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2009年爱源艾滋病关怀与救助工作资金往来单位如下：

1. CAF（中华艾滋基金会）

2. GFC（全球儿童基金会）

3. UNICEF（联合国儿基会）（由中国性病艾滋病协会转账）

4. ITPC（联合基金）

5. 乐施会

6. TIDES基金会

7. 个人通过PPC笔友俱乐部转账捐款给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和家庭

其中大部分是往来款，直接发放给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和家庭，为他们提供生活、医疗和教育援助费用。作为企业收入的款项，已经如数缴纳营业税、所得税和各项杂税。我单位已经知会有资金往来的机构。

2004年以来，我一直是北京爱源信息咨询中心http://www.aids-care.org/的法人代表。爱源是一家致力于艾滋病关怀与救助的草根非营利机构。爱源依靠志愿者的无偿服务和对儿童的直接资助及长期关怀、督导完成大量工作。2007年以来，也与CAF（中华艾滋基金会）、GFC（全球儿童基金会）、UNICEF（联合国儿基会）（由中国性病艾滋病协会转账）、ITPC（联合基金）、Oxfam乐施会、TIDES基金会等机构合作做了一些农村艾滋病地区社区发展和自救项目。机构平均年流水不到20万元（许多钱由志愿者直接拨付给受助群体，如“节约一顿晚餐，救助一名儿童”活动）。

鉴于中国的国情，爱源的法律地位是工商注册的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企业，注册资金3万元人民币，注册信息在此：

http://qyxy.baic.gov.cn/kscx/kscxAction!view.dhtml?kscxModel.reg_bus_ent_id=6B8FAA0C00D84465A60A1D5F98396CD8&flag_cer=0

新的外汇管理条例生效以来，爱源作为一个法律实体举步维艰。然而，爱源9月份遭受国税稽查，至今未结案；今天又收到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第二稽查局的稽查通知。稽查局要求爱源提供各种合同、协议及附件等所有详尽的资料备查。第二稽查局是一个大局，办公规模大，一般不受理只有3万元注册资本的小公司稽查业务。我当然不会忘记“公盟”被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第二稽查局稽查的深刻教训。国地税同时稽查，我个人被监控的处境也加强。为了把损失降低到最低，作为法人代表，我在此正式宣布：北京爱源信息咨询中心停业，作为法人代表，一人承担所有后果，其他事项，已经一一与相关人士作备忘。

在没有机构协助的情况下，希望广大志愿者依旧能够在核心志愿者的协调下，不要中断对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尤其孤儿们的帮助。我们非常感激，倘若没有志愿者的帮助，至少上百名因艾滋病失去父母的儿童说不定已经流落街头。今年暑假，我也很欣慰地看到，当年念小学的孩子，如今能安安稳稳地坐在教室里读书，一些选择了医疗相关的专业，也有的已经大学毕业步入社会；略微遗憾地得知，也有当年受助的小姑娘，过早地成家生子了。爱源最宝贵的资产，是志愿者的志愿服务。我和河南艾滋病农村地区许许多多受益者一样，内心将永久保持对志愿者和支持者的感恩。

北京爱源信息咨询中心

法人代表：曾金燕

2010/11/11星期四

光诚一家的情况很糟糕，下文是9月23日的备忘，那次通话后又再也没有联系上了。
On Thu, 23 Sep 2010 23:29:12 +0800 zengjinyan wrote:
今天（9月23日）终于和陈光诚及袁伟静联系上，这是2010年9月14日我们发完短信后第一次联系上。以前联系的手机号码都被当地当局封锁了，无法再 使用。

……

陈光诚的岳母近 期进入陈光诚家，她在陈光诚家被看守者搜身。20日陈光诚所在乡镇的政法委负责人带领至少4名警员及社会上雇来的看守者共20多人进入陈光诚家，在他家里 待了六个多小时。现在那些看守者随时可进入光诚的家，从社会上雇来的不明身份者尤其凶恶，极尽所能挑拨事端。那 些入侵者威胁陈光诚：“你的小命不知掌握在谁的手里吗！”地方当局对陈光诚的要求是“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地方当局采取的手段，让我想起高智晟律师的个案。
目前看守者不但不允许光诚及 伟静外出，也不允许光诚的亲生哥哥进家。光诚无法外出购买食物，请看守者代买也被拒绝。光诚78岁的母亲是唯一被允许外出的家人，在看看守者的跟踪监视 下，她外出获取食物。“有的时候，妈妈背一些小麦到小卖铺换一些吃的。”看守者即不允许光诚或家人送光诚5岁的女儿上学，也不代送小孩上学，目前她失学在 家。
光诚请我们尽快想一些办法，现在局势一触即发，生活也 成问题。

http://nf.nfdaily.cn/ynxx/content/2010-09/24/content_16149914.htm

地方政府雇保安公司设黑监狱关押进京上访者

2010-09-24 10:26   云南信息报   网友评论 0 条，点击查看    我有话说

安元鼎用来押送访民的“护送”车。

安元鼎与地方政府的委托书。

聚集在北京南站附近的访民们，绝大多数被安元鼎关押过，有的甚至不止一次。

戴月权数次反映被安元鼎“黑监狱”关押的情况，均无答复。

       北京“黑监狱”专押上访民众

　　一家叫“安元鼎”的保安公司在北京保安业正悄然做大。数年内，北京安元鼎安全防 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元鼎)拿到了诸多荣耀，这是中国保安行业所能达到的巅峰。

　　但媒体越来越多的调查表明，安元鼎的主业为关押、押送到北京上访的民众。这家时 间短却发展迅猛的保安公司据信在北京设立多处“黑监狱”，向地方政府收取佣金，限制上访者自由并押送返乡，甚至以暴力手段向上访者施暴。

　　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曾发文狠批“黑监狱”，引述一份权威的调查报告：相关省 市在京设立临时劝返场所73处，其中地(市)级设立的分流场所57处，占78%。46处为非经营性场所，例如农民的出租屋等；27处为经营的宾馆、旅店、 招待所。

　　在依法治国的今天，“黑监狱”的畸形存在就像毒瘤，是谁给安元鼎们以“司法”的 权力？

　　记者历时半年，对这一极端隐蔽的“公司业务”，做了缜密的调查。

　　[上篇] 访民噩梦：无效的抗争

　　安元鼎噩梦是如何降临到访民头上？在“黑监狱”中他们遭遇了什么？在大肆抓捕、 押送访民的行径背后，谁是安元鼎的雇主？

　　A：女警张耀春的故事

　　上访女警被送“黑监狱”

　　来到北京第三天，张耀春接到一个电话后，前往位于东三环中路上的广西壮族自治区 驻京办，陪同的还有另一名湛江籍访民林蒂芬。

　　在双井桥和国贸桥之间的桂京宾馆是广西驻京办所在地，宾馆呈半封闭状态，出入经 过一扇铁门，正对着车辆川流不息的路桥。

　　2009年12月16日，北京气温零下5℃，张耀春来到这里时，并没有感到什么 不妥，但还是留了一个心眼，她让林蒂芬留在桂京宾馆门口的招待所，以防不测。

　　2000年以前，张耀春是广西合浦县公安局户政科一名干警；在此之前，她曾在内 保科工作了两年，负责枪支造册登记存档。她发现这里的枪支管理之混乱匪夷所思，某些干部为了牟取私利，竟然凭着私人感情给社会上的“包工头”、“大老板” 们配枪，甚至以种种名义违法销售枪支弹药给一些单位和个人。①

　　在一次执法大检查行动中，张耀春向“检查团”说出了真相，并递交了一份《关于合 浦县公安局某些人违法乱纪情况反映》的材料。“检查团”走后，她遭到调离，最后以“考勤不及格”为由被辞退。

　　2001年《南方周末》曾介入报道此事，但一切并没有改观，站在媒体面前的张耀 春处境更加艰难，由此前对付个别腐败分子，上升到对抗整个利益集团。她所揭露的问题被一一证实、查处，但她的工作却始终没有落实。更有甚者，在2007年 夏天，曾经同处一室的战友以身份证是假的为由，拒绝帮她办理第二代身份证。她便成了这个国家里没有身份的公民。

　　自9年前第一次进京上访开始，张耀春与驻京办官员打过无数交道，今天打来电话请 她过来了解情况的是驻京办负责人朱某。

　　她如约到来，却发现危机四伏，除了从北海过来的政府工作人员，巷口还布设了两个 便衣警察，来抓她的人终于现身了，她试图冲出去，路口也被封堵了。她落入一个早已布好的圈套中。

　　等着她的是一辆白色依维柯，车身大字赫然：“安元鼎护送”。两个穿着黑色制服的 年轻人冲出来，对于张耀春来说，这套制服再熟悉不过。制式、颜色与特警制服完全相同，只有一字之差，肩章上写着：“特勤”。

　　这是安元鼎与访民张耀春的第一次交集，5个月后，当她第二次被驻京办官员逮到， 并交到安元鼎手中时，在被押送回合浦的路上，她甚至跟其中一个“特勤”聊得很熟。

　　在车上，张耀春问：“你们拉我去哪里？”

　　对方回答说，上车就知道。

　　张耀春大声抗议：“我有权利知道我上车后去哪里，你们不能这样，这是侵犯人 权。”

　　两个“特勤”警告她：“你要安分一点，你不安分你就是死。”

　　驻京办官员们目睹了整个过程，张耀春说，他们甚至还帮忙扭送上车。但他们不是帮 凶，他们是雇主关系，是他们打电话请来了安元鼎。在此之前，他们达成了协议：以政府的名义与安元鼎签订押送上访人员的服务合同。这是安元鼎公司诸多业务 中，最赚钱也最见不得光的一项。②

　　“囚车”(在张耀春看来，这辆限制人身自由的车辆，与囚车别无二致)越拉越远， 一个多小时后，开到没有路标的地方。随后，张耀春从车窗外瞥见“京津高速铁路”的箭头，还看见南四环的路牌，看到小红门大红门这边有个“红门路”的标志， 用木头写的，插在路上，里面就是农村了。越走越远，这一带是破烂的工厂、仓库，高高低低的树林，冷寂得可怕。

　　傍晚时，“囚车”在一个写有“凯安达储备仓库”的楼房前停下，那是个破旧工厂， 里面有两层楼，外面有四扇小铁门，红红的。

　　张耀春进去时，里面关了约两百多号人。天冷，墙上挂着空调，很旧了，根本不顶 暖，被子又臭又脏，但还是被大家争抢着。北京的冬夜，漫长而难熬，他们只有相互取暖。这让张耀春备受屈辱：在里面男女同住，毫无尊严可言。

　　这是安元鼎在北京市区以及周边地区设立的众多“关押点”之一，访民们称之为“黑 监狱”。

　　如果一个人触犯了法律，被法院裁定有罪投入监狱，他所遭遇的情景也莫过于此：在 扭送进来那一刻，在身后铁门“咣当”一声巨响之后，已宣告尊严荡然无存。第一道程序是搜身，缴获他们的身份证、手机，以及任何物品。之后，他们无法跟外面 联系，也消解了任何反抗的可能。

　　第三天早上，8点不到，张耀春就去排队，她想喝点稀饭，对方回答：“没有。”

　　张耀春还没有明白所处的境地，她不服气上前顶嘴，引起了一些访民们的共同情绪。 在这个关押点，安元鼎的主管是两名穿保安制服的中年男子：哈尔滨人邱林和牛力军(音)。

　　牛力军显得更残暴些，不容张耀春争辩，一把揪住她拉到办公室，砰地关上门，用拳 头猛击她的头部，接着又扇了耳光，狠狠地踹了几脚。

　　聚集在门外的访民们喊来了邱林，门被撞开时，张耀春已经被打得面目全非。在众人 前，牛力军挥舞着电压棒，噼里啪啦向张耀春头上抽去，被众人及时拦下。

　　对着这名曾经的女警察，身着保安制服的牛力军愤愤地说，我要拘留你，“你回去收 拾东西，准备去拘留所吧。”

　　张耀春只觉得很气愤，并不害怕。她想，去拘留所也好，去哪我都不怕，大不了一 死，我也不屈服。

　　她对来核查情况的安元鼎特勤小队长韦应强(甘肃白银人，现已离开安元鼎)说， “你们到厨房里看看，能捞出米来吗？”

　　韦应强试着在锅子里捞了几下，一小勺都没捞出来。

　　3万元被“特勤”押回县城

　　1971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主持了“斯坦福监狱实验”，引发了 全球心理学界重新审视以往对于人性的天真看法。实验中，通过专门测试挑选了征募来的受试者——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大学生，这些人被随机分为狱卒和犯人两 组，接着被置身于模拟的监狱环境。实验一开始，受试者便强烈感受到角色规范的影响，努力去扮演既定的角色。到了第六天，情况演变得过度逼真，原本单纯的大 学生已经变成残暴不仁的狱卒和心理崩溃的犯人，一套制服一个身份，就轻易让一个人性情大变，原定两周的实验不得不宣告终止。

