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宕与悬置

戒戾气，少争论

2012-01-11T02:28:00.003+08:00

Marginal Revolution的Alex Tabarrok发现克鲁格曼前后不一之处，克鲁格曼回击后一向温文尔雅的Tyler Cowen终于忍不住对克氏的不地道嘟囔了几句。其中这句不错：The need to show all the time that one is better or more right than the others is itself harmful to depth, and responding with “but I really am better than them” is just falling into the trap again. 这也同样是中国好些知识分子最让人恶心的地方。

克氏当然还要反咬一口。以上三个链接所指向的博文都有三四百条评论。大家估计都能看出来，英文网站上的评论质量一般都远高于中文网站。这样的例子俯仰皆是。或者，可以看看海外的奥派学者如何对神经科学提出的挑战保持开放心态：

Mises did not rely on natural science to work out the praxeological categories. Is it possible that the new sciences of mind such as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neuroscience will suggest the need to amend praxeology? In particular, praxeology, like other notions of economic rationality, seems to assume a unified consciousness. Neuroscience seems to be trashing that notion. Is it possible that we might have to amend praxeological categories to account for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of human cogntion?

但当评论太多时，恐怕没多少人会认真看完了，毕竟还有无数新鲜的原创内容值得去看，纠缠于某篇博文下没完没了的相互回应似乎得不偿失（“失”：机会成本）。英文网络内容尚且如此，中文网络自不必多说。而如果在大多数场合下围观争论都是浪费时间，那么这时参与争论就更是愚蠢，因为不但预期无果，还会养成戾气，不利于心理健康。我也蠢过，并且没法排除以后又犯那么一两回蠢的可能。但我现在真的一般不愿与人直接争论什么了。

另外，如沙门老师所说，有些人在争论中是这样的：

抬高自己是最简单的，骂人就行。居高临下的说某某是垃圾，这个某某水平越高越好，公知什么的都不好意思提。有人说二十世纪的哲学全是废柴。这站位就合适了，胆小腹空的立马就要膜拜你了。千万要神龙见首不见尾，骂完走人。千万别正面立什么论，那太危险。专门骂人就可以了。

好像微博上挺多这样的货，当然豆瓣上也不少。今天是有感而发，拉拉杂杂没条理地扯了这么多，顺便贴了几个好久没机会出手的链接，无非是想劝大家（同时再次警诫自己）都戒戾气，少争论，多读书——只要别读成知识分子那德行就好。

今日佳句

2012-01-07T10:54:00.002+08:00

一篇批评Cass Sunstein的文章中对自命不凡的实用主义者有一针见血的揭露：

The approach of pragmatism is to test each notion about these first things by tracing and evaluating its consequences. But the criteria for evaluating those consequences are derived from—what, exactly? Surely not our immediate preferences, for those have to be "nudged" from time to time. In order to define what works, pragmatism must have recourse to some principle outside itself. Unfortunately, too often pragmatists such as Sunstein leave it at "the best results on balance," without defending the implicit assumption about those best results. We are left with platitudes about being empirical, nuanced, and avoiding dogmatism, without a serious discussion of the important questions that are so carelessly glossed over. The platitudes provide cover for ignoring those assumptions, and framing one's position as based on facts, rather than "values" derived from metaphysical reasoning.

黑体是我加的。还有：

Ultimately, Nudge relies on the idea that there are "choice architects" with objective knowledge of what is best for us, who should frame choices in order to get us to understand what is in our best interest. But these are the same sort of experts who failed, miserably, to predict the consequences of President Obama's stimulus bill on the rate of unemployment. Sunstein and Thaler cannot get around the knowledge problem: how do we know which nudges will be helpful and which will be harmful? And then there's the knower problem: who out there is qualified to be a choice architect?
...
Worst of all, libertarian paternalism is confused about what it means to have liberty. Liberty is defined by Sunstein and Thaler as the ability to choose among competing options. But government can deprive someone of liberty even while presenting him with several options; and liberty can exist even when only one option is present. As Friedrich Hayek explained so well in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the range of physical possibilities from which a person can choose at a given moment has no direct relevance to freedom. The rock climber on a difficult pitch who sees only one way out to save his life is unquestionably free, though we would hardly say he has any choice." The upshot is clear: choice and liberty are not the same thing. Liberty is possible even where choice does not exist, and choice does not always translate into liberty. Libertarian paternalism turns out to be merely soft paternalism.

当然，可以批评说，这两段的火力有些分散。比这重要的是，出于善意的积极政策何以能够逃脱权势集团的绑架，如同我们几无例外地一再看到的那样？最后：

Yet Sunstein's ability to expose the tension between conservative traditionalism and originalism does not diminish the profound contradictions in his own arguments. In some books he wants judges to defer to tradition and the wisdom of crowds, and to avoid imposing their rationalist blueprints on society. But in others he wants regulators and judges to be free to form citizens' preferences and establish a "deliberative democracy" where people are influenced to think rightly about questions of importance to them. The meaning of the Constitution or a law is not found in the document itself, he claims, and every interpreter must bring his own preferences to the text. But the meaning of such texts is not indeterminate, he warns, lest we give up on reason altogether. On the one hand, the New Deal regulatory state did significant damage to the Constitution. On the other, the meaning of the Constitution changes over time, and FDR's Second Bill of Rights should be the lodestar of American policy and jurisprudence. Professor Sunstein's own mental constitution is one of many minds.

Assorted Links

2011-12-28T02:43:00.000+08:00

Libertarianism.org
几种关于经济的典型迷思
罗尔斯+哈耶克的政治哲学：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上、下），正在罗尔斯，尚未哈耶克，待续
Herbert Gintis在亚马逊上是个书评狂人
乔纳森整理的《伦敦书评》免费文章精华版
Economic Principals上一篇关于哈耶克的文章提及了Bruce Caldwell，因而惊动了其本人来发表评论
Karl Rove谈关于他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的五本书
诺齐克的一个访谈

今日佳句

2011-12-18T09:01:00.007+08:00

全球头号矿工(quant)伊曼纽尔·德曼(Emanuel Derman)又忏悔了一把：

物理学和金融学的相似处在于它们所用到的数学语言的语法，而不在于它们二者的内容。

这句话是下面三段文字的结尾：

理论和模型不同。理论所做的是试图去发现那些维系自然世界运作的基本原理。它要的是证明，而不是理由。一个理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可以真实地描述世界是怎样运行的。只要你想一想那些关于物质的定律、有关光的方程，还有量子力学，你就会发现：它们和其他所有理论一样，只有发现，没有成因，因为它们本身即是事实。简而言之，理论是和别的事物没有关系的。
而模型，却总是和别的事物有所关系。它们是某种形式的隐喻或类比。把人脑比作电子计算机——这是一个模型；把电子计算机比作电子化的人脑——这也是一个模型。模型能做的仅仅是告诉你，某个东西很像什么，而且模型中一定存在简化，而这些简化很可能会省略这个物体的某些性质。
在经济学领域，没有“真正”的理论可言，我们能做的只有建立模型。比如说，有效市场模型就是将股票价格变化类比于房间里的烟雾扩散情况，然后用物理扩散原理来进行计算。但它已经发生了严重偏差。这样的类比是有缺陷的，它既不是理论也不是事实。要知道，物理学和金融学的相似处在于它们所用到的数学语言的语法，而不在于它们二者的内容。

是不是又有人想起哈耶克了？

蛋疼

2011-12-10T11:52:00.003+08:00

蛋疼，疼得快死了，三门问题竟然需要扯出贝叶斯公式来。更有甚者写程序模拟。只看到一个不故弄玄虚的：

最初选三扇门中的一个，选任意门的获胜几率都一样，都是三分之一。比如选了A门，那么B门和C门后面有车的几率是三分之二。B和C门中的一扇（比如B）被打开，发现后面没有汽车，那么这三分之二的概率突然都转移到了C门上。选择C门的概率是三分之二，而不是和A门平分的二分之一。

说得更清楚一点，我们选了A门之后知道的信息是：其中奖概率是1/3，BC两门有奖概率合计为2/3，而其中必定至少有一个无奖，主持人也必将打开这扇门。因而主持人真的打开一扇空门（或者说是只有山羊的门）这一行为，没有增添任何新的信息，不存在先验后验的问题，根本用不上贝叶斯法则，BC两门作为一个整体，中奖概率仍为2/3——亦即现在剩下的那扇门中奖概率为2/3，从而更换选择在概率意义上更合算。不明白人们吵得那么复杂是为什么。

