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不思書

宗教保守主義是分裂國民的源頭

musa427@yahoo.com (张以勒) — Tue, 05 Jan 2010 03:31:00 +0000

在高庭宣判天主教周报《先锋报》可使用“阿拉”字眼，而引发不少回教徒民间团体的抗议，以及内政部决定提出上诉后，本已脆弱的国内族群/教群关系，势必再次面对考验。基督教和天主教可否使用“阿拉”字眼的争议，事实上是继改教课题后，过去二十年以来国内宗教保守主义——更确切而言是回教保守主义，持续发展和高涨的结果。

马来西亚回教保守主义的抬头，与上个世纪80年代马哈迪政府大事推动的回教化政策息息相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上掀起一股回教复兴运动的风潮，其影响所及，就是马哈迪在1981年掌权后的短期内即推动回教化政策。当时他还拉拢回教青年运动领袖、现为民联灵魂人物安华作为回教化政策的主要设计师之一。

马哈迪政府的回教化政策

在回教化政策下，除了国家行政机构的回教化，其它方面，大者如设立各类型以回教教义为营运原则的官方或半官方机构，如回教大学、回教银行、回教保险等，小者如开始规定公私立大专设回教文明为必修课、安排国营电视台在每天的回教徒祈祷时段播放可兰经经文的诵读、增加回教节目、官方关于清真食品条例的日益严格与完善等。

在国际回教复兴运动和国家回教化政策的催化下，在民间开始形成一些看来不显著但影响可观的现象或转变，如回教徒妇女积极佩戴头巾、回教徒排斥到非回教徒经营之餐馆用餐，有更极端者甚至排斥与非回教徒同桌用膳；这种情形，在60、70年代及之前是比较少见，甚至绝无仅有的。（更多关于马哈迪政府回教化政策的评述，请参阅陈中和著，《马来西亚伊斯兰政党政治》，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策略咨询研究中心联合出版，2006）

马哈迪政府启动的回教化政策，是国际回教复兴运动及国内回教保守主义抬头的果，但回教化政策本身又加剧了回教保守主义的高涨，两者逐渐互为因果、互相庇护扶持。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马来西亚回教保守主义发展的关键推手，国阵/巫统方面是马哈迪和安华，在野党方面则是与安华同样出身回青运动，也几乎与安华加入巫统之际同时加入回教党的法兹诺和哈迪阿旺。回教保守主义20年以来一路高涨，近年持续发生的改教风波，以及最近这一起“阿拉”字眼的争议，就是这种趋势的后果之一！

宗教保守主义撕裂族群关系

论者往往把国内族群关系的不和谐统统归咎于种族主义，但从这次“阿拉”字眼的争议来看，宗教保守主义才是撕裂族群关系的祸首，其原因如下：

一、各种族对友族的传统文化，大部分都能够互相欣赏、互相吸收，排斥者居于极少数；但如果是宗教信仰上之差别，由于它涉及终极救赎的命题，也就是所谓“能否上天堂”、“能否得救”的生命归宿问题，因此宗教与宗教之间绝少能够互相欣赏、互相吸收，至多只能互相谅解，而大部分是互相排斥的。简言之，文化上/肤色上/种族上之差异，会引起冲突的几率极低，而宗教上的差异，则是一种本质上的差异，一种难以忽视和松绑的、涉及生命终极归宿的根本差异。

二、种族主义是一种较容易被辨识，也因此较容易被批判的行为；宗教保守主义则由于其高度的敏感性，以及其先验的神圣性，而通常很难被识破，也因此更难受到批判。举个例子，各族人民，包括马来人，可以对发表“华人寄居论”的马来人作出批判，但对于那些要求回教独占“阿拉”字眼的使用权、要求捍卫所谓回教的“神圣性”的回教徒，则很难视其为宗教极端分子，更遑论正面公开的批判他们，甚至还要尝试安抚他们。对马来人而言，他们很多人或许都可以反思本族的种族主义，但能够反思本教的宗教保守主义，恐怕是少之又少，因为这太过“大逆不道”；被批评为“民族叛徒”和被指责为“叛教者”，是两种程度相差非常大的精神惩罚。

三、民族主义其实是马来西亚以及许多国家的立国之本。以马来西亚为例，其独立与建国，事实上就是马来民族主义、华人民族主义和印度民族主义结合起来的成果。任何爱护本族母语和文化的人，本质上都是民族主义者，包括华社的华教运动、各类血缘乡亲社团等，难道不是民族主义的体现吗？

强调自强不息的民族主义，与强调敌我界限、傲慢排他的种族主义，是有着本质差别的两码子事，而种族主义分子在每个族群里其实都占极少数。种族主义或许会导致像513事件那样很具体、很显著的种族冲突，但它通常不会造成更为长远、深层和广泛的影响；但宗教保守主义则不同，它造成的后果往往并不显著，但却是长远的、深层的、广泛的，例如：80年代后，那种回教徒与非回教徒在华人茶餐厅里同桌喝茶的情景几乎完全不见了，以及在过去从来都不是课题，在其它一些回教徒国家也不成问题的“阿拉”字眼使用权，却在这几年在国内被大肆炒作起来了，这就是宗教保守主义在根本上、在群众间造成隔膜和分裂的例子之一二。

这种从根本上的，存在于各阶层人民的，看来并不显著但却是深刻的隔膜，这种不可理喻但又不言而自喻的隔膜，正正是撕裂国民关系的最重要源头！

政府的立场基于什么考量？

回到“阿拉”字眼的争议，执政集团国阵似乎也在此课题上出现分歧，一方面多位巫统部长宣称政府将对高庭的裁决提出上诉，另方面则是马华公会通过其发言人（而不是内阁部长）公开表达支持高庭判决的立场（这种表态有没有效令人怀疑），而其余国阵成员党则看来没有或不想表态；无论如何，内政部已经确定提出上诉，这说明了政府在有关课题的立场，而事实上这种立场在早前内政部禁止《先锋报》使用“阿拉”字眼时就表明了。姑不论政府在这种课题上该不该有一个立场，先问政府采取这个立场的考量是什么？

一、是捍卫回教的权利？这意味着政府把“捍卫回教权利”与“捍卫回教使用‘阿拉’的独享权”等同起来，这两者的等同关系是否合理合法，则首先必须证明的是“阿拉”确实是回教所独有的，但史实已证明这是不正确的，“阿拉”字眼的出现比回教还早，而且较后也由亚伯拉罕系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回教）所共用。因此若政府的立场是建基于这个考量，那么这种立场是不合理的，是将政治目的置于学术真理和客观事实之上，是基于政治而不是基于真理的立场。

二、是基于照顾回教徒感受，进而维护国家稳定的考量？这个考量则比第一个考量还要合理，但这仅是相对合理，并不表示政府必须，或应该这么做。这里的着眼处应是对政府的责任与目标的考验。除了“照顾回教徒感受，维护国家稳定”这种责任和目标，政府有没有，或应不应该有更伟大更宏远、更迈前一步的责任与目标？比如，拒绝向宗教保守主义妥协，而坚持捍卫社会的多元化和多样性？通过更频繁、更多元、更深入的跨宗教对话，教育群众，重建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的共识，让马来西亚从诸如“阿拉”字眼使用权之类的无谓争议，从各种族群/教群之间的零和纠纷中解套，而共同建立真正属于所有国民的“一个马来西亚”价值？

