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屁

慕容雪村奥斯陆演讲：把野兽关进笼子

2011-11-20T18:33:00.001+08:00

推荐前言：这是二十多年来我看过的最让我感动的文字，希望每一个中国人能读它。也希望推荐给每一位想了解中国的外国人。我相信，这样的文字，必将载入历史，必将载入未来的课本。

有位海外华人说过一句话：在海外想起中国，不知该大笑几声，还是该大哭一场。事实上，中国就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国家，这里有悠久的文明、广袤的土地，有最美丽的心灵，也有最肮脏的生涯。生活在中国，就像坐在一个巨大的戏院里，随时可以看到荒唐的故事、离奇的情节，超过所有的文学作品。正如你们所知，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这个国家盖起了无数高楼，修建了无数机场，铺平了无数道路，它的GDP位居全球第二，它制造的商品销往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在纽约、在伦敦、在东京，到处可见身穿昂贵西装的中国游客，他们大声谈笑，出手不凡，他们占领了大多数赌场，疯狂抢购辉煌的宫殿，却让孩子们坐在摇摇欲倒的危房之中。这个国家有无数豪华的行政座驾，却几乎没有一辆坚固的校车。就在两天之前，在中国甘肃，一辆只能坐9个人的校车塞进了64个孩子，然后很不幸地遇到了车祸，19 个孩子因此死去。这些孩子大多来自最贫穷的家庭，他们还没有吃过一次麦当劳和肯德基，还没有去过一次动物园，他们的人生还没有开始，却已经过早地结束了。最近几年，这个国家举办了多次盛会，为此建造了大量美仑美奂的场馆，然而每次开幕之前，都会有许多“危险分子”眼含热泪离开自己的家，官方发言人说：他们自愿离开，没有人强迫他们。这个国家有全世界最庞大的官僚队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贪污或受贿，每一种权力都被污染，成为致富的法宝或伤人的利器。根据公开的报道，每年有大量的财富用于这些官僚的吃喝、旅游和公车消费（每年九千亿人民币）。或许有人会问：纳税人为什么不反对？抱歉，在这个国家，没有纳税人这个词，有的只是“人民”。有人会说，这些事不足为奇，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任何一个国家都曾经有过。我承认，但还是要说，如果腐败可以分度数，那么5度腐败和100度腐败的差别不仅是个数字，前者还可以算是瑕疵，而后者已经成了灾难。我还要说，不能因为别的国家有腐败，就认为中国人应该忍受这种腐败。在中国，有些官方发言人会说，因为中国人的素质太低，所以不配享有更美好的生活，请你相信，说这话的人，他自己的素质就很低；还有些人说，因为中国的独特国情，所以不能给民众以太多自由，请你相信，说这话的人，他自己就是国情；还有些人说，中国最需要的不是自由，也不是人权，而是稳定，在这里，我请你相信，说这话的人，他自己就是不稳定的因素。 2009年底，我混进了一个传销团伙，在其中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传销团伙几乎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一位中国学者曾经对此做过精准的论述，他把这种社会称为“前现代社会”，主要有三种人构成：骗子、傻子和哑巴。不过令人高兴的是，中国已经发展到了后现代社会，情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那就是：骗子越来越多，傻子和哑巴都快不够用了。如果说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就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那么中国还是一个半开化的国家，一个大洪水之前的国家。你们知道，就在二十多年前，中国还是一个完全的身份主导型社会，在那个社会中，一个人能做什么，能做出什么成绩，不是取决于他本人的能力和素质，而是取决于他爸爸是谁。如果某人是个王八蛋，他的儿子也必是个王八蛋，很多年后，他的孙子、曾孙子依然是个王八蛋。在二十多年之后，情况有了什么变化？我要说，有所进步，可是进步不大。我们的社会依然是一个身份主导型社会，官员的儿子、孙子依然做官，民工二代、民工三代依然是民工，巨头的儿子、孙子依然是巨头，即使他什么都不做，至少也可以混个将军。在近十几年中，这种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一直在恶化，到今天，中国社会已经成了一个以身份为主导的板结型社会，每一种权力、每一门生意、每一项资源都被彻底垄断，平民子弟几乎没有希望，他绝对没机会能成为奥巴马，更不可能成为比尔.盖茨或乔布斯，即使他只想过正常的生活，那也将无比艰难。事实上，在最近的几年，中国市民阶层的生活正日益艰难，沉重的税负、昂贵的房价，日益上涨的物价和微薄的工资，人们就像风箱里的老鼠，左右为难，举步维艰。出租车本是不错的行当，可就在几个月之前，有位司机亲口告诉我：他已经有几个月没吃过肉了。当我们经过一片豪华住宅区，他这样感慨：这里的大楼越建越多，为什么我的日子却一天比一天艰难？有一首歌谣极为生动地描述了人们的忧虑：“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几；读不起，选个学校三万起；住不起，一万多元一平米；娶不起，没房没车谁跟你；病不起，药费让人脱层皮；死不起，火化下葬一万几。”你们知道，中国已经成了奢侈品消费大国，但更令人高兴的是，在这个国家，连死亡本身都已经成了昂贵的奢侈品。一个以身份为主导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缺乏创造力的社会，所以我们看到，无论在工业、农业、商业还是在文化艺术领域，中国人都绝少创新，有的只是抄袭和模仿。近几十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向世界输出价值观，为此建了很多所孔子学院，不知道它们是否改变了世界，但我相信，把它们全改成中餐馆肯定更受欢迎。我更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改革这糟糕的制度，在未来的几十年间，中国仍将是一个缺乏创新与发明的国度，它或许会有很多钱，但一定不会有太多文化；或许会有强大的武力，但一定不会让它的国民感觉平安；它或许能造出许多大房子，但可以断定，在这大而无当的房中，每一个细节都代表一个遗憾。谈到中国的种种问题，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人说是因为中国人的素质太低，有人说是伦理道德的缺失，还有人说是因为中国人没有信仰，但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糟糕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权力不受约束，只能渐趋腐败；法律形同虚设，它是权贵的利器，更是平民的枷锁；警察和军队最大的作用是维护统治，只会让人们感觉更加恐惧，而不是更加安全；在这种制度之下，没人对历史负责，所以也就没人对现在负责，更不会有人对未来负责。人们只关心利益，只关心眼前，不守规矩成了最大的规矩，不择手段成了最好的手段，在官场，在商场，大多数竞争其实都是底线的竞争，总是让卑鄙的人胜出；在这种制度之下，每个人都会感觉屈辱，不管身边有多少“和谐社会”的广告，许多人想的都是同一件事：离开这里，到平安的地方去。这糟糕的制度，斯大林—毛泽东主义和中国王朝政治的不伦之子，丛林法则、儒家权谋和共产主义的混血产品，经过几十年的发育，已经成长为一个又大又丑的怪胎，它虚荣、蛮横、自视甚高、从来不会认错，它打倒一个人是因为正义，给这个人平反，还是因为正义。一切好事都是它领导的，一切坏事都是因为背叛了它的领导。它主宰一切，只允许一种信仰，那就是信仰它；只允许一种感谢，那就是感谢它；它拥有每一份报纸、每一所学校、每一座寺庙，没有它LV皮包。人们惊诧于这样的场面，说中国强大了，中国人有钱了。可我要说，在这表面的强大和富足之下，中国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而正是这些细节，才让中国变成了一个哭笑不得的国家。

的允许，连花朵都不能随便开放。它既强壮又脆弱，身患重病，却有着强大的杀伤力；它异常笨拙，却有着无比敏感的神经，一点风吹草动就能让它神经紧张，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就能让它怒火中烧。这糟糕的制度，就像一个越来越大的毒瘤，毒害着每一滴血液、每一根神经，把君子变成恶棍，把美的变成丑的，并将最终把整个国家拖入可怕的灾难之中。在几千年的战争和杀戮之后，人类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权力如同猛兽，必须把它关到笼子里。这是现代社会的共识，但在中国，一个大洪水之前的国家，大多数人依然是秦始皇的子民，他们相信英明的皇帝和大臣，却不相信良好的制度，总希望有一只不那么残暴的猛兽来统治他们。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因为猛兽正在身边徘徊，野性尚存，随时准备择人而噬。当权力的野兽在身边咆哮，人们会变得格外谨慎，只要日子还能过得下去，他们就绝不会多说一句话。他们漠视自己的权利，也漠视别人的权利，邻居的房子被拆，他们若无其事地看着，等到他们自己的房子被拆，邻居们也在旁边若无其事地看着。但我们知道，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没人可以置身事外。一人不自由，则人人不自由。一人不安全，则人人不安全。这糟糕的制度能够运行，是因为我们都曾经为之出过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是制度。制度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当我们端起饭碗，问题就在碗里，当我们走在路上，问题就在脚下。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国家的未来，也关系到每个人的命运。有人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底线的国家，这话不对，这国家并非没有底线，它以你我为底线。当它越来越好，是因为我们都曾为之努力，当它越来越坏，也是因为我们的努力。要建设美好国家，需要有足够多的聪明而有担当的人，这就是“公民”二字的含义：爱自己，也爱国家，关心自己的权利，也关心别人的权利；捍卫自己的房子，也要勇于捍卫邻居的房子。在大众沉默之时，必须要有人发出声音，在大众踟蹰之时，必须要有人迈出脚步。这是光荣而艰难的事业，注定要经历挫折和磨难，但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明白自己的责任，他们从沉默中走出，诚实地说话，温和地建言，有些人因此而遭受不幸，但即使身处黑暗的谷底，他们依然不放弃追寻光明，他们依然坚持，坚持在黑暗中发出孤独的声音。两千多年前，孔夫子说过一句话：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但作为一个现代公民，我们更应该这么说：邦无道，我们应该批评它，监督它，使之有道。邦有道，我们应该批评它，监督它，使之更加有道。最后我要说，我不是阶级敌人，不是颠覆分子，我只是一个想把野兽关进笼子的热心人。我批评自己的国家，但这并不表示我恨这个国家，相反，我爱我的祖国，我爱它壮丽的山河、辉煌的文明，也爱它的苦难，并将因为这苦难而加倍爱它。我批评这糟糕的制度，但并不希望用暴力将之推翻，在过去的一百年间，中国人流了太多的血，希望这些血没有白流，可以使这制度温柔地变好。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花朵可以自由绽放，中国的孩子可以尽情欢笑，中国，这古老的国家，苦难钟爱之地，能够变成富足、和平而自由的国家。这个国家有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用避孕药喂大的鱼鳖虾蟹、用工业酒精勾兑的假酒、用大粪熏制的臭豆腐，还有著名的地沟油，这是一种从下水道中提炼出的食用油，它出现在每个家庭的餐桌上。

这个国家的法制是这样建设的：先制定无数法律，然后制定无数精密的程序，然后制定无数实施细则，然后制定无数司法解释，最后……由领导决定案子输赢。

的允许，连花朵都不能随便开放。它既强壮又脆弱，身患重病，却有着强大的杀伤力；它异常笨拙，却有着无比敏感的神经，一点风吹草动就能让它神经紧张，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就能让它怒火中烧。这糟糕的制度，就像一个越来越大的毒瘤，毒害着每一滴血液、每一根神经，把君子变成恶棍，把美的变成丑的，并将最终把整个国家拖入可怕的灾难之中。在几千年的战争和杀戮之后，人类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权力如同猛兽，必须把它关到笼子里。这是现代社会的共识，但在中国，一个大洪水之前的国家，大多数人依然是秦始皇的子民，他们相信英明的皇帝和大臣，却不相信良好的制度，总希望有一只不那么残暴的猛兽来统治他们。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因为猛兽正在身边徘徊，野性尚存，随时准备择人而噬。当权力的野兽在身边咆哮，人们会变得格外谨慎，只要日子还能过得下去，他们就绝不会多说一句话。他们漠视自己的权利，也漠视别人的权利，邻居的房子被拆，他们若无其事地看着，等到他们自己的房子被拆，邻居们也在旁边若无其事地看着。但我们知道，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没人可以置身事外。一人不自由，则人人不自由。一人不安全，则人人不安全。这糟糕的制度能够运行，是因为我们都曾经为之出过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是制度。制度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当我们端起饭碗，问题就在碗里，当我们走在路上，问题就在脚下。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国家的未来，也关系到每个人的命运。有人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底线的国家，这话不对，这国家并非没有底线，它以你我为底线。当它越来越好，是因为我们都曾为之努力，当它越来越坏，也是因为我们的努力。要建设美好国家，需要有足够多的聪明而有担当的人，这就是“公民”二字的含义：爱自己，也爱国家，关心自己的权利，也关心别人的权利；捍卫自己的房子，也要勇于捍卫邻居的房子。在大众沉默之时，必须要有人发出声音，在大众踟蹰之时，必须要有人迈出脚步。这是光荣而艰难的事业，注定要经历挫折和磨难，但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明白自己的责任，他们从沉默中走出，诚实地说话，温和地建言，有些人因此而遭受不幸，但即使身处黑暗的谷底，他们依然不放弃追寻光明，他们依然坚持，坚持在黑暗中发出孤独的声音。两千多年前，孔夫子说过一句话：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但作为一个现代公民，我们更应该这么说：邦无道，我们应该批评它，监督它，使之有道。邦有道，我们应该批评它，监督它，使之更加有道。最后我要说，我不是阶级敌人，不是颠覆分子，我只是一个想把野兽关进笼子的热心人。我批评自己的国家，但这并不表示我恨这个国家，相反，我爱我的祖国，我爱它壮丽的山河、辉煌的文明，也爱它的苦难，并将因为这苦难而加倍爱它。我批评这糟糕的制度，但并不希望用暴力将之推翻，在过去的一百年间，中国人流了太多的血，希望这些血没有白流，可以使这制度温柔地变好。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花朵可以自由绽放，中国的孩子可以尽情欢笑，中国，这古老的国家，苦难钟爱之地，能够变成富足、和平而自由的国家。
在这个国家，有许多事不能起诉，即使起诉了，法院也不会受理，即使受理了，也会毫无疑问地败诉。有一些人会无缘无故地消失，有一些人未经审判就失去了自由。还有一些人冤屈难申，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寻求公平，这些人被称作“上访人员”，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特色词语，意思包括讨厌鬼、精神病人和恐怖分子。为了对付他们，政府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有时把他们赶回老家，有时把他们关进监牢，最聪明的是把他们关进疯人院。最近有一位上访者引起了广泛关注，他是一位盲人律师，名叫陈光诚，他曾经为了别人的利益呼喊奔走，而此刻，他正被严密地看管在自己的家中，任何人都不能接近，许多人冒着危险前去探望他，可无一例外，全都被政府雇用的打手打了出来。

今天晚上在奥斯陆的文学屋做了一场演讲，以下是演讲稿：把野兽关进笼子有位海外华人说过一句话：在海外想起中国，不知该大笑几声，还是该大哭一场。事实上，中国就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国家，这里有悠久的文明、广袤的土地，有最美丽的心灵，也有最肮脏的生涯。生活在中国，就像坐在一个巨大的戏院里，随时可以看到荒唐的故事、离奇的情节，超过所有的文学作品。正如你们所知，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这个国家盖起了无数高楼，修建了无数机场，铺平了无数道路，它的GDP位居全球第二，它制造的商品销往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在纽约、在伦敦、在东京，到处可见身穿昂贵西装的中国游客，他们大声谈笑，出手不凡，他们占领了大多数赌场，疯狂抢购LV皮包。人们惊诧于这样的场面，说中国强大了，中国人有钱了。可我要说，在这表面的强大和富足之下，中国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而正是这些细节，才让中国变成了一个哭笑不得的国家。这个国家有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用避孕药喂大的鱼鳖虾蟹、用工业酒精勾兑的假酒、用大粪熏制的臭豆腐，还有著名的地沟油，这是一种从下水道中提炼出的食用油，它出现在每个家庭的餐桌上。这个国家的法制是这样建设的：先制定无数法律，然后制定无数精密的程序，然后制定无数实施细则，然后制定无数司法解释，最后……由领导决定案子输赢。在这个国家，有许多事不能起诉，即使起诉了，法院也不会受理，即使受理了，也会毫无疑问地败诉。有一些人会无缘无故地消失，有一些人未经审判就失去了自由。还有一些人冤屈难申，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寻求公平，这些人被称作“上访人员”，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特色词语，意思包括讨厌鬼、精神病人和恐怖分子。为了对付他们，政府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有时把他们赶回老家，有时把他们关进监牢，最聪明的是把他们关进疯人院。最近有一位上访者引起了广泛关注，他是一位盲人律师，名叫陈光诚，他曾经为了别人的利益呼喊奔走，而此刻，他正被严密地看管在自己的家中，任何人都不能接近，许多人冒着危险前去探望他，可无一例外，全都被政府雇用的打手打了出来。这个国家有各种各样的离奇死法，在看守所内，如果有人无故死去，官方会给出各种富有想象力的解释，说他们因捉迷藏而死，因做梦而死，因发狂而死，还有人仅仅因为喝了一口水就会死，但是毫无例外，这些死去的人都带着满身的伤痕。在这个国家，每个城市都有一支或多支拆迁队，他们的标准装备是铲车和棍棒，铲车用来拆除别人的房子，棍棒用来殴打和驱赶那些不听话的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有人痛哭，有人下跪，有人把汽油泼在身上点火自焚，但无论他们做什么，都不会影响到拆迁队的工程进度。许多人因此而死，却从来没有人为他们的死亡负责。在这个国家，选举是一场奇怪的游戏，最终结果由上级决定，上级需要哪个人当选，哪个人就一定会当选，很少出现误差。在很多时候，人们需要从两个人中选出两个人来，还有些时候，这种选举甚至会违背数学原理，要求选民们从两个人中选出三个人来。每过五年，会有一次全国范围的选举，选上的人被称为人民代表，而事实上，他们几乎不能代表人民，只能算政府雇员，也只会帮政府说话。他们的典型人物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女士，她当了五十几年代表，从没反对过任何提案，也从来不曾弃权，她的工作非常简单，只是举手，并因此过上了舒适的生活。最近情况有所变化，有些人未经政府同意就想参选，不幸的是，他们几乎全都失败，还有一些人因此而遭受不幸。在这个国家，政府开办的救济机构会公开地买卖人口，有智力障碍的病人会被当成奴隶，卖到工厂和矿井中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在这个国家，怀孕的妇女会被强迫堕胎，一些婴儿会被强迫送进孤儿院，如果他们的父母不能及时凑够钱把他们买回去，这些孩子很可能会被卖到外地，甚至是遥远的外国。在这个国家，报纸和电视的责任不是报道真相，而是为政府做广告。教育的目的不是传授知识，而是教人愚蠢，教人效忠政府。这种教育和宣传，让许多人都活在未成年状态，他们有成年人的身体，但在精神上，就像是世事懵懂的孩子，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人在怀念文革，鼓吹个人崇拜，还有一些人认为那场空前绝后的大饥荒纯属子虚乌有，只是某些阴险小人阴险的编造。在这个国家，每一种学问都必须为政治服务，政治需要什么样的历史，学者就会创作什么样的历史；政治需要有什么样的经济学，学者就会发明什么样的经济学；大人物可以随意发明真理，这些真理适用于任何一个领域，能够指导这个国家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甚至能够指导动物交配。这个国家号称消灭了阶级，事实上，一个壁垒森严的阶级社会已经形成，上等人吃免费的特供食品，下等人只能吃肮脏而有害的食品。第一等级的人就读豪华而昂贵的贵族学校，第二等级的人就读普通学校，第三等级的人就读简陋的民工学校，第四等级的人基本没机会读书。这个国家最喜欢干的事就是买飞机，经常慷慨地对外援助，但在自己的国土上，乞丐四处流浪，许多人看不起病，许多孩子读不起书，还有许多人正活在可耻的贫穷之中。这个国家鼓励告密，政府为每个人都建立了一份档案，档案中记录了从生到死的每一个变化、别人的评价以及许多当事人自己都不知道的事。在工厂、在学校、在街头，密探们正秘密地观察每个人的言行。这里的空气压抑而紧张，民众不相信政府，员工不相信老板，学生不相信老师，妻子不相信丈夫。这个国家有一种奇怪的制度，总是让说谎者得到奖赏，久而久之，每个人都对谎言习以为常，每个人都主动说谎，说谎甚至成了一种美德。在这个国家，有人因为写文章而入狱，有人因为说了某句真话而入狱，写作成了一种危险的事业，不能评述历史，不能幻想未来，更不能批判现实。许多字不能写，许多话不能说，许多事件不能提及，每一本书的出版都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许多书被查禁，然后它们就会成为国外的畅销书。这个国家可以把卫星送入太空，却造不好一座桥。这个国家可以把政府大楼造成金碧这个国家有各种各样的离奇死法，在看守所内，如果有人无故死去，官方会给出各种富有想象力的解释，说他们因捉迷藏而死，因做梦而死，因发狂而死，还有人仅仅因为喝了一口水就会死，但是毫无例外，这些死去的人都带着满身的伤痕。

南风窗：狭隘民族主义与外交政策

2011-08-18T14:54:00.001+08:00

《南风窗》社长陈中，因杂志刊登民国历史的访谈文章《狭隘民族主义与外交政策》"政治导向错误"被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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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狭隘民族主义与外交政策

via www.china-review.com on 8/17/11

狭隘民族主义与外交政策

唐启华

　　在国人的印象里，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丧权辱国、一塌糊涂，简直就是一部"国耻史"、"卖国史"，左右离不开"颟顸"、"误国"、"无能"、"卖国贼"、"汉奸"、"妥协"、"投降"等负面形容词。这种悲情的近代史理解，是近代中国狭隘民族主义的源头，到今天仍然深刻影响着国人看待世界的角度和方式。

　　近日，一封署名为"项城袁氏家族联谊会"的公开信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信中认为袁世凯从未签署所谓的"二十一条"，而只是签署了《中日关于山东问题条约》和《中日关于南满即东蒙古问题条约》，这两个条约加起来也只有11条，而且没有出卖主权的条款。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走向共和》，也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晚清民国历史人物形象。

　　那么，在我们惯常的非黑即白的革命爱国叙事结构之外，那一时期的外交到底有着怎样的历史风貌？记者就此采访了专治近代中国外交史的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启华。

　　独尊"革命"的近代史

　　《南风窗》：对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人物，如孙中山和袁世凯，人们已经形成了刻板的思维定势：前者好，是革命先行者；后者坏，是坏蛋卖国贼。但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里，对孙中山后期专制的一面进行了批评，也肯定了袁世凯"治世之能臣"的一面。那从外交史的角度看，您对他们两人有着怎样的评价？

　　唐启华：我们以往的教科书和外交史确实是批评袁世凯推崇孙中山的。袁世凯在外交方面的恶名，主要来自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以往的史学家认为他为了称帝，投日卖国，不惜接受"二十一条"。但我查阅过英国和日本的外交档案后，发现情形恰恰相反。事实上，袁世凯并未接受"二十一条"，在双方交涉之初，袁就疾言厉色地告诉日使，可让者自可谈判，不可让者如第五条等，则绝不能让。在其后历时4个月的谈判中，外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和驻日公使陆宗舆等，受尽折磨和屈辱，即使是有妥协情形的曹汝霖，也是"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最后，经过4个月的抗争，加上舆论的压力，日本放弃了"二十一条"中最凶残的要求，和中国签订了《中日新约》9条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我们如果把日本人最初的要求和签订的新约做比较，就会发现其中的天壤之别。在日方的档案中，这是一场失败的交涉，日本外务大臣因此辞职。当然，新约也是一部丧权辱国的条约，但日本要灭亡中国的目的终究没有达到。

　　相反，孙中山在护法运动失败后，长期寻求军阀对他的支持以失败告终后，转而向日本提出割让满洲，海南岛，组织国民革命军由日本军官带领，出让全国的警察管辖权和税务权，以换得日本派兵出战，后来甚至向日本表示平津和内蒙也不要了。这些权益是袁世凯也不敢让的。

　　《南风窗》：既然如此，为何我们的教科书、公众甚至历史学家都认为孙好袁坏呢？

　　唐启华：今天我们对历史包括近代史的理解，是基于片面扭曲的历史诠释之上。因为国共两党都是革命党，对历史的诠释往往出于宣传的需要，不一定是历史事实，甚至将党派利益放在国家利益和是非之上，认为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台湾虽然经过了政党轮替，国民党被塑造为独裁专制的代名词，但受影响的主要是对台湾史的诠释，中国近代史的部分并未受到挑战。

　　由于国共两党皆以反帝、反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民初历史诠释的基调。两岸学界对当时外交史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广州、武汉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北京政府被视为革命的对立面，外交上纵使有零星的优异表现，也因政治不正确而长期遭到忽视与扭曲。独尊"革命"，在非常时期或有其必要，但数十年来成为常态，窄化了我们近代史理解的视野，导致中国外交史研究，不注重外交常规之交涉谈判，只注重谴责帝国主义侵略，宣扬"革命外交"之必要性。

　　《南风窗》：那么，您怎么评价北洋时期的内政和外交？

　　唐启华：北洋时代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东北易帜结束。国共两党都极力攻击北洋时期，把北洋时期说成一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与洋务运动失败、北洋水师覆灭、北洋军阀卖国等刻板印象相连接。北洋时代是否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我个人觉得需要仔细研究之后才能下定论。

　　事实上，北洋是一个被丑化的时代和力量。中国要往上走，是可以从北洋时代得到启发的。那时虽然军阀混战，但彼此之间还是有道义上的约束，不会赶尽杀绝；北洋内部派系林立，轮流执政，这对今天的政改是有借鉴意义的；北洋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社会氛围自由宽松，没有官方的意识形态，观念上百花齐放，有学术自由，是知识分子和教育的黄金时代。

　　在外交上，通过对清末旧的外交机构的改造，破旧立新，完成了外交机构的现代化，使得一批专业化、技术化的新式外交官登上了外交舞台。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到国外接受专门教育，是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群体。由于军阀不管外交，外交官威望崇高，外交不受党派利益的牵制，能够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出发，比起其他部门更能独立决策且具延续性。但由于长期的革命外交灌输，在列强档案中形容为狡猾、优秀、难缠的北洋外交官，在我们的教科书中成了"买办"、"走狗"、"西崽"，交涉成果被一笔勾销。

　　《南风窗》：但无论如何，这一时期的外交还是丧失了很多国家权益呀？比如巴黎和会，中国是战胜国，但在山东问题的交涉上依然失败了。

　　唐启华：外交的基础是国家实力。清末民初正值帝国主义外交高潮，弱肉强食被视为天经地义，中国赖列强均势，免于瓜分已属万幸；加以列强在华条约利益一致，中外实力差距太大。在这种情况下的外交，要全面挽救颓势是不可能的，只能寻求局部的突破，力求不丧失新的权利，或将已失权利加以严格限制。哈佛大学教授柯伟林认为，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相当不简单，在内乱不断的情况下，居然将清朝遗留下来的版图，大致维持完整，是不可忽视的成就。

　　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交涉的失败，是因为当时日美之争，美国以牺牲中国为代价，对日本做的让步。中国最终没有在对德合约上签字，第一次对列强说"不"，而且日本最终也没有获得山东的统治权。除此之外，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还是有很多外交成就的。中国签署了对奥合约、对匈牙利合约、对保加利亚和约，第一次以战胜国姿态出现于国际社会。顾维钧代表中国还签署了国际航空专约，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具有同样的领空权。加入国联是中国加入形成中的国际社会的开端，中国当时缴纳会费所占的比例是今天中国联合国会费的3倍。入选国联行政院意味着中国具有处理世界问题的资格，王宠惠还成为入选国际法院法官的第一个中国人。

　　当然，北洋时期的外交有功有过，但我们不能只看到以前的坏，看不到它的好，更不能只强调今天的成就和过去的失误，不能自己让步就是顾全大局，别人让步就是丧权辱国，不能有双重标准。

　　被"废约"遮蔽的"修约"

　　《南风窗》：在近代中国人的脑海里，没有比"不平等条约"更能激起强烈的民族情绪。您怎样看待"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一口号？

　　唐启华：近代中国与世界接触以来，饱尝屈辱与挫折，"不平等条约"可称得上最明显的伤痕。1920年代以来"反帝废约"、"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爱国宣传，开始深入人心，自此是谁"废除不平等条约"终结百年国耻，与政权的合法性密切相关。

　　国民政府受惠于五卅之后反帝反军阀激情，于大革命之后取得政权，强调其始终致力于废约，并在抗战期间，签订《中美新约》、《中英新约》等，废除"不平等条约"，但贬抑轴心国交还特权给汪精卫政权之重要性。钟供则贬抑国民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成果，指出尚有许多未收回的权利，强调是钟供最先提出废约主张，并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奋斗；1949年建国之后，彻底扫除帝国主义势力及影响，解除了套在中华民族身上"不平等条约"的锁链。最后，香港，澳门回归，才算真正终结百年国耻。

　　事实上，"不平等条约"负载了百年民族悲情，政治意涵浓厚，其概念的提出和使用，就意味着对条约的合法性及效力的怀疑与挑战，进而主张"废除"之，但太过强调"不平等条约"在道德上的瑕疵，及"废约"在道德上的优越性，会有自相矛盾之处。清政府也曾在外国享有条约特权，如在朝鲜有专管租界3处，另外在甑南浦等公共租界中也有中国租界，并享有领事裁判权。《马关条约》之前，中国和日本互享领事裁判权等。

　　应该说，"废约"的主要作用是对内的，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丰富精彩的"修约"历程与成果，被"废约"观念所遮蔽，致使几代外交官的努力被遗忘，中国外交的诸多特色和发展历程被忽视扭曲，无法总结成果，平心理解过去。

　　《南风窗》：那么，"修约"和"废约"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唐启华：摆脱条约束缚是举国一致的目标，"修约"和"废约"都是达成目标的手段。"修约"循法律途径，依据法理要求改订平等条约；若对手国坚持不肯修订旧约，则可诉诸革命及民意，走政治路线"废约"，摆脱旧约束缚，目的仍在重订平等新约。"修约"和"废约"两者应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视环境、时事及本身环境，做不同的选择或交互运用。"条约必须信守"是历史悠久的西方法律传统，条约可以修改，但修改条约不应否定"条约必须信守"的原则。

　　但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国共两党力主"反帝废约"，强调废除与修改为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将"修约"定义为与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卖国行为，认为只有"废约"才能解除束缚，摆脱半殖民地位。自此，"修约"与"废约"成了泾渭分明不能调和的两条路线，是否主张无条件"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爱国主义和反革命、好与坏的分水岭。"修约"在国人心目中已根深蒂固成为负面名词。

　　《南风窗》：在"修约"方面，北洋政府做了哪些努力？成效如何？

　　唐启华：当时北京政府虽然衰微，但仍是被各国承认的中央政府，在国际上代表中国。1919年以后，其"修约"朝有约国、战败国及无约国三个方向发展：对有约国，在巴黎和会上要求舍弃势力范围等7项特权，虽大会未予受理，但已系中国首次明确表达对条约束缚的不满；对战败国，要求废除旧约重订平等新约，得到允准。1921年5月签订的《中德协约》是第一个明文规范无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各款的平等新约，也得到了独一无二的战争赔款；对无约国，1919年春北京政府颁令，与无约国谈判时坚持平等互惠不再给予特权，即使谈判不成，也不愿迁就。12月，北京政府与玻利维亚订约建交，开创完全平等互惠条约之先例。

　　年初，北京政府决定改采"到期修约"方针，陆续与条约期满国家个别谈判改约。4月，北京外交部通知比利时要求《中比条约》期满修约，由于比国不愿接受中方条件，北京政府乃毅然于11月6日宣布废止《中比条约》，是为中国外交史破天荒之壮举。不久，比利时宣布归还天津租界，其后双方达成新约。1927年11月，北京政府再宣布废止《中西条约》，由"到期修约"发展到"到期修改、期满作废"。

　　年，中丹、中葡、中意等条约到期，北京外交部分别交涉修约，但未有成果。北洋政府在倾覆之前，与波兰、希腊签订平等条约，是为北洋修约的最后成绩。

　　告别"革命外交"

　　《南风窗》：您的这一系列观点，恐怕会被认为是在做历史翻案文章。

　　唐启华：我的研究不在于翻案，也不在于否定他人的历史记忆，检讨他人珍视的传统，而是提供一种多元看待历史的方式。过去80多年来，受革命宣传的影响，"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反帝废约"激发了人民的爱国情操，在收回国权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民族自信心是弥足珍贵的。多年宣传的影响，已是铁一般的事实，每个人的历史记忆都应该尊重。然而，过去的历史记忆，过度一元、单调、贫瘠，"反帝废约"激情在完成阶段性任务后，可能会妨碍中国和平崛起的脚步，限制了迈向大国的历史想象空间。在此问题上，我们应该形成全面均衡的历史理解，进而能与各国平心对话，关照彼此的世界观，大步迈向全球化时代。

　　《南风窗》：您主要是在担心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吗？在处理对外特别是对西方的关系上，中国人往往爱、恨、怕交织，感情很复杂。在迈向大国的过程中，中国应该如何自我疗伤？

　　唐启华：中国必须告别革命外交，过去近百年，外交往往成为内部斗争和政治宣传的工具，告诉大家列强欺负中国，我们要报仇雪耻，这种灌输不容易形成平衡公允的世界观和民族性格。政治家对群众情绪的操控，虽然可以获得一时之利，但长远看会损害国家利益。如果我们认定自己是受害者，沉浸于八国联军、南京大屠杀等事件的悲情中，琢磨着有一天要一雪前耻，就只会让世界感到害怕。民族主义会激发爱国心，但狭隘民族主义会成为中国前进的绊脚石。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革命外交，在多元化的历史视角中，摆脱过往政治神话的束缚，以平衡自信的大国心态走向世界。

　　来源：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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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让年轻人知道真实当代史最重要

2011-06-23T10:29:00.003+08:00

从体制内的干部到体制内的研究者，再到视独立为生命的学者，耄耋之年的资中筠诠释了自由思想和启蒙的价值

资中筠：1930年生于上海，原籍湖南。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方语文系。通英、法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原所长。原《美国研究》主编。主要著作有：《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2007年修订版改为《冷眼向洋书系》单行本，资中筠撰写部分更名为《二十世纪的美国》）、《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2006年修订版更名《财富的归宿》）、《资中筠集》（学术论文选集）等。已出版的随笔集有《学海岸边》（与陈乐民合著）、《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斗室中的天下》。

陈乐民先生走后，资中筠一直很忙。有不少杂志报纸约她写些纪念文章，可她写不出来，也不愿去想。她有意忙着开会、讲学，虽然没有有求必应，但比平时接受邀请积极得多。她说，这是为了避免闲坐独思，用许多事塞满时间，塞满脑子，忘记那变故，忘记自己余生将独处的前景。

她坐在客厅里。旁边是每天弹奏的钢琴。墙上挂着陈乐民先生的书法，气韵雅致。曾经，两人早饭之后各自工作，下午写文章或看书。四点钟喝红茶，吃点心。他们在学术上的地位令人敬仰。即使已至暮年，他们念兹在兹的仍然是启蒙和知识分子的担当。

资中筠成长在天津，父亲资耀华是著名银行家。资中筠曾考入燕京大学，但上了一年却选择退学，报考更加心仪的清华大学。她对那个备考的暑假记忆犹新。她住在北平的亲戚家，每天泡在文津街的北平图书馆。上午复习要考试的东西，中午买一个烧饼，下午就随便看《西厢记》之类的闲书。后来，她考入清华大学，当时的文学院名师荟萃，院长是冯友兰，钱钟书、雷海宗、温德（美国）、杨绛等都曾是她的授业老师。

毕业后，资中筠开始从事外交工作。1953年，她调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之后派驻维也纳。当时维也纳被英、美、苏、法四国共同占领，中国的书记处在苏占区，实际上是配合苏联外交宣传的机构，成员除了资中筠、陈乐民，只有书记李一氓夫妇和一个四川厨师。因为地处资本主义国家，根据当时纪律，出门必须两人同行。在这种纪律下，资中筠经常和陈乐民共同出入，因而熟悉起来。

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李一氓回国，经决定不再调回。整个维也纳的中国办事处只剩下资中筠、陈乐民和一名厨师。那时候没有大使馆，与国内通讯不便，而随着奥地利的统一，世界和平理事会被认为是共产党领导的左派组织，遭到查封。资中筠和陈乐民因为共患难而相爱了。1957年7月，他们回国休假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有同事们凑钱送来一个暖壶、一个脸盆。这之后，他们相伴了51年。

1959年，陈乐民和资中筠受命从维也纳回国。陈乐民曾说，他是幸运的，因为他亲眼见证了中苏关系从“兄弟般”的友谊到完全破裂的过程。“文革”爆发后，资中筠和陈乐民作为“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典型，被下放河南干校。两年后，中美关系破冰，为了适应新的外交需要，资中筠和陈乐民被调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负责外事接待工作。

陈乐民曾回忆说，当时中国很穷，接待却不惜血本，请来的人吃住都是中国出钱，而且大多是左派，只会说好话，不会说坏话。正是在这样的接待工作中，资中筠和陈乐民逐渐感到，作为知识分子，独立和自由的思考是何等重要。

改革开放以后，资中筠和陈乐民分别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欧洲研究所。他们多次到海外讲学访问，在欧洲和美国的研究上堪称一代大家。为了能以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畅所欲言，1991年，资中筠辞去了美国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专心著述。

有感于半生的阅历，资中筠和陈乐民始终念念不忘的是知识分子应该保持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直至暮年病重，陈乐民仍然孜孜不倦地写作《启蒙札记》，希望年轻人能通过他的笔触了解西方的文明是怎么样从古到今--因为“了解欧洲文明，是为了把它当作参照，更好地了解自己”。

资中筠同样强调启蒙的重要性。她说：“‘启蒙’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

如今，这位80岁的老者仍然忙于著述和演讲。“我想有一个讲台总是好的，”她说，“总会有一些人听得进去吧。”

启蒙就是回归常识
——对话资中筠

人物周刊：您最初是如何开始研究工作的？

资中筠：我第一站研究工作是在外交部的国际问题研究所。那是1979年中美建交后不久。我原来在对外友协工作，也是外交部下属机构。我主动要求调到研究机构，但当时又不让脱离外交部系统，所以先到那个研究所。那时在外交系统从“一线”到研究所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贬黜”，我是第一个主动要求去的。

我事先了解到那个研究所有一个非常好的图书馆，国际问题研究的资料收集最全，管理最好。可以看到美国国务院历年解密外交档案和美国国会辩论的记录。这都是非常宝贵的材料。但因为研究所只研究当前的问题，很少有人去看几十年前的档案。我去了之后感觉如鱼得水，天天在那儿看档案。当时，只有两个地方有特权引进这种档案，一个是外交部，一个是上海复旦大学，因为复旦大学在文革时被定为培养工人大使的地方。

人物周刊：后来您怎么去的美国研究室？

资中筠：有一次出国，我在飞机场碰到了李慎之。这是我第一次碰见他，当时也并不太知道他。他好像听说过我。因为我在研究所时，根据所看的档案，写了一篇很长的关于美国对台政策的文章，说明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发表时碰巧中美正在进行关于美国售台武器的谈判，引起了非常大的注意，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我们就在飞机上谈了一通，谈得很投机，都对当时我国对外面事物的闭塞和外交的僵化有许多意见。我当时觉得很吃惊，职位这样高的老干部，对于很多问题的看法竟然那么开放。那时他刚筹建美国研究所，他就说你上我这儿来吧。不久，我俩合写了一篇关于台湾问题的文章，在美国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我通过很多争取和努力，就去到了美国所。

人物周刊：您在美国所的感觉如何？

资中筠：我受过很严格的外事工作训练，特别守纪律，写东西的时候比较小心。所里老跟我说，你用不着这么小心，要宽松一点。领导比我还宽松，我当然就舒服了。我记得李慎之跟我说过一句话，你不要怕人家说你不爱国，你绝对是爱国的，你写什么都是爱国的，所以用不着老在那儿想着“站稳立场”。他把我这个束缚打掉了，使我去掉八股气，回归自然的文风。我觉得在无形之中自己的思想解放得益于他。我在领导美国研究所时很强调用对待一个文明的角度来研究美国，而不仅是对待一个超级大国。这虽然不是他的意见，但也是我到了美国所以后视角改变的结果。

人物周刊：80年代的知识分子不管做哪方面的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特别关怀现实。

资中筠：可以说百年来每当出现新的变革，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产生一种希望和理想。从辛亥革命到北伐，到抗日战争胜利，然后到1949年，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觉得自己的命运跟国家是联系在一起的。每个时代的开始，大家都升起一种希望，觉得国家又有希望了，大家又要做一番事业了，然后在现实面前又失望。不管他的主张是什么，人们都在想到底国家应该怎么走？那时候大家都心气儿特别高，这是80年代知识分子的心情。

人物周刊：李泽厚评论90年代时，说90年代是一个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的年代。

资中筠：我觉得90年代的学术非常浮躁，学问家并没有凸显。如果是指的类似乾嘉时期因避文字狱而埋头训诂那种学风，并没有出现。当然，以中国之大，这些年人文社科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很有分量的学术著作，而这些著作之所以有价值恰恰在于思想上有新的深度或创见。真正有深度的学术很难与思想分开。也不能说思想家淡出，因为后来还是出现了一些到现在为止思想还相当活跃的人。当然不一定成其为“家”。

我觉得是思想分化了。有一些人功成名就，放弃了对理想的追求，而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思想越来越透彻。分化的主客观因素都有。我经常说“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那么现在我觉得，功成名就的人是淫于富贵，生活比较艰苦的人是移于贫贱，放弃了理想的追求。另外也还有一种无奈，觉得那个势力非常强大，没有什么用处，做一些事情会碰得头破血流，这就是屈于威武。

还有一个原因，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大大提高了。80年代的社科院是以穷著称的。当时有很多笑话，说你沿着建国门的大街从东往西走，走到你看见里面出来的人都穿得破破烂烂的地方就知道那是社科院了。有好多讽刺的话形容那里头的人学问最大待遇最差，而的确当时的社科院在思想上是走在前沿的。当时我觉得挺光荣的，后来就不一样了。

现在，大学教授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都有两套房子了。你如果再要想抗争，马上就失去好多你现在拥有的东西。说工人阶级失去的是锁链，而现在知识分子失去的又是财富又是地位。有些人很在乎，哪怕实际东西并不失去，有几次高级座谈会不邀请他就很不舒服了。我问过某人，他明明不同意某些意见，但是他在会上不说。我说你要在会上说了会怎么样？他说下次人家就不请我了。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的人变得非常软弱，连这点虚荣都不愿失去。

中国经济增长代价太大

人物周刊：现在有一个词叫做“中国模式”，您怎么看待？

资中筠：首先我觉得这是个伪命题。中国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摸到现在正好所有这些因素凑在一起变成了这种情况。所谓“中国模式”就是GDP增长比较快，实际上就这一件事情，是中国引以为自豪的，而造成这个增长的代价太大，许多因素都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会产生很多负面的影响。很多学者也都指出过这点，其中包括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等。这不是一般破坏和浪费，而是竭泽而渔。中国的GDP 中占很大比例的是房地产经济，不是高科技的发展提高了社会生产力这样健康的经济发展。房地产倒来倒去地产权都在政府手里，而土地是有限的，它不是一个无限的资源。

人物周刊：似乎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赞赏“中国模式”？

资中筠：其实西方也有各种各样的看法。的确，现在西方的执政者喜欢强调中国强的方面。就像父母对孩子，有一种父母是溺爱孩子，老是说我们的孩子多好，看见人家孩子强的时候就会说其实他还有什么什么毛病；还有一种父母就老是跟自己的孩子说你快努力吧，你看别人又比你强了。中国人习惯于第一种，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特别是美国人、日本人，是第二种，他们危机感特别重。譬如过去美国跟苏联竞争的时候，他们整天说苏联如何强。苏联卫星比他们先上天了，他们简直如丧考妣，大讲美国“差距”。现在中国正在上升，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他们就觉得这个事儿对他们即使不叫威胁至少是挑战。这样的论调对我们的国民会起很大的误导。他们说“中国模式”好，他们倒实行看看！

另外，他们的工人是一点也不羡慕中国的，他们是资本家羡慕中国。在前几年的一次会议上，我碰到一个德国人，他说中国将要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在会后，我就跟他说，你过高估计了中国的发展，中国还有很多困难。他说，你们连工人的工资都可以不发，我们怎么竞争得过你们？他们的工人待遇、福利稍微差一点就受不了，而那时中国工人的工资特别低，他们当然就想来中国投资。所以不管是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他们的工人阶级最恨中国。原来人家一罢工，资本家受威胁就得让步，现在资本家就说那我上中国投资去了，你们就失业吧。我们这种“竞争力”能持续吗？

政府不能垄断慈善业

人物周刊：您2003年出版了《散财之道》，并一直关注慈善问题。您对巴菲特、比尔·盖茨现在来中国劝捐的事情怎么看？

资中筠：我觉得他们过于天真，想把美国的国情套到中国的头上。不能说现在的中国企业家都没有社会责任感，都是铁公鸡。但是中国跟美国国情是非常不一样的，首先，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地位，跟美国的比尔·盖茨是绝对不一样的。他们没安全感，今天赚了这么多钱，明天还不知道怎么样呢，政策一变就不是他的了。现在虽然没有公开剥夺，但是有各种各样的办法。要是真的被某一个国营企业看上的话，就有很大的问题。那么，他在自己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如何能够大笔地捐出来呢？

第二，他们并没有社会的主人翁感。美国的社会主人就是这些大资本家，从卡耐基一直到比尔·盖茨，一直都觉得自己才是美国真正的主人。他不但是美国的主人他好像还是全世界的主人，他对全世界都要关心，他们是有这么一种气魄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中国民营企业家还是小媳妇儿的状态。

另外，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制度并不容许他们，以及其他有意的捐赠者，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捐赠。比尔·盖茨是在美国号召了一大批美国人把一半钱都捐出来，那么假如明天中国的一大批富人说我也捐出一半来，捐给谁？怎么捐法？有什么渠道？没有。他不能说明天我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合起来登记一个基金会，国家政策有种种限制。

人物周刊：壹基金现在也被这个问题困扰。

资中筠：壹基金是非得挂靠在红十字会，不能独立。为什么所有的私人基金会都要挂靠在官办组织呢？这一挂靠你就没有独立性了，没有独立性你就不能够自己来掌控。你想要做的事情就要受到很大的限制。

政府现在也在号召富人捐钱，它是号召富人捐给它，这是一个非常颠倒的事情。应该是政府买NGO的服务，但是现在倒过来。它说你捐给我我来做。政府已经收税了，它不应该再要求捐赠，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捐赠的意义在于政府做不到的时候--政府力量有限而财富又不平均的状况下，个人想办法来缓解这个不平均，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善良的意愿来做想做的事情。社会的需求也是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不同的捐赠者或基金会能够照顾到不同的需求。所以我们国家不但是在企业上搞行政垄断，慈善上也搞垄断。有那么一二十家官办基金会垄断了在社会上募款的权利，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现在很多地方，特别是经济不太发达的地方，假如有那么一两个效益比较高的企业，它就变成唐僧肉了。政府以捐赠为名，说你应该做点慈善，然后就逼着企业捐赠。所以我觉得中国这种情况，被加入了很多行政色彩。最后也变成权钱交易，慈善、公益都变味了。

“让年轻人知道真实的当代史”

人物周刊：谈谈您早年所受的教育。

资中筠：我从小受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我在天津上的小学和中学。我很幸运遇到很好的校长和老师。当时教学中中国传统和西学的基础比较全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时我们专门有一门课叫“公民课”，学如何做一个好公民。国民政府从北伐以后大力提倡公民教育，主导者是蔡元培这批知识分子。小学生学不随地吐痰，不闯红灯，教给你作为一个好公民应该遵守的社会秩序。高年级就教选举，少数服从多数这些民主原则。教你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特别强调的就是公民的义务。

不过我没赶上高年级，天津就沦陷了，日伪教育局把我们的公民课去掉了，换成“修身”课了，里头讲的都是中国传统的“忠孝节义”的故事。国文课本里去掉了许多五四以来新文学，而加重古文的分量。似乎很难理解，日本的“奴化教育”怎么通过强调中国的“传统文化”来完成？当然也是有选择的，绝不会选岳飞、文天祥这样的内容。我觉得日本人当时的侵略是反对中国现代化。他为什么急不可待地在1937年非来侵略不可？因为那时候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而且走得还不错。民族工商业，各种现代企业的发展势头相当好。教育、新闻这些现代化的奠基也都在那个时候。那时中国人特别爱国，包括企业家都有怎样能够竞争过国际产品这样的志向，而且真的也有一些成功了。日本一看这个趋势，就急不可待地出兵侵略了。所以我觉得日本对中国所犯下的最大的罪行是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人物周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民粹主义的倾向，比如有人提出，中国古代就一直很好，对建国前30年的成就也需要提出反思。

资中筠：我在80年代的时候有过一个安徽保姆，她亲口告诉我她们家一共8口人，活活饿死了4口，就剩下4口人。他们是冬天饿死的，连发丧都不敢，也不敢上报，为什么呢？因为活着的人还可以领死了的人的口粮。

我老伴陈乐民在1960年下放劳动，就差点饿死了。他下放到河北的一个县，那时候还是公共食堂，就让他们下放干部掌勺，说是可以公平。那时候的口粮是每人每天四两毛粮。毛粮的意思是没有去糠的粮食。然后煮一大锅，都是稀的，使劲往底下捞也捞不出什么来。每天就吃这个干活。结果有一次他饿昏了，滚到水沟里。幸亏有一个老乡看见了把他给救起来，因为他是“中央下放干部”，不能让他饿死，就把他送到县里头去打营养针救回来了。真饿死的绝大多数是农民。我们在城里都得了浮肿，饿得营养不良，但是不会饿死。

