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晚，台湾名嘴陈文茜在中天新闻台的大选直播节目中几度哽咽，痛斥新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马英九在过去四年执政期间用人唯亲，关起门来搞“小九九”，权力控制欲强，行为涉嫌“违宪”，更有靠选调制定政策等问题。曾任台北副市长的李永萍也在节目中批评马英九的执政方式和策略的拙劣，言语中太多“恨铁不成钢”的成分。

不过，如果记性还不错的话，在投票日前选情胶着情况下，这些名嘴借着政论节目猛攻蔡英文宇昌生技弊案，批评蔡英文“台湾共识”的不知所以，挺马意图相当明显。按照陈文茜的解释，挺马，是因为马英九的两岸理念至少能许台湾一个未来，给台湾经济发展带来动力。之所以在马当选后要批评马，则是因为马已经站在执政者的位置上。他需要被监督。

监督当权者，这是任何成熟的政治生态应有的制度架构。当权者握有强有力的权力，如果在其位，不谋其政，甚而设计各种情事予己于利，并不惜践踏他人之权利，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有权力就可能有腐败，就可能有侵犯他人权利之事发生。因此，对于权力，更需要有一种制衡的力量相对。监督当权者，不只是需要一点点勇气和毅力，更需要有完备的制度和有效的机制作保障，使公民监督得以重视，不只是当成耳旁风；使媒体监督有的放矢，不再是捧谁的“卵葩”；使官员财产被晒到阳光下，没有丝毫暗箱操作的可能等。

让当权者听见不同的声音，尤其是反对的声音，并使这种“我反对”有政治生命力，是制衡权力、保证政治稳定、维持社会良序的有效方式。1月14日晚，承认败选的蔡英文在败选演讲中说：“台湾不能没有反对的声音，台湾不能没有制衡的力量。未来这四年，虽然我们没有办法以执政者的角色，来实践我们的理想；但是，这并不代表，在野就没有力量。”

为什么不能质疑韩寒

在方韩大战中表现差强人意甚至令人失望的韩寒被人奚落摔下了“神坛”，但他终归还算比较清醒，他称自己从来就没有走上过什么“神坛”，只是被灯光照着的一个小人物而已。韩寒不是神。即便他情愿或不情愿地在某个“神坛”现过身，也不能说明他就是不能被质疑的，是必须顶礼膜拜的。所谓神，只在信众那里被尊伟大，得到荣耀。非信众的合理怀疑不仅可以，而且应该。

方舟子显然不在数量庞大的“韩粉”之列。他对韩寒代笔一事的质疑可能刚好把已萦绕在很多人脑海里很长一段时间的疑惑给激发出来了：小小年纪的韩寒怎么能写出文笔老辣的《三重门》？没上过大学的韩寒怎么就妙笔生花地成长为“公民韩寒”？大家都很好奇，韩寒究竟是不是“人造”的？

其实，韩寒是不是被造出来的并不是很重要，方舟子能否质疑韩寒、质疑韩寒能否免责才更应该被关注。当然，在一些人看来，这是天大的事，如果韩寒真是被包装出来的，可能他们的梦就碎了，心也碎了，于是从此不再相信什么了云云，而其他一些人则觉得终于拆掉了一个骗子的假面具，拯救了多少被毒害的心灵。然而，如果方舟子们质疑韩寒就被认为是无理取闹、哗众取宠，韩寒的真相又怎么可以拿来辩论呢？

1964年，在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判决，因不满一则批评性广告而提起诽谤诉讼的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警察局长沙利文，由于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纽约时报》是出于恶意诽谤而败诉。该案确立了官员或公众人物在指控媒体报道涉嫌诽谤或侵害名誉时必须遵循的实际实恶意原则。审理该案的大法官布伦南（Brennan）在阐述判决理由时就指出，关于公共问题的辩论应当是不受抑制并完全公开的，其中包括可以对政府和公共官员进行尖锐批评。因某公务行为而对公共官员的批评，本身是宪政制度为了限制政府权力而保护言论与表达自由的反映。即使这种批评是错误的，只要批评者并无实际恶意，官员就不能得到救济。这是保障新闻自由以及确立言论自由合理边界的标志性案例，对于我们如何看待质疑、批评公众人物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相对于官员来说，名人、明星之类的公众人物让渡的权利要少一些，但仍旧是多于普通大众。这是其享受知名度带来的一些荣耀或特权之后应付出的代价。除非被恶意诽谤，严重侵犯到其名誉权，公众人物应容忍媒体、公众的不屑言辞。话说方舟子既不是媒体，又依其地位不再是普通大众，而是与韩寒同样有名气并有一帮拥趸的公众人物，他的质疑或错误言论也能被免责？

不论论据充分与否，名人的言论究竟是不是泼人冷水，还是要看其是否言之成理。虽然方舟子振臂一挥，成千上万的粉丝一拥而上，其对韩寒的“刁难”总归会毁掉韩寒在这些粉丝中的若干人心里的形象，但他说得挺有道理的质疑只要是合理的，不是恶意诋毁，韩寒就应该大度忍让。当然，这不是说韩寒就没有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的权利。事实上，同样有高度曝光率的韩寒可以借由媒体和网络平台去自我辩护，切实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他也确实通过这样的渠道来救济自己的权益。所以，在方舟子质疑韩寒代笔一事中，不能说谁的权利更应该优先予以保障，而是说谁的权利应该怎么行使、如何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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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的同事家里的狗生了好几只小狗，给家里带回一只，说是可以帮爸妈解决一下吃剩的骨头和其他饭菜。妈妈说，送来一条狗，不是解决麻烦，而是添麻烦。加上已经在养的猫，每天到了饭点，刚掀开锅盖，人还没吃上一口，两头畜生就跟在脚后跟，围着你打转，找你要吃的。毕竟是条性命，又不能不顾。爸爸说，这小狗命够好的，出世不多久就赶上过年。自打进家门后，一家人没怎么听见小狗“汪汪”叫过。妈妈担心这狗是不是条傻狗，因为它会在院子里溜达半天后进到屋里找地方拉屎，三番五次挨骂讨打后还依然大摇大摆地进到堂屋，选好正中央位置，半蹲，开拉。

