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棠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

连日来，天南地北的朋友，在报刊杂志和网络上，发表纪念文章，追思他们与刘绍棠的深厚情谊，以及刘绍棠一生为乡土文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作为刘绍棠的家人，我们感到欣慰也深受教育。为此，特设此专辑，收集、编辑近期发表的纪念文章与资讯，以期达到互相交流的目的。谨向诸位作者——热诚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还将选载刘绍棠的自传材料及部分乡土文学作品，刊登刘绍棠的生平照片及手稿。希望能为大家提供一个缅怀故人、深入了解刘绍棠及其乡土文学创作的平台。同时，也表达我们对亲人深切的怀念和热爱。

提示: 为保证内容正确显示，请您尽量用IE浏览器访问。谢谢。

（封面、封底）

作家刘绍棠逝世十周年纪念特刊

2007年第5期

张 虎

2007年6月29日  中国侨网

我还在农村上小学的时候，读绍棠同志少年时写的《山楂村的歌声》、《运河的浆声》、《大青骡子》、《青松绿叶》等篇篇佳作，便也唤起了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绍棠非常崇拜。后来我到北京上中学时，也常常练习写作，我遇到恩师袁硕颖先生，经常受到他的指导。他知我心意，还专门带我坐公共汽车去通县农村浏览，在运河畔漫步，畅想……后来在北京日报和中国艺术报工作期间，与绍棠同志接触多了，听其高论，观其宏文，深受教益。我每次向他约稿，他都欣然答应，就是在他因病坐上了轮椅，也都从不负约。这每使我备受感动。凡是文学事业上的事，企业上的事，公益事业上的事，他都热衷参预。即使是体育事业上的事，他也掖助振兴。想当年他六十大寿，还特邀我们几位朋友在西单“又一顺”饭庄聚餐。在“老舍茶馆”，他出词，我写字……谁知没过几年他便离世而去，如今，绍棠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思之、念之，便有了以上的话语，权作是对他的一种祭奠吧！

京东大地一神童，①几经霜雪几经风。

吾曾随师去通州，乳臭未干慕其名。

站在“潞河”观校舍，②运河岸边听浆声。

青枝绿叶花正好，大青骡子正驰骋。

山楂村里歌声起，不尽钦羡不尽情。

《私访记》后君不见，八十年代又峥嵘。

儒林村里忆往事，③写字台前话笔耕。

邻里兄嫂多贤助，柴门常聚白发翁。

风华正茂遭厄运，风摇塔影乡情重。

运河清水做豆腐，如今岸边草不生。

几次提案呼治理，乡梓污染挂心中。

瓜棚柳巷常行走，广袤地火火正雄。

我识绍棠二十载，为人仪表兄长风。

光明胡同谈旧史，④往来书信一封封。

约稿必付从无误，始得报章色彩增。

蘸水笔尖凝学识，有神有韵有独钟。

直言不讳写思文，坦坦荡荡论真经。

高言哪畏权势高，大义把盏论豪英。

世间世理多关切，古往今来笑谈中。

乡士文学旗帜举，中华特色合者众。

“老舍茶馆”聚挚友，写作协会赋比兴。⑤

他文我书犹昨日，企业文化兴也浓。

足球盛衰亦参与，诗歌赛事是初衷。

文坛新苗求心切，循循善诱不争功。

轮椅转动追岁月，夫行妇随处处情。

“蝈笼斋”里一章章，⑥挥洒纵横向碧空。

“又一顺”里祝花甲，谁知一别竟无踪。

无踪仍作相逢梦，泪洒清明草木青。

编者注：①绍棠上高中时，其文已收入语文课本。②绍棠曾就读于通州潞河中学。③绍棠曾于通县儒林村“下放劳动”。④绍棠之家位于北京西城区光明胡同。⑤绍棠发起成立北京市写作协会。⑥绍棠取己之书斋名: “蝈笼斋”。

2007年5月17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

   ５月１２日上午，北京通州有着１４０年历史的潞河中学里芳草如茵，绿树成荫，在典雅精致的“解放楼”，１０位高中学生饱含感情地朗诵了校友刘绍棠的作品片段――纪念刘绍棠逝世１０周年暨刘绍棠乡土文学研讨会在这里举行，１００多位学者、读者和刘绍棠的同学、亲友相聚在作家度过中学时代的美丽校园里，纪念这位中国乡土文学的开拓者。

随着潞河少年学子的朗诵，人们眼前展现出大运河北端平原上美丽如画的田园风光，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朗诵声里，大屏幕显现的刘绍棠，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深情地注视着人们。就在这里，１６岁的刘绍棠发表了成名作《青枝绿叶》，以及《大青骡子》、《摆渡口》等短篇小说。他在高一时写的小说被叶圣陶收入高二年级的语文课本。在这里，年轻的刘绍棠找到了自己相伴一生的伴侣曾彩美。这位１３岁发表小说、１６岁成名、２０岁出版７本书的神童作家、大运河之子，是百年名校潞河中学的骄傲。

刘绍棠以６１年的生命之旅，为读者奉献了６００多万字的乡土文学作品，像一团璀璨的火焰，以燃烧自己的方式诠释了大运河两岸的生活。他已经远行１０年，对他的怀念依然无尽。刘绍棠的好友、作家从维熙深情地说：“刘绍棠６１岁去世，成为我们这代人心里难以弥补的伤痛。”他回忆年轻时与刘绍棠的交往，就像一场美丽纯情的梦。在他们都被打成右派的艰难时日里，两个人保持通信往来，从未间断。从维熙夫妇下放到外地，刘绍棠夫妇赶到车站送别，患难见真情，刘绍棠以淳厚和忠诚演绎他的人生。从维熙认为，刘绍棠的一生与大运河密不可分，他从生活的最精微细腻之处入手开始他的文学创作。他以文学感悟生活，消化成自己的情感，把自己感受的情感传达给读者，这样的作家是不多的。刘绍棠与沈从文、孙犁一脉相承。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段宝林是刘绍棠的北大同学，他对刘绍棠在晚会上能将三言二拍小说《乱点鸳鸯谱》倒背如流印象深刻，指出刘绍棠虽是天才，但他同时下过很大工夫。有人认为刘绍棠的作品“太土”，其实刘绍棠对外国文学是努力学习过的，他把肖洛霍夫作为自己的榜样。钱钟书这样评论过刘绍棠作品：“阅读欣赏刘绍棠的小说，就好比坐在各种名贵佳肴样样俱全的盛大宴会的餐桌旁边，每样菜都吸引你吃，使你不知如何下筷才好。”段宝林认为刘绍棠的文笔在中国作家中少有，刘绍棠的乡土文学传统应该得到继承。

作家程树榛生长在江苏的运河边，小时候是刘绍棠的“追星族”，读中学时他就喜欢刘绍棠的小说，也做着作家梦，写信向刘绍棠讨教，与刘绍棠建立起友谊。令他深感遗憾的是刘绍棠未能完成他的史诗式的力作《村妇》三部曲便溘然长逝。

全面展示刘绍棠一生的传记《刘绍棠全传》作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郑恩波与刘绍棠相交２０年。他指出刘绍棠是“荷花淀文学流派”最重要的代表作家，他写下了“新中国田园牧歌”式的作品，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五四新文学、解放区文学三个传统，将“荷花淀派”的柔媚、清丽之美与燕赵文化的阳刚、劲健之美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刘绍棠的妻子曾彩美，当初和刘绍棠在潞河中学一起上过课，并相识相爱的。她在会场上站起来，激动地说：“在我的心目中，刘绍棠是伟大的，超凡的。大运河的乡土乡亲养育了绍棠，绍棠没有忘本，用一生的心血创作了大运河乡土文学，奉献给大运河。他被称为大运河之子。他说过：‘如果我的名字与大运河相连，也就不虚此生。’”曾彩美对刘绍棠的故乡儒林村的父老乡亲表达她的感激之情，她说，没有儒林村的父老乡亲，就没有刘绍棠今天的成就。在刘绍棠最困难的时候，儒林村老百姓保护他没有受到冲击。十年浩劫中，在儒林村的土炕上，他创作了３部长篇小说。３月１２日刘绍棠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当地乡政府在刘绍棠墓地举办纪念仪式，召开追思会。家乡人民理解他，热爱他。

刘绍棠，他的理想，他的梦，还在这片土地上延续，走刘绍棠之路成为潞河中学一代又一代少年的追求之路，他对祖国对土地对文学的爱感染了后来人，对刘绍棠乡土文学特点的总结铭记在孩子们的心中，被他们传诵：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杨鸥)

——刘绍棠逝世十年祭

王 彬

2007年4月27日 人民铁道报 

第一次见到绍棠先生是在1984年的冬天。应该是初冬，天气阴沉、寒冷，冬储菜已然上市的时候。绍棠先生那时住在北京西城区光明胡同的一小院里。不是四合院，而是三合院，有南房、东西厢房，在本该是北房的地方上生长着一株枣树。