当时，所有东西都是凭票的，一张粮票可以困死人。一个人饿得要命，如果没带粮票，他怎么着也没办法买到一碗面吃，就到这样的地步。那时候的住房面积是多少？一直到80年代我在美国所的时候，每年到了分房子大家都打破头，就为了一平方米两平方米。好多人结婚很多年都没有房子。大家都穷得不得了。但上面有特权的一小部分人的生活跟大家是完全不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根本就看不见。部长以上的人是有特殊供应的，所谓“特供”。他可以到某一个商店去买东西，他们是不缺的。那时候公费医疗，也只有在国营企业的职工加上公务员才能享受，广大的农民是绝对没有保障的。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让年轻人知道真实的当代史。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秦晖：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

2011-06-23T10:26:00.008+08:00

我觉得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两者都有人性局限的根基在里头。没有一批无私的理想主义者，社会主义不会有道德感召力；犹如没有一批“不自由毋宁死”的铮铮勇者，自由主义不会有道德美感一样。但如果只靠这两种人，这两个“主义”只能供“思想家”把玩而已。它们能成得了那么大气候，都是因为迎合了人性的不完美。社会主义者做不到人人无私，自由主义者难道能做到人人自强？但是我们起码应该做到一点，就是让人们能够按自己的权衡做出选择，这就是“共同底线”了。

秦晖先生，1953年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府南宁市。1966年小学毕业，进入南宁四中，成为造反派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成员。1969年初中毕业后，要求插队，在云南、贵州、广西三省交会处、属于百色地区的田林县，一待9年多。1978年考上兰州大学硕士研究生，专攻土地制度史和农民战争史，后扩及古代经济史和中外比较经济史。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写有《田园诗与狂想曲》、《天平集》、《市场的昨天与今天》、《耕耘者言》、《问题与主义》、《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与夫人金雁合着)、《传统十论》、《变革之道》等着作。1990年代以降，积极介入当代中国思想界的改革论争，率先提出“大分家中的公正”问题，力陈专制分家和民主分家之不同。晚近从“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的角度，左右开弓，为宪政民主的渐进实现寻求出路。

此一访谈于2008年6月28日在北京进行，由陈宜中提问。录音由刘佳旻整理，再由陈宜中编辑、校对。最后，由秦晖先生修订、确认。

一、斯托雷平式的改革道路

陈宜中(以下简称陈)：秦先生，能否请您先谈谈1989事件后的那几年？那个时候，您怎么看待中国的未来？

秦晖(以下简称秦)：1989年以前，我对现实应该说是比较乐观的。不管是市场经济也好，民主政治也好，这些都是我们认为应该要走的路，而且1980年代的中国也朝这些方向在走。到了1989年以后，就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中国好像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走了。而且，当时有一种很流行、很悲观的说法，就是说改革已经完蛋了，中国会回到过去。但是当时我就觉得，中国不太可能再回到过去。

我是研究历史的，在1989年之前我主要搞古代史，写过马其顿道路和雅典道路，就是关于走出氏族社会的两种选择。氏族社会的族长治理是一种温情脉脉的“长者政治”，“父权”建立在“父爱”之上。但是后来发生了危机。在雅典“长者政治”变成了“众人政治”，大家的事不能家长说了算，应该大家决定。而在马其顿“长者政治”变成了“强者政治”，家长开始以权谋私，奴役子弟了。前者出现了民主，而后者建立了王权，但温情脉脉的“大家庭”都已成为过去。两者都建立了私有制：雅典是小农私有，而马其顿则是托勒密式的皇家大庄园。在这个过程中王权与民主打得一塌糊涂，但很难说谁是“保守派”，因为双方不都在挖“大家庭”(氏族公社)的墙角吗？

金雁(按：秦晖的夫人)那时作的是近代史，她觉得中世纪相对于资本主义而言也是温情脉脉的，尤其是俄国。近代向市场经济过渡主要就是要解决传统农村公社的问题，但也有民主解决和专制解决的不同。专制解决的典型，就是在镇压了1905年民主运动后出现的斯托雷平改革。金雁那时也作过斯托雷平时代的研究。当然，在那个时候(1980年代)作这种研究，并不是为了拿来对照现实。1917年俄国的剧变很早就成为金雁和我共同关注的问题，而本来我们就认为，那场剧变跟斯托雷平的改革有很深的关系。

陈：斯托雷平在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后所搞的经济改革，跟1989年后的中国现实有什么关系？

秦：1989事件一出现以后，我和金雁都有一种直观的感觉，就是说，中国改革很可能不会中止。因为，一个温情脉脉的大家庭只要脸一撕破，就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样子。1905年俄国民众本来是举着“慈父沙皇”的像上街的，没想到沙皇以“流血星期日”来回应。1905年的杜马本是沙皇抬举“忠君的农民”来制衡捣乱的市民，用“亲农民的选举法”搞出来的“农民杜马”，但没想到它变成了“暴徒的杜马”。以后的俄国就再也不是过去的俄国了。1989年中国民众也是这样。过去官民有矛盾，但“父母官”与“子民”(或曰“人民政府”与“人民”)总还是有层“父子”关系的面纱。共产党没想到老百姓反抗得那么激烈，老百姓也没想到共产党会镇压得那么血腥。一旦闹到这种地步以后，就不太可能回到过去。

当时我们觉得，没准1989事件还会促进改革，因为有很多东西原来碍着面子是不好搞的，你真正把脸撕破了反而好搞，是吧？1989以前改革会碰到的“闯关失败”的问题(就是百姓一抱怨，改革就要刹车)，到1989以后就没这种问题了：枪我都开了，还怕你抱怨？就像维特伯爵评论斯托雷平改革：那是一种“员警式改革”。但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倒退，经济上又长驱直入，这样一种改革会产生什么后果，就很难说。

陈：您很早(1992-93年)就开始写“大分家中的公正”问题了。

秦：其实从1990年就开始议论了。1989-91年，先是东欧，后是苏联都“剧变”了。中国将来会怎么样，就成了大家议论的话题。当时我们还没写文章，也看不出写这些文章可以登在什么地方。但是我们有一种直观，就是要把中国的局势，跟1905年之后俄国的局势来做比较。

最早我们接受的关于斯托雷平改革的议论，很多是来自列宁的。他对斯托雷平改革的很多评价，非常之到位。比如说，他认为当时俄国的问题已经不是新旧制度的对立，而是“通往新制度的两条道路”，就是所谓普鲁士道路和美国式道路的对立。这个说法当然不是他先说的，马斯洛夫说得比他还要早，而且普列汉诺夫也说过。但是列宁是说得最多的，而且我觉得他也是说得最透的。

陈：您认为1989年后中国走的是普鲁士道路？

秦：或者说，是斯托雷平式的改革道路。前面所谓的普鲁士道路或美国式道路，只是用来描述“专制分家”还是“民主分家”的两种语言符号。

陈：斯托雷平式的改革道路，是指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

秦：关于南巡以后的这一波改革，我们当时一个感觉就是：要对这改革持批判的态度，而不能没有原则的进行肯定。但是另一种声音也很快就出来了，那就是认为不分家更好，认为邓小平最大的问题就是把大家庭给搞掉了，甚至还认为文革时代有多好。这种新左派的舆论，我们当然也是很不同意的。

像这样的争论，我觉得不折不扣的就是1905年以后俄国人讨论的翻版。当时有些俄国人说：斯托雷平虽然把1905年的宪政运动镇压下去了，但是他那套经济改革还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既然斯托雷平搞市场经济，就赞成他！他不搞民主，无所谓！不搞民主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就是说俄国根本不需要民主；另一种是说即使需要民主，这条路走下去，迟早也会有民主的。不管怎样，这些人都认为斯托雷平的搞法是对的。

但是俄国民粹派却认为，斯托雷平根本就是倒行逆施，因为他把俄国最好的农村公社传统给颠覆掉了。如果以前有多好多好，那么现在就给斯托雷平的改革搞得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了嘛。所以，民粹派的目标就是要回到过去，要复兴农村公社。

当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看好农村公社的。在这一点上，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现在中国左派唱的调子完全相反。俄国的左派，不管是孟什维克还是布尔什维克，从来没有说斯托雷平改革以前的沙俄有多好多好。他们从来没这么讲过。

陈：当时，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怎么看斯托雷平的改革？

秦：刚才提到的两种主张，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显然都是不能够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历史进步论者，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说法，俄国在斯托雷平以前的农村公社，是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是专制主义的基础，和东方专制主义是连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者肯定不赞成这个东西。俄国不能回到过去，但俄国也搞不了社会主义。当时只有民粹派主张在俄国搞社会主义(据说过去的农村公社就是它的土壤)，与这个说法决裂成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也是后来俄国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分野。当时连列宁也承认，俄国的前途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要在资本主义发达后才有可能。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赞成用剥夺民众的方式来走向资本主义。所以，当时有些马克思主义者说：斯托雷平的改革我们仍然要反对，因为它还不够彻底，还保留了很多俄国的旧制度。可是列宁不同意这个说法。列宁说：斯托雷平比我们都彻底，因为我们原先提出来的那些主张，斯托雷平都实现了。在斯托雷平改革以前，是俄国社会民主党提出农民要有退社的自由，农民要摆脱村社束缚，独立地走向市场。列宁还特别指出：这是当年社会民主党土地纲领的唯一内容。

陈：列宁当时的立场是什么？

秦：列宁在当时的论战中，是想要为反对斯托雷平寻找理由。民粹派要反对斯托雷平改革是很容易的，因为民粹派是反对市场经济的，是主张扞卫农村公社的。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凭什么反对斯托雷平？马斯洛夫的理由就是，斯托雷平搞市场经济是对的，但是不够彻底。很显然，这个说法说服不了人。所以列宁才说斯托雷平比我们都彻底，怎么能说他不彻底呢？

事实上，这也正是我们这些持反对派立场的知识分子在1992年以后的困境。我们以前说中国应该搞市场经济，但是现在邓小平都搞了，而且搞得比我们想像的还要极端。我们从来没有设想过国有资产可以随便送人，工人想撵走就撵走，但是他都做了，那怎么还能说他不激进？列宁当时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列宁讲，我们不主张恢复农村公社──这是我们和民粹派的不同点。但是我们也不能赞同只要瓦解了农村公社、实现私有制，怎么搞都行──这是我们和斯托雷平不同的一点。我们也不认为斯托雷平不够激进、还想保留农村公社──这是列宁跟马斯洛夫的争论点。

列宁说，斯托雷平代表了普鲁士道路，而我们坚持的是美国式道路。美国式道路的前景是什么？照列宁的说法，就是搞独立农庄，也就是搞分家，就是民主的分家。他那个话讲得很清楚，说独立农庄可以解决俄国中世纪的一切问题，搞了独立农庄俄国就不会有饥荒。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谁应该在这个过程中支付代价？实际上，就是谁把谁赶出去的问题。我认为列宁讲得很到位，他谈的其实就是“民主分家”与“专制分家”这两种选择。

当然，在1917年以后，列宁就不再这么讲了。

二、当代中国的左派与右派

陈：您能不能以俄国作为参照，更具体地说明一下1992年后中国的局势？

秦：不管是权贵私有化还是民粹派，这两种观点我们都不能接受。但是在1992年以后，这两种观点却变成了中国的主流。

用我的话讲，“怎样分家”的争论，比起“要不要分家”的争论更要闹得你死我活。因为第一，你原来在争论要不要分家的时候，其实双方都还是有温情脉脉的一个面纱在那里罩着。可是一旦要分家，就完全撕破脸了，而且双方的利益取向都变得非常明确。第二，如果你把家产都独霸了，然后把我们都踢出来，那我们能服气吗？虽然被踢出来了以后，我们不见得就比原来过得差，但是因为分家不公，我们还是很不满。这就是1992年后中国的写照。

在俄国的斯托雷平时期，至少在1914年开战以前，一般老百姓的生活也不比1905年以前差。这是很明显的，也是当时反对斯托雷平的人都承认的，包括列宁也都不得不承认。但是大家的不满就是比以前要强烈得多了。

陈：您提到，1992年以后中国有两种主流观点，一种是支持权贵私有化的右派观点，另一种是民粹左派的观点。用您的话来说，这个分歧是斯托雷平式的改革 (一种“专制分家”)所导致的。但您既不同意权贵私有化，也不赞同民粹左派，而主张中国走宪政民主的道路。能否请您进一步谈谈您对中国左派和右派的批评？

秦：这个问题就涉及到很多东西，涉及到怎么看待福利国家的问题，怎么评价新自由主义的问题，以及怎么评价老自由主义的很多观点的问题。

在宪政国家，左派反对自由放任(现在的说法是“新自由主义”)，右派反对福利国家，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宪政民主国家的权力来自民众授予，授予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你承担责任提供服务。要你承担更多责任保障福利，就得给你更多权力；怕你妨碍自由，就给你更少权力，就无法要求你承担更多责任。但权责对应则是两者共同的，权大责亦大，责小权亦小，这就有了二者择一的问题。

但专制国家则不然，它的权力并非来自民众授予，也无须对民众承担责任。这就会造成权力不受限制，责任也不可追问。权力太大则民众自由少，责任太小则民众福利少，两者同时发生。这样就不存在二者择一的问题。面对权既不受限、责亦不可问的统治者，当然就应该限权与问责并行。

面对专制国家，一方面我嫌你尽的责任不够，没有为我提供更多的服务；另外一方面我又嫌你的权力太大，老是剥夺我的自由。所以，我要限制你的权力，要追问你的责任。专制国家的问题是权力太大而责任太小，但是到了宪政时代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因为宪政时代自然而然的，权力和责任就是对应的了。左派说我要你承担那么多的责任，所以我不能不授与你更多的权力；右派说权力太大非常危险，所以我也不指望你承担太多的责任。但是左派右派都共同不能容忍的，就是你只有权力而没有责任。实行宪政以后，这种权力和责任不对应的问题就没有了。

陈：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代中国的左派右派都有些盲点，是吧？

秦：我在美国曾经有过一次演讲，回答过一个人的问题。他说他不明白中国现在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如果是左派得势，为什么对劳工这么糟糕？如果说是右派得势，为什么很多中国人现在大批新自由主义？我说道理很简单，因为你们西方国家的左派右派，在我们中国都不可能得势。因为你们的左派老要追问政府的责任，你们的右派老要限制政府的权力，但是这种左派或右派都是中国政府不喜欢的。我们中国政府喜欢左派为它扩大权力，喜欢右派为它推卸责任。所以我觉得在中国，你得不得势，不在于你是左派还是右派，而在于你乖不乖。你作为左派，要为它扩大权力，但是不要追问它的责任；你作为右派，要为它推卸责任，但是不要限制它的权力。当然啦，最好、最乖的立场，就是既反新自由主义，又反福利国家。你反新自由主义，那我可以把自由弄得小小的；你反福利国家，那我可以把福利也弄得小小的。如此一来，人民既没有自由也没有福利，政府却可以权力最大而责任最小，这是它最喜欢的。

所以我最近有篇文章，标题就是“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既主张福利国家，向国家问责；又要主张自由主义，也就是限制国家的权力。其实我觉得，宪政民主就是在“限权”和“问责”这两个过程中实现的。一方面你不断地强调为自由而限权，去限制国家的权力；另一方面你不断地强调为福利而问责，你不断地要求它、强迫它承担责任。这样的话，它权力太大而责任太小的状况，就会逐渐得到改善。到最后，当它的权力和责任对应的时候，我们离宪政就很接近了。

三、“福利国家”与“官僚资本”

陈：您主张福利国家但反对俾斯麦主义，对吗？

秦：我反对俾斯麦的专制主义，但是我当然赞成当时社会民主党的社会福利要求。社会民主党向国家要求福利，这我从来是赞成的。但是俾斯麦以搞福利国家为理由来限制自由，我当然是反对的。

什么叫福利国家？魏玛共和时期出现的德语Wohlfahrstaat和二战期间英国威廉汤朴(1881-1944)启用的Welfare state这个词，都是指民主国家。专制国家当然也可以搞福利，但那是皇恩浩荡，赐给了你得感恩谢主，不赐给你也不能索要。只有民主国家，公共福利才能成为国民要求于 “公仆”的一种责任，有了理所当然，百姓无需感谢；没有就要问责，当政者难辞其咎。瑞典“从摇篮到坟墓”都是政府责任，有谁为此山呼万岁？瑞典右派不喜欢福利，但他们执政时也不能不搞，为什么？老百姓要你搞，不搞就请下台！哪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民没饿死就得感谢“大救星”，饿死了你也不准抱怨！这是第一。

第二，民主国家有高福利如瑞典，低福利如美国，但高福利、低福利都是照顾弱势者、照顾穷人的，都是增加平等的。低福利无非是照顾得不够，或者只照顾最弱势的，不管次弱的。但专制国家的福利通常是强势者的特权。用黄宗羲的话说就是“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我称之为 “负福利”，它是增加不平等的，比“零福利”还不如。我国过去工资差别不是很大，但福利“待遇”等级森严、天地悬隔。不平等主要就是由“负福利”造成的。

例如：美国的国家医疗福利Medicaid和Medicare只管国民中占18%的老人和最穷人，不像欧洲医疗福利往往全民覆盖，因此被指责为福利太低。而中国过去的公费医疗覆盖率绝不会比美国高，但却是从高官覆盖起，大多数国民尤其穷人是没有份的。前卫生部副部长退休后曾披露说：中国公费医疗的钱80%花在官员身上，毛泽东都说那是“城市老爷卫生部”。

再如：美国从没听说给总统分房，但失业黑人可以申请福利公屋，当然公屋区治安恶劣被诟为slum，为高福利的欧洲人耻笑。但中国却是相反，官员享受国家配给的豪宅(过去是终身享用，现在更是送你成了私产)，而工人多住“工棚”集体宿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只能自营其窟。而没有“单位”的失业者，不要说“分房”了，自己盖个窟还是“违章建筑”要被抓；如果流浪街头，甚至有可能像孙志刚那样被“强制收容”后死于非命。

这样的“负福利”体制，如今却被“左”“右”两边的一些朋友套进“自由竞争还是福利国家”的假问题中。“左派”把毛时代的负福利当作“福利国家”，抱怨改革破坏了它；而“右派”则在一个负福利之国极力排斥正福利，似乎政府不管百姓死活就是“自由秩序”了。

我认为在负福利体制下根本不存在“自由还是福利”的问题。对特权化福利，我就是极端自由主义者，亟欲取消之。而弱势者的福利中国过去几乎没有，现在是急需建立的问题，何谈取消？在这方面我就是“社会主义者”。中国现在既需要增加自由(为此要对政府限权)，也需要增加福利──当然是正福利(为此需要对政府问责)。如果说前者就是右派，后者就是左派，那我大概就是“既左又右派”了。

我觉得，如果真正要从西方的左派传统中寻找资源，与其找新左派，还不如找老左派。我所谓的老左派并不是指毛派，而就是马克思那个年代的欧洲左派。在那个年代，马克思面对的欧洲各国政府，还都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宪政民主政府。基本上面对的都还是俾斯麦啊、比俾斯麦还不如的那些人。马克思他们那一代的社会主义者，很多的问题意识是从面对这类专政政府中产生的，包括我提到的，马克思就认为那时的“国家干预”比自由放任还糟糕(基本上类似于我刚才讲的“负福利”)。17世纪主张国家管制的重商主义，不如主张自由贸易的重农主义；18世纪主张国家管制的德国历史学派，不如主张自由竞争的英国古典学派；柯尔贝不如魁奈，李斯特不如亚当斯密，为什么？就因为那时的国家是专制国家。左派赞成国家干预，是以这个国家是民主国家为前提的。这是我们每个学过马克思主义的人都知道的。

其实就不要扯到马克思了，就是中共自己在野的时候，对这种问题都很清楚。过去有人编了本《历史的先声》，把中共当年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宪政民主的言论辑到一起。中共那时要求民主(而且明说是“西方式的民主”、“美国式的民主”)的言论比今天的海外民运都高调。后来官方禁了这本彰显自己“光荣历史”的书。这本书涉及的是政治，但经济又何尝不是如此？国民党经济上搞国家管制国家垄断，共产党同样骂得厉害。那时共产党把中华民国的国有资产叫“官僚资本”，而私营企业叫做 “民族资本”。“官僚资本”被列为罪恶的“三座大山”之一，而国有经济排挤民营经济，那时被共产党叫做“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据说就是因为国民党不民主，所以它的国家管制就是罪恶；那时共产党为民营经济摆脱国民党管制大造舆论，也不下于今天左派抨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但是共产党掌了权，国有资产换块牌子就从最“反动”的东西变成了最“先进”的东西。同样是国有经济排挤民营经济(比过去还厉害得多)，现在就不是“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而变成“先进的社会主义改造落后的资本主义”了。所以我最近曾经说：市场化经济改革其实根本不需要什么“思想解放”，只要把共产党当年的说法拿过来，让“民族资本摆脱官僚资本的摧残”，不就是对民主的私有化运动最好的解释吗？

而20世纪最令人啼笑皆非的历史玩笑，就是支持“民族资本摆脱官僚资本摧残”的人过去被称为左派，今天却被称为右派？！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按共产党自己最正统的解释，专制国家的国有经济被“四大家族”控制，所以是坏东西；现在归“民主政府”了，“回到了人民手中”，就变成好东西了。这个说法其实是符合国际左派逻辑的。过去迪斯累利、俾斯麦的“福利国家”都是右派支持，而左派那时是反国家管制的。左派支持福利国家，是以“民主政府”为前提的。但是问题在于：今天的中国真的有了“民主政府”吗？今天中国的国家管制与国有经济，是“官僚资本”呢，还是“民主福利国家”？

现在的西方新左派，已经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意识了，因为他们面对的都是20世纪以后的宪政民主体制。中国左派还不如从西方老左派那里去吸取资源，包括他们对专制政权的抵制。

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现在新左派大批新自由主义，右派大批福利国家。理论上我完全同意，不管是新自由主义还是福利国家，都有很多毛病，这一点我想你也会同意。而且这两者，应该说现在都处在危机之中。但是在中国，我们面对的根本就不是这种问题。

四、“超越”？“折衷”？还是“共同底线”？

陈：您曾经提出“共同底线”论，主张中国左派右派共同为宪政民主奋斗。能否请您说明“共同底线”的意义何在？

秦：我有位朋友去了一趟美国和瑞典，然后他回来就说，美国和瑞典的制度都很不好，我们都不能学。他说美国太强调自由、不管穷人、福利太少，这些我们不能学；瑞典的制度也不好，因为福利搞得太过分，搞得大家都没有创业的积极性了，所以我们也不能学。可是后来我就说，你如果说美国的自由太多，我们学不了，那我们可以学他们的福利嘛。美国人的福利在瑞典看来是很低的，但比我们中国人现在享有的福利还是高得太多了。瑞典也是一样，你说美国人看来瑞典是个很不自由的国家，但是瑞典人享有的那些自由我们中国人能享有吗？

陈：主要差异似乎在于经济重分配的程度，其实瑞典人享有的自由权利不少于美国人，甚至多方面超过。

秦：你讲的是政治自由，但即使是经济自由，瑞典也不过是再分配的比例较大，对于再分配之后给个人的那一部份产权，它也是保障得很。比如说，瑞典不可能有强行徵地拆迁这种事的嘛。不可能明明是老百姓的东西，国家想抢过来就抢过来，不可能这样搞的嘛。瑞典国家也不可能搞户口管制，取消迁徙自由，对进城农民搞野蛮“城管”吧？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老实说，自由不需要像美国那么高，瑞典那么高也行。福利也不需要像瑞典那么高，美国那么高也行。我们现在离这个还相差很远。

陈：这样听来，“共同底线”似乎是宪政民主左派与宪政民主右派的“宪政民主”交集？这是超越左右吗？

秦：恐怕还谈不上超越。“超越”是你的要求比人家更高，比如你要求比美国更大的自由，同时又要求比瑞典更高的福利，两者都超出现有的，那就是“超越左与右”了。但我讲的也不是调和或者折衷。如果你要求的福利低于瑞典但高于美国，你要求的自由低于美国但高于瑞典，就是说两者都是居中的水准，那才叫折衷。但是我们现在要求的，是福利总不能低过美国吧，自由总不能低过瑞典吧，这就是“底线”了。这个底线是人家早已越过、而我们还达不到的，谈何“超越”？如果我们的福利不仅达不到工党的要求，甚至达不到保守党的要求；如果我们的管制和垄断不仅保守党不能容忍，连工党都不能容忍，这还能讲“超越”吗？

所以我说：我们的自由和福利至少要达到底线，然后我们才能争论：是接着把福利再升到瑞典的水准呢，还是把自由提升到美国的水准？或者，两者都升到美国与瑞典之间的“折衷”水准？再有雄心的，才可以谈论“超越”。

有人质疑说，谈问题不能这么急功近利，就只谈眼前的。比如说，将来中国如果实现宪政民主，那你讲的“共同底线”已经达到了；到了那个时候，要是左派和右派发生争论，那你又是支持哪一边？

对于我来讲，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这种争论，涉及到人性中很难解决的一些问题。老实说，我既不像现在的左派朋友，也不像现在的右派朋友那么自信，我宁可承认我还是一个比较笨的人。我认为社会主义事业也好，自由主义事业也好，它的生命力都不在于有多少人拥护这种意识形态。比如说东欧，尽管它的产权改革是在民主化的条件下搞的，比我们要规矩得多，没有中国搞得那么黑；但是东欧人进入市场经济，照样还是有觉得很不自在的地方，因为这东西还是有风险，还是有不确定性。也就是说，现在东欧左派的主要基础，并不在于东欧有多少人希望有一个尽善尽美的平等社会，而在于大部分的人在市场经济剧烈竞争的情况下，有没有回避风险、追求安全的这样一种取向。如果用一种比较贬抑的话来讲，那就是每个人都有怯懦的一面，都需要一种保护。

反过来讲，自由也是一样。我相信即使在西方，不自由毋宁死的人也极少极少。但是如果人们有私心(不是“性恶论”讲的人必然自私，而是说你不能排除人可能自私)，那自由制度 (经济上靠交换不靠分配，政治上权力必有制衡)就会有无法取代的生命力。按照我的说法就是，自由主义之所以有生命力，并不是因为有多少人特别爱好自由，而在于天底下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完全把人的自私这一面给搞掉。

所以我觉得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两者都有人性局限的根基在里头。没有一批无私的理想主义者，社会主义不会有道德感召力；犹如没有一批“不自由毋宁死”的铮铮勇者，自由主义不会有道德美感一样。但如果只靠这两种人，这两个 “主义”只能供“思想家”把玩而已。它们能成得了那么大气候，都是因为迎合了人性的不完美。如果“工人阶级”真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们怎么会对“被剥削”不满？怎么会追求增工资减工时？如果人人都不自由毋宁死，工人都去当流浪汉，饿死也不愿受雇佣被管理，资本主义还能存在吗？人性中有自主而满足欲望的要求，也有求庇护以躲避风险的要求。人们都会在两者间权衡，愿意交出一些自由，换取一些保护，只不过每个人的“开价”不同而已。有人更依赖保护而愿意多交出一些自由，他们就投了左派的票；有人更重视自由而宁愿少一些保护，他们就是右派的选民。这两种人未必就是什么“主义者”，但他们的存在就分别支撑了两种主义之不灭。社会主义者做不到人人无私，自由主义者难道能做到人人自强？但是我们起码应该做到一点，就是让人们能够按自己的权衡做出选择，这就是“共同底线”了。

到了中国人真正能够自由选择的时候，我觉得人们到底选择哪一种，就是哪一种。或者，多授与国家一些权力，让国家多承担一些责任；要不然，少承担一些责任，但是也少给它授与权力。我觉得像这样的问题，与其说是要从纯理论的视野去寻找答案，不如说更重要的，它是在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中去寻找解决方式。

用我的话来说，如果你原来的分家是公平的，那么你现在多一点自由，多一点竞争，少一点保护，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分家分得很不公平，比如说掌权的人把大家的东西都抢过去，把你一脚踢出去，然后说我现在要竞争了，你们“只不过从头再来”(按：这是世纪之交中国中央电视台反覆播送的一首“下岗工人之歌”歌词)吧，那怎么可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搞一场清算、推倒重来。但如果这样，社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我也不倾向这种做法。如果不想这样做，当然也就不能回避事后弥补的工作，就不能回避所谓的高税收高福利、所谓的二次分配的合理性。这是第二种选择，它实际上是在取代那个推倒重来的第一种选择。诺齐克我就不用说了，因为诺齐克本来就主张要矫正的。哈耶克是不主张矫正的，但是哈耶克在面临这两种选择的时候，我相信他也是主张宁可高税收高福利，而最好不要推倒重来。

陈：在1990年代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争中，您是“政治自由主义”阵营里面最早谈社会公正问题的。当时，其他的政治自由主义者也意识到了这问题的重要性吗？

秦：他们当时在公开场合表的态都是不反对谈公正，而且他们经常引我做例子，说我们不是也有人在谈这问题吗？但他们自己谈得很少。通常的一种解释就是，他们不是搞经济学的，他们不知道这个东西该怎么谈，但是他们是支持的。是他们自己说，他们和张维迎那些人是不一样的。用徐友渔的话来说，政治自由主义者和经济自由主义者是不一样的。而我和徐友渔的分歧在于，我不认为像张维迎那种主张，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当然这是就张维迎发表的文字而言，他说他有些话不好讲，这我就不知道了。但他公开的文字中就没有说自己主张什么“主义”，友渔何必给他挂这个牌？

很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是可以赞成百分之百的私有化的。经济自由主义极端不极端，其实就表现在它的方向上。不那么极端的，也许主张80%的私有化；更极端的，也许主张100%的私有化。但是，在“怎样私有化”的问题上，不存在着极端不极端的问题。再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就算主张100%的私有化，也没有要你这样抢啊！刘军宁有一次跟我说，我们那些经济学家总有这样一种想法：现在反正不能搞民主，而我们知道国有企业有很多毛病，所以不管怎么腐败怎么不公平也要把它搞掉。我说，这个说法我也能理解。但前提是共产党要明确表示：国有资产就这么多，搞掉就真搞掉了。可是当局从来就没有承诺过这一点，当局从来都是一手搞私有化，另一手同时又搞国有化。它既侵犯国有财产，又侵犯老百姓的私有财产。它把老百姓的私有财产，用左的那一套搞到国库里头；又用右的那一套，把国库里的财产搞到自己口袋里头。所以，张维迎的那个说法有什么根据呢？私有化搞了20几年，国有财产越搞越多，这是什么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根本就没有这一套。

五、低人权、高竞争力的发展模式

陈：国有资产的比重不减反增？

秦：共产党现在每天都在搞国有化，那种所谓的国家财政占的比重，每年都以30-40%的幅度在增加。国家在经济整个盘子中拿去的那一块，越来越大，只不过很多都表现为金融资产。中国的国有企业如果就资本总量来讲，从来就没有小下去过。曾经一度有国退民进的说法，但是前几年，早在郎咸平争论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国有垄断部门开始扩张的势头。这个趋势到现在已经有5、6年了。

卖掉的，就是那些他们想甩包袱的。而且这整个过程，除了抓大放小以外，还有不断地用大的去吃掉民间小的。典型的就是石油，在陕北不是没收了很多民营的石油企业吗？再加上在徵地拆迁这类问题上，那是明目张胆地在没收私有财产。再一个就是，国家拿走的国民收入太多了，不光是税收，还包括行政性收费，“卖地财政”，包括各种各样的调拨行为。

国家把这些东西拿去了，张维迎还说，国家想给谁就给谁。张维迎那种说法老实讲是鼓励了左派，鼓励了不道德的左派去支持国有化。所以我觉得，今天中国的国有化也好，私有化也好，就是都得反对。就是不能让它用掠夺老百姓私有财产的方式来搞国有化，也不能让它用偷盗公共财产的办法来搞私有化。

陈：国家掌握了那么庞大的经济资源，其中有多少是用于二次分配？

秦：拿出来搞二次分配的钱很少。即使拿出些钱来搞二次分配，大部分并不是分配给穷人，而是分配给有权有势者的。比如说住房公积金改革，它明摆着就是谁收入越多，谁得到的补贴就越多。高工资的，国家再补一块；低工资的，补的就比较少；没工资的，国家就不补。经济适用房也是一样。实际上，政府从农民那里以给低收入者盖房为理由，抢了他们的土地，给的钱很少，首先就坑了农民一把。然后再用这个土地，盖了100多、200多平米的房子，我称之为廉价豪宅，再卖给富人，其中很多都是有权力背景的人。现在还有人公然地说：如果真的按照很多群众的要求那样，都建成八十平米以下的小户型，卖给低收入者，中国就会出现贫民窟！幸亏只是骗了他们一把，“歪打正着避免了贫民窟”！

陈：最近出台的劳动合同法，您怎么看？

秦：劳工权益在中国是个大问题，其要害一是工人不能自组工会，集体谈判，自主维权；二是国家权大责小，只聚敛不保障。中国早就应该制定劳工法，但现在这个法管什么用？两个要害一个也不触动，只是进一步给国家扩权，国家可以整雇主也可以整劳工，一切都由政府说了算。变成这样一种模式，我觉得当然很有问题。就是国家不承担责任，把保险费用都转嫁到雇主和雇员。其他国家就多种多样，有些是国家大包大揽的，有些是国家和企业双方的，有些是国家、企业和雇员三方的。但是都有国家的这一块，偏偏中国不是这样。在我们中国，只要国家财政一掏钱，就是负福利。它一掏钱，往往就是让那些有权的人得到更多，这非常缺德。

陈：您最近有篇文章说，中国目前这种低人权、高竞争力的发展模式，可能会通过跟世界接轨，对世界造成负面影响。

秦：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像中国这种低人权的状态，如果是在封闭的条件下，它是不可能有奇迹发生的。现在的北朝鲜也低人权，比中国更低。中国改革以前也是低人权，但是它并没有什么经济奇迹。我的意思是说，低人权在开放的背景底下，是可以有一种所谓的竞争力的，就是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关于这一点，一个参照就是南非。南非当年是非洲经济发展最好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发展比较快的国家；因为南非一方面对外开放，另一方面把黑人当作一种既不给自由也不给福利的劳动资源来加以使用。但是你看，南非民主化以后，它的竞争力就下降了。南非黑人的处境是比以前改善了，但是南非在国际贸易、国际竞争中的那个竞争力，包括最近世界银行给它的排名，都降低了不少。

像目前这样的全球化，其实只有市场全球化，而没有人权全球化。那么很自然的，资本就从高人权的地方向低人权的地方转移，商品就从低人权的地方向高人权的地方输出，把高人权的地方的产业都给替代掉。我们知道，发达国家的劳动阶层的处境，比100 年以前有很大的改善。现在西方左派反对全球化的理由是什么？就是因为全球化造成了他们资本的流出，还有像中国这样低人权国家的廉价商品，或者说血汗工厂的商品的大量输入。讲得简单一点就是，他们的资本现在不过剩了，因为可以跑到中国来；而他们的劳动力比以前更过剩了，因为中国货把他们的工作替代了。所以西方左派反全球化，我当然能够理解。但是中国的“左派”跟着反的理由何在？要知道那种过程在中国是相反的：对中国来讲，资本大量流入，就不再那么稀缺了；我们的产品向西方输出，也使得我们的劳动力不再那么过剩；而如果我们的产品失去了国外市场，我们的劳动力要比现在过剩得多。像这样一种资本和商品的相对流动，应该说是不利于西方的劳工阶层或弱势阶层的，理论上是有利于我们的劳工阶层或弱势阶层的。它之所以实际上并没有给中国的劳动阶层或弱势阶层带来多少好处，主要是由于政治原因。

陈：是说劳动阶层没有组合权利？

秦：中国的劳工阶层根本就没有讨价还价的机制，既没有工会，也没有参与谈判的能力。尽管资本输入商品输出，本来是有助于提高劳工的谈判地位的，但是碍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这种谈判地位并没有成为现实。

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中国真有左派，你说他应该持什么态度？我认为左派应该持的态度，不是抵制这种经济全球化，把人家的资本拦住，也不是把我们的商品给扣下来。我们不出口，他们资本也不进来，如果是这样，我们的劳工阶层不更过剩吗？我们的资本不更稀缺吗？劳工的谈判实力不更下降吗？那么左派应该做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左派应该指出的是：光有市场的全球化是不够的，还要有人权的全球化，还要有共同的人权标准。

共同的人权标准不一定是共同的工资标准。根据劳动力的供求，根据国家的发达与否，中国的工资水平可以比别人低些。但是发达国家的工人能组织工会，中国的工人却不能组织工会，这种低人权就完全没有道理。我们可以试想，中国的工人即使有了工会，他们的工资标准也不会达到美国的程度，但是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处于完全被宰割的状态。所以我说，西方的左派反对经济全球化，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中国的左派，如果他们真是左派的话，就应该提出人权全球化，而不是连市场全球化都要堵住。可是现在提出人权全球化的人，恰恰被认为是右派。中国的左派积极主张中国的人权标准要不同于西方，讲得简单点就是中国人没有资格享受西方人那种自由。如果说右派有这种观点还可以理解，左派有这种观点，那不是有点太奇怪了吗？

六、没有三农问题，只有一农问题

陈：您长期研究农民学，怎么看所谓的三农问题？

秦：我从来不认为有三农问题，我认为只有一农问题，就是农民问题。而且所谓的农民问题，指的不仅仅是种田人的问题，主要是指在中国体制下受到歧视的农业户口居民的问题。农民在乡下受到歧视是问题，在城里受到歧视也是问题。随着改革时代两亿农民进了城，现在农民问题越来越变成是城里头的问题，其他的问题都是从农民问题派生出来的，都是人权问题。

你说农业有什么问题？在国际上农业问题其实指的就是两种：一种是很多不发达国家的农产品供应不足的问题；另一种是发达国家的农产品过剩的问题，像欧洲、美国，包括台湾的某些农产品也有过剩问题。但是中国现在，第一，农产品供给的问题，大体上是可以解决的，不存在着什么农产品的供应危机。第二，中国明摆着不可能成为农产品出口大国，中国从来没有这种政策取向，也从来没有这个目标。在这个问题上，法国就跟美国叫板叫得很厉害，因为法国是世界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但是中国显然不可能成为农产品出口大国，整个政策导向也没有朝着农产品出口大国的方向发展。所以说，“农业”问题在如今的中国并不突出。

农村也一样，你说农村有什么问题？工业化城市化造成人口迁移，农村“衰败”，但假如农民进城后能够过得好，这是“问题”吗？假如农民在城里被欺负，在农村也被欺负，这当然就是大问题，但这能叫“农村问题”吗？为什么不是城市问题呢？农民如果愿意跑到城里来，在城里可以待得下去就待下去，那有什么问题？他在农村待得好好儿的，他就在农村待得好好儿的。现在的问题是，农民在乡里待得好好儿的，但是人家就要圈他的地；农民在城里想要待下去，人家却不允许他们在城里头有家庭生活。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大的问题，就是农民工的问题。它现在已经不光是原来那个拖欠工资的问题，而是越来越变成一些更加宏观的歧视问题。

比如说“三证”(“农民工”必须办的一系列证件的俗称，各地规定不一，北京的“三证”是暂住证、务工证、计划生育证)，就像过去南非黑人劳工必须携带Pass一样，没有就被抓起来做苦役。现在由于“孙志刚事件”引发抗议，比较温和了，主要改成了罚款(南非后来也是这样“改进”的)。我觉得税费改革以后，主要的问题倒不是什么农产品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比农产品价格上涨还要快。这个问题在各个地区、各种农产品产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农产品涨价快，有的是生产资料涨价快，不能一概而论。但是“三证”这样的歧视怎么说？种族隔离时代南非黑人劳工办Pass还不用交钱，而我们的“农民工”办“三证”，过去常常要付出相当于打工一个月的工钱！现在少点儿了，但如果“三证不全”被罚款，那就惨了。农村的人打工就要交这笔钱。城市里只准他们打工，是不准他们在城里安家的；虽然没有明确这样讲，但政策取向就是这样。国家不给他们盖廉租房，他们也买不起商品房；要是他们自己盖那种比较简陋的建筑，政府就说是贫民窟要取缔的。

而有人居然大声叫好，说中国不准穷人盖“贫民窟”是个伟大的奇迹！但他就不说这些打工者是在何处安身。现在实际上是让他们把家留在乡下，自己单身住集体工棚，卖苦力到30 多岁，就打发你回乡自生自灭了。中国左派很荒唐的一点就在这里。国外的左派批评贫民窟，那是骂政府的，是说贫民值得同情，说政府应该改善他们的住房。国内的左派鼓吹反对贫民窟，其实是针对迁徙自由的，是说根本就不应该让农民进来安家；是说农民盖的房子都是违章建筑，都是给社会主义抹黑的东西，更应该把他们赶走。中国城市，尤其是广东那样的地方，每隔几年就大规模地展开所谓的拆违运动，就是清除违建运动。就是派出一大帮警察、城管，把打工者盖的那些棚户都给拆掉，甚至放一把火烧掉。在深圳，曾经一次就驱赶过100万人。以前的南非也做不到这一点，你说这是不是低人权？

陈：有种说法是，没有所谓的三农问题，因为问题都在三农之外。

秦：不是，三农问题就在农民，三农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就是农民的权利问题，或者说就是人权问题。

其实中国的农民问题，就相当于过去白人统治时期南非的黑人问题，几乎完全一样的。而且南非搞的黑人家园，就相当于我们一些人主张的新农村建设；目的就是为了让农民回去，南非搞的黑人家园也是这个意思。你可以来打工，但是你不能在城里安家，还是要你回去。政府可以提供一点钱，在乡下给你修一些路啊等等，那可以。但是你不能在城里扎根。

陈：中国农民现在应该还有8亿吧？

秦：9亿。

陈：在西欧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工业化的过程中，人口跟中国相比是非常少的，而且还移民出去、殖民出去。现在中国有13亿人，其中还有9亿农民，而如果农民的生存条件恶劣，未来怎么搞民主化？您是否认为，目前这种发展路径增加了中国搞宪政民主的成本？

秦：一旦民主化，这些人就成了暴民，你是这个意思吗？

陈：不是，我不是从保守派的立场这样讲的。政治保守派会说，我们还有这么多农民和穷人，所以你不要喊民主。而我的提问是，现在这个发展路径似乎不利于宪政民主的长期实现。靠目前这种发展路径，要吸收9亿农民还是很难的、很慢的；如果没办法吸收，至少要给农民某些起码的待遇。如果这个公正问题没有一个适当的、不要说全盘的解决，如果不能让它不这么严重，那对宪政民主道路似乎是不利的。留着这个问题，当局不是绑票你吗？我留这么多问题给你，你敢民主化？你敢民主化就天下大乱，所以你还是要支持我。政治保守派的自我实现逻辑不就是这样？

七、所谓中产阶级问题

秦：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我们说，目前这个改革模式是很成问题的。有些人说什么经济改革自然会导致政治体制改革，这不但不对，而且还有可能导致相反的后果。这相反的后果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就是使得既得利益者越来越不想改革。他的权力那么大责任那么小，何乐而不为呢？我觉得统治者要想改革，肯定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他的责任推卸不掉、权力又很难扩张。他的权力不能任意行使，但责任又不能想推就推，在这个情况下，他就有可能跟你讨价还价了。你给我多少权力，我给你承担多少义务，给你提供多少服务，一旦有了这种谈判机制，宪政机制就开始形成了。现在，我们还看不出有这种谈判的可能。他的义务可以一点都不尽，权力却可以大得无边，那怎么谈？

再加上，如果不公平积累到一定程度，真的要搞民主的话，那兴许还真是会搞成那种寡头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双向互动。这完全是可能的呀！但是我说，这恰恰说明目前这种做法会带来很大风险。既然这样，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对着干。所以我说在今天的中国，左派右派都有存在的理由，但都得走在“限权”与“问责”的道路上。

陈：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您认为政治民主化的动力何在？

秦：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可能会像以前那样，变成一种阶级分析法。就是说哪一个阶级是民主的、或者是现代化的进步力量，哪一个阶级又是保守的力量。一开始有人说工人阶级是进步的，现在有人说中产阶级是进步的。我在跟佩里安德森谈话的时候，就谈到一点。我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哪个阶级是天生的进步阶级，或者是天生的保守阶级。就像分家这个问题，我说如果某个分家方案有利于他，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分家派；但是如果不利于他，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反对分家派。改革初期农民摆脱农民公社的时候都是很主动的，但是工人却常常是反对国企改革的。你能说农民比工人更进步吗？更西化吗？那根本不是这样。无非就是，我们的第一步农村改革要比国企改革更公平一点，至少农村改革是一人一份地分掉了公社的土地，不像国企改革让一些人当了老板、另一些人当了打工仔。所以我说，如果我们希望中国的改革乃至通往宪政民主的改革，能有更多的可能性，那就要使改革尽可能地符合公正原则。如果你不主张宪政民主也就罢了，如果你主张，那尤其要强调这点。最可怕的莫过于主张宪政民主的人认为公平是无所谓的，然后公平这种主张，就被类似于拿破仑波拿巴的那些人，类似于阿根廷的裴隆那样的人拿去利用。

陈：历史上，自由派有时候是跟寡头派合作的。一旦两极一拉开，自由派就被迫选边站。如果改革很不公平，“反寡头”还是“反民粹”就变成了一种很不幸的非此即彼。

秦：有一些自由派就是跟寡头派合作，但也有一些自由派本来并没有跟寡头派合作。所以，我并不认为所谓的中产阶层或阶级在中国是一个真问题。我觉得现在谈中产阶级的两种谈法都是不对的。一种谈法说中产阶级就是指中间收入者，不穷不富的人；还有一种说中产阶级就是企业家，就等于是资产阶级。我觉得中国人对中产阶级有一个非常大的误解，就是根本忽略了在西方的民主化过程中、在建立民主走向宪政化道路的时候，所谓的中产阶级到底指的是什么？是指资本家吗？还是指中等收入者？有谁能够证明欧洲脱离中世纪走向近代宪政的时候，是所谓的橄榄型社会？或者大多数人都是中等收入者？或者大部份的人都是企业家？根本没有的。

其实middle class的所指，根本不是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人，也不是指资本家，更不是指所谓的小资产阶级。它指的是谁呢？它指的是相对于欧洲中世纪两大阶层之外的一种中间等级，就是既不是农奴、也不是农奴主的人。讲得简单点，既不是农民也不是贵族的人是谁？市民。所谓市民，当时既包括最穷的人，也包括最富的人。无产者和资产者都是市民等级的组成部份。

陈：自由民，市民，或所谓的布尔乔亚。马克思在用“布尔乔亚”这个词的时候也用得很暧昧，但是不包括无产者。

秦：Bourgeoisie最早是法语。其实就是英语的citizen，因为bourg就是city。我这里讲的Bourgeoisie，当年和第三等级、中间等级基本上是同义词。后来这个词逐渐指资产阶级了，你说的马克思就常常这样用，那当然就不包括无产者。但在法国大革命时，所谓的市民就是包括无产者的。马克思也说过中世纪市民是近代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共祖。这个涉及到所谓民主的社会基础的问题。一个社会如果就是领主和农奴组成的社会，那么这个社会不要说搞民主，就是通常的民族国家都不可能建立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农奴主是不希望民主的；农奴主本身就是少数，而且是要对别人实行专制的。农奴本身，国家对他意味着什么？农奴不向国家纳税，也不参与国家事务，就只知道他的主人好不好。在那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有国民，还不要说有什么公民的问题。产生国民的第一步，就是要有大量的直接向国家纳税，同时又有参与国家事务愿望的那种人，就是纳税的第三等级。贵族是不纳税的，农奴也不纳税(只对他的主人有义务)。第三等级要向国家纳税，因此关心国家拿这个税去干什么，国家的徵税权依据是什么，还会产生什么“无代表就不纳税”的想法，等等。

可是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欧洲中世纪那样贵族与农奴构成的社会，所谓中间等级是何所指呢？把这套理论套到中国是什么意思呢？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领主制的国家，从秦始皇时代就不允许领主和隶属民这种关系有太大的发展。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搞中央集权的，上面是皇帝，下面是编户齐民，就是我讲的所谓“大共同体本位”的状态。

这样的状态下，如果把皇上当成“唯一的领主”，那编户齐民无论贫富就都是他的“农奴”。这样的话，中国没有一个人是“中间等级”。可是，他们大多数却是国家的纳税者！

而如果不考虑对皇上的隶属，只就民间的人际关系而论，那中国从秦始皇时代起就已经是典型的“中间等级社会”。因为无论穷人还是富人，他们都既不是农奴也不是农奴主！

所以，如果硬要套这个说法，那就只能说：有专制皇帝，中国就连一个中产阶级都没有(所有人都是皇帝的奴仆)；没了专制，中国所有人都变成中产阶级了(所有人都不互为主仆)。换句话说，在欧洲，形成中产阶级是建立民主的条件。但在中国恰恰相反，从逻辑上讲，建立民主是出现中产阶级的条件！

当然，这是本来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但如果说到中等收入者，那么我要说，两极分化严重(就是中等收入者少)对任何社会都是一种不稳定因素，贫富悬殊的民主社会当然不易稳定，但贫富悬殊的专制社会难道就是稳定的？贫富悬殊条件下启动民主当然有危险，但贫富悬殊条件下维持专制难道不危险？“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自古以来就是这个理，与民主不民主何干？我国历史上一次次血流成河的天下大乱是怎么来的？难道都是因为搞了民主？

所以，我们当然要极力避免严重的两极分化。我强调公平就是为此，但这与“民主的动力”没什么关系。民主的动力的确应该是非主非奴的自由人、国家的纳税者；只要政治改革启动，这种人中国从来就不缺。至于说什么穷人不喜欢民主，富人也不喜欢民主，只有不穷不富的人才喜欢民主，或者说只有资本家才喜欢民主，这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

