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有祥小档案
五十年代初出生于中缅边境的昆马（中缅划界前属于中国），父亲是当地佤族头人鲍岩嘎，在云南沧源县岩帅乡读完小学。成年后投身缅甸「佤族独立革命」，1972年结识缅共领导人李自如，后任缅共中部军区副司令员。1989年脱离缅共成立佤邦后，任佤邦联合军总司令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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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哨卡没几分钟，路旁有三个人挥手拦车，司机紧急停车，原来他们想搭乘我们的车回南伞。但是我们的车已坐满，最后他们让一个女孩跟我们的车先去南伞。

在车上，我问女孩是否南伞人。那女孩竟回答：「干脆实话跟你们说了，我其实是果敢同盟军的一个女兵。」

女孩说，她是同盟军的文艺兵（属彭家声部），八月二十三日开始打仗时她带着十几个新兵随部队转移，这些新文艺兵都是十六七岁的女孩。随着彭家声部队的不断后撤，她们也到了中国边境线附近。那时边境线上已经有很多难民等着进入南伞。当时她们决定解散，十几个女孩去找自己的父母，作为普通老百姓或回家，或逃难。她在南伞找到朋友家躲起来，几天下来她发现彭家声的部队大势已去。这时她也与嫁到郑州的姨妈联系上。这次就准备去中国内地找姨妈。

一般来说，果敢人凭当地政府的证件是可以到南伞这边做生意和探亲访友。但是果敢人在缅甸没有公民身份，不能办护照，也难以进入缅甸内陆和中国内地（除非他们有钱去走后门）。但她还是决定冒险去试一试，和两个果敢同胞坐长途车准备去临沧，一般车程要十个小时。深夜到达哨卡时被赶下车查身份证，虽然他们可以说临沧土话，也可以说流利的普通话，长得也和南伞人没什么差别，但是他们没有中国身份证，结果被武警盘问了一个多小时，最终被识破，但武警没有把他们送到难民村，而是让他们沿路返回南伞。

说起与缅甸中央军的交火，她有点兴奋，说他们曾有五十人抵挡住缅军的五百人，而最终双方伤亡差不多，使得缅军非常恼怒。「这次虽然败了，但是我们不会屈服，果敢人最终会站起来。」她说中央军「没有人性」，「清水河那边一个平民女孩被十几个缅兵捉去，你说会有什么结果？」

我问她，现在果敢人如何看待中国政府的表态。她神色凄然的说，果敢人早已预料到中国政府会这样，谈不上「失望」，中国唯一能帮到他们的是安置一下难民。

我们问：「是否想加入中国来？」女孩说：「我是果敢生，果敢长，我还是希望做一个果敢人。」我说，现在中国和海外有许多华人都在关注和支援果敢同盟军，你能否回应一下？她说她是军人，是有组织纪律的，不能对外乱说。

到南伞后我们给她留下名片，但她再也没有与我们联系，消失在南伞的人海中。（呙中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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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敢局势终于平静下来。八月三十一日中国政府开始强制遣散滞留在云南南伞难民村的近三万名果敢人。东风卡车、客运中巴，载着拖家带口的果敢人，驶往南伞口岸，也就是南伞人所说的「国门」。一些难民也主动要求返回，武警核查证件后放行。这是果敢难民开始大量返回的第一天，而不是有些媒体报道的八月三十日。

果敢，也就是缅甸掸邦第一特区。虽然据闻缅甸军政府宣布了掸邦第一特区政府新的人员组成，白所成任特区主席，虽然中国政府和媒体声称果敢局势已稳定，但由于新的果敢政府官员还没有一个人公开露面或讲话，让果敢难民忐忑不安。在「国门」警戒线外，仍有不少果敢人和大量中国商人观望。二十九日中午，在口岸附近作战的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简称「果敢同盟军」）弹尽粮绝，一百多名士兵向中方缴械作为和平难民安置，其中不少是十五、六岁的娃娃兵。

果敢人说，那边不知有多少人被打死。从果敢逃出来的中国商人说，他们的东西都被抢光了。来自四川的商人说，他在果敢国门经营汽车轮胎，从南伞这边就可看到他的商店被撬被抢，「那可是一百多万（人民币，约合十五万美元）的货啊」。八月三十日，一百多户果敢华商聚集在镇康县政府（南伞为镇康县下属的镇，零五年镇康县城由凤尾镇迁移至南伞镇）门口，要求中国政府出面为华商的损失向缅甸讨要赔偿，一度与政府保安发生冲突。后来县政府开始登记华商姓名与财产损失，但一个贵州商人说「那有屁用」。