在我印象中，绍棠先生的小院，东西厢房各两间。东厢房住着他的父母，西厢房住着他的孩子。绍棠先生居住的南房三间，东间做卧室，西间做书房，居中的那一间，按照传统说法，也就是明间，辟为会客室。绍棠先生会见客人一般在书房。客人多了，晚来的客人便在明间，等书房的客人走了，再进去。如果有急事情，便走到书房的门口，把脖子伸到书房里与绍棠先生对话。

由于纬度的缘故，北京的北房最宜居住，这样朝向的房子，夏天可以享受来自海洋的凉风，冬天可以晒到温熙的阳光，从而感到大自然的恩泽。南房则与北房相反，北房所有的好处在南房都得不到，北京人能够住北房的绝不住南房。绍棠先生的三合院以南为正，那是不得以而为之。如果把枣树伐掉，在那里盖房，也就是北房，绍棠先生不仅可以住北房，而且三合院还可以升格为四合院了。

绍棠先生说：有熟人给他出主意，砍树是违法的，如果这株树自己死掉了，自然不算是违法，可以心安理得在那里建房。可是，那株枣树远没有死亡的迹象，让它速死的办法是把树干钻一个洞，把花椒撒进去，枣树便会枯萎。但是绍棠先生不取，他觉得很好笑，枣树好好地生长在那里，为什么要费尽心机造成它的死亡呢？

绍棠先生出身农家，对农村各色人物了然于心。他说：“农村里不乏勇敢份子，敢于向银行贷款，最后拍拍屁股，贷款还不上，你拿他怎样？”随即念了一首顺口溜：“骑着摩托背杆秤，跟着老共闹革命。趁他还没弄明白，赚他一个白眼瞪。”绍棠先生很是忧虑。他的这种态度，农村的朋友不以为然，得罪老乡干什么？也许是因为少共情结的缘故，绍棠先生说话坦率，敢于坚持己见。在他担任市人大常委的时候，为了一名干部的任命而与市委顶牛。绍棠先生认为这名干部不符合任命条例，准备在表决的时候提出不同意见。人大派人做他的工作，请他注意策略，因为这个干部可以帮助北京做一些别人所不及之事。最后的结果是，听绍棠先生说，他保留自己的意见，而在决定任免的那天，人大请他留在家里不去开会。对这样的做法，绍棠先生无奈而又苦涩。一次同林斤澜先生聊天，他说：“绍棠傻，北京文联的人叫他傻姑爷。1957年反右，绍棠成了右派，我们理解。不理解的是王蒙那么精明的人，怎么也被打成右派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绍棠先生得了中风病，从光明胡同迁徙到宣武门外北京文联宿舍。那座楼的顶部镶有红色的边缘，对这个红边，绍棠先生很高兴，“封”那个楼为“红帽子楼”，自封为“红帽子楼主”，并以其为题写了不少随笔。居住的条件改善了，但是绍棠先生的身体却逐渐变坏。1997年，绍棠先生因为腹内浮水，送到一家医院治疗。本来应该把积水抽出，不知什么原因，负责治疗的医生反而给他输液，这样，腹内的积水更多，从而压迫心脏，窒息而故。这自然是医疗事故，可以与医院理论的。但是，据说绍棠先生不准许家属与医院理论，这是否，又是林先生所说绍棠的傻呢？

十年的光阴，雨丝风片一样地飞驰过去了，但有些不经意之事却沉淀下来，仿佛坚硬的沙砾，不时刺激我，令我反思、令我怀念，尤其是在天气阴冷的时候，往往会涌出第一次拜访绍棠先生的情景，同时不禁浮现宋人晁端友的一首小诗，诗只四句，也就是传统的七言绝句：“寒林残日欲栖乌，壁里青灯乍有无。小雨愔愔人假寐，卧听疲马啮残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联想？我至今没有思索清晰，也许只是情景相近，凄清的情绪潜泳到下意识之中而与我的忧伤产生共鸣？缅怀绍棠先生总是叫人伤感不止的。

愿他的灵魂在天国里安祥。

 (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副院长)

                  –纪念刘绍棠先生

张溪芜

2007年1月 《运河》

刘绍棠先生离开我们已经10年了，但在我的感觉里，他依然活着。10年来，他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亲切而自然，乐观而豁达。在我的记忆中，他不仅是享誉中外的名作家，更是生活中充满激情并笑对苦难与死亡的人。而后者正是他有别于同辈作家的一种标志。

早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就听说河东有个大名鼎鼎的神童作家，叫刘绍棠。老师们谈到他必言《青枝绿叶》或《运河的桨声》，但同时会告诫学生不要学刘绍棠，因为他是“右派”，还因为他“为三万元钱而奋斗”。直到1979年春天，我参加县里的文学创作座谈会，才有幸一睹刘绍棠的风采。可我怎么也想不到，一位不满20岁就成名的作家，一个21岁就被打成右派的人，在经历长达21年的苦难后居然秉性未改，依然谈笑风生，依然口若悬河，依然妙语连珠。更想不到的是，在儒林村“鬼宅”的土炕上，他居然还写了《狼烟》等三部长篇小说。从此，我知道了刘绍棠是一个敢于笑对苦难的人。笑对就是藐视，这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正是这样一个人，在新时期里很快又以《蒲柳人家》等优秀作品享誉文坛，并先后载人《世界名人录》和《世界作家名人录》。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已连续发表了一些小说受到北京文学界的关注，并有幸出席了第三届青年文学创作会议。这期间我得到了不少前辈作家如林斤澜、杨沫、刘绍棠、浩然等的热情鼓励和指教。但经常关心并具体帮助我的，还是刘绍棠、王梓夫、周祥等通州籍作家。1987年加入北京作家协会后，我曾有几年在创作上懈怠了，这时刘绍棠先生鼓励我坚持下去，他说“有苗就不愁长”。不幸的是，先生在1988年8月初病倒了。我到宣武医院看望他时，刚刚脱险的他依然谈笑风生，俨然一个毫无病痛的健康人。后来的几年中，先生以偏瘫之躯笔耕不辍，又写出了《村姑》等文学著作。鉴于他的健康状况，我很少再去打搅他，但他仍亲笔写信给我，这让我格外感动。事过多年，我手上仍保留着不少先生的墨迹，其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如此看来，刘绍棠还是一个敢于笑对死亡的人。笑对就是藐视，这更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正是这样一个人，在他辞世10年后仍然以他的精神和文学遗产，深刻地影响着运河文化的开掘与张扬。

由于有了常人所不能做到的特殊品格，才有执著于描绘运河历史风情画卷的大运河之子刘绍棠。他的作品语言之美，语言之独特，曾使世界著名汉学家米勒博士不得不感叹，“刘绍棠先生，我只能翻译你作品的故事梗概，语言翻译不了”。当然，刘绍棠先生的作品存在着一定的局限。由于英年早逝，历史没有给予他突破局限的机会，这是一个遗憾。但这并不能动摇他以丰硕的文学成果所确立的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是通州的骄傲，他是大运河的骄傲。

在纪念刘绍棠先生逝世10周年之际，作为晚辈，我想告慰先生的是，您的家乡已经高高扬起运河文化的大旗，一大批文学新秀正在崭露头角，这不正是您生前所期望的么?同时我也想借此机会，以几句话与家乡的文学同仁共勉：学习刘绍棠先生对文学的执著精神，在我们所热爱的土地上默默耕耘。多一些踏实，少一些浮躁；多一些艺术上的探索，少一些名利上的谋算；多一些认真的文学批评，少一些庸俗的胡批乱捧。这样，通州或许有望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之乡。

毛洪其

2007年1月 《运河》

大运河春水汨汨，是他笔头流淌的墨迹．大运河春风依依，是他抚弄尖尖小荷的倩影。绍棠老师静卧运河岸上十年了，他的“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早已成为大运河的自豪。

二十年前，1987年春节过后，我和溪芜到府右街拜望绍棠老师，那时他正值创作高峰期，精力旺盛，如浴春风。他的寓所是个小四台院，紧靠着紫禁城。我感到神秘高深，也有些许不安。他把我们迎进书房，其时他正在看毛志成的电视剧《卢沟桥》，我们还没坐下，他就说:志成的作品，不错，我搞不了。书房真是名副其实，书架上、桌子上、地上堆满了书报杂志，显得很乱，可是当他谈到哪个作家时，信手便抽出作者的著作。他和我们聊运河，聊创作，聊文学形势，慢慢的我那种不速相扰的不安消失了，感觉是坐在运河人家的炕头上

