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一周十大热门文章

余光中与蒋经国

Tue, 06 Feb 2018 10:44:47 +0800

2017年年底，台湾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简称《促转条例》）。这部法律的推动已历经14年，是台湾第一部全面性处理转型正义的法律，不过在此之前，台湾已针对1947年的228事件、国民党过去不当取得的党产陆续进行处理。

这个条例通过的时间点，也是台湾颇为特殊的历史时刻：2017年是228事件70周年；是台湾解除戒严令30年──这个戒严令实施了38年，是全世界实施最久的一次戒严。2017年也是台湾“乡土文化论战”40年的纪念，而当年论战的关键人物之一余光中，也在《促转条例》通过的一个星期后过世。接着，2018年的1月13日则是台湾最后的独裁强人蒋经国过世30周年。

这些事件都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而从此刻这个时间点来看，其实都与转型正义有关。

《促转条例》是要用国家的力量恢复威权统治制造的不正义，规定由行政院设立独立机关，以两年时间规划推动与转型正义相关工作：包括开放政治档案；清除威权象征、保存不义遗址；平复司法不法、还原历史真相，并促进社会和解；不当党产处理及运用等。它所定义的“威权统治时期”，则是指1945年8月15日（二战日本宣布战败）起到1992年11月6日为止。台湾虽然在1987年解严，但是金门、马祖这些接近中国大陆的离岛前线，一直到1992年11月6日才解严。

228事件与乡土文学论战都是在台湾威权统治时期发生的不正义之大事。前者标记着台湾威权统治的开端，后者则是蒋氏政权面临内外正当性危机时的一场文化霸权保卫战。

228事件与文化霸权争夺

228事件发生时，蒋氏政权尚未流亡到台湾，虽然已有很多证据显示，蒋介石本人对228事件有直接责任，但过去国民党政权倾向把228责任推到当时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一个人身上；直到今日仍有不少人想为蒋介石卸责，例如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学者朱浤源就强调，当时蒋介石正忙着竞选第一任总统，“怎么可能成为遥远小型民变的刽子手？”

长年研究228问题的另一位台湾中央研究院学者陈仪升则认为，蒋介石要对228负责，但他也强调228事件责任归属不能只靠单一档案论定，而需要靠长期的推论及研究。

其实有关228的研究，从1980年代末期开始就持续不断，去年228事件70周年之际，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翠莲也出版了新书《重构二二八》，从二次大战后、东亚秩序重组的角度看228，以及这个事件对往后台湾发展的影响。她提出“战后中美协力体制”概念，指出：“美国为掌握战后国际优势与远东秩序，选择中国国民党做为合作对象。”她引用许多日本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务院、军方、国安部门、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馆(NARA)、还有美国战略情报局(OSS)的档案，其中许多是之前228研究中未曾出现过的史料。

朱浤源是国民党党员、前国民党党主席连战的学生，曾被国民党提名为国民大会代表，政治立场很清楚“亲蓝”，2004年台湾总统大选前发生陈水扁被枪击事件，他曾出书质疑事件是由陈水扁自导自演。而陈翠莲是台湾史专家，积极推动转型正义。陈翠莲与陈仪升都是本土色彩鲜明的学者。

对于228的探讨，既是历史真相的呈现，同时也是一场文化霸权的争夺。如果228事件被定义为一个类殖民政权对类殖民地的屠杀压迫，那就不只是否定了蒋氏政权在台湾统治的正当性，也在定义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关系，这并非立场倾向统一的泛蓝人士所乐见。

也正如陈仪升所言，228事件的真相还需要更多历史资料才能呈现。而这也是《促转条例》重要任务之一。《促转条例》目的在于回复错误与实现正义，而前提是得让事实真相呈现。呈现真相最重要就是要开放政治档案。

开放政治档案却是国民党担心的。威权统治时期党国不分，很多重要档案是在国民党手上，若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要求国民党公开这个时期资料，恐怕对国民党的正当性伤害更大。

余光中与乡土文学论战

余光中的历史地位争议也是一场文化霸权争夺战──四十年前乡土文学论战的遗绪。

被誉为“诗坛祭酒”的余光中是现代诗的一代旗手，1928年出生于南京，1950年移居台湾。余光中的诗在台湾的确影响了两、三代人，他的作品开始在大众市场流行，是1961年他告别现代主义回归新古典主义（他当时宣告“再见．虚无”），写下《连的联想》这样广为流传的浪漫情诗。而他在中国大陆之所以被官方肯定，是因为他作品中的乡愁呈现了两岸“一衣带水”关系，完全政治正确。在余光中温柔的新古典主义背后是强烈的中原文化本位，这样的信仰也让他涉入了1977年的乡土文学论战。

1977年4月，由台湾媒体人王健壮主编的《仙人掌杂志》，第二期刊登了“乡土文化往何处去”专题。这个专题收录了王拓、王津平、石家驹、朱西甯、江汉、邱坤良、沈二白、唐文标、银正雄与蒋勋等人的文章，也引爆了“乡土文学论战”。

在这个专题中，本土作家王拓主张“乡土文学”应正名为“现实主义”文学；来自香港、现实批判意识强烈的的唐文标，批评现代主义文学逃避现实，要台湾年轻人改造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而来自中国大陆、出身军旅的朱西甯则认为，乡土文艺最终要回归到中国民族文化，他也在文中“提醒”乡土文艺“要留意尚在这片曾被日本占据经营了半个世纪的乡土，其对民族文化的忠诚度与精诚度如何？”

这当然不是一场纯文艺理论的学术论辩，而是反应台湾政治社会发展下的产物。1970年代的台湾虽处戒严封闭状况，但1960年代全球反叛青年文化的风潮多少也吹进台湾──至少随着政治敏感度较低的民歌等流行文化而进入，年轻世代的现实批判意识愈来愈强。相对的，1949年国民党政权来台，二、三十年之后还继续喊着“反攻大陆”、缅怀长江黄河。

年轻世代不可能无视于发生在现实台湾本土的事件，不可能再把自己的未来前途寄托在“反攻大陆”这种虚幻梦想。再加上1970年代台湾外交处境一路下滑，让年轻一代产生危机意识。看破了“反攻大陆”的虚枉，但台湾要往何处？他们开始要从本土现实寻找意义、推动改革，从政治、社会到文艺领域都出现这类要求。

这样本土意识的底层虽然有族群政治因素，但更明显的是“代际政治”造成。即使是外省族群，他们的第二代到了1970年代已经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一样受到1960年代文化的影响，一样不满现实，一样期望从本土中找到生活的意义。《仙人掌》杂志的主编王健壮就是这样一位年轻外省第二代。当时25岁的他来自高雄左营眷村。

本土意识直接挑战国民党这个外来政权的正当性，“乡土文学”论战也上纲到政治层面。当时蒋经国信任的特务头子、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王升运筹一场反乡土文学的围剿战，而首先发难的是文人彭歌与余光中。

时任《中央日报》总主笔彭歌，在《联合报》连续三天发表长文《不谈人性，何有文学？》，点名批判作家王拓、尉天聪与陈映真，结论是：“自由的文学有没有限度？这个问题首先应诉诸作家个人的良知，我不赞成文学沦为政治的工具，我更反对文学沦为敌人的工具。”；“如果不辨善恶，只讲阶级，不承认普遍的人性，哪里还有文学？”

《中央日报》是国民党党报，总主笔出手的政治意义明显。隔天，在大众文化中具影响力的余光中接着在《联合报》上场，推出了著名大作《狼来了》，不点名地把乡土文学类比为工农兵文学：“正当我国外遭逆境之际，竟然有人内倡‘工农兵文艺’，未免太巧合了。”还称：“说真话的时候已经来到，不见狼而叫‘狼来了’，是自扰，见狼而不叫‘狼来了’，是胆怯，问题不在帽子，在头，如果帽子合头，就不叫‘戴帽子’，叫‘抓头’。”

两位文人下重笔，血滴子都已祭出，文艺界当然是一片惊惶。不过，官方并没有进行全面整肃，而最后由王升出来柔性收场。1978年一月在国军文艺大会上，王升为乡土文学定调：“乡土之爱扩大就是国家民族之爱。”

余光中后来解释《狼来了》一文是：“在‘文革’震骇的压力下，心情沉重，对一般左倾言论都很敏感。”他也承认那是篇“坏文章”。而余光中另一个更受争议的是，作家陈映真曾指控他向王升举发他左倾。对于此事，陈、余两人后来各有一套说法，但两人皆己相继辞世，也难以厘清真相。

40年前这文化霸权之争，最终本土派还是赢了──离开现实土壤很难有好的文艺作品。所以1980年代初，从本土现实出发的台湾“新电影”普遍获得社会认同，也为台湾电影在世界电影地图上稳固地插上旗帜。至于当年卸用文人与文工特务的归责、本土文艺工作者受到的威胁，这些都是转型正义工程要处理的问题。

蒋经国与领袖祛魅

今年蒋经国去世三十年，国民党大规模举行纪念活动。近年来民意支持度直落、正当性崩解的国民党想借蒋经国这位“圣君”来唤起民众的缅怀“德政”，这就像几年前韩国前总统朴瑾惠借由父亲朴正熙来吸引年长选民支持一样。

蒋经国与朴正熙都是东亚国家中心威权发展模式的代表人物，他们治下也是台、韩两地经济起飞快速的年代。相较于如今更复杂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分配问题，不必顾忌民意的威权统治者，其经济建设政绩当然容易彰显。

学界针对这种威权发展模式的优劣已有很多讨论，没有太多迷思可言。但是，每当民进党执政，台湾的蓝营支持者总会掀起一阵“蒋经国热”。上一次较大规模的热潮是在陈水扁执政的2003年──蒋经国过世15周年之际。

15年前那场蒋经国热时，台湾政治学者吴乃德执笔一篇文章《回忆蒋经国，怀念蒋经国》，企图为蒋经国盖棺定论：“虽然他和大多数的独裁者一样，缺乏文化素养、摧残人权、不尊重生命。可是当形势比人强的时候，他愿意屈服。他的屈服，让台湾的民主转型得以在平静的过程中完成。虽然他和现代型的独裁者一样，不重生活享受、随时密切注意人民的反应，可是他从来就不是民主主义者。他对台湾民主的贡献，是他自动移开阻碍民主发展的唯一障碍：他的独裁。这是他对台湾民主化的贡献，而且是唯一的贡献。”

这种定论当然没有被台湾蓝营接受。不过，比起十五年前，今年台湾的蒋经国热并没有如国民党预期的那么热。也许，未来转型正义的工程还会进一步为蒋经国祛魅。

（作者为台湾《新新闻》总编辑。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日本温泉小镇带给中国什么样的警示？

Tue, 06 Feb 2018 07:03:14 +0800

越后汤泽(Echigoyuzawa)似乎很完美。从东京乘高速列车前往越后汤泽只需1小时15分，这座迷人的山城以温泉、理想的滑雪场以及日本最上乘的大米和米酒而闻名。

川端康成(Yasunari Kawabata)以其1968年出版的小说《雪国》(Snow Country)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日本作家后，越后汤泽甚至染上了一种文学的况味和魅力。《雪国》以20世纪初的越后汤泽为背景，讲述了东京一位小贵族与当地一名艺妓的爱情故事。

今天，这座小镇如同一个缩影，体现了日本乡村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糟糕的人口结构。因此，越后汤泽的故事不只关乎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它对面临类似人口发展趋势的其他国家也具有启示意义。

在越后汤泽，从镇中心开始就有很多店铺歇业，大部分餐馆仅在冬季的周末营业，接待从东京来此短途旅行的滑雪者。

相较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泡沫时代高峰期，附近山谷公寓的房价跌幅超过了95%。10年前，我用不到一辆二手车的价钱买下了一套公寓，还以为是笔不错的投资。如今，我的一些邻居已经开始倒贴钱将他们的房产出手。

若要参观遍布全镇的度假酒店和公寓区，就意味着要踏入一个在1989年被封冻的世界，到处都是不正宗的干酪火锅餐厅和光怪陆离的时尚标语。

据地产经纪们估计，这里有75%的公寓都是闲置的。近30年前达到顶峰的那轮住房和建筑泡沫的规模之大，意味着此地以及日本乡村其他地方的房价可能永远都不会回升了。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向城市迁移，即使当初并没有供过于求，需求量也在减少。

2017年，日本人口减少了40.3万，按照目前的趋势，到2115年，日本人口将从1.265亿下降到5100万。日本超过五分之一的土地——面积相当于一个丹麦——将成为无主之地。

泡沫的后果和人口的减少造成了几十年的停滞。过去30年来的大部分时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都徘徊在0%至2%之间，历届日本政府都努力要把经济从通缩的窘境中拉出来。

一个明显的解决办法是鼓励更多的移民进入，并使外国人能更容易地购买空置的公寓，以及在越后汤泽这样的城镇营生。许多富裕的西方社会也在迅速老龄化，但已经开始利用大规模的移民来应对这一问题。但日本一直坚定不移地反对外来移民，而且这种态度不太可能很快转变。

日本面临的挑战对其它亚洲经济体很有警示意义，尤其是中国。去年，中国迎来了1723万新生儿，较前一年下降了63万，尽管中国政府在2015年末废除了几十年来一直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1980年至2012年间，中国的劳动适龄人口增加了约3.8亿，这可能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得以惊人扩张的最大单一因素。

在全国人口增长缓慢的同时，自2012年以来，中国劳动人口一直在减少。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的分析师们预测，到2050年，中国劳动人口将减少2.12亿——约为目前总数的三分之一。而这一数字相当于世界第五人口大国巴西的人口总量。

中国的人口下降将发生在住房和建筑热潮之后，这波热潮让日本的泡沫经济时代都相形见绌。从2012年到2016的短短5年间，中国的水泥产量几近于美国20世纪水泥总产量的三倍。

这其中很大一部分被用于在小城镇兴建住房，当地政府依靠出售土地来支撑其大部分财政支出，从而推高了土地和住宅价格。

如果考虑到过去10年中国建设热潮的大部分资金来源于信贷，而这些贷款的大部分抵押品都是以虚高价格估值的房地产，那么中国整个金融体系的基础就显得不太稳固了。

今天，你可以从北京搭乘高铁穿越全中国，途中透过车窗看到的多半景色都是些没完工或空置的住宅楼。数十年后，这些建筑很可能成为中国泡沫时代及人口下降的遗迹，就像越后汤泽的幽灵旅馆和公寓现在印证着日本当初的泡沫时代一样。

译者/偲言

为什么美国不欢迎中国企业了？

Mon, 05 Feb 2018 06:33:23 +0800

最近，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退出了面向美国消费者销售华为Mate 10智能手机的协议。华为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合作的破裂代表着华为全面进军美国市场的脚步不得不放缓。

而就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退出与华为合作的一周前，因为没有得到美国一个审查外资收购的委员会的批准，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放弃了12亿美元（约合80亿元人民币）收购速汇金的计划。

