再者，不少学者呼吁，“大阅兵是集权和独裁政府锺爱的游戏，是一种与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的陋习”，但是当局不为所动，依然以“和平崛起”的名义宣扬武力。

前不久，博讯网记者在北京抓拍阅兵坦克夜间出动在大街上进行训练的照片，这坦克居然装扮成密封大货车样式，不料坦克下面的履带露馅了。阅兵本是已定下来的大事，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国民“躲猫猫”呢？为什么号称没有特殊利益的执政党害怕舆论的质疑呢？此前，正逢“七一”中共建立八十八周年纪念日之际，网宣部门竟下达秘密指令，将《胡锦涛强调积极推行党内民主》一文推置各大门户网站头版头条，同时加强评论管理。如果不强迫网站发稿，如果没有网络评论员这样的“五毛党”起哄跟帖，恐怕“党内民主”这样的宣传一会就被“躲猫猫”、“七十码”、“间谍门”的真相所淹没.七一期间，亿万网友关心的是香港大游行的消息，可宣传部却秘密规定“发现即删除”，真相永远与人民“躲猫猫”。

阅兵“躲猫猫”，可以验证中共执政到今天，“防民如防贼”，把自己推到与人民对立、与人民为敌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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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件起因并不复杂，但最终演变为群体暴力，不得不动用大批警力平息事态，其政治成本、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实在太高了。

政府官员处于行政、执法第一线，他的管理对象是全体社会成员，与民众发生矛盾冲突在所难免。问题是一元化体制把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司法机关统统绑在一辆战车上，对于民众反映十分强烈的问题（特别是土地、拆迁事件），往往是党委不出面，政府不解决，媒体不报道，法院不受理，人大不关注。听任怨恨发酵，致使小事拖成大事，个人诉求演化为群体事件。

问题还在于，当下官商勾结比比皆是，利益错综复杂。一个官员公正解决矛盾，难免得罪其它同僚。作为荣辱与共的成员，谁也不愿为民众冒此风险。所以他们能推就推，能拖就拖。民间早已认定，事情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瓮安、孟连、陇南等恶性群体事件的发生、发展及解决的过程完全印证了这一点。

付出如此之高的成本解决社会矛盾，官方民间都难以承受的。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制度化改进的倾向——恐怕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它意味着类似悲剧还会继续上演。

发生群体暴力事件的主要原因是当地官民之间积累了太多矛盾，存在着强烈对立情绪。但这些矛盾从量变到质变并非瞬间发作，更非不可避免。事实上，在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有很多机会化解矛盾，防止和避免冲突升级。即使在冲突爆发临界点，只要当地有威望的人出面居中调停，事态并非无法控制。

其实，我国早有这样的制度安排，当初设立人大制度，就是让人大代表作为公民意见领袖，表达民众呼声，批评并监督政府改进工作，协调两者之间关系，实现良性互动。

那么，为什么群体暴力事件频频发生，却从未见到人大代表出面平息事端呢？

有目共睹的事实是，人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背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首先是人员构成出了问题。如今的人大代表中，政府官员和企事业单位成员占70%以上，其它成员往往是劳模和所谓纳税大户。这些人要么是被监督对象，要么是没嘴葫芦，要么只代表自己利益说话。遇到重大社会问题，听不到他们发表公正主张，看不到他们的公德和公信力，关键时刻他们有什么资格站出来说话？公众凭什么信任他？

其次是人大代表产生方式异化。长期以来，人大代表名单都由组织部门确定。在党委的统一部署下，基本杜绝了竞争选举，各种资源只能保证组织提名人士高票当选。这样的选举制度使大量“三不”候选人（不和选民见面，不征求选民意见，不向选民作出承诺）堂而皇之地成为人大代表。权力的天性是向授权者负责，由官方指定的人大代表自然成了官方的附庸。

正因为如此，各级人大对官方工作没有正常的监督、考核、评价，对于官员违法、违规滥用权力行为很少提出批评，更不敢代表民众公开站出来说话。

这样的人大以及人大代表不能防止矛盾，不能解决矛盾，不需要体察民意，怎么可能承担调解官民冲突的重大使命。

中国大陆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利益切割、利益分配不公现象经常发生。由于制度改革滞后，矛盾冲突很容易激化。迫切需要有公信力的人大代表站到前台，协调各方关系，主持公道。防止因小疾酿成大患，造成难以预测的恶果。