中午，老师留我们在家里吃饭，按照运河人家的习惯，我们放上地桌，摆上小板凳，围桌而作，一粒粒数着花生米——那是他夫人亲自下厨炸的，喝着通州老窖。我们听他点数运河家珍：北运河是出作家的地方，前面的不说，我这辈的，我，房树民，从维熙……这几年出来的梓夫他们一拨，溪芜，你们又会是拨…… 哎呀，运河水养人呀。他送我们一部刚出版的关于写作的随笔，我不禁翻看着，随便哪一页都能看出他的运河情结。“我要以我的全部心血和笔墨，描绘京东北运河农村的二十世纪风貌，为二十一实际的北运河儿女留下一幅二十世纪家乡的历史、景观、民俗和社会学 的多彩画卷，这便是我今生最大的心愿。”

不知是窖酒还是师长掏心窝子的话，我的心里热热的。饭后，绍棠老师把喝剩下的酒封好盖儿，蹲放到书架边，腾出桌子，拣出一张稿笺，应约为我们的自办刊物题词：“耕耘小小的文学苗圃，栽培未来的文坛参天大树。”写完放在一边晾干，谦诚地说：“我自知在小说创作上不会取得多大成就，但是愿作产生未来天才的一片泥土，而且努力使这一片泥土肥沃一些。”作为文学青年我们自然激动不已，感受着大运河的胸怀。

   老师仙逝十年，运河潮起潮落，春去秋来，文学园圃真的肥沃了，作家之林茁壮了，我们感念：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黄日旭

2007年1月 《运河》

一

绍棠谢世已十年，

形象常留脑海间。

重病出席人代会，

志中摄影丁丑年。

刘公玉照持赠我，

母校征集入专刊。

内务部街增重彩，

群芳竞秀百代传。

二

戊辰盛会同议政，

十日同屋促膝谈。

白首相逢识校友，

青丝攻读话童年。

倾心畅议倭军窟，

挥泪述说北运滩。

百姓鸿恩如地厚，

一心报效尚有年。

三

己巳召开人代会，

绍棠病重莅临难。

签名赠书情谊重，

钤印惠人意缱绻。

肩负民权脊梁重，

心萦世态赢身寒。

蝈笼斋主丹心壮，

热血挥洒绘巨篇。

四

重病依然进健言，

忧民忧国力争先。

发蒙高见惊群座，

振聩奇才启众贤。

治秽排污工地大，

知情视事高碑南。

疾呼市长来督导，

喜看鸿猷利宇寰。

                                                                                       丙戌年新春写于北京

 (作者系原通州第二中学高级教师、副校长，北京市第九届人大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北京市委会常委兼副秘书长。与刘绍棠为北平第二中学初中同学(1948年)，又同为北京市第九届人大代表。刘又当选为第十届人大代表。1997年2月会议期间，高志中代表为绍棠摄影，并将绍棠照片送给作者一张。北京二中275周年校庆纪念册上用了这张照片。

绍棠长期带病工作，平易近人，宣讲百姓恩德，在重病期间还赠给人大代表们《我的创作生涯》一书。通县人大代表与北京市人大代表对高碑店污水处理工程进行视察，绍棠针对经费不足问题建议北京市长如期拨下专款，收到良好效果)

王予民

绍棠兄，你到哪里去了？

几次梦见你，好像还是１９８７年初次相见的样子：体格魁梧，性情豁达，快语诙言，谈笑风生。

对你，我真是慕名太久，相见太晚呀！

上世纪５０年代初，你还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时，就发表了成名作《青枝绿叶》。那时候我刚上小学不久，班主任是个女老师，姓崔，才从师范毕业，对你佩服得不得了。她把你的几篇小说作为讲故事的蓝本，经常在课堂上讲读，你就成了我上学后第一位记得住姓名的作家。记得崔老师约略介绍过你的情况，说你还是个高中生，上初中时就发表小说了，是个神童。她把《青枝绿叶》中的一句话抄在黑板上：“傍晌，漫天黑云下来了，小风清凉清凉的吹着，庄稼叶子唰啦唰啦地响，满囤赶快往回走，嘴里打着口哨。”崔老师说你写人写景有声有色，叫我们模仿着造句。从此“刘绍棠”成了我班同学崇拜的对象。上到小学三年级，我开始喜欢浏览课外书。你的小说集《山楂村的歌声》，我是用了几个星期日的时间，站在杞县城隍庙新华书店的书架边读完的。１９５７年秋天，我转学到省城，下午放学后，经常去纬二路省图书馆阅览室看报。有一天突然看到你被划为“右派”的消息，霎时犹如头顶上响了一个炸雷，茫茫然不明就里。报纸上在批判你的“有毒”言论，什么 “现实主义”，在什么什么“时代”，我当时弄不懂，又不敢到学校问老师，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我替你担心了好久，后来就听不到你的消息，书店里也见不到你的书了。

再读你的作品，已是２０年后。１９７９年你的小说《含羞草》发表，我为你能恢复名誉感到庆幸，更喜你的新作有趣，文笔已是炉火纯青。此后，你的创作势头犹如井喷泉涌，小说一篇接着一篇发表，一部连着一部出版，让人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你在乡土文学园地里躬耕不辍，取得了令人称羡的成绩。

１９８７年５月，我终于得到了拜访你的机会。那是我去北京探望住在长兄家的老母，兼顾为一家报纸向北京几位作家约稿。行前我曾求教于老诗人苏金伞，在他那里抄到了你家的住址：北京府佑街光明胡同４５号。

我到光明胡同两次，第一次未见你，是你父亲接待了我。刘伯伯温文尔雅，待人亲切。他简单介绍了你的情况，又让我参观你家的院子。那是个三合院，院子不大，你的住室和书房都在南屋。刘伯伯让我当天下午四点以后再来，说你去市作协开会，中午就会回来。

你在狭窄的书房里接待了我，说给这个屋子起的名儿叫蝈笼斋。我说从上小学时就敬慕你，３０多年了，今天总算见到了偶像。你笑道，现在还经常收到中学生的信，想不到许多少年人还是自己的书迷。眼下正在赶写长篇小说，因为在胡耀邦面前立过“军令状”，到１９９６年年底要完成１２部长篇。如今写的是《水边人的哀乐故事》。有时抽空儿也给报纸写一点儿短论或忆旧散文，调剂一下情绪。你答应给我编的副刊写几篇回忆老师的文章，说已经写过王力先生，还想写魏建功和游国恩先生。我给你留下了几张报纸，在报纸边角写下了联系方式，又向你打听苏叔阳、宗璞、赵大年的住址，你一一告诉了我。握别时我觉得你的手相当有力，你似乎看出来了，说自己有些蛮力，只是喝酒不会耍滑，几年前得过一场大病，现在不得不“改邪归正”。你把我送出院门，又告诉我去魏公村比较方便的公交线路。

两年后，我收到你寄来的回忆游国恩先生的散文，题为《佛脚之忆》。你在文中说：“……我上游先生的课，还算用心听讲。那是因为，课后我要当‘二道贩子’，给外国留学生辅导。”你描写游先生的形象是：“……冬季穿缎面长皮袍，外罩青呢大氅，头戴水獭皮帽，更显得夫子风度而又含威不露。”这篇文章在我编的副刊上发表后，深受读者欢迎，纷纷来信，要求多刊发这样的文章。你给我寄稿的同时，还寄来了一本《我的创作生涯》，并在扉页上题字：“王予民同志存念刘绍棠１９８９年８月５日创作生涯四十年。”我给你打电话表示感谢，你说这篇稿子之所以拖了很久，是因为在１９８８年中风，治了几个月，也没彻底治好，落了个左瘫。好在眼下右手还能写字，脑力劳动尚无大碍。

从此你的健康状况总在我念中。因为知道你拖着病体坚持写长篇，就不忍心再向你索稿。直到１９９３年深秋，我才去看你，后来在一篇小文中记述过那次访谈。你于１９９７年３月１２日在北京宣武医院猝然逝世。我不能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一个生命力多么旺盛的“铁人”，怎么遽然撒手人寰呢？失去了你这位朋友，我悲痛哀伤，凄然无助，许多天都无法扭转情绪。

绍棠兄，你生于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９日（农历二月初七），今年是你的７０诞辰，我想只能按农历来纪念你了，因为今年公历不是闰年，２月只有２８天！

绍棠兄，我梦见你了，忍不住说了一些梦话，你听到了吗？

杨栋

   刘绍棠逝世多年了，我却总会想起他，我和他只有过一面之缘，他憨厚的样子，胖胖的体态，叫我忘也忘不掉。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我在北京参加一个文学讲习班，刘绍棠给我们讲了一个下午。谈起当初选择写作时他说，初学写作正是建国初期，共和国蒸蒸日上，那时提倡写工农兵，文坛有写农村生活的赵树理、柳青、周立波、孙犁。他想，写农村的生活，他是赶不上“四大名旦”的。于是选择了写家乡。他笑眯眯地介绍，写处女作时才１５岁，所以受到宠遇，“那时国家百废俱兴，出了这么个小孩儿会写小说，当然引起人们的好奇心了。”