　　在安元鼎的“黑监狱”中，无不诠释着“情境力量”对个人行为的影响：高墙大院， 封闭的空间，主管们身上穿着与警服相差无几的制服，只不过袖肩上面写着“治安”，胸前还有编号。大门唯一开启时，是“囚车”押送着访民们进进出出的时候， 全副武装的“特勤”们，冷漠地注视并随时训斥着畏畏缩缩的访民们。事实上，在对给安元鼎招聘“特勤”的劳务公司采访时，记者获悉，自2008年之后，安元 鼎招聘“特勤”的标准提升到：身高180CM，且要求是训练有素的退伍军人。③

　　即便张耀春始终提醒自己，他们的机关是非法的，是没有执法权的。但在被安元鼎关 押时期，她仍不由自主地以为自己是在监狱里服刑，而她发现，她的难友们则完全把自己当成触犯刑法，在此受刑服役的人。那些身着保安服的牛力军们，则俨然把 自己当成了公权力的一方，手握执法权。

　　安元鼎希望访民们关押的时间越长越好，结果导致安元鼎的黑监狱爆满，生意应接不 暇。

　　韦应强透露给张耀春的价码是，每个人每关一天，地方政府要付给安元鼎200元伙 食费。接下来，安元鼎的业务员会打个电话过去，问：要不要送回去？或者继续关着？通常得到的答复是后者。

　　在第五天后，张耀春和广西常乐的一名访民被押送回北海。在标有“安元鼎护送”字 样的依维柯囚车上(车牌号为：“京MOB035”)，除了两个司机，还有两个男“特勤”，以及一个女“特勤”，一共五个人。

　　在路上，依然是黑监狱的延续，访民们被训诫：不许停车吃东西，车上的面包、快餐 面不许拿开水泡，硬邦邦地生吃。如果吃不了，也没人理你。从北京到广西北海合浦，一共花了两天一夜的时间。马不停蹄，车不熄火，两个司机轮班开。

　　到达广西合浦的时间是晚上11点多，在南北高速公路收费站附近，张耀春曾经的同 事——合浦县公安局信访科干警彭某和李某，以及县信访局工作人员周某早已经等在那里。

　　交接仪式显得快速而有效，安元鼎公司的特勤人员和警察们对照了合同之后，一方收 钱回京，另一方，则将这个“上访者”押回县城。

　　2010年5月27日，在进京上访第二次被驻京办官员交给安元鼎时，押送张耀春 和另一名访民回广西的车辆牌照为：京MOB039。

　　这次，跟她熟悉的一名“特勤”告诉她，押送她的价码是：三万。④特勤小队长在一 旁怂恿她说，你下次再来北京上访，你一来你们地方的腐败官员就害怕了，就扣分了。

　　“是啊，我来北京上访一次，你们又多赚3万。”张耀春骂道。

　　下午，在老地方交接的时候，张耀春看到了公安局与安元鼎公司签订的合同，并且从 合同中不小心掉下了驻京办出示的一张证明。

　　“这并不奇怪，一个曾经的人民警察，却被保安公司送进了黑监狱，像犯人一样押送 回家，经历过这样的事，还有什么可惊奇的呢？”她说。

　　B：被殴访民的恐惧与疑问

　　2010年，出身于刑侦专业的傅政华，在其55岁之年升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履 新第74天后，部署“雷霆行动”，扫荡了首都最知名的夜总会“天上人间”，一战成名。

　　傅政华的出现让远在无锡的谢其明看到了一缕曙光，他和其他17名访民合计后，决 定给傅政华写封公开信，告诉这位首都公安局最高行政长官，在其治下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可能涉嫌绑架、非法拘禁、暴力伤害、猥亵妇女、敲诈勒索等有组织犯罪 行为。⑤

　　44岁的谢其明是原无锡市卷笔刀厂法人代表，2010年1月26日，他前往北京 上访，三天后，在位于王府井附近的公安部信访局按程序登记了信息，当天被接待的无锡籍访民约有60多人。

　　走完上访程序后，谢其明一行18人在街上游览，被民警盘问是否来上访，并要求检 查身份证。

　　之后他们被带到公安分局，并做了记录。大概三小时后，一辆安元鼎护送车开进公安 局大院。警察将18名无锡籍访民交给安元鼎公司。按照性别区分他们被分别关押起来，其中谢其明和另外一名男性访民被押送到位于小红门南四环东路88号的安 元鼎总部接待中心大院，在那里，他统计了大约有60多名“难友”；另外16名女性访民被送到一处离安元鼎总部不远的仓库，据她们统计，里面关押了大约 200多名上访者。⑥⑦

　　在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他们被逐个搜身，手机、身份证等私人物品被扣押，并由保 安看管限制人身自由。谢其明说，“所有的保安制服与正规的警服极类似，常人很难分辨。”

　　访民们在安元鼎关了一天一夜，超过了24小时。1月30日晚，18人被押上车身 写有“安元鼎护送”的大客车，押送回无锡。随行有两名司机，以及20多个“特勤”，每个“特勤”看管一人，访民相互之间被禁止说话，稍有越轨则被身边的看 押人员恐吓、谩骂。

　　晚上车行至河北沧州高速公路服务站休息时，保安在车内吸烟，访民中16个妇女， 被呛得剧烈咳嗽，呼吸困难，要求保安不要再吸烟，但立即遭到他们的谩骂。

　　“特勤”小队长是一个身材高大壮实的胖子，但极度缺乏教养而又性情暴戾，他动手 殴打了一个名叫沈建群的妇女。⑧

　　女访民王品仙刚刚上完厕所回到车上，她站在“胖子”后面，被他挥动的拳头误伤 了。王品仙责问他为什么打人，“胖子”转身对王品仙劈头盖脸地一阵猛打，嘴里还不停地狂叫：“刚才不叫打人，这才叫打！”王品仙的脸上顿时破皮流血，眼眶 乌黑。⑦

　　“胖子”不光在王品仙的头脸上狠打，亦对她胸部乱打乱抓，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的 暴行，甚至引发了随行部分“特勤”的反感，他们也让“胖子”不要打了。但行凶者充耳不闻，继续殴打女访民。⑤

　　谢其明上厕所后回到车上，撞见“胖子”的恶行，打抱不平地说：“有事好好说，你 不能打人啊。”对方不说话回手对谢其明脸上打了几拳，还叫其他2个保安群殴谢其明。

　　随后在山东境内，谢其明又被“胖子”特勤队长等人无故殴打了2次，倒地后，特勤 们狠狠地踩住他已触地的手掌。打人时，“胖子”亦重复这句话：“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打人？这样才叫打人。”

　　后经无锡市人民医院诊断显示：谢其明右手第五掌骨远端骨折(见医院诊断报告)。

　　1月31日晚，车到无锡新体育馆门口，18名访民被等候在此的各街道办负责信访 的工作人员一一认领，谢其明和王品仙两人脸上的淤青未消，甚至还流着血。

　　谢其明最后一个被领下车，他看到了双方的交易过程。他说：“无锡市政府的一名中 年男子把钱交给安元鼎两名司机中的一名，当场现金交易，然后各自回去”。

　　但18人并没有被送回家，随即被无锡方面以口头宣布的“学习班”名义关押到各区 的宾馆，直到春节前一天才被放出来，亦没有任何法律文书和书面手续。

　　谢其明和王品仙在采访中向记者证实，他们被关在宾馆时，向看守打听到安元鼎押送 访民的价格是每人每天食宿费300元，加上押送等费用，每人4100余元，共8万余元。但进一步了解的情况是每人1万多元，这笔钱由每个访民所在的街道支 付。

　　“这就是我们的遭遇。”谢其明说，在他们被从“学习班”放出来时，新年的喜庆并 没有冲淡内心的恐惧，反而像噩梦一样，让他们坐立不安。

　　春节期间，18名访民聚在一起，他们把这些恐惧列举出来，形成了以下疑问——

　　我们想问的是：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是否有执法权？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是否涉嫌绑 架、非法拘禁、暴力伤害、猥亵妇女、敲诈勒索等有组织犯罪行为？我们知道稳定靠的是法制，靠暴力和违法犯罪是带不来稳定的，希望有人能对此作出回应。⑤

　　C：老访户状告“黑监狱”安元鼎

　　57岁的重庆人戴月权决定状告安元鼎公司和重庆驻京办，试图通过法律途径，驱赶 访民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

　　作为一名老上访户，自1977年7月被抽调修水库，因工伤残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赔 偿，他逐级信访到北京12年。2009年9月30日，戴月权到国家信访局领表填表交表后，被送往久敬庄。在那里他被重庆驻京办官员控制后，交给安元鼎，随 后被送到北京朝阳区南顶路红寺村的一个黑监狱。

　　“这所黑监狱关押着数十名信访人，年龄最小的是重庆市石柱县周博之子周易只有两 岁多，整天哭喊着要妈妈……他们一家祖孙三代同时关押在一起，老人七十多岁，还有个双下肢瘫痪靠滑轮在地上滑行的残废人，他是贵州安顺人……”

　　4天后，一名大学生从黑监狱里逃出来后，告发了这里，戴月权与其他信访人一起被 紧急转移到北京南四环外的朝阳区小红门村西门的“北京市千成雅仓储服务中心”。

　　这座“黑监狱”比之前的更严，两扇铁大门同样日夜紧锁着，门口由多名保安日夜轮 流看守，里面有保安拿着花名册随时清点人名，门外有保安不停巡逻，门旁还有两条狼狗盯着来往人。

　　该黑监狱关押着100人左右，其中年龄最大的是75岁的黑龙江黑河市人杨培耕； 关押时间最长的是江西赣州的廖启荣，他于2009年8月18日进来。廖说，他进来就挨打，直到他写下再也不上访的“保证书”后才停止。廖还说这里随时打 人，他看见一个西南某少的人被打得皮破血流，衣服被鲜血染红了强迫脱掉……

　　戴月权在千成雅仓储服务中心关押了6天，随后押送到北京西客站，交到前来截访的 重庆巴川办事处负责人手上。

　　因为总是进京上访，戴月权成为黑监狱的常客。去年5月份，他被重庆驻京办人员用 “京E25441”车送到通州潞城镇距留庄东口指路牌200米远的树林中的黑监狱羁押。

　　遣送回家乡后，当地派出所干警警告他说：“从今起不准到任何地方任何机关上访， 否则一律送劳动教养，你多次被拘留，已经劳教过，再去就判有期徒刑五年至十年……”

　　2009年3月，戴月权与同乡访民林永良二人在北京南站乘公交20路车前往最高 人民检察院接待室信访途中被抓。被重庆驻京办人员用“京M10167”车押到通州潞城镇“富乐园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旁边树林中的黑监狱羁押。

　　2007年9月，戴月权与妻子来京上访，遭到重庆市驻京办人员的殴打，致戴月权 多处软组织挫伤。

　　自2007年9月至2009年10月止，戴月权先后共被关押三次合计16天。毒 打两次，抢光材料、有关证据、法律书籍等财物一次，“这些都是重庆驻京办的××等人勾结安元鼎保安公司所致。”

　　戴月权分别向朝阳区检察院、区公安分局寄送举报材料。今年5月25日，他接到检 察院答复通知，称材料已经转到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信访办处理。

　　朝阳分局答复他，已派人去重庆驻京办和安元鼎调查，请等待，下周再来。一周后， 戴月权来到公安局，却没有任何结果，也没有人给他答复。

　　又过了一周，仍没有人出来答复他。6月下旬，公安局的警察告诉他，“这事不归我 们管，你到别处去告吧。”

　　“可是，我被关押在安元鼎的黑监狱里，都在你们管辖区啊？”戴月权问，“不找你 们找谁？”　　跟以往一样，依然没有答复。

　　注释：

　　①：《南方周末》2001年4月19日《被辞退的女警察》。

　　②：对关押张耀春的安元鼎特勤人员匿名访谈。

　　③：对给安元鼎提供保安以及特勤人员招聘服务的某负责人访谈。

　　④：对安元鼎匿名特勤人员访谈。

　　⑤：谢其明等人《无锡18市民给新任北京公安局长傅政华的公开信》

　　⑥：对谢其明的访谈。

　　⑦：对王品仙的访谈。

　　⑧：对沈建群的访谈。

　　对戴月权的访谈。

地方政府雇保安公司设黑监狱关押进京上访者

2010-09-24 10:26   云南信息报   网友评论 0 条，点击查看    我有话说

安元鼎总部。

　　[中篇] 起底安元鼎

       它如何从一家“杂货铺”发展为专业的保安公司？它的迅速“崛起”靠什么？一个河北农民如何操纵访民命运？

　　前传：一家保安公司的“折腾”

