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LL·E

控诉淮安电信宽带上网推送广告

noreply@blogger.com (李哲) — Fri, 22 Feb 2013 08:21:00 +0000

这个寒假在家上网的时候经常看到中国电信的广告：

现象是输入某个网址出现以上页面，大约十几秒后自动转向原来访问的页面。我在南京使用电脑时从来没有出现过上述网页。分析源代码发现这些内容都来自harx.cn，即“淮安热线”网站。我来复制一段淮安热线自己的说明：
淮安热线（http://www.harx.cn/）是由中国电信淮安分公司投资建设的淮安门户网站，以中国电信强大的主干通信网络为依托，拥有雄厚的综合网络实力，可以满足不同行业的应用需求，信息内容涉及各个领域。淮安热线以淮安为服务区域……

其实大概可以想到这是中国电信做的手脚。中国电信之前在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而在淮安，类似的行为也不是第一次，之前是弹窗、嵌入右下角广告，方法一般是直接在网页源代码中插入js脚本。先看一些媒体对其他地区中国电信类似行为的报道：
cnBeta.COM-绵阳电信专劫百度新闻，出现巨幅广告
 cnBeta.COM-强制弹窗电信广告现身广州
综合报道:有报告称中国电信劫持http访问，运营ADSL推送式流氓广告业务(图)
中国电信劫持http访问 ADSL强推广告？

我很清楚这是什么情况，基本上没有疑问。以前一般是修改源代码加入js，但是现在并没有找到带有harx.cn的相关内容，说明换了方法。某一次广告出现的时候，我用Chrome的Developer Tools查看源代码，发现以下内容：

[xml]
<html><!-- 15 --><script language=JScript><!-- function killErrors(){return true;} window.onerror=killErrors; --></script><frameset rows="*,0"><frame src="http://www.harx.cn/ts/tg/" noresize><frame src="" noresize></frameset></html>
    [/xml]

那个淘宝热卖就是http://www.harx.cn/ts/tg/的内容。但是看不出来是如何转向到原来访问的网址的。怀疑是在HTTP Header上也做了手脚，于是开始使用抓包软件。比较业余，用的是SmartSniff这个小软件。由于广告是随机出现，而且概率很小，想要捕捉到一次很难。终于守株待兔抓到了这个包。完整的记录在抓包1。
重点关注以下几行：

[xml highlight="2-4"]
Host: www.99daili.com
    Refresh: 15; URL=http://www.99daili.com/
Cache-control: no-store, no-cache, must-revalidate, post-check=0, pre-check=0
<html><!-- 15 --><script language=JScript><!-- function killErrors(){return true;} window.onerror=killErrors; --></script><frameset rows="*,0"><frame src="http://www.harx.cn/ts/tg/" noresize><frame src="" noresize></frameset></html>
    [/xml]

现在应该很明显了。Host没有问题，是我要访问的网站，但是返回的HTTP Header完全是伪造的，返回的源文件就是刚才开发者工具里面找到的。至于自动转向，原理是里面的Refresh设置为15秒，刷新一下不至于还看到广告，概率太小了。Cache-Control可以看出推送广告设计者的用心良苦。
我之前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并没太多想，但是后来每天都有实在讨厌，决定投诉中国电信。之前我在网上看过别人投诉的经历，加上多次投诉过中国移动，有了一些经验。一开始是在微博上投诉的：

江苏网厅不久就回复了。之后我通过私信取得联系，又发了一张截图。当时我还没有收集到JS脚本和HTTP Header这些信息。之后网厅一直没有和我联系。两个星期过去了一点消息没有，电信相关部门也早该上班了，我又发了一封私信警告如果不回复就投诉到工信部，江苏网厅好像有点害怕很快回复我们会处理。第二天我接到了淮安电信的电话。
但是淮安电信显然一点诚意没有。话务员说咨询“资深人员”，让我检查我的浏览器有没有问题。我强调以我的技术我可以很清楚地明白与浏览器没有关系，是网关上作了手脚，到底怎么回事内部的人员心里非常清楚。话务员说再咨询一下再回复。
第二天没有人联系我。第三天也就是今天，好不容易抓到了头信息，自己打电话过去，话务员表示咨询了一下，结论是与他们没有关系。我表示，截图、源代码、 Header这些证据我这里都有，而且看到了淮安热线是淮安电信下的一个门户，前面的宽带提速广告很明显表明是电信推送的。我将这些内容发到了话务员的邮箱，之后话务员反馈“资深人员”正在进一步调查，如果有进展下午会回复我。
我一直对电信业的这种推送广告的事情不能容忍，更不能容忍的是电信业（尤其是中国电信）的服务人员经常侮辱客户的智商，不直面问题而用浏览器、病毒这一类的理由企图搪塞、忽悠客户，可能技术水平低一些的客户直接就被骗过去了，以为确实是自己的问题。然而，而可耻的是在用户投诉了，仍然一遍又一遍否认问题的存在，即使在已经有了非常明显、有力的证据的情况下。不知道电信业服务者，尤其是中国电信的脸皮怎么会这么厚。相比之下中国移动好一些，服务并不完善我也投诉过几次，但对待投诉的态度要比中国电信好很多、诚实很多。
不知道下午的回复怎么样，如果仍然不行就直接投诉工信部。其实之前长时间没有回复，早就应该投诉上级了。很快就要去南京了，可能我也无法核实处理结果，但总是要做的。等等吧。
更新：
客服回复已经取消了广告，让我核实。上了一段时间网之后确实没有再次看到广告。2月23日和24日客服都打了电话给我，但是那几个电话我都没有接到。之后去了南京，在2月25日上午接到了客服打来的电话，我表示之后确实没有再看到广告，另外有两个问题：一，能否保证以后也不会出现广告；二，为什么一定要等我将所有的截图、抓包数据拿出来之后才承认有推送广告的情况存在并进行屏蔽？客服回复，不能保证永远不会再出现广告，只能保证最近一段时间内，因为“公司的政策也会变化”；另外，他们确实没有隐瞒，电信企业有规定不允许强制推送广告，他们也是看到了我的这些数据之后才发现这个情况的。对这个回复不想说什么，到底做了什么他们自己清楚，说不知道推送了广告这种话也就骗骗自己吧。有了这次打交道的经历，以后再看到广告就直接投诉工信部，不和本地的通信公司扯皮了。

科普文章一篇：光伏太阳能简介

noreply@blogger.com (李哲) — Thu, 02 Aug 2012 08:12:00 +0000

将发表于南京大学物理学院学生办的校内科普杂志《支点》2012年第2期。找资料花了很长时间（其实还是本人做事效率太低），画图也画得很辛苦。欢迎指出错误。附：PDF文件

光伏太阳能简介

文/李哲

　　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人类对能源的需求不断增长。回顾人类的能源利用历史，传统化石能源（煤、石油、天然气等）的大量使用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造成了温室效应等一系列的问题，与此同时传统能源日益走向枯竭，因此可再生能源（水电、风能、太阳能等）成为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然而，可再生能源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有些出于环境和安全方面的考虑，近年来发展速度减缓，如水电、核能；有些由于资源分布的局域性发展受到限制，如地热能、风能。因此，以光伏太阳能为代表的太阳能资源将成为未来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光伏太阳能发展迅速，并仍将保持高速增长；光伏发电的成本有望在几年内降到常规能源的水平，届时光伏太阳能将走进千家万户。

　　在进一步了解光伏太阳能之前，先对太阳能发电的基本原理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1839年，法国科学家贝克勒尔(A. E. Becquerel)发现一种奇特现象，某些材料被光照射时会产生电流，这种现象后来被称为"光生伏打效应"，即"光伏效应"。这就是太阳电池工作的基本原理。

　　太阳电池是由半导体材料制备的。这种材料在低温下是绝缘体，但是如果有外加的能量或热量时就成为导体。目前，由于硅材料的技术最为成熟，大多数太阳电池是用硅材料制造的。与此同时人们也在积极地研究其他可以取代硅的材料。

　　半导体材料的电学特性通常可以采用两种模型来解释，分别是化学键模型和能带模型。

　　化学键模型是运用将硅原子相结合的共价键来描述硅半导体的特性。图1显示了电子在硅材料晶格中的成键和移动。在低温下，这些共价键是完好的，硅材料显示出绝缘体的特征。但遇到高温的情况时，一些共价键就被破坏。此时有两种情况可以使硅材料导电：

电子从被破坏掉的共价键中释放出来自由运动
电子从相邻的共价键中移动到由被破坏的共价键所产生的"空穴"里，而那个相邻的共价键便遭到破坏。如此就能使得被破坏的共价键或称空穴得以传播，如同这些空穴具有正电荷一般。

　　空穴的运动的概念类似于液体中气泡的运动。

　　能带模型根据价带和导带间的能级来描述半导体的运作特性，如图2所示。

　　电子在共价键中的能量对应于其在价带的能量。电子在导带中是自由运动的。带隙的能量差反映了使电子脱离价带跃迁到导带所需的最小能量。只有电子进入导带才能产生电流。同时空穴在价带以相反于电子的方向运动，产生电流。这个模型被称作能带模型。

　　制备太阳电池的关键是P-N结。可以通过掺杂其它杂质原子来改变电子与空穴在硅晶格中的数量平衡，分别制备N型半导体和P型半导体（如图3）。掺入比原半导体材料多一个价电子的原子，可以制备N型半导体材料。掺入比原半导体材料少一个价电子的原子，可以制备P型半导体材料。

　　P-N结是由P型半导体和N型半导体连接而成，如图4所示。

　　当连接在一起时，由于在P-N中不同区域的载流子分布存在浓度梯度，P型半导体材料（记作P型区）中过剩的空穴通过扩散作用流动至N型半导体材料。同理，N型半导体材料（记作N型区）中过剩的电子通过扩散作用流动至P型半导体材料。电子或空穴离开杂质原子后，该固定在晶格内的杂质原子被电离，因此在结区周围建立起了一个电场E，以阻止电子和空穴的上述扩散流动。这样就会形成一个与材料相关特性有关的内建电压V_bi。如果在P-N结上施加一个相反的电压，电场E会被减弱。一旦电场E不够大而无法阻止电子和空穴的流动，就会产生电流。而当P-N结受到太阳光照射时，材料吸收能量大于禁带宽度能量的光子，使电子发生跃迁，激发出光生电子- 空穴对。在P-N结内建电场的驱动下，光生电子向N型区移动，使N型区带负电；同时，光生空穴向P型区移动，使P型区带正电，如图5所示。这样，在P-N 结两端就产生了光生电动势，电场E被减弱，如果将P型区和N型区用导线连通，中间接上负载，那么负载上就有电流通过，产生功率，这就实现了光能向电能的转换。

　　图6显示的是太阳电池的一个简单模型，当然，实际应用中的太阳电池要比它复杂得多。

　　从刚才的原理中可以看出，太阳电池的一个关键是使用的材料。目前太阳电池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发展时间最长、技术上也最成熟的硅基太阳电池，包括单晶硅太阳电池、多晶硅太阳电池和非晶硅太阳电池。由于纯硅不易制得且价格较高，人们开始尝试减少硅的使用量或使用其他材料来制备太阳电池，发展出了第二类太阳电池即薄膜电池，包括a-Si:H薄膜电池、c-Si薄膜电池、CIS薄膜电池（或CIGS薄膜电池）、CdTe薄膜电池、染料敏化电池和有机太阳电池等。薄膜电池目前还有许多物理问题需要解决，如效率不高、稳定性不够好等等。以有机太阳电池为例，它目前的效率只有大约10%，与单晶硅太阳电池的效率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而有机材料正常工作对温度的依赖较高，这也限制了它的应用范围。

　　光伏太阳能作为一种新兴的能源形式，系统的效率自然很受到人们的关注。历史上，1883年由Charles Fritts制备的第一个太阳电池的效率只有1%， 1954年由贝尔实验室制备的第一个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太阳电池的效率为6%。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实验室里单晶硅电池的效率已经达到了25%，商业化组件可以达到20%。截至2012年7月实验室可以实现的最高太阳电池效率的记录可见图7。

　　在理论上有一个Shockley–Queisser极限，这个极限指出，单P-N结硅太阳电池最高可以达到的效率为33.7%。目前单晶硅太阳电池的效率已经接近这个值，进一步提高效率变得更加困难，且需要更大的资金投入。人们开始尝试使用其他方法来提高电池的效率，如使用多结光伏电池（也称为 Tandem cells）、使用聚光光源、捕捉热电子等。使用多结光伏电池是目前研究最多的一种方法，它在非聚光条件下理论最高效率可以达到68%。实验室目前最好的结果为44%，但还无法应用于商业用途。

　　在效率提高的同时，光伏太阳能的成本在不断降低。图8显示了每千瓦时光伏太阳能的价格的变化。有人预计，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在2015年光伏太阳能的成本就可以与常规能源相当，也就是说，那时光伏太阳能就可以取代目前主要依赖火力发电的能源结构，煤炭将成为历史。

　　从全球范围内来看，近年来，世界光伏市场持续高速发展，尤其是从 2007 年开始，整个市场呈现出爆炸式增长的趋势，如图9所示。近5年光伏装机量年均增长率超过50%，至2011年底全球累积装机量已达69.7GW。随着美国、中国、韩国等市场的兴起，预计 2012 年及以后仍将保持高速增长势头。目前，欧美发达国家和日本为光伏的主要市场。1991 年，德国首先提出了"1000 光伏屋顶"计划，开创了政府支持太阳能产业发展的先河。由于多年来政策的大力支持，现在德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光伏市场，至2011年底累积装机量为 24.7GW，占全球市场份额的36%，如图10所示。

　　与此同时，我国光伏制造业发展迅速，产业规模迅速扩大，产品广销国际市场，自 2002 年以来，连续多年以100%以上的年增长率快速发展，2007-2010 年连续四年太阳电池产量世界第一。2010年我国新增装机量520MW，首次跻身世界前十，而从总体上来看，目前我国装机容量为3.1GW，仅占世界市场份额的4%。技术上，太阳电池领域我国在除晶体硅电池以外的其他太阳电池技术方面仍处于落后地位；在光伏生产设备方面整体技术水平同国际一流厂商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成套生产线自动化程度低。我国的光伏产业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光伏太阳能具有很多其他能源无法比拟的优势，如无污染、资源庞大、实用性强等，但是目前还有一系列技术上的问题有待突破，其中首要的问题就是要尽快提高太阳电池的效率和降低成本。此外，在光伏发电微网系统等方面还有待深入研究。光伏太阳能从进入实用化到大规模普及利用，其间仍需要20-30年的时间。

　　经过世界各国多年的努力，光伏产业已步入实用化的范畴。光伏太阳能正快速走进人类的生活，并将很快成为人类发展的重要能源，光伏太阳能大有可为。

参考资料：

S.R. Wenham, M.A. Green, M.E. Watt and R. Corkish, Applied Photovoltaics, Earthscan, 2nd Edition, Cornwall (2007)
刘恩科, 朱秉升, 罗晋生. 半导体物理学. 第7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1
许洪华. 太阳能光伏发展形势报告. 2012年3月
European Photovoltaics Industry Association, Global Market Outlook for Photovoltaics until 2016 (2012)
张凤鸣, 吴小山. 报告：光伏太阳能——现状与发展. 南京大学. 2012年7月16日
维基百科, 太阳电池 (http://zh.wikipedia.org/wiki/太阳电池)
Wikipedia, Shockley-Queisser limit (http://en.wikipedia.org/wiki/Shockley-Queisser_limit)
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 Best Research-Cell Efficiencies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PVeff(rev120717).jpg) (2012)

拙译一篇：葡萄酒漩涡中的物理学

noreply@blogger.com (李哲) — Wed, 01 Aug 2012 07:52:00 +0000

　　发表于南京大学物理学院学生办的校内科普杂志《支点》2012年第1期。翻译这篇文章花了很长时间，主要是反复斟酌某个句子或者某个词应该怎么翻译最贴切，翻译的过程中还遇到了许多以前没想到的问题。比如gyrating machine这个词不知道是什么网上查也查不到，后来询问带化学实验的老师才知道是化学实验室常见的“旋转搅拌机”。翻译得很辛苦，不过还是觉得语言有点生硬，许多地方值得推敲。不过许多与物理有关的东西本来就很难翻译成中文，自己能翻译成这样也算满足了。欢迎提出意见。附：PDF文件

葡萄酒漩涡中的物理学^①
原作者：Daniel Strain 译者：李哲

: 摇匀，不要搅拌。只要调节几个参数，葡萄酒爱好者们就可以在他们的酒杯中创造许多不同的波形，包括这种有3个波峰的构造。（图片来源：Martino Reclari）

　　想想看这种新口味的葡萄酒：果味中带着一丝流体力学的味道。品酒师们早就开始在品尝之前晃一下他们的酒杯以获得最佳的口味。一项新的研究发现了在这轻轻晃动背后的物理学奥秘，指出了可能会决定你的梅洛^②是会形成一个光滑的弧还是会开始飞溅的三个因素。

　　轻轻地摇动葡萄酒杯会在液体中形成一个平滑的圆弧，然后它会变成一个紧贴杯壁的圆。“这个动作不仅仅是看上去那么简单，”这项研究的合著者，在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研究流体动力学的马蒂诺•里卡里这样说道。科学家和葡萄酒爱好者们一样，很早就知道漩涡的运动会让氧气与葡萄酒混合，增强红酒的口味。

　　一天晚上他们喝完了一瓶葡萄酒后，里卡里和他的同事们决定来研究一下这人们品酒时早已司空见惯的事情背后的物理原理。他的小组用不同体积的廉价梅洛酒倒满了不同大小的小圆筒，然后让它们开始旋转。为了保持条件一致，研究者们使用了在化学实验室和生物实验室中常见的用来使液体均匀混合的旋转搅拌机。本周，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召开的美国物理协会流体动力学分会的年会上，这个小组报告了描述葡萄酒晃动的公式。

　　“不像陈年的皮诺酒^③，” 里卡里说，“影响的因素并不是很复杂。”似乎三个因素决定了这个小组会看到一个大一些的波动还是几个较小的波纹：倒入的酒的高度与玻璃杯直径的比值；玻璃杯直径与晃动半径的比值，以及施加在酒上的各个力的比值。那些影响葡萄酒的力是将酒推出杯外的离心力和将液体拉回去的重力。

　　通过对这些参数作一些调整——比如，稍微向杯中再加一点葡萄酒，或是让杯子晃动的范围小一些，里卡里和他的同事们掌握了摇出奇特波形的技巧。然而，出于好奇，研究者们让所有三个比值都对应相等，这时他们开始看到相同的波浪一次又一次地出现，甚至在尺寸迥异的圆筒中。“如果你有一个很小的杯子或一个很大的杯子，并且设定同样的参数，那就会得到形状完全相同的波形。”里卡里说道。

　　他和同事们同时也有了另一个重要的发现：用多大的力要杯子会产生漩涡并使葡萄酒溅出去，把他们的毛衣弄脏。就像海浪的波峰，如果运动地太快，葡萄酒波开始破裂，变为泡沫，里卡里说。小组总结出，使梅乐酒破裂的加速度大约是重力加速度的40%，或者说接近4m/s²。这样的加速度，反过来说，取决于杯中葡萄酒的体积、使杯子晃动的力和其他一些因素。

　　这个小组推出的公式的不仅仅可用于帮助一个品酒师“在朋友面前秀一下”，里卡里说道。当培养细菌时，生物学家经常在一个大广口瓶中将细胞与营养物质混合，然后摇动，就像最近的葡萄收获期时那些葡萄酒爱好者一样。这种旋转使细菌营养物质在悬浮液中均匀分布，同时除去了多余的二氧化碳。“仅仅知道液体怎样才会在这样的广口瓶中溅出也许就可以帮助实验室技术员优化他们的培养方法”，他补充道。

　　这个小组的分析很“简单”但的确很“有意义”，弗拉基米尔•阿加夫，一位来自特科萨斯州达拉斯的南卫理公会大学的应用数学家这样说道。同时，这项研究很好地说明了，即使是诸如葡萄酒中的漩涡这类日常生活中的物理问题，也能够帮助科学家及工程师们研发出更好的实验室工具。“一开始它看起来只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他说，“但是它很快就会变成有许多具体实用价值的东西。”

①原文网址：http://news.sciencemag.org/sciencenow/2011/11/the-physics-of-wine-swirling.html
②一种产自法国波尔多的红葡萄酒。——译者注
③一种产自法国夏朗德省的葡萄酒。——译者注

2012.4.24@先锋书店白先勇、章诒和讲座

noreply@blogger.com (李哲) — Fri, 27 Jul 2012 07:54:00 +0000

在前一篇文章中提到要参加白先勇、章诒和在先锋书店的讲座，4月24日参加了之后今天有时间把内容整理了一下写在这里。由于本人摄像器材（手机、Sony T10）和摄像水平（不说了）的限制，照片拍得比较少而且拍得不是很好，大概看看就行，我会在文章末尾附上一些别人拍的照片的链接。
还是决定翘掉军理科，早点去先锋书店。下午3点50口语课下课，带着之前买好的面包坐上了校车，到了鼓楼校区之后就立即前往先锋书店，路上啃了几口面包。
5点到先锋书店的时候，已经没有座位了，不过外围还没有什么人站着（以下图片点击可看大图）：

挑了一个比较好的位置（沙发南侧靠桌子一边）站着，视角还不错
于是就这么站着……

6点半的时候外面已经围了几层的人，我在我的位置上已经动不了了：

我左边的人：

然后先锋书店店员说明了活动的流程。之后大家在焦躁不安中等待两位嘉宾的到来。我5点到了之后一直在看书，大约6点的时候周围比较吵，站的也有点累了便开始玩手机（汗）。6点半之后手机也不想玩了就开始耐心等待。
7点的时候北侧一阵喧闹，看到好多人拿起相机和手机进行拍照，便明白嘉宾已经来了。
白先勇和章诒和在大家的掌声中进入了中心沙发区，向大家招手、鞠躬致意（没拍下来），之后两人坐到了中间的沙发上。首先是章诒和到台上作开场白。

可以看出章诒和作了仔细的准备，有写好的讲稿。她先介绍了白先勇的生平，从白先勇出生一直讲到他中学毕业、到后来转校转专业，以及之后的文学创作，然后对他的小说作了一些介绍和评价，还提到白先勇对传统戏曲，尤其是昆曲的关心。她提到，白先勇之所以能写出这么好的小说，与他丰富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虽然以前在网上也看到过对白先勇的介绍，但听章诒和的讲述感觉完全不一样，一是因为这大多数是基于章诒和她个人对白先勇的了解，第二是章诒和讲得非常生动、有趣，并且讲得很投入，就像是在讲一个故事，可见他们之间一定非常熟悉、了解。最后，章诒和以“白先勇是‘举止谦恭内心坚硬’，而我是‘举止不谦恭内心不坚硬’”结尾，在大家的笑声与掌声中请出了白先勇。

白先生首先讲南京对于他个人的影响。白先勇说《台北人》14小说中有6篇与南京有关，所以说南京对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他是1946年从重庆回到南京，在南京住了3年，一直到了1948年。这3年间南京给他留下了很多的印象。他先放了一小段纪录片，根据他的描述，这是1999年香港的媒体为他拍的一部纪录片中的片段（后来我找到了这段纪录片，具体的说明在下面）。这段纪录片中白先勇提到了秦淮河、美龄宫、梅园新村、乌衣巷，他对这几个地方记忆特别深，等到 80年代回到大陆重访美龄宫时，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台北人》中的《游园惊梦》就是以秦淮河为背景的，而《台北人》也选择了刘禹锡的《乌衣巷》作为整本书的主题。白先勇的父亲当时是国防部长，与很多政界人物有来往，后来很多人到了台湾，《台北人》中很多的人物都能找到这些人的影子。视频中他两次提到，南京有着很深的历史文化意义。我想的确是这样，也正是这样才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
然后进入下一个主题，他的父亲。白先勇放了三段视频，分别关于父亲的去世、二二八事件、祖母90大寿，之后又浏览了许多照片，包含在大方巷拍的全家福、在美龄宫party上的合影，里面看到了很多耳熟能详的大人物@_@。这些照片是他的新书《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中的精选。他一边浏览照片一边和我们分享照片背后的故事，很有意思。他说，“历史就是真相，如果没有真相那就不是历史”“看上去只是一张照片，其实从照片中能看出很多东西”（大意）。在第一段视频中，白先勇说，“父亲在我心中是一个英雄，他的死亡，对我来说，不是悲悼，是一种崇敬、肃然起敬。”
在放视频的过程中白先勇看得非常认真，不时还会进行点评。我想他对这些内容一定都相当熟悉了，却仍然这么认真、专注，实在令人敬佩。白先勇在讲的过程中一直在微笑，讲得很慢，娓娓道来，让人总感觉很温暖。

活动开始前店员说30分钟演讲，20分钟提问，8点开始签售，实际上演讲花了1个多小时，最后只给提3个问题，接着就开始签售。本来想听一下提问的，但是发现人群已经散了去排队签售，就赶紧跟着去排队了。有点可惜。
实际上我反应的已经有点晚了，排得比较靠后。签售的队排得很长，一直排到最角落的艺术书廊还转了一个大弯。当时大约8点30了，站了3个多小时还没吃饭，大脑已经快要停止运转了，也就没想再把这壮观的队伍拍下来，只是有气无力地站着看看手机。前面20分钟队伍基本上没有动，后来渐渐开始动了并且越来越快。我大约是9点20左右签好的，签完就出了书店，赶紧去坐地铁回学校了。

下面是签名，光线不是很好：

《台北人》

《四手联弹》

《台北人》封面上打印的作者签名（对比一下。挺无聊的似乎）：

后记：
其实本来猜到参加活动的人会很多，但是当天的人数比我想象得还要多很多，大概站了5层人（！），有一位附中高三的同学说她7点到的时候站的位置已经完全看不到人了。所以看来我后来决定翘掉军理课早点去还是非常正确的决定。之前参加过一次张大春的签售，在去年5月8号，那是一个炎热的周日下午，张大春也算是很有名的作家了，不过参加的人数比这次活动还是少了很多。可见白先勇在人们心中的确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参加活动的很多是年轻人，也有一些比较年长的人，有一部分人我推测是中学的语文老师。我看到有人带了一书包的白先勇的书准备过来给作者签字，有很多版本，有的版本还比较老，看样子是他的全部收藏，或者是一位老师将办公室里面的其他老师的书一起带过来签的。也许刚开始签售那20分钟队没动的原因就是很多这样的人在一本一本地让作者签吧……其实我觉得签一本就够了，可以起到纪念的意义了，何必这样，作者签字也很辛苦，而且他们都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本来先锋书店说每个人只能签一或两本，但看来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去限制。
感觉活动现场到场的人素质并不是特别高，刚开始的时候有人在不停地拍照，同一个镜头拍了十几、几十张，还有人拍全景照只听到快门的声音不停地响，章诒和刚开始讲的几分钟基本上就没安静过，后来渐渐好一点。刚开始的时候外围也一直有人说话。关于签售也是这样，就像上面说的，一个人拿了几本十几本去签名。我总觉得参加这个活动的人素养应该会高一些，明白多为别人考虑，包括为别的读者考虑以及为来访的嘉宾考虑，不过并不是这样。另外感觉先锋书店准备不够充分，这些就不说了，总体还是不错的。

关于演讲内容，记得当时看《台北人》时，看到梅园新村、大方巷这些地名的时候很是兴奋，讲座中也确实明白了南京对白先勇的重要影响。纪录片中关于南京的那一段让我很感动。白先勇说“南京的历史文化意义特别深”，我想的确是的，南京最吸引我的便是它的历史与文化。我很喜欢北京西路及里面的小巷，那条路很有怀旧的感觉，那些老房子、高大的法桐，加上安静的氛围，让人觉得再美好不过了。感觉有些内容白先勇说得比较含蓄，比如“当时的形式不是父亲他们能够挽回的”等等，让人会有一点想法。
演讲的主题是“他们眼中的父亲与民国”，而实际上章诒和等于自己没有讲什么，只是介绍了白先勇作了一个很好的开头，并没有谈到她眼中的民国等等。而由于时间的限制，我感觉白先勇对这个主题也没有去展开，主要就是放了几段视频浏览了一些照片，并没有单独地去讲很多，觉得比较遗憾。不过两位嘉宾年纪都很大了，演讲结束后还有很长时间的签售，考虑到这些也只能讲这么多。另外演讲占的时间实际上已经延长了许多。白先勇周四在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还有一个演讲“我心中的父亲”，不知道怎么样，我觉得由于时间安排得稍微长一点，讲的内容应该会多一些。之前没有先锋书店的这个活动时是打算去东南大学听这个演讲的，看到先锋书店的活动后就不打算再去东南大学了。后来也没去，至于怎么样问问别人。有人在网上说会放出录音，有的话就听听吧。
我对民国的人物了解不多，而且目前并不是很有兴趣。白先勇这次来的原因之一是介绍他的新书《白崇禧将军身影集》，据说这本书很不错。也许以后会看看吧，我目前还是对他的小说更感兴趣一点。他的小说写得真的很好。

链接：
别人的照片（为尊重原作者，就不直接贴图了，放上链接）：
http://www.douban.com/event/photo/1522545811/
http://www.douban.com/event/photo/1522544033/
http://www.douban.com/event/photo/1522543691/
http://www.douban.com/event/photo/1522545199/
别人的博文（图片很好！）：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5da4250101442z.html
关于前面提到的纪录片：
http://www.douban.com/event/16318778/discussion/45707013/
当天现场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3MDM5MjE2.html

Climb of Her Life

noreply@blogger.com (李哲) — Sat, 12 May 2012 07:50:00 +0000

From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April 2012
原文：http://ngm.nationalgeographic.com/2012/04/k2/brown-text
一开始是在杂志上看到的，一口气看完的，很感动。Ralf的执着，对生命、对自然挑战的精神很让人敬佩。
有一些图网上没有，比较可惜。
图库：http://ngm.nationalgeographic.com/2012/04/k2/heinrich-photography
路线图：http://ngm.nationalgeographic.com/2012/04/k2/interactive-map

K2
Danger and desire on the Savage Mountain

By Chip Brown
Photograph by Tommy Heinrich

Tomorrow Is Our Day
Here at last was a morning that gave them hope: Monday, August 22, Camp IV, 7,950 meters. The gales were gone, the snow had quit, the sky ran blue and cloudless to the black edge of space.
For most of July and half of August the six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2011 K2 North Pillar Expedition had been shuttling up and down the seldom attempted North Ridge of the world’s second highest peak. Theirs was the only party on the remote Chinese side of K2, the Karakoram Range giant that rises 8,611 meters (28,251 feet) on the China-Pakistan border. The mountaineers were climbing the ridge (as it is commonly referred to, even though “ridge” understates the steepness of the terrain) without bottled oxygen or high-altitude porters.
What the team lacked in numbers it made up for in experience. The two climbers from Kazakhstan—Maxut Zhumayev, 34, and Vassiliy Pivtsov, 36—were making their sixth and seventh attempts to summit K2, respectively. Dariusz Załuski, a 52-year-old Polish videographer, was a veteran of three attempts. Tommy Heinrich, a 49-year-old photographer from Argentina, had two K2 expeditions on his résumé but had also failed to summit.