他在讲话时也说了这样的意思：写干部我写不过王蒙，他１５岁就当干部了；写北京我不如邓友梅，我对城市不感兴趣；写监狱我沾不上边儿，从维熙坐了２０年监狱呢。有人劝，你写５０年代的知识分子吧！现在作者一写教授就是穿西服、吃西餐，王力、朱光潜都是我的老师，他们就爱穿个皮袍子。所以我还是经营那二亩八分地好，我告诫自己一定要铁心务农，不要水性杨花。他的讲话很朴实，很风趣，会场上洋溢着一阵一阵的笑声。

他闲谈时说，我２１岁就被打倒了。打倒了怎么办？我回我老家儒林村，儒林村不出儒，我是头一个“大儒”，我知道的作家里没有一个像我一样，在一个村呆了这么长的时间，所以我就发挥我的特殊性，写我的儒林村。他笑着比喻：“比如我出国穿的是老家通县做的乡土西服，一下飞机到旅馆就赶快收起来了。人家外国西服是正牌的，比不过，但我穿上中山服和布鞋，走在大街上就我一个人有特色，在德国真是出够了风头，老外也眼热，什么原因？洋啊！”他笑了一会儿，又说，到了边境，蒙古的边防军也向我立正，他以为我是中国的领导同志呢。这就叫特色，乡土作品也是一种特色。乡土文学到了外国，外国人眼里会以为是“洋货”。

他在北京住的时间长，所以他也喜欢京剧，和我们谈起京剧，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又用京剧比喻起文学来了。他说：“梅兰芳是京剧全才，程砚秋是他的徒弟；但程砚秋的水袖功超过了梅兰芳，后来梅兰芳把拜师帖也给退了，他和程砚秋兄弟相称了。程派的水袖比一般的长一尺多。程砚秋是个大胖子，但他跑起圆场来，水袖满天飞，观众都喝彩。文学作品要有了特色，读者能不喝彩吗？”

１９９０年４月，我给他去过一封信，想让他给写几个毛笔字，他回信说：他的字写得不好，原谅他不能写。但他用毛笔给我回了信，这样，我还是收到了他的毛笔字。他的家乡专为他建了“刘绍棠文库”，为他立了碑，碑上刻着“人民作家，光耀乡土”八个字。有这八个字盖棺定论，他可以含笑九泉了。

王梓夫

2007年3月21日 通州时讯

   绍棠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十年还能让人记住已属不易，十年亦能令人深深怀念且念念不忘则很难得了。

绍棠是以神童作家和命途多舛惊现文坛的。据《刘绍棠年谱》记载．绍棠从13岁开始发表作品后．则一发而不可收，在全国知名的大报刊上佳作连篇，好评如潮。在通州档案馆的《刘绍棠文库》里，陈列着一本上个世纪50年代高中二年级的语文课本，上面的一篇教材就是刘绍棠当时的代表作品《青枝绿叶》。须知当时的刘绍棠正在读高中一年级，这是一伴非常轰动且流传多年的奇闻美谈。正当绍棠这颗文学新星神奇升腾光彩夺目的时候，他又突热成了铺天盖地口诛笔伐的“右派分子”。这巨大的反差使刘绍棠成了家喻户晓的“神话”，这“神话”尽管道到了各种各样的摧残，它的根须却顽强地在大运河的肥田沃土上伸展着、繁衍着、挣扎着。

这根须便是文学强大的生命力。半个多世纪以来，刘绍棠的名字和他的作品在大运河上传播着，影响着两三代的文学青年。由于刘绍棠的出现．让那些没有读过多少书的父老乡亲知道了文学、认识了文学、也懂得了作家，还让一些与刘绍棠同样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做起了文学梦。这些做着文学梦的年轻人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刘绍棠42岁的时候“右派”被改正，以新文学主力军的姿态重新出现在文坛上。刘绍棠复出之后．便打起了“乡土文学”的旗帜，将怀着文学梦想的农村作者团结在了自己的周围，形成了一支兵强马壮的文学队伍，成了北京新时期文坛的重要组成部分。

刘绍棠被称为“运河之子”是当之无愧的．他是喝大运河水长大的，大运河哺育了他也保护了他。他被打成“右派”以后，没有像张贤亮、丛维熙等人遭受那么多的苦难和折磨，就是因为大运河的父老兄弟将他揽在了怀里。他跟大运河有着骨肉般的情缘．大运河成了他文学创作的重要的题材和永远的主题。他对大运河的情感根深蒂固的，是儿女对母亲的依恋与报答。他是最早关注运河污染问题的，也是最早提出运河文化概念、倡导弘扬运河文化的先行者之一。特别是他担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之后，利用他的影响，在多种场台发表演说．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还写信给中央领导同志，以引起人们对运河保护与治理的关注。在运河源头的确认上、在恢复通州的署名上，他真可谓是想方设法、慷慨激昂、势在必得。

人们记住了刘绍棠的名字记住了刘绍棠的作品．更记住了刘绍棠对运河文化的贡献。在绍棠逝世十周年之际，谨以小诗为祭

十年大夜香犹艳．

每谈文化倍思君。

神童罹难蒙乡眷．

赤子含冤报母恩。

妙笔生花蒲柳卷，

蜡炬成灰运河魂。

先生遗骨夸何在．

燃灯塔下泪沾谍。

2007.3.16于通州

记录亲友拜祭 采访绍棠家人 概览作者生平

北京通州电视台记者视点栏目专题报道：大运河之子刘绍棠（上）

载入中……

北京通州电视台记者视点栏目专题报道：大运河之子刘绍棠（下）

载入中……

缅怀绍棠

参观刘绍棠文库，再次缅怀这位大运河畔的著名作家。

昨日区档案馆举办“刘绍棠逝世十周年”纪念活动，祭扫绍棠先生墓，还邀请其家人一同参观了刘绍棠文库。

刘绍棠是通州籍著名乡土文学作家，1936年2月29日生于儒林村，1997年3月12日病逝。代表作有《京门脸子》、《蒲柳人家》、《峨眉等》。

记者 田兆玉/文 王力利/摄

从维熙

2007年3月15日 天津日报

时间无声，当2007年的早春时日到来时，刘绍棠已离开文坛10年了。1997年3月12日，他告别人世间的时候61岁。离世前，绍棠曾有遗愿：他要魂归故土。因而他的墓园，在通县荒凉的运河滩上。我和友人房树民，几次想去绍棠的墓地凭吊，但是绍棠夫人曾彩美说：生者探望死者亡灵，本来就是一件令人悲从心起的事儿，加上那墓地过于荒凉和简陋，怕我们看了会引起精神上的感伤。直到绍棠离世的5周年——2002年的早春时日，彩美才答应为我和树民带路，与绍棠儿子刘松萝一起奔往运河滩，去祭奠挚友绍棠的亡灵。

树民手捧一丛鲜花。我则带上一坛家乡老酒。树民与我和绍棠，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不仅是同时在文苑出土的苗儿，亲上加亲的是，我们都先后在运河边上的通县上过中学。浓浓的文友之情，加上地缘之情愫，从绍棠西归之后，让我和树民久久陷入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沼泽。绍棠儿子松萝，在车上告诉我们，父亲的墓园本来是安葬在运河源头的，但是运河源头要急于拓宽公路，老爸原本已然安息了的灵魂，不得不经受一次迁移之扰。这倒也好，灵墓从运河源头迁回故乡的运河大堤之旁，离他描写的乡土又拉近距离；生平固守乡土文学创作的老爸，在地下更安心了。在这里，老爸可以时刻听见乡音和涛语，心灵可以与布谷鸟的歌声合鸣。

早春的田野，已开始在大地上织绿。在奔往绍棠的墓地的公路上，我陷入对绍棠的往事追忆之中：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代文苑神童，年轻时的一代文学骄子；1957 年后的历经20年痛苦生活的人，回归文坛后乡土文学的痴情守望者……这一束束彩色的花环，历史地落在刘绍棠一个人头上，实在是中国历史脚印，铭刻在文坛上的独特篇章。现代的年轻人或许不会知道，刘绍棠16岁时发表的小说《青枝绿叶》，被叶圣陶老先生编选进了高中二年级的语文课本之后，致使当年在潞河中学教学的老师，不得不把在该校读高三的刘绍棠，请到了讲台上让他自己讲这堂语文课。翻一翻中国的才子史，少年成材者有之，少年一鸣惊人者也有之——但是在少年时期堂而皇之走上讲台，向同学自剖自析其诗文者，大概只有刘绍棠一人。当时，文坛称刘绍棠为神童才子，没有现代流行的炒作，完全是货真价实的人文界定。记得，当时绍棠赠我的作品，书的扉页上曾题写如下的自白：“十岁的神童，二十岁的才子，三十岁的庸人，四十岁的老而不死。”诚然，这里含有他年少时的鹤立鸡群的情结在内，但他将此人生格言题写给我的意思，在于激励我在文学创作上的奋发精神。我在赠他自己出版的作品集的扉页上，回应他的话则是：“日月易世人亦老，及时奋发趁年少。”一呼一应，充分地表达了我们心灵韵律的完全和谐。

