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邪莫邪

關於鄉土

2014-12-29T10:59:00+08:00

　　冉雲飛說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而我卻想說，對於故鄉每個人都在叛變。愛恨難分，人其實都挺矛盾，不管口中雲雲愛這片土地愛得多麽深沈，但設若真把他下放回鄉去了，不出十天半月，必定會像馮小剛電影裏自找苦吃的那位大款似的，即便不會真的偷雞摸狗，我想他也壹定會寢食難安。這事兒我亦有著深刻的體會，無聊自不消多說，就前段時間某人回家壹趟，約摸壹周的光景有壹多半時間在跑肚拉稀，頻頻的時候真就是剛摔了廁所門又旋即折返。搞笑吧？這到了啥年月日頭，竟然有人會對故鄉水土不服了。所以說這人在變也就怨不得天變地變不是？當然，有時候這變可能會有些不倫不類，可這也沒啥可笑的吧？馬拉火車的西洋景中國人都見識過，那麽人坐茶館裏喝咖啡砌長城也就沒什麽可奇怪了。真要說淪陷，那也不該是鄉土而是人情，是那些出去過又回來了的“二鬼子”。工業區、城市化、農轉非……所有事情掰開來揉碎了講，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實際最後的因由結果莫不如出壹轍，幾乎都是因他們而起。妳我或許真的不二，但其實也在這“他們”之中吶。所以要說這糾結怨念會註定沒結果。要想故鄉不被淪陷，首先妳得保證自己不被改變，還要有力氣和勇氣守護她不為別人因變而變。可能麽？永遠不可能！這其實就是個悖論，無論對自己還是他人，這種時候，人是定然勝不了天的！

　　呵，為了不被農轉非，這回某人甚至還隨大流跟人家去上訪，當然不喜熱鬧不愛出風頭的我只是湊個人場而已。可是坐在政府信訪接待室裏翻墻上twitter，這事兒還真就是越想越喜感……所以對於那些青天大老爺們來不來的壹頓殺威棒嚇更加無視。國情若此，偶對工物猿這個群體天生無好感，看見他們總讓我沒來由想起電視裏的皇軍，因為他們或許才是前面所說的二鬼子的主力。尼瑪，這段時間沒事玩騎砍抗戰模式，老子反的就是抗聯，第壹個滅的就是偽軍，嘿嘿。雖說只是遊戲，但我其實只想說壹個不爭的事實：在利益面前信仰算個逑，遑論國人其實沒啥信仰。像堂上那位，吃得肥頭大耳，裝得壹本正經，可所有人都知道他把他丈母娘戶口加塞兒遷到了我們隊只為占戶頭買保險。有好事者問誰是誰，他答誰知道是誰他媽，呵呵……人心不足，人心不古，如果說這樣來看，那還真就是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

　　肉食者謀之的事情與咱無幹也管不了！只是對於多數普通人來講，但凡有可能，誰又願意拋家舍業離妻別子？本身像我其實是壹個鄉土情結特重的人，無論在哪裏都感覺到無根和漂泊，所以這麽些年無論有多麽大誘惑都很難再勾引我北漂、南行或是東遷，理由很簡單：普通話不是我的母語，說和做有形無形都要進行二次翻譯，那簡直無異於脫了褲子放屁，哈哈。所以說歸說做歸做，但凡能有壹種生存之道我也還是很願意回鄉去的。在哪兒變不壹樣都是七十二變啊？更何況對於我這種高級腐宅，只要有壹根網線，城市和鄉村其實也沒啥區別。只可惜現實壹沒了土地，二不能下大力，對於同樣也是壹個二鬼子農民的我回去確實沒法活！當然，舉國壹盤棋，不在淪陷區那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在蘇區還是白區……唉話說這個有區別麽？逑，紅都還不是變過天……

　　說這麽多其實啥也白說，我也不故道我到底想說些什麽。我戀著那生生鄉土，可如今土不土，我不我，誰又能奈之何？

　　關於鄉土，那種幹凈純粹，那種簡單質樸，她只存活在人們的記憶中……

狗屁主義

2013-11-20T16:06:00+08:00

上了初中，少先隊就算自動退伍。上了高中，不交團費也算自動脫團。隨著歷史老師啟蒙覺醒的是意識形態飄忽，和政治老師唯物唯心搖擺不定利益交關的則是價值杠杆，那麼所謂改革和發展之於什麼主義信仰似乎全都是瞎jb扯淡。至於你信是不信？反正我是不信了，所以打死我也不會參加某個party……

二十七八歲以前也許還空有一腔熱血和抱負，三十歲以後連最後一縷激情也煙消雲散，社會這本百科全書最終只教會了我明哲保身和善護己見。貌似庸人所以中庸，不是米田共也不是理中客，只是假裝盲人啞巴來著。就像演戲，入戲太深，所以我甚至一度以為自己真個就殘疾了！

但其實潛意識還在，架不住在夢裡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像昨兒個，不知何故竟然夢見先總統蔣公，不才與之談笑風聲大作亡黨亡國之論，然後又偶遇“特首”小馬哥，循著《運動員進行曲》依次進入某處現場，談興正濃之際突然大夢覺醒，然後回味卻實不知到底是江山一統還是一桶薑山？悵然若失卻又老實想不通，昨夜裡如果非說要與民國有點兒關聯的元素，可能也就是紙上得來的關於知堂老人“落水”趣事的隻言片語。然個中曲折，穿梭跳躍，尺度空間之大，實在沒法作解自答，更加不勝了了。大抵骨子裡我肯定是個保守派同時也可能是改良派，但決計不是什麼革命派，不然夢境不會俱有如斯中國特色。就像我分不清統一還是一桶，所以特首二字的引號其實也是我後來想當然加上的，實際誰知道以後會不會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呢？

我是真不知道，原來自己心中還默默地下著這麼大的一盤棋！于情於理，我似乎更應該關注的是自家房產和土地的徵用以及被農轉非的問題。或者，更現實的沒錢無工作一屁股爛帳的問題。可誰曾想我情商如此的高超卓絕，不考慮安身立命卻夢想著關心國計民生，真jb蛋疼啊！

城頭變換大王旗，三民和共產都是拿來主義，大哥和二哥，尺短與寸長，老實說清醒時根本不屑一顧。我既學不優所以無以為仕，商也不精所以不能學陶朱，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也不該是一介布衣應有的念想。好吧，就只當我夢裡進了天堂電影院來著。一俟劇終散場，明亮煌煌，現實才是最大的理想。就像此刻，好多劇情其實已然遺忘……說到底我也就是一2b農民念了幾本書，便時不時於田間壠上醉一場燈紅酒綠，好死不活還自作比小隱之於大隱，求不得，那些烏托邦一般的美麗。待到明朝酒醒時，卻也只會吐一口口水搓揉一段歲月，最正緊最實際的還是揮鋤掘地。

如果只是夢，那我也更願意學莊周夢蝶襄王遇神女，就是千萬別再和我談什麼勞什子的狗屁主義！相較於意淫，或許還沒有夢遺來得更刺激和盡興……

張千帆：“輿論鬥爭”的階段與走向

2013-10-26T01:56:00+08:00

自八月下旬以來，“輿論鬥爭”成為中國官方推出的熱門詞彙。《人民日報》、《求是》雜誌、《環球時報》、《解放軍報》陸續發表文章，若干省委書記和宣傳部長也紛紛表態，支持“輿論鬥爭”、否定憲政民主。中央軍委副主席更是表示要像“堅守上甘嶺那樣”，“鉚在意識形態鬥爭的陣地上”。言下之意，輿論陣地已經失守，現在要靠網絡軍管等非常措施才能奪回陣地。或許在新一屆政府看來，輿論陣地對於信奉“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的中國來說尤其重要，再不收復將無力回天。只是中國在經歷了前三十年的全民洗腦、後二十年的精英反思之後，早在十年前就已進入大眾覺醒時代，現在更不可能像以前那樣通過專政手段回到意識形態的一統天下。

其實，在中國近六十年，不同版本的“輿論鬥爭”一直是官方主旋律。各種“整風”、“學習”等思想運動每隔幾年甚至每年都來一次，以保證黨員和大眾意識形態的高度“純潔”，只不過那個時代的大眾根本沒有自己的意誌或主見，因而每次思想“鬥爭”如同演習一樣輕而易舉大獲全勝。和威權政治不同的是，極權政治的主要體徵就是輿論和權力的高度合一：政治權力壟斷輿論工具，並生產自己的“真理”話語體系；輿論機器對全民灌輸“真理”，使其心悅誠服地接受政權統治。國家一方面屏蔽外來思潮的影響，另一方面用專政機器直接剪除國內的少數異己力量，以此形成“超穩定”統治。在這種統治下，全民都相信權力即真理。無論政權對你做了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它是不會錯的；你挨整，只能說明是你自己錯了，你只有老實悔過、痛心檢討。政治權力因代表“真理”而獲得巨大的道德資源，變得至高無上、所向披靡；“真理”則藉助專政機器的威懾力而深入人心，全民對政權合法性的理論基礎深信不疑。

中國的“前三十年”即處於這種全民洗腦狀態。 1949年後，政治異見的主力逃離大陸，剩下的小股反對力量或遭到鎮壓，或經過改造而成為“真理”話語的一部分。全國上下都毫無保留地崇拜一個人、一個黨、一種思想，容不得半點不同意見，權力和真理的統一達到不可逾越的巔峰。其實這個時期仍有一批受傳統教育影響、有思想、敢說話的知識分子，但即便他們原先也對正統信仰堅信不移。 1957年“反右”前夕，中共執政才七八年時間，絕對權力即已絕對地產生腐敗和社會不滿，知識分子利用“雙百”方針對黨進行“猖狂進攻”，結果悉數被“引蛇出洞”打成“右派”。 “文革”初期也產生了遇羅克、林昭等青年反叛者，但是在全民崇拜絕對權威的瘋狂年代，反對力量如滄海一粟，無一在專政機器下留存下來。

事實上，對待這些鳳毛麟角的先知先覺者根本用不著國家暴力，只要發動群眾起來“大批判”，“六億神州”的吐沫就能把他們淹死。 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導致了那麼大的人道災難，也只有黨內高層極不徹底的批評和反思。在黨內中下層和黨外，宣傳機器若無其事地照常運行；忍飢挨餓的人民對這場災難的慘烈程度毫不知情，數千萬餓死的冤魂野鬼並沒有對“偉大領袖”的形象造成一絲傷害。 “大饑荒”削弱了毛澤東的黨內地位，卻未曾貶損他在人民心中的神聖地位。正是這種格局讓他發動“文革”，利用全民對他的狂熱崇拜打倒那些因他的錯誤而獲得機會的黨內挑戰者；假如沒有前者作為土壤，“文革”充其量只是一場宮廷鬥爭，不會發展成為禍慘烈的全民運動。

“文革”之後，中國進入所謂“後極權”時代，一個標誌就是黨內外部分精英痛定思痛，開始反思造成這場全民浩劫的製度根源。進入八十年代，經濟改革伴隨著思想開放，中國社會的知識和思想結構發生全面變化，政治權力對“真理”的壟斷岌岌可危；公民社會已經開始發育，意識形態已開始經歷解構與重構。但是在這個階段，對意識形態的反思和質疑仍限於少數精英；多數民眾僅滿足於追求自己的溫飽和小康，並不關心更宏觀的政治與製度改革問題，也不具備交流信息與思想的便利手段。因此，八十年代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思想運動主要影響高校師生，並未引起社會的強烈反彈。

“八九風波”中斷了中國的政治改革，對於民主、自由、法治思想的傳播卻影響甚小。九十年代之後，關於憲政民主的各種學說仍然持續不斷進入大陸。原先國內對西方憲政制度只有粗線條理解，現在連司法審查等相對晦澀的知識細節均已成為法學常識。至少在學術界，傳統意識形態已徹底失去“陣地”，憲政民主等現代理論的知識積澱已經完成。與此同時，徵地、拆遷、分稅制、土地財政、禁止農地流轉、放任環境污染等各種借“改革”之名剝奪民利的製度開始形成並發揮作用。政改缺位造成的官僚腐敗和公權濫用直接影響了數以億計的平民百姓利益，從反面驗證了憲政民主的必要性。

進入2000年以來，隨著互聯網的迅猛發展，中國老百姓對發生在自己周圍發生的事件掌握了前所未有的信息，並自覺或不自覺地和國家製度聯繫起來。以2003年發生的孫志剛事件為標誌，越來越多的企業家、下崗工人、失地農民、復轉軍人乃至被“雙規”的官員從自身遭遇中認識到，沒有法治與憲政，自身基本利益、安全乃至生命都得不到保障。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破壞法治、胡作非為，但是一旦坐到被告席上，連他也不得不為自己呼籲公正審判。法治、人權、民主等憲政理念不再只是少數學者宣講的書本知識，而已經成為大眾普遍接受的常識和共識。

正是在這種環境下，新一屆政府展開了大規模的“輿論鬥爭”，試圖在意識形態領域“奪回陣地”、回到毛時代。除了新一屆領導人的教育知識背景及其形成的個人思維偏好之外，這種政治左傾回潮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胡溫執政期間，上一屆即已形成的各種惡法產生的社會惡果全面發作，造成空前的官民對立、民怨沸騰。單面推進經濟改革的後果越來越嚴重，社會要求政治與法治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讓執政者感到壓力倍增、芒刺在背。然而，實質性改革將無可迴避地觸動既得利益，執政者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觸碰的；反之，通過現有的輿論控制系統扼殺憲政民主、回歸毛時代話語則似乎代價和風險較小。於是今年“兩會”結束、權力交接完成後，就有了傳達“九號文件”、組織發表反憲政系列文章、打擊“新公民運動”、對青年教師加強思想政治控制、拘捕網絡大V、奪回輿論陣地等一系列“亮劍”行動。

當然，從其產生的效果和社會反應來看，這一行動計劃顯然誤判了中國當前的輿論形勢。 “九號文件”虎頭蛇尾，在高校傳達引起了普遍的反感，“七不講”成為教師們茶餘飯後的挪揄對象。邏輯不通的反憲政文章多以匿名發表，知名知姓的作者大都是學術圈裡名不見經傳的邊緣人物，有的根本算不上“學者”，表明官方已找不到像樣的學者為之捉刀。更重要的是，反憲政文章引起的社會反應幾乎是清一色的批判和譏諷，可見此種言論之不得人心到了何種程度。在官方對民間發動的這場“輿論鬥爭”中，勝負早已不判自明。除了官媒的自說自話和極少數官員的被動表態之外，如今還有誰在公開支持這股反憲政逆流？事實上，官媒對憲政不分青紅皂白的攻擊不僅沒有鎮住局面，反而得罪了大批體制內學者，讓體制內的“社憲派”、體制外的“自由派”等原本不同立場的派別結成了廣泛的護憲聯盟。在這種生態下，任何學者公然站出來反憲政都是一種職業“自殺”；這麼做也許馬上就能得到“封賞”，卻徹底毀了自己在圈子裡的聲名。在中國近代史上，有哪次精英聯合抵制、社會普遍反感的“輿論鬥爭”成功過呢？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格局是六十餘年來從未有過的。在全民洗腦和精英反思階段，執政者或因自身強勢、或因順應民心，都牢牢掌控著輿論主導權，官民之間根本不存在任何“輿論鬥爭”或哪怕是實質性的對話。在毛時代，顯然一切都由他一人說了算，任何公然唱反調者都不會有好下場。有的學者對1954年憲法的上億人“大討論”津津樂道，其實那個年代哪有什麼“討論”？幾億人只有轟轟烈烈學習、領會、讚美領袖精神的份兒！鄧小平抓住人民追求自由、富裕的心理，打出改革開放的旗號，主導了意識形態潮流。 1978年的真理標準“大辯論”是拉開改革序幕的重大政治事件，但其實也不是任何意義的思想或學術辯論。 “辯論”的基調早已確定，剩下的任務是找學者寫文章正面論證，反對者（當時的左派）是不會有任何機會在官方媒體發表意見、正面交鋒的。事實上，這種行事模式和現在的反憲政言論如出一轍，只不過改革開放的立場得人心，因而大批真學者願意為之效勞。

這就把我們帶回到執政者當前面臨的尷尬。初看起來，新一屆領導人沒有理由不“自信”。畢竟，專政與輿論兩大武器仍然和以往一樣掌握在政府手裡。當年位高權重的“四人幫”都抓了，今天抓幾個體制外的大V算得上什麼？他們都是耍筆桿子的，而“四人幫”倒台表明筆桿子最終要聽槍桿子的。但是這種看法忽視了一個關鍵問題，那就是打倒“四人幫”在當時就有一定的民意基礎。且不說長期被壓得抬不起頭的“臭老九”們，相當部分的普通民眾也早已厭倦了讓他們“一窮二白”的意識形態。因此，即便在極左派還掌控著輿論陣地的時候，打倒“四人幫”對於許多人來說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然而，今天反憲政、抓大V的民意基礎在哪裡呢？即便政府小心翼翼地撿了薛蠻子等幾個聲譽並不好的大V作為收拾對象，網上也出現了大量調侃和質疑，大V們更是清一色地對政府以道德瑕疵為由進行網絡整肅表達本能的警惕。時代不同了，當代中國人不僅懂得愛惜自己每天都在行使的言論自由，而且已經意識到對別人言論自由的任何侵害也是對自己的潛在威脅。

獨立學者陳子明指出，最近的意識形態運動是在“五十年代的底色上潑墨”，但這種“底色”只是政府自己假想和力圖製造的，完全不是當今中國社會的真實底色。當然，作為未曾清理的“文革”遺產，左派言論仍有巨大市場。反憲政逆流掀起後，“左派”確實十分活躍，據說已開始和政府聯動打擊“右派”；如果屬實，那麼當今中國已經出現了“文革”時期“挑動群眾鬥群眾”的危險跡象。然而，中國“左派”看似聲勢浩大，卻終究是靠不住的，因為他們沒有經得起推敲的治國思想。除了在領土主權等外部問題上可以一時蒙蔽群眾之外，對於民生、反腐、教育、環境治理等和民眾利益攸關的國內實際問題，毛主義中找不出一個答案，多數民眾也不可能對這一套老調重彈的說教感興趣。 “新左派”雖曾名噪一時，但是其影響僅限於少數學者，政府不可能指望通過他們的鼓譟讓極左主張獲得普羅大眾的支持。除非發生戰爭或分裂等非常事件，作為一種大眾意識形態，左派已走上窮途末路。如果執政者決心向前推進改革，來自左的阻力亦無足多慮。

在經歷全民洗腦和精英反思階段之後，當代中國大眾已經覺醒並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主體思維。在今天的學者、記者、律師及普通百姓中間，支持憲政民主的“右派”已佔據絕對多數。憲政民主雖然還說不上是牢不可破的信仰，但早已深得人心。多數人或許不敢站出來主動維權，但是要把他們的思想拉回到不可理喻的五六十年代，又如何做得到？辯不過就抓人，也許能製造一時的恐怖氣氛，讓大V們眼下三緘其口，但畢竟不是長久之計。抓了許志永、王功權，接下來又能如何？他們因言獲罪，只會收穫更多的社會同情。在國際和國內輿論壓力下，政府並不能將他們重判並達到“殺一儆百”的目的。最後的結果只能是提高他們的國際與國內知名度，而自己則四處樹敵並在道義和形像上丟分。

思想的閘門猶如潘多拉魔盒，一旦打開就再也無法合攏。現在早已不是五六十年前的全民洗腦時代，領袖想要人民信什麼，人民就信什麼；甚至也不是二三十年前的精英反思時代，用專政手段就能讓少數異議者的消聲。大眾覺醒的時代已經到來，武力壓制並不能改變大眾對憲政民主的信仰。事實上，不論中共執政的原始合法性來自何處，它也不是純粹靠武力建立起來的，單純的軍事勝利並不能為它贏得廣泛的大眾支持，而國民黨之所以丟失政權，相當程度上恰恰是因為它對言論自由的壓制引起了社會尤其是知識界的普遍失望和反感。在今天，國家動用武力更不可能收復思想和言論陣地，反而只能進一步自損形象、丟失民心。而在信息高度多元的網絡時代再實行語態單一的思想灌輸，顯得幼稚可笑、不合時宜。在不合時宜的方向上走得越遠，執政形象所承受的損傷越大。

面對大眾醒悟的中國社會現實，執政者有必要為體面執政做長遠打算。既然不可能扭轉憲政民主的歷史大潮，不如儘早改變“輿論鬥爭”的習慣心態，設計或接受和憲政民主更加兼容的話語體系，與成長中的公民社會和諧相處。對於正在進行的中國經濟與法治改革而言，一個具備憲政意識的公民社會顯然是好事而非壞事。要為改革營造一個寬鬆的輿論氛圍，也必須採用一套與之相適應的意識形態。目前的“政左經右”姿態好比人格分裂，高層傳遞出相互矛盾的信號已經造成嚴重的社會困惑與對立，而官民對立無疑會造成巨大的改革障礙。其實，打破對立的鑰匙掌握在政府手裡。要讓中國改革回到八十年代初期上下齊心、官民互信的良好局面，執政者可選擇的路很寬。

反之，在打倒“四人幫”37週年的今天，還要把當年那一套搬回來，中國社會能答應嗎？

來源：微信（悅讀館）

震盪過後來吐槽

2013-04-21T13:57:00+08:00

又一波震感來襲時，我正在馬桶上吞雲吐霧地調戲著地心引力，感覺屁股下面開始地動山搖的時候，雖然一下子屎尿全無但其實也並無多大驚慌，因為08年有過的經驗所以我在等也在猶豫，而且還是那句話：如果真有地震，山城的地理條件基本上也就屬於逃無可逃！但首先我判斷出這同樣只是震感而已，不過卻也有過聯想如果真的是地震了某人光著屁股被人從瓦礫堆裡刨出來的情景。家裡還有老娘有小妹，我還沒有結婚，我還沒有生娃……呵這豐富的聯想能力端的是如此應景！你能想像出一個人在震盪波搖晃過後光著屁股坐在馬桶上刷微博是個什麼樣子？膽顫心驚，可笑又有些糾結，為不知道的某個地方墜落的命運。

推特和微博又一次完勝傳統媒體，所有的目光轉瞬間都凝結住一幅曾經如詩如畫的風景。雨城，美麗又驚險的318，這個我曾經在地圖上和論壇裡無數次經過的地域。我得為我不知道哪天的終於成行，為那些曾經錯過的無辜的生命，靜靜地守候，遠遠地行注目禮！天災人禍面前，所有人都應該力所能及的施以援手，必須得如同守護自己一般的尊重每一個個體生命！

觸目淒涼多少悶，漸行漸遠漸無書……

但我還是想說：“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對傳統媒體和相關部門的失望在於那後知後覺的反應，仿佛地震過後的兩三個小時，某處正陷於一片玻璃真空裡。所謂的職能部門其實更多好像是體現在表演能力，人生無時無處不是一個大大的秀場，從電視裡主持人念叨的每個名字前面那一長串的頭銜到鋪紅地毯的專機，從臂膀上的紅袖箍到瓦礫堆上的紅旗，甚至於還有那將行未行時口號卻已經喊得震天動地……“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即使在這樣的一場一而再再而三的災難面前，我也不得不由衷的感歎真的人生如戲！從來都是人們調戲戲子，而今卻誰都知道看戲的才是傻子。相信我，更多時候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同胞們，要堅強，要努力！我們在一起……

我們都在惋惜，我們也在慶倖，不同的生命有著不同的命運！

也只有在每次經歷這種艱難困苦和危險抉擇時才會感覺到活著如此美妙如此重要。我在祈禱人們儘快擺脫困境和苦難的同時也又一次情難自禁地敦促自己趕緊去完成一些人生未競之事業，嗯就只是不想也不要光著屁股死在馬桶上。活下來，活下去，生活因為憧憬而美好！