不过，小狗并不是哑巴，它会在三种情况下发出声响：第一，被踩到、撞到。由于常常悄无声息地跟在人后面，一不小心就会被踩到，然后就能听到它的惨叫声，一条腿还会缩起来，表示被踩到，很疼。

第二，保护食物，示威。不论是扔到地上给它吃的，还是它从猫嘴下抢来的东西，只要有人靠近或猫不舍离去，它都会发出“呜呜”的声音，警示这东西是它的了。你挪一下脚，它还会犯急，准备咬你，威胁你赶紧离开。

第三，进不得家门。不知道是泡过鱼汤的猫食更香，还是野心太大，每回进食，狗都会抢猫食吃。即便把狗盆放到院子里，狗也会在自己盆里草草添上几口，转身就溜进家门，夺猫的口粮而去。不得已，关门不让它进来，一会儿就听见它在门外可怜的哼哼声。

除了欺负猫，小狗还很喜欢咬人鞋子。只要你站定那儿，它就会摇着尾巴过来，凑到脚边，嬉戏地咬起来，甩也甩不脱。妈妈说，也许鞋里有臭气，放在地上的鞋，它会一头钻进去，然后鞋身上下咬个遍。

爸爸说，小狗就像小孩，要教会它什么是对错，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妈妈说，小狗大了，还在你身边；小孩长大了，却都飞走了。

P.S.今天得知，小狗不幸被骑电瓶车的轧死了，在此祈祷它在极乐世界找到自己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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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民主、自由这三个大词在我国的地位相当诡异。以革命起家的执政党早年对革命抱有一种狂热的心态，恨不得造反、革命如家常便饭般融进人民的生活。然而，现如今，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指导下，哪怕是民众的一点怨气，甚至是合理的诉求，都会使维稳机器如临大敌，恨不得将一切不和谐因素消灭于无形。民主与自由在舆论环境中的位置也比较尴尬。在官方口径中，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社会民主与公民权利保障是覆盖到每个人身上的，人人得享自由，并平等受法律拘束。但是，如果你要去问具体个人对民主、自由的看法，他可能会给你不同的意见。

被封以“公民韩寒”称号的韩寒就革命、民主、自由发表议论，掀起的一场关于三者的大讨论，囊括了普通民众、公知和学者，不仅在网络不断发酵，更引致纸媒转载，加入论战。向来以叛逆形象示人的韩寒这次似乎成了乖乖仔，不仅表达“革命于中国未必是好的选择”的观点，还认为自由公正在中国没市场，与网络民意完全相左。于是，部分人认为，韩寒已被政府“收买”，所发言论完全是五毛之语。

“韩寒是五毛”的观点在《环球时报》发文力挺韩寒后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这家一贯发表极“左”言论，被视为“五毛报”的报纸，也连发三篇文章，肯定韩寒“说实话”，称韩寒博文引争议是中国之幸。

韩寒发表三篇文章后，自称是韩寒的粉丝的网友表达了失望的情绪，而一些公知、专家学者们则引经据典，指责韩寒知识不够，逻辑混乱。部分言论透露出来的情绪是，都说韩寒“牛”，现在终于找到了一个契机，可以指着韩寒的鼻子，高声地说：看，我就说没上过大学，没知识吧，还不信！上海学者王晓渔说：”文学创作可以靠天赋，但现在你开始谈论思想了，一个人没有受过基本的知识训练，是没有办法谈论思想的。”

那么，这回被视为站在人民对立面的韩寒是不是说的都是一无是处的话呢？韩寒说：“革命和民主是两个名词，这两个名词是完全不等同的，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这个咱们不是早就已经证明过一次了嘛。历史曾经给过中国机会，如今的局面则是我们爷辈的选择。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国家。如果你硬要问我在中国，什么时候是个革命的好时机，我只能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因为拉力赛都在偏远地方举行，我这些年去了上百个各种各样的县城，这些都不算特别封闭和贫瘠的地方，我和各种各样的人聊天，他们普遍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不如文化界想象的那么迫切，他们对强权和腐败的痛恨更多源于为什么不是我自己或者我的亲戚得到了这一切，而不是如何去限制和监督，只有倒霉到自己头上需要上访的时候才会从词典里捡起这些词汇来保护自己，只要政府给他们补足了钱，他们就满意了。”

你可以说韩寒对革命的认识有些偏颇，也可以指责他民主素质论的歪理邪说，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实实在在地把一些人的想法和现实做法表露出来了，并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考虑革命、民主与自由在中国社会的意义。社会精英心里的革命、民主、自由与普通百姓心里的三者可能并不能完全划等号，甚至有很大的出入，所谓普适价值的东西并不见得在任何社会都有完全一致的意见，有些人可能只看到表象，有些人则在深究内涵。民主是个好东西，这在我国自上而下被时不时提起的观点，未必就在不同族群间有相同的认识，是不是所有的民主都是好东西、究竟什么样的民主才是好民主等，可能还有不同理解。而要形成广泛的共识，详细而完整的讨论是必不可少的。