Assorted Links

2011-11-29T02:54:00.001+08:00

Economics and Ethics博客
一位年初过世的女性经济学家的博客
被广泛收买的海外中国研究学者、货币政策研究者和发展经济学家，其中远东经济评论的文章如访问有障碍，可去别处或下载pdf版
Shocking: 次贷危机前各大银行其实倾向于回避而非承担风险
Shockingly predictable: 穷国人民热爱“血汗工厂”
一位曾经的后现代主义学徒回忆他的装屄时代
Michael Lewis特写
The Nation杂志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深度报道
刘霞摄影展

今日佳句

2011-11-20T08:58:00.006+08:00

来自哲学合作社上叶峰的一个访谈：

我个人认为，维特根斯坦哲学，就是因为哲学家们放弃了二元论但在认知科学兴起之前又无法想象大脑中这一千亿个神经元如何工作、如何会思考，由此才产生的一种哲学。

其实这只是整个访谈中不太重要的一句，用来凑合博文标题的。我觉得有价值的内容摘录如下。黑体是我加的。

就目前的哲学研究来说，我个人最不满意的还是，很多哲学研究者不够重视科学知识，尤其是不能全面地、均衡地重视我们所有的，从物理学到进化论和认知科学的知识。很多遵循中国哲学传统、佛教哲学传统、欧陆哲学传统的哲学研究者，不能正视科学知识，甚至对科学过分无知。这种对科学的忽视甚至无知使得他们的很多论断显得很幼稚、无趣，就像有了现代物理学以后再去看古希腊物理学中的一些争论一样。即使在分析哲学内部，很多人也不能全面地、均衡地重视科学知识。尤其是很多人忽视现代认知科学关于我们自己如何获得感官和知觉印象、形成概念、思考、使用语言、行动等等的知识。五十年前我们对自己如何获得感官和知觉印象、形成概念、思考、使用语言、行动等等，还只能靠哲学上的内省、思辨来研究，但今天的情形已经很不一样了。认知、语言使用和行动的主体不再是一个不透明的黑匣子，一个神秘的“心灵”。我们已经可以开始以科学的方式去研究感觉、知觉、概念、思想、语言使用、行动等等，即我们可以提出关于大脑的认知结构的假说，然后在这些假说的基础上仔细分析感觉、知觉、概念、思想、语言使用、行动等过程，分析它们的构成成分，描述各成分的功能，它们的相互作用方式等等。这将比传统哲学中基于内省的思辨要更深入、细致、丰富得多，也更难、更有挑战性得多。这将使得我们有可能构造足够复杂、深入的，有足够实质性内容又足够精确的理论。与之相比，传统哲学中仅仅基于内省的理论就要显得简单肤浅、模糊、缺乏实质性内容了，显得幼稚了。即使你坚持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除了认知科学之外还有一个独立的“哲学维度”，你也不得不承认认知科学提供的是硬证据、硬知识，是你的“哲学维度”要适应认知科学而不是相反。而且，随着认知科学的研究越来越细致、丰富，我很怀疑那个所谓“哲学维度”对我们的认知、语言使用、行动等等还能说出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我们将面临的是，对认知、语言使用和行动的传统哲学研究从哲学分离出来，这一波新的哲学科学化潮流。回过头去看，所谓“哲学的语言转向”其实是个逃避，是因为不知道如何分析思考心灵或认知主体的基本认知能力、构成成分等等而做逃兵，转向考察表面上更看得见摸得着的语言。但毕竟是一个心灵或主体在使用语言，将心灵或语言使用者当作一个不透明的黑匣子，不打开它，不假设它的结构、成分、各成分的基本功能等等，不可能对语言使用有真正彻底的解说。
就学习态度、方法来说，我个人认为，在学习哲学中很重要的是要摆脱崇拜心理。我自己一开始也是因为相信哲学是最深奥的学问，哲学家是最深刻的思想家，才对哲学产生兴趣。后来才慢慢失去了这种崇拜心理，转而以平常心对待所谓“伟大哲学家”。崇拜心理会使得一个人对各种哲学理论失去健全的判断力，失去质疑、分析、批评的动机，也使自己的眼光和知识领域变得狭窄，除了自己崇拜的某个人的著作，对其它知识都没兴趣去了解，最可悲的当然是陷于一些明显是荒诞、无聊或肤浅的理论而自以为那才是最深刻的。简单地说，一开始就不要相信过去某个“伟大哲学家”会有后人不可超越的智慧，使得自己只能战战兢兢地去领会他的思想，而不敢想象批评、超越他。其实人的智商大都相近，没有太大的差别，而后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比过去的所谓“伟大哲学家”看得更远、更清楚、更深刻，这应该是常态。不会有什么经过了几十年的广泛研究、评论还不能被人理解的深奥思想。……哲学上的一个所谓革命性理论，其中有价值的东西往往很快就成为一个常识性的观念，可以很简单地陈述，不论正确与否都没有什么深奥难解之处。而这些哲学理论往往缺乏清晰的、经得起推敲的细节，它们显得深奥仅仅是因为没有一个细节是清晰的、经得起推敲的，一旦深入细节一切就都糊涂了。理论的开创者本人也只是糊里糊涂地说说那些细节，继承者们不能将其发展，将其精确化、清晰化，而只能尽力“阐释”那些糊涂话，这让那个理论显得很“深奥”，但其实这是个误会。精确加复杂度才是真正的深奥，而模模糊糊中的“深奥”其实是自己心理投射的结果，只是自己在想象模模糊糊中有什么极其“深奥”的东西，然后就信以为真了。
学习哲学史有两种方式：钻研原著和阅读现代的阐释性教科书。我相信除了一些很极端的情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没必要钻研原著，那是浪费时间，而且对现在的很多哲学学生来说，这已经是极大地浪费了时间。假设教科书中对一个经典哲学家的思想已经有十种不同的解释，如果你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哲学问题而得到启发，那么这十种不同的解释中究竟哪一种最符合那个哲学家的原意，这一点完全不重要，很可能是不符合原意的一种解释才是有启发价值的。你也不必担心原著中还有什么这十种不同的解释都没有挖掘出来的宝藏，那种概率太小了，完全可以忽略。所以完全不必担心别人嘲笑说“你没读懂xxx”或“你误解了xxx”。因为xxx的本意究竟是A还是B、C、D等等，这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A、B、C、D本身有没有道理，有没有启发意义，有没有人反驳或改进过它们。重要的恰好就是找出多种可能的、更清晰的、更进一步的阐释，因为原著的作者很可能根本就没想得那么深、那么清楚。这是放弃了崇拜心理后学习哲学史的方式，即不必假设原作者一定有什么最深奥、最深刻的，隐藏着的思想。那种“没读懂xxx”或“误解了xxx”的担忧是假设原作者天然地高过我们许多，需要我们战战兢兢地去领会。其实更大的可能是相反，原作者本来就不清楚，而经过了许多年、许多人的分析、探究后，各种不同的对原作的解释已经远远地超越原作了。
传统哲学显得不同于且独立于科学，都是因为假设了科学不能完全描述的所谓“主体”，这或者是明确的二元论者所说的灵魂，或者就是模模糊糊地称之为“主体”的东西，但他们显然不认为这个“主体”仅仅就是自然事物、生物-物理系统，因此才有了所谓先验哲学，也才有了分析哲学中从“主体”的角度看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各种内在论与外在论之争、先天真理、deflationism等真理观、对content的各种思辨、对形而上学必然性的思辨，等等等等。如果认知者、语言使用者、行动者、生存者仅仅就是自然事物、生物-物理系统，那么这一切争论都需要重新考查过。其中一些问题因为预设了虚幻的、不存在的“主体”而变得无意义了。（对于有错误预设的问题，我们既不能回答“是”，也不能回答“否”，只能指出那个问题的错误预设。）其它一些问题可以重新表述为科学问题。剩下的哲学问题就仅仅是：究竟还有没有所谓“主体”？

【译文】“庞氏骗局”尚不足以概括社保之恶

2011-11-10T20:55:00.007+08:00

原文：“Ponzi Scheme” Doesn't Quite Cover the Evils of Social Security

共和党初选现在成了关于社保的选战。德州州长Rick Perry一如既往地指责社保项目就是个庞氏骗局。而Mitt Romney试图靠为社保辩护来重振其竞选势头。Perry一马当先且支持率还在上升，看上去这会是大选的一次预演。