　　2004年6月15日，家住北京海淀区魏公村韦伯豪家园的张照华向海淀区工商分 局登记注册了一家公司，名为：北京安元鼎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资金为50万元，两名投资人分别是：张照华以及郑长兴。其中张照华出资 40万元，出任法人代表。①

　　总的来说，这是一家服务类公司，从其经营范围来看，却像一家五花八门且毫不相干 的“杂货铺”：经销研制服装、鞋帽、配饰、安全防护器械、提供安全防护服务和咨询。

　　很快，两名涉猎广泛的投资人便发现，要获得成功，他们应该更专注于一条道路走下 去。2005年8月，公司名称变更为沿用至今的名字：北京安元鼎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自主经营业务更加明确：提供安全防范技术咨询服务。其注册资本 和法人代表均无改变。

　　2006年3月，出于某种原因，北京安元鼎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两名创始人 隐退，张照华在电话里不愿多谈，他说：“是你看到的那样，我们把公司正常转让出去了。”②

　　新接手的投资人有6人，注册资本50万元不变，其中大股东是张军和付国有，分别 出资12.5万元。由张军出任法人代表。其经营场所也由魏公村119平方米的住所搬至海淀区定慧西里21号楼一间仅59.12平方米的住宅房内。

　　1963年出生的张军籍贯地在河北省围场县，那是河北省最北部的偏远县城。在清 朝康熙年间，这里被设为爱新觉罗家族的私人猎场，自此，当地亦有了一个显赫的名称：木兰围场。到了张军这一代，围场荣耀已被雨打风吹去。每户人家都想着地 里土豆的收成，这几乎是农民们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张军的父亲参加过四平战役，并因此伤残退伍。在家中，张军是老大，他还有两个弟 弟，初中毕业后，张军在围场县车子村担任民兵连长，其身材高大，被同龄人取了个外号叫：张奈贼(音，满语意为“狼”)。③

　　1983年后，张军开过石灰窑，但家乡人记得最清楚的还是他倒腾“皮货”生意的 经历：头脑灵活，人脉活络，认识的人很多，什么都敢干。他是村里最早出去的一批人之一，并且再也没有在家乡长久待过。在十多年前，张军带着最小的弟弟外出 闯荡，留下二弟张智在家照看父母。④

　　张军到北京后似乎做过很多杂活，在与他最早的追随者聊天时，他还会时常透露初来 首都讨生活的辛酸。至少能证实的是，在2005年前后，张军就已经以安元鼎公司重要员工的身份，在北京保安行业崭露头角。

　　2005年，北京圣安卫嘉保安公司总经理余志云在马驹桥商业街成立了一家“人力 资源部”，由河北人老李负责运作，这家人力资源部只有一间门面，业务也只有一项：为安元鼎保安公司招聘保安。⑤

　　人力资源部成立之日，张军前来剪彩，在挥动剪刀那一刻，他甚至是“借人家的车来 的，非常狼狈。”⑥

　　但安元鼎扩张的迹象已经很明显，在北京，当时为安元鼎招聘保安的人力资源部大概 有10多家，而一些劳动力输出大省比如陕西、河北等地也有与安元鼎有业务往来的中介机构。以老李负责的人力资源部为例，“保安要求身高1.65米，每招一 个提成300元，通常1个月能给安元鼎输送100-200名保安。”⑥

　　保安公司的人员总在流动，而且流动非常快，这是众所周知的秘密，其中也暴露了这 个行业诟病已久且仍未革除的丑陋一面。“新人招来后，要扣押身份证，干满一个月才能发工资，事实上，很少有人能干完一个月，保安公司总能找到这样或那样的 借口，将你炒掉，由于你违反了规定，你的工资拿不到了，你的空缺马上又有新人顶上，流水作业。”⑥

　　一名离开安元鼎的保安在网上写他的短暂经历时称：初到(安元鼎)公司以调查是否 有前科为由收走身份证；押半个月工资，服装费押金200元，1个月实际到手300余元；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流动量很大，干上3个月就算老员工了。

　　张军接手安元鼎之初，日子艰难，赚钱也是微不足道的。2006年，安元鼎公司资 产总额为85.70万，税后利润为负12.22万元；此后一年，资产总额增加到116.97万，公司也开始盈利15.26万元。对于安元鼎来说，从负数到 盈利，总算前进了一小步，但这似乎还不够。⑦

　　到最后，保安公司对人力成本的压榨极度膨胀，甚至到了向合作伙伴下手的地步， “给他们招聘保安的劳务费是300元，说好是干满十天才支付，但有很多是不到十天，就被以各种借口赶出去了，最后劳务费也拿不到，而保安公司则侵吞了这不 到十天的血汗钱。”⑥

　　一段时间后，余志云和老李都不再给安元鼎办事，他们脱离了关系。2008年，老 李在北京市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对面的村庄里新开办了一家人力资源部，没多久，张军又来找他合作。不过这一次，已今非昔比了。张军有了私家车，并且容光焕 发。

　　短短六年历史，安元鼎取得了“辉煌”的业绩：2007年，获得了由12家单位联 合授予的中国保安服务“十大影响力品牌”；2008年被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评选为A级安保企业。

　　张军也实现了对安元鼎公司的完全掌控，2006年10月，在其出任安元鼎法人后 不久，几经股权转换变更，与之平分秋色的大股东付国有退出，张军以出资30万的金额，成为安元鼎毫无争议的最大股东(其他4名股东分别出资5万元)。此 后，安元鼎股权结构一直保持着悬殊状态，2008年11月14日，安元鼎变更注册金额为100万元，张军出资额增加到80万，其他四名股东仍保持不变。

　　“特勤”护送：高利润的新业务

　　2008年5月，安元鼎公司成立了一个新部门：护送部。新部门的职责很明确：负 责为各地政府消除头疼事，帮他们关押、押送上访人员。安元鼎嗅到并抓住了一个长期有效，低产出，高回报，且无风险的赚钱模式。

　　张军甚至将这个契机告诉了远在围场县老家种土豆的二弟张智，“以前日子过得很艰 苦，2008年我哥哥他们成立护送部，全国各地进京上访人员都往他们那里送，规模特大，北京有5个基地和一个总公司，上海还有他的点。”张智说。

　　在安元鼎公司构架当中，共有十个部门，但在其经济构成体系中，其他九个行政部门 都是虚的，唯独护送部是“摇钱树”，地位也彰显出来，护送部是单列出来，由一名专职副总经理直接负责。

　　护送部的特保们身穿青蓝色制服，头戴“特警帽”，左右胸前挂有黑底白字“特勤” 标志，臂章为“BEIJING SECURITY”(北京安保)英文环绕着的公司徽标：“安元鼎”。这身装束往往让访民们以为是特警。

　　成立之初，护送部的任务是应驻京办要求，从接济服务中心将访民接来稳住，骗访民 说去个有吃有住的地方。这些地方刚开始是旅馆，后来变成了仓库，发展到最后便成了“黑监狱”。在他们看来，稳住和护送是一体的。按照客户的需要，接到安置 点(“黑监狱”)两天之后，如果雇主发出押送回原籍的指令，护送队马上到旅馆来接人，装车送人。

　　所有这些项目都是收费的，费用包括：稳控费每人200元、强制费每人200元， 这些费用都可以随便调整到300甚至400元；此外则是护送费：坐火车的，特保一天500元；开车押送按每公里12元算，随行的特保是另外加钱，一个特保 工钱为300元，司机也是同样的价钱。

　　对于强制费的解释是：将访民接到安元鼎指挥中心的时候，访民身上的包和物，以及 所有东西都要安检一遍。烟、刀具、手机、身份证都要没收。并且要跟访民说，麻烦你配合工作，身份证和手机要交给我们保管。碰到不合作的，就采取强制措施， 这一项是收费的。因此在行动之前，安元鼎一般先给客户打个电话，对方说要强制的话，特保们便动手了。⑩

　　碰到难缠的上访人员，四个特保抓着胳膊拉着腿往车上一摁，摁到车上就跟他说：别 害怕，我们是国家信访局的，是给你解决问题的，不要怕……“我们经常去永定门汽车站一带，许多进京上访的老头老太太在那坐着，当地驻京办给我们打电话，去 了之后，抓着便往车上丢。”一名安元鼎特保说。

　　安元鼎护送部刚开始只有10多个特保，三四辆车，一辆大客车已经很旧了。之后又 买了两辆面包车，坐11个人左右。后来人多了，车不够了，就开始租车，招人。

　　2009年初，安元鼎公司应贵州省的要求，押送了两辆大客车的访民，这趟行程收 入为30万元。

　　彼时，安元鼎有小车17-18辆，总共30多个司机，两会一过，马上增加了10 辆7座的依维柯。到现在，51座的大巴有3辆，24座的3辆，27座的有4辆，7座的有6辆，别克，奔驰……

　　安元鼎护送部的队伍逐渐健全完善，护送部编制建设仿制军队：下设一个政委、一个 大队长、三个中队长，一个中队是两三个班，一个班有七八个人。

　　“在护送部，特保加上司机有200人左右。有值班的，安检的……所有人都住在一 块，在安元鼎接待中心后面的大院里，楼上楼下，平房，很热闹。像部队一样的上下床，房间有8个人的，也有10个人的。安元鼎还规定：在特保内部，男的不许 跟女的谈恋爱。”⑩

　　安元鼎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赚钱模式，在关押访民的市场领域中开疆拓土，为其带来了 高额利润：2008年年底，注册资金还是“小打小闹”的100万元，此后半年，一跃扩充10倍为1000万元，其中，张军出资980万元。

　　北京市工商局年检资料显示，2007年安元鼎全年营业收入为861.93万 元，2008年，全年营业收入跃升为2100.42万元。安元鼎几乎所有最重要的荣耀，都来自这一年之后。目前，拥有保安3000余名。

　　但张军谋求的不是单向度发展，眼前的事业虽然看起来风光无限，也危机四伏，不时 被媒体或者网络曝光出来的殴打、关押访民的控诉，让他觉得有必要收敛些。他告诫手下，尽可能地不要动武，应该转变观念，暴力对他们并无好处，访民对于他们 来说，意味着财神和钞票。

　　此外，他在2008年登记注册了两家企业：北京安元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及与 安元鼎一字之差的“北京安元鼎立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后者的经营范围为：技术服务、接受委任提供劳务服务、劳务派遣、翻译服务、销售消防器材。从 股权变更迹象来看，这家公司似乎更像是张军在为培养其儿子张学松做准备，这位出生于1984年的年轻人身份登记是：初中毕业，在京劳务，目前任职安元鼎业 务部经理。他在安元鼎新公司出资额为10万元，仅次于张军。

　　就个人发展而言，47岁的张军已完全从围场县一个“挖土豆”的农民，蜕变为成功 商人，一家集雅俗一身的金字塔式公司董事长。他深入简出，吃住、办公都在位于小红门南四环东路上的安元鼎装饰一新的接待中心总部大院，极少露面。

　　“地方政府是雇主，访民是财神”

　　安元鼎最初的雇主们是代表各地政府的驻京办，但光这样还不行，他需要主动出击， 才能将业务网络辐射到各省地区，甚至偏远乡镇。现在的良好业绩难以想象，即便在福建最偏远的乡村也有安元鼎的业务往来。一名负责押送访民的特保说：“我们 跑过三亚、云南。”

　　做到这样的地步，必须归功于安元鼎的业务部。名字看起来不怎么打眼，在安元鼎公 司组织结构上，它排名第二，但在安元鼎的赚钱模式中，它却是连接公司与雇主们的桥梁。

　　在安元鼎，专职联系护送业务的业务员有5-6名，都是酒量很好的年轻女性，按照 省份划分各自的业务区域。她们的工作就是给各地驻京办和相关部门打电话，请负责人吃饭。活是接不完的，白天晚上都忙，拉不完的人。业务员们拿提成，一个月 下来，能拿到三四万。⑽

　　在安元鼎业务员的文件包里，有两份文件是谈生意时必须携带的：《委托书》和《特 保护送服务合同》。

　　《委托书》似乎是一张免责声明，它声称：兹有某某省某某市，依据《关于对进京非 正常上访人员要“快速接领、快速劝返”》的要求，特委托受托方将我省非正常上访人员(人数)，护送回。望贵单位鼎力配合。⒃

　　《特保护送服务合同》则详尽列出了“特保护送内容”、“聘用特保队员的形式、数 量、服务期限和服务地点”、“护送特保人员补助费以及管理费收费标准和付款方式”，以及“双方权利和义务”。⒄