戳破宗教保守主义者真面目

况且，若政府的立场乃是基于照顾回教徒感受来维护国家稳定，而其背后的考量又是因为回教徒乃国内第一大族群，而无视那些使用马来文的基督教徒，尤其是使用有着“阿拉”字眼的印尼文版圣经的沙巴和砂拉越土著基督徒的感受与权利，则政府的立场无疑是一种多数暴力的行使！全世界都有宗教保守主义，关键不在于如何消灭它，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关键应当更在于政府对它采取什么立场。

宗教保守主义者往往对自己所相信的东西毫无质疑，也不容许他人的质疑，这通常源自于其个人知识上的无知和观点上的狭隘，与宗教本身无关。对抗宗教保守主义的有效方法是通过更多、更深入的跨宗教对话和交流，甚至是辩论，因为在对话和辩论中，往往就能戳破宗教保守主义者的真面目，以及其理论的空泛、荒谬和无知本质。这就是为什么宗教保守主义分子最害怕对话与辩论，也常常对这类对话和辩论作出破坏行为。

各宗教团体对高庭判决、回教保守团体的抗议、政府的上诉决定似乎采低调姿态，这固然有彼等之考量；但像“自由公共论坛”（Free Public Forum）和“大马之子”（Saya Anak Bangsa Malaysia）等民间组织主动举办跨宗教对话或辩论，或许才是更能够抗衡国内宗教保守主义趋势的有效方式吧！

本文刊登于1月5日《当今大马》读者来函）

進不驕，退不餒

musa427@yahoo.com (张以勒) — Thu, 31 Dec 2009 01:02:00 +0000

年关已至，除旧迎新，这时候最常听见的祝福语，不外是“新年进步”；但如何才算进步？是赚更多钱、业务的扩张，还是学问上或品德上的提升呢？而且，一个人做得到年年都在前进吗？

中国唐代大文豪韩愈，他的名是个“愈”字，有前进、超越之意，但他的字是“退之”，就有后退、退让的意思。有人打趣说他的名和字取得不吉利，一进一退、又进又退，那岂不是原地踏步？韩愈的一生起起落落，仕途载沉载浮，跟他名字似乎很相应。

对于进和退，韩愈倒有一番见解。话说韩愈在第三次应吏部试仍不第后，朋友担心他从此放弃仕进而归隐田园，韩愈特地写信向朋友表明自己自强不息的心志，信里有一句说道：“吾之退未始不为进，而众人之进未始不为退。”意思就是自己如今虽面对挫折，但未始不是一种进步，而其他人的顺遂前进，也未尝不是一种后退呢。

当我们的生活一切都那么顺利，似乎人生正在高速前进的同时，如果能够尝试放慢脚步，多多反省反思，看看在前进之中是否暗藏着可能会在未来导致自己退步、失败的因子；当我们遭遇挫折，似乎诸事不顺的同时，如果能够心平气和的保持斗志和希望，为以后的奋进做好准备；进而不骄傲自满，退而不气馁自卑，审慎求取进步，积极面对挫折——这样的进步，应该更有意义吧。

月前星云大师来马，恰逢马华党争的尴尬时期，大师口吐八字真言曰“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其实整句话的关键不在进退两个字，而是那个“当”字；但中华哲理的奥妙之处就在于那些最关键之处往往正是说得最不清不楚的地方，每每要靠自己领悟，就好比这个“当”字，到底要如何进退、何时进退，才是恰当的呢？

当时大师的话应该是指政治人物而言，将此八字作为我们人生的警语，亦未尝不可。人的一生，本来就是有进的时候，有退的时候，重要的不是进或退，而是进退得不得当。若进不得当，那未尝不是一种退；若退得当，那又未尝不是一种进。

当然，最后，还是要祝大家：新年进步！

（本文刊登于12月31日《星洲日报》六日谭）

陳禎祿精神獎頒發典禮

musa427@yahoo.com (张以勒) — Wed, 23 Dec 2009 17:56:00 +0000

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到来出席今晚的“陈祯禄精神奖”颁发典礼。虽然今年敦陈祯禄公祭似乎没有着落，但没关系，我们借着今晚的颁奖典礼，来缅怀敦陈，向陈祯禄精神致上万二分的敬意，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宣布今晚的颁奖典礼正式开始。

宗旨：
本奖项借鉴“林连玉精神奖”，以本邦杰出华人政治先贤、开国元勋敦陈祯禄名义，配合落在12月的敦陈忌日，设立“陈祯禄精神奖”，以表扬那些鼓吹种族平等融合、拥有高尚道德操守及爱国情怀之政治领袖。

遴选标准：
所谓敦陈祯禄精神应包括：

一、推崇多元种族融合的大马人精神，而不是狭隘的极端种族和宗教主义，也无需刻意强调什么一个两个马来西亚；

二、发扬爱国精神，与友族同胞携手建设国家；

三、爱护本族传统文化，不爱护自己文化的人是畜生禽兽；

四、崇高的政治道德与民主精神，以人民福祉为念，而不是个人的功名利禄；

五、为了对抗不公不义可以发动示威游行、罢工罢市，而不是吹嘘“示威不是我们的文化”云云，也拒绝踩烧肖像、咒人下地府的低俗无聊手段；

六、拥有深厚的人文素养，读书必孔孟老庄，并涉猎西方哲学，而不是把什么《蓝海策略》、《马来人的困境》或武侠言情小说之类宣扬功利、悲情、小情小调的书籍奉为圭臬。

入围名单：
李成材、纳兹里、安华、蔡添强、再益依不拉欣、尼查、东姑阿都阿兹、杨巧双。

得奖人及得奖原因：

一、安华。前副首相，公正党实权领袖。成立公正党后宣扬多元种族、社会公正的理念，其魅力与信念足以吸引各族群的支持，堪比当年东姑阿都拉曼和敦陈祯禄等开国领袖。

二、李成材。前马华教育局主任兼国会上议员。已故李成材做事踏实，从政不求官位，为人不务虚作秀、不哗众取宠。有人认为他不善辞令，难以作为政治之表率，但大会认为今日马华正是太多口才太好的人物，才会乱象丛生。

大会声明：
有鉴于大会接获不少人询问，为何不多提名华人领袖，尤其是来自行动党或由敦陈本身所创立的马华公会的领袖；大会谨此声明，由于我们认为彼等所提及的领袖，有者缺乏民族骨气，有者华人种族主义思维太浓，有者政治道德低落，若把精神奖颁给这些人，搞不好陈祯禄都会从坟墓里跳出来掐死我们呢！

颁奖典礼已接近尾声，请容许我引述林连玉先生的一句话，来凸显敦陈领袖群伦之处。林先生曾说，陈祯禄之后的马华公会“群小当道，假借名义，胡作妄为，无知无耻的程度，简直使见者伤心，闻者切齿”，啊，各位怎么都在热烈拍掌啊？无论如何，林先生的言论也许过于偏激，也许过于主观，也许只是针对他身处的那个年代的马华公会而言，大会不便对这句话多做评论，我们只希望马华衮衮诸公能够好自为之。

