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st la vie

回不去的阿富汗

noreply@blogger.com (YEN) — Sun, 15 Jan 2012 15:26:00 +0000

2010年10月7日，比利时布鲁日。

吃过早餐后，我步行到市中心，开始发掘这个古老的小镇。虽然游客很多，但不会多到让人感到压迫。走访了几家纪念品店，最后我进了一家明信片卖得最便宜的铺子。店家卖的邮票价钱和它的面值一样，都是1欧元，而明信片才25分钱，是我看过最便宜的了。（很多商家卖邮票都会卖比面值贵一点，当作赚佣金，是合法的。）

本来买了明信片和邮票就要离开，但我不知怎的突然就和站在柜台处的老板聊了起来。

老板名叫扎基，阿富汗人，1999年逃离祖国来到比利时，成为asylum seeker。在比利时的首六年，他帮人打工，后来存到钱了就自己开纪念品店。扎基拿了一些照片给我看，这间铺子刚开始时店面很小，后来渐渐扩充，后面的部分加长了，还另外辟了一个空间提供互联网服务。

「在布鲁日住11年了，好吗？喜欢这里吗？」

「也只能住这里了。阿富汗，回不去了。」扎基没有正面回答我。他接着说：「11年来都没回去过。我来到这里第二年，就拿到比利时的国籍了。」

「那你还想回去吗？」

扎基没说想还是不想，只是又重复了那一句：「阿富汗，回不去了。」

我该怎么回应呢。我说不出话来。

「你是单身吗？」他突然问我。

「是的。」

「那很好啊！」

「为什么？」

「因为我也是单身。」

我哈哈大笑。扎基坚持要请我喝东西，他的好意我无法推辞，就拿了最小瓶的矿泉水。本来以为这样就可以向他告别了，但他还继续说话，谈话之间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点」说要离开。

和他聊着的时候，我注意到柜台前面一列一列排着印有裸女的照片的打火机。

我随口问了一句：「你是回教徒吗？」其实我没什么特别意思，只是没有话题，随口问问而已。他却一下子神色凝重，冷冷地回我："Does that make any difference?"

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有多不应该。911过后，小布什政府对回教的丑化让美国以反恐这个争议性极强的理由进攻阿富汗。回教被系统性地妖魔化，阿富汗这个回教国自然而然无法幸免。扎基或许强烈觉得「全世界都在误解回教」，我向他提出「你是不是回教徒？」这个问题，不是太不顾及问题的敏感性了吗？能不激发他强烈想要为自己的信仰辩护的冲动吗？

我尝试打圆场，马上说：「不是啦，我并不是指你和其他人不一样。我只想说，马来西亚60巴仙的人口都是回教徒，我也有很多回教徒朋友。」

这让我过了一关，没有造成不必要的误解，但我还是走不开。

「你今晚要做什么？」他问。

我的直觉告诉我，我必须说谎。「哦，我约了几个在旅舍认识的韩国人吃晚饭。」我在旅舍遇见韩国人是真的，但相约吃饭是假的。

「你住哪里？」

「离这里很远的，我一下子忘了名字了。」情况不妙，我得马上离开这里。

「不要紧啊，我有车，我可以去找你，再顺便载你的朋友，载几个都可以。」

「我要走了……我要走了……」

「为什么？为什么？你今晚真的不要见我吗？」

「Let me think about it.」

其实我根本不会见他的，说这句话只是权宜之计。店里只有我和他，万一我又说错话让他不爽了，他会不会就这样把门关起来不让我出去？在觉得他应该没有恶意的同时，我必须承认我也同时正在担心自己的安危。那绝对不是因为他是回教徒的关系，而是因为他很desperate。

我很快地说了一句：「祝你快乐！」，然后马上走出门外。我是真心希望他快乐的，因为他说「阿富汗，回不去了」时的那个表情，我真的替他感到难过。

布鲁日宁静祥和，是我很喜欢的其中一个小镇。扎基应该也是喜欢布鲁日的，只是，过了11年，它给了他「家」的感觉了吗？

布鲁日洗衣店里小气的我

noreply@blogger.com (YEN) — Sun, 08 Jan 2012 06:51:00 +0000

2010年10月6日。

经过1小时20分钟的车程，我从Antwerp搭火车来到了比利时西北部的布鲁日（Bruges）。入住Europa青年旅舍后，我马上背着一大背包的脏衣服，步行到附近的洗衣店去。

那里洗衣一次3.80欧元，烘干1.50欧元，而洗衣粉一小包1.20欧元。指示牌清楚写着，倘若放一张10欧元的纸币，机器会自动吐出两个洗衣的token。我不需要两个token，但手上的零钱总数不到6.50欧元，不足够。

我拿着一张10欧元纸币，问店里头的另外一男一女有没有零钱可以换，他们却以为我不懂得怎么买token而拿了我的纸币，一下子就放进机器里。结果，它给我吐了两个token出来，找回2.40欧元。眼看无端端多花了3.80欧元，我急得跳脚，像刁蛮的小孩子那样发脾气，对他们说我不是要那样那样啊，我是要这样这样啊。

中年妇女看我发脾气，搞不清楚为何我跳脚，只好拿着她洗好的衣服离开了。貌似30多岁的男人看我着急，听着听着，听明白了我的意思。他说可以向我买回一个token，但是他手上只有3.30欧元，还欠50分钱。

原本他如此好意，我是应该领情的，但当时的我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就只是一直生气干嘛他没有搞清楚我问什么就直接帮我买了两个token，所以认为是他的错。我以超级小气和充满埋怨的语气回应他：「3.30欧元不是3.80欧元啊！」

我这样发脾气，他不但没有生气，还微笑着递了一包洗衣粉给我，说是替代欠我的50分钱。那包洗衣粉当然不止50分钱，那一刹那，我成了世界上最野蛮、最小气、最斤斤计较的人了。当时的我觉得非常羞愧，马上向他道歉了。他却若无其事，微笑着问我要用哪一架洗衣机。他担心我不会用，所以要帮我选择合适的洗衣program和水的温度。

我尝试以笑容来化解之前的尴尬。男人除了帮我放洗衣粉和set washing program之外，还把他自己带来的柔软剂加一点进去，然后笑着说：「等下你的衣服就会香香的了！」

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我，有多无地自容。

男人问我从哪里来的。我回他："I'm too embarrased to tell you." 我不好意思说，怕说了出来，他会以为马来西亚人是这样的。不过，聊了聊，最后我还是告诉他了。离开前，他又笑着对我说："Good luck and all the best!"

剩下我一个人在洗衣店时，我回想事发经过，觉得自己实在太不像话了。我应该有的成熟、稳重、淡定和豁达去了哪里啊？

这件事，让我在旅行的第29天给自己上了一堂课。出发前到在路上，我告诉自己，我要去鼓励别人，要在每一个城市和至少一个陌生人展开对话。可是，如果我没有做好自己，如果我自己的心理素质不是积极正面的话，那么自己帮不了负面的自己，就算真的鼓励到别人又有什么用？

案发地点

案发现场

那一天的日记的结尾

先从自己开始，做好自己，这是池田先生多年来提倡的「人间革命」的精神。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 self-centered way of life to one dedicated to the well-being of others is the process of 'human revolution.' This is a revolution that can start here, now -- in the heart of every one of us.

It is not about how others are or how socie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ask yourself, 'What should I do?' and 'What can I do?' One who stands up with moral courage and conviction can change society and create waves of transformation around the world.

Human revolution cannot be pinned down to one specific thing. It is any action that leads to positive change or improvement in the inner realm of a person's life. It is an ongoing process. The important question to ask yourself is whether you are on a path of continuous personal growth.

When we change, the world changes. The key to all change is in our inner transformation -- a change of our hearts and minds. This is human revolution. We all have the power to change. When we realize this truth, we can bring forth that power anywhere, anytime, and in any situation."

12月6日的圣诞老人

noreply@blogger.com (YEN) — Sat, 31 Dec 2011 10:09:00 +0000

2010年10月5日晚上，丽芙和凯伦给我说了一个故事。

2011年的最后一天，让我把这个故事说给你听……

比利时的小孩不相信12月24日平安夜过后出现的圣诞老人。他们之所以不相信，不是因为他们知道圣诞老人是大人假扮的，而是因为，他们心目中真正的圣诞老人，是在12月6日出现的。

比利时的小孩都知道：有一个500多岁的老人，每年12月6日都会从西班牙的马德里港口坐船来到比利时或荷兰，派礼物给小朋友。这个圣诞老人也是喜欢从烟囱丢礼物下去；不同的是，他有一个助手，名叫Black Pete。（黑色彼得，这名字也太酷了吧！）

Black Pete的工作，就是负责记载每一个小孩的品行。行为好的，12月6日当天就会得到礼物，而不乖的除了没有礼物之外，还有可能被装进Black Pete很大很大的、用来装马铃薯的麻包袋里。这个大大的麻包袋，让很多小孩都感到害怕，所以大家都尽量乖乖的。

小孩们都非常相信这个从西班牙来的圣诞老人（连西班牙人也不知道他们出了个圣诞老人呢）。这个圣诞老人和芬兰Rovaniemi那个圣诞老人一样，也有地址的哦！比利时的邮局大概是很疼爱小孩的吧。工作人员如果看到那些寄去「圣诞老人的地址」的信，都会自动把这些信转送到一个邮政信箱，小孩们对于「圣诞老人已经收到我的信」这件事，是深信不疑的。

12月6日当天，小孩们都会吃印有圣诞老人图案的巧克力，并坚信是圣诞老人亲自把巧克力送到家里来的。其实，这些巧克力很多商店都有卖，是父母买了静悄悄给小孩的。虽然他们都看到商店里也有一模一样的巧克力，但他们依然相信是圣诞老人送给他们的（这一点很可爱啊~）。

直到八岁或九岁时，许多小孩才开始「收到消息」，才知道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圣诞老人。同龄的小孩彼此之间会开始散播消息，传播「没有圣诞老人」这个惊天大新闻。有些小孩会不敢相信、不能接受现实，套丽芙说的话，他们会「go mad」，哈哈！有些呢，则害怕不会再收到父母的礼物而假装不知道没有圣诞老人这件事。另外一些呢，知道没有圣诞老人后也要假装还有圣诞老人，因为家里有弟弟妹妹，爸妈送礼物给弟妹的同时，他们也能继续收礼物啊。

每年的12月6日，在Antwerp市区里，可以看到很多人扮成圣诞老人或黑色彼得，送礼物给小孩。但是呢，这一大堆的圣诞老人当中，只有一个是「正宗」的。这个「正宗」的圣诞老人，是从十年前的一个电视节目选出来的。由于电视节目的成功，这个圣诞老人从十年前开始，每年的这一天都会真的坐船来到Antwerp的港口派礼物。

12月6日忙完了，平安夜当天大家又干嘛呢？平安夜对比利时的小孩来说，是和家人聚在一起的一天，和圣诞老人没有关系，但有些父母也会在当天多送一次礼物。这些小孩如果在12月其他日子出世的话，那么他们一个月就可以收礼物三次了。^.^

前一晚我煮ABC汤，5号那天则是丽芙和凯伦下厨，要我尝尝比利时的传统美食。一面吃晚餐一面听她们说故事，美好的时光。

她们准备的是比利时小孩最爱吃的：fish sticks with mushroom and mashed potatoes with spinach。我很喜欢，尤其是那个mashed potatoes with spinach，好好吃！

她们家的厨房墙上有这个很厉害的东西。中间的部分可以转动，把黄色箭头指向你要烹煮的食物后，奶奶左边的肩膀就会显示和食物匹配的香料了，可爱！

今晚，我将和几个小学和中学的老同学聚会。我们当中有个烹饪很厉害的，他肯定不需要奶奶告诉他用什么香料了，呵呵。

这一个关于圣诞的故事是迟了一些，不过我的新年祝贺来得及。祝大家新年快乐！在2012年身体健康、幸福美满、一切顺心！

罗尼、凯伦、安娜丽丝

noreply@blogger.com (YEN) — Thu, 29 Dec 2011 15:02:00 +0000

不（文接《丽芙和她小小的力量》）

罗尼

Antwerp下了一个星期的雨后，在我抵达后就连续放晴三天，而且气温回升，丽芙和凯伦她们都说我很幸运。

10月4日那天丽芙的午休时间结束后，我陪她走回办公室，然后自个儿去逛博物院，等到下午4时30分再到唐人街和她、她男朋友罗尼和凯伦会面。（当地华人把Antwerp叫作「安市」，而唐人街入口处的牌楼写着「安市华埠」，就像伦敦有「伦敦华埠」的牌楼一样。）

我们来到唐人街是为了逛超市买煮ABC汤的材料，因为我答应了要为她们煮一锅马来西亚人常喝的汤。（其实旅行的那段时间，我煮了N次的ABC汤，因为世界上应该没有比这更容易煮又很好喝的汤了，呵呵。）