像华为和阿里巴巴这样在行业具有领导地位的明星企业，在美国拓展之路纷纷受阻，被视为标志性的事件，不少中国媒体都将其视为美国政府对中国企业的歧视，并批评了特朗普的保守主义策略。而在蚂蚁金服收购失败后，中国外交部的每日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也表示，中国政府希望美国能为中国公司创造公平环境。

把一个复杂问题简单化很容易得出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国际贸易中，由于涉及到差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制度背景的差异，简单将其归咎为市场竞争的不公，会更加背离对现实情况的理解，中国企业在美国连续受阻不只是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所谓“偏见”。这个观点过于简单了。

而如果中国企业希望继续它们在美国这一世界上最大市场的征战，实现它们国际化的目标，那么，理解当下的中美商业现实中的政治环境变化和复杂性，以及争取被美国社会更多的了解，才是中国企业应该做的事情。

变化了的地缘政治

华为和阿里巴巴等事件，确实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贸易投资不断收紧，其移民政策也是。

特朗普政府有几个方面特点：第一，它从政治上不再相信全球化会带来价值观念的趋同；第二，它不相信政治和经济上有双赢的这种概念；第三，尽管美国前几届政府也将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长期战略对手，但是，他们还是相信，如果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会缓解中美战略上的冲突。而特朗普政府是完全不接受这一观点的。

上月，一批国会议员致信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对华为可能会与一家美国电信公司达成协议，在美国销售华为产品的事件表示担忧，顾虑主要来自长期以来他们对华为与中国政府之间关系的担心。信中称，国会“历来担心中国总体上的间谍活动，尤其是华为在这些间谍活动中的角色”。同样，在蚂蚁金服的汇金收购案中，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收购速汇金（MoneyGram)等大型转账公司，蚂蚁金服将可获取美国境内资金流动的大量资料，尽管蚂蚁金服保证会采取措施，增加数据的安全性，但交易最终还是没有通过美国监管机构的批准。文章评述说，交易的失败也说明了中美两国对敏感性个人数据的担忧日渐加剧。

所以说，一方面是特朗普不欢迎来自中国的海外投资，另一方面是美国社会对中国企业不透明的背景有深刻担忧，造成了中国企业出海美国搁浅。尽管华为、阿里巴巴都是私人企业，可能中国人会认为他们在美国市场的拓展是纯粹的商业行为，但是美国社会却顾虑其中是否有政府行为的影子，这也是美国社会对中国企业的一个普遍认识。

美国社会一直担心的问题是，这些企业到底多大程度上是受政府控制的或者受政府影响？我们参观中国公司时，常看到墙上贴着的都是跟政府官员的照片，即使是私人企业，也经常看到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标志。这里就有一个悖论。你在国内时经常强调甚至炫耀自己和政府的关系多么铁，多么硬，然后在国外却又宣称和政府没有关系。可信度有多少？

这是一个深层的问题，国际社会上不相信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是一种相互独立的关系。有些人就会认为这是美国对中国不了解，或者是敌对中国。但现在中国企业不是在美国才碰到这样的问题。在澳大利亚和欧洲，中国企业某种程度上也都碰到这些问题。这是一个经济发展达到一定规模时和政治制度之间必然要产生的一个矛盾。

从这一点上来讲，某种程度上这也不是中国企业单方面可以改变的。所以华为和阿里巴巴的案例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一个大局前提，就是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而且某种意义上来讲，现在中国政府要改变这种状况，可用的筹码已经不多了。有一个筹码是限制外国公司进入中国，但这个筹码的价值在缩水，因为现在大量的外国公司都在撤资了。

早在2008年，中国就开始收紧对外资的政策。外资进入中国的总量虽然在提高，但是有一个结构性的根本变化：西方跨国公司投资比例，实际上现在是在下降的，涌入中国的更多的是港资，而且很多都是在房地产方面，甚至现在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投资都出现了大面积的撤资。

所以在讨论海外投资这个问题的时候，中国人往往只看到别人对中国设置的一些壁垒，看不到中国政府自己做出的很多的限制，如强迫外国企业要跟中国企业共享知识产权、本地采购等等。

事实上，即使在特朗普政策收紧的背景下，中资企业到美国的投资还比美国企业到中国的投资要多好几倍。所以，对于美国在吸引海外投资上变得不开放了的指责是正确的，但也至少是不全面的。“退全球化”早在特朗普时代之前，在中国已经开始发生了。你不信的话你可以做一个思想实验：假如是速汇金收购支付宝，你认为中国政府会批吗？

用美国的方式让美国了解

据中国媒体报道，任正非在内部讲话中的一些内容疑似回应了美国被拒一事。他说：“跌倒算什么，爬起来再战斗，我们的青春热血，万丈豪情，谱就着英雄万古流。”由此看出，华为不会轻易放弃美国市场。同样，汇金的收购，也是阿里巴巴美国拓展一系列布局之一。尽管阿里巴巴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相比亚马逊、eBay等已确立自身地位的公司，阿里巴巴还有很大的差距，鉴于目前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颇为紧张，马云和其它的知名中国公司可能会更难收购美国的公司。

如果中国企业有征服美国市场的雄心，那么就需要配上适时的策略。在当前局势之下，如果说在政治上没法表明企业行为跟政府完全没有关系，那么，至少可以从行为上表现出企业愿意努力符合美国本地社会的期望，学会在服务于美国的社会结构特征的情况下，采取相应的行动。

像华为这样级别的企业，可以在美国选择参加很多的社群支持活动，建立基金会，支持地方的教育、扶贫等等，这就是多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当年日本企业进入美国市场时，尽管不像中国企业受到这么多怀疑，但确实也曾受到相应的质疑，比如企业得到政府多少补贴等等。日本很多大型企业都在美国建立了慈善基金会，争取社群的支持，因为毕竟是民主社会，如果社会对你认可的话，既使是国会和特朗普的白宫对你有敌意，各种社群的支持也可以赢得更多缓和的机会。

中国的企业在跟美国媒体打交道时，往往有些天真，带有强烈的中国烙印。可能他们习惯了在中国，作为大企业，在媒体舆论中受到尊重，但美国的媒体环境恰好相反。越大的企业，媒体越有揭露的价值。所以，从这方面来说，不仅仅是雇佣一些美国公关公司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真正有对美国社会做出贡献的行为，就业也好，或者是其他方面的支持，比如说像日本的公司那样建立慈善基金会支持大学，支持教育等，竖立起企业社会责任的形象。这也是中资企业应该多做的一些事情。

除了在美国社会树立自己的正面形象，中国企业还可以选择和美国的地方州政府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因为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中央政府当然会影响到商业的来往，但是中央政府只是治理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政治力量。以广东为例，广东和美国麻省是姐妹省。而且，广东和麻省之间应该很有互补关系：广东是一个制造大省，而且广东的制造跟“长三角”制造不太一样，它实际上是一种深究的制造模式，可以进行大规模生产，也可以进行小规模生产。

尽管麻省与广东省缔结了友好省州关系契约，但是，这其中存在一个知识的真空，即双方对对方都缺乏足够的了解。比起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日本、韩国和台湾，广东在海外的收集信息能力实际上是很差的。当时“东亚四小龙”派出的机构在收集信息这方面的能力非常强。以日本政府为例，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有合作，信息共享，政府协助企业收集重要和相关的海外信息。

像广东这样的经济大省应该有自己的派出机构。比如，广东可以在波士顿、剑桥一带设立一个办事机构，而且也不只是跟麻省政府联系，更多要在当地跟商业界、学术界多建立联系。

现在很多中国企业到麻省访问都是走马观花式的，中国企业要想在美国立足发展，得有一种常驻的机构，定期与美国当地进行交流，沉浸在美国社会中，用美国能够理解的方式让美国了解中国的企业。

去年在广州举行的《财富》论坛，有很多美国顶级公司都参加了，反过来，为什么像华为、腾讯这样级别的公司，不能在美国举行类似的活动呢？这种符合美国风格的、开放和讨论性质的商业峰会，应该可以帮助美国社会进一步了解中国企业，了解中国社会。

（注：本文由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及其个人公号“亚生看G2”授权FT中文网首发。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无法兑现的中国在英投资

Fri, 02 Feb 2018 13:12:10 +0800

四年前，当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作为英国财政大臣访问北京时，人们对于中国投资将有助于重振英国北部城市抱有极大的乐观情绪。

在某些引人注目的案例中，这种乐观毫无根据。

例如，默西河(Mersey)畔的威勒尔(Wirral)（见题图）最终承认，永远也看不到承诺中修建国际贸易中心的1.75亿英镑了。该交易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Shanghai Expo)上首次提出，如今已经无人问津。私人房地产综合企业沛尔(Peel)当时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中国集团森华资源控股有限公司(Sam Wa Resources Holdings)签署建设该中心的协议。项目原本规模大得多，计划斥资45亿英镑重建废弃码头。

威勒尔地区议会在声明中承认，“与森华共同开发的项目计划已经不再推进。”

森华董事长邵瀚萱(Stella Shiu)曾承诺要让成百上千家公司来此展示他们的产品和服务，时任英国首相的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也参观了项目地址。

但是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任何进展。2013年，英国《金融时报》披露，邵瀚萱因未能偿还贷款而于2008年被香港一家法院宣布破产。

注册在她曾用名下的几家中国公司已经解散，而森华北京办公地位于一个戒备森严的部队宾馆内。周四，邵瀚萱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

2015年，沛尔决定取消该协议，但威勒尔地区议会（代表着英国部分最贫困地区）硬着头皮继续推进。该议会反而试着向森华出售自己的土地。在花费了数千英镑往返中国后，现在它终于承认失败了。

此类令人失望的事件，让奥斯本和卡梅伦承诺的中英关系“黄金时代”失去了些许光彩。将于今天结束三天访华行程的英国现任首相特里萨•梅(Theresa May)则更加谨慎。

一位曾参与威勒尔与森华磋商的知情人士表示，英方太天真了。“中国人从来都不会对你说不，”此人表示，“如果你带来了一名商人或政客，中国人会盛情款待，你很容易会认为你搞定了一份协议。”

“森华总是说‘钱就要到位了，把钱汇出中国需要一些时间’。但是钱一直没到位。”

2013年，中国企业正处于迎来空前海外投资热潮的边缘。但眼下，担心资本外逃的中国政府已经止住了这种趋势。

这位知情人士称：“我们明白了，没有中国政府批准，你就无法拿到中国投资，除非你是（中国）大型跨国企业。”

“而现在中国政府告诉企业要把资本留在国内。”

一笔确实得到执行的交易是大型国有投资综合企业北京建工集团(BCEG)投资1200万英镑参建曼彻斯特机场附近的新商业园。该集团在曼彻斯特设立了办事处，曼彻斯特如今开通了飞往北京和上海的直航。

另一项协议是中国西部城市乌鲁木齐的华凌集团(Hualing Group)与谢菲尔德企业家凯文•麦凯布(Kevin McCabe)合作，在利兹(Leeds)边缘地区投资开发办公楼、住宅楼和零售项目，并建设一家科技企业中心——谢菲尔德数字校园(Sheffield Digital Campus)。

华凌集团还拥有米德伍德洛克斯(Middlewood Locks)开发项目25%的股权。该项目位于曼彻斯特市中心附近的索尔福德(Salford)，占地面积25英亩。它将提供总共2215套新住房和90万平方英尺的商业空间。

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去年8月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表示，中国对英国的非金融类投资覆盖“各行各业”，投资总额达180亿美元。

但在谢菲尔德的其他地方，另一个教训是，中国的投资承诺并不总能得到落实。

这座“钢铁之城”由于制造业受到廉价竞争的冲击，许多工作岗位被中国夺走了。谢菲尔德希望通过投资来重振经济。2016年，谢菲尔德炫耀其与四川国栋建设(Sichuan Guodong Construction)达成的10亿英镑房地产交易是英国最大的房地产交易。

四川国栋建设的总部设在成都，该市位于中国西南部，与谢菲尔德互为国际友好城市。交易达成时，四川国栋建设董事长的女儿也在谢菲尔德读书。谢菲尔德劳工议会(Labour council)表示，这家建设集团的投资期限为60年，在3年内将对首批5个项目投资2.2亿英镑。

四川国栋建设打算买下这座城市历史悠久的图书馆，将其改建为酒店。但它发现，涉及的修复工作的花费比当初想象的高昂得多，于是撤出了该项目。

谢菲尔德市议会表示：“我们正与四川国栋在全市范围内的其他项目上展开合作。”四川国栋建设拒绝就此置评。

除了投资于房地产，四川国栋建设也生产地板、玻璃和苏打水。

谢菲尔德的一些人对市议会与该公司的交易提出了批评。曾担任市议会负责人、现为自由民主党(Liberal Democrats)的保罗•斯克里文(Paul Scriven)表示，与中国企业的交易就像“棉花糖”。他说：“它被绕成了一种大的、诱人的东西，但当你触摸它的时候，它就开始瓦解。这个投资者在战略上是否适合谢菲尔德？我们确信已做了尽职调查吗？”

斯克里文勋爵曾根据信息自由法律，要求了解谢菲尔德与四川国栋之间协议的更多内容，但被以商业机密为由拒绝了。

译者/何黎

为什么说特朗普是幸运的？

Fri, 02 Feb 2018 06:37:52 +0800

“所以我认为你看到的是一个全新的美国。”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向齐聚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EF)的商界精英发表演讲时吹嘘称。那么，如果真是如此，美国到底“新”在哪里呢？特朗普的这一信念将如何影响他的全球经济议程？为什么曾因在就职典礼上宣称“保护将带来巨大繁荣和优势”而震惊达沃斯的特朗普，能成为继2000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之后第二位赴瑞士参加这一年度盛会的美国总统？

显然，特朗普的主要目的是宣称“多年停滞之后，美国如今正再一次经历强劲的经济增长”。而且，美国“对商业开放”。这些以及类似的关于就业、消费者和商业信心的言论贯穿了他的演讲。说美国经济表现强劲没有错；说这是在经历多年停滞之后出现的现象却并非事实。

从2009年第二季度至2016年底，美国经济的复合年均增长率为2.2%。过去四个季度，美国经济增长了2.5%。这并非显著变化。经济增长率出现大幅变化——而且很不幸是下降——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现在的美国经济规模比假如1968至2007年的趋势得以延续的规模小17%。自2009年实现复苏以来，美国经济增长趋势大幅放缓。这种局面可能改变，但还未实现。劳动生产率也是如此，增速依然很低。（见图表）

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失业率的确下降了，从2016年12月的4.7%降至2017年12月的4.1%。按历史标准衡量，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比率。但这是自2010年出现的下降趋势的延续。如果要归功于谁的话，应该归功于美联储(Fed)，归功于其经常受到共和党指责的政策。2017年12月，86%的25至54岁男性有工作。这比一年前高出1个百分点，比2010年1月高出5.6个百分点。遗憾的是，它仍低于此前的周期性峰值——1999年的将近90%和2007年的88%。黄金年龄段女性就业比例也低于2000年水平。