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也具备了绍棠的文学天才，仅仅是对天才召唤的回声而已，或者说我写下这两句古代文化格言，完全是为了自我鞭策。我性格不够阳刚，因而绍棠的那股子锐气，对我的青少年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不仅他秀美的文字，对我产生了磁石般相吸的魅力，就连我的生活节奏，也因结识了绍棠而乱了节拍。比如，我是个烟酒不沾的青年，由于每次相聚时，绍棠都不离烟酒，以示生活之百无禁忌，在50年代初，我不仅学会了“喷云吐雾”，还在情意相投中学会了“一醉方休”。如果说，到了1957年，我之所以在众目睽睽之下，敢于在会上公开质问当时文坛负责同志周扬，对其倡导“英雄人物论”提出质疑，怕是与热酒烧膛之后的“酒后吐真言”有关——因而我感谢绍棠给了我文学的“马拉松”长跑之勇和生活上争做热血男儿之志。

但是在人生这个大棋盘上，车、马、相、士、炮虽然行走的步履各自相异，但都无法飞出棋盘的制约。在1957年，我们先后陨落了。我去劳改，绍棠去运河滩上放牛，承受的苦难分量虽然不尽相同，但同时沦为文坛之囚，在这漫长的 20年中，我们并没有中断友谊的交往。为了生存的延续和彼此的安全，我们相约书信上不留名字，以防再生不测。我写给绍棠的信，信皮和信首一律冠以他夫人曾彩美的名字；他写给我的信件，信尾亦不留下姓名。之所以谨慎得如同“地工”，实因“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之故。因而，彩美当年既是支撑在我们头上的一把保护伞，又充当了我们之间患难友谊的导电仪。

在车上，彩美问我是否还记得这些往事。我说不仅牢记于心，至今我还保留着那些信件。彩美告诉我，我的信件则全部按照我的要求，读过之后将其化为火焰，我囹圄于大墙之内，不愿意因为我的身份，牵连到绍棠和他的家人。讲起这些陈年往事，我的心碎了，这不仅因为让我记起了风雨如磐的暗夜，更让我感伤涕零的是，双双走过冰雪之路的绍棠，走完了他九曲回肠的人生之路以后，竟然回归到生他养他的土地长眠了。这给他生前的挚友亲朋，留下了无穷无尽的感伤和思念。

墓地到了。这儿没有公墓的标志，更没有丛丛的碑林。举目望去，延伸在我们面前的是干涸了的运河。河滩上有一个放羊的娃子，在驱赶着羊群在河畔穿梭。彩美带着我和树民，停步于运河河滩，这儿就是绍棠的魂归故里的墓地：坟前一块苍石为碑，上边刻有“运河之子”四个大字。树民将手中抱着的一簇鲜花抖开，分别插在了碑上和碑前，我则将怀中揣来的一坛家乡老酒，分别浇在一束束玫瑰和月季之上。酒浆顺着花枝花叶，滚落在苍石之上，然后坠入了泥土。花香搅拌着酒香，弥漫在绍棠的墓园时，我把浇花剩下的半坛老酒，摆放在碑前，我弯下身，对长眠地下的友人说：“你还记得年轻时，我们的一次次畅饮吗？今天，我和树民与你共饮来了，就像我们年轻时那样！”这一刻，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悲恸之情，眼泪涌出眼帘，与那酒浆同时滴落于运河河滩……离开绍棠墓地时，遥见天空一行大雁北归，声声啼鸣令人心碎。又见一牧羊人，赶着羊群朝河滩走来。这是对长眠于故里的乡土文魂，最大的精神慰藉！

2007年3月5日于北京

刘福田

01、写作本篇祭文理由陈述

论资排辈，轮不到我写这篇祭文，初识通州文人，便惊闻绍棠仙逝，我连这位传奇大师一面都没有见。说来遗憾，如晚些许时日，我就极可能见到，之后我进入圈子，但有活动都去参加，绍棠生前极关心故乡，常来通州指导晚生后辈，只要人在，见面可能性极大，可惜我没这个缘分。

未见其面却早闻其名。我记事就知道通州有个刘绍棠，神童才子大作家，当时浑浑噩噩不详所以，只感觉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小学初中在家乡读书，作文一直不错，自然明白了什么是作家，但对刘绍棠其人没有更多了解，只是钦佩，我甚至不知他是“右派”，可见通州人对绍棠，也是母子情深，只引以自豪，从未嫌弃。

对绍棠多一些了解，那是在我考入潞河以后。1979年，那年刘绍棠刚刚平反，入校时聆听校史，这才知道大名鼎鼎的刘绍棠，原来也毕业于潞河！后来更知道，时任校长方田古也是绍棠的校长。怪不得他提起绍棠那么自豪，对绍棠介绍那么多，我这才知道绍棠何以出名，原来他读高二时，其作品已被编入高三课本！

不由得心生敬佩，但了解也就此中止，那以后再了解，已是绍棠逝世之后了。我进入通州文学圈子时，绍棠刚好辞世，可因此我才真正开始了解他。先是通过那些悼念文字，原来绍棠在通州文学界影响这么大！通州文界泰山北斗，大都对绍棠执弟子礼，如此算来，我已经算是孙子辈儿了。

这才让我吃惊起来，随后了解越深也就越吃惊，不仅吃惊绍棠如此名望，更吃惊他对通州文学界巨大影响。陆续开始读绍棠文字，同时也读其他人文字，越来越发现，绍棠之后乃至同时代通州人文字，许多地方都潜移默化地受到绍棠影响。我那些老师们文字中能看到绍棠影子，绍棠同时代浩然老师文字中也有，再看我那些同辈师兄弟也包括我，文字都可以觉察出这种影响……

刘绍棠是个影响世界的人，1985年入选英国《世界名人录》，这个殊荣，同时代浩然也未能获得，绍棠著述很多，其中不乏力作，可具体哪本书可以扛鼎呢？检索绍棠名下，找不到《金光大道》或者《艳阳天》那么大影响的著作，其世界影响又何以在浩然之上？刘绍棠世界知名，但在作品影响上显不及浩然，这又是怎么回事？国际国内范围都太大，回到故乡通州，刘绍棠简直就是缔造了一个“刘绍棠时代”！

刘绍棠究竟何许人？如何能在通州造成这么大影响？浩然老师年龄比绍棠还大，我早就看过其著作，感觉里他名气更大，他们又究竟谁影响了谁？疑惑太大，只好询之老师，他们大多说绍棠成名在前。也是！“乡土文学”明确为绍棠倡导，那可是现代中国文学七大流派之一。

越来越对绍棠感兴趣，可是能够找到的资料不多，圈子活动也难得机会询问，只文友聚会茶余饭后才能谈起。如此而来，了解毕竟有限，就这样过了10年，我对绍棠还是知之甚少，直到前几日又一次参加活动。提起绍棠逝世10周年，大家说该写些文字纪念，我当时却想：我连绍棠面儿都没有见过，写不了也没资格，大概也只能看看。可是这次活动却发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通州档案馆内部资料《刘绍棠年谱》（以后简称年谱），看完之后就改变了想法，难以克制地想写这篇祭文。

我这人不会随便看书，要么不看，要看就会非常认真，认真到这不到50万字，我看了整整一周！回家后没做其它事，每天十几小时就是研读《年谱》，越看越让我感兴趣，许多百思不得其解之谜逐渐揭开，对绍棠一种综合印象渐次成形……

循着绍棠传奇的人生轨迹，不仅一个活生生人物形象显现出来，人物言行事迹前后关联纵横捭阖，绍棠一生致力的整个乡土文学理念体系，也在我脑海中逐渐定格。对其形成的前因后果、现实影响和未来发展，我也逐渐有了自身结论。或者因为我研究哲学？一个喜欢写字的人，一旦有了这种感觉，那就不得不写点什么了。

可究竟能不能写？这是个现实问题。先要说资格，算起师徒辈份来，我要排在绍棠孙子辈儿，有那么多老师在，我写是不是有点僭越？想想这不是问题，老师写是老师的，我写是我的，不在一个辈份上，可以不去比较。该写的理由似乎更充分，我们都是通州人，不管名气大小又都是文人，算起来我和绍棠还是校友，这些都可以成为理由，何况我对绍棠又一直很感兴趣呢？