从自由主义逻辑出发，应该承认民主法制社会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成熟(其实也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成熟)，而市场经济的繁荣有利于民主政治的稳定。但这与“民主要由老板们来开创”完全是两回事。在哪个国家，民主是由一群老板来建立的？中东欧那么多国家不但出现了民主化，而且绝大多数20年来民主制度已经成熟稳定。但他们都是“先民主化、后私有化”的，民主化时他们的资本家在哪里？中东欧有些人受到西方 middle class说法的影响，总想找出“剧变”的“中产阶级根源”；在波兰有所谓“工人就是中产阶级”的理论，在捷克有所谓“7种中产阶级”的说法。如果中产阶级可以这样定义，那中国的中产阶级还不俯拾皆是？

更有趣的是一些人为了借“没有中产阶级不能搞民主”说事，交替使用不同的定义巧为其说。例如有个叫冼言的，先把“中产阶级”说成资本家；他说市场经济不发达，资本家太少，缺乏“中产阶级”不能搞民主。但市场经济发达了，资本家也多了起来，打工仔自然也就多了；这时他又说两极分化严重不能搞民主，“中产阶级”此时又成了“非资非无”的中等收入者。反正市场经济发达不发达都不能搞民主，他要的就是这个。至于“中产阶级”是谁，那是可以变来变去的！

所以我认为“非主非奴的自由人”的确是民主化的基础，但这只对欧洲历史有意义。在没有领主制传统的中国，皇权之下人人皆奴，离开皇权人人非奴；因此，自由人的产生与民主化根本就是一回事。马克思说资产者与无产者都是民主革命的动力(据说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就只有后者才是动力了)，我倒更相信这个。当然不见得要“革命”，他们同样可以成为渐进的民主化的动力。

八、宪政民主的渐进实现

陈：您怎么看中国宪政民主的未来？

秦：我最不赞成“民主路线图”这样一种说法。哪一个国家的民主是根据什么路线图搞出来的？世界上有哪一个？包括苏联东欧那个变化？而且，所谓有多少人主张民主、有多少人反对民主，这个东西从何谈起啊？这个东西，你怎么来量化？而且，尤其是极权社会，更谈不上这一点。极权社会的变化有谁能预测？极权社会里头谁真的主张什么，又怎么能够断定？这种体制下就连“亲密战友”之间都不知彼此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旁人要去预言这种深宫政治，根本不可能。现在根据苏联解密的档案，最早主张搞非斯大林化的不是别人，就是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当时谁能想得到？反过来，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关键时刻为虎作伥替苏联人下狠手进行残酷镇压的是谁？不是“斯大林主义者”赫格居斯或诺沃提尼，而是斯大林时代坐过牢、后来又是“改革派”干将的卡达尔与胡萨克(尤其卡达尔一夜之间就来了个黑白大变脸)。反倒是赫格居斯当时苏联人没有用他，他手上没沾血，几年后反而变成了民主派！所以我觉得，在人人带着面具生活的这种体制下，根据一个人的过去来推测他的未来，是根本靠不住的。现在去讨论中国哪些人将来会以什么样的手段，来把中国引向民主，这个问题根本就无解，而且讨论这问题也得不到真正的信息来支持。你凭什么断定这个人就是这么主张的？现在满口专制的那些人，老实说一旦风吹草动说不定就变成了清算共产党的人，在东欧不就是这样吗？

而且，世界上又有哪个国家，是可以从前定条件中算出来它是必然会民主化的呢？我研究历史多年的一个心得，就是不再相信任何决定论。我既不相信普世性的决定论(任何民族都必然会走向民主)，也不相信“文化决定论”(由于文化基因不同，一些民族必然会走向民主，而另一些民族必然不会)。我仍然相信有“进步”与“落后”之分，但那就是个价值判断，就是相对比较好的和不好的。那与“必然规律”无关，任何民族都不能说一定是从不好向好发展的。好的东西能够搞成，都是努力和试错的结果。

就拿英国而言吧，前年《大国崛起》很火，大家都讲“大宪章”，但从大宪章就能推得出宪政民主吗？大宪章不过就是国王打不过贵族，迫不得已要让步。大宪章后来在英国的历史上，不知道被重提了多少次，原因就是只要国王一强大了，他就根本不把这个当作一回事。等到他再次失败了，这东西又拿出来了。只不过英国后来正好有一些条件，使得国王老也不可能彻底打胜，老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英国人就是碰巧。你不能说英国人从哪个时代开始就有了某种基因，说他们必然就可以走向这条路的。

而且，就算大宪章得到充分遵守又怎么样呢？我们知道大宪章无非就是贵族势力强大到国王惹不起。其实大宪章的制定，本身就是在农奴制的黄金时代；因为贵族的势力太强大，一方面抵制了王权，另一方面就是对农奴的控制力强。但是民主化能在农奴制的基础上搞吗？英国后来的历史实际上是经历过一个王权成长和贵族被削弱的过程，那就是都铎时期，也就是马克思讲的所谓市民与王权联盟的那个时期。市民与王权联盟起来，藉助扩大王权来把贵族的势力压下去，这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就是颠覆了大宪章。等到市民羽翼丰满了，它再来搞掉王权。但是，市民与王权联盟是不是都能有这个结果？那也不一定！英国是市民利用王权压下贵族后自己成长起来了，而西班牙却相反，国王利用市民压下贵族后搞出一个老大帝国，市民反而衰败了。

因此你也很难说，即使大宪章得到了遵守，它就能一直走向民主化。实际上英国就是在一下子王权大、一下子领主大这个过程中，市民权利有了越来越多的缝隙，然后就越来越成长起来。它就是在这个一来一往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而且它的前途从来都是不确定的。

对中国来讲，我觉得也是一样。我很讨厌决定论。有人说中国不可能民主化，也有人说中国必然会民主化，我只能说民主是一个好东西。所谓历史的进步或者落后，只是一个价值判断，就是说某些东西比较好或者比较坏。但是从来没有哪个人能够断言，历史到底是从比较坏发展成比较好呢？还是从比较好发展成比较坏？还是不断地循环？不仅中国没有人能够断言，英国也没有人能够断言。只不过英国现在走到这一步了，我们可以从英国人实际走过的道路去判断它的前后序列，但是前后之间的关系一定是因果关系吗？一定是必然性的因果关系吗？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陈：序列关系(比方说先A后B)当然不见得就是因果关系(因为A所以B)。有些其他的历史可能性(比方说C、D)只不过是没有实现，而不是从来没有可能实现。这是您的意思吗？

秦：对啊。而且我有一个非常有说服力、也很简单的说法。我说历史是有因果关系的，但是这因果关系是概率的，你不能说必然，因为历史过程毕竟不是物理变化。但是，任何小于1的概率多次相乘，结果都会越来越小。例如由A导致B的概率如果是80%，由B导致C的概率也是80%，那么由A到C的总概率就只有 64%；这个因果链条再延续下去，到D、E、F……的概率会越来越小，乃至趋近于0。

这意味着：所谓因果只有比较直接的才有意义，那些把因果链延伸很长的“深刻见解”往往是很少意义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说光荣革命造成英国现在这个样子是有意义的，但说大宪章造成现在这个样子，几乎毫无意义。同样，说1989镇压导致今天中国没有民主化是有意义的，说它就会使中国未来几百年都没有民主化就过于狂妄；至于说由于孔夫子或者秦始皇时代的某种“传统”，就使我们注定永远不可能有民主化，那就近于胡说八道。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什么东西决定了中国必然会有民主。我们只能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但这个好东西能不能实现？事在人为，努力就有可能；不努力，你就不要去怪孔夫子了。

所谓“路线图”其实就是因果链，我觉得那同样靠不住。所以我说，我们现在去讨论中国将来就会怎么样，或者就不会怎么样，或者就由哪些人通过哪种路径，比如说什么先党内啦，或者什么先基层啦，我觉得这些谈法意义不大，我是很不赞成这种讨论方式的。

我现在只能确定一点，就是为了民主化应该做什么(既应该限权，也应该问责)。至于实际上能够做什么？见缝插针，有空就钻，能做什么尽量去做就是了，何必自为立限？中国如果想要渐进地走宪政民主这条道路，可以从上走也可以从下走，但是方向来讲，都要“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我们有些人可以不断地追问政府的责任，但是千万不要给它扩大权力；我们有些人可以去限制它的权力，但是千万不要帮它推卸责任。如果这两拨人持续进行这样的努力，我相信只是时间的长短问题而已。如果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受制约，责任越来越受追问，那总有趋向于权责对应的那一天。但是如果我们这两拨人，都基于某种主观或者客观的原因去做相反的事，也就是左派为政府扩大权力、右派为它推卸责任，那中国就离宪政民主越来越远。这种左派也好，这种右派也好，都起了宪政民主的绊脚石的作用。

陈：您当初谈斯托雷平式的中国改革，是因为担心中国可能重蹈俄国1917年的覆辙吗？

秦：那当然也会担心啦。在俄罗斯的后果是1917年的革命，是更厉害的一种专制的出现。但是不能说历史绝对会这样发展，只能说由于有斯托雷平式的改革，增加了某种后果的概率。我们可以判断的是，1917年俄国出现变革的时候，谁上台都得逆斯托雷平改革而行之，就是临时政府上台也是要这样的。但是在政治上搞集权，列宁起的作用还是很重要的。沙皇一倒台就已经预示着左派肯定要上台，于是支持斯托雷平的势力就像过街老鼠一样；俄国的政局越来越左，是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但是所谓的左，跟列宁那样的人掌权还是两回事。本来有可能是社会革命党掌权的，这个前景一直到9月底、10月，一直到冬宫之夜以前都还没有完全消失。所以我觉得，历史本来就有很多戏剧性的场面，我们只能说什么样的情况下它的概率大一点。

在中国，你别看最近几年共产党统治还是不受挑战；一旦出现了危机，寡头派跟民粹派的更激烈斗争就可能重演。但是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就是想避免这一点啊！中国政治体制的转型如果要比较顺利一点，我们如果要增加它相对顺利转型的可能性，那么我们现在就应该在“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这两个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九、关于第三部门与公民社会

陈：您所谓做更多的工作，是指第三部门、刊物、舆论、民间组织这些吗？

秦：都是啊。但是这同样存在着两种可能。比如说搞民间组织，你是增加民间的资源呢？还是只在为当局推卸责任？有些人认为搞NGO是可以的，但是NGO只能去帮政府扶贫。任何只要政府想自己干的事情你都不要干，政府不想你干的事情你也不能干，你只能干那些政府想让你帮它干的那些事。这些事如果是好事(比如扶贫)当然也应该办。但如果只限于此，这第三部门或民间组织的意义就不大。世界上哪个国家的贫困问题是靠民间慈善、而不是公民督促政府承担福利责任，就可以解决的？西方国家有了福利国家还不够，还要发展第三部门，但绝不是说可以不要国家保障，把政府的责任推给民间。我国前些年有人甚至说权贵私有化后产生的下岗工人不应该找政府的麻烦，应该找NGO要饭吃，这也太莫名其妙了。前面说过中国渐进民主的任务是对统治者限权问责，而不是扩权卸责。第三部门是非政府组织而不是“反政府组织”，是公益组织而不是反对党(政府常常对此过敏，这是需要“脱敏”的)，它未必具有限权功能，但它更无须承担卸责的功能。

这里要讲什么是“第三部门”？大家都说政府是第一部门、企业是第二部门，两者之外的组织就是第三部门。但什么叫政府？什么叫企业？政府与企业之外从来就有一些组织，例如宗族、教会、工会、商会等，那是第三部门吗？为什么上述东西历史悠久，过去却从无第三部门之说？而第三部门自1970年代后名声大震又是何故？和中间等级(即上述误译的“中产阶级”)与民主的关系不同，西方在近代前期走向宪政民主时并无第三部门这个概念，为什么现在这个概念如此重要？而在中国，第三部门与民主化又是什么关系？关于这些我曾写过《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一书加以系统论述。

我用组织的目的是提供公益(公共物品)还是私益(个人物品)、组织运作资源来自自愿(交换或捐献)还是强制(徵税)两个维度，把组织分成四类。作为“第一部门”的政府是用强制资源提供公益的，“第二部门”企业是用自愿资源提供私益的，而面对一些“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的问题，就需要有“用自愿资源提供公益”的第三部门。

但是在这个座标里不是还应该有“第四”吗？在逻辑上它就是“用强制资源提供私益”的组织。现代民主－市场社会是没有这“第四部门” 的。可是在专制传统社会，政府可以“公权私用”，所谓“家天下”，所谓“视天下为一大产业”；而这个时代的“企业”与“市场”也不那么自由，“企业”可以是农奴制，市场可以“博买”、“专利”(古汉语这个词非指知识产权，而是指垄断)、“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总而言之，“政”“企”都可以用强权来提供私益，所谓政企不分是也。

只有现代化制度转型后的自由民主社会，强制资源只能用于公共服务而不能谋私，才有了“第一部门”意义上的政府──民主政府；私益只能通过自愿而不能通过强权来提供，才有了“第二部门”意义上的企业──作为自由契约的企业。而在此之前，整个社会笼罩于“第四”的阴影下，连“第一”、“第二”都未成形，谈何“第三”？民主政府与规范市场都未产生，谈何“失灵”？此所以那时的政府并非第一部门、那时的“企业”并非第二部门，而那时两者之外的宗族教会之类也非“第三部门”也。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西方脱离中世纪走向现代化、乃至建立宪政民主秩序时，没有人谈论第三部门。那时的人们还在为建立第一、第二部门而斗争嘛。

陈：您怎么看所谓的“公民社会”？

秦：那时倒是有了“公民社会”的概念。但和现在不同，我认为这个概念在西方主要有三个含义：

一是在“国家”与“社会”两分法的意义上，出现公民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说法，这时公民社会几乎就意味着与“官方”相对的“民间”。

二是作为一个有别于传统社会的发展阶段概念，从黑格尔到马克思这些历史进化论者几乎都有从中世纪发展到他们当时的“市民社会”的说法，这个“市民社会” 与公民社会常常成为同义词。例如一本讲述英国从中世纪到近代演变的书，就叫做《从宗族社会到公民社会》(From Lineage Society to Civil Society)。这个公民社会就近似于近代社会，或有点贬义的说法“资本主义社会”。公民结社自由与民间社会组织化，这时已经有了高度发展。但是这时的公民组织除了政党与企业这类第一第二部门组织外，主要还是为成员自身权益而组织起来的，如工会、农会、商会和各种其他的行业、阶层、族群社团；其主要功能都是组织集体行动，增加谈判实力，与利益相关方进行讨价还价，自我维权，对成员提供保障。就其成员间提倡合作奉献而抑制竞争以维护群体利益而言，它们并非“企业”，也属公益组织，但那只是成员的公益。

到 1970年代后，西方出现了“建设公民社会”之说。既然现在“建设”，可见以前没有，而是“后现代”的新东西；这“公民社会”的定义就不同于前两种，而属于第三种定义了。这种“建设”也强调公民组织，但它主要宣导的已经不是成员公益组织，而是“非成员公益组织”；其主要从事的环保、扶贫、动物保护、妇女儿童残疾人以及弱小原住民权益等领域，都与组织成员的自身利益无关，至少不甚相关，而属于纯粹公益。它的另一个特点是基于普世关怀，国际性强，因此又有建设 “全球公民社会”之说。其第三个特点是既以“市场失灵”为理由要“超越”市场，又以“政府失灵”为理由要自别于国家，因此对传统的左右派理念即“自由市场”与“福利国家”都不同，常声称超越左右、疏离政治。(但事实上不完全如此，各个NGO或NPO组织受或左或右思潮的影响，有的更讲“市场失灵”而倾向于与福利国家合作，有的更讲“政府失灵”而倾向于在政治上支持自由派，都是常有的事。)第四个特点，就是这类组织虽然以“用自愿资源提供公益”来体现自己的第三部门性质，但事实上其拥有的可用资源与其自负的使命之间常有差距，即所谓“慈善不足”、“自愿失灵”问题；因此，“非政府组织”接受政府资助、“非营利组织”有经营性收入实为常有的事。但界线在于：第一无论多少，必须有自愿资源的成分；而更重要的是第二，其他资源不能影响它的公民自治性与公益性：政府对其可以有财政资助之责，但绝无干预控制之权，即接受政府资助不得影响其为“非政府”组织。经营收入只能用于公益，不得在成员中分配，即经营收入不影响其为“非营利”组织。

很明显，这些特征只有在成熟的宪政民主体制下才可能充分具备。但有趣的是，一些非宪政民主国家连自主性的工会、农会、商会都还不存在，却号称拥有了许多NGO或NPO，有人甚至以此说中国已经有发达的“公民社会”。这当然值得商榷。人只有在首先有能力维护自身权益的情况下，才谈得到进一步去维护他人的权益。在工会农会都还不能存在的情况下靠别人的公益组织来“扶贫”，这贫弱者能成为“公民社会”的构成吗？公民连维护自己权益的组织都没有，却靠“献爱心”搞慈善建成了“公民社会”，可能吗？我国许多NGO没有政府资助，全靠民间募捐，有人就说它们比受政府资助的西方NGO更“独立”。可是政府一毛不拔却仍然要干预乃至控制它们，这不正是专制时代统治者权大责小、有权无责的典型表现吗？比之民主国家政府对NGO 有资助之责但无干预之权，不正是两个极端吗？把权力与责任颠倒如斯，无异于把横徵暴敛说成是“福利国家”！

显然，我国目前 NGO、NPO的发展与西方的“公民社会”还不可同日而语。但这当然不是否认这种发展的意义。首先，无论传统、现代还是“后现代”，多一点爱心与慈善总是好事。其次，现在不许有工会农会，允许民间慈善组织的存在也是为民间组织保留了一点空间，总比连这点空间也没有强。更重要的是，中国这样的后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与有了第一、第二部门、再发展出第三部门的西方不同，“三个部门”的形成在这里应当是齐头并进的。约束政府使其强制资源只能用于公益、规范市场使私益的获取不再受官商一体强制因素的羁绊、和培育公民组织资源的过程，可能并且应当互相推动。在公民组织资源中，成员权益组织与非成员公益组织的发展也不应该有什么扞格。

典型的像波兰当年的团结工会，作为工会它为会员工人维权，但它也为全波兰的人权进步立功甚伟。从这方面看，它其实具有纯粹公益性质；“剧变”中它甚至扮演了民主派政党的角色，参加竞选并一度组阁执政。当然在宪政民主秩序建立后，它这种诸多角色聚于一身的状态就无法适应，最终它的其他角色都分离出去；从团结工会的母体中繁衍出了剧变后波兰的众多NGO和若干个政党，而团结工会本身则退回到了单纯工会的角色。保加利亚的“生态公开性”则是从一个环保NGO，发展为民主派雏形政党公民联盟。

因此，中国第三部门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但只有在它与其他两个部门的发展良性互动的情况下，这种意义才能发挥。作为公民结社也不能只有这种类型，毋宁说工会农会这类成员权益组织对于公民权(无论现代还是 “后现代”的公民社会之基础)的形成更为重要──但这恰恰是我们的一个滞后环节。西方在宪政民主建设阶段，公民社会主要起作用的是成员权益组织；后发国家未必完全按先进国家的程式走，我们的非成员权益组织可以“超前”发展，但前面那个“缺环”是必须弥补的。这就意味着中国第三部门的发展不能自我设限，成员权益的维护、乃至在可能情况下参与第一、第二部门的改革都是重要的──而西方如今的第三部门基本没有这类使命了。

十、历史与政治关怀

陈：最后想请问您，您最近研究哪些方面的课题？有没有特别的写作或研究计划？

秦：当然有几个我比较关心的，而且想写一系列文章的问题。一个就是农民问题，因为我越来越觉得农民问题现在应该是城里头的农民问题，就是农民工的问题，或者说是进城农民的问题。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城市的贫民权利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低人权、高竞争力的问题。像东欧，基本比较尘埃落定了。中国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跟东欧相比了。中国的问题是六四以后，是中国演变世界还是世界演变中国的问题。到底是全球化的力量把中国带好了，还是中国把外面带坏了呢？

当然你也不能说中国没进步，从某些方面来讲，你也可以说中国现在自由和福利都在增加。中国毕竟受到国外的影响，很多话在前几年没有人敢说，现在就有人敢说，而且好像风险也不是很大。包括章诒和这些人，顶了也就顶了，1990年代初是不可能有这种现象的。福利的话也是有一些，尽管现在还是很糟糕，是高税收负福利，但是比以前根本什么都没有，某些方面还是增加了一点。不过，中国这一套低人权的东西已经开始演变别人了。张五常最近说，中国的体制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还说天下大势就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不要以为这只是开玩笑！张五常先生当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左派，他实际上是指福利国家竞争不过血汗工厂，高福利不如低福利，低福利不如负福利。奇怪的是许多“左派”朋友居然也为这种趋势拍手叫好，说“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将是左派的胜利，这真是见鬼了。

（陈宜中，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员，并担任《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以及本刊编委。研究兴趣在当代政治哲学以及社会主义思想史。)

江平：中国法治十年反思

2011-06-23T10:25:00.000+08:00

这些年来，中国的法治有危险存在。但应该看到，中国的法治就像我们常说的，它也是有前进、有倒退，在前进中存在着倒退，或者说是进两步退一步的这种关系。所以总的对中国的法治的前景，还是抱乐观态度的，但是不能够排除在一段时间之内，在一定的政策引导下，法律出现倒退的情况。

江平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

改革三十年以来，中国进行改革的目标有四个方面。我们可以从这四个方面入手来谈谈过去10年里法治领域内的一些变化和问题。

人治到法治

最早由小平同志提出来的法治的理念，应该说就是从人治到法治。因为从人治到法治是改变我们国家基本政治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如果能够把中国社会以前那种完全是靠人治执政的方式，转变成完全依靠法律进行执政的方式，会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如果我们现在从改革三十多年的角度来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总体来说解决得是不错的。当初我们提出来的法治的目标是有法必依，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但是最近十年来，我觉得在人治和法治的问题上有某些倒退。因为我们的社会治安出的问题比较多，现在中央提出来稳定压倒一切。这个背景下，我们就得思考，改革、发展和稳定到底是什么关系，当然现在我们也没法说，是改革压倒一切。如果真的改革压倒一切，造成了社会秩序不稳定怎么办呢？我们也很难完全说发展压倒一切，一味的发展也会造成大量社会的不稳定，当然也有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细细想一想，稳定压倒一切这个想法是不是也需要从多方面来考虑呢？我们知道稳定压倒一切一旦失控，就会包含一个非常危险的思想，这个思想就是人治的思想。或者说，稳定压倒一切一旦失控，弄不好就变成了人治复辟的一个土壤。

现在各地方都是用稳定压倒一切来进行社会管理，我们可以看到，由此在地方上也带来了一些滥用的情况，例如好几个省都曾经发生以维稳为名进行的跨省追捕，像河南的王帅案，或者山东一些地方因为所谓维稳而出现的“被精神病”个案，随后的新闻报道都显示出，在这些案件中，维稳扩大化或者被过度滥用之后确实给真正的法治带来了伤害。在这些案件中，“何为稳定”是由掌握了权力的人，例如那些发起跨省追捕的县长书记来决定的，如果有这样的人认为你是违反了稳定的原则，那么所有其他都可以靠后，这是对法治最大的伤害。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谨记现在存在这么一种潮流，不是说这个潮流就错了，至少我们要充分警惕。

国家与社会

第二个问题，涉及到的是国家和社会。应该说我们在改革开放一段时期后，就发现过去在计划经济的情况下，我们国家的主导作用太大了，一切都是国家为主要，社会根本自己没有多少自治的力量，或者说，这个国家干预了人民生活中的一切领域，不仅干预了经济，干预了教育，干预了社会保险，干预了你的家庭的婚姻，甚至干预到子女，计划生育也都干预到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本身的职能几乎已经没有了。

因为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种问题存在的危险，如果改革不解决好国家和社会的这个相互关系，那么我们的改革就不可能取得成就的，所以在过去三十年里，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都可以看到，改革偏重于在大社会、小国家这个领域内的改革。我记得当初海南政府成立的时候，海南省政府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就叫做“大社会小政府”，也就是社会的权利大一些，政府的权力小一些。但是没过多久我们发现，这个想法失败了，最后，下面的政府不可能在它的组织、它的功能这些环节和上面脱节，所以最后仍然形成了中央有什么样的政府机关，下面海南也就有相应什么样的机关，海南的这个改革实验显然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社会的权利的扩大，很重要的是要来解决企业的权利，企业是社会的细胞，世界各国都实行企业自治，企业应该有它自主的权利。应该说，三十年来经过我们的努力，这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而且我们把国有企业改成了股份制，真正实现了企业的自治，而且我们相应的政府机构的主管部门也都做了精简，或者直接取消，我们保留的只是社会的秩序的这方面的功能，所以说在这一点上应该是有相当大的进步。

但是最近一些年我们也感到有些担忧，这个担忧是什么呢？就是国家的功能又在加强。国家功能又在加强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当然首先体现在国家对于经济的调控，我们国家对外明确讲了，中国在解决经济危机、金融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困难的时候，国家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这样的话无形中蕴涵了这样的意思：我们认为我们所以能够更快更好地解决经济危机所带来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法宝，就是国家掌握了权力，国家可以直接来干预经济。然而这一条也就潜藏着一个危机，潜藏着什么危机呢？就是把国家和社会的，已经逐渐改善的关系，又有面临着倒退的危险。

我们还可以看看在经济调整方面，要解决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困难，当然要对经济结构来进行改变。我们国务院通过了十个有关行业结构调整的意见，这个意见就是把大的保留，把小的合并、放弃。这个思想究竟对不对？我认为用国家的权力来重新组织经济结构的调整，这是完全有必要的，但这样一做的结果，必然造成了对民营企业的巨大的伤害，因为我们的民营企业是不可能在我们的三十年不到的很短的时间之内发展得比较壮大的，技术也不见得最先进，原来所谓的规模也好，技术也好，安全也好，主要还仍然是国有企业。所以我们过分强调了这种重整。像是山西煤矿这样的重组，实际上是对民营企业的很大的冲击。因此我第二个担心就是，借助金融危机的出现，解决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困难，我们过度强调了国家的作用，我们又回到了国家权力越来越大的这一危险状况。

公权和私权

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我们的法治理念在过去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所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怎么样解决好公权和私权的关系。中国几千年来我们都是只重视公权，不注意私权，从民国时期到现在，有一百年了，我们的民国时期也没有建立起多么好的重视私权的传统。共产党执政已经有六十年，在这六十年期间我们几乎也没有太多重视私权。一句话，中国的社会始终都是公权至上，在这种公权之上的情况下，私权就被压得很低。

不仅是我们刚才讲的私人企业如此，包括我们讲的私人财产也好，私人的权利也好，再扩大到人权的问题，也是这样。我们很少注意多少人权的问题，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人权是属于资产阶级才倡导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于私权的压制应该说是很严重的。改革开放以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明显做了一些调整。我们建立市场经济的法律，我们加强了对私人财产的保护，乃至于最近的物权法的通过，都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私权的意识。

如果看看现在的社会矛盾，我们可以看出来，社会矛盾的主要点究竟在哪里。可以看到，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点，很多是在于私权和公权的矛盾。因为私权如果被私权侵犯，老百姓告到法院，只要法院是公正的，还能够得到保护；但是如果私权受到公权的侵犯，而公权又是非常没有节制的，那这个危险就很大了。所以现在我们社会中出现的拆迁的问题，校园撞车的问题，反映出公权可以压倒一切这种想法，在人们的思想里面是根深蒂固的。

所以，在现在的情况下解决私权公权冲突的问题，可以说是现在我们解决社会矛盾的一个关键所在。如果我们不处理好这个问题，那是很危险的。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应该说公权对私权的侵犯，我们有，而且是主要的，或者说公权对私权的侵犯，是很普遍的，而且也缺乏一个法律上的很明显的一个节制。

同样我们看到，私权的滥用也仍然存在。物权法提到，私权不能滥用；和公权不能够滥用是一样的。我们现在也有人坚持，私权受到侵犯，那应该得到至高无上的保护，一切都是私权有理。什么叫私权的滥用，什么叫公权的滥用，公权的滥用表现在哪里？私权的滥用表现在哪里？都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表现。所以第三个问题，我是很担心中国法治的前途，因为私权的滥用甚至公权的滥用而遭到严重的破坏。

法制和法治

第四个问题就是法制和法治的关系。在我们的法治理念里面，最后提出来的就是从法制到法治，从“刀”制到“水”治，应该说是这是一个很高的升华。如果我们在宪法里面提出依法治国，提出了“法治”的理念，那么我们等于把这个法律从制度提升为一个理念，而这个理念就是善治。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法律作为制度，它本身是有好有坏的，我们学法律的人到现在终究明白了这个问题：并不是人民政权所制定的法律都是好的。过去我们说，人民政权所制定的法律都是好的，并不尽然。法律制度作为制度也有好，也有坏。这个好和坏的区分在于，它是不是给予了人民更多的自由，更多的人权，更多的民主，而且还要看它是不是违反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或者说，这个法律是不是阻碍了社会发展。

举例来说，修改之前的公司法，显然在一些方面已经阻碍了社会发展。如果我们承认法律有好有坏，有善法有恶法，马上就要回答一个问题：恶法是不是法，法官对于恶法是不是要执行？如果法官知道了恶法怎么办？执行还是不执行？同时是不是你认为是恶法就是恶法，这样一系列的问题有待思考。

因此法律如果没有一个理念的追求，如果没有一个理念的思维，那法律就是危险的，法律制度也可以错杀人，法律制度也可以完全违背历史前进的方向的。希特勒也有法律，他也有信心推行他那一套法律，包括消灭犹太人的法律。所以我们在这一点上，应该来善法恶法的区分意识。有法律的原则，有法律的理念，我们可以说，我们执行的是法律，如果缺乏法律的理念，再好的法律，再怎么说，这个法律也有它的执行中的问题。

那么法律的理念应该是什么呢？法律的理念，我们说就是平等，就是正义，就是自由，就是人权，这些个理念。我觉得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在这一重意义上可以说，法律本身既有中国的特色，它又有普世性的原则，如果我们只讲到普世性的原则，不看到中国的特色，是不对的；同样我们只看到中国的特色，看不到它普适性的原则，也是完全错误的。

我总的认为，这些年来，中国的法治有危险存在，但是应该看到，中国的法治就像我们常说的，它也是有前进、有倒退，在前进中存在着倒退，或者说是进两步退一步的这种关系。所以总的对中国的法治的前景，还是抱乐观态度的，但是不能够排除在一段时间之内，在一定的政策引导下，法律出现倒退的情况。这点希望能被更好地注意。

来源：南方都市报

孙立平：中国已形成吸收财富的巨大黑洞

2011-06-23T10:24:00.000+08:00

孙立平社会学家

症结就在于社会当中实际上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吸收财富的黑洞,这个黑洞把社会发展成果相当的一部分吸收进去了,剩下的老百姓能够分到的是很有限的一部分。在这剩下的很有限的一部分中要改善这个部分就必须以另一个部分受损,这就是有限的空间。这个巨大的黑洞在依托权利形成的灰色收入。

10月31日,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主办的中国“十二五”改革国际论坛上,孙立平称,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吸收财富的“黑洞”,这个“黑洞”将发展成果的相当一部分吸收进去,因此剩下能够分配的非常有限。这个“黑洞”有多大,据他估算,2009年,政府通过各种手段获得的财政收入约11万5千亿元,占了GDP的三分之一。

以下为孙立平的演讲全文:

各位早上好!今天主要是谈谈社会建设与“十二五”改革。为什么谈这个问题,我想谈社会建设的问题首先不是一个理念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中国很多的问题都是这样,开始的时候好象是一个理念的问题,但是过一段看则是一个和人们的生活甚至和人们的饭碗密切相关的问题。比如,环境保护的问题就是这样,80年代的时候可能还只是一些知识分子的理念,是一个很超前甚至有点奢侈的东西,但是现在可以看到这已是一个现实问题了。民主的问题、社会建设的问题也是同样的道理,多少年前也许还是一个理念,但是现在成为与人们的饭碗休戚相关的一件事情,社会建设也是如此。“十二五”规划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这次会议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即收入分配的改革及利益关系的调整。在制定“十二五”的过程中人们经常提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还有提出国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增长,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明确提出“十二五”要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然而,我不知道各位注意到没有,网上对此的反应可以说是一片冷落,甚至在一些论坛上看到寥寥的几条反应都是冷嘲热讽,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这样一种冷淡甚至是冷漠的反应是有原因的,可能是人们基于这些年的经验对政策落实有所担忧,很好的一个政策到最后结果很难说。所以政策很重要,机制更重要,如果没有好的机制保证政策的贯彻执行,最后说不定会走向反面。我们在政策的层面,报纸和各种舆论上讲得更多的是收入的倍增,现实当中反而是另外一种担心,会不会是收入的倍增计划变成支出倍增的现实,收入的倍增还看不到明显的迹象,但是支出的倍增的迹象已经比收入倍增趋势明显得多。最近一段时间来说至少有两件事情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一个是物价的上涨,特别是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这些商品价格的上涨,比如粮食、石油、蔬菜、肉类、各种食品、水、电、煤气这些生活的必需品价格大幅上涨。这段时间里,民众在这方面的支出已经远不是CPI 增长3%、4%能够衡量的了。第二,今后这一段税费的负担将会明显加重。这一段物业税、车船使用税、环境税、社会保障税等等都在酝酿中,一系列的税费将会明显的增长。

前两天人大讨论关于车船税的问题,在人大常委会当中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有个人写了一篇文章,说税负这么重的情况下还是要老百姓掏钱,变成了任何的调控最后都是收钱,经济增长快了要收钱,房价高了要收钱,汽车多了要收钱,对经济社会的调控最后都变成收钱。这篇文章指出中国人税负痛苦本来就很高,比如车主的税负本来就很高,一部车负担了诸多税费,像增值税、年审费、牌照费、拥堵费等等,各种税费占了一辆车车总费用的40%,这种情况下还有专家或者人大代表提出为了鼓励人们少用车,各个单位不许免费地向自己职工提供免费停车的地方,最后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收钱。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一个出发点良好的,朝着国民收入倍增这个方向努力的政策,会不会最后变成老百姓支出倍增的结果。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现实,即狭小空间里的有限承诺。这一届政府强调民生,特别是强调提高底层人民收入,从实地走访一些地方的情况看,农民的状况这几年是有明显改善的,免除农业税、义务教育、新农合这些政策对改善农民生活还是起了比较好的作用,尤其是在一些比较贫困的地方这些改善的迹象更为明显,但是我们要了解这样的一种努力其实是在社会在其他的方面付出的巨大代价的情况下获得的。说得更直接一些,最近这几年底层的改善与对中产阶层的剥夺是密切相关的。最近有两个调查相当的令人震惊,一个是新浪网的调查, 7千多人参加了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有比较模糊的移民意向达到88.2%,接近90%第二个是汇丰银行的调查,调查的对象是月薪超过12000元,流动资产超过50万元的人,这部分人当中10年内有移民计划的达到60%。这样的调查结果相当的令人震惊,有人把这称为精英集体逃亡,也有叫第三次移民潮,还有的叫用脚投票。实际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小的空间,在这个狭小的空间当中,只要补了这个地方就得挖另外一个地方,或者叫拆东墙补西墙。最近这些年各级政府做了一些非常有诚意的努力,但是这种努力是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当中作出的有限的承诺。

从民众的角度来说,或者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我们面对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症结就在于社会当中实际上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吸收财富的黑洞,这个黑洞把社会发展成果相当的一部分吸收进去了,剩下的老百姓能够分到的是很有限的一部分。在这剩下的很有限的一部分中要改善这个部分就必须以另一个部分受损,这就是有限的空间。这个巨大的黑洞在依托权利形成的灰色收入。有两个数字,一个数字是政府的财政收入。据周天勇的数据,我计算的结果是2009年政府各种形式的收入的是11.5万亿,占当年33万亿GDP的三分之一;第二个数是王小鲁做的一个计算, 2008年GDP收入中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分丢了,不知道落实到谁的头上的有9万亿,也是GDP的三分之一。这个钱去哪了?想想中国现在的房价,这个数也差不到哪儿去。如果说这两个数都是有一定的依据的话,就出现一个令人震惊的一个结果。国民一年创造的财富中政府收入占三分之一,分丢了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一才是属于规范性分配的部分,企业的利润也在这三分之一里面。这些发生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我们提出的目标也好,口号也好,和现实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这中间究竟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各种可能的好的口号都提出来的,但是究竟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这背后体现的就是一个机制的问题。社会可能是机制出了问题。现在看收入分配的问题,不能用原来的以工资为主要形式的收入分配的概念去理解,应当考虑怎么能解决中国的资源分配和财富分配的问题,如何能够形成财富和资源分配的新机制。这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没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力量,解决利益失衡的问题是不可能的。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再进一步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究竟是要重建权力还是要重建社会?最近这些年来的一个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即权力在不断强化,社会开始又重新回到依靠权力来解决问题的趋势,用权力来包打天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趋势,我们有时候理解可能过于简单,其实有一个更深刻的背景,就是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包括市场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快速的城市化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过程造成了经济社会生活复杂化。这是现实的挑战,客观上要求一种更强的治理能力,但在我们既缺少市场又缺少社会的情况下,对更强的治理能力的要求很容易就直接转化为对权力的一种呼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够尽快形成市场、社会、政府的多元治理结构,是很难以应对这个挑战的。谢谢各位!

来源：中国经济网

吴敬琏：贫富差距过大的根源

2011-06-23T10:23:00.003+08:00

中国贫富差别过大，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对它们要做具体分析。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事实上，贫富差别扩大的首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而非市场化改革。

吴敬琏著名经济学家

中国贫富差别过大，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对它们要做具体分析。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一直强调，贫富差别扩大的首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这一点，可以从租金总额占G D P的比例清楚地看到。租金总额其实就是贿赂总量的上限。

贫富差距悬殊，是当前中国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大约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国贫富差距开始扩大。有人说，现在的基尼系数是0.47，也有人说已经超过0 .5.无论结果如何，都表明中国贫富差别已经到了十分悬殊的程度。

中国贫富差别过大，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对它们要做具体分析。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一直强调，贫富差别扩大的首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这一点，可以从租金总额占G D P的比例清楚地看到。租金总额其实就是贿赂总量的上限。从80年代后期到最近，有许多经济学家计算过。结果差别不大，它达到了整个国民财富的20%—30%。世界很少有国家达到这么高的水平。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腐败活动的规模有多大，也不难想见它对贫富差别影响有多大。

现在有一种看法，就是把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笼而统之地归罪于市场。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由于市场经济实行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原则，人们的收入差别必然较之平均主义时代要大一些。但是，在平等竞争的条件下，由这种分配方式导致的收入差别不会太大，而且，社会对这种差别的容忍度是比较高的。所以，应该把它同利用行政权力或垄断地位引致的差别区别开来。对于由市场经济引起的收入差别，特别是它对弱势群体基本生活造成的消极影响，应该用政策和民间组织的工作来加以消减，但是，现在有些人运用民粹主义的说辞来转移目标，把大众对贪腐分子的厌恶、仇恨转移到一般的富裕人群身上。富人有各种各样的，有靠勤于劳动、善于经营致富的，也有靠弄权谋私、结交权贵致富的，不加区别地把二者混为一谈，提倡盲目仇富，会扰乱社会阵线，引起严重的社会后果。

在当下的中国，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新中等阶层正在成长起来。这个阶层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的呢？主要是专业技术人员或称白领工人组成。这个阶层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离开了他们，现代生产根本无法维持，更不用说发展了。而他们是一种保持社会稳定的力量，对现有的社会秩序基本上认可，虽然要求改良。社会基础的这种变化，给了我们一种希望，使我们有可能走出“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怪圈。

现在中国也存在另一个怪圈：权贵们太厉害、太霸道了，于是，一些人就支持加强政府的强力控制，想以此来遏制权贵。殊不知政府的行政力量越强大，寻租的机会就越多，到头来还是加强了权贵的力量。这种怪圈跟中国过去历史上的怪圈一样，实际上是走不出来的。

目前，新中等阶层在人口中所占比例还不大，但数量在增长。据一些社会学家调查，绝对量的增长还是很快的，而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日显重要性。

当然，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原因是现在的中国中等阶层自身还有很大的弱点：一个弱点，是利益自觉不够，没有认识到中等阶层作为社会群体的根本利益在于把经济社会制度健全起来。于是，有些人就想走捷径，个别地解决问题。个别解决问题最容易办的办法，就是结交官府、取得政策优惠，在租金大锅中分一杯羹。表面上看，用这种办法，个人的境遇很容易得到改善。但是，你得到了特殊的政策优惠，意味着损害了同一个社会群体中别人的利益。想靠这种办法使整个中等阶层的利益得到提升，就等于想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另一个弱点，是公民意识的缺乏。改革开放以前，大家都很穷。也许是因为穷怕了，生活开始有点改善后，就专注于如何使自己的生活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改善，而没有意识到个人生活的改善，从根本上说，源于整个社会的进步。现在有许多进入中等阶层的人，忘掉了自己的公民责任，没有认识到，如果不能把国家的体制搞好，个人生活取得的改善和进一步提高是完全没有保障的。

本文来源：南方网

三代人都是失败者——悼梁从诫

2011-06-23T10:22:00.001+08:00

作者：曹长青

1980年夏天，美国大英百科全书访华团在北京拜会邓小平，中国百科全书高级编辑梁从诫担任翻译。当他逐一将客人介绍给邓小平，其中介绍到一位年届九旬的女编辑，她曾在美国国防部工作过，邓突然兴奋起来，用浓重有力的四川话说：“咱们是同事喽，都是打仗的！现在失业了，没仗可打了，但还是和平好！” 当梁把这席话翻给女编辑，她吃惊得差点从藤椅上掉下来。她事后不解地对翻译说：“我怎么跟他是同事，不可思议！”

1991年8月，梁从诫先生到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参加学术会议，当时正好我在那个中心做访问研究，他到我家做客，在交谈时，他兴致勃勃地讲了这段轶事，并谈起他和父亲及祖父这三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命运。

考上举人，考官赐婚

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见到梁从诫的人，都自然地把他和他的祖父联到一起，因为他祖父是鼎鼎大名的梁启超。梁从诫谈起祖父，也肃然起敬。

他讲述说：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20岁考上举人。当时朝廷主考官是礼部侍郎（后为礼部尚书）李云端。李特别欣赏祖父那一手好文章，看到那纯熟的文字和老道功力，以为祖父是中年以上。待当堂见面，才发现梁启超是个英俊少年，李考官当堂决定，将妹妹赐给祖父为妻。梁从诫笑道：“就这么决定了我奶奶是谁。”梁启超毫无选择余地，只有叩头谢恩。稍后，一位地方主考官对李云端说：让你抢先了一步，我原想把女儿给他。

康梁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随老师康有为出逃日本。在日本办报，初与孙中山合作，后因观点不同而分道扬镳。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复辟，着龙袍称帝。梁启超对此坚决反对，动员学生蔡锷将军起兵讨袁。58岁时，梁因病逝世。

梁启超在日本留学时，有了儿子梁思成。梁思成自幼聪颖过人。当时美国倡议把1900庚子年八国联军的清廷赔款减退，为中国兴办文化教育事业；用这笔“庚子款”建了“庚子学校”，专门培养中国理工人才。

梁思成和太太林徽音都考入这所学校，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拔去美国继续读建筑。梁从诫回忆说：“父亲不仅学习超群，还是能工巧匠，去美前，曾亲手做了一个铜镜送给母亲。他们到美国后，母亲成为第一个在美读建筑的中国女生。”

“1929年，他们学成返回中国，父亲在东北大学创建了建筑系并任系主任。抗战前，父亲到北平中国营造学社工作。当时月薪四百银元。”面对北京飞涨的物价和知识分子的穷酸处境，梁从诫感叹说，当时四百银元相当值钱，因一个保姆月薪才两个银元即可生活；差别非常大。据可查到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年发薪帐目，图书馆长李大钊月薪六百银元，当时任馆员的毛泽东才拿六个银元。北洋军阀政府也很厚待知识分子。

设计国徽、纪念碑

“七.七” 事变后，梁思成一家逃离北平。梁从诫问母亲为什么要逃，林徽音说：不愿当亡国奴，不愿看日本旗。他们在长沙租屋住下。但日机第一次轰炸，就把他们的住屋炸毁，庆幸那天全家外出。梁从诫说，他仅有的童年记忆是跟母亲在瓦砾中挖家里的东西，母亲找能用的炊具，他找积木。那年他五岁。

不久他腿上长了疥疮，母亲患了严重肺病，一家人贫病交加。长沙无法存身，全家又移居到重庆乡下。一天，梁从诫问母亲，如果日本人打到重庆，我们往哪儿逃？林徽音指着门前那条河说：投河去死！幼小的梁从诫惊恐地拉着母亲的手说：那我怎么办呢？林徽音一字一句地说：国之不存，怎顾得你！她就是这样一位执拗、方刚的女性，这种刚烈的性格给她一生带来悲剧。

1947年底，第二次来美深造的梁思成决定回国，很多朋友劝他不要回去，因当时国、共逐鹿中原，中共胜势已定。梁思成只说了一句话：共产党也要造房子。

回国后，他在北京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并任系主任、教授，夫妻俩全心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他们夫妇深得周恩来器重，不久，梁思成出任了国旗设计小组组长，后又出任天安门广场英雄纪念碑设计组长。国徽全国招标，林徽音的设计草图一下子“中标”，中共要员毛、刘、周、朱都画圈同意。一时，梁思成夫妇成为新政权的“红人”。

北京古城墙万万拆不得

但好景不常，很快他们与党发生冲突，起因是拆北京城墙。当时的北京城墙可称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城墙，环城长达四十公里，有七百年历史，元朝就开工，明初建成，比明末建的八达岭还早，可谓真砖真墙真古董。中共要拆，梁思成和林徽音都坚决反对，认为无论从历史价值、建筑价值、美学价值，或者从给后人留点古迹的角度，都万万拆不得。

倔强的林徽音直闯当时北京市长彭真的办公室，跟彭真大吵一顿。彭真既不懂建筑，也不懂美学，说不过林徽音，只得端出“底牌”：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毛当时批示：城墙是封建象征，是皇帝挡农民的。今天党与人民心连心，不需要墙。林徽音只好退一步说：可以把它改建成环城公园，在城墙上栽花、种葡萄藤，再放上长椅，在各处修登城墙梯道，在交通要道开口通车，这样，北京市民皆可在此休息娱乐，又可淡化“封建象征”。

梁从诫说到此，特别感慨：如果当年能采纳我母亲的意见，今天北京城墙将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壮景，不知游览外汇能增加多少，因为仅仅一个光秃秃的长城，就有成千上万的外国游客；而且北京城墙还可解决北京公园少，游人拥挤，以至假日傍晚谈恋爱，公园一条椅子要同时挤两、三对的窘困现状。

毛泽东的话就是“圣旨”

林徽音那时还没认识到，毛泽东已经成了新的皇帝，他的话就是圣旨，无论彭真、彭假，都只有叩头领旨去执行的份。林徽音一次次打报告，找中央领导都无济于事，最后绝望地提出：拆就拆吧，能不能留下城楼，左右再各留五米墙，给后人一个纪念？但她的话和所有专家、学者们的一样，都一万句不顶一句，因为毛泽东的指示，在那个时候，就“一句顶一万句”了。

拆墙就在林徽音的眼皮底下开始了。那轰轰的推土机和铲车，像碾碎她的心。还有什么能比捣碎伟大的古迹更能让一个学贯中西的建筑学家更心痛！她未曾痊愈的肺病加重了，她的执拗使她怎么也想不通这一切。于是，生气、愤怒、痛苦。在又气又病的夹击下，于1955年溘然长逝。

怀抱一腔爱国热血的梁思成惊呆了，他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但更让他不可理解的事随之而来——横扫千军的文化大革命铺天而至，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游街，最后被赶出清华，下放到江西农场。1972年他死在那里。

死后周恩来才想起他

中国的事情很怪，梁思成死了，周恩来才想起了他，要为他开追悼会。梁从诫清楚地记得，当时中共元帅陈毅的追悼会比他父亲的正好早开一个星期，而且就在同一个礼堂。梁从诫亲自去礼堂，把花圈上追悼陈毅的挽联换成悼念父亲的。

追悼会上，当时清华大学负责人谢静宜代表周恩来慰问家属，问梁从诫家中缺什么，并说总理还记得林徽音。梁从诫当时感动得热泪盈眶：总理那么忙，要管整个国家的大事，还记得他母亲，还能准确叫出名字。

我沿着这个话题请教梁先生，“既然周恩来那么器重、赏识你母亲，那为什么拆城墙时，她不去找周恩来，毕竟周恩来是个聪明人，懂得古迹的价值。”梁从诫回答说：“出于私人感情，我感谢总理对我家的关心。但是……”他沉缓了一会说：“抛开这些，平心而论，周恩来的最大本事就是把毛泽东的一切错误能说到让别人接受。”

梁从诫成了“梁三子”

梁从诫身上自小就显现出祖父和父亲的遗传与影响，他也聪明、好学、刻苦。22岁大学毕业，1958年又考上研究生，导师是苏联专家，攻读世界史、美国史，研究罗斯福新政。毕业后到云南大学任教。1962年，刚满30岁的梁从诫调回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准备一展才华。

但文化革命来了，作为一个名门后代，他自然成了革命的对象。梁从诫的名字变成了“梁三子”：批斗的牌子写着：保皇党的孙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修正主义的苗子。批判后，他被下放到江西乡下“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一下放就如同抗日战争那么长：八年！专业完全荒废了，世界史淡入记忆深处，“罗斯福新政”在脑袋里旧得发黄，但他学会了种地、扶犁、焊接，会开各种型号的拖拉机；他像父亲一样，也有着能工巧匠的素质，居然学得一手好木工，到过他家的朋友发现，那精巧的桌椅柜和书架等，都是主人的手艺。

八年后，他被允许返回北京，但没有单位要他。后来，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工作的阎明复（ls事件后被撤职的开明派统战部长）请他去做了编辑。他英语很好，七九、八零年，他有两次机会在北京为美国访问团会见邓小平做翻译。