由于丽芙她们只吃素，所以我打算用玉蜀黍代替排骨，希望我的ABC汤的味道不会差太多。我们逛了华埠差不多所有超市，却找不到玉蜀黍。后来丽芙建议罗尼带我去搭tram，到另外一个地区找玉蜀黍，而她和凯伦则先骑脚踏车回家准备。

罗尼看起来大约是40岁，身形略胖，虽然谈不上是帅男，但胜在成熟稳重，个性和丽芙很相似，都是我喜欢的朋友类型。和他一起搭电车、逛街找玉蜀黍那短短的时间里，我们也聊了很多。原来我们是同行，他曾经在比利时的国营电台当记者十年，后来也去过纽约和悉尼工作，目前多数时间在布鲁塞尔（Brussels，欧盟总部所在地）工作，专注于Online Journalism。

他喜欢说故事，而我喜欢听故事，所以就算我们谈的东西不是什么大话题，我也在日记本里记录下来了。就比如说Merode这个最靠近丽芙他们家的电车站，其名字其实起源于Frederic de Merode。这号人物是个在1830年开始的比利时革命（Belgian Revolution）当中被杀的、其中一个当时很有可能成为国王的人。至于Linkeroever这个地方呢，则是因为处在河岸左边而得其名。Linke的意思是「左边」，而Roever就是「河」，很有趣。我喜欢这些小小的发现，它们让我更记得我在那个城市的经历，所以和罗尼在一起听他说一些琐碎事，我是开心的。

凯伦、安娜丽丝

抵达Antwerp之前，其实在CouchSurfing上和我联络的，一直都是凯伦。她是答应host我的人，但我和她相处的时间比较短，因为她生病的关系。虽然人不舒服，有一个晚上她还是带了我去她们家附近的一个酒吧坐坐闲聊。如果没记错，我应该是点了一杯比利时本土酿制的啤酒，至于当时我们谈了什么，我都忘了。（不懂为什么日记里少了这一块的纪录。）

安娜丽丝则因为工作的关系而连续几晚比较迟回家，所以我和她聊天的机会也比较少。无论如何，至少每一个晚上我们都一起吃晚饭。是缘份让我遇见她们、认识她们，虽然我们可能只是彼此人生里的过客，但我打从心底希望她们往后的人生里，快乐的时光比难过的多。

给凯伦的：

"A peaceful life does not mean a life free of toil and suffering, rather it means living without being swayed no matter what happens. This is a state of true peace and happiness."
-- Daisaku Ikeda, President, 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

给安娜丽丝的：

"Happiness does not exist as an isolated quality, nor does it conform to a single fixed pattern. Happiness is something that breathes and lives i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one person and another." -- Daisaku Ikeda, President, 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

丽芙和她小小的力量

noreply@blogger.com (YEN) — Tue, 27 Dec 2011 13:26:00 +0000

（文接《第一次当沙发客》）

2010年10月4日。

我睡得很迟，起床后匆匆忙忙冲了凉就赶去丽芙上班的地方，她约了我中午12点见面喝咖啡。

丽芙带我到Theatreplein（plein = 广场；这广场上有个剧院）附近一家她最喜欢的咖啡店，店里人不多，很安静，正好可以让我们好好聊天。丽芙点了咖啡，我一向来不喝咖啡，所以点了一杯很特别的牛奶，叫做"Milk with Maltesse"，如果没记错的话，这Maltesse其实是巧克力粒，放在牛奶里会慢慢融化，搅拌一下白色的牛奶就会变成巧克力奶。

那个中午，我和丽芙聊了很多，特别是关于宗教的。我们并不是特地选择聊宗教，只是谈着谈着，不经意的就来到这个话题。丽芙说她最近开始阅读和佛教有关的书籍，但比利时是个天主教国家，她认为佛学在比利时应该很难被接受，因为「信奉天主教」这件事是一贯的习俗。然而，这一个习俗，似乎面临许多考验。

根据习俗，小孩一出世后，父母就要为孩子决定成为天主教徒、让孩子洗礼。丽芙说，比利时现今社会的父母已经不再跟习俗的那一套，多数都选择不让孩子洗礼，让孩子成为无信仰者，这也是为什么她认为教会已经开始看到衰退的现象。

「很多人就算已经被洗礼，也没有去实践，所以说是天主教徒也只是挂名。」她如此说道。

我想，这不仅仅发生在天主教吧。不管什么宗教，总有面对相同或类似的问题。我对丽芙说，有信仰也好，无信仰也罢，心向善最为重要。她非常同意，说这也是为什么她、凯伦和安娜丽丝每天都会尽自己的一点绵力，让这个世界变得好一点。我想起了她们的社工身份。

除此之外，她们也是素食者，尽力减少使用地球的资源。家里用的洗碗液、洗衣剂，也都是含极低化学成分的环保品牌。没错，每个人只是一个小小的个体，力量或许不大，但是当每一个人都贡献自己的一点力时，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好一点，丽芙是这么认为的。以我们佛法的角度来看，这叫作「一人立起」。她们的生活态度，让我动容之余，也感到汗颜。

短短50分钟的谈话，让我更加喜欢丽芙这个比我小一岁的女生。她的思想成熟，充满睿智，言行举止之间散发出一种很迷人的特质，恬静而优雅。一头不及肩膀的卷曲短发、细致的轮廓和五官，让她看起来格外秀丽。我尤其喜欢她那双青褐色的眼睛，澄净而明亮。

离开Antwerp的前一晚，我分别给这三个女生送了鼓励明信片，三张都是和「追求快乐」有关的。丽芙收到的是：

"One cannot expect to become happy without hardships or effort. Because when we challenge ourselves, we become strong. To become strong is to become happy."

-- Daisaku Ikeda, President, 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

后记：丽芙的房里墙上贴着一张前年她去中国背包旅行时带回来的古早的广告海报，海报上写着「美丽牌烟草」。她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只懂得另外两个挂图上写着的「如意」和「吉祥」代表什么。我指着「美丽」两个字，告诉她那是「beautiful」，她听了很高兴。我喜欢她的笑容，希望我们有缘能够再见。

（待续）

圣诞。感恩。

noreply@blogger.com (YEN) — Sun, 25 Dec 2011 15:11:00 +0000

早上醒来时，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不知怎的突然想起许多往事。睡在身边的妈妈也醒了，我不经意的说了一句：「妈，很快hoh？很快我就要30岁了。原来就这样过了30年了。我还记得很多以前的事，连小学六年级的我也还记得。」

「是啊，时间过得很快。我还记得当年生你的时候，哎呀真的是够快。」

姐姐的出生日期和我的只相差10个月，所以很多年前我曾经听妈妈说过，我是早产的。当时一位的士司机匆匆把她载去医院，我还差点在车里出世。其他更多关于我出生的细节，我却是直到今天才知道的。

妈妈说，我出生的那一天，她刚好陪爸爸从吉隆坡回家乡适耕庄办一些事。在外婆家休息的时候，她突然感到阵痛。虽然当时的我不足月，但妈妈有过生产经验，所以知道孩子就快出来了。当时只有二舅在家，而他赶着出门，所以匆匆叫了一部的士，吩咐司机载妈妈去医院，她就这样一个人到接生院去。

「我一下的士，羊水就破了。护士看见我，吓到赶快推出病床，马上推我进去生了，连登记名字也没有时间。进去一下子就生你出来了，生到很快。」

「你出世时很小很小，像小猫一样，医生放你进氧气箱，睡了十多天。我生完后不久就可以出院，可是要留你一个人在医院睡氧气箱。那时我要坐月子，所以你爸爸每天都去医院看你。」

听到这里，我突然想掉泪。

由于报生纸有记录，所以我一直知道，我出世的时候只有2.3公斤。但是我并不知道，我曾经睡在氧气箱十多天。我一直以为我的体重比较轻是因为比预产期早产五六个星期（妈妈之前大概说的）。今天妈妈说不是五六个星期，而是两个月。

她说，老人家常说的一句福建话「七成八败」，指的就是七个月大的早产儿还有存活的机会，而八个月大的早产儿，通常都会夭折，所以她记得很清楚，当时的我只有七个月大。

「原本的预产期是五月，你三月就出世了，所以你是七星女。」

妈妈缓缓说着那些往事，我的思绪跟着飘到1982年我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天。我从来不知道，我的生命，得来是如此不易的。当时睡在氧气箱的我，是什么模样的？那个时候小小的我，能够活下来，是否因为得到上天的怜爱和保佑？是否因为上天赐予顽强的生命力？

「你确定真的是这样的吗？为什么你以前都没有告诉过我这件事？」我问。

「哎呀，30年前的事我又没有特别去想起，你又没有特别去问。」

听完妈妈的故事后，我非常感动和感恩。我的生命，和这里头所有的故事，都是因为当年那个小小的我没有放弃、也没有被上天放弃，而开始的。

这一个「自己」，从氧气箱的那十多天活到了今天，走过了29个年头，原来从一开始就是不容易的啊！当时小小的我，内在的力量是无比的吧；上天赐予我的爱，也是无限的吧。这样想着想着，我顿时觉得，从前我不懂得爱自己，是多么无知和愚笨！上天让我活了下来，后来的后来，我却因为爱的人不再爱我而做出更多不爱自己的事，这不是辜负了老天爷吗？

从出世开始，我就是一个拥有很多blessing的人啊。不管将来再遇到多大的困难，我只要想起刚出世时那个很棒的自己，我就会记住，没有什么是比「得到生命」这件事更加艰辛的了。

2011年的圣诞节，感恩上天让我听到这一段美丽的故事。

你很棒。加油。

第一次当沙发客

noreply@blogger.com (YEN) — Tue, 29 Nov 2011 09:53:00 +0000

2010年10月3日，比利时Antwerp。

离开Op Sinjoorke的青年旅舍，我搭了两趟电车，在晚上8时15分抵达Merode站。下了车，我拿着写了地址的纸条问酒吧外的两个老人，他们不知道我要找的街道是哪个方向。后来其中一个老人很热心地打了一通电话给他的朋友，我便按照他的朋友的指示往酒吧左边的方向走去。

拐了几个弯，走了大概八分钟，我来到要找的门牌号码，看见门外也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

"Hi Yen, please knock the window."

句子的下方有一个箭头，指向左边厨房的窗口。我走过去，弯下身子，看见里头有三个女生。我敲了敲窗口。凯伦笑着开门来迎接我，带我上楼把东西放在客厅后，再带我下楼去处于「半地下室」的厨房与正在吃晚餐的丽芙和安娜丽丝会面。

凯伦、丽芙和安娜丽丝，我人生里第一次的CouchSurfing，就是和这三个女生一起度过。

客厅的大沙发「变身」后，再铺上睡袋和大被单，就是她们为我准备的双人床了。
那三个夜晚，我都睡得很好。

凯伦和安娜丽丝比我小三岁，而丽芙小我一岁。她们三人曾是大学同学，毕业后大家都当了社工，虽然在不同的团体工作，但她们都专注于帮助青少年。凯伦帮助年轻的移民融入比利时的社会；丽芙帮助失学的青少年（尤其是有犯过罪的）重回社会；而安娜丽丝的工作则是通过运动和户外活动帮助问题青少年。

第一次当沙发客，刚开始我还不太习惯，以为去别人家做客就一定要「努力做文化交流」。第一晚，她们问我隔天有什么计划时，我心想所谓CouchSurfing就是要大家相处在一起，所以冲口说了："I'm gonna stick around with you girls." 这让她们有点错愕，但她们却很友善地试着安排时间陪伴我。我后来才知道丽芙和安娜丽丝需要上班，而凯伦则因为生病需要看医生和休息。

当时我心想，当沙发客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让host你的人以为你只是在利用他或她（只是为了省钱而借别人的家留宿），所以我才会想要花时间和她们一起相处。搞清楚她们的CS作风后，我也就乐得大家自由活动，白天各忙各的，等到晚上空闲时才一起煮饭、聊天。

我对这三个很棒女生，心中充满深深的敬佩。她们的善良、诚恳和无私，让我非常非常喜欢她们！就连对我这个初次见面的陌生人，她们也可以放心把大门的锁匙交给我，交代我千万不要拘谨，可以自由在房子里外活动，想吃还是喝什么厨房全都有。这种对陌生人如此信任的态度，让我感受到很深刻的文化冲击。换作是我，我肯定不敢轻易相信来我家投宿的沙发客。

凯伦、丽芙和安娜丽丝对我的友善，还包括：

* 把笔记本电脑借给我用，用很长很长的时间也无所谓。这让我上网解决了很多查火车班次、订床位、订飞机票的事物，我才可以把最后几站的行程、住宿和交通都安排妥善。

* 坚持要用洗衣机和烘干机，把我整大背包的脏衣服洗干净。后来我发现她们的衣服都挂着晾干，为了省电自己都不舍得用烘干机，所以回拒了她们要帮我洗衣服的好意。

我原本的计划只是住两晚，后来丽芙「怂恿」我把下一站的旅舍的床位cancel掉，叫我留在Antwerp久一点。凯伦也借我电话打去下一站的旅舍，要求更换日期。由于在中央车站换火车票的日期无需额外收费，因此我就稍微改了一点行程，多留一晚了。