那么社保是个庞氏骗局吗？就其本身来说，是，但这还没完全概括其性质。实际上，社保远比庞氏骗局更恶劣。

将社保项目比作庞氏骗局，既准确又必要，因为这样就捕捉到了它经济上根本的不可持续性。庞氏骗局不可持续，因为其承诺的回报背后没有相关的生产性投资，而仅仅是由其不断招揽更多新傻冒交钱的能力来支撑的。有人说社保不是庞氏骗局，因为它有权力强制吸收新的付款人。但那也没法保证这种算术能行得通。打从一开始，社保的付款人数与受益人数之比就一直在下降。这些数字众所周知，Charles Krauthammer又把它们给精炼了一下：“1940年社保开始按月发放时，每位退休老人由160个职工供养。1950年，这个数字是16.5个；今天，3个；20年后，只会有2个。”

Krauthammer接着描述了其后果。为了让骗局继续下去，必须从每位新入局的受害者身上榨取得越来越多：“1940年，一般的职工只要交出他工资的0.2%就能维持当时退休人员的生活；1950年，这个数字变成了2%；今天，11%；20年后，会是17%。”与此对应，社保项目返还给每位新付款人的越来越少。恰如Andrew Biggs所见，这是社保与庞氏骗局的又一个相同点：

和庞氏骗局一样，社保项目给早期参与者投入的资金带去了惊人的回报，因为他们只给社保体系交了区区几年的钱，却能在退休后一直享受收益。1950年退休的人按其纳税额计算获得了20%的年收益率（恰好跟Madoff对其投资者承诺的回报一样）。
一位1950年出生的工薪收入者在这个体系中会得到大约2.2%的回报率，这比受担保的政府债券还低。而今天开始工作的人，回报率只会有1.7%左右。

在不远的将来，这个回报率会变成负的。也就是说，社保带给每个刚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的前景，是未来40年的无谓损失。这么看来，社保项目强迫新人加入的权力，让它变得更坏。至少，一个私人性质的庞氏骗局会自生自灭。当受害者发现自己被骗，骗局就完蛋了。但社保是你无法逃脱的庞氏骗局，就好像Bernie Madoff东窗事发之后被提升为了财政部长。

这让我想到社保与庞氏骗局最关键的相似之处。Krauthammer和Biggs都认为，社保的初衷不是欺骗。他们大错特错。社保不是个真实的投资项目或者保险计划，因为其税收收入没有投入生产性的实业，而是马上就被花掉了。但从一开始，它就是被包装成貌似正常的退休金计划来推销给美国人民的。就连一群南卡罗莱纳州的茶党支持者们都这么看待社保体系。他们告诉记者：“我们在社会保险里投了钱的”，“它不是政府补贴(entitlement)，它是我们自己的东西”，还有，“那就是我投入社保的钱——我有权拿回来。”

这些人是几十年来这场惊天大骗局的受害者。在经济意义上，实际情况是，他们掏给社保的钱早就没了——而法律现实是，他们以为自己应得的利益根本不属于他们。法庭裁决已经明确，政府没有义务给他们什么，除了国会选择付给他们的无论几个子儿。

残酷的真相是，社保的受益人们被忽悠相信他们只是在拿回一份退休金计划里属于自己的钱，但其实他们只是又一群福利领受者。他们拿到钱不是因为他们在投资账户里有钱，而仅仅是因为华盛顿的政客们为了取悦压力集团，用福利来买他们的票罢了。

如果社保真的是个福利计划，那它可谓是史上最没必要的福利项目。这个体系的主要受益人是中产阶级。但中产阶级，根据定义，是社会中不需要福利的一部分人。将中产阶级与穷人区分开来的标志性特征就是，他们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来为自己买单，自力更生。

中产阶级能挣够钱养活自己并且积累起储蓄。这正是社会保险的邪恶之处。它公然反对和阻碍储蓄，特别针对中产阶级。

富人和穷人往往能逃脱社保之害。富人的收入超出了工资税上限，所以只有相对很小的一部分被社保征税。穷人有多种税收减免，如将社保税返还他们的收入税抵扣。但中产阶级无处可逃。他们没穷到能获得税收减免，但他们所有或大部分的收入都要缴全额工资税。他们在全部工作年限内都会看到收入的13%（算上雇主承担的工资税份额）从工资单上被吸走。

想想这个数字，13%，再把它跟全国的储蓄率——普通人将其收入置于真实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中的百分比——比一比。在多年徘徊于0（并在金融危机之前短暂地低于0，也就是说，储蓄净值为负）之后，全国的储蓄率一度爬升至7%，现在位于5%附近。社保压制了这个数字，一方面直接攫取了中产阶级职工13%的收入，令其无法转化为储蓄，另一方面是通过诱骗潜在的储蓄者们以为自己已经为退休生活存下了钱。压低储蓄率导致中产阶级私人财富大规模缩水。而对整体经济来说，这意味着主要的资本生产阶层提供的资本大规模地流失。

这就是社保将自力更生的大多数变成又一个福利国家压力集团的机制。中产阶级职工本可以通过勤奋储蓄变成“隔壁的百万富翁”，现在却被鼓励成为隔壁的福利寄生虫。

如果你觉得这只是巧合或者“非意图的后果”，再动脑子想一想。社保的守护者们拼死阻拦了所有可能会将中产阶级排除在社保体系之外的改革。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那么激烈地反对会减少小康人士所得收益的“经济状况调查(means testing)”，这也是为什么政客们在70年代投票让社保收益随工资增长而非按通胀调整。他们不希望社保变成仅仅让老年人摆脱贫困的最低保障项目，因为这样一个项目与中产阶级的福祉无关。这个体系的支持者们下决心要让中产阶级依赖上社保，因为这能让后者成为大政府永远的后盾。

中产阶级经济上的独立地位总能给腐败和暴政体制制造麻烦。其他的社会阶层都很容易被收买。最富的人能通过裙带关系被搞定（想想Jeff Immelt和通用电气），而穷人可以被利益许诺所诱惑和煽动。但社会的另一部分，中产阶级，人数够多也够有钱，可以不听国家的话，保持独立，让嗜权的统治者芒刺在背——直至中产阶级福利国家的降临。

这让我们看到社保的终极之恶：它给我们的政体带来的严重破坏。如Robert Samuelson最近观察到的：“1960年，国防是政府的主要职责，占联邦开支的52%。2011年——即便身处两场战争之中——它也仅占20%，并且比例还在下降。而社保、Medicare、Medicaid和其它退休项目构成了非利息联邦支出的大约一半。”联邦政府的主要工作曾是保护我们的生命和财产，现如今变成了给不工作的人送支票。

于是乎我们有了一个极具欺骗性并且不可持续的社保体系，它压制个人的资本积累和整体经济的增长，让自足的多数人蜕化成了跪在国家脚下的乞求者。这整个体系在智识上是不诚实的，在经济上是毁灭性的，在道德上是败坏的。

仅仅是个庞氏骗局吗？真是那样我们就太走运了。

用典型政客的话来说，我们将要开展一场“全国大讨论”，讨论如何以最佳和政治上最为妥当的方式结束这场骗局。但无论如何它就是一个骗局，一个无耻的谎言，我们越快摧毁它越好。

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2011-10-22T20:55:00.003+08:00

就像我们一直以来看到的，目前一部分企业出现的信贷危机被媒体和政客过分放大了。的确，对大部分中小企业来说，完全与小贷公司的所谓 “高利贷”绝缘似不太可能。不过理性尚存的企业主们都知道，两分以上利率的小贷只能贷上半个月用于为银行贷款过桥；靠它来为日常经营活动融资，毫无疑问是找死。盲目多元化、参与房地产投机甚至涉赌的企业主显然不在此列，他们是最有动力靠民间贷款饮鸩止渴的冒险者，自然也就是这一轮民企危机的主角。而倚靠自己熟悉的融资方式并老老实实专注于主业的企业，其实并不容易出事。当然，存货肯定增加了；下游厂商、经销商给的现金肯定少了，票据肯定多了，贴现也更难，应收账款明显膨胀；银行贷款能不减少就不错了；原材料说不定也贵了——说是祸不单行倒也并非不妥。但在眼下这种流动性紧张的时候，一般来说它们最差也就是暂时停产或半停产，大部分咬咬牙还是能扛住。

说到底，经济其实算不上明显恶化。除了缺钱，毛病都是老毛病。至于缺钱最严重的后果，上面也说了，主要是投机者在担。看看制造业就知道：民工还荒着，能招到工的，工资比去年涨了一成多，说不定还得改善居住等条件，再给三金；用电也很紧张。服务业活得比制造业更轻松。很难看到多少经济放缓的迹象。股市的惨状，是大家抽资金通过各种渠道向企业输血的结果。虚拟经济里的钱回流到实体经济，不是什么坏事。另一方面，既然眼前这只熊来自资金面而非基本面，不正好是价值投资者的机会？