中共是最善于做“统战”工作的。梁启超的孙子这块招牌也许会派上用场，于是梁从诫被请进全国政协，做了委员。但梁从诫身上流动着母亲那种刚直、执拗的血，一次阎明复问他对“政协”的看法，他直率地说：一个政而不协——既无政治地位，又什么大事也不找它协商。

三代人选择越来越小

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三代人走了一条共同的忧国忧民、报效国家的典型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我请教梁先生怎样看待他们三代人的共同点和差异。他不假思索地说：最大的共同点是都有强烈的责任感和爱国心。为了这种责任、爱国，而不顾个人；但三代人都是失败者。他们都不喜欢政治，但政治都找上门来。

“为什么都是失败者呢？”梁先生回答我说：因为中国政治文化是不能听，也不允许有不同声音的文化。而他们三代人恰恰都说的当权者之外的声音，结果都遭厄运。其实，他们是秉承一片爱国之心，他告诉我，一次他与阎明复讲，中国需要这种“爱国的反对派”。他用英文强调说，是“loyal opposite”。

谈到三代人的不同，他有些悲怆地说：一代不如一代。学问祖父最大，父亲在建筑学上很有成就，我只是对中国现实的了解比祖父和父亲都深，在社会底层八年，直接感受到老百姓的痛苦。

梁从诫先生已是第三次访美。我问他感受，他直截了当：“多元。这里让人有更多选择。我们三代人的最大悲剧是选择越来越小。”我回应道，人们都说晚清是腐败的大清王朝，但它还产生了梁启超。但共产党建政后，又产生了什么呢？梁从诫先生感慨地说：如果他有祖父当年那样的环境，今天也会更有成就，不会跟祖父差距那么大。而他的人生，没有自己的选择，大学毕业就到“人事厅”报到，以后工作、研究、居住地，都由党安排，他从不属于自己。连思想和学问也不属于自己。他告诉我：三十年前他教过的一个学生，现在云南大学当教授，写了一本《世界史》送给他看。他仔细一看，书里很多观点还是三十年前他讲授的。而他的这些观点又是当年他的导师、苏联专家教他的，全是以苏联“十月革命”为世界中心的世界史。今天写来，显得荒唐；但仍在写、仍在出。

复杂的民族情结

梁从诫后来做了北京文化书院副院长。虽然一生坎坷，但他仍对国家有着深深的爱。他告诉我，母亲也是这样，当年肺病非常严重时还坚持画“国徽”草图。后来手都拿不动笔，呼吁困难，还支撑着画完大纲，最后细部由父亲和朋友等完成。

为什么这样一些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要追随中国共产党，并且对党一次次犯错误都给予原谅呢？梁从诫分析说，“这里有一个民族情结，有个大背景——中国近代史，是中国人挨洋人打，受洋人气的历史，鸦片战争、甲午海战、火烧圆明园，中国人都一败涂地。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使知识分子感到中国统一了，独立了，在外国人面前站起来了，变成了世界大国。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压倒一切，这就是‘原谅’的心理因素。包括我本人，在文革后期已看出这个国家的整体性问题，但仍对党和国家有着爱的感情。党犯了错误，我替党难过、害臊，虽然自己不是党员。但一代代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操受到挫伤。”说到这里，梁从诫比喻说： “如同一场恋爱，你对她一片好，结果换来一场臭骂，这种伤了的感情很难恢复原状。”

一出国，就“出事”

这是梁从诫第三次出国访问。他说想找个命相学家看一看，怎么他一出国，就“出事”——1986年底他来美国访问，中共高层“地震”，总书记胡耀邦“辞职”；1989年4月访美，北京发生“TAM事件”；这次来美，他和我一起坐在电视机前，看苏联政变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我说，“你下次出国，这个世界，能出‘事’的只剩下中国了。”

——原载美国《世界日报》周刊1992年3月15日

（作者注：今天看到梁从诫先生去世的消息，一阵伤感。把网络时代之前的旧文打字（只有个别字的修正），发到网络以悼念梁先生。他们祖父三代人失败的原因，值得所有中国知识分子思考——2010年10月29日。）

胡适：容忍“异己”是雅量是一切自由的根本

2011-06-23T10:15:00.004+08:00

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作者：胡适
选自：《容忍与自由》
本文写于1948年

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我的母校康耐儿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

我们谈到英国文学大师阿克顿(Lord Acton)一生准备要著作一部《自由之史》，没有写成他就死了。布尔先生那天谈话很多，有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他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 布尔先生死了十多年了，他这句话我越想越觉得是一句不可磨灭的格言。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感想。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我十七岁的时候(一九O八)曾在《竞业旬报》上发表几条《无鬼丛话》，其中有一条是痛骂小说《西游记》和《封神榜》的，我说：

《王制》有之：”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吾独怪夫数千年来之排治权者，之以济世明道自期者，乃懵然不之注意，惑世诬民之学说得以大行，遂举我神州民族投诸极黑暗之世界！…… )

这是一个小孩子很不容忍的”卫道”态度。我在那时候已是一个无鬼论者、无神论者，所以发出那种摧除迷信的狂论，要实行《王制》（《礼记》的一篇）的”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一条经典！

我在那时候当然没有梦想到说这话的小孩子在十五年后(一九二三)会很热心的给《西游记》作两万字的考证！我在那时候当然更没有想到那个小孩子在二、二十年后还时时留心搜求可以考证《封神榜》的作者的材料！我在那时候也完全没有想想《王制》那句话的历史意义。那一段《王制》的全文是这样的：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

我在五十年前，完全没有懂得这一段话的”诛”正是中国专制政体之下禁止新思想、新学术、新信仰、新艺术的经典的根据。我在那时候抱着”破除迷信”的热心，所以拥护那”四诛”之中的第四诛：”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我当时完全没有梦到第四诛的”假于鬼神……以疑众”和第一诛的”执左道以乱政”的两条罪名都可以用来摧残宗教信仰的自由。我当时也完全没有注意到郑玄注里用了公输般作”奇技异器”的例子；更没有注意到孔颖达《正义》里举了”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的例子来解释”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故第二诛可以用来禁绝艺术创作的自由，也可以用来”杀”许多发明”奇技异器”的科学家。故第三诛可以用来摧残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著作出版的自由。

我在五十年前引用《王制》第四诛，要”杀”《西游记》《封神榜》的作者。那时候我当然没有想到十年之后我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就有一些同样”卫道”的正人君子也想引用《王制》的第三诛，要”杀”我和我的朋友们。当年我要”杀”人，后来人要”杀”我，动机是一样的：都只因为动了一点正义的火气，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我自己叙述五十年前主张”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故事，为的是要说明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我到今天还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不信有一个有意志的神，我也不信灵魂不朽的说法。但我的无神论与共产党的无神论有一点根本的不同。我能够容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也能够容忍一切诚心信仰宗教的人。共产党自己主张无神论，就要消灭一切有神的信仰，要禁绝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这就是我五十年前幼稚而又狂妄的不容忍的态度了。

我自己总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是信神的，居然能有这雅量，能容忍我的无神论，能容忍我这个不信神也不信灵魂不灭的人，能容忍我在国内和国外自由发表我的无神论的思想，从没有人因此用石头掷我，把我关在监狱里，或把我捆在柴堆上用火烧死。我在这个世界里居然享受了四十多年的容忍与自由。我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对我的容忍度量是可爱的，是可以感激的。

所以我自己总觉得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所以我自己不信神，但我能诚心的谅解一切信神的人，也能诚心的容忍并且敬重-切信仰有神的宗教。

我要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因为我年纪越大，我越觉得容忍的重要意义。若社会没有这点容忍的气度，我决不能享受四十多年大胆怀疑的自由，公开主张无神论的自由。

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人类的习惯总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不容忍只是不能容忍和我自己不同的新思想和新信仰。一个宗教团体总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必定是错的，必定是异端，邪教。一个政治团体总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必定是错的，必定是敌人。

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试看欧洲的宗教革新运动的历史。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约翰高尔文(John Calvin)等人起来革新宗教，本来是因为他们不满意于罗马旧教的种种不容忍，种种不自由。但是新教在中欧北欧胜利之后，新教的领袖们又都渐渐走上了不容忍的路上去，也不容许别人起来批评他们的新教条了。高尔文在日内瓦掌握了宗教大权，居然会把一个敢独立思想，敢批评高尔文的教条的学者塞维图斯(Servetus)定了”异端邪说”的罪名，把他用铁链锁在木桩上，堆起柴来，慢慢的活烧死。这是一五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的事。

这个殉道者塞维图斯的惨史，最值得人们的追念和反省。宗教革新运动原来的目标是要争取”基督教的人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何以高尔文和他的信徒们居然会把一位独立思想的新教徒用慢慢的火烧死呢？何以高尔文的门徒(后来继任高尔文为日内瓦的宗教独裁者)柏时(deBeze) 竟会宣言”良心的自由是魔鬼的教条”呢?

基本的原因还是那一点深信我自己是”不会错的”的心理。像高尔文那样虔诚的宗教改革家，他自己深信他的良心确是代表上帝的命令，他的口和他的笔确是代表上帝的意志，那末他的意见还会错吗？他还有错误的可能吗？在塞维图斯被烧死之后，高尔文曾受到不少人的批评。一五五四年，高尔文发表一篇文字为他自己辩护，他毫不迟疑的说：”严厉惩治邪说者的权威是无可疑的，因为这就是上帝自己说话。……这工作是为上帝的光荣战斗。”

上帝自己说话，还会错吗？为上帝的光荣作战，还会错吗？这一点”我不会错”的心理，就是一切不容忍的根苗。深信我自己的信念没有错误的可能(infallible)，我的意见就是”正义”，反对我的人当然都是”邪说”了。我的意见代表上帝的意旨，反对我的人的意见当然都是”魔鬼的教条”了。

这是宗教自由史给我们的教训：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但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

在政治思想上，在社会问题的讨论上，我们同样的感觉到不容忍是常见的，而容忍总是很稀有的。我试举一个死了的老朋友的故事作例子。四十多年前，我们在《新青年》杂志上开始提倡白话文学的运动，我曾从美国寄信给陈独秀，我说：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独秀在《新青年》上答我道：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我当时看了就觉得这是很武断的态度。现在在四十多年之后，我还忘不了独秀这一句话，我还觉得这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态度是很不容忍的态度，是最容易引起别人的恶感，是最容易引起反对的。

我曾说过，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我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们着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我们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四八、三、十二晨

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

2011-06-20T13:39:00.003+08:00

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

21世纪的中国人，面对的是顺之者昌、逆之者困的全球化趋势。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进入了关键时刻。在这个年代，决定公民和国家发展成败的最重要条件是制度环境，但公民的心智状态对自己乃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十分巨大。

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20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一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

“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言。屈辱、挫折、兵连祸结、前仆后继，一部中国近代史蕴藏着多少血泪和经验教训！我们有责任将历史真实告诉我们的青少年，让他们永志不忘。这是帮助他们成为现代公民的必由之路。如果天真纯洁的孩子吞食的竟是变味乃至有意无意假造的丸丹，只能让偏见伴随终生，甚至因而误入歧途。

现在是正视我们自己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时候了。现从几个具体的历史事件谈起。

火烧圆明园是不是无法避免的？

火烧圆明园是英法侵略军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事情为什么会弄到如此地步？140多年过去了，我们理应冷静地考察双方的应对得失，吸取教训，让各国人民更好地共处。这一事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恶果之一。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的《中国历史》第三册，是被普遍采用的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它是这样评述这次战争的：

一、关于战争起因。

这部教科书写道：“1856年3月，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潜入广西西林地区胡作非为，被当地官吏处死。这就是所谓的‘马神甫事件’。后来，法国以此为借口，伙同英国发动侵略战争。同年10月，广州水师在中国商船‘亚罗号’上，缉捕了海盗和水手。英国领事无端干涉，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要求中国方面释放被捕的人，并向英方赔礼道歉。两广总督叶名琛怕事态扩大，释放了被捕的水手，但拒绝道歉。这就是所谓的‘亚罗号事件’。1856年10月，英国首先挑起战争，炮轰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

这里说的亚罗号事件大体符合历史事实。至于杀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Auguste Chapdelaine），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马氏是1856年2月29 日被广西西林代理知县张鸣凤所杀的。直至法国公使查问，张鸣凤仍然矢口否认，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致使广西按察使和两广总督到了1858年初还信以为真，据此回答法国公使和上奏朝廷。

1844年10月订立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只准在五口通商的双方“议定界址内”活动，“法兰西无论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但应解送近口法兰西领事官收管；中国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法兰西人，以伤两国和好。”

马氏1842年起，便到西林传教，《黄埔条约》订立后仍不离开，这是违反条约的错误行为。但把他处死，显然是西林地方官员的行为，违反了应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领事的条约义务。直至现在人们仍无法确定马氏确有该处死刑的哪些罪。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观点，中方无疑理亏。教科书对此事的评述是不准确的。

还要指出，教科书只字不提引发这次战争的两条根本原因：一是英国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江宁条约》的规定，其中重要一点是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让洋人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当时在五口通商的其他四口尽管也有过大小不一的纠纷，但都一一化解，没有酿成巨祸。惟独在广州，却惊动朝野上下，闹得天翻地覆，开各地反入城斗争的先河，历时十多年无法解决，直至兵戎相见。

二是《望厦条约》规定：“所有贸易及海关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黄埔条约》亦规定：“若有应行更易章程条款之处……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与中国再行筹议。”修改有关的通商条款，本属平常外交事务，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双方的矛盾。

关于挑起这次战争的原因，当时的有识之士就有所反思。深悉内情的薛福成沉痛地说：“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见大吏，借以通隔阂、驭商民，乃粤民一激再激，叶相（叶名琛）复一误再误，使拱手而有粤城……益知中国易与，遂纠法、俄、美三国兵船北上，驶入大沽，阻我海运，立约而还……粤民激于前此大府议和之愤，万众一辞，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为快，屡请屡拒，纷纭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约，皆成于此，由今观之，甚无谓也。”晚清曾国藩、李鸿章、冯桂芬、郭嵩焘等人屡以“勿以小嫌酿大衅”相告诫，其中就包含了以广州反入城斗争为开端的惨痛教训。

同属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就比大陆编得高明。它把这次战争的起因归结为四点：1．外人入城问题。2．续修条约问题。3．阿罗号船事件。4．马赖神父事件。这样说符合历史实际，无损中国国家利益，有利于年轻一代学会冷静地分析历史问题，显示出编者是合格的历史学家。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不向这些本国的同行学习呢？

二、关于战争过程。

1858年，大沽被占，英法侵略者兵临天津城下，英法俄美等国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虽然丧失了不少权利，问题总算有个着落，双方还议定翌年在北京互换批准书，彻底完成法定程序。如果照双方的协议办理，导致火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再一次入侵是有可能避免。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纯属程序性的最后一步还会节外生枝，招来更大灾祸！教科书是这样写的：“1859年，英国公使和法国公使各率一支舰队北上大沽口，准备进京换约。清政府指定换约代表由北塘登陆，经天津至北京，并要求各兵船武装人员不得登岸。英法公使却仗恃武力，坚持要从大沽口溯白河进京。他们蛮横地率舰队闯入大沽口。防守大沽炮台的士兵开炮打击入侵者。炮弹准确地落在侵略军的军舰上，打沉了四艘，打坏了六艘，其余三艘挂起白旗逃跑了。在炮战的同时，侵略军900人企图登陆，也被打退。侵略军死伤几百人。大沽一带人民冒着枪林弹雨，给战士送饼送面，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在编者笔下，这是一曲爱国英雄进行曲，主角是士兵和普通百姓。可是，稍加推敲，便有很多疑问。

从后果看，这一仗显然打错了。翌年，英法联军再次入侵，招致北京被占，圆明园被烧。续订《北京条约》，不但规定原订的《天津条约》继续有效，还招来其他新损失：对英法的赔款分别由四百万两和二百万两一律增至各八百万两；割让九龙司；允许法籍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为日后连绵不断的教案种下祸根。如果不打，不是对中国更有利吗？

人们理所当然应该追问：公使走哪条路进京，真有那么重要，乃至不惜一战？双方意见分歧有没有认真交涉？真的是士兵自行开炮还是奉命行事？如果是前者，这是触犯军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大错，能算是爱国英雄的义举吗？如属后者，是奉了什么样的命令？

复查史实，这根本不是什么爱国英雄的壮举，而是愚昧的咸丰皇帝和僧格林沁亲王犯下的大罪。而且分歧不是教科书说的走哪条路进京，而是要英法使者绕个大弯进天津。当时在僧王幕下的郭嵩焘在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记录：1859年4月10日“怡亲王至营……言奉旨密商一语：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须是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怡邸愦愦可笑。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绕道至天津……辩论再三始定局，附片奏明。”

《北京条约》订立后，他更具体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夷祸成于僧邸之诱击。去岁之役，先后奉诏旨十余，饬令迎出拦江沙外晓谕。洎夷船入内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谕。去衣冠自称乡勇，薄而击之。仆陈谏再四，又虑语言不能通晓，两上书力争。”曾国藩对他的幕僚说过：“咸丰九年，洋人来换和约，僧忠亲王诱而击沉其船，天下称快。十年，夷人复至……京师不守，几丧天下。某谓僧邸此败，义当杀身以谢天下矣。”他们说的情况，同当时在现场的英国公使卜鲁斯的报告如出一辙。英法军舰6月16日已经到达，直到25日早晨才接到直隶总督恒福的照会，而当时军事行动已经开始。这些史料可以归纳为这么几点：

1．咸丰皇帝决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让官兵假扮乡勇，“悄悄”袭击洋鬼子。同时，他又十余次下令，要先“晓谕”洋人，先礼后兵。

2．僧格林沁忠实执行了“悄悄击之”的旨意，但没有事先晓谕；也坚决拒绝手下大臣的劝阻；并且是要洋人从北塘登陆，绕道至天津的设计者。

3．对这一丧权辱国的横祸，以曾国藩、郭嵩焘、吴汝纶等为代表（还包括李鸿章、冯桂芬等人）的比较清醒的官僚和士绅，已经有过严厉的批评和讽喻。

令人震惊的是：时至20世纪90年代，我们的教科书，仍然按咸丰皇帝和僧格林沁的调子唱歌，不同之处仅在把“乡勇”换成“士兵”！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回答火烧圆明园是不是可以避免的问题了。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作为弱势的大清帝国一方，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而当时的政府和士绅，完全被极端的情绪支配，在小事上制造违约的蠢行，结果酿成大祸。如果清政府决策层和有关的地方督抚不是那么愚昧，这场灾祸是有可能避免的。可是，朝野上下的认识水平和专制的决策程序，是历史的积淀，不是朝夕所能改变；侵略的本性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文明之师；于是，这场灾祸又是难以避免的。

　是爱国壮举还是有悖文明行为
再来看看教科书的作者对义和团事件的评述吧。

教科书正确揭露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以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八国联军进攻天津的时候……（俄国）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大屠杀惨案。俄国军队还强占了中国江东六十四屯，残酷屠杀当地居民。”此外的论述只能说是错误连篇。

一、教科书没有只字提及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的极端愚昧的行为。

义和团毁电线、毁学校、拆铁路、烧洋货、杀洋人和与外国人及外国文化有点关系的中国人……凡沾点洋气的物和人，必彻底消灭而后快。即使义和团真的立下了 “扶清灭洋”的伟大功勋，也不能回避它的这些反文明、反人类的错误，何况正是这些罪恶行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也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国耻，而我们的少年儿童必读的教科书却偏偏闭口不谈。

教科书也谈到拆毁铁路。它是怎么说的呢？“1900年6月……八国侵略军2000多人，由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率领，从大沽经天津向北京进犯。义和团拆毁从天津到北京的铁道，奋起狙击侵略军。侵略军在廊坊一带被义和团包围，死伤多人，狼狈逃回天津。”如此说来，拆毁铁路不过是抵抗侵略者迫不得已的措施。实际情况怎样？

1900年5月28日（阴历五月初一），直隶总督裕禄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二十九夜（5月27日）先闻涿州至琉璃河一带猝被拳匪将铁路焚毁，讵今早由琉璃河至长辛店一百余里沿途铁道车站桥梁并局所洋房，均有拳匪蜂起焚烧”。与此同时，各地纷纷告急：“刻下电线又阻……至长辛店线阻，由琉璃河至涿州线，被匪徒砍断，所有电均被阻滞。” 他们破坏这些设施完全出于对外来事物的敌视，而不是为了抵抗侵略者不得不采取的应急行动。同时，这类行动波及各地，不是局部性的偶发现象。也就是说，这是蓄意破坏财产的罪行，而不是某些史家说的抵抗侵略者的功勋。从时间看，西摩尔军从出发到被迫撤回天津是6月10日至26日之间的事，而在此之前拆毁铁路、电线，焚烧车站、抢掠财产的急报，已纷至沓来。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

二、教科书也没有谴责清政府高级官员及义和团乱杀无辜，烧杀抢掠的野蛮、残忍的罪行。

最有代表性的是山西巡抚毓贤的作为。六月初一（6月27日），他将太原洋人办的医院烧掉，同时“将省中洋人，诱令迁居一处。当于教堂内搜出妇女二百一十一口，年老者数人，而五六岁十余岁至二三十岁者居多……于六月十三日，不动声色，带领兵勇，前赴洋人聚居之处，亲自兜拿。该洋人等尤敢拼力抗拒，奴才麾令勇敢数人，冒死突进，将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口，及同恶相济的教民十七名，一齐擒获，立即绑赴市曹，同时正法”；“寿阳县秦锡圭拏获滋事之洋人七名口，押解前来，一并将其立正典刑。是晚北门教堂亦为拳民焚烧，省城洋人教堂已无遗迹”。当时的报刊还报道：“寓晋西人，得京师乱耗。群求毓贤保护。不料竟诱聚而歼之，且手刃数人焉。”

毓贤的行为不是孤立的。所有不思进取的顽固分子，都是传统文化中最落后、野蛮的成分的继承者，这类顽固官僚趁机为非作歹的事例不胜枚举。例如，辅国公载澜是奉旨会同载勋、刚毅“统率”京津义和团的宗室，其残暴就不让毓贤：“京师乱起，载澜从拳匪入人家，大索，得毡布及他物，皆以教民论，扑杀之，虽宗室大臣不免”。

再看看义和团的所作所为吧。前人早已指出，不能把所有参加义和团的民众都视为匪徒，他们不少是盲从的愚民，但混迹其间的确实不少是土匪和流氓。总计在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各地1900年6月24日～7月24日期间，被杀外国人231名，其中儿童53 名。他们大都死于义和团之手。至于中国的教徒（教民）和所谓“二毛子”被杀的，更是没有算清的糊涂账，其中绝大部分是被义和团杀死的，官兵也杀了一些。仅山西一省，就有中国天主教徒5700余人被杀。奉天（辽宁）全省“教民人命千余”。“而直隶（河北）全省杀人焚屋之案，几于无县无之。其杀人多者，一县竟至一二千名口”。甚至浙江亦“抢劫、焚毁教民家室至一千余家之众”。

“受害最烈”的北京，当时有关人士留下不少实录：1900年6月 18日“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法国天主堂在西安门内西什库，刚相（刚毅）尝督兵攻之，亦不能破，拳实不敢前，哗噪而已。拳匪既不得志，无以塞后意，乃噪而出永定门。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絷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也……毓鼎上疏力争之，谓：‘谋乱当有据，羸翁弱妇，非谋乱之人；优装玩具，非谋乱之物……’疏入，狱已具”。

6月16日，“是日九点中，团匪烧大栅栏德记药房，延烧粮食店、灯市街、观音寺、珠宝市……共计店铺四千余家，火至天明未息。匪禁水会救火”。这个京师最繁华的地区于是毁于一旦。总的说来，“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这是所谓义和团“革命”的后果之一。

开头，民众与传教士和教民的矛盾令人同情；可是，他们后来的作为远远超过与外来宗教矛盾的界线。事件过后直至民国初年，朝野各界将这个组织定性为拳匪是有足够根据的。

三、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它对慈禧的专制淫威惹来滔天大祸竟只字不提！

义和团兴起之初，袁世凯就上奏“其用以惑人者，谓能避枪炮。然迭与乡团、教民、兵役格斗，一遇枪炮，辄伤毙多人，瓦解鼠窜……其藉以动人者，谓图灭洋教。然上年春夏间，在曹州、济宁各属，掠教民一千一百余家，并掠及平民二百余家。秋冬间在东阳、济南各属，掠教民六百余家，亦掠及平民百余家。内多掳架勒赎之案，直与盗匪无异。故教民既被其殃，而平民亦多受其害。”而且有些地位比袁世凯更高的大臣（如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裕禄等等）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慈禧充耳不闻，比较清醒的众多大臣只好保持缄默，品质不良之辈则乘风转舵，谄上邀宠（如裕禄）。

一个在六年前连一个“敢于犯上”的“蕞尔小国”———日本都无法招架的弱国，居然要同时向包括日本在内的11国宣战！《国际法》传入中国60年后，竟要派兵围攻驻华使馆！

为了决定和战大计，从1900年6月16日开始，慈禧一连四天召集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开御前会议。在会上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人先后提出不能听信邪术、不可围攻使馆、不能主动对外宣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袁昶和许景澄在两人联名的奏折中写道：“伏以春秋之义，两国搆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兹若任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死报复……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谓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慈禧不但不接纳这些浅显的常识，而且大发专制淫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

同时，包括毓贤杀洋人在内的罪行，大都发生在6月21日下诏与各国宣战、6月24日命各省督抚杀洋人以后。首犯是慈禧，毓贤、载漪等人不过是凶狠的执行者。

四、教科书对一些史料的运用也很不严肃。

“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孩童个个拿起刀，保国逞英雄。”教科书以突出位置刊载了这一歌谣，说是“义和团歌谣”。可是，笔者孤陋寡闻，读过的现存义和团传单、揭帖等书面材料中找不到可以作为根据的史料。而后来调查的所谓口头传说，往往是后人加工乃至创造的，根本不足为凭。

教科书又说：“北京东单西裱胡同有座于谦庙。为了学习于谦的爱国精神，1900年4月，义和团进城后，把神坛设在这里。”一切学术观点都应拒绝牵强附会，要经得起反驳。载漪、载澜等祸国殃民的满清权贵家里都设有义和团神坛，这又是向他们学习什么？

在我国，除了上述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外，还有一套可供选用的沿海地区教材。号称沿海版，有的地方史实错误更严重，是非观念更加糊涂。

例如，对义和团事件的论述，它增加了这么两句话：“6月中旬以后，义和团群众开始围攻侵略者据点西什库教堂和外国使馆区。清政府却暗中派人给被围困的侵略者送去粮食、蔬菜、酒、水果等，表示慰问。”每句话都错得一塌糊涂！

首先要问：西什库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吗？在义和团事件前，这不过是普通的法国天主教堂，没有材料足以证明它是“侵略者据点”。义和团期间，从1900 年6月13日起几天内就将北京大部分教堂和洋楼烧毁，连带烧掉数千家民居和商店，劫余的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区聚集了大批逃生的外国人和中国教民。这个教堂的逃生者，在清政府不能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情况下，固守反抗屠杀，于理于法都无可指责。说这个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完全是信口开河。

其次，围攻东交民巷是奉慈禧的旨意，主力是董福祥的甘军和荣禄的武卫中军，是他们犯下的罪行，义和团则是助纣为虐。含糊其词，仿佛此举是义和团自发的爱国义举，不但歪曲了历史真相，也掩盖了清政府践踏国际法的罪行。再次，对西什库教堂和使馆区的进攻，充分体现了专制统治者极端愚昧无知和残暴；时至20世纪90年代仍然正面予以肯定，这是对国际法的无知，已经沦为对国耻的颂扬，也忘记了“反对封建专制”的责任！

再看第二句。清政府确实曾派人给被围困的外国使馆送过生活日用品，这是奉旨公开进行的，说是“暗中”于史无据。当时，清政府内部比较清醒的大臣一再上奏，要求按照国际惯例保护外国外交人员和外国人；东南各省的督抚甚至公开声明不再承认6月21日宣战后的“伪诏”。迫于这些压力，加上她色厉内荏，要预留“转圜”余地，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姿态。不管是真是假，这是清政府内部理性尚未完全泯灭的表现。把它与义和团的行动对举而意含贬损，显然是很不恰当的。

对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评述比较全面的同样是香港的教科书。它既谴责义和团“大肆排外，杀教士、教民，连藏洋书、戴眼镜的人都不放过，且到处破坏，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德国公使克林德先后被杀”；也指出“当时联军纪律极坏，任意焚掠屠杀，其中以俄、德两国军队及英国的印度兵最为残暴。” 细致分析了义和团产生的背景：1．民族情绪。2．民生困苦。3．列强侵略。4．教案频生。还全面论述了辛丑条约的内容及它对当时和日后中国的深远影响。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部教科书说的是真实的历史。

如何面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状况
出现这些现象与中国长期处于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境遇息息相关。面对如是现实，可以有不同的心态。

西方的入侵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行程。伴之而生的是天朝大国的表象破裂，大量民众在生死线上挣扎。人们顺理成章把这种状况归罪于“洋鬼子”；也谴责统治者腐朽、愚昧、软弱。一个辩论不休难于取得共识的问题是：内因还是外因是导致这个状况的主要根源？

其实，完全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问题：这个状况迟迟不能改变的原因何在？如果有人说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太凶狠了，这等于什么都没有说。经过长期、复杂、反复的博弈过程，在国际关系中可以逐步建立比较合乎多数人和多数国家长远利益的“正义”秩序。当这个状况尚未出现以前，不会有救世主从天而降，慷慨代你维护国家利益。问题只能归结为面对这样的现实，如何才能走出困境？

海内外的经验证明：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变不发达状况，改变被动局面的惟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在国内的改革。这是一个社会运行机制的全面改造过程。对那些文化自成体系，而对外来文化深闭固拒的国家说来，这是十分艰难的过程。以中国来说，从鸦片战争算起至20世纪初实行新政，仅是辩论要不要改革就整整花掉 60年！至于改革取向，包括是通过革命手段还是通过渐进的改革开辟前进道路，更是头绪繁复。不过，有一条是肯定无疑的：必须千方百计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充分的时间。如果此说大致不差，回头再看义和团，对内，它是与社会前进方向背道而驰的反动事件。对外，乱杀洋人不但是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也是极端愚蠢危害中国自身利益的暴行。

有个流行多年为义和团事件辩护的论断：义和团避免了中国被瓜分。早在1989年已故历史学家李时岳先生已经详尽地驳斥了这一诡辩。不但4亿5千万两赔款（相当于当时将近6年的全国财政收入）像一支巨大的吸血管插进中国人的胸膛，而且给沙俄藉口，趁机制造了海兰泡和江东64屯惨案，7000多中国人被杀，江东领土全被吞没，大量俄军进占东北；华北地区在战争中死伤烧杀的损失难以数计。战后的瓜分阴谋更没有停止：英军进攻西藏，占领拉萨；德国派炮舰进入洞庭湖，并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英国则相应要求租借舟山群岛作为“补偿”！

有人喜欢援引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的这么一段话：“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证明义和团化解了瓜分图谋。李时岳先生说得好：“瓦德西个人的观感并不能代表德国的政策，德皇一直把瓜分作为对华政策的基点，上述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的行动就是证明。只是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瓜分才没有实行。”

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问题就更加清楚。前人早已指出：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和义和团事件是一条割不断的历史链条。说得更准确一些是：甲午战争彻底暴露了大清帝国的腐朽，不少知识阶层从几十年迷梦中惊醒，反思自强运动不敢触及“自由不自由”这个根本问题的错误，形成了第一次群众性启蒙运动，改革也有新进展。是学习西方彻底改革，还是固守传统，不准变革，成了中国盛衰的关键，也是解读这段历史的基本线索。不幸，体现甲午战败后的变革进程进入高潮的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戊戌政变标志着学西方、求变革的挫折和倒退；义和团事件不过是政变后固守传统反对变革的反动逆流的巅峰。换句话说，义和团事件对外使中国在被奴役的附属国的道路上继续沉沦，对内则举目皆是国破家亡的图景。

走出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态
2000～2001年之间，引起中国人关注的一个国际事件，是日本的教科书问题。一部右翼势力编纂的历史教科书掩盖历史真相，否认日本政府犯下的侵略罪行，激起包括中韩两国政府和人民在内的海内外朝野人士强烈抗议。这是伸张正义的斗争，而且这是20年间第四次了。1982、1986、1996年都曾出现新修教科书歪曲历史，一再在日本国内外激起公愤。这一日本思想文化领域的顽症，促使许多人形成一个极为深刻的印象：日本人缺乏忏悔意识。人们还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死不认罪的现象？这是不是大和民族特有的缺陷？

看看上述中国的教科书问题，一个合理的推断是，我们的近代史观也有类似的问题。当然日本是侵略者，中国是被侵略者，这是截然不同的。可是，两者也有共同点：社会的主流文化都对自己的近代史缺乏深刻的反思。

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有识之士一再提出要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这些先驱用心良苦，但他们没有进一步追问：决定国民性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可以说，国民性是一国公民思维和行为方式的特点。任何民族都是从吃人生番演变过来的。作为一个群体，文明程度的高低和野蛮孑遗的大小，决定性的因素是受文化传统和制度制约的自我净化能力的强弱。

被侮辱被损害的屈辱，给中国人构筑了新的思想定势。这突出地表现在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因为“洋鬼子”是侵略者，中国人怎么做都是有理，都应歌颂。这是爱国主义的要求。

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就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热爱自己的祖国，理所当然。可是，如何爱国，却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种是盲目煽动民族情绪；中国传统文化中“严华夷之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观念已经深入骨髓。时至今日，余毒未清。新的版本是：中外矛盾，中国必对；反列强、反洋人就是爱国。在史料选择和运用中，不管是真是假，有利中国的就用。另一种选择是：以理性的态度分析一切；是其是，非其非，冷静、客观、全面地看待和处理一切涉外矛盾。

现代化的基本精神就是理性化。如果我们认同这个基本观点，就应该引导中国人往这条道上走，让理性、宽容内在化，成为中国人的国民性，以利各国人民和各种文化和谐共处。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企业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能泯灭；理性地认识和化解矛盾对任何国家和企业都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一涉外就是 “反帝”、“反霸”，非把事情弄砸不可。

例如，法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社会运行的规则。国际条约是有法律效力的。人们可以指责这些规则和条约是列强主导下形成的，不利于弱国和贫苦民众。人们应该不断批判和揭露它的谬误，通过各种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规则，修订新的条约。可是，在没有修改以前，我们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则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混乱，归根到底不利于弱国和多数民众。

19、20世纪中国人干了不少“无法无天”的事，义和团事件是其中的典型。值得重视的是不但至今有人把野蛮的行为说成是“革命”，而且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人竟把主张遵守现行国际条约的观点视为应该严加批判的卖国投降观点！

说到底，这是把革命粗鄙化的流毒。

必须清醒地看到，在社会领域，只有引发制度变革的行动，才称得上真正的革命。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都不符合这个要求。这样的歪曲实际是把革命粗鄙化，迟早总要付出代价。

不能轻视这些错误教育的后果。违反常识理性，以“革命”的名义故意歪曲历史真相，歌颂义和团的直接恶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暴露无遗。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义和团行动的翻版；“破四旧”和“反帝”、“反修”中体现的清除外来事物的疯狂，这些行动体现的内在理路，也与义和团的“灭洋”如出一辙。

上述教科书的编写所呈现的理路，也没有什么不同。它们的共同点是：1．现有的中华文化至高无上。2．外来文化的邪恶，侵蚀了现有文化的纯洁。3．应该或可以用政权或暴民专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领域的邪恶。用这样的理路潜移默化我们的孩子，不管主观意图如何，都是不可宽宥的戕害。

为了培育理性的有法治观念的现代公民，以利于现代化事业，现在是纠正这些谬误的时候了。

来源：《中国青年报》

林达：不光荣的“光荣革命”

2011-06-20T13:14:00.001+08:00

——“红色思潮”之前的平等探究之一

公平、平等的话题，古已有之，也是红色思潮的起源，作为口号很激动人心，可是在实际操作上其实够复杂的，假如简单理解为以暴力手段或者说强制手段劫富济贫、均贫富，那只是个土匪逻辑。以这样的逻辑运作现代社会，不可能不出问题。

要讲美国二战后的“红色思潮”，就要从“平等”话题说起。在工业化之前，美国相对欧洲要幸运很多，就是它没有非常普遍尖锐的社会冲突。

一个农业社会，关键是农民要有地。自古以来，全世界农民的理想生活，曾经都是“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看上去要求不高，其实在古老的农业社会，许多国家的农民都无法得到这样的单纯幸福，因为没有地。当然，租佃是一种正常方式，可是租金要合理。欧洲土地常常集中在贵族手中，租赁也并不都是合理的，甚至有过农民对庄园主的人身依附，也就是有农奴这一说。

英国古代农民租佃土地，有钱出钱，没钱出力。有钱就简单，交租金；没钱只能以劳力替代。早年就有农役和骑士役之分，骑士役就是战争一起，你得上马跟贵族打仗去，也算是替代土地租金。打仗可是要送命的，拿命顶租金，实在太过分。所以在1660年，这种骑士役就被英国法律给废了。废除军事的武役之后，替代租金的就都是劳役了。英国租赁土地除了平常的年租金，还有个接替费，就是佃户户主去世，租赁关系转给后代，要额外交一笔相当于一年租金的手续费。

美国的源头就是十三块英国殖民地，就像十三个小国家，各不相同。佐治亚是计划周密的农垦，送来移民的人经过英国政府精心挑选，来了就一人给四十英亩地；而一些王室的贵族封地就不一样。大家已经知道，宾夕法尼亚，就是威廉·佩恩向英国国王要求王室抵债得来的。威廉·佩恩的父亲是海军上将，为英国打下了牙买加，这钱多半是国王欠他的上将军饷，国王倒也不赖账，发张特许状，把这块殖民地封给了上将的儿子，特许他在宾夕法尼亚以英国方式出租土地，一年租金是两张河狸皮。

威廉·佩恩是英国教友派的一个领袖，他对宾夕法尼亚的要求，并非出于财迷，而是自有一番政治理想抱负。北美教友派本来就是一个极善思考的教派，在殖民时期，他们就通过朴素的平等理念、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认真提出和实践了废除奴隶制。佩恩自己被称为哲学家，很起劲地在自己的领地推行宗教自由和民主制度。可惜，这样的人往往不善理财。他的财务状况越来越糟，最终在回英国的时候进了债务监狱。佩恩好不容易出得狱来，恨不能把宾夕法尼亚再卖回给英国王室，试了一次国王不要，正筹划着再试一次，他突然中风，说不出话来，早在美国革命近六十年前，就在英国去世了。

接下来的美国革命，使得北美殖民地的英国王室土地，全都归了各州的州政府。而州政府纷纷立法废除了英国式租佃方式。但并不是说，没有地主的日子就一定是好日子。因为政府会收税，就是类似交公粮这样的事情。其实租金和税收对农民来说是一回事，一样是交，就是交的对象不同而已。比如对宾夕法尼亚人，两张河狸皮交给佩恩还是交给政府，你说有什么差别。关键是两张河狸皮这个数量是否合理。租金和税收同样有是否过重的问题。美国独立以后，各州也有过一个不断调整的时期。美国革命发源地波士顿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在美国成立初期的1787年，就有过一次因为对赋税不满引发的“谢思起义”。

但是，相比长期在封建农奴制度和租佃制度下的欧洲农民，在美国初期，农民日子要有希望得多，更有追求幸福的可能。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新大陆广袤的土地，地多人稀，另外就是民主制度下的政府调节功能。农民可以抱怨，抱怨会有结果，毕竟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民选政府，而不是贵族老爷。税收太多，可以威胁说我不选你进政府了，没听说能把贵族给选下去的。另要说明的是，英国这样的国家，城市化工业化都比美国早很多，美国一直被欧洲看不起，就因为人家都工业化了，它还是个大乡村。所以，它的工业社会的问题，来得很晚。

农业社会的古欧洲，农民的生存空间常常是逼仄的，它是老大陆，历史悠久，土地早被国王封完，或者被圈地圈走了。十八世纪，美国国父之一的托马斯·杰弗逊，作为外交使节在法国游历。他看到贵族享受蔓延无边的巨大猎场，世袭传承，而农民却常常没有可耕种的土地。他感觉这种土地造成的巨大贫富差距看上去完全是绝望的，也许他担心美国将来也会人口增多、土地兼并，因此思考如何通过法律来调节这种状况。于是他提出一个理论，“土地用益权属于活着的人”。这实际上是在思考以法律调节私有财产继承权的开端，要解决的是使用土地的“平等”问题。

在法国大革命四年前的1785年，杰弗逊从法国美丽的枫丹白露，给同为美国建国之父的麦迪逊写信，却写着一点都不浪漫的话题：他在路上遇到一个法国妇人，是失去土地后的女农民工，打工的工资却养不活一家人，杰弗逊十分不忍，给了她一点钱，看到那个可怜妇人感激涕零，他就更难以平静。然而，进入解决问题的层面，杰弗逊的思考还是冷静的，他在信中写道，“我意识到，平均分配财产是做不到的。但是既然这种巨大的不平等造成人类大多数处于悲惨境地，为了重新分配财产，立法者提出的方案再多也不过分，只是要注意让这种财产的再分配不要违背人之常情。”

私有财产、继承权，都是西方的古老话题和法律，所谓“人之常情”，也是人类自古以来积累的智慧。当杰弗逊在思考这些问题的年代，“平等”话题在欧洲不仅是敏感的政治话题，也变得越来越“危险”。杰弗逊本人随着法国形势的急剧变化，他的想法也在推进。几年一过，法国革命就在杰弗逊眼前发生，他在紧张思考和试着判断这场革命，革命爆发一个月后的1789年8月3日，杰弗逊在给狄奥达蒂的信中提到自己对法国革命的看法，革命前的法国正在改革中，杰弗逊认为，革命比改革能带来更彻底的变化，“由于长期掌握政权，由于人民的敬畏，由于拥有官方武力，也由于仪式排场之震慑人心，这个政府的专制统治是如此强大巩固，以至于它只要坚持固守，国民议会哪怕再有远见卓识，大概也只能获得可观的改进，而不是彻底修正”。

杰弗逊对革命后的国民公会寄予厚望，他还在信中写道：“国民公会现在有了一块干净的画布可以在上面画画了，正如我们美国一样。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他们都如此坚决明智，所以我坚信他们将正当使用他们的权力。”

法国革命两个月后的1789年9月6日，杰弗逊在给麦迪逊的信中，再次扩展了自己以前信中的想法，把“土地属于活着的一代”的概念，扩展到“地球属于活着的一代人”、扩展到债务和债权，宪法和法律，都根据当时成年人平均四十岁的寿命，以二十一岁成年后的十九年为一个存废周期，就是每过十九年重新立法一次，使得前代人制定的法律，不能束缚活着的新一代。“他们前代人的想法和法律，在它们的自然过程中，和它的制订者一起消亡。每一部宪法和每一项法律，在十九年末自然消亡。”在我看来，这样的想法，已经明显带有受法国革命激进思潮影响的痕迹了。

后来法国革命的走向，完全背离了杰弗逊的预期，从杀国王一家和杀贵族开始，直至普遍滥杀无辜，最后革命者相互残杀，社会陷于混乱，民众最终彻底厌倦和抛弃革命，渴求回到一个正常生活。仅1793年的雅各宾专政，巴黎一城就杀了一万七千人。这些都是杰弗逊在当时没有料到的。

杰弗逊在两百多年前的这些想法是粗略的，他只是在写信，给同为美国建国者的朋友们，写信聊聊自己的想法，也征求他们的意见。美国继华盛顿之后的第二位总统亚当斯，并不同意他的看法，他认为，“社会契约和法律最终必须归于书面材料。遵守这些文件应该成为这个国家的惯例。革命是代价高昂的东西，人类很快会吝惜自己的鲜血和财产，不再频繁地诉诸革命手段。”

这是美国有关平等、如何取得平等、渐进改革和革命的比较、革命方式的潜在危险等等话题的最初讨论。这样的讨论，也就是美国自由派、保守派争论的开端。

这里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可以回过头聊聊，也是关于平等，关于革命。这些话题的历史故事，正是美国建国之父们讨论的背景。

去年，我看到有关于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比较话题的争论。一位学者指出，有人推崇英美传统，而不赞同法俄传统，但是英国革命过程也相砍相杀，他提到1640年的“英国革命”至1688年“光荣革命”，他指出，两次革命期间有二十多万人丧生。杀人数量远远超出法国大革命。因此得出结论，接受英国传统一样会出现人类灾祸，因为，“英国革命同样是血腥的”。

我以前在《带一本书去巴黎》中谈过法国革命，在这里就不重复了。我想再回头看看这位学者提到的英国传统。

英国传统的迷人之处，并不在于它一路走来没有血腥，甚至可以说，在历史上的小小英国，十七世纪才四百五十万至五百万人口，可它自古而来的王室阴谋、自相残杀、宗教杀戮和内战等等，是特别血腥的一个国家。所以也是经久不息的电影题材，它的真实故事就具备了戏剧的一切惊心动魄的要素。记得很小时候看劳伦斯·奥利弗导演的《理查三世》，留下强烈印象的就是为争夺王位，夜黑风高，有人揣着枕头去闷死两个小王子；当然还有砍头。直到现在，《伊丽莎白》的电影，被人拍了一遍又一遍，大家还是津津乐道地去看新版本。

其实所谓古代，就是血腥和野蛮，全世界都一样。英国传统不同的是，它从如此血腥野蛮之中，逐渐会产生和一步步推出权力相互制约的结构，最终推出了今天的现代民主制度。如同古希腊、古罗马并非没有征战血腥，可是它提供了今天民主制度的思想资源。

有着六十三个条款的《大宪章》，它的诞生那可是1215年，这份由国王贵族双方签字画押立下的条约，硬是逼迫国王让出原本至高无上的权力。其中最重要的第六十一条，即所谓“安全法”规定，由二十五名贵族组成的委员会有权随时开会，他们具有否決国王命令的权力。《大宪章》也强令国王承诺更为宽松的统治，例如第三十九条，衍生了此后“人身保护令”的概念：非经法官进行的法律审判，或依据法律行事，任何自由人不得被拘留监禁、剥夺财产和放逐杀害。从此，英国开始走向限制君权、国会立法、司法独立的君主立宪之路。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写下来了，成为文件。而欧洲君主传承的稳定，也体现出它的好处来，就是后面君王必须认前面祖宗签下的账，世世代代的贵族乃至平民，几百年，都可以拿这个作为依据，对国王叫板。这就是英国传统。可是这种推进非常之缓慢，因为古代还是古代，这个过程就必然是血腥的。国王自然要挣脱“枷锁”，贵族平民就要讨伐，国王势力大了的时候，也要报复，较量过程也常常就是武力杀戮。

同时，虽然《大宪章》规定了以后要依法律行事，而不能由国王“朕开口即为法律”，但古代法官、他们所依据的古代律令，还是远非我们今天概念上的现代法律，因此，《大宪章》并没有立即杜绝、甚至在几百年里都没能杜绝不公正的古代刑律和残酷的古代刑罚，只能说，它开始了一个可以孕育出现代司法的制度概念和实践。

后来，国王的挣扎，也渐渐变成武力和在文件基础上据理力争的来回交替。贵族委员会，慢慢演进到议会的贵族院，又发展出非贵族绅士阶层的平民院，直至现代民主制度的诞生。上层、民众和国王的角力成果，不断在补充《大宪章》，它是一个推进过程，积累的成果被一次次记录在案。

早在中世纪，英国就破了君权神授，确立“教皇才是世俗总督，而国王是人民主权代表”的政治理念；还在十五世纪，英国国王收进出口税、收多少，就必须得到议会批准。1604年，平民院议长就很神气地通知詹姆斯一世：国王无权立法，只有对国会立法的批准、否决权。立法、行政关系听上去已经很“现代”。可是在现实执行中，双方还在以实力相拼。

1621年，詹姆斯一世和国会冲突，国会提出史上有名的“大抗议”，再次强调“国会的自由权、选举权、特权、司法权等，均为亘古不受怀疑的天赋权利及英国人民之遗产”。1625年，国会已经管到国王家里，提出国王查理一世的王宫开支是否浪费，提出要每年召集国会审查。最后国王被逼到了“贫困状态”，需要大量出售王宫金银器才能维持宫廷生计。

制度上分权和积累的结果，自然会是国会越来越强，而且是平民院越来越强。强得很自然，很符合历史潮流：因为贵族在历史性的没落之中，1625年平民院议员的财产总和，已是贵族院的三倍。

最后，开始了一个个循环，国王受不了这个气，就解散国会，可没有国会同意，又收不上税来，只好再召集国会，冲突不断。

1628年，国会再次发表《权利请愿书》，向查理一世宣布四项原则：不经国会批准不得征税；不得无故监禁臣民；军人不得住宿民家；和平时期不得实行军管。国会还对国王抱怨：上述规定在爱德华一世时已是法律，“您的子民已经继承这种自由”，他们抗议国王破坏了四百年前的《大宪章》。

在当时的英国，只要是关闭国会，就叫作国王的“专制期”。1640年英国革命前，查理一世已经有了罕见的十一年专制期。最后，他还是无法摆脱老套路，又在苏格兰大军逼来、需要税款抵作军费的时候，召开国会准备收税，可是，双方再次冲突，国会二十二天就又被国王解散，史称“短期国会”。要命的军费问题依旧，国王不得不妥协，1640年被迫再召开国会，这个国会存在了十三年，被叫做“长期国会”，还反过来判了国王查理一世死刑。所以，也有历史学家就把“长期国会”的召开，看作是1640年“英国革命”的开端。

可是，英国人自己和一般西方历史学家，只是把1640年后的这一段叫作“英国内战”而不是“英国革命”。我觉得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它是这段历史并行的两条线索。