谢谢大家的出席，我们明年再会！

用真實的體驗，感受真實的生命

musa427@yahoo.com (张以勒) — Mon, 21 Dec 2009 17:05:00 +0000

到附近的嘛嘛档吃晚饭时，看见一对经营小炒档口的年轻马来夫妇，在没客人的空档，小两口坐着一边吃黄瓜一边闲聊，有客人下单时，两人就又起身工作，妻子准备材料，丈夫负责炒菜，食物做好了由妻子送到客人桌子去。

像这样做小贩的，经营应该挺辛苦吧？生活也不会太富裕吧？但夫妻俩一起工作，虽辛苦，也应该是幸福的。忙碌时，看着自己的另一半也在忙，就算累，也会忙得温馨，也会更勤奋吧，因为丈夫看见妻子也在辛苦，自己怎么能喊累呢？妻子看见丈夫拼得汗流浃背，还埋怨什么呢？工作是劳累的，生活是简单的，但比起那些深更半夜才回家，伴侣和孩子都已经入睡，一天还说不到三句话的夫妻们，就算没有豪宅名车，或许还活得更开心呢。

但贫贱夫妻也有他们的苦衷吧？没钱，怎么让孩子自小就送去收费昂贵的天才班、才华启蒙课程，怎么供他们读名校、怎么请最好的补习老师、怎么让孩子去学各种各样的才艺呢？没钱，怎么让孩子跟别的孩子竞争，怎么让他们赢在起跑点呢？

但最近一期《天下》杂志的生命教育特辑，不就反思了这所谓的让孩子赢在起跑点吗？要孩子赢在起跑点，是孩子的起跑点呢，还是父母的起跑点？父母怎么知道从哪里起跑最适合孩子呢？为什么父母非要那么急让孩子起跑呢，是为了孩子，还是为了自己？是谁告诉父母，是谁告诉我们，孩子非跑得那么快不可？

最近听了陶杰的讲座，他说今天的消费速度和文化速度之所以那么快，那都是美国人造成的标准。分秒必争，要赢别人，就要比别人快，所以现代人走路快，吃饭快，说话快。“慢”成为了一个带有贬义的词，但它到底是几时开始变成贬义的呢？“慢”真的不好吗？这个世界，这个人生，很多事情，就是需要慢慢欣赏，慢慢品尝，慢慢酝酿，慢慢培养啊。

孩子的教育怎么办？没有最贵的课程、最有名气的老师、最精英的学校，能接受到最好的教育吗？

你忘了吗？

你小时候，不到十岁的年纪，到附近的杂货店帮妈妈买日常用品，或者为自己买支冰淇淋，是怎么问候老板，怎么向店员姐姐发问，搬货的哥哥怎么逗弄你？就在懵懵懂懂之中，你学会了人际交往之道。

你还跟邻里的孩子到处嬉戏，去河边，去草地，去果园，各自炫耀着自己家里的新收音机，又羡慕着别人家里的新电视，你们偶尔吵架，还偶尔打架，但更多时候是无忧无虑的嬉笑玩闹。就在哭笑之中，你学会了互相尊重，学会了和睦共处，你认识了友情。

还有那在球场边散步的老公公老婆婆，他们一把年纪了，还常常手牵着手，他唤她老骨头，她喊他老不死，但还是手牵着手的呢，老公公偶尔回忆起他年轻时怎么认识老骨头，老婆婆偶尔嘟哝着她年轻时怎么嫁给了老不死，语气平淡得很哪，你却感受到了浓浓的情意。就在他们的唠叨之中，你隐约知道了什么是爱情，什么是白头偕老。

还有家里的爷爷和奶奶呢。爷爷老爱板起脸跟你说一些仁义礼智信什么的，偶尔高兴起来会跟你讲故事，三侠五义、孙悟空、十兄弟，有时说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奶奶最和蔼了，你记得她最爱唱的那首广东话童谣，“月光光，照地溏，年卅晚，摘槟榔”，你也记得她曾述说她小时候在日治岁月时的逃难经历。儒家文化和中华传统，就在你抓抓脑袋时，传承到了你心里。你长大后还要更进一步体会到奶奶的那首童谣和她的逃难故事，里头那丝蕉风椰雨的南洋情怀。

你想起来了吧？

你的人生价值，你的人格道德，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不就是那些生活中的一个脚步一个脚印，在那些眼泪和笑声之间，慢慢的、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的吗？

还有什么教育，比学会做人更重要呢？

这些东西书本也有教嘛，电视也有教嘛，何必让孩子跑到外头学呢，那很危险啊。但是，如果孩子只是从书本和电视学习这些东西，当人家问他，为什么做人要有礼貌？为什么要尊重别人？为什么要爱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为什么要爱你的丈夫或你的妻子？为什么要爱朋友？为什么要爱护自己的文化？为什么要爱国？他只能用空洞的眼神，用空洞的口吻回答你，“书本教的”，“电视教的”。

自己的人生，要自己去体验，自己去感受啊。用真实的体验，去感受真实的生命，才能刻骨铭心，才能根深蒂固，才能至死不渝，才能持之以恒。

不怕孩子跌倒吗？不怕的，不跌倒，怎么知道跌倒有多痛，怎么学习爬起来，怎么对那些跌倒的人有同理之心，怎么对那些无法爬起来的人有恻隐之心呢？

近年开始流行的社区建构、社区经营概念，不仅有经济上的好处，还有社会学上的目标。《菁英的反叛》作者克里斯多夫·拉许如此写道，“当街角的杂货店老板或锁匠喝斥孩子不要在街上乱跑时，孩子其实就学到了正式的学校没有教的东西。”

拉许还在书中说了一个妇女的故事，她在大萧条时期成长于俄亥俄州的小镇，并且相信“在杂货店听到的所有交谈”，而这让她渐渐明白“世界比俄亥俄州的巴克顿镇要大得多”。她怀疑小时候偷听大人讲话让她“一辈子都对政治、经济和哲学颇感兴趣”，它们都不属于家庭的一部分，却是小镇社交能力的核心。

你多久没到过杂货店了呢，购物都去超级市场吧，那边不需要跟任何人交谈，选了物品，还钱，走人。你的朋友呢，还有那种曾经义无反顾的友情吗？还有啊，每天都以车子代步的你，多久没赤脚狂奔了呢，还记得泥土和青草的感觉吗，还记得被含羞草刺破脚皮的感觉吗？你们的爱情呢，还一起散步吗，还相信与子偕老的誓言吗？多久没跟爸爸妈妈，还有孩子们围在一起吃饭了呢，多久没跟孩子说故事了呢？

你的生活很匆忙，很多姿多彩，很多朋友，很热闹啊，但怎么每次从msn、facebook登出之后，shut down电脑之后，对着漆黑的屏幕，总是有种挥之不去的寂寞呢？

葛兆光在他的《中国思想史》里，把那个被称颂为“盛世”，但在思想史上却相对空白的唐朝，形容为“盛世的平庸”；因为盛世没有了危机，没有了问题，所以知识与思想失去了批判的着力点，失去了深度思考的动力，知识与思想，成为了附庸权力、争艳斗丽的文本。我们今天这个发达的年代，是不是一个平庸的盛世呢？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只有危险没有危机，只有炫丽没有美丽的时代吗？是一个解决了生存问题但同时也失去人生命题的时代吗？