特朗普对股市尤为热心，称美国股市“打破了一个又一个纪录”。此言不虚。按照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经周期性调整后的市盈率计算，美国股市的估值水平已经与1929年相当，只有1998、1999和2000年的超高估值比这更高。考虑到股市已经处于高位，去年的上涨相当不同寻常。但这本该引发担忧，而非可炫耀之事。特朗普或许很快就会后悔称赞股市的高估值。股市可不听从任何总统的号令。

预期好时光将很快到来的一个理由是给企业的大幅减税。但这不大可能带来潮水般的投资或是更高的潜在经济增长。一个更可信的看法是，减税主要将会抬高股价，加剧财富不平等，加快在对资本征税方面的逐底竞赛。英国在这方面的经历让人清醒。英国将企业税率下调至19%对投资或实际工资中位数的影响微乎其微。对减税将在美国发挥不一样作用的期待很可能落空。

简言之，特朗普揽取的功劳属于始于其前任时期的后危机时代复苏的延续。这根本算不上“全新”经济。他只是一直很幸运。只要股市不崩盘，他或将一直走运。但问题是走运的特朗普将如何表现。一个感觉自己会一直连胜的人将变得更加苛刻，还是更加包容？

特别值得担忧的是贸易政策。在这方面，特朗普表示：“我们支持自由贸易，但它必须是公平的，也必须是互惠的。因为不公平的贸易最终会有损我们所有人。”这不是什么新辞令。

乐观的看法是，我们将看到更多类似上周针对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宣布的措施。这些措施愚蠢，但却是标准措施。甚至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也可能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如今，值得赞扬的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其他11个参与国已同意继续推进，特朗普甚至表示：“我们会考虑与其他国家进行谈判，无论是单独还是作为一个整体。”

悲观的看法是，美国政府已经陷入从根本上荒谬的教条：美国的贸易赤字不是宏观经济失衡的结果，而是贸易政策欺诈的结果；而且，消除赤字的方式是通过与所有重要贸易伙伴签订新的双边协定。这种做法将摧垮当前的多边贸易体系，而且与市场经济也不相容。只有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才会尝试实现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及其老板想要的那种双边平衡。一个坚持如此愚昧教条的愤愤不平的超级大国，很可能给全球经济和国际关系造成巨大危害。

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在达沃斯看到的这位自信而温和的特朗普？他的自夸或许空洞无物，但他的确幸运地接手了一个处于后危机时代强劲复苏中的经济。经济将继续对他有利，只要他不要太过笃信股市。

这对他来说是个好消息。强劲的美国经济对世界也是好消息。但自信的特朗普对世界或许不是好消息。问题是他如何反应。他将变得更加理性，还是更不让步？他的演讲没有提供任何答案。不确定性依然笼罩着未来。

译者/申凯

“坐月子”：先进，还是愚昧？

Fri, 02 Feb 2018 01:54:06 +0800

对于女性生育后的“坐月子”习俗，在当下的中国已有争议。然而我的英国同事Julia却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她说：“我真的很羡慕中国产妇有坐月子的特权，她们可以获得足够的时间休息和恢复，孩子和家务都可以交给别人。在英国，雇一个“maternity nurse”是非常贵的，每周要1000磅左右，而且还只负责照顾宝宝。”当我告诉她中国产妇有因为“坐月子”中暑甚至引起并发症死亡的新闻之后，她惊讶地吐了吐吐舌头，“这些观念真是太陈旧了。我不觉得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我觉得坐月子的习俗至少说明中国家庭对于产妇的产后恢复是非常重视的。”

科学研究表明，产妇生产后的2-6周对于婴儿和产妇都是至关重要的。世界卫生组织在每年发布的《新生儿和产妇产后恢复指导手册》中指出，生产后最初的几个星期对于无论是新生儿和产妇都十分重要，它不仅包括了身体上的康复还包括了产妇在此过程中的心理重塑，因此产妇和新生儿都应当得到精心的照顾。

在英美等国家，一般医生会在产妇出院后2周左右进行回访，查看产妇身体的恢复情况和新生儿的情况；英美的产妇往往认为生产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甚至有些产妇在生产后一个月左右就开始工作了。在英国，常规的产假是6周，之后产妇仍然可以休息，但是只能领到很低的国家补贴，所以大部分产妇都会选择回到工作岗位。对于Julia来说，英国的父母很少帮助子女照顾孩子和产妇；保姆的费用也十分昂贵；家务，产后恢复，照顾新生儿都需要由年轻的夫妇承担，尽管丈夫也有产假，但是对于新手妈妈来说，负担仍然非常重。“医生们更加关注产后抑郁，但是诸如产后疼痛，营养之类的却关注比较少。新生儿的来临以及工作等多方面因素，让我吃一顿精心准备的饭菜都成为了奢侈品。”Julia无奈的抱怨，“我在中国的时候看到有很多专门为产妇准备的饭，在这边我只能匆匆忙忙的吃个快餐。”

那么，坐月子是否有必要呢？西方的医学观点认为分娩是人的本能，因此是一个恢复的过程；而对于中医，分娩类似于生病，是一个耗损的过程，因此需要“养”，加上古代并不发达的医疗技术，就产生了种种规矩。北京和睦家康复医院的张新医生指出，尽管对于女性来说分娩是自然的过程，但是并不代表身体会自然地恢复到原状。女性产后会面临诸如盆底肌松驰，腹直肌撕裂，耻骨分离，腰背部疼痛等问题；有些问题比较严重的可能会造成一生的后遗症，因此在产后进行适当的恢复训练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这种产后恢复和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坐月子”有很大的区别。“在和睦家我们主要是靠专业的康复医生帮助产妇进行身体肌肉和情绪的恢复，此外产妇在产后也需要更为精心的膳食调理，例如多吃富含铁和钙的食物，同时又不能大量进补，在体力劳动方面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我想问题不在于是否‘坐月子’，而在于如何科学的‘坐月子’，并不是所有的中医调理都是不科学的。”而来自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对比研究则表明，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进行的产后中医护理如艾灸，中药熏蒸可以有效地减少产后并发症的发生。

在中国，一些产妇坐月子期间致死的新闻，大多都是由于产妇本身没有科学的产褥期保健意识造成的。“坐月子”的理论来源更多是靠老一辈的口口相授而非专业人员的指导，这就造成了很多错误观念的盛行，例如不可以洗澡刷牙，不能见风等等。根据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2016年对湖北省2100名产妇做的调研，有18%的妇女在“坐月子”期间不吃蔬菜，79%的妇女不吃水果，还有76%的妇女不喝牛奶，因为她们坚定地认为骨头汤能够补钙。调查显示，约有46%的产妇对于产褥期的保健知识来源于老一辈的经验，文化程度越低，知识来源于父母亲朋的比例越高，文化程度越高，则更倾向于求教于专业的书刊网络和医护人员。因此，对于产妇来说，从更为多元化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产后护理知识，有鉴别地吸取各种经验才是科学“坐月子”的关键。

中国“坐月子”的传统在一方面的确传播了一些不科学的护理观念，但是在另一个方面也显示了中国传统中对于产妇和新生儿的重视，产妇也获得了更多的家庭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支持。而家庭和社会资源的有利支持对于产妇能够快速适应新妈妈的角色是十分重要的。当然，如何平衡家庭资源的投入又是一个宏大的命题，仅从社会资源上来说，欧洲很多国家近年来也开始注重产妇产褥期的身心保健，挪威的很多医院附设有类似于中国月子中心的产后康复中心供产妇们居住；荷兰的产妇可以享受1-2周的免费“月嫂服务”，月嫂会负责家务，照顾新生儿和产妇的生活；在瑞典，新手父母双方都可以享受长达一年的带薪产假。而对于中国来说，当务之急是普及科学的产后康复知识，让“坐月子”不再成为愚昧的代名词。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邮箱：shirley.xue@ftchinese.com）

季风书园之死折射公共领域式微

Wed, 31 Jan 2018 18:31:19 +0800

2018年第一个月行将结束，对于沪上季风书园而言，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历经283天的漫长告别，死亡如期而至。

从1997年到2017年，季风在上海陪读者走过了二十年。回顾季风二十载，其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段，前十五年的严搏非时期与后五年的于淼时期。严搏非时期，季风从无到有，砥砺扩张，鼎盛时期一度多达八家门店，其公共生活也由最初的小型公开派对演进至高峰期的深具广场效应。2007年，读品小组入驻，掀起青年知识运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由观念共同体聚合而成的读书会。2008年陕西南路店遭遇租金上涨压力，人们掀起第一次“季风保卫战”，口号无不彰显它的阅读品味——“地铁站里不能只有哈根达斯，而没有哈贝马斯”。严搏非时期，季风经历了从无到有、由盛而衰的过程，原因无外乎强势资本攻城略地、房租上涨、网络书店冲击。作为曾经的学者，严专注于书籍和思想本身，不慕时俗，为季风定下了“独立的文化立场自由的思想表达”的基调，500期季风书讯即是明鉴，也因此，严时期的季风读者群主要为知识分子群体。

2013年，于淼接手季风，开辟上图地铁站门店，这是五年来季风唯一的门店。于淼的商业背景与公益经历赋予季风更加契合时代脉搏的气质，他的实干精神加理想主义色彩，使季风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一时期，季风走进社区，走进大学，走进企业，甚至走进了贵州边远山区，在商业与公益之间，坚定地选择了后者。2015年，于淼做起了“复兴梦”，欲打造一个类似日本蔦屋的书店综合体，他将其称之为“有温度的公共空间”，终因不可抗力因素胎死腹中。2017年初，上图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为由，不再与季风续约。于淼寻遍上海大地，亦无寻到季风容身之所，这是于接手季风以来所碰之最大壁。无奈之下，4月23日，对外宣布停业。“倒计时不灭的火种”是季风漫长告别的标语，期间各种活动如缕不绝。读者纷纷来到书店，做着最后的告别，充满了仪式感。季风与读者一如既往地保持默契，宁静而安详，共赴这场唯美、优雅且不失尊严的葬礼。于淼时期的季风，突显公共情怀，读者群由传统的知识分子群体扩展至以都市白领、中产阶级为代表的沪上主流人群，阅读领域也由专业阅读走向公民阅读。

过去二十年，季风与读者可谓共生共荣、互相成就。二十年，足以使一代人老去，又足以使一代人成长。读者正是依凭严搏非、于淼两代季风人努力搭建的平台，参与到由书籍与思想合力汇聚而成的公共生活，进而见证个人、城市与时代的变迁。而季风也从草创初期一家单纯的小书店，逐渐成长为在沪上乃至全国有着一定影响力的独立民营书店。不夸张地讲，季风书园以及围绕它所形成的知识分子和读者群落将注定成为当代上海精神生活史的一部分。

人们不禁要问，偌大一个上海，何以没有季风的容身之地？毋须赘言，季风命运的戛然而止，与这个时代及其背后的公共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某种程度而言，季风之死恰是折射了当下公共领域的式微，一种短期内无可逆转的式微。

何为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是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为公众的领域，它介于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一块中间地带。它的形成与市民阶级的形成几乎是同步发生、互为因果。其前提条件是，必须有一个能把讨论者聚拢起来的物理空间。本质上，公共领域是某种紧张关系的反映，这种紧张关系和由此产生的批判精神是其得以存在的社会心理基础。公共领域的价值，在于将这种紧张关系理性表达。因此，公共领域与市民阶级对公共权力的批判须臾不可分离，与主流意识形态或主流文化进行商榷、辩论乃至对其批判其本能与天职。

城市中最为突出的公共领域是那些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学化的公共领域，其机制体现为书店、咖啡馆、沙龙以及文人聚会等。沪上季风书园正是这样一个文学化的公共领域。过去二十年，季风的发展与沪上市民阶层的生发、培育几乎是同期展开，其带有鲜明自由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对沪上市民阶层的公民观念之酝酿、启蒙、培育有着不可缺少的刺激作用。

季风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则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不知如何与有关部门有尊严地打交道。尤其在于淼时期，当度过了第一年与政府的蜜月期后，似乎再也无力与之展开有效沟通，各种壁垒如影随形，甚至影响到与非政府部门的合作。具体言之，束缚季风的禁忌繁复冗赘又无可揣摩。内容方面，顶层设计、西方话语体系、某些历史阶段、宗教权利，不可触碰；时间方面，那个知名的春夏之交，无可言说；人物方面，更是存在着一份神秘名单，无从知晓。

其二，季风浓烈的批判意识以及对美好彼岸的孜孜以求。这是一种美好的紧张，也是促进社会进步的紧张。那无数场讲座、论坛、音乐会、诗歌戏剧朗诵会都无不践履其公共性，即一种季风人对公共事务作出独立于公共权力领域之外的理性判断。以读品读书会为例，青年朋友在季风这个开放平等的空间里体验公共生活、积累公共经验，袒露独属于个人的心灵和见解，接受来自他人的质疑和评价，亦质疑和评价他人的观念，在唇枪舌剑中涤荡出非中庸的甚至带有某些异端色彩的观念。因此，在季风书园这一公共领域，不论人们讨论的主题是文学的还是历史的，是心理的还是社会的，都本能地体现出与公共权力领域和特定私人迥异的公共价值，而这正是季风的可贵之处。

然而，公共权力领域对于公共领域却是保持高度警惕的。二十年来，公共权力似乎总有一种将季风莫名政治化的倾向。尤其过去五年，国家对社会领域的全面占领势不可挡，社会领域也因国家的强大，主动投怀送抱。这种国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双重过程，使得类似季风这样介于私人和国家之间具有中立、独立、批判意识特质的公共领域逐渐式微，并因其批判精神的消退而彻底瓦解。而威权体制下，公共领域更是一种幻象，予取予夺无可商量，所以，也便有了伪公共领域一说。由此可见，季风之死是整个社会领域萎缩的缩影，公共领域已完全为公共权力笼罩覆盖。

季风的使命已然完成。它漂泊在时代的零丁洋里，最终沉船，向死而生。而它的背后是千千万万有着与它一样公共精神的人们，零丁洋里叹着零丁。正如季风创始人严搏非所言：季风是大洋气流，随气候变化，生生不息，就像是近代中国的命运，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出，开始现代化进程，对外部世界的吸收和抵抗、融化和变构从此就成为她的命运，可惜的是，这一百多年的重构，至今尚未完成。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为什么美国不欢迎中国企业了？

Mon, 05 Feb 2018 06:33:23 +0800

变化了的地缘政治

华为和阿里巴巴等事件，确实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贸易投资不断收紧，其移民政策也是。

用美国的方式让美国了解

（注：本文由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及其个人公号“亚生看G2”授权FT中文网首发。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坐月子”：先进，还是愚昧？

Fri, 02 Feb 2018 01:54:06 +0800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邮箱：shirley.xue@ftchinese.com）

中国对日本，要有长期打算

Fri, 02 Feb 2018 17:30:40 +0800

“中国对安倍、对日本，没有什么战略，基本上都是被动应付，还常常被他（安倍）利用，成了他的‘啦啦队’。”

这是多数驻华日本主流媒体对安倍晋三上台以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日关系的看法，而且观点比较一致。