九月一日，虽然果敢战事已平息多时，难民村也被遣返一空，但是南伞气氛仍然紧张。警察随处巡逻，不让记者拍照。在银行和信用社门口，都有两个穿迷彩服的军人带枪守卫。南伞人说八八事件对南伞打击很大。因为零五年镇康县城从凤尾搬到南伞镇，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与果敢口岸对接，搞活边贸，发展经济。战前昆明输送到南伞的日用商品等，九成五以上是输往果敢。

南伞流传的消息与网上的差不了多少，强暴、抢劫、滥杀，但果敢那边情况到底如何呢？八月三十一日，很多果敢人和中国商人赶回去，就是想知道家里和店里的情况。八月三十一日虽然有大量难民赶回，但是中国商人回去的还是少，因此老街大多数店铺都没有开门，街上寥无人烟，车辆也很难看到。不少店铺的门上贴着「转让」的广告。这些广告不是在打仗时才贴的，也不是八八事件后才有的，而是在八八事件前就有人出售转让店铺。一些中国商人刚买下店铺就遭遇打仗，可谓损失惨重。

八月三十日晚上，老街的水、电、通信基本恢复，不过中国联通的信号要好于中国移动。酒店的有线电视可以看到中国各地的卫视，但果敢本地的电视节目没有恢复。据说果敢特区电视台也是被中国人承包下来的。晚上市面平静得让人诡异，感觉像电影里的末日空城。偶尔遇见两个当地的妇女，她们说打仗时没跑，一直待在家里，「他们打他们的，我们还要过我们的」。虽然没有正式的宵禁，但是当地人还是说晚上最好不要出去。

来自四川隆昌的超市老板急匆匆地从南伞赶回东城，发现他家超市的玻璃被流弹击破，后门被撬开，里面被抢掠一空。在双凤城的新农贸市场，一连几家卖食品杂货的店铺被撬被抢。老板说，中国有电视台记者来拍摄，但是就没看见他们播出来。果敢地方军开车巡逻到此，商人纷纷诉苦。胖胖的军官对他们说：「现在局势稳定了，你们要放开思想做生意。」

新农贸市场是政府军与同盟军交火的地点之一，附近还有未爆炸的炮弹。八月三十日这里才有零星小贩出来售卖肉菜，大的店铺都没有开门。猪肉十块钱（人民币）一斤，老板说与打仗前没什么差别。「但是没有人来买啊。圈养的猪还要成本。」老板一脸的愁眉苦脸。外面说老街物价腾贵，看来是贵不起来，毕竟还没多少人回来。车费有所上涨，司机说是因为汽油短缺。

来这里有六年的贵州小伙子说，死伤的中国商人有七八个，一个中国女商人中弹不治，他们都看见了。但他们也说不清被哪方军队打的。新农贸市场的路口就有一处路障和防御工事，战事结束了都没有人去搬开。路边有一栋即将完工的酒店，看起来不错，「这是老彭投资的，现在姓白咯」，一个中国商人说。「不管是老彭来做，还是老白来管，我们都希望这里安定。」从这里望下去，不远处是醒目的锦福大酒店与双凤城的地标——双凤塔。彭家声归隐贺岛时由掸族姐妹花喃嗳、喃娥相伴，双凤城也因此得名。

老街市是果敢最大的城市，除了最早的老街和新起的开发区东城、双凤城以外，还包括平掌、凤麟城、金象城、杨龙寨口岸和平城等小区，市政府驻老街平掌。老街市大概有七八万人口，但百分之九十是中国过来的人，做着各种各样的生意，土生土长的果敢人则很难见到。在老街，个别店铺开始营业，公交车、三轮车也出来拉客。与冷清的新农贸市场相比，老街的老农贸市场显得比较热闹，蔬菜、水果、猪肉都有卖的。

在街上很少看到缅军。当地人说，地方治安由果敢同盟军接管，「老缅兵」只掌管重要部门如口岸、政府部门等，其余人马应该都开往佤邦那边去了。白所成的府邸与白家父子投资经营的百胜国际商贸城也是重点保护建筑物。「因为担心彭家的人会暗地反攻和破坏，百胜就是重要目标」，湖北仙桃来这里做服装生意的小谢说。百胜是白家与深圳商人投资兴建，白所成任董事长，其子白应能任总经理。