一条是战争线索，和后来的法国革命相比，英国这一段基本是保皇军和国会军的两次内战，直到保皇军失败，国王被抓，成为国会的俘虏。前面那位学者提到的二十万人死亡，基本是内战的战争死亡和古代战争传统的战后屠杀。

另一条是“革命”线索，就是它的激进路线。平民院先强迫贵族院把几个主教议员赶出国会，与其说是要“政教分离”，还不如说是宗教的教派纷争。接下来，贵族院岌岌可危，平民院成为立法主力，宗教立法苛严，处死了一批耶稣会教士和七十二岁的洛德主教。国王成了战争俘虏，最终军队挟持着国王，占领平民院，对国会进行针对保皇派和宗教异己的大清洗，清洗剩下那个残缺不全的国会，又被叫做“残余国会”。

“残余国会”在军队头头克伦威尔主持下，讨论查理一世的死刑。并且以死亡相威胁，要他同意出售主教土地，并且放弃他对国会立法的行政否决权，以交换自己的性命，实际上，这是国会要走出大权独揽的一步，摆脱国王否决权的制约。查理一世不愿意违背誓言而拒绝。眼看死刑无法避免，有四个贵族站出来，要求替国王而死，遭到拒绝。

1649年1月30日，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安静赴死。据目击者回忆：刀起头落，数千围观者，发出同一声叹息，令人震撼。克伦威尔随即进一步踢掉贵族院，宣布成立没有君主、没有国会上院（即贵族院）、只有平民院的共和国。

“共和国”三个字历来是最迷惑人的。因为共和就是打倒国王之后的替代物，所以人们往往以为“共和”这只筐里面一定就是“人民当家作主”那把子菜，没有料到抖搂出来的完全可能是不相干的东西。

共和的英格兰联邦不是民主的，而且仰仗军队维持。军饷就需要收税。横征暴敛不够，一个招术就是以政治借口，没收剥夺保皇派贵族们的财产，使得大量年轻贵族沦为赤贫。这时，距离1607年英国人在北美建立第一块殖民地，已经有几十年，北美就成为虽然艰难、但至少还存有希望的活路。结果，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家族、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南军首领李将军家族等等，一些美国重要历史人物的家族，都是被这一波英国难民潮推过来的，倒是给未来美国输送了人才。维克多·雨果还指称，当时威廉·佩恩还花钱“买”了一批贵族遗孀，让她们移民宾夕法尼亚。

比起当年被砍头的革命对象查理一世的当政时代，革命后的英格兰社会更为动荡，当时国会的税收，已经是以前国王税率的两倍。怪不得英国人在那里怨气大发，说“我们从前被国王、贵族院、平民院统治，现在被一个将军、军事法庭和平民院统治，倒是好在哪里”？

查理一世死后刚过了四年，克伦威尔就于1653年把自己封为“护国公”，形成威权政体，共和随之结束。克伦威尔一死，等同撤去威权，可以想象，军队高层和国会立即开始激烈地争夺权力。1660年，英国恢复君权。对这个结果，历史学家和你我这样的历史读者，都不会感到有什么意外。

最终，经过期间的曲曲折折，英国人也终于吸取教训，没有流血地完成了另一场“革命”。它的标志是1688年12月16日国会首次提出的一个英国式“权利宣言”，这个宣言谴责国王“未经国会同意”，就废弃、中止了法律和执法权；成立和维持常备军，等等。

不久后，废黜这位被谴责君王的同时，立了另一位君王。君王还在，宣言确立的原则却进入了英国构成法，承认“君主”、却又受“立宪”制约，这就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光荣”就光荣在没有流血。这是英国人和历史学家公认为是“革命”的那场英国革命。

在叙述的时候，假如把两场英国革命一头一尾地一串，读者就可能混在一起了。实际上，1640年“革命”是一回事， 1688年“光荣革命”是另一回事。前者基本上以内战为主，后者确立了今天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人们推崇英国政治传统的时候，通常是指“光荣革命”的历史性开创。

但是前面提到的那位学者是有道理的，虽然“光荣革命”没有流血，它只是漫长英国武力血腥史的最终结果，尤其是“1640年革命”还砍了国王的头，前面的“流血”部分，怎么可以“不算”？仔细看看，它简直就是法国大革命在英国舞台的预演。

对于英法两段革命的不同评价，在当时就有很大争议，尤其是法国人，特别气愤难平，说你们在批评法国革命的时候，居然傻到要称赞什么英国，英国那个时候要多野蛮有多野蛮，其中最努力去反驳的一个法国人就是维克多·雨果。他认认真真搜集资料，以小说《笑面人》，刻画了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也就是“光荣革命”前后的英国社会状态，尤其是为宗教迫害服务的英国司法，他要让大家好好看看，英国人绝对不是什么“良善之辈”。

我想，历史学家对英国另眼看待，是把英国革命、把它制度积累的漫长历程，都划归古代了。一个古代社会为了争夺权力流血，没有人奇怪，别的国家也一样。问题是其他古代国家反复动武、白白流血，也没见有什么制度长进，而英国居然就在野蛮时代一步步得出制度成果来。

说英国革命划归古代，一个依据当然是年代早，1640年英国革命比法国革命整整早了将近一百五十年。再说，当时他们的制度实践，可以说是开创性的。说它算古代，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英国革命不是在清楚分割政府和民间的权益利益，整个过程的所谓“利益”争执，还死死纠葛在政教合一、无数宗教教派的你死我活之中。不管是1640年的所谓“英国革命”、还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都未能免俗。

在一个简化思维中，好像国王决策，当然是不如国会决策；国会的贵族院决策，当然不如平民院决策；这样推下去，就是代议制的间接民主，应该理所当然就不如大众公投的直接民主。这个思路的背后，就是一个渴望平等的幽灵。实际上，文明进程却往往由一个知识储存更为完备的上层思考在推动，关键是权力分支之间，必须有一个相互制约和平衡的关系。

所以，我们回到当时的英国现实看看，真的很不可思议。在“光荣革命”的国王和国会冲突中，就沉淀的制度理念来说，固然国会的胜利意义深远，它成功地抵挡了国王，不让国王任意废了国会立法的武功。可是，就“光荣革命”本身，就这场法律存废的具体争执来说，倒霉的国王比起受到民众强烈支持的国会来说，其观念真不知文明和先进了多少。事情还是关乎宗教。

“光荣革命”的一年前，国王詹姆斯二世，正是听了那个后来成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创始人威廉·佩恩的话，决定利用他的国王权威，中止自中世纪以来，冤冤相报的宗教迫害引发的仇恨、杀戮甚至战争。1687年，他宣布了他的第一个《宽容宣言》。据说威廉·佩恩劝他的时候说过：假如这样做，国王可能获得更多新教徒的支持。不论国王是否出于功利考量，他的宗教宽容至少是全面的：停止宗教所加的一切刑罚，宣布信仰自由，严禁干扰任何和平的宗教集会，因为不肯宣誓信仰英国国教而被关在监狱里的人，都应该放掉。

但是，这样的想法在当时的英格兰，实在太超前。就连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都不接受天主教徒作为学生，并且因为国王要求这两个大学破除宗教禁令，都和国王发生过冲突。在国王与剑桥大学的冲突中，就连著名科学家牛顿，都是站在反对宽容的校方一边。看来，他还缺了被另一个苹果砸一下脑袋的机会。

1688年4月，詹姆斯二世再次颁布和重申一年前的《宽容宣言》，要保障全体英国人“永久的良心自由”。职务升迁和国会选举，都排除对宗教信仰的考量。并且要求主教们向各个教堂宣读《宽容宣言》，几名主教抵抗不从。就在这场对抗中，伦敦群情激奋，民众所支持的国会最终取得胜利：国会宣布他们不宽容而且苛严的宗教立法，国王无权废除。

这个怪圈绕过来了吧？所谓英国“光荣革命”，就是国会针对国王的“权利宣言”，最关键一条，就是宣布国王“未经国会同意”，无权废弃、中止国会的立法和执法权，成为影响深远的制度文明的进步。可是，当时引发“光荣革命”的具体争执，却是国会要坚持自己立的宗教迫害法律，绝不容国王任意废除。国王试图“越权”废止的，正是从中世纪延续下来的传统、现在由国会“立法”而成为“法律”的残酷宗教迫害。

所以，历史不是概念化的。切勿以为，某个阶层、哪怕它是最上端的封建统治阶层，就一定是邪恶的；某个阶层，哪怕是劳苦大众，就一定是代表正义和正确的。

根据当时历史记载的估计，就在“光荣革命”前的二十六年中，英国就有六万人因为不认同英国国教而坐牢，其中五千人死在牢里。这些受害者都是平民院立法的牺牲品。甚至远在1640年“英国革命”之前，英国议会的平民院已经和当时的国王发生类似争执，他们要求当时的国王下令，所有天主教徒的小孩，都必须从父母身边带走，交给“宗教正确”的家庭，由他们把孩子教育成新教徒，国王却坚持不肯这样做。

一名历史学家曾经感叹说，“在这残酷年代，国王几乎是唯一的新思想来源、唯一慈悲的声音。”因为大家看来看去，在权力较量中，只看到国王在那里为宗教宽容努力。像威廉·佩恩这样的，看看在英国这里实在没戏，只能远渡大洋去到北美，去宾夕法尼亚播种、实践他宗教自由的理想去了。

这就是复杂的历史现实，“光荣革命”不光荣。今天大家提及英国传统，更重视它在制度上的创新和成就，忽略它议题的野蛮荒诞，就在于，那本身就是野蛮时代。它的野蛮从中世纪一路走来，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没有什么出人意料的事情，受过良好教育的国王，站在了新思想的前沿，也在逻辑之中。而这样的超前观念，假如一出来就能够被整个低教育的社会大众欣然接受，反而是奇怪的事情了。

所以，今天的西方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国王宗教宽容的新观念，在十七世纪的英国，被受到愚昧大众支持的平民院扼杀，是正常的；而新兴的平民阶层，不论在什么议题上，在同传统唯一权威的抗争博弈中，能够在制度上打破一王独大，形成一个有效的平衡、制约机制，那就是值得庆幸的。因为一王独大是更为危险的制度，他虽然今天可以是“对”的，明天却可能错得一塌糊涂。就拿这个以宗教宽容先驱著称的国王，也曾经在遇到宗教叛乱危及统治的时候，容忍了属下的血腥报复。你押宝押在一个大权独揽的个人身上，当然危机四伏。历史上贤君暴君轮流交替的故事实在太多。

英国所谓“革命”，只是历史学家加上去的光环和总结，在那个时候，它只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双方争权夺利，一方说，我们要有契约，限制你过去无限的权力。在反复争斗下，流血、死人、渐渐稳定。在那个时代，还没有现代法治、没有美国这样冷静思考后建立的制度范例。全世界在黑灯瞎火摸索，别处都在打仗、流血、死人。别处没有循环出、打出一个制度，而英国渐渐地摸索发明出一个制度来，和别人比，就算很了不起。算算那才16××年啊，很古代了。别人都还没有这样明确对君王的政治制约和平民明确宣示立法权的意识。

再说到法国革命，确实大家看待它的眼光就很不一样，它在英国革命的一百多年之后，已经是十八世纪末了。美国已经立国、并且通过了今天还在用着的宪法，政治制度很现代了。思想资源是现成的，制度榜样也都有了。不需要法国人再发明什么，而法国革命打着平等自由博爱的亮丽旗帜，却走了一条反制度、反法治道路，死于法国革命的无辜者，和1640年英国革命情况不同，造成死亡的不是战争，几乎都是以革命的名义，在被滥用的司法之下，用断头机切下来的一个个脑袋。这个过程不被大家原谅，并不算很冤枉。

这里我想重提对待历史的“时间、条件、地点”的概念，历史学家会把英国革命和同时代的世界其他国家的制度状况比较，会忽略它历史必然的那部分错误；而到了法国革命，历史学家就会把它和同时期的美国制度实践相比较。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同。这种“时间”、“条件”的差异，三个革命的三个弑君案就是很实在的例子。

英国人在革命后的1649年砍去了国王查理一世的脑袋；法国人在1793年的大革命中砍去了路易十六夫妇的脑袋，并将他们七岁儿子关押虐待至死；1918年的俄国革命中，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一家大小加上仆人，全部被布尔什维克的秘密警察用机枪扫射杀死。三个弑君案之间，相隔都有一百多年。当然，它们在历史上得到的评价很是不同。

前面两个君王被公开行刑。历史学家基本认定，查理一世掉脑袋确实很难避免，依据之一是，当时英国内战已经热火朝天，国王和国会已经是战争敌手，到了你死我活的关头，杀他的一方有理由认为，假如留着国王，将来一旦他翻过来，他们也难逃一死。再看路易十六，1989年法国庆祝革命两百周年，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在庆祝大会上说：“路易十六是个好人，处死他是个悲剧，但也无可避免。”这个“无可避免”说，在史学界却是有争议的，法国革命中的路易十六，远不是政治胜利者的一个死亡威胁。

到了1918年的俄国，对弑君事件的负面评价，甚至当事人在做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清楚。这是一个公认的罪行。尼古拉二世一家不仅是秘密处死，而且花了很大力气毁尸灭迹，他们的尸体被浇上硫酸汽油腐蚀焚毁，骨渣被刻意埋藏，遇难地点的别墅被拆除，当局一直否认杀害。直到苏俄也已经经历了改朝换代的大变故，直到九十年后的2008年10月1日，俄国最高法院才正式宣布“对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的镇压毫无道理”。假如1918年的俄国人和1649年的英国人一样有理直气壮的感觉，整个过程就不可能是这样走的。

再看美国革命，如果说英国的“光荣革命”不光荣，也可以说“美国革命不革命”。它确实称不上是一场革命，它只是一个脱离宗主国的独立，它没有颠覆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留下的制度成果。打个比方，1997年的香港，假如“回归”到中国一国一制的地步，就可以称得上算是一场革命。而严格实行一国两制的话，香港就没有经历革命。当年美国有点类似。所不同的是，新生的美国是彻底独立的，它在原来英国殖民地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完善了从英国开始的制度建设。

聊开这些革命故事，其实还是围绕一个平等主题。它一路延续到红色思潮的开端。简单就表面来看，一王独大的君主制度，当然是最不能保障平等的。可是，在美国立宪的时候，约翰·亚当斯在给杰弗逊的信中就提到，“你害怕的是一个人，而我害怕少数人。我们完全同意多数人应该享有一个充分公平而完全选举代表的权利。你害怕君主制，而我害怕贵族政治。”也就是说，贵族政治和君主制一样不保险。再扩大一圈，可以看到，在当年英国，假如从贵族政治扩大到平民院，也就是富裕起来的绅士阶层，也并非就是在实现公平和平等。假如民主再向底层推进，托克维尔就在担心，美国会不会重蹈法国大革命的路数，走向“多数的暴政”？

所以，我只是想说，公平、平等的话题，古已有之，也是红色思潮的起源，作为口号很激动人心，可是在实际操作上其实够复杂的，假如简单理解为以暴力手段或者说强制手段劫富济贫、均贫富，那只是土匪逻辑。以这样的逻辑运作现代社会，不可能不出问题。

来源：东方早报

马思聪：我为什么逃离中国？

2011-06-20T13:12:00.000+08:00

马思聪（1912年5月7日－1987年5月20日），中国广东海丰县人，中国作曲家、小提琴家与音乐教育家。被誉为“中国小提琴第一人”。他于1937年创作的《思乡曲》，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的音乐经典之一。

1966年马思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7年1月15日与女儿马瑞雪、夫人王慕理、儿子马如龙乘“002”号电动拖船偷渡香港。1967年4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布，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逃出中国大陆，来此避难。马思聪同夫人及两个孩子，一起被批准避难。

此后不久，马思聪在纽约公开露面，在寓所接待外国记者，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讲话。原文如下：

“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从1966年的春天开始，中国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文化界、教育界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打击。5月底，被“革命口号”煽动起来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学生们，给他们的院长贴出了大字报。一夜之间，马思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三名三高的修正主义分子”。往日热闹的马宅也冷清了下来，学生再也不上门学小提琴。“文化大革命”，这个陌生的名词，让他感到惶恐、不可理解。在朋友和家人的劝告下，马思聪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坚决、热情地支持“文化大革命”，愿意接受广大“革命师生”的批判。6月中旬，文化部系统的艺术院校的“黑线人物”5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区的社会主义学院的校园内，住进了“牛棚”。他们当中，有各院校的领导，知名的教授、画家、音乐家、导演、名演员、作家，马思聪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在那里，马思聪他们被迫每天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写交待材料和揭发材料。

8月3日上午，一辆贴有“黑帮专用”标语的卡车，把马思聪等10多位中央音乐学院的“黑帮”押回了学院，接受“红卫兵小将”们面对面的批判。刚下卡车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一桶浆糊就倒在马思聪的头上，接着，一张大字报贴在他身上，一顶写有“牛鬼蛇神”字样的纸糊高帽子戴在头上，脖颈上前后挂上两块牌子，前面写着“资产阶级音乐权威——马思聪”，后面写着“吸血鬼”。一个“红卫兵”顺手将一只破搪瓷盆和一根木棍塞在马思聪手中，逼他一面走一面敲。

马思聪被这情景惊呆了。他同一群“黑帮”一起被“红卫兵”押着在学院内游街，一群狂热的青年高喊着口号，向他们身上唾着口水。昔日学院的一排琴房，此刻成了关押“黑帮”的“牛棚”。马思聪每天早上6时起床，学习、劳动、写检查，还要被迫唱着承认自己有罪的歌曲。只要那些“小将们”一高兴或一不高兴，马思聪等人就要遭殃，轻则挨骂，重则挨打。马思聪在中央音乐学院遭受非人折磨的同时，“造反派”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的夫人和孩子。8月14日晚，“造反派”涌进马思聪的家贴大字报，第二天又批斗马思聪的夫人。在这种情况下，马思聪的夫人王慕理和女儿马瑞雪在她家厨师贾俊山的帮助下，仓促离开北京南下，想暂时避一避，等运动结束再回来。她们先来到南京，投靠王慕理的妹妹，后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得到消息到南京追查，她们又被迫逃到上海、广州，投靠亲友。在广州，一再被“红卫兵”追查的王慕理感到十分恐怖，觉得这次的运动没有结束的迹象，再这样下去一家人性命难保，危急之中产生了到香港暂避的念头，就委托她的哥哥王友刚帮她想办法。王慕理还让女儿马瑞雪悄悄回北京一趟，在贾俊山的帮助下和马思聪见了一面。与此同时，王慕理在广州加快了出走香港的准备工作。

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赵风提供的材料很说明问题：“有一天，马思聪和我被派到学院里拔草。一个造反派(瓦工)对马思聪吼叫：‘你还配拔草！你是匹马，只能吃草！’说完，真的当场强逼马思聪吃草。还有一次，我见到一些红卫兵拿着尖刀威胁马思聪说：‘你要老实交代问题！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过后不久，大约是1966年9月份，马思聪对我说：‘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了啊！’”马家原来的厨师贾俊山，看到老院长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生活又这样困苦，常常冒着危险，送吃送用。看到老院长想不开，还百般劝慰。然而到了1966年年尾，再要马思聪熬下去，已是相当困难了。

被迫流亡海外

1967年的1月，中国正处于一个疯狂的时期，海外的舆论都把目光投向中国“造反派”的夺权上，连篇累牍地报道中国大陆的夺权风暴。就在这时，1月19日，香港的几十家中英文报纸几乎用同一标题，报道了马思聪出逃的消息：《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4月，马思聪出现在美国的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马思聪这一举动，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

马思聪的秘密出走，是被迫的、无奈的，是“文化大革命”对他残酷迫害的结果。1966年11月，马思聪的肝病复发，被“造反派”批准离开“牛棚”，回家居住。此时，马家的四合院已搬进了四五户人家，马思聪只得一人住在一间潮湿的偏房里。下旬，马思聪的女儿马瑞雪秘密回到北京，在厨师贾俊山和马思聪的朋友、私人针灸医生倪景山的资助下，马氏父女化装离开北京，来到广州，住在郊区丹灶的亲戚家。当时的广州、深圳等地，暗中存在着到香港的“偷渡线”，一些“蛇头”为谋取暴利进行“偷渡”。此时，马思聪的“失踪”引起了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的重视，向公安部门报了案，并在马思聪的亲友中查找。广州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也越来越紧张，马思聪的安全难以保证。摆在马思聪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继续接受批斗，其后果不是被打死就是像作家老舍一样自杀；另一条路是偷渡香港，远离内地混乱局势，但万一被抓住则性命难保，而偷渡成功则全家安全，马思聪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为了保全性命，为了躲避“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马思聪被迫做出了选择。

1967年1月15日夜，马思聪以5万港币的代价，带着其夫人、儿子、女儿，在新州登上了新州渔轮厂的电动拖船“002号”。这次偷渡的组织者为广州一街道服务站的工人何天爵和原“002号”拖船的司机何炳权，船是他们偷出来的，乘坐者共5户13人。1月16日晨，拖船在香港大屿山靠岸。到了香港上岸后，马思聪把胸前挂的毛像章摘下来扔进黑黑的大海。马思聪一家在一个岩洞中躲了一天，当天晚上，来到九龙的一个亲友家暂住。由于香港的报纸登了丢弃在大屿山的“002”号拖船的照片，使马思聪感到香港也不安全，担心被引渡回内地。

过反复思考，马思聪选择了到美国去投靠他的九弟马思宏，他要到美国定居，凭着自己的提琴来养活一家。当时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政治上处于敌对状况，而马思聪又没有任何证件，只得通过一个朋友同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取得了联系。1月19日下午，在美国驻香港领事的陪同下，马思聪一家四日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飞机，踏上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

惊险开端

「００２」号被丢弃在九龙油麻地水师塘的岸边。「狗头」带领着九死一生的「乘客」们，趁着晨光熹微匆匆往岸上走。一上岸，「狗头」把「乘客」们藏进一个庙堂里，吩咐道：「你们在这儿别动，我去打电话！」「狗头」在附近一所学校里，找到电话。「狗头」给住在九龙旺角道的家人拨了电话。

当「狗头」打完电话，回到庙堂，天已大亮，却不见了马思聪一家，据说到对岸的香港去了。

马思聪一家，到哪儿去了呢？小心谨慎的马思聪，上岸之后便与「狗头」分道扬镳。他不愿让「狗头」知道他去九龙，更不愿让「狗头」知道他躲在九龙什么地方。他生怕「狗头」走漏风声。马思聪一家，躲进了岸边一个潮湿而又阴冷的岩洞。直到「狗头」带领「乘客」们上车远去，马思聪这才悄然出去打电话。

马思聪的妻弟王友健在香港，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可是，马思聪却选择了九龙作为隐匿之处。九龙不像香港那样惹人注目，何况，那里有着马思聪不为人知的社会关系：他的大姐马思锦和其丈夫徐腾辉，原本借住在上海马思齐家。一九五七年，马思锦与徐腾辉迁往香港。一九六零年，他们又迁往加拿大。徐腾辉的侄女徐增纯，住在九龙；马思聪十妹马思芸的丈夫何维林的父亲何焯贤，在九龙也有着宽敞的住房……

拨通了九龙的电话，却没有人接。马思聪只好回到那长满青苔的岩洞。出走时赤手空拳，没有带一片饼乾、一块面包，身边又没有一张港币。一夜惊恐交加，一天饥寒交迫，马思聪一家非常狼狈。实在饥饿难熬，向当地人赊了一块面包，把早饭、中饭、晚饭「三合一」……

总算在傍晚时分，打通了电话。在浓重的夜色之中，汽车来了。马思聪一家上车的时候，已经顾不得拍去衣裤上的泥浆了。

身份暴露

就在马思聪到达九龙的翌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香港报纸便刊登了「００２」号小艇的照片，报上披露，这是广州新洲渔轮修配厂的电动拖船－－因为小艇上钉着「新洲渔轮修配厂」铜质铭牌。所幸，记者们还不知道偷渡者为何许人，没有披露姓名，没有提及中国的大音乐家……

马思聪仿佛觉得脚下的大地在震颤。自从躲进九龙以后，他的一家都未曾出房门一步，就连马瑞雪好奇地掀开窗廉的一角想看一下窗外的景色，也被他制止。尽管如此，危机仍在向他逼近。如果香港警察抓住了「狗头」，他供出马思聪的大名，那就会把他避难的美梦击得粉碎。而到达九龙的第二天「００２」号小艇的照片一出现在香港报纸上，马思聪就意识到这里绝非可以久留之地。

选择美国

除了香港、九龙，他能到哪里去呢？

去法国吗？奥别多菲尔教授和毕能蓬教授已经多年没有联系，连是否尚在人世都不知道。去英国吗？除了傅聪在伦敦之外，别无熟人。去日本吗？举目无亲。

马思聪选择了美国。虽说自从九弟马思宏一九四八年去美国之后，与他联系不多，而且兄弟俩对一些问题的见解不尽一致，不过毕竟是骨肉同胞，何况马思宏在美国音乐界已站稳脚跟，颇有影响。到了美国，借助弟弟的介绍，他可以在那里的音乐界立足，找到工作……

可是，要去美国，谈何容易！不用说他的一家没有一张出国护照，就连他的中央音乐学院工作证，也在踏上小艇之前销毁了－－他生怕在途中发生意外，工作证将暴露他的真实身份。

眼下，空空如也的他，惟一的财富、惟一的「证明」，是那把陈旧不堪的小提琴。这是出自十六世纪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工匠斯特拉地瓦利（1644－1737）之手的稀世珍品。斯特拉地瓦利一生，制作了一千一百把小提琴。他制作的小提琴，云杉面板木板如丝，背板的「虎皮纹」宽而明显，造型漂亮、美观。更重要的是，他的提琴的发音格外醇厚、圆润、优美、流畅，具有穿透性。几百年之后斯氏小提琴在世界上所剩无几。美国小提琴大师梅纽因手中所持是一把斯氏小提琴，据说价值五万美金。由于几十年前一位名叫哈廷伯的七十多岁的俄国小提琴家的转让，马思聪有幸也得到一把斯氏小提琴。从此，无论马思聪走到哪里，手中总是拿着这把弥足珍贵的名琴。在出走时，他抛弃了一切，却紧紧抱着这把几百年前的小提琴。他想，倘若在香港从亲友处借一笔钱，买四张飞往美国的机票，到了美国，只要他拿出这把琴演奏，音乐会的收入将会偿还欠款。

抵达九龙的第二天晚上，马思聪托亲友找到了跟马家有点瓜葛的南希（Nancy）小姐。

「什么？马思聪到了香港？想去美国？」当南希小姐把消息转告美国驻香港领事，领事先生也大惑不解。美国领事担心九龙那个自称是马思聪的先生，会不会是一位「马骗」先生？消息灵通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他从未探听到马思聪前来香港的半点消息。

领事的考察

美国领事挑选了一位酷爱音乐的馆员，驱车九龙，面晤那位中国音乐家。

身边没有任何证件，短短的平头，不合身的西装显然是刚刚借来的，那个中国人睿智的目光足以表明他是颇有教养的。他操着纯正的法语，也能用英语对话，更表明他的文化修养是不错的。

那位馆员吐露了对音乐的偏爱。那个中国人打开了琴匣，拿出那把油漆斑驳的旧琴，轻轻地奏出了舒伯特的《圣母颂》。那琴声缠绵悱恻，温柔动人，一听便知面前的演奏者是第一流的提琴手。

动作迅速的美国领事馆当天便已从馆藏的中国报纸上，查到好几张马思聪照片，毋庸置疑，面前的中国人眉宇宽广而眉梢下弯，一双眼睛显得炯炯有神，嘴角总是挂着浅浅的微笑，跟照片上的形像一模一样。趁着中国人拉琴之际，闪光灯亮了，那位馆员拍摄了照片，说是留作纪念，其实为的是连夜冲洗，让领事馆的特工专家作出最后的判别。

一曲奏毕，这位高鼻梁、蓝眼珠的美国人，忽然说起一口流利的汉语，那股「京腔」十分标准：「马先生，你知道李永刚吗？」

「哦，我认识他。」对于这个生僻的名字，马思聪马上作出反应，说道，「他是我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时的同事，现在他在香港？」

「不，不。他在台北任教。」那位馆员又问道，「请问，马先生知道纽顿这个人？」

「知道，当年美国驻广州的新闻处处长。」

虽然没有规定什么「接头暗语」，也没有什么「土匪黑话」，凭着刚才的两句问话，那位馆员对于马思聪的真实身份，已经确信无疑了。

夜深时，他改口用粤语向马思聪道别，马思聪也操着流利的粤语祝他晚安。

马思聪幕后谈判

就在马思聪进入梦乡之际，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已向华盛顿发去密电，报告中国音乐家马思聪要求前往美国……

翌日－－也就是马思聪抵达九龙的第三天，他的一家依然闭户幽居。马思聪一点也不知道，一场关于他的谈判，正在幕后激烈地进行着……

香港属英国政府管辖。手中没有任何护照的马思聪一家，要想从香港前往美国，必须徵得英国当局的许可。

美国领事向香港政府提出了引渡马思聪一家的要求。香港有关方面从美国领事那里获知马思聪在九龙，立即责怪香港警察局的无能，居然对这样重要的情报毫无所知。

香港有关当局建议美国领事，双方为引渡马思聪一家进行具体谈判。香港有关当局认为，在引渡之前，必须由港方对马思聪一家进行必要的审查、盘问，而且还要全面检查身体，以便判定他们从中国大陆出走时是否带有传染病菌……只有履行了这些查验手续之后，港英当局才能给马思聪一家发放证件。然后，再与美国领事具体磋商引渡的条件、途径。

按照有关方面的安排，光是各种审查与体格的检查，起码要花费一段时间。

美国领事担心夜长梦多，希望尽早从香港政府手中得到马思聪一家。可是，香港毕竟由英国人所管治，大权在香港英国当局手中，美国领事不得不听命于它。

结局出人意料

不知道是英美磋商走漏了消息，也不知道是美国故意把消息捅给新闻界，还是某方面耍了什么花样，总之，在马思聪到达九龙的第三天晚上，香港新闻界获知了这一爆炸性新闻。

于是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香港几十家中英文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位置，以粗黑的铅字刊登醒目标题《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几乎每一家报纸，都开列了马思聪的头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不少报纸重新刊登了「００２」号小艇照片，说马思聪于四天前与妻子、女儿、儿子一起乘这艘小艇潜往香港……

事情急转直下。正当马思聪一家阅报后呆着木鸡时，门口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

两部漂亮的轿车停在门口。进门的是南希小姐和两位已经来过的美国领事馆馆员。马思聪一家钻进了轿车。轿车直奔温莎大厦。

一位坐在沙发上的美国官员一见到马思聪一家，立即站了起来，伸出了长着棕色汗毛的粗壮的手，用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说道：「欢迎，马先生！」他自我介绍说是美国驻香港领事。

领事先生满面春风，向马思聪宣布：「马先生，马太太，略备一桌薄酒，为你们洗尘、压惊。午宴之后，我们就一起上飞机场。」

「上飞机场？飞到哪里？」马思聪连忙问道。

美国领事放慢了讲话的节奏，把每一个字都清楚地送进马思聪的耳朵里：「飞往华盛顿！」

马思聪一下子愣住了！

在午宴上，美国领事一边熟练地用象牙筷为马思聪添菜，一边谈笑风生。三杯下肚，他说出了「幕后新闻」：自从今天上午香港各报一片哗然之后，他给香港政府方面挂了电话，询问总督先生是否已经看过今天的报纸？他说，这下子，谈判该结束了吧？如果让马思聪继续留在九龙，已经无法保证马思聪的安全，必须立即离港赴美。至于各种审查、体格检查，可以在美国补办……

内幕惨不忍睹：伊利被这样掏空

2011-06-13T15:42:00.002+08:00

来自财经网的消息：6月13日是伊利股份“10送10”的除权日，上午伊利突然放量跌停。有消息说，大跌原因来自署名为伊利原董事长助理张三林的举报信：称潘刚妻子及相关亲属成立公司，骗取、侵吞国有资产，利用内部消息炒作伊利股票。并称潘刚与内蒙古原区党委书记的儿子储惠斌（已外逃）联手非法获得伊利股权。

6月13日是伊利股份“10送10”的除权日，上午伊利突然放量跌停。有消息说，大跌原因来自署名为伊利原董事长助理张三林的举报信：称潘刚妻子及相关亲属成立公司，骗取、侵吞国有资产，利用内部消息炒作伊利股票。并称潘刚与内蒙古原区党委书记的儿子储惠斌（已外逃）联手非法获得伊利股权。

伊利集团特发表针对此事的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伊利集团关于诽谤信的严正声明

从6月12日下午15时左右开始，国内主要网络论坛先后出现大量针对伊利的诽谤信。诽谤信的内容纯属捏造，其目的是蓄意破坏伊利集团的正常经营。我公司已就此事向公安机关报案。后续事态进展伊利集团也将及时向社会各界通报。

谢谢社会各界对伊利的支持与关注。

举报信全文：

内幕惨不忍睹：伊利被这样掏空

伊利产业是国家的财产，任何有良心的人都不会同意被恶狼侵吞，作为伴随产业逐渐壮大的老伊利人，我张三林更是无法接受，内心有撕心裂肺般疼痛……罄竹难书，容我慢慢向国家汇报，向天下亿万百姓交代。这篇用血泪写成的材料，将在全国十大网络论坛同时发帖，并将复印上千份递交给国家相关部门和国家级新闻媒体。我张三林郑重申明，以下内容属实，并为此承担全部责任，跟开放性的网络论坛无关。如果认为以下的内容有不妥之处，请相关部门和当事人拿出证据，让天下百姓信服，也请网友们就事论事，站在公正的立场，透明监督。（张三林，男，生于1938年04月 07日，家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职位：伊利原董事长助理。）

伊利产业是国家的财产，任何有良心的人都不会同意被恶狼侵吞，作为伴随产业逐渐壮大的老伊利人，我张三林更是无法接受，内心有撕心裂肺般疼痛……罄竹难书，容我慢慢向国家汇报，向天下亿万百姓交代。这篇用血泪写成的材料，将在全国十大网络论坛同时发帖，并将复印上千份递交给国家相关部门和国家级新闻媒体。我张三林郑重申明，以下内容属实，并为此承担全部责任，跟开放性的网络论坛无关。如果认为以下的内容有不妥之处，请相关部门和当事人拿出证据，让天下百姓信服，也请网友们就事论事，站在公正的立场，透明监督。（张三林，男，生于1938年04月 07日，家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职位：伊利原董事长助理。）

被亏损得面目全非的伊利现状

伊利公司是中国乳品行业的龙头企业。它的前身是呼和浩特市的一家国营农垦工业企业。1993年 5月完成股份制改制，1996年1月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1996年3月在上海证劵交易所挂牌上市。是中国乳品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也是上海证劵交易所 30指数样本股。1999—2004年连续6年被评为中国最具发展潜力上市公司50强。2002年伊利公司的销售额和净利润在中国乳品行业排名第一，也是中国500强企业之一。“伊利”商标1999年被国家工商局评为中国“驰名商标”。

2009年4月30日，伊利集团向社会公布了2008年的年度报告。报告中有两点特别引人注目：伊利股份2008年巨额亏损19.5亿元，加上2007年的巨额亏损3.7亿元，合计亏损达23.2亿元，把伊利集团1993年到2005年的积累全部亏掉。股东权益仅剩25亿元（包括无形资产2.2亿元），远不够伊利股份从1996年至2007年从资本市场五次融资的总数。伊利股份从此被戴上了 “ST”的帽子，失去了在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另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问题是，伊利的33名管理人员却拥有高达6000多万股的所谓激励股权，其中仅董事长潘刚一人就持有 2300万股伊利股票（2009年年报达到4330万股），按2010年12月25日的市值计算总额高达16亿多元，这还不包括他每年从企业领取的高额年薪，更不包括他以其他非法手段从企业攫取的巨额财富。而从2005年至今的连续六年时间里，伊利的广大股民不仅从来没拿到过一分红利，甚至还不得不流血割肉。

2010年4月27日，伊利公布了2009年的年报，在2007和2008年连续2年亏损24 亿元的基础上，伊利2009年勉强实现盈利。但和蒙牛乳业对比，在销售收入基本相同的情况下，伊利的净利润比蒙牛低了近一半。而不可比的是伊利奶粉的销售收入39亿元，毛利达42%，而蒙牛的奶粉销售只有2个多亿，亏损1千多万元。蒙牛乳业实现净利润12.6亿元。这些利润都是靠液态奶、酸奶和冰激凌业务实现的。而伊利年报说明伊利的液态奶、酸奶和冰激凌业务全在亏损。我们不仅要问：伊利的利润都到那里去了？

据行业内和伊利内部人士透露，这些利润的相当部分都变着戏法似的进入了潘刚等高管层及其亲属们的腰包。

实际上，自2005年以来，由于伊利高管层贪欲横流，他们采取各种非法手段，把企业当金矿，疯狂敛财，致使国有资产和企业资产严重流失、股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这里，我们仅以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个人为例，看看伊利集团的高管们是怎样践踏着国家的法律、欺骗着公众、攫取着国家、企业和广大股民的财富的。

潘刚，现年41岁，内蒙古锡盟多伦县人。党员，现任伊利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裁。1992年内蒙古农业大学动物检验专业大专毕业，通过伊利前任董事长的关系进入伊利公司。1997年潘刚担任伊利矿泉水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98年伊利矿泉水公司巨额亏损1000万元，被撤掉董事长（后矿泉水公司破产）。2000年，潘刚被聘为伊利集团公司液态奶事业部总经理，2002年7月开始担任伊利集团公司董事、总裁。2005年6月潘刚靠内蒙古自治区原党委书记的势力将伊利原董事长送入监狱后自己就当上了伊利集团董事长。

敛财之路源远流长

其实，潘刚在伊利的个人敛财之路早在2000 年就开始了。

2004年，呼和浩特市有关部门就曾对潘刚的问题进行过立案调查。据参加过该次调查的同志透露，潘刚在担任伊利集团公司液态奶事业部总经理、伊利集团公司总裁和董事的四年多时间里，利用职务之便，侵吞、窃取、骗取、受贿等非法手段，非法占有国家和人民财产，涉及金额达5000多万元，具体表现为这么几种方式：

一、潘刚利用职权贪污、挪用公司财产，指令其下属以非法手段平帐、冲账。

1、2004年2月13日和2月16日，潘刚批准液态奶事业部市场处总监靳彪（现任伊利集团副总裁）虚构用款理由，以公关费的名义从北京分公司提借现金25万元，指使伊利集团公司液态奶事业部销售处副总监祁志刚从郑州经销商处取现金20万元，同时批准祁志刚用20万元的产品归还经销商的现金，直到现在45万元至今下落不明。据说有一部分是资助了因“未晚事件”被呼市公安机关处理而破产的北京未晚广告公司法人代表杨光林。潘刚还指令液态奶事业部财务人员用非法手段平帐、冲账，涉嫌贪污、挪用。

2、液态奶事业部总经理潘刚以广告费的名义给北京宏智广告有限公司980万元，在没有发票的情况下，潘刚指使财务人员直接做费用支出，涉嫌贪污、挪用。北京宏智广告有限公司的开户行：建行三元分理处，帐号：2610061993，法定代表人：黄珊珊，注册地址：北京朝阳区西坝河南路1号新大地家园B座。

3、液态奶事业部总经理潘刚以广告费的名义给山东宏智广告有限公司265万元，在没有发票的情况下，潘刚指使财务人员直接做费用支出，涉嫌贪污、挪用。山东宏智广告有限公司的开户行：工行济南历山分理处，帐号：1602003309006716293，法定代表人：姜强，注册地址：济南市经十路83号。

4、液态奶事业部总经理潘刚给北京盈福泰盛广告有限公司打款855万元，但北京盈福泰盛广告有限公司提供的是即将作废的发票，涉嫌贪污。北京盈福泰盛广告有限公司的开户行：工行怀柔支行，帐号：0200012109006977538，注册地址：怀柔区杨宋镇凤翔科技开发区5号。

5、2003年，潘刚未经伊利集团董事长批准，私自以年薪名义从液态奶事业部提取现金200万元，被潘刚侵吞，显属涉嫌犯罪。

二、潘刚及其亲属采取虚报注册资本的手段，非法设立内蒙古信禾广告有限公司，以广告费、咨询费名义，从伊利集团骗取资金达2000多万元，牟取“暴利”1000多万元，实为变相贪污。

潘刚及其亲属采取虚报注册资本手段于2002年5月8日非法设立内蒙古信禾广告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公司股东为其老师的儿子赵健、其弟媳田雪琴（当时是伊利奶粉事业部开票员）和邵兴贵。在公司注册后不到一个月，就承揽潘刚担任总经理的液体奶事业部的广告业务，到2003年底的两年多时间里，内蒙古信禾广告有限公司先后以广告费、咨询费的名义从伊利集团获取资金高达2000多万元。

据该公司知情人反映内蒙古信禾广告有限公司在这期间并没有和其它任何公司发生过任何交易。从内蒙古信禾广告有限公司的收支情况看，内蒙古信禾广告有限公司从伊利集团收取广告费、咨询费2000多万元，而其支出项目只有914万多元直接用于广告、印刷、发布费等支出，其它1000多万元以劳务费的名义提取了现金，将其贪污。

三、潘刚及其亲属设立虚假公司内蒙古锐信达科贸有限公司，以收取回扣形式受贿。

潘健（潘刚的弟弟）与烟台锐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鹏）共同出资组建了内蒙古锐信达科贸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住所地在呼和浩特金川开发区，法定代表人为潘健。其中潘健出资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25%；烟台锐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出资1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75%。公司注册后，注册资本200万元已经全部被抽走。

根据知情人反映，在2003年7月4日之前，伊利集团公司向山东烟台冰轮 (16.77，0.330，2.007%，讨论)股份有限公司采购了大量设备。通过查阅内蒙古锐信达科贸有限公司缴回到税务机关的发票，该公司曾给山东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一张96，000.00元的服务费发票（但没有使用就作废了，再没有发现开其他发票）。山东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于2003年7月4日汇款给内蒙古锐信达科贸有限公司96，000.00元。

通过查阅内蒙古锐信达科贸有限公司缴回到税务机关的发票，该公司曾经给山东海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过服务费发票两张计101，511.00元（但都没有使用就作废了，再没发现其他发票），开过房租费和礼品等发票（均没有使用便作废）。山东海信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于2002年1月8日和2003年4月16日汇款给内蒙古锐信达科贸有限公司100，000.00元和101，511.00元。收到上述款项后，内蒙古锐信达科贸有限公司便陆续提取了现金，全部被潘刚等人据为己有。

内蒙古锐信达科贸有限公司屡屡作废发票，正是因为他们确定不了具体收费项目和具体开什么内容的发票形成的，这说明内蒙古锐信达科贸有限公司与山东海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山东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没有发生正常的商业关系，这些款项显然就是用非法手段骗取国有财产，实质就是受贿，涉嫌犯罪。

四、潘刚及其亲属采取伪造存单手段、虚报注册资本，非法设立内蒙古利兴商贸有限公司，并以公司名义非法交易，把国家财产变为其私人财产，涉嫌贪污挪用。

2000年8月30日潘刚的妻子杨文俊（中学教员）、其弟弟潘健的妻子田雪琴与其妹夫闫秀明出资设立内蒙古利兴商贸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住所在呼和浩特金川开发区。该公司的验资报告由内蒙古诚公会计事务所于2000年8月29日出具。内蒙古诚公会计事务所的验资依据是2000年8月29日的呼和浩特市大学路城市信用合作社现金存款单及银行询征函，银行注册入资专用帐户帐号：001692017448。该公司于2002年5月10日进行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变更登记后的股东是潘刚弟弟的妻子田雪琴和潘刚的姐夫马文力，二人各出资100万元，占注册资本比例的50%。

但根据调查，呼和浩特市大学路城市信用合作社已于1999年11月19日改为呼和浩特市商业银行大学路支行，内蒙古利兴商贸有限公司注册登记使用银行现金存款单上加盖的呼和浩特市大学路城市信用合作社“现金收讫章”在2000年8月29日之前早已停止使用，银行现金存款单的写明收款员是王军，但该行从来没有叫王军的工作人员，银行注册入资专用帐户（帐号：001692017448）根本不存在，其注册地金川开发区也根本找不到这个公司。

所以，内蒙古利兴商贸有限公司完全是潘刚及其亲属等人为骗取、侵吞国有财产设立的虚假公司。

2002年6月至2003年3月25日，内蒙古利兴商贸有限公司陆续向内蒙古伊利集团公司液态奶事业部及其管理的分子公司提供衬衣。内蒙古伊利集团公司液态奶事业部及其管理的分子机构支付给内蒙古利兴商贸有限公司款项合计2，429，375.00 元人民币。内蒙古利兴商贸有限公司提供的衬衫质量低劣，很多工人因质量问题从未穿过。

同时，内蒙古利兴商贸有限公司在结算时做手脚。双方约定衬衣的单价为115元/件，短袖衬衣的单价为105元/件，而付款结算时没有区别长袖衬衣和短袖衬衣，其单价一律合并为220元/件。通过查阅该公司的交易情况发现，内蒙古利兴商贸有限公司帐户（0602005219024830287）主要支付项目合计2，580，890.31元人民币，其中用于购买消费品和支付现金 1，476，696.31元，占总收入的近56%，由此可看其盈利水平之高。

五、潘刚及其亲属利用工作之便，向其亲属泄露内幕信息，买卖伊利股票，牟取暴利。

（一）潘刚的姐夫马文力在恒泰证劵有限责任公司呼和浩特中山西路证劵营业部开设的资金帐户（帐号：81317637）的交易情况：

（1）马文力于2003年2月14日存入现金700，000.00元，2003年4月4日从内蒙古利兴商贸有限公司在农业银行(2.71，-0.020，-0.732%，讨论)呼和浩特石西路分理处的帐户（帐户：5152010440001002）转入1，600，000.00元，全部专门用于陆续购买伊利股票，这个时间恰恰是伊利公司2002年年报和分配方案公开的前夕。这些股票在2003年7月15日获得股息17，072.00元，马文力在2003年7月25日全部卖出获款人民币2，745，172.68 元，扣除相关税费获利461，682.79元。这些款项于2003年8月4日转账支票转回内蒙古利兴商贸有限公司在农业银行呼和浩特石西路分理处的帐户（帐户：5152010440001002）1，600，000.00元，2003年8月5日支取现金1，161，680.00元。

（2）、马文力于2003年8月15日从内蒙古利兴商贸有限公司在农业银行呼和浩特石西路分理处的帐户（帐户：5152010440001002）转入1，800，000.00元，2003年8月19日存入现金120，000.00元，全部专门用于陆续购买伊利股票。这些股票在2003年10月23日开始到2003年10月30日止陆续全部卖出后扣除相关税费获利54，909.71元。这些款项分别于2003年12月4日和2003年12月5日转账支票转入内蒙古利兴商贸有限公司在呼和浩特市中山路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帐户（帐户：19191037016008000028）1，800，000.00元，剩余款项以现金的方式支付后，资金帐户余额为439.49元未动。

（二）潘刚弟弟潘健的妻子田雪琴在内蒙古日信证劵经纪有限公司呼和浩特锡林南路证劵营业部开设的资金帐户（帐号：62802157）。

(1)、田雪琴自2003年2月17日到2003年8月1日陆续存入现金1，780，000.00元，全部专门用于陆续买卖伊利股票，在2003年8月1日分两次共取出现金2，202，735.77元后余额为零，扣除相关税费获利421，735.77元。

(2)、田雪琴自2003年2月2日到2004年9月7日陆续存入现金541，679.00 元，转账支票存入1，600，000.00元全部专门用于陆续买卖伊利股票。这些股票在2004年9月7日前陆续卖出，于2004年9月7日后陆续共取出现金630，000.00元，转账支票取款1，000，000.00元，到2004年9月7日的帐户总值为764，918.19元，扣除相关税费获利 228，775.24元。

潘刚身为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总裁兼液态奶事业部的总经理，属于知悉内幕信息人员，其本人、配偶、兄弟姐妹及兄弟姐妹的配偶均不得买卖伊利股票，但他们利用潘刚掌握的内幕信息炒卖伊利股票，构成内幕交易。同时马文力与田学琴（时任收款员）当时分别担任伊利集团公司的管理人员职务，大量的来源不明的款项进入他们个人的证券资金帐户，并买卖伊利股票已经涉嫌挪用资金之嫌。

如果说在2005年以前，潘刚的敛财行为还是处于“地下活动”阶段的话，那么，自2005年潘刚担任伊利集团董事长之后，那就完全是“弃暗投明”、旁若无人了。几年来，潘的父亲潘庆元、岳父杨静源、妻子杨文俊、弟弟潘健、弟媳田雪琴、姐夫马文力、妹夫闫秀明等几乎所有亲属都倾巢出动，明目张胆地用他们自己的公司从伊利捞钱，其手段之多、敛财之巨，令人叹为观止。

权钱交易，巩固个人地位。

自潘刚执掌伊利以来，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并获取更大的个人利益，大搞权钱交易，笼络各种关系，编制人脉网络，寻求保护伞。

2003年前后潘刚结识了内蒙古自治区原党委书记的儿子储惠斌（已携巨资外逃），此后成为储家的常客，并认储父为干爹。2005年上半年潘靠储的力量成为伊利董事长。随后便将伊利的证券业务交给了储惠斌掌控。潘刚在2006年实行的伊利股权激励，就是在储惠斌一手操纵下完成的。按照有关规定，伊利的股权激励方案是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有关部门不予批准。但他们弄虚作假，由储惠斌上下疏通促成此事。潘刚用企业的钱为自己获得了4330万股伊利股份，金额高达16亿多元。储惠斌等人也从中获得了巨额的收益。潘还在2005年至2006年从伊利给储惠斌挪用二个亿资金供其在内蒙古收购企业使用。储惠斌外逃后，他在赤峰和乌海的矿业由潘刚继续秘密经营。