閉上眼，深呼吸，明天依然很美麗。

信力建：祖國究竟多大了？

2012-10-11T11:29:00+08:00

10月1日是新中國的“國慶日”，年輕的63歲。而 10月10日是中華民國的“國慶日”，101歲。但宣傳中一直稱“中華五千年歷史”，那麼祖國究竟多少歲呢？

事實上，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是夏朝（約西元前 2070至約西元前 1600年），歷史記載，禹死後，他的兒子啟奪得王位，改變了原始部落的禪讓制，開創中國近四千年世襲王位之先河。夏朝共傳十四代，十七後，延續約471年，為商朝所滅。夏朝作為中國傳統歷史的第一個王朝，擁有較高的歷史地位，後人常以華夏自稱，使之成為中國的代名詞——可見，至少從夏朝開始，“中國”就已經在亞洲東部這片古老的大地上建立了，從那時起，我們有歷經了以下這些朝代：商朝前1600年 - 前1066年，周朝前1066年 - 前221年，西周前1066年 - 前771年，東周前770年 - 前256年，秦朝前221年 - 前206年，漢朝前206年 - 220年，三國 220年 - 280年7. 晉朝 265年 - 420年8. 十六國 304年 - 439年，南北朝 420年 - 581年，隋朝 581年 - 618年，唐朝 618年 - 907年，五代十國 907年 - 979年宋朝 960年 - 1279年，元朝 1260年 - 1368年，明朝 1368年 - 1644年，清朝 1644年 - 1911年，民國1911-1949（臺灣1949-現在），不能說1949年前的這四千多年這些朝代都不是中國吧？如果它們都不算中國，哪又算什麼呢？如果“祖國”才63歲，那麼我們且不說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從哪兒來，就是《阿q正傳》、《圍城》、《雷雨》……這些現代文學的名篇，也只能排斥在“中國”（或者“祖國”）之外了，這恐怕說不過去。

有人也許會說，這“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但這種說法是毫無道理的——原因是：如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前，沒有“中國”一詞，那麼自然不妨用這一頭一尾的“中”“國”構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然而事實上“中國”一詞早史有明載：“中國”一詞最早出現是在現中國境內考古發掘出的原始人的雕刻中發現，後來也有《大雅·民勞》“惠此中國”。當然，《詩經》中的“中國”系指“京城”，跟我們現在的含義還不一樣，但在東周戰國諸子書中，用“中國”來稱國家的已屢見不鮮了。如《孟子·滕文公上》雲：“陳良產地，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又“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莊子·田子方》：“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幹知人心”。周以後，“中國”一詞更是使用頻繁：《禮記·王制》有雲：“中國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中國、蠻、夷、戎、狄，皆有病！”“中國”一詞，是與蠻、夷、戎、狄對舉而使用的。如果說《禮記》的成書時間較靠後，則《左傳·莊公三十一年》有“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的說法，足見春秋前期，“中國”一詞就已經與蠻、夷、戎、狄對舉。”齊桓公救援邢國，衛國等國，被稱作“救中國”，足見此時的“中國”，已經擴大到被認為是“諸夏”的國家。既然前人對“中國”一詞早已有了“知識版權”，我們又有什麼權力將其占為己有賦予新意？再說，如果照此邏輯。則比“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早的“中華民國”更有理由和資格講“中國”是“中華民國”之簡稱（照樣是一頭一尾），我們有何以對之？至於將“祖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混為一談，則更是荒唐。所謂“祖國”是指自己的一系列先祖和有著共同文化認可的一個社會群體世世代代居住的，有著一定疆域的地方。換言之，“祖國”是個文化概念。它是指一定的民族及其生存和發展的自然環境和社會條件。祖國的內容是豐富而廣泛的，概括起來包括三大部分。第一，一定的民族。一定的民族包括民族的構成、民族的歷史、民族的語言文字、民族的文化、民族的傳統等等。祖國是一些人的祖國，構成祖國的首要內容是一定的民族。沒有一定的民族，就無所謂誰的祖國。所以，一定的民族是祖國的最主要的內容。第二，自然環境。自然環境包括國土疆域、河流湖泊、山川平原、礦藏資源、生態氣候等等。自然環境是一定的民族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條件。沒有一定的自然環境，人們就無法生存和發展，也就沒有祖國的存在。所以，自然環境是祖國的重要內容。第三，社會條件。社會條件包括一定民族的社會歷史、物質財富、精神財富。所以，祖國這個概念，是一個文化概念，是我們生存發展中不能須臾離開它的土壤氣候，因此我們應該把他視為命脈和血液——從來不需要想起，永遠也不會忘記。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是政治概念，它——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是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政治組織。它的目的是保護現有的經濟制度和鎮壓其他階級的反抗。”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對“國家”的解釋是：“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是維護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統治的機器。”要之，在馬列主義學說中，國家是當作一種“政治組織”，一種人造的“機器”或工具。既然是工具和手段，那麼它就不具有終極意義。也就是說如果國家這個工具能實現我們的理想給我們幸福生活，那我們就可以認同這個工具使用這個工具並進而維護這個工具；而如果國家這個工具沒有這個功能，甚而至於防礙這個目的，那我們就可以批評這個工具改造這個工具，乃至拋棄這個工具——這裡邊根本就沒有愛與不愛的問題。我們又如何能將其混為一談呢？

那麼，講今年10月1日是“共和國成立63周年”又對不對呢？同樣不對。因為在中國，第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共和國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是1912年建立的“中華民國”： 1911年底，中華民國臨時參議院選舉孫中山為臨時政府第一任大總統；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職，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就此誕生。隨後南北統一，臨時參議院改選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革命領袖基本退出了政壇。1912年3月11日，《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公佈。《臨時約法》確實體現了現代憲法的民主精神，在中國憲政史上具有開創性的意義；但因倉促成章，個別條款因人設法，因此留下一些重大疏漏，埋下了今後政局動盪的禍根——雖然如此，但其共和國的性質是不容置疑，也是為兩岸所共同承認的。

不妨再提一樁舊事：1943年3月10日蔣介石出版了《中國之命運》一書，提出“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的口號。中國共產黨于同年8月25日在《解放日報》針鋒相對地發表題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的社論，批判了這本書，並在結尾說：“如果今日的中國，沒有中國共產黨，那就是沒有了中國”。時年19歲的中共黨員曹火星由此創作了一首歌《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並很快傳在解放區唱開來。當時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還不乏清醒，他看了之後，認為歌名不妥當。因為早在“沒有中國共產黨的時候，中國依然是存在的”。所以毛澤東並親筆修改了歌名，在“中國”前加了一個“新”字。同樣的道理，在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前，中國已存在了；在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前，“祖國”存在了；在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前，“共和國”也已存在了。

如此一深究，就讓人“隨時受不了”了，這國家到底是多少歲？到底是哪個國？我們到底該回到哪個階段或說從哪裡延續我們的歷史傳承？這個問題，就留給大家研究研究吧。

来源：一五一十部落

李承鹏：鈴鐺下的狗

2012-09-06T11:28:00+08:00

巴甫洛夫養了條狗，搖鈴鐺就喂它吃肉，搖鈴鐺就喂肉……久而久之，只搖鈴鐺狗也流口水。這就是“經典性條件反射”。我一直好奇給人做這實驗會怎樣。看了《肖申克的救贖》才明白這就是黑人瑞德。老瑞在大牢裡關了四十年，每次上廁所都必須“報告長官”。出獄後去了超市打工，每次上廁所也要“報告長官”。否則尿不出來。

那句臺詞屌爆了，“獄裡的高牆實在是很有趣。剛入獄的時候，你痛恨周圍的高牆，慢慢地，你習慣了生活在其中，最終你會發現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這就是體制化。”

可見美帝也有體制化和實驗室，是人類社會共同特點。只不過我們這裡偏大，整個地方都是實驗室，每分每秒都在訓練。在擺個攤都要眼觀六路耳聽八方，謹防城管大哥神兵天降；官車壓雙黃線橫衝直撞，高架橋側滑你卻要自責太胖；女兒被強姦你跪在公堂喊冤，卻以擾亂公共秩序被勞教……的地方，我們每天都在“報告長官”，每個人心裡都虛擬出一個鈴鐺，為了生存，我們已訓練有素。

想寫這篇文章由來已久。我時常看到一些好友批評中國人自私、懦弱、不是痛恨特權而是痛恨自己得不到特權，不是討厭特供而是討厭自己得不到特供，遇事不是按法律程式而首先想到的是找關係走門子……我認為這是事實，而我正是其中猥瑣的一員。可這只是事實的一半，另一半是凡人類就自私貪婪以及夢想得到特權。如果沒有制度約束，你送瓶天價茅臺再搭個文工團員給美國人，他要是義正詞嚴拒絕“俺不是那種淫兒”，肯定是一神經病。還有些朋友愛說中國人人種差，“活該被奴役”。可從巴甫洛夫理論這不合邏輯，不論哈士奇、蘇牧還是中華田園犬，你要天天給它搖鈴鐺，都得流哈拉子。所以不是民眾率先改掉了自貪懦這個國家才能進步；而是先行改變了那個實驗室，民眾素質才能得到提升。

這是最大的實驗室，我們天天聽著鈴鐺。你開車行在馬路上看行駛最通暢的是官車軍車，大腦溝壑漸漸就會長成一個特權交通地圖。你看信訪辦的門進去是竇娥、出來是精神病，如果不是真相信多啦A夢，必得知世上最大的如意門是領導的家門；你家小孩天天喝著毒牛奶吃著地溝油，出於物種保護你肯定也想混成公家的人……這些都是訓練出來的，和思想境界無關。人是趨利避害的動物，你怎樣，他就怎樣，你讓他知道怎麼才能保護自己，他便怎麼保護自己。

中國的特權越來越糟了。過去天天吃飽飯是特權，現在天天能吃上安全飯才是特權。過去生二胎是特權，現在能把二胎生成外國孩子才是特權。所以大家就去拼爹。可拼爹也OUT了，你還在琢磨怎麼拼爹，人家都在拼乾爹了……

在這樣的訓練裡，特權會給民眾帶來憧憬，更會給民眾帶來恐懼。比如越秀武裝部政委方大國到底有沒有毆打南航空姐，載了一兩百旅客的飛機卻像可哥西裡無人區，沒有國人站出來作證，最後還是非洲留學生多班證明政委確實“捏”了……聯想到跳進西湖救人是烏拉圭女孩，大街上扶起摔傷老人是美國女孩，有朋友又在感歎中國人自私懦弱。可是我覺得不怪國人，怪那個實驗室。當正義總受到懲罰，你剛伸手想扶就想到這一扶就得扶一輩子，此時最好的選擇就是沉默圍觀。人性本有弱點，是體制決定人的行為，就像不是狗決定了實驗室，而是實驗室決定狗。

我想我已說得夠清楚了，還是有些人非常激憤跑來說我污辱中國人是狗……這個情景意趣盎然，我愣了很久才釋然，這，正是鈴鐺訓練的一部分。

有些人已自行成為自己的實驗室，自行成為自己的那只鈴鐺。這樣說下去將回到那個老話題，到底是什麼樣的政府決定什麼樣的人民，還是相反。由於受鈴鐺訓練多年，我也是那條資深的狗，所以還是換個思路說明觀點。回到美國佬的《肖申克的救贖》，那個監獄有美國人、義大利人、黑人、白人、黃種人……入獄原因、個性大有不同，可監獄嚴格執行同一個標準，最後不同的人變成同一個人，“報告長官”，不然就沒有尿興。你說是監獄決定了犯人，還是相反？當然安迪是其中異類，他挖呀挖，終於用聖經裡面藏著的鐵錘挖出一個大洞，跑了出去，終於看見太平洋的海水和夢中是一樣的藍。

經過努力，總會有安迪先挖個洞跑出來。所以現在看新聞聯播找幸福感的人越來越少，上微博找真相的越來越多。像我這樣的批評者，也必須承認和幾十年前相比這個國家開明了一些，否則我現在可能正在“報告長官”。但那個鈴鐺還在，它的後果是，有人敢上街把同胞的日產車砸了，卻不敢在飛機上作證；而香港滿大街都是日產車，每回保釣沖在最前頭，別說作證，連特首都敢查。

說到香港，聯想到最近的事，最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經冉雲飛先生介紹我認識了一個90後，成都男生，剛去香港中文大學念書。他告訴我：前段時間，校方單方面決定把原來食堂的班底換掉，承包給另一家。於是學生們憤怒了，學生會天天貼海報、在校網裡嚴厲批評校方越俎代皰侵犯學生權利，認為學生的事情只有學生自己才有權決定，號召抵制校方武斷決定……校方一看，乖乖收回成命。這個成都男生小激動地告訴我，“參加這個抵制行動的好多是大陸去的學生，過去我想都不敢想會發生這樣的經歷，但這次不僅做了，而且做到了。”學生還是那些學生，只不過離開了實驗室。這差不多可以揭開我們爭論已久的誰決定誰的謎底。

在我看來，那些學生未必認為原來食堂燒的菜最好吃，他們只是不想做鈴鐺下的那條狗，搖鈴鐺就吃肉、搖鈴鐺就流口水……在我看來，這才是好的教育，好的教育，就是獨立思想的教育，就是不聽任別人搖鈴鐺就流哈拉子的教育。

我們在懷念或是慶倖什麼？

2011-12-20T00:04:00+08:00

　　哈威爾作古，有人去了捷克使館門前獻花。金將軍病歿，於是有人提議要去鴨綠江邊放一場煙火。如同流星劃過，遠去的人終是離開了，而被不同的人們用不同的方式弔唁。儘管千里萬里的相隔，這時候，我才仿佛真切的感受到我們是在一個地球村裡活著。但我得實事求是的承認，無論是後極權還是東朝鮮，我都只是一知半解語焉不詳更不敢鸚鵡學舌。所以，一時之間很難適應，不知道該以一種什麼樣的表情懷念或是慶倖什麼？

　　所有的雷同，鬥爭、境遇、主義抑或信仰往往都是基於一種欲罷不能的嚮往。

　　當年，國父孜孜以求的五權分立很科學，三民主義也還不錯，但是不管蔣公還有同志們怎麼努力，到今天也只能在臺灣那小島上蜇伏掙扎著延續。曾幾何時，無產階級也很激情，社會主義也有著許多難兄難弟，但是在那什麼沙文大棒之下，死的死，傷的傷，活著的也已然掉了魂。滄海桑田，從無產變成了巨貪，還“苟富貴勿相忘”那些遙遠的非洲、印度支那兄弟和東北亞人民，只是到了現在才突然發現老朋友們正一個個地上船遠離。即便如此，還有人在意淫，在一個所謂不折騰的年代，還真有人篤信世界人民大同結，這份堅持是怎樣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深厚的同志感情？果真是這樣，我可能還真就相信了某天PLA一定能夠佔領巴黎，至少在現代戰爭3裡巴黎它也不過爾爾……

　　無論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還是現在的各種顏色革命，成功與否，其最終目的始終都是在覬覦權力。成王敗寇，一朝得勢後又無法遏止地分食而肥，再腐朽沒落直至最終被後來者葬送。這是食物鏈和物競天擇鐵打的自然規律，鬥爭從來都是必須，與種族、階級甚至意識形態先進與否可能都沒有半點關係，就只是因為不滿和不公平，哪裡有壓迫哪裡也就有反抗！而哈威爾只是在適當的時機告訴人們，即便是權力這部機器顯得如此暮氣沉沉，它也有著自己的慣性和惰性，勢能衰落的時候維持穩定照常運轉的基本條件就是像抹黃油打潤滑油一般的讓各處充滿恐懼和謊言。於是，不管它什麼社會哪個國家哪門子主義，至少都一樣的處在一種貌似和諧穩定的岌岌可危中。很多人會不由得頻頻頜首，因為可能我們身邊所處的這個社會、那些人物、衝突和事件，甚至於東邊鄰居家那點破事兒，都無一例外地在一次次加以證明——權力才是真理的核心。

　　當我們一旦發現到處都是假像，當我們始終被莫名的恐懼縈繞，那麼在不安與盲從的沉默之中，我們都得表現出一種順伏，哪怕這也只是假像。就像周厲王治下的國人們，學會道路以目……

　　我們戴著口罩，走在路上。突然聽到有人死了，有人惋惜，有人開心！普通如我們，懷念或是慶倖都好像是依稀看到了某人背後似曾相識的經歷和背景，感同身受。同樣的六七十年，同樣的經歷過1989年，同樣的計畫又同樣的開放，但是風雲變幻個中結局卻有著千變萬化，直到今天。我們依然還在路上，還是不敢大聲說話！但是大抵人們又都是特別樂於學習也善於寓意表達，所以我們會去緬懷或是戲謔別人家的往生的別人，是因為在自己家裡的那蛋蛋的憂傷和窘迫，沒辦法才只有溜進別人家的花圃或是廁所裡眾生喧嘩。這與人性無關，但又的確出自良心，這是一個荒誕的社會裡並不荒誕的“罪行”！也因了這前恭後倨言行不一才恰好說明人們並不是一直麻木著藥石不靈，其實每個人都十足清醒，在一定程度一定範圍，至少在互聯網上的某個角落，從小處著手，很多很多的人在憑良心講真話，雖然也有可能是很婉轉很牽強的表達，可無庸諱言改變的種子它正在一點一點地發芽……

　　哈威爾死了，最後其實是死在了他身後的花叢中。金將軍不像他父親沒坐過也沒用步槍打下過飛機，終於死在了他鍾愛的火車裡，是以鬥士得以善終，獨夫得以壽終，這恐怕是最好的結局。至於，明天會怎樣？地球村的村民其實沒那麼偉大，他的國是不是理想國，似乎不在我們的緬懷或者戲謔裡。我們的所有憧憬其實遠在周朝，盼望某天某人也可以被“流於彘”。或者近到將來，希望也能夠出現“一個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可以解除一個武裝整師”的奇跡。有理由相信，我們在懷念或是慶倖的其實是即將到來和逝去，註定的撥開雲霧見天晴。年輕，活著的人們，總是要繼續！

　　所有的懷念或是慶倖，貌似事不關己，但是設身處地絕對真心！

　　有的人死了，有的人也會死，但不知道會不會有好的結局？

南都社論：躺在時間的河流上懷念他們

2011-05-12T16:16:00+08:00

今天是汶川地震三週年紀念日，讀者諸君一定知道我們的哀悼所在。那場大地震令山河破碎，八萬多人罹難失踪，連綿不絕的哀傷延續至今。哀傷是為同胞一去不還，五月就此成為悲哀的月份；哀傷也因為念及自身無力，不能抵擋決絕的離逝。又一年祭祀重來，躺在時間的河流上懷念他們，實有必要確認諸多問題：他們是誰？他們遇到了什麼？他們在哪裡？他們想要我們做什麼？

馨香幾枝，煙氣裊裊，升騰至虛空。他們不是冰冷的數字，他們也曾頂著百家姓活潑潑地存在過。他們用整整一生，走進五月的廢墟。他們開心地在世上生活過七年，抑或更長更短的歲月。他們是父母，是子女，是姐妹，是兄弟，是黃皮膚的人。他們是寨子裡的居民和過客，是跋涉山川河流的人，看雲起雲落，他們是一切真情。他們是你遇見或未見的人類，是住在大地上的靈魂。

生是偶然的，死亡是必然。三年前的今天，同個時刻，下午黃昏黑夜如朽木，紛紛落下，壅塞時間的河流。紅色是血，灰色是揚塵，白色是眩暈，黑色是死神的衣袂，他們在顏色橫流中倒下，像是不幸的莊稼，被銳利的刀鋒殺害。他們失去了所有，他們的老年中年青年或童年時代結束得太早太快。他們成了各種各樣碎片，使用尖銳的邊緣，把日子割出眼淚，將故鄉拋棄。

他們從四方而來，往八方而去。我們悔恨，他們本該有更好的死亡方式，譬如從容悼念，並且允許淚飛成雨。匆匆复匆匆，他們永遠離開傷感的村莊和城市，他們現在石頭長有新綠的山坡上，他們仍在學校，在路上，在地下，在無名之處。他們和他們在一起，就像麥子與麥子長在一起。在夏天，在他們最後的黃昏去了我們看不見的地方，他們是生者唯一的痛楚，唯一的安慰。

我們在心里為他們降過半旗，我們在哀悼日為他們招魂請安，我們蒐集過他們一世為人的證據，我們一起念出過他們的名字。我們答應過要念念不忘，要生生不息。我們做了很多，又做得太少。迷途不返的人，你們在哪裡？我們點燃的光能否照亮你們的路？我們無法做得更多，只好擺上鐵做的十二生肖，敬上瓷做的瓜子，象徵且祭奠你們凝固了的生命。你們還想要我們做什麼？

我們知道，死亡已經發生，而遺忘等候一旁，覬覦他們的再一次死亡。如果不懷念，遺忘就會越來越強大。今天的祭祀就是為了拒絕遺忘，拒絕再次失去他們。以後的紀念，目的無他，也是一遍遍證明給他們看：我們從未遠離，我們一直在一起，哪怕是遇到死亡和恐懼。這是一種要被記取的承諾，人千古，人又永遠在。這是我們對整座村落、整座城市、良知國民的交代。

起於塵土而又歸於塵土，可有一種責任無法推卸。這就是我們對他們的紀念，是校園對學生的紀念，山野對農夫的紀念，黃泥雕群對凝視者的紀念，是家庭對逝者的紀念，是鮮花對墳墓的紀念，是生命對生命的紀念。我們始終不忘，始終向著他們的方向眺望。我們的生活裡有他們，我們不只是為自己過活。時間的河流聯繫彼此，讓我們重聚在一起，就像是真的沒有失去過。

止歇歡娛，今天此時，讓我們躺在時間的河流上，採用他們慣常的姿勢，感知他們的所在和請求，察覺我們的對話與諾言。在他們走後，沒有一個夜晚能讓我們安睡。可三年來，我們謹記並警醒我們的原則。五月是悲哀的，又是清醒的。通過對他們的取態，丈量我們與人類的距離。祝愿大地上的神祇同樣能保佑他們，就像他們保佑我們一樣。祈禱彼岸樂土。伏食尚饗。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2011-03-12T19:14:00+08:00

設想，中國人最不能接受日本人的原因，可能只是因為近代以來，小國大日本，大國弱中華，這麼一種地理國情歷史人文極不對稱而又極其悲憫和戲劇的歷史往事。贏，贏得那麼自然。輸，輸得那麼掃興。掛不住面兒啊！至於說戰禍人倫，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外國與中國其實都是大哥不說二哥，誰都差不多。恃強凌弱，到現在也還是全人類共有的一個普遍性格！國與國之間，唯一影響歷史關係結果的因素只能是，時強時弱。我或許可以理解一部分人仇日，所以我想你也應該可以理解別國如何看待我國！比如南北韓，比如印度支那甚至東盟、非洲……自我感覺總是自欺欺人的，我們所謂的朋友從來不把我當朋友！我們所謂的敵人不一定真是我們的敵人！這是為什麼？因為，戰爭國家機器的背後還有人民。那麼自然不管世界如何的動盪不安，最終都會被人性招安！人類都應該為自己曾經犯下的罪惡深深懺悔，但也不能泥足深陷裹足不前。至少就算是以目前其實很有局限性的發展的眼光來看，這世界，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

人之所以無恥是因為會為自己的無恥找同樣無恥的藉口！同樣的行為，別人是暴徒而自己就代表正義，別人是殘暴不仁而自己則是替天行道。好像道理總是握在自己的掌心，隨用隨取。自欺欺人若此，何其荒謬？

將仇恨代代相傳還誅連九族，可能也只有中國人才有這麼大的毅力和精神，雖然有時候又顯得那麼脆弱不堪還不由自主。這就好比男人與女人相愛，女人口口聲聲說我恨你卻又不顧一切地投入男人懷抱，這到底是愛多一點呢？還是恨多一點？如果分不清，為什麼又一定要這麼口是心非，信口雌黃？大抵人都是會犯錯的，大抵人都是應該有感情的，一部分人不可能代表另一部分人，祖上餘蔭其實也罩不住後代子孫。中國人自己不也常說禍不及妻兒嘛？所以，我老實分不清，此次因為日本地震而幸災樂禍且口出惡言的人們，你們所恨為誰？恨的又是誰？你們強烈的民族自豪感怎麼就單單容不下了一個“人”？你們可以用針扎一萬遍小泉，用腳踏平靖國神社，姑且不說是不是意淫？但我是想問他們和大部分的日本人又有什麼關係？你們恨得如此轟轟烈烈又如此莫名其妙！端著佳能尼康的是你們，玩著索尼PSP的是你們，看過AV又跳起來丟雞蛋、踢館砸車的也還是你們，你讓同為國人的我們又情何以堪？再反觀汶川地震時日本國和日本搜救隊的表現——唉不說了，我都不稀得對某些“人”說“傻X”兩個字了……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祈禱上帝與你我同在！唯願佛光普度眾生！天佑，所有善良的日本人！