小谢的店铺在百胜里面，还存有几百件货，他想过去取出来。但发现百胜广场、门口，都是缅军重兵把守。他试图过去和缅军说说，但被缅军赶回来。「毕竟语言不通，没法沟通」，小谢说。

虽然大部分缅军都撤退了，但是缅军借此控制了重要部门，包括以前彭家所控制的口岸等地。彭家声的部队被打跑了，缅甸政府军与白所成等人掌握的果敢同盟军共同接管了果敢。果敢同盟军的前身是「果敢人民革命军」，由彭家声兄弟、杨茂良兄弟、白所成等人组成，后来脱胎成为缅共的四零四部队。八十年代彭家声退隐贺岛，一九八九年白所成再度联合各支武装，组成现在的同盟军，邀请彭家声出山任总司令。彭家声率先与缅甸政府达成停战协定，主张休养生息、发展经济，并对国际社会承诺铲除罂粟，成为果敢的「民族英雄」。

在果敢人眼里，彭家声有胆略有眼光，一九八九年率先脱离缅共与政府军和解，九零年宣布铲除罂粟搞「替代种植」，给果敢人带来安定与繁荣，老街的市面开始急剧扩展。然而在果敢享受高度自治的时候，彭家声却没有眼光和见识，给果敢带来现代民主和文明，仍然搞「家天下」，结果引发果敢动荡。虽然同样是家长威权式治理，昆明的缅甸问题专家尹鸿伟认为，彭家声没有李光耀那样的现代意识，结果导致果敢这个汉人政权内斗不已，苟延残喘。

治理体制模仿中国

战前的果敢，不时可以听到和看到这样的口号：「坚决拥护和贯彻以彭主席为核心的领导方针。」现在老街的大操场上，以彭家声为核心的大幅宣传画仍然挂着，远远可见。果敢人是明朝遗民，保持着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传统，而彭家声治下果敢的治理体制竟也和中国内地一致，有县委书记和县长，下面有宣传部、公安局等，公安局下有派出所等等。为强化彭家声的精神核心，编印有《彭家声文选》，让大家学习……虽然仍享有高度自治，彭家声始终认为，与缅甸政府军队还是难免一战。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战竟然和果敢历史上的动荡一样，也是从内讧开始。

果敢每内讧一次，实力就削弱一次，而缅甸军在果敢的势力就扩张一次。九二年杨茂良兄弟搞政变，赶走彭家声，使果敢内外怨声载道。九五年彭家声在缅甸政府军支援下赶走杨氏兄弟，但是缅军借此控制果敢的重要山头。

尽管如此，缅军与同盟军也能相安无事，八八事件后缅军都不能轻易进入老街这边。「但八八事件到八月二十三日这段时间，白所成应该与缅军达成一个协定，白所成的部队在东城那边放水，缅军遂进入老街作战，直到二十四日夜间完全控制老街。」在果敢，与彭家声、白所成熟稔的广东商人赵先生说，白与彭的关系本来还是不错的。「白所成其实是很尊重老彭的，开什么会总是对老彭虚位以待。」彭家声逃亡后，曾宣布白所成、刘国玺、张德文、明学昌、魏超仁为「叛徒」，而在一些果敢人看来，白所成是「果奸」。

当然更多的果敢人越来越尊敬老白，白所成不但关心下属，而且体察民情，在果敢的威望已经超过彭家声。彭家声九零年答应国际社会铲除罂毒，但是一开始就遭到杨氏兄弟反对并最终叛乱，九五年重新掌权后在国际社会压力之下，仍然无法有效控制。不得已，零一年彭家声辞去禁毒委员会主任之职，让白所成去负责。没想到白所成禁毒一呼百应，八个月的时间就铲除境内罂毒，零二年就让联合国去考察果敢的禁毒成果，比联合国提出的零五年的限期提前了好几年。「在国际社会看来，这是彭家声对世界所作的贡献，实际上这是白所成的功劳。」一名果敢人说。