而另一方面，被日本记者称为“日本通”、“日语说的非常好”的中国外长王毅，1月28日在北京会见日本外相河野太郎时表示：双方应构建政治互信，希望日方从根子深处把握好对华认知，真正把中国当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把中国发展视作机遇而不是威胁。王毅外长可以说点到了问题的根本上。

事实上，在近代历史上，除了侵华战争，日本对中国现代化在文化上的影响是很大的。毛泽东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主要是从行动层面说的；而马列主义思想乃至“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作品的引进，很大程度上来自日本。甚至包括现代汉语的政治词汇，日语的痕迹都随处可见。当中国不再积贫积弱，当中日经济同处发达水平时，从双方文化同源、应付本区域内外共同的挑战、双方国家崛起战略顺利实施以及发展双方经济受益彼此角度来说，确实有改善之必要，至少不要全面对抗。最根本的是，中国对日本，要有长期打算。

以制华为主到制衡与合作并重

截止去年11月为止，安倍政府和中国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不好，安倍追随美国，对中国处处牵制。但自去年11月习近平与安倍在越南见面后，安倍政府的对华政策有了明显的变化。

当前安倍对华关系的最大改变是：由之前的以遏制和牵制为主，变成现在的合作与制衡并存。具体表现在：与中国在“一带一路”上展开合作，发展双边经贸合作，以及降低与中国的对抗，在双方历史和领土问题上开始低调处理。

据日本国内消息说：安倍对幕僚表示，只要中美不全面对抗，日本就要和中国改善关系，要参加“一带一路”，不和中国搞全面对抗，历史和领土问题上，大家都要低调。

但与此同时，安倍政府在美国退出后继续力推的TPP、以及落实“印-太战略”等方面，还是很容易让人看出日本共同社说的“制衡与合作并重”的味道。

安倍改变对华政策，有他自身国内政治的深刻需要，是时势使然，也有中方习近平主席和安倍个人的因素。

众所周知的是，作为政治人物，安倍最大的政治理想就是要修改日本宪法，让日本成为“正常国家”，而这就需要同时和中美两个国家搞好关系，像现在这样只和美国搞关系、单纯迎合美国是不行的，这就叫平衡。

当我们回顾安倍让日本“正常化”走过的道路时，我们可以看出一条清楚的轨迹，这就是：从历史和领土问题着手，迎合日本国内普遍要求日本“正常化”的呼声，获得高支持率，继而首先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再另做它图。安倍这样做，还与他二次执政时美国总统奥巴马实施的“重返亚太”的遏制中国战略密切相关。在奥巴马这一战略的背景下，一来作为美国盟国的安倍政府无法与之对抗，只能与之配合，二来奥巴马这一战略，和安倍的上述“正常化”路径是完全一致、互为补充的。这就是为什么安倍在去年11月和习近平越南会面之前，一再对抗中国的原因。而今，安倍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已经大变。一方面，安倍在国内建立了稳定的高支持率，这使他做起事来更加得心应手；另一方面，日本对美国的追随关系，必须要借助外力加以平衡，否则日本无法解决美国这个日本正常化的最大障碍，而这个唯一的外部因素，当然只能是中国。只有在中美之间游刃有余，日本才能使自己“正常化”。

必须重视的是，安倍这个人凝聚支持率的能力。他几乎把每一次外交活动都变成了他在国内拉升支持率的机会，哪怕局势对他不利，也能一再成功，还非常善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种中国人常说的做“群众工作”的能力以及带来的高支持率，应该也是中方愿意与之合作的因素之一。这一点值得参考。

另一方面，奉行“美国优先”宗旨的特朗普上台后，安倍已不再信任美国。

特朗普执行“美国优先”战略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最后一刻退出TTP。这重创了安倍政府，使得安倍费尽心机扩大日本国际影响、抗衡中国经济崛起和为日本带来经济收益的一切努力泡汤，让安倍政府感到沮丧。不仅如此，特朗普还逼迫日本追加、加大在美国投资，进口更多美国产品，包括以反朝核为名扩大购买美国武器装备。特朗普甚至不顾美日的同盟关系，在安倍首次访美时，在记者会上搞出了一场鼓励中日在美国争相扩大投资、让两国相互平衡的把戏。在国际舞台上，特朗普还公开反对全球化，热衷双边谈判，这对国内市场狭隘、把国际市场视作生命的日本来说，是相当致命的。而美国作为世界老大，为日本做了什么呢？好像没看见。在这种情况下，往中国这边游离一点，加强和中国的合作来平衡美国，就成为一种必要，否则日本以后的国际空间必然更加有限，更不要说“正常化”了。

第三，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对日本经济本身就是有好处的，还能带动双方在其他经济领域的进一步合作。

据日方人员介绍，日本参与“一带一路”，是安倍在越南当面和习近平主席敲定的。习近平当面向安倍表示：在“一带一路”问题上，希望日方“拿出具体行动”。据说安倍对这句话很重视，回国后和幕僚们一再提到习近平主席的这句话，要求尽快落实。最后日方决定，以和中国共同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项目，特别是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方式，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日本这样做，一来可以使日本经济直接从中获益，二来风险也可以和中方共同分担，基本上属于只赚不输，至少是多赚少赔。

同时，当前日本政府内部的情况也有利于日方参与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目前日本政府产业部门支持日本参与“一带一路”，财政部门则因顾虑到花钱多和投资回报问题，有所保留。但多次来华访问的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曾任产业大臣，因而支持日本参与；安倍的首席政治秘书也来自产业部，这一切都促成了日本与中国的合作。这反过来极大激发了一向爱看政府脸色的日本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的热情，因为有了政府支持，按照日本的“潜规则”，就有可能拿到政府津贴，就算拿不到，万一投资失利，也有可能得到政府一定的补偿。

而且，在“一带一路”上的合作还能带动中日两国在其他经济领域的合作。目前中国对日本的环保、养老和医药产业很有兴趣，日本也很愿意与中国加强这些领域的合作，双方企业和部门已经开始接触。

最后一个因素是：安倍今年还要争取自民党总裁的连任并以此实现长期执政，但安倍的硬伤是：他周边外交处理得不够好，无论是对韩国的关系还是对华关系，乃至对俄关系和北方四岛问题，他的成绩单都不靓丽。而如能成功改善对华关系，当然会为他的连任大大加分。所以，安倍需要和中国“亲善”。

此外，根据日方的消息，安倍在越南与习近平主席见面后，对其强有力的领导力赞赏有加，认为与这样的人合作，能办成事。同样据日方消息说，中方对安倍也有类似的评价。

综上所述，安倍改善对华关系，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上述四个因素里的前三个，即：实现日本“正常化”的需要，安倍对特朗普的不信任，以及参加中国“一代一路”可以使日本经济上获利这几个因素，在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决定安倍对华政策都将是一直起作用的。

至于领导人相互间的观感和评价，同样也十分重要。应该说，习近平在一些大的外交战略方面感觉很好，看得也很准，如“一带一路”、中国“参与制定国际规则”等方面，在宏观和战略高度层面均已被实践证明是有远见的。现在安倍改变对华政策，也证明了习近平对中日关系的判断和洞察力。

与此同时，日方通过促成没有美国的TPP，以及“印-太战略”对中国的制衡，同样一直会存在；而两国间的历史和领土问题，虽然变“低调”了，但问题并没有解决，而且因为日本有“正常化”的需求，在这一过程中，这个问题也不大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前几天安倍在日本国会对中国潜艇进入钓鱼岛水域的强硬表态，即为一例。

“中国梦”与日本的“正常化”

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中日关系如何发展，有一些重大因素必须加以考虑。首先，必须从分析两国当前确立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作为切入点，这就是“中国梦”和日本的“正常化”。特别要搞清楚：这两个战略目标是否水火不容、你死我活，还是可以“共存共荣”；在操作层面，还要搞清楚这两个分别被两国领导人高度看重的战略目标是否有交集，以及双方在实现自己目标的过程中能否相互合作。明确了这些问题，决策也就有了正确的依据，至少不至于一事一议式的应付。

所谓“中国梦”，也就是中华民族彻底洗刷百年耻辱，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恢复往昔在世界上的光荣；而日本的“正常化”实际上就是，在二战结束70多年后，日本结束因二战战败导致的不享有完全国家主权、实际上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状态，成为国际法上拥有完整国家主权的国家，即变成“正常”国家。那么，这两个目标是否有交集呢？

首先，这两个目标本身就说明：中日两国都认为自己受到当今不公正国际秩序的束缚乃至压迫，都欲加以突破和解决。

对中国来说，虽然当前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经济发展速度世界第一，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第一，政治上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军事上是世界第三强国，但现行国际规则是在中国发展起来之前，由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在当今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不时受到这些规则的束缚，受到一些发达国家的阻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在国际舞台上要“参与制定规则”，就体现了中国对这种不合理状况的不满，以及欲对之加以改变的愿望。

而日本情况也有类似之处。虽然经济实力位居世界第三，在中东、东南亚和中国等地区修桥、造路、捐学校、建医院的事情事实上也干了不少，甚至在外务省之下专门建立“国际协力机构”，专事对外援助，每年政府拿出专门资金用于第三世界国家开发援助，但仍然不是完整主权独立的国家，比如日本民航班机在本国空域的飞行受到驻日美军的影响。这一方面是二战前日本在亚州的侵略、殖民活动的后果，另一方面，二战后几大原法西斯国家也都经历过一段国土被占领、国家主权被剥夺的时期，但后来因为美国对抗苏联的需要，很快就结束了。像日本这样国家处于“不正常”状态达70多年时间的，仅此一家。这导致“正常化”目标几乎成为日本的全民共识，必欲拼全力实现之。

另一个客观情况是：中日两国实现自己国家战略目标的共同障碍都是美国。

战后美国通过在日本驻军和一系列美日双边协定，实际上包揽了日本的国防，并在此基础上控制了日本的外交，并对一切不利于美国长期控制日本的思潮和政治家都严厉压制。特别是对日本国内根基于大亚洲主义思想的“亚洲共同体”、“亚元”等理念，更是不容许。随着日本经济的腾飞，以及驻日美军在日本各种恶劣的违纪行为，日本民众的自主意识日益高涨，尤其是青年一代日本人。同时来自日本的消息显示，安倍这一代政治家和老一代日本政治家的一个最大不同点在于，他们不少人都有“反美”倾向。

因此，对当今遍及日本民众和一些政治家的自主诉求来说，美国是最大的障碍。

对中国来说同样如此。在当前中国崛起的整个过程中，美国事实上对中国在军事上围堵，政治上压制，外交上牵制，经济上还限制。这是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对正在迅速崛起的世界第二强国中国本能的自然反应，这也使得美国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的最大障碍和问题。

因此，在中日两国实现自己各自战略目标的进程中，实际上是存在合作机会的，完全可以互相支持。

同时，中日两国各自的战略目标会有冲突，这与两国的国民心理、文化习惯、战略眼光有一定关系。但是，这并不必然导致两种战略目标不可控的冲突。这是由于两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一方面，尊重强者的习惯使得日本在面对当今经济实力世界第二的中国时，和面对当年那个积贫积弱的中国，在心态和行为方式上必然是完全不同、有所节制的，作为一衣带水近邻的日本很难与实力强大的中国全面对抗。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中日两国的经济结构很容易造成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即便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这种互补潜力仍然存在并巨大，只要认真挖掘，合作领域仍然广阔。例如当前在环保、养老和医药方面，完全有机会开拓新的合作机遇，从而超越汽车及家用电器的小格局。只要从经济入手，形成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并形成规模，两国各自的战略目标就可以共存共荣。同时以此为基础，促进东亚一体化市场的形成，届时，则亚洲必将形成全新的格局。

对当今中日两国来说，东亚国际关系的三方格局远比现有的两方格局稳定。

目前东亚的格局是：世界经济总量第一和第三大国美日结成联盟，对抗正在迅速崛起的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中国；美国则利用这种对抗，牵制中日两国实现自己国家崛起的战略目标，即“中国梦”和“正常化”，以确保自己永远获得最大的利益。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这种两条腿的板凳是很不稳定的，要靠坐在上边的人小心操作。而一旦失手崩塌，结局当然首先是脆弱一方的中国这边首先倒下，但由于中国国土、人口和经济的总量，一旦中国倒下，则美日也必然难以承受。因此，东亚国际关系格局只有从现有的美日一方、中国为一方的两极格局变成中美日三方格局才能更加稳定。而日本的正常化，则是形成三方格局的前提。

退一步说，即便三方格局形成后美日仍然报团，无非也就是现在的格局，中国的压力并没有增大，但行事的余地、格局和空间则完全不同了。

最后，日本的“正常化”问题，说到底是日本内政，只要走通国内程序即可，美国干预的空间也不大。

鉴于上述因素，中国对日本，要有长期打算。

（注：作者是国际问题研究者。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中国对日本，要有长期打算

Fri, 02 Feb 2018 17:30:40 +0800

“中国对安倍、对日本，没有什么战略，基本上都是被动应付，还常常被他（安倍）利用，成了他的‘啦啦队’。”

这是多数驻华日本主流媒体对安倍晋三上台以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日关系的看法，而且观点比较一致。

以制华为主到制衡与合作并重

但与此同时，安倍政府在美国退出后继续力推的TPP、以及落实“印-太战略”等方面，还是很容易让人看出日本共同社说的“制衡与合作并重”的味道。

安倍改变对华政策，有他自身国内政治的深刻需要，是时势使然，也有中方习近平主席和安倍个人的因素。

另一方面，奉行“美国优先”宗旨的特朗普上台后，安倍已不再信任美国。

第三，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对日本经济本身就是有好处的，还能带动双方在其他经济领域的进一步合作。

“中国梦”与日本的“正常化”

首先，这两个目标本身就说明：中日两国都认为自己受到当今不公正国际秩序的束缚乃至压迫，都欲加以突破和解决。

另一个客观情况是：中日两国实现自己国家战略目标的共同障碍都是美国。

因此，对当今遍及日本民众和一些政治家的自主诉求来说，美国是最大的障碍。

因此，在中日两国实现自己各自战略目标的进程中，实际上是存在合作机会的，完全可以互相支持。

对当今中日两国来说，东亚国际关系的三方格局远比现有的两方格局稳定。

退一步说，即便三方格局形成后美日仍然报团，无非也就是现在的格局，中国的压力并没有增大，但行事的余地、格局和空间则完全不同了。

最后，日本的“正常化”问题，说到底是日本内政，只要走通国内程序即可，美国干预的空间也不大。

鉴于上述因素，中国对日本，要有长期打算。

（注：作者是国际问题研究者。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无法兑现的中国在英投资

Fri, 02 Feb 2018 13:12:10 +0800

四年前，当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作为英国财政大臣访问北京时，人们对于中国投资将有助于重振英国北部城市抱有极大的乐观情绪。

在某些引人注目的案例中，这种乐观毫无根据。

威勒尔地区议会在声明中承认，“与森华共同开发的项目计划已经不再推进。”

森华董事长邵瀚萱(Stella Shiu)曾承诺要让成百上千家公司来此展示他们的产品和服务，时任英国首相的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也参观了项目地址。