伊利每年的广告费都交给有关领导的子弟去承办，为他们提供业务来源和相对更高的收益，潘刚也就顺势借用或盗用他们的名义作为自己的保护伞。现在伊利同一时段的广告费用比蒙牛等同行企业高出20%以上。

潘刚在伊利常年设立了产品招待部门，大肆送礼搞交易。每年送礼人数达数千人，金额达数千万元。背后的秘密交易数额更是惊人。

在企业证劵、大宗原辅材料的招标和基建工程项目等相关业务中，几乎无一例外的都能看到潘刚亲属参与其中。还有其他一些管理人员也借机以他们亲属的名义投资包装等企业，产品由企业包销，变相从企业洗钱。或借小企业退出的机会低价变卖，侵吞企业资产。

穷尽一切手段侵吞企业和国有资产

几年来潘刚利用其把持的权利，采取多种手段，大肆侵吞国有和企业资产。

1、伊利集团每年几十亿的广告和市场推广费用，在潘刚的安排下，由他的亲信刘春海（现任伊利集团副总裁）和靳彪（现任伊利集团副总裁）一手把持，进行暗箱操作，提取大量的回扣。据初步统计，几年来的回扣多达数亿元。

2、伊利这几年在全国大肆扩张，盲目投资，多达60多亿元，根本不考虑投资回报。潘刚派他的弟弟潘健把持着基建和设备的采购招标。通过到处收受回扣，转手倒卖或转包，从中获取了几个亿的好处。伊利的很多大宗业务都必须通过潘刚的弟弟潘健才能成交，而潘健并不是伊利的员工。伊利过去实行的项目公开招标、项目组全权负责的做法早已形同虚设。要想承揽到伊利的项目，必须找潘健说话，这已是公开的秘密。而这些项目，投产以来大部分厂房和设备都在闲置。从2008年年报看上述项目都在亏损。

3、伊利面包厂的资产近1000万元，负责人魏学增是潘刚的亲戚，潘刚以20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魏学增等人，从中侵吞巨额资产，造成企业资产的重大损失。

4、潘刚为了平衡他和几个高管的利益，保住违法的收益，授意伊利分管财务的副总裁赵成霞以她亲属的名义设立公司承揽伊利的包装业务，价格远远高出其他同类产品，实际是在变相洗钱。伊利近几年在全国各地上了几十个上亿元的大项目，每个工厂的车间就需要上百个灯具。为了照顾一位高层官员的亲属，潘命令伊利公司项目招标办只能用这个亲属的产品。而同一厂的同一种灯具在工厂的采购价要比这位亲属低400元至600元，但潘刚就是不允许工厂自己采购。

5、2006年伊利的股权激励由第一大股东呼和浩特市投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无偿出让了其持有的4%的伊利股权。然后又交给了一个只有10万元注册资本的北京天驰亿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作为中介，最后转到了潘刚等人名下，这是公开的侵吞国有资产。

股权激励，“合法”蝶变乳业首富

伊利股权激励方案的出台和实施，可谓是潘刚敛财过程中的最大杰作。

2005年国家对上市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伊利公司董事长潘刚利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之机，在不具备实施期权的条件下盗用了该分配政策，为自己谋取了巨大利益。众所周知，潘刚并非公司的创始人，他是在92年底伊利股份制改组时从内蒙农大大专毕业进入伊利公司的。在2005年前，潘刚在伊利公司没有一点股份。而从2009年伊利的年报可以看出，潘刚一人就持有了4330万股的伊利股份，按2010年 12月25日的市值高达16亿元，加上他从伊利每年领取近200万元的年薪和采取各种手段从伊利获取的非法收入，潘刚任伊利董事长5年来，个人财富最少达到了二十多亿元，成为中国乳业巨富第一人。而伊利公司在这5年中，已经亏掉了24亿元。

该方案在中国证监会静默期就有很多反映，中国证监会当时认为该方案不具备条件、不能实施。然而，潘刚伙同储慧斌等人利用他们强大的利益关系网和势力迫使中国证监会同意了方案。该方案首先是考核指标不科学企业效益和股权激励严重背离，其次是存在着国有资产的流失，再次是严重的分配不公。参与公司5000万股期权分配的管理人员只有30多人，仅四名高管潘刚、赵成霞、胡利平、刘春海四人就占了 60%。股权激励造成企业内部人心涣散，管理混乱，导致公司2007和2008两年巨额亏损。

2006年11月，在业界、证券专家及政府部门相关人士普遍认为“涉嫌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广泛置疑声中，终于通过了中国证监会的批准。这就等于说，潘刚终于能披着“合法”的外衣，摘取他魂牵梦绕的“硕果”了。

按照该激励方案，伊利将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5000万股股票，这部分股票只要达到了方案中规定的行权要求，即为激励对象所有，而被激励对象在得到这部分股票时是不需要自己掏腰包来花钱购买的。

按照该激励方案的行权条件，首期行权时，伊利股份上一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7%且上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不低于20%；首期以后行权时，伊利股份上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与2005年相比的复合增长率不低于15%。这样的行权条件简直就是白送。尤其是首期以后的行权，甚至可以完全不考虑净利润增长的因素，即便是出现了亏损，只要主营业务收入与2005年相比的复合增长率达到了15%，伊利的股权激励同样还符合行权条件的要求。2007和2008伊利两年巨额亏损24亿元，而潘刚他们还能继续保持股权。这恐怕是世界上都绝无仅有的奇闻。这就是伊利股权激励方案的真正奥秘所在，也正是潘刚能“合法”敛财的核心所在。

欺世盗名排除异己

潘刚执掌伊利以来，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通过各种手段，给自己戴了上多个“政治光环”。而这些光环都是以损害企业的利益弄虚作假欺世盗名得来的。2005年下半年，潘为了入选2005年CCTV年度经济人物，安排公司总部和事业部的管理人员加班，利用公司自己的电脑在网上点击“潘刚”，甚至安排人做了一个软件，在网上提高点击率。以这种方式获得了CCTV年度经济人物的大奖。2009年潘又花钱请人写了一本书名叫《棋手潘刚》的书。书中把潘标榜成中国乳都的缔造者，中国奶业第一人，中国液态奶第一人。2003年前后潘刚结识了自治区原党委书记的儿子储慧斌，从此投靠储慧斌之流，自认储父为其干爹。潘刚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拉关系走后门，通过储慧斌给自己搞了一个中国五四青年奖的指标。而当时的基层团委和团市委并不知情，直到潘领了奖储父接见在电视露了面才知道。潘为了巩固其在伊利的统治，排除异己。凡是不赞成其观点，反对他的人，一律清除出伊利等手段，制造白色恐怖。几年中集团总部和事业部中层以上干部500多人都被迫离开。十多年来，为伊利创业的近3000多名老员工都被赶回家。近1年来企业又流失了大批销售及技术骨干，如冷饮事业部技术付总张晓峰，销售付总范红旺，液奶事业部销售付总郭维世，技术总监苏广宇等多年在伊利做出贡献的人才都不得已离开了。排除异己后，潘刚大量安插自己的亲属、朋友和同学，把持了伊利的要害部门。同时，他的父亲潘庆元、岳父杨静源、妻子杨文俊、弟弟潘建、弟媳田雪琴、姐夫马文力、妹夫闫秀明、内弟和外甥等人用他们自己的多个公司和伊利从事业务交易，肆无忌惮的从企业捞钱，伊利成了潘氏家族的天下。

伊利现状：人心涣散，内耗加剧

由于高管层的严重贪腐行为和收入分配的极大不公，目前的伊利管理混乱，人心涣散，事故频发，企业内耗日益加剧。

伊利现有职工近2万人，其中事业部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及主要业务骨干就达近千人，伊利的业绩主要靠这批人来实现。股权激励本应是针对这批人来设定。但潘刚为了个人的利益，仅限定在30多人，而这30多人中绝大部分都是潘刚当董事长后收买的死党。这样的股权激励范围根本起不到任何激励作用，只能是潘刚发财的工具。

近年来伊利员工的收入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把过去享受的福利待遇全部取消，造成一部分员工生活难以为继。潘刚每年把巨额的资金用于请客送礼虚假广告和盲目投资，造成企业资金的浪费和大量资产的闲置，而舍不得给员工解决生活待遇，2005至2008年没有给员工涨一分钱，员工怨声载道。近1年来，迫于压力潘刚不得已给员工增加了一些工资，但同蒙牛等乳业同行相比同工种同地区每个岗位月薪差 500-2000元之多。企业内人心极不稳定，人员像走马灯一样不停地换来换去。

由于企业人员收入悬殊太大，造成内部矛盾激化，导致管理混乱。企业从2005年以来内部事故频发。2005年运送员工上下班的7辆大轿车一夜间全被焚烧。随后集团总部在保安森严，摄像监控的条件下，五间高管的办公室被盗。2006年，伊利饲料厂发生了20年来没有过的粉尘爆炸，13名员工被严重烧伤，现有9名员工还在医院治疗，造成停产3个月，总计近千万元的损失。随后伊利在新疆的工厂发生爆炸，造成多人伤亡。随后伊利在武汉的工厂发生爆炸致使多人伤亡。至于企业运营中的各种大小事故更是接连不断。内部人心极为不稳。潘刚出门要乘坐防弹车，更有甚者伊利开客户大会，配保安站岗，对客户进行安检。甚至连员工上班都不敢公开议论问题。伊利多年来形成的“以人为本，平等信任”的企业文化已荡然无存。难怪有伊利员工会发出如此的感慨：“我们越来越感觉到伊利已经不是一个生产产品的企业，更像一个集中营！”4年来伊利发生的多起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员工伤亡达数十人，企业直接和间接损失达上亿元，至今未向社会披露、也未做任何处理。

在谎言中生存的伊利，路在何方！

从2005年开始，伊利为了一个虚假的“华丽外衣”，高管们为了尽其最大可能地从企业获利，潘刚们陆续编制了一系列的虚假财务报告，以骗取主管部门的认可、骗取社会各界的信任。

为此，他们每年大量转移未销售产品为当期收入，产品还没有出库就编制虚假销售报表，子公司之间和母公司重复计算销售；每年巨额营销费用不入帐，不摊销，编制虚假利润，编造虚假财务现金状况；应付供应商巨额材料款不入帐，隐瞒巨额银行贷款等等。目前据我们了解伊利在各家银行的贷款（包括银行承兑汇票）已超过80多亿元。

伊利每年的财务报告都要由会计师审计，但会计师事务所只凭企业提供的数据来做审计报告。由于企业给他们提供的是虚假数据，审计结论也就无法真实。

潘刚他们为了尽快摘掉“ST"的帽子，使自己的股票早日高价套现，在2009年前3季度的财务报告中仅是液体奶的销售收入就多虚报了20多个亿。

为了掩饰企业越来越大的亏空，延长高管们得以继续敛财的时限，潘刚还在近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上高调勾画伊利的光辉前景，大谈什么伊利要重回老大的地位。如此下去，不断以谎言掩盖谎言、在谎言中前行的伊利，最终将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呢？

企业生机荡然无存，亏空倒闭已成定局！

沿着它现在的轨迹，伊利已无路可走！

它已经成为了一座即将坍塌的大厦！

在党和国家大力反腐倡廉、致力社会公正、构建和谐社会之际，我们不禁要问：

像伊利这样的企业现象、像潘刚这样的企业高管，我们能容忍到什么程度？

像伊利这样的企业，难道我们只能这样看到它连年亏损直到倒闭吗？

难道只有当国家、企业和全体股民的利益遭受灭顶之灾之后，我们再来悔恨和惋惜吗？

套图无码,了解祖国

2011-06-09T14:31:00.001+08:00

来源：我愤故我在

【1】艾青之子艾未未，一个相当优秀的艺术家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这是百度对其的搜索结果不解释，你懂的

【2】

【3】当春晚成为一门垄断的艺术…

【4】发展中国家很容易陷入经济腐败、不平等、暴力和社会动荡甚至内战的恶性循环，其中腐败是关键环节。腐败是一种寻租行为，特权阶层凭借政治权力参与经济资源配置，为自己谋取私利，是极不公平、严重违背社会正义的分配方式。同时，腐败和政府低效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共同构成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严重损害了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腐败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抑制私人部门的正常发展，给穷人造成巨大的伤害。

【5】缺信仰，缺真相，缺人性

【6】中国人的伪幸福

【7】都是GDP惹的祸

【8】中国的民众对于每届新领导的政策创新的期望，大部分时候都太高，对重大的改革开放措施的出台都期待过高。期待过高的原因，是它们建立在一个根本的忽视上，即忽视了在改革开放的30年进程中，中国的政治和行政系统里面，已逐步形成了一些相对稳固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些特殊利益集团一开始时，力量还不够大，对整个的改革开发大局势还看得不很清楚，但是时间长了，他们就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9】网络民意的力量正在成为人民表达意见，看法和自由的主要渠道。因为关注的力量，一些事情总得以解决。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

【10】他干爹死啦

【11】死者大女儿说"我父亲的尸体昨天就这样被抢走了，被拉到了乐清火葬场，也不知道今天烧了没有""今天早上还有警察和车到我们村里来""我们村的地都被卖光了，老百姓都没拿到钱，我父亲当了六年村长一直在为此上访讨说法，最终为此送了命"。

【12】赵紫阳1987-1989中共总书记一代改革巨匠 1989年被解除党内外一切职务 2005年病逝希望当局给其生平给个评价，一个为改革鞠躬尽瘁的人，我们不能忘了他，人都死了，还想怎么样？
（中国官方为赵紫阳举行的丧礼，要比一般国家领导人的葬礼等级低一级，同时也禁止外国记者采访。灵车前没有挂有赵紫阳的遗像，只挂着白花。）

【13】胡耀邦1982-1987中共总书记 1989年逝世国中有典型，两袖清风作赤子

【14】在公审江青法庭上，就有一位法官插进来阻止她。江青冷笑着说："既然你们不让我讲话，为什么不在我椅子上放尊泥菩萨来代替我呢？"又说，"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写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结果，法庭大乱。阵阵铃声中，江青再一次被拖出礼堂，这时听众们鼓起掌来。"我就是毛泽东的一条狗，他让我咬谁我就咬谁"

【15】说到底，说到底啊中国现阶段社会的矛盾就在于财富的分配极其不公。而阻碍不公的就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压榨财富，获取资源。目前来看，阻碍政治改革，坐拥巨额财富的四大利益集团是;
垄断国企利益集团
政府部门利益集团
官商勾结利益集团
身份血缘利益集团

【16】罗斯福曾言："在每一片土地上，时刻都有使人分道扬镳和使人走到一起的种种力量在发挥作用，在为各遂其志而奋斗的时候，我们乃是个人主义者；但在作为一个国家而寻求经济和政治进步的过程中，我们就成了一个整体，不是全体向上，就是一起坠入深渊"。
既然利益者贪婪无度，普通民众麻木不仁，所谓精英和中产阶级明哲保身。改革的道路到底在何方。只有祈祷公平正义比

【17】看了这张图，你就知道中国的潜力有多大。当然，是改善民生的潜力

【18】你今天站起来了没有？

【19】1.我知道我是專制者，但我會是最後一位──我以專制來結束專制。2.今後，只有國家、民族和三民主義的萬歲，沒有個人的萬歲。3.政府在哪裡，法統就在哪裡。4.沒有永遠的執政黨——蔣經國語錄

【20】"尽管斯大林让数百万人无故地失去了生命，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地位，仍然受着人们的敬仰和爱戴！"这是国内正唱红歌的某电视台节目中的解说词。"丝毫不影响"说得好啊，斯大林和他的苏联帝国早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国内还在为这个使中国失去外蒙古的恶魔唱赞歌！

【21】

【22】9.5米的孔子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国家博物馆北广场站台，如今他老人家也没避免被拆迁的命运，换成了孙中山，党中央在暗示什么

【23】

【24】
记得有句著名的话：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5】

【26】首战用我，用我必胜

【27】其实他是个敢于说实话的人，只不过太直率了，没有顾及百姓的心理承受能力

【28】拼爹时代

【29】不拆迁不卖地证腐靠什么来拉动GDP，怎么去愚弄百姓呢

【30】世界上哪位独裁者杀了最多的人？

【31】1月20日，江西九江火车站，画面中，这一对外地打工赶回抚州过年的小夫妻身上体现了他们的乐观、坚韧、勤劳、尊重传统，以及中国人对于团圆的重视——这才是普通中国人的写照，我们可敬的同胞

【32】RT【和谐社会标准】1.学校不收费；2.医生不卖药；3.房子不强拆；4.新闻不说谎；5.专家不白痴；6.食品不含毒；7.城管不打人；8.当官不受贿，9.脱裤不走红；10.吹牛不出名；11.就业不求人；12.环境不污染；13领导不特权；14.百姓不畏权。15.人民說了算

【33】【申纪兰】连任近60年的全国人大代表，令她最自豪的事是自己"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就是说，她赞同过反右，也赞同给右派平反；她赞同过大跃进，也赞同联产承包；她赞同过文革，也赞同否定文革；她赞同过打倒刘少奇，也赞同给他恢复名誉；她赞同过反击右倾翻案风，也赞同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

【34】社会不公理性待，财产公开慢慢来，身体可有道德血？法律不是挡箭牌。

【35】全国人大代表、广东惠州市科协主席黄细花：我们做了一个实验，同一车货物，委托物流公司运送，从广州至北京，全程遵章守法，不超载，一车货物不但没钱赚，还亏了3200元。运输成本从广州至北京比从广州到美国还要贵，中国的运输成本如此之高，你叫老百姓如何生存？你叫老百姓如何不超载？如何不逃费？？——这好像是我见到过本届第三位说真话的代表。

【36】老资格就是老资格

【37】

【38】高氏兄弟：和谐盛世与强力维稳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笑话。等于自己安上一张假面自己再揭下来使劲地抽打。古今中外历史上不乏衰世被涂抹成盛世的先例。但论其自相矛盾与分裂的程度都难与吾朝相比。这大概是世界迎来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中国反而走向次法西斯时代（余世存语）执政集团为保全自身利益不得已之选择的结果。

【39】凌驾于之上

【40】@共识网：1968年1月5日早晨，罗克像往常一样，带了一饭盒大米饭、炒白菜和一本书，上班去了。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1970年3月5日，罗克被处决。处决的地点至今我们还不知道。—— 遇罗文：我的哥哥遇罗克

【41】1948年11月，上海。共党要进城，国难当头，大批上海人在火车站自觉排队购买车票准备逃离上海。注意亮点，几乎没人插队…

【42】攘外必先安内，内忧大于外患

【43】当时我就阳痿了

【44】钉子户，敢于和官商勾结的恶势力相斗争的底层百姓的代名词。在当下的中国，城市化的快速扩张很快遇到了"土地瓶颈"，这使得农民手中的土地迅速成为稀缺资源。为了底层农民手里仅有的一点土地，地方政府、开发商、村级组织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紧紧捆在了一起形成"精英联盟"。原子化碎片化的农民像婴儿般被其鱼肉。图中的红旗在为我们普及最基本的常识：私宅是否免于公权力的任意侵犯是检验正义社会的底线标准。

【45】客观的讲，分税制改革后省级以下的财政分配是存在严重问题的。如果不引进"资本家"（招商引资）和"培育地主"（买卖土地），基层政府可能连正常的财政运转都无法维持。"逼良为娼"的制度设计使得想办法搞钱成了一把手的第一要务。这样一来，开发就成了他们最大的政治，只要不弄死人，上面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开发的途径主要有哪些呢？卖土地，搞开发实质就是卖土地，招商引资也就是要别人来圈地。

【46】台独的本质是台湾人心对中国认同的彻底崩溃。只要是人心不"统"了，人心不"中"了，台湾作为政治实体叫什么名字，是中华民国还是台湾共和国，意义都不大。这些年我们反台独的重点是放在台独的外在形式上还是台独的本质内涵上？人家搞得是实质性台独，我们只满足形式上的统一，即仅仅在乎美国是否坚持"一个中国"，台湾当局是否改变国号。面对台湾人心的巨大变化却束手无策，如此下去，形势不言自明，胜负不战自分

【47】从邓时代开始，北京治藏的思路重点一直是发展经济。然而藏人目前却越来越向没有给过他们一分钱的达-赖靠近。其实这是治藏思路有问题：藏人是一个宗教民族，宗教性质决定信教者对宗教领袖无条件服从。按这个逻辑，只要给西藏宗教自由，藏民就必然对他顶礼膜拜，他以宗教领袖对藏人的精神影响力，就可以很容易地转化为引导藏人反对北京的政治号召力，从而把西藏宗教转化为他的政治资源，这使北京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

【48】"如果要在我的墓碑上刻一行字，应该写的是——一个经典的人格分裂的人，他代表了那个时代所有的缺陷。"除了著名诗人艾青之子的身份外，艾未未还有不少可以让人羡慕的头衔：旅美艺术家、中国前卫艺术代表、"鸟巢"设计者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中国顾问、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副导演……

【49】2011年3月3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举行例行记者会.姜大妈又牛B了："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问题的实质是有人唯恐天下不乱，想在中国闹事。对于抱有这种动机的人，我想什么法律也保护不了他"姜大妈的意思是，只要有动机，有关部门就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办他。你这是在忽谁的熊脸啊？

【50】@土家野夫：著名的腾冲国殇墓园，整座山安埋着抗日牺牲的国军将士。每天都有很多人前来吊祭，但是对面的共军烈士墓园，却门可罗雀。人心向背，各有口碑啊土家野夫：回复@思归游子:共军墓园不是抗战死的，内战也能叫为国捐躯吗 //@思归游子:可怜党国先烈，同样是为国捐躯，却因站错了队而被冷落

【51】

【52】1948年11月，上海。大批上海人拥挤上火车逃离上海，一位抱孩子的少妇焦急地在火车下不知所措，这可能是最后一趟诺亚方舟

【53】西方干部就是爱演戏呀

【54】【是蜗牛前行还是滑坡后退】@傅国涌：1986年报纸上公开发表的言论，今天还有报纸登得了吗？

【55】【我是谁？】在自己的祖国暂住是一种耻辱

【56】

【57】

【58】你们全家都是砖家—时下最恶毒的脏话

【59】

【60】

【61】

【62】《经济学人》图解中国各省区人均GDP

【63】既得利益集团是目前改革的最大问题所在。阻碍人权保障的既得利益者又有三种：首先是依靠级别来获得利益的群体。其二是靠公权力寻租的这群人。哪怕是一个基层的小官员，他手里有权力，也可以寻租。其三是占据垄断公共资源的人。比如电力、石油那些国家垄断行业里面的吃公共资源的利益集团

【64】某党又被打脸了

【65】政治改革到底有多难？其实或许没有执政当局想的那么复杂和艰难。在当代社会维护国家权力的手段空前强化的条件下，特别是由于东方社会国民素质、文化传统的具体特点（大跃进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饿死几千万人，中国人民仍十分宽容和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失误，刘少奇当时就曾感慨道："中国人民实在太好了！"八十年代末邓小平在谈及五十年代中国民众在困难时期的表现时也曾感慨道："多好的老百姓啊！"）

【66】射会主义优越性

【67】

【68】

【69】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跟我有毛的关系！那么那么那么多石油！被一小撮人霸占着，与国际接轨，油价一涨再涨。骄奢淫逸与贫困、教育你来对比！操她娘的！老娘的那份呢？这真的不是我的国，我的国被他们抢了！所有的东西都被他们抢了！——郎咸平《财经郎眼》某期大意，你懂么？佩服广东卫视！

【70】全球空气污染图，让你看看中国的改革开放造成了多大的环境破坏，带血的GDP,透支了子孙后代的GDP

【71】今天的对岸已经发展为一个人类发展指数（HDI）列全球前20位的先进地方。
在香港至今还有人升他们的旗帜。

【72】改革双雄，你们懂得，如果时间可以倒退，如果历史的天平重新倾斜

【73】

【74】15年，外逃一万六千人，卷走一万亿——1992年至2007年6月底，中国外逃省部级（含副省部级），87人，正地厅级，320人；副地厅级，1920人；处级，8250人；副处级，11340人。共计16000多人。这些人侵吞、携带出境的资金就有一万亿元以上。这些外逃的贪官几乎都是"裸官"！

【75】

【76】

【77】

【78】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如此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让它们像幻影一样，散向无尽的黑夜。当然，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在恐惧无助、无保障、无尊严中，目睹炫丽的烟花而自豪地挺起胸膛——再没有比愚昧更好的庇护伞。（时寒冰）

【79】"两岸的统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统一。即：一个'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统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之上，而不是统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华民国'之下。"——李登辉

【80】诺贝尔和平奖

【81】政治歧视经济盘剥导致农民贫穷，如今失地农民5000万人，转移耕地2亿亩。农民工2.3亿人，小时工资是市民的四分之一，选举法规定，四个农民一票，市民一人一票，96万农民一个代表，24万市民一个代表，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一致。

【82】《国际歌》歌词很多被删减，作者鲍狄埃的法文原文：国家在压迫，法律在欺骗，赋税把倒霉人敲榨，富人不承担任何义务，穷人的权利是句空话，仰人鼻息的苦恼受够了，平等要讲另外的法律，没有义务就没有权利，大王们用梦想麻醉我们，人们宣布归还他们的一切，只希望享有他们应所享。

【83】"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这话不是我说的，这还是1896年9月2号李鸿章对《纽约时报》记者说的

【84】在西方人的眼里，20世纪有三大法西斯恶魔，地球上40多亿人曾受这3大恶魔的迫害

【85】

【86】且不论TVBS报道的客观性，拿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道来说，其所延伸的腐败不止百亿，这是一个什么概念？相当于一个中等县级城市的一年产值啊。随着刘志军的落马，一系列的铁道部高官都有牵连，我在也不愿看到到底受贿了多少，伤不起，国家4万亿，你铁道部独享1.5万亿。铁道部是一个典型的利益集团，而且是很坚固的金字塔。但愿新上任的铁道部长能有所作为

【87】什么医改啊，教育改革啊，目前来看，少了起码的公平可言，拿北大来说，名副其实，北京大学，北京人上起来比较容易的大学。

【88】蜚声在外

【89】汪精卫早年投身革命，刺杀满清摄政王被捕。终身追随中山先生，辛亥后汪精卫却提出"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六不主义。孙死后是呼声最高的接班人，然而他却不近权势。此人且反对蒋氏独裁。其曲线救国的路线被历史曲线理解，然后给了他曲线的评价。历史应该给予更公正的评价，国共两党都是…

【90】

【91】八国联军1900年8月14日攻打清朝皇城，皇帝的子民们竞相扶梯相助。当时的清兵和义和拳民不下20万之众。朝廷和联军比例约10:1。装备上，联军有的滑膛枪清兵一样不缺，而重武器还不如守城的清兵多。然而清兵逃了个精光，留下了穿布衣长衫的百姓，也留下了这张真实的民众竞相扶梯相助联军的照片

【92】周恩来在1946年1月16日曾代表中共公布军队国家化的具体标准1.军队不属于个人。即军队不得为个人私有，成为私家军队。2.军队不属于派系。即军队不得成为派系政争的筹码。3.军队不属于地方。即军队不属于地方军阀，成为地方割据的资本。4.军队不属于政党。即军队不得为党军，任何政党不得在军队中有公开或秘密之活动。5.军队属于国家。即军队应由代表国家的民主政权的机构来统帅。

【93】1948年10月19日，共产党军队占领长春，长达5个月的"困长春"结束。其间大批平民饿死病死，共产党政府承认平民死亡12万人，各方估计从15万到65万人不等。围城前，长春市有人口121万，围城后仅剩17万。
图为共产党军站在"中正广场"（今人民广场）的苏军烈士纪念碑上吹响胜利的号角，庆祝"兵不血刃""解放"长春！

【94】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近日在驻福建部队调研时强调：要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着力强化军魂意识，旗帜鲜明地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政治观点（新华网）。——和邦国一样极致，可以对着全天下大喊我不要脸的人。

【95】有人问保山市长吴松，"你做过云南大学校长，和做市长有差别吗？""有啊，"吴松笑了，"做校长，你说得再对，教授们也可能说你错了，因为真理是相对的；做市长，你说得再错，听者肯定说你对，因为权力是绝对的。"

【96】在这位改革巨匠逝世4年后的2009年，在海外出版的其秘密回忆录里说道：事实上，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才更有生命力。这一制度是目前最好的一个。它能够体现民主精神，也能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不仅要施行市场经济，政治制度上也必须采用议会民主制。否则，就无法保证市场经济是健康的、先进的，这个国家也无法建设现代社会的法治。

【97】熬得过南京大屠杀，熬不过共产党…十谢共产党，蛋疼菊花痒

【98】某团队精心拍摄了纪录片《刘少奇》，因系重大历史题材，送某部门审查，某党史专家，长期研究少奇生平，在审片中他多处眼含热泪说"太感人了，太真实了，你们费心了。" 最后他擦净眼角的泪水，沉默了一会儿，斩钉截铁的说"这个片子不能传播"。

【99】金家政权倒台以后朝鲜人民会怎么看待当年的战争呢

【100】【中国富人的下一站是离开中国】中国市场遍地黄金的岁月正在褪色。在过去30年里赚到巨额财富的高净值中国人群，正在忙着离开这个国家。他们是仅仅弄个外国身份，还是要把大部分甚至全部财富转移出去，殊难料知。

【101】

【102】

【103】

【104】

【105】

【106】《南方日报》刊登了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的讲话：1、最大的痛苦是没地方说理，令好人寒心的社会就是最坏的社会。2、政府的第一要务不是发展经济，而是维护公平正义。3、中国也需要一场社会变革，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社会进步运动的目标是什么？
三句话：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的溃败。

【107】

BBC：大家谈中国：悖论十题

2011-05-26T14:24:00.003+08:00

来源：BBC中文网

公务员到底为谁服务引发网民热议

一、屁股决定脑袋

中国的公务员是个人人向往的职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工资待遇高。为什么高？因为中国有中国的特色，和外国的不一样，中国的公务员待遇是由政府也就是公务员自己决定的。为了不亏待自己，他们还制定了许许多多对自己有利的政策；每当和体制内的朋友在一起说到这些，他们都会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解。此事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本来好端端的人怎么就变得这么不讲道理了？屁股决定脑袋，这就是很多老外看不懂咱中国人的地方。

二、谁给权力对谁负责

有次请单位某科长办理一件他职责范围内的事，可他以种种理由一推再推，最后只好不了了之。同样是这个人，只要是领导交办的事，无论困难多大，有时还只要领导给个暗示，他就会立马搞定，然后去领导那里邀功请赏。为什么反差这么大？因为他头上的那顶"乌纱帽"是领导给的，当然只对领导负责。而在美国，一个州长对他的"领导"美国总统不需要阿谀奉承，对他的臣民也就是州里的选民却要百依百顺。为什么？因为他头上的那顶乌纱帽不是总统给的，是选民给的。谁给的权力对谁负责，事情就这么简单。

三、能否给自己做手术

据我所知，古今中外好像还没有哪个医生是可以自己给自己做手术的，哪怕他医术再高明。如果把执政党的腐败比作毒瘤，那么切除这些毒瘤的工作，就不应由他自己而应该由别人来做。但我们的理论家却说，自我监督自我约束自我完善是我们执政党的成功经验，感觉这样的逻辑似乎有点问题，但又不知道它错在哪里？

四、别把老百姓往广场上推

据说现代社会消解官民矛盾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法庭，二是网络，三是广场。对中国人来说，第一种方式水太深，那不是老百姓去的地方，于是多数人采用了第二种方式，给中国的网络带来了繁荣，但很多网站和网民也因此遭到整肃。不过总得有个说话的地方既然法庭和网络不能说，那恐怕就只能走向广场了。中国的执政者也许不会想到，把老百姓往广场上推的，其实就是他们自己。

五、他们在用脚投票

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当然是社会主义好，这是很多官员常挂在嘴边并教导我们的一句话。但奇怪的是，这些说社会主义好的公仆们，却总把老婆孩子和搜括来的财产往资本主义那边转移，好像没有谁是往朝鲜古巴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去的。用时下一句很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在"用脚投票"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其实不用听他们怎么说，只要看看他们的脚往哪走就很清楚了。

六、什么是内政

"不许干涉内政"也是某些官员常挂在嘴边用来抵制国外批评的一句话，还赢得了很多愤青和脑残者的叫好。这话的要害是什么？是"内政"二字。其实批驳它并不难。正如一些网友说的：如果一个男人只是跟他老婆吵吵嘴，那别人当然不能管；但如果他把老婆杀了或把儿媳妇强奸了，你能说那还只是他家的"内政"？别人能不管吗？如果这样的事也不能管，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正义可言？

七、阴差阳错的阶级

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财产的多少则是划分阶级的标准，于是就有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前者是专政者，后者是被专政者。但问题是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无产阶级成了有产者，资产阶级成了无产者。可毛泽东不管这些，于是没有钱的"资产阶级"就被有钱的"无产阶级"专了几十年的政。让人匪夷所思的是，直到今天，还有人认为这个逻辑是正确的。

八、不爱的权利

清明时节，某地官方媒体组织庞大的队伍进京为毛泽东扫墓，并宣称这"代表了全省人民的心愿"。作为该省人民的一员，我就这样被他们给代表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毛泽东建立了新的政权，有人怀念他可以理解，但他也伤害过千百万无辜者，那些无辜者和他们的亲属，也有不爱不喜欢不怀念他的权利。作为执政者，怎能为了满足一部分人的爱去伤害另一部分人并剥夺他们不爱的权利？

九、国情是个好东西

有人问领导为什么中国的"三公"消费那么高？领导说这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又问为什么官员不能公布个人财产？领导说这也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还问为什么中国不能搞民主选举？领导说这还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我很纳闷，难道人家就没有自己的国情？难道不同国情的国家就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底线？原以为老邓的中国特色也就是国情论只是句空洞的口号，现在才明白它其实是个阴谋。任何错误和罪恶，都可以用中国国情来解释其合理性；任何批评与建议，都可以用中国国情予以拒绝,难怪邓之后的执政者都把它奉若神明。所以当今中国的官员和既得利益者都该感谢邓小平。是他老人家，为他的后来者留下了一个魔法无边的宝贝。

十、历史是个啥玩意

这些年来，每当日本国内有人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教科书的时候，中国从官方到民间都会有很多人出来谴责，这当然没错。但很少有人想过，我们的毛泽东时代给人民造成那么深重的灾难，国民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又有哪个领导站出来向人民表示过半点歉意？不但没有歉意，相反地还在继续鼓吹和神化毛泽东，所以至今很多人心不平气不顺，这也是当今社会不稳的一个历史根源。如果说那些坏事与今天的执政者无关无需道歉，那么同样的道理，当年的侵略中国也不是今天的日本人干的，他们又凭什么要道歉？更重要的是，因为没有任何反思，所以我们现在的教科书特别是文科教材，充斥着谎言、暴力和谬误，孩子们从小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如果有人问我今天的中国什么事最让人揪心？那就是教育对孩子的误导和毒害。什么时候中国走上了一条健康之路，要做的第一件事，应该是把文科教材全部推倒重来。救救孩子！

独裁下的荒诞：前罗马尼亚的“月经警察”和“打字机执照”

2011-04-03T19:52:00.000+08:00

内容提要：在前罗马尼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专制期间，不但实行“一言堂”，而且“家天下”，任何政策的出台都为了维护其统治，这些政策也包含了最荒诞、最恐怖的禁止节育和人口增长政策，禁止离婚、禁止堕胎，妇女月经期要受到严格地检查与盘问，电影《四月三周两天》对这段史实进行了很好的“还原”。为了加强言论管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还颁布了《大罗马尼亚打字机法》，对每台打字机进行控制，决不允许“异端邪说”。独裁必然产生荒诞。

“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鲁迅

（一）禁止堕胎法令和“月经警察”

独裁与荒诞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有什么样的专制独裁，就会有什么样的荒诞的事情发生。

就拿警察来说，生活在现代国家中的民众都不会陌生。对于警察的种类，一般人随随便便就能说出几样。比较常见的，像什么治安警察、户籍警察、交通警察、刑事警察、铁路警察、林业警察、经济警察、司法警察、巡逻警察、外事警察、武装警察、特种警察、航空警察等等。比较特殊的，像中东一些阿拉伯国家，宗教警察。但说到“月经警察”，绝大多数人恐怕没有听说过。

在前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所推行的政策中，最恐怖、最可荒诞的要算他的禁止节育和人口增长政策。为了提高人口数量，增强国力， 1966年，齐奥塞斯库废除了以前关于个人可以自由流产的法律，实施了禁止堕胎的政策。他宣称，胎儿是社会的财富，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他规定，完全禁止离婚、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四个孩子，紧接着，国家颁布法令，节育和堕胎都属违法，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纳税金，打胎者将受到判刑和囚禁，妇女月经要受到严格地检查与盘问。

为保证政令畅通，依据齐奥塞斯库的指令，执法者纷纷进驻机关、工厂、农村、学校、以及各个单位，对妇女进行严格的监控，督促她们每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对那些避孕的妇女和默许堕胎的医生一经查出，严厉打击、处罚监禁。罗马尼亚的老百姓把这些执法者鄙夷地称作“月经警察”。在恐怖的高压下，许多绝望的妇女铤而走险，试图偷渡多瑙河，到邻国匈牙利寻求庇护，但在边境线往往被当作叛国者，遭到罗马尼亚士兵用机关枪的扫射。①

在这项政策实施一年之后，罗马尼亚的婴儿出生率翻了一番，成绩显赫。但地下流产与堕胎的服务也随之出现，怀孕妇女的死亡率不断上升。更让齐奥塞斯库感到闹心和棘手的是，随着婴儿的大量出生，妇产医院的设备、妇产专家、产科医师、儿科医师以及妇幼保健工作者严重匮乏，这可不是单靠行政命令就能马上解决的。仅仅一年中，罗马尼亚的婴儿死亡率就增长了145.6%。消息传出，全世界哗然，各国政要、媒体纷纷谴责：这简直就是“现代社会的滥杀无辜”。面对国内外政治压力，为掩盖这种愚蠢而可怕的后果，齐奥塞斯库下令，婴儿出生一个月以后，再发出生证。如此一来，那些在未满月中夭折的婴儿就不会填写在死亡婴儿的统计当中了。正如一位罗马尼亚作家指出：“很多婴儿从来没有合法地生存过。”这项政策的恶果，还不仅局限于此。在罗马尼亚的儿童养育院及收容所中，有许多被遗弃或身体及精神残疾的孩子，他们的生存状况更加令人震惊。②

对于这一段荒诞而悲惨的历史，罗马尼亚年青的电影导演克里斯蒂安?蒙久（Cristian Mungiu），用摄影机的镜头，真实而艺术地再现给全世界人民。他执导的影片《四月三周两天》，通过两个女大学生一天中所遭遇的堕胎经历，把独裁专制统治对人性的摧残和压迫，以及在这样的环境下，人性的丑陋、冷漠，甚至是邪恶、表现得淋漓尽致。

2007年5月２８日凌晨１时，第６０届戛纳电影节落下帷幕。在主会场卢米埃尔宫的颁奖庆典上，克里斯蒂安?蒙久执导的影片获金棕榈大奖━━最佳影片奖。

这部影片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87年的寒冬，此时距离柏林墙倒塌，齐奥塞斯库的独裁政权垮台还有两年。

影片一开始，女大学生奥蒂莉亚（Ottila）正在为同一宿舍的同学嘉碧塔（Gabita）秘密准备行李。奥蒂莉亚匆忙地奔波在简陋的宿舍楼和肮脏的穷街陋巷，向男友借钱，购买走私进口香烟、食品、香皂，预定饭店。所做这一切，就是因为嘉碧塔怀孕了，而且要赶在期末考试之前堕胎。

在当时的罗马尼亚，流产和堕胎都是违法行为，而且要根据流产者或堕胎者怀孕的时间决定刑期监禁的长短。为了躲避处罚，她们找到了一个叫毕比（Bebe）的医生私自堕胎，一场噩梦就此开始。

奥蒂莉亚几经周折最终找到一家廉价的旅馆，但医生毕比借口手术费太低，不愿承担犯法坐牢的风险。为了能使嘉碧塔尽快手术，面对毕比医生“任何错误都要付出代价”的要挟，奥蒂莉亚不得不承受羞辱，与毕比做爱。嘉碧塔躲在门外饮泪而泣。

死婴从嘉碧塔体内排出，被包裹在一块白色的浴巾里，手掌般大小，略具人形，上面沾满鲜血和污秽。奥蒂莉亚久久地凝视着尸体，默不做声，悲伤地感叹生命是如此的脆弱，人生是如此的无奈。

奥蒂莉亚把死婴装在书包里，冲出旅馆，神经质地在街上奔跑，镜头一直跟着她，穿过一条又一条黑暗的街巷。

昏暗的路灯、远处传来的狗吠，街角上的流浪汉、疾驰而过的警车……这一切的背后，仿佛都隐藏着无限的杀机，随时可以葬送奥蒂莉亚和嘉碧塔来之不易的解脱，夺走她们即将到手的自由。

由于害怕和紧张，奥蒂莉亚迟迟没有找到丢弃死婴尸体的地方。最后，她跌跌撞撞地冲进一个居民楼，慌乱地把装着尸体的书包塞进了楼道里的垃圾箱内。在仅有的一点光亮里，奥蒂莉亚静静地站在那个垃圾箱前，仿佛为自己心灵的失落，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忏悔。

处理掉死婴的尸体，一切的恐惧与不安都结束了，两个女孩坐在旅馆的餐厅里，默默地等待她们的晚餐。不远处，是一场婚宴的欢闹场面。而这一天，正是嘉碧塔怀孕整整四月三周两天。

自1966年避孕与堕胎被齐奥塞斯库政权明令禁止以来，罗马尼亚人民便丧失了一种基本权利。当人们摆脱不了性爱的天性，为自己种下的爱情之果面临抉择时，他们所遇到竟是罪与非罪的选择。到底国家有没有权力操纵人伦意向？到底能不能强行为私生活立法？对于这些，齐奥塞斯库自有主张。他认为，党是领导一切的，每一个人都应当听从党安排。他是党的最高领导，因而他的意志就代表了党的意志，任何人都必须服从。在他统治的国度中，“国王不仅要坐在国王的位置上，而且还要坐在上帝的位置上。”

为什么对于人性的蔑视竟出自对于扼杀生命的禁止；源于对生命的珍惜与关爱的禁止堕胎，反而成了扼杀人性的借口？历史仿佛给人们出了一道难以解答的考题。

其实，禁止堕胎的法令并非只有罗马尼亚一家，但为什么其他国家并未出现像齐奥塞斯库政权下这样极端、这样缺乏人性的残忍？

1991年，爱尔兰一位14岁的女孩子被她朋友的父亲强奸后怀孕。罪犯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但无辜受害的女孩也陷入法律对她的伤害。因为，法院援引宪法中“国家承认尚未出生的婴儿生命权”的条文，阻止女孩进行流产。于是，这个事件使整个爱尔兰陷入了一场政治和宗教上的危机。三分之二的爱尔兰人，包括当初投票支持宪法的人，都对女孩的遭遇表示同情。最终，政府支付了诉讼费用，女孩获准可以到爱尔兰以外地区自由旅行，以妥协方式结束了这场危机。

爱尔兰的妥协与齐奥塞斯库的僵硬，充分体现出两种制度的截然不同。美国历史学家鲁道夫?J．鲁梅尔在他1994年出版的《因政府而死》一书中估算了一个数字：在20世纪，单是种族杀戮的死难者就达1．7亿人。这一数字中几乎不含政治迫害和战争所造成的“正常”死难者人数，同样也不含该书出版后发生的种族杀戮死难者人数，比如在卢旺达或者巴尔干地区发生的种族杀戮死难者。在人类历史中，如此多的人死于暴政，在此前是亘古未有的。

在《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中，哈耶克认为，坏事不一定是坏人干的，而往往是一些“高尚的”理想主义者干的，特别是，那些极权主义暴行的原则是由一些可尊敬的和心地善良的学者们奠定基础的；“自由”常常在“自由”的名义下被取消，“理性”则是在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步被摧毁的。因此，一种合理的政治制度一定是适应人性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强迫改变人性的政治制度，如果一种政治制度，是建立在改变人性的基础上，这样的政治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暴力与恐怖。

理解了这点，或许就能找到问题的答案。

（二）打字机执照

20世纪80年代初，齐奥塞斯库颁布了《大罗马尼亚打字机法》。根据该法，每一个罗马尼亚的公民、企业、事业、机关、学校等单位，凡拥有打字机必须要得到警方的许可，领取使用执照；要成为打字员也必须照此办理，并且要将所打字的样品同时上报。如果打字机需要修理，其使用者及其打字机都需要更新执照。任何继承打字机的罗马尼亚人，都必须将此上交政府当局，或寻求取得使用它的资格；如果不把打字机的键盘上交警方，即使损坏的打字机也不得私自处理，否则严加处罚。③

不言而喻，齐奥塞斯库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舆论，垄断思想。

自1965年齐奥塞斯库坐上罗共总书记这个职位后，便如钢梁上的铆钉━━固定不动，一直到1989年被枪杀。不仅如此，齐奥塞斯库恨不得将一切权力统统揽入自己的怀中。除党的总书记外，他还担任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主席、团结阵线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和爱国卫队总司令、经济社会发展最高委员会主席、罗马尼亚共和国总统。齐奥塞斯库身兼党政军7大要职，可谓至尊无上。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统计，齐奥塞斯库家族成员在党政军界担任要职的不下30人。其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任罗共中央干部委员会主席，第一副总理，实际上是罗共二号人物；其兄马林．齐奥塞斯库，任国防部副部长兼罗军最高政委；其弟伊利埃．齐奥塞斯库和安德鲁察．齐奥塞斯库，分别任内务部干部培训中心主任和罗马尼亚驻奥地利使馆商务参赞；其妻弟格奥尔基．波特列斯库任全国工会主席；齐奥塞斯库的小儿子尼库．齐奥塞斯库，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每当罗共中央开会，就像是齐奥塞斯库的家族会议。罗马尼亚人民将此讥讽为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像罗马尼亚这样高度极权与类似封建时代的家族统治，在民主国家中无法想象。

当上了党政军的一把手，又有一大帮子家族成员为自己看家护院，齐奥塞斯库自然是说一不二，专横跋扈。他的每一次讲话都成了“纲领性文件”，报纸要登，电视要播，广播要说；每逢重大节日，有影的、有声的、国内的、国外的、各种媒体一起上，民众耳朵里充斥着颂扬“齐奥塞斯库时代”的光辉业绩，歌颂“齐奥塞斯库伟大、正确”的各类宣传。为了造神，向人民群众显示自己“无懈可击的正统地位”，特别是压制不同政见者，打击反对派，齐奥塞斯库不惜花费大笔外汇，购买国外报刊的广告版面刊登颂扬自己的文章，然后在国内报纸转载，借以宣扬外国人是如何敬佩齐氏的天才领导和伟大功绩。

极权独裁统治，很多东西不单是靠暴力来维持，而且也需要靠欺骗和谎言来维持。因此，打字机和打字员在统治者眼里就成了传播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必须严加防范，严密控制。无论机器，还是人都只能成为替独裁者歌功颂德的工具，绝不可作为民众揭露事实真相的武器。垄断思想只是极权主义的手段，其目的是通过垄断思想达到垄断权力的目的。因为只有把人的思想垄断了，才有可能彻底地垄断权力。反过来，垄断权力之后，又可以将思想垄断进一步强化。

在极权独裁统治下，“掌握”和“控制”人民思想，或者说将人民的思想“国有化”（哈耶克语），历来是统治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他们有一种把人民变成“喉舌”的冲动，特别希望自己能像集市上的鸟贩子一样，教授鹦鹉、八哥、鹩哥这类动物学舌，把自己的意识形灌输给人民。

在动物界中，鹦鹉、八哥和鹩哥恐怕是向人类学习语言的高手。不过，这些鸟学习语言的目的，恐怕只是一种本能，绝非是用来思考。另外，鸟类学舌，恐怕只是为了讨取主人的欢心，以便能够从主人那里得到更多的赏赐。从它们学舌的效果看，即使学得惟妙惟肖，发出的声音也只是重复主人的语言，并不包含自己的“思想”。

独裁统治者为了能使自己的“思想”迅速传播，占据每个人的头脑，让所有人都无条件地接受自己的理念，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人变成鸟━━用教授“鹦鹉学舌”的方法，把“唯一正确的思想”传播到广大民众之中。

鹦鹉学舌，只能是简单的语言，而人类的思想是极其丰富、深邃的。统治者出于垄断思想的本能，是不可能让民众掌握思想。在极权专制的统治下，对于人民群众的教育，往往是教条式的、口号式的，往往是将统治者的“意志”或是“思想”浓缩成几句简单的口号，语录、编成顺口溜似的“四六八句”，叫老百姓反复背诵。只有这样，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统治者的“思想”才能为广大人群所“掌握”。就如同戈培尔所言：“我们的宣传对象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传的论点须粗犷、清晰和有力。真理是无关紧要的，完全服从于策略”。

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只能听到一种声音、看到一种理论、接受一种思想。思想单一，必然带来认识上单一。因此，判断事物，认识问题，观察世界，非此即彼，非黑即白。当每一个人都在“鹦鹉学舌”的时候，那些“空话”、“套话 ”、“大话”、“假话 ”、“官话 ”、“疯话”、“蠢话”、“谎话”、“废话”、“帮话”、“黑话”……在社会肆意泛滥，就不足为奇了。

当希特勒妄图称霸世界时，他教会德国人民的就是“为了德国的复兴，消灭犹太人”。法西斯主义就是这么简单明了，根本用不到什么高深的学问。同样，当赫鲁晓夫向苏联人民宣传“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时，也不过用了一个极其简单的公式：共产主义=土豆烧牛肉。为什么土豆不能烧猪肉，没人去问，也没人去想！