來源：http://ichov.com/diary-article/2011/03/do-not-do-to-others.html

Believe in peace

2010-11-14T12:00:00+08:00

什麼叫中國？

2010-10-27T23:52:00+08:00

中國其實不是中華，台灣也不是外國，自然共和國也不是那民國！稱謂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總有一些個印記無法磨滅，譬如淚水和文字。所以竊以為徐若萱的眼淚【 1，2，3 】和張雨生的悲愴其實有些異曲同工，不管是大陸還是台灣我們都會有一個疑問：什麼叫中國？這個問題都解釋不清楚，何必去糾結於什麼所謂認同。因為某種遺忘因為某種暴戾，中國與中華與台灣之間相去甚多，人和人不同，淚水與淚水也有所不同，但愛總是相同的，不以海內海外，不分大小多寡，不論曲直對錯！如果誰都能清晰地說出中國是什麼的時候，這個稱謂或者標籤就決計不會引發爭執成為某某事件的導火索！所以，覺得有必要警告某些人，不懂就是不懂，不懂就要去求索追問，而不要不懂裝懂甚至還做得太多又錯得離譜！歷史面前總有罪人，不定哪天會為千夫所指……

來源：本站作者：石子峰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魏京生談習近平、劉曉波等

2010-10-26T00:34:00+08:00

魏京生，中國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之一，目前居住在美國，週一的時候接受了《全球視角》編輯南森·加德爾（Nathan Gardels，以下簡稱“南森”）的專訪。

南森：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十七屆五中全會剛剛結束了。習近平晉升為軍委副主席的重要意義是什麼？這次會議有什麼值得世界關注的呢？

魏京生： 任命習近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後，黨內領導層已經讓其準備繼任胡錦濤總書記（中共）的工作。這意味著什麼呢？這顯示黨內鬥爭已經放鬆了一些。習近平在擔任上海市市委書記之前，曾經擔任過廈門市長（1985-1988），後擔任福建省長（至2002），然後是浙江省委書記（至2007）。這些地方都是沿海經濟發達區域。在2009年，他還負責過一個黨內小組，主要任務是力求鎮壓自由知識份子和非政府組織，同樣包括嚴格控制互聯網上的敏感政治議題。

對美的經濟強硬政策

這次會議的第二個主要議程就是如何在美國施壓要求RMB升值，以及相關的因中國巨額順差引發的貿易戰爭的危險下，還能保持經濟的繼續發展的計畫。

國外很難理解的是，儘管中國共產黨黨內對於政治改革的看法分成了不同的派系 — 改革派和強硬派 — 兩個派別在經濟政策上是一致的。這兩派對於美國的經濟政策都持強硬態度。

儘管美國的一些觀察者認為，圍繞在溫家寶總理周圍的改革派，包括一些中國的頂級富豪，想維護其經濟利益，因此強烈的抵制人民幣的升值。在這方面，他們獲得了圍繞在總書記和國家主席胡錦濤周圍反對政治改革的強硬派的支持，這些人同樣也要維護其既得利益。

儘管如此，我相信黨內多數傾向於在匯率上妥協以及擴大國內市場尺度，目前，這仍是個僵局。

政治改革花瓶還是現實

南森：溫家寶總理最近在深圳和接受CNN專訪的時候，一直在談論政治改革。他說了諸如此類的話，“人民對民主和自由的嚮往和需求是無法阻擋的”，“言論自由對於任何國家都是必不可少的”，“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也會得而復失”。

當然，這不可能完全是漂亮話，肯定有所指。黨內的改革派是否正在贏得優勢？

魏：溫家寶總理是謹慎的、精打細算的、經驗豐富的政治家。他不喜歡引起衝突。儘管有以下事實，在1989年，他陪同時任黨魁的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中的學生，他仍然成功的在黨內崛起。他沒有受到懲罰，而是升到了現在的位置。

這些年在中共黨內看起來成為了慣例，就是當一個人即將離開政治舞臺時，才會談及改革。在權力逐漸淡出時，提及改革不過是維護其派別地位和塑造其在人民心中形象的交易中的一部分。

改革者在黨內並非主流

除了溫家寶之外，黨內有其他人對政治改革更感興趣。不同于西方觀察家所認為的，他們是在現行體制下獲利不菲的一群人，想保護其所得利益，時間越長越好。同時，他們知道中國共產黨在未來很難繼續維持一黨統治。於是，他們主張“和平演變”。去年他們甚至成立了正式派別。

但是這些政治改革者在黨內並非主流。今天的主流仍然是那些自己還沒有撈夠錢的官員，因而他們想盡可能長久的維持現行的政治框架不變。他們不支持政治改革因為他們懷疑一旦 “暴民們”有了權，他們不會原諒這個黨。由於當今國際社會對於中國人權的壓力是如此之弱，這些人目前仍然佔據著黨內決策時的絕對多數。

南森： 溫總理在党代會上在談諸如政治改革之類的話。與此同時，劉曉波被授予了諾貝爾和平獎，這會引起反對政治體制改的聲浪嗎？

你認為劉曉波的命運將會如何？他會和你一樣被驅逐出境嗎？

對劉曉波獲獎的過度反應會傷及改革

魏：對黨內強硬派來說，一個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完全是顏面掃地。對於改革者而言，則是極大的鼓勵。當然，這會強化兩派的鬥爭。

然而考慮到權力平衡，改革者會輸給強硬派，因為此番被西方羞辱和冒犯的中間派會更加強烈的反對改革措施。很明顯，改革派的時機仍未到來。

同樣，考慮到劉曉波和中國政府有超過20年的合作，在與共產專制的鬥爭中，這個政權會利用這一地位，溫和地引導民眾接受更多的合作和更少的對抗。這會減輕對共產黨施壓，要求其改變的力量。

當民眾還在跪求改革時，當權者仍會維持其統治。

西方現在仍順從中國

毫無疑問，西方的大企業仍然會歡迎這些，由於他們相信這不會影響其在華利益並保持穩定。在這方面他們錯了。

我們將會看到的是清朝末年憲政改革失敗的重演。當和平演變的機會失去後，這就意味著另一場革命。

目前，作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相當自信。由於這一原因，當局很可能會釋放或者驅逐劉曉波—並不是基於西方的壓力，那是我被驅逐出境的原因；而是由於現在的西方順從中國並會做最適合它的事。

魏京生，中國逃亡海外的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之一，在1979年時呼籲鄧小平實行“第五個現代化”—民主，而被判刑入獄15年。1997年，他在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給予的壓力下釋放並逃亡美國。

來源：译者作者：Nathan Gardels 译者：Nicolas

摸蟹日志·第十五期

2010-10-26T00:21:00+08:00

經濟學人：脆弱政權的下一位皇帝

習近平會加速政改嗎？認為要謹慎行事的中共保守派大有人在。但從務實的杜奧都來說，也有改變的可能：中國的經濟成果可能會因為黨不能放鬆權力而前功盡棄。民眾不滿的爆發，加上中共當局對一般民眾麻木不仁導致的忿恨，目前正在全國的鄉鎮與都市中不斷增溫。據中共官方資料顯示，從1993年以來，大規模的群體性抗議與暴動增長了10倍，超過了90,000 起。過去，中共領導人依賴經濟的增長來維持穩定。一旦出現重大的經濟放緩，群眾將怨聲載道。

習近平要走的正確道路很明確：放鬆中共對異議的控制、揭開神秘的面紗、進行重大的經濟改革。不過，外界對此並不樂觀。中共在感到政權不穩固時，慣於訴諸民族主義，中共五中全會期間爆發的反日抗議就是明證。美國和西方也在受到中國的譴責。黨代會呼籲幹部們要加強“綜合國力”。

印度最高法院禁止政府驅逐小販:謀生權利不可剝奪

10月20日，對於印度全國城市街頭上千萬艱苦謀生的小攤販而言，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日子。這一天，印度最高法院正式作出裁決，禁止政府基於各種行政決策，剝奪街頭小販誠實經營的權利。這一裁決，也令44歲的阿賓德-辛格倍感欣慰，今年6月，正是他領導的印度全國街頭小販聯合會，將新德里市政府告上最高法院，因為後者準備在英聯邦運動會前驅逐小販。

“頒布法律保護整個街頭小販群體，這是政府的憲法責任，”辛格說。日前，他也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

外交政策誰是流氓強權？

順便說一句，除了1812年英美戰爭外，避免同強國進行愚蠢的爭執是美國能夠上升到超級大國地位最聰明的決策之一。在沒有成為世界最大和最先進經濟體之前，美國不僅不和其他主要強國產生糾紛，還放任歐亞強國在破壞性戰爭中彼此廝殺流血，當權力平衡遭到破壞時才跳出來進行干涉，並在兩次世界大戰後（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佔據主導地位。這不是什麼完美的策略，甚至並不高尚，而是超級自利，確保了美國數十年的國際領先地位。

“帶了個好頭”：紅衛兵道歉

1966年8月，從北京到全國，發生了大規模的紅衛兵暴力。在北京，紅衛兵打死了1772人（據《北京日報》1980年12月20日）。受難者之多及手段之野蠻，史無前例。 1979年前後，暴力迫害的受難者得到了平反，每位死者的家人得到了420元錢的“補償”。暴力迫害的施行者一方，當年那些紅衛兵現在在想什麼呢？他們認錯了嗎？他們是否願意向受害者道歉呢？他們能懺悔嗎？很多人還一直心存疑問。

人民幣不升值對中國更危險

目前市場對某些新興經濟體的熱捧程度已經令人擔憂。按10年平均營利計算，印度和印尼股市的市盈率都已超過了40倍。你需要有能夠忍耐100年的堅韌精神，才敢購買墨西哥新近發行的收益率為5.6%的100年期債券。全球的增長和樂觀情緒如此依賴於中國，如果中國出現泡沫並且泡沫破裂，可能會以最驚心動魄的方式重創大宗商品市場、引發第二輪通縮，並終結新興市場的繁榮。

《南方人物周刊》專訪日“右翼政客” 多維觀點倡導思考（圖）

撞船事件引發中日官方交往緊張和民間抗議不斷之際，以敢言著稱的廣州南方報業旗下《南方人物周刊》派記者專程飛往日本，採訪了在中國被標籤為“頭號反華分子”、“右翼政客”以及“軍國主義分子”的東京都知事（市長）石原慎太郎，週一出版的新一期刊物更以此他作為封面人物。石原在訪談中表示，反共不反華，他說：“我並不反對這個國家，但只要共產黨支配中國，他對日本就是威脅。”並說不喜歡中國的共產主義，但喜歡中國的文化，尤其喜歡兩個人物，一個是鄧小平，一個是《金瓶梅》裡的西門慶。

中國青年報批諾貝爾和平獎文章被指造假

一些中青報記者編輯在微博客或者TWITTER上轉發了這樣的一段話，“一位（中青報）總編輯曾經這麼告誡新聞工作者：一、力圖說真話;二、不能說真話,則保持沉默;三、無權保持沉默而不得不說假話時,不能創造性地說假話。”轉發者說，“這個原則適用於所有良知尚存的記者。”

愛國兩個字好尷尬

愛國是一種挺高尚的事兒，但在我的祖國，愛國總是一種很尷尬的事兒。您都沒有被完全賦予愛國民事行為，您還愛國，怎麼愛呢？比方說釣-魚-島這事兒，關係到主權，那就是政府該去解決的事兒，我們的公民連自己的物權都沒法保障，還想著主權，余秋雨老師要是知道了會說：“你這是大愛。”但是對有些人來說也是大礙，你沒事不老老實實在家里呆著出門倒個什麼亂！當然，愛國主義者會告訴我，沒有大家哪有小家。對，這麼多年我們一直要求感恩地認為這個邏輯是千針萬確。可是沒有小家，這大家估計也舒服不到哪裡去，不信你去南極洲建一個國家試試。這本該是一個互相服務的社會，但是非要弄成一種感恩形式，這跟過去的皇恩浩蕩沒啥區別。那個體育總局的副局長一句“你應該首先感謝國家”就是“皇恩浩蕩”的微縮盆景。

官話兇猛：最恐怖與最無恥的官話

人在官場，就得講官話，這是歷朝歷代官場潛規則。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當代官員，之所以也敢把官話講得如此兇猛，如此恐怖，如此無恥，根源何在呢？我以為，根源在於，官員不是由真正的民主選舉產生，民眾難以對他們實施有力的監督。

而雷人之事的背後，則是官員們慾望在沒有製約的情況下扭曲與膨脹，是官員們對待民生民怨的冷漠與粗暴。而這些，我相信都並非是“高素質”官員們的本性，而是人性中的小弱點在權力的誘惑與無制約情況下被扭曲、被放大的結果。權力腐蝕人，絕對的權力絕對腐蝕人。只有把這些官員們的權力嚴格地限制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讓這些官員們的升遷真正由老百姓們說了算，他們才會奉百姓如上級、如父母，也不敢再說出雷翻老百姓的話來。

中國如何應對全世界的“反華勢力”？

事實說明，成噸成頓的人民幣堆砌起來“友誼”，在世界潮流面前不堪一擊；中國大陸在國際上面臨一個空前的說“不”時代，不是中國對世界說“不”，而是世界對中國說“不”。而互聯網的發達，使得國內民眾不斷覺醒，再多的“五毛”也無法改變這個現實。現在執政黨和政府如不再加速推進以民主、人權為核心的政治體制改革，恐怕真會應驗溫家寶的話，“只能是死路一條”了。

全世界都曉得!

2010-10-09T17:43:00+08:00

你曉得我曉得他曉得
全世界都曉得

有一種自由只是書上寫的
有一種榮譽還是別人給的
有一種愛常常會被囚禁的
有一種恨往往會被利用的

什麼人甚麼事什麼地方

你曉得我曉得他曉得
全世界都曉得

來源：本站作者：石子峰

從自由到目田：每一個漢語都在淪陷

2010-09-30T11:43:00+08:00

不知對敏感詞語的屏蔽是不是所謂的中國特色，不過，因屏蔽技術嚴苛、僵化而鬧出的笑話之多，中國若說排世界第二，想必沒有哪個國家敢排第一（朝鮮人民表示觀眾情緒基本穩定）。最新鮮的笑話來自魔獸遊戲。 8月31日，《魔獸世界：巫妖王之怒》國服終於開通——另有台服、歐服、美服等早在2008年底便已開通，國服遲到了20個月之久。受盡煎熬的玩家發現莫名的苦難還在繼續：遊戲新增了許多屏蔽詞，如“自由”、“性感”、“激情”、“誘惑”等（此前“文胸”、“沙僧”等詞彙皆屬屏蔽之列），如果玩家註冊賬戶名中含有這些詞語，即被要求強制改名。由此衍生了一個新名詞：“目田”，用來代替被“砍了頭”的自由。

當自由成為無頭的孤魂野鬼

恐怕沒幾個詞語，比自由被閹割、屏蔽更加意味深長。

我第一個博客，建在某網站，當該網站把“乳房”列為敏感詞的時候，我選擇了告別；轉移陣地到另一網站，該網站先後將“維-權”、“憲-政”納入剪刀手之下，我欲再逃，卻發現以中國之大，竟無處不受敏感詞過濾網的毒害。區別只在於，何處尤其酷烈，寧可錯殺一千，決不錯放一個，何處相對寬容，當然，這種寬容極具偶然性，更多取決於審查者的一己之德。而且，這一人的良知擔當，無法撼動體制化之惡的一分一毫，愁容騎士惡戰權力風車過後，荼毒依然荼毒，荒唐依然荒唐。最終，擔當者被捲入極速而冷酷運轉的威權機器，或者被同化為螺絲釘，或者粉身碎骨，淪為炮灰。

就我所見，你可以把一些“三俗”詞彙設為敏感詞，可以把一些反意識形態話語設為敏感詞，可以把一些黨國要人設為敏感詞，可以把一些異議人士設為敏感詞——對於後二者而言，你禁止人們批判（讚美）他，同時則禁止人們讚美（批判）他，你卡住了民眾的喉嚨，同時則堵住了自己的耳朵。但我從來沒見過，自由被列為禁品，置於刀口，凡從刀下過，都得挨一遭，有時斬你項上首級，有時割你臍下三寸，於是乎，言必稱自由的戰士，或成無頭的孤魂野鬼，或成被閹了小頭而只剩下（冤）大頭的太監。

由此可劃出敏感詞政治的三個歷史階段：先是生殖器官、低俗詞彙連同某些偉人熠熠生輝的姓名，不分青紅皂白，高低貴賤，一股腦被投入言論雷區的攪拌機。其次，隨時勢的惡化，風波的泛起，某些特定詞彙被發配關押於言辭的囹圄，最可怕的是，本來僅該判三個月的拘役，卻判三年有期徒刑，乃至無期，如“遊-行”、“甕-安”、“石- 首”；再如“維-權”等，被判有罪，簡直就是六月飛雪的千古奇冤，它們被迫扮演詞語帝國的趙作海之角色，時刻準備把牢底坐穿。再次，便是“自由”的淪陷。

這毋寧是一個觸目驚心的標誌，一個無以自拔的悖論。我們追逐自由，篳路藍縷，披荊斬棘，每搬動一塊石頭都要流三五斗鮮血，不曾想，才剛剛上路，作為目標的“自由”卻成了敏感詞，成了他人眼中的刺，儘管我們追逐的自由是一種權利，一種氣質，被禁止的自由只是一個狹義的詞彙。然而，在歷史的轉折點上，一個詞語的重量，勝過一支軍隊、一座城池。假如自由從此失踪，我們焉知什麼是liberty，什麼是freedom；我們焉知《勇敢的心》裡面華萊士那一聲撕心裂肺的吶喊不是“共-產-黨萬歲”？

被禁止永遠是一種沒有授勳儀式的榮譽

自由被砍了頭，“目田”風行天下。借用林毓生先生的話講，這乃是對中國現實的創造性轉化。記得以前有人寫文章，質問“中國人失去創造力了嗎”，現在，答案有了。不過這創造力始於壓迫，而非始於自覺。

對付敏感詞審查，國人妙招迭出。譬如用拼音以及拼音的第一個字母代替敏感詞（如世博簡稱SB），用錯別字代替敏感詞，用繁體字代替敏感詞，甚至改動版式，通用是簡體橫排，有一種軟件，可以將內容自動改為簡體豎排。所謂你有拐子馬，我有麻扎刀；你有金兀術，我有岳元帥；你有狼牙棒，我還有天靈蓋呢。見招拆招，以無招勝有招。

殊不見，網友曰：砍了“自由”的頭，還有“目田”；抽出“目田”的骨頭，還有“日日”；榨乾“日日”的血，還有“口口”。縱然將“口口”燒成灰燼，自由依然在我們心中龍騰虎嘯。而從言辭到行動，從心靈到現實，只有區區一把殺豬刀的距離。

“自由”向“目田”的成功轉化，從最具喜劇效果的角度，給了屏蔽者最犀利的一擊。這麼多年來，我一直想不通，為什麼某些人會認定，屏蔽和審查是解決言論與思想問題的良方。你禁止一個詞彙，卻不能禁止它背後的精神激盪；你屏蔽你眼中的罪惡，卻不能將罪惡從此世徹底祛除。說到底，這一劑藥方的本性乃是自欺欺人，是一副狗皮膏藥，糊在了近視眼上。

“目田”的誕生，是政治近視眼們最大的苦痛。他們本以為“目田”是一根針，走近一看，原來是一顆鋒利的釘子；伸手去拔釘子，卻被扎出了血，原來釘子身上還有毒刺——這是自由之刺。自由雖掉了腦袋，雙足卻深深紮根於這塊土地。本該在胸中歡騰的鮮血，灑在了地上，化作春泥更護花。

自由被禁，恰恰折射出了敵視自由者心頭的恐懼。

其實，任何一個詞語被禁，都是它的榮耀。

鄧麗君：“為什麼會禁止我的歌曲？”

鮑勃·迪倫：“不管是什麼原因，被禁止永遠是一種沒有授勳儀式的榮譽。”

每一個漢語都在淪陷。

作為詞彙的自由被屏蔽、砍頭的同時，作為權利的自由同樣遭到公權力的非法侵犯。作家謝朝平因自費出版記錄三門峽移民史的《大遷徙》，被陝西渭南警方從北京家中抓走。罪名是涉嫌非法經營——與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一樣，這是一個著名的口袋罪。問題是，口袋再大，大不過公理和正義，謝朝平一未參與經營，二未以牟利為目的，非法經營的口袋，裝不了他的腦袋。

自由的淪陷絕不僅僅是一個詞語的淪陷，它能否保住頭顱，更多取決於謝朝平們的出版自由、人身自由能得到多大程度的捍衛。如果謝朝平們的自由比枯萎的稻草還要脆弱，如果謝朝平們的合法權利之建構，乃是用竹籤代替鋼筋的豆腐渣工程，那麼，哪怕自由之頭巍然聳立，哪怕自由被寫入一個國家的最高法典，它終究是一紙空言，如斷了線的風箏，被抽乾了精血的行屍走肉；終究改變不了淪陷的命運。

數年前，網上曾流行同題作文：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今日，當自由淪為“目田”，正可重新命題：每一個漢語都在淪陷。

來源：從黃昏起飛作者：羽戈

中國轉型智庫第三屆研討會：台灣的憲政與憲政轉型

2010-09-05T02:00:00+08:00

時間：8/26/2010　　作者：中國轉型智庫
（2010年6月30日，北京）

張大軍：各位朋友，非常歡迎大家抽空來參加中國轉型智庫舉辦的第三次小型研討會。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台灣的憲政與憲政轉型”，主講人是轉型智庫研究員張博樹先生。博樹老師5月初去了台灣，6月份剛回來，這一個月在台灣講學期間，接觸了台灣方方面面的人，自己也做了很多調研。下面有請博樹老師開始今天的主題發言。

張博樹：很高興有機會就“台灣憲政和憲政轉型”這個話題和大家作一個交流。 5月初我受台灣東吳大學的邀請，在那邊講學一個月，其間給學生講了十來次課，在政治係做了一次講演，另外參加了幾次不同的學術研討會，和台灣的學界、媒體界，還有其他一些朋友都有些來往。

關於台灣的憲政和憲政改革，我一直就很有興趣。 07年我的憲政改革報告裡面有一個附件就是專門討論台灣的民主轉型對於中國大陸未來憲政改革的啟示。很有意思的是，台北殷海光故居基金會搞了一個講座，我在那兒主講，民進黨的元老陳忠信也去了，他提了很多問題，然後就說你的憲政改革報告的附件我早就讀過了，我笑答：當時還沒來過台灣呢。

這個話題確實很重要。台灣經過30年民主轉型，走到了今天，而大陸目前最核心的步子還沒有邁出去。但是，畢竟兩岸同文同種，在轉型之前的體制方面也有一些可以比較的地方。國民黨的威權體制和共產黨的專制體制，雖然說有很多不同，但是也有共同點。作這種比較，無論在學術上面還是實踐上面，都很有意義。更重要的是，台灣這30年轉型的歷史，經歷了很多，有成功的地方，也有不太成功的地方，他們現在也在反思。我覺得這些東西對大陸都很有價值，有些問題我們目前還沒有碰到，但今後早晚會碰到。碰到這些問題以後，台灣是怎麼考慮的，怎麼解決的，對大陸有一種借鑒和啟示的價值。

今天主要圍繞台灣的憲政轉型這方面的情況，就我自己所了解的跟大家作一個介紹。目前，國內專門研究台灣憲政和憲政改革的學者還不多，我自己雖然很早就關注台灣問題，但不是研究台灣問題的專家，所以今天的發言只能算拋磚引玉吧，我說得不對的地方，大家隨時提出來糾正。

我準備了四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中華民國原來的憲政基礎和兩蔣時代台灣的憲政體制，這基本上算是一個背景性的介紹了。大家知道，國民黨在大陸掌權時期，關於憲政建設很早就開始考慮了。孫中山原來有一套設想，所謂五權憲法、國民大會、權能分治、三期之說，從軍政到訓政再到憲政，原來是有這麼一套憲政方面的設想和如何去實現憲政的路徑考慮的。

國民黨在30年代曾經搞過幾個憲草的設計，最著名的就是1936年的“五五憲草”，但後來因為抗戰爆發，這個事情就擱置了，一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對原來的“五五憲草”做了大規模的修改。 1946年底，國民黨召開制憲國民大會，並且搞了一部新憲法，新憲法1947年1月1號公佈，1947年12月25號正式實施。這個憲法，簡單概括，是把兩個東西捏在一起，一個就是孫中山的五權憲法，因為國父嘛，他那個東西當時沒人敢去動搖，無論怎麼樣還得把它擱在憲法裡面，所以1947年的憲法裡面，包括了國民大會，包括了“五院制度”；另一個是張君勱搞的基本上傾向於內閣制的一套憲政設計。大概是這麼一個框架。