张艾嘉的《童年》和小虎队的《红蜻蜓》还朗朗上口啊，怎么里头的情景都那么模糊了呢？周杰伦《稻香》里那句“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真的很遥远啊，Coldplay《Fix you》那句副歌，“Tears stream, down your face, when you lose something you cannot replace”，你曾失去什么永远无法取代的东西吗？

但愿，失去的不是感动。

后记：因一对马来夫妻小贩而借题发挥了那么一篇罗里罗嗦的牢骚，是最近沉闷的生活的一点胡思乱想。

要說服的是群眾，不是自己

musa427@yahoo.com (张以勒) — Wed, 09 Dec 2009 02:38:00 +0000

中国宋朝徽宗皇帝亲政后，宠信蔡京、童贯之流。这些佞臣以推行新法为名，行敛财之实，搞得天怒人怨；但宋徽宗自恃才高八斗，不理朝政，沉迷于道教和书画，还自称是“神霄玉清府长生帝君”（就是上帝长子）降世。

金朝建国后，连连打败辽国，宋徽宗和他的臣子们决定联金灭辽，幻想“以夷制夷”，自以为谋略高超，最后不仅被金国诓了一大笔才收回一座空城，还把自身虚弱的军力曝露无遗。最绝的还是，宋徽宗和臣子们竟把这件事吹嘘成“不世之功”、收复失地的“大凯旋”。

对于这班自我陶醉、自欺欺人的君臣，当时民间歌谣唱道：“打破筒（童），泼了菜（蔡），便是人间好世界。”百姓嘴上不说，心里骂的当然是皇帝。套用南方朔的话，这就是所谓“自我感觉良好，社会观感不佳”。

政客迷信幕僚操盘术

宋徽宗并没有随着中国封建时代的结束而绝迹，而蔡京、童贯之流在今日仍大有人在。在速食和肤浅文化当道的这个时代，许多政治领袖，包括美国和台湾等高度民主国家的政治人物，往往不脚踏实地的做实事，而是迷信幕僚的操盘术，以为只要通过铺天盖地的媒体造势、文胆吹捧、粉丝哄抬，就能塑造出英明神武的形象。

政客华丽的宣传策略或许能说服自己和自己人，制造出良好的自我感觉，但看在眼里、尺在心里的人民一次次用选票告诉他们——今天的群众并没有比宋代的百姓笨和盲。

当权者要塑造自己的形象，或要推行任何计划和政策，或要为自己的决策辩护，可以抬出各种冠冕堂皇的说辞，但他们最终要说服的不是自己，也不是自己的亲信、下属和粉丝，而是群众，因为“历史是人民写的”。

安徒生童话里的那个国王说服了自己，说服了臣子们和绝大多数的人民，相信他身上真的穿着一件新衣，却万万没想到最终竟然栽在一个小孩手上，他过后也许会大感不值：如果我再砸多点钱在宣传上，把这小孩也说服，或至少把他收买，封了他的嘴巴，那不是天衣无缝了吗？

但历史终究会向他证明，除非他用真理去说服群众，否则他永远收买不了所有人，而街道上永远会有大声说真话的小孩。

（本文刊登于12月9日《星洲日报》六日谭）

要選票不要麻將

musa427@yahoo.com (张以勒) — Wed, 25 Nov 2009 04:29:00 +0000

正当吉打哥打士布爹州议席极可能迎来补选之际，州务大臣阿兹占突然发表州政府将管制麻将执照之言论；如果有人以为这又是大臣的一个“倒米”举措，必将影响这次补选华裔对回教党的支持率，那未免是杞人忧天了。

早前，吉打政府制定了那个史无前例的50%土著房屋固打后，华裔选民在武吉士南卯补选还不是照投民联，区区管制麻将执照，不算什么。更重要的是，马来选民占了哥打士布爹选区选民总数的91.7%强，如果稍微“开罪”华裔选民能够换来更多保守马来选票，绝对划算。

更何况，近期几个民调和补选成绩都显示，巫裔和印裔有回流国阵的迹象。回教党要在乡村保守马来区与巫统厮杀，只好让非马来人受点委屈，因为失去马来票才是真正的灾难，这可不是林吉祥向回教党抗议、行动党退出吉打民联所能挽救的。

小步伐低姿态推动回教政策

回教党总是让人感觉她患上精神分裂症：一边向人民宣扬她的开明、中庸和现代化，高喊“全民回教党”；但另一边又主张禁酒、查禁回教姐妹组织、反对外国流行乐团、反对废除土著30%固打制、制定50%土著房屋固打、拆养猪场等。

其实说穿了，无论是全民的那个回教党，还是回教徒的这个回教党，终归是“一个回教党”；两者只是在因应不同社群、时点、地域时所刻意彰显的不同面貌，前者要讨好的是非巫裔选民，后者则面向传统回教徒支持者，但殊途同归，最终要的无非是选票。回教党说到底是一个政党，并没有比其它政党高尚多少。

华裔对回教党的过度幻想，源自对巫统的彻底失望。回教党正是摸清了华裔选民的心思，“看死”他们在短期内不大可能会大幅度回流国阵，所以才以小步伐、低姿态，逐步推行各项土著/回教政策——这既不影响华裔选票，又能巩固传统绿色地盘，更可进一步染指巫统版图，宜攻宜守、稳赚不赔呢！

所以，这次哥打士布爹补选，阿兹占一定敢跟巫统打赌：华裔绝对不会因为回教党管制麻将而跑票，否则我把麻将吞了！

（本文刊登于2009年11月25日《星洲日报》六日谭）

國陣之友：聯盟的第二次擴張？

musa427@yahoo.com (张以勒) — Thu, 19 Nov 2009 06:36:00 +0000

联盟（Perikatan）在1969年大选经历首次惨败及爆发513事件后，在第二任首相敦拉萨的操盘下于1974年扩大为国阵，纳入回教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砂拉越人联党等在大选中冲击联盟政权的反对党。国阵的成立正式确立、巩固并扩张了巫统一党独大的政治霸权，而联盟的另外两个初始盟党，即马华和国大党则从此失去与巫统平起平坐的地位。

据《星洲日报》日前探悉，国阵在主席纳吉主导下，计划成立一个称为“国阵之友”的架构，主要功能有二：让纳吉直接跟各族社团组织接洽与交流，以及让那些亲国阵但未能加入国阵的政党，成为国阵之友。若此事成真，则意味着联盟在1974年扩大为国阵后，将经历第二度扩张，成为一个“国阵+国阵之友”的新政治盟体。

比较起父亲敦拉萨以及6、70年代的时代背景，纳吉当前成立“国阵之友”的手法，可谓更为迂回、灵活及圆滑。所谓“国阵之友”的成立，其实是有迹可寻。

纳吉手法迂回灵活

10月10日，也就是马华双十特大那天，纳吉同时间在为印裔政党人民力量党主持成立仪式。当时他说，无论是国阵或非国阵政党，只要支持政府及一个马来西亚理念，政府都乐意与他们合作。纳吉这番言论，或可视为成立“国阵之友”的概念草图。而在更早之前，副首相兼教育部长慕尤丁曾直接会见董教总代表，会议中并无邀请华基政党领袖出席。