群体性暴力事件层出不穷，根源在于公民无法监督地方官员，其具体表现是人大代表未能行使监督职责。要想让人大代表胜任新的角色，就要改变现行人大代表选举制度。让全体公民自由竞选人大代表，让广大选民根据候选人竞争表现做出自主抉择。

这样产生的人大人大代表才会赢得民心，才可能认真履行代表职责。人大代表称职了，许多问题就会消弥于萌芽状态。即使出现突发问题，由他们出面，冲突也容易化解。这是世界文明国度的通行作法，这也是文明国度和谐稳定的制度根源，完全可以为我们借鉴。

不从制度上加以改革，一味就事论事，只解决眼前问题，更多群体性暴力事件必定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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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中国的敌人？这曾经是一个让人恐惧不安的话题。历史教科书曾经说美帝国主义是中国的敌人，那个被毛泽东冷嘲热讽的司徒雷登就是美帝国主义丑陋的形象。直到很多年后我们才知道，司徒雷登竟然深爱中国，“是一个中国人多于是一个美国人”，九一八事变后他曾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师生上街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41年被日军关进集中营直到二战结束才重获自由。他临死的遗愿是埋葬于出生的故土——中国杭州。

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年代，在辽阔的太平洋和亚洲战场，中美两国并肩作战。如果没有美国，我们很难想像仅凭中国的力量能够打败日本，也很难想象中国能成为联合国创始国，然而这鲜血凝成的伟大友谊几年之后全变了。这就是二十世纪两个大国之间从朋友到敌人的故事，因为个别统治者的好恶，最好的盟友转瞬间成了敌人，即是抛弃所有道义原则纯粹从国家利益考虑，这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吗？

有些记忆是历史的伤痛。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圆明园，这些概念常常和一个民族的仇恨连在一起。漫长的历史上，国与国之间没有道德更没有法律，为了掠夺资源，为了扩张土地，甚至仅仅为了统治者钟爱的一个女人，人类社会曾经充满仇恨与战火。

幸运的是，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人类文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地球村里的人们有了基本的道德共识和秩序——为了扩张领土和掠夺财富的战争是非法的，萨达姆不得不撤出科威特，甚至统治者对其国内民众的迫害也是非法的，国际法院把一些种族灭绝的独裁者绳之以法，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潮流已经席卷这个蔚蓝色的星球。

必须树立敌人才能巩固内部团结的理论是野蛮时代的政治理论。人类总会分你我，但没有必要区分敌我。那种依靠制造一个敌人产生的恐惧来维护国内的团结是专制主义的逻辑。人类不需要敌人，人类可以在美好信念中在幸福和欢欣的感动中得到团结。

当希特勒疯狂屠杀犹太人声称为雅利安人争取生存空间的时候，卓别林表演的《大独裁者》表达一个美好的梦想——这个星球上的资源足以养活所有的人，人类不需要相互残杀，国与国之间应该互利共赢，人类可以通过贸易、交流、互相帮助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正如法国和德国一样，世世代代的仇恨都可以成为过去，中国没有必要与美国为敌，没有必要与英国、法国为敌，甚至没有必要与日本、俄罗斯为敌，中国可以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贸易互补共同繁荣促进人类的福祉，共同抵御经济危机和甲型流感，共同探索外层空间和人类的未来。

中国是一个大国，只要国家内部公平正义和谐统一，今天恐怕再也没有人会愚蠢地设想武力占领这片土地。至于历史上的领土争端，也只有在真相和正义基础上谈判解决，战争不会给任何一方带来好处。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各种利益纷争仍在，他们可能会是中国的竞争对手，可能会批评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可能会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采取愚蠢的贸易壁垒政策，但是，他们不是中国的敌人。

不同的声音

“敌对势力”对于上了年纪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可怕的概念，今天，这个概念在公众领域已经不流行了，但是，在一些内部文件中还常常见到。一个组织或个人一旦被列为“敌对势力”，法律就消失了。

2004 年秋天在纽约我碰到了一个女孩，当时她正在网上与台独支持者激烈辩论，如果不了解她独特的身份，你一定会以为她是一个大陆来的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她的父母出生在山东，十几岁的时候辗转到台湾，后来两人到瑞士求学、相识、结婚，生下了这个女孩。虽然在瑞士出生、长大，但她却对中国充满深情，这位能流利地讲四国语言的女孩简直就是中国传统的化身，她能背诵大量的古诗词，她在自己的英文简历中开头第一句话说，当然，我是一个中国人。

她说她很想回到自己的祖国——中国大陆看看，可是她不能，因为她属于那个1999年突然诞生的“敌对组织”。二十世纪的中国，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的阶级敌人，直到今天，一些人眼里还有很多很多“敌对组织”，他们广布在城市、乡村、网络还有世界各地。