Most notable was Gerlinde Kaltenbrunner, a 40-year-old, dark-haired former nurse from Austria who was on her fourth trip to K2. If she succeeded this time, she would become the first woman in history to climb without supplemental oxygen all 14 of the world’s peaks that exceed the mystique-endowed height of 8,000 meters (26,247 feet). She was leading the expedition with her husband, Ralf Dujmovits, 49, who had already climbed all of the 8,000-meter peaks (all but one without bottled oxygen) and was the foremost high-altitude mountaineer in Germany. He had reached the top of K2 from the Pakistani side on his first try, in July 1994.
It had taken 42 days for the six climbers to establish several camps connected by thousands of feet of rope fixed across a route that included everything from vertical rock and ice to avalanche-raked slopes of chest-deep snow. They pushed themselves to break trail in heavy snow, haul gear, shovel out campsites, pitch tents, melt ice. Many times they relinquished their gains on the mountain, going down to sleep at the lower elevation of Advanced Base Camp, at 4,650 meters on the K2 North Glacier.

On August 16 they set out on what would be their first and only real chance for the summit. The snow that had been falling for much of the summer had started again. They reached Camp I, at the foot of the ridge, that day; avalanches roared and more than a foot of snow fell overnight. They waited there for a day, hoping the snow on the slopes above would come down before they continued their ascent.
On August 18 at 5:10 a.m. they decided to push ahead to Camp II. Every extra ounce was a burden; to save weight, Gerlinde left her journal in the tent. Two avalanches had already swept over their route up a long gully. Around 6:30 a.m. Ralf stopped. So precarious were the snow conditions he could no longer ignore his gut feelings.
“Gerlinde, I am going back,” he said.
Since the couple had been climbing together they had made a pact that neither would stand in the other’s way if one wanted to continue and the other did not. Barring injury or ill health, they were responsible for themselves. On Nepal’s Lhotse in 2006—just one of several examples—Gerlinde had climbed on alone for 20 minutes after Ralf had been deterred by fresh snow over the blue ice of the summit couloir, before she too turned back. She was, as he acknowledged, still brimming with wagnis—a German word meaning “daring.” Having never been to the top of K2, she was willing to take risks that Ralf, who had, was not. She coped with fear differently too. Where he relished how the sensation of fear in his stomach revealed the margins of his ability and compelled him to pay attention, Gerlinde strove to block out fear with the quiet calm that possessed her when she was absorbed in what she had to do. If she kept herself completely focused on the task at hand, she didn’t feel afraid.
But now, in the gully above Camp I, despite their agreement, despite knowing the delay might cost her a chance to reach the summit, Ralf begged his wife to come down with him. His composure deserted him. “Ralf was yelling that the route is very, very avalanche prone. He was shouting desperately,” Maxut said later in a video on his website, “and Gerlinde shouted in return that now is the moment when the fate of the climb will be decided. If we turn around today, on the 18th, we are not making the period of good weather.”
“I was really afraid I would never see her again,” Ralf explained later.
In what was her most anguished moment of the climb so far, Gerlinde watched as Ralf distributed his group gear to the rest of the team and descended into the mist. And then, in what may be the premier example of her tenacity and will, she returned to the task at hand. “It’s not that I was indifferent to the risk,” she said afterward. “But my gut feeling was good.”
As Ralf had feared, the snow on the slope began to rip loose, three small slides in succession set off by Maxut, Vassiliy, and Gerlinde, who were out front breaking trail. The biggest hit Tommy, climbing almost 200 feet below; it knocked him upside down and stuffed his nose and mouth. Only the fixed rope, taut as a cello string, kept him from being flushed off the mountain. He was able to dig himself out, but the slide had refilled the broken trail, and eventually he too turned back.
So now they were four: Gerlinde, Vassiliy, Maxut, and Dariusz. The job of breaking trail was Sisyphean—worse really, because they couldn’t pretend they hadn’t volunteered for the punishment. Sweep the snow aside, crack the crust with your knee, compact what’s underneath, step up, slip back. Repeat and repeat and repeat. After 11 hours they set up a bivouac at Shoulder Depot Camp, below Camp II, and spent a miserable night crammed into a two-person tent. The following day they negotiated the most difficult sections of the ridge and reached Camp II, at 6,600 meters, where they changed into down suits. On Saturday, August 20, they slogged on to Camp III, arriving in the afternoon, exhausted, chilled to the bone. They drank coffee with honey and warmed their hands and feet over their gas stoves. All night the hoarfrosted tent walls snapped and shuddered in the wind.
They had been promised better weather by a satellite-phone forecast Ralf passed along over the radio from Advanced Base Camp. The break finally arrived on Sunday, August 21, lifting everyone’s spirits and helping to carry the team to Camp IV. They were now at nearly 8,000 meters, in the so-called death zone, where the body is unable to acclimatize to the oxygen-depleted air, cognition becomes impaired, and the simplest tasks can take forever. They spent the afternoon sharpening their crampons and melting snow. Toward evening they stood outside their tents, pitched in a notch of rock above an appalling void that plunged nearly two miles to the glacier below. Two thousand feet above lay the glistening white mantle of the summit, untouched since 2008, when 11 climbers died in one of the deadliest mountaineering episodes in the history of K2.
“There was a moment when we all started to get nervous, in a good way,” Gerlinde said later. “We touched each other’s hands and looked at each other in the eyes and said, ‘OK, tomorrow is our day.’”
A Passion for Climbing
K2 has a singular place in high-altitude mountaineering. Though 784 feet lower than Mount Everest, it has long been known as the mountaineer’s mountain. The sharp triangle of its silhouette and height above the surrounding terrain not only define the archetypal image of a mountain but, as a practical matter, also make K2 far more difficult and dangerous to climb. As of 2010 Everest had been summited 5,104 times; K2, just 302. Roughly one K2 climber has died for every four who’ve succeeded. After the first attempts by British and Italian climbing teams in the early 1900s, American parties tackled K2 in 1938, 1939, and 1953. Charles Houston and Robert Bates titled their account of their 1953 expedition K2: The Savage Mountain. The characterization has been invoked so often over the years you’d think the moods of K2 reflected some personal antipathy toward mountaineers petitioning for its favor rather than the random dynamics of the physical world. In 1954 K2 was finally “conquered” by a large Italian expedition that put two men on the top via the now standard summit route on the Pakistani side of the mountain.
As for Gerlinde Kaltenbrunner, the mountaineer’s mountain had made an indelible impression on her when she first glimpsed it from nearby Broad Peak in 1994 at age 23. “I was fascinated by its shape,” she said, “but I didn’t dare imagine myself ever climbing on it.”
Gerlinde, the fifth of six children, grew up in a Roman Catholic family in Spital am Pyhrn, a mountain village of about 2,200 people in central Austria. Her father, Manfred, worked in the local quarries; her mother, Rosamaria, was a cook in a youth hostel. Gerlinde idolized her big sister, Brigitte, ten years her senior. She was mad for sports: swimming, biking, skiing. There wasn’t much money in the house; Gerlinde didn’t see a movie in the cinema until she was 17.
She attended a school for sports, including ski training, where she discovered she was a good skier but not topflight. More upsetting was when supposedly close friends expressed resentment if she happened to do better in a race. The experience of early school rivalries soured her on competition and shaped her later reluctance to view herself as a contestant vying for records against other female mountaineers.
It was at church, not school, that her passion for climbing was awakened. In a country where most major mountains have crosses on top, it shouldn’t be surprising that Erich Tischler, the local Catholic priest, wore climbing knickers under his cassock and, if the weather was good, would shorten his Sunday sermon to hasten his flock to the hills. Gerlinde served as an altar girl, attending Mass with her boots in her rucksack. Father Tischler led her on her first hike, at age seven, and on her first technical roped ascent, of Sturzhahn Mountain when she was 13.
After her parents’ marriage ended in divorce in 1985, her relationship with her mother was strained. Gerlinde, then 14, moved out. She lived with her sister Brigitte and eventually followed her into the nursing profession. By 20 Gerlinde had a job at a hospital in Rottenmann, a small town about 15 miles from Spital am Pyhrn. She was happy, near her family, but independent. On weekends she skipped off to the local alps to climb. The appetite for adventure, which had always set her apart from her family, led her to the Karakoram Range in 1994. On Broad Peak in Pakistan she abandoned her bid for the summit as the weather worsened, then changed her mind, and finally reached the forepeak, some 20 meters lower than the 8,051-meter summit, which lay at the far end of a long ridge. (She would return to summit in 2007.) She was elated but, having seen the body of a climber who’d died on the mountain, was also perplexed. “It cannot be that happiness, joy, and death are so closely linked together,” she wrote in her journal.
Back home, Gerlinde saved money and cobbled together vacation days for trekking and climbing trips to Pakistan, China, Nepal, Peru. After her first expedition her father said, “OK, one is enough. You don’t have to do any more.” After the second he said, “Now you have two. That’s enough.”
“His wish was to see me get married and have a family,” Gerlinde recalls. But she had known in her early 20s that children were not in her cards. She showed her father pictures and tried to explain the infusion of energy and happiness she felt in the mountains. There were risks of course, but nursing had taught her that death was part of life. And for perspective, she had only to look at the losses faced by Brigitte, who had already buried three husbands. Bad things could happen anytime, anywhere.
In 1998 Gerlinde climbed Cho Oyu, near the Nepal-China border, her first true 8,000-meter summit. Four years later, in 2002, she reached her third 8,000-meter summit, the top of 8,163-meter Manaslu in Nepal. In base camp she met Ralf Dujmovits, then 40 and at the peak of his celebrity, having starred in a live televised ascent of the north face of the Eiger in the Swiss Alps that was watched by millions of people. They got along like a pair of swans and broke trail together.
For more than 20 years women had been making inroads in the male domain of high-altitude mountaineering but were still frequently treated with condescension. In 2003, still acclimatized by an unsuccessful attempt on Kanchenjunga, Gerlinde flew to Pakistan to try the Diamir Face of the 8,126-meter Nanga Parbat. Above Camp II she found herself breaking trail in a single file with six male climbers from Kazakhstan and one from Spain. Her presence was not mentioned when the leader reported on the radio that seven climbers were heading up to Camp III. When she worked her way to the front of the line to take her turn breaking trail, she was nudged aside. Misguided chivalry? Arrogant disdain for her abilities? She wasn’t sure but went politely to the back of the line. When she had worked her way to the front again and one of the male climbers tried to wave her away a second time, she’d had enough. She took off, bulldozing her way up the unbroken slope without stopping. She plowed the path all the way to Camp III. The gob-smacked climbers in her wake nicknamed her “Cinderella Caterpillar” for the trail-breaking machine that had appeared in their midst.
She was the first Austrian woman to summit Nanga Parbat, the mountain known for the first ascent by the legendary Austrian climber Hermann Buhl in 1953. Her success on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Buhl’s audacious feat attracted notice in climbing magazines and gave her the impetus to make a profession out of her passion. Over the next two years she added Annapurna I, Gasherbrum I, Gasherbrum II, and Xixabangma Feng to her résumé. She now had climbed 8 of the 14 highest peaks. In January 2006 the German magazine Der Spiegel dubbed her “queen of the death zone.” The image of a haughty monarch reigning over life and death had little to do with the actual character of a sensitive, unselfish woman (in base camp on K2 Gerlinde tried to see if a pair of sunglasses would relieve the distress of a snow-blind sheep), but it did wonders for her lectures ticket sales, impressed sponsors, and secured her career as a professional mountaineer.
That spring of 2006, after she too had turned back on Lhotse, she found Ralf waiting in their camp at 7,250 meters. It was an unusually warm night; as they lay in their sleeping bags outside the tent under the stars with a bed of clouds blanketing the earth below and bolts of distant lightning blazing on the face of Everest, Ralf asked Gerlinde to marry him.
“It was not your typical first three months of marriage,” Gerlinde says. The newlyweds spent the summer attempting various summits, together and separately. In May 2007, while Ralf guided an expedition to Manaslu, Gerlinde arranged to climb 8,167-meter Dhaulagiri I. She carefully placed her tent well left of the area where an avalanche had broken the neck of the famous female French mountaineer Chantal Mauduit in 1998. Close by were a pair of tents occupied by three Spanish climbers, who had invited Gerlinde in for coffee. At 9 a.m. on May 13, waiting for the winds to subside so she could start for Camp III, Gerlinde was lying in her tent, fully dressed except for her boots. There was a roar, and then a massive rush of snow devoured the camp, bowling her tent a hundred feet down the slope to the edge of a precipice.
“I couldn’t tell if I was up or down,” she says. “My feet were completely packed in, but I could move my arms a little bit. I tried to get to the little knife I keep on my harness. I was worried the snow would smother me. I was able to cut through the wall of the tent with my knife. There was about 30 centimeters [a foot] of loose snow on top of it, and I punched my hand out. After about an hour I was able to get out of the tent. I had no shoes, no sunglasses.”
She looked for the tents of her Spanish friends. One climber’s solo tent was still intact, the other, with two climbers, was gone. Frantically she began to dig. An hour later, six feet down, she found it: Santiago Sagaste and Ricardo Valencia were inside, dead. All desire to do anything on Dhaulagiri but get down was gone. Later she poured out her feelings to Ralf. Why didn’t she notice that the weather had turned ominously warm? Why did she ignore the sign when the turquoise bracelet that was her good luck charm broke the day before?
Despite the brush with oblivion, she returned to Dhaulagiri the next year and summited it.
To the Savage Mountain
Just getting to K2 is an arduous journey in its own right, though far easier than it was when the first expeditions traveled for months to reach the peak. I had arranged to accompany the 2011 team to Advanced Base Camp. We all met in the ancient Silk Road city of Kashi, or Kashgar, in the far west of China, and then headed south on June 19 in three Toyota Land Cruisers followed by a truck overloaded with more than two tons of equipment in blue plastic barrels: tents, sleeping bags, stoves, parkas, ice screws, solar panels, batteries, computers, 9,000 feet of rope, 525 eggs, packages of freeze-dried pasta primavera, a bottle of Chivas Regal, a DVD of the movie Hall Pass.
The road skirted the western edge of the Taklimakan Desert and passed through farming towns lined with silver poplars and orchards irrigated by the brawny rivers draining the Kunlun Mountains to the south and the Pamirs to the west. After a night in the dimly lit Yecheng Electricity Hotel we drove over the Chiragsaldi Pass and crept through billows of dust at ten miles an hour until we reached a desolate truck stop called Mazar. In the morning we turned west onto the ragged road that follows the Yarkant River all the way to the Kyrgyz nomad village of Ilik, population 250. We unrolled our sleeping bags in the rug-lined living room of a mud-brick house that belonged to the local mullah. Most of the village turned out in the morning to help lash the expedition’s gear to a herd of camels, and by midday the caravan was heading into the valley of the Surukwat River: 40 camels, eight donkeys, six cows, a small flock of sheep slated for Kyrgyz cooking pots, a Uygur liaison officer named Iskander Abibullah, and six mountaineers in high-tech fabrics and “day for night” sunglasses.
Gerlinde and Ralf were thrilled to be approaching K2 from the north for the first time. The first night in camp Ralf brought out a composite portrait of the mountain made using satellite mapping data and photographs. Maxut studied the daunting details of the North Ridge, which had been first climbed by a Japanese party in 1982; he and Vassiliy had spent many weeks on the ridge in 2007, before bad weather and shortages of food and water forced them to retreat.
“Too soon you show us these,” Maxut said, only half joking. “Hard to sleep now. Where is vodka?”
On the third day we crossed Aghil Pass, at 4,780 meters, and descended into the valley of the Shaksgam River, which rises from the glaciers below the Gasherbrum peaks. Giant terraces of mud-packed rock framed a broad, gray stone plain braided with half a dozen or more channels of silty water. The channels didn’t look too hard to cross, until you saw one of the mountain donkeys knocked off all four feet and whisked downstream like a plastic soda bottle. We crossed on the camels.
On the fifth morning, after an hour of walking, everyone suddenly stopped and stared up at the cloudless sky to the south as if flabbergasted by a UFO. There it was: K2, a colossus erupting out of the earth, its ice-draped walls shimmering in the morning sun like a mirage. It seemed unreal, and yet even from miles off its power was palpable. It was easy to understand the allure it held for mountaineers, no matter that its beauty was imbued with death and its frozen flanks were full of bones and buried bodies. And just as easy to understand why armchair mountaineers might shrink from the thing in dread, and wonder about the balance of reason and desire in those determined to climb it.
Gerlinde, who’d seen K2 many times from the south, sat down on a rock and gazed at the peak with what seemed a welter of emotion in her eyes.
Not wanting to intrude, I asked many weeks later what she’d been thinking about.
“I was thinking, What can I expect this time? How will it be?”
Her K2 history was shadowed with hard memories. She had made three expeditions to the southern side—the last in 2010. On the trip, after a rockfall above Camp III turned Ralf back, Gerlinde joined forces with a close friend of theirs, Fredrik Ericsson, an extreme skier who was attempting ski descents of the world’s highest peaks. Carrying his skis in his pack, Fredrik set out with Gerlinde for the summit from Camp IV. At the base of the steep gully known as the Bottleneck he stopped to set a piton, and as he was hammering it, he lost his footing. He plunged past Gerlinde in an instant and was gone.
In shock, she climbed down as far as she could but found only a ski before the slope vanished into the misty void. Fredrik’s body was later spotted in the snow 3,000 feet below the Bottleneck. He was 35.
As had been the case with the tragedy on Dhaulagiri, Gerlinde wanted nothing to do with K2 after Fredrik’s death. Numb, sad, disillusioned with the price of the life she’d chosen, she went home. At the end of the year she and Ralf took a vacation in Thailand. For four weeks they lived by the sea. They ate fresh fish. They climbed on sea cliffs where falls ended in warm, green water.
People had always asked her why she kept going back to K2. For a long time she didn’t have an answer. But gradually she began to think it wasn’t the mountain’s fault that Fredrik had died. The loss was savage but not the mountain. “The mountain is the mountain, and we are the people who go there,” she says. Friends took a picture of beach stones arranged in the shape of a heart around a message they’d written with pebbles:
Gerlinde + Ralf
K2 2011
She used a print of it for the cover of her packing list.
One With the Universe
Around 7 a.m., Monday, August 22, Gerlinde, Vassiliy, Maxut, and Dariusz set out from Camp IV for a place that was as much the culmination of a common dream as a crowning point of Earth. It was a cloudless day, the weather like a gift. They were climbing up a steep chute of ice, the so-called Japanese Couloir, the predominant feature high on the mountain’s north face. But with only a third of the oxygen at sea level, snow up to their chests in places, and stinging blasts of spindrift that forced them to stop and avert their faces, they made painfully slow progress. By 1 p.m. they had gained less than 180 meters.
Although they’d spent time above Camp IV in 2007, Vassiliy and Maxut were unfamiliar with the Japanese Couloir, and the way up was difficult to see. Gerlinde reached Ralf on the radio at Advanced Base Camp. Since turning back above Camp I, he had devoted himself to supporting the summit party, passing on weather forecasts, advice, and encouragement. Though miles away, he could see that the best place to cross the couloir was below the lip of a long, thin crevasse that ran the width of the slope, where the snow tended to be not as deep and the natural fracture in the slope would lessen the chance of the climbers triggering an avalanche. He helped guide them to the crevasse and watched as their figures, no bigger than commas on a page of paper, began edging across the couloir under a series of seracs—bulges of ice that protruded from the 45-degree slope like dormers from a roof. The seracs might protect them if avalanches swept down from above.
Nearing the rocky left edge, they turned to ascend directly up the slope until they came to a final serac at around 8,300 meters. They’d been climbing for 12 hours; they were 300 meters below the summit.
On the radio Ralf urged Gerlinde to return to Camp IV for the night now that they had broken the trail and knew the way.
“You cannot sleep there, you cannot relax,” he said.
“Ralf,” said Gerlinde, “we are here. We don’t want to go back.”
They had known when they set out that morning that their only chance for the summit might require a bivouac. The possibility had prompted Gerlinde to add the extra weight of a three-pound, two-person tent to her rucksack, as well as a pot and stove, and the same tacit understanding had prompted Dariusz, Maxut, and Vassiliy to tuck extra stove-gas canisters and food into their rucksacks. Days later Maxut tried to explain their state of mind to Tommy. “This was the limit,” he said, tracing a line on the ground with his boot, “and this was how far we went beyond it.” He put his boot half a yard beyond the line. “We completely passed the limit. I risked everything, even my family, my wife, my son, my daughter, everything.”
With the sun low in the west, they stopped in the lee of the last serac to prepare a site for the tiny tent. For an hour and 20 minutes they hacked at the ice, until they had a level platform four feet wide, five feet long. They anchored the tent with two ice screws and a pair of ice axes. By 8:15 they were all inside, sitting on their rucksacks, a stove hanging from the ceiling with a pot of melting snow. Gerlinde made some tomato soup. The temperature was minus 13 Fahrenheit. The plan was to rest until midnight, then resume the push for the prize, now so close.
At one in the morning Vassiliy, Maxut, and Gerlinde strapped on their crampons and by the light of their headlamps started up the steep grade above the tent. Dariusz was still inside getting ready. Gerlinde swung her arms in big circles, but she couldn’t feel her fingers, and she was having trouble unclipping from the rope. Maxut’s feet felt like blocks of ice. They retreated to the tent to try to get warm and wait for sunrise. Gerlinde shivered uncontrollably. It was hard to believe that eight weeks earlier they had all been sweltering in 100-degree temperatures in the Shaksgam Valley, and Maxut had been rubbing yogurt on his sunburned legs.
They set out again around 7 a.m. as another immaculate morning dawned. It was now or never. In her rucksack Gerlinde had spare batteries, extra mittens, toilet paper, a second pair of sunglasses, bandages, drops for snow blindness, cortisone, a syringe; for her main sponsor she also carried a flag with the name of an Austrian oil company. For herself, she had a tiny copper box containing a figure of the Buddha, which she planned to bury on the summit. Inside her suit she tucked the half liter of water she had managed to melt; in her pack it would freeze.
They worked their way up the slope toward a 130-meter ramp of snow that angled up to the summit ridge. They were still suffering from the cold but by 11 a.m. could see they would soon be in the sun. At 3 p.m. they reached the base of the ramp. For the first 20 meters they were exhilarated to discover they sank only to their shins. But soon the snow was chest deep. Where they had switched leads to break trail every 50 steps, they now had to switch every 10, with Maxut and Vassiliy taking extra turns. Oh my God, Gerlinde thought, it’s not possible that we’ve come so far up and will have to turn back.
Desperate for an easier way, they stopped climbing in single file at one point. From below, Ralf was astonished to see their track split into three lines as Gerlinde, Vassiliy, and Maxut searched for better footing. Ahead lay a band of snow-patched rocks tilted at 60 degrees. Steep as it was, it proved easier to negotiate. Climbing single file again, Gerlinde changed places with Vassiliy and sank only up to her knees. With a surge of energy and hope she clambered out of the ramp and onto the ridge, where the wind-packed snow was like a sidewalk. It was 4:35 p.m. She could see the summit dome.
“You can make it!” Ralf cried over the radio. “You can make it! But you are late! Take care!”
She sipped from her water bottle. Her throat was cracked; it hurt to swallow. It was too cold to sweat, but they were all getting dehydrated just from panting for air.
When Vassiliy caught up, he said she should go on to the summit, he would wait for Maxut. Like Gerlinde, he and Maxut stood on the brink of the only 8,000-meter summit they hadn’t climbed. He wanted to go to the top beside his partner but didn’t want people to think he couldn’t have gotten there as quickly as Gerlinde. “You have to say I waited for Maxut,” he told her.
“Yes, of course,” she said.
And then she walked the final steps to the apex of K2.
It was 6:18 p.m. She wanted to share the moment with Ralf, but when she opened the radio she couldn’t speak. There were mountains in every direction. Mountains she had climbed. Mountains that had stolen the lives of her friends and nearly claimed hers too. But never had she invested so much in a mountain as the one under her boots at last. Alone, with the world at her feet, she turned from one point of the compass to another.
“It wa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experiences of my life,” she said later. “I felt as if I were one with the universe. It was so strange on one hand to be extremely exhausted and on the other to be getting so much energy from the view.”
Fifteen minutes later Maxut and Vassiliy arrived, shoulder to shoulder. Everyone embraced. Half an hour later Dariusz staggered up, his hands suffering from having taken his gloves off to change batteries on the video camera. It was 7 p.m. Their shadows reached far across the top of K2, as the pyramidal shadow of the mountain itself reached for miles to the east, and a beautiful golden light began to burnish the world. Dariusz filmed as Gerlinde tried to articulate what it meant to her to be there at that moment: “I’m so deeply filled to stand here now after so many tries, so many years.” She began to cry, then composed herself. “It was very, very hard, all the days now, and now it’s just amazing. I don’t find the right words.” She gestured to the sea of peaks in all directions. “You see all this—I think everybody can understand why we do this.”
Stand With Us
Ralf was up most of the night monitoring the descent. More than a third of all fatalities on K2 have happened on the way down. Around 8:30 p.m. he could see four tiny pinpricks of light moving down the ramp into the Japanese Couloir. As she descended in the dark, exhausted, Gerlinde found herself repeating a phrase that had been in her mind: Steh uns bei und beschütze uns. Stand with us and protect us.
“We spoke many times on the descent,” said Gerlinde. “We asked each other again and again, ‘Is everything OK?’ It was just a very serious, very exacting climb. If there would have been just the cold, it would have been hard enough. But there was the steepness, the altitude, the wind during the night and the morning, and the psychological effects—we didn’t have any rope left to fix the route, and the terrain was very steep and exposed. Everybody had to take a very long time and be very careful how they moved.”
Two days later, when Gerlinde came down from Camp I, Ralf met her on the glacier. They held each other for a long time. At Camp I she had found the letter he had left for her in the hope that she would return—a four-foot-long missive written on toilet paper avowing his love and explaining his decision to turn back. “I don’t always want to be the person who holds you back…”
In base camp Gerlinde spoke by satellite phone to Fredrik’s father, Jan Olaf Ericsson, who wanted to know everything she had seen from the summit of the mountain where his son was buried. The president of Austria called to congratulate her. The prime minister of Kazakhstan congratulated Maxut and Vassiliy on Twitter. In the dining tent Gerlinde fell asleep over a plate of watermelon.
At the airport in Munich her whole family turned out to greet her. Her father cried when he hugged her, and for the first time he did not say she’d climbed enough mountains and should stop.
With hardly an ounce of fat to start with, she’d lost 17 pounds. At a ceremony in Bühl, Germany, Gerlinde was showered with bouquets and gifts, including a jeroboam of red Rhine wine labeled with a picture of her atop K2 with her arms over her head. “Normally you will not find me with my arms over my head,” she says. “It’s not that I felt like a queen, but that I wanted to hug the whole world.”
Her friend and fellow climber David Göttler had arrived in Bühl from Munich to help edit the video of the climb for the lectures she would give. He tried several different pieces of music for the crucial summit scene, but none worked as well as “Ára bátur” by the Icelandic band Sigur Rós. He arranged the pictures and footage so the chorus of angelic voices and symphonic strings and horns all came to a crescendo just as Gerlinde thrust her arms overhead at the summit. He showed it to Ralf, who was thrilled by how powerfully it conveyed the glory of Gerlinde’s triumph.
But when they showed it to Gerlinde, she frowned and shook her head.
“No, Ralf, it’s too much. I’m sorry, David. I think it’s too much.”
They protested, to no avail. Then David, who had attempted K2 with Gerlinde in 2009 and knew her well, began to rework the scene. The pictures were the same. The music was the same. But the effect was completely different. The flow of photographs that ended with the climactic picture of Gerlinde’s upraised arms had been altered so that the crescendo of the music did not proclaim the glory of one mountaineer that sundown hour on the summit of K2 but the great world she could see all around her, transfigured in golden light.
She smiled when she saw it.