但是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任何进展。2013年，英国《金融时报》披露，邵瀚萱因未能偿还贷款而于2008年被香港一家法院宣布破产。

注册在她曾用名下的几家中国公司已经解散，而森华北京办公地位于一个戒备森严的部队宾馆内。周四，邵瀚萱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

“森华总是说‘钱就要到位了，把钱汇出中国需要一些时间’。但是钱一直没到位。”

2013年，中国企业正处于迎来空前海外投资热潮的边缘。但眼下，担心资本外逃的中国政府已经止住了这种趋势。

这位知情人士称：“我们明白了，没有中国政府批准，你就无法拿到中国投资，除非你是（中国）大型跨国企业。”

“而现在中国政府告诉企业要把资本留在国内。”

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去年8月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表示，中国对英国的非金融类投资覆盖“各行各业”，投资总额达180亿美元。

但在谢菲尔德的其他地方，另一个教训是，中国的投资承诺并不总能得到落实。

四川国栋建设打算买下这座城市历史悠久的图书馆，将其改建为酒店。但它发现，涉及的修复工作的花费比当初想象的高昂得多，于是撤出了该项目。

谢菲尔德市议会表示：“我们正与四川国栋在全市范围内的其他项目上展开合作。”四川国栋建设拒绝就此置评。

除了投资于房地产，四川国栋建设也生产地板、玻璃和苏打水。

斯克里文勋爵曾根据信息自由法律，要求了解谢菲尔德与四川国栋之间协议的更多内容，但被以商业机密为由拒绝了。

译者/何黎

为什么说特朗普是幸运的？

Fri, 02 Feb 2018 06:37:52 +0800

译者/申凯

英国首相告诫中国遵守全球规则

Wed, 31 Jan 2018 17:14:02 +0800

周三，特里萨•梅(Theresa May)抵达中国展开访问，她直率地告诫中方：要实现中国与英国乃至整个西方之间的贸易新机遇“最大化”，北京方面就必须遵守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全球规则。

这次为期三天的访问还未开始就已经出现了一些紧张，英国首相顶住北京方面的压力，拒绝表态支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旗舰项目“一带一路”倡议(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在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梅表示她希望加强英中贸易，但是相比前任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她对双边关系表达了更为怀疑的态度，称两国“不会总是看法完全一致”。

但是英国首相也提出了一些敏感话题，包括中国被指在世界市场上倾销产品，称英国将研究“还能做些什么来解决钢铁等行业的全球产能过剩问题”，她还提及中国据称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

她表示，她希望“确保在我们的企业创新和开发新产品的同时，他们能够确信自己的知识产权和权利会得到充分保护”。

梅此行将访问武汉、北京和上海。她强调了英国支持中国全球扩张的立场，指出英国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早期支持者。亚投行相当于中国版的世界银行(World Bank)。

在前往中国途中发表讲话时，梅证实她将向北京的中国领导层提出对“一带一路”的关切，称她希望确保这项基础设施投资大战略符合“国际标准”。但她承认，该倡议“有可能对投资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并给中国以外的企业带来机遇”。

梅补充称，她还将“提及人权和香港问题”，并捍卫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一国两制”方针。

就像“特殊关系”一词被用来掩饰英美之间的任何紧张一样，英国和中国现在都使用“黄金时代”这个表述来暗示一种持久的新伙伴关系。

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本周在为《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至少五次提到“黄金时代”，表达了对于未来商业合作能够收获“金色成果”的期待。

但是，梅迄今一直对中国心存警惕，2016年她接任首相后，首批行动之一就是暂停中国参与投资欣克利角(Hinkley Point)核电站的计划；她的前顾问尼克•蒂莫西(Nick Timothy)当时警告称，一旦关系紧张的时候，北京方面可能“让灯熄灭”。

英国前财相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在任期间断定，与其像很多西方国家的政府那样，在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采取一种不情愿的姿态，不如撇开人权问题和中国日趋强硬所引发的担忧，全力和北京搞好关系。

2015年，奥斯本特意访问了地处中国西北部、通常不会安排西方政治人物访问的乌鲁木齐，此举引起西方政界人士的愤怒，他们指责奥斯本对北京对待维吾尔少数民族的方式视而不见。

周三在武汉时，梅将宣布一系列新的交流协议、合作伙伴关系和商业合同，以加强英中之间强有力的教育关系，但她不会对希望赴英留学的中国学生发出任何改变签证规定的信号。

译者/何黎

中国允许学者辩论对朝政策的背后

Tue, 30 Jan 2018 17:28:47 +0800

在中国，外交政策辩论很少是活跃的，这正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共想要的局面。辩论很少，文章和讲座充斥着催眠的口号和官方的正统观念。

但这种貌似一派平和的共识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例外：中国的专家们围绕该如何应对朝鲜这个日益恣意妄为的拥核邻国展开了一场激烈辩论。

过去几个月，政策类期刊登载了质疑官方立场的文章，顶尖大学的学者们也毫不忌惮地在西方期刊上发表之前被视为异端的观点。他们甚至在社交媒体上相互争鸣。

“有关中国该如何应对朝鲜危机的辩论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卡特中心(Carter centre)的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说，“一两年前还没有这样的辩论。”

这扇窗户似乎只为专家打开。中国最大社交网络微信(Wechat)的许多用户报告称，在成员人数较多的群里使用中文“朝鲜”一词经常会受到审查。主流媒体同样被禁止在这个问题上发声。

但学者、甚至官员被赋予了发表个人意见的更大空间。

“朝鲜问题很特别，在其他许多领域政府不允许进行如此公开的辩论，”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沈丁立教授说。

他说，这场辩论表明，自朝鲜2003年开始试验核武器以来，中国谋求朝鲜“无核化”——同时保护朝鲜政权不受到联合国更严厉制裁——的政策已被证明是错误的。

“自2003年以来，所有人都知道，中国对朝政策没有成功，”沈丁立说，“这些观点被允许发表出来，实际上等于承认我们现行的政策不管用了，所以现在他们正寻求新的思路。”

这已引发了一些令人难忘的公开辩论。

去年9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与浙江省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朱志华在社交媒体上展开唇枪舌战，至今中国的外交政策圈子仍对这场论战感到震惊不已。贾庆国主张与美国制定“应急方案”，以应对朝鲜爆发战争的情况，朱志华指责他这么说无异于要与美国共谋。

“战争或已成为一种现实可能，中国必须防患于未然；现在中国政府应更多地着眼于与相关国家磋商并制定应急方案，”贾庆国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朱志华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指责贾庆国叛国，并说下一步“就是军事打击了。”贾庆国回应说，朱志华是“公安”出身，习惯于把别人看做嫌疑犯。朱志华随后回应道，在美国接受的教育给贾庆国“洗了脑”。贾庆国拥有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的博士学位。

“那场辩论变得恶意满满，”卡特中心的刘亚伟说。

10年前就不会发生这种事。2013年，中共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篇呼吁北京方面彻底放弃朝鲜的文章，之后就被停职了。

如今专家界意见的多样化似乎反映出政府内部的情形，在紧闭的大门背后，民族主义者、保守派和自由派等不同派系之间也存在类似分歧。这场似乎以主张对朝强硬的鹰派占上风的辩论追随着一个稳步发展的新动向：政府政策在逐渐转向支持对朝采取更严厉制裁，甚至像贾庆国建议的那样，与美国一起制定应急方案。

“两年前我无法想象中国会走出这么远，”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锋表示，他在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期刊上撰文，呼吁对朝鲜实施更严厉的制裁。他说，对他表示强烈反对意见的是他的同事们，而不是政府。他说：“我在外交部有朋友，他们告诉我，他们认同我的观点。”

在意识形态篱笆的另一边，是那些主张接纳朝鲜进入核俱乐部的人。

“我们应当接受现实。我们接受印度成为拥核国家，也接受了巴基斯坦，那为何不接受朝鲜呢？”沈丁立说。

一位中国分析人士提到了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鼓励言论自由的政策，表示在对朝政策上“政府允许百花齐放”。不过他指出，毛泽东最终还是拿那些过于率直敢言的人开刀了。

沈丁立表示，目前这种开放的局面能持续多久不好说。“唯一清楚的是，没有人认同当前的政策。”

译者/何黎

民国时期，中国大学到底什么样？

Mon, 29 Jan 2018 01:22:02 +0800

清华大学的校庆片《无问西东》经历磨难，终于上市，成为2018年开年第一部好片。本文不是影评，只是借机聊聊我了解的民国大学。

（文首照片为电影《无问西东》的宣传海报——编者注）

《无问西东》描述了那个年代的大学。当然，那样的榜样让人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更加有人怀念校长梅贻琦，因为正是有了这样能够说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校长，才会有那样的教授，才会有那样的学生。于是更加有人怀念当时的大学学生和教职员工，能够几年之内，一直拒绝中央政府任命的校长，宁可学校连续11个月都没有校长，也绝不将就。甚至于提出了几个校长进门的条件：1.无党派色彩；2.学识渊博；3.人格高尚；4.确实能发展清华；5.声望素著。这一点尤其被蒙上一层蒙太奇，几近神话。

实际上，我最早了解民国大学和教授，并不是源自这些电影和史料，而是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这本小说我反复读了不下十遍，无他，但因其描写的人事物和我们现在的大学何其相像！那里面哪里有梅贻琦？哪里有闻一多？哪里有吴岭澜和沈光耀？如果钱钟书描写的场景不是天方夜谭，那么和《无问西东》一样，都是来源于生活的小说，我相信：他们描述的都是民国大学。民国大学绝不是虚无缥缈的仙境，既有梅贻琦也有高松年，既有闻一多也有方鸿渐。对大师的渴望，应该更加多一点理性的思考和分析，而不是崇拜和幻想。

清华大学从成立伊始，就是一个独立于中国政府的外资机构。美国人把庚子赔款退给中国，但又规定了用途，于是建立了清华大学，作为留美学生预备班。所以，清华大学直到国民政府败退台湾，一直收到美国庚子赔款基金会的资助。如果没有这个背景，我很难理解清华的学生和教职员工能够拒绝中央政府任命的校长，能够提出教授治校的自治原则。他们都不吃饭了吗？换一个国立大学试试看，《围城》里高松年领导的三闾大学就没办法做到上述这样的事情了。

我曾经介绍过世界大学的两种发展思路，德国的单一国立大学体制和英美的公立私立大学并立体制。清华大学和当时很多的教会大学，都是美国大学体制在中国的延伸和翻版。而目前中国的体制，几乎无法有任何可以复制的机会。上海财经大学改革经济学教育体制，引入了外籍院长和海归师资，但是海归院长田国强老师就说过：全中国眼下只有一所大学，名叫“教育部大学”，中国所有的大学都是这个大学的分部。言下之意，不可能突破这个底线，这就是经济学要求最优化的约束条件，中国大学只能在约束条件下实现最优。

那么有人会说：德国既然是单一的国立大学体制，照样也实现了科技水平的赶超（一战前德国作为落后国家，通过威廉皇帝的改革，实现了教育科技乃至于工业的赶超）我们不如效法德国吧？其实国立大学经费完全依赖于政府，很难保证学术自由，这一点在德国历史上也有惨重的教训。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德国的国内政治生态，纳粹政权建立以后，运用国家机器，很容易就改变了德国大学的命运。

1933年希特勒上台不到半年，就颁布了《重设公职人员法》，宣布解聘与纳粹主义原则不相符合的公职人员，其中就包括那些德国共产党人，和非雅利安血统者。纳粹特别声明：凡不能证明自身会毫无保留地支持这个民族国家的人，不能担任公职。真所谓不是朋友便是敌人。

由于德国大学教师属于公务员，因此这场运动在大学校园里就成为一场文化清洗运动。大量的犹太人和不追随纳粹的进步知识分子和科学家遭到解聘。1933年5月10日夜晚，在柏林歌剧院广场上，教育与宣传部长戈培尔主持了一场现代版的“焚书”运动。狂热的大学生将大批“非雅利安精神”的书籍扔进火堆。作者包含海涅、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等等，近三千种书籍被列为禁书，从全国所有的公共图书馆中清除。

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下，虽然也不是没有反抗的声音，比如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劳尔就曾抗议这场清洗运动，但是这样的反抗是微弱而无力的。远不如我们想象中的民国教授。

德国的大学先后发生了三波解聘潮。通过大约五年时间，解聘了大约一半的德国大学教师队伍，特别是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损失更多。那么这些“知识难民”去哪儿了呢？事后统计，被德、奥两国驱逐的大约一万多名文化精英中，至少有三分之二被美国接收。里面最有名的当然就是爱因斯坦了。

不过一开始，这些难民并不首先想到去美国，因为那里毕竟遥远，也不像现在这样飞机十小时就可以抵达。但是这时候市场的力量发挥作用。人才“难民”首先想到的当然是哪里更加容易生存下去，在经过瑞士加拿大等多国对比之后，他们发现还是美国对犹太知识难民最具包容性，最能够给他们提供发挥聪明才智的舞台。

这又拜美国的教育多元化体制所赐。美国科学界和文化界的一些领袖人物具有非凡的远见，他们敏锐地看到了接收来自欧洲的知识难民，会对美国的科学和文化的发展产生巨大作用。而美国社会里面各种各样的私人性质的基金会以及各类民间的援助组织，成为了这些领袖人物的思想得以实现的经济保障。因为他们不需要国会拨款，不需要政府批文，更加不需要普通大众同意。正是由于这个体制的努力，才使美国成为接受“知识难民”最多的国家。

所以我觉得还是马列主义思想最科学：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没有财务自由，实现不了精神自由。当然，财务自由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实现了财务自由之后，怎么样才能达到精神自由的境界？以后再聊。

（本文作者最近出版《宏观经济看得懂》，公号“庙堂江湖”。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邮箱：shirley.xue@ftchinese.com）

中国对日本，要有长期打算

Fri, 02 Feb 2018 17:30:40 +0800

“中国对安倍、对日本，没有什么战略，基本上都是被动应付，还常常被他（安倍）利用，成了他的‘啦啦队’。”

这是多数驻华日本主流媒体对安倍晋三上台以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日关系的看法，而且观点比较一致。

以制华为主到制衡与合作并重

但与此同时，安倍政府在美国退出后继续力推的TPP、以及落实“印-太战略”等方面，还是很容易让人看出日本共同社说的“制衡与合作并重”的味道。

安倍改变对华政策，有他自身国内政治的深刻需要，是时势使然，也有中方习近平主席和安倍个人的因素。

另一方面，奉行“美国优先”宗旨的特朗普上台后，安倍已不再信任美国。

第三，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对日本经济本身就是有好处的，还能带动双方在其他经济领域的进一步合作。

“中国梦”与日本的“正常化”

