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公移山没有提供椅子，也许惯常就是如此，放映前半个小时，地上已经坐满了披着头发的摇滚青年 —— 人是不是够摇滚，长相不是全部，但我穿着一条还算笔挺的新裤子，一看就是天天扁键盘的工人，和青春无敌的周围人等不是一路的。

张楚他们在香港举办“中国摇滚乐势力”的时候，我十岁，没有消化能力，对于九十年代初走红的摇滚乐，也是没有感情的。因此我一直认为他们的死忠应该有个三十出头，不再披着头坐在地上，叼着烟搂着女孩，也许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影片结束后何勇他们在呼啸声中走上台前，人们纷纷举起相机，如同拍摄大熊猫，对话却无法形成。

十几年前中国摇滚，对于镜头前的当事人，今天坐飞机、吃高档餐厅的当事人，是抚今忆昔，是自命清高或愤世嫉俗，是永远不再的乌托邦。但唱歌对于进京打工、几乎没钱回家的青年小畅，还是一个甜美的梦想。一边是坐在高级餐厅里抱怨创作之难的何勇，淘黑胶唱片的张楚，或者不愿意再用文字传情达意的窦唯；一边是小畅通过网络推销自己的歌声，坐在家门口的土墩上抱着吉它，和农村弟兄放情高唱真的爱你，high 到不行。电影用这两条线穿起故事，难怪何勇会说，大家何不拷问导演拍摄动机是什么。

南方周末 20年前，如果不叫摇滚……　从《寻找小珂》到《再见 乌托邦》

妹妹上初中了，她在我眼里一直是长不大的小女孩，真难想象，就这样也上初中了。妹妹上小学的时候，我正好上大学，也就是说，她甫念书，我就离开家，但凡回家，也是假期，没见过她上学的样子。

妹妹是十万个为什么，在电话里一个劲地缠着我讲我的初中，我的初中记忆竟也十分清晰，清晰地包含上厕所要走几个台阶。这多半得益于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她是一个中年妇女，湖南人 —— 湖南人在我们那地方，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先进文化，比如在教育上，再加上她的年龄，那代表的就是激进的先进文化。我的语文老师要求我们对古文倒背如流，不是传说中的倒背如流，是真的从最后一个字往前背，还要每个人轮流站在她面前背，差一字前功尽弃，重头再来，像我这样腼腆又驽钝的孩子，这个要求是很难达到的，于是上初中那段，几乎每天都被留下很晚才能回家。

我以为先进教育就是这样，后来上了大学跟湖南湖北的同学说起，他们也觉得很变态，我才知道先进教育也是分流派的。

妹妹上了重点班，虽然她的成绩在我看来不是很好，让我惊奇的是，都建国六十年了，竟然还有重点班这种引起社会矛盾的事物。我过去成绩很好，好到一些科目不用上课，老师同意的；因此即使在教育资源欠缺的地区，获得足够的资源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至少在当时默认了这种规则，但早慧如我，也隐约感觉到了社会不公，凭什么发育早的孩子就应该接受更变态的教育呢？

但这话对晚熟的孩子不能说，一说这孩子就没法成熟了，因此我对妹妹说，你现在的目标就是三年后考上柳高 —— 柳高是当地一所有名气的高中。这句话一出口，我就很后悔自己把小朋友三年的幸福毁了，但我还是很职业地告诉她，现在就应该清楚上柳高的条件是什么，自己的状况是什么，然后怎样分阶段实现目标。这和做收入模型是一个道理，我很高兴自己的工作能给小朋友带来“学习方法”以外的东西，管她是不是当回事。

我刻意回避有关汶川地震的纪录片，因为我情绪还不是很稳定，无法心平气和地“欣赏” —— 嗯，这个词太残忍了 ——“观看” ——“他人的痛苦”。我想我恐惧的正是自己处在“观看他人的痛苦”位置上，这和一边吃薯片一边看美伊战争，或者小孩子看湖南卫视没任何区别。

因此我决定去伊比利亚看《掩埋》的时候，就被王利波骗了，他的介绍只字不提汶川，影片的大部分时间也只谈唐山，但用力在后面，如果少了最后十五分钟，就少了百分之七十的力度，就没有了让我们这些“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血脉贲张的动因。