资格问题想通了根本不是问题，管他有没有资格？只要想写谁都可以写，想写谁也就可以写谁，这是基本人格自由。但自由也不是全无限制，没错，皇帝背后都有人说，可那也只能是说说，尤其不敬之词不能被权贵听到，写成文字当然更要慎重，那也许弄不好就成了罪证。还有一个更关键问题，那就是该怎么写。

绍棠不是皇帝，我对绍棠也绝无不敬，只是对乡土文学评价比较客观，这该不该写就得考虑一下。局外人或以为多虑，那是不了解通州人文现状。我的师长和文友，大多是绍棠晚辈，有人可能连对绍棠客观都接受不了……这不是胸怀问题，感情上就难说了，理性和言行之间恰恰间隔情感，那往往不知不觉就影响现实……

还是想得太多了！我又不是要说绍棠坏话，绍棠是我们通州人的骄傲，客观了反而更生动形象。客观本身还可以避免对绍棠理解偏差，这也许对绍棠是件好事，对整个通州文化界更是好事，我又何必这么多顾虑？不过就是客观了吗！客观不是不敬，或者还是对前辈更好的尊敬，我也是典型通州人性格。看过《年谱》知道，绍棠也是这样，不为尊者讳，不为长者讳，不为贤者讳，想到便直言不讳……

侯桂柱

2007年3月12日 北京晚报

光阴荏苒，转眼之间，绍棠同志离开我们已是十个年头了。

刘绍棠同志是我国当代“乡土文学”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作家。他十三岁即发表文学作品，被誉为“神童”；到六十一岁去世，在四十八年的写作生涯中，他以京东大运河畔独特的风情习俗为背景，创作了六百余万字的文学作品。他大力提倡“乡土文学”，保持和发扬强烈的中国气派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描写农村的风土人情和农民的历史与时代命运，为我们留下了众多优秀的 “乡土文学”作品。不少作品被译为十几种文字，在国内和国际文坛负有盛名。

然而，就作家刘绍棠本人来说，他也留下了深深的遗憾。那便是他未能如愿完成多卷体长篇小说《村妇》的创作。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正在酝酿着宏伟的计划——创作多卷体长篇小说《村妇》。1987年写的《入境》，坦露了他这一宏愿:他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开始已“入境耕思”这部巨著:“麦收之后，挂锄时节，我将拜望和走访从我的小村嫁出去的老少姑奶奶，静中入境转为动中入境。那么，这篇小文聊作我的出师表吧！”不料事隔一年，他突患中风偏瘫，实在是对这位心怀宏愿作家的致命打击。他在1988年11月21日给我的来信(点击看信件原件)中说:“我患左半身偏瘫，住院治疗三个月，目前已经出院，回家吃药恢复功能。虽然已能拄杖蹒跚行走，但生活上仍不能自理……”信的末尾他十分痛心地写道:“十年来我盲目逞强，超负荷运转，自食恶果，悔之晚矣！”

虽则如此，正如刘绍棠爱妻曾彩美所说:“绍棠将艺术创作看得比生命还重。”他在1992年写的《双吉开笔》中宣称:“现在，我以病残之躯，又想掀起第三次浪潮。今生除此别无所求，但愿天助我也。” (指他1957年和“摘帽”后、“文革”前两次所写长篇半途而废之事)。他在1993年5月1日给我的信中也说:“我给奥申办捎书上题词:‘我虽老残，仍要在文学创作的马拉松竞赛中奔跑奋进！’”充分体现了这位身患瘫痪作家的雄心壮志。从1992年到1995年，他历经病痛折磨却奋勇拼搏，起早贪黑，一句句一章章地，历时四年终于写完了《村妇》第一部。更令人感动的是，1996年4月，他因肝腹水病危被送进医院，面对死神威胁，他仍然惦念着尚未完全定稿的《村妇》第一部。“于是从住院的头一天起，挺着装满9公斤腹水的大肚子，蜷缩在病床上，对《村妇》进行了文字梳理，五日而成。”(见《村妇》后记)

绍棠同志曾经说过:“生命不止，笔耕不辍。争取到1999年，我的创作生涯50周年时，完成我的多卷体长篇小说《村妇》。作为我奉献乡土文学和运河文学的重型作品。”然而，天不假年，病情的发展，加以过度的劳累，终至在1997年3月12日，绍棠同志带着未能完成多卷体长篇小说《村妇》创作的深深遗憾，离开了他无限眷恋的这个世界。

每想到此，我们也为作家未能完全实现宏愿感到无比的惋惜，更为绍棠正值创作盛年而早亡感到无比的痛心。

痛定思痛，我想，这绝不是刘绍棠同志一人的悲哀。已故作家中有着绍棠同样经历的人并不鲜见:因过度劳累致病——带着病体拼命写作——以致病情加重早亡。这成了一些作家身陷其中的一个怪圈。如何从这个怪圈中摆脱出来，更加理性地、科学地处理好写作与康复的关系，实在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深刻思索的一个重要问题。

纪念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逝世10周年

2007年3月12日 广州日报 记者：龙音希

今天，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刘绍棠先生逝世10周年的纪念日。在文学愈来愈大众化和都市化的今天，回顾这位终身致力于写作自己的故乡通州的乡土文学作家的一生，对于今天的读者和写作者，都有着深刻的启示之意。

少年成名 早期创作充满牧歌意趣

刘绍棠1936年2月29日生于通州儒林村，(wai)祖父是清末秀才，写得一手好字，文笔也好。外祖父家境贫寒，在一私塾教书。刘绍棠的母亲自小受父亲影响，也初通文字，喜爱读书。在这样的家境里，刘绍棠从小就喜欢看戏听说书。村中有个季三哥，常常带着少年刘绍棠去听说书，《彭公案》、《七侠五义》等故事和野台戏，大多都是刘绍棠骑在季三哥脖子上听完的。

11岁，刘绍棠开始学写小说，13岁，在北京男二中读初中二年级的刘绍棠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邵宝林变了》，得到鼓励之后，他一发不可收拾，利用业余时间写作了。在初高中阶段，他就完成了20多篇小说。1951年写的短篇小说《红花》，可说是他的成名作。这篇小说经周立波的肯定，发表在1952年元旦套红的《中国青年报》上。其后，他发表在孙犁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的《青枝绿叶》更是得到严文井、周立波、沙汀等人的共同肯定。后来这篇小说被选入高中二年级语文教科书，而此时的刘绍棠还在读高中一年级。自此，“神童作家”刘绍棠声名鹊起。

1951年，15岁的刘绍棠就被借调到河北省文联，这一年他完成了9个短篇和一篇散文。1953年6月，刘绍棠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选录的是他高中一年级和高中二年级上学期的作品。1954年，刘绍棠又出版了他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山楂村的歌声》，选入的是他高中二年级下学期和高中三年级的作品。同年夏天，刘绍棠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6年，20岁的刘绍棠被吸收为中国作协会员，成为年纪最小的中国作协作家。

刘绍棠青少年时代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山楂的歌声》、《中秋节》、《瓜棚记》、《私访记》和长篇小说《运河的桨声》、《夏天》，这时期的作品他在写作方向上受孙犁和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影响，由于在上世纪50年代的作家中，他年纪最小，必须扬长避短，因此决定将写自己的家乡和家乡的人民作为自己的写作方向。他这一时期的作品清新、淡雅，把土改后的农村写得生机盎然，有社会主义“田园牧歌”之美誉，也因此而被称作“荷花淀派”。

中年波折 出版长篇小说12部

少年成名的刘绍棠的生涯并未一帆风顺，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成为全国从上到下批判的文艺界三大反党典型之一，戴了22年的右派帽子，直到1979年才获得平反。

在农村改造的20余年中，刘绍棠对党和文学的感情始终如一，从不悲观，自信再过10年也会翻身。粉碎“四人帮”后，43岁的刘绍棠复出文坛，为了挽回 22年的损失，他熬夜写作，到处演讲。1984年11月，他突发重病，救回一命后却落得了糖尿病和冠心病等多种疾病，而且得了中风偏瘫，只能坐轮椅外出走动，一直由妻子伺候，但他却一直没有放弃写作。

从1979年到1991年，刘绍棠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地火》、《春草》、《狼烟》等12部，中篇小说《蒲柳人家》、《花街》、《小荷才露尖尖角》等四十余部，另有《刘绍棠文集·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10卷)出版。

刘绍棠说自己是蒲柳人家子弟。他曾说过： 我积累传统题材的民间故事，也拾取现实题材的民间故事。在我进行小说创作时，这些民间故事便在我的不知不觉中给我以影响，使我的小说自然成趣，返璞归真。