2012.4.23

noreply@blogger.com (李哲) — Fri, 27 Apr 2012 09:34:00 +0000

又是半个学期过去了。不用写wzj要求的那种蛋疼的期中总结，不过感想确实也不少。期中考试考完了，抽个时间写一点下来。

　　上周四至周六分别考了化学、物理、数学。在大学三天连考数理化三门还是非常劲爆的事情。两个多月来物理和化学讲课的速度都是一周讲掉高中一个月的内容，而要求并没有任何降低。考试的前几天差不多要绝望了，感觉根本来不及看这么多的内容。后来总觉得非常烦躁，不想看书复习。不过这三门总算考过去了。每门考完之后总是自己想着想着就发现解题出了点问题，都是非常弱智的问题，什么题目看错方向反了符号反了之类的，最后的结果也有点不对，至于能拿多少分只能看老师了。关于考试就这样吧。

　　好像有好几位高中的同学都知道我申请西澳暑期项目的事情。最终的结果是，显然，没有通过。这是一个科研的短期项目，暑假中有一个月的时间到对方学校进行培训和课题研究。我知道教务网站上有很多交流交换项目，不过一直不是很在意，年级太低，还有想想我的学分绩就知道不靠谱。某个周三的早上突然看到了这个项目，说是“面向拔尖计划学生”，并且三个年级的学生都可以报名，关键是不要学费连机票都报销，就准备去试试。后来又通过校内以成绩排名作为唯一依据的选拔说明，报名的人确实不多。准备材料什么的确实花了我不少时间，我也好几次不得不翘课跑到鼓楼办相关证明。一开始看到面试名单上有4个大三的和4个大二的只是觉得压力山大，后来看到中科大与西澳大学的暑期项目介绍（http://www.teach.ustc.edu.cn/page.asp?post=1015）上面明确写的是只有大三的学生可以参加，瞬间明白自己真正是去当炮灰了。连力学都没学完，几乎没有什么知识基础，凭什么去参加课题研究？而最终的录取结果也说明了这一点，对照名单发现只有大三的学生被录取了。我不明白为什么对方学校的意思是只要大三的学生，中科大的介绍中提到了但南大的就没有，是国际处之前没交流清楚吗？既然这样，大一和大二的学生申请这个项目就没有什么意义，也许最终只是浪费时间，至少从我个人来说并不觉得有什么收获。除此之外也算是浪费名额。后来看看中科大的网站，总觉得南大和中科大确实还是有不小差距。就说这个西澳的项目，中科大第一年就录取约10人，而南大是5人（最终只录取了4人）。另外，在中科大外事办公室的网站上发现中科大有很多和国外相当NB学校的合作项目，而南大虽然交流项目很多但对方学校明显低了一个层次。这件事也就这样吧。看来交流之类的事情不用太着急了，先把基础的东西学好再说吧。

　　就在我得知西澳录取结果的当天，cnb申请NTU的结果也出来了，没有通过。对于我来说西澳的暑期项目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并不重要，但我明白NTU的结果对cnb来说也许可以改变他的一生。高考考完之后他就觉得考得不理想，而且成绩出来后也确实很不好，他没有复读，选择先在国内上同时准备出国。家里面不是很有钱，于是申请新加坡的项目，并且为了申请NTU花了很长的时间，从去年暑假就开始准备，在我们颓废、堕落的时候上雅思辅导班，后来虽然很想和班上大部队一起去海南也没能去。之间考了2次雅思，想尽一切办法准备材料，面试之前又上了一次口语的班，非常辛苦。但是最终还是没过。之前他告诉我非常惊险地过了面试，江苏省及周边只有2人进入面试环节，而最终他没有被录取，看样子NTU今年是不准备在中国招什么学生了。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还是在南农继续读下去。真的很遗憾。高考前他一直想去南大学物理却没有考上，分数差了很多，而准备了接近一年申请NTU又失败了，花了这么多钱投入了这么多精力却没有回报，对他打击应该不小。只能希望他继续努力，去追寻自己下一个目标。

　　开学以来真的没看几本书，要看要学的东西太多忙不过来。只是开学初看了一本《质数的孤独》（小说！）和《台北人》中的几篇，后来随便翻了翻《书店风景》和《独立书店，你好！》（这本书比我想象的差很多），剩下的时间就都用来研究数学物理计算机了。看了一点解析几何，一点CSS、Javascript，现在的水平能够写一个至少算得上美观的网页，Javascript可以完成一些比较基础的功能，要用的很好还得花很长时间。复变函数终究只看了一小部分。这个学期真的很忙，后半个学期也许还是这样。看到书架上还有一排书没有看，总有些失落。

　　前半个学期文学类的书没怎么看，不过倒是看了一些杂志。这个学期我开始看一些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Reader’s Digest，都很不错，NGM的文章和图片都非常好。自己订的南方人物周刊倒没怎么看。南方周末之前每期都买，不过总觉得它越来越没意思、越来越不深入，很久没有在头版看到深入的报道了，而整个报纸的立场也不如以前明确，似乎渐渐失去了往日犀利的风格，于是也不再买只是在它的官方网站上看文章。

　　南大的校庆办得很搞笑，不管是听讲座拿学分还是移种牛顿家乡苹果树的事情都非常的2B，不知道相关的部门是怎么想的。听讲座拿学分在我看来就是对学术的侮辱，非常明显地将学术功利化，事实更证明了学生比想象的还要功利得多，为了盖章排的队快要赶上买火车票的。不过校庆“按年龄排座次”确实非常好，很想知道到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最近在网上看到白先勇26号要到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演讲，很感兴趣打算去，不过九龙湖太远了，因此必须翘化学课赶过去。但是正在考虑晚上怎么从江宁那个鬼地方回来的时候，又看到白先勇和章诒和24号要在先锋书店做讲座，于是决定周二下午上完课立即赶过去（本来想把坑爹的军理课翘掉，但是考虑了一下还是算了吧）。非常难得的是，这两个人的书我都看过一两本（先锋书店邀请的很多嘉宾我都没听过过，更不用说看过他们的书了），而且一直很喜欢白先勇的小说。第一次看白先勇的小说是高中时《新语文读本》上的《永远的尹雪艳》，我发现原来中国近现代还有小说写得这么好的人，后来买了他的《纽约客》和《台北人》，《台北人》还没读完。他的文字很朴素，但每一篇小说都非常鲜活、生动，很精彩，而他的文字后面总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读起来意味悠长。他的小说中有着太多的离别，充满了伤感与忧愁。《纽约客》中挥之不去的是那种背井离乡的淡淡的忧愁和彷徨。《台北人》中那种乡愁则更为明显。另外，其实我之前一直只知道白先勇是个作家，并没有更多的了解。只是看到这次活动才知道原来白先勇就是白崇禧的儿子，实在太让我惊讶了。我对民国的人物了解并不多，关于他父亲也知道不多，这次就去听听吧。

　　关于章诒和，以前看过她的《往事并不如烟》。第一次知道这本书是在豆瓣上，看到评价貌似不错，而且据说2004年第一次出版后没有再版过，等于被禁了，于是更有了兴趣（刚刚发现豆瓣上本书的页面已经被禁止评论了）。看这本书其实并不容易：书绝版了也不好买，在学校图书馆找到了这本书但是早就被翻烂了，300多页的书只剩下100多页。我还记得有人在扉页上写了类似于“希望大家能记住这一段历史”的话，也许以后可以拍下来放到这里。看完这100多页之后只好没素质地在网上找了一个txt下载下来看。看完之后，觉得这本书也没那么好，因为完全是她本人的叙述，并且可以看出有些地方加入了太多的个人情绪。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最后的贵族》，我想这是这本书里面最有意义的一篇，没有很多的个人感情，非常真实地表现了康同璧在风云变幻的年代仍能保持内心的安定与高贵，让人敬佩。这也许也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后来在海外发行时以《最后的贵族》作为书名的原因吧。刚买了一本《四手联弹》准备明天去现场让她签字，不过似乎这本书和她的其它几部作品的评价都不是很高。这些就不管了吧，只当看看。

　　偶尔会用同学的号上一下人人，看一下高中的同学们的动态。有的同学似乎还不时地转发一些关于想念附中的状态、照片，我想，毕业快要一年了，也许不用这么想念了，很多的事情可以慢慢地淡去，更重要的不是留念而是前行。我似乎更关心以前的同学，我希望他们都过的很开心。在南大的同学中，大多数的课都和周浩然一起上，路上不时会碰到黄大师、包哥和郭磊，陈通则就住在同一层楼上。不时会找崔NB出去堕落，经常发短信请求C辅。与东南、河海以及南理工的同学联系不太多，与校长打过一次电话不过后来也没联系。4月13号指导来了南京，几个人一起在外面玩得还不错。我想也许这样就挺好的，不用太多地去怀念，同学在一起多聚聚、玩玩就好。前一段时间从CNB那里把高中的照片都复制过来了，打算在我的网站lizhe.co上面做关于高中的一个小的网站，将一些照片、视频放在上面，加上留言板、通讯录等功能。不过具体的细节还没完全想好。如果快的话五一可以搞定，不然就要等到暑假了。同时也将我初中在分校的那些材料做成另外一个小网站。做好之后希望同学们可以经常上去看看。

　　就这么多。

[转]百合神贴《都是天才，都不傻。》

noreply@blogger.com (李哲) — Sun, 15 Apr 2012 10:22:00 +0000

http://bbs.nju.edu.cn/bbscon?board=V_Suggestions&file=M.1334408679.A&num=11828（已经过期自动删除了）
注：文章纯属扯淡，意图装逼，如有指责，请勿骂人

（一）
会议已经开了四个多小时了，昏暗的天空，稀稀拉拉的小雨，大家满脸的苦相，空气里没有一点愉快的因子。110周年校庆总要搞出点什么名堂，平平淡淡的怎么当世界一流大学。
道理大家自然明白，可是又能有什么主意呢？你说请个boss吧，也没有什么boss，老boss倒是有一个，但人家不承认是你这毕业的啊，而且就算承认了现在他连床都下不了还请个屁。
正当人们胶着之时，一哥们一扔烟头，眼睛放光的说： “诶？你们说110周年校庆，搞个110场讲座怎么样？”底下的人们就像是那些五月花号上面的倒霉鬼突然看到了印第安人送来的火鸡一样的狂喜之极，心里想着终于他妈的结束了！终于可以去吃饭了！晚上的球儿终于能赶上了！
但是还不能结束，领导还得出来做个总结“今天的会议很有成效，我看这个提议很好，110周年，就搞个110场学术讲座，这样才能体现出我们的水平，具体事宜明天再议！” “领导说得好啊！”“还是领导厉害！”“领导God Like！”“领导威武！（内心：干他妈的，明明是我想出来的主意！）”
会议结束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

（二）
电话。
……
“王尼玛教授，您可是这方面的专家，在我们院里您的名字可是响当当的啊，您看，这110场讲座，怎么能少了您呢是不？”
“可是……您也知道，今年的论文指标还没完成，还得给本科生上课，这招博士生的事又压过来了，实在是……”
“诶？王教授，您可是谦虚了，上次您在xx办的讲座，网上可传的红火呢，不用说了！我帮您报上了！院里一定好好考虑您的课题申请”
“这，好吧，不过我那课题……您看，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见外了不是，好说，好说！”
……
挂掉电话。
“妈的，这帮王八蛋，就知道压榨我们这些教授”王尼玛教授生气的撂下了电话。
他瞥了一眼自己的电脑屏幕，看着没写完的论文，又看到给研究生上课的课件。灵机一动“诶！？要不就把给研究生的课给他们讲讲算了，反正也没什么人来听，讲得怎么样也就是两个小时，一糊弄就过去了。再说那些外院系的也听不懂，本院系的嘛，反正他们以后也会学，就当是给他们提前讲了，不过……唉想那么多干嘛，睡觉睡觉。”

（三）
烦！真他妈烦！
学生们整天在论坛上瞎bb，什么通识学分不够啊，什么豆腐渣工程啊，什么电信滚出校园啊，这我能管得了吗？领导还得教我处理，什么世道！就这帮学生，整天不务正业，给他们宿舍接通网线也是去打dota，看电影。学分不够是我们的原因吗，这么多教授，整天就知道评职称，刷论文，诶，就是不开课，开课也是糊弄，这叫我们怎么办。
您说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啊，夹在中间，两边都是爷爷，就我是孙子。这不，又有一麻烦事，领导让我想个主意，把讲座弄得红火一点，这不用说也知道，你妈哪个大学能一下子弄出一百多场有质量的讲座来，就这帮参差不齐的水平，哪有人愿意花两个小时听一个老学究在讲一些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的玩意儿。
唉，还是认命吧，好好想想……诶？！这灵感还真是说来就来，我让这帮学生听10场讲座给他们一个通识学分，你们说怎么样？简直是一个一石二鸟的妙计啊，妙哉妙哉，偶哈哈哈哈！！

（四）
已经大二的屌丝先生，至今也只有两个通识学分。听到这个消息自然是乐开了花。拖着疲惫的身躯，屌丝先生来到了讲座的教室，“我操！这么多人”。看来跟屌丝先生一样的人并不在少数，坐下是不大可能了，站着也困难，教室里充满了人的臭味，让人喘不过气来。
但是事已至此，屌丝先生也不打算出去了，反正就是混学分嘛。屌丝先生挑了一个靠墙的地方站着，前面的椅子上赫然放着一个大书包。屌丝先生白了一眼，“占座的呆b”，只得自顾自的刷起人人来了。
教授来了，在讲台上自high的喷发着唾液。屌丝先生偶尔的抬起头，看一看ppt，觉得看不懂，自然也没有意思，只得低头继续玩着手机。
一个小时过去了，屌丝先生的腿在不断的颤抖着，肌肉疼痛的信号不断地通过神经元发送给大脑，大脑正在冥思苦想解决办法之时，视觉感受器传来后面桌子上的人睡着了的图像，于是大脑灵机一动，控制全身的肌肉抬起屌丝先生的的臀部往桌子上放，对接成功！
但是仅仅过了几秒钟，那人就动了一下，屌丝先生如触了电般的连忙站了起来，装作什么也没发生的样子。过了许久，屌丝先生才敢回头瞄上一眼，发现那哥们儿只是翻了个身根本就没醒“唉……算了，算了”
煎熬般的度过这两个小时，屌丝先生已经要站不住了，但是那句“我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还是让屌丝先生振奋了许多，不管多辛苦，能换来学分就行。
可惜事情并非总是如预想的一般顺利，下一颗巧克力也许就是过了期的。前面发生了一阵骚动，好奇心驱使屌丝先生问了一下，前面的人无奈的说，今天的讲座没票。
今天讲座没票？！
没票……20岁的屌丝先生就站在那里，眼睛中光芒在一点点的消褪，身体的骨骼仿佛突然间丧失了支撑身体的能力，一切都是那么轻飘飘的。屌丝先生没有倒下，他还立在那里，但是他的眼神我一生也不会忘掉，那是一种怎样的落寞，难以形容，我想人生落寞之极致，大抵如此。

（五）
多年以后，面对着电脑屏幕上学分修多了要多交钱的消息，屌丝女士将会想起那个翘课去混讲座通识学分的遥远的下午。
“你们还来不来啊，我这占着一排的座位都不好意思了，快点啊。”屌丝女士悻悻然的挂了电话。“诶同学，那个位置有人啦！她去上厕所了，马上就来。”
叮咚，人还没来短信先来了，“我们不去了，对不起啊，不用帮我们占座了，^-^”一股想杀人的冲动涌上屌丝女士的大脑，但是马上又被自己的淑女心态压抑了回去，只得回复一条“恩知道了亲~没关系啊~”按下了发送键，心里想着：没你妈了逼的关系！！！无可奈何，屌丝女士装作没看见别人的白眼，默默地把占座位的东西收了回来。好在讲座马上开始了，才让屌丝女士脱了尴尬。
讲座一如既往的无聊，学生们假装认真听，教授假装认真讲，学生假装教授讲的很有趣，教授假装学生听得很开心，双方都是世界级表演艺术家，共同表演了一出师生其乐融融的景象。这出大戏博得了社会各界的一片好评，将会不断地在各个大学内巡回演出。
屌丝女士坐在那里，思绪万千，这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本可以出去踏青，本可以享受着柠檬柚子茶和抹茶蛋糕，本可以在图书馆里看闲书，再不济睡上一觉也是好的，总归比坐在这里强，屌丝女士只得垂下昏昏欲睡的头颅，轻叹一口气。不经意间，她瞥到了手中的兑换券，屌丝女士好像顿悟了一般，是啊，为何不走？说走就走！
但是谁又愿意当那一个先走的人呢，那得多丢人啊，所以大家都在焦急的等着，等待着第一个吃屎的人的出现。终于有一个人站了起来，走了出去。紧接着又有三个人出去了，有十个人也站起来了，好不热闹！屌丝女士觉得时机正好，再不犹豫，看了一眼教授，低下自己的头，弓着身子，一溜烟地跑出了教室。
讲台上的教授有些生气，但又不好发作，只得继续着表演，假装没看见，假装学生很有兴趣，假装讲座相当成功。

（六）
“这帮学生真是越来越混蛋了，盖完章就跑，像什么样子。”
“是啊，得想想办法治治他们”
野生的规章制度出现了！！！
厚脸皮，就决定是你了！！
规章制度使出【结束时才给发票】效果一般
厚脸皮使出【我结束时再来！】效果非凡！！
规章制度使出【开始时发票，发完票就关门！】效果一般
厚脸皮使出【你不能不让我上厕所吧，放我出去我就跑！】效果非凡！！
规章制度使出必杀技【你出门我把你护照收了，你敢不回来？！】效果一般
厚脸皮使出【我不敢，但我敢两个小时以后再回来，我拉稀了，拉了两个小时，怎么着？】效果非凡！！！
……
野生的规章制度给跪了。
厚脸皮：“你们呐，不要想搞一个大制度，以为这样我们就能老老实实的听那没劲的破讲座啦？！你们那，Too Simply ， Sometimes naïve！你们这样子是不行哒！！！”
野生的超强规章制度出现了！！！
超级厚脸皮，就决定是你了！！
……
……
……
后记：
最后我想说，我并无意批判什么，因为我知道我也免不了俗，我也是人。是人就有所谓恶的一面，正如路西法效应所告诉我们的，让好人变成恶魔并没有多么困难。事情闹成这样，大家都参与了，这出闹剧是我们一起演的，缺了哪一个演员都不行。
我也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智慧。但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我们的尊严是我们自己给的。只是单纯的希望讲座能变得纯粹一点，我也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你们都比我聪明，一定都明白。

大家都是天才。
都不傻。

2012.2.26

noreply@blogger.com (李哲) — Sun, 26 Feb 2012 11:28:00 +0000

开学已经两个星期了。现在的感觉就是，真的很忙、很累，时间很紧张。最近几天早上总感觉很困，打不起精神，晚上也睡的不是太好。这个学期的课时本来就比上个学期要多，自己又选了两门课，时间就更紧了。发现要做的事、要看的书太多了，实在忙不过来。这个学期除了暴力的高等数学之外又多了物理和化学，而且很显然物理对我来说很重要，要学好物理肯定还要看很多教材，那几本费曼还等着我呢。书架上早就堆满了文学类的书，大多都是以前买的而且还没怎么看，可惜的是现在确实也没什么时间看。总是想学很多东西。从图书馆又借了8本书，大多数都是学术类的，高等代数、解析几何、复变函数、CSS、汇编语言，还没有看多少。总想着提高英语听力、口语和写作，却不知道如何下手。

　　第一学期的成绩都出来了。虽然说第一学期相对来说轻松一些，但我过得也不容易。自己算了一下学分绩，如果5分满分的话我的平均学分绩是4.402，据传是班里面第二。虽然我的课程是跟着匡亚明学院走的，但是排名还是在物理学院里面排，由于课程的难度要大一些，考试也比较暴力，所以成绩上会比较吃亏。当然其中高等数学的成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孙某人出的期末考试卷期末均分不到60，总评均分也不到70，这样下来成绩就不用指望了。总体上来说高等数学总评成绩要比普通的微积分（第一层次）的总评低10~20分。这样下来，据说我们班的第一名在年级里面只能排到二十几名，那我就更不用说了。对此的确也没有什么办法，既然所有的任课老师都认为"对于拔尖班的要求要高一些"，我也只能接受。成绩低一些的确没什么好办法，除非去重修刷分。自己上学期的物理实验成绩不是很令人满意，我想主要是我不够重视吧，没有多去思考。其他的，思修、体育等等的成绩，也没什么好说的，该多少就多少吧。

　　最近几天在看CSS，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东西。接触CSS之后发现以前用Dw、FP什么的做出来的网页简直都弱爆了，网页的源代码惨不忍睹。我正在打算将我的网站lizhe.co再改一改，自己设计一个主页，做一个相册把自己的照片传上来。也许看我博客的人并不多，不过我想，自己看看也是挺好的。

《橘色温度》

noreply@blogger.com (李哲) — Sat, 11 Feb 2012 01:14:00 +0000

　　在去年某个周六的下午听音乐时，耳机中突然传来一段熟悉的旋律，慢慢回忆起许多事情。

　　那是《三颗猫饼干》里的《橘色温度》(英文曲名为If you were by my side)。很温暖的一支曲子。而这支曲子，我曾经花了很大力气找但一直没找到，没想到这么偶然地遇到了它。

橘色温度(If you were by my side)

　　初三毕业后，本来打算做一个视频，来记录初三二班的点点滴滴。做到中考那一块，一直想找开考前的一段轻音乐作为背景音乐，可惜不知道名字，于是我到各种轻音乐的网站上去一首一首地听，估计一共听了能有几百首，但是一直没能找到。虽然中考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但是那段旋律我一直记得非常清楚。有一次很偶然地发现某一段诗歌朗诵视频的背景音乐就是它，但是仍然没有办法找到原来的曲子。后来视频基本上快做差不多了，却又放下来了一直没动，这一放就是三年。没想到在三年多后的一个下午突然听到了这首曲子。我想现在还记得它是三年前南京中考开考前音乐的人不多吧。而现在的我，已经找不到那样的心境再去做那个视频了，尽管要的素材一直都存在电脑里面，但也许只能让它那么存着了。

　　高考结束后初中同学在南京有一次聚会，后来又有大约十几位同学在我家乡聚了一次。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总是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这个集体早已没有曾经那么优秀，这总让我感到很失落。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必然的。而这里说的优秀，不仅仅是指学业上的，更多的是某种精神状态上的。初中的时候我们都曾向着一个很高的目标一起奋斗，而聚会时有些同学给我的印象是对于什么事情都随随便便，很不在乎，有点混日子的感觉。

　　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写日志了。按道理说现在自己支配的时间更多一些，写得应该比以前勤一些。以前一个学期能写好几篇日志。不过实际上一是确实比较忙，二是总没有那样的心境去写，三是现在的我似乎比以前淡定多了，或者自以为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成熟，并且也越来越发现自己的浅陋。大概翻了一下以前的日志，发现曾经的我会很幼稚，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写一写，语言上也比较随意；我也发现我依然保持一贯的风格，总喜欢琢磨一些事情，并且总要试图找出事情的真相。现在不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对某些事情说两句，现在每天看新闻，各种各样的新闻，看多了便淡定起来，或者也许是渐渐麻木起来。曾经的我还会为绿坝专门写一篇文章（这里），渐渐地对这种事情失去兴趣，一方面是各种国内博客审的严不让发，而国外的Blogger，Wordpress早已被封，另一方面是经常看到这种事情，越来越失望，想想就过去了，对于那帮白痴有什么好写的呢。读的东西多了，也慢慢发现自己写的并不是很好，于是也低调一些。对于以前日志中写到的生活中的各种小事，现在看来都没什么了，而现在的自己也不会为这样的事情再想太多。其实平时对于一些事情也不时地会有一些想法，不过都没有及时写出来，过去了就算了。也许以后想得比较清楚的时候可以写一些。

　　翻日志的过程中，又想到高中时候的很多事情。高中三年，经历了太多太多，现在仍然不时会想起来曾经的那些事情。这三年高中生活慢慢地让我改变，现在的我已经和初中刚毕业的我很不一样了。想到的太多，不知道从哪里说起，也许有时间可以写一篇日志好好地回顾一下。

　　刚过去的这个学期，总体还好，除了高等数学及其任课教师和考试卷外并没有太多的记忆。学期结束一个多月了，新学期即将开始，前面的事情也慢慢淡去。还有一些想法没写出来，就先这么多吧，以后再说。

P.S. http://lizhe.co/重新装修，可以去看看。

一点回忆

noreply@blogger.com (李哲) — Sat, 30 Apr 2011 15:17:00 +0000

似乎有那么一段时间没有写日志了。

昨天晚上看完里约大冒险出电影院的时候突然想到，也许以后这样的机会不多了。

指导很快就要去上海了。两个月，也许中间会回来，但必定也是匆匆忙忙的。关于指导，首先想到的是英语课上一起查单词，好几次讲话被赵阿姨点名的情景；以及刁老师点学号时经典的"31"。还有他对数学的热爱，以及一个人站在1班外面的栏杆上看着对面的班级发呆。

不时会把班级的几张合影拿出来看看，高一，高二，社会实践，成人仪式。而现在的一班，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完整的集体。放大图片，我看到，有人三年一直笑的那么灿烂，有人保持着一贯严肃的表情，而共同之处在于，每个人都成长许多，早已不再是高一时的那个样子。我发现，高一时照片上的我们，表情极其庄重，而成人仪式时的我们，大多都笑了，而且笑得很开心。

似乎谭骏和周浩然都问过我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是南师附中的学生还是南大的学生？有时我感觉像是时空穿梭一般，回学校拍毕业照，刚刚在南大的食堂吃过早饭，一个多小时后又回到了再熟悉不过的校园，见到那些再熟悉不过的面孔，几乎完全忘记在南大的一切，而几个小时之后回到南大，刚才的那些似乎都已经不存在，突然感到自己还是这里的陌生人。在南大，常常会想起仍在为高考拼搏的同学，想起以前的老师，尽管只有二十几公里的距离，却仿佛离得很远。有时会觉得好像失去了什么，却说不出来。

周浩然算还有几次回学校的机会，可我想，即使有再多的机会，所剩也不过一两个月的时间，在这之后，各奔东西，到鼓楼又可以去找谁？

进入大学后才明白许多事情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我爸曾拼命阻止我学物理仅仅是因为"就业不好"，但现在看来，实际上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学习生活并不轻松，至少比我想象的要充实很多。不过，现在的生活我很满意。

有时，会感到有些迷茫。我看到，有人已经"让翘课成为一种习惯"，有人以极高的频率在机房里出现，有人在使用英语问候及发短信，现代快报报道过的某大神在影视欣赏课上做数学题，也有人刚进入大学没两个月已经开始&*%*#……我不知道正式入学后我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大学生活。我希望我的生活充实一点，同时充满精彩。

就这么多吧。祝同学们三模好运。

人生的枷锁第一百零六章

noreply@blogger.com (李哲) — Tue, 01 Feb 2011 01:36:00 +0000

第一百零六章

菲利普避而不到他境况优裕时去过的地方。在皮克大街那家酒菜馆里举行的小小聚会，已经散伙了。那个马卡利斯特因背叛了朋友，再也不露面了。海沃德上了好望角。只有劳森还留在伦敦，可菲利普感到他跟这位画家之间没有共同语言，因此并不希望同他见面。但是，一个星期天下午，菲利普吃过中饭后换了身衣裳，顺着里根特大街朝坐落在圣马丁巷的免费图书馆走去，打算在那儿泡上一个下午。忽然，他发现劳森朝自己迎面走来。他的直觉驱使他闷头继续朝前走去，但劳森却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
"你这一向究竟上哪儿啦？"劳森高声问道。
"我吗？"菲利普说。
"我给你写过一封信，想请你上我的画室来吃个闹宴的，可你一直不给回音。"
"没接到你的信呀。"
"你是没收到，这我知道。我上医院找你去了，只见信还搁在文件架上。你不学医啦？"
菲利普迟疑了好一会儿。他羞于道出真情，但这种寒碜感倒使他内心不觉忿然。他强打起精神来回答劳森的话，这当儿，他不由向主地涨红了脸。
"是的。我仅有的一点钱都用光了，无力继续我的学业。"
"唉，我真为你难过。那现在你在干什么呢？"
"我在一爿店里当招待员。"
菲利普语塞喉管，不是个滋味，但还是决意不隐瞒真相。菲利普两眼直盯盯地看着劳森，发觉他一脸的尴尬相，便嘿嘿一声冷笑。
"要是你肯屈尊光临莱恩-塞特笠公司，走进'成衣'部，你就会看到我身穿大礼服，潇洒地四处溜达，给那些前来购买衬裙和长统株的太太们指路。右边第二个拐弯，夫人。左边第二个拐弯。"
看到菲利普对自己的职位冷嘲热讽的态度，劳森极不自然地笑着，不知说什么才好。菲利普描绘的工作情景，使得劳森不胜惊愕，但他又不敢流露出同情。
"这对你来说倒是个变化，"劳森说了一句。
他觉得自己说这种话未免太不得体了，顿时不胜懊悔。菲利普听后，赧颜满面，脸色阴沉。
"是个变化，"菲利普说。"顺便说个事，我还欠你五个先令呢。"
他把手伸进了口袋，掏出了几枚银币。
"哦，这没什么。我都忘了。"
"别胡说，喏，快拿去。"