因为多出来的那最后一天，我得以在她们的家好好休息，暂时放下「旅行」的事。早上她们出门工作后，我一个人呆在家写日记、发呆、煮面吃。屋子里的宁静和祥和，至今我还记得。我也记得写着日记的那个下午，隔壁传来动人的钢琴声而带给我的那种悠闲的感觉。（隔壁住了几个音乐系的学生，每天早上10时过后，我就会听到有人练乐器。有时是沉闷乏味的类似「号角」的喇叭，有时则是浪漫的钢琴声。）

我很感恩，第一次去陌生人的地方当沙发客，就遇到那么好的人，让我有很美好的回忆。

（待续）

遇见画家彼得

noreply@blogger.com (YEN) — Fri, 25 Nov 2011 16:32:00 +0000

2010年10月1日，下午3时20分，阿姆斯特丹。

我从Rijksmuseum出来后，看到小径两旁各有一排石凳子。我走到右边的第二张石凳坐下来，拿出早上在旅舍的食堂偷偷打包的三文治和苹果，吃起我的午餐了。

才坐下不到一分钟，一个老人也跟着走过来，一屁股坐在我的左边。他从黑色的手提包里拿出一包三文治，快手快脚地吃，动作和我差不多一样。我会心一笑。

老人看起来像是50多岁，戴着一副眼镜，金色短发有点卷曲。他相当瘦，不论脸庞或双手都很有「骨感」。

我们两个安静地坐着，又同一时间吃着三文治，每一个经过的人都好奇地看看我们、打量我们。

「你从哪里来的？」我终于忍不住打破彼此之间的沉默。

「比利时。你呢？」

「马来西亚。」

他看着我，笑了笑，接着说："Saya bisa cakap Bahasa."

我瞪大了双眼，看着眼前这个金发碧眼的男人，难以相信自己竟然在荷兰遇到一个懂得说马来语/印尼语的洋人。我兴致勃勃，接下来和他的谈话都以马来语为主。他的名字叫Piet，等同英文名"Peter"，住在印尼巴厘十年了，已经四年没有回过比利时的老家。

Piet是个画家，这一躺来阿姆斯特丹，是为了拜访一个曾经教他画画的朋友，逗留一个星期就会返回巴厘。

「为什么你会搬去巴厘呢？」

「我不喜欢比利时，也不喜欢欧洲。这里的人越来越功利主义，这里的天气也很冷。我喜欢与大自然为伍，Gianyar有稻田，我喜欢在稻田中作画。」

「我的家乡也有稻田和渔村。」

「真的啊，真好，乡村最好了。」

虽然Piet不喜欢欧洲，但说到赏画，他也还是要回到这里的博物院和画廊看，不然我们也不会在Rijksmuseum相遇了。

吃着三文治的时候，他把一粒水果递给我，说是比利时的特产。我说不用了，我有苹果。结果他很random的，突然埋怨起欧洲的水果，说比利时的水果「怎么能跟马来西亚的比？！」

"Malaysia ada mango, ada pisang, ada papaya, ada rambutan, ada durian... oh semua sedap sangat!" 我被他的马来语逗得很开心。（不过，papaya是英语哦，哈。）

我一向来和老人很有缘份。在旅途上遇见的、聊得最投契的，都是50岁以上的老人，Piet就是其中一个。我们什么都聊，聊马来西亚的政治，也聊宗教和艺术，不知情的人，根本不会猜到我们才初次见面。由于投缘，我把一张鼓励明信片送了给他。

"The heart is what is important. There is nothing more vulnerable, nothing more corruptible than the human mind; nor is there anything as powerful, steadfast and ennobling."
-- Daisaku Ikeda, President, 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

虽然Piet是天主教徒，但也有阅读西藏佛教和日本佛教的书籍。读了我的明信片后，他问了我很多关于佛教的东西。

「我觉得我很难去跟随佛陀的脚步，比如去深山修行之类的。」他说。

「佛法并不是要你远离红尘或把自己闭关起来。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应该在生活里勇敢面对所有的困难和挫折，不要逃避。勇敢面对，就已经是佛法修行的一部分了。」

他听了，笑了笑，然后说要写一些东西给我。我从小背包里拿出我的笔记本，翻到之前莎拉写过的那一页，然后交给他。他在莎拉的电话号码的下一行，写了一句：

"We are happy now, in this moment."

接着，他写下了他的全名、在巴厘的地址，还有电邮。

「下一次如果你来巴厘，可以来找我。」

「那下一次如果你来吉隆坡，我会带你去我的家乡适耕庄。」

我们聊着的时候，有两只鸽子飞到Piet放在大腿上的手提包上，很大胆地直接啄食他手上的三文治。起先，他不动声色，让鸽子啄了好几口，然后自己再继续吃，连鸽子啄过的部分他也照吃。

因为这样，他吸引了很多鸽子。鸽子越来越猖狂，它们每啄一口，他就说："Lagi? Lagi? Habislah, habislah. Lapar?"

就在其中一只鸽子吃得进入「忘我」的境界时，Piet冷不防的一把抓住的它的身体，抓得很牢，鸽子动弹不得。这时，鸽子的其他伙伴开始在离我们很近的上空盘旋，飞了一圈又一圈，像是给其他鸽子发出信号，说其中一个兄弟出事了。

Piet把三文治凑近那只鸽子，它竟然不再啄食了，我觉得它是吓呆了。接着，Piet把手松开，鸽子和它的伙伴们马上飞走，不再回来了。

这段小插曲过后，Piet也准备离开了。

「遇见你之前，我有三个星期没有说印尼语了。」他说。

「Nice to meet you.」我特地用英文回他。^.^

他拍了拍我的背，然后说：「Young lady, 要好好照顾自己啊。好好享受你的旅行，将来等你结婚了，你应该无法再背包旅行两个月了。」

说完，他站起身，准备要走。"Saya mau berpisah... berpisah... berpisah..." 他重复说着「berpisah」这个字，走了几步，然后回头看我一眼，接着就离开了，剩下我独自坐在石凳上吃我的苹果。

那个星期五的下午，小径那里大概有四张空着的石凳，为什么Piet不选其他凳子而选择坐在我的身边，是我直到现在都不明白的事。不过，不明白也不重要了，不是吗？

缘份，本来就是让人难以理解的事。

遇见Piet之前，我在Rijksmuseum附近的一个广场遇到一群活力充沛的学生。

2010年10月1日，遇见Piet那一天的我。

（后记：去年圣诞节，我发了一封电邮给Piet。电邮发不出，被弹了回来，不懂哪里出错了。下一次要再见到他，我想，只能在巴厘了，如果他还住在那里的话。）

安妮·玛丽和她的童话故事

noreply@blogger.com (YEN) — Fri, 11 Nov 2011 08:42:00 +0000

我遇见安妮·玛丽的那一天，是2010年9月28日，在安徒生的童年故居。

下午2时10分，我从安徒生博物院匆匆赶到他两岁到十四岁时期住过的房子。房子的开放时间只到下午三点，我担心不知50分钟是否足够让我仔细地参观，于是问坐在售票柜台的女人有没有导览书让我参考。中年女人貌似50多岁，身材略胖。她笑笑说房子很小，不用导览书介绍，说毕便站起身，亲自带我走走看看了。

中间那个就是安徒生童年时和父母住过的房子。

当年，这里共住了三个家庭。现在左边的是私人库房，中间的是售票处和展览厅，右边的则是安徒生和父母当年住的狭小空间，集客厅、睡房、厨房和工作间于一身。

一对情侣离开后，就只剩下我和中年女人。是因为投缘吧，她开始在安静的小房子和我聊天，我才知道她的名字叫安妮·玛丽。

「安徒生70年的人生里，一直无法和他深爱的女人在一起，到临终都还是没有一个伴，我感觉他很孤独。」我说。

「可是我觉得安徒生是快乐的，因为他过了他要过的生活。他有很多朋友，他热爱旅行，去了很多国家。他之所以没有娶妻，是因为他的生活被话剧和创作填满了。」

「会不会是因为没有妻子才只好埋头创作呢？」

「哈哈，这也有可能。」

在安徒生的童年故居工作之前，安妮·玛丽曾当过导游。她能说流利的英语、丹麦语、德语、意大利语和少许的法语和荷兰语。

当导游的那30年里，她其实只在夏天工作三个月，而且有别于一般的导游，她从来不「带团」。每年夏天，安妮·玛丽会亲身去到欧洲境内的一个城市或小镇居住，住了下来才接待来当地旅游的人，带他们走走。

后来，她觉得累了，不想再走了，于是回到Odense——安徒生的故乡。在种种巧合之下，安妮·玛丽在2005年安徒生200岁的生忌那年开始在他的童年故居上班，一步步见证她和童话故事之父之间奇妙的因缘。

「你知道安徒生的母亲，名字也是叫安妮·玛丽吗？写法和我的名字完全一样。」

说着说着，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摄于1880年前后的黑白照，破例让我看看那张她不常给人看的照片。原来安徒生的童年故居在1930年被修复之前，曾经是一间家具店。

「看到家具店的招牌了吗？」

「看到了，是史密特，别告诉我这是你的姓氏！」

她眯起双眼，笑说：「是的。」

「太巧合了啊！你的名字和姓氏，都和安徒生脱不了关系。」

因为在Odense安定下来，安妮·玛丽也才找到了她的幸福。她遇见了一个因为爱上她的声音而爱上她的男人。

「我当导游的那30年，一直都和一大群人旅游。结婚后，我带我的丈夫去了那些我曾经去过、最喜欢的地方。我的旅行不再是人群喧闹，而是只有我和我的丈夫两个人。我们也一起去了一些我曾经因为工作而无法去的地方。」

另外有一年，安妮·玛丽在安徒生故居的一个角落发现一个100 øre的硬币，硬币上的年份正是她出生的年份。她用那枚意外发现的硬币刮丈夫买的彩票，结果刮出了1000 Kr（约580令吉）的奖金。说着那许许多多的故事时，她不禁笑说："This is my fairy tale!"

安妮·玛丽深信，发生在她和安徒生之间的巧合，不完全是巧合。那是上天冥冥中为她安排好的，安徒生是她的福星，一直给她带来好运。

如果我没去安徒生的故乡Odense，我就不会更加了解他的一生。如果我不是安妮·玛丽当天最后一位访客，或许我就不会听到一段又一段美丽的故事。

这样度过在北欧的最后一天，很美好。临走前，我把一张鼓励明信片送了给她。

"It takes courage to become happy -- courage to remain true to one's convictions, courage not to be defeated by one's weaknesses and negativity, courage to take swift action to help those who are suffering." -- Daisaku Ikeda, President, 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

「Very beautiful words.」她微笑着说。

「祝你幸福快乐。」

（后记：11.11.11这个日期，大家为之疯狂，结婚的结婚，剖腹生产的剖腹生产。我也很喜欢这个日期，但一个朋友说得好，虽然这个日期组合一百年才会出现一次，但是我们活在世上的每一天，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不也只是出现那么一次吗？因此，每一天其实都是特别的。每一天，我们都要珍惜当下。"It is this time and this place that matter -- not some other time or place. What matters is here and now -- the people here and now."）

「吉隆坡，好久不见」

noreply@blogger.com (YEN) — Thu, 10 Nov 2011 08:41:00 +0000

1986年的某一个夜晚，男人乘搭巴士，从合艾南下吉隆坡，于晚上10时许抵达茨厂街一家旅舍。他记得，那个晚上茨厂街空荡荡的，非常宁静。那是1986年的茨厂街的夜晚。当晚天气闷热，他躺在房里的床上，看着天花板和不停转动的风扇，看着看着，终于渐渐进入梦乡。

隔天早上醒来，男人被白天热闹的茨厂街吓着了。小贩档口排得满满的，叫喊声此起彼落，每个小贩看见他都向他兜售东西，而他却只想好好地、安静地吃一顿早餐。男人在一片喧闹声之中尝到孤独的滋味。

他来到吉隆坡，是为了公事，需要参观皇帽啤酒（Carlsberg）于1976年在马来西亚设立的酿酒厂。在吉隆坡的一个月，他清楚记得他一直流汗，所以喝了很多水，也吃了很多水果，结果体重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从100公斤下降至90公斤。

二十四年后的2010年9月24日，我在哥本哈根中央车站附近乘搭26号巴士，去了距离市中心大概3.5公里的Valby。下车后，我步行10分钟便抵达Gamle Carlsberg Vej (Old Carlsberg Road)，想去看看成立于1847年、酿制全世界第一批皇帽啤酒的工厂原址。