The Con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随记

2011-09-10T03:25:00.003+08:00

Goldwater注意到，很多骨子里是保守派的人，竟然觉得有必要为此抱歉。尼克松认为共和党候选人应该做经济上的保守派，但同时是个conservative with a heart。（我们后来还能看到小布什的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你有没有想起汪丁丁的“复杂的自由主义”呢？）艾森豪威尔说，他在经济问题上是个保守派，但在人道问题上是个自由派。还有些共和党领袖自称“进步主义保守派”(progressive conservative)。Goldwater评论道，这标签也忒奇怪了，它暗示一般的保守主义是反对进步的。但事实上正是在保守主义原则被尊奉的时代，美国取得了最大的进步。自由派标榜自己有人性关怀，污蔑保守派只会维护经济特权地位。然而

Conservatism is not an economic theory, though it has economic implications. The shoe is precisely on the other foot: it is Socialism that subordinates all other considerations to man’s material wellbeing. It is Conservatism that puts material things in their proper place—that has a structured view of the human being and of human society, in which economics plays only a subsidiary role.
The roo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nservatives and the Liberals of today is that Conservatives take account of the whole man, while the Liberals tend to look only at the material side of man’s nature. The Conservative believes that man is, in part, an economic, an animal creature; but that he is also a spiritual creature with spiritual needs and spiritual desires. What is more, these needs and desires reflect the superior side of man’s nature, and thus take precedence over his economic wants. Conservatism therefore looks upon the enhancement of man’s spiritual nature as the primary concern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Liberals, on the other hand,—in the name of a concern for “human beings”—regard the satisfaction of economic wants as the dominant mission of society. They are, moreover, in a hurry. So that their characteristic approach is to harness the society’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orces into a collective effort to compel “progress.” In this approach, I believe they fight against Nature.

保守主义不会过时，也无需遮遮掩掩或者加各类修饰语，正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不会过时。与时俱进的只会是保守主义原则的应用，而不是原则本身。

由于自由关涉人格（并且知识和社情民意分散在各地），中央政府违宪越权来包办福利，而不是尊重州权、地方自治权和个体自由，由社区和私营机构给予仅属必要的救济，会腐蚀人民的独立意识，让他们一步步地愈加依赖官僚体系，崇拜权力，使国民精神堕落下去。类似的联邦政府越俎代庖的恶劣例子，还有农业补贴和教育问题。“州权”理念的衣钵，后来由为他站台而声名鹊起的里根继承，但没能真的力挽中央集权化的狂澜。时过境迁，如今美国的要命窟窿，是医保等支出了。

Goldwater当然反对带有强迫性质的工会，仅赞同自愿参与并组织活动的工会。有意思的是，他认为工会和企业都只是商业组织，前者负责为会员议价，后者就是替股东赚钱，都不该和个人一样被给予政治捐款的资格。在本书最后一部分，他还对支持冷战的对外援助作了堪称苛刻的限制。这些，都是他与今天主流保守派的重要区隔。

Assorted Links

2011-08-22T03:36:00.002+08:00

PoliEcon.com
Danziger Cartoons
Let A Thousand Nations Bloom博客
Prospect和Foreign Policy杂志评出的全球百大公共知识分子。
Paul Romer在TED宣讲他的Charter City计划。
出人意料，Barry Goldwater是Bob Dylan最喜爱的政治人物。
基本上，具有救助弱势群体的良好意愿或被宣称具有这等良好意愿的政策，最后极少不是有利于权贵，同时有损底层利益。这不是该政策尚可修补的bug，而是让政府在裁决正义之外承担其不应承担的解决所谓“社会问题”的功能时，必然伴随的特征。所以，真关心穷人，就别轻易主张通过政治过程来做事。学学乡建派。

今日佳句

2011-08-07T20:01:00.003+08:00

来自小白兔吃猫饼干：

良知是一个应该被右派牢牢抓在手里的词汇，捍卫自己和他人人身与财产的权利，至少不去侵犯；捍卫契约的价值，至少不主动违反；捍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就是最基本的良知。一些右派因为看到社民派喜欢吹牛逼，就主动把良知的名号拱手相让，宁可抓一个“经济学”在手头，实在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

的确，这些是植根于人类文明传统中再自然不过的道德准则及其衍生物，遵奉者们完全无需羞愧。反过来，以此观照，时刻不忘觊觎他人财产的马教徒和社民党们的道德水准才真正是及其低下的。贫富差距问题便是一例。

Exporting like China

2011-07-23T03:18:00.001+08:00

吸引我来读这篇多少有点轰动的Growing like China的原因，是它对中国贸易顺差的解释。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一直认为，那是人民币自然的升值趋势被刻意压制的结果。但这种主张必须面对实际汇率为何调整不力的问题，用这篇AER论文三位作者的话来说：

How is it that China grows at such a stellar rate and at the same time increases its foreign surplus? Some commentators have tried to explain this puzzle by attributing it to government manipulation of the exchange rate that holds the value of the Chinese currency artificially low. This argument is controversial, as it attributes a long-standing imbalance to a nominal rigidity, without explaining why the peg of the nominal exchange rate did not trigger an adjustment of the real exchange rate through inflationary pressure.

其背后的教科书逻辑是，压低汇率带来的顺差导致外汇占款投放，进而货币超发，通胀加剧，物价会被抬高至大致消除顺差的水平。有道理，但此说亦有可细究之处。如果新增货币流入贸易品市场的不多，也没有让工资高到大部分出口企业都撑不下去，而是更多地集中在了房地产等资产市场，大幅拉升了资产价格水平，则何如？另一方面，如易纲多年前就注意到的，中国大量沉睡着的资产在市场化进程中资本化，成为吸引货币的池子，使得通胀率可以明显低于货币增速减经济增速所得值。所以，汇率的故事，也许换了个分支结局之后依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成立。

不过如我之前想到过的，顺差可能与金融体制有关，否则高储蓄率与高投资也有可能并行不悖，没有贸易盈余的空间。这个问题上该篇论文恰好也是同一思路：

The combination of high growth and high return to capital, on the one hand, and a growing foreign surplus, on the other hand, is puzzling. A closed-economy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 predicts that the high investment rate would lead to a fall in the return to capital. An open-economy model predicts a large net capital inflow rather than an outflow, owing to the high domestic return to capital.

于是我们现在可以听到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具体来说，文章假定存在两种治理机制不同的企业，分别就是国企和私企，并引入外国债券利率R作为一个重要的外生变量。银行吸收居民储蓄，并可将其分配于国企、私企或外国债券，三者的回报率当然要相等。但私企在银行这里无法得到与国企同等的待遇。文章的说法是：Contractual imperfections plagu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nks and entrepreneurs. The output of E firms is nonverifiable, and entrepreneurs can only pledge to repay a share η of the ... profits. （其实我不太理解这个参数为什么要如此设定。）略过一些细节的话，国企会投入资本（包括向银行贷款）直到资本的边际产出与R相等，进而由劳动的边际产出得到均衡工资。私企根据这一工资水平确定雇佣多少劳动力，其余人归国企。而由于被金融中介歧视，私企只能主要依靠内部融资，资本投入相对不足，回报率还高于R时便不得不停止投资，所以无论是资本-产出比还是资本-劳动力比，都较国企为低。因此，随着经济从完全国有成分开始转型，国企虽效率低下，但凭借在资本市场的优势，尚能退居资本密集型产业，私企则主要为劳动密集型。而当国企渐次离场，从而减少雇员时，私企雇佣起这些劳动力，并不能吸纳同样多的资本。多余的储蓄就只能由银行购买外国债券来获得回报，在国际收支帐户上便体现为顺差。这的确是一个有足够吸引力的好故事。

此文发表时更技术性的附录并未真的附于文后，不过可以在AER的网站上下载。

一个帖子下关于哈耶克的回复

2011-07-10T12:43:00.008+08:00

谈及政府干预问题，我觉得吧，还是要把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那些人区别开来，不要像好些弱智左派一样，根本搞不清楚他们各自都说了些什么，就笼统地归到什么“新自由主义”里面去。弗里德曼他们大体上也反对政府干预，但理由基本可以概括为：人足够理性，足够聪明，所以我们知道政府干预不会有好结果。比如，货币当局想靠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弗里德曼会说，很大程度上凯恩斯说的货币幻觉是不存在的，人有那么傻么？他们看到央行增加货币发行量，难道不会调整对通胀的预期么？这么一来除非央行出其不意地动作，否则骗不到老百姓。所以被预期到的货币政策没用，菲利普斯曲线在长期是垂直的，这种干预对就业率的影响无效。