　　收费内容有四项：特保队员服务费(每人每天多少)、护送管理费(路程公里数 算)、协助代理服务费，以及住宿费。

　　上述特保人员说：“合同有三份，白的，红的，绿的。白的是和驻京办签的，签了这 个最起码路上有什么事的话，这是证据。价格是自己定。驻京办是要拿回扣的。比如你找驻京办要3000元，驻京办要找地方政府要3600元。”

　　规定付款方式为预付制，长途护送发车前预付总服务费的80%，剩余20%返京后 一次性结清。这种方式对于安元鼎是有利的，之前也有过教训，几名特保拿到一笔护送费巨款后潜逃了，安元鼎只好吃哑巴亏。如今预付制能把款项安全收回。

　　2010年两会期间，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下通知，让安元鼎将“特保”名称改成 了“特勤”。一是，两年之中安元鼎特保已经臭名昭著，所到之处，怕人知道，招来报复；其二是据称保安总公司感受到了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⑩

　　今年4月份，安元鼎在每辆护送车里安装了摄像头。一名特勤声称：“上访的分两 拨，非法上访和正规上访，正规就是在信访局、天安门分局和三里屯派出所这些地方，送到马家楼的，就是非法上访的。当地驻京办打电话叫咱们去，就把人接出 来，先安置稳定下来，做思想工作，稳固一两天，再送走。一人一天200元生活费。住的地方是我们租别人不干了的旅馆。专门找个人负责做饭，再把他们的心一 一笼络。”⑩

　　高峰期关押点一个地方不够，进进出出，有的住两天，有的三天，安元鼎每天必须给 当地驻京办打电话，汇报被关押的访民思想状况怎样，以此确定护送日期。

　　对于安元鼎来说，收集双方的信息是有必要的。张耀春第二次被关押在“黑监狱” 时，注意观察到这一点。她回忆说，“一进去，他们就骗我们，跟我们说有什么上访材料就交到我这里来，我可以帮你们交到政法委、中纪委等高层的地方去。老百 姓很相信他，整天讨好他，排队去他那里向他求，他们就时不时抓紧时机，告诉我们这些上访人员，说上访是不归之路，要么就坚持到底，要么就回去，再也不来。 坚持到底就是要勤来、多来。”

　　“开始我不知道他的意思，这样说好像感觉到他们很关心我们，很真心帮我们。他们 还说关我们是保护我们的安全，我们很多人都相信。他们还说，你们多来的话，就把你们地方政府官员的分给扣了，中央扣了他们的分，对他们的前途有影响，他们 就害怕了，就会被迫帮你们。后来我发现这是假的。”⒅

　　张耀春认识到，对于“生意人”安元鼎来说，“维稳才不是他们考虑的事呢，反倒是 稳定了，他们的生意也玩完了，政府是雇主，访民却是财神。”

　　“财神”却常被弄伤。“去年春节前，安元鼎护送部一名大队长殴打了一个被关押的 老太太，他抓住胳膊，老太太就骨折了。老太太送回去后，反过来把打人的保安给告了，公司也没有保住他，判了两年。”

　　“大队长被判刑之后我们再也没有打过人。”一名特保队员目睹了这位大队长被抓 走，他对安元鼎的冷漠耿耿于怀。

　　要弄明白“访民和财神的关系”，就必须转变工作方式和态度。张军告诫下属：“第 一，要让访民信任我们公司，送人期间不要打人，打人的话第二次再不来了；第二，要让驻京办信任我们公司，对他们说一定能抓到，并押送回原籍，绝不会出 事。”⑩

　　注释：

　　①：北京市工商局《北京安元鼎商贸有限公司登记注册表》。

　　②：对张照华的电话访谈。

　　③：对围场县围场镇车子村、金子村村支书以及村民的访谈。

　　④：对张军二弟张智的访谈。

　　⑤：对北京圣安卫嘉保安公司总经理余志云的访谈。

　　⑥：对安元鼎人力资源部老李的访谈。

　　⑦：北京市工商局《安元鼎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经营情况表》。

　　⑩：对安元鼎现任特保人员的匿名访谈。

　　⑾：对2009年两会期间参与押送贵州籍访民行动的安元鼎特保的匿名访谈。

　　⑿：对安元鼎护送车司机的匿名访谈。

　　⒀：北京市工商局《安元鼎公司股权变更登记》。

　　⒁：北京市工商局丰台分局《北京安元鼎立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料》。

　　⒂：对围场镇刑警队、镇派出所民警的访谈。

　　⒃：见记者获得的安元鼎《委托书》。

　　⒄：见记者获得的安元鼎《特保护送服务合同》。

　　⒅：对张耀春的访谈。

6月，通州郊区，戴月权和另一名被安元鼎关押过的重庆访民找到了一处“黑监狱”。

地方政府雇保安公司设黑监狱关押进京上访者

2010-09-24 10:26   云南信息报   网友评论 0 条，点击查看    我有话说

梆子井10号的“黑监狱”内景。

北京四环附近，一处“黑监狱”。

　　上杭县公安局在网站上挂出的工作动态认证了一个事实：这是目前国内唯一公开承认 与安元鼎公司签订押送访民协议的地方政府。

　　“未必是件省心的事，”旧县乡政府人大负责人说，“与安元鼎签订协议，维稳费用 不见得减少，反而增多了。”

地方政府雇保安公司设黑监狱关押进京上访者

2010-09-24 10:26   云南信息报   网友评论 0 条，点击查看    我有话说

　　[下篇] 外包的维稳职能

　　来自政府的合同

　　上杭县，位于福建省西南部，全国23个苏区县之一，曾经的革命老区，但在外面， 它甚至没有其境内的一家公司——紫金矿业名声响亮，在今年的污染事件中，紫金矿业的传播率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2010年5月18日，福建上杭县公安局网站上挂出一条工作动态：

　　3月29日，旧县乡迳美村18名外嫁女分两批次出发到北京上访，要求解决紫金原 始股分配等事项。4月2日晚，5名上访人员在天安门地区被公安民警盘查得知上访后被送到北京市马家楼接济中心。4月3日下午，另13名上访人员也在天安门 地区被北京警方盘查，其中11名上访人员随后也被送往马家楼接济中心。4月3日晚12时，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在与旧县乡政府派出的工作组签订协议后将18 名上访人员强制遣返护送回上杭，于4月5日中午抵达我县。

　　……

　　4月5日16名上访人员被遣返到达上杭后，上杭县公安局立即组织民警开展调查， 在充分调查取证的基础上，决定对第二次前往北京天安门地区，被送往马家楼接济中心遣返的林某勤、翁某金、黄某、林某秀等4人各处治安拘留七日，钟某芳、林 某凤、林某英等3人各处以治安拘留八日。

　　……

　　这份有些“表功”意味的工作动态，透露了隐蔽的事实：安元鼎公司与地方政府存在 押送访民的业务往来。

　　尽管安元鼎的《委托书》和《特保护送服务合同》上，标明依据有关法律和政策行 事，但它并没有得到法律的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 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的第564号令——2010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保安 服务管理条例》，对保安服务行为进行了明确规范：保安人员不得有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搜查他人身体或者侮辱、殴打他人以及扣押、没收他人证件、财物；不得阻 碍依法执行公务；不得有参与追索债务、采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手段处置纠纷等行为。

　　连夜奔袭36小时把人带回上杭

　　在上杭县旧县乡政府，没人会对这种违法违规的事情感到讶异。该乡负责迳美村工作 的何姓官员称：“外嫁女们到北京非法上访，会给首都治安带来很大隐患，把她们押送回来，是地方政府的职责所在。”

　　旧县乡给“首都治安带来很大隐患”的是30多名“外嫁女”，她们因为出嫁，而被 剥夺了“紫金原始股分配权”。两会前，在逐级信访无果后，她们决定进京寻求上访。前脚刚到，由县信访局长和乡政府分管政法的副书记带队的工作组也尾随而 至。

　　她们是第一次进京，有一部分人遭遇警察盘查被送到接济中心，通知驻京办来认领； 林丽萍带着5岁的女儿以及另外一部分“外嫁女”住在陶然亭公园附近的鹤乡宾馆。晚上，上杭县工作组前来拜访，要求她们回去，遭到拒绝。

　　20多分钟后，“外嫁女”们正准备睡觉，有人在敲门。

　　林丽萍问：是谁？

　　对方回答：查房。

　　开门进来后，四个穿特警制服的安元鼎“特勤”说：身份证拿来。

　　接着又说：手机拿来。

　　一一收缴之后，指着外面说：收拾东西，跟我们走。

　　林丽萍问：你们是谁？

　　“无可奉告。”

　　“你们要带我们去哪里？”

　　“无可奉告。”

　　每个外嫁女都由两名男特勤押送到门外的安元鼎护送车上，上车后，特勤们拿着金属 探测器在这些女人身上照来照去。

　　林丽萍忍无可忍，问道：“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无可奉告”，特勤们神情严肃地回答。

　　安元鼎的护送车连夜奔袭，开了36小时后，到达福建上杭县。

　　两个月后第二批前往北京上访的外嫁女们，完全是第一批遭遇的克隆版，上杭县政府 与安元鼎公司联手，将这群“安全隐患”押送回来。只不过，这一次，是被直接送到了拘留所。

　　29岁的林新凤等7人被拘留了8天，理由是：2月份到北京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 访，被教育批评后，4月份再次到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被查获送往接济管理服务中心劝返。

　　出来后，林新凤质问乡政府，拘留有何依据？问题没解决，下次还是要上访。

　　对方恐吓说：“下次再敢上访，直接把你们送去劳教。”

　　上杭县公安局亦对这两次“维稳”行动表示满意，其网站上挂出的工作动态认证了一 个事实：这是目前国内唯一公开承认与安元鼎公司签订押送访民协议的地方政府。

　　但不菲的费用，落到了乡政府头上。分管政法工作的副书记刘家辉否认了自己参与此 事，他表示，具体数目多少，自己也不清楚。

　　“未必是件省心的事，”旧县乡政府人大负责人说，“与安元鼎签订协议，维稳费用 不见得减少，反而增多了。”

　　“首先，你需要找几个驻京办领导”

　　事实上，安元鼎并不是首都唯一关押、押送访民的公司。市场已经形成，并且利润之 丰厚，谁都看得见。009年11月25日，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载文指出，一份权威部门的调研报告显示，相关省市在京设立临时劝返场所73处，其中地 (市)级设立的分流场所57处，占78%。46处为非经营性场所，例如农民的出租屋等；27处为经营的宾馆、旅店、招待所。

　　安元鼎公司所辖的关押上访人员的“黑监狱”，有无在所列73处之中尚不可知。

　　7月，在北京建外SOHO一家咖啡馆，坐在记者对面的安元鼎公司某特保队长就如 何开办一家像安元鼎一样的公司时说：“首先，你需要找几个好的驻京办领导，跟接济中心做好沟通。有非法上访的，跟当地政府联系，问他们需不需要押送……”

　　没有一点技术含量，对吧？但有个例子可以说明，介入这个行业，你还需具备一个最 重要的背景。在见过那位雄心勃勃的特保队长之后第二天，59岁的重庆铜梁男子林永良带我们去找寻一年前，被关押过的“黑监狱”。

　　去年8月，他在国家信访局门口上访完之后，被4名驻京办工作人员带到车上。在逼 仄的车厢内，遭到了4名男子拳头和鞋跟劈头盖脸的毒打，打掉了三颗牙，其中两颗掉在车内，当他疾呼救命时，第三颗也掉下来了，他顺手接住藏到衣兜里，作为 证据保留。

　　最后，那个名叫周勇的工作人员指着他说，“你不是要去告吗？这次看你又到哪里去 告？”

　　车子开进丰台区梆子井10号的“黑监狱”时，林永良口、鼻和眼睛都在流血，连 “黑监狱”的看守都看不下去，说道：“驻京办太不像话了，怎么这样凶恶。”他需要向公司报告这件事，以防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林永良在这里呆了5天，因为有访民举报，引起媒体前来曝光，“黑监狱”的负责人 赶紧将访民们转移到其它地方。之后林永良被遣送回重庆。

　　2009年3月起至8月之间，他先后被包括安元鼎公司在内的两所“黑监狱”关押 了三次，合计17天。

　　“黑监狱”多次被查

　　因为地址记得比较牢靠，林永良很快便找到了这所位于丰台区梆子井10号的“黑监 狱”。这其实是一家农家四合院，临街门面被浙江一家消防器材公司租赁，老板娘还记得这里曾关押过访民，看着确实可怜，但毕竟是做生意的人，也没有过多去管 闲事。

　　“黑监狱”设在四合院里，用围墙隔绝起来，两层小楼，上下两间大厅，各有5间房 子。已经人去楼空，一楼大厅里竖着一面衣帽镜，写着“北京保安”四个字。屋内所有窗户都被木板钉上，并用棉被堵住，黝黑一片，封闭的空间内，空气混浊，散 发着霉味。地上散落着访民们撤走时来不及收拾的衣服和方便面袋。二楼一间房间的窗台上，有两张纸屑，分别写着访民的名字和家乡地址。因为撤得突然，一楼铁 门上，还挂着一顶黑色的保安帽，帽檐上别着国徽。