纳吉与巫统的这些举动，实际上已绕过马华和国大党等作为各别族群代表的角色，而直接接触华社及印裔社会。国阵除巫统及东马政党以外的成员党，在308政治海啸中不是惨遭灭门，就是半生不死，这些政党作为族群代表的正当性已濒临瓦解边缘，加上一些成员党又陷入无休止的内部纠纷，进一步流失本身族群的支持；这是纳吉和巫统必须甩掉这些伙伴，亲自出马去争取非巫裔社会支持的原因。

成立“国阵之友”，确实是不错的构思：一、纳吉在接触非国阵成员党的非巫裔政党或社团时，只要他们是“国阵之友”成员，就不必顾忌国阵友党的不满，因为与“朋友”交流是天公地道的事情；二、在不影响现有国阵体制结构的情况下，通过非正式的联谊形式，而不是正式的结盟协议，吸纳或招收“非国阵成员党的国阵会员”，实质扩张国阵/巫统的影响力。换句话说，国阵名义上不会变，实际上将转变为一个“国阵+国阵之友”的新结合体。

可吸纳雪州回教党

在“国阵之友”的旗帜下，巫统要吸纳的除了民间团体，最重要的还是那些既不是国阵成员党，也非民联盟党的在野党，诸如人民力量党等。此外，自去年大选以来，已有多位民联国州议员脱离原属政党，却没有加入国阵，而是成为亲国阵的独立议员；他们应该都是“国阵之友”所要吸收的会员。

此外，若纳吉或巫统的操盘策略够高明的话，他甚至可以“国阵之友”的名义施展灵活的政治统战，拉拢民联内保守种族/宗教主义分子，尤其是那些曾主张与巫统合作的回教党“问题领袖”，例如邀请与巫统关系最密切、立场最暧昧的雪州回教党成为“国阵之友”，在某些州政策如售酒、养猪场等课题上协同立场；通过各个击破、内部瓦解的迂回途径，分裂民联三党。

“国阵之友”若成事，则国阵除巫统以外的成员党，尤其是那些种族政党将更为无关紧要，因为巫统将可以明目张胆且名正言顺绕过这些伙伴去接触非巫裔社会，而这些伙伴却无法在同时间以同样的姿态去接触巫裔社会，进一步深化这些政党的附庸性质。

再次扼杀两线制？

虽然“国阵之友”不太可能会影响国阵的根本体制结构，但在设立这个“体制外的体制”的架构后，纳吉和巫统不会不释放一定的政治资源、参与政策决策、提出政策建议的空间给这些非正式会员们，而被牺牲的当然就是其余国阵成员党的资源。

事实上，最根本的问题不是“国阵之友”是否成真，或者这个架构的具体形式，而是国阵成员党（尤其是马华和国大党等种族政党）本身作为族群代表的正当性与法统地位的日渐崩盘。简言之，不管有没有“国阵之友”，这些国阵成员党的族群代表性早已备受质疑。

“国阵之友”究竟会否成事，眼下还无从得知；但自纳吉上台以来，就有不少论者推测他将继承乃父的政治手腕，通过收编在野党力量以巩固国阵政权。25年前，国阵的成立基本敉平了在野党势力，把当时刚要萌芽的两线制连根拔起；今天，国阵之友——若确定成立的话——是否有着同样的目的呢？

只是，2009年与1974年的政治环境，毕竟是大不相同的。

（本文原稿刊登于《星洲日报》言路）

安華應任民聯主席

musa427@yahoo.com (张以勒) — Tue, 17 Nov 2009 00:28:00 +0000

公正党最高理事再益依布拉欣提出由回教党丹州大臣聂阿兹担任民联主席一职的建议，委实值得商榷。首先，他给予的理由，即为了杜绝回巫合作，已经不具说服力。仅仅为了不让回教党继续与巫统眉来眼去，而不是以民联三党的结盟基础、政治路线、斗争策略、长远发展等现实因素为考量，就建议让回教党人担任民联舵手，这未免本末倒置、轻重不分。

其实，虽然近期公正党被无休止的人事纠纷、领袖素质被质疑等党内问题所困扰，但该党的实权领袖安华，无疑还是掌舵民联的最佳人选。

安华应领导民联的第一个理由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因为行动党和回教党人目前都不适宜担此大任。行动党与回教党的政治信仰和斗争路线可说南辕北辙，民联内部爆发的几次信心危机或意见分歧，尤其是世俗国与回教国、保守神权政治论述与世俗政治路线等足以影响民联结盟基础与斗争方向的分歧，说穿了就是行动党与回教党之间的分歧；因此不管是由行动党或回教党领袖出掌民联，都很难得到三党基层普遍而一致的信任与支持。

三党的实权共主

就目前现实考量而言，民联主席由公正党人担任，争议性最小。其次，民联三党的结盟关键在于公正党这个一直扮演桥梁和调节角色的政党，在民联尚未拟定一套正式的政治纲领，并解决回教党与行动党之间的核心分歧之前，公正党必须继续扮演这种角色。由领导公正党的人来领导民联，在发挥这种桥梁与调节的角色时将更得心应手及顺理成章，这就是为什么过去由旺阿兹莎领导替阵，在安华出狱后则由他接过棒子掌舵民联，三党领袖其实都心照不宣。

从民联的权力结构来看，虽然并没有明文承认，但安华无疑是三党的“实权共主”；因为目前也只有安华拥有足够的威望、魅力、能力和说服力，来统领民联三党，在制定斗争方针、拟定斗争策略、配置斗争资源上，是最后也是实际上的拍板定案及发号施令者。

若民联主席职舍安华取聂阿兹，届时极可能出现聂老只是挂名主席，而安华是实际主持大局者的情况；姑不论这样会否因权责上的模糊而在政治动员、宣传、布局时造成失调与低效，从政治伦理和民联的合作关系来看，也徒然引发民联三党领袖与支持者之间的困扰和争议，甚至埋下三党分裂的危险因子。

另一方面，行动党副主席陈国伟指任何人包括林吉祥也可以担任民联主席，不外是为了向公众显示民联三党平起平坐、安华并无独尊地位的政治喊话。民联必须回到现实，目前能够担当民联共主这个大任的，舍安华取谁？

（本文刊登于11月17日《星洲日报》六日谭，标题“安华应任民联共主”）

自律，才能自救

musa427@yahoo.com (张以勒) — Wed, 11 Nov 2009 13:15:00 +0000

一部毁天灭地的灾难片，和一连串关于环境污染的惊心动魄的数据或论据，两者之间，有什么相同之处呢？它们通常都会给人们的情绪制造一刹那的热血沸腾，以及事后的一番高谈阔论，不过，往往也就仅此而已。

人们边喝汽水边吃爆米花边观看充满警世涵义的灾难片，走出戏院后跟朋友热烈讨论种种关于世界末日、人类灭绝的预言，但转过头，他们很快就在卡拉OK高唱流行曲，或者在全情玩着一款同样叫作“世界末日”的电脑游戏。