也许韩寒的认识只是表象上的，也许韩寒的看法有些片面，但他引起的关于革命、民主、自由议题的讨论却是非常有意义的。相比较而言，那些就此发表具人身攻击性质的话语的人可能比五毛还五毛地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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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十周年纪念活动才庄重肃穆地落幕，纽约就又沸腾了起来。9月17日，上千名示威者聚集在纽约曼哈顿，试图占领华尔街。这场由加拿大非营利杂志《Adbusters》于2011年7月发起倡议的示威活动，意在表达对金融制度偏袒权贵和富人的不满，声讨华尔街金融业者。

谁也没有想到，非暴力、无纲领、无领导的此次游行示威活动，在短时间内获得了许多民众的支持，大家走出家门，走上街头，从纽约祖科蒂公园燃起的星星之火，迅速燎原至全美几百多座城市。同时，全球多国、地区民众积极响应占领行动，将占领精神带到自己家门口。占领伦敦证交所、占领罗马、占领悉尼、占领香港等，各地民众通过实际行动表达其对当前经济现状与不公正待遇等的愤怒。

占领华尔街活动网站称，作为占总人口99%的普通大众，再也无法忍受仅占总数1%的人的贪婪和腐败。英国《独立报》就指出：“许多美国人现在清楚地感觉到他们社会前进的方向存在根本性错误，并质疑经济体制似乎不再把果实平等地分配给社会广大阶层。”面对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贫富悬殊加剧等问题，许多人觉得资本主义并不能给予其足够的保障。但是，除了表达对经济政治现状的不满和对更好未来的向往外，他们也提不出什么更切合实际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因此，占领，更多的是一种态度表达，是一种情绪宣泄。

美国总统奥巴马感受到了这种不满的情绪，他两次表态支持占领行动，称自己作为总统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与示威者站在一边，加倍努力兑现承诺以实现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吸取忽视茶党力量的教训，奥巴马对这股占领势力高度重视。反观共和党，则公开指责占领华尔街者是“破坏公共秩序的暴徒”。几位2012总统大选共和党方面的参选人眼里装的是奥巴马，是民主党，而不是满腹意见的“选民”。

占领苏尔特

当地时间10月20日，利比亚执政当局“全国过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贾布里勒在的黎波里举行新闻发布会，证实卡扎菲在其家乡苏尔特被执政当局武装俘获后死亡。在利比亚强势统治42年、号称“非洲王者之王”的卡扎菲终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然而，在人生最后的一段日子里，声称决不投降、战斗到底的强人卡扎菲却过得尤为凄凉。他必须整天东躲西藏，能住进民房已算不错，有时不得不窝身地下室；只能晚上出没，不敢白天行动；吃的也是部下到那些空的房子里搜索来的人家剩下的食物。而在被揪出来的时候，人们发现，这个昔日的利比亚领导人正躲藏在一个下水道里。

对于卡扎菲之死，欧盟主席范龙佩与欧盟执委会主席巴罗佐发表联合声明说，这标志着专制暴政的结束。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讲话中表示，卡扎菲的死是对中东等地区独裁者的严厉警告，这些地区的铁腕统治注定将走向尽头。

当地时间10月23日，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在东部城市班加西宣布全国解放，并举行庆祝仪式。持续8个月的利比亚战争终于结束。10月31日，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在的黎波里举行投票，选举阿卜杜勒·凯卜为新任执行委员会主席，迈出利比亚政治重建的第一步。阿卜杜勒•凯卜在当选后的记者会上说：“我们保证将建立一个尊重人权并且不会违反人权的国家，但我们需要时间。”

占领雅典宪法广场

当地时间10月19日，代表希腊400万劳工的两大工会希腊总工会与公务员最高委员会组织的全国性大罢工开始。罢工使政府部门、商业以及民航、公交、环卫等公共服务行业几乎全部停止工作。此次罢工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国会议员在19日夜间和20日早上审议新的财政紧缩方案时能够了解人民对紧缩措施不满的情绪，并能慎重地投出自己的一票。

自2009年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希腊经济遭受了空前沉重的打击。为应对危机，希腊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财政紧缩措施，但收效甚微，希腊人民不满意，欧盟也不满意。希腊人民通过不断的示威抗议和罢工来表达愤怒之情。持续48小时的此次罢工活动举行的同时另有数以万计的民众走上街头，在雅典的宪法广场就聚集了七万多名抗议者。然而，为了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的贷款援助，希腊国会最后还是通过了新一轮全面紧缩财政方案。

不过，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应是感受到了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希腊人民的压力，竟毫无征兆地宣布将对欧盟的一揽子救助方案进行全民公投，在背后捅了欧盟一刀子。虽然两天后即取消了公投决定，而其领导的希腊政府也赢得了议会信任投票，但不堪压力的帕潘德里欧还是选择辞职。只是希腊债务危机这烫手山芋谁接谁烫手。

占领售楼处

“金九银十”不再，“铜九铁十”都不好说的房地产市场随着秋冬冷风越刮越冷，开发商坐不住了，于是紧急掏出打折降价这一房地产“速效救心丸”。时时灵验有效的降价利器一出，在聚拢来看房人流的同时，也把老业主们吸引过来，但他们不是来欢迎新业主，而是“维权”。