劳森默默地接过钱去。他们俩站在人行道中间，来往的行人推撞着他们。菲利普的双眼闪烁着讥讽的神色，使得那位画家大有芒刺在背之感。劳森哪里知道，此时此刻，菲利普却是心情沉重，悲痛欲绝。劳森很想为菲利普做些什么，但又茫然不知所措。
"嘿，你到我画室来，咱俩好好聊聊不行吗？"
"我不去，"菲利普回答。
"为什么？"
"没什么可聊的。"
菲利普看到劳森眼里闪出痛苦的神色，虽感到遗憾，但心想这是没法子的事，他得为自己着想啊。他不能容忍与人谈论他目下困厄的境况，只有狠狠心肠不去想它，他心里才稍许有几分安宁。他生怕一旦披露了自己的心迹，他的精神就会彻底崩溃。更重要的是，他对以前遭受过不幸的地方具有一股无法遏制的厌恶情绪。他那次空着肚子站在画室里等着劳森施舍一顿饭时蒙受的耻辱，至今还记忆犹新；他上次向劳森借五个先令的情景恍如昨日。他最不愿意看到劳森，因为一看到劳森，他就会想起他那些潦倒落魄的日子。
"那好吧，哪一天晚上你到我画室来，咱俩在一块吃顿饭。哪一天来，你自己决定。"
那位画家的好意，打动了菲利普的心弦。他暗自思忖着，各种各样的人都对他表示友善，这真不可思议。
"你太好了，老兄，不过我还是不想来。"他向劳森伸出一只手，并说了声"再见"！
劳森被这一似乎无法解释的举动弄糊涂了，迷惘地同菲利普握了握手，而菲利普匆匆转过身去，一瘸一拐地走了。菲利普的心情沉重，而且同往常一样，他又责备起自己刚才的举动来了。他自己都闹不清究竟是什么样的盲目骄傲，使得自己把主动伸过来的友谊之手给挡了回去。身后传来追赶他的脚步声。不一会儿，他听到劳森在叫他。他收住脚步，心中升起一股无名之火。他拉长了脸，冷冷地面对着劳森。
"什么事呀？"
"我想，海沃德的事儿，你听说了吧？"
"我只知道他上好望角去了。"
"要知道，他到了好望角没多久就死啦！"
菲利普沉吟了半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怎么回事？"他问道。
"哦，得伤寒症死的。真不幸，是不？我想兴许你还不晓得的。我刚听说这个消息时，心里也咯噔了一下。"
劳森匆匆点了点头，便走开了。菲利普只觉得一阵震颤刺透了他的心。他从未失去过一位年龄同他相仿的朋友。至于克朗肖，他的年龄要比菲利普大得多，他的去世似乎还是合乎情理的正常死亡。这一噩耗给了他一记特别沉重的打击。此时，他联想到自己最终也不免一死。同任何人一样，菲利普虽说也完全明白凡人皆有一死，但内心深处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条规律也同样适用于自己。虽说他对海沃德早就没有了亲密的情谊，但海沃德猝然离开人世这件事，还是猛烈地撞击着他的心。眨眼间，往昔他俩的趣味隽永的谈话又回响在他的耳边。当想到他们再也不能在一起促膝谈心，他感到很是心疼。他们俩第一次见面以及在海德尔堡愉快地度过了几个月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回忆起那逝去的岁月，菲利普不由得黯然神伤。他下意识地摆动着双腿，朝前走着，也没注意自己是在走向哪里。猛然间，他抬头一看，发觉自己没有拐人草市街，而径直沿着沙夫兹伯里林荫路向前走去。折回去，他又不高兴。再说，听了那则消息之后，他毫无心思读书，只想独自坐着沉思。他决定到不列颠博物馆去。独个儿坐在幽静处是他眼下唯一的一种享受。自从进了莱恩公司，他常常到不列颠博物馆去，坐在来自巴台农神庙的群像雕塑前面，自己并无什么想法，只是让那些雕像来安抚他那茫然若失的灵魂。可是这天下午，它们对他却无所启示，坐了几分钟以后，他再也耐不住性子，便神情恍惚地走了出来。外面游人济济，中间有一脸蠢相的乡下佬，还有专心致志地读着旅游指南的异国客。他们那种吓人的丑陋相玷污了这里的永恒的艺术珍品；他们一个个坐不定立不稳的样子，扰乱了不朽的神灵的安宁。于是，菲利普转身进了另一个房间，这里游人寥寥。他疲倦地一屁股坐了下来，可他的神经却非常兴奋，说什么也不能把那批游人从脑海中驱赶出去。有时候，在莱恩商店里，他也有同样的感觉，总是不胜惊骇地瞪视着人们打他眼前鱼贯而过。他们一个个容貌丑陋至极，脸上无不流露出一副卑贱相，叫人看了实在可怕。他们的脸面被下贱的欲念所扭歪，令人感到他们对任何一个美好的思想都视为不可思议。他们生就一双狡黠的眼睛，一个不堪一击的下巴颏，他们虽无害人之心，却一个个俗不可耐、褊狭猥劣。他们的幽默感既低级又滑稽可笑。有时候，菲利普发觉自己眼睛望着他们，可心里在思量着他们究竟跟何种动物相似（他极力不让自己作这样的联想，因为要不多久他就会入迷而无法摆脱），他发觉他们仿佛是一群群绵羊、马匹、狐狸和山羊。一想到人类，他心里充满了厌恶。
然而，不一会儿，房间里的气氛强烈地感染着他，使他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了。他心猿意马地浏览着房间里的一排排墓石。这些墓石均出自公元前四、五世纪雅典石匠的手艺。它们虽平淡无奇，并非天才之作，但是无不闪烁着古朴风雅的雅典精神。随着岁月的流逝，一块块墓石的棱角磨平了，都呈蜂蜜一般的颜色，使人不由得想起了海米塔斯山上的蜜蜂。有些墓石雕成一个人赤身裸体地坐在椅子上的形象；有的描绘生命垂危的人向钟爱他的人们诀别的悲壮场面；还有的是刻画行将就木的人紧紧抓住活在人世间的人的手的情景。图画淳朴，惟其淳朴，显得格外动人心弦。朋友之间、母子之间的生离死别，何等地悲壮！而逝者的克制使得生者内心的悲哀变得越发深沉。唉！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了，打那以后，沧海桑田，不知过去了多少个世纪！两千年来，那些痛悼死者的人们也跟被哀悼者一样变成了一杯黄土。然而，那种悲哀却至今还在人间，眼下菲利普就感到不胜哀戚。他心中油然生起一股怜悯之情，不禁连连唱叹道：
"可怜的人儿！可怜的人儿啊！"
菲利普突然想起那些张口呆看的游览观光者，那些手捧旅游指南、大腹便便的异国客，以及那些为满足不足挂齿的欲念和俗不可耐的爱好而蜂拥挤人商店的平庸之辈，他们都是人，最终都不免一死。他们也有所爱，但是，终究都得同他们心爱的人永世分离，儿子要同母亲诀别，妻子要同丈夫永别，说不定他们生死别离的场面将更为凄惨，因为他们一辈子都过的是丑恶的、下贱的日子。他们连究竟是什么给世界带来美这一点都一无所知。一块漂亮的墓石上刻着两个年轻人手携手的浅浮雕像，那恬淡的线条，朴实的画面，都令人感到那位雕刻家是带着一种真诚的情感从事创作的。这幅浅浮雕像，并不是为友谊而是为世界赐予人类又一件珍品这件事而竖立的一座丰碑。菲利普目不转睛地仰望着雕像，这当儿，他感觉自己的眼眶渗出了泪水。他想起了海沃德。他们俩初次相遇时，他对海沃德怀有热切的钦佩之情，可后来心中的偶像幻灭了，接着就是互相冷淡，最后只有习惯与旧日情谊才把他们维系在一起。这一幕幕往事一一掠过菲利普的脑际。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事：你接连数月每天都碰见一个人，于是你同他的关系便十分亲密起来，你当时甚至会想没有了这个人还不知怎么生活呢。随后两人分离了，但一切仍按先前的格局进行着。你原先认为一刻也离不开的伙伴，此时却变得可有可无，日复一日，久而久之，你甚至连想都不想他了。菲利普回想起早先在海德尔堡的日子。那会儿海沃德完全有能力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对未来怀有满腔激情，可后来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不知怎么的却一事无成，最后竟自暴自弃，心甘情愿地成了一名败北者。现在他死了。他活得毫无意义，死得毫无价值。他极不光彩地死于一种愚昧的病症，直到生命终止时，还是功不成，名不就，一事无成，仿佛世上从来就没有过他这个人似的。
菲利普一个劲儿地问着自己：人活着究竟有什么意义？世间万物，一切皆空。拿克朗肖来说，情况何尝不是如此。他活着，不过是个碌碌之辈，无声无息；他一死，就被人忘得一干二净。他余下的那几本诗集只是摆在旧书摊上出售。他的一生似乎只是提供个机会给人写篇评论文章，除此之外，就别无意义。于是菲利普内心不由得呐喊起来：
"这又有什么意思呢？"
人们一生中所作的努力同其最后结局显得多么不相称啊。人们却要为年轻时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付出饱尝幻灭之苦的惨重代价。痛苦、疾病和不幸，重重地压在人生这杆天平的一侧，把它压倾斜了。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菲利普联想到自己的一生，想起了开始步入人生时自己所有的凌云大志，想起了他身患残疾给他带来的种种限制，想起了他举目无亲、形单影只的景况，想起了他在没有疼爱、无人过问的环境中度过的青春岁月。除了做些看上去是最好的事情以外，他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做过别的什么事情。即使如此，他还是一个倒栽葱摔了下来，陷入了深深的不幸之中。有些人并不比他菲利普高强多少，却一个个飞黄腾达；还有些人要比他菲利普不知高强多少倍，可就是郁郁不得志。一切似乎纯粹是靠碰机会。人无论是正直的还是不正直的，雨露毫无偏向地统统洒在他们身上。这里面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
在思念克朗肖的当儿，菲利普记起了他送给自己的那条波斯地毯。当时克朗肖曾说那条地毯可以为他揭示生活的奥秘。蓦然间，菲利普悟出了道理，不觉扑哧笑出声来。啊，终于找到了答案。这好比猜谜语，百思不得其解，但一经点破谜底，你简直不能想象自己怎么会一下被这谜语所难倒的。答案最明显不过了：生活毫无意义。地球不过是一颗穿越太空的星星的卫星罢了。在某些条件的作用下，生物便在地球上应运而生，而这些条件正是形成地球这颗行星的一部分。既然在这些条件的作用下，地球开始有了生物，那么，在其他条件的作用下，万物的生命就有个终结。人，并不比其他有生命的东西更有意义；人的出现，并非是造物的顶点，而不过是自然对环境作出的反应罢了。菲利普想起了有关东罗马帝国国王的故事。那国王迫切希望了解人类的历史。一天，一位哲人给他送来了五百卷书籍，可国王朝政缠身，日理万机，无暇披卷破帙，便责成哲人将书带回，加以压缩综合。转眼过了二十年，哲人回来时，那部书籍经压缩只剩了五十卷，可此时，国王年近古稀，已无力啃这些伤脑筋的古籍了，便再次责成哲人将书缩短。转眼又过了二十年，老态龙钟、白发苍苍的哲人来到国王跟前，手里拿着一本写着国王孜孜寻求的知识的书，但是，国王此时已是奄奄一息，行将就木，即使就这么一本书，他也没有时间阅读了。这时候，哲人把人类历史归结为一行字，写好后呈上，上面写道：人降生世上，便受苦受难，最后双目一闭，离世而去。生活没有意义，人活着也没有目的。出世还是不出世，活着还是死去，均无关紧要。生命微不足道，而死亡也无足轻重。想到这里，菲利普心头掠过一阵狂喜，正如他童年时当摆脱了笃信上帝的重压后所怀有的那种心情一样。在他看来，生活最后一副重担从肩上卸了下来，他平生第一次感到彻底自由了。原先他以为自己人微言轻，无足轻重，而眼下却觉得自己顶天立地，强大无比。陡然间，他仿佛觉得自己同一直在迫害着他的残酷的命运势均力敌，不相上下了。既然生活毫无意义，尘世也就无残忍可言。不论是做过的还是没来得及做的事，一概都无关宏旨。失败毫不足奇，成功也等于零。他不过是暂时占据在地球表层的芸芸众生中间的一个最不起眼的动物而已；然而，他又无所不能，因为他能从一片混饨之中探出其奥秘来。菲利普思想活跃，脑海里思潮翻腾；他感到乐不可支，心满意足，不禁深深地吸了几口气。他真想手舞足蹈，放喉高歌一番。几个月来，他还没有像此刻这么心舒神爽。
"啊，生活，"他心里喟然长叹道，"啊，生活，你的意趣何在？"。
这股突如其来的思潮，以其无对辩驳的力量，向菲利普明白无误地表明了生活毫无意义这一道理。在这同时，菲利普心中又萌生出另一个念头。他想原来克朗肖就是为了向他说明这一点才送给他波斯地毯的呀。地毯织工把地毯的格局编得错综复杂，并非出自某种目的，不过是满足其美感的乐趣罢了。正如地毯织工那样，一个人也是这样度过其一生的。倘若一个人不得不相信其行动是不由自主的，那么，他也可以以同样的观点来看待其人生，人生也不过是一种格局而已，生活既无意义，也无必要，生活只不过是满足一个人的乐趣而已。从生活、行为、感情和思想的五花八门的事件中剪辑些材料，他完全可能设计出一种有一定规律可循的图案，一种错综复杂的图案，或者一种色彩缤纷的漂亮的图案。虽说这兴许充其量不过是一种他认为自己可自由选择的幻想，虽说这兴许总是一种荒诞不经的幻象与缕缕月光混杂在一起的戏法而已，但这一切均无关紧要，生活看上去就是如此，而在菲利普看来生活也确实是这样的。眼下，菲利普认为生活没有意义，一切都微不足道。在这种思想背景下，他认为一个人可以从那宽阔无垠的生活长河（这是一汪无源之水，奔腾不息，却不汇入大海）中掬起几滴不同的水，拼凑成那种格局，从而使自己心满意足。有一种格局，最明显，最完美无缺，同时也最漂亮动人。这种格局是一个人呱呱坠地来到人间，渐渐长大成人，恋爱结婚，生儿育女，为挣片面包而含辛茹苦，最终登腿弃世而去。但是生活还有别的样式的格局，这些格局虽杂乱无章，却是妙不可言，幸福从未涉足其间，人们也不追逐功名，但从中可以感觉到一种更加乱人心思的雅趣。有些人的一生，其中也包括海沃德的一生，他们的人生格局尚未完美之前，盲目的、冷漠的机会却使它突然中断了。于是，有人就说些安慰话，虽暖人心窝，却于事无补还有些人的一生，正如克朗肖的一生那样，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难以效法的格局：人们还没来得及认识到他们哪些人的一生本身就证明其人生是正当的，观点就要改变，传统的标准就又得修改了。菲利普认为他抛弃了追求幸福的欲念，便是抛弃了他的最后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用幸福这根尺来衡量，那他的生活就显得很可怕；然而当他意识到还有别的尺来衡量他的生活时，顿然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幸福跟痛苦一样的微不足道，它们的降临，跟生活中出现的其他细节一样，不过是使得人生格局更趋纷繁复杂罢了。霎时间，他仿佛超然物外了，感到生活中的种种意外和不测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使他的情绪为之波动了。眼下，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过是使得生活的格局更趋复杂罢了，而且当最后的日子到来之际，他会为这格局的完成而感到由衷的高兴。这将是一件艺术珍品，将丝毫不减它那动人的光彩，因为唯独只有他才知道它的存在，而随着他的死亡，它也就立即消失。
想到这里，菲利普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转]《美国兰德公司对中国人的评价》到底是谁写的

noreply@blogger.com (李哲) — Fri, 24 Dec 2010 11:01:00 +0000

其实是很久以前的东西了，不过总是有人会把它拿出来说事。其实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是有一次英语老师将它发给我们，要求我们根据这篇文章写一些感想。我这人比较无聊，看到这些翻译的文章就想去找原文，但是怎么也找不到，好不容易找到了一篇有点像的也觉得不太对头。但同时，我发现了更多的东西，也就是下面转载的。以前在别的地方发过，现在在自己的博客上再发一遍。我觉得需要像文章作者那样的研究精神，不盲目，冷静地看待问题。

原文地址（目前可能无法打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3ed50a00100a9hl.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3ed50a00100a9hp.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3ed50a00100a9hq.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3ed50a00100a9hv.html

另外还有几篇类似主题的，也一起给出链接：
《为什么仇恨、鄙视中国的总是中国人——<兰德公司对中国人的评价>真相》 http://bbs.anti-cnn.com/thread-281185-1-1.html
《“兰德公司对中国人的评价”谣言网友接力大追踪》 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012/200591.html

虽然这两个网站我都不喜欢，不过这两篇文章还是不错的。

下面是原文：

我想我一定不是第一个弄清这个闹剧真相的人，但也许是第一个把这个简单的事实的所有头绪理清并表达出来的人。因为这个重量级闹剧的背后有很长的故事，所以文章也会很长。

闲话少说，切入正题。

08年网上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一篇特别火爆的文章，名曰《美国兰德公司对中国人的评价》。Google中文上搜索该题目有超过57万的检索结果，其中还不包括题目被换成《美国人对中国人的评价》《美国人眼里的中国人》等内容一致的换题文。我第一次是在校内上看一个排版很差的转载，也有六万多的阅读量，至于57万的检索结果所带来的全中文网络阅读量更是难以估量。该文的影响力之强，难以想象。

众所周之，我们中文网络上的转载习惯是很剽悍的，往往标上“转载”二字的就算是挺够意思的了。至于作者，写作时间，原始链接，那是谁爱管谁管的事。所以，像这样轰动力超强的文章，找到原始的链接和发帖者，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原文如下：

美国兰德公司是一家著名的非盈利的研究机构，为美国官方提供“客观的分析和有效的解决方案”。最近，他们公布了一份对中国现状分析报告，即有肯定，也有严厉批评，值得国人反省。本文观点来自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

原文如下：

如果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富裕和统一的国家，我们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第二次欧洲大战。中国能够阻止日本侵略或者打败日本。美国在这些冲突上的花费从根本意义上会减少很多，因为珍珠港事件不会发生。我们和整个世界，更不用说10亿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为中国的弱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

中国的需求对日本走出衰退起到了促进作用。日本状况给世界经济带来了风险。关于这一点，怎么说都不夸张。日本巨额的债务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逐渐波及到全世界。在中国有力的帮助下，危险似乎已经过去。中国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很多影响。最明显的是，中国成为美国商品最大的市场。

可口可乐早就完成了那个看上去像是神话的目标：卖10亿瓶可口可乐；曾经嘲笑中国梦的通用在中国卖了很多的别克汽车，在困难时期，中国带来的利润占通用利润的很大一部分；中国联想购买IBM个人电脑业务，挽救了这个垂死部门的工作岗位。中国提供更低价的生活必需品给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对我们不是那么富裕的居民而言。有迹象表明由于能够购买中国低价的出口货物，低收入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可能提高了5%到10%。

中国金融体系的不合理意味著中国建造了垂死企业，导致巨大的生产力过剩。近些年来，中国财政政策上的反复无常导致过度建造，对铁、铝、水泥和其他原材料产生了巨大的需求。日本人和现在的中国人看上去似乎会买下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但是当你看到他们的财政状况的潜在问题时，你会发现一个黑洞。日本人在90年代陷入了这样一个黑洞，至今还在努力地爬出来。中国人很多年后仍将会为目前这种无节制的狂热的购买行为感到心痛。

目前，中国面临著巨大的挑战。中国的银行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最糟糕的银行。中国每一代，都有相当于美国规模的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每年，都有1200—1300万新工人加入就业大军。在制造业，生产力对就业的影响比我们国家要严重得多。到202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会使工作人口与不工作人口的比率成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日本更甚。如果没有特效的新政策的话，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期就会狠狠地撞墙。到2020年，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它会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

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想走捷径。他们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成就来自于与努力工作和牺牲。中国人倾向于索取而不给予。他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蒂不在于你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人类同胞多少。

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中国人普遍不懂得如何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址去进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认知。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对”保有面子”这样微不足道欲望感到满足。”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并尝试富有意义的生活。

这个应受谴责的习性使得中国人生来就具有无情和自私的特点，它已成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

中国人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首先，他们没有从错误中筛选正确事物的能力，因为他们的思想被贪婪所占据。再有，就算他们有能力筛选出正确的事情，他们也缺乏勇气把真理化为实践。

中国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他们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因为他们不愿意付出努力，他们总想不劳而获。很少有中国人明白一个事实，就是威望和成就是通过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牺牲实现的，不付出就没有所得。简单来说，如果是为了谋生，那一个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为了生活，一个人必须要去奉献。

由于在贫穷的环境下生长并且缺少应有的教育，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得优雅的举止和基本的礼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着装笨拙粗鄙却不感到害羞。他们在青少年时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说谎并从别人那里索取，而不是去与别人去分享自己的所有。　　

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但无限制生育政策所带来恶果使得中国成为了无限廉价劳动力的输出国。这些输出也包括那些受过教育的劳力输出，除了他们的教育水平，实则和其他一般苦力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中国大规模生产的便宜产品降低了输入这些产品的地区的商业信用度。由于技术落后，管理失败，中国制造的单位能耗要比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高出很多。因此，随着出口额的增加，中国在扩大生产的同时丧失着宝贵的能源。同时，这种行为也严重的污染了环境，使中国变为全世界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

目前中国正在遭受着资本主义社会2大邪恶的折磨，即环境的破坏与人性的丧失。由于中国人天生的贪婪的本性，它们可以毫无保留的接受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即无止境的追求利润，忽视人的尊严。中国人对西方的技术与产品狂热追求，却对西方管理文化所强调的坦率，直接，诚实这些品质漠不关心。

由于中国文化不鼓励敢于冒险这种优良品质，所以中国人极力避免冒险，他们也不想寻求机会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中国人对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义性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更执迷于对物质的索取，这点上要远远胜于西方人。大多数中国人发现他们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的思想尚不能达到一个生命（补：即肉体和灵性的并存）存在的更高层次。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

在中国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而只是身份和显赫地位的象征和标志。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别人那里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了别人的幸福做过什么，而只是因为他们获得占有了相当的知识。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中国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失败和耻辱。它已经不能够服务于教育本应所服务的对象：社会。这个教育体系不能提供给社会许多有用的个体。它只是制造出一群投机分子，他们渴望能够受益于社会所提供的好处却毫不关心回报。

中国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级能人才，但却很少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可以独立主持的管理级专家。服务于一个公司或者社会，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勇气，胆量，正直和诚实的领导才能，这恰恰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亚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传教士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准确诊断出中国综合症的病因。

大多数中国毕业生对选择出国并为外国工作不会感到内疚，事实上他们首先欠下了中国人民在教育上为他们所做出的牺牲。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破坏和逐步衰弱，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路口，像迷失的狗一样不知何去何从。

我想很多人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和我一样，触目惊心。

第一，我以为有一定文字感的人都能读出来，这肯定是一篇翻译过来的文字，不会是愤青用中文写成的原创文。符合“美国公司”的介绍。

第二，引文对于兰德公司的介绍煞有其事，“本文观点来自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更是显得格式颇为专业。

第三，内容虽然偏激尖刻，但作者显然对中国中国文化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没有几句是凭空捏造的，我本来想骂几句心里都发虚，因为很多东西就像在我说自己一样。

大多人也许看到这一步就结束了，复制粘贴后转播开来，引发更多的讨论，感慨的有，惭愧的有，攻击的有，CAO兰德或者美国人母亲的也有。不仅是论坛博客上广为流传，我还见到过正规网站上的“网文推荐”也有该文，如此弘扬，使该文成为网络上一道小小的景观。

也许我毕竟在美国待过一阵，也许毕竟为了提高阅读看过不少恶心的学术文，也许就是闲的没事，我心虚之余，总觉得这篇东西有太多蹊跷的地方，甚至是明显的混论。

第一，全文第一段看上去就根本不是一篇文章的起笔，而是文章中间的一段的。同理，最后一句也不像是文章的结束，后面的话似乎还没说完。对美国学术英语阅读写作有点了解的人深知美国人“八股文”的厉害，开头什么Hook，Thesis，Map，结尾的Conclusion是千篇一律，比中国初高中老师教的开头开门见山点出主旨结尾议论抒情的总分总有过之而无不及。兰德公司“为官方写报告”不会用“迷失的狗”的作为论文结尾。

第二，全文前五段与后面的风格截然不符。前五段似乎在谈经济，谈全球化，语气是相对客观的，说了中国的不好也强调了中国的重要作用。但第六段起就成了毫不客气地对中国人性格文化上的批判，格式一致，每段第一句点出一个问题，后面几句具体阐明，但又不够具体。这两大部分分明有从两篇文章中节选出来然后拼凑在一起的嫌疑。

第三，打破头也找不到这篇文章的英文链接，如果该文是对一篇英文的报告完整的全文翻译，一定能找到对应的英文文稿吧，可是似乎没有一篇文章能给出英文的原文链接。

不管它愿意不愿意，也不管是好名还是恶名，兰德公司这下可是名声大振了，百度一下“美国兰德公司”，找上了它的网站。剩余的搜索结果大多都是这篇文章的链接，每篇后面都有五花八门的评论，暂不表。 www.rand.org ,看上去挺正规的，而且有搜索功能，我根据这篇翻译的文章，找了些例如，China，world war，dog等一些只有一种说法的词搜索一番，果然毫无头绪。换了许多其它词也是也找不到。

我疑心更重，回到百度，惊喜的遇到一个待人亲的家伙，他她写了一篇“美国兰德公司对中国评价的两个版本”，我一瞧，豁然开朗。http://hi.baidu.com/engelmybestlove/blog/item/d21799c7855595d9d0006022.htm

他她文章中的第二个版本就是我上面转的那个网络红文，一字不差，无出处。第一篇却是附上了兰德公司的原文链接和原文作者链接。

文章题目名为《中国与全球化》，写于2005年。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testimony presented to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May 19, 2005), RAND Corporation, 2005
http://www.rand.org/pubs/testimonies/CT244/

作者链接
http://search.rand.org/search?input-form=rand-simple&v%3Asources=rand-bundle&query=Overholt

打开这篇PDF一读，果然有几段又似曾相识之感。本文网上可以找到纯文本的格式，鉴于PDF就是为了防止被盗用，这里就不转原文了，“美国兰德公司对中国评价的两个版本”中有一篇翻译，对照了兰德官网上的PDF后，我认为它基本上是准确的。全文如下：

背景介绍

美国兰德公司是一家非盈利的研究机构，为全世界提供客观的分析和有效的解决方案。本产品是兰德公司报告系列中的一部分。报告的对象是美国联邦委员会、州委员会以及地区委员会、政府特派团等。兰德公司的出版物不反映客户和资助人的意见。William H. Overholt 是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主管和《中国的崛起》一书的作者。这是他给中美经济安全评论委员会（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做的一篇报告，时间是2005年5月19日。]

摘要

中国已经从世界全球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所建立的全球机构最大的扰乱者转变成为这些机构的合法成员以及全球化的支持者。目前它的经济比日本更加开放。自从日本明治（MEI JI Japan）时期以来，中国的全球化程度是从来未有过的。中国施行法规、鼓励竞争、推广英语、采用外国的教育方法以及借鉴外国法律。这一系列的措施不仅仅提高了中国机构的水平，还改变了中国的文化。

中国在经济上所有的成就都是与自由化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全球化的各个方面都给中国带来了进一步的成功。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让如此多的工人这样快地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因此，中国对全球化的支持远远高过战后实现经济恢复的日本（它对经济实行严格控制）以及前苏联。前苏联实行所谓的“休克疗法”使全社会受到损害。中国与美国结成有力联盟，进一步促进了东南亚自由贸易与投资。与日本、印度和巴西相比，中国更加令人满意。中国快速全球化需要中国做出充满压力的调整。中国国有企业的员工减少了4400万人，中国减少了2500万个制造业的岗位以及125家汽车公司要合并成3到6家。

中国全球化的成功给它的邻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印度从中国那里学到了一个经济更加开放的国家有什么样的优势。厌恶外来投资的亚洲人和遵从保护贸易传统的拉丁美洲人为了能与中国竞争，对外来投资持予越来越开放的态度并且减少了对贷款的依赖。这将会改变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战略，给我们的公司带来更加广阔的全球性机遇。

中国的崛起刺激了邻国的贸易和外国投资，而不是剥夺了邻国贸易发展和吸引外国投资的机会。这与中国的邻国先前所担心的完全相反。中国的发展确实对日本经济的恢复起到了促进作用，使一些国家免受经济衰退之苦，并且很有可能避免了全球性经济衰退的发生，而这种全球性经济衰退是很危险的。

中国的发展给美国公司带来了新的市场。然而，和中国进入美国市场的货物一样，中国给美国带来的收益是不均衡的。一方面，中国的廉价商品极大地改善了美国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中国的廉价商品和中国对我们财政赤字的帮助给美国的利率和通货膨胀降了温，使我们经济能够持续地繁荣。另一方面，它引起美国出现贸易逆差以及需要社会调整。中国对知识产权的滥用造成了我们很多公司的损失。狂躁的建筑热和运输热提高了世界原材料的价格，给生产商带了极大的利润，而给消费者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中国的成功是现代发展史上最重要的部分之一，然而根据中国目前发展情形做出中国会控制全球和威胁我们生活方式的推断是错误的。中国的改革家不像前苏联那样设法改变其他国家的生活方式。中国经济面临着世界历史上最严峻的问题：银行业整合、城市化、就业问题以及到2020年由于人口短缺带来的困难，即很少的工人要养活很多的人。对我们来说，最好的结果是中国像日本一样富有，在某些领域成功，在某些领域失败。标志中国快速进步的信号应该受到欢迎而不是害怕。

一、中国与全球化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世界全球化最重要的反对者之一。过去它实行自给自足经济。它反对全球经济秩序和主要的全球性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它认为全球无序是一件好事情。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积极推动世界范围内的无序，包括对中国大部分邻国的叛乱（insurgencies）推波助澜，如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甚至在我们的大学里面。

中国的外交政策对外是敌对，对内是世界罕见的文化压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年—1976年），中国学生和其他人在毛泽东的“农民千禧年主义”（ peasant chiliasm）的指导下，羞辱了大多数政府高级官员和党的领导人，攻击主要的教育机构、社会机构和政治机构，毁坏了中国的很多文化遗产甚至试图摧毁整个国家。[注解：千禧年主义刻写的是为了世界的终极而转变清除某些人的生命（遑论幸福）的终末时刻。

两个世纪以来，中国尝试了很多不同的道路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帝王制、共和国制、军阀、宗教教旨主义和其他。然而，所有这些尝试都失败了。中国的大部分人开始和一些学生一样，认为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和中国政治经济秩序难以动摇，只有先摧毁现有秩序才能走上一条通往成功的道路。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只是中国贫穷和政治分裂给世界尤其是给我们带来的很多问题中的一小部分。如果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富裕和统一的国家，我们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第二次欧洲大战。中国能够阻止日本侵略或者打败日本。美国在这些冲突上的花费从根本意义上会减少很多，因为珍珠港事件以及其他事件就不会发生了。我们和整个世界，更不用说10亿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为中国的弱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

中国全球化的成功将会使我们不再会有类似这样的麻烦：中国不再是一个让世界强权发生激烈冲突的地方；中国不再会支持东南亚、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叛乱；中国不再会寻求破坏全球性金融机构的机会。我们将受益于这样一个中国：它支持台湾和菲律宾稳定和资本主义民主，它加入IMF、世界银行以及WTO，它告诉邻国政治稳定、自由贸易以及自由投资的好处。

冷战开始的时候，我们外交政策的一个中心理念是如果通过国内改革以及后来被称为的全球化，尽可能使世界大部分国家实现成功的经济增长，我们就可以使欧洲和亚洲稳定，在冷战中获胜以及建立一个稳定的全球秩序。我们的军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保护作用。然而从马歇尔计划到亚洲援助计划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长期核心战略是通过机构网络来绊住其他国家以及我们成功的经济实践来稳定世界。这构成了我们想要的世界。

这个战略被证明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地区政治战略。它是如此成功以至于我们以前的敌人以及盟友都陷入我们所编制的网络中，尽管它也引发了很多争议，偶尔国内也起点害怕的风浪。关键性产业，尤其是纺织品业和鞋业已经成功地抵制与日本、韩国、台湾、东南亚、中国以及拉美这些国家的自由贸易。对于日本是否将控制所有的制造业和买下我们所有的重要资产，我们曾经感到一丝恐慌。毕竟，如果它们在钢铁行业、汽车行业和电视机行业称霸并且买下洛克菲勒中心，我们一切经济不都处在危险中吗？在别的方面，如我们鼓励台湾和韩国的发展会不会是在支持专政？每次我们的害怕都多余了，我们的战略都取得了成功。我们在安全方面、财产方面、在海外推行政治自由化以及我们的贸易伙伴方面一直以来都有好的收获。关于中国的问题也是一样的。

二、中国的全球化

我们的战略没有预期到的是会诱使我们的对手，包括中国在内，加入到我们的经济机构网络中，共同为地区政治稳定做出贡献。

虽然加入的时间比较晚，但是中国比日本以更大的热情加入到全球体系中。中国的经济比日本的经济更加开放。2004年中国的贸易额占到全国GDP的70%，而在日本只有24%。2004年中国吸收了606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而日本只有201亿美元。日本的经济规模要比中国大好几倍，并且日本正处于再建阶段，应该会吸引更多（不均衡）的投资。

中国的全球化不仅仅局限于开放经济，更重要的是机构的全球化。中国目前的发展战略与日本的明治早期（19世纪中期）惊人的相似。那个时期的日本政府向世界各地派去代表团，挑选最好的海军（英国），最好的外国教育体系（德国）等作为模仿的对象。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日本表现出更多的“向内看”，而中国从清朝时期的闭关自守和毛泽东式的农民思想——仇视一切外国人，发展成为支持世界大同主义的国家。

今天中国向全世界派考察团来寻找最好的方法。它不仅仅运用外国的技术和公司管理技能，还运用很多国外的制度和惯例如国际会计标准，英国、美国和香港的安全法律，法国的军用品体系。它以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为模型搭建了中央银行构架，在外国（有价）证券投资方面使用的是台湾式的规定，经济发展战略借鉴的是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的战略。还有其他方面借鉴的是别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中国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采用西方的法律，将竞争作为市场经济中重要的元素以及事实上把英语作为教育的第二语言。

今天我可以在没有翻译人员陪同的情况下在北京大学演讲以及同北京和上海的高级官员见面会谈。可能最重要的是，中国将年轻人中的精英送到国外接受国际训练，正如罗马人把孩子送到希腊读书一样。
当然，变化是逐步发生的。你不能期望一个国家在还没有受过职业训练的会计师和律师的情况下，会立刻接受西方的会计制度和法律。但是与其他国家做的相比，中国的变化是快得惊人。更加重要的是，这些不仅仅是技术性的调整，像过去王朝（清朝）那样，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些转变如法律以及鼓励竞争否定了中国近千年来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

中国人的品味越来越全球化。外国品牌让中国人与世界文化接轨。举一个例子，我花了很多个月研究中国的汽车产业。我们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是否可以像20世纪的韩国那样在一个封闭的市场发展本土汽车。我们发现中国人比那个时期的韩国人所接触的全球化文化要多得多，以至于在中国，只有与外国的先进技术和全球设计相结合的汽车才会成功。10年到30年前，在韩国处于与中国今天差不多的发展阶段的时候，韩国人没有在大街上看过欧洲车和美国车。事实上直到今天，韩国人能看到的也不多。然而在中国，到处可以看见大众Volkswagens和别克。

中国比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和很多第一世界国家更加相信全球化。中国的成功与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是相符的。相比较而言，日本和韩国在取得成功的时期，虽然也实行全球化，但是对贸易、外国投资和国内经济活动方面要比中国控制的更加严格。