人们曾经那么关切，却又那么快就不当一回事了；就如同那些汗牛充栋的环境报告书，无论里头述说的环境污染状况和后果多么令人惊心，人们的忧虑很快就被派对的狂欢所取代，而派对里制造的垃圾，则继续推高那些报告书里的数字。

环境污染不纯粹是环境问题

环境污染问题，其实并不纯粹是环境的问题。“气候变迁带来的影响已经超越环境与天气层次，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这是美国新闻工作者史蒂芬·法瑞斯在其书《大迁移》（Forecast）所强调的论点。法瑞斯以全球一些地区的社会现象为重点来论证，环境污染问题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举个例子，非洲苏丹的种族冲突和屠杀事件，常被定义为族群、宗教的社会学个案。实际上，这些冲突的本质往往是游牧民族与农民之间的土地争夺。在过去，游牧人可以随意穿越农地放牧骆驼，农人也欢迎游牧人使用水井，两者一直和睦相处；但气候变迁导致耕地严重沙漠化，土地日趋贫瘠又导致不断升温的族群紧张。这就是所谓种族问题背后的环境因素。

但问题并非是人们对这些环境知识和资讯的无知，而是太多的知识与资讯恰恰麻木了人们，让人们对这些知识与资讯无动于衷；因此科学家们声嘶力竭提出各种环境灾害和物种灭绝的警语，最终落得跟一部又一部人们边喝汽水边吃爆米花边观看的好莱坞灾难片无异。

只是，环境灾害终究不是好莱坞灾难片，人们如果不改变自己，就不能奢望圆满结局。对抗环境污染是一场真正需要所有人参与的斗争，更是一场要求人们持续高度自律的长期运动；自律，是为了自救，也才能自救。

（本文刊登于11月11日《星洲日报》六日谭）

渡盡劫波兄弟在

musa427@yahoo.com (张以勒) — Wed, 28 Oct 2009 00:27:00 +0000

年头的马华60周年党庆，总会长翁诗杰向老二蔡细历公开喊话，要“一笑泯恩仇”。当时就有热心人士查寻此话出处，得知乃出自鲁迅的一首诗，完整句子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有谁想到，这句话如今竟是一语成谶。

翁蔡一年来斗得天昏地暗、伤痕累累，马华上下风声鹤唳，媒体上尽是刀光剑影，可谓浩浩劫波。双十特大，眼看两人齐走，不想在十月廿二，又双双留下，还成了命运共同体的难兄难弟，这还不是“渡尽劫波兄弟在”吗？

所谓难兄难弟，指的是：一、两人如今是命运绑在一起、同在一条船上的人。他们其中若有一人要留下，就不得不拉着另一个一起留，因为要留那个会挡不住别人质疑：“为何他可以舍得放下，而你不能？”他们其中若有一人坚持要走，另一个就不能不一起走，因为不走那个会顶不顺别人质问：“为何他可以潇洒离开，而你不能？”两人要留必得一起留，要走也必须一起走——从双十特大到团结方案，翁蔡注定是“共进退”的难兄难弟。

翁蔡共进退共存亡

二、双十特大的结果是要翁蔡齐走，但也有人分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要翁蔡齐留，因为两人各获得一半中央代表的支持。如今翁蔡一起留，两人统一论调，给的就是这个论点：大家各有半个江山，结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100%的马华。且不论合不合情理，这个论点要站得住脚，先决条件就是翁蔡必须一起留下，一个都不能少，否则就没有意义。翁蔡不仅“共进退”，更是“共存亡”的连体婴。

回教党长老聂阿兹从马华特大获得灵感，日前也建议党召开一场特大，以解决党内一些领袖要跟巫统合作的思想污染问题。

从聂阿兹的出发点来看，这场特大随时会落得如翁蔡二选一的局面那样，演变成不是聂阿兹死就是哈迪阿旺亡的恶战。这样的特大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很容易把问题搞得特别大，难怪回教党诸公一听聂老之言，即神经紧绷、紧张兮兮，而聂老较后也放软姿态。看来德高望重的他更早看透，如果渡尽劫波后，到头来不免一笑泯恩仇，何苦嘛！

（本文刊登于10月28日《星洲日报》六日谭，照片来源：星洲日报网站）

制度化撥款全國獨中

musa427@yahoo.com (张以勒) — Fri, 23 Oct 2009 02:06:00 +0000

霹雳州行政议员马汉顺日前与州内9所独中开会后达致共识，将拨出360万的常年拨款予州内独中；而有关独中同意接受此项拨款，同时搁置（不是放弃）之前民联州政府承诺的以地养校计划。这个课题已引发州政府与在野党之间的争辩。

制度化拨款和以地养校，到底何者更好，终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以地养校的优点在于让校方手握实物（土地），真正拥有一项固定资产，这项资产让独中可以不受政治气候、政权更迭等因素的影响而获取一份固定收入；但另一方面，这项收入当然也有风险，因为有关土地的经营毕竟如其它经济活动一样，得承担投资亏损、资本回收、市场景气、经济状况等无可避免的风险，若经营不当，以地养校计划不一定能保障独中的收入。

制度化拨款则可规避经济景气方面的因素，让独中在任何经济状况下都能得到政府拨款的资助，拥有固定的经费来源；而人们顾虑的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人们担心州政府可能基于各种理由，或取消、或拖延发放、或裁减拨款数额，因此霹雳独中要求州政府将有关拨款白纸黑字列进官方公文，纳为财政预算案的固定项目，定为政策，乃明智之举。

回归中道的有利条件

当然，若制度化拨款和以地养校能两者兼得，而不是二选其一，那确是皆大欢喜。但若以全国情况来衡量，由于各州在地理形貌、经济发展水平、工商业化程度，乃至种族结构上的差异，不见得每一个州属都能推行以地养校计划，例如雪州民联政府早前就以政府土地有限为由，而拒绝州内独中的以地养校计划，而同属民联执政的吉打，则不仅同样以土地不足为由拒绝以地养校计划，也没有发放固定拨款予州内独中。

进一步而言，若以地养校计划只能在一些州属落实，而不是在全国所有州属统一实施，那么不仅可能让不同州属之间的华社心理上感觉不公，也会给马来种族主义分子见缝插针的机会，在马来人土地、马来人主权等话题上大做文章，制造族群紧张；而在这方面，制度化拨款的阻力则相对没那么大。

若霹雳州的独中固定拨款政策得以实施，那么该州将是继柔佛、雪州和槟城政府后落实此项政策的州属，这对州内独中固然是好消息；而州内独中强调他们并未放弃以地养校计划，也是恰当、周全的决策，因为如果能结合两项政策，独中可说在根本上解决经费来源的老问题，从此可将全副心力用于办学兴教。

霹雳民联除了继续监督州政府以真正落实制度化拨款独中，并要求政府实施以地养校，其实他们更应该做的是也督促民联同僚在民联州属推行同样的政策，尤其是在回教党主导的吉打；至于国阵，在首相纳吉倡导“一个马来西亚”口号，以及最近巫统大会极力打造中庸“全民政党”形象、联邦政府政策开始回归中道路线的有利条件下，各成员党，尤其是华基政党，更应该致力在全国所有州属推动落实制度化拨款独中，而不是仅止于柔佛和霹雳。