哈耶克刚好是反过来的：人没那么理性，没那么聪明，在复杂的世界面前我们的知识有限得可怜，不得不采用大大简化的认知模式。并且我们每个人都拥有难以为他人所知的，特定时空环境下的个体知识，其中甚至有不少根本无法言传，可称之为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我们通常所说的市场，及其所处的自由社会，就是一个利用分散于无数个体中的特定知识的场合，而这些知识不可能为一个头脑或一个小集团中的若干头脑所全部掌握。以价格为代表的信息传递机制，使人们无需掌握其他人的大量个体知识，就能根据这些简单的信息来调整自己的行动，协调社会运行。因为理性有限，知识有限，人们当然会犯错误，但竞争是一个发现过程，人们会学习，会在学习中磨练、改进自己的理性和能力。

如果政府官员和立法者的动机足够善良，知识足够丰富，能力足够强大，那么逻辑上我们无法事先否定政府干预可能有效。但是显然，这三个前提都很可疑，因为他们也是人。哈耶克太儒雅，轻易不会质疑他人的动机，无论是左派知识分子的还是当权者的。但他毫无疑问地对后两个前提高度怀疑。如果有人举出市场失灵的真实例子，哈耶克估计不会不承认。在他看来这是正常的，毕竟我们的理性和知识都太有限。一个人（比如医生），完全可以在他的客户能够自由地掉头走开的情况下依然靠后者的无知大赚一笔（虽然他可能只是随行就市，主观上没有恶意），从而“坑”了别人。人也有可能缺乏自我控制，拖延工作或者储蓄过少，从而“坑”了自己。而哈耶克会问，如果像你们说的，人在各自可以自由选择时就已经是这个样子，那么让他坐到可以强制别人的位置上，让他替别人做决定，情况会更好吗？如果他的客户现在连选择别家的自由都没有了，待遇是否反而会改善？如果人连自己都管不住，是否能指望他更好地指导别人的生活？进一步地，如果他要管理的人成千上万，他能否掌握这么多的知识，拥有这么强的能力？当然，不是说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任何情况下都必然是否定的，但是显然，我们需要充分强的理由，比让人们自由选择的理由要强得多得多。（并且不用多说，在不同的问题上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如烈性传染病来临时就与平时不同。）

更何况，即便我们在某个问题上的知识足够可靠，那也未必构成干预的理由。科学家也许会告诉我们，一般人每晚十点半睡早晨六点半起是最合适的，晚睡晚起有损健康。但大多数人应该都不会认为，有必要立法规定全国人民按照这一时间作息，到点儿就宵禁。人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不是所有人都把健康当成生活的头等目的。国家不能将某个特定的具体目标强加于全社会。治国也就不可能是个给定目标下的工程技术问题。

如果要提取出哈耶克学术生涯的一个关键词，那最好的选择不是“自由”，而是“知识”。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得足够多所以需要自由，而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太无知，所以不要狂妄地试图操纵他人的生活，那会是致命的自负。作为自由的卫士，哈耶克的境界当然是比弗里德曼高出一大截的。

学术市场

2011-06-26T23:03:00.005+08:00

看到有人向奥派人士发问，为何在绝大多数问题上推崇市场的他们，却会抱怨学术市场竞争所形成的奥派被边缘化的局面。这让人哑然失笑，分不清提问者是真傻还是装天真，毕竟在经济学论文首页的致谢脚注中看到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资助之类的说明应该并非罕见之事，就算读论文真把人脑袋读木了，也不至于不记得这一点吧。官方资助自有其标准，钱是最好的指挥棒。无论是从方法论还是政治立场出发，都很难想象政府会像支持看起来貌似更“科学”也更能提供“做点儿什么”的政策建议的主流经济学一样，以同样的力度支持奥派经济学家生产知识。

当然，难以得知学术界这类政府资助的准确规模及其与私人赞助的比例。不过我们不妨先看一看或可被称作学术下游市场的经济学家就业市场。以美国为例，2008年时，仅联邦政府的劳工部就雇佣了1262名经济学家。总体上，就那一年来说，除去在学校里教书的之外，有多达53%的经济学家就职于各级政府（这应该还不包括间接为政府提供服务者，如智库研究员等）。更具体地，经济学家们的前五大雇主中的一三五分别就是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其中联邦政府雇佣的经济学家是第二名管理咨询服务业的两倍多。如果一个行业在执行自我再生产功能所必需的教师之外，政府包揽了超过一半的就业，我们实在不好声称，这是一个大体上摆脱了政府有形之手的市场。就政府作为就业去向而言，比这比例（53%）更高的就业市场还有几个（中国的党校毕业生除外）？

这还没完，别忘了国际组织。据邹恒甫透露，世界银行有逾万名经济学家，虽然名称可能有所不同（有理由怀疑采访者多写了一个0，但1300显然也不是个小数目）。IMF呢？如果按照出资比例计算，美国政府总共养了多少经济学家？还有，美国大学培养，最后被其它国家的央行、财政部要去的呢？很让人好奇啊。

既然下游市场的需求如此，上游市场作为供给方，即便本身没拿太多政府的钱，其面临的激励恐怕也早就算不上多么不沾政府的凡尘了吧。那么经济学学术市场的“竞争”，究竟应被视作怎样的竞争？我们又该如何评价这样的“竞争”下所形成的“市场”格局呢？

Update: 对经济学教授们的收入来源结构我不太了解。不过研究教育问题的慕容飞宇兄在评论区说：

最大的那块应该是大学教授吧。大学教授其实也基本上是政府养的。因为公立大学的存在，私立大学现在也严重依赖于政府拨款了。

不知有没有行内的朋友能提供进一步的信息来确证或否证这一说法。

地方竞争与央地分权

2011-06-14T02:43:00.005+08:00

由秋风这篇《欢迎广东模式、重庆模式的竞争》联想到最近读过的《英国普通法的形成》一书。该书总结了13世纪后英国普通法的几个要素：

以地方王室法院或中央王室法院为核心的明确的、统一的法院体制
有关土地占有的大量实体法
土地案件中统一的诉讼形式
对侵害人身和动产的违法行为加以分类
采用陪审团对刑事案件进行裁决

作者特别强调了“普通”(common)这个词中“普遍的正义”这一层含义。在一个根本性而非技术性微调的意义上，每个人必须受到覆盖全国范围的法律的平等保护。也就是说，法下的权利平等，不仅仅是针对不同身份的个人而言，也需要不同地方的司法裁决遵循同一准则。这就意味着，司法体制不能太过地方化，以至于成为地方权力的工具，即便国师们为其戴上了“地方竞争”或“联邦主义”的高帽。试想一下，一个自身不分权，也在司法等事务上很大程度上不受外部干预的“地方”，其实未始不能被看作一个小号的集权“中央”。秋风还曾经声称，“‘封建’跟‘专制’是完全相反的两样东西”。可是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如果在某一方面，比如打老婆问题上，权力最终下放到了家庭而排除外部干预，那么单就这件事而言，以家庭为最小单位的封建和家庭内部的专制一点也不矛盾。不要笑，想想150年前美国爆发南北战争的主要原因与此是否有些相似。

就英国当年的司法改革而言，普遍而平等的正义是通过令状制度、王室法院和巡回审判来实现的。（神明审判和决斗裁决逐渐被陪审团取代亦是重大成就，但那更多地是技术上的。）显然，不能排除国王有借此敛财和扩权的双重动机。但关键在于，人们在地方法院之外有了别的司法救济渠道可供选择，审判由此可以更好地隔绝地方专制权力的影响，更接近普遍正义。在更广的意义上，司法体制一定的中央集权化反而是分权：原本集中在地方贵族手中的各种不同的权力，被分散了一部分至中央。随着司法改革及由此而来的法律人职业化、独立化，英国人的自由也扩展了。依此来看，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院是中国司法改革停滞倒退后唯一的亮点。而在重拳“打黑”的重庆，我们看到的是地方化推动社会进一步远离普遍的正义。

所以，比地方竞争更重要的，是地方与中央之间权力的去中心化和相互平衡。无独有偶，这也是美国复合共和制的精髓，只是进入20世纪后天枰失衡，过分歪向了联邦政府。还是那句话，自由往往是在不同权力的夹缝中生长出来的。独大的权力，无论是掌握在中央抑或地方手中，都极有可能是自由之敌。

应求给出Project Syndicate英文版的全文种子

2011-06-11T10:46:00.005+08:00

http://feeds.feedburner.com/Project_Syndicate（Google Reader用户点这里）

读者也可选择先前已放出的中文版。内容似乎较英文版略少，也略迟。

另外，David Brooks重新开博之后我做了个他的专栏和博客的合烧种子：

http://feeds.feedburner.com/DavidBrooks（Google Reader用户点这里）

不知为何，纽时尚未禁止这类爬虫抓取文章内容。幸甚。

今日佳句

2011-05-27T00:21:00.001+08:00

Harvey Mansfield论中立病：

A partisan tries to make himself consistent, and thereby exposes himself to the charge of inconsistency. But the centrist—for whom I have no great admiration—merely picks what he likes. He cannot decide between low taxes and more programs, and votes for both. His centrism is nonpartisan without any partisanship behind it; it lacks the public-spirited anger of a partisan and reveals the weakness of a neutral. His vote may decide a contest, but others will decide its meaning.