全球化也给中国带来了痛苦的调整阶段。2005年3月国有企业员工从1995年至1996年的1.1亿人减少到6600万人。那些认为美国的制造业岗位转移到中国的人会对以下的结果感到惊奇。今天，中国的制造业岗位从1994年的5400万个减少到3000万个。这些令人惊奇的数字可以帮助理解：中国由于更加激烈的竞争以及加入世贸，不得不做调整措施。例如，在汽车行业的就业基本保持稳定的同时，预期汽车生产商的数量会从125家减少到3—6家。除此之外，外国合资企业控制了中国市场大部分的份额。

对于中国人目前所经历的社会性调整，怎么说都不会夸张。然而中国人愿意接受这些调整。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大国的生活水平和工作状况经历过如此快速的改善。当改革开始的时候，上海的工人都穿着同样的服装，看上去很疲倦和情绪低落。他们中很少人有基本的生活设施如电视机甚至手表之类的。在农村，营养不良相当常见。今天，上海的工人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看上去自信、有活力。中国的普通家庭拥有的电视机不止一台。营养不良的情况已经消失了。因此，中国人给予全球化压倒性的支持。

三、中国的全球化与其他国家

中国的全球化也极大地影响了其他的国家。它对印度的经济政策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自从印度独立以来，印度经济一直受极端保护主义政策的影响而蹒跚前进。它对外国直接投资持敌对态度。它在国内实行社会主义经济控制（被称为许可证统治），并且与前苏联保持牢固的政治经济关系。1991年的外汇问题以及中国的成功不仅刺激了印度，还向它表明放弃对全球化的厌恶可以通往财富之路。虽然印度比中国起步要晚，并且速度要慢，但是印度的经济增长率还是翻了一倍。处于极度贫穷境况的人口数量急剧减少。出口增加了，外汇储备的充足在印度现代史上是第一次。今天你去印度（我上个月刚去过一次），你会发现以前只能在亚洲东部看到的一种希望和自信。

和中国早期的情况一样，印度新生的经济活力使领导人的天平从带有冲突意味的地区政治目标的一边向共同的经济利益这边倾斜。印度与邻国的关系包括巴基斯坦、最值得一提的中国以及我们自己都比以前好了很多。事实上，目前中印关系是自20世纪60年代冲突以来最好的。印度的工商界已经从害怕与中国竞争变为对自己的竞争优势自信，并且为印度与中国贸易顺差庆祝。

中国对印度经济政策的影响只是更大范围内现象中的一个例子。这种现象很可能已经开始出现了。目前，第三世界国家以及日本对外国的直接投资持一种敌对态度。在日本、韩国、菲律宾、台湾以及印度，更不用提拉丁美洲，直接投资者面对的是资格认证的困难、高额的税收、不公平的司法处置以及对直接投资报以负面态度的不利环境。这些国家不接受外国的直接投资，而是依赖外国贷款（韩国、东南亚和拉美）和国内贷款（日本），从而产生巨大的债务负担。台湾征收高额的税收，再对特定的外国投资者减税。印度团体用歪曲事实攻击肯德基。现在这些手段已经逐渐减弱了。

借鉴香港、台湾和新加坡过去的经验，中国在资金债务平衡方面取得了成功。这将逐步改变世界很多国家经济发展的管理方式。中国产生的影响将是革命性的，尤其对亚洲而言。过去他们采用的方式通常是通过国内外的贷款来筹资，尽量避免外国直接投资的依赖。政府通过控制贷款的渠道来掌控产业的发展。这种做法让企业过于依赖银行，常常导致周期性的财政危机。它给予政府太大的控制产业发展的权力，容易产生管理不力和腐败。与小一些企业和外资企业相比，它给予符合政治口味的大型企业不合理的优势。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它限制了我们企业的机会。现在为了与中国竞争，很多公司不得不向外国投资开放。美国公司不仅仅可以在中国受益，还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受益。

这个十年刚开始的时候，大家普遍担心中国的成功会吸引走亚洲邻国的贸易与投资，从而使他们变穷。而事实上，情况完全相反。亚洲国家改变以前的规定，转向欢迎外国投资，如印度、韩国和日本，这些国家的外来投资大大的增多了。中国教导大家吸引外资，从而外资的水池大大的扩大了。

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韩国和菲律宾等国家发现中国的需求使它们免受经济衰退之苦。最重要的是，中国的需求对日本走出衰退起到了促进作用。日本状况给世界经济带来了风险。关于这一点，怎么说都不夸张。日本巨额的债务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逐渐波及到全世界。在中国有力的帮助下，危险似乎已经过去。关于全球大萧条的描写很少。然而，中国的全球化很有可能给予我们一个有活力的全球经济，使我们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免受大萧条之苦。

在世界经济发展缓慢的时候，还有很多人从中国的需求增长中受益。原材料生产商已经习惯于贸易条款年年无情地恶化。突然，我们的盟友澳大利亚发现目前的贸易条款是历史上条件最好的，而很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需求。世界上很多最穷的国家，包括老挝、巴布亚新几内亚和非洲的大部分国家恰恰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受益。没有一个援助项目，IMF的黄金买卖都不能像中国那样帮助这些国家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这源于中国对他们产品不断增加和持续的需求。
简言之，中国的崛起所产生的最重要的结果与美国崛起以及日本和欧洲经济恢复对世界的作用是一样的。比起和一个贫民窟的人做邻居，你和一个富人做邻居会变得更加富有。

四、美国获得利益和付出的成本

中国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很多影响。最明显的是，中国成为美国商品最大的市场。关于这是一个虚构的“中国梦”的争论被证实是错误的。可口可乐早就完成了那个看上去像是神话的目标：卖10亿瓶可口可乐。曾经嘲笑中国梦的GM在中国卖了很多的别克（Buicks），虽然目前销售业绩有一点回落，然而这是周期性的。在困难时期，中国带来的利润占GM利润的很大一部分。我们从汇款回国的数亿美元的利润中获益，从我们最成功的公司不断成长中获益，因为他们要同其他外国公司竞争。

中国提供更低价的生活必需品给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对我们不是那么富裕的居民而言。虽然我们还没有明确的研究结论，但是有迹象表明由于能够购买中国低价的出口货物，低收入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可能提高了5%到10%。毫无疑问，影响还不止这些。中国的竞争使得其他国家为我们的消费者生产出更加便宜的货物。

中国的便宜商品降低了我们的通货膨胀率，使我们能够延长商业周期曲线向上走的时间，因为联邦不用为了降低通货膨胀率那么快地提高利率。同样，中国购买美国的长期国库券，给我们的预算赤字予财政帮助。没有中国购买这些国库券，我们将不得不在提高利率，放慢经济速度和减少我们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赤字以便它们购买我们的债券中做出选择。

我们应该开始看到另一层次的好处。中国已经开始在这里投资。海尔在这里生产冰箱。中国联想购买IBM个人电脑业务，挽救了这个垂死部门的工作岗位。IBM从该业务解脱出来，可以进入更高端的科技市场，并且提高了财政水平。到目前为止，这种趋势还不明显，但是它会发展得很快。中国今年的目标是用300—400亿美元购买资源分配公司。

我们从中国对外国经济如日本和澳大利亚的推进作用中间接获益。一个富有的合作伙伴对美国经济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80年代我们为日本企图控制世界而焦急，90年代，我们为日本不能为推进全球增长出自己的一份力而担心，如果，中国的增长急剧放慢的话，那些担心中国成功的人会有更多可担心的。

五、调整方面的问题

中国的全球化和增长给我们带来了压力。有一些政治方面的压力是永久的，而经济和战略方面的压力则是老掉牙的。当国家富有起来的时候，纺织品、鞋、家具和常用电子消费品的生产通常会向别的地方转移。袜子的生产地从美国转移到日本，又从日本转移到韩国和台湾，而后又转移到东南亚，现在转移到中国。转移还会继续。它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了。我们有十年的时间为目前纺织品方面的调整做准备。我们知道接下去的是什么，并且应该接受它以作为对中国的回报。中国的压力超过美国的想像。事实上我们需要做的调整比其他国家要小的多。

这些调整比我们想像的要少一些。中国为不是它造成的后果背负了太多的指责。事实上，工作的减少是因为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力效率的提高使我们不得不经历工作岗位越来越少这样一个过程。可以想到的是因为中国帮助我们调整，我们工作岗位减少的数目比它应该减少的要少。我们不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没有游说议员的团体有兴趣付钱来知道由于部分生产向中国的转移使得处于危险公司降低的成本从而挽救的工作岗位有多少。中国、印度以及前苏联加入我们的经济体系造成全球再调整。然而，中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一个更为严重的政策问题是中国融资便宜所造成的过度竞争。中国金融体系的不合理意味着中国建造了垂死企业，导致巨大的生产力过剩。近些年来，中国财政政策上的反复无常导致过度建造，对铁、铝、水泥和其他原材料产生了巨大的需求。这暂时支持了全球钢铁业，包括我们的钢铁业。但是，它同样导致了中国钢铁厂的过度建设，中国很快就有世界1/2的生产能力。这意味着生产力过剩，最终会使钢铁的价格受到损害。

这种循环会给我们的产业带来麻烦，正如我们的网络泡沫和技术泡沫给世界上很多国家带来了问题。我们抱怨这些问题是很合情理的。给中国施压，让它改进金融政策也是合理的。在一些问题上，将中国的银行贷款看作不恰当的补贴也许也是合理的。然而，我们抱怨的基调和政策的核心需要反映三个事实。第一个是中国正在努力实行银行改革，使他们适合市场要求。第二个是我们自己的财政问题也给他们带来了问题。第三个是最终他们管理不力的损失是由他们自己过多的钢铁厂以及支持太多的来买单，因为不合理的贷款会使银行变得越来越糟。

今天中国建造钢铁厂就像20年前日本买洛克菲勒中心一样。如果仅仅从他们过剩的购买力而推断将来的话，这种推断是不确定的。日本人和现在的中国人看上去似乎会买下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但是当你看到他们的财政状况的潜在问题时，你会发现一个黑洞。日本人在90年代陷入了这样一个黑洞，至今还在努力地爬出来。中国人很多年将会为目前这种无节制的狂热的购买行为感到心痛。对此，我们的政策需要做出一些回应。

中国盗用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问题。中国表现出的知识产权问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非常相似。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造的车的零件是一半是福特汽车的，一半是GM的，还有DeSoto的设计。在日本战后恢复的早期，它的大部分出口的电子品都侵犯了德克萨斯州器具的专利。20世纪70年代，我和其他很多人一样，收集了很多关于台湾盗版的书籍。台湾至今生产最好的盗版手表。1998年我住在新加坡的时候，在离我办公室五分钟路程的一座六层楼的建筑里，可以买到大部分好莱坞电影的盗版碟。事实上，美国政府官员20世纪90年代在一份简报里认为，亚洲70%以上的盗版计算机软件是来自新加坡。而那个时候，大部分责备都指向了中国。今天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与印度和俄罗斯的问题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中国的影响范围和办事效率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将这个问题放大了。事实上，中国造成的知识产权方面的损失与其他主要新兴市场造成的知识产权方面的损失差不多。对我们来说，强烈谴责对知识产权的滥用是合理的。鼓励好的行为，惩罚坏的行为也是恰当的。但是，同时用一种历史的眼光看问题也是非常有用的。

在澳大利亚、非洲、拉美和其他原材料的供应商（包括我们自己的一部分经济）从中国的需求中得到好处的时候，对于消费者来说，价格提高了。对于很多重要的材料来说，目前价格上升的最大部分是属于周期性的。中国对铁、铝和水泥的需求的狂热已经到了最高峰。在石油方面，中国、印度、俄罗斯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需求的增加也许很快会对长期供应限制施压。这也许会迫使我们做出新的紧急决定：储备多少，我们用何种能源，以及我们与其他使用者竞争与合作的程度如何。即使没有中国的崛起，最终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只不过，中国加快了这一过程。

最后，中国的崛起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即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扮演的角色和生活方式方面是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个部分问题是很简单的，我们的生活方式并不面临挑战。不像前苏联，不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中国的改革家并不寻求改变我们组织自己和世界的方式，而是加入我们所建立的世界体系。

地区政治的竞争带来了更复杂的问题。像韩国，当中国成长的时候，韩国也更加强大。韩国的军事更加现代化。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如台湾海峡，保持我们的控制力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的军队要对付的是一个严肃、困难和合法的挑战。但是关于中国将会控制世界的说法会和20年前关于日本会控制世界的说法一样因为自身的缺陷遭受痛苦。中国军队要保卫11000英里的边界，而这些边界通常是不友好的。军队的扩张是因为它面对的任务过重。在经济方面，中国不会生产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没有一个国家会在所有事情上都有比较优势。

目前，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国的银行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最糟糕的银行。中国每一代，都有相当于美国规模的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每年，都有1200—1300万新工人加入就业大军。在制造业，生产力对就业的影响比我们国家要严重得多。所有这些人都需要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仅仅靠中国领导人英雄式的改革措施，中国就能持续高速的发展。如果中国不顾这些问题，到202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会使工作人口与不工作人口的比率成为世界上最糟糕的，包括日本在内。那就是说，如果没有特效的新政策的话，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期就会狠狠地撞墙。到2020年，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它会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即使他们的经济到那时仍然保持现在的成功，他们也不可能控制世界。

中国，作为全球化和稳定的重要支持者，它的崛起给我们造成一个复杂的国际政治局面。在自由贸易和投资方面上，很多经济问题如GMO公司的问题，中国是我们重要的联盟。在韩国问题上，虽然策略上有所不同，然而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中国是我们有效的合作伙伴。在恐怖主义和犯罪问题上，中国是我们亚洲重要的盟国。我们现在处于一种奇怪的境况，一方面日本是我们的军事盟国以及在意识形态方面部分称得上是我们的挚友，但是在重要的政治经济问题上中国是我们有力的盟国而日本是不起作用的或者是起反效果的。这是一种奇怪的历史情况。

除了台湾海峡问题以外，中国极大地增加影响力（我们为此付出代价）是因为我们和传统的盟国制造了一种真空，而不是中国进攻性要求权利。然而现在有些转变，这些转变是重要的。我们需要重视他们。在危险的韩国问题上，我们国内以及盟国就分为两派。最重要地是，韩国不同意我们的策略。我们邀请中国来发挥它重要的作用，中国却对此表现犹豫。在东南亚，我们曾经因为推行关于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核心价值的政策获得了忠实的支持。如今，我们放弃这方面的领先地位，而更重视军事方面的恐怖问题以及战争问题。中国放弃毛式意识形态方面的偏好而转向具有高度政治意义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在我们的经济政策方面，我们放弃了多边自由化而转向高度政治意义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而中国成为多边化的重要支持者。中国在贸易方面加入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而不是强调自己的观点。可以说，不出意外的话，东南亚国家以及其他很多亚洲国家会把2003年的APEC看作分水岭，它标志着中国与美国角色的转换。韩国和亚洲国家的发展使得亚洲地区的政治形势发生巨大的改变。引起变化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中国。我们愿意的话仍然可以掌握主动。

我们美国人必须非常清楚成功与失败的不同。我们的制度体系推动1870年不稳定的中国以及1970年破坏性的中国走向和谐、富有以及成为我们所创建的主要全球体制的支持者。这是我们的成功而不是失败。事实上，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功之一。当我们花很小的调整成本就有一个富裕的合作伙伴的时候，这是我们的成功而不是失败。当然，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成功不能保证中国会永远友好，支持我们的制度。但是，如果我们对中国的富有表示欢迎，我们会使这个幸运结果的机会最大化。如果我们拒绝它，我们得到的保证是最坏的结果。

对我们与全球化的中国关系来说，最好的结果是中国像日本一样成为我们富有的竞争者。我们在劳动力流动中互相得到好处。希望中国从它的亚洲邻居那里得到有用的政治经验。希望韩国和日本从中国对我们投资高度开放中学到经济方面的经验。中国实行全球化是美国外交政策历史上最大的成功之一。

我想，根本就不用看英文原文，我们也能看出来这是一篇符合学术标准的论文，作者对中国经济全球化的认识之深刻让人佩服，语气也是客观的态度，基本上是一五一十的就事论事，和第一篇文章的前五段一致。即使这样，兰德公司还是在改论文的第一页的标注中提出：本文仅仅代表个人观点，与兰德的立场无关。

可是，如果把两篇文章都读下来，你会哈哈大笑，原来第一篇文章的前五段中的每一个字都是从这篇翻译里节选的，而且竟然一字不差，就是纯粹的复制粘贴，连一句改写都没有。

于是，现在我们知道了，兰德公司只有一个叫William Overholt的学者写过一篇《中国与全球化》的学术论文，从来就没写过什么《对中国人的评价》，《美国兰德公司对中国人的评价》这篇网络红文纯属某些无聊的国人厚颜无耻的抄袭滥用+胡说八道。

但这一场闹剧只完成了一半，“厚颜无耻的抄袭滥用”我们知道是从哪来的了，那后面的那些“胡说八道”呢？（该“胡说八道”指出处，不指内容）。

输入一些关键句，我找到了这样一篇文章：

大多数人认同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然而很少有人可以告诉我们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人的这种劣迹昭章的品性。是什么使得“中国人”这三个字眼在公众眼中是如此的令人厌恶？通常，找到这个答案需要仔细研究中国人的心理。为了能正确地解释普遍存在于中国人之间的丑恶行为我们需要了解中国憎恶文化的根髓。如此这样以至于一段时期后，中国人这个概念，无论是在种族还是文化上，都已经退化成为一个贬义词用来去形容那些令人讨厌的行为或者有着类似行为的特定人群了。举个例子，当怀疑一个人的诚信度时，人们会说：“别当中国人”，“别学中国人” 或者“别跟我玩中国人这套”。“中国人”这个字眼已经成为一个用于描述普遍堕落人性的非常贴切的形容词了。

从古至今，中国人脑海中就从未接受过任何国家和社会人的概念（换句话说，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由于中国人从来没有能力和勇气去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他们脑海中根本就没有国家的概念。所以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换句话说，中国社会还未能达到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准，这个标准是：无论人们的出身如何，每个人都应当享有基本的人权。从最好的方面来说，中国充其量也就算是个以族群为基础的社会。以上就是为何我们不把中国当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只不过是一块聚集了不同社会属性但有相同生活习惯的人群的土地。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外国人经常对中国人没有任何同情心地非人和残忍地对待犯人及动物而震惊。由人为的或自然的灾难所导致的令人震惊的生命损失，常常是以几百万计，更反映中国人对人类生命的冷淡。中国及中国人已被看作一种笼罩着神秘阴影的现象。确实，你怎么能够去合理的解释他们漠视人类生命和固执地宣称他们的传统文化的道德正确性的不一致性。由于古老的中国一直以来都带着“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头衔,就好象万能的主所选择的一个幸运对象。但是仔细彻底的分析却揭示了另外的结论。这一血腥的头衔并不能归于主的照顾，而是由于中国政府不负责任的生育政策和中国人难以置信的生育能力。日本人很难对他们在二战期间***的中国人感到有罪恶感，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把中国人当人看。终其一切，为什么外国人要把中国人当人看，如果他们自己就把中国人当成一袋尘土对待？究竟应该谴责谁？

中国的统治者很了解中国人思维之致命的，不可救药的弱点。并且在运作利用中国文化臭名昭著的特点获得巨大的利益。恐惧和贪婪被用作控制中国人大脑的有效方法。中国人几乎不知道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因为他们无能的大脑不能抓住(理解)政治科学的精髓，即公正参与(费尔泼赖)和直来直去性。中国人所说的政治除了欺骗和背叛没有其它东西。

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想走截径。他们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成就来自于与努力工作和牺牲。你不可能只取其一(即取得成就而不付出，或付出而没有取得成就)。这里没有截径。中国人倾向于索取而不给予。他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蒂不在于你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人类同胞多少。

中国人喜欢沉迷于人类心理的阴暗面，即赞美弱点却嫉恨强者（补：恨人有笑人无是这种阴暗面的生动写实）。这种心态是典型的奴隶心态。这种心态反映了人们的努力在经受惨痛失败后为达到心理上的平衡而竭力寻求的一种方式。事实上，中国人被满人和蒙人统Zhi了几百年，古代汉人宽厚，仁慈和荣耀的文化已经完全被奴性思想所代替。大多数的中国问题专家还有众多的中国学者相信，今天的中国以及中国人和过去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没有什么关系。一个学者对当今中国人普遍表现出的心态更是大为失望，他做出一个非常大胆的评论，他说，日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或曰天国。关于现代中国人和古代中国人是否属于同一个种族的问题现在也有争论。对于古代中国人种起源自高加索我并不感到吃惊。事实上，许多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种说法。

确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中国和中国人的涵意更模糊和荒谬。因为没有人真正知道他们指的是什么。基于广泛的地域差异，没有人能够正确地给出正确的中国人的定义，这仅仅是因为他们总是这样那样地有些差别。比如说，广东人肯定地认为他们和其他中国人不一样，特别是那些来自于北方的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和中国人是一个统一的民族的说法除了是用来愚弄那些没有开化的脑袋以外没有任何意义。

没有人会隐瞒去嘲笑象中国人一类的可怜现像所得到的快感。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对我们对中国人的憎恶态度而感到内疚。我们也不需要找理由来对我们持此看法来辩解。正确的感觉不需要任何的道德合理性。这需要道德勇气。如果人们对中国的情况保持沉默，而明知它可能恶化和如果不采取措施会慢慢的变成一场瘟疫，那就是对人类尊严的侮辱。

象人们所指出的那样，要想让邪恶之花盛开，唯一要作的事是让善良的人保持沉默。可是，我们的良心告诉我们不能对中国的灾难漠不关心。文明社会的人将用任何可能的手段来阻止由於中国的扩张而引起的人类尊严的下滑。既使这种教训必须用相当粗鲁的方法，也是值得作的。如果必要的话，我不会犹豫使用我的武器来帮助中国人去觉醒。中国人将很快在威武者的刀光剑影下而瑟瑟发抖。

当今中国究竟处于何种境地，很难有一个精确的描述。即使是精通华夏文明史的一些专家也很难解释目前在中国发生的一些现象。中国，中国现象始终是一个令人无法琢磨的难解之谜。中国见证着多元化：一个文明古国，一个有着无法描述的天灾人祸的国家，一个充满谎言和背叛的国家。。。。。。。中国总是让人联想起神话传说中的多头巨人，每一张脸孔都承载着人类的苦难与身陷绝望的悲凉。

对于中国现状，无论是褒是贬，都有忽视这样一个事实的嫌疑，即无论中国怎样进步，最终都无法获得一个双赢的结局。如果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失败，其腐败的政府垮台，整个世界将面临一股从中国涌来的巨大的难民潮。如果这样，似乎只能动用核武来进行一次“消毒”了。还有一个假设(尽管听上去不太可能)，中国设法成为了一个发达的工业国，那么世界面临的将是什么呢？便宜的中国制造充斥市场，全球竞争加剧，工业产品泛滥。。。。这将不可避免的导致另外一个全球经济危机，一个人类只有述诸暴力才能化解的经济危机。此外，一个工业发达的中国将会是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污染源。一言以蔽之，无论中国向拿个方向发展，都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

令人悲观的现实是，任何人都无法忽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和它的宿命。人类文明，世界和平的明天，在很大的程度上基于中国的发展。是否中国能够转型为一个负责任的，文明的国家，或者继续为邪恶之源，至关重要。

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就像许多人以前提到的那样，中国人普遍不懂得如何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址去进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认知。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对“保有面子” 这样微不足道欲望感到满足。“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并尝试富有意义的生活。这个应受谴责的习性使得中国人生来就具有无情和自私的特点，它已成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中国人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首先，他们没有从错误中筛选正确事物的能力，因为他们的思想被贪婪所占据。再有，就算他们有能力筛选出正确的事情，他们也缺乏勇气把真理化为实践。中国文化赋予她自身是具有书卷气的，富有智慧和道德的学说，然而实践只证明了这是弱小贫瘠的表现。举个例子，许多中国女人和西方人组成家庭，这些国际婚姻中大多数是定位在经济基础上的。很难想象这些说着笨拙英语的中国女人能和他们的伴侣进行体面的沟通。

中国人经常忘记一个事实，那就是社会需要他们正如他们也需要这个社会一样。没有人欠你什么，你也不值得得到威信和尊重除非你努力工作来赢得他们。中国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他们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因为他们不愿意付出努力，他们总想不劳而获。很少有中国人明白一个事实，就是威望和成就是通过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牺牲实现的，不付出就没有所得。简单来说，如果是为了谋生，那一个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为了生活，一个人必须要去奉献。

由于在贫穷的环境下生长并且缺少应有的教育，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得优雅的举止和基本的礼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着装笨拙粗鄙却不感到害羞。他们在青少年时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说谎并从别人那里索取，而不是去与别人去分享自己的所有。你回不回国这完全是你个人的事情，没有必要小题大做因为没人听你的废话，没人会在乎你，也没有人建议一个神经病应当离开还是留下。我们倒希望你们永远离开不要回来，这样我们还能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居住地。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但无限的制生育政策所带来恶果使得中国成为了无限廉价劳动力的输出国。这些输出也包括那些受过教育的劳力输出，除了他们的教育水平，实则和其他一般苦力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中国大规模生产的便宜产品降低了输入这些产品的地区的商业信用度。由于技术落后，管理失败，中国制造的单位能耗要比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高出很多。因此，随着出口额的增加，中国在扩大生产的同时丧失着宝贵的能源。同时，这种行为也严重的污染了环境，使中国变为全世界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坦率的讲，目前中国正在遭受着资本主义社会2大邪恶的折磨，即环境的破坏与人性的丧失。由于中国人天生的贪婪的本性，它们可以毫无保留的接受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即无止境的追求利润，忽视人的尊严。然而，它们却无兴趣采纳在资本主义社会充当社会平衡的监护者的那一套正确的司法体系。西方人往往很惊讶这种对比，即中国人对西方的技术与产品狂热追求却对西方管理文化所强调的坦率，直接，诚实这些品质漠不关心。我想，有人曾经做过的一个精彩的比喻可以用来解释这种奇怪的被称为中国模式的资本主义的现实，即没有法律约束的资本主义就像不存有地狱这一概念的基督教，最终每个人都堕落，无一幸免。事实上，现在的中国制造已经成为质量低劣，价格便宜，仿制，侵犯知识产权的代名词。

计划失调与重复性投资很容易造成生产力过盛。这个问题在中国很难被有效解释清楚，因为这是中国政府的官僚行为干涉正常的市场运作的直接后果。即有权，又有钱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事实上，在中国，金钱一直伴随着权力。金钱与权力相结合所诞生出的无法根治的腐败现象与犯罪行为一直在困扰中国，有多久的中国史，它就延续了多久。为了掩饰中国目前的失业，贫穷，惊人的资源浪费等现实，中国政府编造出一串数字来把中国打扮成一个经济上欣欣向荣的国家。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吸引更多的外国资本来填补中国的这个无低洞。所以当人们下次听到中国政府所宣布的经济高增长率等数字时应该想想这些臆想出来的数字是否正常。我们不能忘记我们不得不为这个中国政府粉饰的表面上繁荣的伪资本主义国家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由于中国文化不鼓励敢于冒险这种优良品质，中国人的生活呈现出单调，无聊和缺乏刺激。中国人极力避免冒险，所以他们也不想寻求机会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事实上没有一项现代的工业产品或者科学发现是源自中国人发明的，相反中国人却从来没有停止去偷窃别人的知识成果。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除了会歇斯底里地声称他们在道德上的优越性外，中国人对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义性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更执迷于对物质的索取，这点上要远远胜于西方人。大多数中国人发现他们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的思想尚不能达到一个生命（补：即肉体和灵性的并存）存在的更高层次。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当然，中国人总是自凇颉螓们的美食，因为他们在这个人类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上所下的功夫要高于其他。这也许是中国人仅有的可以吹牛的资本了。没有一个中国人聚居的地方中餐馆旁边不备有臭气薰天的公共厕所的。像猪一样从一头吃进去然后又从另一头拉出来不正生动说明了中国人的生活实质吗。

中国因她在历史上对知识的贡献而闻名。但是，要抓住中国教育的真相和实质，还必须看到不同于表象的更深层的东西。在中国，教育不是扮演它应该扮演的角色（或曰没有起到它应起到的作用）：即，改善全民的整体素质。事实上它的作用恰恰相反。大多数人都认同这样一个概念，就是教育理应是被社会人索取的重要的公共资源。但在中国则不同，从她的国民平均教育水准和道德标准来判断，对于谁才是地球上最落后愚昧国家这样的争论，现代中国还始终抱着一个胜利者的姿态。然而讽刺又令人费解的是当少数精英学校标榜自己学术成就的同时，中国却有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处于文盲状态，他们受良好教育的权利被剥夺。在她的人民体育锻炼的权利被剥夺的同时中国在奥运会上却赢得了无数的奖牌。在中国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而只是身份和显赫地位的象征和标志。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别人那里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了别人的幸福做过什么，而只是因为他们获得占有了相当的知识。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再次说明，中国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帮助社会改善总体水平，而是为统Zhi阶层和少数富有阶层服务的。中国的政府部门总是引以为豪的标榜自己是人民的这个，人民的那个，但没有一个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唯一服务的对象就是他们自身集团的利益。

中国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失败和耻辱。它已经不能够服务于教育本应所服务的对象：社会。这个教育体系不能提供给社会许多有用的个体。它只是制造出一群投机分子，他们渴望能够受益于社会所提供的好处却毫不关心回报。中国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级能人才，但却很少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可以独立主持的管理级专家。服务于一个公司或者社会，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勇气，胆量，正直和诚实的领导才能，这恰恰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亚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传教士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准确诊断出中国综合症的病因。公共资源的错误利用就像中国的教育那样，不经意地阻挠了中国的社会和道德发展。

作为一个熟知中国事务的外国人，我可以讲大多数的中国高等学院甚至还不如西方综合性大学的预科。大多数中国毕业生对选择出国并为外国工作不会感到内疚，事实上他们首先欠下了中国人民在教育上为他们所做出的牺牲。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破坏和逐步衰弱，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路口，像迷失的狗一样不知何去何从。各种各样的崇拜和迷信，还有利用西方基督教的招魂弄鬼在中国找到了很大的市场，人们借以通过这种方法来祈求事物美好的前景和繁荣，却从精神的空虚中遭受到严重的伤害。如果中国人拒绝接受现实，拒绝充分开发他们大脑的话，靠神灵是不能解决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的。正如《圣经》所详细阐述的那样，上帝拯救那些自救的人。而中国人如此沉迷于迷信和巫术，他们不可能成为掌握自己生活的舵手。大多数中国人，甚至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士，都不能领会出西方文明的真谛。由于不了解西方文化的精髓，中国人习惯持有一个观点就是西方人和他们是有亲近关系的。不像中国人，眼光总停留在征服的习性上和对于变化的不懈追求上。中国人如此之愚昧地认为别人会用他们一样的方式去行为和思考。看来没有什么能比这个肤浅的假想更能令这些野蛮的中国人去享受的了。当然，中国人完全可以把自己梦想成为宇宙的中心，在自我玩味中自作自受。不幸的是，中国人自己打翻了幸运饼因为这个世界属于权势人物 (movers and shakers，美国前途远大的商业阶层的家庭：通常在35-54岁之间，高学历双收入的夫妇与他们的孩子。生活在富裕的城郊地区的他们中多数是企业家和白领专业人员，这一群体确定的商业倾向是SOHO，拥有自己的小公司和家庭办公室。)，他们不祈求任何人而且可以绝对掌控自己的命运。而世界历史的进程则是由铁血写成，中国人将无立足之地。正如有句名言说的，领先，跟随，要么避开。搭便车者和淘金者就像那些中国人是不配受到正派人的尊敬的。

这篇惊世骇俗的文章的头衔也是千奇百怪，《美国人眼里的中国人》（看来中国人还真是对美国人眼里的自己非常有兴趣），《美国论坛上攻击中国人的帖子》甚至什么《美国鲁迅评价中国人》。该译文在05年的时候也曾掀起不小的轰动。找到它的出处就容易多了，我在这里就不详述我寻找+验证的过程了，总之结果就是,这是一篇发表在美国一军事论坛上的用一个日本ID写成的帖子，作者到底是真日本人还是假日本人没有切实的证据，但总体的判断倾向于是一个在中国生活过很长时间的英语水平很高的日本极端民族分子，题目为What is China。作者ID：kakarudo

原帖地址：http://forums.military.com/1/OpenTopic?a=tpc&s=78919038&f=8001934822&m=107109774

好吧，如果你把这篇译文也读完了，你会再次哈哈大笑，原来开头的《美国兰德公司队中国人评价》的第五段之后，是一字不差的从这篇长文中节选的，同样的复制粘贴，同样的一字不差。

另外一个意思的事情是，这篇完全针对中国人的帖子却在美国论坛上被“和谐”了，所以现在已经看不到原始的发表和评论了，但英文原文还是能找到的。

补充一句，上面的那篇翻译低劣，随手举一例，最后一段中：
“I can tell that most Chinese top institutes are nothing more than the preschools for Western universities.”我想哪怕对be nothing more than一无所知,但是根据他自己翻译的下面这句“大多数中国毕业生对选择出国并为外国工作不会感到内疚”和一点常识，也应该能明白“most Chinese top institutes are nothing more than the preschools for Western universities”其实就是在针对中国名校的优秀生去欧美读研究生这一现象说“大多中国的顶尖大学其实只是西方大学的预备学校”，结果居然被翻译成了“我可以讲大多数的中国高等学院甚至还不如西方综合性大学的预科”，简直堪比金山快译。结果后面的很多回复都是根据这个错误翻译来理解的，大多人说它纯是扯淡，个别人说美国的预备学校也就是比中国顶尖大学强，争得面红耳赤，殊不知全是在自己逗自己玩。

所以如果有一定英语基础的话，还是看下面的这篇原文好。

http://www.rxhj.net/phpBB2/viewtopic.php?t=1703&

让我深深怀疑作者有可能不是日本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篇文字的英语水平，无论是词汇，句法，结构都堪称一流，绝对在不少美国人的写作水平之上。至于内容，我却实在不想探讨这样一个沉重的话题，尽管它毫无疑问不是一篇客观公正的文字，我们嘴上可以谩骂可以不服可以不屑，心里什么滋味却无法欺骗自己。我无法想象一个外国人是如何把异国的文化剖析到如此残酷的，抑或这篇文章就是出自一个英语水平卓越的中国人手笔也未可知，毕竟，这就是网络的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下面一些回帖，同样，作为负责任的作者，我不能像一些帖子里说的那样它们一定就是美国人回复的，只不过是美国人的概率大些吧。于此同时不妨想想，如果美国人在中国网站上写这样一篇冷酷的批判日本人，或是日本人在中国网站上写这样一篇尖刻的揭露美国人的帖子，我们中国网友的回复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That diatribe was the most ridiculous and in accurate piece of racists B-S that I have ever read. (And I have read quite a few) and as usual it tells us more a bout the author than the subject. Before I get into a more detailed reply of Kakarudo (Kaka nice touch, very apropos) I just like to share some memories I have of an old great uncle of mine….