根据目前霹雳州政府与州内独中达成的共识，州政府只要每年支出360万，就能让9所独中拥有常年的固定经费来源；看看每年国家总稽查报告里让人瞠目结舌的天文级超额开支，制度化拨款独中有什么难呢！

（本文刊登于10月23日《星洲日报》言路，标题“捐助独中应制度化”，署名“慕洒”，照片来源：当今大马）

這牌局，得重新開始

musa427@yahoo.com (张以勒) — Fri, 16 Oct 2009 15:27:00 +0000

翁诗杰又一次不按牌理出牌，不仅留任马华总会长之职，更援引总会长权力，指示召开双十特大后的另一场特大，让中央代表议决是否重选中委会。翁诗杰此举无疑是把双十特大后逐渐明朗化的马华权力布局，以强硬手腕全盘打乱，迫使党内各派势力重新洗牌，大家进场再玩一铺。

如今的局面，比较双十特大的结果还要诡谲和险恶万倍，整个马华宣告进入真正的战国时代。在混乱无比的局面中，有几条基本线索可以窥探：

翁诗杰的最后豪赌

一、翁诗杰在PKFZ和双十特大后，再次把自己的命运押上赌桌，所不同的是，这一次才真正是他最大也是最后一次的政治豪赌。双十特大的结果，翁诗杰基于政治道义和事前诺言，只有下台一途——当然，下台还有好几种方式，包括立即辞职、以过渡形式交棒等；但如此一走，他在大马政治史或马华党史的历史定位，最多只会有如此评价：“翁诗杰在担任马华总会长后推动一系列党改革计划，以带领党走出低潮，但不幸的是在不到一年时间，在2009年10月10日特大中被投以不信任票，翁诗杰坦然接受特大结果，辞去总会长职位。”或诸如此类的传记论调。

但翁诗杰不会甘于这样的历史定位，正确的说，他根本不愿屈服于命运的安排，所以他决定跟命运再赌一次，而且这次是真正押上一切的人生豪赌——输了，就再没有体面下台的机会，在马华党史中只会留下更难堪的历史定位；赢了，就可以扭转乾坤，领导马华并交出政绩，从而改写日后历史对他的评价。

翁诗杰拒绝体面下台，他决定打这一场最后的战役；成王败寇、是非褒贬，是英雄是狗熊，在此一举。

马华史上最牛总会长

二、翁诗杰的决定出乎意料，也在常理之中，说到底，好勇斗狠本来就是翁诗杰的性格。翁诗杰的从政历程，就是一路斗上来的，往日他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今天他在双十特大虽然栽了个大筋斗，却不改本性，即使剩下最后一口气，也要跟你战斗到底。

双十特大，一半中央代表对翁诗杰投下了不信任票，首相纳吉暗示他应该离开，巫统喉舌《马来西亚前锋报》叫嚣他必须辞职，蔡派要他滚蛋，舆论要他遵守承诺，昔日伙伴的中委成员们也开始做好接班准备了，但翁诗杰还是选择使出这最后的搏浪一击，不顾巫统旨意、不顾众叛亲离、不顾舆论质疑。翁诗杰的倔强，比起林仓佑、梁维泮、陈群川等只有过之而无不及；马华历任总会长，最牛的要算他了。

翁诗杰和蔡细历其实都是战斗型的枭雄人物，有着遇强逾强、越战越勇、打不死的顽强个性，马华在308挫折后，让一个战斗型的强势领袖来领导，应该是许多党员的普遍愿望；但老天爷偏偏把两个强人摆在历史的交汇点，最终落得两败俱伤的结局。

翁派陷入孤立状态

三、翁诗杰此举可视为对整个中委会的复仇行动，尤其是对那些之前与他站在同一阵线、誓言与他共同进退，而如今在他特大失利后还未呈辞就开始进行权力安排的中委成员们（也就是所谓的挺翁人士）。早前马华会长理事会开除蔡细历，以及较后中委会的减刑决定，不管会长理事会或中委会成员都多次强调是集体决定，且确实有人说过会与翁诗杰集体负责、共同进退；但特大的结果却最终由翁诗杰一人承担，应该离开的只有他，如此一来，翁诗杰不会甘心。

这就是翁诗杰在他的声明中所谓的“特别代表大会是因为纪律惩处事件引发，而有关结果则是集体所作的议决。换言之，是党的领导层集体决策，不是一个人独断决定。”而他的复仇手法，就是把所有中委会成员逼上审判台——通过特大促成现任中委会的解散和重选，让这些他认为已“背叛”他的中委成员再一次面对党选的考验，最重要的是，让他们不得不面对落选的风险。

翁诗杰的这一局豪赌，连众马华领袖的官位和党职都一并押上去了，但如此一来，翁诗杰无疑是跟之前的挺翁人马，也就是几乎整个中委会对立起来了。因此，如今马华的最高领导层，除了处于弱势的蔡派人马，当权派实际上已分为“总会长派”（翁派）与“中委派”（目前看来廖中莱是领军人物），其中后者在人数上占了多数。

眼下的所谓当权派，到底是总会长派还是中委派，是目前局势最吊诡的系数。另一方面，翁派要召开特大以决定中委是否重选的行动虽然符合蔡派意愿，蔡派可以表示支持，但不大可能会跟翁派联手对抗中委派，反而会趁机紧咬翁诗杰食言的议题，要求他辞去总会长职。

换句话说，翁诗杰，正确而言是翁派，如今是真正陷入一种完全孤立的状态。当上马华总会长的翁诗杰，兜兜转转，最终又回到他昔日的独行之路，后人在读到这一段历史时，或许只能唏嘘：翁诗杰终究是翁诗杰！而更吊诡的是，马华公会终究也走不出老大老二对立的宿命，只是这场斗争的主角，从上周的翁蔡，一夜之间变成了翁廖。天意之弄人，不过如此！

权斗模式复杂诡谲

四、马华双十特大后的权力布局被翁诗杰全盘打乱，各路势力被迫重新洗牌就位，除了当权派分裂成总会长派和中委派，其它主要派系尚包括实力雄厚、伺机而动的蔡派，以及在场外虎视眈眈的林派（林祥才）、黄派（黄家泉）、冯派（冯镇安）等老A队派系。在第二场特大召开之前，这几股势力之间的纵横捭阖、折冲樽俎、明争暗斗，其复杂、诡谲、变幻、险恶的程度，将是马华党史上绝无仅有；因为这几股势力之间的权斗模式，将重复出现或重叠出现好几种方程式：

总会长派VS中委派+蔡派；总会长派+中委派VS蔡派；总会长派+蔡派VS中委派；总会长派+中委派VS蔡派+林派+黄派+冯派；总会长派+蔡派+林派+黄派+冯派VS中委派；总会长派VS中委派+蔡派+林派+黄派+冯派；等等组合模式。这是一场任何派系都根本无法作出任何准确计算、也对结果没有任何把握的权力斗争。

特大议案的可能发展

五、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场特大的提案，即是否重选中委会，所埋下的可能发展。如果这项议案获得通过，那意味着马华在本年度的常年代表大会和特大结束后，就马上要迎来一场党选，到时候除了翁诗杰和蔡细历可能竞选总会长职，廖中莱、江作汉、冯镇安、黄家泉等也可以参选，至于署理总会长和副总会长等职位的竞争情况更是难以逆料。简言之，根本没有人可以想象到时候的那场党选到底会打成什么样子。