就在皇帽酿酒厂原址的售票柜台，我遇见了这个24年前曾经去过马来西亚一次的丹麦男人，听他缓缓诉说许多当年在吉隆坡的往事。

「我在Carlsberg工作24年了，再多几年就会退休。退休后，我想申请成为马来西亚的居民，或者到墨西哥暂住。」

「为什么呢？」

「我的妻子患了关节炎。冬天时，丹麦的气温会下降至最少零下十度。我希望每年的冬天，我可以带我的妻子去马来西亚暂住。」

「你回忆里的那个24年前的吉隆坡，可能和现在的很不一样了啊。」

「我还是希望能再见24年不见的吉隆坡。」

「你怎么还能清楚记得24年前的事？」

男人只是笑笑。

几年前，我曾经采访过马来西亚的皇帽啤酒。一些主要股东的名字，男人也说得出来。他和马来西亚的渊源，是因为皇帽啤酒；而我之所以来到皇帽的酿酒厂原址，是因为我喜欢寻找一个人、事、物的起源点，最初的那个点。

在那个工厂的原址（目前已经是Carlsberg Visitors Center），我花了几个小时参观，走过了它160多年的历史。读着关于皇帽在马来西亚的事迹时，我不禁想起，它有这么一个员工，曾经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千里迢迢来到吉隆坡、曾经看过1986年的茨厂街，并且因为拥有一段无法磨灭的回忆而希望在年老的时候重回故地。

我和男人之间相遇的缘份，竟然是被皇帽啤酒牵引着。我不是他1986年那段记忆的一部分，但是在2010年9月24日，我、他、吉隆坡和哥本哈根的过去和现在，似乎一层一层的重叠着，仿佛经历了时空交错。原本不相干的两个人，很奇妙的有了交集点，就这样成了彼此的回忆。

只可惜，我忘了问他的名字，以后大概也不会再遇见了吧。

哥本哈根生病记

noreply@blogger.com (YEN) — Wed, 02 Nov 2011 14:27:00 +0000

2010年9月23日，清晨5时40分。

我剧咳发作，咳得心肝脾肺肾都快呕出来了。喉咙很痒，感觉很多痰堵着，我摸黑起床去了厕所。把痰吐出来后，我惊见盥洗盆里有四五块鲜红色、厚厚的「血痰」，抬头看着镜中自己那憔悴的样子，我不禁开始胡思乱想。以前看香港电影，凡是咳到出血的，在剧情里都被安排患上肺癌或肺炎之类的病。

我从来不曾咳到出血，到底为什么这咳嗽在瑞典Malmö开始后就一直不会好？想着想着，我忧心忡忡地回到床上躺着，却再也睡不着了。我满脑子一直在想我到底得了什么病，一直在担心是不是肺炎。好不容易挨到接近八点，我才终于看到窗外的曙光。

那天早上7时53分的哥本哈根

起床后，我匆匆梳洗，然后到楼下的接待处问值班的女职员，最靠近的公立医院在哪里。她说是Amager Hospital，用步行的话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抵达。我没有力气，不能像平时那样走路，于是叫她帮我查一查巴士服务，然后到旅舍外不远处的车站搭5A号的巴士，前往Brahes Allé站。

到了医院，我把我的状况告诉柜台的女职员，她说，这样啊，要去Emergency那边看医生了。干嘛咳嗽要看Emergency？我担心得慌了。急诊室在另一条街，步行大概10至15分钟才到。我向她拿了地图后，又忧心忡忡地前往急诊室了。

幸好在纽卡索启程之前我在UK Department of Health申请了免费的EHIC卡 (European Health Insurance Card)，因此我可以在欧洲的公立医院免费看病。

在柜台登记后，我在waiting room等了一阵子，然后一个叫Nana的实习护士把我带到二号房。她问了问我的病情，再给我量体温、心跳和血压，然后告诉我：「一切正常，等医生来看吧！」

我在床上坐着，等啊等，看着房里的所有仪器，再看看墙上白色的钟。那钟很奇怪，红色的秒针很短，每走一秒都嘀嗒嘀嗒的很大声。那种嘀嗒嘀嗒，让我的心情陷入谷底。

房里安静得可怕。除了自己和秒针，我好像感觉不到其他的人、事、物，孤独感油然而生。

突然注意到他们的插头。两个圆孔就像眼睛，下面一个半圆孔像是一张在笑的嘴巴。有三张笑着的脸孔对着我，我给了它们一个苦笑。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等了25分钟，医生还是没来。我等得不耐烦，便探出头往外看，后来索性整个人站在门外了。站在门外的那段时间，路过的医生和护士没有一个人理我，这下子，我觉得自己被全世界遗弃了。后来我走到接待处去，问我应该干嘛。女职员说："Just wait." 于是我回到房里继续等，等到躺在床上小睡了一下。

大概11时，有人推门进来，我醒了，看见一个头发有点灰白，长得非常帅的医生进来了。介绍自己是Nicolai后，他就整个人蹲在我面前，「仰望」坐在床上的我。他握住我的手，用很亲切和慈爱的眼神看着我，问我状况如何。看着面前的这个医生的那一刹那，我很想哭，很想把所有的担忧、难过和委屈都告诉他，但我控制住了眼泪，只是对他重复刚才我对Nana说的话。

Nicolai医生又进行另一轮的检查，量体温和听我的肺的呼吸声。后来他说，我的喉管或许因为剧咳而出现压裂，因此出血，并咳出血痰，但那是正常的。咳血痰不要紧，但为什么会剧咳，就需要再检查。Nicolai医生说要替我抽血检验，看我是感染virus还是bacteria，如果是bacteria，我就必须吃药。听到抽血，我又想哭了，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很害怕针刺进皮肤的那一刹那。

他叫我等一等，然后离开二号房了。五分钟后，一个男护士进来了。他替我的手指消毒时，我忐忑不安，想问他到底会怎么刺我的手指。（以前我曾在吉隆坡某家医院被一个护士很粗鲁的强行刺破我的皮肤，我讨厌那种很怕却又任人鱼肉的感觉。）

男护士拿出一个两个底面为正方形、看不到任何尖锐部位的小小长方体，放在我的左手指上按一下，我听见「tik」的一声，然后一小滴血就在我的指头上了，完全没有痛楚。（以前试过护士胡乱刺，只刺到我手臂的血管旁边，没有血出来，结果还要再刺！）

抽血过后，我又得再等。不久，检验结果出炉，幸好没有感染bacteria，只是virus influenza，医生说不要吃药，只需多休息多喝水，让自己的身体自动去对抗这个病毒。

步出急诊室时，我终于忍不住掉下了眼泪，然后发了一封短信给小立，告诉她我觉得很孤独。至今，我还收着小立当时给我的回复：

Dear girl, thanks for sharing. I can feel your bad feeling. Spend time to calm down and cry if you want. You will get something after this. I love you and will continue to pray for you. Take good care of yourself. I know you'll recover soon. Love ya :-*

这就是我的哥本哈根生病记。当时觉得孤独、难过和委屈的，如今却成了人生其中一段最难忘、最让我感恩的回忆。我想，我永远不会忘记Nicolai医生那双温柔的眼睛，和流着眼泪看那封短信的自己。

我和莎拉的相依为命

noreply@blogger.com (YEN) — Mon, 31 Oct 2011 15:12:00 +0000

我在抵达哥本哈根的前三天才临时上网订购床位，因此所有价钱合理的女生房间都满了。于是，在那里的五天四夜，我只得住进Danhostel Copenhagen City青年旅舍的一间男女共用的、拥有六个床位的房间。

第一和第二晚，住在房里的两个女生，就是我和莎拉。莎拉来自瑞士，比我小六岁，长得非常漂亮和可爱。她来哥本哈根是为了探访朋友，逗留三天就会前往Malmö。

我比较早check in，因此有机会选了靠窗的床位。莎拉就睡在我隔壁。

那四个男生睡我们床位对面的这几张床。如果没记错，杜鲁夫的床位在右边的上层。

窗外的风景。摄于2010年9月22日下午2时31分。

面对房里的四个男生，我和莎拉很自然的就相依为命起来了。我们谈话谈得很频密，说话小小声的，比如：什么时间洗澡比较好呢？（浴室和厕所就在房里，也是和男生共用。）我要去洗澡了，还是你先去？要睡觉了吗？要一起躺下去盖被了吗？盖了被就一起关灯让我们这个角落暗暗的吧，对面男生就看不清楚我们睡觉的样子了……

其实房里的男生全都不像坏人，大家都各忙各的，偶尔和我们聊一两句话，并没有打扰我们，更甭说对我们存非分之想了。虽然我完全没有感到害怕，但男生的人数始终比较多，我和莎拉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别扭。那两个晚上，我对莎拉的依赖就好像在Malmö时对英格的依赖一样，只想要有个人陪在身边。只可惜，莎拉和英格一样，只能陪我两天。

莎拉离开后，第三晚入住我们房间、睡在我隔壁的人，是一个在凌晨喝得酩酊大醉后进了房就扑倒在床上呼呼大睡的女子。我连她的样子也看不清楚，她就在隔天我还没从外头回来时check out了。到了第四晚，也是我在哥本哈根的最后一夜，房里换了几个人，而我，竟然成了唯一的女生。五男一女共处一室，当晚我放了耳塞、关了床头灯就盖被睡觉，没去想那么多。唯一困扰我的，是臭气熏天的衣服和鞋子。新来的两个中国男子，鞋子是臭得不得了，让我睡得很不好。

对比后两晚的孤独，我对莎拉的想念，不是没有原因的。她离开前，邀我去Bern她家做客。我本来也想改变行程，但基于火车票通行证的使用期限和其他因素，最终我只能谢绝她的好意。

我把鼓励明信片送给莎拉时，她读了过后瞪大双眼，惊讶地看着我。

「你怎么知道我现在需要这个？」

「我不知道啊，我只是想要鼓励你。」

「我刚和男朋友分手了。你卡片里的话，很适合我现在的处境。」

「我希望你能很快度过这一切。」

"The place where you are now is vital. Never avoid what you must face. Challenge your circumstances and steadily persevere. The path toward victory opens from where you stand."
-- Daisaku Ikeda, President, 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

杜鲁夫和他的孟买

noreply@blogger.com (YEN) — Sat, 29 Oct 2011 10:28:00 +0000

之前提过，69岁的英格是我在旅途上遇到的最年老的旅人。而最年轻的，就是来自印度孟买的男生杜鲁夫。

2010年9月22日晚上，我在Danhostel Copenhagen City青年旅舍的812号房间认识了19岁的杜鲁夫。这间有六个床位的房间，当晚住了四男二女，杜鲁夫是其中一个男生。我们初次见面后没交谈几句，他就约我到楼下的酒吧喝啤酒了。

杜鲁夫非常随和、自信和健谈，脸上总是挂着笑容，一副无忧无虑的模样，我想那和他的家境有关。在印度修读法律系的他，特地在学院刚开学就旷课，一个人跑来北欧旅行一个月。我问他，为什么逃学呢。他说，他的法律课程为期五年，首几个学期是「不重要的」。想要逃学就从印度直接飞来丹麦避世，或许是19岁有钱小男生对「潇洒」的理解，我心想。

杜鲁夫不避讳谈起他家里的富有。我问，电影《Slumdog Millionaire》描绘的贫民窟的生活面貌，是否真是如此？这个身为印度的商业、金融和娱乐中心的城市，有超过百分之四十的人口是贫民，生活环境极其恶劣。那有钱人对于生活在孟买，有什么看法？

他说，那部电影的确让孟买受到更多的关注，但贫富之间的距离，到底是不是一个问题呢？孟买的富有人家，很多都爱把自己催眠，想像自己是住在美国的某一座城市里的某一个上流社会，周边根本没有贫民窟。他说他们把自己当作美国人那样生活，并尝试说服自己事实的确如此。

我不确定，他说的「把自己当作美国人那样生活」，指的是什么。

杜鲁夫让我觉得，他们认为赤贫户和暴发户只不过是个社会现象，不是问题。孟买的富有人家有钱是他们的事，而生活在贫民窟里的人只是生活条件比较差的另一个社群。这个城市的贫富悬殊，从他口中说出来似乎显得很平常，只不过是个statement，不需要任何argument。我听着听着，觉得自己永远都不会了解孟买的矛盾。

除了聊孟买，我们还谈印度和马来西亚的贪污状况。杜鲁夫说，在印度，钱是万能的，在政府部门办事时，如果不给些钱是不会有人理睬你的。他也指出，钱可以买任何东西，包括生命。他一面喝啤酒一面举例子，说倘若你在印度驾车撞死人，你可以花钱收买人替你坐牢顶罪什么的，买回你的时间和生命。这叫人难以置信啊！我问，那你还相信法律吗？为何还会想要当律师？他只是笑笑，没有回答。