　　在向住在“黑监狱”的后面的居民打听房东情况时，林永良认出其中一位中年男子正 是他被关押时，“黑监狱”的负责人袁主任。

　　袁主任实际上是一名保安队长，他在为“京都强业保安服务公司工作”。他承认这个 大院是去年刚租赁下来的，租了五年，“用来做公司保安基地，就是全国各地上访的……说违法也违法，说不违法也不违法。”三个月前，保安基地停掉了，因为被 人举报，公司决定不做这项业务了。

　　跟安元鼎一样，京都强业保安服务公司也隶属于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但势力明显 弱于前者，袁队长说，自从被举报后，保安基地便散了，业务停了，他也离开了公司，现在在一家小区当保安。

　　同样的事，安元鼎也遭遇过，去年10月份，安元鼎曾租赁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 乡小红门村村南的千成雅仓储服务中心中的院落关押访民，最多时，这里曾关押了200-300多人。也因为被人举报，媒体闻讯赶来，便搬走了。

　　对安元鼎公司的控诉，网上不计其数，63岁的湖南澧县人毛元泽先后向小红门派出 所以及朝阳区公安分局举报被安元鼎“黑监狱”关押一事，但至今没任何答复。

　　也有竞争，但基本被安元鼎垄断

　　曾给张军开车的一名司机说，“干这行在北京就是靠关系靠钱。”就在上周，他还给 张军开车，接送公安局内保局一名处长吃饭。

　　“现在，也有其他公司在竞争，但是都被我们公司垄断了。”他说。

　　对于访民们的报警，这位安元鼎的司机表示，即便警察当时去过问，最后也会不了了 之。

　　有多少地方政府如上杭县旧县乡那样与安元鼎签订了业务合同，由于这些难以见光而 无从得知，但庞大的地方政府的“市场需求”导致安元鼎之类的保安公司业务成为稀缺，众多证据表明安元鼎的业务触角早已伸向全国各地。安元鼎一名特勤跟记者 见面时说：“昨天上午，鄂尔多斯的一个公安局长，还有个集团的办公室主任请吃饭。他们也是为了上访这一块，所以请我们吃饭，昨天两个业务员经理开车去的， 说下一步，有什么事给我们打电话。给他们搞定送到当地。”

　　2009年11月25日的《瞭望》新闻周刊指出，各地政府驻京工作组采取三种方 式安置分流上访人员：一是自己租用房屋或宾馆设置临时劝返分流点，由驻京工作组照顾和看护；二是雇用专业保安公司，由保安公司租赁场所和负责看护；三是直 接雇用社会闲散人员，由他们提供地点和看护。这些临时劝返分流场所，被上访人员称为“黑监狱”，因为很多人在那里被扣押手机、身份证，被限制人身自由，甚 至被虐待和殴打。

　　“撤掉了驻京办，撤不掉驻京办的需求。……可能不叫驻京办了，叫做保安公司，用 来维稳。”7月20日，按照规定，146家地方政府职能部门驻京办和436家县级政府驻京办应在这个时限前全部撤销，但在《驻京资讯》社长李罡看来，这并 不妨碍安元鼎们做大生意。

　　驻京办撤了，公权外包

　　大限日过后几天，北京市北辰绿色家园，《驻京资讯》社社长李罡坐在电脑前，盯着 桌上刚打印出来的网站结构大样，为即将上线的邸讯网做准备。

　　隔壁会议室嘈杂的声音传来，李罡说，“里面是几个县驻京办的领导，约他们来商量 网站的运作。”大限之后，这些官员，都是影子人，该做的事还在做。

　　李罡观察到，县级驻京办的撤销，使得用来维稳的保安公司浮出水面，被市场化。 “我目前了解到，很多城里的接待服务站都是企业行为。我给你接个人，给你劝返，帮你送回去。你给我钱。”

　　鉴于《驻京资讯》社掌握数目巨多的驻京办信息，一些保安公司找到李罡，寻求合 作，或者让介绍业务。就在一小时前，有人找李罡建议说，“开发一套维稳软件，各地方的负面信息只要在网上有苗头，我全部给你监控出来……”

　　“县级驻京办是各地维稳第一线，被撤销后，保安公司趁机介入，这种做法，等于将 公权外包了。”

　　在北京，围绕上访人员的吃、住、行、“抓人”、“看守”、遣送等，明里暗里已形 成规模庞大、畸形的“灰色产业链”。越来越多的安元鼎们进入这条产业链中，瓜分利润。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看来，这类私人公司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公权性，让人震 惊。张同时也是一位宪法学者、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从目前曝光的情况来看，显然是起很严重的违法事件。这个现象首先是公权私化， 把公权外包给私人，公权力本身要遵循的原则被侵犯，还有就是，这些公司聘用了很多社会的闲散人员，从这个意义可以把它定义为‘黑社会’，现在把黑社会性质 的组织变成了合法的公权力组织，这就是私权力的正当化或者合法化。”

　　张千帆认为：“这个口子一开，各地都纷纷效仿的话，后果很难想象。最主要的后果 就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践踏，它得不到法律上的保障；同时它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一定会出现越维越不稳的现象；还有就是黑白的勾结，现在已经分不清了，以 后就越来越分不清，私人就变成了公权力的一部分，公权力可以把权力委托给私人行使，会造成中国公权力机构的黑社会化，黑社会变成合法正当化。”

　　“黑监狱”的衍生

　　安元鼎第一次进入北京邮电大学教师徐平(化名)视线，是在2008年左右，当时 “黑监狱”的发展已经规模化了。当时在聚源宾馆、金宛宾馆，以及丰台各地的“黑监狱”，关押着不同省份的人。

　　徐平说，在2003年前，访民们绝大多数是关押在收容遣送站。收容遣送站有三类 人构成：第一类是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第二类也是最大量的，是随机抓的农民工；第三类则是上访人员。

　　“他们被归为一个特殊的区域，叫做病号区。我一开始也不懂什么意思，后来他们 说，头脑有病。老上访户经常被关押在疏散遣送站或精神病医院。他们可以靠这个挣钱，从而形成大大的产业、市场。”

　　据徐平的调查，2003年之后，开始有了截访这一说，规模化地，大量地出现截访 者。有了截访的规模化的出现，实际上“黑监狱”已经开始萌发了。因为截访不一定马上就能接回去，接到人之后不能立即带走，他可能就临时把上访者放在驻京 办，或者临时租一个房间。这个时候，其实所谓的“黑监狱”就出现了。

　　到2006、2007年，上访更多了，截访也变得规模化，某种意义上它有些程式 化的东西，有一整套(流程)：比如说怎么撤销上访登记的单子，怎么样接人……

　　6月份，新华社报道，内蒙古政法委书记任邢云称今年以来内蒙古用于化解社会矛盾 的资金已超过3亿元，已抽调315名厅级干部和21320名干部深入基层，集中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内蒙古自治区层层签订了维稳、综治、信访工作责任 书，公务员维稳工作在实绩考核中的权重由6%提高到16.7%。

地方政府雇保安公司设黑监狱关押进京上访者

2010-09-24 10:26   云南信息报   网友评论 0 条，点击查看    我有话说

　　宪法学者：安元鼎式维稳踢开法制

　　在张千帆教授看来，“安元鼎们”的出现，是各地政府维稳的衍生品。“政府肯定是 自己本身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维稳，于是通过雇用一批私人，这批人其实也是公民，利用他们去对付另一群公民。”

　　“这种方式维稳，是非常危险的，把法制踢在一边不管，结果将是越维越不稳。首先 是你没有解决问题，这些人被押回去了，就罢休了吗？问题没有解决会继续上访。造成上访的很多制度性、根源性的问题没解决，所以要继续上访，这样就造成了更 大规模的上访军。越来越多的人跑到省会、北京来上访，又把他们押回去，给他们造成了更大的压力，政府力量不够用，动用私人，不顾法律，这个过程中可能造成 新的不公平和侵害私人的事件。所以它是越维越不稳的直接体现，也对它有着推波助澜的效果。”

　　张千帆教授说，“任何机构，包括驻京办在内，都无权授权私人去限制公民人身自 由。当年‘孙志刚事件’过了之后，收容遣送条例被废除，重要的理由就是它违反《立法法》，因为收容遣送根本没有全国人大或者常委会的立法依据，就是国务院 的条例，所以废除了。如今这个东西，连国务院的条例都没有，更不用说全国人大或者常委会的授权。”

　　“根据《立法法》，所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在中国必须通过公权力机构，不能通 过私人机构。比如现在争论很多的，拆迁动用地方涉黑组织，造成很大问题。黑和白的根本区别就是通过私人去执行公权力没有程序上的法律保障。限制公民人身自 由和剥夺公民财产权必须要通过法律和公权力，因为法律给公权力机构设立了一系列的程序上的保障。所有这些东西一旦委托给私人机构，就不存在了，这就会造成 大量侵犯基本权利的事件。”

　　在这位法学教授、宪法学者的声音之外，更多的现实是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没有身份的公民——广西合浦县前女民警张耀春目前正在各地东躲西藏地过日子，鉴于一再上访，且被安元鼎关押、遣送多次，当地公安局已经释放出来 信息：即将对她劳教。

　　上杭县的外嫁女们从拘留所出来后，捏着政法机关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愤慨不 已。即便被警告再次上访，直接的后果便是劳教，她们仍表示正在为下一次的上访做准备，“要抗争，问题解决之前，上访到底。”

　　对于身在无锡的谢其明来说，他在等一个答复：两个月前，一个据称是北京市公安局 保安管理处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他，核实了他在举报信中列举安元鼎罪行的细节，此后便杳无音信。

　　注释：

　　①：对旧县乡人大秘书的电话访谈。

　　②：对林丽萍的访谈。

删到2007年12月30日，胡佳被抓第三天，我顿住了。

信 来自一个当年在艾滋病村认识的孩子，2007年他大学毕业班，附件照片里，年轻人神清气爽，一脸阳光。他告诉胡佳自己即将毕业，成绩优秀，感恩当年的帮助。 信件内容如下，涉及人名及可能泄露隐私的内容隐去：

“胡佳大哥：说来真惭愧，已经将近一年没跟您写信了，但我一直没把您忘记啊，我知道您的身体不好，您现在还好吗？

来读大学已经四年了，马上我就要毕业进入了社会。 ……（隐去一段话）
您知道这段话吗？，它是我上 个月无意间浏览到的，你应该不知道我那刻的心情，“……”，一个已经有点陌生的名字，因为我自读大学 以来用的是……（考试时老师统计错了），但没有您们，哪有今天的……，四年了，我有很多的改变，学习了专业知识，认识了外面世 界，看到了社会不好的一面，更知道这个世界依然有很多好人，依然有很多美好的等我们欣赏，最重要的是，我知道了自己应该追 求什么，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四年的大学生活，我努力按照您第一次给我写信时的要求，鞭策自己，提醒自己，力求自己全面发展。现在我在赣州一家 医药公司做实习生，虽然只是实习，但我做的依然很认真，因为不管什么事情，我都喜欢尽力把它做好。

……（隐去一段话）

好了，就写到这里吧，佳节快乐。”

胡佳当年直接资助的孩子只有几个，曾经一段时间，他每个月发 了工资给自己只留几百块钱生活费，剩下的全部给艾滋病村求学困难的孩子，但长期资助的，也仅仅是几个孩子。后来我们组成团队，向社会传递艾滋病村的状况及 需求，许多人一直到今天还在参与“笔友俱乐部”一对一助学和成长伴侣活动。这些志愿者，有还在上学的小朋友及父母，还有过了八十大寿的奶奶，每个月从生活 费里拿出50、100或150， 定期和孩子们写信沟通或不定期探访。如今回头看，成绩优秀读大学及已经毕业的不少；成绩一般虽没有入大学深造，但思想更开放、人生的选择和机会增加了的孩 子更多；最重要的是，在一对一的交流方式下，基本上保护了深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少年或孤儿的生活没有持续下滑。也有遗憾，比如一名少女，助学金被继父领 走，她被继父送到新疆“打工”失去联系，而我们无力作为而告终。

因为NGO的工作直接触犯了基层腐败政府官员的利益（如：医疗事故及血液 感染问责，助学金及扶贫款的瓜分，负面形象影响招商，唤醒了村民的权利意识……），我们工作人员、志愿者、地方联络人以及兄弟NGO的同仁，不止一次经历 被驱赶、威胁、胁迫甚至殴打。一些地方联络人、基层学校校长和老师及家属因与外界联系而受到地方当局压制、威胁，甚至家庭生活被干预破坏。工作越深入，面 临的社会问题越多越尖锐，解决不了制度不透明和腐败问题，工作上进一步退三步。沮丧、挫折感时有。有人加入了，有人退出了，有人转移阵地奋斗。