在上海，随着龙湖郦城、中海御景熙岸和绿地秋霞坊等楼盘全面降价促销，情绪激动的老业主们前来向开发商讨要说法：“钱付了、贷款还了，可大半年下来，房子压根儿没见着，房价倒缩水三分之一，开发商不给个解决办法，我们全体老业主都不能接受！”在交涉未果的情况下，售楼处便成了老业主们发泄的对象：沙盘模型被砸毁，售楼处的“金字招牌”也未予幸免，售楼处像被洗劫了似的，一片狼藉。

对于怒砸售楼处一事，专家称买房人要有契约精神，要有风险意识；住建部门提醒买房人要调整好心态；网友则质问房价涨的时候，开发商如果找你补差价你答不答应。当然，也有人称这是开发商使出的绝杀的“苦肉计”。在售楼处被砸事情发生后，上海市房管局就紧急出台了被视为“限降令”的新规：房价降幅超20%，需要重新备案。房地产市场是一盘很大的棋，谁能笑到最后呢？

(《飞行员》杂志，2011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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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发布了《反腐倡廉蓝皮书》。这部被冠以全面反映中国反腐倡廉建设进展与效果的首份报告，像其定位和性质一样，在反腐倡廉工作及其效果上着墨不少。蓝皮书称，通过对随机抽取出的全国100个县市区、400个村居委会的7500个样本进行的问卷调查获得的大量第一手信息和数据显示，近60%的社会公众对今后5至10年中国反腐败“很有信心”或“较有信心”；80%以上的被访者表示，目前官员在惩治和预防腐败方面的工作“非常努力”或“比较努力”；63.3%的领导干部、62.8%的普通干部、52.9%的专业人员和61.2%的企业管理人员认为腐败在一定范围内得到遏制。

报告中显示出的我国反腐形势说不上是一片大好，但整体来说是相当乐观的。不过，对此，普通百姓却难有感同身受。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白培中家中被劫爆出贪腐事迹，从侧面反映出反腐之路任重道远。

不是小偷太厉害，而是反腐真的不给力。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在小偷面前，我国的反腐机制弱爆了。在白培中家中千万财物被劫事情刚被捅出后不久，面对质疑，作为风暴眼中的当事者，白培中本人不予回应尚能说得过去，不穿一条裤的山西焦煤集团、太原警方也三缄其口，不能不说反腐链条的脆弱。更叫人傻眼的是，家中被盗，贪别人的钱的竟然还敢报案。这说明，贪腐者认为贪很正常，不觉得有风险，贪到的钱财就是自己合法的财产。这样的意识是可怕的，而它又是怎么被纵容养成的呢？

虽然官方的反腐机制不得力，但好在我们还有小偷，在偷偷地“搞廉政”，帮我们清除一些贪官污吏。据媒体报道，自2000年以来，我国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小偷反腐的案例。如2002年陕西宝鸡市公安局原局长范太民案、2008年江苏睢宁县交通局原局长任树楼案等。鉴于小偷反腐的卓有成效，纪检部门真的应该好好向这些小偷们取取经。

法律没用

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对于老牌央企中石化来说，这事还真就变成不一定会发生的事了，就连要债的也有些无可奈何了。从12月19日起，南京市供水节水管理处连发十条微博，向中国石化集团南京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下称“中石化南化公司”）讨要欠款，而且一下子就要三年的，因为中石化南化公司已经三年都没缴污水处理费了。

在微博里，南京市供水节水管理处说：“‘下水道是一个城市的良心’，依法缴纳城市污水处理费是一个具有责任感的企业应该履行的法定义务。然而中国石化集团南京化学工业有限公司长期拒缴污水处理费。今年该公司‘缴’给南京的仍是一个‘0’。而这个‘0’，已是自2009年以来的污水处理费分文不缴的三‘0’冠。”管理处并附图以佐证此言不虚。

南京市供水节水管理处总结中石化南化公司拒缴污水处理费的理由有：一是承担社会供水有贡献；二是漏水严重，水费难回收，供水亏损；三是属困难老企业；四是大厂地区未建污水设施。管理处分析说：“这些理由有的属历史沿袭，有的是内部管理问题，有的是自身经营问题，有的则罔顾事实。”但不管怎样，应该缴的费用逃不掉。

问题是，中石化南化公司欠缴污水处理费，南京市供水节水管理处何以至必须用发微博的方式来追缴。南京市供水节水管理处处长金勇军接受记者访问时说，向中石化南化公司讨债已经讨了半年，但困难重重。“今年以来，征收部门对南化公司不断进行上门催缴、约请催缴、公函催缴、电话催缴，仅面对面催缴就达十多次，7月份征管部门还与财政部门一起组织了上门核查。但南化公司始终以不表态、不承诺、不见行动的‘三不’态度面对我们的工作。”

文明讨债讨了半年，未果，南京市供水节水管理处便寻求微博进行舆论维权。这真是别具中国特色的事情。为什么不走法律途径呢？诉诸微博比诉诸司法更有效果吗？亲，你该吃药了。这是在中国，这就是中国特色。也许这样的回答能给人以启发，但绝对不会让人释怀。自十五大上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至今已有十来年，从依法治国入宪算起也有七年的光景了，我们本以为应该已经走到依法治国的半道上了，可仔细一看，我们还在门口徘徊，或者说还在摸索着找到能进入的门。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法律没用，这是很多人潜意识中的想法，更糟糕的是，这是现实。