果敢人对彭家的不满主要还在于彭家声大权独揽，搞「家天下」、世袭制。除了弟弟彭家富担任总司令掌握兵权、老五彭家荣担任老街市市长收取老街所有费税外，为架空白所成的政法部，彭家声让老四彭家贵担任执法处长，行使执法大权；为架空公安局长魏超仁，让侄子彭德均担任特警大队大队长；此外更直接让五十四岁的儿子彭德仁接管了军队指挥权，让三儿子彭德礼接替刘国玺担任财政部部长，二儿子彭德义（为国）担任同盟军一营营长、交警大队大队长，彭家各女掌管赌场……果敢的高级职位和权力基本让彭家占据。更让果敢上层人不满的是，彭家全面掌握了果敢经济等控制权，不让他人分羹，尤其是彭德礼担任财政部长后让果敢特区财政变成了彭家财政。对此有人向白所成抱怨，白所成说，「他老了，由他去吧」。

「如果彭家声搞世袭制，让他儿子接位也没什么，但是不该把这些跟他打天下的元老都搞掉。」赵先生说。「八八事件中，缅甸军政府提出要在特区部队安插指挥官，白所成也是不同意的，当时缅军还扣留了明学昌几个人。」八八事件前，老白的副司令被罢免，由彭的大儿子彭德仁接替，老白也没什么怨言，而且干脆辞去禁毒委员会主任这个虚职。不过据说八八事件后彭家声仍不放心，想进一步囚禁白所成，但果敢县县长明学昌提前得到消息，「挟持白所成投靠缅甸政府」。截至目前，白所成仍未露面或表态，政变内幕仍难以厘清。

一九五零年四月生于果敢红岩乡的白所成，缅共出身，与妻子李小所育有一子三女，儿子白应能，女儿白应琴、白应萍、白应改。

无论是白所成，还是魏超仁、明学昌、刘国玺等人，他们「叛变」不是没有原因的。「还好，果敢老百姓没有受到什么伤害，老街市面几乎没受到什么破坏。」赵先生说：「那天晚上，附近一座楼上，有个女的在八楼下探，想看看街上情况如何，结果被缅军一枪给叒了。但我不认为他们是针对平民来的，因为在那种作战状态下，街上士兵对高楼上的动静是很警惕的。」九五年彭家声依靠缅军打回老街后，老缅兵在果敢偷抢强奸频繁，让果敢人痛恨不已，为此彭家声成立了「棒棒队」，专门打击那些作恶的缅军士兵。

在中缅夹缝中博取利益

「果敢夹在缅甸与中国之间，地位很特殊，但是缅甸对中国更重要，是中国进出印度洋的一个通道。」老赵说。在中缅这种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果敢也就在夹缝中博取利益。一方面，果敢承认缅甸的主权国地位；另一方面，又和中国保持密切关系。中国对果敢不但提供物资供应，还进行大量援建，包括替代种植的甘蔗，都送到中国制糖。

尽管如此，果敢仍未能找到自己的发展定位和身份归属。在经济发展上，鉴于杨氏兄弟种植罂粟、贩毒而下台的前车之鉴，彭家声不敢再沾毒，但是却嗜上赌业。果敢蓬勃的赌场吸引了大量中国人，赌钱、洗钱、放高利贷、绑架中国公民作人质，而且通过互联网把赌博延伸到中国，对中国造成极大困扰。有人认为这也是中国对彭家声不满的原因之一。

虽然果敢主权属于缅甸，但是果敢人的身份至今仍是问题。果敢人名义上属于缅甸，但是在缅甸其他种族陆续获得缅甸国民身份时，果敢人要办缅甸身份证时却要被注明不是缅甸国民，这当然为彭家声所拒绝。没有身份，没有护照，没有国籍，他们只能在果敢周围一带有限地域活动。

果敢人虽然仍保持着汉族的传统，延续着中原的宗祠姓氏，讲着临沧地方的云南官话，跟随中国内地写着由繁入简的方块字，但却一次又一次地被甩在中原垂顾之外，对中原故土的依恋也逐渐被时间所稀释。清王朝册封了杨姓土司管理果敢，但还是将果敢让给了英属印度殖民地，果敢人成了化外之民；中华民国自身贫弱，难以顾及这里，反而在二战后遗留了一批国民党残兵败将，而这些国民党残部最后也被中华民国拋弃；共产党时代的毛泽东一度想在这里输出革命，派出大量「知青」，但在缅甸政府的抗议下，这些知青也被丢在那里自生自灭；七十年代末邓小平的政策毫不犹豫拋弃这里，果敢也开始走上一条种植罂粟的「毒路」；九十年代这里开始铲除罂粟，搞「替代种植」，但国际社会却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几十年来，果敢人虽然不停抗争，却仍在延续他们祖先——明末遗民的悲歌，逐渐沦为亚细亚的孤儿。