我对印度从来不向往，没有想过要去那里背包旅行，或许那是因为我对印度并不了解，存有偏见。可是，如果了解更多了，会不会更加不想去印度了？当晚杜鲁夫的一席话，当中的事实有多少，偏见又有多少，我不清楚。我只知道，如果可以选择，我宁愿只听到他告诉我他不喜欢宝来坞的电影，并且讨厌Shah Rukh Khan。其他的话题，都让我觉得印度叫人很沉重。

安妮的寂寞

noreply@blogger.com (YEN) — Sun, 23 Oct 2011 12:27:00 +0000

2010年9月22日，下午五时许。

我来到距离哥本哈根市政厅广场（Rådhuspladsen）不远处的一家「北京楼」。店外的档口有中餐外卖，我买了一盒30DKK的"China Box"，走进里头，一个人坐在角落吃便当。

北京楼也是一个酒吧。当时，酒保正和一个女客人在柜台聊天。除了我们三人，店里没有其他人。女生不时转过头看我，后来她向我走来，直接坐在我的身边和我聊起来了。

她的名字叫安妮，24岁，中国人，已经在哥本哈根工作五年，也即是说，她19岁的时候就只身来到丹麦挣钱了。安妮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成熟许多，有饱经沧桑的世故。

「你中国哪里人？」我问。

「北方人。」安妮不想再多说什么。

「哥本哈根好吗？」

「还好啦。」

「想家吗？」

「不想。回家不快乐。」

我停住。

哥本哈根也不是家，那，哪里才是？

（2010年9月23日，下午5时30分，哥本哈根。）

安妮说话的时候常常不经意地叹息，显得心事重重，我觉得她并不快乐。而她不快乐的原因，不难明白。她提起了一年前分手的男朋友。

「回复单身后，很多东西都改变了。」她说。

「不管有男朋友还是没有，不管结婚还是没有，人，在某些时候，总是会觉得孤单的。就算身边有一个伴，也会有孤单的时候。」我缓缓地说。

安妮不住点头。我接着说：

「所以如果能够和寂寞好好共处，你就会很坚强。」我对她重复说着前男友曾经对我说过的这句鼓励的话。

「我尝试吧……」她说。

「时间是很快过的……」我说着说着，当时却不太确定，我需要多少时间去遗忘。我怔怔的，像是在鼓励安妮，又像是在对自己说话。有一段时间，我和她就只是低下头看着深褐色的木桌子，什么也没说。那个傍晚北京楼里的寂寞，是安妮的，也是我的吧。

得知我在欧洲是为了旅行，安妮大喊了一句「哇~ 很酷耶！」，那是她当天唯一一句听起来是开心的话。她说，她也想一个人旅行，但是没有时间，也没有金钱。这五年里，她只去过意大利一次，回过中国老家两次。

我还记得安妮送我离开时看着我的眼神，那是羡慕的眼神。我很幸运，有时间、有点钱旅行，可是这让她在为我感到高兴之余却也陷入一股莫名的哀愁里。

接下来在哥本哈根的几天，我不再走那条街道，觉得不想再看到北京楼，不想再碰见安妮。我不是不喜欢她，只不过是，寂寞是有重量的，而当时的我，无法再承受多一份。

2010年9月25日晚上，我经过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附近的这家书店，看见这个我认识的字。很久以前，我曾经找过「幸福」这词在各国语言的说法，而丹麦语的说法，就是「lykke」。

很多你以为很重要的东西，在时间下也只能流逝，消失在你的记忆表层，埋藏在记忆体深处。若没特别想起，或许就相等于忘记了。

我希望有朝一日安妮能找到她的幸福，可以完成一个人旅行的梦想，并且会想要回家看爸爸、妈妈和她的孪生姐姐。而我，对于能够得到幸福这件事，也不再怀疑。

我的101010

noreply@blogger.com (YEN) — Mon, 10 Oct 2011 13:42:00 +0000

依时间顺序，本来写完在瑞典Malmö遇见英格的故事后，我接下来应该要写在丹麦哥本哈根的经历。但是今天是10月10日，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我暂时搁下哥本哈根，先写091010和101010的两段回忆。

两年前这个时候的我，当时在纽卡索住不到一个月，还在为在异国生活和重回校园读书这两件事做最大的努力去适应。我记得当时的自己并不是很快乐，主要是因为大学宿舍的环境并不如我期望的好，因此我在操心找房间、搬出宿舍的事。

忘了什么原因，我在2009年10月10日这天给未来的自己写了一封信。会这么做，是因为先前读了刘轩的《放任心中的一百次流浪》这本书，受到其中一个章节的影响。那篇名为《我认为每个大学生毕业前都应该做的十件事》的文章里，刘轩说，我们应该给自己写一封信，然后密封，一年后才拆封重读，看看自己在一年里有了什么变化。

于是，当时的我，写了一封信给一年后的自己。我并不知道，一年后的我拆开那封信来读时，会是在从德国Mannheim前往瑞士Basel的火车上。

我的信并没有信封。我把它「密封」的方式，是在折了起来的信的两端用钉书机钉着。这是我在火车里准备拆封之前拍下的。下面垫着的，是我在比利时Antwerp买的一欧元的笔记本。

读了那封信后，我在笔记本写下了这些文字：

「101010，一百年才出现一次的组合。

我在从Mannheim往Basel的火车里拆看了一年前我给自己写的信。2009年10月10日的我，给今天的我写了一封信，而当时把自己叫「琰 jūn」的自己，没想到不到一年又再叫回自己雁君了。

用「琰 jūn」这名字并没有让我摆脱孤独一人的宿命，反而让我品尝到更多的寂寞，所以结论是，如果改名字就能改变命运，那么世上就不会有那么多孤独的人。我并不是不相信姓名学，我只是觉得，反正用什么名字我也是一个人过的，那就用回我习惯的名字就好了。

看了我自己写给自己的信，我的鼻子有酸酸的感觉，因为一年前希望一年后更快乐的自己，想必应该对一年后这个自己相当失望。」

* * * * *

当时，我在路上已经一个月又两天，虽然渐渐习惯一个人旅行，但寂寞孤独的感觉却也常常来袭。从离开Mannheim到在Basel转火车到最后抵达Lucerne，我的心情蛮低落，会写出那几段文字也是难免的吧。在Lucerne的三天两夜，是我印象中最最寂寞的其中一段时间。如今想起那个城市，我就会想起秋风萧瑟和冷冷的空气带来的凄凉、那只让我非常伤感的垂死的狮子，还有站在湖边一个人欣赏美丽的Lake Luzern而自怜起来的自己。

我在面子书的相册里也写了这段记录：

"Lucerne reminds me of loneliness. Extreme loneliness. No doubt the city is beautiful. The air is fresh; the water is crystal clear, etc. But I felt lonely when I was there. Then, I had been travelling alone for slightly more than a month. I guess it's one of those moments in your life when you just can't help but feel you're all by yourself."

一直到离开Lucerne、抵达Interlaken再上了雪朗峰，并在雪山上遇见了来自芝加哥的一对夫妇后，我才开朗了起来。（以后会分享和他们之间的对话。）

读回一年前的日记，我很感恩。现在的我，过得不错。不管是生活、工作、还是健康，上天一直都好好地看着我。明年即将迈入30岁大关，我竟然很期待，觉得这种「everything in control」的感觉很好。活过的日子纵然一去不复返，但伴随着年龄增长的，还有年少轻狂时无法做到的「释怀」和「放下」。

两年前的我鼓励不到一年前的我，但是这「两个我」，却很意外的，一起让现在的我有了更透彻的想法、更沉着的沉着。

2011年10月10日的今天，我想以两年前的那封信里的一段话，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

「相信自己，要用乐观的态度面对所有不幸。在死亡面前，一切都不重要了，都显得渺小了。不要埋怨，不要记恨。好好过每一天，珍惜当下、珍惜身边的家人朋友。——来自2009年10月10日的琰 jūn」

Lucerne，谢谢你让我感受到了极度的寂寞。我会回来看你的。

你的美丽和哀伤，让我感伤，也让我感动。

奶奶级的自助旅人——英格

noreply@blogger.com (YEN) — Mon, 03 Oct 2011 14:18:00 +0000

我在路途上遇见的旅人当中，最年轻的19岁，而最年老的，则69岁。今天要写的，是我和一位独自旅行的奶奶之间的故事。

2010年9月19日，我离开斯德哥尔摩，来到瑞典南部的Malmö。在STF Vandrarhem青年旅舍的222号房间，我遇见了69岁的英格。

英格的床位在左边，我的在右边。

英格来自德国，英语说得不太灵光。她告诉我，她正专注学习瑞典语，很少用英语。虽然如此，我们之间的沟通，没有因为语言障碍而受阻，只是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慢慢揣摩对方的意思。

每一年，英格都会从家乡驾车去到德国的一个港口，再连人带车上渡轮，跨越波罗的海（Baltic Sea）来到瑞典，全程耗时接近12个小时。在Malmö上岸后，她才决定要往哪边去。英格坚持这样一个人驾着车，每一年到不同的城镇去看看，而这些地方一定都在瑞典境内。

所以我能明白，她努力学习瑞典语背后的推动力，是出于对瑞典的向往。北方的Lappland，是她最爱去的地方。

我们聊起家人的时候，她兴致勃勃地拿出一大堆照片给我看，我也拿出几张放在小背包里的全家福还有侄女和外甥女的照片和她分享。英格那一大堆的照片当中，有她的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和一个孙子，但没有她的丈夫。我没问她，丈夫是否还在世。我只知道，看着那些儿孙照片的英格，是喜悦的、知足的。

人生七十古来稀，英格没有因为年迈而停下脚步，反而继续过着很有活力的人生。

隔天早上，英格和房里另外两个来自波兰的姐妹花离开了，剩下我一个人住在那间有六个床位的房间。傍晚从市区回来后，我回到空无一人的房里，落寞感油然而生。洗澡后，我发现楼下聚集了一群像是来度假的学生，本以为会有人入住我的房间，结果等了很久还是没人进来。那一夜，是我在路上第一次一个人睡一整间大房，因为孤独，我在日记上写了「不喜欢这种感觉」。

我很怕鬼，一个人睡的那个漫漫长夜，睡得很不好。21日清晨，我在半梦半醒之间听见房门被推开的声音，睡眼惺忪的我看见英格走了进来，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真的是她。

英格回来，是为了一本她找了很久、对她来说很重要的书。她离开Malmö后在网上认识了一个拥有这本书的女人，女人愿意把书转卖给她，于是她回来要和女人见面。

就是这本书。我用Google Translate翻译了书名，"Skönast på jorden är Kvikkjokk om våren"的意思是：Fairest on Earth is Kvikkjokk in the spring。春天的Kvikkjokk，真的是世上最美的地方吗？

英格离开后又回来，我在某种程度上渴望的依靠好像顿时回到了身边，有种失而复得的感觉。

和她共处的最后那个晚上，我生病了。或许是前一天吃了有奇怪的白色颗粒的面包，我咳嗽咳得厉害，最终咳到呕吐，把那些白色颗粒全吐出来了。我在房里的厕所呕到眼泪直流，心胸紧紧地塞着，痛苦难当。英格很担心，一直陪伴着我，不断说「呕出来、呕出来，呕出来是好的」。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英格没有半途折返，那个病倒的夜里，我会在怎样的情况下、以怎样的心情入睡？因为有她的陪伴，我才能够在呕到五颜六色过后好好去休息，知道有人在我的身边而能够安心入眠。我相信，是老天爷安排英格回来照顾我的。

我在生病之前送给英格的鼓励明信片，说的是感恩之心。她接过我的明信片时，读了读，脸上露出了笑容，接着问我，你知道圣修伯里的《小王子》吗？我说知道。她说喜欢我的明信片，因为《小王子》的故事也说了一句和「心」有关的话：

「真正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只有用心去看，你才能看见一切。」

"People whose hearts are full of gratitude and appreciation are truly beautiful. A humble heart is the wellspring of great growth and development."
-- Daisaku Ikeda, President, 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

英格礼尚往来，送了我一个以白蜡铸造的麋鹿吊坠。我很喜欢。

去年圣诞节我发了一封电邮给英格，她回信时附加了一张她的孙子Leon的照片。从和她相遇算起，如今一年多已经过去。现在已经70岁的英格，今年的自助旅行，去了哪里呢？依旧是让她魂萦梦牵的Lappland吗？

奈津子心中的那团火

noreply@blogger.com (YEN) — Thu, 29 Sep 2011 14:57:00 +0000

我在旅途中遇见的旅人，虽然很多是单纯的想要看世界，但也有些不仅仅是为了「看」而出走的。这些人的旅行，除了「看」，还包含「奉献」。奈津子就是其中一人了。

2010年9月15日晚上10时58分乘长途火车离开卑尔根后，我在隔天下午2时40分，经过接近16个小时的长途跋涉，终于抵达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Zinkensdamm青年旅舍了。