自己作主

因为村民抗议村官违法征地，质疑村官操纵选举而在9月下旬爆发过群体抗争的广东汕尾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因12月11日村民代表薛锦波在被拘押期间死亡，当局称薛锦波是心脏病猝死的说法无法得到认同，使得官民冲突升级。随后乌坎村处于无政府自治状态。

12月20日，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到访陆丰，与乌坎村民代表林祖銮会面，答应释放被扣押的三名村民、为薛锦波进行死因鉴定及归还遗体，以及承认乌坎村临时代表理事会的合法地位，并将原本定性为境外势力干扰的事件，修改为村民利益纠纷，官民对峙状态终于始出现转机。

社会群体性事件的爆发，自有其原因，只有找到问题的源头，深究根本原因，才能对症下药，找到解决的方法。如果一发生群体性事件，就盖上不明真相的群众被人利用的帽子，不去探究群众真实的诉求，就难以化解矛盾。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说，广东省委、省政府将以“最大决心、最大诚意、最大努力”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并承诺“严肃查处违法腐败行为”，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也是政府应持有的立场。

其实，除了提供一个政府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样本外，乌坎事件中另一个亮点是，村民自治，民众自主决策不是什么复杂而难以操作的事，民众有能力管好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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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正宁校车事故后，整顿校车混乱秩序在全国铺开，校车安全问题也被摆到国务院桌面上，成为中央政府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问题。在11月出席第五次全国妇女儿童工作会议时，温家宝总理就表示，要让校车成为学生安全的流动校舍。对重大校车安全事故频发深感不安的温总理在会上说，他已要求国务院法制办在一个月内制定出《校车安全条例》。即便国务院法制办紧赶慢赶在12月11日就公布了《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也无法阻止校车再次出事。

12月12日下午五时许，江苏徐州市丰县首羡镇一辆接送首羡镇中心小学学生的校车发生侧翻，滑入路边水沟，导致车内15名学生死亡。在全国上下一致高度关注校车安全问题的重要节点丰县再发生血淋淋的校车事故，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目前校车安全问题已处于一种难以有效管控的危险边界，随时会刹不住车，造成恶性事故。

其实，丰县并不是不重视校车安全问题。在11月16日甘肃正宁发生校车事故的次日，丰县就宣布要严把“三关”，即接送车辆资格准入关、安全教育关、常态管理督查关，强化接送学生车辆管理。同时，丰县也作出决定，自11月20日起，直到年底，集中开展“校车暨重点车辆专项整治行动”。就在这一系列的大动作中，首羡镇校车事故不期而至，似有巧合，但深究起来，还是与管理上的问题脱不了干系。

给校车建档，实行户籍化管理的丰县本有不错的管理校车的理念，但对于被剥离出校车队伍却仍在接送学生的社会运营车辆，就不进行监管，任其自生自灭。此次出事的校车准确来说并不是校车，而是不挂靠在学校，不能登记为校车的由私人运营的社会车辆；当班司机也是临时顶上的只持有B2型驾照，不能开应有A1型驾照才能开的汽车的车主；事故车11月30日起就已被停运整治，却仍能私下偷运。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丰县在校车管理上可以更加细致、谨慎，真正常态化严格管理好接送车辆资质，严查各类接送车辆问题，是不是可以避免此次交通事故呢？

或许吧。

丰县校车事故发生后，虽然官方12日、13日、14日召开了三次新闻发布会，就事故进展情况予以通报，但车载人数、是否存在超载等问题却在半推半就之中才对外说明清楚。一开始官方公布事发时车内载有学生人数为29人，包括《扬子晚报》在内的媒体却有来自其他渠道的消息说是48人，还有网媒称实载了71人。直到第三次发布会上，在多家媒体就事发及最初接送车上学生人数提出质疑后，丰县公安局副局长陈立坤才称，根据截至14日下午的最新调查数据，有证据证明的事发时学生人数是41人。而根据对车主洪旭及其妻子的审查，他们供出事发时车上有47名学生。如果一出事，就想到在各类数字上做文章，尽可能让事故严重系数降低，而不是深究问题的根源，恐怕难有对存在问题的深刻反思。

甘肃庆阳市正宁校车事故发生后，很多地方政府都表示将斥巨资购买校车，并积极采取措施保障校车安全。为此，《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有关专家，问到还应该注意什么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蓝就说：“解决校车问题，钱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观念问题，是把校车放在一个什么位置来考虑的问题。在财政投入的同时，各项配套措施也应跟上，如专门成立管理机构，推动立法等。如果认识不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只搞‘一阵风’式的重视，我不相信甘肃庆阳是校车事故的最后一站。”很明显，江苏丰县校车事故也不是最后一站。

重庆：倒车请注意

同样是在12月12日，曾经名噪一时的律师李庄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要求撤销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对他的判决书，并对该案立案重审以证明他无罪。

两年前的12月12日，李庄被重庆警察带走，由此开始了扑簌迷离的李庄案全三季。直到6月11日，做了一年零六个月的牢的李庄低调出狱。李庄案之所以备受争议，如一些律师和意见领袖所言，是政治干预司法的例证，李庄获判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实乃“打黑除恶”背景下的政治性判决。因此，李庄此次申诉，较难获实质结果，甚至根本立不上案，其展现姿态意义可能更大。李庄则不介意结果，他称，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是“为了心中那份理想、为了还原事实真相、为了法制的进步”。