果敢战事的这几天正是汉族人的盂兰节（鬼节），老街的菜市场上也开始售卖纸钱冥财、香烛等祭品。果敢人同中国内地人一样，给先祖们烧香送钱，希望祖宗们保佑平安，孤魂野鬼们不要侵扰。三百多年前他们的祖先随南明皇帝逃亡至此，落地生根，但动荡和逃难的悲情始终相伴，身份的模糊与国籍的缺失让他们无从依归。几百年过去了，果敢人仍然在逃亡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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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发布的《通用规范汉字》征求意见稿，有几个特点：

一、 恢复使用了若干繁体汉字，用于姓名，例如“甦、迺”凳子原本已简化为“苏、哲、坤、乃”，现恢复繁体字形使用于人名，用于其他涵义时则仍简化为“苏、哲、坤、乃”；
二、 与上面类似的恢复繁体字形，但根据偏旁部首适当简化，如朱镕基的“镕”字，按意义已简化为“熔”字，因此几年前的计算机系统中“镕”字都打不出，平面媒体只能自己造字；钱锺书的锺、姓锺的锺字，本已经简化为“钟”字，现在也恢复使用作为姓名用字；“線”本已简化作为“线”，但作为姓氏的線现在在简化为“缐”。
三、恢复使用少数异体字，如喆、堃、“淼”“犇”“昇”等，可以用于人名。
四、少数生僻用字进入字表，如武则天自造的“曌”、南汉皇帝刘（龑）（本名刘陟、刘岩、刘龚）自造的“”字等，都作为姓名用字进入字表；“祇”（音同“奇”）字用于“神祇”意义时，使用本字；香港紅磡的“磡”字，進入字表。另外，草字头、女旁等偏僻字也大量进入字表，据说为取名用字准备的。
五、新类推简化了265字。这些字都是专业领域才用到的。

对这次通用汉字的整理，社会上反应不一，有人认为是为取名用字度身定制的，从上面几个特点来看，确实有这个趋势，为人名用字预留了不少空间。
有人认为，搞规范汉字是在扼杀汉字，严格汉字。不过我认为，汉字规范不能回避。历史上规范汉字大的有两次，一次是秦始皇，一次是唐朝。汉字规范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清理不同字形，也就是异体字，繁体字不少异体字，香港的报纸都各自使用自己的标准，台湾也是如此。比如同一个姓氏“温”，在台湾的户口登记中就有“溫”与“温”两种；黄”与“黃” 也是如此，而且在姓氏统计中作为两种姓氏分别列出，起步混乱？
另外，就是对一些生僻汉字的处理，这些汉字的涵义都已有常用汉字可以来表达，而且已经是极少人使用，也就是已经没有了生命力。当然，像网友让“囧”字复活，而且赋予它新的涵义，从“光明”之意转向为“尴尬窘迫”之意，其实是对汉字的破坏。因此，只在人名上恢复某些用字，我觉得这个处理还是妥当的。
至于8000多个常用字以外的字怎么办？我认为这根本不是问题。在一些专业领域，比如历史研究、古汉语研究，那些字自然要用。我认为，通用字表不是对那些汉字宣判死刑。
另外，我对这个通用字表有如下建议：
1、峇（ba），这次没有收入，应该进入一级，至少应进入二级常用字。在汉语大字典上，“峇”有两个音，一是ke，一是ba，解释ba的时候，认为是翻译用字，如“峇厘岛，现作巴厘岛”。
实际上，东南亚华人所用的峇（ba）字已经不单纯是音译用字，而且有具体含义：在新马，华人与马来亚女子所生男性被称作“峇峇”，女性被称作“娘惹”，这其实也是他们的自称。很多地名，当地华人用的都是“峇”而不是“巴”，因此这个字不能被视作音译用字。
2、以下几个被简化的繁体字其实都各自是一个姓氏，与“锺”与“鐘”、“甯”与“寧”的情况一样：
涂与塗、幹与乾、後与后、鬥与斗、范与範、鬱与郁都是两个家族两个姓氏，应该恢复他们的繁体字性，作为姓氏用字。
3、在台湾，还有“朿、邜、溤、卌”等姓氏，考虑到以后两岸交流问题，这些姓氏用字也应该恢复。具体情况见“中華民國一五四二個姓氏排行榜”网页：http://tnews.cc/022/Newscon1.asp?number=14957
4、对于那44个汉字的字形调整，觉得没有必要，因为在计算机系统中，又要为这几个字造字，增加编码混乱
5、通用汉字的简化与标准，应多考虑一下海外华人的要求。特别是新机披和马来西亚等使用简体汉字的地方，他们也会把这个字表看作是一个使用标准，如果不考虑他们的使用需求，对于简化汉字的规范不利。
这些建议已经发往语言文字委员会，希望能够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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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报：Twitter 狂推令《无良杂种》登顶票房