Someone called him Japaness Nazi on net. He wrote several extreme articles to attaint and attack China and Chinese. Many words are hostility and expressed directly he hate China and Chinese......

Someone will feel he said the truth, but in fact it‘s not an objective and analyse enough research. Many thinkings just showed he only knew China and Chinese in very surface level. The extreme logicals can not support his ideas at many points. His words are extreme and exaggerated which just picked up some Chinese weakness to paint it bigger and blacker in order to support his purpose --- China is dangerous and Chinese is evil who need to be re-washed, even if it‘s a blooding wash by his Japanese Katana. He showed what he really wants --- It‘s his strong hostility and evil aggressive mind!

I find the article totally disgusting and offensive. The logic is fundamentally flawed; the motive is despicable. The author is such a giant ass and idiot. Sorry for being so blunt, but the author deserves it.

Sorry to disagree, but this is all crap.
I don't give a shit about what this freak's saying!When these fucking mutants start pissing around,garbage bin will provide good riddance of their crap.

这是在美国，一个和中国显然敌对大于友好把中国视为头号威胁（奥运金牌才被中国超过，哈）的国家的论坛上，在一篇无情批判揭露中国阴暗面后文章后的回复，如果它们确实是美国人所回，我不得不承认，美国人有大国国民的范儿。

总结一下，现在我们在回头看看这篇出产于今年的《美国兰德公司对中国人的评价》，一篇的前五段从兰德的《中国与国际化》的译文中节选复制粘贴，五段之后从日本愤青在美国论坛上的《What is China》的拙劣译文中复制粘贴，然后自拟题目拼成的不伦不类的四不像，成了今年中文网络上引发我们无数人深思，探讨，争吵，打架的当红一帖，事实就是这样子一场闹剧。其实这样的闹剧在网上俯拾皆是，日本人眼里的中国，韩国人眼里的中国，外教眼里的中国，法国人眼里的中国…都是一出即火的文章，能看上好几天，很多比这一篇更拙劣，但就是有无聊的中国人乐此不疲的写更多的中国人乐此不疲的看。其实，它们都源于我们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有一个《中国人眼里的中国人》，那些“日韩英法美”眼里的，就是我们自己心里的。

还是无法回避日本人的那篇《What is China》，作为的被抄袭的“母本”，它论证的力度，剖析的深度，批判的冷血度，都远远超过不伦不类的《美国兰德公司对中国人的评价》。尽管美国人根据它偏激的态度说它是狗屎（无疑这个小日本作者比回帖的老美对中国理解的深得多），但作为中国人，它告诉了我很多我应该做的事情。

其实揭穿这样一篇拙劣抄袭文的戏法很容易，我们中国人无疑是勤奋而聪明的，但严谨的作风，诚实的态度，却还有太多提升的余地。想起了去年红遍全中国的那本《货币战争》，其实和这个是如出一辙，尽管写的几乎都是美国的事，宋老师纵有通天的本事包天的胆子，也不可能在美国出一本英文版的《货币战争》。

我一直认为写作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尤其当我们写的不是小说的时候，对别人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即使很多时候没有人监督我们要这样去做。我们选择做正确的事情并不是为了迎合什么道德的准则，不是为了取悦别人的评价，而是出于自己的内心对于纯正品性的追求。生活是残酷的，在中国尤甚，也许在现实的压力下我们不得不选择去做了一些违背自己追求的事情，但我们需要知道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错误的，当有选择的余地的时候（比如，在网上发一篇文章），选择符合自己理想追求的方式来做事，下一次再读到“大多数人认同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这样的文字，我们问心无愧，因为，“我们有勇气追求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

（全文完）

PS：在前人的指引下基本解决了最后一个疑惑，就是那篇《What is China》的作者，庆幸用了（很可能是）日本人的括号。感谢天涯的Yidao，和原创作者吴健。他们不知道比我高到哪里去了。

可惜最初发表在西西河河上的链接我没能找到，所以无法给出出处，下面的虽然有些链接点不开了，还是足以断定吴健前辈的搜索是准确有效的。看来作者果然不是日本人（呵呵，之前我就怀疑日本人英语没这么好），当然更不是什么兰德了。

^_^，我就琢磨着这个帖子肯定会被弄到天涯来。yidao

下面是西西河网站一位网友的调查结果：
＝＝＝＝＝＝＝＝＝＝＝＝＝
美国论坛中一篇最为令人发指的攻击中国人的帖子实为中国人所写

该文原文在此：http://forums.military.com/eve/ubb.x/a/tpc/f/8801914822/m/940105994/r/940105994#940105994

在下别的本事不大，网上搜人的技术还是一流的。呵呵。英文网址我去了，咋一看还真的像是美国人写的，英文挺溜的。可再一细看就发现问题了

发贴者kakarudo听起来像是日本名，我用古狗的search current site查了该人在military.com所发的贴，有那么五六个吧，全是攻击中国的。我这就纳闷了，日本人英文好的那是凤毛麟角啊，就算这人确实是个英文好得能在美国论坛上发贴的日本人，那么他对其他的军事题材怎么一点儿不感兴趣，只是一个劲地攻击中国人呢？

接着我就再把kakarudo输入进去古狗，这次是“search the web”，即连日本的网站也包括了，只找到25个结果，其中倒有18个是中文的，简体中文的都是在转载那篇文章，剩余的多为讨论游戏的网站，不少是香港台湾人搞的，当然还有两个来自military.com。呵呵。看来这个还真的不是日本人名，那日本怎么也有一亿多人口，人家也上网啊，合着就那一个kakarudo吗？

如果点击搜索结果中的一下链接：
http://www.tutorial.com.hk/forum/viewpro.php?username=kakarudo&sid=JuZ47OcC

就可以发现kakarudo的個人資料：出生日期1985-10-15，Email: kakarudo@msn.com。

再点击另一搜索结果：

http://www.diocesans.net/vbb/member.php?u=942

就可以找到更多的材料；

Birthday: October 15, 1985
Full Name: Leung Heng Chi, Aaran
School/Class: DBS--5A
Cert Year: 2003
Location: HK
Interests: Sports and Games
Occupation: Student

看来这个kakarudo全球只此一人，全名梁珩孜，英文名Aaran, 不知是否Aaron的typo。查了一下那DBS是拔萃男书院的简称，全称Diocesan Boy‘s School，网址为http://www.dbs.edu.hk/。梁kakarudo同学今年20岁，2003年曾在拔萃男书院5A班念书，该校是英文教会学校，难怪kakarudo同学年纪虽小但英文很溜，中文水平怎么样我可就不知道了。同一搜索结果内，去年他还在问有没有人要上“保良局莊啟程預科書院”，今年kakarudo同学换了学校是有可能的。

我后来又再接再励深入发掘，找到了梁同学曾参加2003年拔萃男书院举行的10公里筹款长跑，在参赛人员中排第54位的记录，该年学校从这项活动中一共筹得资金港币45万。看来家长们中有钱人不少啊。下面一张照片是他1999年的班级照，前排坐着的依次为：Surana Sodhit(Sports Captain), Ng Alan(Secretary), Miss S.Gul(Form Mistress), Ng Isaac Hann Yann(Form Captain), Leung Heng Chi(Treasurer)。那左手边第一个望之不似华人，Surana Sodhit又象是印度人的名字，这样右手边第一个就非梁同学莫属了，还是班干部呢。

http://www.diocesans.net/classphoto/1999/1999cls.php?cls=1B　　

小小的年纪不走正道，香港人也是中国人，何必去冒充美国人呢。既然小子会暗渡陈仓，在美国论坛上攻击中国人；老夫就会一马当关，在中国论坛上揭穿他的真面目。呵呵

感谢大家送的花。闲来无事就继续搜索，发现了梁珩孜同学个人的blog，中英文写的日记，要用中文繁体大五Big5来看。今年的3月11日他写道：“今天是预科生活的最后一日...”，下面该转本科了吧。人家的英文不愧是教会学校出来的，就这样老师还说他退步了：

http://www.xanga.com/home.aspx?user=Hengchi

接下来找到了原文的译者和原译文的出处，是由三个“热血汉奸网”的成员所译，下面是链接：

http://www.rxhj.net/phpBB2/viewtopic.php?t=1703&

中文网上此文的标题除了“在美国论坛中一篇最为令人发指的攻击中国人的帖子”之外还有“西方人能写出的如此思考深刻的文章！-一个美国人给中国人上一课？”，“美国将给中国人以教训”，“国际主流社会竟然真的这么看待"中国人"?”。待得过了几天大家可以再去古狗一把kakarudo，看看还能有啥新标题出现。呵呵

吴健修改于2005-03-13 04:54:51
时间：3/12/2005 4:34:26 PM
作者：吴健 ( 中文论坛西西河ｃｃｈｅｒｅ.com
标题：【原创】美国论坛中一篇最为令人发指的攻击中国人的帖子实为中国人所写

中文论坛西西河

基于以上全部结果，重新总结一下

05年，香港同学梁珩孜，在美国的军事论坛发表《What is China》
05年，美国兰德公司William H. Overholt，发表《中国与全球化》，最早的中文翻译出处未找到。
05年，地主子弟，LYNN”，“汉奸是一种境界”在热血汉奸论坛上将《What is China》翻译成中文，之后该文以不同的题目在网络上迅速流传，引起轩然大波。

几年后，（我找的最早的都是08年的，所以题目中用了08年），某个暂时不知姓名的心里健康有恙的无聊的同学将上面05年的那两篇译文节选后复制粘贴，命名以《美国兰德公司队中国人的评价》在网上发表，引发了更大的轰动，甚至超过05年它的“母本”的影响力。

最后再强调一次：我写在这篇文章的目的只是去还原一件事情的真相，我对香港同学文章的最负面的评价只是“偏激不全面”，整体说得在理不在理，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梁同学要纯是在放屁What is Chian的译文和《兰德对中国人的评价》也不会这么火爆）

看来最了解中国人的，不是什么美国兰德，也不是什么日本民族主义者，还是我们中国人自己。

[链接]复旦之下，岂有完卵

noreply@blogger.com (李哲) — Fri, 24 Dec 2010 10:57:00 +0000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e7ba41010179di.html

The Nobel Peace Prize

noreply@blogger.com (李哲) — Fri, 24 Dec 2010 10:57:00 +0000

Award Ceremony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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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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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 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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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noreply@blogger.com (李哲) — Fri, 24 Dec 2010 10:56:00 +0000

华夏出版社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P12-23

一

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初译本刊行于五十年代后期。在那个只能把心酸和苦涩奉献给寒夜的时代，竟然有人想到把这本薄薄的小册子译介给没有习惯向苦难下跪的民族，至今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也许，是由于俄罗斯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声誉显赫，也许，是由于作者声称，《金蔷薇》不过一部有关创作经验的札记，不管怎样，《金蔷薇》毕竟译成了中文，而且译得那么凄美，总有一天，人们会透过所谓“创作经验谈”恍悟到其中对受苦和不幸的温存抚慰和默默祝福这一主题。
前些日子，我收到翻译家戴骢先生寄来的《金蔷薇》新译本，他知道我非常喜爱这本书。新译本更名为《金玫瑰》，似乎只有这更加辉煌的从黑暗中生长出来的对人间不幸默默温柔的象征，才足以供奉在那座哭过、绝望过的耶稣受磔刑的十字架上。
从“译后记”中得知，摆在我面前的《金玫瑰》乃是作者临终前对《金蔷薇》作了全面修订和增删后刊行的本子。从中我发现，令人心碎的文字明显增多了。我暗自思忖，节中增补的有关勃洛克和蒲宁的文字，莫不就是作者自己的自画像？“我的罗斯，我的生命，我们将同受煎熬？……”这不但是诗人勃洛克的心声，也是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心声，是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坦姆、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整整两三代饱经蹂躏的俄罗斯诗人的心声。只有无限崇敬十字架受难的灵魂，才唱得出这种为受难的爱而颤栗的歌。
巴乌斯托夫斯基在谈到蒲宁的一篇小说时这样写到：“它不是小说，而是启迪，是充满了怕和爱的生活本身”（第290页），这不也是整部《金玫瑰》的写照吗？《金玫瑰》不是创作经验谈，而是生活的启迪，是充满了怕和爱的生活本身。如果把这部书当作创作谈来看待，那就等于抹去了整部书跪下来亲吻的踉跄足迹，忽视了其中饱含着的隐秘泪水。
要读懂这部书，并不比那些高深莫测的人生哲学的玄论容易。只有品尝过怕和爱的生活的灵魂，才会懂得由怕和爱的生活本身用双手捧出的这颗灵魂。对于我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过高的要求。

二

我第一次读《金蔷薇》，是在七十年代初期。我们这一代人都会记得，那个时候，《金蔷薇》这样的书照例属于“封资修”名下的“黄色书籍”之列。一天，我躲在家里偷听辗转借到手的《天鹅湖》唱片，尽管我已听过无数遍，对“场景”中那段由双簧管奏出的凄美主题，我依然不能很好地理解。这时，一位脸色总是惨白的老姑娘无言地把《金蔷薇》递到我手里，那双默默无神的眼睛仿佛在借勃洛克的诗句告诉我：“这声音是你的。我把生命与痛苦注入它那莫解的音响。”
那时，我还不能恰当地领会这部书，甚至，那位泪水早已流干了的老姑娘为什么要把这部书递到我手里，我也不懂；要知道，她初恋的情人早在初恋中就被戴上右帽分派到大西北去了，她满含温情的泪水早已全部倾洒在那片干燥的土地上，同情、温柔、祝福与她有何相干！而《金蔷薇》的开篇就是默默祝福和牺牲自我的温柔主题！
每一代人大概都有自己青春与共的伴枕书。我们这一代曾疯狂地吞噬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虹》中的激情，吞噬着语录的教诲，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切竟然会被《金蔷薇》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给取代了！我们的心灵不再为保尔的遭遇而流泪，而是为维罗纳晚祷的钟声而流泪。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理想，可以说，理想主义的土壤已然重新耕耘，我们已经开始倾近怕和爱的生活。
《金蔷薇》竟然会成为这一代人的灵魂再生之源，并且规定了这一代人终身无法摆脱理想主义的痕印，对于作者和译者来说，当然都是出乎意料的。这无疑是历史的偶然，而我们则是有幸于这偶然。它使我们已然开始接近一种我们的民族文化根本缺乏的宗教品质，禀有这种品质，才会拒斥那种自恃与天同一的狂妄，禀有这种品质，才会理解俄罗斯文化中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同受苦的精神，禀有这种品质，才会透过历史的随意性，从存在论来看待自己的受折磨的遭遇。
这一代人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理想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这代人起初并没有想到，理想主义竟然也会有真伪之分，这代人曾经幼稚地相信，神圣的社会理想定然会在历史的行动中实现。那些生活本来应该属于她们的少女们的生命，早已为此而埋葬在无数没有鲜花、没有墓志铭的一座座坟茔中；更为悲惨的是，从这些无可挽回的荒坟中发出的怯生生的呼唤已不能激发人们停下来悲哀地沉思，历史竟然要求我们忘却；似乎，历史的要求无论多么蛮横无理，也是客观必然，是人就得屈从于它的绝对权威的脚下。
巴乌斯托夫斯基在谈到勃洛克时，对叶赛宁的诗句“已经到了收拾起必将朽烂的什物上路的时候了”提出异议，在巴氏看来，世上也有永远不会成为“必将朽烂的什物”的东西，它会永远和人们厮守在一起。我们知道，一切都“必将朽烂”正是那种被称之为历史理性主义的理想哲学的绝对律令。历史理性与神性的永恒水火不相容。我们究竟要用多少没有鲜花、没有墓志铭的荒茔，才会堆砌起一种恍悟：历史理性不过是谎言而已！
巴乌斯托夫斯基说的“永远也不会成为必将朽烂的什物”的东西，指勃洛克那些陪伴人们捱过漫漫长夜的诗篇，要知道，这是贯注着生命与痛苦的莫解的音响，是懂得怕和爱的生活的灵魂所听命的催人肠断的声音。《金蔷薇》流入这一代人的心中，使其“天生”而来的理想主义得以脱胎换骨。真正的理想应是对受苦和不幸的下跪，应是懂得怕和爱的生活本身高于历史理性的绝对命令，应是奔向前去迎候受难牺牲者基督的复活。
“我们总是过迟地意识到奇迹曾经就在我们身边”，这是巴乌斯托夫斯基提到的勃洛克的诗句。我们这代人曾误解过奇迹，听信过伪造的奇迹。实际上，奇迹从来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十字架受难中所显示的奇迹。它昭示给我们的是关于怕和爱的生活的奥秘。理应明白，我们过迟地意识到奇迹曾经就在身边，否则，不会直到现在才开始学习怕和爱的生活。

三

怕和爱的生活本身还需要学习吗？
如果不需要学习，那么为什么我们长久以来都不知道怕和爱的生活本身高于历史理性的绝对命令呢？
学会爱的生活是可以理解的，学会怕的生活，的确让人费解，对我们民族来说，它过于陌生了。确实，怕的意识纯然是某种民族文化的异质因素，但却纯然不是人的异质因素。
这一代人曾因“天不怕、地不怕”而著称，不怕权威、不怕“牺牲”、不怕天翻地覆、不怕妖魔鬼怪。谁也没有想到，这一代人竟会开始学会怕。怕什么呢？
不怕什么。怕不过是一种精神素质，而绝非一般心理学所说的心理形式。为明确我所说的“怕”，至少得作出三个层次上的区分。首先，一般所说的“怕”，是指对某一具体对象和处境的畏惧心理，这种怕与我所说的“怕”毫不相干；另一种怕是指面临虚无的畏惧心理，克尔凯戈尔和海德格尔相继深入论涉过这种怕，并把它与前一种怕区别开来。这种“怕”已接近我所说的怕，但还不就是我所说的那种怕。我所说的那种怕与任何形式的畏惧和懦怯都不相干，而是与羞涩和虔敬相关。这种怕将那永恒神圣的天父藏匿于自身，所以不是面临虚无之畏惧。只不过，从对虚无的畏惧可能感受到圣经中所昭示的这种怕。因为，当人面临虚无时，也许会翻然悔悟其自身的渺小和欠缺，进而承纳神灵于自身。以羞涩和虔敬为质素的怕，乃是生命之灵魂进入荣耀圣神的虔信的意向体验形式。
巴乌斯托夫斯基的一段话令我回味再三：
在感于《金蔷激》对这一代人的深远影响，我曾多次将它推荐给新一代的青年。他们的反应往往让我失望。的确，他们“不理解也不愿理解”怕的生活。我常想，倘若这一代人学不成怕的生活，这片土地恐怕会永远与“怕”无缘了。

四

在相关的场合，“怕”往往被译成“畏”、“畏惧”，这当然品味有减。问题是，我们终于道出了“怕”，这确让人惊喜。
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我碰见戴骢先生，他译的蒲宁早就使我为之倾倒。这次我一见面就问：这个“怕”字你是怎么译出来的？他腼然一笑，没有作答。
翻译之甘苦，事者皆知。但我以为，对译者的要求，除外文功夫及中文修养外，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译者的前理解。例如，没有需要相当经历来积累的素养，这“怕”字就译不出来。
前理解不但规定了译文的品性，而且还规定着译本的选择定向。而这后一个问题则举足轻重。
文化的修复，与翻译有不解之缘。西方文化史上的几次大的文化修复运动，都与翻译——文化传输有关。中国文化史上有两次大的翻译“运动”，一次是晋末至隋、唐的佛典翻译，另一次是现代以来的西学文典翻译。前一次翻译“运动”传输进来的文化，从质地上讲，与中国文化是相契的。而第二次翻译所传输的西文化，在诸多性质方面，都与中国文化的品性相异。这样，对译者的前理解的要求，绝非只是表词达意的问题，更是选择、传输什么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新文化的路向，甚至关系到个体生命的命定。
“五四”以来，西典的选译日渐趋多，可回想起来，从古至今真正体现了西方文化的真精神的著作，又有多少译介过来了呢？看来，“五四”一代在译事上的前理解颇成问题，否则，“四五”一代无需花大力气从头做起。
“五四”以来，中国文人对俄国文化的译介占比重相当大，似乎，对俄罗斯文化了解最多。实际恰好相反，中国文人对俄罗斯文化根本谈不上了解。他们得知的大都是与俄罗斯文化精神相悖的东西，是产生于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虚无主义思潮的惑人货。
前理解从哪里得来？从遭遇中得来。这一代人为《带阁楼的房子》流泪，为索妮娅的苦难流泪，为灵魂的复活流泪。从此我们的心开始与蒲宁。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阿斯塔菲耶夫、艾特玛托夫的心一起跳动。
尽管如此，我们离这些俄罗斯魂的源头还相当遥远。例如，不逃离备受苦楚和屈辱的俄罗斯苦难大地，与“阴悒的农舍、哀歌以及灰烬和莠草的气息”同命运的俄罗斯基督宗教精神，我们就还没有学成。

五

由于伪理想主义的歪曲，人们已经对理想主义本身丧失了忠信。可是，这一代人却始终不能摆脱《带阁楼的房子》和《夜行的驿车》中散发出来的理想的温馨，它表达出这代人从苦涩中萌生的对神圣的爱之渴慕的深切体认。
前不久，一位青年画家来访，他是我的同乡，也是同龄人。他把自己获国际青年画展奖的作品给我看。从题为《我的故事》的组画中，我一眼就感受到其中隐含着的那种俄罗斯特有的病恹恹的美和哀歌般的爱。我们的话题马上转到对俄罗斯精神的共感上来。他情不自禁而且迫不及待地给我背诵《夜行的驿车》末尾那一大段令人心碎的文字。当他诵出“全维罗纳响彻着晚祷的钟声”时，他的眼睛湿润了。
可是，在他的作品中，我同时也发现不少以冷漠、荒凉、被弃、孤单的感觉为题的作品（《轮椅》、《密室》），这些作品曾引起更为广泛的共鸣。
令我深思的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在我们这代人身上何以结合在一起了。无论如何，这种结合是这一代人的感觉结构上的特征。新的理想主义命定只有夹缝中的地位，它不过是荒漠上的一线惨淡的光。
爱在这个世界的自然构成中显得没有力量。安徒生为了想象中理想的爱而失落了现实中的爱，因为现实中的爱最经受不住摧残。“只有在想象中爱情才能天长地久，才能永远围有一圈闪闪发亮的诗的光轮。看来，我虚构爱情的本领要比在现实中去经受爱情的本领大得多。”（第246页）但是，愈是想象中的、理想的东西，愈没有力量，为了爱的实现，就应当让想象让位给现实。这是一个何等悲惨的悖论！在这悖论面前，人们很容易向现实俯首就屈，最终把爱判为“无用”的对象。
索洛维约夫和舍勒尔这两位俄罗斯和日耳曼的基督宗教思想家，都一再申诉过精神性的东西、爱的力量的孱弱。精神之为精神就在于它全然不具有任何强力，它原本天生无力；问题在于，是否应该因此而否弃精神和爱，把决定世界的意义形态的权利拱手交给所谓永远有力量的现实历史法则！回答是一个坚定的“否”！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把自身的强力奉献给精神性孱弱的爱。
与此相关，我们可以领会到那稣十字架受难的意义，它的启示在于：爱的实现是与受苦和牺牲联系在一起的，这是爱在此地此世的必然遭遇。
当代意识礼赞的是生命的赤裸裸的强力，怂恿生命自持强力超逾于神圣之上。迄今，这两种意识力量仍在这一代人的同一颗灵魂中搏斗着。我们有可能再次失落怕和爱的生活本身，如果我们不决意倾听那从受难的十字架上发出的怕和爱的呼唤的话。
无论如何，这一代人毕竟对俄罗斯精神一往情深。新的年轻一代与俄罗斯精神没有患难之交，因而与之隔膜不难理解。
近代文化为封建文化的反动，以一百年迈动一步的艰难步履由西向东渐进：文艺复兴、法国启蒙运动、德国古典文化运动、俄国文化精神运动，一步更比一步艰难，命运一个更比一个悲惨。只是，精神的牺牲毕竟换来了用血和泪浸泡出来的文化，尤其是十七——十八世纪之交的启蒙文化。十八一十九世纪之交的德国超验文化和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俄国受难文化。宗教、哲学、艺术、政治诸形态，在基督精神和理性精神的双重变奏中开出了无数金色的蔷薇。
如今，起步于西端的神性文化精神的脚步已踏入远东的方老王国，已有种种迹象表明，在这古老的王国里，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会出现一场文化精神的聚生，这大概是近代文化东进的最后一步。
问题是，我们能自信这场必将到来的文化聚生肯定会是我们的文化精神新生吗？能肯定它会像英法、日耳曼、俄罗斯民族那样，为世界文化贡献出“永远也不会成为必将朽烂的什物”的精神吗？
我不抱希望。文化精神运动也有失败的先例，起码文明古国自身就有过不少。文化精神的创造有赖于文化精神创造者的品质。对我们来说，精神品质则有待于脱胎换骨。不管怎么说，怕和爱的生活本身我们尚未学成，晚祷的钟尚未响彻华土，理想与受难的奇妙关系我们尚未寻到。就此而言，重温《金蔷薇》恐怕仍为一门功课。

一九八八年三月深圳

《天穹的漏孔》筱敏

noreply@blogger.com (李哲) — Sat, 06 Nov 2010 00:58:00 +0000

筱敏《捕蝶者》P114-121

   三十年前的星星仿佛更青白一些，那时灯火疏落，夜空还是原色的，冷冷地静着，还没有被繁嚣的街灯遮没，尽管地面上的人众也在竭力喧闹着。
   三十年前的月亮像是高远一些的，虽然古人那些吟月的诗句都被橡皮抹干净了，但狼烟和油烟还无力抵达那里，炸毁月球的计策还没有被人构想出来。
   偶尔能看到银河横亘天穹的夏夜，心底却是极荒凉的，着意让那三两神话在夜空里过一过，就更见出祖传神话的贫乏和无趣。无论是膜拜太阳的热烈颂歌，还是奔月的凄清故事，都与夜空的浩茫不能相称。或许十七八岁的少年所需更多，亦或许不是由于年龄，而是由于一种心理疾患，夜复一夜仰望星空——所幸那时还能望得见星空——便能感觉出体内的病痛。
   就是这个时候，这个贫瘠异常的时候，我读到康德那本初版于1755年的书：《宇宙发展史概论》。
   我记不住这本书是为着配合怎样一种统一的政治部署而印制的，记忆有它自在的筛子，留下的总是被选择过的。回想起来，总是与唯物唯心之类的教义有关吧，我自然也是遵从教义去读的，然而这毕竟是康德，康德是大于教义的，它在心灵里擦燃了什么，教义却就难以约束了。便是康德，他放出了这样一颗星子，二百余年在人间天上流转，途中会碰上怎样的灵魂，怎样的宇宙尘埃，擦肩而过时会擦燃什么，毁坏什么，也是自己无法预见的。