到了1948年，召開第一屆國大正式選總統的時候，鑑於當時國共內戰正在進行當中，所以這屆國大就制定了一個條款，所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這個條款就賦予總統更多的權力，超出憲法所規定的權力，比如緊急處分權。但這個條款本來只有兩年的有效期，兩年以後要經過國大來正式開會議決這個東西是不是繼續。所以當時王世傑就曾解釋臨時條款確實僅僅是“臨時”的。但歷史的發展超乎人們的預測，誰也沒想到這麼一個臨時條款後來實際上存在了40多年。因為國共內戰，很快見了分曉，1949年國民黨就跑到台灣去了，共產黨整個接管了大陸，兩岸長期處於敵對狀態。國民黨到了台灣以後，基本體制由這麼幾個東西構成：一個，剛才講的1947年憲法還是在的，然後加了一個臨時條款，還有一個就是“戒嚴法”。在1948年的時候，國民政府已經公佈了一個“戒嚴法”，當時本來是不包括台灣的，1949年到了台灣以後，把台灣也加上了。所以台灣的戒嚴一直實施到1987年。

如果從憲制這個角度來看，在“兩蔣”時期有兩個現像是比較典型的。一個是總統，老蔣前前後後當了五屆總統，最後一屆沒幹完。但是按照1947年憲法的規定，總統連選最多一屆，幹兩屆他就應該讓位了。但事實上，他乾了五屆。在這個過程當中，臨時條款被反復修訂，來適應老蔣繼續掌權的需要。

還有一個就是所謂的國民大會，國民大會第一屆的代表是1947年產生的，1948年開的第一次會議。因為原來中華民國的憲法框架是涵蓋全中國的，代表也是從全國產生的（“解放區”除外），到了台灣以後情況就大變了。按照原來的規定，國民大會6年一改選，他沒有辦法改選，就一直把第一屆國大延續了下來，延續了幾十年，三四十歲的人，變成七八十歲的人，年紀大的肯定就老死了，就是這麼一個狀況。後來人們把它戲稱為“萬年國代”，從憲政角度來看，這是極為特殊的情況。

1987年，台灣的民主化開始啟動，小蔣順應歷史潮流，在台灣黨外勢力的擠迫之下，也算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1987年宣布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和報禁。所以台灣的民主化從80年代末開始加速。而蔣經國本人在1988年去世，1990年正好是台灣又選舉總統的時候，當時還是國民黨的威權政治嘛，但是民進黨已經合法化了。所以到了1990年，台灣的憲政改革已經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

下面，我們就來談談90年代以來台灣的修憲歷程，這是我今天要講的第二個問題。

1990年台灣開過一個會，叫做國是會議，就是當權的和在野的，大家坐在一起，有點類似圓桌會議，來討論以後應該怎麼走，台灣民主化怎樣繼續往前推進，台灣的憲政結構如何進行調整，這些問題當時就已經提了出來。

李登輝作為新的總統，提了一個基本設想，叫做“一機關兩階段”修憲，一機關指國民大會，兩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由老國代廢除臨時條款，臨時條款不能再繼續存在下去了，不能再動員勘亂了，大陸已經是人家的，想勘亂也做不到，台灣則沒什麼可勘亂的，所以動員勘亂這個條款要廢掉。再一件事兒，你要產生新的國代。在原來憲法的規定裡面，國民大會是代表人民來行使“政權”的，五院只是行使“治權”。但是這個40年代產生的老國代現在已經不能再繼續下去了，要提供一個新的有合法性的國代。這叫做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就由新的國代來考慮往下該怎麼走。台灣修憲很明顯要考慮到劇烈變化以後的現實。原來老蔣在的時候，雖然身在台灣，還是心系大陸的，一天到晚想著反攻大陸，到了小蔣當政，覺得這個東西越來越不現實。現在小蔣都不在了，對台灣來講，要考慮的就是如何使憲法能夠適應新的需要，也就是適應台灣這麼一個小地方，這麼一個新的政治現實的需要。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台灣修憲過程當中一直無法解脫的一個矛盾，原來40年代的憲法是針對整個中國的，90年代以後的台灣修憲則只能根據島內的需求。

從1991年開始，一直到2005年，台灣修憲一共經歷了7次，如果我們用鳥瞰的方式來看的話，整個修憲過程就是如何使原來的中華民國憲法能夠適應現在台灣的政治現實，而且適應一個正在民主化進程中的台灣的現實。我覺得這就是7次修憲的核心任務。

7次修憲，大體上可以分成三段。第一段包含了頭3次修憲，1991年一次，1992年一次，1994年一次。這三次修憲最簡單的概括，就是結束過去的威權時代，結束“萬年國代”，開闢新局，為台灣的憲政轉型和憲政改革確立一個新的基礎。 1991年老國代最後一次開會，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以憲法增修條文的方式確定了新一屆國大代表如何產生，因為新代表的產生不可能再像第一屆似的，來自全國，包括中國大陸，那不可能，新一屆國大代表只能產生自台灣本地，這方面有一系列規定，通過憲法增修條文的形式把它合法化。

1992年的第二次修憲則是由新選出來的第二屆國大代表，來考慮往下台灣的憲政改革應該怎麼走。特別是像總統的問題，總統應該怎麼產生？另外像立法和行政、司法這幾個主要機構之間的關係。按照原來孫中山的五權設計，除了這三權以外，還有一個考試權，一個監察權，整個“五院制度”究竟怎麼調整，這是1992年修憲當中，已經開始提出的問題。

這裡有一個背景，1992年修憲的時候，由於當時執政的國民黨基本上還是一黨獨大，民進黨雖然已經合法化，在國大里面也已經有民進黨代表，但畢竟它的數量還是比較少，在整個修憲過程中起主導作用的還是國民黨。國民黨當時的基本設想就是保持原來的中華民國憲法的基本框架，保持“五院制度”，做一點修補，讓它適應台灣的需要。而民進黨當時的想法是要跟過去拜拜，它作為一個在野的、過去長期處於非法狀態的黨，現在合法化以後，更多的是希望和過去隔開。所以當時民進黨提出的設想，就是憲法要重來，要重新制憲。國民黨是修憲，在原來的基礎上適當地小修小補，民進黨提制憲，和1947年的憲法告別，要搞一個台灣自己的憲法，甚至要搞一個台灣共和國。但是由於在1992年的時候，在野力量在國大里面的比例還比較小，所以1992年的修憲過程基本上是國民黨主導，民進黨的主張沒有被採納。

1994年的修憲，最重要的就是確定了台灣的總統如何產生，即由公民直接投票選舉總統。過去是由國大代表來選舉，1996年這一屆的總統怎麼選？這個問題必須解決。所以在1994年修憲的時候，這個事情確定下來，由全體選民來集體投票選總統。民進黨一直就這樣主張，國民黨這個問題上原來比較猶豫，後來國民黨內有一部分人士覺得應該有這個勇氣搞公民直選，當時的總統李登輝也力挺公民直選這件事情。這樣，國民黨內的主流意見和民進黨的意見在這個問題上趨於統一。

前面三次是台灣整個修憲歷史的第一個大階段，就是結束過去，開闢新局。 1997年台灣又進行修憲，我們稱之為第四次修憲。這一次修憲在整個台灣憲政改革和憲政轉型的歷史上有很重要的意義，因為它確定了台灣改革後憲政體制的基本框架。

大家知道，1996年台灣第一次實施總統直選，李登輝當選。台灣已經有了民選總統，這種情況之下，原來台灣的憲法，原來中華民國的憲法必鬚根據這個事實作出適當調整。總統的權力是什麼？總統和其他一些機構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1947年憲法的許多規範顯然已經不適合於台灣直選之後的現實，因此必須作出調整。

在1997年的修憲過程當中，國民黨和民進黨雙方都有自己的方案，這個時候的民進黨在國民大會裡面分量已經更重了。國民黨方面提出的修憲方案，就是仿效法國，實行所謂“雙首長制”或者叫“半總統制”，因為總統現在已經直選，要賦予他適當的權力，跟過去內閣制的思路是不一樣的。為這個事兒，當時的國民黨十餘次派專家小組到法國去考察，了解法國的半總統製到底怎麼運作。民進黨方面提出了兩個不同的方案，一個是總統制方案，還有一個是半總統制方案。

1997年國會正式開會之前，1996年底還開了一個會，叫做國家發展會議，由執政者主持，一些在野的政黨，還有學界、各種社會團體大家共同來參與，也是在研究1997年的修憲怎麼個修法。所以1997年這次修憲在台灣是件很大的事情，而且爭論非常激烈。

1997修憲的結果確實大體上修出了一個比較接近半總統制的這麼一個架構，但也不是純粹的半總統制。有這麼幾條，一個就是總統任命行政院長，而且無須經過立法院的同意。再一個，立法機構和行政機構之間有配套的相互制衡的機制，簡單的說就是立法院有倒閣權，可以對行政院提出不信任，總統在立法院提出對行政院的不信任之後，可以解散立法院，但有個前提，就是要諮詢立法院院長。 1997年的修憲條文很有意思，它有一個雙方制衡的基本設計，但是這個設計又保留了一些很有趣的特徵。

還有一個結果就是解決了“省”的問題。台灣省過去是一級自治機構，但中華民國現在管的就只有台灣這麼個地方，再加上金門、馬祖、澎湖，就這麼點兒地方，在這種情況之下，省就顯得很尷尬了。在1997年修憲的過程中，最後決定採用“凍省”的辦法來處理，省不再作為一級自治體，只是作為中央的派出機構，這樣來處理這個問題。

1997年的修憲大體是這樣子，當然還有一些更具體的，比如說台灣的司法、監察、考試制度也都有調整，這裡就不細說了。這是台灣修憲的第二個大階段，所謂“體制再造”。

後面三次修憲，就是第5次、第6次、第7次，這三次修憲都是發生在最近這些年，1999年一次，2000年一次，2005年一次，我把它們歸納為台灣修憲的第三個大階段。它的基本任務就是結束留下一個尾巴的國大。國民大會在原來孫中山的設計裡面的確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東西，它是政權，代表人民去投票選總統，決定國家的方針大計。但是國民大會6年才開一次（臨時會除外），基本上是個舉手機器，跟我們現在人代會差不多。四權嘛，選舉、罷免、創制、複決，五院都是治權而已。後來國民黨自己也覺得這東西有點亂，所以解釋說，國民大會、立法院和監察院三者合起來基本相當於西方國家的議會。但是留著個國民大會，有點兒累贅，不倫不類，所以到了1999年以後，整個修憲過程基本上就是讓國民大會退出歷史舞台。

為什麼經過了三次？簡單的說，1999 年本來就想幹這個事情，通過把國大代表的任期和立法院立法委員的任期一致起來，同時減少國大代表的人數，這樣使得兩者逐漸趨同，最後變成單一國會，用這個辦法逐漸讓國民大會退出歷史舞台，本來是這麼想的。 1999年修憲結果就是宣布當時在任的那一屆國大代表適當延期，這樣的話能夠和立法委員的任期一致起來。但是這樣一個修憲決議通過沒幾個月，遭到了台灣大法官會議的質疑，他們搞出了一個憲法解釋，說這個新的修憲條文違反了憲法，不能算數。因為現在這屆國大代表自己把任期再延長一段時間，沒這個道理，老百姓沒有賦予你這個權力。所以這次修憲無效，是違憲的。這種情況之下，沒辦法，2000年不得不進行一次新的修憲。

2000年修憲還有一個背景，就是3月份台灣總統大選，大選後國民黨下台，民進黨上台。另外又出現了一個新的政黨，就是宋楚瑜的親民黨。那次選戰很有意思，陳水扁獲得了39.3%的選票，宋楚瑜就比他低幾個百分點，36.84%，連戰代表國民黨僅得票23.1%.這麼一個選戰結果，一方面是民進黨正式上台，另一方面是宋楚瑜人氣上升，國民黨自然有岌岌可危的感覺。在這種情況下，為了防止親民黨坐大，國民黨也確實在考慮通過把國大這樣一個機構廢掉，以免出現對自己更加不利的情況。

不管怎麼講，2000年這次修憲的結果確實向著最終廢除國民大會這個方向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最主要的變化是，國大從原來一個常設性的機構，轉變成了臨時性的機構，就叫做所謂“任務型國民大會”。任務型嘛，有任務咱們就開，沒任務就不開，最簡單的解釋就是這個意思。

任務型的國大在以後幾年裡確實一次都沒開，一直到了2005年，就是第7次修憲。實際上，這也是所謂任務型國大開的唯一一次會，它完成的主要任務，就是把自己最終趕出歷史舞台。國大原來所承擔的功能最後交給了公民複決，由公民投票來決定，包括總統的選舉、罷免這些問題，也包括領土變更這樣一些議題，這些問題原來是由國大來議決的，現在把這個權利交給了全體公民。立委從原來的225人減到了113人，這叫立委減半。選舉的方式也從原來的方式變成現在的單一選區兩票制。這都是2005年修憲達成的結果。

簡單來看，台灣7次修憲大體就是這樣子，從原來的威權體制逐步過渡到現在這樣一個體制，並且適應了台灣在憲政轉型當中國家權力結構調整上的需要。

第三個問題，目前台灣朝野圍繞憲政改革和憲制的爭論。剛才我們作了一個簡單的描述，台灣從原來的中華民國憲法框架，就是孫中山那一套，五權憲法加上一個內閣制的憲政設計，根據台灣本土的需要逐步轉型，產生一個直選總統，在立法、行政、總統之間的關係上也作了若干調整，那麼現在究竟台灣是一個什麼樣的體制？這是有爭議的，台灣島內部也是有爭議的。

我這次在台灣呆了一個月，前後參加了三個不同的學術研討會，其中有一個就是在東吳大學開的，題目就是“2010年：轉變中的行政與立法關係學術研討會”，會開了兩天，幾乎把台灣各個大學裡搞這一行的全都請來，規模很大。開幕式及專題演講請的還是立法院院長王金平，講題叫做“國會溝通的藝術”。可以這麼講，對當前台灣的憲政體制裡麵包含的緊張性的東西，台灣的學界很重視，也做了很多討論。比如說，按照一般的分類，內閣制，總統制，半總統制，或者叫雙首長制，到底台灣目前這個現行體制更靠近哪一個？是內閣制還是總統制還是半總統制呢？有爭議。你說它是個內閣制，好像不大像，儘管原來的憲法側重於內閣制，但是現在總統是民選的，直接選舉，而且還有很大權力，這個和內閣製完全不一樣。內閣制裡面議會要占主要的位置，行政機構由議會產生，總統即便存在，也只是個虛位，這才是內閣制的特點，今天的台灣顯然跟這不一樣。但是，行政院確實對立法院負責，這又是台灣憲法裡面規定的，這有點兒像內閣制。

說它是個總統制，好像也不像，因為從現在的憲法規定來看，台灣的總統除了人事任命權以外，和台灣的行政院之間並沒有一個比較明確的聯繫渠道，他也沒有辦法參加行政院的會議。在理論上，按照現行憲法的規定，行政院仍然是台灣的最高國家行政機構。這當然和現在的民選總統這樣一個事實有矛盾。所以說它也不像總統制。

半總統制似乎更貼近一些，但是台灣的半總統制和法國的半總統制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法國的雙首長，總統和總理，有必要的製度性連接渠道，台灣的總統和行政院長之間似乎缺乏這樣的聯繫渠道。所以今天台灣的學界在研究，台灣搞了7次修憲，這個體製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體制？這是一個問題。你說它是個什麼體制可能還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往下怎麼走？怎麼讓這個體制適合於台灣社會治理的需要？台灣憲改今後的方向是什麼？這些也是今天台灣的學者們在研究的問題。這次會議裡很多論文題目都跟這類話題有關，而且有些問題討論得很深入，很具體。

比如說今後台灣的憲政結構到底怎樣設計更合理，更適合台灣的需要，就有各種不同的意見。有學者講，如果要走向內閣制的話，那就不應該再搞總統直接民選，沒有必要。但是既然已經搞了，你再把它撤掉好像說不通，而且也偏離台灣一般民眾的心理期待。因為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嘛，總還是希望有一個比較強勢的總統。所以如果說台灣今後應該走向內閣制，從現在來看不一定合適。

如果說走向總統制，那就必須要取消目前關於行政院是國家最高行政機關的規定，因為到現在為止，整個7次修憲的條文，行政院部分修改是最少的，幾乎沒動，每次修憲都主要涉及總統怎麼選，國民大會怎麼變，立法院怎麼變，等等，而行政院基本上沒動，還是原來的規定。而1947年的規定，行政院就是國家最高行政機關，要搞總統制的話，這一條必須變。另外已經有的那一套立法、行政相互配套的製衡機制，我可以彈劾你，你可以解散我，這套東西就不能再搞了，因為在一個比較純粹的總統制的條件下，行政和立法之間的製衡不是這麼個制衡的辦法，國會搞的東西總統可以提出否決權，駁回重來，你再以2/3的多數通過，才能否決總統的意見，這是美國的模型。現在的雙方又可以彈劾，又可以解散，這套東西就要改變。但是要這樣的話，就意味著台灣現行的憲法要做大的修訂。有些學者也提出，搞總統制，是不是也可能產生獨裁呢？也有這樣的擔心。所以走向總統制，似乎也有問題。

如果要走向雙首長製或者叫半總統制，就必須要考慮建立總統和行政機構之間的製度性連接渠道，而這個渠道是目前台灣的憲政體制所缺乏的。應該給總統主動解散國會的權力，另外應該引入公民投票的機制，來解決行政和立法之間可能出現的僵局。

這是關於台灣未來的憲政走向，他們現在也在討論當中。我覺得理解台灣這樣一個憲政轉型，有兩條是應該提出來注意的。一個就是台灣的黨派政治，兩黨政治對整個台灣憲政改革的影響還是挺大的。我這次在台灣和他們一個考試委員正好參加同一個研討會，還聊了聊，這個人叫詹中原，台灣政大的，他就講了，國民黨這方面一直還是想按照原來的路子走，即便改也是在原來的基礎上改，而民進黨基本上就是想另起爐灶。這是兩黨在憲政改革上最基本的區別。後來我看了看材料，基本差不多，兩黨現在的確還沒有成熟到我們所理解的民主國家裡面政黨各有各的政治主張，但是又能夠在同樣一個政治框架內相互包容，好像還沒有成熟到這樣的程度。雙方由於過去很多歷史積怨仍然存在，有些爭論有時候也比較容易激烈化和情緒化，比如藍營不認為綠營有資格支配中華民國，綠營也不認為中華民國體制適合於支配台灣這個地方。這是一個，兩黨政治對台灣的憲政改革是有影響的，而且影響還很大。

第二個因素，兩岸因素。兩岸因素對台灣島內的事情影響也相當大，一直有，到現在可能更大。 2005年就特別典型，本來修憲如果把大陸因素先拋開一邊，也有內部的邏輯，要求公民直選，要求公民投票，改變過去國民大會歷史遺留下來的製度，這些方面在台灣自身的憲改當中應該說有它的邏輯在裡邊。但是一旦把兩岸因素加進來以後，就顯得複雜了，大陸這邊往往會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理解，把它解讀為台獨，用全民公決來證明台獨的合法性，這不行，馬上來一個反分裂國家法。大陸的《反分裂國家法》是2005年4月份公佈的，正好是台灣第7次修憲前後。所以兩岸之間這種關係有時候很微妙，而且顯然相互之間的互動、影響很大。

我跟他們的學者有一些交流，在討論憲政這個問題的時候，我發現他們盡可能迴避兩岸關係，盡可能迴避兩岸話題，只談台灣內部怎麼改。像統獨議題、國家定位，在這樣一些話題上面，台灣不管是藍是綠，可能會覺得這些問題也不是台灣一方面說了算的事兒，而且扯進來以後會更複雜，不如不碰它們。這個心理完全可以理解，但也產生一個問題，那就是藍、綠雙方似乎都缺乏對兩岸未來的長遠的建設性考量。

第四個問題，大陸可以從台灣的憲改中汲取什麼？這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簡單地說一說，待會兒大家一塊兒討論。這個話題是我思考的核心問題。

首先，肯定有很多東西是可以汲取的，我這里特別提出這麼幾個概念，一個是關於修憲和製憲各種可能的選擇。剛才我說了，台灣的一個基本特點是修憲，7次都是在修憲，沒有重新制憲。當然修憲和製憲的概念這裡也不能夠絕對化，實際上，要拿台灣7次修憲以後的結果和1947年的憲法比較的話，確實已經有很大的區別，但是每次形式上都是通過修憲這樣一個方式來進行的。

根據台灣一些學者的研究，所謂憲改模式大體可以分成四種：

第一個叫做轉型初期的一次性制憲，基本上一步到位。比如像羅馬尼亞、蒙古這樣的國家，或者像立陶宛、愛沙尼亞之類的波羅的海國家，他們在90年代初基本上是一次製憲成功。

第二個叫做轉型初期的大幅修憲，這方面韓國是一個典型，南美的阿根廷也是。

第三個叫做階段性制憲，最典型的應該是南非。南非是先搞一個過渡憲法，過渡憲法裡面明確規定未來製憲的時間表，做得比較成功。

第四個叫做漸進式修憲。台灣自己就屬於漸進式修憲的類型。

修憲和製憲有各種不同的選擇。那麼對於中國大陸而言，我們應該怎麼考慮這個問題？這話說起來似乎有點兒早，因為當政者一天到晚還在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希望萬古常青呢，好像我們說這話兒太早了點，我看未必。

我個人是認准一條，中國未來的憲政改革早晚要走到那一天，這個任務早晚要提到議事日程上來，這件事情早晚要做。因為現在這個體制肯定是沒有出路的，不管它自己說得怎麼天花亂墜，國家一年8萬億的財政收入裡面，40%全都用於政府本身，這個東西說到哪兒也說不通。這個制度必須改。中國轉型從1911年推翻帝製到現在，這一百年的時間裡面，的確有幾次不同的機會。當年北洋時代實際上是有機會的，後來南京政府也做了一些事情。 1949年的革命，把1911年開創的進程給扭曲了，走到另外一條路上去了，經過60年的歷史證明是錯誤的，是條走不通的路，肯定還要走回來。從國家的政治結構和政治體制來看，60年來的這套東西和1911年的方向完全是相反的，這麼一套東西在未來的憲政轉型當中，究竟還有多少東西可能遺留下來？這恐怕是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中國的憲政轉型、憲政改革勢必要面臨一個基本的或者核心的任務，就是要重新構造一個體制，使它適合於中國這樣既是大國，又民權不發達，內部情況極其複雜，經歷了百年反反复复的歷史扭曲和矯正過程的國家。我們今後早晚要面臨一個問題，就是我們要重新設計這個國家的憲政體制，而且這個體制和共產黨這些東西之間幾乎不存在歷史延續性。如果說有歷史延續性，它更多地是和1911年代表的傳統有歷史延續性，和1949年的傳統更多的是一種矯正關係。我們要改變這樣一個扭曲，把中國的憲政建設重新回到1911年所代表的正確方向上去。

這樣一個憲政體制的設計過程，我覺得會帶有很強的建構性，這跟英國很不一樣，英國的製度確實是幾百年自然長成的，一直到現在，甚至不需要一部成文憲法來規約它。在某種意義上，可能我們今後面臨的任務有點兒類似美國1787年的費城制憲。我們面臨這個全新的任務，就是要考慮像中國這麼一個國家如何建構一個合理的政治體制、憲政體制，既要面對這麼一個大國治理上的需要，又要滿足對權力的製衡。這方面我們既是後來者，但又可以發揮後來者的某種優勢。的確，現在世界上有各種各樣成熟或者說還不太成熟的民主體制，它們運作當中的成績、經驗和教訓我們都可以拿來參考。這麼一個建構性的東西是要做的，而且我們現在就應該做，至少先從學理上作研討，從方案上進行設計，這個過程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充滿了挑戰的工作，要有高度的專業性，但是這件事情是一定要做的。

這也是我們這代中國人的一種歷史機會吧，我們既然認准了現有的體制是沒有前途的，早晚要退出歷史舞台，我們又認准了前面哪個東西更合理，當然就是憲政民主的體制更合理，我們工作的目標就已經非常明確了。但是，憲政民主體制在今天世界各國沒有一個一定之規，原則是一樣的，但是具體形式千差萬別，都要根據自己國家的特點去考慮。比如法國的第五共和，到現在也還有不少問題，也在不斷調整，從1958年到現在，法國憲法據說也修正了好幾十次。