演员黛安·克鲁格（Diane Druger）和迈克尔·法斯宾德（Michael Fassbender）出演电影《无良杂种》（Inglourious Basterds）。

英国《卫报》报道：
虽然那些比较知名的影评家们对于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的新片《无良杂种》明显褒贬不一，但看起来它已从一个之前不为人知的票房现象中获益良多，这一现象就是Twitter效应。

这部在周末登顶全球票房的二战故事片由布拉德·皮特主演，他在片中是hi一支专门猎杀纳粹分子的美籍犹太裔步兵组成杂牌军的头头。本报的Peter Bradshaw对这部影片是如此厌恶、不吐不快，他这样写道：“糟糕到令人出离愤怒、失望得超越常理······一部自鸣得意、冗长啰嗦的垃圾片”。

然而，提供分析服务的Crimson Hexagon公司称，在Twitter上对该电影进行评论的推客中有78%的人给出了正面评价，而这可能鼓励了人们去观看这部影片。

今年夏季到目前为止，人们一直把萨莎·拜伦·科恩（Sacha Baron Cohen）的电影《布鲁诺》（Bruno）在成功的首映日之后一系列糟糕的表现归咎于Twitter效应，同时也把低成本科幻片《第九区》的意外成功归功于此效应。

Crimson Hexagon 公司根据内容将《无良杂种》的推信（tweet）分为八个不同的类型：喜欢、皮特很棒、经典的昆汀、并非昆汀最好的电影、印象一般、你觉得如何、不容错过、是否应该去观看。

昆汀在《无良杂种》中继续使用暴力、冗长对白、诡异的配乐等元素。

在电影评论网站烂番茄（Rotten Tomatoes）上，《无良杂种》在此文发布时的新鲜度（正面评论）为86%，而Top Critics（该网站认证评论员的评价）标签栏下的新鲜度低到46%，这显示主流评论员的态度是犹豫不决的。

在《卫报》的公共意见指示器－－每周博文《你来评》（You Review）－－上的反映也是褒贬不一，不过总体上还算相当正面。Beppesignori 认为该片“轻松惬意、非常有趣”，但同时对那些要去观看此片的人提出警告：“不要期望太高。”同时 Rendevous这样写道：“我才不在乎别人说什么。昆汀·塔伦蒂诺王者归来！”

《无良杂种》
上映：2009 年
国家：美国
分级（英国）：18（仅限成人）
片长：152 分钟
导演：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
演员：
布拉德·皮特（Brad Pitt）
克里斯顿·伯克（Christian Berkel）
克里斯托弗·瓦尔兹（Christoph Waltz)
克洛莉丝·利奇曼（Cloris Leachman）
丹尼尔·布鲁赫（Daniel Bruhl）
艾利·鲁斯（Eli Roth）
张曼玉（Maggie Cheung）
梅勒尼·劳伦（Mélanie Laurent）
迈克尔·法斯宾德（Michael Fassbender）
迈克·梅尔斯（Mike Myers）
塞缪尔·杰克逊（Samuel L. Jackson）
蒂尔·斯威格（Til Schweiger）