首先，这两个目标本身就说明：中日两国都认为自己受到当今不公正国际秩序的束缚乃至压迫，都欲加以突破和解决。

另一个客观情况是：中日两国实现自己国家战略目标的共同障碍都是美国。

因此，对当今遍及日本民众和一些政治家的自主诉求来说，美国是最大的障碍。

因此，在中日两国实现自己各自战略目标的进程中，实际上是存在合作机会的，完全可以互相支持。

对当今中日两国来说，东亚国际关系的三方格局远比现有的两方格局稳定。

退一步说，即便三方格局形成后美日仍然报团，无非也就是现在的格局，中国的压力并没有增大，但行事的余地、格局和空间则完全不同了。

最后，日本的“正常化”问题，说到底是日本内政，只要走通国内程序即可，美国干预的空间也不大。

鉴于上述因素，中国对日本，要有长期打算。

（注：作者是国际问题研究者。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无法兑现的中国在英投资

Fri, 02 Feb 2018 13:12:10 +0800

四年前，当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作为英国财政大臣访问北京时，人们对于中国投资将有助于重振英国北部城市抱有极大的乐观情绪。

在某些引人注目的案例中，这种乐观毫无根据。

威勒尔地区议会在声明中承认，“与森华共同开发的项目计划已经不再推进。”

森华董事长邵瀚萱(Stella Shiu)曾承诺要让成百上千家公司来此展示他们的产品和服务，时任英国首相的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也参观了项目地址。

但是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任何进展。2013年，英国《金融时报》披露，邵瀚萱因未能偿还贷款而于2008年被香港一家法院宣布破产。

注册在她曾用名下的几家中国公司已经解散，而森华北京办公地位于一个戒备森严的部队宾馆内。周四，邵瀚萱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

“森华总是说‘钱就要到位了，把钱汇出中国需要一些时间’。但是钱一直没到位。”

2013年，中国企业正处于迎来空前海外投资热潮的边缘。但眼下，担心资本外逃的中国政府已经止住了这种趋势。

这位知情人士称：“我们明白了，没有中国政府批准，你就无法拿到中国投资，除非你是（中国）大型跨国企业。”

“而现在中国政府告诉企业要把资本留在国内。”

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去年8月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表示，中国对英国的非金融类投资覆盖“各行各业”，投资总额达180亿美元。

但在谢菲尔德的其他地方，另一个教训是，中国的投资承诺并不总能得到落实。

四川国栋建设打算买下这座城市历史悠久的图书馆，将其改建为酒店。但它发现，涉及的修复工作的花费比当初想象的高昂得多，于是撤出了该项目。

谢菲尔德市议会表示：“我们正与四川国栋在全市范围内的其他项目上展开合作。”四川国栋建设拒绝就此置评。

除了投资于房地产，四川国栋建设也生产地板、玻璃和苏打水。

斯克里文勋爵曾根据信息自由法律，要求了解谢菲尔德与四川国栋之间协议的更多内容，但被以商业机密为由拒绝了。

译者/何黎

为什么说特朗普是幸运的？

Fri, 02 Feb 2018 06:37:52 +0800

译者/申凯

英国首相拒绝书面支持“一带一路”

Thu, 01 Feb 2018 06:21:57 +0800

特里萨•梅(Theresa May)拒绝书面支持中国的“新丝绸之路”项目，其背景是西方有不少人担心，这一庞大基础设施工程的合同不透明，而且偏袒中资企业。

在围绕“一带一路”倡议(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的紧张气氛持续几周后，英国首相拒绝签署一份拟议的谅解备忘录，而北京方面把这份谅解备忘录视为西方支持习近平主席的标志性项目的重要信号。

“没有签署谅解备忘录，”梅的助理们证实。接近谈判的一名人士称，中国“从圣诞节之前就开始”施压英国首相，要求她签署一份声明。

在中国总理李克强的陪同下，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发表讲话，表示她“欢迎（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包括为伦敦金融城带来的机遇。

但她补充说：“我们讨论了英国和中国将如何继续共同努力，以确定我们如何才能以最佳方式在整个地区开展‘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并确保它符合国际标准。”

唐宁街证实，梅没有签署协议，但否认英国列出了一系列条件，而北京方面拒绝接受这些条件。

中国的贸易伙伴是否愿意签署支持其旗舰基础设施项目的书面声明，已成为在双边关系中的诚意的决定性考验。

中、东欧的几个欧盟国家以及亚洲、中东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同意签署支持这个雄心勃勃项目的双边谅解备忘录，该项目的目标是在欧亚大陆、中东和非洲的70个国家提供融资建造一系列基础设施。但美国，德国、法国、欧盟委员会和英国都因缺席而引人瞩目。

拒绝签署给梅的访华之行带来摩擦。“我们说我们同英国有着黄金时代的关系，所以如果英国不签署这个协议，那将使我们纳闷，”一名中国官员在伦敦表示。

分析人士表示，在北京方面看来，退欧给英国带来的脆弱性是一个机遇。“中方明显感觉到一个契机，因为英国首相在国内处于弱势，真的需要从中国带回一些好消息，”柏林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的简•加斯珀斯(Jan Gaspers)表示。加斯帕斯表示，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可能决定大力推动英国签署支持“一带一路”的宣言。他表示，作为支持的表达方式，谅解备忘录在国际关系中具有比口头声明或联合公报更具约束力的特点。

中国在外交上往往采用的战略是，争取较小的国家接受它的国际目标，从而使领先大国更难抵制中国的倡议。

分析人士表示，“一带一路”倡议自出炉以来，就远远不只是在发展中国家建设亟需的道路、铁路、港口、发电站和其他基础设施，而是在内涵上大得多，也更具战略色彩。

英国智库——皇家三军联合研究所(RUSI)主任拉菲洛•潘图奇(Raffaello Pantucci)表示：“这个概念的广泛性意味着你难以知道自己具体在支持什么。你可能为很多事情背书，从一系列扰乱欧洲内部凝聚力的项目，到遥远国家的基础设施。”

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的中、东欧欧盟成员国（包括匈牙利、捷克和罗马尼亚）与采取抵制立场的西欧国家之间的分歧，表明欧盟内部的断层在不断深化。

其中，捷克签署的书面赞同文件的内容包括承诺使该国成为“地区运输和物流中心”，并使其转型为“区域金融中心”，说明这些谅解备忘录根据伙伴国的雄心进行了量身定制。

中国在包括中、东欧11个欧盟成员国的“16 + 1”组织中的领导角色，已引起布鲁塞尔对于北京的影响力正在分裂欧盟的担忧。对于中、东欧国家，与中国建立更密切关系的诱惑，主要是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建设基础设施的承诺。

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担忧也是形成西欧看法的一个因素。“你从特朗普政府更多听到的说法是，中国人正以错误的方式实施‘一带一路’项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高级顾问马修•古德曼(Matthew Goodman)表示。

古德曼表示，一个问题是，“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的承建合同绝大部分被授予中资企业，这与北京方面的承诺——“一带一路”倡议将是开放的、包容的，将造福于所有参与国家——相抵触。

与此同时，美国对华态度总体上已经发生了转变，一如白宫把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所表明的。古德曼表示：“白宫透过（战略竞争的）棱镜来看待‘一带一路’倡议之类的事物。当前的气氛是美国正在准备反击中国。”

译者/何黎

万达的“混改”

Thu, 01 Feb 2018 01:29:27 +0800

2018年1月29日，万达商业与苏宁、京东、腾讯和融创等投资者签订战略投资协议，联手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新消费”。当一些媒体关注万达是否在互联网巨头“新零售”的竞争中“选边站队”，而另一些媒体关注万达是否将“彻底退出房地产”时，我却看到的是万达这一民企所进行的别样“混改”。

一些读者一定惊诧于本文的题目将“混改”和万达联系在一起，因为长期以来被简称“混改”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被认为只是国企的事。作为新一轮国企改革的突破口，今天混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国企改革”的“代名词”。它不仅频繁出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国资管理部门和国企日常的文山会海和连篇累牍中，而且成为高校研究机构智库众多学者专家在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中滥觞的关键词。

被包装、甚至神化的“混改”的实质其实就是如今万达商业从事的“引入战略投资者”，只不过混改更多强调的是引入民企背景的战略投资者。应该说在国企改革四十年中的绝大多数时间，引入战略投资者始终是国企改革的重心。我们时而强调股份制改造实现的资本社会化（例如，以“靓女先嫁”完成的部分国有企业上市），时而专注职工股份合作制的企业内部范围内的资本社会化（例如，一段时期曾十分流行的“职工股份合作制”）。今天如火如荼进行中的国企混改又可以从民企万达的别样“混改”中学习到什么呢？

首先，如何形成保障战略投资者权益的公司治理构架？

此次腾讯和万达的合作并非双方的第一次合作。2014年8月29日，腾讯、百度、万达曾宣布共同出资50亿元成立万达电子商务公司。在腾百万项目中，由于腾讯和百度的相关意见没有得到充分尊重。转引媒体的语言就是，“在实际操作层面，腾讯和百度的意见没有得到充分尊重，最终意兴阑珊，选择了放弃”。在一年半烧光之前投资的50亿元后，腾讯和百度选择退出。出资分别占到15%的腾讯和百度提出的意见没有得到“充分尊重”，很大程度表明，在腾百万项目的公司治理构架上出了问题。

在新的万达商业项目中，“苏宁、京东、腾讯和融创在万达商业将拥有董事会席位”。提醒读者注意的是，腾讯、苏宁、京东、融创四家以340亿元的对价分享万达商业14%的股权。例如，苏宁云商将出资95亿元人民币或者等值港币购买万达商业约3.91%股份。而持股3%左右拥有董事会的一个席位在股权相对集中的中国A股市场中并不多见。我们曾经观察到在中国一些上市公司存在所谓“超额委派董事”现象（参见《从万科董事会组织看超额委派董事现象》）。主要股东通过董事会组织过程中提名更多董事，从而形成董事会重大决策的实际影响力与其持股比例所反映的责任承担能力“分离”。超额委派董事意味着承担责任与享有权力的不对称，形成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负外部性”。然而，在腾讯与万达历史上存在相应权益没有得到有效保障的背景下，上述制度安排恰恰成为在新一轮合作下保障战略投资者利益的一个可置信承诺。

从民企万达“混改”到今天正在进行的国企混改，其中收获的一个重要的经验是：如何在公司治理制度安排上确保战略投资者的权益，并使相关承诺变得可置信。反观在混改中渐入佳境的国企，它们或者是把控制权部分让渡给民企（例如浙江的“杭绍台”铁路项目和云南的白药项目），或者是在董事会组织中充分体现对战略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例如，在2017年8月完成混改的中国联通于2018年1月24日发布的公告中，新一届董事会规模将由过去的7人扩大到13人，百度、阿里、腾讯、京东等外部投资者将获得6个席位的提名。在目前提名的8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名单中，除了3位联通高管，其余5位均来自战略投资者。其中李彦宏、熊晓鸽等“商业明星”有望进入联通新一届董事会更是成为舆论关注的一大亮点。

其次，是否引入战略投资者进行“混改”是基于基本商业原则，而非其他，更非仅仅为了贯彻上级政府推行国企混改的意图。

国企改革寸步难行的一个很大干扰还往往来自于一些其他因素。例如曾经是国有企业改制标杆的格林柯尔一度被描述为“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进而成为国企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典型案例。原董事长顾雏军本人更是因“虚假注册、挪用资金”等罪被判刑十年。2017年1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对当年顾雏军案件的再审决定书。舆论开始把该案的重审最近与政府最近反复强调的“企业家精神”保护联系在一起。

与国企改革往往会受到一些其他因素干扰不同，万达的“混改”则干脆利索得多。在刚刚摆脱腾百万项目的“泥淖”不多久，万达商业在2018年初随即展开与曾经的合作者腾讯等的新一轮合作。这一切看似显得突然，但从追求盈利的企业角度来看，这一切再自然不过。

最近万达集团官网在围绕一些媒体“在互联网巨头‘新零售’的竞争中‘选边站队’”质疑的回应中声称，“纯粹从公司商业利益出发选择合作伙伴，万达仍然是万达商业控股股东，并拥有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主导权和决策权，不会‘选边站队’，也不会做伤害其他方利益的事”。而万达的合作方又能从这次合作中得到什么呢？我们以苏宁云商为例。根据合作协议，万达将在电器 3C、生鲜快消、母婴用品等领域为苏宁提供开店资源支持，并发挥其在商业运营上的优势协助定制苏宁易购广场。受此影响，在合作公告的当日，苏宁云商股价大幅上涨。

有人从万达商业与腾讯等的新一轮合作中联想到万达近期的债务危机和海外资产的转让。其实尝试混改的国企又有哪一家是运行状况良好，债务处于安全边界？像历史上所有的改革一样，当改革的呼声最高的时候往往是危机四伏的时候；而一旦转危为安，则改革的呼声立即销声匿迹。让我们回头反观国企改革的历史又何尝不是？当我们依据商业原则，而非其他因素来指导国企混改时，我们看到，国企改革进展会平稳和顺利得多。

从民企万达的“混改”中，也许我们受到的最直接启发是，国企混改如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有活动一样，需要回到最基本和最简单的常识。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

季风书园之死折射公共领域式微

Wed, 31 Jan 2018 18:31:19 +0800

2018年第一个月行将结束，对于沪上季风书园而言，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历经283天的漫长告别，死亡如期而至。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英国首相告诫中国遵守全球规则

Wed, 31 Jan 2018 17:14:02 +0800

她表示，她希望“确保在我们的企业创新和开发新产品的同时，他们能够确信自己的知识产权和权利会得到充分保护”。

梅补充称，她还将“提及人权和香港问题”，并捍卫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一国两制”方针。

就像“特殊关系”一词被用来掩饰英美之间的任何紧张一样，英国和中国现在都使用“黄金时代”这个表述来暗示一种持久的新伙伴关系。

译者/何黎

那佛，那蛙，那个让人迷恋的总裁

Tue, 30 Jan 2018 10:19:14 +0800

时光刚刚跨入2018年不满一个月，中国社交媒体用户的情绪热点已经掀起了若干大潮，下面看几个典型片段。

小张，27岁，北京某金融企业从事销售工作。每日上下班通勤2小时奔波，每周无情的业绩考核，再加上父母间或暗示的催婚，让她不时感到颈后拔凉的压力——不过当压力大到一定程度，她反而释然，“佛性”了：工作，何须那么拼命，只要自己不是垫底；生活需求，简单就好，不再费心费力去追求格调，朋友圈挣面子；恋爱，随缘就好，合适的就见见呗……只差念着阿弥陀佛。

小李，32岁，某三线城市的一位公务员。虽然工作压力不太大，但职场升迁通道狭窄，让他对未来有丝淡淡迷茫。迄今依然未婚的他，有足够时间需要打发。过去，他在视频直播网站上是常客，但最近迷上了呆萌的旅行青蛙游戏，不时关心查看一下自己的那只蛙，游历了哪些好玩的地方，是否还在翻着那本仿佛永远也读不完的书。下班后再去刷刷微博讨论区，从高手那里了解一下游戏中护身符道具的颜色，对青蛙出行方位有什么影响。这只蛙，像儿子一样牵挂着他的心，为他带来一丝生活充实的幻觉。

Stephanie，17岁，某中学高二住校生。虽高考压力逐渐逼近，但也不能完全抑制年轻的爱情萌芽。谈一场真正的恋爱固然没有时间，可她和宿舍室友们最近迷上了《恋与制作人》手机游戏，在晚自习后悄悄玩一把。虽然四大游戏主角——魅力警察白起、霸道总裁李泽言、天才科学家许墨、温柔小狼狗周棋洛——离她现实生活十万八千里，但游戏场景满足了她对恋爱的美好想象，也可缓解每日紧张学习的压力。作为忠实粉丝的她，有时间也会上百度贴吧，与其他粉丝一起交流心得，抒发对偶像的感情。

其实，这三个来自80后、90后、00后的故事，也是当下不少年轻人在中国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下，心态及行为的缩影。各种社会风潮的涌现，影响到可塑性较强的年轻人，带来了相应的行为模式。撇开这些思潮风潮背后的社会学原因且不谈，这些新的消费者心理及行为特征，又对企业的社交媒体营销有何启迪呢?