其实这并非今日，甚至不是今年，而是出自去年的一期The Weekly Standard。曼公的文字气场很足，且是凛然的正气，不像一些中国特色的施派，满纸邪气。对他这篇文章所谈的Glenn Beck，假高明装超越的中立病患者大概是不屑的，比如很多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们在别人说“强奸是错的”时估计会想：“我的头脑可不像他们那么简单、极端、不客观不中立，决不能这么人云亦云，“任何一种立论都可能遭受攻击和驳斥”，我一定要构想出一个强奸有理的例子来”。再扯远一点，普通人错了被指出，最多耍耍无赖，说：“老子就……了，怎么样？不服？”轮到知识分子，那你就别指望消停了。他们一定会编出天花乱坠的说辞来让自己正当化甚至崇高化，比如90年代初放弃异议立场转向国家主义，但死不承认自己其实只是和大部分人一样没胆量进秦城，如今又变身国师大捧“中国模式”的那些。要知识分子们说句人话、实在话，比试图用自己的PC生成Bitcoin赶超盖茨的身价还难。）但曼公丝毫不掩饰对Beck的欣赏：

Glenn Beck is a kind of libertarian, and he has made a fair amount of money. But he rejects the private life that libertarians seem to recommend. He goes public with his distrust of everything public and thus requires libertarians to march behind patriotism, religion, and honor—all things not in your immediate self-interest. Though not an educated man, he seems quick-witted: When he discovered that in choosing the date of his rally he had stumbled upon the anniversary of Martin Luther King’s great speech, he quickly adopted the coincidence as if he had intended all along to celebrate King for restoring honor to blacks in America.

Mental Accounting

2011-05-22T23:54:00.004+08:00

莫志宏发文质疑经济学里“沉没成本”概念的运用。她说经济学家们容易“将那些针对当事人的概念同这些概念在具体的经验场景中的实指对象混淆”，有点道理。分不清模型和现实的人很多。如有位经济学家否定刘瑜学术工作的方法论时就说她“达不到更深层的理性选择的行为研究，对事件的各方动机与冲突分析不足”。然而政治参与者（及其他各种主体）的“理性”，只是个编模型混饭吃用的假设，至多可以说他们仿佛(as if)在理性地行动。他们实际上理性与否，动机为何，除了他们自己和心理医生，谁能知道？不过莫老师把这个毛病推广到“整个经济学界”，就误伤了好人。Richard Thaler提出mental accounting有三十年了吧，关于人们实际上如何看待沉没成本的实验已经很多了。

其实mental accounting这个理论里还包含很多其它内容。在此之前，弗里德曼为了反驳凯恩斯主义而提出的永久收入假说猜测，人们会根据人生中的全部收入平滑自己各期的消费，不会使其因为当期收入的波动而出现明显差异。两个自然的推论是，退休前后的消费变化不会太大，而是否参与养老金计划也不会对当期总的储蓄有太大影响。但事实是，人们退休后立即而明显地减少了消费，另外参与退休金计划者并没有“理性”地减少自己其它方面的储蓄以保证当期消费大致不变。事实上，Thaler与合作者还利用人们的另一“非理性”特点，即status quo bias，设计了以Save More Tomorrow为名的，在自愿基础上通过设置默认选项来促进员工增加养老金的实验，运行良好。这也让他和Cass Sunstein有自信提出Libertarian Paternalism的主张。这样的个人账户，和Ptolemy兄批评的中国所谓“个人账户”当然完全不同。我同意Ptolemy兄的分析，强制征收并且主要投资于国债最后财政兜底的养老金，看清了说白了，翻来覆去其实也就是强迫我们买国债养政府，最后还钱的时候再收税搞点再分配。并且，真替老百姓的退休生活着想，就不会出现储蓄负利率和严格限制居民投资渠道这样的事了嘛。

感慨

2011-05-17T09:52:00.004+08:00

看了罗小贱兄推荐的这个帖子，草草说几点。

前些年施特劳斯害了不少人，张口闭口“城邦”、“哲人”。这两年，好像轮到齐泽克和陆兴华扩张地盘了，带出一群漂亮话一套一套，而话里要么空乏要么暴戾的徒子徒孙。我们这一代最聪明的头脑似乎不幸也在其中。知识分子追求与众不同和赶时髦的欲望，真的不能低估。
虽然漂亮话接二连三，引用语繁花似锦，但是正像帖子里有人说的，可以从中看出他们小时候所受红色教育潜移默化打下的底子。当然，我也不是第一次提这个看法了。也当然，在某些人看来，当时的教育并没有错。不过我想，话总是可以说得明白一些，时髦的词少用一点，酸不溜秋的文人腔少摆一点，让大家尽快透过包装看到底色，再看有没有聊下去的必要，于人于己都方便。
这个帖子愈发让我赞同这个说法：一个民族的落后不在于民众的落后，而是因为精英的落后。知识分子总是想求新，然而新和对是两码事。知识分子也喜欢追逐“深刻”，自然，“深刻”和正确，也不是一回事。若是有知识分子看到这里，怕是又要反驳落后、对、正确这些词背后的“霸权”了吧，呵。没办法，什么是改不了吃什么的。
上面的“深刻”加了引号，因为大多数情况下那都只是看上去深刻而已。阿克顿勋爵妇孺皆知的“权力易于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会腐败”这样的话，才是真的深刻，正确而深刻，但不招那些一直往前狂奔，昨天谈施特劳斯今天读阿甘本的知识分子们待见，因为此言虽是真理，但好像不够酷，说的人也很多，显不出知识分子借以凌驾于大众之上的高明和超越来。
知识分子们似乎不愿接受，世上有“不得不”的时候。虽然，单就帖子而言，吴亮为美国投在日本的两颗原子弹辩护，未免逾越了“不得不”的界限，但自称读书很少的陈村说的话都没错。读书真的未必让人更明事理，真的。

今日佳句

2011-05-15T18:19:00.004+08:00

张维迎日前的演讲里有价值的一句话是：

现有对市场的判断都是从所谓的市场理论中推出的，而不是出自市场本身，这无疑是有很大问题的。

当然，“都”字有问题，但这不是重点。关键是，不能仅仅用模型之类完全没有经验内容的分析命题，去对经验问题下判断。比如，被称为公共品的东西有没有供给，单去看模型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只有Ostrom夫妇那样的经验工作才能提供真正的答案：何时何地社区中的人们在这一问题上合作成功，何时何地公共品又无人提供。模型的作用，是事后给观察到的事实提供一个解释，而不应该成为眼里满是钉子的人手里的锤子，让无辜的世界被他硬往里套，甚至本末倒置地被用来否定和改造经验世界。既然我们看到维基百科从内容到运作资金都是网民自愿奉献的，若再有人用模型“证明”这类公共品会无人提供，就太搞笑了。之前说过，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与所谓“事实不能证伪理论”的中国特色奥地利学派是一丘之貉，没必要互相咬来咬去。

所以下次有人傲慢地要求别人讨论公共品问题前先看模型而非现实中人们如何行动，否则“一概无视”的，我们也可以无视他了，哪怕他自己就在网上免费提供知识——这种标准的公共品。

语言问题

2011-05-06T10:38:00.007+08:00

本期The Economist的读者来信，头一个话题就是中国。信件这么开头：

SIR – Your criticisms of China in the Ai Weiwei case were unwarranted, show a disrespect for our judicial sovereignty and are an attempt to interfere with our internal affairs (“China’s crackdown”, April 16th). Mr Ai, an artist, has made his comments before, through Twitter and interviews given to Western journalists, and he has travelled abroad to hold exhibitions. These activities were not restricted. Mr Ai is now under investigation for suspected economic crimes. The case is not a human-rights matter nor is it about freedom of speech, but rather it is a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rule of law should be upheld.
China is ruled by law, not by man; it is not a case of rule by a few. Over the past 30 years of reform China has achieved a great deal, not just in becoming the second-largest economy and improving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its people, but also in terms of much greater freedoms...