《掩埋》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找到了一帮敢于出镜的科学家或民间科学家，把憋了三十年的话说出来。他们的矛头都指向了唐山大地震时“无作为”的领导，但当事人没能在影片里回应。据王利波说，是采访不到，他的本意也不是地震预测的争论，只是探讨公众知情权和话语权，体制禁锢他们的权利。即便如此，人们最关心的，体制为什么禁锢了权利？因为缺少回应而无从探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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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看到的《众生》就平静得多，据导演自己说，因本意不在社会问题，所以把容易让人转移注意力的社会冲突都过滤掉了，留下来的是一帮隐忍、坚强、举重若轻还富有幽默的灾民，被震得只剩两条腿的神像和无牵无挂的道士是他们的支柱。导演没说清楚，一如影片主题的游移不定，坚韧的为什么坚韧，脆弱的为什么脆弱，生的力量、神的力量、亲情的力量，都是原因但都不是全部。地震也已经不是具体的灾害，只是红事白事，在这个地方更加集中一点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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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程我在想，到底我想得到的是什么，最后得到的又是什么。我本是冲着尤伦斯的荷兰纪录片而来，因为知道伊比利亚先放映《掩埋》，故意早点上路，结果作为愤怒青年冲着我们的体制激动一把，又为灾民的生存感动一把，这一张一弛，是让我对世界的了解更加丰富，还是让我向麻木不仁更近一步？抑或只是嚼着薯片的消遣、泡妞时的谈资？

愤怒的青年不缺乏热情和想象，行动起来却无所适从，或者“被人利用”，这着实叫人头疼。

事实并没有这么恐怖，她走出酒店电梯时，我费了不少功夫才认出来。她染了黄头发，画妆使得五官浓艳，从深色的眼眶拉出同样浓重的睫毛，穿一身好像电影中茱莉亚罗伯茨跌跌撞撞冲出超市时的衣服，但身材还好，又长了个头，没有发胖。

她出离沉默，像藏着许多事情。她出国时只十六岁，一个人，还是娇生惯养的小丫头，我至今没弄清楚叔叔怎么舍得把掌上明珠以这样的方式扔到地球另一端，但我可以想见在那边吃的苦头，而整个家庭也因这一事改变了看法，我也做出国准备时，父亲就说，你妹妹这么小都能生存下来，还担心什么。

打小我们玩在一起，不分彼此，但今天她只是我的客人，吃饭、逛街，不讲究，搬行李、订酒店、买车票，也完全不想依赖我。甚至有点置身事外，只管玩她的 iphone，我想弄清她在那边生活得怎样，终于没有问出口，也许这些问题她已经回答一千遍了。

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留洋的人总会做很重的打扮，也许只环境如此，或者是努力融入主流社会的一种表现，包括她用 iphone、macbook，买了一辆车，和一个美国室友住在一起，打黑工 —— 她竭尽全力生存，竭尽全力不成为异数。她这个遥远的哥哥只是童年的回忆，分担不了任何东西，更帮不上任何忙。

我不喜欢海龟常见的邯郸学步，其实也不喜欢她的化妆和衣服，但面对她的时候我宽容了，不再是爱怜撒娇的小妹妹，而是尊重她的努力，她的改变，和她的沉默。

除了看到路边小树林里肆无忌惮的杨絮，这些为南方人厌恶的漂浮物，竟在这一刻也不那么可恶了。

杨絮，竟然是多摸煽情的名字呵。

Canon EOS50E | Agfa 1535

因为注册得比较早，因此我的账户名是 2 个字母，自己的名字，许多老外也不知道怎的，就会带上 @di 的更新，于是我收到许多无意义的会话。

这也罢了，因为不太用，所以没有直接的干扰。但如果经常收到密码重置的邮件呢？一开始我以为是自己误操作或者系统故障，后来才知道确有不少人攻击我的帐户，这颇让人不安。

今天我闲着没事阅读了 @di 的更新，发现其中确有和我说话的，就是“既然你不怎么使用它，可不可以卖给我呢？”

关于 twitter 帐户交易，已经不是新鲜事，之前有“CNN 购回 Twitter 帐户 CNNbrk”，关于收回 android 帐户的讨论，甚至专门做帐户交易的网站 tweexchange。

twitter 帐户居然可以像域名一样炒作，可见它是多么流行。但每个写字楼里都不难见到玩开心网或者校内网的小白领，却很少见到玩 fanfou 的，不知道也算不算一个“中美差异”？

唯一性规则自计算机发明起就出现了，到了互联网发展起来变成了默认的规则，这和现实生活是有差距的。全国叫“周峰”、“杨光”的人可能有十几万，但影响不大，如果有两个同样的域名或者帐户，几乎就是不可想象的。换句话说，我们都被计算机洗脑了。而商业机会就建立在被洗脑的前提之上，可以想见过了一千年的人们，同样可以认为我们还生活在树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