而Zinkensdamm的203号房间，就是我和奈津子相遇的地方。

奈津子23岁，身子瘦小，戴着一副眼镜，是个非常斯文的女生。她不太爱说话，不过每当我问她问题时，她总会很有礼貌地回答。我对这个来自「东京附近」的女生了解不多，只知道，她一个人来到欧洲，是为了做一件我觉得很新奇的事。

奈津子的行程涵盖冰岛、奥斯陆、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伦敦和巴黎，为期五个星期。而这五个星期当中，有三个星期她在冰岛当义工。

而让她前往冰岛当义工的工作，就是帮助一个考古单位修复一座新发现的修道院。由于对考古学有深厚的兴趣，曾在伦敦修读语言学的奈津子，放下在日本的事，一个人飞往陌生的冰岛，为当地的考古队做出没有金钱回报的贡献。她那股热忱，让我动容。

我喜欢那些为了自己热爱的事而努力付出、默默耕耘的人，因此奈津子成了我抵步瑞典后第一个想要鼓励的人。外表看来软绵绵的她，其实满腔热诚，那股奉献的精神，很棒。

9月18日，离开斯德哥尔摩的前一晚，我把鼓励明信片送了给奈津子，我希望她能保有心中的那团火，不论在考古学还是语言学，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

"The deeper the dark, the closer the dawn. However profound the suffering that envelopes you, never forget the inner spark of hope and courage. Never lose the capacity to wait with patient enduring." - Daisaku Ikeda, President, 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

卑尔根鱼市场的一吻

noreply@blogger.com (YEN) — Sun, 25 Sep 2011 08:12:00 +0000

2010年9月14日。

早上的天气变幻莫测，太阳从云朵里探出头不久后，卑尔根又下起大雨了。雨天，我那双有点烂了的皮靴鞋跟会进水，我的脚板会泡湿，所以不太想走远路。

著名的鱼市场（挪威语「Fisketorget」；fisk = 鱼；fiske = 捕鱼；torget = 广场）就在我住的YMCA旅舍附近，步行不用五分钟就可以到，于是我去了那儿逛逛。

挪威的海岸线很长，盛产海鲜。卑尔根拥有挪威最大的港口，而鱼市场就在其中一个码头旁边，是城里著名的景点之一。虽说它的名字是鱼市场，但也有很多档口卖蔬菜、水果和鲜花之类的。

我很爱吃海鲜，感谢上天只让我对鸭肉敏感而不是对海鲜敏感。
看见一大堆海鲜，虽然不够钱吃，但我也很兴奋。

适逢夏末初秋，卑尔根的天气早已转凉，鱼市场的档口寥寥可数。我没见证到那听说夏季时非常热闹、人山人海的场面，但我遇见了马克思。

由于鱼市场冷冷清清，我在经过马克思的档口时被他叫住了。他要我尝尝各式各样的鱼子酱。

鱼子酱我少吃，如果可以涂在饼干上再淋一些柠檬汁才吃的话，还可以接受。我回拒了马克思的好意。他随即以纯熟的刀法，飞快地切了几片烟熏三文鱼，把鱼肉整齐的放在刀上，递过来请我吃。很好吃呢！看我吃得开心，马克思又切了几片「raw fish with mustard in herbs」给我，这些生鱼片也非常新鲜，有广东人说的「弹口」，而且完全没有腥味。

虽然吃了那么好吃的免费鱼肉，最终我还是没有成为马克思的顾客，但我依旧逗留在他的档口，悠哉游哉地和他聊天起来。

马克思是德国人，在卑尔根工作一年多了。我问他为什么离乡背井呢，他说，因为德国的就业市场僧多粥少，工作难找。况且，挪威有很多德国人（注一），于是他就来了这里碰碰运气。

在卑尔根这个鱼档，马克思一年只需工作几个月，秋季和冬季处于全休状态，但他赚的薪水比在德国工作12个月还要高。夏季的七、八月时是鱼市场的旺季，一天会有四千至五千个游客（我觉得难以置信，他却非常肯定有那么多人），就那个时候比较忙而已。到了九月杪，档口就暂停营业了，到时整个鱼市场或许就只有一档继续营业。他告诉我，挪威的生活节奏较缓慢，他的工作轻松，能够过写意的生活。我想，马克思在卑尔根是快乐的。

在鱼档享受工作的马克思很快乐；正在背包旅行的我也很快乐。^.^

聊着聊着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小女孩在档口不远处重重地摔了一跤，扑倒在湿滑的地上，我情急喊了一声。怎知小女孩没哭没闹，若无其事的自己爬起身，拍拍双手甩掉手上、衣服上的沙石，然后加快脚步跟在她的妈妈身后。而那位母亲，在女儿摔跤时只是回头望了望，没有立刻跑上前「拯救」，也没有责骂，只是放慢脚步看看，等女儿自己爬起来后俩人又继续逛市场。

我因为穷紧张而觉得自己连一个小孩的淡定自如都没有。我告诉马克思，"I'm impressed." 他笑说："Norwegian kids are very tough."

除了马克思，在这个档口工作的非挪威人还有来自意大利米兰的安哲罗。我和马克思聊得起劲，后来要安哲罗替我们拍照。拍照的时候，档口的老板回来了，看见我这位漂亮的女生（他说的），他也要拍照凑热闹了。

就在安哲罗按下快门的前一秒，老板用他那强而有力的臂弯一把抱了我过去，在我的头上亲了一下。我本来站好好、笑容准备好了最后却吓了一跳，所以就有了这张表情「惊喜」的照片了。

九月杪就收工过几个月假期的马克思、安哲罗和老板，在暂停营业的两个星期前，让我遇上了。我没拿下他们任何人的联络方式，但那个早晨洋溢在鱼市场的喜悦，我感受到了，也记住了。

注一：
来自德国的卡尔曾告诉我，十三至十七世纪时，一个以德国人为主，名为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的商业联盟，在北欧许多城市形成强大的商业、政治势力。卡尔说，加盟的商人签署的Hanse Agreement，就像我们现代的Free Trade Agreement。Hansa或Hanse，德文原意为「公所」或「会馆」。当年的德国势力对挪威有什么影响？我的小发现是：他们的语言。后来我去德国时，发现德文好些字和词的spelling都和挪威语、丹麦语和瑞典语有相似之处。

就这样，我们「隔床」畅谈

noreply@blogger.com (YEN) — Wed, 21 Sep 2011 12:55:00 +0000

好吧，我承认，我是因为Ian很帅才把我的鼓励明信片送给他的。

但这也不能完全怪我。

上一篇文章提过，我住在卑尔根YMCA的那间大房里，有30个床位。这里男女老少济济一堂——有只穿着内裤走来走去的60多岁老男人，有喝得酩酊大醉后一整天睡觉的年轻人，有在光线充足下却躲在被窝里打开手电筒阅读与世隔绝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突然有一个身高大概1.9米，长得很帅并且一直对你微笑的人出现，你说我可以忽视他的存在吗？呵呵。

我住的那间dorm里的床位就是这样的，15个双层床，共30个床位。

我睡在其中一个双层床的上层，而Ian的床位，就隔着两排在我的左边，也是上层。

9月12日和13日两天一段很短的时间里，宽阔的宿舍里很奇怪的就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坐在高高的床上，而他则躺着，我们隔着两排双层床，因为无聊而很自然的聊了起来。

Ian是加拿大多伦多人，一个人在北欧旅行。来挪威之前，他已经去了冰岛、芬兰和瑞典。挪威之后，他的下一站、也是最后一站，就是丹麦，全程为期一个月。他很友善和诚恳，我们首先谈卑尔根的天气，后来他问我马来西亚的事，诸如此类的。笔记本里没有特别记录，所以详细的谈话内容，多数我都忘了。没忘记的，就是他很兴奋地告诉我，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很美，是他最喜欢的北欧城市。

虽然我原本打算在一个城市只送出一张鼓励明信片，但是Ian让我破例，成为继素连过后，第二个在卑尔根接到我的明信片的人。你问，我们之间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发生吗？没有。除了两次的「隔床」畅谈，我把明信片送给他过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了。或许，正正是因为没有其他的故事，我对他的记忆，才会停留在他写意地躺着、微笑着对我说话的那个样子。那让我很想唱梁静茹的《C'est la vie》，「也许我会再遇见你……看你满脸胡渣的笑意，爽朗一如往昔，C'est la vie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Ian给我的感觉是：积极、阳光、爱自由。说来奇怪，我的明信片里，真的有写了一张关于自由的。这张背面为泰茵河夜景的明信片，非他莫属。

"Freedom doesn't mean the absence of all restrictions. It means possessing unshakable conviction in the face of any obstacle. This is true freedom."

-- Daisaku Ikeda, President, 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

「救命！我忘了拿毛巾！」

noreply@blogger.com (YEN) — Sun, 18 Sep 2011 11:44:00 +0000

2010年9月12日晚上。

在说这个故事之前，我想，我有必要画出一个卑尔根YMCA旅舍的女生浴室的平面图。

从我住的那间dorm走出来往右转，就来到这间女性专用的浴室。打开第一扇门，是放衣物的地方；第二扇门后就是淋浴间，五个花洒之间没有间隔。

第一天进入浴室时，我吓了一大跳。偌大的淋浴间是个单一空间，五个花洒排排放。我住的那间dorm，有30个床位，男女老少济济一堂，每晚爆满。除此之外，楼上也有很多房间。「那么多人，随时有人来用浴室。怎么办？要洗澡吗？」刚开始时，我如此犹豫着。这辈子里，除了在纽卡索冬天时有几晚冷到不敢洗澡之外，我每一天都洗澡。在卑尔根YMCA里，每晚我都选择左边角落的花洒（1号），面对着墙角洗澡。当时心想，如果真的有人进来，顶多也只能看到我的屁股而已，哈哈。因为这个忧虑，平时洗澡需要20至25分钟的我，在这间开放式的浴室里，只需不到八分钟就急急忙忙包着毛巾出来了，呵呵。

幸好，欧洲人的洗澡习惯和我们的有一点分别。如果身体不是太脏，他们通常早上洗澡、晚上不洗（这是从我的英国同学那儿得知的，不确定是不是真的那样）。因此，我住在那里的三个夜晚里，洗澡时都没有人进来和我「坦诚相见」，阿弥陀佛～

好了，言归正传，如果不是因为这间让人冲凉时心跳和血压会上升的浴室，我也不会和来自韩国的素连产生一段情谊。

第一晚匆匆洗澡完毕后，我走出淋浴间，慢慢吹干头发、梳头。没多久，一个亚裔女生进来了，打开第二扇门后她看见淋浴间竟然是那样的，转过头来皱着眉头、很抗拒地对我说：「I don't like it!」眼看她很需要洗澡的样子，我便说，快去洗吧，我帮你在外面看着，如果有人进来我就叫她们先等一等。我也安慰她说欧洲人通常都没有晚上洗澡的习惯，应该不会有人进来的。

就在她进入淋浴间后没多久，我听见她在里头大喊了一声。接着，她打开淋浴间的门只露出头部，慌张地告诉我她忘了带毛巾。

幸好当时盥洗盆旁、镜子下方有纸巾，而且还是很厚那种，于是我便拉了十张纸巾递给她，好让她抹干身体。有一段时间，里头没有任何声音，我梳完头发准备离开之前，大声问了她一句，纸巾够用吗？她才探出头来，不好意思地说，再来五张吧。呵呵。

不一会儿，她头发湿湿的走出来，但身体已抹干并穿好衣服。披头散发的她，劈头第一句就对我说：「You are angel! You saved my life!」

其实当时我也只是碰巧在那儿，能帮就帮。我相信如果换作是我面对同样的窘境，正常的人都会帮我一把的。可是素连异常激动，不断叫我「Angel! Angel!」，还叫我先不要睡觉，约我稍后在我的房间外见面。十分钟后，她来找我，给了我一张她的名片，并交待说下次倘若我去韩国旅行，一定可以去找她。她的热情让我受宠若惊，因此我决定礼尚往来送她一份小礼物——我的鼓励明信片！如果不是因为我慢条斯理地梳头发，我也不会遇见素连啊。茫茫人海，能否相遇，有时真的只是分秒之差。

素连接过我的明信片后，感动得很，马上给了我一个紧紧的拥抱。她突然抱我，我也很感动。我们在门外道别时，她叮嘱我好好享受一个人的旅行。

"Unless we view things with our heart, we can see nothing. If we look at the world with a love of life, the world will reveal its beauty to us."