看到这里，五毛的尾巴已经呼之欲出。五毛标志性的语言特征是，在别人谈论政治犯的时候，把“伟大成就”什么的扯进来。当然，必须要有的就是我后来加上黑体的，模糊不清的“中国”。这个词在这里指什么？首先肯定是中国内地这个经济体，那就应该不包括中国政府（虽然国企要算进去），因为政府是不生产的。可五毛马上又说这个“中国”提高了“它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单从语法来看，似乎“中国”最好的解释是中国政府，但所谓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我们自己创造经济价值来提高的，如果要说跟政府有什么关系，那多半也是负面的——交税减少可支配收入。（当然，基础设施有助于经济增长，但好像基建投资也是要么出自税收要么出自借债吧。）有些入门级的道理，诸如人民≠国家≠政府，浅得多说两遍大家都嫌烦，可我们亲爱的五毛们总是奋然不顾，代表着“中国”大肆浑水摸鱼，这是什么样的精神？

直接去看这封信的署名，登时释然了：Dai Qingli, Chinese Embassy, London。所以下面出现更官样的文字，一点也不让人奇怪：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building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The people’s congress system and multiparty consultation and co-operation under the Communist Party now play a greater role.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within the party has been strengthened and lifelong tenure of leadership positions has been abolished.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of Chinese citizens are protected by law. Chinese citizens enjoy freedom of movement and migration, free choice of employment and freedom to study overseas. They can express their views through multiple channels: China has 450m internet users and the number of religious believers exceeds 100m. The path of development a country follows depends on the circumstances of that country and should be decided by its people. China’s development has worked well and will continue despite many challenges. The attempt to create instability in China will not be support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很新华社，很人民日报社论吧。话说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这都哪年的事了，这位女士想表达的微言大义是不是说，邓公身后再无政改？哎呀，这么一看，我突然觉得前面那句“China is ruled by law, not by man; it is not a case of rule by a few”很像是讽刺。难道，她写这封信真的是故意黑主子的？

语言被毒害，这还算不上最恶劣的例子，如果你看过下面这种东西的话：

形而上学问题本来就是要解决先在之所以在的问题，解决在之为在的内在理由也就是基本秩序问题，如果你在哲学的开端就已经预设了这种在，那么实际上就是一种循环式的论证，并且最终必然和世界存在变化这个朴素的事实相矛盾。……为了避免遇到之前所述的问题，黑格尔哲学的开端就不再是一个“固定”的开端，而仅仅是一种决心或者一种承诺，即开始哲学沉思的承诺。进而通过有意识地恢复辩证法，将整个基本秩序通过辩证法提炼出来，将一个简单的决心逐渐丰富到整个世界。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中人们不再是静态地对世界进行“分析”，而是同样动态地进行一种“推演”，将动态世界中各个部分的联系动态地加以说明，进而将各个部分的说明纳入到整个体系的某个环节之中。这样通过辩证逻辑进行构造的结果就完成了对基本秩序的刻画。

论证必然有其逻辑起点。如果假装没有，那就肯定要在中间暗渡陈仓，偷偷引进未曾言明的前提。而“先在”、“在”、“基本秩序”这样的词，可以给出解释吗？“将一个简单的决心逐渐丰富到整个世界”这样的句子，如果在经验中没有对应的事实，那么很简单，维特根斯坦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就说过，这是无意义的，一点也没有。

黑格尔试图将基本秩序问题转换成理性能力不断自我实现的过程，是理性造就了整个基本秩序。因此黑格尔哲学如同一场理性所进行的回忆，从开始的空洞到最后将整个世界的基本秩序全部回忆起来，将自己充实起来。但是理性是什么？如果说黑格尔对基本秩序的解析说明我们的理性是能够认识和把握基本秩序，并有能力解决形而上学问题的，那么对基本秩序的最后说明就是要对理性进行说明。黑格尔体系在这里恰恰终止了，当然这就是马克思哲学的开始。黑格尔辩证法的第一个环节的“是”，意味着理性的自我觉醒，这个觉醒并非是必然的或者直接的，理性本身并非直接意识到了自身的存在，而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点在《精神现象学》中有很深入但也很神秘的描述。马克思要解决理性本身的问题，就需要回答这个自我觉醒何以成为可能。换句话说，西方意义上的独立人格何以成为可能。

“理性”这样的词，当然可以用，但不意味着可以模糊、随意、故作神秘、前后不一致地使用。有人会说，语言本身就是模糊的。但这不是我们故意更加模糊地使用语言的理由。蒯因引用过前人一个著名的比喻，我们乘坐语言这条大船漂在海上，只能用船上原有的材料不停地去修补这条本就不完美，也永远不会完美的船，用语言去解释和修正语言本身。然而我们至少不应孩子气地随便破坏它，或者让其背负不可承受之重负后又责怪它。“理性本身并非直接意识到了自身的存在，而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谁的“理性”？马克思的？黑格尔的？如果不是任何一个具体个人的，那么，参照后面的“独立人格”云云，比较接近的意思应是历史中逐渐演变的群体信念或者说意识形态，但这与“理性”何干？另外，要谈及“时间”、“动态”，我们就必须进入真实的历史，去讨论神圣罗马帝国或文艺复兴，讨论诺曼征服与亨利二世的司法改革。如果不能落实到真实的历史事实，那么号称“历史”也不能让自己真的“历史”起来。例如，上面的说的这种“自我觉醒”了的“理性”，究竟存在于历史上哪些人的大脑中？说清楚了吗？能说得清楚吗？只穿了“新衣”的皇帝，自己不觉得冷吗？

写出这类句子的人大可自以为神地指斥提问者是“庸人”，但这些问题是绕不过去的。维特根斯坦让我们明白了，哲学问题的产生大多是因为想要冲破语言的界限，表达语言所无力表达的，最终误用语言所致。所以，上面这样的形而上学问题，其实只是关于语言的误会。言者可能是在装屄，也可能只是并不自知；他可能傲慢，也可能在（同样无意义的）“绝对精神”下谦卑。但不管怎样也掩饰不了一个事实：那些看似唬人的神秘词藻后面，其实空无一物，和“马兰花开二十一”一样没有意义。

我曾经也迷恋过这种东西，并且一路追到了罗兰·巴特和德勒兹这样的后现代主义者那里，所以能够理解后来人浸淫在那些不知所谓的大块文章中飘飘欲仙的感觉，但醒来之后发觉凿凿言辞下面的虚空，真的是一身冷汗。这两年越来越觉得，马克思主义（及其衍生物）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不是外生，而是内生的。换言之，不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而是因为国人中相当多的人从来就没能学会清晰而有逻辑地思考，在“气”、“阴阳”之类无意义的大词包围中长大，见到同样和稀泥捣浆糊搅浑水的“矛盾”、“运动”、“××在历史中展开”才格外亲切。当然，白马非马的诡辩可以以辩证法的面目重新登场，也就不奇怪著名院士可以打通科学与佛学，不奇怪股评家和股民中没多少基本面投资者，大部分是技术分析派，甚至有人研究《易经》来炒股。从一个方向来看，百年前中国大多数人不识字，百年后他们的后代基本已不再是文盲，有的还成了科学家和学院知识分子，但很大程度上还是继承了祖先稀里糊涂的思维习惯；另一个方向看过去，古老的东西要在当代继续出没，时髦的外衣总还是要穿一件，今天的大忽悠若是不脱掉中山装换上阿玛尼扮作咨询公司和投行人士，恐怕没法进一步拓展市场。

扯远了，回到语言问题，回到维特根斯坦吧，即便他早期的逻辑原子论是走向了另一种形而上学（D. F. Pears语），将其过滤掉之后剩下的也是好东西：我们不能非逻辑地思考，而能思考的都可以说出来，并且可以说得清楚；对于不可说的，我们必须以沉默待之。社会是人类心智的意向性产物。拒绝对语言的误用和滥用是我们追求幸福生活的必要前提。无论立场如何，清晰而有逻辑地思考和言说，是一种美德。

凯恩斯 vs 哈耶克第二回合

2011-04-30T09:41:00.007+08:00

海外同胞可以去Youtube观看。开头凯恩斯说的The Return of the Master是此次危机降临时他一本相当应景的传记书名。后面当然也有哈耶克的作品名出现。拳台上凯恩斯的教练是马尔萨斯，哈耶克那边是米塞斯和萨伊。（BTW，不要误解萨伊定律。）伯南克被演得很狰狞。听证会结束后第一个上来挺哈耶克的那位，原型是曼昆么？