虽然李庄案第四季还不甚明朗，但重庆方面却有了一些有点显眼的新变化。重庆市委决定，将在12月19日召开的重庆市委三届十次全会定调为“专题研究民主法治建设问题”，归纳提炼这几年来民众比较满意的大下访、三进三同、打黑除恶等重庆实践工作，以使其规范化、制度化。

打黑除恶、唱红歌轰轰烈烈运动式旋风扫过之后，重庆改讲民主与法治，似是一个脉络下来，却又近乎两码事。原本打黑除恶与民主法治不冲突，民主与法治是一种理念，打黑除恶则是手段、工具，打黑除恶老百姓欢迎，但应贯彻民主与法治理念、原则，不能有违民主与法治精神，更不能做违法的事。然而，重庆打黑除恶过程中，不尊重、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有违司法独立原则等行为一直为人诟病。而其大力搞唱红歌活动也被指在思想路线上剑走偏锋。此次研究民主与法治建设问题，是一种痛定思痛后的回归，还只是一种识时务上的选择，再看看吧，路走得长一点，就能看出走的是什么样子的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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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郭美美炫富并自称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遭网民“围剿”，红十字会的一举一动都被万千双眼睛严密地注视着。加上“垄断捐助”、“强制入会”等事件的发生，2011年下半年红十字会可以说一直没消停过，其公信力已跌至有史以来最低谷。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个人捐款数额的大幅减少。

为了回应公众对于红十字会系统公开透明的强烈要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就表示，总会将成立信息化领导小组和信息处，着手建立全国联网的“中国红十字会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将各级红十字会接受的捐赠款、物、工作人员、开展的项目、志愿者这5项情况全部纳入，加快实现红十字会系统接收捐赠款物及使用的信息化管理，支持县级以上红十字会建立统一规范的捐赠信息发布平台。

不能把公众的意见当耳边风，更不能把公众的愤怒当成吹毛求疵。错了就错了，有问题就是有问题，而不是回避不谈，甚至反驳，辩解自己很清白。不能正视自身的问题，就永远也摆脱不了被质疑的杯具。正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因此千万不要以自己的低智商去低估别人的智商。

12月8日闭幕的中国红十字会第九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华建敏无法掩饰他的担忧。他在闭幕式上说，红十字文化是中国红十字会的“软实力”，关乎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各级红十字会要深入开展红十字理论研究和文化研究，扎实有效地推动“红十字文化中国化”，把红十字会办成道德的实践场地和道德大讲堂，在全社会推动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要加快红会公信力建设，扩大红十字会的“知晓率”、“认同率”、“参与率”。

红十字文化是什么？最本质的应是妥善管理好公众的善款，用好每一分钱。无论怎么本地化，如何结合中国国情，都不能出这个圈圈。因此，对于目前红十字会面临的失信危机，红十字会不应继续以一个政府部门的身段搞所谓的理论文化研究，而应回归到作为一个社会团体的慈善组织的道路上来，考虑如何公开信息，回应公众的关切，增加公信力，而不是如华会长所言着力在捐钱给红十字会是个人道德水准体现的思想建设上。

当然，别以为红十字会不知道什么问题重要什么问题不重要，天底下揣着聪明装糊涂的大有人在。在江西，上市企业江西铜业下属的德兴铜矿等矿山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污水造成乐安河污染，使下游数十万居民生活受到影响。面对群众多年反映，当地矿山企业和环保部门却异口同声，将主要责任推到“历史”头上，说德兴早在唐宋年间就有采铜历史，污染主要是由于历代废弃的采矿区产生的，现代企业不应代历史受过。

污染与高额的财税收入，如何取舍，在地方官眼里，可能并不是一道难做的选择题。经济就是政绩，能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创造财税来源，就是能给上面拿得出手的政绩。经济短期就能见效果，污染要若干年后才会显现后果，到时主政的官员早已变换不同的乌纱帽，因此如何抉择，真的不难。而结果，则是农田无法耕作，罹患癌症的污染直接受害者还得找“唐宗宋祖”讨要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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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人民日报》就选登了上述经验交流会上的部分发言。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外宣办、国家互联网信息办主任王晨在会上的发言被置于选登发言之首，给政府在微博这档子事上的态度定了个基调。在这个以《积极开展微博客舆论引导工作》为名的发言中，王主任说，我们要从提高党和政府治国理政能力的战略高度，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中有关“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加强网上舆论引导，唱响网上思想文化主旋律”和“加强对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等的引导和管理”的部署要求，适应新形势、运用新平台，积极开展微博客舆论引导工作，努力运用微博客服务群众、服务社会。他并要求网民在上网时应守法自律，不传谣、不信谣，同时要求微博客网站加强信息发布管理，不给违法有害信息提供传播渠道。

微博是怎样的一个平台？按照王主任的理解，微博主要是网民进行情感思想沟通和工作生活交流的平台，并应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途径、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平台、人们健康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空间。然而，如果说微博的主要作用在于使网民能更好地沟通情感，是情侣间打情骂俏或者发表私奔宣言，甚至是约会开房的好媒介，则不至于会引起党中央国务院如此的高度重视。真正叫人担心的，是有关社会不公、官员腐败、法治不彰以及群体性事件等可能致使社会不稳定、政府形象受损的言论发布。

在社会信任感相对较低的现时环境下，上述言论（有些还未必是确实可信的）的确能让部分网民群情激昂，在一定程度上会有产生社会不安的可能效果，但政府的积极应对措施不应是着力在如何管好这些言论，以致令爱发言议论者禁言，不能发声，而应掉转矛头，考虑怎么核实信息，以便准确发布，并设计制度，以便在贪腐、群体性事件等出现或发生之时就能及时迅速地公开相关信息，同时应考虑如何公正、合理地处置上述言论里反映的社会问题。