社交媒体营销出击

社交媒体（社媒）营销，指的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如微博，微信，QQ空间，百度贴吧，知乎等）开展的营销活动。社交媒体，顾名思义，既具有媒体的特征，又有社交的属性。故而，若企业的社媒营销只沿用传统媒体上那样的单向宣传手法，会招致用户反感——只有采取平等交流、互动、走心的营销手法，方能契合社媒平台的社交属性，达到润物细无声的营销效果。

那么，企业社交媒体营销怎样才能做到走心?

首先需要基于对社媒用户心理及行为的深刻洞察。从这个角度而言，前述的主要社会风潮（如佛系生活）涌现时，正是社媒用户群体特征明显，心理情绪强烈的阶段，此时企业社媒营销若能以共情（empathy）姿态出现，理解认可用户的心理，在此基础上提炼出的营销内容及方法，将更容易获得用户共鸣，从而可以自然流畅地传递品牌信息。

比如，佛系生活态度，似乎和奢侈品营销南辕北辙：毕竟，如果佛系了，还在乎自己挎包上得响亮地印着L.V.两个字母吗?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佛系生活态度意味着，当今在中国相对富裕阶段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对用奢侈品来撑起自己的外表与面子，已不感兴趣，更在意的是奢侈品牌能为他们在精神层面带来什么——而创意，新鲜感，有意思，则可能是奢侈品牌突破佛系青年表面冷漠的利器。

例：珠宝品牌Tiffany去年推出了家居系列，包括诸如1500元的曲别针，920元的纸杯等奇葩产品，在社交媒体上激起了不少用户讨论，大家在吐槽“贫穷限制了自己的想象力”同时，也觉得这个平常高高在上的奢侈品牌“会玩”，不经意间拉近了与Tiffany的距离。于是，潜在消费者，哪怕就是带点佛系倾向，如果觉得Tiffany这个奢侈品牌有意思，不端大牌架子，也就更容易考虑接受它。

又如，人们热衷于旅行青蛙游戏的原因之一，就是围观体验那只蛙在寻找诗与远方的过程，易到用车的社媒营销从这个点切入，宣称从蛙的家到远方，不再路途遥远，可以乘易到专车抵达。这条内容与用户关注的热点风潮同频，还带幽默色彩，让人在莞尔一笑中加深对易到专车可以载人天下的品牌认知与印象。

再来看那个让不少年轻女生沉迷纠结的“四个男人”——恋与制作人。虽然游戏画风唯美，情节入胜，但这个游戏要玩的精彩离不开不断往里充钱，而且这几个完美恋人终究还是难以属于你，happily ever after（否则别的玩家还玩什么?）所以玩的过程中，少不了磕磕绊绊及沮丧。

于是，美容店品牌颜工坊插话了，公众号文章称“哐哐给老公花钱“不如给自己花钱？毕竟，“李泽言你是得不到的”，不如“做一个眉眼唇”，美美回家发现身边的“许墨”。这些话,或许正好击中游戏用户的痛点，顺带引入自己的品牌卖点，软文不输硬广。

前述案例解析表明，中国消费者（尤其是成长中的年轻一代）心理风潮变化迅速，风头不断，而企业要做好社交媒体营销，必须深刻了解消费者的心理及行为特征——毕竟踩准风口靠的多半是幸运，但成功难以复制。那么，能否有一个系统全面框架，帮助营销业者掌握社交媒体环境下的消费者行为呢？

社交媒体环境下的消费者行为

传统营销学中有成熟的消费者行为理论，但它主要是以直接营销效果为导向，并不直接适用于社交媒体环境——用户使用社交媒体的主要原因不是为了购买，而是享受媒体的特性，体验社交的属性。传播学理论（如Uses and Gratifications Theory）也总结了用户使用不同媒体的动机——但分析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媒体，没有涵盖社交的范畴。此外，社交媒体的社交属性意味着，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如Social Identity Theory）也应该纳入考虑。故而，综合营销学，传播学，社会学的相关概念及理论，本文提出了如下的社交媒体环境下的消费者行为模型：

企业社交媒体营销的最终指标是品牌（形象，态度），销售（含线索），及顾客忠诚度。但为了达到这些预期效果，企业通常需要建立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通过内容及活动的运营（即：社媒营销战略），吸引粉丝，激励粉丝的参与（如账号访问，内容浏览）及互动（如点赞，转发）。除了企业自己的营销举措外，哪些因素能够影响用户的参与及互动意愿？

首先，用户的个人特质（如年龄、性别、兴趣等）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社媒使用喜好。如年轻人更喜欢用Snapchat而不是爸妈辈的Facebook，美图类平台如Instagram拥有更多的女性用户；开挖机的用户可能对某重型设备企业的视频内容反响更好（相比文章而言）等。这些因素虽然企业没有办法控制，但应该充分了解用户群的特征，以便其提出的社媒营销策略适合用户特征。

其次，社交媒体用户的心理及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首当其冲的就是开篇提到的社会风潮，例如，旅游青蛙游戏火了，用户可能打开微博就会有意识地浏览一下最新主题讨论，同时可能会对品牌发的借势帖子（杜蕾斯，江小白，ofo等都做了）更容易有共鸣反响, 这就是社会风潮对社媒用户的影响。

员工在朋友圈为老板发的信息点赞，不一定是真心喜欢，有可能是出于社会（职场）规范（social norms）的考虑。当你的好朋友都在玩“吃鸡”游戏，而你为了和大家有共同语言也下载使用，这是同伴影响（peer influence）的力量。一个原来害羞的人，突然可以做到在社媒上以歌会友——原因可能是技术的促进，比如抖音app中可使用滤镜，特效等功能—这样，即使对才艺表扬不太自信的人，也可以在音乐社交平台上一展身手。当然，外在环境对社媒用户的影响，通常企业不能直接控制，但在提出社媒营销战略时应该对这些因素有预见（anticipate），从而做到顺势而为。

长远来看，要从根本上洞察掌握社媒用户的心理行为，仅靠忙碌地扫视着纷繁世界是不够的-毕竟再大的风潮也会过去，有时甚至很快，社媒营销业者还应该审视一个用户使用社交媒体的核心动机问题：即为什么用户要使用社交媒体？他们通过使用此新媒体形式能获得什么样的好处？

传媒理论认为，用户使用社交媒体可以满足信息需求（如知乎问答），或娱乐需求（如快手短视频）。营销学理论则指出，社媒使用可能直接带来消费者奖励（reward），如时下极其火爆的直播问答类节目（HQ Trivia，冲顶大会，芝士超人等）：一群朋友们在社媒上交头接耳答题之间，就把奖金赚了。

当然，用户使用社交媒体，并不一定只是为了追求具体的收获，比如掌握新知。社会学理论认为，用户花时间在这些社交平台上，可能还期望达到丰盛自我（ego needs）或是体验社交满足（social needs）的目的。

从自我角度看，社交媒体可促进用户自我表达（self-expression）——比如根本停不下来的自拍（selfie）；自我发现（self-discovery）——如在兴趣社交平台Pinterest，通过探索找到自己真正关心的兴趣社区，及志同道合的网友；抑或是自我身份（self-identity，这就是我），比如跑步达人孙菲Runner 微博的内容，无论话题是工作，家庭或运动，都围绕着她清晰的跑步达人身份定位。

从社交满足感角度而言，社交媒体可帮助用户体验社交连接（social connectedness）—比如：2016年12月6日，当罗晋在微博公布了与唐嫣的恋情，众多用户（包括品牌蓝V如海尔）都赶去抢帖子评论区的沙发，这种热闹的即时参与感，让用户体验到基于兴趣话题与其他参与者之间的连接，及共同的愉悦。社会认可（social validation）——如在社媒上用户需要获得别人认可的焦虑，及与此相关的点赞党现象；抑或是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比如小米苦心经营的粉丝社群及文化, 打造“米粉”的共同社会认同。

总体而言，对从事社交媒体营销的企业而言，虽然个人特征及外部环境没有太多可控制的，但至少应该清楚了解，顺势而为。另一方面，用户使用社媒的个人（Ego）及社交（social）动机更为关键，它们是影响用户社媒使用及行为的关键变量；企业应该充分掌握，因势利导，提炼出适应，满足，彰显用户动机的社媒营销战略，方可达最终营销效果。

当然，个人特质，外部因素，及动因之间也会存在交互作用，比如年轻女性可能更容易受情感性风潮影响，牵涉到自我认同的社媒动因限于篇幅关系，这里不再展开。

社交媒体消费者行为框架与社媒营销实战

以下内容将从最关键的用户社媒使用动因出发，解析几个经典的社交媒体营销案例，及背后的消费者心理及行为基础。鉴于用户信息、娱乐、奖励的动因及相应营销手法比较直接，选取案例将重点落在个人（Ego）及社交（social）动因上。

自我表达（self-expression）

旅游，可能是社交媒体上用户最常见的展示自我生活品味的主题，也是社媒营销中的一个有效技巧——用户创造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的重要来源. 位于澳大利亚悉尼的精品酒店57 Hotel深知旅客在其酒店的自拍，不仅仅是他们的自我表达途径，更是通过用户内容扩散影响“朋友圈”的好机会。于是酒店设计了统一的住客自拍发帖标签57hotel、 57selfie，这还不够，又在浴室镜子上写上（可涂掉）带有住客姓名的欢迎词，附上这两个标签——意外的小惊喜，不是吗？这样做巧妙地鼓励了住客自拍，并用官方统一标签发社媒，从而扩大57 Hotel的品牌知名度及影响力。

自我身份（self-identity）

Outdoor Voices是Tyler Haney三年前在美国创立的一个户外运动及休闲(athleisure)品牌，面对诸多强大竞争对手(如Lululemon，Columbia），品牌的社媒营销围绕着烘托，美化热爱大自然及运动的生活方式，及对应的清晰用户身份。在其拥有20万粉丝的Instagram上，所有照片都围绕着要么是身着Outdoor Voices服装的优雅模特，要么是美丽的大自然风光，要么就是优雅模特徜徉于美丽的大自然。内容重心落在彰显用户的个人身份上，较好满足了其用户群访问Instagram账号的自我身份动因。这个Instagram账号，属于热爱大自然及运动之美的你们！

社交连接（social connectedness）

2013年2月3日，美国新奥尔良市Superdome体育场内，橄榄球超碗杯决赛进行到第三节时突然停电，感到窝心却又百无聊赖的观众们，到社交媒体上一边吐槽，一边互相打探发生了什么：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惶恐的情绪，大家期待着通过建立沟通途径，找到在这个不安场景下的情感慰藉。

这时，Oreo饼干嗅到了在这个热点事件中，人们寻求情感连接的需要，于是在其Twitter上果断制作并马上发布了一条推文“Power out? No problem，You can still dunk in the dark” （停电了？没问题! 有了奥利奥饼干，黑暗中你仍然可以威武！）这条语气诙谐、俏皮应景的帖子，舒缓了场景里的凝重气氛，也迎合了观众追求社交连接的动因——漆黑何所惧，Oreo和你们同在！

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

2017年5月，重型机械制造商卡特彼勒，在中国推出了一个题为《为历史上色》的视频，回顾了它进入中国市场40多年来，与中国基建行业共同成长的一些珍贵场景。

这些依稀可辨的黑白照片，击中了中国第一代挖机手的心弦，唤起了他们共同的人生记忆，强化了他们中国第一代卡特彼勒挖机手的社会认同。在这些第一代挖机手临近退休之际，他们的共同身份认同更加强烈难忘。故而，卡特彼勒的这段由珍贵历史照片组成的视频，在微信上发布以后，获得了不少忠粉的赞许。

综上所述，佛性生活、旅行青蛙、霸道总裁——2018开年以来，一波高过一波的社会风潮涌动，体现了中国年轻一代消费者的多元变化的特点。不过，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长远来看，真正驱动人们社媒行为的，还是自身使用社媒的动因——因为，潮总会退去。要做好面向中国（年轻）消费者的社媒营销，企业更需要对社媒环境下的消费者心理行为有深刻的了解，为此，本文提出了一个全面的分析框架，并指出用户使用社媒的个人（Ego）及社交（Social）动因为何，对企业社媒营销战略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微信号contentwise 。责任编辑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

民国时期，中国大学到底什么样？

Mon, 29 Jan 2018 01:22:02 +0800

清华大学的校庆片《无问西东》经历磨难，终于上市，成为2018年开年第一部好片。本文不是影评，只是借机聊聊我了解的民国大学。

（文首照片为电影《无问西东》的宣传海报——编者注）

（本文作者最近出版《宏观经济看得懂》，公号“庙堂江湖”。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邮箱：shirley.xue@ftchinese.com）

如何理解刘鹤“中国改革开放力度将超预期”的说法？

Fri, 26 Jan 2018 03:40:29 +0800

将要在今年3月成为中国副总理的中共政治局成员、也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倚重的智囊刘鹤，近日在“达沃斯论坛”向全球政经精英表示，中国准备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时推出新的力度更大的改革开放举措，有一些措施会超出国际社会预期。有鉴于中国领导人或高级官员有在国际场合表达立场或宣示政策的做法，可以认为刘鹤此番表态是要向国际社会释放安抚性的信号。

我在去年9月中共“十九大”召开前，曾撰文对中国未来五年的发展走向做出三个趋势判断，其中之一即是认为，对经济的管制可能会比“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放松，经济改革的步伐会有所加快，经济增长会得到进一步重视。刘鹤在“达沃斯论坛”的演讲印证了我的判断。

刘的演讲是对“十九大”有关经济布局的进一步阐述，本身并没有多大新意，但基于其身份，其阐释还是值得全球投资界和分析师们注意。他说，中国未来几年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是要实施好一个总的要求，一条主线，打好三大攻坚战。一个总的要求就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今后几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结构政策、改革政策、社会政策都将围绕这个总的要求来制定和展开。三大攻坚战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

关于改革开放，他表示，要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针对突出矛盾，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充分发挥企业家的重要作用，鼓励竞争，反对垄断，完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继续推动全面对外开放，加强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对外开放，创造有吸引力的国内投资环境。