第一回合在这里。

中国特色

2011-04-29T13:58:00.002+08:00

按：此文系中午闲时草就。道理很浅，本想模仿一把陈嘉映清淡澄明的文风，未遂。

我们已经见到太多次这样的论辩了：一派说应当如何如何，因为这是普世价值，另一派就说对方太天真，不考虑国情；另一种情况是，一边说，现在的制度下出了什么什么事，所以不应怎样怎样，另一边就说，你看人家美国也是这样的，你不是老说美国好吗，连美国都搞了，我们还不该继续搞吗？

两种情况下的后者，是已经被很多人指出过的，时而“中国国情”时而“与国际接轨”的辩证法。从自由不自由、有多少自由这个方面去考察，这种逻辑有可能倾向于在中国造成一种特别不利于自由的局面。也就是说，在各种不同的问题上，中国人享有的自由都有一个上限，那就是美国（或欧洲）人能享受到的自由。美国人被管得多的事情上，当然中国人至少也是要被管到这个程度的；至于美国人不怎么被管的那些事情，与中国人关系不大，因为国情不同，不能生搬硬套嘛。

我见过有人看到美国政府干预市场了，立即欣喜若狂。其实这与他有多大关系呢？即便有影响，通过各种渠道传导过来，是利是弊也未必一时就能盘算清吧。自然，他高兴是因为美国在经济管制问题上更像中国了，似乎这样一来，中国的经济国家主义的正当性又增加了一些，从而政权的正当性也增加了一点。

刚刚看到的一个例子是有人为清华的“又红又专”辩护。在断言“没有任何一项20世纪的科学技术，不是肇端于国家行为的军工”，以此说明“又红又专的必要性”之后，作者写道：

而接下来的逻辑的问题就会是：为什么民主国家如美国就没有它们的又红又专大车间呢？仅以美国为例，首先，航天航空国防领域的实验室机构(e.g. NASA)不可能不握在zf手里，再天天哭着喊着民主的国家也一样。再者，清华工科生梦寐以求的MIT也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在zf重点扶持中茁壮成长的。

这里出现了两个词，“逻辑”和“民主”。逻辑地看，写这一段话恐怕只能被理解为：因为美国是这么做的，所以中国这么做也是对的。还有更好的理解吗？好像看不出来。不然作者为什么会说，他突然谈及美国是顺理成章的“逻辑”呢？如果这一理解没错，那么显然作者是认为，政府控制科学的问题上要向美国看齐，但民主问题上不必。当然这种论调我们见得很多，但对此作出解释的作者很少，如果不是没有的话。

由此出发，再往前多走几步，就是面对别人的批评，自己都不好意思说没犯错的时候，也一定要把对方也拉下水，说“你与我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此，昆德拉有句狠话，大意是：你们把所有人都说成是刽子手，这样你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在幼儿园和小学里我们也都见过，某个小朋友（也许就是我们自己）被老师发现犯了个什么错，第一反应不是“老师下次我会记住的”，而是“××也做了，不信你问×××”。一篇谈药家鑫的文章里也说，“他们站起来往往开头的第一个字不是‘我’就是‘他’，‘我’就是我没说，‘他’就是他先说的。”（当然，这要更恶劣一些，因为还敢说自己没干。）这样的小朋友长大以后入朝从官，面对批评当然首先不会一条一条说自己哪里没做错哪里真错了，而是直接骂回去：“你丫也不干净！”（虽然，其引用的资料大都是对方国家媒体的公开报道，甚至还有政府文件，而己方有些被别人批评的事情是不愿见光的。）

上面说的似乎大都是保皇党。其实，拿“普世价值”说事的自由派，未必没有问题，而且未必和对方不是一个问题。民主不民主，人权不人权这些问题上，是个人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立场，貌似公正地各打五十大板其实最无聊，但这些事情不是这里要说的重点。要问的是个逻辑问题：一些自由派和保皇党拿美国说事，是不是都隐含着“美国这么做了所以我们这么做也对”的预设？这个道理，我想我不大可能比陈嘉映说得更好（显然，下面“民主”可以替换成很多别的词）：

我们本来关心的，是中国是否应当施行民主制，……但随着思考和争论的推进，我们就可能来到有没有普适价值这种问题上。我的看法是，中国当前除了民主制，别无合理的选择。然而，我看不出这跟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有多大关系。……即使大多数国家不认为民主可欲，照样可以论证民主对我们是好的，否则第一个民主政体怎么为自己提供辩护呢？在我看，论证中国是否应该并可能施行民主，用不着管民主普适不普适，若能表明民主制对我们是好的，那还不够吗？

对呀，中国完全可以有“特色”，为什么不能有呢？中国与美国某方面一样或不一样，这个当然都可以有，一样了算是巧合或者所见略同，不一样那也再正常不过。但中国特色，也完全可以是比美国或欧洲人更自由，更少来自权力的钳制，为什么不可以呢？

纽约的出租车有牌照限制，而且好几十年了，数量只有微不足道的增加。这个我们该学吗？我们已经学了，也取回了和他们差不多的糟糕结果：市民打车不方便，同时凝结了垄断收益的牌照价格是车价的十几倍，司机上交的份儿钱又过高，钱都让公司和政府赚了。我们的专家们为《劳动合同法》严格的解雇条款辩护时说，德国就是这样的，我们立法时就对他们有所借鉴。于是该法正式颁布实施后我们的失业率马上开始追赶德国，出现农民工回乡潮。而在欧洲频现主权债务危机，美国联邦财政受医疗支出拖累，长期前景也开始显得黯淡的时候，我们又要向他们学习，信心满满地开始建设全国统筹的强制性“福利”体系了。

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了，原来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分派别地陷入了以他者为圭臬，视他人所行为真理的误区中。那么，他者对我们还能有什么意义？以日本地震后大多数情况下民众自发形成的良好秩序为例。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日本是个什么“发达”或“先进”国家，就去学习他们的文明习惯。美国也是个“发达”或“先进”国家，我们要不要去学习卡特琳娜飓风之后他们的混乱乃至抢劫等犯罪行为呢？我们如果要有秩序，要排队，不争不抢，那只能是出于我们自己想要秩序而不要混乱。只要不是和洋人一起排队，他们在自己地盘上规不规矩对我们来说就没有太大意义。但有一种情况例外：我们原本不知道事情可以是另外一个样子，现在我们从别人那里知道了，我们多了一种选择。这时，他者怎样，对我们就是有重要意义的。用刘擎的话说就是：

我们可以将启蒙理解为由于“出走”而获得的“视野转变”。这种转变是由于看见了“别样的生活”所激发的反思意识，而并不需要任何“发现真理”的假定。

并且，常说的“中国特色”也未必是铁板一块。首先从时间上来说，二十多年前的中国就和现在有明显不同，那为什么政治体制就不能同样有明显的变化呢？而在空间上，恐怕大多数的所谓“特色”，不在nation这个层次上，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说文化，太多了，随便举个例，东北人不会像广东人那样上午九点开始“喝”早茶。说经济，挨在一起的浙江、江苏、上海，早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有说法，三地分别是私营、集体、国有经济主导，各有特色（当然现在没什么集体成份了）；即便是同一省内，苏南苏北也不同吧。那么，为什么还要“上下统一思想”和体制？另外还可以问，需要“坚持”的“特色”，还算不算“特色”呢？

退一万步来讲，即便真是要“坚持”整齐划一的所谓“中国特色”，至少也该做到逻辑自洽。总不好在花钱搞万国来朝的时候说现在的体制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轮到公车改革或者官员财产公示之类事情的时候又说“凡事都要有一个过程”，不能“盲目追求社会公正”吧。

Assorted Links

2011-04-26T04:09:00.001+08:00

延宕与悬置

戒戾气，少争论

今日佳句

Assorted Links

今日佳句

蛋疼

Assorted Links

今日佳句

【译文】“庞氏骗局”尚不足以概括社保之恶

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The Con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随记

Assorted Links

今日佳句

Exporting like China

一个帖子下关于哈耶克的回复

学术市场

地方竞争与央地分权

应求给出Project Syndicate英文版的全文种子

今日佳句

Mental Accounting

感慨

今日佳句

语言问题

凯恩斯 vs 哈耶克 第二回合

中国特色

Assorted Links

凯恩斯 vs 哈耶克第二回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