也许有人难以理解那些吃饱了没事干的人——比如耶鲁大学法学院那个叫“达尔富尔24小时”的学生组织对中国政府在非洲的行为的批评，难以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权团体总是找中国的麻烦，可是如果你认真了解就会发现，这个文明的世界上的的确确有很多很多人他们怀着纯真的信仰，那么执着于遥远的素不相识的人的权利和尊严，他们就是以这种方式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他们的批评会让人愤怒，但他们不是中国的敌人。

那些为了正义而呐喊抗争的公民他们会让很多官员头痛，他们可能执着于自己的宗教信仰，可能为了内心的正义铤而走险，可能在网络上无奈地唱着“躲猫猫”或者“草泥马”之歌，他们可能对我们民族的历史怀有自己的信念，他们甚至可能对执政党怀有偏见，但他们不是中国的敌人。

那些按照法律犯了罪的人可能为千夫所指，可能永远难以赎回自己的罪过，但是，他们心中也会有爱，他们也会爱自己的国家，一个真正自信的社会不会把他们当成敌人，而是把他们当成病人，不是当成仇恨的对象，而是当成救赎的对象。如果我们相信自己国家有公正的法律和正义的审判，那么他们不过是承担了他们应当的法律责任，他们不是被压迫阶级，他们不是中国的敌人。

那些发表独立见解或批评执政党的“右派”，那些反对伟大领袖或者对某种主义有自己看法的“反革命”，那些父辈辛劳积攒很多财富的“资产阶级”，那些家庭出身不革命的“黑五类”，那些二十世纪历史上千千万万为了内心正义受尽苦难的同胞，他们不是中国的敌人。

心灵的阴影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这里有悠久的文化、辽阔的土地和勤劳善良的人民，二十世纪这个民族经历过深重的苦难、希望的欢欣和未来的迷茫。这个世界上确实可能有人对中国充满敌意，他们恨中国，他们希望中国陷入分裂、动荡甚至毁灭，他们试图杀死我们的同胞、姐妹和孩子，如果真的有人产生这样无缘无故的恨，请相信这样的人不会多，也并不可怕，他们不应当被列为中国的敌人，而应当是法律制裁和心灵救赎的对象。

中国最可怕的敌人其实是一个幽灵，一个控制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同胞之间相互敌意、相互厮杀、相互内耗的幽灵。这个幽灵混杂着历史的伤痕、千年的苦毒、帝王将相兄弟相残的刀光剑影和王朝更替动荡杀戮的森森白骨。

它让一个世世代代祥和的村庄在恐怖气氛中分成派别相互厮杀，让数十万知识分子痛苦地扼杀良心苟活于世，让整个社会陷于愚昧的疯狂。它一遍一遍扫荡这个民族最坚定的良知正义之士，直到道德和人性被彻底摧残以至于我们的下一代也在仇恨中成长，让我们整个社会充满陌生和恐惧。

它驱使我们的公仆陷入无节制的贪欲、堕落和内心的不安，甚至充当流氓恶棍，监禁、殴打那些寻求正义的无权无势的人们。它驱使我们的法官放弃良心，放弃正义，放弃底线，在不公正的判决书上签上自己廉价的名字，让房子被拆迁土地被征用的无权无势者找不到说理的地方。让那些官员们习惯于说谎，让他们丧失公信力，让一个个男人到了40岁以后脸上写满可悲的城府甚至阴险。

它让我们的社会分裂，城市和乡村，穷人和富人，权势者和无权者。就连偏远山村里一个月50块钱的社会保障也属于权势者，而不是那些最需要帮助的穷人。

它让我们的社会道德沦落，让一批人监视另一批人，让我们人与人之间充满猜疑和敌意，让我们彼此远离诚信，远离温情，让我们的社会充斥谎言，躲猫猫，周老虎，做噩梦，一个接一个的概念不断出现，让我们人与人之间充满愤怒和抱怨。

是的，我们这个民族心灵深处有一个敌人，它让我们每一个人戴上厚厚的面具，让我们的同胞相互隔膜，相互猜疑，相互仇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个人能够如此伤害我们，这个敌人不是任何别人，也不是任何国家，而是我们民族心灵深处“敌人”的概念，是这个恐惧的幽灵。