他的主张，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切实的反映。中篇小说《蒲柳人家》中对于望日莲七夕乞巧和何满子在葡萄架下听哭的几千字的描写，是刘绍棠将优美动人的民间传说的艺术再创造。《渔火》等一系列中篇小说，都富有民间文学的色彩和情趣。后来描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现实生活的中篇小说《吃青杏的时节》等作品，则使用了许多当时农民口头创作的民间故事。长篇小说《地火》中关于烟村村史的叙述，对于农村比武打擂台的描写，采用了民间文学的表现方法和艺术手段；长篇小说《狼烟》，处处闪现出从民间文学得来的传奇性和夸张性。

文学成就 独创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

刘绍棠的文学风格，乃在于将“荷花淀派”的柔媚、清丽之美与“燕赵文化”的阳刚、劲健之美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建立了独具风采的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他不仅在创作上坚持乡土文学的方向，同时还有文学理论的见识，曾出版了《乡土与创作》、《乡土文学四十年》等9部散论、随笔集，被公认为高产、优产、稳产作家。

刘绍棠先生自称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农家子弟和文坛老农”。他一生的作品，没有离开大运河的背景。不仅写作如此，生活也如此，他的大半生都是农村度过的，一直保持着农家的生活习惯，平日里，他总是身穿半旧的中山服、圆口布鞋，一生不穿西服不戴帽子，即使出国也是那身中山服。他几乎每天都吃粗粮，他曾如数家珍地对春节到访的朋友说：“从腊月三十到正月初五，吃得最多的是玉米面，其次是荞麦面和小米粥。人们开玩笑说我是‘土财主’、‘守财奴’，吃‘忆苦饭’过‘革命年’……”

1997年，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了第五届全国代表会，刘绍棠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同年3月12日不幸逝世，全国读者、作家为之痛心。在不到两月的时间，全国报刊发出数百篇怀念刘绍棠的文章和诗词，5月初，朋友为他出版了《苍穹永驻刘绍棠》一书。

1998年4月11日，京城柳絮如雪，在大运河源头的柳林丛中，举行了刘绍棠先生骨灰安葬仪式，随葬品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村妇》，这是绍棠先生未见出版的遗著，还有一盒先生在生前用剩的蘸水笔头和笔杆，此外，还有两小瓶茅台酒。这些随葬品伴随着绍棠先生，日夜倾听大运河的涛声。

魏洲平

每到春天将至的时候，我都会想起两位老友，一位是刘绍棠先生，一位是赵家熹先生。转眼他们辞世已经10周年了。不知在高处不胜寒的天上，他们可好。现以10年前旧文，再祭二君。

丁丑孟春，三日中两赴八宝山。先送刘绍棠，后别赵家熹。国失人杰，我失良友，春寒侵心，哀痛至极。

祭绍棠

刘绍棠，（1936——1997）通州儒林村人。中国著名作家，当代乡土文学的领袖。刘绍棠1948年参加革命，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3岁（1949年）开始发表作品，20岁（1956年）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是50年代中国文坛的“神童作家”。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刘绍棠之名曾多次载入《世界名人录》、《世界作家名人录》和《中国共产党名人录》。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为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证书。曾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刘绍棠四十余年文学生涯，历经坎坷，矢志不渝。他坚持并努力实践自己的“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的创作思想。著有《刘绍棠文集·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12卷（现已出版5卷）。他曾荣获北京优秀长篇小说奖、首届中国大众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短篇小说奖等文学奖项。多种作品被译成英、法、德、俄、日、西班牙、泰国、孟加拉、阿尔巴尼亚文在全世界发行。

在我眼里，你不是举世闻名的作家，你只是大运河纯朴的儿子，是我们善良、豪放的兄长。你饱览当代文坛风雨的眼睛，永远闪着清醒、执拗的光。你，1957年被划“右”，1979年以后，又被人说是“左”。对此，你说：“这都是因为我主张文学创作要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但是，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我40年的白纸黑字可以作证，在任何气候温度下，敝人都不变颜、变色，变相、变形”。不流俗，不媚势，敢敞亮真心，敢成一家之言，这才是绍棠，这才是文人，这才是文学的灵魂。

人们忘不了你在南开大学关于文学创作要坚持党性原则话题，跟那位年轻女大学生的那场精彩对话；

当你讲到：“每个阶级的作家都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即使是真实的东西，也是有所写，有所不写的，无产阶级的文学更是如此。”那位女同学当即给你递条子：“刘老师，对您所说，我不能苟同。既然是真实的，就是存在的，存在着的，就应该给予表现，就可以写。”当时，你笑着对这位女同学说：“我想看看你的学生证，上面贴的是不是脸上长疮的照片?”女同学很困惑，说：“长疮的照片很难看，我怎么会用这样的照片呢?”你回答：“对呀，你不在长疮时去拍照片，这说明你对自己是看本质的。你知道长疮时不漂亮是暂时的，它不是你的最真实的面目，所以你不想在长疮的时候照相，更不会把长疮的照片贴在学生证上，你说对吗?”那位漂亮的女同学红着脸点头，接受了你的观点。你继续说：“共产党的某些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有些事情是涉及到许多方面问题的，应由党内采取措施去改正。可非要把它揭露出来，这不是要共产党把长疮的照片贴在共产党的工作证上吗?为什么我们对自已是那样的公正，而对别的事物就不公正了呢?”

虽然，我不尽赞同你讲话的逻辑性（注1），但我无比佩服你坚强的党性原则和思辨的机智。

那年，当你知道北京老作家孟广臣的高级职称名额被别人抢占去后，你仗义出面，与刘颖南（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等几位知名人士，与当地政府主管文化的领导协商，将这一名额又争取回来，交还给了老孟。我们知道这个消息后，都为你的正义、正直喝彩。

1991年，《刘颖南作品研讨会》在京西三家店召开。李希凡、冯其庸等许多著名文艺评论家、作家都来了。我记得，你是被我们大家从车上抬下来的。那时，你中风还未痊愈，平时，只能（由你的夫人曾彩美女士推着）以轮椅代步。签到时，你抖着手，竟将前面“刘颖南”的名字又写了一遍。当时，我就站在你的身后，我悄悄地提醒你：“写错了！”当时，你楞了一下，然后，扭头对我笑笑，边慌乱地涂改写错了的名字，边说：“对，刘绍棠才是我，我是刘绍棠嘛。”你这颇带自嘲的话，引起了大家的一片欢笑。会上，你对当时文坛现状和文学创作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你平易友善的待人态度和你谈话时的尖锐激昂形成巨大的反差，给我和在场的所有人极大震撼。

此时，你知道吗？你的许多老朋友都来看你了。那是你北大读书时和你睡过上下铺的赖林嵩先生、那是北大教授曹先擢先生、那是北京晚报的李凤翔先生……，我们就在你的身边。

现在，该让我献上送给你的挽联了：一代文俊竟随春归去，万双泪眼长唤君回来！绍棠，我还理解你吗?我只是希望你能摆脱“左”、“右”为难的境地，忘掉一切烦恼，永远享受春天。

祭家熹

赵家熹，（1948——1997）北京人，祖籍山东掖县。我国著名书法家、书法教育家和书法理论家，原北京市政协委员。自幼习书，师从康伯藩、董立厦诸先生。赵家熹精楷书，亦善行草、汉隶。楷书宗二王、董其昌。作品法度谨严，飘逸俊秀。作品被收入《中国现代书法作品选》、《当代楹联墨迹选》、《天安门诗抄书法选》及日本出版的《中国现代美术》等多种典籍，有的作品为国内外博物馆、艺术馆和收藏家个人收藏。曾为北京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市书法教育研究会理事，北京书画艺术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硬笔书法研究会副主席，北京景山学校艺术教研室主任、高级教师。

家熹，你走得太急了，还没容我从悼念绍棠的沉痛中清醒过来，你又走了。你是否已经融进了翰墨清香?你是否回归了黄河之源？……

1994年早春，在纪念我的老师，我国近现代著名学者、诗人、教育家、书画艺术大师郭风惠先生逝世20周年书法展览会的开幕式上，你代表中国书法家协会、北京书法家协会讲话：“先生是我国传统书法的卓越继承者和现代书法的重要开创者。老人家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有着重大贡献。我虽未亲聆过老人的教诲，但老人是我老师的至交，亦即我的老师！”短短数语，即表达了你对一位几乎已被湮没的前辈大师的充分肯定，也展现了你尊敬师长，热爱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优良品德。当时，整个展室都响起了热烈掌声。