   康德表白他是根据牛顿定理试论整个宇宙的结构及其力学起源，力学和牛顿定理我都不懂，我看到的是康德引领我去的另一个星空，它远远抛离了琼楼玉宇银河喜鹊的想象，抛离了唯一神太阳的宗教，抛离了赖以建筑人生的大陆，抛离了立足点。
   我像一个自由落体，不可遏止地落下去，落下去……没有地面预备承接我，更没有枝丫横逸斜出，将我挂住。天体与天体的距离遥远得超出人的所有假想，而空无是绝对的，永世不能企望与某个物体相遇，无论它是来拯救你，还是来击碎你。当你不是用眼睛去观看无边无际，而是以自体的下落感受无边无际的时候，宇宙之深，之大，是无以言表的令人惊怖！
   然而下落的感觉是不符合牛顿以至康德的宇宙结构和力学定理的，它仅只是地球这小小沙粒之上的定理。而事实上，我所惊怖的，是被故园抛弃。多年以后，我读到一位哲人用“被抛”描述人降生于世的时候，我以为概念是准确的，那情景我也是熟悉的。想必康德不会否认想象是一种有形的体验，我无数遍地想象自己孤身在茫茫宇宙中的情景，巨大的空无，其巨大使任何形式的罗盘都失去了意义。我想象着坠落，忽而明白无所谓坠落；我想象着飘升，忽而知道无所谓飘升。想象着胀，想象着坍缩，把星体的遭际想象成自身的遭际，这太荒谬，也太狂妄，然而除此之外无从想象。人，单个的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是根本不能想象的，其渺小直接等同于虚无。当你窥见了这无穷无尽的虚无，你不可能相信归宿。
   杨树叶子在风中瑟瑟发抖，即刻要被卷走了，我觉得我不如这叶子。一只蜘蛛牵着丝随风荡起，在空中飘扬着，对其落点茫无所知，我想我更不如这蜘蛛。母亲多年来悉心给我搭筑的屋顶，一夜之间坍塌；而我自幼依凭的集体——从最小的集体到最大的集体，那曾经无比坚固无比宏大的巢，也瞬息碎为瓦砾。我不知道这是否因个人的生长而遭致的，我只知道自己全无依凭地暴露在夜空里。这是一种不成比例的对峙，巨大的恐惧四面围拢，碾压而来，让人极度绝望地感知着独自站立于世界的渺小，荒谬和偶然。我不能预知更没有期望过这样的境遇，但我只好接受命运。
   围裹着我们的声音和映象，在一只超凡的掌中，似乎自幼就喋喋地诱惑我们以死亡，那里的死亡是青春年少的，流光溢彩的，壮丽辉煌的，那是被装饰过了的牺牲。它诱惑我们，但不唤醒我们。我是在目睹了一个真实的人黯淡的死亡之后，才意识到死亡的，那是人生第一阵惊悸。如梦中惊起，独对整一个酣睡的夜，恍惚自己是独窥秘密，从而被全世界追杀的一个证人。康德的星空所带给我的是第二阵惊悸，这是一种崩溃般的惊悸：我们膜拜为生命之本万物之源的太阳并非圣物，它不过是银河系中千亿颗恒星中庸常卑微的一颗，沧海之一粟，恒河沙数之一粒，与所有造物一样，从诞生经由它的幼年、壮年、晚年，直至熄灭，死。“英雄会死去，麻雀也会丧命，时而是一个水泡破裂，时而毁灭一个世界。”众生平等，麻雀与太阳也是平等的。太阳的火焰终将熄灭，湮没于永恒的黑暗，与此同时，在另一片天空将有另一些太阳降生。康德写道：“自然界用了这样一种挥霍来显示它的富饶，……”我的襟抱比康德要小要小，我不能领略这恢宏的富饶，我能领受的是幻灭，无以逃遁的幻灭……一个太阳的死亡在宇宙之中是无声无息的，正如一个水泡的破灭在我们的知觉中没有印痕。
   其实康德还是很天真很仁慈的，他并没有向我们详细描述恒星的晚年，没有告诉我们一个更残酷的事实：当我们风起云涌的世界衰老，坍缩为临终的中子星，那时候，人类几十亿之数，将拢共只收缩为一个雨点。——这是一个连哭泣也已不能的雨点。
   我明白了人何以向上帝祈祷，甚至于巨人牛顿。太阳的死亡在我心中遗下巨大的空洞，这黑暗的深渊亟需另一些物质去填充。我祈祷过吗？或是有的，康德的力学制造了这一场雪崩，而康德的灵魂则拯救我使我幸存于这一场雪崩。
   或许，这是一场人为的雪崩，为了剥离一个灵魂，而不是为了毁灭一个灵魂。�又或许时间自有其平覆一切的力量，以其毫不动容也绝不驻足的流逝平覆了这一场雪崩。
   自此，星空之下我感知着另一种存在，真切，然而陌生。如一颗果子从母树上坠落，如一团微粒从混沌一体的星云中分离出来，因为接受孑立，亦即接受了自身。“在无限的面前，大和小同样都是小。”这是康德的哲学。即便微末如我，在无限的宇宙中，也有此时此刻存在的位置，这是并不比太阳更卑贱的位置，假使在人类历史中只活一秒，也自有其一秒钟之尊贵。
   康德认为，这是一种宁静的幸福，他写道：“在万籁无声和感官安静的时候，不朽精神的潜在认识能力就会以一种神秘的语言，向我们暗示一些尚未展开的概念，这些概念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康德是配得上这幸福的，他在舒展他心中的星图时，漫空是流布着他明彻的喜悦。而喜悦因其博大，是具有感染力的。然而对于独置天边的一泓止水，涟漪漾开，是鼓荡，也是震栗和皱缩。我不知道这是伤毁还是抚慰，怆痛还是欣悦，幸福就是凡此种种的叠加吧？假如要将宁静的幸福摹画出来，康德会画出水面的涟漪还是星云的纹理？究竟二者摹画之中倒也相似。
   我想象天狼星和它的伴星，这种双星系统想象起来是很吃力的。如同让我想象两个太阳，在天空以波浪形的不定轨道相互环绕着转动，平分以至割裂我们的忠贞；平湖中的涟漪不是以一个中心有序地漾开，而是以两个中心紊乱地相互干扰地漾开；两个并立的世界之本，生命起源；两副相吸同时相斥而且同样合理的大脑；林莽中两条分分合合织成迷阵永远无解的小径；始终产生不出统一、唯一等等词语的思维逻辑……
   比较起来，想象木星人的夜空有四个月亮以至十二个月亮要容易一些，在那样热闹的夜空之下，人是没有哀伤的吧？进而想到横跨土星夜空的宽阔光环，一个数百倍盛大于彩虹，金碧辉煌，晶莹富丽，一个夜夜安在的实体，不似彩虹的飘忽虚幻，倏忽即逝。这光环从地表升起该是很壮阔的，在土星人的眼中或许遮没了太阳的升起，它延长了白昼，照亮了黑夜，甚至使土星上的人们忽略了太阳的升沉。康德写道：“难道人们就不能设想，地球与土星一样，早先也有过一个环吗？……好一个围抱地球的环！这景象对那些被创造出来是为了把地球当做天堂去居住的人们看来，该多美啊！”是的，对这种景象我不能设想。地球何以没有一个美丽的环，康德以为要从重力和环的半径等力学计算去寻找答案，而我宁愿没有答案。我暗想，有着十二个月亮和一围耀眼光环的夜空，是太富丽了，而太富丽的地方，是不适合生灵栖息的。灵魂的生长很缓慢，如同树的生长，是无声的，看不见的，它需要夜的覆盖，需要广袤的静谧。我想这凄清的夜空，是上帝特意为我们安排的了，连同一轮更添凄清的苍白之月。十二轮月亮是管弦齐鸣，而孤月当空是羌笛一支，如此夜空滋养的自然是会哭泣的生灵。这是大自然的完美，也是大自然的缺陷。假如上帝将那一轮白月也删除了，人自会更冷寞更坚硬，而他却留下了那孤悬的一轮，无端留出人身上软弱的部分。对此眷顾，我深为感念。
   为什么每一星系的中心总是一个火焰体？是怎样一支火炬游走于森冷的宇宙间将其点燃？太阳的辽阔火海，那宏富而酷烈的图景，火的奇峰和火的深谷，火的风暴和火的骤雨，火的潮汐和火的巨浪，日心处喷涌而流泻的火焰，半空里飘扬和翔舞的火焰，……以至那只浴火而生的凤凰……这些激动人心的事情，都是白昼的事情，白昼的事情很喧嚣，很匆遽，是不在内心停留的，而内心所能停留的，只是夜晚的事情。
   在我心里挥之不去的，是夜空的极深处那星点微光，它们彼此相隔遥远，其闪烁是暗淡而且渺茫。随着写下《天文神学》的那位神学家和自然哲学家的思想小径，设想那是天穹的漏孔，在我是怡悦的。我梦想穿过这些漏孔，看到另一个不可测度的地带，无论那是神学家说的净火天，还是云雾状星体，数目无限的单个的星连成的一片淡白的微光，如水波漾动，宇宙风在河界劲吹，将微光吹散，聚拢，席卷，抛掷，水珠溅起成流星雨，落下，又融化于微光之水。无论那里有没有上帝，我相信必定有高于我梦想的生灵。康德想象遥远天体上的居民要比地球人轻盈，灵秀，完美，有更高的品德和精神理性，他把这些居民安放在木星和土星上，我知道这位置不对，他们是在的，但存在于更远，更远……
   十万年以前的星光，没有埋葬于永恒的黑夜，而是穿过十万年的长途抵达我们的眼睛，这足以令人落泪。在我们看到它的时刻，或许它的实体已经消亡了，化为乌有，然而它曾经发出的光芒还在时间和空间中穿行，隔着无数个世代，进入我的瞳仁，激动我的性灵，这使我感到未曾感受过的单个人的庄严。
   “人只有靠眼睛才上升到天上，因此理论是从注视天空开始的。最早的哲学家们是天文学家。天空使人想起自己的使命。”
   我一直以为这段话是康德的，最近才偶然发现是误记，它属于费尔巴哈。但康德有着另一段而且已成名言：
   “有两种东西，我们对它思索得越久，就越是对它充满赞叹和敬畏：那是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
   我想我最终没能读懂康德，康德无疑太艰涩。生命是偶然亦是盲目的，在漆黑之径不期然遇见一位智者，是大的幸事。密闭之中他将天的漏孔赠予我，使我得以仰望——不是计算，而是仰望。一个质点、一粒轻尘、一个只在地球历史上停留片刻的单个的人，在充满悲怆亦充满惊喜的仰望之中，获得此时此刻的廓大和庄严，想起自己的使命。
   夜空的无限令人绝望，以有限面对无限你不能不绝望，然而那是我的来处，亦是我的去处。那里有十万年以前的星光，亿万年以前的星光，仍在飘游。我需要假定并且相信，那是在等我。

2002.11.28

《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

noreply@blogger.com (李哲) — Sat, 30 Oct 2010 01:36:00 +0000

摘自《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54-369页

一、直接民主的理想，来自《法兰西内战》

一个人，要民主，又被"议会清谈馆"、"国家消亡"等等唬住了，当然不免向往直接民主制。他认为，这种民主制，应该是从基层开始的，采取公社形式的，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即使要派代表(可不是代议士，虽然在英文中代表和代议士都是Represent)，也必须是可以随时被选民撤换的；又这个代表机构，必须是真正的主权机构，等等。

不过，直接民主的概念，其实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所以，有必要从西方史的演变来看一看他们究竟怎样搞的。《法兰西内战》中的公社制，是西方文明的产物。看一看他们现在议会政治和政党制度怎样演变过来的，它和直接民主制的递嬗关系如何等等。

还想讨论一下更切近我们的当代的问题。

1、雅典是直接民主的原型。

据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雅典有九个执政官，其中一个首席执政官。他们都是无给(无薪俸)职。

雅典除元老院外，没有类似部局会之类的常设官僚机构(英语Bureau就是局，机构；Bureaucracy，官僚政治，就是由这些雇员组成的机关统治的政治，以相对于由元老院之类的议会直接统治的政治)。整个雅典城邦，只有极少数几个打更的、通讯员之类由公家养活的公务员。军队由自己出资装备的公民――民兵组成；将领，临时推举；执政官中有一人是大将军，战时统率军队。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雅典民主，其实是贵族政治――商业贵族及其子弟有钱，从政是体面事情。

不过，当政既然要经过选举，就必须有受选民(他们可并不都是贵族，极大多数是自由工商业者和自由农民)欢迎的政纲。当政时期干得不好，下次就选不上。雅典还有一种有趣的贝壳放逐法。一个政治家，给公民大会判决为有僭主的野心的时候，尽管他打仗打胜了，从政成绩很好，也可以加以放逐――赶出雅典，并不杀头。

雅典在和斯巴达打了一次筋疲力竭的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衰落了。亚力山大从马其顿统一了希腊(至少有二三十个雅典这类的城邦)，一直打到阿富汗，建立了大帝国。后来这个大帝国分裂成几个帝国，不过这些帝国，都是凭借希腊文化统治东方民族，是彻底东方专制主义的。

2、罗马兴起得晚，它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有历史的罗马城邦，只经历了短期的王政就实行了雅典式的民主。这有元老院，选出两个执政官(现在的圣马力诺这个小共和国还有共和罗马的遗风)，任期二年。作战，由执政官当统帅。大政方针，全由元老院决定。军队，也由自行出资装备的公民军组成。罗马人还有一种"法律呆子"脾气，大小事情都要通过元老院用立法形式来确定。我国解放以前的大学法学院，有一门必修课罗马法。契约、债权债务、所有权，他们都咬文嚼字地订成法律，如此等等。

共和罗马只有现在罗马城及其周围一小块地方，所以它也是城邦。罗马人好战，虽然罗马城还被高卢人攻破过，不过它终究先是征服了全意大利，后来和迦太基(现在的突尼斯地方，由腓尼基人组成的一个商业国家，腓尼基人是犹太人同族，老家在黎巴嫩的西顿、推罗等处)打了几十年生死存亡的仗，直到这时候，罗马还是城邦共和国。不过征服中的俘虏越来越多，原先都是自耕农民的公民，现在专门打仗去了，分到奴隶的人成了奴隶主。贫穷又不打仗的公民，共和国免费发给粮食，逐渐成了彻底的寄生阶级。可是他们还有选举权，打仗发了财的统帅们对他们施舍。共和罗马就这样准备了帝国罗马。

打胜了迦太基以后，罗马征服了现在的法国、西班牙、希腊、巴尔干全部、小亚细亚、埃及、北非，把地中海周围都统一起来了。征服和防守征服的土地，使军队成为雇佣军(原来是公民军)，它造成了军阀，军阀自然变成皇帝。不过，罗马的皇帝还由元老院选举，事实上有世袭制。皇帝却从来不敢说他"富有四海"，不敢说他统治下的人民都是他的臣妾。甚至，拉丁文的Emperor，不过是"掌军政权的人"，不是"主人"。皇帝称为"主人"，那已是西罗马帝国接近灭亡的时候了。

至于4世纪以后的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那是长久承袭了东方专制主义的。所以，马克思称之为"没落帝国"。

二、中世纪的欧洲，它怎样转变到"宪政时期"的？

罗马的灭亡，是由于蛮族的入侵。蛮族是日耳曼诸族。经过一些变迁，他们实行了孟德斯鸠所称的"等级君主制"。这就是说，君王对所属诸侯(诸侯对从属他的小诸侯和骑士也一样)相互间有比较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上面不得侵犯下面的权利。初期，君王和诸侯一样，靠他自己的庄园的农奴来供给，而且，直到后来根本没有普遍全国的"田赋"。农奴只对他所属的长上负有贡献和徭役的义务。军队，是由封建骑士组成的骑士军队，所以中世纪欧洲历史上，从来没有"坑长平降卒40万"那样的事，最大的军队也不过几万人。

据英国的梅因考证，这种等级君主制，是蛮族在作为罗马帝国的邻人和雇佣兵的时候，从罗马法的契约观念那里脱胎出来的。十七八年前，我惊讶卢梭怎么写出他的《民约论》(全译应作《社会契约论》)，后来懂得，那不过是他们历史传统的结果。

中世纪西方城市也不同于中国的城市。中国的城市，历史上最早是朝廷所在地。手工业是王室的，同时在法律上是皇帝的私产。汉武帝时，城市的税收进入少府(帝室的财库，不是帝国的财库)。西方的城市，是由向封建主付钱赎买了他的农奴身分的自由民自治的，公社(Comune；Communism，其实是公社主义)是城市的政治组织形式。它们对谁也不担负什么义务。它得防卫自己。它本身好像是一个城邦。

十四五世纪以后，在我们熟悉的英、法大革命以前，西方经历过一段开明专制主义时期。那些有名无实的国王，要统一民族国家，削弱诸侯的独立性，他们所依靠的办法有几条：(1)组成等级会议；(2)和城市联盟来巩固王权；(3)对外作战；(4)把诸侯弄到宫廷里等等；逐渐统一军权和政权。直接的征服(即王室消灭诸侯，使之"郡县化")，是有的，不过，这显然不是主要手段。

这样，议会制度就逐渐形成起来。

英、法的大革命当然是重要的转折点，不过，若没有以上的历史背景，那些革命也还是不可理解的。

三、议会的渊源及其演化

议会，是在等级君主制的根子上长出来的。最初的英国议会，只有一个等级：诸侯。有名的大宪章，是英国诸侯反对国王违反惯例、侵犯诸侯利益，起来造反所争得的王室对诸侯的"不侵犯诺言"。城市生长起来了，商业发达了，关税成了王室的收入了，王权利用城市来搞统一。议会的成员，从诸侯这一个成分，扩大到包括城市代表，逐渐地，议会就成了"和平的"阶级斗争的集中舞台。"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可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议会内争取不到妥协，就在议会外用战争来决定问题。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革命，议会都是斗争的中心。对比中国的历史，这又是中国人所不能理解的。

议会的演进史，是其所包含的成分逐步扩大、民主权利逐步下移的历史。这就是说，开始只不过是等级君主制下封建的权利义务关系，最后成了民主政治唯一实现途径的议会政治，封建君主和诸侯的斗争，本来和农奴毫不相干。但是少数特权人物之间的斗争，只要它是遵循一定的章程，而并不完全通过暴力，只要这种斗争的每一个方面，按照这种章程，必须力求取得群众的支持，它就势必要发展成为议会政治。举一个例，英国大宪章，因为诸侯不许王室向他们非份勒索，规定朝廷要征收钱款必须取得议会同意，从这里就发展出来"不出代议士不纳税"的口号。开始，它成了资产阶级的斗争武器，逐渐扩大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号召。这在中国也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只有"迎闯王，不纳粮"，从来没有过"不出代议士不纳税"的口号，现在还是没有。

议会的演进史，又使民主政治演进到不同于城邦直接民主的代议政治。城邦的直接民主，行政权立法权、统一于公民大会和元老院，没有"朝廷"和"行政机关"与议会之间的对立。现在，议会是在诸侯对抗王室中成长起来的，议会代表立法权，而"朝廷"代表行政权。孟德斯鸠把它系统化为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

有一个具有立法权的议会，势必要演化出政党来。通过一个议案时的赞成派，演化成为执政党，反对派演化成为反对党。也唯有一个有立法权的议会，才使政治和政策，成为公开讨论的对象。否则的话，政治和政策，永远是由"时代的智慧和良心"躲在警卫森严的宫廷里作出决定。

四、英国革命、法国革命中的议会

英国革命以前，英国议会已经存在了好几百年了。革命中王党和革命党的武装斗争，是议会中的政治斗争的延续。克伦威尔之成为革命军的统帅，以及后来成为"护国主"，都是议会任命的。虽然克伦威尔的独裁，事实上消灭了议会。"光荣革命"以后，英国议会实际上取得了全部政权，王室不过是傀儡。

不过，直到1832年以前，英国议会实际上是贵族把持的。作为议员，是土地贵族的特权，王党由贵族组成，民权党也由贵族组成。后来的历史家说，19世纪及其前，英国资本主义猛烈发展时期，资本家的任务是打算盘，挣钱。大官、将军、大使以至其他权势职务，全由贵族包办。

和这种怪现象同时发生的是法国革命中议会的变化。大革命初期的议会，是英国式的。到国民公会-公安委员会时期，国民公会集立法权和行政权于一身，它是古罗马式的、由代表组成的直接民主机构了。

达到这一步，通过了恐怖主义。那是真正革命的，和当时死气沉沉的英国议会来比较，尤其如此。

不过，国民公会时代，其实为拿破仑皇帝铺平了道路。也许应该说，是巴拉斯的反动，而不是革命的国民公会给拿破仑效了劳。不过，我们也可效法鲁迅"娜拉走后怎样"的口吻，问一下，罗伯斯比尔不死，而且彻底胜利了以后怎样？也许，答案是罗伯斯比尔自己会变成拿破仑。不过这个拿破仑也许不会称帝，不会打算建立一个世袭的皇朝。也许，区别只不过是这一点点。这种区别在现代来看，无关重要。希特勒说过，皇帝(红胡子腓特烈)建立第一帝国，宰相(俾斯麦)建立第二帝国，士兵(他自己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不过是国家社会主义。戈培尔曾经是一个地道的马克思主义者)建立第三帝国云云。

五、直接民主是复古，事实证明直接民主行不通

其实，1789年议会转为国民公会是复古。马克思说过，历史总要出现两次，第二次是讽刺剧。法国大革命时代的风尚是要复共和罗马之古，亦即复直接民主之古。《法兰西内战》倡导直接民主，一方面是要消灭异化，一方面也是复古――复公民大会之古，也是复共和罗马之古。

如果用一种客观的批判的眼光来读《法兰西内战》，为"新法兰西政制"描绘一幅图画，你会看到：

1、它主张法国各城市都组成巴黎公社式的公社。一切城市公社，都是直接民主，决非代议政治的。乡村怎么办，说得很含糊。直接民主，当然不存在执政党和反对党。那么，像1870年的公社内部也存在过政策互有区别的政派，它们相互关系如何？是不是也像罗伯斯比尔一样，反对派都归入反革命派，加以消灭？

2、它主张，共和国是各公社的自由联合体。共和国要不要一个中央政府？如果要，今天我们聚讼不休的条条块块问题如何解决？《法兰西内战》显然主张彻底的"块块主义"。那么"块块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尤其如果彻底消灭私有制，"块块之间"的产品交换怎么办？按《反杜林论》，块块之间的交换决不可以通过货币，那么通过什么？

3、《法兰西内战》主张，自大革命以来，历经两个拿破仑皇朝建立起来的官僚机构要彻底打烂(今天人们对于"彻底打烂旧政权机构"的意思，作了彻底的歪曲)，要恢复雅典时代的简直没有行政机构的作法。你想想，行吗？

4、取消常备军。这事实上是恢复雅典和共和罗马的、民兵的、公民的军队。行吗？这个主张，现在苏联和我国，只在"民警"这个词上留下了痕迹。可是，"民警"，难道是马克思的不领饷、轮流义务服役的民兵的原意吗？

现在人们读《法兰西内战》，对《法兰西内战》究竟说了些什么，历史渊源如何，并不去探究，甚至一概不知道。至于拿它跟现实生活对照一下，用批判的眼光来观察它究竟行不行得通，当然更是无从谈起了。

六、考茨基的争论

考茨基说，当代行得通的民主，只能是保留行政机关(亦即保留官僚机构)实行代议政治，还要让反对派存在。

考茨基是和平过渡论者，他的和平过渡论，事实上给希特勒准备了第三帝国。他错了。

列宁强调直接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夺取了政权，扫荡了沙皇政治的污泥浊水，他对了。他和考茨基之间的区别，是无畏的革命和胆怯的庸人之间的区别，这是无疑的。

问题还在"娜拉走后怎样"。列宁相信直接民主，他甚至有充分的勇气，在布列斯特和约订立之后，解散了全部军队，用赤卫队(亦即公民的民兵的军队)代替常备军。他说，"机关"，不过是会计和打字员，可以由无特权的雇员组成；他说，群众的统计监督可以代替企业管理和政府阁部。列宁的计划委员会是由技术专家组成的，它不是什么经济管理机构。

实行的结果是：

苏联的军队是全世界最大的一支职业军队；

它的官僚机构是中国以外最庞大的机构；捷尔任斯基的契卡成了贝利亚的内务部；

以工厂苏维埃和农村苏维埃为基层的直接民主制，列宁生前已被工厂的一长制所代替；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嬗变为一切权力属于党，再变而为一切权力属于斯大林。

七、一段美国史

饶有兴味的是美国开国以后的一段历史。华盛顿是一个大地主，只因为大陆会议实在没有别人可以带兵，他才成了总司令，而战争确实也是艰苦卓绝的。英军打败了，康华利投降了，华盛顿部下的将领，还有他部下的一个政治家，汉密尔顿要拥戴他为国王，华盛顿坚决拒绝，为了表示决心，他干脆离开了军队。

华盛顿当总统只当了两任，第三任就拒绝参加竞选。后来的几任总统，亚丹姆斯、杰弗逊都有名望，尤其是杰弗逊，罗素还立了一个专门名词，叫做杰弗逊民主主义，一种全力扶持独立小农场主(我们称做自耕农，后来的宅地法规定，国家以低价卖给每户3600亩土地)的民主主义。

那位主张王制的汉密尔顿也没有杀头。他违反潮流，没有当上总统，不过成了"联邦党"的创始人。联邦党着眼于发展海外贸易，反对袒护穷人的民主主义，有严重的贵族倾向。不过他的联邦党，和主流派的党对峙，成为美国后来两党制的基础。

所以，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大陆会议中的主要角色，都在政治舞台上露了一手。以此来比喻1917年，那就是斯大林、布哈林、托洛茨基轮流当了总统。并且，联共分成两个党，先后轮流执政。设想一下，这么办，十月革命会被葬送掉吗？我不相信。吹嘘世界革命的托洛茨基上了台，他还得搞五年计划，他还是不会冒什么险用武力输出革命。正相反，因为执政者总有反对派在旁边等着他失败，等着他失却群众的拥载，等着下次选举时取而代之，随便什么事情不敢做得过分，更不用说把真理过头成为荒谬了，后来苏联发生的一切弊害的大半倒反而是可以避免掉的。

当然，唯有美国(这个由新教徒移民组成的国家)才会有华盛顿。华盛顿其人，如果生在俄国(这个专制沙皇，又兼东正教教会首脑的野蛮落后的俄国)，即使不成为斯大林，也不可能是华盛顿。

八、"议会清谈馆"与"党外有党，党内有派"

不说各个国家的历史传统，现在来谈谈对两党的议会政治的一个主要批评："议会清谈馆"。

议会政治必然有我们十分看不惯的地方。议会里有一套"战术"，为了阻挠议案通过，可以有冗长的演说发言，可以有议员互相抛掷墨水瓶，可以动武。通过一项法案时，要"三读"，讨论法律条文时咬文嚼字。无关重要的议案，也按正式的议事程序，可以有演说者对空座侃侃而谈的奇观。选举时会有五花八门的"抬轿子"，语客，地方大亨(杜月笙这一流人物)包办选举等等，当然也不少了大大小小的贿赂。这些都不过是形式。更使某些哲学家看不惯的是，这全套东西表明一个民族没有领袖，缺乏领导，也就是等于没有"主义"。而且，那种咬文嚼字的议会讨论，真叫做庸人气息十足。

刚从德国，这个盛行黑格尔主义的德国到达伦敦的恩格斯，就是这样看待英国的。恩格斯也好，马克思也好，其实都是拿破仑第一的崇拜者，而黑格尔则曾称拿破仑是"世界精神"。黑格尔主义其实是哲学化了的基督教，英国的卡莱尔是个英雄崇拜的神秘主义者，恩格斯从他那里获得启发，相信绝对真理的人和狂热的基督教徒一样，都讨厌庸人气息，赞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革命风暴，自然要对议会清淡馆深恶痛绝了。何况，把轰轰烈烈的1793年的国民公会和死气沉沉的英国议会对比一下，那种只计较一寸一寸前进的英国精神又算个什么呢？

我赞美革命风暴。问题还在于"娜拉走后怎样"？大革命要求铁的纪律，大革命涤荡污泥浊水，不过，新秩序一旦确立，那个革命集团势必要一分为二，"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这时候怎样办呢？按逻辑推论，任何时候，都要一分为二，你总不能用"我吃掉你"来解决啊。用"吃掉你"解决以后，还是会"一分为二"，不断演变下去，势必要像蜻蜓一样把自己吃掉。既然总是要一分为二，干脆采用华盛顿的办法不好吗？――比如说，我设想，不久后若能解决目前"政令不一"的现象，《文汇报》还该办下去，让它形成并代表一个派别。有一个通气孔，有一个吹毛求疵的监督者，总比龚自珍所说的"万马齐喑究可哀"可好一些吧。

至于弊病，哪一种制度都有，十全十美的制度是没有的。这个人世间永远不会绝对完善，我们所能做的，永远不过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有，弊害不怕公开骂，骂骂总会好些。

九、"保护少数派"是两党制的口号

1957年前后，我们这个一党制的国家也响亮过"保护少数派"的口号。其实，这是英国的穆勒说过的话，是地道的两党制口号。

少数派所以要保护，是因为它的政纲今天不被通过，今天不合时宜，若干年后，倒会变成时代的潮流。我们这个人间也是螺旋形前进的，看来像走马灯，老转圈，其实一圈转过来，向前进了一寸。革命是直接前进，不过，1789―1793年，只占法国近代史约200年的2%。人间世的基调是进化，革命则是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100年中可以有那么几天，一天等于二十年。要求每天都等于二十年，是要闹笑话的，这种笑话我们经历得够了。

十、"当家作主"，"领导"，"竞争"武斗的两派变成乒乓球的两方，精神贵族

直接民主的口号是人民当家作主。可是，希腊史上留下来的还是一些英雄。"人民当家作主"其实是一句空话。

从马克思起，社会主义在"民主-专政"问题的争论中所要实现的是对人民的"领导"――说得最彻底的是列宁："马克思不是自发产生的，是少数人搞出来向群众中灌输的"(不是原文)。其所以和"议会清谈馆"格格不入，是因为那种清谈馆和"领导"概念是大相径庭的。

两党制的议会政治的真正的意义，是两个都可以执政的政治集团，依靠各自的政纲，在群众中间竞争取得选票。你仔细想想，这是唯一行得通的办法。

我们实际上不可能做到人民当家作主，那一定是无政府。我们要的是不许一个政治集团在其执政期间变成皇帝及其宫廷。怎么办呢？不许一个政治集团把持政权，有别的政治集团和它对峙，谁上台，以取得选票的多少为准。要做到这一点，当然要有一个有关政党、选举的宪法，好使两个集团根据一套比赛规则(宪法、选举法)变成球赛的两方，谁胜，谁"作庄"。

我们不是有过武斗的两派吗？现在这两派还在互不服气。这简直成了社会不安定的根源。使武斗的两派服从民主规则来竞赛，祸乱的因素就可变成进步的动力。

轮流作庄就是轮流当少数派。轮流着来，走马灯――螺旋就转得起来了。

甚至两个党政纲没有差别也是好的。大将军艾森豪威尔不仅没有成为皇帝，还痛切地指出了美国有一种军界-工业界膨大的威胁。

当然，这样一定会产生一种职业政治家的精神贵族。不过这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像我们这个农民占80%的国家，不仅现在的政治家(不论他原是工人出身的)是精神贵族，科学家、工程师是精神贵族，中学教师还是精神贵族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是培养更多的贵族，"贵族"多如过江之鲫，他们自然就贵不起来了。陈毅就说过，日内瓦会议时他受到了各国外长的特殊的尊敬，因为那些外长，只当一任，下台就是平民，哪里有一个元帅的威风。那个发表了白皮书的艾奇逊现在在当教授，费正清其实是基辛格的老师。美国工人子弟上大学的比例越来越多。唯其多，美国现在倒有一种强烈的呼声：美国社会上有一些底层的集团，子女受不到足够的教育，成不了科学技术日趋发达的社会中的有销路的劳动力。天天在反对精神贵族的中国，那些贵族们下乡两年回来以后，他们的贵族气味打掉一点没有？而现在高叫的是落实政策，其实是照顾贵族。农村里冬天无鞋的孩子们，又提不到议程上来了。我们要的是进步，向后看齐实在是进不了步的。