（三）独裁的荒诞与可耻

法国著名思想家帕斯卡有一段名言：“人只不过是一根脆弱的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作为人而言，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按照人的思想天性，是不可能做到“思想一致”，“信仰一致”，“言论一致”的，如果硬要人们去“保持一致”，否则就党同伐异，就残酷镇压，其结果不是思想殭化，便是思想贫乏。当人们无法讲真话时，讲假话便会泛滥成灾；当人们看到未能与当局“在思想上保持一致”而受到惩戒时，便会用虚伪掩饰真实思想，求得自我安全。而当大家都成了双重性格的人，变成当人一面，背后一套的两面派时，那些说真话者反而被视为异类，成为权势者打击迫害的对象，成为不正常的正常人。

人类作为个体是十分脆弱的，真正的思想家寥若晨星，多数人不过是随波逐流。作为大多数人们是不愿意探讨和接受那些追索生存本意与生命价值的形而上的理论的，因为这种对灵魂的拷问，不仅严肃而且痛苦。孙中山先生曾说，在任何社会里，先知先觉者总是少数，后知后觉者和不知不觉者总是大多数。但这并不意味着某些人有资格，或者有权力选择一批精英，来决定人民必须想什么，或信仰什么？如果以为在一种制度下，大多数人都在服从少数人的领导，因而就认为大多数人必须要接受那些被少数领导者加以梳理和改造的现成的观点和意见，这完全是一种错误和糊涂的观念。“因为精神自由决不会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同样的独立思考能力的缘故，就不承认它的价值，这就是完全没有领会赋予精神自由以价值的那些理由。使精神自由对知识的进步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根本之点，不在于每个人都可能有能力思考或写点什么，而在于任何人对任何事由或意见都可以争论。只要异议不受到禁止，就始终会有人对支配着他们同时代人的意见有所疑问，并且提出新的意见来接受辩论和宣传的考验。”（哈耶克）

思想的自由也决不仅仅是一种认识上的要求，本质上它是一种政治要求。思想的自由的要求必然带来政治的民主诉求，而政治的民主则首先表现为言论上的自由。言论自由本身就是一种话语权，谁控制了言论就等于控制了权力，垄断了言论就等于垄断了权力，而言论自由在现代社会中突出地表现为新闻与出版的自由。当一个国家连打字机和打字员都要被警察看管时，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只能是一种奢望，政治民主也就是一句空谈。

其实，无论是一个人，一个团体，还是一个组织，一个政党，甚至是一种宗教，都有其自己的信仰自由，自己的价值理念，自己的理想追求。在一个民主制度下，必然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每一个人自然也就可以信奉某种主义、某种学说、甚至某种神祗，这是思想自由的体现，也是一个正常社会所具备的基本的民主权利。如果一个执政党，以国家的暴力机器作后盾，强制全体社会成员完全一致地信奉某种主义、某种学说、某种神祗，并同其保持高度一致，那就不仅仅是一种偏执，而是一种暴政，更是一种疯狂。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曾经说过：“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权力能够强制那处于健康而清醒状态中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④

言论自由需要政治民主，只能由民主政体来保障。或者说，只有民主政体才能确切保障人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实现。反之，在专制政体下，这一切都只能成为纯粹的空谈。

马克思对统治者用自己的思想去禁锢他人思想的制度深恶痛绝，把它斥责为，实质上是“把专横提升为法的制度”，是一种“破坏人格原则”的制度。因为这种制度“不根据行为来判断人”，而根据立法者自己“杜撰出来的那一套对人的意见和行为的动机的看法来判断人”。⑤它不仅是政府的“自我欺骗”，而且是对人民的愚弄。如此这般，“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⑥

说到最后，再提几句鹦鹉学舌。齐奥塞斯库身边有个仆人也养了一只鹦鹉。一天，秘密警察发现，这只鹦鹉总是反复叨念：“愚蠢的库尼！”“愚蠢的库尼！”库尼，何许人也？原来是齐奥塞斯库的儿子。辱骂太子，这还了得！反了你了！于是，秘密警察便拘捕了鹦鹉，进行审讯，想挖出背后的阶级敌人。不料，鹦鹉拒不回答是谁教了它这句话。最终，鹦鹉窒息而亡，秘密因此也就带进了坟墓。⑦

秘密警察提审鹦鹉，人跟鸟较劲，这也算是对独裁下的荒诞的一种讽刺。

①②（［英］杰弗里.雷根《愚昧改变历史》山东画报出版社第48-49页）
③ （［英］杰弗里.雷根《愚昧改变历史》山东画报出版社第5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第１２５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30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8页）
⑦（［英］杰弗里.雷根《愚昧改变历史》山东画报出版社第51页）

来源:《书屋》赵刚

许志永：就方滨兴校长的爱国论提十个问题

2011-04-03T19:48:00.000+08:00

3月29日北邮校长方滨兴院士在研究生毕业典礼发言主题是谈“爱国”，看了演讲稿后，作为北邮教师，有对同学授业解惑的责任，有些问题不得不提。

一、卡扎菲能代表利比亚吗？

卡扎菲政权是否合法的根本标准是有没有经过人民真正的选举，显然没有。一个暴力集团抢劫一块土地绑架土地上的人民，宣称建立一个国家，于是抢劫就合法了，独裁者就可以任意屠杀人质，这是什么逻辑？典型的强盗逻辑。枪杆子打江山，家族侵吞巨额财富，什么主权？就是一抢劫集团，人类有责任制止其犯罪。我们，和利比亚人民一样，爱祖国是天然的本能，但是，爱祖国是爱生养自己的土地和土地上的同胞，爱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但祖国不等于政府，不等于政党，不等于独裁者。

二、谁制造了利比亚的内战？

占领者不受制约，无限的自私和贪婪制造无处不在的腐败和严重的社会不公，人民多年受压迫，却由于恐惧不敢反抗，当人民终于忍无可忍走向街头表达不满，独裁者就用枪炮甚至飞机坦克残酷镇压，巨大恐惧之下人民被迫拿起武器，卡扎菲不是穆巴拉克，他要让利比亚人民付出残酷代价。是卡扎菲制造了利比亚的灾难，正如奥巴马演讲所说，如果人民有机会用选票表达不满，他们何必还要拿起枪呢？

三、打卡扎菲是列强的逻辑吗？

联合国通过的1970号决议，决定把卡扎菲交给国际刑事法庭，中国投了赞成票，这不是干涉利比亚内政，利比亚内政的前提是利比亚人民有内政，可是独裁者霸占下的利比亚，从来只有独裁者的家政而没有人民的内政。1973号决议，中国投了弃权票，是安理会通过了的，决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保护利比亚平民，只要卡扎菲这个抢劫集团还在，利比亚人民就受威胁，必须制止这个武装抢劫集团，利比亚人民才能有自由和尊严。打卡扎菲不是列强的逻辑，而是人类正义的逻辑，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

四、利比亚人民的未来是自由还是奴役？

显然，就像波兰、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以及阿富汗、伊拉克一样，当人民摆脱了独裁专制，虽然短期内会付出一定代价，但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将享有民主和自由，他们有权利决定自己国家的未来。利比亚人民的过去是奴役，利比亚人民的未来必将是自由。

五、政权更迭一定是惨烈的吗？

修修补补当然比拆毁重建代价更小，可是，卡扎菲、金正日等独裁者占领的土地，人民悲惨地失去了修补的机会。把国家当成自家的私有财产，独裁者到死不肯放手权力，这是政权更替出现动荡的根源。美国政权更替不惨烈，四年一度大家快快乐乐，甚至突尼斯、埃及也并不惨烈，只要统治者克制内心的贪欲，懂得国家属于人民而不是少数特殊利益集团。必须有民主，政权更替才不会重蹈“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烈，中华民族必须走出野蛮专制，必须走向民主法治的政治文明，人民才能从无声的蝼蚁变成有尊严的主人。

六、封锁谷歌能带来中国技术进步吗？

中国需要强大，需要科技进步，需要跟上时代潮流，可是您和您的团队在封锁中国人获得信息的自由，让中国很多科研人员搜索信息时充满烦恼，您以为中国人都是幼稚无知没有判断是非能力必须有主子告诉他们能看什么不能看什么吗？闭关锁国从来不会让中国强大，试图建立一个巨大的局域网，向北朝鲜学习，只会泯灭中国人的自由和尊严，阻碍中国科技进步。

七、苏联也曾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成功吗？

苏联一度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希特勒德国也曾经迅速强大，但是，没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根基，强大越快，崩溃也越快。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确实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客观地说，这并不是创造了独特的模式，而只是放松了管制，并且学习发达国家引进市场经济的结果。今天，中国还远不是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全世界排名一百多位，而经济运行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如果现在就说中国模式成功，为时太早了些。

八、政治一定是邪恶的吗？

政治本应是公共事务，本应是美好的，就是因为缺乏科学的制度，人的无限贪欲带来了专制和残酷的斗争。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就是用科学的制度把当权者关进笼子里，即使有私欲和野心，也没有机会膨胀。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从孙中山、黄兴到文革中的受迫害者，中华民族从不缺乏理想主义仁人志士，他们为追求国家民主自由赴汤蹈火前仆后继，直到今天，这个民族也从不缺少真诚的理想主义者，您以为追求美好政治的中国公民都是阴险的政客，以为中国人永远只能活在专制流氓政客之下，不可能的。

九、中国潜在动荡的根源是什么？

一年花比国防还多的费用“维稳”，表明中国并不真正稳定。不稳定的根源主要有三个：一是全面的腐败，和民主法治健全的国家不同，中国的腐败不是个别的，而是整体的全方位腐败，办事找“关系”，这已是常识，特权腐败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生活常态。第二是严重的两极分化，年年喊民生，贫富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没有民主制约，特权利益集团不会主动放弃利益。第三是缺乏民主，政治本是公共事务，而中国普通公民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政治被异化为枪杆子黑社会无限的贪婪私欲和不择手段的残忍，长此以往拒绝政治改革，中国动荡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十、如何维护稳定？

我们都希望中国稳定，但维护稳定，不是“莫谈国事”，不是对社会问题视而不见，不是面对不公不义麻木冷漠，维护稳定首先要知道我们国家需要什么样的稳定，国家的未来在哪里。暴力压制的传统刚性稳定已经不可能了，稳定必须建立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基石之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市场经济必然要求民主政治，中国的未来必然是民主，人民决定国家事务的根本标志是每个公民手中的选票。其次，我们要力所能及维护社会正义，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做一个公民，坚守良知，拒绝与特权腐败同流合污，力所能及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同胞。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意，不是我们逃避的借口，而是我们行动的动力，要相信这个进步的年代，相信这个国家的未来，建立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更美好的社会，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

公民许志永

2011年4月1日

常怀爱国之心，常抒爱国之情――――北京邮电大学方滨兴校长在2011届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2011-03-31T14:07:00.001+08:00

同学们，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们如期所至地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庆贺研究生毕业盛典。当然，对你们来说这是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场景：这是一个独特的分别仪式，师生及同学间相互道别，校园里充满着惆怅与不舍；这是一个庄严的宣告仪式，被知识武装起来的你们即将踏入社会，每一个人都在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刚才，在校同学与老师分别向你们表达了祝福之情，你们也向学校表达了感激之意。现在，请允许我代表学校，向顺利完成学业的2011届近四百名博士生及两千一百名硕士生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为你们的成长成才倾注心血和汗水的各位研究生导师、教职员工表示诚挚的感谢！向全力支持同学们完成学业的各位家长和亲友们表示真诚的谢意！（掌声）

在你们离校前的最后一次校长演讲中，我感到有非常多的话要说。我想再一次赞美你们在历次大型活动中的出色表现，尤其是在长达数月的北京奥运会和残运会的志愿者经历中，你们为国家赢得了尊严，为北京赢得了微笑，为北邮赢得了声誉，为自己赢得了信赖。我也想借此盘点一下你们留给母校的记忆：例如信通院夏璐等14名同学在研期间申请了16项发明专利；网研院郭少勇、杨新星等19名同学先后21次在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上为北邮赢得了名次。我还想嘱咐你们在今后的道路上，要继续树立远大的理想和高远的境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自己的成长成才，融入到国家的进步和民族的振兴之中，实现人生更大的价值。（掌声）

但是，此时此刻我最想跟你们讲的主题是"爱国"，一是爱国之心，就是要用你们的聪明才智让国家更加强大；二是爱国之情，就是要像爱护眼球一样，维护社会的稳定。

首先说一下爱国之心。这两、三个月，世界上发生了一连串的大事。且不说突尼斯、埃及的政体变革，这毕竟是人家的内政；也不说日本的海啸灾害引发的核灾难，毕竟这几年我国也自然灾害频发。我要说的是利比亚，一个小小的国家发生着吸引世界眼球的大事。利比亚反对派发起了一个结果夹生了的反政府运动，面对晕头之后又强势起来的利比亚政府力量，世界列强终于露出了狰狞的嘴脸，他们派出了强大的武装力量，对最高统帅仅仅是上校的弱小军队实施了无情的打击（议论声）。当然，设立禁飞区是联合国授权了的，就是不准有未经联合国授权的飞机在空中飞行。但是，承担禁飞区任务的美法英联军并不这样理解禁飞区的概念，而是借用联合国的授权大肆轰炸利比亚的政府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既然狂轰滥炸不是联合国的授权，我就不再称他们为联合国部队，而是根据出动飞机的情况姑且称之为美法英八国[1]联军，这不由地让我想起一百多年前中国就曾被英法八国联军践踏过；十年内阿富汗、伊拉克也被美英多国联军给祸害的远不如之前宁静。他们具有砸烂一个国家的强大力量，却没有表现出建设好这些国家的责任心。（议论声）

我们大家都能看到，利比亚已经陷入到内战状态，美法英八国联军以保护平民不受伤害的名义协助一方去攻打另一方，反而让战火不断延续下去，恐怕得一直打到让一个合法政府彻底倒台为止，也可能会导致利比亚分裂成两个国家，或长期内战，总之都会遭致更多的生灵涂炭。这将是以保护平民之名开头，以更多平民死于战争之实结尾的又一典范。前南斯拉夫不也是在美英多国联军的连续78天的轰炸中解体了吗？

网上有人评价说，现在的世界，列强们先是鼓动别的国家内部自相残杀，然后再帮助这一方去杀另一方，最后可能再把不听话的这一方给除掉。不管怎么说，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结果：列强们的逻辑就是世界的逻辑，列强们的道理就是世界的道理。从媒体可以看到俄罗斯总理普京是这样评价这次战争的："所有这一切都处在保护爱好和平的平民的伪装下。逻辑在哪里？良心在哪里？两样都没有！""利比亚的情况表明，俄罗斯做出加强自己军力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十分赞同这一观点。一个国家要是不想沦落成利比亚、伊拉克，就必须有强大的自卫实力。国家不强大，就会受欺辱。我们不称霸，但也决不能落到别人想怎么打你就怎么打你的地步！（长时间掌声、欢呼声）强大是需要实力的，这种实力集中体现在科技水平上。因此，报效祖国应该是你们各位的首选。希望你们既要拥有爱国的实力，又能用自己的实力托举起祖国的尊严与强盛！（掌声）

其次说一下爱国之情。北非与中东的政局动乱，勾引出反华势力的极大期待。希拉里高调要向中国输出民主；美国驻华大使亲自到网络煽动集会的现场去"打酱油"（掌声笑声），恐怕是指望看见突尼斯场景的再现。境外民运分子更是不断利用互联网来煽动网民采取有计划、有步骤的行动以谋求中国政局的混乱，从而火中取栗。现在的问题是，到底是谁希望中国政局动荡，到底是谁希望中国陷入混乱的泥潭之中？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了，这难道不算是成功吗？中国经济长期以来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增长，西方国家又是在以什么速度发展呢？大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预言中国的经济在2030年将赶上美国，这难道不是中国政策正确的标志吗？是谁希望我们停止经济发动机而陷入混乱之中？恐怕就是在经济上被我们追赶上或要追赶上的国家吧？假设两个人比武，一方如果完全效仿对方的招术，在战略上怎么可能超越对方？这就是中国在科技上难以超越西方国家的根本原因，因为我们总是亦步亦趋地在科技大国的后面进行研究，缺乏战略创新、行业引领的动力。因此，在相互对抗中，弱方只有运用与对方不同的战法才有机会超越对手。中国的经济状况已经表明中国的制度是成功的，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凭什么我们一定要改换成西方的方式呢？（掌声）

再说说境外的民运分子。他们轻松地坐在家里，一心想的就是如何仅凭手指敲着键盘，就利用互联网的放大效应来搞乱中国。这就如同网络攻击中的反射式拒绝服务攻击一样，凭借的是网络的倍增效应来攻击目标（议论声）。他们所煽动的集会是要达到什么目的？真的是要诉求个人利益吗？显然不是，因为没有这么多人的个人情况是相同的。我支持个人利益诉求，这也是我公开我的邮箱的原因。我欢迎所有师生直接向我反映问题，因为有问题就应该谋求解决，至少我可以答复什么原因解决不了什么样的问题。但是，不同利益诉求的人聚集在一起会有什么样的共同语言？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将个人利益诉求演变成政治利益的诉求。问题是这样就能解决个人利益的诉求吗？最后还不是沦落成境外这些职业政客们的工具？他们不就是指望着享受国外的生活、让公众成为傀儡、然后坐收渔利吗？难道他们回国来主政就能够把中国的经济搞得更好吗？事实上，中国被西方世界所敌视绝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中国在世界上地位日益上升所引发的问题。俄罗斯的政体倒是转换到西方的模式上去了，不是照样被西方世界所敌视吗？

一个国家的政体就如同一座大厦，难道仅仅因为水龙头修不好就要把整幢楼拆除吗？要知道拆掉一幢楼而去重新建设新楼其代价是极其高昂和惨烈的（议论声）。利比亚正在给我们示范着这样的结局，已经有三十余万人逃离了这个国家。既然我们要继续住在这个大厦里，我们就决不能允许任何人对这座大厦进行破坏！因此，爱国就是要爱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抵制造谣蛊惑者让中国社会动乱的任何企图。抢盐事件已经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如果大家都能抵制那些谣言与煽动、看透这些蛊惑背后的阴谋与险恶的嘴脸，社会才能够保持稳定。因此，真正的爱国之情就是要像保护自己眼球一样来维护社会的稳定。（掌声）

同学们，无论你们今后走到哪里、工作在什么岗位，都要一如既往地秉承"厚德、博学，敬业、乐群"的校训，弘扬"团结、勤奋、严谨、创新"的校风，你们所取得的每一项成绩，都是对祖国、对母校最好的支持与回报！我衷心祝愿每一位同学：常怀爱国之心，常抒爱国之情！健康快乐，前程似锦，鹏程万里！

谢谢大家！（长时间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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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军队内的声音：当代中国真相与危机

2011-03-31T10:32:00.001+08:00

这是辛子陵2010年春节在上海与朋友座谈时的讲话

辛子陵，著名学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四级研究员。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助教、军政大学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等职,

（1）1974年根据邓小平授意撰写《林氏春秋的破产》，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重新肯定朱德、贺龙元帅的历史地位，7月邓小平主持军委办公会议讨论批准此文，1975年2月18日在《解放军报》头版发表。

（2）1983年应军事科学院《军事学术》杂志之约，撰写《恢复百团大战的历史地位》一文，全面肯定百团大战及其组织指挥者彭德怀元帅的历史功绩

（3）1986年刘伯承元帅逝世后，受命代中共中央撰写悼词，中央一字未改照准，即是1986年10月16日胡耀邦总书记在刘帅追悼大会上所致的悼词。

（4）《毛泽东全传》一、二、三、四卷，150万字，被誉为"最完整、最真实、最权威的毛泽东传"，在世界产生很大影响，风靡宝岛

（5）《林彪正传》，公正评价林彪一生功罪

（6）《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首次由体制内人士对毛泽东一生作倒三七开评价

（7）2008年在《炎黄春秋》发表《对资产阶级认识的历史变迁》、《合成一个新东西》等文章，在社会产生很大影响。

有机会跟上海各界朋友们见面非常荣幸。正值春节，先给大家拜年。宋朝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说过两句话："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
君。"作为执政党的一员，我关心百姓的疾苦；作为退休老干部，我关心党的兴亡。这是我今天谈话的立场。后面我揭露的党的阴暗面可能是骇人听闻的，但我是为
了救党。帮助党走出"改革共识破裂，社会危机加深，执政合法性丧失"的困局

政府崛起，人民没有崛起

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中国GDP已超日本成为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20国首脑会议上中国领导人扬眉吐气。法国总统萨克齐说："中国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3600多亿增加到2009年的33.5万亿，翻了几十倍，这个成绩怎么来的?有人说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官
话，是假话。实情是社会主义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得已改弦更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私有制，发展资本主义，实行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救了社会主义。
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社会主义旗帜不丢，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为我们原来是计划经济，在冷战时期属于社会主义市场，没有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搅到一起，或者
说陷入不深，所以，世界经济危机一来，中国受到的牵连较小，哪里是什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们乐观一下是可以的，但要清醒。1840年中国的GDP是英国的六倍，天下第一，但中国开始走下坡路。所以今天天下第二也不值得骄傲，不标志崛起。不管
中国经济总量处在第几位，我们的人均GDP仍居世界百位以后，按联合国"一天收入低于1美元"的贫困标准，中国还有约1.5亿贫困人口（注１）。我们的人
民是世界最穷的，连拉美、非洲都不如。把国民工资收入加在一起，占国家的GDP比重欧美最高，大约55%，南美38%，非洲20%，而中国是8%（注
２）。中国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资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注３）。

中国的崛起是政府崛起，人民并没有崛起。中国的经济危机才刚刚开始，才进入情况。经济危机并不像台风一样在沿海登一下陆，就转头走了。世界经济危
机后劲大得很。目前对中国最大的打击是外贸出口萎缩了，急剧减少。中国的经济增长，74%
依赖出口（注4）。去年出口对GDP的贡献是-3.9%。我们的商品卖不出去了。许多民营企业，一些制衣厂、制鞋厂、玩具厂就倒闭了。所以我们的经济要转
型，由外向型转为内向型，要在国内找到市场。

从朱�基当总理时就说经济要转型，要由外向型经济转为内向型经济，但一直转不过来。为什么?
百姓穷，没有购买力。像我们深圳那些玩具厂、服装厂，广交会
上没订货了，就只能倒闭。2008年我国共有六七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其中仅纺织企业就有2000万工人失业。向内向型经济转变成为空谈，在政策
上又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用大搞基本建设的办法，去保8%的经济增长率。如果农民家庭有能力给孩子买几十元、上百元的玩具，有能力过年时人人都买套新衣服
穿，就有了汪洋大海般的玩具市场和服装市场。六七万家民营企业一家也不用倒闭。在中国，摆脱经济危机的根本出路是让农民富起来。

现在中国经济的瓶颈是找不到市场。一个欧洲市场，一个美国市场，原来是我们的大户。人家不买我们的东西了，我们急得团团转，在世界面前充阔佬，派出采购团
到欧盟买东西，出手就是130亿美元。实际上是希望人家投桃报李，是去找市场。我们去买过东西的国家，像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并没有回报，并没有派
采购团到中国来。我们九亿农民如果富起来，等于欧盟(4亿多人口)那样两个世界市场，等于美国
(不到3亿)那样三个世界市场。我们自己有这样大的市场，不知道培育利用，到国外拉关系说好话，满世界找市场。

看看美国汽车大王福特是怎样为自己开辟和创造市场的，会对我们有启发。福特在1913年引入新的装配线，极大地提高了汽车产量。1914年他主动地把工人
的工资翻了一番，由每天二至三美元提高到五美元。九十多年前日工资五美元是很高的工资，累积起来工人的年薪是1825美元，而1913年，一部福特T型车
的售价是 440美元。工人一年的工薪可买四辆汽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1986年，福特公司工人的实际工资增加了12倍以上。福特的经营理念是："汽车不应
该只属于少数富人，而应该让每个人都买得起。"福特没有依赖出口，没有向欧洲的王室贵族、亚洲的军阀官僚、南美的部落酋长、推销他的汽车。他的一双眼睛，
盯着自己的工人，盯着美国的老百姓。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福特的这一套政策被称为财富革命。要想找到市场，先要人民富起来。

政府好像没意识到这个问题。为了"保8"，国家投资4万亿救市，10万亿信贷，不是扶持那些倒闭的或将要倒闭的民企，都给了国企，给了铁路、公路、机场，
还有给了房地产业。于是，上项目，铺摊子，搞基本建设，当年的GDP就上去了。靠钢筋水泥创造GDP，2008年是57%，2009年是 70%。
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90%。现在，生产能力已经过剩了。据1月份统计，有10个行业产能过剩。中国粗钢过剩率达到43%，过剩
量约为2.5亿吨；水泥过剩率达到24%，过剩量为4.8亿吨；在粗钢过剩中，大型国企贡献率为76%；在水泥过剩中，大型国企贡献率为63%。到
2013年初，新投资的项目如果有40%形成生产能力，中国的产能过剩率将达到200%。因为形成生产能力不等于产品有了销路，产品没销路就是生产经济危
机。像安徽阜阳市，修了个飞机场，但没有飞机起落，没有客流，成了赔钱货，因为运营要养一大批职工，还有各种行政开支，只好关闭。湖南省长沙为了利用中央
政府给"铁、公、机"的拨款，拆除2英里的现代飞行跑道重建。内蒙古新建的鄂尔多斯城仍然是一座空城。截至2008年12
月末，全国商品房空置率达60%，面积达2亿平方米。国务院提出2012年以前要新造1530万套平民房子卖给老百姓。还是钢筋水泥开路创造GDP。不解
决让人民买得起的问题，盖的房越多经济危机越重。经济危机的根本问题是生产过剩。上项目铺摊子是增加过剩，雪上加霜，是走不出经济危机的。国家投给房地产
业9000亿救市。一旦国家托不住底，房地产业资金链断裂，企业停工，大量烂尾楼出现，将出现非常可怕的景象。2009年底全国失业工人4000万，失业
率是5%。如果楼市崩盘，全国约有5000万建筑工人，将出现大量失业者。如果有一半人失业就是2500万人。估计2013年将有6500～7500万的
工人失业。按每个失业者是四口之家计算，有三亿人口要靠政府救济生活。政府减收增支入不敷出时，就要多印钞票，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接着就是通货膨胀
物价上涨。人们到银行排队提款挤兑，银根吃紧。更多的工厂、商店倒闭。更多的人失业，购买力更低。一切靠高压掩盖的社会问题就会凸显出来。那时中国才进入
了真正的经济危机。那才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要出现罗斯福那样的国家领导人，才能领导国家走出危机。

中国政府，从毛时代留下的传统，就是舍不得让老百姓富起来。老百姓手里有点钱了，政府就想办法叫你交出来。过去我们是短缺经济，没有经历过以生产过剩为表
现形式的经济危机，以为就这样轻松地过去了，这是个天大的错觉。我劝政府未雨绸缪，留点后备，留点钱，应对两三年后的可能出现的大萧条。

经济问题说多了太枯燥。这个问题打个结挂起来。至于怎么开辟内需市场，怎么才能让农民富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放在后面谈。

中国政治危机比经济危机严重

经济出现危机，政治也出现危机，是不是改革开放搞坏了，搞错了?不是。改革开放纵有一万条缺点也比毛泽东时代强得多，起码没有饿死一个人，在
比毛时代人口多了一倍的情况下，取消了票证配给制，保证人人吃饱穿暖，生活达到了小康。这是了不起的成就。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功不可没。社会主义在解
决公平问题上有探索，资本主义在解决效率问题上有成就。两者必须结合，变成一个新东西，才能建成一个现实的、缺陷最少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
种实践，一种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掉了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只要能保证公平和正义，还是社会主义;如果丢了公平和正义，就从根本上变质了。我们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谋发
展，不丢社会主义旗帜，是要摆脱贫穷社会主义，在更高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上，实现公平和正义，让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我们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只改经济，不改政
治，效率上去了，但公平出了问题，导致了权贵集团的孕育、诞生、成长和坐大，他们占有了经济发展的太大的份额，导致改革共识的破裂。这就走到了改革初衷的
反面。

未来几年的政治决战是：或者是党内改革派制服权贵集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公平正义，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或者权贵集团制服改革
派，在中国建立比现在还要厉害的专制统治。进一步剥夺压榨人民，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引发一场暴力革命。

中国权贵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官倒时期。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利用"双轨制"的漏洞，权贵们通过"官倒"即倒买倒卖，把计划内物资转化为计划外物资，赚取差价;或倒买倒卖进出口物资批文，"空手套白狼"，聚敛起第一桶金。

二、包揽大型工程时期。90年代中期以后，通过包揽大型工程虚报成本、出卖国家和工人权益提高优惠条件吸引外资、在进口大型设备中收取回扣等
手法非法牟利。例如：在国家的和省一级工程中，就有高达40～60%的工程款流进了他们的口袋。1998年以来，中国开始兴建高速公路，平均每公里国家支
付1亿200多万元，而实际仅需
7000万元，权贵们每公里攫取了3200万元。这样的高速公路共有16000公里，仅此一项，承包工程的权贵就掠夺5120亿元以上。

三、国企改制时期。中共十五大以后国企改革的路子是
"抓大放小"，大企业引进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实行股份制;小企业实行私有化。问题主要出在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后的国企改制中。地方政府认为"经
营者持大股"是国有企业推行股份制中"最有效的股权配置方式"。《浙江工人日报》2002
年8月7日发表新华社记者关于国有中小企业改制的调查报告：《"新百万富翁"震荡大江南北》。我们看一位董事长的自述，可知"新百万富翁"是怎样"一夜之
间"产生的：具体确定为国家保留22.5%的国有股;董事长占22.5%的股份，即1125万元;职工持股会占20%;外来法人股占35%。这样，我就成
为了名义上的"千万富翁"。我的1125万元股份，除自己积累50万、向亲朋好友借200万以外，第一块是经营者才能奖金
100万元，第二块是技术奖励150万元，第三块是职务配股250万元，第四块是政府以期股注入的方式出让375万元，而这375万元期股实际上是以现金
分期付款的方式买断国有资产存量，靠分红的钱还。这几年我经常受邀请到上海、山东、四川等地作报告，反复讲经营者持大投，不是千年等一回，而是一万年才有
一次机会（注5）。这位董事长交了好运，市政府给了他875万。主事的官员能够统一认识把这笔钱给他而不是给别人，这是幕后交易的结果。他当然要通过巧妙
的方式给官员们送钱，把这个人情还回去。国企改制因为没有民主监督，基本上都是由各级政府官员黑箱作业，导致腐败丛生。通常是政府参与设计公司管理机构，
寻找经营者，为国企资产作价，甚至承担部分债务。由于较大的国企资本存量大难以卖掉，就干脆由主事的官员将其从"全民所有""界定"为内部人所有，在内部
人中又指定改制后的"经营者持大股"。这种类型的改革被称为"界定"式的改革。所谓"界定"，说穿了就是行政划拨，这就给官商勾结发"改制财"留下了广阔
的运作空间。如果主持者是个贪官，为了国企脱困提高经济效益而改制的这本"经"就被彻底念歪了。在巨大的利益唾手可得
的诱惑下，官员们很难洁身自好。只要在领导集团内部按权力身份把利益摆平，政府、人大和党委一路绿灯通过，大家既有了资本，又有了政绩;既合乎政策，又合
乎法律。于是形成了受现行制度和政策法律保护的所谓"利益集团"
。在这种体制下个别人洁身自好是很难的。假定班子里成员每人200万股份，十个人九个人拿了，就一个人坚持原则不拿，这个人就很难在这里继续混下去。他就
成了异类。 "怎
么，你准备揭发吗?你准备将来上级查处时当坚持原则的代表吗?"先找个理由把他淘汰出局。这就是所谓逆淘汰制，在整个风气坏了的时候，当清官很难，许
多不是很坏甚至比较好的干部是这样下水的。在处理权贵集团的时候要把这部分人分化出来。

现在权贵集团做大，成了党的心腹之患。他和共产党搞在一起了，穿一样的衣服，在公开场合说一样的话，都念"邓、三、科"这一本经，你很难分清谁是共产党的改革派，谁是权贵集团成员。

四、买官卖官时期。这是权贵集团的恶性发展。2001年6月15日，中纪委、监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揭露了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案件。这
个案子的特点是开了买官卖官的先河，有人写成纪实文学《新官场现形记》。在辽宁沈阳查处的慕马案中，涉及16个人是"第一把手"，市长、法院院长、检察
长、财政局长、国税局长、土地局长、物价局长、烟草专卖局长、建委主任、国资局长等要害部门的第一把手纷纷落马，新华社记者描述说，"一把手"的腐败行为
直接影响了一个地区和一个单位的风气。市长收局长们的钱，局长就收处长们的，处长再收科长的，从而形成了"对上送，对下收"的潜规则。买官卖官在一些地区
和部门已经司空见惯，"官市"极其火曝（注６）。
黑龙江韩桂芝、马德买官卖官案涉及领导干部900多人，有多名省级干部，上百名地市级干部。在马德任书记的绥化市，有50多个部门领导和70%的县级领导
卷入买官卖官生意（注7）。

国家级贫困县河南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把官位像古董一样明码标价，财政局长40万元;人民医院院长30万元;各乡党委书记6万元至10万元不
等（注8）。安徽和县原县委书记杨建国，更是把官帽生意做到了极致，从乡镇到县直机关，大到镇长小到妇联干事全部明码标价出卖（注9）。依靠这些党棍官僚治国安民，建
设和谐社会，无异于缘木求鱼。

官场商业化，必然导致官员劣质化、流氓化、黑社会化。这些官员身上不仅没有一丝一毫共产党人或国家干部的正气，而且完全丧失了做人的底线。赃官徐其耀，有"教子书"一封，深刻揭示了权贵集团的世界观：

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有人现在把这叫腐败。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惟一的目的。你的领导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
来利益;你的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别人的你必须给。记住，攫取利益
这个目的一模糊，你就离失败不远了（注10）。

现在揭露出来敛财最多的贪官是广东省政协主席、前公安厅长陈绍基，双规后查出他有20本化名存折，涉案金额总计人民币20亿元（注11）。据揭发，最近被
双规的深圳市市长许宗衡亲口讲过："现在没有关系根本上不去，我到这个地步不知花了多少钱呀!我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当上这个市长(据说为了当这个市长他
花了3000万)，我已经投了不少资了，现在已经豁出去了。好多企业家为了我当市长，都愿意豁出老本。这些人出钱帮我当官，我得还债呀。"为了还债，他卖
官开出的价格是："一名区的正职不低于1000万;大集团(企业)正职不低于800万;一般局长在500～600 万之间。"

清末卖官，最大是候补道，地司一级官员，是个社会身份，无俸禄，很少有人能补到实缺。现在卖官是实职，有人花3000万买市长、省长做，居然
做成了。在清朝，巡抚这一级官员花多少银子也买不到的。共产党的天下，腐败是没有底线的。脏官们道貌岸然的背后，除了敛财，就是搞女人。

新华社报道，贪官95%都有情妇，60%以上的腐败案与二奶有关。有好事者根据真人真事制作"全国二奶排行榜"在网上传播，有九个"奖项"，揭露了这些赃
官的惊人的腐败："数量奖"授予包养146奶的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就是写"教子书"，把贪污作为当官惟一目的的那位："素质奖"授予重庆市委宣传部长
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学生17人;"学术奖"授予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记载性爱日记
95本，制作标本236份;"青春奖"授予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20个情人年龄都是16到18岁;"管理奖"为安徽宣城市委副书记杨枫夺得，妙用MBA知
识有效管理77名情人;"挥金奖"得主深圳沙井银行行长邓宝驹，给他的"五奶"一人，800天挥霍1840
万元，平均每天23000元;"团结奖"得主福建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被称为"三光书记"：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其"团结"事迹是与
22名情人举办群芳宴，选出一位芳中之最，颁发佳丽奖，奖金30万元。"和谐奖"得主是海南省临高市城管大队长邓善红，有
6个情人，生了6个孩子，对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干劲奖"得主是湖南省通信局局长曾国华，面对5位情人立誓：保证到60岁时，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3
次。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以上这些极坏的典型已不是个别现象。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的贪腐官员已经占了多数。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中纪委会议上说："根据中央的
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 （注12）

请大家注意这个数字：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两级党委已经变质，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不合格，这是吴官正讲的呀!省市两级党委班子，人数可能就是几千人，但这就是操纵我们国家运转的那只看得见的大手呀!十个指头坏了八九个，这双手还能依靠吗?还能信赖吗?

十七届四中全会上，胡温将领导干部公示财产的阳光法案提交全会，竟然被否决了。这件事给了我极大地震动。阳光法案反映了党心民心，如果全党公决，或全民公
决，都会通过的。被否决的事说明，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准确地说是他的多数，不能反映党心民心，跟全党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跟全国人民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这些
反对阳光法案的中央委员还是我们的人吗?还是我们选出来的代表吗?作为一个老党员，我动议：十八大选举，凡拒绝向全国人民公布财产者，不能当十八大代表，
不能当中央委员、候补中委和纪委委员的候选人。省、市、县换届选举也应该如此。

走笔至此，我这个老党员不由得仰天长叹，为国家腐败至此一哭!为党堕落至此一哭!现在的县委书记们不是焦裕禄了!试问吴邦国委员长，在林龙飞这样的县委书
记领导下，这个县怎样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没有三权分立，没有制衡监督，就统一成了周宁县那样一种"三光"的局面，即"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
看中的女人搞光。"党都这样子了，还奢谈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优越性，还奢谈政治体制改革是党的自我完善，就只能等着被人民推翻了。

权贵资产阶级的人数，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导：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
5000万以上的有27310 人，超过1
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亿元以上的90%是高干子女，有2932人，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如果放大一些他们的社会基
础，家有千万(人民币)以上的权贵集团人数约有500万人（注13）。
但在13亿中国人民面前，他们是微末的小数。在7000万党员面前，约占7%。

问题积累到今天，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权贵集团的矛盾。权贵集团造成四大恶果：首先是分配不公平，贫富两级分化使社会矛盾尖锐化，
从根本上破坏了和谐社会的基础;第二是借助政治权力强势垄断，以发展壮大"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掩护，实行"国进民退"，蚕食和鲸吞民间财富;第三是反对
"耕者有其田"，把土地垄断在自己手里，成为压迫、剥削农民的"红色地主";第四是形成了一个拼命反对民主宪政的特权利益集团，以批判普世价值和两个"绝
对"关闭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使政治改革陷入今天的困境和僵局。权贵集团是中国共产党的掘墓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掘墓人。

实行三大新政，完成拉动内需的战略转变迎接三年内必将深化的经济危机

以胡温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必须亮明旗帜，表明与权贵集团决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才能知所趋处，知所依归。要发动党内93%的健康力
量，发动13亿人民的力量，形成绝对的政治优势，治服权贵集团的反抗，用经济和法制手段解决权贵集团的问题。蒋介石败退台湾，政治上第一个大动作是甩掉官
僚资产阶级，启用党内和本地才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蒋经国开启报禁和党禁，走民主宪政的道路，为国民党中兴奠定了基础。不摆脱权贵集团的挟制，共产党
只能在33万亿GDP的陶醉中灭亡。

一年12万起所谓"群体性事件"，这就是列宁说的那种人民大起义临近的标志。上层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下层广大被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面
对烽烟遍地的政治局势，集训县委书记和县公安局长，准备镇压是下下策。上策是平息民愤、化解民怨、挽回民心。没有革命性的改革，就会有比改革更加难以承受
的革命。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现在常提康乾盛世，我们看看这两位封建时代的政治家是怎样治国安民，使一个满族政权赢得合法性的，就知道共产党的政权怎样才能够重新取得合法性，得到民心
的认可。康熙在位的62年间，不同程度地减免全国的租赋有
500多次，折合白银达1.5亿两，相当于清朝四年多的财政收入。乾隆在位60年，曾先后五次免除过全国所有州县的一年赋税，执政期间免除的赋银超过3
亿两。康乾时代的个人税赋只有当时英国个人税赋的三十分之一（注14
）。康乾两朝向人民让利多少呢?朝廷12年的财政收入。如果比照一下，我们一年的财政收入是6万亿，12年就是72万亿的概念。不让百姓富起来，老百姓不
会承认你是盛世的。胡温新政有过免除农业税的创举。为了重建政权的合法性，胡温新政的手面要宽些再宽些，小恩小惠，救济性的惠民政策是不够的，要有大手
笔，要敢于让全国人民富起来。干了这件事，你们就超过了毛泽东，也超过了邓小平。对此，子陵贡献三条建议，也可以叫救党三策：第一、兑现"耕者有其田"，
稳住农村，稳住农民。

由于实行土地财政，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空前紧张。所谓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已经完全变质。它为地方诸侯掠夺农民的土地提供了法律保障。卖地的钱，各级政府得
90%以上，农民只得5～10%。在土地问题上政府与民争利，已经闹得烽烟四起，民不聊生。2010年1月7日，江苏省邳州市(县级)河湾村，镇政府派出
党支部书记带领200多人手持棍棒、砍刀，强行征用该村耕地，与前来护地的百余村民发生冲突，护地村民一个被打死、一人被打成重伤。镇政府用"以租代征"
的方式，导致河湾村3000多亩耕地中2500多亩被占用。镇政府要将这块地卖给邳州海天石化公司，这家公司有邳州市政府、人大、政协、财政局、国土局等
单位领导的大量股份。地方政府的财政和地方国企的发展，是建立在掠夺农民耕地、损害农民利益的基础上的。

反对耕者有其田，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人,冠冕堂皇的理由是防止农民失地，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是为地方官员霸占农民土地制造理由。在这种名义下已剥夺了
四千多万农民的耕地。据民主建国会调查预测，2020年将有一亿农民失去土地。地方政府新领导人一上台，首先要打农民集体所有制耕地的主意，这里头出地方
财政�出建设资金�出个人政绩,出官员别墅�出灰色收入，而且阻力最小，成本最少，效益最大。所以,中央政府如不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征地会愈演愈烈，直
到逼出李自成、张献忠来为止。

我们听听农民的声音。2007年岁末，黑龙江富锦市72个村4万多农民向全国发表的《公告》说："中共各级组织和各级政府，应本着当年实现农民'耕者有其
田'的革命理想和承诺，像当年带领农民土改和像改革初期支持农民的土地经营权一样，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支持和保护农民对土地的各项权利。中央多年来关心
农村、关心农民的优惠政策为什么总落不实?为什么总不能让农民的处境有大的改观?
根子就在'惠而不政'。把土地彻底给农民，才是最见效、最真实的惠民政策。"
"长期以来的所谓集体所有，实际上架空了农民作为土地主人的权利。富锦市各级官员和豪强以国家名义和集体名义不断大肆侵占和私分农民土地，成了实际的'地
主'，农民作为土地的主人，却被迫成为租种'地主'土地的农奴。（注15）"

陕西农民由七十多岁的马连宝领衔，于2007年12月12日发出的《陕西省原黄河三门峡库区约7
万农民向全国告诉收回土地所有权》的公告说："我们拥有了土地所有权，如果再争取到自主办教育，自主办医疗的创业权，压在农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就会被推
翻，农民的各项社会保障自己就基本解决了。近几年，中央给了农村、农民一些小恩小惠，我们认为农民的土地权、创业权才是大恩大惠，也才能从根子上解决农村
问题，农民也才能和城里人平等，才能参加分享现代化的成果。"（注16）
农民是通情达理的，不逼急了他们不愿意铤而走险。为了几十万地方诸侯的私利和九亿农民对着干，待到他们像火山爆发一般地起来"给你个说法"的时候，党就真
的没有退路了。

把地分给农民，给农民完整的产权，不是要农民在一亩地上致富，主要是制止地方诸侯抢地卖地的狂潮。实行耕者有其田，简便易行的办法是以农民承包地为基础，
把产权给农民。农户分得土地后，可以像承包时那样继续单干，可以按市场价格出卖自己的份地，可以自愿联合起来组织土地私有�入股分红的家庭农场，都是合法
的，都是光荣的。党和政府在宣传上不要带倾向性，在政策上要一视同仁。

当然，解决地块细碎和机械化矛盾的最好办法是组建以土地私有�入股分红为基本制度的家庭农场。要走好这条道路，关键是政府放开政策，让农民自发地搞，自己
去搞，像私营企业那样，自己推举领头人，自己选举董事会，政府只给政策，不派干部。这种以土地私有�入股分红为基本制度的家庭农场，与合作化、公社化根本
不同之处是把私有制原则坚持到底，任何时候，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许"动员教育"农民放弃土地私有权。农民的土地私有权受《宪法》和《物权法》的保护。凭
这个私有权，农民每年可以获取25%至37.5%的地租收入。必须防止的更坏的结果是，在实现土地私有化的过程中，出现大规模的官商勾结，兼并鲸吞大片土
地，一方面造成巧取豪夺田连阡陌的大地主，一方面造成数量庞大的赤贫阶层，这将导致农村社会极大的不稳定，甚至引发土地革命。要允许组织农民协会掌握分配
土地的实权。干部的任务是掌握政策，保证分配的公平，只当裁判，不下场踢球。在土改辖区有家族亲友的干部，实行回避制度。这是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一
定要万无一失。

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土地问题上，我们绝不能犯不可改正的历史性错误，遗祸子孙后代。一定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
线。"1996年以来，中央曾两次提出必守的耕地总量红线，又两次失守。地方和中央博弈的结果总是地方胜利，红线被突破。守住18亿亩红线最根本的办法，
是实行耕者有其田�土地私有化的大政策。三门峡库区失地农民说得好："我们在农村非常清楚，不管政府用什么法律什么政策都很难管住土地。土地权利重新回到
农民手中，那些利欲熏心的坏势力就不敢再轻举妄动，因为你侵占的不再是什么集体土地，而是老子的土地,是老子的命根子，老子就要拚命。农民的力量调动起来
了，政府保护土地的包袱就卸下来了。"（注17）国家建设需用农民的土地，地价形成要靠市场机制。农民要成为有法人资格的卖方，行使参与权�要价权和谈判
权。除法定的税收外，卖地的钱全部归农民。政府要考虑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安置失地农民为前置原则。

土地私有化会使农民富起来。如果一亩地能卖100万元，一家有七亩地的农户就有了700万元财产。实行土地私有化的大政策,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
题,让农民富起来，建立起中国的内需市场。对此，城里人要多想想农民的牺牲和贡献，不应该有意见。经过土地私有制改革，农民会找回土改后合作化前那种翻身
解放的喜悦。

第二、要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在工资、住房、医疗、教育及各项社会保障上，大幅度地向民生倾斜，要占到财政总开支的60%。

2007年中国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而在美国，2006年在同
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政府财政总开支的61%。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
等社会公共领域。三分之一就是33%，也比我国高一倍。

既然标榜社会主义，那么，我们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资本主义美国。它占财政支出的
61%，我们也应当占到。前年我们是60%就是36000亿，而不是6000亿元。有了上规模的全民福利，失业农民工、失业工人、低收入者和贫困农民的窘
迫境遇可立竿见影地缓解。

据2007年4月5日南方某媒体报导，湖北的一对农民夫妻因负担不起万余元的医疗费投长江自尽。不久，福建的一对农民夫妻也因1859元的医疗费，在闽江
上演了同样的一幕悲剧。这两起事件代表性的反映出包括大多数农民工在内的底层人民悲惨的生存境况。外电评论：触目惊心的现实，宣告当局所鼓吹的农村合作医
疗阶段性的失败。其条件之苛刻和保额之低，不具备社会保障功能。就像地方政府为显示政绩一样，这是中国当局为应付舆论和国际社会所搞得世界级形象工
程。（注18）

一位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说过，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真实反映了该国的意识形态。领导人到底信奉什么?到底是人民的政府，还是特权阶层的政府，看看财
政支出，可以一目了然。6 万亿财政收入怎么切割?是先切下60%留给人民，再安排其它支出?还是倒过来?拿官员用车来说，10年前开支3000亿元，说要试点改革，试点了10年，
车更多了，现在的开支是5000亿元了。我们对官员的管理，就缺少意大利法律那个狠劲。意大利法律规定，禁止公务员公车私用。西西里岛墨西拿市市长朱塞佩
* 布赞卡，曾经让公务车司机开车将他和妻子送到巴里市港口，回来时又让司机接他们回家。2002年2月，当地法庭以"侵吞公款"罪判处布赞卡13个月徒刑。
布赞卡以自己支付了往返汽油费为由，提出上诉。2003年10月21日，意大利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布赞卡因私与夫人乘坐公务车，被判六个月监禁，即日起在
狱中服刑（注19 ）。人家的司法很公正，你付了费了，减刑七个月，但公车私用就犯法，还得判半年。共产党这也能，那也能，"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就是管不住公务车。事关党的生死存亡，不能再搞形象工程，必须动真的了。如果立下规矩，形成传统，用在百姓工资福利方面的财政开支占到60%，那才是真
正的以人为本，那才有真正的和谐社会。人民会对共产党刮目相看。

第三、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和十七大精神，全民所有制企业要落实实名股份制。必须从理论上统一认识，公民没有股权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不是公有制经济，是打着
公有制旗号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大骗局。名为公有制、国有制、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一较真，一落
实，实际上蜕化成一种"官有制"。在这种体制下就产生了前中石化总经理陈同海那样的官员。作为中国第一大企业的掌门人，他自命为"共和国长子"，贪污2个
亿，生活极尽奢华，每日挥霍4万元，他每月的交际费是200万元。公然说："作为共和国长子，我们不垄断谁垄断?"从贪污劣迹、生活方式和精神理念来观
察，他都是个权贵集团的典型人物。