至於說我們認為合理建構的東西如何通過一種適當的路徑實現，那是另外一回事情。轉型智庫兩個基本任務嘛，一個是關於未來目標的確定和方案設計，一個是關於如何走、如何實現的路徑選擇。談到路徑問題，就涉及到今天的人代會制度、政協制度等等，和以後要建設的憲政民主體制之間如何過渡，通過一種什麼樣的方式能夠減少代價，完成這個過渡，這是個路徑選擇的問題。這個問題當然也很重要。這兩塊都是我們現在所面對的，以及亟待解決的。對台灣憲政改革經驗的研究、借鑒，有助於我們思考今後中國大陸自己的轉型，我覺得意義就在這個地方。

張大軍：下面是評議的時間，先請陳子明老師評議一下。

陳子明：博樹剛才給我們介紹了很多台灣地區的憲政實踐和歷史狀況，我感到很有收穫。我這個評議不是直接針對他的發言，是對於這個問題作一個思考性發言。

剛才他提到了一個威權體制與專政體制的比較，在研究台灣憲政和中國憲政改革如何吸取經驗的時候，我們首先要知道這兩個體制有什麼區別。應該說這兩個體制在1919年以後，有一種表兄弟的關係，都吸取了蘇維埃體制“以黨治國”的理念。但是從國民黨制定憲法的過程來看，早期有一個孫中山的頭，後期有一個張君勱的尾，這兩個東西跟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沒關係。這個頭就是說，軍政、訓政、憲政，目標是憲政，孫中山不管後來走了什麼彎路，從一開始他是有憲政理念的，憲政是他的目標。張君勱從來就是一個憲政主義者，後來的中華民國憲法他是一個主要的執筆人，他把孫中山的五權憲法和世界通行的三權憲法的理念揉在一起了。如果1946年國共合作沒有破裂，第三方面在政治上很活躍，最後可能搞出一個偏三權的憲法，國共破裂後，第三方面也沒有戲可唱了，基本上按照國民黨的理念制憲，但是也還吸取了一些張君勱的東西。

如果我們只看憲法條文，好像兩者都有點立憲制度的樣子。但實際上中共的憲法理念中沒有把憲政作為一個目標，從頭到尾整個意識形態除了給出一個虛無縹渺的共產主義以外，都是要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的。所以說這是大陸和台灣一個本質性的區別，一個是有憲政目標，雖然可能搞臨時條款，可能搞戒嚴令，可能搞一些別的東西，但憲政的目標是不變的，理論上是坐在頂端的，但大陸沒有憲政。 “憲政”這個詞，像李克強、李源潮他們在2003年所謂“胡溫新政”的時候，從嘴裡說出來了，但是到第二年，就再也不見這個詞了。 “憲政”這個詞從他們嘴裡出來都是那麼的艱難，而且又縮回去了。這說明當局的一種基本態度。

第二，雖然都是說“以黨治國”，但是國民黨還是“一黨獨大”的概念，而共產黨是“一黨專政”的概念。怎麼來表明這一點呢？國民黨的花邊黨和共產黨的花瓶黨是不一樣的。國民黨的花邊黨是允許競選的，青年黨、國社黨雖然也有種種弊端，後期都衰敗了，但從形式上看，在台灣地方各級選舉中，早期的時候都是允許參加選舉的。由於允許競選，所以在這兩黨衰落之後，有一個叫做“黨外”的政治力量取代了它們。 “黨外”不僅能夠選上民意代表，而且能夠選舉縣、市長，能夠選出一些公職人員。這是在“解嚴”前，台灣政治體制中一直具有的憲政要素。這個憲政要素是大陸始終不存在的，大陸雖然表面上有投票，但是不允許競選。比如說我個人是競選並當選過海淀區人大代表的，但這個層級太低，另外也只此一次，以後選舉法就修改了，就是不讓你去競選了。實際上像我們那種規模的，有文宣工作，有選舉組織，這樣的競選以後是沒有了。後來像許志永，他們也當了人大代表，但是他們實際上沒有經歷過競選活動。中共可以安排一些“民主黨派”的人大代表，但是決不允許他們自己拉一個牌子、弄一個團隊去競選。

第三，大陸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一個要害問題，我有一篇文章裡頭講了，是蘇聯和南斯拉夫同一類型的，就是代表團制。代表團制實際上是一種邦聯制因素。代表個人是沒權力的，什麼東西都是代表團才有權力，而且代表團是在省這一級組成的。為什麼要組織代表團？因為它不允許這兩千多人自己去活動，也不允許他們組織成各種委員會，它必須通過黨的體制、黨的省委把他們凝聚起來。每次開人大之前，還要開一個黨員大會，各個代表團都要開黨員大會，你是非黨員，就不參加，先給黨員開個會，然後再大家一起開會。所以代表團制意味著政治實踐和憲法制度有一個根本性的錯位。如果按照現在的憲法制度，好多事兒是辦不成的，必須通過黨的這套體制才能辦。實際上南斯拉夫和蘇聯一旦到了黨的體制解決不了問題的時候，邦聯制很容易就解體了。中國大陸也不是不存在這個問題，當然這個可能性比較小，但這一套憲法制度裡頭潛伏著邦聯制的因素。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中沒有這個問題，沒有省代表團獨大的問題。代表團制是“一黨專政”的具體體現，它的對立面是議會黨團制。一個導向地方與地方的對立，一個導向政黨與政黨的對立。

上面是對國民黨和中共在憲制上的比較，其實還有很多不同，我也沒準備，先說這三點。

我想提出一個概念，就是台灣憲政轉型的三階段論。第一個階段是它的突破階段。由於台灣在黨外的公職人員一直有生存的機會，所以民進黨的突破是幾個方面的結果。一個是像《美麗島》這樣的民間刊物不斷被打壓，但是台灣的出版法導致你打掉一個我還能辦一個，被你弄掉了，又弄一個，不斷保持民間輿論的存在。另外一方面也不斷有黨外的公職人員、議員的存在，所以民進黨是這兩個力量的結合。

突破階段首先是有這個力量的存在，它才可能突破，但到底是得到了蔣經國的默許，還是說完全是黨外去撞一撞，這點我還不清楚。國民黨在1987年的時候有兩個重要因素促使它的改變，一個是江南案以後，蔣經國放棄了培養他的第二代，他曾經有這個想法的，但是江南案以後，他比較失望了，最終不想扶持第二代了，這對他來說是一個重大的轉變。另外像馬英九這樣的海歸人員已經達到能影響這些當權者的層級，這些人很多又和體制外的人員是當年大學裡的同學，甚至有些可能共同有過參加學生運動的經歷，這樣在體制內外形成一個天然的溝通渠道。到底在突破的時候，體制外兩種力量的結合和體制內外有過一種什麼樣的互動，如果誰有關於這一段時期的回憶錄之類的，我還要藉來看看。

我覺得這個突破很重要，一個是體制外長期積累下來的，雖然《美麗島》的人被判刑了，但判刑的結果也造成了一批領袖人物，而且連給他們當律師的這批人也成為領軍人物，他們的老婆代夫出征，也成為領袖人物。這些領袖人物很快湧現出來，是藉助於選舉機制。大陸的體制外人士現在還不能藉助選舉機制產生領軍人物。

第二階段是群眾運動對於憲政改革的推動作用。我因為89年就進監獄了，好多材料不知道，當時的新聞沒看到。出來以後補課，我知道1990年台灣也有學生運動——“三月學運”又稱“野百合學運”。他們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政經改革時間表”等四大訴求。當時也出現了像絕食這樣比較高調的群眾運動，不達目的絕不罷休。值得慶幸的是，當時擔任總統的李登輝不像鄧小平，他親自接見了學生代表，並與他們達成共識。學生運動結束不久，就召開了國是會議，第二年廢除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結束了“萬年國會”的運作。大陸的群眾性民主運動失敗了，台灣的群眾性民主運動極大地推動了憲政改革。

第三個階段，比如後面的幾次修憲，已經是常規化的了，他們是結合選舉運動，台灣一屆一屆的競選運動，通過這個選舉運動來進行修憲的。

所以台灣的憲政改革，經歷了體制外聯合與體制內外互動的突破階段，非常規的群眾運動階段，常規的選舉運動階段，不斷推動修憲，不斷地往前走。關於憲制爭論中，總統制、內閣制、半總統制這一類問題，我覺得我們現在還插不上話，我們先多看看台灣人他們在那兒怎麼爭。我們一定要吃透美國的、英國的、法國的、德國、台灣的政治體制，把他們的製度吃得很透以後，再來討論這個問題，現在討論恐怕時機還不成熟。

最後一個問題，剛才博樹講到了憲改的四種模式，我現在來講一種可能的漸進模式，是我聽了博樹的發言臨時想出來的，僅供大家參考，並不是一種深思熟慮的想法。中國現階段的憲政運動，不妨考慮提出四個階段性的目標：立法、修法、修憲、制憲。

第一是立法。現在中國缺乏一系列的人權法，新聞出版法沒有，社團法沒有，配合批准兩個聯合國人權公約，先提出立法的目標。

第二是修法。最大一個要修的法就是選舉法。因為中國的競選運動、選舉運動要真的能展開，一定要經過選舉法的修改。現在只是在縣級以下的層次搞這種選舉，應該說沒有什麼意義。比如說我們曾經當選過區級人民代表，能發揮什麼作用？修改選舉法，一定要跟直選掛鉤。如果說在北京市劃分5個全國人大代表的選區，每個選區選舉一名全國人大代表，這種選舉才是真有意義的。

第三是修憲。要把人民代表大會這個制度，改造成議會式的，不是蘇維埃式的。當然要廢除憲法序言。還要涉及省級以下的地方制度問題。至於中央與省級地方關係的一些複雜問題，可以放在下一階段。

第四是製憲。這個制憲不是在大陸內部，是和台灣一起制憲，目標放在解決兩岸問題。海峽兩岸一起來製定中國新憲法。為什麼要分階段，為什麼要結合兩岸問題談制憲，是為了爭取最廣大的群眾包括一些體制內的人士。如果能夠一步到位，一次性制憲解決問題，當然是最理想的，也是我最擁護的。但是不能用理想來代替現實。

張博樹：剛才子明談的最後這一點，你這四階段很有意思，其實我原來準備的提綱裡面，也有一個內容，就是中國大陸未來可能的憲改方式，沒講。你這個四階段出來，我就算對你作的回應，也把我這個想法講講。

我的提法是，漸進修憲和建構性制憲前後相繼，提綱是這麼寫的。大概和你剛才說的這四個階段有點類似，你這四個階段第一個是立法，立社團法實際上本身就在修憲，而且是直接為今後做準備，這還不是政黨法，以後再往前走，要有政黨法，逐漸地讓中國民間社會的活動合法化。

修法，選舉法和直選掛鉤，這些內容已經包含了修憲的意思在裡面了。第三個階段修憲就更明確了，要廢除憲法序言，這一步能夠做到的話……

陳子明：為什麼說是修憲而不是製憲呢？不涉及人民代表大會這個概念跟後面的中央和省級地方關係。

張博樹：我覺得你這個東西實際上是這個意思，即前面這三個階段還都是在現行的人代會這個制度之內來做的。我提出漸進修憲和以後建構性的製憲作為一個前後相繼的過程，前面這一段也是在現行的人代會制度之內來做，但是這個肯定要爭取體制內當權者裡面的開明派，要讓他逐漸地向這邊走。當然民間要形成更加強有力的力量，包括社團問題，言論問題，選舉問題，在這些方面取得一些實質性的進展。有了這樣幾個進展的話，共產黨內部會發生分化。假如一切相對順利的話，在已有的這樣一些前提的基礎上，再考慮廢除序言，或者說至少修改序言，讓序言不要再這麼赤裸裸的為黨國提供合法性，作些改變或調整，我想中國人別的不行，這方面還是有不少智慧的，可以找到一種合適的表達方式，但是這幾個階段還是在人代會框架之內。以後建構性的製憲在我現在的想像當中，有各種可能性。仍然由人代會來做有沒有可能？也有可能，但是人代會的構成肯定會發生本質性的變化，我們現在以各個省為單位組成代表團到北京開會，都是書記在那裡說了算，這個肯定不行的。如果像前蘇聯，從最高蘇維埃改成人代會制度，獨立的民間力量開始競選，如果能形成這個局面的話，還叫人代會制度也沒關係，實質上運作已經變了。這是一種可能。

還有一種可能，組建一個專門的機構，叫制憲委員會也可以，叫做其他什麼委員會也可以，人代會授權，圓桌會議授權，或者由其他方式獲得合法性，來做制憲這件事兒。而這個制憲更接近於我剛才講的建構性的製憲，就是拿出一個全新的東西出來。

陳子明：如果能接受前者，後頭就會比較順理成章。但是製憲這個東西，因為最近剛剛批過零八憲章，制憲如果結合解決兩岸問題更具有合理性。

張博樹：對，兩岸問題，在《憲政改革報告》裡面我做了兩種設想，因為談到兩岸的話，這裡邊有一個在操作上比較複雜的問題，台灣那邊有一套東西，假如願意過來，兩邊共同來做，這是一種可能。但如果雙方現在還沒有達成這樣一個共同意願，或者在操作上還有障礙，也可以大陸先行製憲，搞出一個結果，再和台灣商議走到一起的問題。關鍵是兩岸要有共同的政治架構原則和政治認知前提。談到“統一”，兩岸未來走向統一的方式其實是有各種選擇的。兩岸如果共同製憲，就是作為一個統一國家來搞，搞出來的東西有可能是聯邦制，也可能是單一制，也可能是雙軌共和製。如果是大陸單一制憲，再和台灣談，那種情況就可能更接近邦聯，但這涉及國際法意義上相互承認的問題，就比較複雜了。

但是不管怎麼說，今後兩岸要往一塊兒走，建立一個共同的政治認知和政治建構的前提，這是基礎。甚至我們在名稱上、國號上都要琢磨，現在兩邊一邊叫“中華民國”，一邊叫“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問題怎麼解決？有不少人在提第三共和的概念，賦予它各種不同的含義。比如海外一直在講第三共和，前邊兩個共和分別是1912、1946，現在要搞的是第三共和，這是一種解釋。也有的把1912理解為第一共和，1949是第二共和，以後是第三共和。總之，各種不同的解釋都有。但是不管怎麼說，兩岸今後還是要爭取往一塊兒走，至少我自己是這麼看的。怎麼個走法，怎樣通過一個合適的步驟，包括把憲政設計、制憲進程擱進來，這是一件需要認真籌劃的事情。

王建勳：剛才聽博樹老師的演講收穫很大。我一直也很關心台灣，但是從來沒去過，很遺憾，所以對台灣的了解非常有限。在美國唸書的時候，我有一些台灣同學和朋友，不時會聊一些台灣的話題。張老師剛才給我們詳細介紹了台灣修憲的過程，很多細節我都是第一次聽說，非常有趣。

對於台灣的問題，我更關心的是，憲政變革是如何可能的？這個問題有助於我們思考大陸的問題，也就是說，大陸從台灣這種變革當中，究竟可以學習或者藉鑑什麼。當然對台灣本身的政體進行討論也有價值，它現在的體制有點兒不倫不類，既不是總統制，也不是議會制。這種不合邏輯的製度設計有致命的缺陷，背離了孟德斯鳩所構架的三權分立體制，是一種不穩定、不均衡的體制，難以有效地實現分權制衡。無論是孫中山搞的五權憲法還是現在台灣的這種體制模式，都存在很大的問題，都需要改革。

說完這個話題，下面回到台灣政改的路徑或者動力上來。這也是我更關心的話題。究竟該怎麼看待台灣這種變革呢？它的動力究竟來自何處？張老師剛才給我們描述的基本上是從80年代末開始改變的，或者說民主化從那個時候啟動的一個進程。

張博樹：不是，我只談修憲過程，民主化啟動當然要早得多。

王建勳：好，那我稍微往前推進一下，談一下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因為這和後來的修憲改革密不可分。很多人認為台灣的民主化是一個自上而下的產物，比如，像李登輝這種領導人扮演著一種重要的角色。當然，他們的作用不能低估，但更重要的是，台灣這種變化，在我看來，是自下而上的變化，不是上面的這些領導人有一天認識到我們需要搞憲政了，我們需要修改憲法，我們需要走向民主化、選舉總統，然後才進行的這麼一種變革。它的變革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底層政治，或者說民間政治、民間社會，推動的一個產物。台灣至少從50年代開始，就已經發生著各種各樣的變化，包括各種NGO的成立、新聞媒體的抗爭等，這些力量真正造就了台灣的民主化或者憲政改革。沒有李登輝，沒有蔣經國，我相信會有其他同樣的人出來，或者同樣會達到這樣一個過程。很多人都期望中國的憲政改革或者民主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或者至少上層扮演重要的角色，只有體制內有一批改革的力量推動，中國的改革才有可能。這樣一個思路在我看來是不大可靠的，或者是有問題的，真正持久穩定的變革應該是自下而上的，對中國也是同樣如此，哪怕有一批體制內的改革派，哪怕最高領導人真的渴望民主了，明天頒布一個新的憲法，宣布全國大選，你覺得中國能民主化嗎？在我看來，根本不可能。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認為，中國憲政改革的思路應當是自下而上的。我不渴望明天修改中國的憲法。哪怕修改了中國的憲法，中國能夠真正地實現憲政？在我看來不可能。中國憲政的起點應當從底層的立憲和製憲開始，具體地說，就是從鄉鎮、社區立憲開始。這當然不是今天意義上的“村民自治”，那是偽自治，不是真正的自治，因為中央已經給你頒布一條法令，讓你按照這個東西來進行選舉、進行治理，那是背離自治的。真正讓基層的民眾自己去立憲。今天，很多人總是錯誤地認為，憲法是國家的事情，憲法只跟國家有關，這是對憲法極大的誤解，憲法不是只跟國家有關，美國各州都有憲法，各個鄉鎮、各個市都有“憲法”，或者說，美國憲政的根源在地方，而不在聯邦。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這個思路就是從基層村鎮、社區立憲開始，到縣、市立憲，最後到全國性的立憲。在這裡，我把憲法看成一個契約，每一個鄉鎮立了契約之後，再跟另一個鄉鎮聯合起來，組成一個縣或者一個市，制定更大的憲法，這一種典型的聯邦制的思維方式，也就是說，最後形成的這個政體，只能是一個聯邦政體。

在我看來，這種對憲法的理解才是恰當的理解，而不是說，只有民族國家才有憲法，那你就無法理解美國，美國不是一個民族國家，是一堆國家（States）組成的聯合體，就像今天“歐盟”這種東西。

憲法的歷史遠遠早於民族國家（States）。在中世紀的時候，許多城市和城市共和國都已經有了自己的憲法，那是近代意義上憲政的起源，遠遠早於今天的民族國家。所以，並不是說只有民族國家出現以後，才有憲法這種東西，如果你這樣理解的話，無法想像今天歐盟有自己的憲法，你無法想像美利堅共和國（將其簡稱“美國”是一個錯誤，應該簡稱“美聯邦”才是一個更準確的表達，英文叫United States，不是一個State，是一堆State組成的一個聯合體，你沒辦法給他起一個名字，它是一個聯盟，一個Union）有自己的憲法。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憲政之路應該從基層開始，讓每一個民眾把憲政當作自己生活方式和生活的一部分，憲政的根本就是限制掌權者的權力，任何地方都需要，不僅僅是全國范圍內需要，一個村里照樣需要，這些人要賦予公共機構一定的權力，當然要限制其行使。因此，在我看來，跟憲政最相關的並不是選舉，而是限權，怎麼設計一種良好的製度框架限制政府的權力，比選舉重要得多，選舉四年一次，很快就結束了，關鍵是如何限制被選舉出的人的權力。並不是說，你把他選出來你就不需要管他了。很多人錯誤地認為，既然他是你選出來的，你想給他多大的權力就給他多大的權力，甚至可以賦權他剝奪另外一些我們不喜歡的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這根本就背離了憲政，是十分危險的。

另外，我有一個困惑。那就是，像台灣這種憲政變革，它早期的歷史對它的影響如何？就是說，1949年以前的歷史。它曾經是荷蘭的殖民地，後來是日本的殖民地，這種殖民地的歷史是不是在某種程度上影響或者改變了台灣的文化和傳統、治理模式或者人民的觀念和思維模式？很多人今天傾向於把大陸和台灣作對比，說我們都是同樣的文化、同樣的傳統、同樣的人種等，所以，既然台灣可以發生憲政變革，我們大陸當然可以，甚至在不久的將來，我們也會像台灣一樣。這樣的一種看法是不是過於樂觀？我覺得，大陸跟台灣的差別還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如果我們考慮到台灣1949年之前長時期的歷史。

我的另外一個問題是，1949年之後，台灣形成了外省人和本省人之間的差別。這種差別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了不同利益的對抗和製約？它是否在某種程度上類似於歐洲歷史上的國家和教會之間、國王與貴族之間的對抗。據我所知，本省人和外省人在台灣的政治領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沒有辦法忽視的一個因素。而大陸不存在這個問題，而且大陸在這方面存在著一個致命的障礙，那就是民族主義的問題，台灣因為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對抗，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民族主義，再加上它的地域也比較有限。而我們大陸完全不同，這麼大的一個國家，如此多的人口，又完全是一個適合強勢的民族主義成長的土壤。哈耶克曾經說過，20世紀之後，對自由主義有兩大威脅，一個是民族主義，一個就是社會主義。假如說今天社會主義這種意識形態沒有太多人相信的話，民族主義這種影響是實實在在的。從我們中國過去這10年跟國外衝突的歷次事件可以看得出來，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力量，對未來中國憲政改革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另外一個問題是，台灣的變革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美國的影響？我們知道，台灣畢竟在軍事、外交等很多方面受美國的保護。有趣的是，在過去幾十年裡，美國影響的地方基本上都變成了民主政體，韓國、德國、日本等都是例子。在過去的三四十年當中，台灣留學生很多去美國，這些人回到台灣以後，以及美國政府對他們的一些影響，在多大程度上促使台灣發生變化？而大陸不同，很多人會說，我們經濟上很牛，軍事上也很牛，我們誰也不怕，我們敢和美國對抗。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改革的動力就要小一些，或者說，壓力就會小得多。但是，像台灣這麼小的地方，它的軍事又完全依賴於美國，顯然它會感受到壓力，雖然美國政府未必直接插手它的政治事務，但是這種壓力也是潛在的。

最後再說一點。關於中國將來的變化，到底是修憲還是製憲的問題。名義的問題並不是很重要，但是現在的憲法有根本的缺陷，這是毫無疑問的。如果修憲基本是把全部條文修完，那也就等於製憲，修憲的權力就等同於製憲的權力，事實上是一回事。關鍵的問題，在我看來，是誰有權力製定和修改憲法呢？要經過什麼樣的程序？如果要走現在的修憲的路子，在我看來是行不通的，現在是由全國人大來修改憲法，這從根本上就背離了修憲的主體問題。憲法應該是人民制定的，而法律是由人民的代表制定的，怎麼可以讓人大代表既制定法律又制定憲法呢？那法律還怎麼可能違憲？不存在違憲這一說，也就不會存在違憲審查這一說。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讓人大修憲是用人民代表的意志架空了人民的意志，或者說代替了人民的意志。這種做法本身是缺乏合法性的。

議會既不應該制定憲法，也不應該修改憲法。議會根本沒有這樣的權力。你可以看看美國的憲法，既不是議會制定，也不是議會修改，而是由各州來批准通過的。當然，它是一個聯邦制的政體，假如不是一個聯邦制的政體，同樣不應該由議會來製定和修改憲法，因為這違背憲法制定和修改的基本原理。

議會只能製定普通的法律，背離憲法的法律是無效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無論是修憲還是製憲，其實，都要改變現在的這個制度框架，在這個框架下沒有辦法進行變革，或者說，它的變革餘地是極為有限的。比如，現在這種立法制度的設計，全國人大由3000人組成，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3000人怎麼可能成為議會呢？麥迪遜早就說過，一個議會如果超過600、700人就已經太大了，那就根本沒辦法“議”了。

所以就成了“選美比賽”，就像國外的報紙說的那樣。全國人大、行政制度、司法制度，整個制度的設計可以說都有致命的問題，都需要改變。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設計憲法或者要設計一個有限政府的話，那就是分權。迄今為止，人類發現最有效的限制權力的方式就是分權，沒有別的方式。這種分權，一個是橫向的分權，即三權分立，另外一個是縱向的分權，即聯邦制。除了這兩種分權以外，沒有其他的方式能夠更好地限制政府。當然你可以說，最終權力掌握在人民手裡，但如果制定一部憲法，裡面只規定一些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這個憲法是毫無意義的，根本無法發揮作用，必須有讓權力來製約權力這樣一個相互制約的機制，這個憲法才能夠實施，公民的權利和自由才能真正得到保護。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還是應當在限權這個問題上下工夫，怎麼樣能夠更好地限制政府的權力。