今 天看到这封信，看着信件里的照片，简直不相信这是当年的孩子。快要十年了，理想主义者的我们在现实的专制社会里屡屡碰壁，胡佳坐牢了。但至少，这个孩子得 到相对较多的机会，长成一位自信阳光的青年。在对铜墙铁壁的碰撞过程中，艾滋病工作和NGO的空间也在拓展。

我不赞同暴力革命，孙中山先 生的这句话，却可以借用：革命不怕受骗，也不怕失败。哪怕一百件革命事业有九十九件失败，而只有一件成功，革命就可以胜利。

眼下的中国， 要找到希望，也许就在于，每个公民日行一善，莫以善小而不为。此善不仅仅指传统的慈善，更是指不配合当权者的谎言，不配合贪污腐败，主动遵守法律并要求公 权力遵守法律。日积月累，终成大善，福泽后代。

今年幼儿园要做端午节庆，翻印元代张渥的屈原像。画中他儒雅饱满，沉静 安宁。孩子们在画像前唱“……金龙……吃饱粽子回龙洞，不要欺负屈原老公公”。

《渔父》里，“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 形容枯槁。”

我的脑海里，他作为浪漫的诗人的绚丽，盖过忧国忧民失意政治家的形象。

@aiww 端午纪念屈原，屈原怀石投江，因举世混浊。刘德军被当权套黑头套，许多异议人士都有过此经历。胡佳说过，被套上黑头套，脑袋被压到座椅下，又黑又晕又浑， 恶心想吐。现世的写照。端午节也许本来是提醒当下的人们：再不作为，不如投水死了吧 about 5 hours ago via iTweet in reply to aiww

RT @lianyue: 不要为什么东西献出生命，哪怕听起来多么庄严，否则就像屈原一样，你的忌日就是别人开心吃一顿的假日。

日子
沉默生存，以为传说是谣言
欢声笑声，以为总会有春天
无烟战争，带走多少生命
喊声怨声，想想快要三十年
想吧！ 想吧！那是我悄悄流泪的日子

倒下了你，一下失去自己
破碎的我，呼吸却不能喘息
你说爱我，叫我永远不要怀疑
临终的 祝福，是摧毁我的武器
哭吧！哭吧！那是我流不尽泪的日子

无烟战争，带走多少生命
喊声怨声，想想快要三十年

兄 弟姐妹，无论我死我生，
没有一个伤口不留痕迹
一生一世，心中能存多少悲愤
无言无语，只有问天问自己

兄弟姐妹所有 我爱的人
没有一个牺牲我会忘记
你说爱我，叫我永远不要放弃
临终的祝福，是支撑我们的勇气
来吧！来吧！这是不再不再流泪的 日子

为什么我写？
By Humphrey Wou
其实在一年半前“日子”的词就写好，跟两位朋友合作作曲录音1又花了一 段时间。一晃眼，艾滋侵入人间已经是第２９年头了。回想 １９８１年时我在旧金山听到报道说在同性恋人群中发现一种怪病，开始传说这是ＧＡＹ癌。那又怎样，还不照样生活下去？“以为总会有春天。”

后 来爱上了一个艾滋患者，在十四个月中我走过了人生最灿烂也最惨痛的日子。我爱他，答应帮他走完最后一天；他爱我，给了我他人生最后的一句话，他爱我，叫我 永不怀疑他的爱。

有朋友看不懂，“临终的祝福是摧毁我的武器”，怎又是“支撑我的勇气”，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过程。他走 后，是我噩梦的开始，四年半的不振作，几乎天天过着晚上不睡白天不醒的生活，典型忧郁症的征象。到了一个地步我害怕黑夜的来临，眼瞪着床旁的钟，两点，三 点，四点，五点…

可是突然有一天，我醒了，我不再动不动就流泪，无理取闹地怨天尤人。我的人生又重新开始，又有了往前冲的欲望。我选 择了一条新的路，开始流浪，从事艾滋关怀事业。

日子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就这样走过来了。在那十多年间，有好些朋友接二连三地过去。其中 有一位性格开朗、热心助人、没有一分钟不搞笑的朋友；有一位是一表人材、金发碧眼的男高音，他一辈子也没有过一个男朋友的人；有一位是我爱人的挚友，跟我 也特别谈得拢的好友。我学会坐在他们的病床边，握住我朋友的手，静静地看着他们睡。我学会问他们的遗憾、希望和选择。我学会告诉活着的亲人我们的嚎啕和生 气都是自然的发泄。我学会不说多余的安慰话。死亡不再威胁我。相反的，我学会沉实地关怀他们人生最后的阶段。

为了这些美丽的灵魂，我写下 了“兄弟姐妹，所有我爱的人，没有一个牺牲我会忘记。”

1. 
2. zengjinyan   

   宝宝说：爸爸可以去幼儿园，舅舅你去吧。 less than 5 seconds ago via web
   

3. zengjinyan    宝宝把小脚丫放在餐桌上，叫：妈妈，你看啊！我说不可以，并把她的脚 丫丫拿下来。她又放上去，说：宝宝自己把脚放下来。过了一会儿，她站在餐椅上，右脚举起，靠在墙上，叫：妈妈，你看啊！我意识到她在逗我管她，就不做大反 应，而是“嗯”一声表示看到了。她觉得无聊，自己把脚放下来。 less than 5 seconds ago via web
4. zengjinyan    一日早上我找出一件橙色短旗袍穿上。正在床上玩的宝宝突然转过头来看 我，咪咪笑：你今天怎么那么漂亮啊？我心花怒放，神情淡定，轻轻拥了一下宝宝的小身体，说：谢谢你！她回头继续玩。 half a minute ago via web
5. 今天在百草园做香包，一针一线缝，填了棉花和 香料，用彩线做穗子，再用毛线勾一个圆环（线不够，我做的太短了，邻居帮我勾了一根长的），送给宝宝做端午礼物。又跟着幼儿园老师学手指谣、唱粽子歌，很 开心过了一上午 3 minutes ago via web
6.    她身前放一只小MIGA，左手背到身后扶一只大Miga，骑在充气小 马上，右手提着小马的耳朵，口里喊“驾……”向前一蹦一跳。突然，人仰马翻。我大笑，她用行动解释这个成语太生动啦 15 minutes ago via web
7.    @cmike2012 小孩子就是靠可爱混饭吃的，他们自己倒不觉得自己有多可爱。哈哈 about 9 hours ago via iTweet in reply to cmike2012
8.    她不肯洗脸，我说那是邋遢猫。她很高兴，叫我：邋遢猫妈妈 about 9 hours ago via iTweet
9.    今天下午去菜地移苗，宝宝好不容易用小铁锹铲起土，翻起铁锹泥土全倒 在脸上、脖子上、衣裙里。她傻站着，过了一会儿才笑。双手劳动，和我的小心肝在一起，我才不至于胡思乱想。 11:20 PM Jun 2nd via web
10. 最近宝宝在家天天讲故事，然后角色扮演，她自己一定是“小……宝 宝”，身边一个人（不管男女）一定是”大……爸爸“，我一定是”大……妈妈“。 1:36 PM Jun 2nd via iTweet
11.    谢谢RT @_xiaohan: 【胡谦慈巧夺冰淇淋】昨晚我们为胡谦慈过节，谦慈吃了一个冰淇淋，又盯上她妈妈那根，因不敢给她吃太多，于是发生了下面一幕。。。祝谦慈和所有孩子快乐， 祝她狱中的爸爸胡佳快乐。祝大家永葆童心。 http://bit.ly/cA4YxY 3:57 PM Jun 1st via iTweet
12.    六一：早晨祝宝宝节日快乐，她以为过生日，要求去爷爷奶奶家吃蛋糕。 上午和小朋友及家长在河边小树林拉吊床、扎帐篷。唱了小兔子乖乖和老鼠嫁女儿。钻帐篷假想在雪山上，三个小孩在吊床上晃，包起来是”三仙粽“。丁老师唱粽 子歌，最近她们为端午的香包、粽子和偶戏做准备 2:47 PM Jun 1st via iTweet
13.    宝宝问：舅舅，你脚上怎么长胡子呢？ 1:56 PM May 30th via iTweet
14.    我说：今天天气真好。宝宝说：那是因为它洗澡了 12:29 PM May 30th via iTweet
15.    @roomel1984 我基本上遵守禁止婴幼儿看电视的原则 9:25 AM May 29th via web in reply to roomel1984
16.    宝宝坚持叫舅舅：大蜗牛妈妈，坚持叫我大蜗牛爸爸，一个字也不能少， 还要求我们自称，这是什么意思？ 9:20 AM May 29th via iTweet
17.    @oliveks 还是爬山吧，木偶戏六一一票难求 9:14 AM May 29th via iTweet in reply to oliveks
18.    六一儿童节带宝宝看木偶戏还是爬山呢？ 9:06 AM May 29th via iTweet
19.    蔡姐给宝宝的粉红色包包，宝宝不离身。据说粉红色是子宫的颜色，宝宝 们都超级爱。 9:06 AM May 29th via iTweet
20.    http://twitpic.com/1ryt97 - 宝宝有了好多个新朋友，MIGA, SUMI, QUATCHI，马大维先生送的，宝宝迫不及待给她的新朋友读书，对MIGA偏爱有加，盖一个小被子以免睡觉着凉 8:59 AM May 29th via iTweet
21.    宝宝早上四点半就醒了，不肯继续睡觉，叫我大乌龟妈妈，叫自己小乌龟 宝宝，又要玩大马骑小马的游戏。晚上她要求做家务叠兔子（叠裤子），叠好以后，她兴奋又害羞，把衣服抱到卧室。她收到了好多六一礼物，好开心 9:00 PM May 26th via web
22.    宝宝喜欢上一只约克夏，分别的时候哭了，这很难见，几乎不见她为分别 哭（偶尔为了与妈妈分开哭除外） 10:35 PM May 25th via web
23. parentingmaven    Looking for a Parenting Article for Homosexual Parents | BECOME … http://bit.ly/dgPAvY 9:05 PM May 24th via twitterfeed Retweeted by you
24.    宝宝的新马裤上有个小皮带和小口袋，她一边穿一边翻弄皮带口袋一边自 言自语：好帅，好帅，宝宝好帅，还有口袋…… 9:15 PM May 24th via web
25.    为艾滋病三十周年写的歌，请传唱：http://bit.ly/bu4Ctr 作曲晓文在Red Scarf有配曲，作词乌辛堃Humphrey Wou是China Aids Relief Fund的主席，有多部优秀纪录片作品 10:08 AM May 20th via iTweet
26. 最 近她又有分离焦虑症的情况出现，和幼儿园老师交流了一下，她非常敏感，已经感觉到她的父母有异常情况，老 师提醒我注意不要太低落，要多和孩子玩 8:17 PM May 16th via web
27.    她现在最喜欢玩骑马游戏，有的时候她要求当小马，让我骑在背上 8:14 PM May 16th via web
28.    看见一个穿黑丝袜的女子走过，宝宝说：黑丝姐姐戴着眼镜 8:13 PM May 16th via web
29. 她现在处于“不不” 阶段，问她什么，她的回答一般是：不不不不不…… 2:02 PM May 16th via web
30.    宝宝指着一大一小和尚的泥塑说：这是小和尚，那是小和尚的妈妈 1:47 PM May 16th via web
31.    be myself 12:00 AM May 16th via web

2008年8月13日，胡佳先被戴手铐脚镣单独紧闭一周，后被调到潮白监狱条件最差的朝北的监舍，2008年10月10日胡佳被转到北京市监狱，依旧住在条件最差的朝北监舍，我们为胡佳申请调整监舍，但一直未能成功，为什么呢？

先说胡佳被调到条件最差的朝北的监舍，原因是在朝南监舍里，胡佳可以看见监区的一切活动，包括犯人放风，外人（领导、参观者甚至有外国人）来访。监狱要防止胡佳说话，只有把他与人隔绝。胡佳所住的那间监舍，几个月都见不到月亮和太阳，更何况人类活动。

胡佳在潮白监狱，为了孤立、惩罚胡佳，监狱禁止狱友与他交谈，也禁止借阅书刊。

2008年10月10日，胡佳被转到北京市监狱，被安排在一间条件非常差的朝北监舍里。在这里，他受到的特殊待遇有：

1. 监舍里安装特殊的监控装置，在狱政科等部门可以直接监视他的状况。

2. 全监区的狱友都是首先住朝北的监舍，然后转到朝南的监舍，只有三个人除外。第一个人是胡佳，第二个和第三个人是负责“包夹”监视胡佳的四个人中的两个人，这两个人分别在白天和晚上负责对胡佳的监视。