12月1日，对于包括微博在内的网络平台造谣传谣问题，人民网、新华网分别发表评论文章，在斥责谣言制造者的行为的同时，呼吁对网络造谣传谣者予以“迎头痛击”、“严惩不贷”。同时呼吁网民对于那些纯属造谣的网络留言，要不卑不亢，勇于举起手中的利剑，敢于同那些执迷不悟的人作斗争，敢于用事实说话，更要敢于在第一时间披露事情的真相，将流言歼灭。文章用“敌人亡我之心不死”的态度指，网络谣言已成为某些外国势力攻击我国政治的“新式武器”，他们借助网络散播谣言藉以丑化官员的形象，来攻击党的领导，歪曲说明我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是多么地缺少合法性和稳固性，执政阶层是多么地缺乏民主意识和悲悯之心，并以“救世主”的姿态，总想解救中国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

真的要“斗争”，应找准对象、找对对象，否则如唐·吉诃德一样，跟风车大战了三百回合，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造谣传谣难以避免，因为在我国还有很多信息并不那么容易且能及时获得，这给造谣传谣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空间。对于造谣传谣者，应该采取措施加以处置，避免其制造社会恐慌。对于像微博这样的网络平台，也应有一定的规范，使恶意中伤者失去造谣传谣的可能。但是，政府应努力为之的地方不在严控微博发言问题上，而是在如何及时提供更充分、更权威的信息上，在怎么树立威信上。人民网的评论文章就看到，“要从根本上治理网络谣言，一方面，需要不断提高官员形象的‘美誉度’、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提高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另一方面，还要从制度上、法律上、应对机制上不断健全完善，对那些利用网络造谣传谣、横生事端、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者，予以迎头痛击、严惩不贷”。

在应对造谣传谣问题上，政府需要首先反思并予以重视的问题是，如何让公众信任来自官方渠道的信息？比如如何让公众相信@上海发布，而不是@杨海鹏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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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们一边要带头摸着石头过河，一边还要想些法子管好人民群众，不出乱子。殊不知，默默跟在后面趟着水走路的不大捅出什么娄子，前面带队的摸错石头走错路的倒常见，有时还经常落队。其实，管人的更需要被管；与其投入人力、物力管小老百姓，不如花点精力管好当官的，让他们在位子上做好该做的事。

要想维持社会稳定，形成良好的社会发展的环境基础，应先治官。有本书上曾言，依法治国的重心和实质是依法治官而非治民，是依法治权而非治事。一方面，当官的握有以强制力支撑的权力，并有更多可资利用的资源和获取私利的机会，不治官，不管好当官的手和脚，其逐利的本性必然会暴露，如果没有有效的法律制度加以惩治，或者说其获利的成本远远小于其被惩治的风险，其必然会在谋取私利或追逐个人利益的道路上远走越远，并有人相形效仿，前赴后继；另一方面，不论是身居要职的大官，还是只管芝麻绿豆大点儿事的官员，如果在其位，不谋其政，不行其权，不尽其责，三不作为，必然会使政府政事无法为继，不做正事，老百姓的权益无法实现，社会秩序出现混乱则在所难免。所以，治官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怎么治民，这也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一些国家的宪法和政治制度中限制权力的规定多于保护权利，或更被重视和关注的原因。

治官就是治权，治官必先治权。由于钱与权常常难分彼此，交错而行，因此治官，大体应是管好“钱袋子”，管好“权匣子”。在花钱问题上，今年中央不可谓不重视，并给中央部门公开“三公经费”列了时间表。虽然还想遮着、捂着，但基本上在7月底之前，中央各部门还是交出了去年“三公支出”和今年预期消费金额的清单。然而，中央作了表率，国务院法制办日前也公布《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要求县级以上政府定期公布“三公经费”的预算、决算、绩效考评情况，但地方却岿然不动，各有盘算。

河南南阳一市民要求南阳市信访局，公开“三公经费”等支出情况而不得，便把南阳市信访局告到了法院。后经法院调解，南阳市信访局同意公开“三公经费”等，并给这位市民一些支出公开文件。像是信访局作出了一种姿态，但在《河南商报》记者到信访局去采访时，却遭到工作人员的蛮横对待，被指是“假记者”，记者证、身份证、采访笔记等物品被抢，其中一位工作人员更嚣张地说：“你这个假记者，敢动一下，今天就让你死在这！”

携权力之强势，去堵舆论之正当诉求，也只有颠倒了权力与权利的关系，错误看待官位职责的人去想、去做的事。对比河南南阳的肢体冲突，发生在安徽池州石台县的政府信息公开网的图片拼接事件柔和很多，但同样表现出官权不屑民众诉求的态度。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施行三年了，但显然有关政府及其部门对公开信息不情不愿。石台县索性拿两张图片拼接一下弄出个政府信息公开网首页。政府信息公开之难由此可见一斑。糊弄，将法律丢至一旁，对民众的呼声不理不睬，这样为官轻松，但却将官置于法律、民众的对立面，其代价是沉重的。