張博樹：我簡單回應一下，剛才建勳聊了很多問題，也很重要。

首先，關於台灣早期的歷史對它後來的變化有什麼影響，最簡單地說，台灣今天是一個多元社會，這的確是和現在的中國大陸很不相同的地方。更早期的像荷蘭統治時期的影響現在也有，不太明顯，比較明顯的是日據時代，1895年《馬關條約》以後，日本得到台灣，統治長達50年，的確對台灣的影響非常之大。我們去台灣，在日常生活裡面會看到許許多多，甚至細小到買一件東西，這件東西怎麼包裝，都深受日本的影響，因為日本我也去過，這個比較很容易看出來。

美國更多的是政治上的影響，這是毫無疑問的。剛才已經談到，孫中山從他的建黨理念來講，他是要實現憲政的，這個和共產黨完全不一樣。剛才子明講了這個問題，共產黨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他認為他這個東西比資產階級民主更高明。國民黨很明確，我就是要搞憲政，前面那些一黨治國也好，訓政也好，都是作為過渡。所以1949年退守台灣以後，老蔣的說法，我這是反共復興基地，是自由中國。既然如此，美國不僅是他理念上的支持者，也是一個實際上的支持者，兩方面都是支持者，因此受美國的影響毫無疑問。到現在為止，在台灣學界，這些研究憲政問題的，各個大學政治系裡面的學者，絕大部分都是美國或者是歐洲國家畢業的，所以好多問題他們很專業，講起來都是引經據典，引的基本上都是國外洋人的書。東吳大學的教授裡面，一大半是美國各個大學學政治學出來的，少數從法國、德國、日本畢業的。所以從整個文化和社會生態來講，深受西方影響是毫無疑問的。

關於外省和本省人之間的問題，從1949年國民政府到了台灣以後，這個矛盾就一直存在。在台灣土生土長的反對派看來，1949年來的國民黨政權，首先是一個被打敗的政權，第二是一個外來的政權，特別是2·28這件事情又造成很明顯的衝突狀態。台灣民主化後，這個問題有所緩解，但仍然存在。當然，在台灣，其實本地人這個概念也很寬泛，本地人相當大一部分是過去二三百年之內從大陸到台灣的人，真正台灣的原住民數量很少的。

你剛才談的比較重要的有這麼幾個問題，關於台灣憲政改革的動力，你說的自下而上，這個東西我做的概括是自下而上和上下結合。因為今天討論的主題是台灣修憲問題，所以前面民主化啟動的階段完全沒有涉及，其實台灣的民主化50年代就開始了，50年代的《自由中國》，胡適、雷震、殷海光那些人做了很多事情，而且《自由中國》這樣的東西之所以能存在，也是由於老蔣還是把台灣作為一個反共復國的基地，所以就不可能對自由知識分子太明目張膽地打壓，這是和大陸完全不同的地方。在台灣，兩個東西很重要，一個是自由辦刊，一個是選舉，選舉這件事兒我們也要追尋到50年代，不是70年代開始的。 1950年的時候，台灣的21個縣市長就已經實現了直選，儘管當時直選的過程國民黨也在操控，但畢竟有勝於無。所以70年代之後黨外運動能夠成事，地方選舉給它構成了這樣一個制度性的空間非常重要。

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你說這是一個自下而上的過程是可以的，它經過了幾十年的演變過程。但是為什麼我還要加一個上下結合？畢竟小蔣當初作出了一個順應歷史的很重要的決定，如果當時他不這樣做，也可能這個過程還要再往後推一段時間。

建勳說的從低到高的憲改的路徑，我知道你是研究美國歷史的，也研究美國憲法，這裡面顯然是參考了美國的過程。但是有一條要看到，在中國現實的政治條件下，由於共產黨的專政體制一直到基層，那些方針大計由上面定下，然後往下面走，除非國家真的控制不住了，就類似當年民國20年代的聯省自治，大家都在自己搞，如果沒有出現這種情況，就現在這個樣子來講，你要指望著從基層開始製憲，先從鄉然後到縣，然後到地區，然後到省，一級一級的往上走，然後到國家，這麼一個方式，在現在來講是不現實的，因為整個控制體系決定了這種東西不可能，除非是當權者自己下決心來做。所以，今日中國民主化過程更多的不是採用基層合法制憲的方式，而是通過一種合法抗爭的方式，給當政者施加壓力，迫使它內部分化，迫使它改革。這當然是另外一個話題，在中國現實制度條件下如何推進中國的民主轉型，這是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

第二個我想回應你的是半總統制是不是值得仿效，這個話題當然比較複雜了。有一個基本事實，從90年代以後，前蘇東國家，新興民主國家，大部分國家實行半總統制，為什麼這樣子是需要研究的。

至於說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而且有兩千年中央集權傳統，在這樣一個國家裡要建設的憲政體制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體制，這個也是需要認真去研究的。我知道你是傾向於聯邦制的，陳子明是單一制，但是搞了一個州政府自治的思路，以後這些話題都要請各位專門來講你們的觀點，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這個討論會越來越深入。但是就現在來講，半總統制也好，內閣制也好，總統制也好，我們現在都沒有下結論，到底哪種東西更適合未來的中國。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既然中國是一個大國，又是一個自治傳統、公民傳統比較薄弱的國家，內部差別又很大，發展程度也很不一樣，再加上有一個台灣、香港，還有西藏、新疆這些問題，非常非常特殊，這種情況之下，未來中國如何建構一個能夠同時解決這些問題的憲政體制，非常之難，但這又太有誘惑力了。答案需要大家共同來探討。

最後關於製憲主體，制憲主體這個問題當然很重要。一般來說議會不應該成為製憲主體，這個我同意，儘管到現在為止很多國家的製憲過程確實是在議會框架內做的，這也是一個事實。未來中國的製憲主體究竟應該是誰，確實需要再去研究，也要看今後的歷史發展。但是我為什麼主張現在就應該考慮由我們這樣一些自由人士、學者，這麼一批自由撰稿人琢磨這個事兒？還有一個大家剛才沒有提到的理由，就是這樣一批人來考慮制憲，拿出一個方案來，哪怕是一個初級的方案，是一個草案，它有一個好處，就是我們不是利益牽扯人。在實際制憲過程當中，比如像波蘭當年的圓桌會議，波蘭的製憲原則就是在圓桌會議上大家敲出來的。但是這個過程裡邊，會涉及到很多具體當事人的利益。台灣也是如此。在製定憲法的時候，就要考慮這個憲法制定出來以後，給我安排一個什麼樣的位子，給我這個黨安排什麼樣的位子，很自然會考慮這些問題。

我看南方一位學者研究北洋政府時期的製憲，他的一個批評就是認為當時那批議員在設計內閣制的時候，沒有考慮到袁世凱的需要，沒有考慮到北洋軍閥的存在，就是想給議會、給自己搞到更多的權力，搞到更多的利益。當然，這個觀點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反駁，人的行為動機是複雜的，那一代製憲者不見得完全是從利益角度出發才搞出一個內閣制來。這個問題很重要。不管怎麼說，我們如果從一種獨立學者或者獨立民間的角度來考慮制憲問題，提供憲草，至少有這麼一個好處，那就是我們確實沒有任何個人的利益，或者是團體的利益牽涉到裡邊，我們可以根據自己的學識，根據我們對中國問題的理解，拿出一個我們認為可能是比較客觀、比較好、比較理想的一個方案，而這樣一個方案沒有把起草人的特殊利益考慮進去，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塊。

安替：我今年有個計劃，就是寫本書，講1978年到1981年的台灣美麗島轉型，就是從黨外運動到最後律師團律師被選上，以及台美斷交，蔣經國公開大選的決定。我幾年前就想寫了，可越寫越覺得不對勁，我發現島內對“美麗島事件”的解讀有點不對，不全是事情的真相。島內有兩個解讀方法，國民黨的解讀是蔣經國偉人一揮手大家就過關了，民進黨說怎麼可能呢？這完全是從下到上的，完全是黨外運動一步一步發展起來的。但是我發現不對，這個故事不是這樣的，故事有第三方，還有第四方，有一個明確的第三方是美國，有一個不在場的第四方是大陸，在每一次重大決定的背後，有時起更大作用是它們。

舉個簡單例子，因為我收集資料比較細，有些故事可能你們從來沒有聽說過。 “美麗島事件”發生在1979年12月10號的國際人權日，在高雄。《美麗島》雜誌是1979年出的，1980年才是大審，1981年是律師團和家屬第一次參選。剛才一直說地方選舉，我想強調一下，1978年的選舉更重要，為什麼？地方選舉不能影響國家憲制，必須在增選國大代表這一層級開個口子，才能影響國家製度。許信良1977年選的縣長，從民進黨角度解讀，的確是影響了整個黨外力量。但是從憲政角度解讀，沒有開放國家一級的選舉。國家一級選舉真正開放，是增選國大。增選國大的信號是1978年放出來的，黨外後援團是1978年下半年開始運作的，所以才有外省人和台灣人一起合作。增選國大這個信號是極為重要的，後來因為台美斷交，他們氣不過，才有《美麗島》雜誌，《美麗島》出了四期，談什麼？呂秀蓮有篇《論中華民國之法統》，討論的是中華民國的法統問題、法律問題、憲政問題。

1978年的時候，還沒有增選國大之前，信號還沒有放出來，還不知道黨外可以改變國家，那個時候台美還沒有斷交。 1978年的時候，誰是黨外運動大哥大？不是施明德，是陳菊，陳菊當時的角色跟現在的劉曉波差不多，陳菊當時很年輕，才二十多歲，已經是整個黨外運動的大哥大，為什麼？因為陳菊的好朋友是Newsweek駐台北的記者，紐約時報駐台北的記者，華盛頓郵報駐台北的記者，整個外電圈，基本上都跟著陳菊走。所以陳菊在歷史上是極為重要的一個人，後來國民黨覺得她太過分了，就把她抓起來了，結果一個月不到就把她放了。放的時候，陳菊說國民黨對我很好，我支持國民黨的政策，被當時的同志認為這是一個背叛宣言，但陳菊又說我會用未來行動來證明我對信念的堅持。

但是真正的故事在後面，那個月發生了什麼？通過後來的資料發現，美國助理國務卿把台灣大使叫到了國務院，桌上放的是三艘軍艦的軍售方案，讓他說句話，放不放陳菊，我的軍售方案就在這兒，如果不放，這個軍售就不給你了。為什麼要軍售？大家都知道1979年台美有可能要斷交，所以軍售當時已經成為一個保命的東西了。當時台灣一直想拿到那三艘軍艦，既然美國助理國務卿是要陳菊來換軍艦，你就知道美國當時是用什麼樣的力量在影響島內政治。可是美國為什麼要影響呢？ 1971年台灣退出聯合國，後來尼克松訪華，中日建交，如果查這幾年的報紙，會感覺不管是政府的人還是在野的人，他們都發一個聲音，當時沒有黨外運動，唯一的異議者是《自由中國》那一批人和李敖。所謂黨外運動真正意義上是從1977年和1978年開始的。那時報紙上最多的字眼叫“風雨飄搖”，很簡單的道理，當時中美談判，發表三個公報，如果要嚴格按照第三個上海公報做，台灣就沒了。為什麼？卡特政府的資料已經證明，他們跟鄧小平談好的就是拋棄台灣，如果不是裡根上台，台灣就沒了。

1971年之後，台灣政府一直做一件事情，就是國會lobby，就是建立一個China Caucus，親台的一個論壇，每天就在遊說支持台灣的人。當時台灣在美國國會遊說的說辭，特別是中美建交之後，就是說自由的台灣針對專制的大陸，可以凸顯台灣作為戰略棋子的價值。中美第三個聯合公報表明了卡特政府的意向，那個公報說得很清楚，是要拋棄台灣的。不僅僅是如此，連里根總統的黑格國務卿，是共和黨人，也貫徹卡特政府的方針，也就是拋棄台灣政策。因為當時的中美戰略盟友關係超乎我們現在的想像，美國已經在新疆建立了一個針對蘇聯的觀察站，就是情報站。從中美建交開始，美國就不斷地把蘇聯的情報輸到中國，我們出人，出基地，他們出錢，出器材。這個情報合作一直到1989年還沒斷，第二年才中斷。而這個事情是誰來跟鄧小平談的呢？現在的美國副總統拜登，就是當時來談這個項目的人之一。現在很多中美關係的檔案都在解密，可以發現當時的中美關係已經鐵到了拋棄台灣的程度。從尼克松訪華之後，整個台灣朝野已經非常清楚了，就是保台，所有的力量都在保台。

1978年12月15號，那天晚上蔣經國接到電話，說第二天要宣布斷交消息。台灣前半年已經得到了共和黨以及親台議員的消息，民主化是你唯一的出路，你要保證不被美國完全拋棄，保證中美建交之後跟你還有關係，你唯一的可能就是繼續民主化。所以那個時候，他完全是得到了美國這個信號，被這個壓力推使民主化的。

他是因為美國壓力，才決定增加國大代表的。增選國代是1978年年終開始的，他想做最後的努力，說你看我已經開始了民主化進程。所以增選國代是蔣經國交給美國政府的一個答卷，說你不要拋棄我，我還是有民主價值的，你不要覺得我太遲。其實美國一直在壓他，他一直到1978年底才決定聽美國的話，美國覺得太遲了，所以斷交之後，他生氣了，氣了一年，選舉基本上就停了一年。這一年台灣一直在處理斷交的事情，包括軍售的問題，美國《與台灣關係法》也是這一年制定的，1980年簽署。這東西搞定之後，“風雨飄搖”的感覺稍微好了點，他才繼續完成對美國的承諾，繼續再舉行選舉。不單是從陳菊這個事件可以感覺到美國的壓力，包括美麗島大審，其實是一個姓尹的《華爾街日報》記者帶著美國的消息直接跟蔣經國談的。

蔣經國當時的指示，第一是要公開審判，第二是不能有死刑。大審後面每家報紙都在報導。美麗島大審，台灣一直把它解讀成選民同情黨外運動的開始，因為美麗島大審就有點像我們的Internet一樣，之前黨外人士是很少的，再發行《美麗島》雜誌，都很少人看的，大部分人都不太願意碰這種有點危險的人。但是美麗島大審因為每天的報紙都把辯護詞全文照登，也包括圖片，幾家報紙都爭著報導。所以等於是個全民教育，才能導致後來美麗島律師和家屬基本上全部當選。為什麼黨外力量在增選國代、台灣議員以及省議員這幾個層次上獲得這麼大的成功？因為美麗島大審給它做了最大的宣傳，等於把同情分都壓到它身上了。

我們現在看這些情況，就明白當時美國棄台是一個對台灣領導人來說絕對真實而且可能發生的事情。所以蔣經國在那個關鍵時刻，從1978年開始增選國代，美麗島大審要求從輕發落，後來又繼續推進，到最後開放黨禁、報禁。我不認為開放黨禁、報禁是一個時間點，因為在之前很多事情都做了。他們有句話叫做沒有黨員的黨外，因為當時反對黨還沒有成立，整個80年代前期，他們都是作為一個完整的整體活動的。美國因素極為重要，大陸因素是一個不在場的因素，整個故事應該是四方博弈，這也是我想寫出來的一個很關鍵的東西。

第二，我簡單講一下本土運動是從什麼開始的。 “台灣的命運必須由2300萬人民來選擇”，這句話很著名，但類似的話最早出現在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1978年的《人權宣言》。長老教會是美國基督教長老教會的分支，所以有美國宗教界的支持以及議員的支持，國會lobby 在這裡非常重要。 1979年斷交的時候，所有的黨外大佬坐在一起開會，討論我們下面怎麼辦，因為原來期待取得成功的選舉停止了，那怎麼辦？這時需要發表一個國是聲明，在國是聲明中，由於長老教會的影響，把那句話寫進去了。當時有統派不肯簽，許信良運用人際關係，最後讓所有的統派和獨派都簽了。但這個聲明的確是統派和獨派分裂的開始，之後他們的雜誌就分開辦了，選舉也分開了，慢慢地統派也不玩民主了，走社會運動，後來連社會運動也不走了，回到大陸了。

看這個本土化的開始，你有沒有發現美國因素？不像我們原來想像的，現在發現很複雜，長老教會起了極為關鍵的作用。因為美國基督教長老教會有非常大的力量，它跟國會議員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你要想遊說美國國會，不能得罪美國長老教會，或者得罪台灣長老教會。蔣經國不能把長老教會怎麼樣，頂多叫官方的教會罵它一通。

因為現在有更多的美國資料、口述史出來，就會發現這個故事非常複雜。

蔣經國有一個幕僚孫運璿，孫運璿是財經專家，他幫助了蔣經國成功轉型，因為在整個轉型期間，財經沒有出任何事情，的確很專業。現在倒過來看，台灣太幸運，因為它受美國影響太深了，這是不可複制的國際影響，你怎麼可能想像中國的轉型會有這麼順利？

我們在討論台灣的時候，一定要切實理解台灣當時的決策過程，包括國民黨、民進黨參與者當時的政治判斷。底層有沒有用？有用，借勢是非常有用的。他們這些人因為在美國讀過書，對國際形勢是非常了解的，關於國民黨改革的方向，在《美麗島》雜誌上都討論好了。有了預先的研究，就對未來整個改革，有個腹案，你國民黨搞什麼鬼我已經有對策了。

我認為學者做方案只是提供一個參考，最後的結果還是分肥的結果。學者提供方案最大的一個好處就是，讓這些分肥的議員在做的時候，有了更豐富的選擇，但是絕對不要相信他會理性。我不相信在整個博弈中的道德完滿，政治博弈一定會追求利益最大化。這本書中我會講到黨外力量怎麼利用內外形勢，怎麼使用話語，怎麼慢慢本土化，怎麼借勢藉端。只能說各方在那個時候都充分做到了位，讓民進黨再來一次，它不可能做得更好，讓國民黨再來一次，我也不相信它能做得更好，每個人都把手上的牌打到最大。

大陸跟那時台灣比有一個缺點，就是我們大家都沒有到位，都沒有自覺意識到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1977年許信良事件，1978年增選國代，1979年《美麗島》事件，1980年美麗島大審，1981年選舉，你會發現每個人，哪怕歷史給他一丁點機會，他都做得很專業。當時的黨外雜誌的確讓後人汗顏，呂秀蓮《論中華民國之法統》已基本上把中華民國在台灣所有的可能性表達得非常清晰了，後來整個轉型基本上就是那篇論文的翻版。

我對大陸的轉型進程是悲觀的，認為不可能像台灣這樣上下結合地平穩轉型，因為從政治博弈上幾乎就不可能。

但我又是樂觀的，你們都認為有個漫長的修法修憲過程，我不認為，要轉型的時候速度非常快，有時修憲、制憲就在幾個月中全部完成，這恰恰是東歐轉型以及各國轉型的最新經驗，不管是廣場革命還是一個政權的突然崩塌，收拾它的過程都是非常短的。比如，西德的知識分子在談“柏林牆”時犯了一個錯誤，他們認為“柏林牆”會倒塌，但倒塌之後他們竟討論怎麼維持兩個德國的框架。沒想到的是，東德人民不答應，人家三下五除二，立刻宣布加入西德。你說這麼快可能有壞處，所有的壞處知識分子都想到了，但是人民不會答應你這種漫長的設計的。那個歷史瞬間一旦出現，幾個月、半年就會解決制憲問題。所以當我們討論漸進方案的時候，也要考慮廣場方案，借鑒東歐的方案。

作為學者只是提供思想產品，我不認為學者們到時在議員的製憲談判中會有多少人參加。最後誰是議員，完全是人民群眾力量中湧現出來的，是從廣場中鍛煉出來的。而且，成功不必在我，我們設計東西的時候，最好是給別人做方案。我想說的是，我們看越多國外的轉型經驗，越會發現有時出乎人的意料，特別是關於東德的故事。

劉檸：博樹老師把台灣整個走向民主化的歷程給我們作了一番梳理，對我個人來說，絕大多數都是新東西，所以我只是談聽完博樹老師發言的一點感受，再加上後來建勳跟子明老師說的相關內容，提三點看法。

第一，博樹老師剛才談的台灣轉型過程中的製衡因素，發生機制中的動力等等。我個人比較關心的，但在博樹老師談話中沒有涉及到的一點，就是領導人因素。我認為領導人因素也是憲政轉型中一個至關重要的東西，尤其在東亞國家中，領導人個人因素有些時候甚至具有決定作用，這也是為什麼在東亞這樣一個文化傳統的社會能夠形成那麼多威權政權的原因。

比如說台灣三代領導人，從兩蔣一直到後面的李登輝，這三個領導人是最重要的，但對這三個領導人的研究現在是很不足的。最近隨著蔣經國去世多少週年，大多數媒體做了一系列的紀念活動。對蔣經國的研究大體上做到了比較客觀化，但實際上對兩頭的老蔣和李登輝都有加強研究的必要。

剛才建勳也說了，在民主轉型過程中，真正的動力是自下而上的，但是自下而上多大的動力才能夠啟動這樣一個轉型機制？一方面從大的趨勢上來說，是自下而上的，同時這兩方面肯定有互動，當然安替也說了，還有其他國際方面的因素，都是不可或缺的。

前兩年我們看一個台灣做的李登輝的紀錄片，非常客觀，是夠水平的。尤其對李登輝，大陸的妖魔化是非常強的，我個人認為李登輝是一個憲政主義者，這方面還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

第二個因素，建勳剛才覆蓋了我的問題，也恰好是我想提的，就是台灣民主轉型中的文化因素。 1945年以前的殖民統治這樣一個漫長的歷史對它有什麼影響，我把這看成是一種文化因素。日本50年的統治是相當穩定的，而且近代化色彩非常強烈，日本是間接統治的，李登輝本人對此也有高度評價。包括今天的台灣大學，當時都納入日本的帝大系統的。

所以，日據時代在它的語言、文化中有各種各樣的遺留，對日本這樣一種統治，我們不能說是成就，但是對此不能夠以所謂的殖民統治一言以蔽之，這肯定是不行的。這也跟我剛才談到的領導人因素有關聯，比如說在90年代中期，當時台灣領導人李登輝跟司馬遼太郎談話，後來出了一本非常有名的書，這本書大陸是嚴禁的。在談話中李登輝所謂“作為場所的悲哀”、“身為台灣人的悲哀”，及“我本人在23歲以前是日本人” 等等，後來像龍應台這樣的自由知識分子寫文章回應，批判李登輝：“我是台灣人，但我不悲哀”等等，雖然也不乏這樣質疑的聲音，但多數台灣人還是接受這種聲音的。難以想像，要在其他的國家，領導人敢作如此發言，那政治生命肯定是完了。所以我認為台灣這種文化基因傳統跟大陸有非常不同構的地方，這一塊也有研究之必要。

最後一點，立法的問題，回應一下剛才子明老師談的內容。在現在這種情況下，比如新聞法或者社團法，這些東西確實都是急需的，而且作為一個現代社會，無論轉型與否都是非常必要的，這是肯定的。但是現在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法制的倒退，這兩年已經發展到了司法層面的倒退，而且是大幅的倒退，甚至到了人人自危的程度。在這種情況下的立法，我擔心它會成為利益集團的犧牲品，乃至出來以後是一個惡法。在80年代末的時候，當時胡啟立主導下在起草新聞法，李大同等人著作中把當時一些背景都披露了。那個時候如果新聞法要能出台的話是非常好的，以後以這個為母體再逐漸完善它。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良機，但既然錯過了那時候，現在出台一部新聞法，甚至可能還不如沒有法，將來這種東西有可能成為轉型過程中一個巨大的攔路虎，下一步工作不得不先以搬倒攔路虎為起點。中國很多的立法工作，不能泛泛而談，還要看形勢。

張博樹：我作個簡單的回應。剛才幾位都發表了意見，安替給我們非常詳細地介紹了他正在寫的這本書，涉及到台灣民主轉型當中非常重要的歷史時段，你這個研究很有價值。有一個結論很有意思，實際上你把台灣民主轉型理解成是一個廣義的多方博弈的結果，不僅僅是台灣島內，無論是上下之間，還是外省和本地之間。當然這些博弈都是重要的，美國的因素乃至中國大陸的因素也都是重要的。你得出一個很重要的、實踐性的，對我們今後有參考價值的結論，就是台灣的轉型的確在這個意義上非常特殊，它之所以能夠相對順利地完成這樣一個轉型，很大程度上和當時特殊的國際背景有關係。中美之間的關係發生這樣一個變化，而台灣島作為中美關係當中很重要的棋子，這幾個方面都在博弈，最後的結果就是促成了台灣領導人和台灣民間，大家都要接受這樣一個轉型的總的方向，這確實非常重要，這也可以說是台灣的幸運。