从2009年10月到现在，胡佳只在5月份有两次放风机会。胡佳说：如果只能住在朝北的监舍，虽然监狱的工作很忙，但至少也要多安排放风机会。胡佳一直没有放弃追求自己应有的权利，但效果微乎其微。最重要的原因是：在监狱背后，有看不见的人在越权干预监狱的日常工作。我倒是要问一问：他们比对待杀人犯还严酷地对待胡佳，为什么？一个仅仅因为说话写文章就被判刑三年半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者，配得上监狱最残酷的待遇吗？

相对比看守所，监狱的待遇是好很多（但远远不够），对在押者的保护也多一些。国保部门及相关领导越权直接干预监狱的工作，导致胡佳受到了如此特殊的待遇。由于长期处于条件不好的监舍，加速了胡佳的健康恶化。

另外，监狱答复胡佳，除了保险公司和检察院，谁也不能复印病人的病历。而胡佳作为肝硬化病人，从来没有亲眼看到过自己的检查结果，作为家属，我们也无法获得具体完整的医学检查报告。胡佳说：“我满打满算坐完这3年6个月的牢，我不期待保外就医成功。因而我更需要随时了解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以便有更好的应对和治疗措施。将来我出狱了，我的医生也需要了解我的病情发展历史，所以，获得全面的医学检查报告尤其重要。”我告诉胡佳，我会不停地提申请，尽人事听天命。

今天我见到了胡佳，这次会见时间非常反常，胡佳和我们家属都很意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胡佳还是很瘦，太阳穴和眼睛周边的皮肤不正常（像结节又像发炎），也不知是一般的皮肤过敏还是别的深层原因。他的精神状况倒还好，常常对我们笑。 宝宝没睡醒，不高兴，趴在我的肩头。会见结束了以后她才缓过精神，在监狱的院子里采蒲公英，笑着说：宝宝上小学，爸爸上大学；宝宝看爸爸，宝宝的女儿（布娃娃）也要看爸爸。

The wife of imprisoned dissident Hu Jia, Zeng Jinyan  wrote this article which is now on the website of Yazhou Zhoukan in Hong Kong.  The Chinese text is at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br&Path=3522272462/18br1b.cfm and copied below.

胡佳有信念所以維權　．曾金燕

胡佳病情惡化仍被拒保外就醫，但他絕不願用原則交易。

Hu Jia Has Convictions So He Stands Up For People’s Rights by Zeng Jinyan

Hu Jia’s condition has worsened but he is still denied medical treatment outside of prison, but he will not make a deal at the expense of his principles

Hu Jia, for upholding the rights of Chinese citizens, was found guilty of “the crime of inciting the overthrow of the state”. Hu Jia has already served over two years and three months of his sentence. He is suffering from cirrhosis of the liver and his health is steadily deteriorating. On March 20, he entered the prison hospital because he was thought to have liver cancer. The authorities refused our request that he be released on bail for medical treatm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refused our request to examine the report on his medical examination. I was informed that my husband Hu Jie had already on April 9 been sent back to the prison under guard, that the growth on his liver was a hemangioma — a blood vessel tumor — and that regulations do not provide for a prisoner to be allowed bail for outside medical treatment for cirrhosis of the liver.

The regular visit for the month of April was scheduled for the afternoon of April 20, and we saw each other that day. He is very thin, has run a high fever recently, and he had lost 4 kilograms due to diarrhea. Yet he was in good spirits, and smiled at us from a distance. Hu Jia is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situation in Yushu. He asked if our friends of the wild di oxen group and their families are safe and asked if the widow of Secretary Sonam Dorje is alright. He asked me to burn incense for the people who had died in the earthquake zone. I said to him, you need to take good care of yourself, and keep both your health and your spirits up. He tries to pass each day in a calm and good humored way. He writes the countdown of the number of days until he will return home on each letter. If Hu Jia were writing a letter right now, he would write: I still have 431 days to go before I can be reunited with my family.

Hu Jia was brought up with a traditional education. His maternal grandfather studied in Japan for eight years and earned degrees in both political economy and law. His grandfather was a firm believer in Tibetan Buddhism. Everyday he reads the scriptures and prostrates himself before an image of Buddha. He was condemned to hard labor and exile for many years because he, as director of the Beihai Buddhist Association in 1951 held a religious assembly at the Yonghe Temple where the Panchen Lama prayed for world peace. Hu Jia’s father, of Qinghua University, and his mother, of Nankai University, were both condemned as rightists as students.

Hu Jia was a rightist baby from birth. >From his family, he inherited his forthrightness, inherited his search for truth and his firm belief in the good. Hu Jia has never been preoccupied with food or clothing. He is very pure, like the sunshine. If he had been born in Europe or American he possibly would have simply been an ordinary good citizen. In China, however, the authorities kept him under house arrest for four years and then condemned him to prison for three years and six months.

For me personally, the most difficult period is probably already past. We are still young. It is hard not to be indignant when for the sake of upholding God-given rights, he has been detained without notice, kept under house arrest, beaten and suffered other unjust treatment. All these things, however, helped Hu Jia prepare for the experience of prison. I can’t guess how many spiritual twists and turns Hu Jia has been through since that day on December 27, 2007, when he was led away in handcuffs. He said to me, “We must struggle to forgive those Public Security State Security Detachment police who harm us.” He also said “Don’t be in contact with those Public Security State Security Detachment police. Don’t ask anything of them. Although I yearn to be out of prison even one second quicker, it must not be as the cost of trading in our principles to them in some deal.” We promised each other not to fritter away our time. While awaiting our reunion, we must live each day as fully and learning as much as we can all the while. I have already prepared myself for three and a half years in jail. Hu Jia’s mother said to him several times, live well, take care of your physical and spiritual health. Hu’s mother is a remarkable woman. She lived as an exiled rightist laborer for 22 years and suffered much unjust treatment. This never broke her down, but on the contrary made her a strong, tenacious and magnanimous person.

The subscriptions to the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that Hu Jia reads in prison come to most of his living expenses. He follows current events even more closely than we who live outside prison do. He asked me to make a contribution on his behalf for the Sichuan earthquake victims, to buy annual editions of books, to speak out for educational reform, and to cast a ballot for the election of Han Han as one of Time Magazines 100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When he speaks with us, he speaks very mildly. The most something upsets him, such as solitary confinement or illness) the more lightly he speaks of it to us. This reassures us some, and makes us feel that his spirit has not been broken. I can go so far as to say with a teary smile, the disaster of prison has tempered both Hu Jia and myself. This tempering has made us more mature and steady.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br&Path=3522272462/18br1b.cfm

胡佳獄中精神良好

曾金燕

因為維權，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胡佳服刑已超過兩年三個月，身患肝硬化的胡佳，健康状况持续恶化，因疑似肝癌於三月三十日入住監獄醫院。當區拒絕了我們保外就醫的申請，同時也拒絕了我們要求查看檢查報告的申請．並 告知，胡佳已於四月九日押回監獄，胡佳肝上長的是血管瘤，肝硬化病情不符合保外 就醫規定，不能保外就醫，三月份發高燒腹瀉診斷結果是“亞臨床甲亢”。

四月份的常规会见被安排在四月二十日下午，我们在监狱見到胡佳。他很瘦，前段時間發高燒和腹瀉讓 他丟了四斤的體重。不過精神不錯，遠遠地對我們笑。胡佳很關心玉樹的情況，問我野犛牛隊的朋友和親人安否，又問索南達傑書記的遺孀家人安否。要我代他為地 震中死去的同胞上香。

我曾經對胡佳說，你在裏面，我們幫不到 你，你一定要照顧好自己，保持良好的身心狀態。他努力心平氣和地過好每一天，每封家信上都寫著回家倒計時。如果此刻胡佳在寫信，應該是：離回家團圓還有四 百三十一天。

曾經有員警對胡佳母親說：他（胡佳）是 正派家庭正統教育培養出來的孩子。胡佳的外公留學日本8年，獲得政經系和法律系雙學位。他笃信藏传佛 教，日日念经拜佛，因以北海佛教協會理事的身份組辦1951年班禪喇嘛在雍和宮祈禱世界和平的法 會，被判勞教長期流放。胡佳到現在都記得：身患肝癌的姥爺，臨終前抱著一匹（瓷）馬，指著布達拉宮的畫，說要去那兒了。胡佳父親（清華大學）和母親（南開 大學）在念書時被劃為右派，胡佳一出生就是右派崽子。從這個家庭，他繼承了耿直的性格，繼承了追求真和善的堅定信念。不為衣食發愁的胡佳，很純粹，很陽 光，放在歐美國家，他可能是一個中規中矩的模範公民，而在中國，他先被當局陸陸續續軟禁四年，後被判刑入獄三年六個月。

對我們來說，最難捱的時期也許已經過去 了。我們還太年輕，經歷失蹤、軟禁、毆打等不公正待遇時，難免激憤。然而，這一切，都在為胡佳入獄做準備。2007年12月27日，胡佳被手銬帶走，從那以後，他的內心 究竟經歷了哪些波瀾，我還不清楚。他對我說：我在努力寬恕那些傷害我們的國保員警。他又說：不要和那些國保打交道，不要求他們。我雖然渴望哪怕是早一秒種 出獄，但也不要拿我們的原則與他們做交易。他和我約定：不要虛度光陰，在等待團聚時過好每一天，充實地學習生活，我已經做好了坐滿3年半的牢的準備。胡佳母親多次對胡佳 說：好好活著，保持身心健康。胡媽媽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右派22年流放勞動和不公正待遇，沒有擊垮她，反而成就了她的堅韌與寬厚仁慈。

胡佳在監獄裏訂閱報刊雜誌的錢，接近他 的生活費。他比我們這些在監獄外的人更加敏銳地跟進時事，請我代他為四川災區捐款捐物，購買年度圖書，為教改進言，為韓寒入選《時代》一百人投票……與我們說話，他的語調平緩，越是發生讓他難過的事情（如禁閉、生病），他越輕描淡寫地告訴我們，不讓我們擔憂。這或多或少讓我 們感到安慰，相信他基本上是心平氣和地過每一天，精神沒有垮下來。我甚至可以含淚微笑地說：牢獄之災，磨練胡佳和我，使我們更加成熟穩重。

5月1日，通过特快专递寄出三份申请，内容如下：

胡嘉保外就医申请书第 3 份

申 请 书

北京市监狱：

北京市监狱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我是北京市民曾金燕，我的丈夫胡嘉（常用名：胡佳），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入狱3年6个月，现在被关押在北京市监狱，法定出狱时间是2011年6 月26日，目前已服刑超过2年4个月。

入狱前，胡嘉是肝硬化患者，因监狱生活条件不符合肝硬化病人治疗要求，胡嘉的健康状况持续下降，常年感冒无法康复，经常腹部绞痛、隐痛，腹泻，食欲不振， 低烧，体重下降。肝硬化病情非常不稳定。2010年3月30日胡佳因持续高烧、腹泻、肝上长直径约3厘米的不明物体，疑似肝癌入住北京市监狱管理局中心医 院。4月9日胡嘉被押回监狱，监狱口头通知诊断结果是“亚临床甲亢”。虽然胡嘉与家属多次要求监狱提供医学检查报告，但监狱均口头拒绝。为此我们忧虑重 重。

我曾经于2009年5月4日和2010年4月8日向北京市监狱递交为胡嘉办理保外就医的申请书，均被北京市监狱口头驳回，北京市监狱未提供任何书面答复。

考虑到胡佳身体状况持续恶化的事实，我特别提出两个请求：

1. 向胡嘉本人和家属提供胡嘉入狱以来所有的医学检查报告书面文件；

2. 为胡嘉办理保外就医。

请贵单位书面答复我的请求，我的邮寄地址是：北京市通州区BOBO自由城东果园76号楼542曾金燕收，邮编：101100，手机号 码：13810673273。

此文件一式三份，以特快专递发往北京市监狱：北京市大兴区219信箱监狱长收，邮编：102600；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北京市宣武区右安门东街7号郑振远 局长收，邮编：100054；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北京市朝阳门南大街10号吴爱英部长收，邮编：100020。

此致

敬礼

胡嘉之妻：曾金燕

2010年 5 月 1 日

On 19 April in the afternoon the prison administration called us and said we could see Hu Jia on the following day. We saw him yesterday afternoon.

He is very thin; he lost two kilograms while he was suffering from diarrhea in recent weeks. But he was in fairly good spirits, smiling at us through the glass. This managed to alleviate the shock his mother had suffered when she saw him—in shackles—in the prison hospital on 30 March 2010. And Baobao [our daughter Qianci’s nickname] was really lovely, too; she greeted him ‘Hello Daddy…Daddy, are you thinking of me?…Dad, I want to eat chocolate…Dad, I want to play sticks’ in a loud voice…when we set out from home that day, she had said in a very surly way, ‘we’re going to Daddy’s kindergarten now.’ During our conversation she frequently interrupted us by speaking to her Daddy and that made Hu Jia really happy.