十一、官僚机构和代议政治

行政机关，亦即官僚机关当然是取消不了的。不过常务的行政机关应该稳定，要换班只是政务官。

这一点其实已经无须解释了。行政事务本身是复杂的专门行业，政党所争论的是政策问题。

其实，在政党政治下面，部长和司长、科长的关系也不是像现在那样的"领导"关系。常务次长和司长干他们的日常性的专门性的行政工作，他们可以为这种政策服务，也可以为那种政策服务。社会日趋复杂，国家机关不能没有，打烂(其实是取消)国家机器是办不到的。

不过，唯有有了真正的议会，不仅政策受到监督，日常行政也可能受到监督。你别看清淡馆的议会，我们的代表大会中，章乃器对预算提出一个问题，财政部还忙了几天呢。眼睛愈多，无法无天的事情愈可以减少。

所以，论到夺取政权，考茨基错了。论到"娜拉走后怎样"？考茨基对了。

对于我们来说，这一套全是进口货。不过，不进口不行。

十二、李自成、洪秀全和1957年

你说到李自成和洪秀全。何必设想他们如果胜利怎样呢？朱元璋不是一个李自成吗？农民造反，没有知识分子成不了事，而刘基、宋濂、牛金星、李岩这一类人，除四书五经、廿四史而外，还能读到什么？不按照老一套，他们能够建立一个有效的政权吗？萧何是秦吏，西汉的法制全套照搬商鞅、李斯那一套，正因为如此，汉武帝才做了第二秦始皇，拓疆千里。洪秀全已经沾到一点西方味儿了，可是他只搬来了令中国士大夫十分厌恶的"天父天兄"，其他一切都是皇朝旧制。太平军中开始还有点军事共产主义的味道，可是天朝田亩制度只是一纸空文。那种军事共产主义的东西，在朱元璋军中也有(朱元璋"明教"起家，明教是波斯传来的袄教的中国版)，当了皇帝以后，在史籍中把这一套涂抹得只剩下一点影子了。

所以"思想要靠灌输"，一点也不错。"枪杆子、笔杆子，靠这两杆子"，一点也不错。

五四的事业要有志之士来继承。民主，不能靠恩赐，民主是争来的。要有笔杆子，要有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

十三、补论：何以"人民直接统治"的民主是不可能的？

上面"当作家主"一节，对此论述未详，补加申论。

首先，历史上直接民主只存在于"城邦"中。现在没有城邦国家，都是民族国家，而且，国家还在超越民族的界限，变得愈来愈大了(注意西欧共同市场向西欧邦联发展的趋势)。你想一下，势必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样的国家，若不是苏联、中国型的，只能是议会与行政权并存，有政党轮流执政的民主国家。

还可以作一些理论的探讨。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一点不错。历史学家写社会经济史的时候，也一定是这样写的。马克思在这方面的功绩，永远不会被遗忘。然而一部政治史，却永远是帝王将相、政治家、思想家的历史。理由何在？列宁作了最妥当的回答：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进一步发展列宁的命题，可以推论：陈胜、吴广代表了秦二世时农民造反的愿望，这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证明。但是，陈胜、吴广出来了，历史只能记载陈胜、吴广的活动，不可能记载千千万万农民的活动。而且，事实上秦汉之际的历史，主角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李斯、赵高。农民群众所扮演的角色是响应号召，当兵，战死，其中极小部分有战功，封侯，当了小官小吏等等。结果，广大农民群众的处境改善了些，活得下去了，但是在政治上当家作主，并没有轮上他们。这不仅在专制主义的中国是如此，在大革命以后的法国也是如此。1949年以后的中国也是如此。哪一次和平的阶级斗争，其结果也莫不如此。

所以，问题的焦点，只好退一步。不要奢求人民当家作主，而来考虑怎样才能使人民对于作为经济集中表现的政治的影响力量发展到最可能充分的程度。既然权威是不可少的，行政权是必要的，问题在于防止行政权发展成为皇权。唯一行得通的办法，是使行政权不得成为独占的，是有人在旁边"觊觎"的，而且这种"觊觎"是合法的，决定"觊觎"者能否达到取而代之的，并不是谁掌握的武装力量比谁大，而让人民群众在竞相贩卖其政纲的两个政党之间有表达其意志的机会，并且以这种意志来决定谁该在台上。如果这一点确实被认为是唯一行得通的办法，那么，伴随着这种制度而来的一切可笑现象，只能认为是较轻的祸害。当然，这种祸害也要正视，也要逐渐减轻它。

你还可以觉得政党、政派，无非是政客组成的集团，可以认为他们当主角的这种民主，很不光彩，感到和"人民作主"这个原则不合，因此还是要直接民主。你也可以认为，目前，人民教育水平不足，也许不幸只好如此。到共产主义时代，谁都知识丰富，目光明澈，那就不会如此了。

可是，想一想，现代社会高度分工，一个工程师在其本行中精通一切，如果你和他谈政治，极可能是极其愚蠢的。既然如此，即使在文明进化到极高度的时候(我不说共产主义，你知道理由何在)，政治也是一种专门的行业，有政治家，他们精心炮制政纲，争取群众拥护，以期取得政权。可是，在台上的时候，他们的地位也不过是瑞士的外交部长而不是大元帅陈毅，下台的时候，当一名教授，这对于民主的神圣含义，又亵渎了多少呢？

何况，现在世界，尤其中国，还远没有到这个程度，人民群众在政治上永远是消极被动的，能够做到当前掌握行政权的人不发展成为皇帝及其朝廷，已经很不容易了。奢望什么人民当家作主，要不是空洞的理想，就会沦入借民主之名实行独裁的人的拥护者之列。要知道，人家让你读六本书，读巴黎公社史，目的就是让你反对两党制啊！

再进一步说，人文科学中的一切东西，都是理论指导实践的，思想永远是灌输的。思想的产生，固然各有其物质生产方式的历史的根源(例如航海、商业、手工业、殖民的希腊城邦之产生民主思想，大陆的农业国家之产生专制主义等等)，有阶级斗争的根源，但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思想，总还要通过思想家的头脑炮制出来，还要形成政派加以传播，才能形成时代的思潮。多元主义和两(多)党制，适合这个规律，不过它可以使有待于灌输的思想，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出"的，而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这样，不同思想间经过斗争，思想本身可以愈来愈深化；而在相互斗争的各家思想的争鸣中，民智可以启迪。民智启迪，是科学发达的重要条件。"一个主义、一个党"的直接民主(当然不可能，它一定演化为独裁)，唯其只有一个主义，必定要窒息思想，扼杀科学！

结束。

noreply@blogger.com (李哲) — Thu, 23 Sep 2010 02:59:00 +0000

　　全都结束了。

　　先发一个链接：http://58.213.145.148//Press/ViewDetails.aspx?id=2710

　　作为一个分数上的失败者，我没什么资格谈太多，就简单写一下自己感受。这不过再一次说明了我不适合竞赛。卷子是很简单，出奇地简单，然而自己就是没有达到那个分数，就是差那么一点。倒也没有像预赛里那些弱智的错误，该对的都对了，拿不准的差不多也都错了，从考试发挥来说并没有什么遗憾。也许这说明我的水平不过如此。

　　也是通过这次竞赛，更加明白了境界的差距是存在的，并且是无法弥补的。我只能很郁闷地知道，4班某大神牛一天竞赛课没上过却拿了一个一等奖，自己辛苦两年却与一等奖无缘。

　　其实想想，B班拿一等奖的一共也没几个，许多水平与我差不多以及比我高的，比如白石、陈通、黄岩松、周加伟等等，都没有获得好成绩，我也没什么可说的。没有拿到奖其实真的也没什么，仅仅一等奖没有多大作用，倒不必纠缠于这个奖。我可以说，在B班里没有几个人在物理竞赛上花的时间比我多，也没几个人做过的题目比我多。至于成绩不理想，也许更多是方法上和思维品质上的问题。我知道我的能力不够，从来不指望拿保送，所以我对保送男们也没有太多羡慕。无论结果如何，我想说，我努力了，我无悔。

　　那么，下面安心高考。

　　Let bygones be bygones.

自己

noreply@blogger.com (李哲) — Tue, 24 Aug 2010 10:09:00 +0000

　　常在豆瓣上看书评，有时也看一下作者的页面。我想，那些标记了几百本已读、几百本想读的书，以及几百部已看电影的人，有着怎样的生活。相比来说自己看过的书实在太少了。他们的经历如此丰富，是我难以想象的。有些似乎就是中文系的，看过这么多书并不算奇怪，他们看的许多书可能我一辈子都不会碰到，但能看过这么多书、这么多电影的人一定是一个热爱生活、享受生活的人。也许我永远无法达到这样的水平，但我希望能让自己更丰富一些，有一个充实的内心。

马上要开学了。对于即将到来的高三，有一点点期待然而更多的是忐忑不安。前几天与一位学长交流，大概感受到了高三的那一种学习状态，还稍微有一点点担心。英语、物理、化学比较有信心，语文是不用指望什么的，现在倒是对数学有一些担心。想想自己两年在在数学上并没有额外花很多时间，平时考试的成绩似乎还可以，但高三的数学远不像以前那样。我想如果按照历年的情况以及目前的状态，应该可以进入一个令自己满意的学校，但实际情况呢？谁也不好说。但既然高三来了就来了，跟着老师一步步走，不用考虑太多，去面对即可。

　　豆瓣上有人说"我们...和高考谈恋爱！！"，我想我没这个心情。一个回帖说的很好："我说我想和你爱的轰轰烈烈他说我想让你死的凄凄惨惨"。

　　有一点点向往高考后的日子。似乎想的有点太早了。我倒没准备什么疯玩。我想那时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我想先在南京走走。不一定要去那些景点，只想把那几条路从头到尾走一遍，随便看看就够了。我不知道是否仍然会在这座城市度过我的大学生活，但这并不重要，只是当随便走一走。我想再去一次分校，见一下以前的老师，不用像以前要么时间太紧要么根本找不到人。我想看一些自己想看的书，学一点自己想学的东西，不用总是担心时间的问题，不用为了什么目的，为了考试或是为了竞赛。我想学一点PHP，CSS，加上一点点计算机理论；看看散文、小说，把那些买了没看的书全都看掉。我不知道到时候这些能实现多少，也许一年后这时发现自己仍然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无论如何就把这些当做自己美好的愿望藏在心中，时间10个月。也可以当做高三一年的动力吧。

　　感觉自己现在很累。自己对一些事情过于计较，不能看得那么开。有时跟别人生气，后来才明白实际上是跟自己过不去。我也知道自己有时很倔强，也因此会伤害到别人，给别人造成麻烦。有时想想，许多事情何必呢。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不用追究什么，不必多想，多想无益，更重要的是把握现在。苏东坡是我最崇拜的人之一，然而自己最学不来的就是他的那一种旷达。心灵鸡汤也看了好几本，然而除了被故事打动、学了几个英文单词外，自己还是那样，那些感恩、奉献并没有学到多少。某胖看起来似乎总是乐呵呵的（当然发起怒来也很吓人），我也希望自己能像那样，能更积极一些然但总是消除不了那些消极的因素。我从来不是一个自信的人。我想自己以后能生活地简单一点，在学习上、生活上，更自然一些，当然这也许很不容易。喜欢的事情就多做，不喜欢的事情就少做或不做，让自己笨一些，不要把自己想得太伟大。我想像三毛说的那样，"我避开无事时过分热络的友谊，这使我少些负担和承诺。我不多说无谓的闲言，这使我觉得清畅。我尽可能不去缅怀往事，因为来时的路不可能回头。我当心的去爱别人，因为比较不会泛滥。我爱哭的时候便哭，想笑的时候便笑，只要这一切出于自然。我不求深刻，只求简单。"不求深刻，只求简单。

　　写语文作业，整理以前看过的书。把以前的书再简单翻一遍，看看书评，自己又想一想。再想想这两年来的许多事情，发现似乎又明白了一些东西。有些事情现在觉得真挺有意思的。

　　"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

...

noreply@blogger.com (李哲) — Mon, 09 Aug 2010 01:27:00 +0000

原来已经写了一千多字，后来想想，算了，就都删掉了，写得简单一点。一是我的文笔并不好，写太多没什么意思，少写点好；二是觉得有些东西也许明年写更好一些，那时可以好好地写一写，慢慢写。把前面写的存为了草稿，准备一年后再看。不知道用什么题目，就用几个点代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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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放假的时候上了十几天的物理竞赛，先做实验再上理论，那些天几乎全天都泡在物理里面。实在受不了在南师大上的课，除了几位物理教授讲的好一些外，其它的真是没办法说，有的差不多就是物理课本内容，跟它所宣传的相差太多。我觉得对于这样的课￥200~300就够了，￥600实在是胡扯，都有点后悔去上那里的课。后面在学校里大约还有10天的课，这样一来暑假就剩不下多少了，作业是个很大的问题。没办法再按照学校给的那个进度来了，只能集中精力一门一门地解决。发现我写作业的速度比想象中的慢很多，到目前语文还没动，物理和英语的综合卷还没写。尽量做吧，做不完也没办法。物理竞赛快到了，这是最后的时间，该牺牲一下了。

　　高三了。两年很快就这么过去了。想想高二这一年好像也没做什么。也许最大的特点是开始喜欢看书，看很多的书，看小说，看散文、随笔，也看过一本The Kite Runner；然后经常去书店或是上亚马逊，买很多书，已经明知看不完了还是控制不住要买，现在已经有十几本放着还没看的书了。看了那么多书是有一些收获，不过更加明白了自己的幼稚和无知。高二这一年也经历了很多事，也明白了一些事情。发觉自己有时候很傻，做的事情很可笑。
　　高二这一年还是有不少遗憾的。有的书高一买的到现在还没看，阅读新视野只把③做完了；学习上似乎总差一点，物理和数学中总是要犯很多的低级错误；物理竞赛还是那样一般般，花的时间不够，似乎离拿奖还有一定距离。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希望高三毕业时，不会再为这些感到遗憾。
　　一位老师说的没错，我是一个偏执的人。我抓住我认定的事情不放，不轻易改变。我对一些事情很敏感，对于另外一些事情很迟钝。的确，我不是一个随和的人，有些事情过于认真计较，有时有些死板固执。那么然后呢？我又能做些什么呢？但我并不觉得我像英语上的"one of those people whom everybody will find hard to please"，我难道就有什么很特殊的地方吗？只是想不明白。
　　现在慢慢明白一些事。有时我不过是别人的"行货"，或者说是别人的玩偶。别人想理睬就理睬，否则离得越远越好；别人找自己时自己总是很耐心，找别人时得到的只是漠不关心与不理不睬。其实，又有多少人真正把自己当回事。我又有什么好说的呢？不过就是这么不公平，既然我无法改变别人，那么要么去适应别人要么改变自己。那么好，我不当玩偶了。爱怎么不公平就怎么去吧。也许现在才真正明白，何必去考虑他人的想法。本来也不会有人注意我，我只要不做坏事，又有什么。有时会想到斯特里克兰德。在世俗的眼光里，他冷酷自私、无情、残忍、没有良心，是一个怪物，但怎么样呢？他有自己的追求，并且后来证明他的成就是伟大的，既然没有触犯法律，又凭什么用各种标准来评判他呢？那不过是世俗的标准，价值观这东西不像客观真理要么对要么错，它是没有绝对的衡量尺度的。大多数人维护的不过就是世俗的那一套东西。如果他不超越这些，他就不会成为斯特里克兰德；不摆脱当前的生活，就不可能投入到他后来的艺术事业中并获得巨大的成就。只能是这样，他完全抛弃了世俗的一套评判标准，对别人的看法毫不在意，成为如此独特的一个人。也许我又偏执了。不过，我还不打算成为斯特里克兰德那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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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写这么多吧。最后提一下，已经将博客lz05.blogspot.com（无法直接访问）上的一部分文章放到了lizhe05.blogbus.com上，相当于把博客搬了一个家，但是前者依然同步更新（不过下面一年内不太可能有时间再写东西了）。欢迎访问。我知道作为一个学生、没有知名度的人，不在QQ空间、人人这类SNS上发表的东西，是很少有人看的；但我相信还是会有的。引用某同学的一句话，不想看的终究不会去看的，想看的还是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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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推荐一些最近看到的觉得比较好的文章：

（《南方周末》2010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
易中天：大同梦、强国梦与幸福梦(http://www.infzm.com/content/48501)
龙应台：我怎么会没有中国梦呢？从乡愁到美丽岛(http://www.infzm.com/content/48505)

Text of Steve Jobs' Commencement address (2005) (http://news.stanford.edu/news/2005/june15/jobs-061505.html)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译林牛津M1U1-M8U2短语

noreply@blogger.com (李哲) — Fri, 30 Jul 2010 23:52:00 +0000

不是从网上转的，自己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敲上去的。速度比较慢，花了大约6个小时才打完。内容全部来自于赵阿姨上课划的短语。觉得这些东西自己整理更适合一些。不知是否有人会感兴趣。

Word版：

下载1：http://liqilin.info/eng/phrases1.doc
下载2：http://liqilin.info/eng/phrases2.doc

PDF版：

http://liqilin.info/eng/phrases1.pdf
http://liqilin.info/eng/phrases2.pdf

两个内容上完全一样，排版稍有不同，如果有人愿意打印的话建议选择第二个，稍微省一点纸。

PS：可以随便修改，但如果保留目录的话需要在修改后更新目录

下面把一部分内容发上来：

Module 1
Unit 1
a very enjoyable and exciting experience
be happy with
later than usual
attend assembly
earn respect from
achieve high grades
sound like
the average size
improve a lot
for free
an extra French class
Cooking was really fun.
drop some subjects
miss Chinese food
eat lots of desserts
on the school field
experience this different way of life
I would very much like to be your penfriend.
First of all, …
at the weekend
surf the Internet
I do like eating…
as you mentioned
at assembly
pass this letter to you soon
CMHS has much more than you expect.
be available for different experiments
be open all year round
live far away from home
Each room comes with its own bathroom and Internet access.
our canteen serves three meals
Hamburgers and soft drinks are also available during break times.
He has recently returned from his studies in China.
… where he got interested in Chinese culture
After graduating from university,…
Upon finishing his studies,
develop an interest in …
bring back from China many interesting books
gifts that he got from his Chinese friends and students
The paintings that David donated to the school are being displayed in the assembly hall.
thank David for his kindness
make a speech about his experience
miss the chance to meet David at the open day
You’re one of those people whom everybody will find hard to please
I was only joking.
order a copy
remember the title
a very recent book
We regret to inform you that …
It is run by the students.
think about music for everyone
be played during break time
approve the idea
Our club is much more than just music.
tell students about the weather and recent news, plus some special messages
during exam time
Many students who are graduating use our club to give messages to their close friends and teachers
songs sung by students
I’m graduating soon.
Poets of the Next Generation
read them out loud
listen to each other talking about poems
be required to
a little scary
a poem about nature
circle everyone around it

Unit 2
Growing up can be difficult.
turn up your music so loud
be home by 6 o’clock
a waste of time
force you to
describe an unpleasant experience
have a big fight
arrive back from vacation
a day earlier than expected
It’s so nice to be home!
I can’t wait to …
Eric runs in after it, followed by a big dog, walking very slowly
be supposed to do
The money with which you were to buy dog food is gone.
trash all over the place
The room is a mess
leave you in charge
act like an adult
…bad behavior goes unpunished…
Why is everything always my fault?
slam the door
Lights go out.
have his arms crossed
You don’t hate them.
deserve to know the truth
Let them think what they want.
take him to the vet
be too hard on
I feel like we have to punish him or he won’t respect us.
be worse than ever before
be very angry at
There is probably an explanation for …
treat me like a child
None of us stopped to think and we should have.
argue about sth. with your parents
the biggest cause of arguments
diary entries
the mood of the writer
ride my bike
that is okay
be proud of me for getting good marks at school
have a Maths test
stay up very late
do a good job
be nervous about my results
fail the Maths test
How can this happen?
All that worry was for nothing.
after all
mix up my results with someone else’s
get one of the top scores
ask for your advice about …
do things that interest me
take your advice
all the time
We were very close.
I didn’t think my mum missed talking with me, but she did!
go for a long walk
take me and my best friends out to dinner
get it tidied up
my room is too dirty
You want me to stay home
If you kept your room looking tidy, then it wouldn’t take you so long to clean it up.
Two hours won’t make a bit of difference.
think of Mum as friend again
become upset with each other
early on
an advice columnist
two letters to a magazine from a father and son
His is our only child and we treat him very well.
He refuses to spend time with us or do as we tell him
He acts as though he doesn’t even love us at all.
Recently he has been refusing to do his homework
insist on wasting his time watching DVDs
spend too much time in Internet cafes, where he either plays games or chats online
waste valuable time during this important period
to prevent upsetting his mother with an argument, I am allowing him his freedom
suggest an idea
the two of us fight like crazy
selfish and unloving
get very angry
every time I watch a DVD he sends me to bed or tells me to spend more time studying
forbid me from meeting my friends online

Unit 3
be dying to be thin
Is everything okay with you?
go to the gym every day
stay slim
want a slim figure
lose weight
be so ashamed of my body
act in a new TV play
take weight-loss pills
be quite popular among young women
lose at least 10 kg
do not need to exercise
The pills really work!
I’ve lost 7 kg in the last two months.
Health is priceless.
but then
at the moment
be in hospital recovering from liver failure
regret taking those weight-loss pills
contain a harmful chemical that caused my liver to fail
I would die if I couldn’t get a new liver
an exact match for me
donate more than half of his liver to save my life
follow my doctor’s advice and exercise for at least half an hour every day(but I seldom go to the gym), and eat lots of fruit and vegetables
do not damage your health for a slim and attractive figure
It isn’t worth it.
should not be ashamed of the way we look
My computer was broken.
I’m so sorry to hear about your problems
match yours
a touching story
be embarrassed about our weight
look great as you are
You’re a wonderful person.
the pressure to stay slim
You mother knows best: noth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health
Many people, some of whom are not overweight at all
go on diets
I hope they can learn from your story.
take weight-loss pulls without really knowing …
damage their health
buy the pills in secret
eat properly
get out of hospital soon
have some fun with your friends
lift weights
consider taking some pills
have side effects
hair might fall out or he might have health problems
affect his liver or heart
take the risk
read your post
unlike what Jeff said, …
build the body
fight the fat
some of the best equipment
personal trainers
What’s more, …
next two weeks
offer 1 month free membership
Quick! Join us now
make the most of this special offer
Call … for more information
the radio commercial for…
an introduction to …
live very busy lives
a headache to adults
Healthy eating along with regular exercise is the only way to become fit.
work in the long term
skip meals to control their weight
take in
keep fit, and feel great
suggest 2,800 for teenage boys
keep your system clean
Walking and riding your bike count.
Teenagers give up sport, saying they have no time left after their studies.
produce some chemicals that…
increase your ability to concentrate when you study
A good amount of sleep
prepare you for the day to come
as a matter of fact
loss of sleep
make you look tired
put on weight
follow the suggestions above
in no time at all

牢骚

noreply@blogger.com (李哲) — Thu, 10 Jun 2010 15:11:00 +0000

很久没有写过日志了。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今天稍微有些空闲时间，就随便写一些废话吧。
Blogger已经一年多不能上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解封。不指望了。blog.lizhe.cnkk.org也是上不去的，一是因为cnkk.org也不知为什么也被封了，二是Tancee提供的那个CNAME的指向地址出了点问题。算了，干脆不用，本来也没什么人访问我的博客。准备以后有时间把我以前的文章都放到博客大巴上去，早就注册了一个账号不过一直没用。这件事情需要电脑和时间，但我现在没有这个条件，恐怕要到暑假才行。
下面是一些废话，就写一点6月以来的想法。
力学联赛成绩一般般，不满意。
6月初以来心情一直不是很好，在QQ上发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Actually, I felt like an
asshole.自己太傻太天真，是个不折不扣的asshole。
5号跟崔人杰去了一趟先锋书店五台山总店。感觉很好。先锋书店是一个真正看书买书的地方，人不多，很安静。我认为新华书店大众书局只是买书的地方。书店很大，绝大多数是文科书籍，还有少量实用书籍。这学期下来一直都是在网上买的书，很久没有去过书店了，现在又找回了去书店的感觉。可惜的是似乎书的分类不是特别明确，找起来不容易。别的不多说了，总之是个很好的地方。最终在书店待了两个小时，买了三本书。希望以后有机会多去几次先锋书店，只恐怕时间不够。
接下来就是社会实践。对社会实践本身并不想说多少，只有三个小小的感慨。一是行知小学一点都不穷；二是感觉割麦子最累；三是刘校长的水平已经超越我们伟大的王某某校长了。主要的倒是其它的一些感受。
自己并不觉得社会实践怎么累，除了割麦子。晚上看书到十一点半睡觉第二天五点半起床倒也不觉得困，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过书没怎么看，带的王小波的书只看了一百多页。
跟陈凌蛟下了一盘棋。想想看，已经三年没有跟别人下过围棋了。定式忘了好多，不过棋理和经验还都是在的，所以水平上并没差多少，棋下得还是比较轻松的。又想起了曾经的课堂，以及教我下棋的那位老师。只恐怕在高中剩下的时间里再也没有机会去下棋了。
这几天，我们远离课堂，暂时摆脱了繁重的学习任务。这也让我有好多时发呆乱想，也似乎想明白一点点东西。8号调查农户时下午坐在外面发了两个小时的呆胡思乱想。当时其他人在打牌。我不会打牌。我就是这样，什么都不会不合群不讨人喜欢不可理喻无可救药，不爱吃不爱睡不爱玩一点都不享受生活，天天跟个呆子一样。

我想，付出与回报的关系，就像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曲线所表示的那样，此时横轴表示付出，纵轴表示回报。当然，由于正向电压过大导致二极管被击穿的那部分是不包含的。对任何事都是一样。从来不存在正比的关系。
的确，没必要去珍惜不在乎自己的人。
我想，自己是不是太死板了，是不是该"随和"些。但是，"随和"是什么？是否意味着放弃自己的坚持、对一切都无所谓不在乎、马马虎虎将将究究？我似乎不是这样的人，自己对什么事都尽量去做好。我不是对什么都很无所谓的人。还是得做自己，没什么"随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做自己该做的事。既然把自己当作所谓的好学生，那就按照自己的标准去做事，不要因为其它的想法而改变。有些人有些事离自己太遥远就不要去想不要去做。何必去做本不该做的事，又何必去考虑什么"合群"。做自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又语无伦次乱七八糟地写了一大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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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eply@blogger.com (李哲) — Sun, 11 Apr 2010 07:50:00 +0000

强大的东西，不多说，自己用。目前为1.4版。

http://www.xdowns.com/soft/8/88/2010/Soft_58651.html

http://liqilin.info/Tools/hexie.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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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eply@blogger.com (李哲) — Sat, 10 Apr 2010 07:01:00 +0000

http://liqilin.info/Tools/gsp5.exe

区分大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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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

noreply@blogger.com (李哲) — Mon, 15 Feb 2010 01:18:00 +0000

想了很久，还是决定写一下。声明：这篇文章可能会打扰兴致，请做好心理准备，随时可以关掉这个页面。

－－－－－－华丽的分隔线－－－－－－

我爸已接近疯狂状态。他希望我三十晚上看书学习，并以“影响学习”为由不同意在三十晚上把外婆接到家里睡（外公很早就去世了，她现在一个人住），并为此，在三十晚上，这个全中华民族都在团聚，在欢庆的时候，和我妈大吵了一架，冷战一直到现在。
好，那么我学，学给你看，看这个年过得怎么样，看你心里好不好受。我从三十晚上到现在，除了吃饭和睡觉，就是看书。没有电视，没有电脑。可惜他似乎一点感觉都没有，觉得挺平常的。

寒假，他不让我出去，包括超市，包括亲戚，包括爷爷奶奶，原因是学习紧。以前每次放寒暑假，我会到市区内几个亲戚家里都转一圈，而且肯定至少回一次乡下的老家去看爷爷奶奶。这次，什么都没有，只有安心学习。我除了洗澡和吃年夜饭外还没出去过。

只要我放假，他肯定会跟我提北大清华自主招生的事情，从高一到现在总共不下10次。他买了一本《北大清华不是梦》，放在我床头。去年暑假，有一天我找一位初中同学玩。他现在在县中，成绩不好。当然我根本不在乎。几天后，我爸告诉我，他有一位同事家里的孩子考上了北大，我可以去找他交流交流。他说，这比找我的那位初中同学玩要有意义得多。
我跟他吵过，让他不要再提北大清华这些不切实际的东西，他照旧。

我爸正企图把我塑造得比某人还某人。他似乎觉得，学习成绩高于一切，什么健康成长人际关系都是狗屁，送我到学校来就是为了学习，没有任何其它意义。我在2011年6月10日之前过的这几万个日日夜夜，就为了考上一个好大学。

我不知道，明年这个时候会怎么样，我想我得崩溃。

我想，这样的话，以后放假还都是留在南京吧，什么清明五一端午的。回家什么都得不到，除了吵架。还浪费车费以及在车上的几个小时时间。最好连寒假暑假都待在南京好了，在南京和在家没有区别，反正见不到亲戚，也出不去，春节跟不存在一样，我爸连春节都可以吵架吵掉，还有什么放不下的，我回去又有什么意义。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夸大了自己的情感，也许有些人看来没什么，但我实在是受不了。我知道有同学家里面看不了电视，有的碰不到电脑，但至少他们总有点事做，不至于被希望在三十晚上看书，不至于没有出门的自由，度过如此冷冷清清的春节。
我不想和我爸再多说什么了，吵够了，何况吵了也没用。我爸妈吵架，我妈每次都要说的一句话是：“别人永远都无法改变你。”

我写这文章有点像诉苦，博取同情。即使这样也没用，毕竟这情况无法改变。我希望早点回到南京，回到学校。我有种感觉，在家比在学校还要痛苦。

……

－－－－－－华丽的分隔线－－－－－－
“新年快乐”，但这样的快乐注定不属于我。

WA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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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译一篇：葡萄酒漩涡中的物理学

2012.4.24@先锋书店 白先勇、章诒和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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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4.23

[转]百合神贴《都是天才，都不傻。》

2012.2.26

《橘色温度》

一点回忆

人生的枷锁 第一百零六章

[转]《美国兰德公司对中国人的评价》到底是谁写的

[链接]复旦之下，岂有完卵

The Nobel Peace Prize

刘小枫《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天穹的漏孔》 筱敏

《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

结束。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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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4.24@先锋书店白先勇、章诒和讲座

人生的枷锁第一百零六章

《天穹的漏孔》筱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