海报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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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的时候，香港回归祖国也已经走过了12个年头。毋庸置疑的是，香港在回归以前就与祖国内地一直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也是中国与世界沟通交往的重要平台，按照一般的说法是，中国通过香港了解世界，世界也通过香港来了解中国。
但过去60年香港对祖国内地具体起到什幺作用，有过什幺贡献？各种研究和评价都基本上是从经济上出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联办主任高祀仁在《求是》杂志二○○九年第一期发表的题为《香港在国家改革开放中的地位和贡献》文章，认为：“香港在国家改革开放总体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在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先锋作用、持续的推动作用、独特的桥梁作用和有益的借鉴作用。”具体表现为港商对内地投资巨大、引进先进的技术与管理、市场经济理念等。
的确，从过去30年来看，香港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而且突出的，也就如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所说，香港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所作出的贡献是第一位的。高祀仁的文章就是对这个贡献的展开论述。然而，考察香港与内地的关系，不能仅从经济上着眼，更要从文化、社会等层面去分析，可以发现作为一个“借来的空间，借来的时间”，香港对祖国内地的其他作用被经济上的巨大成功所掩盖，这些被忽视或忽略的贡献具体表现在：
一是过去六十年，香港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丝丝血脉，成为未来中国崛起的文化基础和思想渊源。五六十年代，在内地政治运动不绝时，知识分子命运难卜，传统文化奄奄一息之际，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等学者在香港创办书院，弘扬国学，并开创“新儒学”，影响至今。他们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勇气和决心，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像钱穆这样的学者还有很多，有些虽然最后离开香港去台湾或者欧美，但是香港一直是他们研究中国、讲授中国文化的重要基地。
其次，香港保留了大量古老的技艺、术数等民间文化，很多是在内地失传的。比如南派武术中的咏春拳、蔡李佛、白鹤等，五十年代在内地严禁习练和传授，等到八十年代内地要发扬这些武术的时候，要从香港请师傅来教授正宗功夫。咏春拳就是叶问在香港发扬光大并由他的弟子推向世界。类似的还有粤剧，粤剧在文革中被改得面目全非，但是香港这边却涌现出一代代名伶大师。更多的是一些所谓的“旁门左道”，也就是内地民间失传的各种“术数”，例如茅山道术、一贯道、风水占卜等在香港至今都还有传人。此外，这些术数到底是不是“糟粕”，该不该抛弃，或许还有争论，但是作为我们民族的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作为传统的活化石保留下来，也是有其意义的。
第三，中国传统的社会组织形态也在香港有所保留。明清以来中国形成的以宗亲家族为纽带的乡村社会形态，历经晚清的动荡、民国的社会运动，一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是1949年后荡然无存。几千年来中国缓慢的社会形态在这时经历了一个飞跃式、断层式的演进。不过，在香港的新界却而那个保留有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形态的遗存，这里不但没有内地的断层式演进，英国殖民者也没有作什么改变，这里的民事法律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还是以大清律法为依据。这里保存的乡村组织、宗社活动、宗亲伦理虽然带有岭南地域特色，但是经过殖民统治仍能流传下来也难能可贵了。
此外在经济上的一个特别之处也被人忽视，那就是过去六十年香港继承并发展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商业传统。众所周知的是1949年后许多资本家从内地转往香港发展，比如纺织业，这些转到香港的资金、技术和设备不但是香港第一次经济转型（从转口贸易转向加工贸易）的基础，也为其实年代香港经济的起飞奠定了基础。这些资本家不仅仅为香港经济作出贡献，实际上也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延续和发展，他们上承二三十年代上海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下启中国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其中最典型的例子非包玉刚莫属。四十年代末上海的银行家包玉刚变卖上海的资产来港，八十年代初又积极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动中英谈判，功莫大焉。虽历经了中国的抗战、内战、公私合营、文革等，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民族精神一如既往，对祖国内地的发展表示出高度关注。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民族资本家，无论大小，能够生存发展下来，都非常注重几十上百年积累形成的信誉和品牌，成为他们生存之本。与此相对的是，中国内地的一些老字号历经公私合营、国营等改造运动，品牌、商誉损失巨大，现在虽然不少老字号重新恢复起来，但是已经不是以前的那种家族信誉保证的品牌，只能算是新起的品牌，因此如今一些老字号也出现质量和信誉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香港的确对中国民族商业文化的贡献不可忽视，而且直接影响到七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
不难发现，虽然我们过去的改革开放大量吸收和借鉴了香港的资金、技术和经验等，但是对香港因素中的文化价值观念方面，并没有认真看待，甚至被忽略了，改革开放中不断出现的假冒伪劣、敷衍塞责等没有诚信的现象，就或多或少与此有关。因此，重新发掘并重视香港遗存的中国传统文化、商业文化的积极因素，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而且也是中国崛起的一个重要内涵。（已發香港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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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7月27日）早上得知，去年在我们公司实习的内地同学小张终于谋到了一份工作，在香港整整找了一年，实在不容易。因此，读到今天《南方都市报》关于“在港内地人跃跃欲返北上找工”的报道时，不禁深有感触。