我们生活在这个幽灵的掌控之下，生活在历史的阴霾之中，麻木、冷漠、恐惧、猜疑弥漫我们的社会和每一个人的心灵。没有人能够拯救我们，除了我们自己。

爱的救赎

把我们民族从“敌人”的阴霾下拯救出来，打破同胞之间心灵的藩篱，让每一个人内心充满阳光和温暖，是我们圣洁的梦想。

仇恨与敌意是相互的。一个恶劣的制度环境中，人性恶的一面充分激发，相互仇恨厮杀，一个正义的制度环境中，人性善的一面充分张扬，人与人之间相互友爱。我们理解那些内心怀有仇恨的人们，因为每一个人内心都可能产生仇恨，但是，我们相信，不可能用仇恨消灭仇恨，不可能用暴力消灭我们内心的敌人——只要我们心中还有“敌人”，我们就被它掌控。我们唯有通过爱消灭敌人，消灭仇恨，建立这尘世间自由幸福的乐土。

我们首先要拯救自己。越是在一个充满邪恶的不正义的社会里，我们越是要警惕心灵的眼睛被蒙蔽。当我们为正义和尊严抗争的时候不能走向仇恨——仇恨的道路只会通往灾难通往我们理想的相反方向。我们只能选择理性、法治、非暴力，任何黑暗的地方我们内心都必须充满温暖的阳光。

在内心深处告别“敌人”这个幽灵，生活在真实之中，相信人性美好的一面。微笑着告诉那个怀着警惕的目光四处搜寻敌人的人，告诉他最大的敌人其实在他心中。微笑着告诉那个黑监狱的看守，告诉他如果他遭遇了不公正我们也会帮他。微笑着告诉那位监视别人的人，告诉他不要向自己的孩子隐瞒这一天的工作。同胞们，你我之间不是敌人，那个让我们同胞之间相互隔膜相互敌意相互仇恨的幽灵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去爱身边的每一个人吧，当敌意和仇恨失去最后的目标绝望地死去这个民族才能得到拯救。

相信这救赎的年代，这个民族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如此充满希望。黑暗已在黎明的亮光中寻找栖身之所，恶者已在人性的光辉中局促不安。相信上帝已经给了我们强大的力量，这力量足以让恐惧、仇恨、苦难和死亡渺小到微不足道，这力量大爱无疆。

同胞们，我们正在建立一个没有敌人的国度，让恐惧和仇恨的阴霾从我们心灵深处永远消逝，我们不需要外部的敌人，更不需要内部的敌人。请相信这个文明的时代，请相信这个民族的未来，我们没有敌人。

许志永2009年3月

无相关文章.

我2006年1月4日重获自由之后，回到家中，我的亲友给了我100多份新闻稿，都是从网上下载打印的，大都是香港及海外报道我的文章，我当然非常感谢声援与支持我的人，但我总感觉少点什么，我只看到一篇骂我的短文，题目是《薄熙来吃了哑巴亏》，连篇累牍的表扬文字仔细读过之后，全部被我丢进了垃圾箱，只有这一篇被我精心保存下来，虽然这篇文章捏造了我三条罪状，其中说我在80年代初被大连曰报开除了，被捕前还侵吞贪污了香港文汇报公款80多万等等，现在大连曰报与香港文汇报与我共事的人大都还健在，均能证明这篇文章讲的是谣言，所以我的律师朋友对我讲，你起诉这个网站吧，打诽谤诉讼，能挣一笔大钱，我笑着对他讲，这叫新闻自由，因为通过这些批评，我听到了不同的声音，我不会被捧杀。我原本就是一个普通的记者，根本不想做什么英雄。再说，我的确没有贪污行为，但我可以警惕自律，至于我是否被开除，大连日报有档案可查，我不必理会。有100多篇肯定我的稿件，只才有一篇反对我的，的确太少了。所以我格外珍惜。我说不知道作者是谁，我想奖励他书法作品一幅！

同样道理，一个人不能沉醉于听颂歌，一个组织亦是这样。一个政党假如总是在台上，总喜欢听别人歌功颂德，却一律封杀批评的声音，就必然导致腐败与灭亡。现在共产党就是这样，他不允许人们发表不同看法，也不让记者讲真话，只想保住自已永远在台上当老大的地位，不惜动用专政工具，把一大批异议人士投进监狱。建国以来文字狱不断，以至近日对刘晓波的拘捕起诉，都是这种情况的延续。所以中国根本不存在新闻自由，大慨只在六四前后才为记者提供了短暂的一点点自由，尔后又让他们付出了血的代价。中国的记者也不是无冕之王，只是党与政府的吹鼓手，他们既设有自由的访问权，也设有自由的表达权，更设有文章发表的自主权与发表后免于恐惧的权力。我的切身经历就证明了这一点。