按照這樣一個思路來看，我們大陸當然就沒有這樣的幸運了，也可以說我們現在面臨著一種比當年台灣民主轉型要嚴酷得多的局面。

我們應該加強啟蒙，這個工作應該做。但是從自由知識界來講，總體來講大家要完成的任務是推進這個轉型，具體到每一個人或者某一個團體，大家可能有分工。比如我對自己的一個基本定位就是，我是一個學者，憲政問題是我研究的問題之一，包括提供一些未來的憲政轉型方案性的設計，僅此而已。你說今後它應該作為產品，或者說只是作為今後實際政治演進過程中的參與者可能參考的東西，這麼說也未嘗不可，因為從我個人來講，能夠為未來中國民主轉型提供一些智力貢獻就足夠了。有些朋友有當政治家的抱負，這也很好，也需要。中國的轉型如果出不來幾個像樣的反對派政治領袖，也是一種悲哀。有思想者，有行動者，這就是分工。

陳子明：我作點回應和批評性的討論，一個是對建勳說的幾點，我都有點不同意。他講的有點文化決定論的意味。比如荷蘭人，荷蘭人跟土著人在那兒接觸，包括現在所謂台灣省籍人還沒跟著鄭成功過去呢，是鄭成功以後才過去的。所以荷蘭人肯定不會有什麼影響。

現在說日本人影響，日本人影響這個東西我認為沒有那麼強烈，因為日本人對“滿洲國”的人也曾經有很大的影響。我的一個姓那的朋友的父親，明確的跟我講那會兒“滿洲國”怎麼怎麼樣，關內根本沒法比。 “滿洲國”期間的經濟發展不得了，後來我們都靠著東北這塊重工業基地。但是日本人一走，共產黨一進東北，文化影響很快就沒了，馬上受到製度影響。東北人和關內人現在有什麼區別？

我同意安替說的，省籍問題在台灣民主化的突破階段沒有太大作用，真正到了選舉運動的時候，到了選舉決定一切的時候，才是起作用的。在突破階段，不光是胡適的傳統，殷海光、李敖這樣的傳統，而且還有一個左翼的傳統，許信良他們都有過這個經歷，陳映真就更明顯了。所以這些東西都混合在一起發揮作用。在那個階段，省籍問題對於民主化沒起什麼決定性的作用。

第三點我想說你那個自下而上的搞憲法的問題。這裡頭要區分一種制度在原生地，它的發生過程和後來的傳播過程是不一樣的。在美國，確實是那麼發生出來的，但是任何別的國家去學的時候，都不會重演一遍從底下發生的過程。首先上面的高級政府不會允許，因為美國那時候沒有上級的專制政府壓著他，他先有地方自治機構、州政府，然後才有聯邦。如果已經有一個專制的國王，一個專制的中央政權，你怎麼能從底下生長得起來呢？所以說如果承認有台灣經驗的話，台灣的經驗恰恰是上面移植過來的，不像美國是從下而上生長起來的。我想問安替，台灣有沒有自治市憲章？台北市有自治憲章嗎？像美國很多地方都有市憲章的，台灣有嗎？台灣的地方組織條例是中央定的，不是每個地方自己都定一個。我軟禁在家裡的時候，就專門針對農村問題研究了一段時間，對中國最近二十年的所謂“村民自治”，基本上是持否定態度的。

下面我想談怎麼在現階段進行對民眾啟蒙的問題。現在對民眾啟蒙談漢密爾頓和麥迪遜的《聯邦黨人文集》，只談這些是不行的，我們要不斷地拿新歷史、新知識來充實我們的啟蒙，包括台灣、韓國的轉型經驗，顏色革命等等。我們不斷面臨新問題，就要不斷地總結經驗教訓。

我想與安替作一點對話。我非常同意你的說法，因為我對歷史哲學也考慮了很多，都是很多機緣巧合，很多事情湊合起來才形成一個歷史事件。但是我們仍然要總結模式。在改革開放的第一個十年，我們怎麼啟蒙知識分子，怎麼啟蒙老幹部，最初是靠南斯拉夫模式、匈牙利模式。提出這些模式是一個啟蒙的重要方法，如果說這些模式都沒有，你怎麼傳播？一般老百姓不可能在這個過程中扮演某種很突出的角色，他這種啟蒙還是需要對模式的總結和傳播的。你關於台灣的這本書，將來會幫助人們了解台灣模式的重要經驗，希望早日看到你的成果。

劉檸也和我有點對話，所以我也得回應一下。立法還不如不立法，怎麼看待這個說法？官方如何立法是另一個問題，如果在座的人不考慮立法問題，那麼就不能叫轉型智庫，就得叫革命智庫了。廣義的智庫——我不是說某某人組成的某個具體的實體，而是說為革命和改革提供思想資源的這麼一個總體——是需要提供很多很多東西的，有面向老百姓的，有面向未來領袖人物的，有面向現在的領袖人物的；有警告他們的，有勸說他們的，有教誨他們的，有各種類型的東西。如果說我們的命運就是等待革命，那我們吃喝玩樂就完了，即使那天來了也不是知識分子起的作用，是“人民”決定的。那我們幹嗎？我們沒什麼可干的了。其實，那是一種取消論。不論改革還是革命，都離不開知識分子，離不開智庫。所以我說20年計劃也要，100小時計劃也要。特定突發事件的時候我們怎麼處理，我們心裡要有數。所以我想我們要研究各種各樣的問題，我主張立法還是要研究的，雖然我們對當局一點不抱幻想，但是我們還是要說，不僅要批判，而且要有建設性的主張。

張大軍：謝謝各位精彩的發言。最後，我主要想從實際操作上的層面，談談如何可能推動憲政轉型。顯然，憲政轉型是一項政治事業，政治本身的核心在於什麼呢？我個人認為它在於一種力量的對比。政治指向的是權力，政治權力的英文是political power，power就是力量的意思。我們談論轉型的路徑，轉型方案的設計，這其中的前提是首先得有力量才行，沒有力量談這個是沒有太大的實質意義的。實際上中國傳統對政治本身也是這麼理解的，中國實際的政治運作體係是基於法家的思想，法家要弱民，要讓國家變得強大，要讓君主變得強大，事實上它要賦予統治者以力量，包括意識形態的力量、經濟的力量、社會的力量，當然最重要的是暴力和恐怖的力量。我有時發現，這個力量問題恰恰是我們很多知識分子不願意談的一個問題。中國的很多知識分子還是繼承了傳統的士大夫的心態和思路的，容易陷入儒家的圈套，也即道德理性主義。然而不幸的是，當道德理性主義沒有力量配合的時候，士大夫所想像和設計的政治格局就等於是空中樓閣，最後只能依附於法家體制。

這是我們現在談論諸如憲政轉型之類的政治問題時，必須要應對的一個問題。在我看來，現在問題的重點不是討論憲政這個東西是不是我們需要的，而是我們應該怎麼做才能讓憲政轉型有實際的推動力的問題，也即怎麼做，才會形成真實和有效的力量來推動憲政轉型。可以說，憲政理論有很多，憲政方案也不少，但是理論和方案能不能發揮一點作用的關鍵還在於推動憲政的力量有多大。如果有一分的力量，這個方案在實際的博弈中就有一分的價值，如果有十分的力量，那這個方案就有十分的價值，如果有九十分的力量，那就有了九十分的價值，如果一分力量都沒有，那這種方案說實在的基本上是沒用的，因為沒人會在乎它。自由民主理念，三權分立和製衡的理念，執政的人都懂，沒人不懂。關鍵是有沒有力量來落實這些理念和想法。

所以我覺得我們討論問題時也要搞清楚，就是我們到底是在談論政治哲學或者政治理想，還是在談論政治現實。知識分子提出自己的理想，甚至提出自己的方案，都沒有問題。但是真正要落實到政治操作上，得有力量，中國的歷史也是這麼演繹的。中國的傳統知識分子也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願景，但他們最後總得依附於一種力量，這種力量要么是造反的，像劉邦、朱元璋這樣的，要么是異族的征服者，比如滿族或者蒙古族。結果，知識分子的所有方案都沒用，儒家知識分子的方案都沒用，為什麼？因為他們最後都被造反的勝利者或者異族征服者所利用，失去了其獨立性。更重要的是，他們理想中對於民眾而言好的東西都沒有被那些皇帝們利用上，對民眾不好的部分卻全都利用上了，甚至被改造得更糟糕了。這就是中國歷史的悲劇。知識分子討論中國政治問題已經討論幾千年了，從來也沒有走出這個怪圈。現在要真正走出怪圈，只有靠民眾自己的力量，知識分子自身的力量，不能只是設計出一套符合自己理想的方案來供統治者選擇。

來源：宪章论坛作者：中国转型智库

劉亞洲：十年之內，中國將會出現偉大的變局

2010-08-07T17:49:00+08:00

最近頻繁發生政治震蕩的吉爾吉斯斯坦，典型地表現出了其特有的中亞社會不穩定癥結：北方的吉爾吉斯人與南方的烏茲別克人的矛盾衝突、政權的合法性和代表性不足。而吉爾吉斯斯坦的問題幾乎存在於每一個中亞國家。

某種程度上看，民族問題加上不民主的政治制度，中亞多少存在巴爾乾化的隱憂。

中亞再往西去，便是俄羅斯視為核心利益之所在的高加索地區。高加索地區實際上已經是另外一個巴爾幹火藥桶，它之所以未發生爆炸性衝突震盪，是因為俄羅斯在此尚擁有壓倒性的力量，同時，也沒有第二個強國敢在此與俄羅斯公開對抗。但是，如果伊朗政權在外界滲透和製裁下發生突變，則庫爾德斯坦、格魯吉亞問題可能會一起爆發，高加索地區目前的穩定很可能會被打破，震盪不但將長期持續而且很可能會波及中亞地區。

中國的問題在邊疆，邊疆的問題在新疆，新疆不穩定，則中國在中亞的國家利益保障無從談起，新疆既然不應被視為邊疆，而是以腹心之地視之，則應放寬視角，廣泛學習那些成功緩和了民族矛盾乃至分離主義傾向國家的經驗，本著為千秋萬代子孫著眼的歷史高度，以大智慧解決民族矛盾。

除了金錢的力量，我們還有什麼力量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持續而強勁的增長，中國對事關國家大政方略的財政投入能力空前提高，甚至讓西方老牌發達國家瞠目。

但是，錢多了只意味著國家硬實力的增長，不意味著軟實力有了相應提升，因為很多難題並不是只靠堆錢就可以解決。今天的中國社會，令人擔憂的一個現像是，從上到下都洋溢著有錢好辦事、錢能擺平一切的熱情。它帶來的是急功近利、用錢買路的邏輯和行為方式，完全忽視必不可少的長期細緻工作，以及自我形象的提升。用錢開路，只有油水情而絕無魚水情，換來的往往是順水推舟、要價一路水漲船高。

以中國在非洲的投資為例，中國商人在國內直接用錢向官員買路的行為方式，在這裡被發揮到了淋漓盡致的程度。但是，非洲的政府對社會的治理能力和控制能力遠無法與國內相比，錢只是擺平了官員卻擺不平當地老百姓，當地部族游擊隊隔三岔五扔個炸彈或發一封恐嚇信的事情經常發生。而且，金錢開道的方式不但使這些官員的胃口越來越大，也讓當地百姓對中國政府、中國企業的形像極為反感。

而西方國家進入非洲一類國家時，通常既有耐心打通官員的一面，又有提出苛刻條件約束其行為的未雨綢繆，同時不忘對當地社會進行有效滲透和攻心工作。經濟的一條腿伸進去時，文化和政治輻射的一條腿也伸了進去。單以金錢開道，雨來地皮濕，雨過一風吹。作為一個第三世界國家，中國與第三世界國家打交道的經驗，往往反不如西方。

談到中亞，我們的視線首先會落在俄羅斯和美國這樣的競爭對手上，但拉開了距離看，恐怕最有力量的競爭對手，是土耳其而非美國和俄羅斯。

俄羅斯有軍事力量沒有經濟力量，更缺乏道德和文化的號召力；美國什麼都不缺，但中亞只是它推行“自由民主聖戰”和大國角逐戰略的疆場，它無意也無心經營中亞；而土耳其則不然，雖然它既無足夠軍事力量也無足夠經濟力量，但它卻在突厥民族中擁有無與倫比的價值觀和文化的感召力。

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土耳其是伊斯蘭世界和突厥世界中，世俗化和民主化的最好榜樣；在文化上，土耳其自稱是一切突厥民族的祖國，它雖不算富有，卻在中亞地區大量進行文化投入，援建大學、圖書館和其他文化教育事業，輸出土耳其的拼音文字系統，傳播土耳其的世俗文化，對所有突厥語民族的留學生留有大量政府補貼的名額。

不到20年時間，從亞德里亞海到中國的玉門關的“突厥走廊”裡，到處都流行著土耳其音樂、土耳其影視，青年學生出國留學，要么選擇西方發達國家，要么選擇土耳其。

沒錯，中亞五國市場上到處可以見到中國的小商品，漢族商人賣中高端產品，維吾爾商人賣中低端商品，但換來的卻是中國把中亞變成商品傾銷市場和原料產地的疑懼。雖然土耳其在中亞與中國的競爭中，經濟上、尤其是資源爭奪中落了下風，但卻在人心的爭奪中，佔據了上風。

單靠金錢的力量，不但無法長期保有中國在境外的國家利益，甚至亦不能保有境內的平安穩定。

迷信金錢力量的民族，是落後和愚昧的民族。無論是用於內政的安撫還是世界的拓展。擁有經濟和文化及意識形態雙重優勢的民族，才是真正強盛的民族，才是值得拜服的、有感召力的民族。

民族競爭是全方位的競爭，是綜合素質的競爭。決定民族命運的絕不僅僅是軍事和經濟力量，而主要取決於文明形式本身。民族的生存決定我們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人類社會，以十年為度，可見政治興衰；以百年為度，可見社會興衰；以千年為度，可以看到文明的興衰。

十年之內，一場由威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轉型，不可避免地要發生。中國將會出現偉大的變局。政治體制改革是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我們不可能有退路。

中國的改革走到今天，容易改的早已改盡，剩下的都是最困難的部分，每一步都要闖地雷陣。蘇聯的改革則是由難到易。他們已經走過了最難的一關。而中國最難的一關尚未過呢。蘇聯的教訓任何時候都是中國的鏡子。蘇聯的失敗主要在於內因。它並沒有被世界大戰打垮，卻在製度競爭中被打垮了。一個制度如果不能讓公民自由地呼吸並最大程度地釋放公民的創造力，不能把最能代表這個制度和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領導崗位上，它就必然滅亡。

當年蘇聯所有的問題都是體制上的問題。上層不能照舊生活下去，下層不能照舊統治下去。蘇聯也曾強調穩定，把穩定看成了目的，把維持現狀看作實現穩定的手段，穩定壓倒一切，金錢擺平一切，結果卻激化了矛盾，一切反過來都可以壓倒穩定。

一個有著遠大理想和抱負的民族，絕對不應迷信一時的金錢力量。

它可以信賴的，首先是觀念的力量。中國傳統政治奠基於商鞅，粗成於秦始皇，大成於漢武帝。獨尊儒術就是獨尊皇權。正因為這種背景，使得百多年來中國多次借鑒西方的政治改革都半途而廢。改革在其他領域都能大顯神通，一旦延伸到政治領域，馬上就寸步難行，最後總會爆發突然事件，使改革者措手不及，全軍潰敗。鄧小平是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也曾下定決心，但隨著形勢的發展，政治改革與傳統政治權力結構的不相容性日益凸現出來，導致了波及全國的動亂。

它可以信賴的，是製度的力量。美國成功的秘密不在於華爾街，也不在於矽谷，真正的秘密在於長盛不衰的法治和法治背後的製度。美國製度被詡為是“一種由天才們設計，使蠢才們可以運作的體系”。一種壞的製度能夠使好人做壞事；一種好的製度也能夠使壞人做好事。民主恐怕是極要緊的。沒有民主，就沒有持久的崛起。民主思想的傳播不受國界限制，當然也不受歷史限制。中國的精英們要有為後代尋找一條既符合中國國情又切實可行的製度的勇氣。不一定要成為先烈，但一定要成為先驅。

它可以信賴的，是真理的力量。真理即知識，知識即力量。中國不缺乏真理，中國缺乏容忍真理存在的土壤。在西方，資產階級大革命時，思想的風暴引發了革命的風暴。在中國，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風暴毀滅了思想的火種。我們缺少現代極為珍貴的反思意識。思想投降了，真理無處容身。今天我們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但主導世界的不是意見，而是思想。意見不是力量，思想才是力量。沒有思想，談什麼“解放思想”？文化大革命最顯著的特點是：不許討論。舉凡攸關民族命運的問題，都不允許公開討論。允許公開討論的都是小問題。其實小問題無需討論就可以處理，大事才需要公開討論。鄧小平當年發動的“真理標準大討論”，是那樣激盪著中國人的心。這場討論還在民眾心中種下了獨立思考的種子。國力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人民的思考力和論述力。

來源：政府醜聞作者：劉亞洲

民主2.0－從數量民主到矢量民主

2010-07-21T19:20:00+08:00

寫在前面：郵件群的共享的這篇文章很是合我的胃口。當民主已經被審美疲勞，被各種混雜的含義所充斥，被各種憤青、民族主義者、精英主義者、當權者等等等等當成是烹飪佐料隨心添加的時候，每當聽有人談民主，我就一激靈。然而，這篇文章為大家擦亮了眼睛，讓那個離我們越來越遠的“民主”回到了我們的視野。和朋友一起聊天時經常出現的場景是憤慨，大家都在控訴身邊的不公，狠狠地發洩到誰誰不知名的祖先或酒菜之上，感覺誰不能代表我們心中的吶喊，管她三個還是四個代表。民主似乎本來就是一介笑談。然而，矢量民主的提法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它暗合近來頗為流行的激進民主的左派理論，在一片民主的黑暗之中閃出一點火花，因此下文值得您一讀。

我在讀的過程中作了些加重符號，並有部分批註，還望看官見諒。有什麼想法，請留言！

“最不壞”的民主

2009年12月9日發布的蓋洛普民意調查透著一種讓人回味的荒誕。那是美國民眾對職業道德操守和誠信的評價，其中被認為道德與誠信最低的職業是美國國會議員，而國會議員是由美國民眾選舉出來的。

從未有人說民主完美，比如世人皆知民主的決策效率不如專制，但是民主之所以更為人接受，原因之一正是要防止專制以其高效決策製造的災難。民主至少不製造災難——以往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民主最不壞”被視為公理。然而在地球生態危機面前，這個公理有了問題。對人類可能毀於自身物慾，目前的民主模式不但無力製止，而且正是造成問題的根源之一。

歷史上的非民主社會，少數人無度消費，底層民眾認“天命”節衣縮食，消費總量因此規模有限。民主帶來的平等和解放，使多數人提升為中產階級。一方面現代科技提高了人類攫取自然的能力，另一方面民主給了多數人追求高消費的能力。每個方面單獨看都算進步，合在一起卻使消費達到前所未有的規模，生態危機由此形成。

現行民主既以選票立身，只能被沉溺物慾的多數選民推著向前。今日社會目標成了各種經濟數字永無止境的提高，明知數字背後佈滿危機，誰又管死後洪水滔天。這種把人類引向自身災難的民主，是一種更為根本的荒誕，因此不能像對國會議員那樣聳聳肩就算了，而是必須思考，這 “最不壞” 的民主，是不是應該和可以走向“更好”？

民主的技術限制

所謂民主，直接字義是“民眾做主”。在現行民主中，民眾怎樣做主？基本方法是表決。然而當參與者超過一定規模，表決成本增高，就不能事事表決；到了國家規模，表決成為浩大工程，於是只能簡化為民眾選舉代表，而且幾年才選一次。這使得在選舉和個別公決之外的多數時間，民主停留於名義，做主的是當選的代議者，是謂代議制民主。

不僅在對象和時間上簡化表決，表決還被簡化成只有兩個選項——“是” 或“ 否”。然而民眾做主是這樣簡單嗎？完全的“ 是”或完全的 “否”只是兩端，不同個人的意志，絕大多數都處在兩端之間的不同位置。即使是同一人對某個問題表示贊成，也只是取向之一，在其完整的個人意誌中，有可能被其他取向偏轉或抵消。例如問一個少數民族人士是否贊成民族獨立，很可能回答“是”，但若問是否願意為此承受戰爭，回答就可能“ 否”。這時只對單一問題進行表決是誤導，結果也是假象。選舉亦如此，對同一個候選人，一個選民可能對其某項政策贊成百分之八十，對其另一項政策反對百分之六十，對其第三項政策要求有具體修改……而在代議制民主中，一律簡化為要么同意要么反對其當選。

之所以如此，是技術上的不得已（有些應該是故意而為之）。讓大規模人群的每個人完整地表達個人意志，相互充分協商，即使能實現，成本也無法承受，而且難以進行量化統計，得不出綜合結果。因此只有簡化為“ 是”或“否”，把複雜萬千的個人意志變成同質的數量，才可以定量統計，也才能把操作成本降到可承受的水平。

把民主看做對眾人意志的求和，這種方法解決了操作的技術，民主卻因此打了折扣。我把這種民主稱為“數量民主”。數量只有正負（表決中的同意或反對），而人的意志卻有無限豐富的指向，是矢量。真正的民主不該是數量求和，應是矢量求和。數量之和可以出自相互無關的統計，矢量之和只能出自融為一體的協商。民主的本質顯然應該是協商而非統計。

問題在於如何實現矢量求和？參與數量求和的人無論有多少，因為只有正負兩種，運算簡便易行；而在矢量求和中，矢量方向各不相同，每個參與者都是不同變量，因此有多少參與者就至少有多少變量，運算複雜性會隨變量的增加（規模擴大）急劇提高。

舉例說明：在n人組成的群體中，其中的任何一人可能與其他人（包括其他人的不同組合）發生的關係數，等於2的n-1次方減一。也就是群體每增加一人，其可發生的人際關係數約增加一倍。 9人群體是255；15人群體達到16,383，是9 人的64倍；20人群體是 524,287，是9人時的2,048倍；而到34人時，群體中每個人可發生的人際關係數已超過全球人口總數。

這種計算跟現實無關，只是為了表達複雜性與群體規模之間的爆炸性增長關係。當今大多數社會單元都大於上述規模，雖然不會所有關係都實際發生，但即使只發生萬分之一也已足夠多，何況現實關係還不僅僅是數字，有著豐富的內容，且始終動態變化，複雜性更會提高很多倍。因此，在找到矢量求和的有效方法前，民主不簡化成數量求和根本無法操作。

數量民主的局限

數量民主比起專制是巨大進步，給了每個人說不的權利。但是隨著規模擴大，數量民主的局限性會不斷增加，當面對類似地球生態和人類生活方式的全局規模，作用則會變成負面。

生活中人人知道要喝乾淨水，開窗通氣，打掃衛生，還要房前種花，屋後植樹。那些看似蠅營狗苟的操持個人小家，環境保護的各種因素都在。誰要是自家水缸被人撒尿，一定堅決制止。為什麼一合成大的整體，就會變得淡漠，甚至也參與到破壞行列？這是因為，面對宏觀環境，個人變得異常渺小，無論破壞還是保護，作用似乎都可忽略不計，或利或害也無足輕重。有人往太平洋撒尿，自己能被污染多少？與挺身阻止發生爭執比是否值得？數量民主恰恰是把人放在這種關係疏遠且作用渺小的大規模中（讓你覺得自己在民主的面前是如此的渺小和無力）。當民主對個人進行簡化，個人也會對民主進行簡化——凡是對自身而言百分之百的事放在前面，百萬千萬分之一的事放在後面，因此當今民主國家的民眾總是以個人收入和消費增長為重，以臭氧空洞和氣候變化為輕，一點也不奇怪。而對所有這樣的個人態度進行數量求和，自然會體現為不顧子孫後代只求眼前消費的結果。

在數量民主中，選舉領導人也是一種全局性數量求和。什麼人能在這種選舉中贏得多數？既然選舉者多數把收入和消費放在首位，許諾眼前物質目標的政客就一定勝過思慮生態長遠的智者。畢竟人不見棺材不落淚的惰性遠大於居安思危的意識。正是這種格局，決定了再明智的政治家和政黨若想執政，也只能把自己綁上物質主義戰車。這是數量民主的必然邏輯，這邏輯導致的結果，把個人福利與人類利益荒唐地對立起來。