去年以来，金融海啸导致全球经济不景气，外向型主导的香港经济更是首当其冲，裁员、减薪不断出现。虽然这是所有香港人都要面对的问题，但是对于在港毕业、工作的内地学生来说，感受就更明显。

因为在媒体工作的缘故，我经常要和一些前来实习的内地学生打交道。他们有的是过来读一年的硕士，有的是过来读本科（05年前有不少是交换生，一般2-3年在港毕业，这几年本科交换生锐减，大多数高中毕业直接过来先读一年预科，再读4年本科）。对于他们来说，来香港读书不但可以开阔眼界，而且还可以留在香港工作和生活，这一点在内地不少地方还是有相当的吸引力。不过，这些实习的同学反映，他们感到有点失望，尤其是这些报读新闻与传媒专业的内地学生，他们甚至有受骗的感觉——香港本地的新闻从业者本身就过剩，为什么还要招那么多内地学生呢？即使在香港找到一份媒体工作，但参加工作后才发现，媒体从业者在香港社会不但待遇低，而且地位更低……牢骚归牢骚，他们还是希望留在香港工作，毕竟在香港读书已经过了3-4年，只要再熬过3-4年，拿到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申请到特区护照，那都值得。说来说去，香港对内地人的吸引力似乎都集中在那一个小本本上，那就是被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免签的香港特区护照。

的确，特区护照是香港吸引内地人才的亮点之一，但却不是关键点。2003年在经济最低谷时香港推出吸引内地人才的专才计划，2006年2月又推出优才计划，计划每年引进一千名内地优秀人才，但是实施三年来，却只有七百多人来港，而且其中百分之五留港一年便离开。根据优才计划的打分制，三十岁左右、高学历、有小孩的人才，打的分数会高，但是这样的人才在北京、上海、深圳的年收入都可以轻松超过百万，而且生活成本、住房环境都要优于香港，何况内地发展机会远比香港多，我的朋友就说，“除了特区护照，好像找不出去香港的其他理由”。此外，要拿到香港护照，需要在香港不间断待七年，这个时间成本、机会损失却不是一本特区护照可以相抵的。

当然，在吸引人才的竞争力方面，香港自然也有其他的优势，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香港如何把这些优势充分展现出来，如何在金融海啸的形势下展现吸引人才的诚意。可惜的是，我在香港看到的、听到的只是急功近利。为保障本地大学生就业，香港立法会不止一位议员曾建议，对于非本地生留港就业计划，应在经济不景时暂停实施，保障本地毕业生饭碗。这种保护主义能否提高本地就业率暂且不说，从长远来看损害香港的竞争力不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初香港高校在内地扩大招生，其中吸引内地生源的一个重要宣传内容就是，内地生毕业后可以留港工作，而特区政府也的确有这样的政策。如果现在因为暂时的经济困难而改变政策，是不是言而无信呢？

虽然特区政府没有采纳这样的建议，但是香港社会对引进人才的保守主义和短视倾向由此可窥一斑。经济好时，希望吸引内地人才多来读书、来就业，促进经济更上一层楼；经济一不好，香港人就立马转换态度，实在让人怀疑香港是否有输入人才的诚心？相比之下，新加坡引进人才不但在态度上积极开放，而且是用心良苦。同样是对于旅游观光者，香港与新加坡都很欢迎，但是香港只希望人家消费，例如对于开放深圳户籍居民来港消费，他们还要担心游客会留下来打黑工，抢了香港人的饭碗；但新加坡不仅希望游客来玩乐消费，而且更希望合资格者能够留下来工作、生活，提高新加坡人的整体素质，为新加坡长远发展作贡献……仅以旅游业就能看出，一个是希望游客留“财”，一个是更希望游客留“才”！

可见，对于香港来说，人才竞争力和吸引力下降，不是香港客观条件上没什么不好，而是主观上的心态没有调整过来。去年底到今年初，北京、上海、广州以及深圳等地纷纷去欧美招募尖端人才，而香港还在为人才问题犯难。一方面是本地人口日趋老化，亟需大力引进年轻的高端人才；另一方面又担心本地就业机会不足，外来人才抢了本地人的饭碗。实际上，引进优秀人才不是平摊就业机会，而是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个问题怎么想不通呢？
  （注：此文已經發表在7月28日的南方都市報上。與近年幾篇文章觀點差不多，主要是應南都報道而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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