-- Daisaku Ikeda, President, 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

小林、卡尔和他们的「救济品」

noreply@blogger.com (YEN) — Sun, 11 Sep 2011 11:39:00 +0000

2010年9月12日，下午5时42分，Voss火车站。

前往卑尔根（Bergen）的火车来了。我跟随人群，往车厢走去。

当天的乘客蛮多，我进了车厢后往右边看，找不到位子。往左看，我看见了那个貌似40多岁、刚才在车站问我是不是一个人旅行的中年华裔男子。他也看见了我，还非常热情地邀请我和他一起坐，说他那边有空位。我背着超过10公斤重的背包和一个也蛮重的小背包，决定不再左挑右选，有位子坐下就是了。

这么一坐，开始了我、小林和卡尔三人之间的友谊。我坐在小林的左边，而卡尔坐在小林的对面。一个小时多的车程里，我们用英文和中文交谈，笑声不断。

小林是新加坡人，两个孩子的爸，看起来很老实，很像典型的「苦干实干型」员工。卡尔则是德国人，也貌似40多岁，小林的同事，在新加坡住了17年。两人因为公事第二次走访挪威。

小林告诉我，他出门公干已经两个星期了，非常想念家人，然后不断以慈父的语气告诉我：「你很勇敢咧！一个人旅行很厉害咧！」哪有厉害？我只是贪玩，呵呵。后来，他说了一句我听起来非常搞笑的话——「四海之内皆兄弟！」，然后邀请我抵达卑尔根后和他们一起去吃晚餐。他怕我不答应，又急忙补充一句：「Ei，你不要怕我，我们一起吃饭啦。」我扑嗤大笑，回他：「你有什么让我好怕的？」这句话，让原本相当安静、一直在看窗外风景的卡尔也哈哈大笑了起来，说我这句回应，太强了。

卡尔非常幽默风趣，笑的时候很豪迈。他有个大大圆圆的肚子，说笑时还会配合语气挤眉弄眼，是个开心果。别看他金发碧眼，他说的可是新加坡式的英文，那些「don't want lar~」、「cannot lar~」、「can or not?」、「you sure or not?」、「teng-kiu ar~」等等，还有大马和新加坡福建人常常挂在嘴边的「paiseh」（不好意思）和句子结尾的「咩」、「啊」等字，他竟然说得和我们一模一样，非常搞笑！如果闭上眼睛只听他说英文，你根本不会猜到他是个洋人。我问他：「那你回德国时说话用这样的新加坡口音怎么办啊？你的德国朋友明白吗？」他大笑说：「Aiyo! I go back Germany I speak German lar~」是喔，做么我问酱白痴的问题？哇哈哈~

抵达卑尔根没多久，我们在码头附近逛了逛，然后往Dolly Dimple's披萨店吃晚餐。小林和卡尔很照顾我，给我好吃的、好喝的，还一直和我开玩笑逗我开心。那个晚上下着细雨，我们坐在楼上靠窗的位子，餐厅外的街道人烟稀少，隔壁的麦当劳招牌的霓虹灯在雨中朦朦胧胧。有幸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遇见两个好人请我吃晚餐，当时心里的那股暖流，伴随窗外那幕细雨纷飞的风景，成为永远的记忆了。

除了邀吃晚餐，小林也给了我一个很大胆的建议，叫我接下来的每个早上「混」进他们住的酒店，和他们一起吃免费的早餐。起初我担心不知酒店的保安会不会抓我，后来我的冒险精神战胜了一切，成功在没有人查我的情况下进入酒店和他们会面，一起吃早餐。对于之前在Oslo和Flåm已经吃了很多餐热狗面包的我来说，酒店的早餐实在太有营养了！我在卑尔根几天因为吃了很丰盛的早餐而特别有力气走路，哈哈。这段「在YMCA宿舍住便宜床位，却在酒店吃四星级早餐」的故事，成了我人生里其中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小林和卡尔除了请我吃早餐和晚餐，还为我打包了一大袋「救济品」。水果是他们从酒店的大厅「随手」拿的，杯面、巧克力、薄荷糖和其他零食是从客户那边拿的。

小林和卡尔把「救济品」的袋子交给我时，小林说：「你一个人旅行没吃到好的，吃多一点水果，不够的话我明天再在酒店拿！」从酒店「偷渡」出来的水果很多，后来我分了一点给在Flåm遇见、又在YMCA和我重逢的两个日本女生。

9月14日的下午，我在图书馆收到小林的电邮邀约，去酒店找他们喝下午茶了。就在他的房间里，我用他的电脑写了我在路上的第一篇文章——《人在挪威》。你问，一个女生跑去酒店和两个中年男子见面，不危险吗？我也答不上来。我相信自己的直觉，会把儿子的照片当作手机wallpaper的人，又一直给我看儿子照片的人，又一直以父亲的口吻和我说话、叫我多喝水好好照顾自己的人，应该不是坏人。

那个傍晚，卡尔带我们远离市中心，走了很多路，钻进许多小巷，看挪威漂亮的木房子。那些地方，导览书没介绍，我却有幸看到了！你知道我有多爱木房子吗？

小林很喜欢吃冰淇淋，无论天气多么冷，他每晚也要吃冰淇淋。和他们在一起，我第一次尝到了在摄氏十度以下的夜晚吃雪糕。卑尔根从我们抵达开始一直下雨，虽然我无法去看更多的地方，却因为有他俩的照顾和陪伴而觉得我的卑尔根，很不一样啊。9月15日，小林和卡尔离开的那个早上，我们在酒店吃最后一顿早餐。离别前，他们千叮万嘱叫我小心，然后和我紧紧拥抱，卡尔在我的左右脸颊各亲了一下（在纽卡索住时也养成了见面和道别时亲脸颊的习惯），并再次提醒我欧洲哪些城市的治安不好、哪些地方需要特别提高警惕。他们离开后，就剩下我一个人度过在卑尔根的最后一天了。

连续下了三天雨的卑尔根，在小林和卡尔离开之后，竟然放晴了！我特地去图书馆上网（免费的），写了一封电邮给他们，很「串」地说：

"Just to let you two know that Bergen has been seeing about 5 hours of sunshine since you two left... so I can hereby confirm that you brought rain to the city, haha!"

晴朗的天气，我一个人也不要紧。谢谢老天爷送来了两个天使陪我走过那三个阴天。

没下雨了，老伯伯坐在公园喂小鸟。你不孤独，我也不孤独。

离开卑尔根后，我在路上陆陆续续收到他俩的电邮，一直到11月抵达最后一站巴塞罗纳。我、小林和卡尔之间的友谊，从一年前在Voss的一列火车上相遇开始，一直延续至今。今年五月公司派我去新加坡上课时，我约了他们在VivoCity吃晚餐。相隔八个月再见，我们并不觉得陌生，还兴奋地在购物商场里拥抱了起来。卡尔的熊抱、大肚子和大笑声，尤其让我觉得温暖。

人与人之间的缘份，真的很奇妙，你说是吗？

幾米给我两只小兔子

noreply@blogger.com (YEN) — Tue, 30 Aug 2011 14:47:00 +0000

2001年7月30日，当年还在读中六的我买了我人生里第一本幾米的书——《向左走向右走》。

2011年8月30日，十年又一个月后的今天，我把这本已经沾有少许樟脑丸味道的书摆在幾米的面前，让他签了一个大名。

是的，我终于见到幾米本人了！

签书会四点开始，我两点多就到了，Felice比我更早到，我们约好先一起吃午餐，然后才去会场霸好位子，非常kiasu，kiasu有理。

四点正，主持人还在忙叫大家守秩序的时候，一个貌似幾米的人突然上台，我定睛看了两三秒，然后尖叫，真的是他！真的是他！主持人转过身也吓了一跳，然后连忙来个开场白，哈哈。

排队排了半个小时才轮到我，由于时间不够，先前主持人已经说明不能合照，只能趁幾米在签名时站在他身边拍照。幾米偶尔会抬头面对镜头，但要抓准时间真的很难！

幾米的签名好漂亮！很久以前就已经看过他印刷版的签名，今天终于拿到了，特别兴奋！虽然签了足足一个小时半，但他还是很有耐心地签美美，还为大家写上日期和画上不同的小动物。

每人只限签三本，我选了《向左走向右走》和《幾米故事的开始》这两本对我来说很有意义的书，再加上另一本帮朋友买的《照相本子》，所以我有两只小兔子，Felice有小猫咪。

十年又一个月，那是一段多长的岁月？为什么一晃就过去了？

「幾米你好。」我上台后又兴奋又紧张地对他说。他回：「你好！」然后我站在他的右边，趁他签到《向左走向右走》那本时弯下身子低下头，告诉他：「这是我十年前买的书。」

他说：「是啊，十年了啊，时间过得真快！」

看回Felice为我拍的照片，有几张我都在傻笑，紧张得半死。我从来不知道见到幾米本人我会这么紧张的！我一直向他说谢谢，他也不断对我说谢谢。签完了三本书，他对我说了一句：「加油！」我很开心啊！

拿到签名下台后，我们还不舍得离开，一直呆在那里等活动结束。等到大概5时25分，我们看人群渐渐散了，不再那么拥挤，队伍也只剩少过十个人，于是我对Felice说：「Ei，我们再去排队，这次排队要求他跟我们合照！」不到十分钟，我又来到幾米面前了，这次我不再那么紧张了，我问他，那两本绝版了的《黑白异境》和《我梦游你梦游》，要怎样才能找到呢？

幾米笑说：「台湾也已经找不到了！」站在他身边的大塊文化的主编林盈志接着说，《黑白异境》是以前格林文化出版的，现在幾米的书由大塊文化出版了，所以《黑白异境》不打算再出了。至于《我梦游你梦游》，则是和台北捷运合作的书，限量版卖完了也不再出了。我对林盈志说：「再出啦、再出啦！你看，现在有读者给你回应了！」他笑笑说：「或许可以吧，再看吧！我们接下来有更好的书。」

和林盈志说完话后，我便又对幾米问道：「可以和你合照吗？」他问主持人还有书要签吗，看来好像要签完了，所以他答应合照！我和Felice马上跳上那个很低的台，我把相机交给主持人，要她帮我们拍，主持人问：「可以不要吗？」Felice连忙回复：「他（幾米）答应了！」回得好！这招「硬硬来」，让我们拍到了正式的合照！嘻嘻~

我、幾米、Felice。幾米很亲切、很有耐心，今天我们很开心！

为什么我们都笑成那样？因为有一个男读者告诉幾米，他把他的第一本幾米送了给前女友，结果他们却各自「向左走向右走」了，前女友后来和好朋友结婚了。是很可怜，但我们却笑了出来！

活动结束后，还有媒体采访，我当然继续留下来八卦了。
出席的媒体有八度空间，NTV7和The Star。

NTV7的记者问幾米，这些年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他回答：「发现我是一个有故事述说的（绘本作家），而读者也能在我的故事里找到他们想要找到的东西。」

我就站在NTV7的记者后面、摄影师旁边，但是今天我的身份却不是记者。看同行采访，自己却只是在八卦，感觉蛮奇怪的，呵呵。

另外，今天主持人也宣布，由幾米的《星空》原著改编的同名电影，将在今年11月4日全亚洲同步上映，女主角就是当年在《长江七号》里头饰演那个小男生、现在已经长得亭亭玉立的徐娇。记者问幾米，看了预告片了吗。他回答说，第一次看到预告片时是在一个星期天的清晨六时许，看完后心里很感动，因为当初他创作《星空》的时候脑海里就已经有电影的画面，如今真的制作成一部电影了，他觉得梦想成真的感觉很美好。最后他还不忘说：「我很自恋的又把预告片再看一次！」哈哈，很可爱。

刚刚把预告片找了出来，短短一分钟多就已经觉得感动！除了徐娇，其他演员还有刘若英、庾澄庆和桂纶镁。非常期待呢……

「你觉得，两个人之间的爱会消失吗？」

「会。」

「虽然，一切都会过去，但是，在放手之前，想要抓多紧，就抓多紧。」

"You've got to find what you love"

noreply@blogger.com (YEN) — Thu, 25 Aug 2011 02:32:00 +0000

今天早上七点一踏进办公室不久，同事就说：Steve Jobs has resigned!

一大早（美国那边还是下午）就有大新闻，我赶紧挂上耳机打开电视看我们的live coverage。对一些人来说，一个CEO辞职了没什么大不了，但是Steve Jobs的健康状况和一举一动，常常牵动着苹果的股价和投资者对整个公司的期许。

当然，我会特别留意他的新闻不是因为我有苹果的股票（事实上我从来没有买过股票），而是因为困扰了他多年的病痛最终还是让他选择退下、好好休息了。这么看来，他真的很累了。听到他辞职的新闻，我第一件想到的事，就是2005年他在史丹福大学发表的那篇演讲。

许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菜鸟记者时，工作上遇到问题时我都很爱发脾气，也很容易陷入无助和自怜的状态。忘了何年何月，一个前同事和我分享了那篇演讲稿，从此Steve Jobs说的「connecting the dots」就成为我这些年来遇到挫折时常常会告诉自己的话。人生里发生的很多不如意，总是要等到若干年后回顾的时候才会觉得「哦～原来上天是这样安排的！」如果当年没有发生过那些事，没有那许许多多的「点」，今天的我也就不会是今天的我了。

在此，和大家分享这篇经典的演讲。事隔多年，不论何时重读，我都还是觉得Steve Jobs说的话让人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尤其是我highlight起来的那些部分。

'You've got to find what you love,' Jobs says（原文取自这里）

This is a prepared text of the Commencement address delivered by Steve Jobs, CEO of Apple Computer and of Pixar Animation Studios, on June 12, 2005.