虽然“公务员”已然成为为国家工作的人员的代指，但其原本蕴涵的为公众服务的内容不能丢弃。无论是官阶多高的官，还是政府系统内职位最低的工作人员，都应该谨守本份之职，善用手中之权。这当然只是期许，要让期许成为现实，还有赖于治官、限权措施得力、制度规范。官管不好，后果真的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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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榆林子镇下沟砖厂门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陕西籍大翻斗运煤车与接送正宁县榆林子小博士幼儿园学生上课的校车相撞，5人当场死亡。据调查，出事校车核载9人，实际乘坐64人，其中除一名司机和一名老师外，62名学生被塞进这辆小小的校车里。事故造成21人死亡，其中幼儿19人，另有43人受伤。

事故发生第二天，甘肃省庆阳市政府就召开记者会指出，此次事故发生有四大主要原因：一是校车司机安全意识淡薄，严重违规超载，左道超速逆行；二是幼儿园私自改装车辆，九座改装为无座，幼儿园董事长安全责任意识不强；三是因大雾天气影响，货车和校车司机遇到紧急情况处置不力；四是教育、交警部门监管不力。

教育机构利欲熏心，只考虑经济成本，为效益可以无视学生安全，被舆论多加指责。司机对学生生命安全熟视无睹，且违规超速、超载、超车，直接酿成恶果，也为人痛斥。然而，这并不是此次事故发生后我们应该深刻反省的地方。我们需要检讨并且应当正视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超载校车”？怎样杜绝类似事故的发生？

在甘肃正宁发生校车交通事故之前，各地校车严重超载已不是个别现象。9月9日，河北迁安交警执勤时就拦截了一部严重超载的幼儿园接送校车，经清点人数发现，原本只有8座的面包车却密密麻麻塞下了64名四五岁的幼童。11月7日，江西南昌市高新区交警大队交警截获了一辆超员比例高达330%以上的校车：车上额定载客人数为12人，最后却装了52人，其中有50名幼童。正宁校车事故发生后的第一天，广州白云交警发现了一辆负责接送新科幼儿园孩子的校车，额定载员19人，但里面挤了27个人。

校车超载暴露出我国教育制度和教育管理上存在诸多问题。一是教育部门在监管上的缺失或不到位。此次出事的甘肃正宁小博士幼儿园所有的校车，全部由九座位“金杯”小型客货车改装而成。车厢内原有座位全被拆除，换上三排铁做的长凳，并在出行时尽可能装更多的幼童。当地教育部门如果重视校车安全问题，定期检查下辖教育机构的校车状况，严格履行其监管职责，正宁校车事故发生的概率将大为降低。尽管事后正宁县教育局局长雷会宁很快即被停职，但这已是用幼童的生命换来的警醒。

二是教育资源存在分配不均问题。据媒体报道，“黑校车”、“超载校车”等问题多集中在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和城市外来人口聚集区。这些地区长期面临教育发展不平衡、公共资源不均衡、交通服务不完善等问题。拿甘肃来说，2008年开始，甘肃教育资源进行调整，提出“中学向城区集中、小学向乡镇集中、幼儿园联片集中办园、新增教育资源向城市和乡镇中心集中”，以集中优势办学资源，提高教育质量。政策力导下有限的教育资源被人为整合，在农村等区域的学生将不得不到更远的学校上学。正宁出事校车所属的小博士幼儿园附近的一位村民就说：“幼儿园校车超载的事早就有了，反映了，没用，镇子上只有一个幼儿园，我们也没办法，不然孩子就上不了幼儿园了。”教育资源分配上的缺陷给部分学生增加了教育成本的同时，也制造了诸如校车超载等不安全隐患。

三是教育投入不足问题。校车谁来养，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教育机构经济实力不一，并不都能负担校车的花费。因此，非法营运、超载、用旧车甚至报废车充当校车等现象就屡屡出现。对于国之根本的教育，政府应不能吝啬其资源，不仅应高度重视教育问题，更应该加大力度投入更多资金，给予更多支持和帮助。然而，即便在2010年我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全球第二，1993年我国教育规划纲要设定的20世纪末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4%的目标至今都未能实现。教育投入不足，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必然受到影响，校车政府买单，政府必然心不甘情不愿，或者根本无能为力。政府不承担，学校又无力负担，校车质量标准和安全规范无法统一，校车运营上的乱象就不可避免地应运而生了。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这不仅是对家长说的，更应该对政府着重提醒。

上海复旦：课可以不上的

11月10日，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庆熊像往常一样准备给2009级哲学武警班同学上《现代西方哲学》，但令他吃惊的是，35人竟然“翘课”了。原来当天艺人梁朝伟等人到复旦与同学交流“梦想成真”的话题，35名武警班学员被学生会、团委叫去维持秩序。

张老师很生气，是梁朝伟重要，还是上课重要？学生应以学业为重，学生应自知，但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教育机构，学校更应该清楚，并应以实际行动创造学习的好环境。学校不能以身作则，反而让学生放下课本，去做与学业无关的事情，实在不符其传道授业的特质。

再说学生会、团委，为什么可以只凭一句话就可差遣一班学生做与学业无关的事情？它们是学生的上级领导还是什么管理者，一定要听其安排，惟命是从？学生会，本应是学生自发的服务性学生组织，其宗旨应是“一切为学生服务”，理论上说应该接受学生各方面的监督，但现在大学里的学生会俨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学校行政机构，是学校行政架构下以学校大局为重的组织。因此，一定程度上说，指责错位的学生会等组织以学生利益为重，似乎太过严苛了。但是，一如张老师所生气的，在什么位子上就应该做那个位子上的事情，而不应一直扭曲下去，找不到什么是重点，不清楚哪个方面是应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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