相同問題在民族關係上也十分突出。數量求和選出的哈馬斯政權與同樣實行數量民主的以色列不共戴天，民主轉型與民族衝突幾乎如影相隨。數量求和總是用簡化的“ 是”或“否”把人逼進死角，人為製造極端結果。政客在數量海洋中如魚得水，煽動激情，蠱惑仇恨，把民眾向兩端驅趕，而將廣闊中間領域的多元與建設因素統統抹掉。當人類隨著全球化越來越聯繫為一體時，社會規模擴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面對不同族群和國家帶來的豐富多樣化，只有“是”或“否”的數量求和越來越無法應付。可以說，數量民主在治理方面的能力已經窮盡，更難把握未來。

矢量民主

問題不在民主，而是在數量民主。當人被簡化成相同的數量，求和是把每個人的局限疊加，形成局限的深井。而如果人被作為不同的矢量，求和將是把每個人的局限拼接，形成全局，個人的眼前利益便會綜合為人類長遠利益。

那麼矢量求和如何實現？問題歸結到能否找到操作方法。

既然數量求和是出於大規模群體導致的複雜性爆炸不得不進行的簡化，順理成章就是從縮小求和規模作為解決問題的入手點。從常識也可知人多無法充分直接溝通，只有小規模人群能做到。所謂充分的直接溝通，是指群體中任一人都能與群體其他所有成員隨時交流、充分表達並相互了解。我也稱這種範圍為“經驗範圍”。經驗意味的親身體驗即是直接溝通。如果在可充分直接溝通的範圍實行民主，不需要簡化為數量，也不需要統計方式，人們之間可以充分協商，而協商過程就是矢量求和的過程，最終形成的共識就是矢量之和。

這當然毫無新意，但矢量求和的確就是如此簡單。人類原始社會的部落民主其實就有矢量求和的性質。在沒有外力迫使下，只要群體規模接近經驗範圍，矢量求和會是自然而然的狀態。而部落民主的消失，正是因為社會規模不斷擴大，一旦人群無法直接溝通，超出經驗範圍，矢量求和也就不復存在。

這至少可以給我們啟發，既然矢量求和只能適用於小規模人群，而任何大規模都是由小規模構成，那麼先把社會分解為可充分直接溝通的小單元，讓每個單元分別實現矢量求和，再把所求得的矢量和組合成高一層可充分直接溝通的範圍，繼續求和，如此由小到大地組合在一起，是不是就可以實現大規模社會的矢量求和呢？

這正好符合矢量求和的法則——把多個矢量分成不同組，先求出每組的矢量分和，再對矢量分和進行求和，所得結果與對所有矢量直接求和完全一致。按照這個法則，如果求得的矢量分和仍然規模太大，可以繼續分組，對每組的矢量分和求出二級分和；如果二級分和的規模還大，再分組……不管有幾級組，得到的最終結果仍然與直接對所有矢量進行求和的結果一致。

現實社會本身就是由千千萬萬個小單元組成的，其結構也是利用層級把小單元組合成較大單元，再組成更大單元……假設把能充分直接溝通的群體規模限定為17人，每一層都以17進行組合，向上 7個層次就能囊括全球人口。而現實世界的層級的確就是7、8層左右（如組、村、鄉、縣、市、省、國、聯合國等）。當然這僅是數字推演，絕非要按17之數機械地劃分單元和組織社會。後面會說到現實社會的結構是現成可為矢量求和所利用的。不過在談結構之前，先看在一個單元內，矢量求和具體怎樣進行，以及需要哪些條件。

如何實現矢量求和

矢量民主中的矢量，是人對不同事物的個人意志。針對不同事物，意誌有不同取向，因此每個人的意志都是眾多矢量的複合，加上動態變化，更為複雜。多人的這種複雜意志相互求和，複雜性更是可想而知，因此需要具備以下幾個條件，才能實現。

1、直接溝通（促成適合溝通的社會團體）

矢量求和的群體規模應該限制在多大，取決於能否充分直接溝通。群體性質單純（如網絡社區），規模可以較大，性質複雜（如決策機構）就得減小規模；共同生活的村民長年相處，即使規模較大也可互相了解，臨時聚合的小組就需要人數少才能盡快溝通充分……理論上，人的信息負荷極限決定直接溝通的規模，現實中，人會自然而然找到限度邊界。

每人都追求個人意志在現實條件下的盡可能滿足，這是矢量求和的立足基礎。在經驗範圍以外，這種“盡可能滿足”很容易超越現實條件的恰當邊界，導致衝突且難化解。而在經驗範圍，每個成員充分了解現實，熟悉其他成員，能完整消化群體內部的信息，明白在“競爭－合作”曲線上自己的合適位置、他人可能的反應及限度，以及合適的妥協。成員之間在知己知彼基礎上的互動協商，使形成共識的過程不達精確平衡不會終止，最終的矢量和因此將十分準確，並達到群體成員個人意志滿足的最大平均值——這正是判斷群體最佳狀態的標準。

2、利用默契（促成經驗範圍，也就是文化的契約）

協商離不開語言，但是只靠語言不能準確表達個人意志。人常有“說不清”的感慨即在此，甚至變成語言反而走樣。對於矢量求和，語境是不可缺少的。語境賦予語言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背景、心機、差異、暗示、態度等，個人意志的矢量特徵更多地存在於語境而非語言中。這是矢量求和需要“經驗範圍”——也就是語境——的原因。

另外，語言協商的效率低，冗長討論和議而不決是典型狀態。對語言的理解不同（暫不說玩弄語言遊戲）產生歧義，加上語言協商的結果一旦形成就開始落後於變化，無法成為動態的連續過程。

在生活現實中，人和人之間的交流更多是通過默契。默契主要是通過非語言的心領神會。在對方沒說出來時已經知道他想要什麼，那就是默契；或是想讓對方知道你的願望，卻不明說，通過暗示或其他話題提醒，也是默契；兩個人用眼神配合行動，當然是默契；一個人在冠冕堂皇表白時，大家猜得到他背後的心眼，同樣是默契；競選人在選舉時猜測誰會投自己的票，誰會站到另一方，也都是默契。當事情難以用語言理清或推動時，常見的“ 拖一拖”、“走著瞧” 、“自然而然”、“不了了之”等方式，既能避免冗長的議而不決，又能讓事情在默契中進展，結果會更好。因此，只有把默契加入到矢量求和中，有了更多的經驗因素，矢量求和才會是準確、有效的，也才可能是方便的。

3、和載體（建立溝通的機制）

一對一的默契可以自然實現，群體默契則會困難很多。理論上可以由每人分別與他人反复溝通、綜合、修正，各自找到群體其他成員都可接受的結果，把自己放在其中合適的位置。當群體中每人都做到這一點時，就是群體默契。然而這種默契雖比語言協商方便，若事事都用這種方式，耗神與費時仍是難以承受。

一種並不陌生的解決方法是先建立一個公共點，讓群體成員各自與其互動，從而避免多人排列組合造成的複雜性，將一對多的關係簡化為一對一的關係。那公共點作為承載矢量和的載體，可稱作“和載體”。比如提案是一種，每個成員只對提案表達看法，進行修正和補充，最終所有人互動綜合出的定案，即為矢量和。然而提案沒有默契能力，全憑語言表達和形成，因此解決不了語言的局限性和低效率，且事無鉅細先做提案，達成共識後再付諸執行，對日常運作也過於繁複。

顯然，更好的和載體應該自身就有默契能力，能與所有成員一對一地進行默契，再由其將所有默契結果綜合為矢量和，同時自覺地根據成員反饋進行修正。這樣的矢量求和過程顯然最方便，並且能夠隨時、連續地進行。

什麼可以成為這樣的和載體呢？世上有默契能力的，只有人。

4、矢量選舉（從信息的聚合到共識的達成）

充當和載體的人怎麼產生呢？沒錯——選舉。不過不能是以往的數量選舉，而是以矢量求和進行的選舉。矢量選舉是矢量求和的一種，同樣也得在充分直接溝通的範圍（即經驗範圍）內進行。經驗範圍的選舉，得到的不是大規模數量選舉中的 Yes/No，而可以傳達每個矢量的完整信息。

經驗範圍內的當選者，也能與群體的其他成員充分直接溝通，因此可以默契地了解每個成員的要求，想像出協商、妥協的每一步，清楚各人的底線及討價還價的平衡點，在頭腦中模擬出群體矢量求和的全過程，並得出基本相符的矢量和（偏差可以通過群體成員的反饋及時修正）。在這種情況下，就無需事無鉅細皆由群體成員進行實際的矢量求和，而是可以由當選的和載體自行作出符合矢量和的決策，從而以有效率的主動決策取代高成本的互動協商，既能得到矢量之和，又免了實際求和過程，從而形成極大節約，也才可能成為日常操作。

5、隨時選舉（這個大抵是製約機制了）

這時一個重要的問題擺在面前：如何保證和載體在充分發揮主動性的同時，其所做的決策始終不偏離準確的矢量之和？

對此只需一點——可以隨時重新選舉。

定期選舉是不夠的，就像皇帝若每隔四年才能任免一次官員，權力肯定大打折扣。代議制的主要弊病——當選者可以在下次選舉前脫離選民意志，正是因為定期選舉。孤家寡人的陳水扁不理睬總統府外上百萬要其下台的民眾，是定期選舉之無奈的生動展現。

代議制選舉規模大，成本高，除了定期選舉別無可能。而經驗範圍相互可充分直接溝通，任何人都有能力發起選舉，無需經費，也無需機構主持，選舉因此隨時可以進行。

一旦有了隨時選舉，會產生一個奇妙效果——當選者做任何決策都等於面臨新選舉。那新選舉並不實際發生，只是在當選者頭腦裡模擬進行。為了避免在隨時選舉中被罷免，當選者就得時時事事追隨選舉他的群體，主動體現群體的矢量之和，靈敏地根據反饋進行修正，確保自己成為最佳的和載體。這反倒使隨時選舉無需真正發生——既然當選者已經事事讓群體成員滿意。

矢量求和的擴展

上面說的是在一個經驗範圍內的矢量求和，對多個經驗範圍，只需將每個經驗範圍各自的求和結果視為矢量分和，再對矢量分和進行矢量求和即可。這裡要解決的問題是，矢量分和由誰承載？又能否保證矢量分和不會偏離？除此，對矢量分和的求和與上述方法是一樣的，且無論往上延伸幾個層級，只需重複同樣方法，便可將求和規模不斷擴大。

既然矢量求和需要人的溝通、默契和共識，參與上一層求和的矢量分和當然也需要承載於人。對我們而言，這種承載者其實已經存在——每個基層單元選舉的和載體，承載的正是矢量分和。這時只要把他們也放進充分直接溝通的範圍，就可以按照基層單元的方法繼續求和。

那麼，這些和載體進入上一層求和時，會忠誠於其承載的矢量之和而不偏離嗎？這一點最受人懷疑。對此，我未曾絲毫寄希望於當選者的人性之善，恰恰相反，時刻警惕其惡。但我之所以相信和載體不會偏離，正是因為有“經驗範圍”和“隨時選舉”。有前者，任何偏離都無法掩藏；有後者，則可以隨時更換和載體。

不錯，當選的和載體參與上層矢量求和時，與選舉他的經驗範圍隔了層次，然而畢竟層次相鄰，溝通很容易延伸，選舉其的成員雖不能做到事事知曉，但大事都會了解。何況當選的和載體總是兩種身份並存，在進入上一層次的同時，也始終是選舉其的經驗範圍之成員，因此選舉其的群體仍能與其保持充分的直接溝通，由此進一步保證了和載體的偏離能隨時被發現。

退一步，即使和載體利用層次阻隔使其偏離一時不被發現，但因為偏離一定會變成現實影響反饋回群體，最終還是會暴露。只要有隨時選舉的可能，就始終是懸在和載體頭上的達摩克里斯之劍，使其不敢偏離，只能忠誠地作為選舉其的群體的矢量分和，在上一層去追求本群體的滿足而非其個人的滿足。因此，上層的矢量求和看似是在當選者之間進行，實質是矢量分和之間的求和，等於選舉那些當選者的各單元所有成員都在參與。

如“經驗範圍”能保證溝通在水平方向的流暢，和載體的兩種身份可使溝通在縱向層級間保持流暢。這種和載體承上啟下，在上一層求和時忠誠於其承載的矢量和，同時將上層討論反饋回選舉他的下層，做進一步矢量求和，達成新的共識。 “經驗範圍”的矢量和將在這種過程中動態調整。

那麼，如果群體對和載體的製約如此緊密，會不會出現和載體在群體驅使下，不顧大局，不做妥協，使上層求和陷入僵局的情況呢？非此即彼的數量求和往往容易落入僵局，但矢量求和是在兩極之間，有達成妥協、繞開僵局的廣闊空間。作為理性人，但凡有妥協可能，就不會一味搞僵。既然在下級單元內都能達成矢量之和（共識和協作），進入上層的和載體之所以當選，正因為他們的理性程度更高，會更明白協作的好處和僵局的無利，知道對本群體最有利的不是自己撐死別人餓死，而是參與求和的各方多贏，達到最大平均滿足。隨著層次提高，這種善於妥協的理性將不斷提高。

矢量分和之間進行求和，同樣也需要通過矢量選舉產生和載體，以使求和得以利用默契功能。如果矢量分和的數量多，則需分成若干可充分直接溝通的範圍，由每個範圍選出的和載體再去參與上一層求和……這樣的分層可以不斷增加，相應地產生出不同級別的和載體。因為無論哪一層和載體都在可充分直接溝通的範圍中，上述 5個矢量求和的條件因此對每一層每個範圍都適用。利用這種逐層遞進的結構，矢量求和可以無限擴展，大規模社會實現矢量民主的技術障礙從而得以解決。

後發優勢

不必擔心矢量民主要求社會結構另起爐灶。矢量民主針對的只是社會公權力，其他方面都會繼承現實社會。眼下的民間組織、公務員系統、法律制度、社會團體、媒體等大都照樣運轉。矢量民主對社會結構的要求，只是每個單元皆為充分直接溝通的範圍，而傳統社會的結構要求，是管理者（當權者）能夠充分管理屬下，本質上也是實現充分的直接溝通。只要管理者可以與其管轄範圍的所有成員充分直接溝通，其範圍內的任何成員也就必然能與其他人充分直接溝通。因此，傳統社會結構已有的單元規模和層次劃分，應該正好符合矢量民主所需的單元規模和層次劃分。（對此我持懷疑態度，現有製度和機制都建立在權力的基礎之上，本身就制約了民主，限制了溝通，還能期望以如此的製度來促進矢量溝通？）矢量民主因此可以與傳統社會結構無縫重合，僅需把各層當權者變成和載體，把當權者的任免變成和載體的選舉，把當權者自上而下的權力實施變成和載體自下而上的矢量求和。這種只變方法不動結構的社會變革，可以使傳統社會民主轉型的成本與震動降到最低。

民主發展的基礎是人人平等的理念，這導致人人在同一層次以同種方式參與——類似一人一票的普選——成了原教旨。這種普選必定只能是大規模的、同質的，而且只能定期地以數量求和操作。迄今各國民主不管有了多少發展，做了多少完善，這一原教旨始終未變，因此皆囿於數量民主的框架，無法解決其弊端，滯留於“最不壞”的水平。而實現數量民主所需社會結構的相應變動，其實遠超過實行矢量民主，變革難度因此更高。那麼，正在爭取民主的傳統社會，若能跨越數量民主，直接步入矢量民主，既可降低轉型難度，又能得到更高的民主質量，豈不是難得的後發優勢？

金字塔不是錯

矢量民主和傳統社會都是金字塔結構，這種結構被當今思潮視為落伍，乃至政治不正確。然而拋開時尚，一概排斥金字塔結構沒有道理，壞的只是自上而下的權力金字塔，自下而上的溝通金字塔卻是實現大規模溝通所必要，因此如同陽光空氣一樣是人類天然之需，不僅不應否定，而且不可取代。

建立公民社會，發展非正式組織，培育各種“無形之手”等，是否可以把社會結構從金字塔變成平面？計算機和互聯網使人的直接溝通範圍前所未有地擴展，最終能否讓全人類都實現直接溝通，人人自發活動卻恰到好處地配合成社會的完美運轉？

這與阿基米德號稱有支點即能撬動地球一樣，理論不錯，技術上不可實現。按照前面例子用的公式計算，如果是一千人的群體，一個人可與他人發生的最多關係將是5.35754304 × 10的300次方。那是一個301位的整數，巨大程度以地球上任何數的概念都無法把握。即使將在2012年問世的“紅杉”超級計算機以其每秒2萬萬億次的速度每秒數2萬萬億個數，全球67億人每人一台“紅杉”開足馬力數上46億年（地球迄今壽命），也才能數到36位整數。這只是一千人的社會，是以數數代替具體的關係，可想對百萬人乃至上億人活生生互動的社會，又怎能全靠直接溝通？

技術可以降低金字塔的高度，但不能把金字塔變成平面。金字塔並非就是權力和政府，其更天然的屬性，是作為間接溝通的結構。

讓權力回歸溝通

既然人多無法直接溝通，必須利用間接溝通，金字塔作為間接溝通的結構本該只是一種工具，但是在隨社會規模擴大形成間接溝通結構的歷史過程中，最初佔據了溝通樞紐位置的人便控制了溝通，以其個人的意志決定社會的溝通，並利用溝通為其自身的利益服務，從而把溝通結構變成了權力結構。

大規模社會的溝通之複雜，使每個成員都置身於不可能摸清全貌的迷宮。當人互不謀面卻需協作配合時，除了服從溝通結構的支配別無選擇。所謂權力就是通過控制溝通形成的。權力體現為讓人服從，而導致服從的，別無選擇是第一位，強力迫使在其後。因為細究強力，歸根結底也出自對溝通的控制（如強力組織的運作和對武器的壟斷等）。

控制了溝通的人把社會權力據為私有。當溝通異化為單向狀態——少數人操縱溝通，其他人只能被溝通時，社會就斷裂為有權和無權二元。金字塔被有權的一元占據，溝通變異為統治，當溝通是按照統治需要而不是根據民眾需要進行時，就成了統治工具。金字塔作為權力像徵，因此被無權者憎惡。

然而錯不在金字塔，而是溝通被異化成了權力。否定金字塔結構如同連孩子一塊潑澡水。應該做的是讓金字塔從自上而下轉為自下而上，讓權力重新回歸溝通，讓斷裂的社會從二元重新融為一體。

否定金字塔的人往往以雖是平面結構卻覆蓋了世界的互聯網為據，證明世界是在走向平面。然而目前互聯網的信息超載、良莠混雜、難以整合、極化對立等問題，追根溯源也因為只有平面結構。隨著互聯網繼續普及和web2.0參與的繼續激增，僅有平面結構會更加捉襟見肘。作為一個問世只有幾十年、普及不過十幾年的事物，今日互聯網遠不能說已經到頭，更像是混沌初開的林莽，躁動著物競天擇、泥沙俱下、弱肉強食的荒蠻特性，期待從混沌走向更高的文明。

正是在重歸溝通的意義上，互聯網成為最可能率先突破的領域。因為互聯網是純粹為溝通而生，具有與矢量民主天然吻合的特性。如果能在 web2.0的平面網絡上啟動矢量求和進程，將會自然而然、自下而上地形成溝通金字塔。那金字塔從最基層開始生長，每層都和下層保持不間斷的連續，因此不再有可能分裂為二元，權力也再無法插足，於是權力將重新溶解於溝通。

在互聯網上形成這種結構，不僅能開創互聯網的新時代，同時也將成為推演社會變革的沙盤和培育變革者的孵化器。

理性提煉與隔層保護

歸納矢量民主，就是在經驗範圍實行民主與隨時選舉，再由當選人組成上一層經驗範圍，同樣實行民主和隨時選舉……如此遞進，擴展到整個社會。這方法看似簡單，帶來的變化卻不可小覷。就如當今各國都選舉，但是僅一個有競選還是無競選的區別，卻能造成兩種本質不同的社會。而經驗範圍和互不了解的範圍、隨時選舉和定期選舉之間的差異，與有無競選的差異是同一等級，可以相信造成的變化也會在同一等級—— 將產生出本質飛躍的新社會.

人類在以往發展階段形成的機制，無法處理面臨的全球生態危機。那些機制都是促進擴張的。而人類發展到今天，卻開始需要節制。那節制不能靠“覺悟”。讓每個人都放眼全球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遙不可及的。個人局限應被視為正常，要做的只是把個體負責的生態問題放進類似自家水缸的範圍。水缸對世界雖是微小局部，對靠牠吃水的人卻是全局大事，絕不容破壞和污染。這種每個人對自家水缸的守護，通過矢量求和，可以匯合成對村莊水井的保護，再擴展到對地域河流的保護，最終匯集成人類對大洋大海的保護。人類在這種矢量民主進程中，也就會從保護自己開始，逐步形成對人類行為乃至對每個人自身的節制，包括對消費的節制。

消費是個人的，生態是總體的，矢量民主中的層次越高，離消費越遠，對生態關注越多，因此，隨著矢量民主的層次遞進，勢必會形成對消費主義的整體節制。

有人會奇怪：既然多數人作為個體都追求消費，以數量民主形成的結果也是要追求消費，矢量民主卻可以得出節制消費的結果，這變化是在哪個環節發生的？一個自下而上的體制，又如何會得出違背多數的結果呢？

首先，所說被違背的多數在這裡不是矢量和，而是數量和。人的意志是豐富和多面的，單獨對其一個方面進行數量求和，可能和整體的矢量和有很大差距，甚至完全相反。因此，當這類數量和體現為多數而得到凸顯時，矢量民主的當選者作為矢量和載體，就需要對其進行否決。

數量和與矢量和在很多方面可能有矛盾，甚至相互衝突。比如為解決氣候變化提高資源價格、限制經濟發展，數量求和的結果肯定會有廣泛不滿。這時矢量民主的層次便會起到“隔層保護”作用。在矢量求和中，每層選舉者和被選舉者素質接近，容易達成共識，同時被選舉者的素質總會略高一籌，使得由被選舉者組成的上級單元進一步提升理性。往上每層皆如此，層層遞進，便搭起逐層提煉理性的階梯。這時，因為上層當選者不是由大眾選舉，無需直接面對大眾壓力，可以放心大膽地進行理性決策，而其直接下級的理性程度比大眾高，也會理解、甚至要求高層當選者堅持矢量和，否定數量和。

不過，這絕不意味高層當選者對民眾的脫離。矢量民主的當選者無論看上去與大眾多不同，本質上只是求出了矢量和與尚未求出矢量和的區別。大眾層次看似充滿局限、短視、混亂與非理性，一旦實現了矢量求和，就會和高層當選者變成等同。

隨著人類能力不斷增強、生態危機日益加劇、全球化程度越來越高，節製成為人類避免毀於自身能力所必需，這時警惕專制的借屍還魂變得格外重要。節制不能成為專制，然而僅靠對民主的“護短”卻不能讓專制遠離。如果不是沿著民主之路向前探索而找到節制，專制就一定會從背後乘虛而入。對此，矢量民主具有的理性逐層提煉、隔層保護、以矢量和矯正數量和等功能，意義重大。

難點與超越

回顧歷史，制度變革以往從來是少數人推動，正是這一點決定了矢量民主在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鴻溝。矢量民主的操作本身並不困難，問題在於動力何來？迄今為止任何成功的變革都是個別集團或階級推動的結果。其所以進行推動，是因為其可以通過變革獲得最大的利益份額。這種動力來自於利益分配的不平均，而矢量民主卻是一種平均得益的機制，不會給任何一個階級或集團帶來特權，這難得的優點同時也是阻礙它生髮的原因。對平均得益的變革，強勢集團會反對，弱勢集團卻寧願搭便車，而當沒有一個集團願意投身時，變革就淪為紙上談兵。

好在世上還存在著這樣一批人，他們雖不屬於同一階級或集團，彼此卻有著相同的基因——理想主義。以往他們如沙漠中的金砂被厚重寂寞相互隔離，但是當人類世界出現互聯網，他們終於可以互相找到並進行集結，把互聯網當作培育理想之地。目前還不知這些理想者的匯合能否做出什麼，但此時變革社會的動力，至少已不再僅僅是發端於利益。

來源：Daily Press of SISU 作者：王力雄

堅持到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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