我非常赞赏陈志武先生的主张，把国有企业股权分到公民个人身上，实现民有化。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国有企业本来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不是政府所有的
企业，政府是受托方，是代理公民在管理这些企业和国有资产。差别在于，以前没有把"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的名字具体落实，所有者是虚的、缺位的，通过设
立公民权益基金、把基金股份均分到公民个人手里，也就是把所有者真正具体落实（注20）。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这是非常好的政策，但
需要落实。把国有资产通过公民权益基金的形式民有化，就是落实十七大的政策主张，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
制。"建议从2008年国企总资产的
42.55万亿元（注21）。中划出20万亿为公民权益基金，分期分批地进行股权改革，将股票分发给约4亿城镇居民。

第一批发给国有企事业单位在职和退休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正处级(含)以下的党政干部，每人5 万元股票。未分地的农民工享受城镇工人同等待遇。

第二批发给党政机关在职和离退休正处级(含)以下干部，教育文化机关在职和退休副教授(含)、副研究员以下人员，每人5万元股票。

第三批发给在役和复转的军队正团级(含)以下官兵，每人5万元股票。

第四批发给未参加过工作的城镇居民，每人3万元股票。

地方副市级(原地委专区一级副职，含)、军队副师级以上干部暂不参加全民所有制股权改革，以缩小中高级干部与广大群众的收入差距。

经过国企股权制度改革，城镇居民每个家庭有了二三十万元的固定资产，每年可有三五千元的红利收入，真正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会真正找到当家做主的感觉。
将国有企业通过股票形式量化给个人，资本主义美国又走在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面。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在1968年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这带来了
一笔巨大的公共财富。在公众的推动下，1977年议会设立阿拉斯加州的资源权益基金，全名叫阿拉斯加永久基金(The Alaska
Permanent Fund)。政府建立经营石油和天然气的企业，企业的收入给所有阿拉斯加州居民发放等额的现金分红。1982年全州40多万居民每人都收到了第一张价值
1000美元支票的社会分红。从那时起直到2005年，阿拉斯加州已经连续24年给全州公民分红了（注22）。美国就是这样悄无声息地做着符合马克思主义
的事情。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中国，理应比美国做得更好。

实行这三项新政，将从根本上改善广大工农群众与党和政府的关系，重建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重建执政合法性的社会基础。如果胡锦涛、温家宝有胆
略、有魄力实行之，他们就占据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道义的制高点，在中共执政史上做出前人没有做过的伟大贡献。他们就一定能够走出困局，改变形象，得到13
亿人民的衷心拥护。中国的内需马上会出现汪洋大海般的市场，漂亮地、稳当地渡过世界经济危机。"胡温新政"将要与"罗斯福新政"一样青史留名，胡锦涛、温
家宝会成为中国的罗斯福。

这种改变利益格局的大兴大革，必然会遇到城乡权贵集团的强烈抵抗。胡温如果下决心挽救党、挽救国家，要制定一个团结多数干部的政策，向社会公布，这是消解
权贵集团的关键性一着。除买官卖官者坚决打击外，由于经济政策界限不清渎职者，说清问题一律宽大处理。子女打着父母的名义在社会得到的好处，要和他们父母
本人划开。一位CEO,他掌控的资产与他贪污的资产不是一回事，这是两个容易混淆但必须分清的概念。只要他们不化公为私，不向国外和境外转移财产，守护
好、经营好所掌控的资产，一律宽大处理，承认他们的经营能力，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各级领导干部，只要把自己和家庭问题说清楚，带头执行阳光法案，拥护和
执行三项新政，一律团结使用。

三项新政必须在公开、透明，接受群众和媒体监督的情况下实施。要防止权贵集团在推行新政中谋私，防止各级领导人成为权贵集团的工具，办法只有一条：民主。
落实宪法第35条，把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给公民社会，开放报禁，给群众结社自由，执行三大新政的中央及地方领导人和人民的结合才有互动的途径和纽带，才具
有可操作性，这是推行新政的关键。中央权力和权威的强化取决于新政的得人心和支持新政的社会力量的强大。推行新政的领导人对这一点要看明白，想清楚。作为
一名老军人，以我对人民解放军的传统和素质的了解，这支军队人民子弟兵的本质没有变，他们在抗洪、抗震救灾中为黎民百姓的献身精神证明了这一点。在关键时
刻，他们会站在代表和维护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一边的，绝不会去为权贵集团看家护院。

赵紫阳生前提出对权贵资本主义必须有一种政策来进行遏制，三大新政就是遏制权贵资本主义，和平地化解权贵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的最好的办法。赵紫阳用"遏
制"这个词，而不用"打倒"、"消灭"一类的词，表现了他主张用解决党内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方法，解决权贵集团的问题。

权贵集团应该看明白，想清楚，三大新政不动你们先富的这一块，不动由于政策界限不清，你们半合法、半非法得到的财富，将来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弄清是非解决
问题，条件是你们不能反对、抗拒新政，一反对就由内部矛盾变成敌我矛盾了，谁跳出来反对，先解决谁的问题。我建议实行这样的政策，是希望达到赵紫阳设想的
结局："官僚资本家暴发了，但广大人民生活也还改善了，生活过得去，于是人民容忍了，以后这矛盾淡化了。（注23）"

但是，买官卖官这一块要从严，这不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要以毒蛇噬手壮士断腕的精神，把买官卖官分子从党和政府的机体中剥离出去。一个镇长10万，一个县医院院长30万，这个风不刹住，这一条潜规则不破，这样的人不清除，党就死定了。

重新建党建政，向民主化转型

胡温如果做了前述三件大事，在世界性经济危机中，救黎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会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在党的威信极大地提高中，就可以放心进
行政治体制改革。用不着顾虑普选，多少个党出来竞选，多数选民还是会投共产党的票。随着报禁、党禁的开放，贪污腐败会得到根治，这是一种自然的良性互动。
在全民皆大欢喜的政治气氛中，妥善解决重新评毛、为"六四"平反、为"法轮功"平反等问题，实现全民大和解。在民主宪政中，党以新的面貌和新的政绩，像瑞
典社会民主党那样，连选连任，出现在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当然，也要有由于政策失误出现政党轮替的思想准备，更要有修改政策重新赢得大选的信心。无论在朝
在野，这个在转型中新生的政党都是民主宪政的支柱，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

中国共产党还清历史旧债，卸掉了历史包袱，必须改变党的名称，对党进行脱胎换骨地改造。入了党做了官的，许多人成了贪官。追求入党的人们，很多是
为了做官发财。共产党这个名称，已经完全失去了道义的含量。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代表民主、自由、平等，吸引了全国追求解放的民众和要求进步的青年。建
国以后，党逐渐变质了，前30年是专制独裁，饿死3755万人，后30年经济搞上去了，出现了严重的、大面积的、不可遏止的贪污腐败。"共产党"这件衣服
上沾满了血泪和污秽。它不代表工人农民，也不代表资产阶级，成为权贵集团自利性的组织，可以说已经人心丧尽。要坚决清理开除腐败分子。共产主义这种乌托邦
理论，恩格斯晚年已明确否定。共产党的名称在理论上也失去了根据。邓小平提出改名人民党或社会党，我支持邓公的意见。改变名称是党自救，自赎。以前种种譬
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与空想社会主义告别，与暴力社会主义告别，与封建社会主义告别，与权贵社会主义告别，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在党的改造过程
中，可以允许毛派分裂出去单独组党。保留一个左翼政党对照顾弱势群体利益，保持社会利益的相对平衡和稳定有好处。中国的两党制只
能从中共分裂中产生。只有像毛派这样的在野党才能对执政党起监督和制衡作用。要相信毛派会进步成熟起来，使自己在民主宪政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即使有了上
台执政的机会，也不会胡来;如果真的胡来，很快会被选民抛弃。赵紫阳曾提出建立反对党的问题。这是民主宪政的基本建设。有了反对党，执政党发生重大错误
时，才有替补队员，不会出现不管犯多大错误还得让它执政下去的无可奈何状态。

民主社会主义超越了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百年争论，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点捏合在一起，并消除了各自的弊端，兼顾了公平和效率，是
被实际生活证明行得通的办法、政策和道路，是积极的中性化。人类的前途不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而是两者的结合、交融，成
为一种新制度，这个新制度就是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就在这里。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正在成为人类共同认可的道路，将人类带入一个和平发展的
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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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拒领美国救济粮而饿死乃后人杜撰

2011-03-31T10:30:00.003+08:00

作者：贺雄飞/主编，
来源：《中国历史的宿命》，世界知识出版社

1948年是朱自清人生的最后一个年头。对于一个学者、作家，这意味着思考和创作的终结，对于曾经从其思想文化遗产里受益的人，意味着深长的思念和不尽的感戴。但朱自清1948年的意义绝非仅止于此，因这一年里他的某些言论、文字和行动，他被塑造为接受人民呼唤，终于从象牙之塔里走出的斗士，其晚年的"选择"和"转变"被界定为知识分子走什么样的道路的宏大命题。

1948年，中国发生了什么？在朱自清的生命年轮里，又发生了什么？

按照通行的说法，1948年是两个阶级搏斗初见分晓的一个特殊年代。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不论他们曾经持何政治立场，一个旧时代即将被埋葬，这一点，哪怕终日兀坐书斋不问世事的人都会有所感知。于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摆在了面前，这就是面对这样的历史巨变与转折，你兴奋也好，沮丧、惶惑也罢，无法回避选择。1948年的特别意义还在于，这一年，国民政府推行的币制改革的失败使国统区物价上涨势头一浪高过一浪，包括大学教授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面临着物质条件的困窘和生活状况的恶化。

在这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各种变化都不意外，只是这种变化往往有辐度大小之别、微调和巨变之异。朱自清属于哪种呢？朱自清一直对政治不感兴趣。这不仅缘于天性，也是客观环境所致。朱自清最初以新文学家出名，后来却长期在中国的最高学府清华大学担任国文系主任，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在学术上是有压力的，充满了焦灼感，这种压力驱使他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到学术研究上。当然一个知识分子不可能完全没有政治倾向。朱自清的政治倾向，用他自己的话，就是一个"爱平静爱自由的个人主义者"。这种人承认现有的秩序，认为这种秩序是保持"平静"的要素，但也可能因现实的刺激偶或流露不满，并对秩序的反抗者部分地表示同情。当然，最重要的，这种人始终珍视个人的自由，对所有以各种名义挤压个人空间的企图敏感而充满警惕。

虽然长期在象牙之塔里，但朱自清诗人般的敏锐感受并未完全钝化，他也意识到了可能的时代之波，并努力尝试去适应。于是晚年朱自清有了一些变化。比如读书，1948年前，在朱自清的书单上除了经典旧籍，就是同辈学者的研究著述，可1948年1月朱自清开始读《大众哲学》，月底便读完了，并在日记中评价道："甚有说服力"；7月份又读一本名为《知识分子及其改造》的通俗读物，称赞"它论点鲜明，使人耳目一新"；这位向来以诗一般的抒情散文著称的新文学家，还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他阅读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李有才的变迁》和袁水拍的《马凡陀山歌》的情景，称赞赵的小说是一种"新体裁的小说"。这时候朱氏的写作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他开始讨论"朗诵诗"和"标语口号"这些原本在学者教授视野之外的东西。他强调以"政治性"和"群众性"见长的朗诵诗"应该有独立的地位"；一边批评代表集体力量的标语口号是非理性的起哄，但又说："人们要求生存，要求吃饭，怎么单怪他们起哄或叫嚣呢？"

朱自清晚年变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扭秧歌"。秧歌这种革命的符号虽然很受有左翼倾向的学生和大众的追捧，毕竟很难让国统区高等知识分子接受。于是朱自清的"扭秧歌"就显得特别醒目了。那些热烈赞颂朱自清"转变"的文章，最热衷提及的就是朱自清热情扭秧歌的意象：冯锺芸回忆，"在参加'五四'青年节的联欢晚会上，他加入青年们长长的行列，扭陕北秧歌，和青年学生的心贴得更近了。"柏生回忆，"特别使人记忆最深的是，一九四八年元旦晚上，在余冠英先生家里开同乐晚会的那感人的情景。那晚，朱先生带病，但是还兴致勃勃地和同学们挤在一个行列里热情认真地扭秧歌，同学们以民众喜爱的风格，亲昵地给他化了装，穿上了一件红红绿绿的衣服，头上戴了一朵大红花。朱先生呢，对这来自解放区人民大众化的演出形式和内容，十分喜爱，热情支持。他这种精神使在场的许多师生受到感动。"
()①"朱自清拥抱秧歌表示他要和旧的生活彻底决裂"，显然这就是所有回忆者要告诉我们的。应该说，因为秧歌本身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符号和图腾，而且朱自清本人对其符号意义肯定不会一无所知，所以这种解读自有其道理。但查阅朱氏日记，我们却看到了意外的文字：1948年元旦，朱自清写道："参加中文系新年晚会，深有感慨。"4月8日又记，"学生两次来请我们参加大饭厅的学生集会，他们还请我们在临时搭起的台上扭秧歌。大众的压力确实不得了，使我整晚上感到不安。"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的朱自清？"感到不安"的朱自清和"扭秧歌"的朱自清当然还是一个人，作为一个珍视个人自由的知识分子，对那种集体的威压怎么可能不"感到不安"？那么他为什么不当面拒绝？除了此时的朱自清多少带有一点民粹倾向，对原本是民间文艺形式的秧歌有了解之欲望外，似应更多地从其性格特点上去分析。朱自清是个外圆内方的人，待人随和，不愿拂人面子，但这在很多时候并不代表他自己的真实想法。其早年日记里有一条很有意思的记载：一个他很不喜欢的人向他借钱，他借后，在日记中大骂那人是"下流坏"。按照一般分析，你不喜欢他，不借就是了，可朱自清不愿如此，借了又不甘心，于是转而向日记发牢骚。这种似乎有悖常理的做法非常典型地代表了朱自清的性格。他后来成为知名学者后也是如此，经常有学生请他讲演，并且题目都给拟好了，朱自清不高兴，但几乎每次还是去了。

读了朱自清与秧歌有关的日记，又明了其性格特点之后，回头再看回忆、解读朱自清扭秧歌的文章，是否都不同程度地有"过度阐释"之嫌呢？

因为"扭秧歌"，许多人盛赞朱自清晚年"表现得十分年轻"，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找到精神皈依的人的自然心态。但透过另一种个人色彩强烈的文本�旧体诗，我们就会发现一片"悲凉之雾"。1948年2月，时在病中的朱自清看到吴景超夫人龚业雅的一篇散文《老境》，其中的萧瑟况味触动他写下了一首七律：

中年便易伤哀乐，老境何当计短长。

衰疾常防儿辈觉，童真岂识我生忙。

室人相敬水同味，亲友时看星坠光。

笔妙启予宵不寐，羡君行健尚南强。

诗中的衰飒之气是一个稍有旧文学修养的人都能体味出来的，难怪当时传抄到俞平伯、叶圣陶那儿，这两位老友都为之"不怡"。细细想来，在1948年那个特殊的年代，缠绵病榻的朱自清的这种悲凉之感谁说不正是人情之常?

除了"扭秧歌"，晚年朱自清还有一件事为人艳称，这就是"不领美国救济粮"。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的始末，王彬彬先生有一文作过精细的考证，这里不赘。但有意思的是，因为此事，又因为一篇名文对此事格外论列，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那篇名文关于朱自清的一段是这么说的：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个人自由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这篇名文在革命史、思想上的意义不必多论。但有一个直接后果实在出人意料，这就是人们对朱自清之死的臆测。自朱自清1948年辞世至今，关于其死因，权威的说法是他"贫病交加而死"，而在不少仅仅读过像上面这篇名文这样文字的读者印象中，朱自清居然是"饿死"的。不必奇怪，笔者当年束发读书，也是这么认为的。

那么朱自清"饿死"的印象从何而来？那篇名文的巨大影响力是一个因素,因为那段话从形式逻辑上讲，的确可以理解为"朱自清要么领救济粮，要么饿死"，二者必居其一，既然朱自清最后没领救济粮，当然就只有"饿死"一途了。但文章的艺术不能硬套逻辑，事实上朱自清拒领美国"救济粮"是真，拒领也肯定会给他的家庭生活带来影响，但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就没饭吃了。从根本上说，容易让人生出朱自清饿死印象的缘于另外一些大判断。什么样的大判断呢？朱自清所处的是一个"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民生凋敝"的时代。这个判断当然是对的，在那个黑暗时代里，岂止是知识分子，可以说除了达官贵人以外的几乎所有中国人的生活都颇为艰辛。但是在这样的大道理的下面，在主流和大局之外，应该还有支流和个案，比如像朱自清这样全国有名的文化人，他的生活似乎还不会沦落到要被饿死的地步。

朱自清实死于严重的胃溃疡。这种病的起因与生活的颠沛流离有关，日寇侵华中朱自清所服务的清华大学曾几经搬迁；战时教授们的生活水准大大降低，这也是容易引发胃病的重要因素。但教授们的生活水准究竟低到了何种程度？是否瓶无储粟屡告断炊？恐怕也不尽然，查阅朱自清的日记，可以看到，即使是在被公认生活最困难的西南联大时期，他还是经常会有饭局，而且隔三差五就会和朋友们在一起打打桥牌，很难想象，一个空着肚子的人会有心思和闲暇去斗这样的巧智。可以认为，虽然当时的知识分子处境不佳，但和大多数底层百姓相比，他们的基本生活还是有保障的，更不用说像朱自清这样名牌大学的教授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看不清世界大势，集中资源于内战，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再一次被波及，许多学生愤然冲出校门，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一时如火如荼。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和所谓币制改革使经济接近崩溃，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都不能不大受影响，知识分子也一样，但揆诸现实，我们就会发现知识分子所受的这种影响肯定要小于一般底层群众。《人民日报》的著名女记者金凤当年在燕京大学读书，她回忆了1947年底参加"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的情景，"中午时分，学校食堂送来白面馒头和菜汤，一旁监视我们的国民党特务嘲笑我们：'你们吃得那么好，还成天喊反饥饿，你们挨饿了吗？'我们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是为老百姓反饥饿。全国老百姓不是被内战拖入绝境了吗！"
()①学生们对特务的反击自然是有力的，但从中也可反证我上面的判断：在校学生的生活是像金凤描述的这样，教授生活如何岂非不言自明？

具体到朱自清，其实他应该是最不容易被联想到"饿死"这一凄惨图景的。不仅因为他的声望、地位和收入水平，也由于他的病。稍有常识的人就都知道，胃溃疡这种病对进食有很多顾忌，既要禁吃某些食品，更不能多吃，稍不注意，就会呕吐，使胃大受折磨。朱自清的日记也证明了这一点。翻开1948年的日记，我们没有看到他为食物短缺而苦的记载，相反，多的倒是下面一些文字："饮藕粉少许，立即呕吐"；"饮牛乳，但甚痛苦"；"晚食过多"；"食欲佳，终因病患而克制"；"吃得太饱"；……就在他逝世前14天的1948年7月29日，也就是他在拒领美国"救济粮"宣言上签名后的第11天，他还在日记里提醒自己："仍贪食，需当心！"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辞世。

朱自清的辞世引发了国内的纪念热潮。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杨晦、冯雪峰和以香港《大众文艺丛刊》（邵荃麟主编）"同人"名义刊发的三篇纪念文章。这三篇文章的最大亮点是强调朱自清作为"自由主义作家"向"民主战士"转变的意义。于是晚年朱自清成了一个标本，他的选择被提升为"知识分子的道路"。

晚年朱自清究竟有无"转变"，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各有各的说法和理由，相形之下，讨论朱自清有没有"不变的"也许更有意义。什么为朱自清坚守如一始终不变？通过阅读他那些私人化的文本，窃以为，还是他自己那句"爱平静爱自由的个人主义者"的评价可以当之。他预感到了旧时代即将终结，自己也的确在努力去适应未来新的时代，但他是否就丢弃了一直被他所认同并坚守的某些终极价值？值得探究。

于是，又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像朱自清（包括闻一多）这样向来被认为中间偏左的知识分子，在那一个大变动的时代里，他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当闻一多甚至不惜以生命与一个腐朽的政权相争时，他是否预见到了后来的一切……

1948年的朱自清有几分真实几分幻影，虽然人们喋喋不休，其实于逝者已经是无谓的事了，岂不闻"身后是非谁管得"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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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联军入侵前发生了什么

2011-03-31T10:30:00.001+08:00

义和团运动滥杀无辜的暴行，专制和专制所制造的愚昧，致使有240多名外国传教士及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死亡。

作者：郭老学徒
来源：http://laoxuetu.blog.sohu.com/169341227.html

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有人把信教的本国教徒及他们的亲属包括老人孩子杀了，把外资企业的外国人杀了，把外交官也杀了，政府不仅不管，还给予支持，这个时候，在屠杀还在继续和扩大的时候，那些有人员和使馆需要保护的国家应当怎么办？国际社会应当怎么办？

1900年，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前，我们来看看中国发生了什么？

1900年4、5月间。山东河北等地拳民（义和团）与教民（天主教徒）冲突增多，开始有拳民和教民在冲突中死亡。

（1）5月12日，有30户教民被义和团杀害，教堂被烧毁。

（2）5月22日，义和团占领了涿州。之后，到处洗劫杀害教民。掀铁路，毁桥梁，毁车站，攻教堂，破坏电报通讯设施。

（3）5月28日，义和团烧毁了丰台火车站。

（4）在政府对义和团失控或者说不予控制的情况下，各国驻中国使馆经过中国总理衙门的同意，决定自行保卫使馆。5月31日，英法美意俄日卫队共计340
人抵达北京。几天后德国和奥地利80人也到达。

（5）5月29日清廷下令剿义和团，但5天后，6月3日又下令禁止剿。

（6）5月31日，在北京保定铁路工作的法国和比利时的工程师在撤离时，有4人被义和团杀死。

（7）6月1日，有两个英国传教士在永清被杀。义和团见到洋人就杀。

（8）在中国政府对义和团杀害教民和外国人的暴行不镇压的情况下，6月10日，在英国公使紧急请求下，英国军队派2000人进北京保卫使馆。但被义和团阻击，英国人死62人，伤212人。被迫退回天津。

（9）6月11日，日本驻华使馆人员杉山彬在北京车站被杀。事态发展到连外交官也被杀害的程度。

（10）6月13日，清廷不仅不制止义和团滥杀无辜的暴行，反而派裕禄率军队与英国军队交战。使得政府军与前来保卫使馆的外国军队处于战争状态。此时京津之间电报中断，城市控制在义和团手里，各国政府对使馆的安全极为忧虑。

（11）6月18日，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

（12）6月19日，清政府限令各国使馆24小时离开。

（13）6月20日，德国驻中国公使在去总理衙门交涉的路上被中国士兵枪杀。同天，中国军队与义和团开始围攻各国驻中国使馆。

（14）6月21日，清政府向列强宣战，并把义和团称作义民。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地掀起更大规模杀害教民和外国人的运动。到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杀害教民2万多人，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杀害外国人数百人，大都是非武装人员，如教士和工程师及其他们的家属。

（15）8月4日，2万人的八国联军(一半是日本人，其余主要是俄国人和英国的印度兵)向北京进军。

（16）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克北京。慈禧逃到西安。列强与朝廷签署《辛丑条约》。义和团首领和主战的大臣被惩办，中国向列强赔款，使馆与铁路沿线被允许外国驻军。

八国联军的入侵并不是有预谋的，也不是无端或借故而为。在八国联军入侵之前，义和团滥杀无辜教民和外国人，杀害外交官，政府不管，甚至还支持，八国联军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入侵的。

八国联军的入侵是中国的耻辱，但比列强更可恨的是滥杀无辜的暴行，是无视国际准则的荒唐与狂妄，是专制和专制所制造的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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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寄语：你总得有一点信心

2011-03-22T02:43:00.000+08:00

此文是胡适1932年6月27日写就寄语当时的大学毕业生，至今读来仍是那么发聩。这份寄语不仅适合现今的大学生，也适合现今的知识分子。在这个寄语中胡适为我们开了三个良方。via: 良心良品

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都有很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点，不妨吵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地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国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赠与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作个防身的锦囊罢！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作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闲居了。第一条继续求学之路，我们可以不讨论。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所用非所学，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以胡乱混饭吃，混官做。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决心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试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所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与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曳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力的俘虏。你在那俘虏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的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成社会的顺民了。

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于理想人生的追求。有什么好法子呢？依我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一一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或理论上的疑难。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为”的求知识了。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个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继续保持追求学问的热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笑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节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服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能时时有疑难问题来逼你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智识环境中，你也会慢慢的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的智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试想伽利略（Galileo）和牛顿（Newton）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已。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答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得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而实在和你的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觉兴趣了。为糊口而作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理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又应该有他的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凡一个人用他的闲暇来做的事业，都是他的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弥儿（J.S.Mill）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Spencer）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业余的兴趣，使我们的精神有所寄托，使我们的剩余精力有所施展。有了这种心爱的玩艺儿，你就做六个钟头的抹桌子工夫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点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去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你总得有一点信心。”我们生在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希望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古人说：“信心（Faith）可以移山。”又说：“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穷教授叫做菲希特（Fichte）的，天天在讲堂上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菲希特死的时候（1814年），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对文革的一种给力的解释

2011-03-22T02:40:00.000+08:00

作者：姜莱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3f16f10100opip.html

关于文革的书籍和文章汗牛充栋，在这些文字中，老姜以为许锡良先生的解释还算有意思，给人以一针见血之感——文革不过是古代皇权与官僚集团斗争的现代翻版。当然，我知道肯定有人对这种解释会感到气愤。气愤就对了。这说明它切中了要害，打到了七寸，这才有人觉得蛋痛。

不过，许先生这些观点，是在网上的一篇博文中写出来的，我没读过他其他的有关文章，也不知道他是否有更严密和更完整的相关文字发表过。博文容量有限，叙述方式的学术性也不够，希望能看到许先生更慎密完美，也更加学术化的文章。另外，许先生没有谈到文革这种皇权与官僚集团斗争的后续发展，以及它给当代中国造成的影响。我现在闲来无事，就来画蛇添足，接着这个话题补充说说，权当凑个热闹。

一，在中国的政治史上，皇权与文官（官僚）集团的斗争，一直是一条主线。但这并非说，中国历朝历代只有皇权与文官这两大政治势力，举足轻重的还有外戚和宦官两大利益集团。这四大力量主宰着中国几千年来的上层建筑，甚至主宰着历代王朝国家的命运。而且皇权与官僚集团也并非总是在作对，在特定时期，皇权和官僚还会联合起来，以对付宦官或外戚集团。外戚或宦官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站在皇权这一边，有时他们也会联合官僚集团抗衡和挑战皇权。至于外戚与宦官集团，他们在历史上更是经常拼得你死我活，把宫廷政治演绎得炉火纯青。中国人玩政治很有一套，懂得要以多克少，最大限度孤立敌人，懂得如何搞统一战线，拉帮结派。于是，以这四大政治势力为主角儿，几千年来，华夏的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幕接一幕的合纵连横的好戏。只不过这些戏大都很残酷，也很血腥。

二，现代社会，皇权已没了三宫六院，妻妾成群，外戚也就没有以前那么复杂，那么盘根错节了。但外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仍不可忽视。四人帮就可以说是一个准外戚集团。四人帮的头儿实际上是江青，王、张、姚实际上都是江青的附庸，他们哥几个也只有贴着江青，才有可能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坐大。毛对张春桥和姚文元另眼相看，固然与两位文才不错，而且与毛的理念也相符有关，但两位对江青的紧跟和呵护，这才是关键。另外，现代社会已没了宦官，但执行着与宦官相似职能的人却不可或缺。这些人负责打理现代君主的日常生活，保卫他们的安全。作为皇权的内卫集团，他们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力同样是巨大的。

三，且不说四人帮的执政理念，与当时的百姓们的需求已格格不入，单就政治智慧而言，四人帮也是我知道的中国历代外戚集团中最差劲的。这一点与江青有直接关系。江青是一位非常跋扈的女人，任性而自以为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做事随心所欲，动辄用屁股指挥脑袋。她的政治谋略更是一张白卷。在四人帮覆没的的前一两年，江青一方面在与以周恩来和邓小平为代表的文官集团作着殊死搏斗，另一方面却对内卫集团的领袖汪东兴视而不见，且一再羞辱、怠慢和威胁他。这样一来，毛一走，文官们与内卫们一拍即和，立马将四人帮拿掉，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同样是皇权与文官集团的斗争，现代与古代还有一点不同，那便是“人民群众”作为一种力量也卷入了进来。这一情况，恐怕与现代社会政治意识模式的突变有关，如自由民主理念和马克思主义的输入与传播。也与现代科技、尤其是交通与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有关。有了现代交通与信息传播工具，政治集团才有可能及时大规模动员“人民群众”卷入政治运动中，而在古代，这些斗争大多都会以宫廷政治的形式了断。但即便如此，我仍然同意许锡良先生的观点，在分析文革的政治内斗时，只需重点考虑皇权与文官集团的斗争，而“人民群众”这股力量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在这种斗争中，“人民群众”只是一种道具或工具，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发言权，更不可能左右中国的政治走向。在信息不透明和没有法制民主的社会，看起来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始终只是权势政治集团摆弄的一种木偶剧。当然，这不是说不同权势政治集团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都是一样的。不同利益集团有不同的执政理念，走着不同的政治经济路线，因而他们对“人民群众”的民生的影响也不同，有好坏优劣之分，只是“人民群众”并没有对这些政治集团进行选择的权力。像四人帮，他们的执政理念几乎没有发展经济的任何内容，一心一意在谋划着如何夺权和掌权，这与当时的“人民群众”的期待相去甚远，但如果四人帮的政治谋略十分到位，当时的他们就真的掌握不了国家的最高权力吗？也不尽然。四人帮当时的确不得人心，因此他们倒台后，在民间几乎没有出现过任何成规模的反弹，这当然也是文官集团能顺利将他们拿掉的一个原因。但“人民群众”的这种作用，是辅助性的，谈不上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力。

五，在大中国，结束皇权政治的是两位曾经的苏联同学，即蒋经国和邓小平。在台湾，蒋经国不当现代版的帝王，而是把台湾推向了民主政治的道路。在大陆，邓小平也不做现代版的皇帝，但他没有采纳被左派称之为西方民主的政治制度，而是采用了另一种结束皇权的对策，即实施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制。任期制看似简单，却也能给皇权致命一击。帝王的特征有很多，但终身执政是一条底线。任期制一实施，这条路就给堵死了。

六，中国民主政治的道路仍很漫长，但皇权已被解构，这也算是一种历史进步，值得中国人欣慰。不过，没有民主政治垫底，皇权的湮没，主要意味的仍只是官僚集团的胜利，远谈不上“人民群众”的地位有什么实质性的提升。皇权倒掉了，文官集团胜利了，家天下变成了官天下，皇权的遗产被人数众多的官员“集体”继承，这当然也是好事。但也带来一一些新的问题。简述两条：第一，没有民主政治支撑，官员腐败仍缺乏民主监督。在皇权制下，民主监管也是缺失的，也存在大面积的腐败，但至少还有皇权的打压。皇权视天下为自己的私产，对“偷窃”自己私产的家伙深恶痛绝，因而对皇权不认可的腐败行为，皇家一定会下狠手打压。这当然也无法真正遏制腐败，却至少能延缓腐败蔓延的速度。而在既无民主监督又无皇权打压的背景下，腐败以几何级速度蔓延，也就在所难免了。第二，皇权的崩塌，意味着一种精神依托或“信仰”的同时瓦解。崇拜皇权领袖当然不是什么好的信仰，但毕竟是一种精神信念。现在皇权没了，这种精神信念也随之瓦解，宗教或民主自由的精神依托又仍然缺失，人们便开始彻底转向拜物教。现在的中国，人人在逐利，但肥利已被胜利的官僚集团分走，并牢牢把持着。对大部分人而言，面对这些可望而不可及的肥利，他们就只能望梅止渴了。

谢盛友：海归，海不归，是一个伪问题

2011-03-22T02:39:00.000+08:00

作者:谢盛友
来源：http://www.china-week.com/html/5927.htm

我把清末民初的海归称为第一代，这一代海归是机器的设计者。

第一代海归，像傅斯年、朱偰、胡适他们在欧美的经历，获得的最大财富恐怕不仅仅是专业技术，更重要的是他们获得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形成和体现了一系列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你不出国很难认识，很难成为自身的人格。

第一代海归不仅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更在文化、政治、立法领域除旧布新，也就是说，他们参与国家这台机器的设计，孙中山就是清末着名的海归，第一代海归共同创建了共和。有一些资料显示，北洋政府的高官大概70%都是海归。

我把五十年代初的海归称为第二代，这一代海归是机器的制造者。这一代海归以钱学森为代表，他们的使命感和命运都化成了血液，融入了祖国的“科技强国梦”。1950初期，中国的一切都百废待兴。当年的2500多名海归，最终将个体命运与民族国家的科技兴盛紧密结合，注定他们要放弃舒适的欧美生活，用他们的爱国主义与科学精神来完成他们的海归使命。但是，他们只是机器的制造者，第二代海归根本没有资格和能力参与机器的设计。

我把上个世纪末、这个世纪初的海归，称为第三代，这一代海归是机器的操作者。这一代海归，主要是理工、科技、管理、贸易、金融、外交这类专业的海归，与上两代海归无法相比，他们只是操作机器，服务国家，谈不上制造机器，更谈不上设计机器。

能够保持中性，熟练操作机器也不错。可怕的是，缺乏真正的思想、精神与价值观，沦为工具。这还不是最可怕，最可怕的是，不但成了机器的一部分，而且被机器奴役。

第三代海归，尽管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但是缺乏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反而不如本土的部分公共知识分子。国内不少自由主义者头脑清醒，进言社会和参与公共事务。这就是第三代海归的“不美”，甚至耻辱。

为什么说“海归，海不归，是一个伪问题”？因为，不管你是海归，还是海不归，根本的问题是，看你有没有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如果你具备了，归与不归，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伪问题也是一个问题。问题是，我们这些海不归没有耻辱感。

我们这些高考恢复后上大学的人，当年有一本帐，多少农民多少年的收入，才能培养一个大学生，直至读完四年后毕业。如今，我们有没有觉得亏欠父老乡亲什么？现在留而不归，家乡的建设，我们尽过多少力？

留而不归，是否服务当地社会？讲融入，也得有耻辱感。耻辱把我们的权利和义务“逼上梁山”。有一个自由安定的环境，让我们经商赚钱，我们好好纳税了吗？除了尽义务外，我们有奉献吗？当地残障小孩的读书问题、养老院问题、本地的公益性团体和体育俱乐部，我们参与多少？奉献多少？参与和奉献，又是怀着什么样的目的和心态？

第一代海归“知耻近乎勇”，所以他们同样做到“力行近乎仁” 和“好学近乎知” .我们呢？不管海归还是海不归，都缺乏自身的羞耻感，很难“知耻”而“勇”，往往堕落成“取利”而“勇”。

蒋介石和“四大家族”的“腐败”真相

2011-03-22T02:37:00.002+08:00

中国大陆的教科书，总是在教育人民，蒋介石统治时期腐败透顶，特别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称之为“贪腐”代表。但人们在检视历史真相的时候，结论并非如此。

检视历史真相，有许多方法。比如参观历史遗迹就是方法之一。蒋介石统治时期的历史遗迹，南京总统府就是一个很好的参观去处。

老南京都知道，总统府在汉府街。如今，门牌号码是长江路292号。

环顾四周，许多高楼拔地而起，总统府显得非常寒酸。好在道旁的林荫树还保存完好。此处对于大陆人来说，即使没来过南京也绝不陌生。使它闻名中外的是一张拍摄于1949年4月24日的照片，总统府门楼上站着一群士兵，红旗在蓝天下飘扬。翻开毛泽东诗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如配有照片，必定是这张。大门上“总统府”几个字在1960年代被铲掉了，如今又补了回去。

1927年4月，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主持的国民政府以及下属的行政院、参谋本部和主计处在这里办公。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日军第16师团部盘踞于此。汪精卫伪政权的行政院、立法院、监察院和考试院等都设在院内。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国民政府居于大院中路；东花园里有社会部、地政部、水利部和侨务委员会；西花园有主计处、军令部、总统府军务局、首都卫戍总司令部。这么多机构挤在这个院子里，说明当时的机构比较精简，吃皇粮的官员不多。

如今政府机构臃肿，恐怕连其中的一个机构也放不下。

走进总统府大门，眼前是数十米的笔直走廊，两侧有礼堂、外宾接待室、总统休息厅及参事处、文官处等。走廊尽头，后院里有栋西式楼房，以林森的号命名为“子超楼”。别看貌不起眼，当年是国民政府的中枢，总统办公室就在楼内。

蒋介石的办公室在二楼119，副总统李宗仁在对面118房间办公。据说，李宗仁看见蒋介石就躲，极少来上班，而蒋委员长则天天报到，从不缺席。1949年蒋介石下野之后，李代总统才经常来总统府，依然在老屋子里上班，从来没有坐进蒋介石的办公室去。蒋介石的办公室只有30多平米，靠墙几个文件柜，一张办公桌，几把椅子，所用家具极为普通，远不如当今一个政府部门副科长的办公室阔气，办公面积也远不如当今一个政府部门的科长。

蒋介石上班的“子超楼”办公楼只有一部老掉牙的电梯，嘎嘎作响，恐怕很少有人敢乘坐。1940年代末期，上海国际饭店的电梯已经相当先进了。据说，蒋介石从来不坐电梯，走上走下。电梯是给来访的老先生们准备的。三楼会议厅，在这里召开过许多次重要的国务会议。会议桌上摆放着普通的兰花茶杯，墙上挂着孙中山写的横幅“推心置腹”。在大会议室，墙上交叉挂着国民党的党旗。孙中山先生的照片下，挂着他手书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是孙中山毕生的理想。

在教科书的教育下，大陆人的思维定式中，国民党四大家族贪赃枉法几成定论。只要提到蒋介石政权，头脑中第一个印象就是贪污腐败，铺张浪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人民公敌，吸血鬼，没有一个好东西。看到蒋介石的办公室之后，这一指责站不住了。在历史遗迹面前，一目了然，想骗也骗不下去了。假若人们思维更开阔一点，将之与当今一个乡政府的官衙进行比较，问题就更大了。

当然有人说时代在进步，但乡政府比总统府进步到豪华无比的程度，就无法解释。

若说进步，早在1980年代，台湾比大陆进步得多，就是现在，台湾的国民所得也是大陆的数倍。蒋经国去世以后，他在台北的故居已经对外开放。设备家具之简陋令所有参观者感动。现在，蒋家第四代已经完全退出政坛，他们需靠自己努力工作才能谋生。对于蒋家的一些孤寡老人，台湾政府不得不定期给予一些补贴。蒋介石活着的时候，不喝酒，不抽烟，连茶都不喝。随着时间消逝，指责蒋介石本人及其家族贪污腐败的声音，已不大听得到了。

早在1923年，瞿秋白在《前锋》杂志上发表《论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明确提出几大家族控制当时的官僚资本。所谓官僚资本通俗来说就是国家统治者利用国家政权把一些国有企业非法占为已有，也就说利用权力控制国家的大部分经济实体。最终，是陈伯达在内战中完成他的《中国四大家族》一文，提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买办资本借抗战名义聚民财入私囊，并估算这四个家族有200多亿美元的财产。这种说辞，系完全捏造，因为整个二战期间，美国总共向中国提供了 16．2亿美元的租借物资，200多亿美元从哪儿来？！

关于当时四大家族的财产，历史上有记载的大概有这么几种：

一， 1934年12月26日《江南正报》曾刊文称：国府要人之财产多系秘密，而就可调查之范围内调查，则诸要人在本埠所有财产估计为，蒋介石1300万元，宋美龄3500万元，宋子文3500万元，孔祥熙1800万元，孙科4000万元，张静江3000万元。其它要人在上海各中外银行存款及不动产，据中国银行调查，约有5亿元，其不动产及公司多用其亲戚名义购置，故实款无法详确云。而这些，又是当时左翼报纸常见的文章，类似这种文章都是猜测和估计之辞，没有半点具体的证据。

二，1939年10月17日，日本特务机关对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情况所作之调查报告，名为《登集团特报丙第一号——政府要人上海外国银行预金(存款)调查表》有载：蒋介石6639万元(按当时法币与美元的兑换价，约合809万美元，下同)；宋美龄3094万元(377万美元)，宋子文5230万元(637万美元)，孔祥熙5214万元(635万美元)，宋霭龄1200万元 (146万美元)，陈立夫2400万元(292万美元)，这些存款均存在当时在上海开业的外国银行，如花旗、麦加利、大通、友邦、运通、汇丰、荷兰银行等。但是，这也是日本战前常见的攻击国民政府的老一套资料，类似的材料多如牛毛，曾经大量提供给汪伪用来攻击国民政府。这些东西都没有任何相关的资料证明。

三，国民政府在大陆的败退，使得当时的美国民众对杜鲁门政府的政策失误非常不满，杜鲁门政府为了推卸责任，就一股脑的把责任推给国民政府，说是其败退都是自身腐败贪污所致。其实，国民政府早在1925年就有了一整套成体系的制度，宋子文在1925年到1949 年期间曾经有过数次和外国列强的谈判，签订的协议都在千万美元以上。这些回去以后都一五一十的向当时的中央进行汇报。需要说明的是，国民政府始终存在大量的有实权的反对派的监督，为此蒋介石曾经三次下野。这些借款的使用情况，都由国民政府财政部控制，即使蒋介石也无法随意使用。这些在著名的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有详细的大量资料证明。

那么，四大家族的“腐败”，到底真相如何？事实可以为证。

先看蒋家。蒋介石的清廉已有了结论，那么就看其妻宋美龄。宋美龄一生不问金钱事，自1991年赴纽约定居后，只有一次问起外甥孔令仪：“钱够用吗？”孔令仪回答说，放心，够用的，此后宋美龄再也没有过问金钱之事。宋美龄初时与小外甥女孔令伟同住长岛孔家老宅蝗虫谷，房子是大姊宋霭龄、孔祥熙夫妇买的；孔令伟 1994年过世后，因长岛住宅太偏僻，冬天下雪不方便，孔令仪便劝宋美龄搬往曼哈顿住，但所住公寓为孔令仪大弟令侃名下所有，因此宋美龄在纽约并无房产。而宋美龄在台湾也没有任何房地产。惟一拥有的一栋房子在上海，是宋美龄1927年在上海与蒋介石结婚时的陪嫁。这幢房子当时在法租界霞飞路（现南京路）附近。这是宋美龄生前惟一的房产。

宋美龄一生不会赚钱、更不管钱，身后仅留下12万美元银行存款，由孔令仪代管，此外别无其它资产；宋美龄晚年在纽约，住的、吃的、用的，包括昂贵的医药费用，均由孔家出钱。实际上，宋美龄借住的纽约长岛住宅，在几十年前由孔家购买时还是非常便宜的。该孔宅1998年被拍卖，也不过卖了3百万美元。

蒋方良是蒋经国的夫人，也是蒋家第二代最后谢世的人。1978年3月21日，蒋经国继承蒋氏大统后，蒋方良从当年的副厂长夫人，成为台湾的第一夫人。但是在生活上，蒋方良一直保持着低调，她鲜少在媒体露面，台湾百姓对她极为陌生。她与一位平凡无怨的主妇毫无不同，当丈夫经常加班或出差时，她只管把家庭照料好，虽有佣人，却常亲自动手洗窗帘。蒋方良和蒋经国一样，生活上不改当年在苏联乌拉山区的简朴习惯。1988年1月13日，她陪伴了53年的丈夫蒋经国永远离开了她。在蒋经国去世后的岁月蒋方良的生活更为不堪。由于蒋经国素来清廉，素来没有什么积蓄。她仅仅靠蒋经国死前补发的20个月的俸额115.2万元台币为生。经济的拮据使之欲往美国散心和回白俄罗斯探亲都不能成行。

蒋方良在1992年接见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正、副市长时，二位市长邀请她回故乡看看。蒋方良回答说，自己现在没有钱，所以没法回去，这让二位市长惊叹不已。

再看陈家。四大家族中的“陈”是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他们主持国民党的党务和特务情报，是CC派的头。去台后，蒋介石为了改组国民党，“二陈”即被开刀，重权尽失。陈果夫久有肺病，又历来清廉，在陈立夫去美国后，家庭经济发生危机，无钱治疗加重的肺结核，导致病情难于控制。后虽得蒋介石特批５千银元接济，但已对病情无济于事。于1951年8月28日死去，终年只有60岁。陈立夫在1950年蒋介石改造国民党时，请求出国，并找孔祥熙借了两万美金，在纽泽西州办了一个养鸡场。夫妻俩自己动手，喂食、捡蛋、清理鸡粪。还学会了给鸡喂药、打针。陈立夫在家中自制皮蛋、咸蛋、豆腐乳、粽子，亲自为唐人街的中餐馆供货。屋漏偏逢连夜雨，一场火灾几乎烧光了他全部的劳动成果。陈立夫毫不气馁，重头再来。他一面养鸡，一面研究传统道德，著书立说，直到1969年才再度回到台湾；但除读书自娱，就是推动中医之学，不过问政治。2001年2月8日在台中病逝，享年101岁。

他曾开玩笑说：“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本家把我列入四大家族（四大家族这个名词是陈伯达发明的）。如果我那么有钱，还用得着到纽泽西养鸡吗？！”

三看宋家。宋家比孔家和蒋陈二家都要好一些，主要宋子文和孔祥熙原本都是商人出身。宋子文还算一个外交家，孔祥熙则是单纯的商人。宋子文去世以后，他的家属曾把他们保存的宋子文的58箱的档案，都捐给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由于当时宋美龄，蒋方良等人还没有去世，宋家要求其中17箱的机密文件保密十年，禁止民间人士阅读。随着二位老人的去世，这些资料为美国方面全面解密。资料中包括：1941年宋子文手书个人财产清单、1949年宋子文开列其在中国大陆被没收的个人房屋地产清单、1950年宋子文致美国国会和国务卿杜勒斯表示愿意公开个人财产的有关信件、1968年宋子文自列个人财产记录和 1971年纽约遗产法庭关于宋个人遗产分割执行书等。

宋子文的每份财产报表都有美国会计师的签名，在美国，会计制度极为严格，这种签名非常严谨，绝不可能作假。从遗产分割书来看，1971年宋子文去世时，他的非固定财产只有100多万美元，加上经过20年时间大为升值的房产（20年内美国房价升值大约7到8倍），除去税收以后不过400多万美元。虽然按照当时的汇率来说也能算是一个不错的富人，但和当前被揭露出的一些大陆高官的财富相比，却不成比例。

四看孔家。实际说起来，孔家是参与政治最少的一个家族。陈氏兄弟长时间控制国民政府的情报机关和国民党的党产，势力强大；宋子文作为国民政府的主要外交家和列强周旋近20年；蒋家自然不必说了。而孔祥熙从政也不过是主要管理金融界，从后世看来孔祥熙担任中国金融界的主要掌舵者的期间，正是中国经济几十年来最为困难的时间。

1933年4 月6日，孔祥熙被南京政府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当时南京政府每月国库收入约为1500余万元，而每月支出账面数字就为2200万元，其中军费一项为 1800万元，每月赤字就达700万元。当时财政部由宋子文负责，由于9.18和长城会战等原因，1933年前半年国库就有6000万元的新亏空。宋子文表示自己才能不足以扭转这个局面，希望辞职。10月29日，蒋批准宋的辞呈，以孔祥熙继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上台以后采取了一系列大胆和出色的手段，不但很快稳定了国家的金融秩序，还把财政收入转为盈余。同时和列强关于历史外债问题达成了共识，最重要得是建立了法币体系。这也是保证8年抗战胜利极为重要的一个决策，影响深远。

此时，国家财政形式艰难到了无以形容的局面。由于抗战开始几年，中国华北、东南广大地区相继沦陷，中国海岸线被日军全面封锁，沿海重要城市也大多被日军占领，占战前财政总收入90％以上的关税、盐税、统税和烟酒税的税源大部丧失。而国民政府此时要维持一支400万的军队，还有数以千万的逃往大后方的中国难民和大小的政府机关的职员，实在是非常可怕的局面。孔祥熙为此建立了一整套战时经济制度，虽然到了后期普通老百姓生活非常痛苦，法币也几乎成为废纸，但是中国的经济在抗战中始终没有垮掉。中国几百万军队虽然粮饷不足，但是仍然始终保持必须的供应，以保证其可以继续作战。到了1944年由于孔祥熙几次强烈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支付美军在华费用的垫款问题（当时美军在华建设了几十个机场，费用都由国民政府垫付，耗款上亿）和希望美国加大援华力度，引起美方人员的厌恶。后在1944年，要求蒋介石让孔下台。孔于1945年辞职，从此不问政治。1947年秋，孔夫人宋霭龄在美病重，孔祥熙赴美照顾，就此在美国居住十多年之久。

而孔祥熙早在1915年就通过获得壳牌石油的山西代理权，赚取了巨额的财产。之后又涉足上海的股票期货界，收入也颇丰。在1925年之前孔家已经当时全国有名的大富豪。而他担任公职的时均是国民政府经济最为困难的期间，各国援助抗战的资金都是杯水车薪。孔就算有心贪污受贿恐怕也找不出这份钱来。1945年滇缅路开通，美国开始加大援华力度的时候，孔已经下台，根本没有大额贪污的机会。

有人诬陷孔祥熙贪污了7.5亿美元。在孔祥熙强烈要求下，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财政部用了很长时间的调查以后，公布了华人在美资产的材料，资料统计了在美全部华人的资产。最终，所有华人在美国银行的存款不超过5000万美元。其中最大的存户，只有100多万美元。而且这些存户中，大部分是侨居美国经营商业的华侨，且都在美国居住年代很久。由于美国金融界有保护每个储户隐私的法律和传统，所以当时没有透露具体每个储户的财产数。不过，这5000万的存款中当然包括孔祥熙，不管孔家占5000万中的多少比例，都说明其绝对称不上巨富。……

了解到这些真是事实后，大陆人还能相信政治和历史教科书吗？！

来源：http://www.lzhi.org/views/425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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