现在人们打开国内的报刊，基本上是千人一腔，虽有一些不同的杂音，但必须在赞同共产党的前提下存在，我把这叫做新闻一律。这样就用谎言掩盖了病态百出的社会矛盾，就堵住了民意民怨民情表达的渲泄口，就造成了社会动荡与形势不稳。近期不断发生的类似石首的群体性事件，已为下一步中国社会的走向，坦露了可怕的玄机与警示，然而，由于不存在新闻自由，理应敏锐代言的记者与媒体却对此集体失语。

我认为，没有新闻自由是记者的人身自由被政权绑架造成的。中共把所有的媒体都放在党的框架中生存，先给报刊杂志电视电台，设置一个级别，再给记者安排一个人身依附的角色，即级别与职称，二者又与薪水奖金，住房补贴，均紧紧地连在一起，这一切都需要严格考核，假如记者不按照党的要求唱颂歌，轻者降级，开除，重者拘捕，判刑，自然物质利益也一扫而光。所以，每个人都是血肉之躯，都首先要生活，要结婚生子，养家糊囗，怎能不怕？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目前20多万记者大都甘当犬儒的主要原因。

由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势头还相当不错，中共又用暴力与谎言交替使用，打压媒体，十分有效，所以在短期内改变上述状况的可能性太小。假如不变革政治制度，只乞求共产党施恩，新闻自由不会从天而降，而变革成功又岂非一日之功？我认为最为有效的冲击力与推动力是网络与公民社会与基层的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它最有希望在漫漫长夜上，撕开一个口子，哪怕一点点，都会引爆民意，这将逼着共产党改变。

然而不论怎么变，新闻媒体与记者都将在社会转型中，扮演重要角色。基于目前的情况，最为有效的是，尽快要求颁布一部《新闻法》，80年后期已有了一个蓝本，现在应当旧事重提，因为要求废除党禁报禁，一时尚无迹象，但要求《新闻法》却大有希望。这就给社会上的民主诉求与党内改革派对接提供了机会，找到一个切入点，不论这个《新闻法》多么不完善，颁布后多么形同虚设，但只要有了这个法，就有了新的依据，就能鼓舞记者行使自已的权力，就能为新闻自由找到一个新的支点，就能慢慢地再前进一步。在今年6月初干揶威举办的言论自由世界论坛上，我曾讲过这个问题，但包括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内，许多与会者都认为我的关于新闻自由的观点太温情，对共产党还抱有幻想。不是的，我认为他们离开中国已20多年，已严重地与国情脱节，比如你说解除报禁，自由办报，做为体制内的编辑记者，有几个人宁可丢掉饭碗赞同呢？但假如讲，要求出台《新闻法》，他们大都敢于举手赞成。这样一来，下一步就可以再讲内容，颁布了再讲执行，执行了再讲监督，这样小步快走，就会不断地推动中国进步，说不定还能见到奇迹发生。中国太大，政府的能力太强，共产党太专权，国民太能忍耐，所以争取新闻自由的路，不仅荆棘遍地，而且曲折漫长，所以要有策略。要循序渐进。要务实不要务虚。

今年初我摆脱了旧的噩梦，终于来到了自由民主的加拿大，我把两种社会制度加以比较，更加体会了新闻自由的重要性。加国移民及公民部长康尼亲口对我说，欢迎你成为加拿大公民，也欢迎你继续揭露加拿大的腐败……这当然有点开玩笑，但这件事说明，加拿大媒体与一切公民都有对官员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力，不是民主国家没有官员贪腐的问题，而是若有贪腐能否有效监督的机制的问题，至少加拿大绝对不会搞文字狱！当然，新闻自由也不能没有自律，做为一个记者，也不能编造假新闻，造谣诽谤他人，那样亦会吃官司，也可能付出惨重的代价。

因此新闻自由要实现，还需要有独立的司法体系相伴，或者说要有独立的法院法官能有效地保护记者，保障新闻自由，同时反过来亦约束记者的行为，保护公民的隐私权。现在中国的问题是，该保护的没人保护，该约束的设有约束，比如在一部分良心记者被抓捕的同时，另有利益熏心的记者大发横财，以至不断出现封口费的丑闻。总之，新闻自由的根子，在制度层面，要准确抓住，真正实现，谈何容易？然而，我们必须努力，绝对不能等待，只要努力了，就是不虚此生，就会使中国有新的好的变化！

2009 7 3于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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