Hu Jia’s prison life is just as before. He does not currently suffer from a high fever or diarrhea and is taking two kinds of western medicine, one kind to treat liver cirrhosis and another kind to treat the subclinical hyperthyroidism. When I saw him I asked Hu Jia if he knew his HB5 and viral load results; he said he still didn’t know; he had applied for this information but they had not told him yet. I asked him detailed questions about his time in hospital and he told us that they had taken 15 blood samples for tests and that the doctor had told him that his results showed that he had subclinical hyperthyroidism and that he wasn’t clear as to the other [tests].

Hu Jia was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situation in Jyeku/Yushu and asked whether the friends from the Wild Yak Brigade and other friends as well as the family of the widow of Secretary Sonam Dhargye were alright. He asked me to light incense for the victims who died in the earthquake on his behalf.

The half-hour meeting was over very quickly. Afterward, we met the people in charge at the prison hospital. We asked him for Hu Jia’s HB5 and viral load results. The person responsible for the prison hospital told us that his HB5 values were plus two or three and that the viral load measured in March was 0.5 above the normal. (If I remember correctly, the scientific method is to multiply that figure by 10^5) but that the status of Hu Jia’s liver disease was on the whole good. This person’s attitude was very good, he explained things with great patience and spoke in a humane way; he made me feel that he was a very good doctor.

But the prison and the prison hospital are still not providing any written test results and not approving medical parole.

I once said to Hu Jia, ‘while you’re inside we cannot help you; so you really must take good care of yourself and try and stay in good mental and physical shape.’ He is getting through each day with a peaceful mindset and in each letter to his family he notes how many days away he is from returning home. If he is writing us a letter today it should be: ‘431 days to go until I can come home and be united with my family.’

周一（4月19日）下午接到监狱电话通知第二天会见。昨天（20日）下午我们见到了胡佳。

他很瘦，前段时间发高烧和腹泻让他丢了4斤的体重。不过他的精神不错，远远地对我们笑。这淡化了3月30日妈妈见他时受的精神刺激。宝宝也特别乖，大声地对胡佳说：爸爸，你好……爸爸，请问你想我吗……爸爸，我想吃巧克力……爸爸，我要玩棍子……出发去监狱时，宝宝很肯定地说：我们要去爸爸的幼儿园喽！我们谈话中她也时不时插话喊爸爸，胡佳很开心。

胡佳的监狱生活如常，目前已经不发高烧和腹泻，在服两种西药，一种针对肝硬化病情，一种针对亚临床甲亢。见面时我问胡佳知不知道自己乙肝五项和病毒载量的检查结果，他说还不知道，申请了也还没有告诉他。我详细问他在监狱医院的过程，他说，他只知道自己被抽了15管血做化验，医生告诉他诊断结果是亚临床甲亢，其他不清楚。

胡佳很关心玉树的情况，问我野牦牛队的朋友和亲人安否，又问索南达杰书记的遗孀家人安否。要我代他为地震中死去的人们上香。

半小时的会见很快就结束了。随后监狱医院的负责人与我们见面。我们想知道胡佳乙肝五项和病毒载量。监狱医院负责人说乙肝五项经常是三项或两项阳性，3月份测的病毒载量比正常值高0.5（后面是科学计数法，如果我没有记错，是乘以10的5次方），但胡佳肝病的情况总体来说是好的。监狱医院负责人的态度很好，解释时很耐心，用词非常人性化，让我感觉到他是一位非常好的医生。

但是，监狱和监狱医院还是不能向家属提供任何书面报告。也不批准保外就医。

我曾经对胡佳说，你在里面，我们帮不到你，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他努力心平气和地过好每一天，每封家信上都写着回家倒计时。如果此刻胡佳在写信，应该是：距离回家团圆还有431天。

April 15, 2010 at 11:35 am

Translation provided by a friend:

These past few days, we have called the staff members [in the prison and hospital administration] concerned with Hu Jia’s case every day. But each time, no matter whether we were trying to reach the prison hospital staff or the prison affairs office staff we were always told the person we asked for wasn’t there – they had gone out, or they had just gone into the prison compound [meaning they had left the administrative compound and entered the actual prison], or they had gone to attend some training outside the prison. Even if we called several times a day, we always got this answer. And there was no point in going directly to the prison either, since without a prior appointment we would not even have been able to get through the entrance door of the administrative compound.    

We got in touch with lawyers and legal experts to enquire if the law and legal procedures provided any room for action. But the current law puts far too few constraints on the discretion of the prison administration in such cases. All I can do is incessantly make new requests [to the prison administration]; and I may also submit applications to the Prison Administration Bureau and to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But sadly, ever since Hu Jia was ‘disappeared’ in 2006, I have repeatedly submitted applications, petitions, reports and complaints and so on to the police, prosecutorial and various other government authorities at all levels of the administration.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Beijing City People’s Congress Representative Wu Jing’s response, I have not received a single answer to all my submissions. According to Yu Tong, Ai Xiaoming’s and Cui Weiping’s urgent appeal calling for signatures in support of Hu Jia has already been delivered by express mail to the Beijing Prison and Beijing Prison Administration Bureau.

My requests are very simple: 1. medical parole for Hu Jia, 2. while medical parole has not yet been granted, Hu Jia’s living conditions should be improved and he should no longer be required to do physical labour, 3. Hu Jia himself and his family should be provided with all the written documentation of all the medical test results. But until now, not a single one of these requests has been granted.

Apart from this, while none of the relevant results needed to asses the state of Hu Jia’s liver cirrhosis have been made available, some medical experts on diseases affecting the liver have advised that Hu Jia is very likely in urgent need of new antiviral treatment. As he has already built up a resistance to the Lamivudine he was given before, Adfovir or Entecavir could be used for his treatment. To a liver cirrhosis patient who has already taken antiviral medication in the past, any medicine such as the Silybin Meglumine pills he is now receiving is as useless as a mere placebo.

Yesterday afternoon Hu Jia called me on the phone. It was the first time he was in touch since he was hospitalized on 30 March. He sounded calm and gentle. He told me that the division head (prison officer) in charge of him had gone off for some training, that the other officer replacing him had asked him if he wanted to make a phone call to his family, and that this was why he was able to contact me. He told me on the phone that when he was taken back to the prison on 9 April 2010 the doctor told him that the test result had shown he had subclinical hyperthyroidism and that he did not currently have a high fever, and that the state of his colecystitis and liver stones remained unchanged. The prison was [now] giving him two kinds of medicine, namely the Silybin Meglumine pills produced by the Hunan Pharmaceutical Ltd. Corporation, and a medicine for treating hyperthyroidism (because of time constraints I was unable to note down the name of this medicine). I asked him if he had seen any written test results and he said he had not. He told me, moreover, that he had also submitted a written application requesting that he and the family be issued with the written test results, but his request had been rejected. I asked Hu Jia if after his return to prison his living conditions had improved in any way and he said there was no change whatsoever. When I asked him if he knew his HB5 and viral load test results Hu Jia said he did not know these. I very quickly told him about the 7.1 grade earthquake in Yushu in Qinghai. (Hu Jia used to be part of the ‘Wild Yak Team,’ [a group] that tried to protect the Tibetan Antelope with a couple of other team members on the [Tibetan] Plateau; he has many friends in Yushu County and neighbouring areas.) He said ‘ah’ and fell silent for a moment, and then recited ‘Amitabha [Buddha].’ We had run out of time and were cut off before we had had time to say good-bye.

这几天，我们每天都与监狱的相关工作人员联系，不管是监狱医务人员，还是狱政科工作人员，每次答复是：这个人不在，出去了：或者说：进院了（由行政办公区进入监狱大院）。或者说：他已经外出学习了。即使我们一天打多次电话，也是此种答复。直接去监狱也不行，因为没有预约，连监狱行政办公区的大门都进不去。

随时与律师联系，也咨询法律专业人士，从法律程序上有什么可为空间。现行法律对监狱行为约束性的规定少之又少，我能做的，只是不停地提出要求，也可以向监狱管理局及司法部递交申请材料。悲哀的是，从2006年胡佳失踪起，我屡屡向各级公安局、检察院以及其他政府部门提交申请、陈情、举报、控诉等文件，除了北京市人大代表吴菁老师给过我答复和反馈，其他部门及市长等人，从未给过我答复。雨桐告诉我，艾晓明老师和崔卫平老师发起的公开呼吁及签名，已经特快专递到北京市监狱和北京市监狱管理局。

我的诉求很简单：1.胡佳保外就医；2.实现保外就医之前，改善胡佳的生活条件，停止让胡佳从事体力劳动；3.向胡佳本人和家属提供全面的医疗检查报告。但是，到目前为止，一项诉求也没有实现。

此外，虽然没有任何肝硬化检查关键指标，一些肝病专业人士谨慎地建议：胡佳很可能急需新的抗病毒治疗，拉米夫定（贺普丁）已经治疗无效，可以用阿德福韦或恩替卡韦。诸如“水飞蓟宾葡甲胺片”之类的药物治疗对于已经用过抗病毒治疗药物的肝硬化病人来说，等同于安慰剂。

昨天下午，我接到胡佳从监狱打来的电话，这是胡佳3月30日入院以后我们第一次直接联系。他的语气平缓，告诉我，负责他的队长（监狱警察）外出学习没有回来，另一位警察问他要不要给家里打个电话，他因而获得与我联系的机会。胡佳在电话里告诉我，4月9日他被带回监狱，医生口头告诉他，诊断结果是“亚临床甲亢”，目前不发高烧了，胆囊炎胆结石等情况依旧，监狱给了两种药物“水飞蓟宾葡甲胺片”（湖南协力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和一种治疗甲亢的药物（时间紧迫，我没能够记下药品名称）。我问他有没有看到任何书面检查报告，胡佳说没有。他还告诉我，他也写了书面申请，要求监狱为他本人和家属提供医学检查报告，但被拒绝。我问胡佳回监狱以后，生活条件是否有改善，他说没有任何改变。我问他知不知道乙肝五项和病毒载量的检查结果，胡佳说不知道。我非常快地告诉他青海玉树发生了7.1级地震（胡佳曾经与野牦牛队的弟兄们一起在高原保护藏羚羊，在青海玉树及邻近地区有多位好友），他“啊”一声，停顿了片刻，念“阿弥陀佛”。我们来不及说再见，电话因时间限制被切断了。

我对监狱方口头转述的消息抱有顾虑。 没有衡量肝硬化病人身体状况最重要的检查指标的报告：乙肝五项和病毒载量。为什么？

随即我与北京市监狱狱政科联系，要求提供胡佳全面检查报告的书面文件，狱政科工作人员当时拒绝。

4月8日，我们在北京市监狱与监狱医院院长、狱政科工作人员及保外就医工作负责人谈话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胡佳第二天会出院。8日下午我公开胡佳住院的情况，并呼吁立即保外就医。

2009年5月12日我为胡佳向监狱提交保外就医的申请，答复是不能保外就医。

2010年4月8日提交的保外就医申请，今天口头答复是：胡佳肝硬化病情不符合保外就医规定，不能保外就医。

从2009年5月份以后，胡佳的所有医学检查书面报告，监狱方都不提供给家属，仅仅口头通知家属及胡佳检查结果。2006年胡佳失踪41天后胡佳第一次体检的检查报告被作假，以致延误胡佳肝硬化病情的治疗。考虑到这些情况，我非常担忧。

2009年1月，因身体产生抗药性，胡佳停用了抗病毒药物拉米夫定。此后监狱为胡佳提供的药物是“水飞蓟宾葡甲胺片”（湖南协力药业有限公司生产）。

我要求胡佳为自己做健康日记，在家信中，我们发现胡佳的身体状况持续恶化。胡嘉常年感冒无法康复，经常腹部绞痛、隐痛，腹泻，食欲不振，低烧，体重下降。肝硬化病情非常不稳定。3月30日胡佳因持续高烧、腹泻、肝上长直径约3厘米的不明物体入住北京市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

我的诉求：

1.     无论何种形式，胡佳必须早日回家治疗、疗养，以免病情持续加速恶化；

2.     胡佳在押期间，为胡佳调整监舍、提供合理的营养膳食、适合病人疗养的作息安排，不再要求胡佳从事任何体力劳动。

3.     监狱方向家属及胡佳提供完整的医学检查报告书面文件。

 曾金燕

2010-4-12

其他信息：

北京市监狱管理局网址：http://www.bjjgj.gov.cn/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右安门东街7号，邮编：100054，热线电话1600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