1995年仲春，北京书画艺术研究会在香山举办的笔会上，我们在桃花摇曳的夜下长谈，我们谈到，是我们的老师郭风惠、康伯藩、郭珍航和陈紫老（陈云诰）、徐石雪、张伯驹、溥雪斋、郑诵先等先生共同创建了我国第一个书法组织，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我们追忆了郭风老、康伯老、郑诵老在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连袂开我国电视书法讲座先河的事儿。我们还谈了你和王任、刘炳森两位学长一起，效法我们的前辈，创建了北京书画艺术研究会的情景。除了我们师门的亲缘关系外，你和我那口子还是初中的同班同学。我对你说：“早听说，你小时十分顽皮，但一笔好字却连老师都佩服。”你只谦虚地说；“这离我们的师辈，还差的远呢！”我向你求字“何时，能得到一幅你的作品？”时，你笑答：“老兄之命哪敢不尊，巴不得求老兄指教呢。咱明天一早就写！”谁料，因陈希同事件突发，你当夜被北京政协紧急接走议事，我也因忙于当年北京国际风筝会开幕式文艺演出脚本的创作而提早离会。以后，我们虽有多次晤面，并欣赏过你歌、舞、诗多方面的才华，而写字一事未果，终成憾事。然而，我知道，你为黄河源头书写的“黄河源”三个大字，不仅镌在了历史上，也镌在了我的心上。有你这样优秀的朋友，已足够了。

现在，让我献上为你而作的挽联，请你高兴地收下。

一、史为鉴，诗为魂，大笔潇潇，翰墨挥洒成风雨；云作裳，水作珮，少年翩翩，神采飞扬即春光。

二、一代才子，椽笔能收，南雄北秀华夏风采，少壮竟随春逝去；几行雪涕，冰笺难寄，地老天荒同侪情长，长哭只盼君归来。

祭春

春，你既为岁之元始，就应繁华锦烂，吉祥谐和，不该如此东君未至而精英先谢。春，你既给了我诸多美好记忆，又何故将它击碎?

绍棠长我8岁，我为自己苟延虚度而自惭；家熹小我三年，我为家熹先我而去而悲感。天，你不该如此无情；春，你不该如此少怜。绍棠、家熹，莫嫌酒薄，休怪我浅，谨献陋文，呈尔灵前。唯愿佑我中华，世代康健，留住东风，永固春天。五情空热，涕泪潸潸，哀哀此春，汝知之耶?

注:

1、“女同学（长疮的脸）”是单独概念，“共产党（的某些缺点）”是集合概念，二者不能并提和类比。此处，绍棠模糊了二者概念，属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

2、此文在十年前发表过，此次，作了某些补充、调整。

（本文选自魏洲平的博客：http://weizhouping.blshe.com/）

张玉凤

今年3月12日，是我国著名乡土作家刘绍棠先生谢世八周年的日子。先生生前曾任我所在的北京市写作学会的会长。

八年前的那天，我去八宝山参加先生的追悼会，望着躺在鲜花丛中的先生，想到1996年8月15日，北京市写作学会成立十周年暨第三届文化节召开的会议中我见到的先生，虽然坐着轮椅，仍和我握手交谈，仅半年的时间，先生就骇然离去，我泪如雨下。

大运河畔的通州，有一个叫儒林的村子。1936年2月29日（农历二月初七），在这穷乡僻壤的一个农户人家的小土炕上一个孩童呱呱坠地，长在窄天窄地，取名刘绍棠。

被大脚李二说是文曲星下凡的先生，不满六岁到邻村上学，天资聪慧的先生学习成绩一直在全班领先。每学期都是“三连冠”，难免沾沾自喜，傲视同学，不出三天，老师必定找个理由打先生一顿，把先生趾高气扬的气势打得一干二净。小学毕业升初中，几千名考生中夺得第一名，一鸣惊人。13岁发表小说处女作，16岁写入党申请时已经发表了三四十篇小说，小说《青枝绿叶》编入高中二年级的语言课本。18岁已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了，在北大学习了一年，后经申请由团中央保送到当时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研究所学习三年。有了骄人成绩的先生每逢回家乡，在村边、河畔、堤坡遇到老师拄杖散步，仍然像小学生那样，恭恭敬敬地向老师行礼，深深感念老师在那幼小的心田上，播下文学的种子。

在先生半身不遂时，从来客口中得知老师已经逝世两年多，老师没有儿子，没有钱举行追悼会。来客离去，老妻外出未归，先生熄灭了所有房厅的灯光，在一团漆黑中伫立阳台上，遥望家乡方向，大放悲声。

先生16岁成名，21岁被打成右派，没有抱怨没有退缩，历经22年，平反后，先生积淀的人生的感悟、喷一样地爆发，才思敏捷、热情如火，写出了大量有影响的著作。计划从48岁到60岁12年间完成12部长篇小说，11年就完成了，后7年正是先生偏瘫行动不便、举步维艰的日子。我惊叹先生那羸弱的躯体里，有着怎样顽强的毅力和激情，才令作品如此的感人。

文雅儒士之风范的先生在左瘫7年的那天，完成了多卷体长篇小说《村妇》，先生说：“活着，是为了干活。能写是福，我不满足。”

先生常说：“我无比热爱我的乡土，热爱我的乡亲，没有我的家乡，没有我的乡亲，哪来我的乡土小说。”

先生最引以为自豪的是在中国当代作家中享有两个独一无二：一是40多年创造生涯，长、中、短篇小说都是写先生的家乡父老和家乡风土人情，没有杂样；一个是先生在生身地的小村——儒林村，前后生活了30多年，只在一个村子里度过时光的作家。先生的作品是典型的乡土文学，先生是典型的乡土文学作家。

先生是国人的骄傲，更是家乡人的骄傲，1992年5月7日通县建立了刘绍棠文学艺术档案库，授予先生“人民作家，光耀乡土”纪念碑。

一个县为一个活着的作家建立文库，在全国2000多个县中，通县可称首创。可见素有历史文化名城之称的通县对先生的尊重和爱戴。

为了报答家乡的厚爱，先生把与自己有关的一切作品、资料、奖品、手稿、日记、书信、奖状等，全部无偿地捐献通县档案库。

1997年3月12日早晨5点45分，绍棠先生因肝硬化在北京宣武医院去世，终年61岁。绍棠先生没有留下遗言。但留下了辉煌的著作以示世人。

每个人在性格各有差异，或慎密、严谨，或开朗、大度，或勤奋质朴，这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我想也许先生正是集这些可贵的品质于一身才能在病痛的苦涩中咀嚼出生命的甘甜，度此一生。

随笔飞舞

绍棠老师离开我们一周年了。很早我就想写一篇纪念绍棠老师的文字。

半个月前，我在整理资料时，偶然翻到绍棠老师寄给我的一幅题词，那是他为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一百周年中外名人签名封片展题的。睹物思情，更加增添了我对他的深深思念。我的思绪开始跳动起来了。

我熟悉及至钦偑绍棠老师，只是近几年的事。由于我爱好收藏中外名人封片，因此，经常要阅读名人传记之类的书籍和文章。我的一位书法界朋友与绍棠老师是老乡，他们关系很密切，我常听我这位朋友讲绍棠老师的轶事，敬偑之情，油然而生。

刘绍棠老师是我国著名的乡土文学作家。1936年出生于北京通县，他13岁开始发表小说，至16岁已发表了三四十篇，也就是在他16岁那年，他写的小说《青枝绿叶》，先被《中国青年报》以整版篇幅发表，后被臧克家主编的《新华月报》转载，之后又被叶圣陶慧眼看中，推荐编入高中二年级语文教科书。当时绍棠老师还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在中国文坛上形成较强的冲击波。这位被团中央确定为重点培养对象的“中国神童”，北大未毕业，就被团中央保送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成为专业作家。

绍棠老师是个如痴如醉的革命理想主义者。他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7年划成右派，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找他谈话，绍棠老师提出了请求“我只希望不要把我开除出党”，他对党赤胆忠心，始终如一。1958年他在被开除出党时写道：“我虽然在组织上被开除出党，但思想感情永远不离开党。”

绍棠老师直言快语，肝胆照人。1984年组织上安排他从政当官，他为此急出一身痱了，他说，我不是“官”材，凡是带“员”的虚衔，多大都敢当，凡是带“长”的实职，多小也当不了，“无官一身轻”。绍棠老师从1984年之后的12年里，共出了34本书，其中长篇小说12部、中篇小说6部、短篇小说集2部、散文短论集8部、选集5部，不少篇什被译成英、法、德、俄、日、西班牙等文字。

绍棠老师虽是鼎鼎大名的作家，但对人有求必应。在周总理百年诞辰前夕，我约请绍棠老师为封片展题字，他认真写出“周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万世师表！”道出了一位五十年代就享誉中国大地的当代作家对总理的景仰和崇敬之情。

绍棠老师是累死的。1988年他中风左瘫，又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和肝腹水，身心备受折磨。但他仍然带病坚持写作。绍棠老师的心血被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村妇》所耗尽，于1997年3月12日病逝，享年6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