I am honored to be with you today at your commencement from one of the finest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I never graduated from college. Truth be told, this is the closest I've ever gotten to a college graduation. 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three stories from my life. That's it. No big deal. Just three stories.

The first story is about connecting the dots.

I dropped out of Reed College after the first 6 months, but then stayed around as a drop-in for another 18 months or so before I really quit. So why did I drop out?

It started before I was born. My biological mother was a young, unwed college graduate student, and she decided to put me up for adoption. She felt very strongly that I should be adopted by college graduates, so everything was all set for me to be adopted at birth by a lawyer and his wife. Except that when I popped out they decided at the last minute that they really wanted a girl. So my parents, who were on a waiting list, got a call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sking: "We have an unexpected baby boy; do you want him?" They said: "Of course." My biological mother later found out that my mother had never graduated from college and that my father had never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She refused to sign the final adoption papers. She only relented a few months later when my parents promised that I would someday go to college.

And 17 years later I did go to college. But I naively chose a college that was almost as expensive as Stanford, and all of my working-class parents' savings were being spent on my college tuition. After six months, I couldn't see the value in it. I had no idea what I wanted to do with my life and no idea how college was going to help me figure it out. And here I was spending all of the money my parents had saved their entire life. So I decided to drop out and trust that it would all work out OK. It was pretty scary at the time, but looking back it was one of the best decisions I ever made. The minute I dropped out I could stop taking the required classes that didn't interest me, and begin dropping in on the ones that looked interesting.

It wasn't all romantic. I didn't have a dorm room, so I slept on the floor in friends' rooms, I returned coke bottles for the 5¢ deposits to buy food with, and I would walk the 7 miles across town every Sunday night to get one good meal a week at the Hare Krishna temple. I loved it. And much of what I stumbled into by following my curiosity and intuition turned out to be priceless later on. Let me give you one example:

Reed College at that time offered perhaps the best calligraphy instruction in the country. Throughout the campus every poster, every label on every drawer, was beautifully hand calligraphed. Because I had dropped out and didn't have to take the normal classes, I decided to take a calligraphy class to learn how to do this. I learned about serif and san serif typefaces, about varying the amount of space between different letter combinations, about what makes great typography great. It was beautiful, historical, artistically subtle in a way that science can't capture, and I found it fascinating.

None of this had even a hope of any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my life. But ten years later, when we were designing the first Macintosh computer, it all came back to me. And we designed it all into the Mac. It was the first computer with beautiful typography. If I had never dropped in on that single course in college, the Mac would have never had multiple typefaces or proportionally spaced fonts. And since Windows just copied the Mac, it's likely that no personal computer would have them. If I had never dropped out, I would have never dropped in on this calligraphy class, and personal computers might not have the wonderful typography that they do. Of course it was impossible to connect the dots looking forward when I was in college. But it was very, very clear looking backwards ten years later.

Again, you can't connect the dots looking forward; you can only connect them looking backwards. So you have to trust that the dots will somehow connect in your future. You have to trust in something — your gut, destiny, life, karma, whatever. This approach has never let me down, and i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in my life.

My second story is about love and loss.

I was lucky — I found what I loved to do early in life. Woz and I started Apple in my parents garage when I was 20. We worked hard, and in 10 years Apple had grown from just the two of us in a garage into a $2 billion company with over 4000 employees. We had just released our finest creation — the Macintosh — a year earlier, and I had just turned 30. And then I got fired. How can you get fired from a company you started? Well, as Apple grew we hired someone who I thought was very talented to run the company with me, and for the first year or so things went well. But then our visions of the future began to diverge and eventually we had a falling out. When we did, our Board of Directors sided with him. So at 30 I was out. And very publicly out. What had been the focus of my entire adult life was gone, and it was devastating.

I really didn't know what to do for a few months. I felt that I had let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of entrepreneurs down - that I had dropped the baton as it was being passed to me. I met with David Packard and Bob Noyce and tried to apologize for screwing up so badly. I was a very public failure, and I even thought about running away from the valley. But something slowly began to dawn on me — I still loved what I did. The turn of events at Apple had not changed that one bit. I had been rejected, but I was still in love. And so I decided to start over.

I didn't see it then, but it turned out that getting fired from Apple was the best thing that could have ever happened to me. The heaviness of being successful was replaced by the lightness of being a beginner again, less sure about everything. It freed me to enter one of the most creative periods of my life.

During the next five years, I started a company named NeXT, another company named Pixar, and fell in love with an amazing woman who would become my wife. Pixar went on to create the world's first computer animated feature film, Toy Story, and is now the most successful animation studio in the world. In a remarkable turn of events, Apple bought NeXT, I returned to Apple, and the technology we developed at NeXT is at the heart of Apple's current renaissance. And Laurene and I have a wonderful family together.

I'm pretty sure none of this would have happened if I hadn't been fired from Apple. It was awful tasting medicine, but I guess the patient needed it. Sometimes life hits you in the head with a brick. Don't lose faith. I'm convinced that the only thing that kept me going was that I loved what I did. You've got to find what you love. And that is as true for your work as it is for your lovers. Your work is going to fill a large part of your life, and the only way to be truly satisfied is to do what you believe is great work. And the only way to do great work is to love what you do. If you haven't found it yet, keep looking. Don't settle. As with all matters of the heart, you'll know when you find it. And, like any great relationship, it just gets better and better as the years roll on. So keep looking until you find it. Don't settle.

My third story is about death.

When I was 17, I read a quote that went something like: "If you live each day as if it was your last, someday you'll most certainly be right." It made an impression on me, and since then, for the past 33 years, I have looked in the mirror every morning and asked myself: "If today were the last day of my life, would I want to do what I am about to do today?" And whenever the answer has been "No" for too many days in a row, I know I need to change something.

Remembering that I'll be dead so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tool I've ever encountered to help me make the big choices in life. Because almost everything — all external expectations, all pride, all fear of embarrassment or failure - these things just fall away in the face of death, leaving only what is truly important. Remembering that you are going to die is the best way I know to avoid the trap of thinking you have something to lose. You are already naked. There is no reason not to follow your heart.

About a year ago I was diagnosed with cancer. I had a scan at 7:30 in the morning, and it clearly showed a tumor on my pancreas. I didn't even know what a pancreas was. The doctors told me this was almost certainly a type of cancer that is incurable, and that I should expect to live no longer than three to six months. My doctor advised me to go home and get my affairs in order, which is doctor's code for prepare to die. It means to try to tell your kids everything you thought you'd have the next 10 years to tell them in just a few months. It means to make sure everything is buttoned up so that it will be as easy as possible for your family. It means to say your goodbyes.

I lived with that diagnosis all day. Later that evening I had a biopsy, where they stuck an endoscope down my throat, through my stomach and into my intestines, put a needle into my pancreas and got a few cells from the tumor. I was sedated, but my wife, who was there, told me that when they viewed the cells under a microscope the doctors started crying because it turned out to be a very rare form of pancreatic cancer that is curable with surgery. I had the surgery and I'm fine now.

This was the closest I've been to facing death, and I hope it's the closest I get for a few more decades. Having lived through it, I can now say this to you with a bit more certainty than when death was a useful but purely intellectual concept:

No one wants to die. Even people who want to go to heaven don't want to die to get there. And yet death is the destination we all share. No one has ever escaped it. And that is as it should be, because Death is very likely the single best invention of Life. It is Life's change agent. It clears out the old to make way for the new. Right now the new is you, but someday not too long from now, you will gradually become the old and be cleared away. Sorry to be so dramatic, but it is quite true.

Your time is limited, so don't waste it living someone else's life. Don't be trapped by dogma — which is living with the results of other people's thinking. Don't let the noise of others' opinions drown out your own inner voice. And most important, have the courage to follow your heart and intuition. They somehow already know what you truly want to become. Everything else is secondary.

When I was young, there was an amazing publication called The Whole Earth Catalog, which was one of the bibles of my generation. It was created by a fellow named Stewart Brand not far from here in Menlo Park, and he brought it to life with his poetic touch. This was in the late 1960's, before personal computers and desktop publishing, so it was all made with typewriters, scissors, and polaroid cameras. It was sort of like Google in paperback form, 35 years before Google came along: it was idealistic, and overflowing with neat tools and great notions.

Stewart and his team put out several issues of The Whole Earth Catalog, and then when it had run its course, they put out a final issue. It was the mid-1970s, and I was your age. On the back cover of their final issue was a photograph of an early morning country road, the kind you might find yourself hitchhiking on if you were so adventurous. Beneath it were the words: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It was their farewell message as they signed off.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And I have always wished that for myself. And now, as you graduate to begin anew, I wish that for you.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Thank you all very much.

My Love。美丽星期天。

noreply@blogger.com (YEN) — Sun, 21 Aug 2011 04:26:00 +0000

星期天。

依旧是一个人在家的星期天。

依旧是一个人在家慢慢写部落格的星期天。

偶然在Facebook发现朋友们分享的这首歌。Hebe的声音彻彻底底地俘虏了我。

「如果你现在孤独寂寞，请感谢这美丽等候。」

「如果庆幸我值得拥有，请感谢我被放弃过。」

「如果欣赏我坚强温柔，请感谢那珍贵伤口。」

My Love
作詞：施人誠
作曲：鄭楠
演唱：田馥甄 Hebe

如果你被她傷得很痛
請感謝她好心折磨
如果你對她感到愧疚
請感謝她慷慨淚流

在我們相遇相愛之前
多虧有她讓你成熟

如果你現在孤獨寂寞
請感謝這美麗等候
如果你還在為愛犯錯
請感謝還沒找到我

要走完每個曲折路口
我們才懂愛是什麼

Woo~ My love
Woo~ My love

如果慶幸我值得擁有
請感謝我被放棄過
如果欣賞我堅強溫柔
請感謝那珍貴傷口

在我們相遇相愛之後
遺憾都會變成收穫

Woo~ My love
Woo~ My love

等我們終於緊緊相擁
所有苦難會甜美結果
我們就耐心漂流
愛會來的在對的時候

Woo~ My love
Woo~ My love

在烟雨濛濛的Flåm遇见阚雯

noreply@blogger.com (YEN) — Thu, 18 Aug 2011 00:36:00 +0000

如果不是在Flåm Valley住同一间4-bed dorm，我就不会遇见阚雯。认识她，也让我认识了一个新字——「阚」（kàn）。非常特别的姓氏啊。

阚雯是中国人，在德国留学，修的是美术。在Flåm Camping & Youth Hostel的12号小棚屋遇见她时，得知她已经独自在北欧旅行了一段时间。她说话的声音很轻柔，像一只懒洋洋的小猫咪。

2010年9月11日那个傍晚，Flåm一直下着雨，山间的雾越来越浓。雨天让所有东西都湿嗒嗒的——雨伞湿了、背包湿了、皮靴湿了、羽绒服湿了……我在笔记本上的心情记录是「有点郁闷」。

在房里呆了一下子，感觉里头的空气也湿漉漉的。阚雯说出外去吧，到雨中散步去吧。于是，我们各自撑了一把伞，往码头的方向走去了。

走出旅舍时往左转，再走几步就看到这个风景了。

雨中的Flåm Valley，朦朦胧胧。

这个山谷的中心点很小，我不消20分钟就绕一圈了。晚上回到房里时，认识了另外两个法国人，他们不是一起旅行的。男的名叫Pierre，很文静；女的叫Marion，很健谈。不知道是不是天气不好的缘故，大家好像都没什么心情，房里的大灯很早就关了。大家藏在被窝里，开着床边的小灯，在昏黄的灯光下各自做着不同的事。我在写日记，有的在阅读，有的只是躺着。就这样，我们四个独自背包的旅人，在幽静的山谷一起度过了一个极度宁静的夜晚。

第二天离开之前，我把第二张「鼓励明信片」送了给阚雯。虽然我们相处不到24个小时，但有缘千里来相会，也属难得。我们之间没说很多话，但我大概记得她向我说了她对艺术的看法，还有她的一些抱负。后来她也向我要了地址，说礼尚往来。那次过后，我就再也没听到她的消息了。

第二天，我去乘船游挪威著名的峡湾（fjord）Nærøyfjord，然后转搭火车去Bergen；阚雯则是从反方向来到Flåm的，因此她要往Myrdal去。我们在车站合照，然后道别。

阚雯修的科目和艺术有关，因此我选了这张明信片给她。真的很巧，事先写了这个语录，没想到真的让我遇见一个艺术家。（由于放在部落格，我用Picasa把名字下方的电邮地址遮住了。）

"Life is painful. It has thorns, like the stem of a rose. Culture and arts are the roses that bloom on the stem. The flower is yourself, your humanity. Art is the liberation of the humanity inside yourself." -- Daisaku Ikeda, President, 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