中国之所以要借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推出“超预期”的改革开放举措，我在前述文章中指出了一个原因，即为实现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的需要。中共十九大规划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第一个“一百年”即是在中共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达成此一目标，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消除贫困，此乃习近平将精准扶贫作为未来几年三大任务之一的原因。而在中国经济尚处于“L”形通道的背景下，要维持一定经济增速，必须向改革开放借力，通过再改革来促进经济发展。刘鹤在演讲中也明确提到了这点，他的原话是，“为实现上述目标，我们必须改革开放”。

我当时没有涉及外部因素，现在看来，如果今年中国推出的改革开放的一些举措确如刘鹤所言“超预期”，那么很可能是外部环境逼迫所致。这里的“外部环境”主要指的是美欧。近年来，美欧对中国国内的保护主义深感失望，多有指责。中美贸易的不平衡导致特朗普政府威胁要对中国全面打贸易战。此外，美国也在酝酿针对中国的“对等开放”法案：中国市场对美国企业的投资开放到什么程度，美国市场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开放到同等程度，以逼使中国更大开放。假定该法案通过，很可能欧盟和日本也会效仿，从而对中国企业进入欧美市场将非常不利。早在几年前，中国就已成为一个资本输出的国家，相对来说，美欧成熟的市场和完善的法律对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是有利的。因此，“对等开放”无疑对中国企业进入欧美会造成新的壁垒。这是很厉害的一招。

另一方面，特朗普的税改也会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刮起一场减税效应，这对中国也构成了一定挑战。上述外部环境将迫使中国不得不在改革与开放的力度和深度上下功夫，一些过去基于所谓国家安全理由（其实是因竞争力不高）而不开放的领域，将被迫向外资开放，除非中国准备打贸易战或者不进入对方的领域。刘鹤在演讲后的问答环节也谈到了四个方面的改革和对外开放，分别是金融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扩大进口。他还特别强调，金融业的对外开放非常重要，应该说是感受到了此番压力。

刘鹤透露的信息自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为习近平的想法。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也谈到今年要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习近平之所以决定在未来几年对改革开放提速，除上面谈到的原因外，也有着以下考虑：经过前五年的强力反腐和治党后，中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生态形成了对改革的某种阻碍。客观而言，反腐和治党虽使政治变得“清明”，但也导致各级官员普遍的不作为，持有观望和等待心态，没有积极性，不敢主动去推进大胆的改革，生怕无意中触犯哪条戒律，从而缺乏中国早期改革的“闯劲”，这实际上是改革空转的一个重要因素。要改变此种状况，调动各级官员改革的积极性，反腐的强度和方式就须向常态转化。而在大规模的反腐后，习近平也基本肃清了反对势力，可以腾出更多精力去思考改革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有时间和空间去部署一些改革。

除了领导人和高级官员在不同场合的宣示外，一些迹象似乎已显示此轮改革开放可能正在启动。比如，去年末中国最高法院宣布对三起企业家案件进行再审，以落实对企业产权的保护，重振企业家信心；另外，中国政府亦宣布对外企用利润再投资免征所得税。而最近，国务院国资委又发文将任免中央企业总经理的权力下放给企业董事会，可在以前，这是国资委的管辖权限。今年3月“两会”过后，中国政府应该会有更多的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举措出台。

国际社会对刘鹤透露的“超预期”改革开放措施应该给予鼓励，但也要明白，它们——假如有的话——只会限于经济方面，最多会部分涉及社会领域。政治则依然会了无生气，可能在某些局部和细节上有所改进，但在大的原则和敏感问题上，会进一步收紧，至少是维持现状。所以，乐观估计，未来几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很可能从目前的“政左经左”重回江胡时代的“政左经右”。中国改革会再次陷入严重失衡的状态。

（注：作者为中国独立学者。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无法兑现的中国在英投资

Fri, 02 Feb 2018 13:12:10 +0800

四年前，当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作为英国财政大臣访问北京时，人们对于中国投资将有助于重振英国北部城市抱有极大的乐观情绪。

在某些引人注目的案例中，这种乐观毫无根据。

威勒尔地区议会在声明中承认，“与森华共同开发的项目计划已经不再推进。”

森华董事长邵瀚萱(Stella Shiu)曾承诺要让成百上千家公司来此展示他们的产品和服务，时任英国首相的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也参观了项目地址。

但是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任何进展。2013年，英国《金融时报》披露，邵瀚萱因未能偿还贷款而于2008年被香港一家法院宣布破产。

注册在她曾用名下的几家中国公司已经解散，而森华北京办公地位于一个戒备森严的部队宾馆内。周四，邵瀚萱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

“森华总是说‘钱就要到位了，把钱汇出中国需要一些时间’。但是钱一直没到位。”

2013年，中国企业正处于迎来空前海外投资热潮的边缘。但眼下，担心资本外逃的中国政府已经止住了这种趋势。

这位知情人士称：“我们明白了，没有中国政府批准，你就无法拿到中国投资，除非你是（中国）大型跨国企业。”

“而现在中国政府告诉企业要把资本留在国内。”

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去年8月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表示，中国对英国的非金融类投资覆盖“各行各业”，投资总额达180亿美元。

但在谢菲尔德的其他地方，另一个教训是，中国的投资承诺并不总能得到落实。

四川国栋建设打算买下这座城市历史悠久的图书馆，将其改建为酒店。但它发现，涉及的修复工作的花费比当初想象的高昂得多，于是撤出了该项目。

谢菲尔德市议会表示：“我们正与四川国栋在全市范围内的其他项目上展开合作。”四川国栋建设拒绝就此置评。

除了投资于房地产，四川国栋建设也生产地板、玻璃和苏打水。

斯克里文勋爵曾根据信息自由法律，要求了解谢菲尔德与四川国栋之间协议的更多内容，但被以商业机密为由拒绝了。

译者/何黎

为什么说特朗普是幸运的？

Fri, 02 Feb 2018 06:37:52 +0800

译者/申凯

万达的“混改”

Thu, 01 Feb 2018 01:29:27 +0800

首先，如何形成保障战略投资者权益的公司治理构架？

其次，是否引入战略投资者进行“混改”是基于基本商业原则，而非其他，更非仅仅为了贯彻上级政府推行国企混改的意图。

从民企万达的“混改”中，也许我们受到的最直接启发是，国企混改如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有活动一样，需要回到最基本和最简单的常识。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

那佛，那蛙，那个让人迷恋的总裁

Tue, 30 Jan 2018 10:19:14 +0800

时光刚刚跨入2018年不满一个月，中国社交媒体用户的情绪热点已经掀起了若干大潮，下面看几个典型片段。

社交媒体营销出击

那么，企业社交媒体营销怎样才能做到走心?

社交媒体环境下的消费者行为

社交媒体消费者行为框架与社媒营销实战

自我表达（self-expression）

自我身份（self-identity）

社交连接（social connectedness）

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微信号contentwise 。责任编辑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

英国首相拒绝书面支持“一带一路”

Thu, 01 Feb 2018 06:21:57 +0800

“没有签署谅解备忘录，”梅的助理们证实。接近谈判的一名人士称，中国“从圣诞节之前就开始”施压英国首相，要求她签署一份声明。

在中国总理李克强的陪同下，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发表讲话，表示她“欢迎（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包括为伦敦金融城带来的机遇。

唐宁街证实，梅没有签署协议，但否认英国列出了一系列条件，而北京方面拒绝接受这些条件。

中国的贸易伙伴是否愿意签署支持其旗舰基础设施项目的书面声明，已成为在双边关系中的诚意的决定性考验。

中国在外交上往往采用的战略是，争取较小的国家接受它的国际目标，从而使领先大国更难抵制中国的倡议。

译者/何黎

英国首相告诫中国遵守全球规则

Wed, 31 Jan 2018 17:14:02 +0800

她表示，她希望“确保在我们的企业创新和开发新产品的同时，他们能够确信自己的知识产权和权利会得到充分保护”。

梅补充称，她还将“提及人权和香港问题”，并捍卫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一国两制”方针。

就像“特殊关系”一词被用来掩饰英美之间的任何紧张一样，英国和中国现在都使用“黄金时代”这个表述来暗示一种持久的新伙伴关系。

译者/何黎

季风书园之死折射公共领域式微

Wed, 31 Jan 2018 18:31:19 +0800

2018年第一个月行将结束，对于沪上季风书园而言，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历经283天的漫长告别，死亡如期而至。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中国允许学者辩论对朝政策的背后

Tue, 30 Jan 2018 17:28:47 +0800

在中国，外交政策辩论很少是活跃的，这正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共想要的局面。辩论很少，文章和讲座充斥着催眠的口号和官方的正统观念。

但这种貌似一派平和的共识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例外：中国的专家们围绕该如何应对朝鲜这个日益恣意妄为的拥核邻国展开了一场激烈辩论。

但学者、甚至官员被赋予了发表个人意见的更大空间。

“朝鲜问题很特别，在其他许多领域政府不允许进行如此公开的辩论，”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沈丁立教授说。

这已引发了一些令人难忘的公开辩论。

“战争或已成为一种现实可能，中国必须防患于未然；现在中国政府应更多地着眼于与相关国家磋商并制定应急方案，”贾庆国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那场辩论变得恶意满满，”卡特中心的刘亚伟说。

在意识形态篱笆的另一边，是那些主张接纳朝鲜进入核俱乐部的人。

“我们应当接受现实。我们接受印度成为拥核国家，也接受了巴基斯坦，那为何不接受朝鲜呢？”沈丁立说。

沈丁立表示，目前这种开放的局面能持续多久不好说。“唯一清楚的是，没有人认同当前的政策。”

译者/何黎

民国时期，中国大学到底什么样？

Mon, 29 Jan 2018 01:22:02 +0800

清华大学的校庆片《无问西东》经历磨难，终于上市，成为2018年开年第一部好片。本文不是影评，只是借机聊聊我了解的民国大学。

（文首照片为电影《无问西东》的宣传海报——编者注）

（本文作者最近出版《宏观经济看得懂》，公号“庙堂江湖”。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邮箱：shirley.xue@ftchinese.com）

索罗斯在达沃斯炮轰“黑帮国家”与科技巨头

Fri, 26 Jan 2018 16:26:01 +0800

周四，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在达沃斯(Davos)发表了直言不讳的讲话，他抱怨了俄罗斯等“黑帮国家”的崛起，以及Facebook和谷歌(Google)对创新带来的威胁。

在世界经济论坛(WEF)的年度索罗斯晚宴上，这位亿万富翁和基金经理用这样一番话给讲话定下了基调——他对就餐者说，世界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迫使他放弃了通常演讲和问答各占一半的形式，转而进行更长篇大论的抨击。“你们自己做好准备，”他说。

索罗斯称，现在是一个“相当痛苦”的历史时刻。世界各地的开放社会都“处于危机之中”，接着，他把单独点名俄罗斯，作为正在崛起的“独裁和黑帮国家”的代表。

除了开放社会的存续以外，索罗斯表示“我们整个文明的存续正处在危险之中”，他指的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朝鲜的金正恩(Kim Jong-Un)的核对峙。

“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双方似乎都愿意冒爆发核战争的风险，”他说。

索罗斯重申了他对气候变化以及“严重和棘手”的被迫迁移问题的忧虑。“我不想细谈气候变化问题，因为人们都知道需要做什么。我们有科学知识，缺失的是政治意愿，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之中。”

接下来，索罗斯把焦点转向庞大的、垄断性的互联网平台，他认为，谷歌和Facebook这样的公司已经变成“创新的障碍”，这些平台努力提高自身产品在用户注意力中的占比，诱使用户放弃自主。

他表示，以Facebook增加其第一个和第二个10亿用户的速度，它将在三年内收尽可以“皈依”的人群。

索罗斯警告称，这可能导致一个更令人担忧的前景——威权国家与这些拥有大量数据的公司结成联盟，将处于初创阶段的企业监控系统与国家支持的已经很先进的监控系统结合起来。

“这最终很可能会形成一个极权控制网络——连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或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都未曾想象到的控制。”

他还表示：“这些平台的所有者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主人，但实际上，他们是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奴隶。”

他接着说，美国垄断公司的全球主导地位被打破只是时间问题，暗示达沃斯是宣布他们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的恰当之地。他说，监管和税收将是他们失败的原因，欧盟竞争专员玛格丽特•维斯特格(Margrethe Vestager)或将成为他们的“复仇女神”。

索罗斯承认对这些平台的主导地位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感到担忧，他表示，各种创新（如无人驾驶汽车）带来的影响将严重依赖政府政策。

最后，这个“让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破产的男人”还挖苦了加密货币现象。“加密货币是一种典型的泡沫，总是建立在一些误解的基础上。它不是一种货币。”

译者/何黎

季风书园之死折射公共领域式微

Wed, 31 Jan 2018 18:31:19 +0800

2018年第一个月行将结束，对于沪上季风书园而言，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历经283天的漫长告别，死亡如期而至。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中国允许学者辩论对朝政策的背后

Tue, 30 Jan 2018 17:28:47 +0800

在中国，外交政策辩论很少是活跃的，这正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共想要的局面。辩论很少，文章和讲座充斥着催眠的口号和官方的正统观念。

但这种貌似一派平和的共识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例外：中国的专家们围绕该如何应对朝鲜这个日益恣意妄为的拥核邻国展开了一场激烈辩论。

但学者、甚至官员被赋予了发表个人意见的更大空间。

“朝鲜问题很特别，在其他许多领域政府不允许进行如此公开的辩论，”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沈丁立教授说。

这已引发了一些令人难忘的公开辩论。

“战争或已成为一种现实可能，中国必须防患于未然；现在中国政府应更多地着眼于与相关国家磋商并制定应急方案，”贾庆国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那场辩论变得恶意满满，”卡特中心的刘亚伟说。

在意识形态篱笆的另一边，是那些主张接纳朝鲜进入核俱乐部的人。

“我们应当接受现实。我们接受印度成为拥核国家，也接受了巴基斯坦，那为何不接受朝鲜呢？”沈丁立说。

沈丁立表示，目前这种开放的局面能持续多久不好说。“唯一清楚的是，没有人认同当前的政策。”

译者/何黎

民国时期，中国大学到底什么样？

Mon, 29 Jan 2018 01:22:02 +0800

清华大学的校庆片《无问西东》经历磨难，终于上市，成为2018年开年第一部好片。本文不是影评，只是借机聊聊我了解的民国大学。

（文首照片为电影《无问西东》的宣传海报——编者注）

（本文作者最近出版《宏观经济看得懂》，公号“庙堂江湖”。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邮箱：shirley.xue@ftchinese.com）

民国时期，中国大学到底什么样？

Mon, 29 Jan 2018 01:22:02 +0800

清华大学的校庆片《无问西东》经历磨难，终于上市，成为2018年开年第一部好片。本文不是影评，只是借机聊聊我了解的民国大学。

（文首照片为电影《无问西东》的宣传海报——编者注）

（本文作者最近出版《宏观经济看得懂》，公号“庙堂江湖”。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邮箱：shirley.xue@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