但如果特大议案被否决呢？那表示现任领导层将保留，但问题是，翁诗杰到时会留任总会长吗？如果他留任，那么他与署理总会长廖中莱以及其余中委的裂痕，将埋下另一场党争的伏线。

纳吉被迫介入解套？

六、这个僵局的最坏情况，甚至可能演变成如同80年代绵延20个月的梁陈党争；但环顾整个马华，实际上已没有任何一个大老有足够的威望、魄力和资源，能够解套当前的僵局，更甭说统一、整合马华上下。目前看来唯有首相纳吉介入，才能真正解决整个纷争，但如此一来，马华党史又得蒙上另一个被巫统插手干预党务的污点了。

纳吉最新的一项言论，即马华党争的解决方案必须符合法理、道德、政治三大原则，其意思其实显而易见——翁蔡都应该走人；而纳吉最终被迫采取的手段，或许就是革除翁诗杰和蔡细历的交通部长及国阵总协调职位。

只是，在这一盘被彻底颠覆、重新开始的牌局中，纳吉能否摸到他要的那张底牌，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十足把握。

（照片来源：翁诗杰网站、当今大马）

山裡没了虎

musa427@yahoo.com (张以勒) — Wed, 14 Oct 2009 01:05:00 +0000

马华双十特大成绩留下许多解读的空间，也埋下太多发展的可能。有人说是最好的收场，也有人说是最坏的结果，至于要如何收拾这残局，更是众声喧哗。稍微有点危机意识的人就应该看到，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各路党内大老和诸侯怎么解读，不是华社怎么解读，而是巫统如何解读特大的结局。

如果我是巫统或其它国阵成员党，现在最明智、最符合利益的做法，就是在马华群雄混战、局势不明的千载难逢时刻，发动内阁改组，借机削减马华正副部长职位。

首相纳吉在上任后实施关键绩效指标（KPI），不是说过要每半年一次评估各部长们的表现吗？此其时也：一、马华群龙无首，若巫统和成员党走这一步棋，别说现在还不知谁能代表马华去周旋和谈判，就是要选出或确定这个能够代表马华的人（也就是总会长），党内同志也必得自己先乱一番。

四分五裂任人鱼肉

二、巫统在峇眼槟榔漂亮胜出，意气风发，是发难的绝妙时候，延续早前《大马局内人》关于削减国阵成员党议席的论调，公告天下巫统不必靠马华和国大党，凭自己就可以争取华印裔选民支持，为何要让马华继续坐拥4正7副部长位？

1969年大选马华大败，结果让巫统趁机扩大联盟，成立国阵，马华与巫统平起平坐的地位从此如大江东去。如果弱势的马华无法抗衡巫统，那四分五裂的马华岂不是要任人鱼肉？

马华各方人马大可对是否由中委会选出新老大老二、还是重新党选的问题继续争论，但要小心特大那一幕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历史重演，更要提防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悲剧发生。只要能夺走马华一两个部长、两三个副部长职，巫统或其它成员党就利很大，马华就伤很大了。

曹智雄在特大前曾说过一山不能藏二虎的话，可一众中央代表比他可爱，他们高兴时把两只老虎放在一座山，不高兴时又把两只老虎一起请出山，眼下山里没了虎，又要为找回一只新虎而烦乱；但更大的问题是，他们有办法除掉自己山里的虎，却除不掉别座山里的虎，更无法阻止他山之虎来自己山里咆哮。

说到底，这个山大王的位子，还是得由一只老虎来担当大任啊！

（本文刊登于2009年10月14日《星洲日报》六日谭）

他們在黑暗中屠龍

musa427@yahoo.com (张以勒) — Sun, 11 Oct 2009 15:03:00 +0000

马华2300余名中央代表在双十特大作出惊人决定，造成翁蔡（可能）齐走的局面。这到底是所有纷争的一个结束，还是更大乱局的才要开始，视乎特大过后马华内外元素的演变。

事后孔明，我们如今回溯翁蔡之争的整个过程，有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现在看起来似乎是翁蔡两方人马的“误判形势”，同时更是值得广大马华党员反思自省的教训：

一、两方人马由始至终都自信满满，相信己方可以胜出，无论是初期的蔡派先拔头筹，还是后期翁派的后市看起，双方对于敌我支持率的研判基本上维持在六四比例，即认为己方有六成支持率，而对方是四成。以双方的攻防策略来看，这种研读并不像是仅仅在“虚张声势”，而是双方有一定根据的分析。

如果一个战场只有两方参战者，为何双方都会认定自己有胜算？是不是有人一直在向双方智囊或支持者不断释放他们有胜算的讯息，让双方人马都误判形势？如果有的话，那到底是谁或哪一股势力？

兄弟吵闹要有底线

二、翁蔡两方，包括两人本身和他们的支持者，从去年党选结束后，就不断互相攻击指责，到了会长理事会正式开除蔡细历，双方人马互相贬损、诋毁、谩骂、抹黑的手段和程度，更是无所不用其极，非把对方踩烂踩死方休。其实双方都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的囚徒困境：我方为了胜利，非把他打烂不可，而他被我打烂后，又不能不把我打得更烂——于是，双方的共同处境是，在把对方越打越烂的同时，自己也越来越烂，最后两人一起烂了，中央代表怎么选？只好让两人都离开。

这部分是所有马华领袖和党员最必须反思的经验。人们其实不会抗拒一个政党发生党争，因为党内纷争本来就是政党政治的常态，古今中外、古往今来皆如此；社会在意的，或者说党员在意的，是党争怎么打。家里的兄弟吵架，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兄弟之间不管怎么吵、怎么闹，肯定有某种底线，有些话是无论任何不能说的，有些行为是无论如何不能做的。

马华党章或党员行为守则不会也不可能巨细靡遗的明文规定，党员们在党争时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但大家都应该心里明白，不管如何反目成仇，都必须有一条底线；那条底线，就是大家说到底是同志而不是寇仇。

党争没有问题，关键是党争的斗争思维要从“我输了怎么办”扭转为“对方赢了怎么前进”——我们不仅要有接受自己失败的心理准备，还更需要有接受对方胜利的心理准备。如果在党争的过程中，双方都被对方打得烂无可烂，最终无论哪一方胜出，无论哪一方领导，输的是整个党。这个道理放诸所有社团组织皆准。

第三势力若隐若现

三、所谓第三势力在翁蔡之间暗中行事的传闻，在整个党争过程中，始终间断出现，若有若无、似真还假。媒体在报导第三势力的新闻时，普遍上采用“根据消息来源/消息人士”的说法，这些消息来源到底是谁？回到第二点而论，双方之所以会极力打烂对方，就是因为双方皆认定只有一个敌人，把这个敌人打烂了，己方就赢，结果陷入越打越烂而自己也越来越烂的囚徒局面；两方都烂无可烂，最后谁得利呢？就是那个始终看不见的第三个参赛者。

如果真有第三势力，那么这股势力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始终维持一种不露面，甚至不浮面，但又让你隐隐约约感觉到他们存在的微妙状态；这股势力高明的地方，还在于他们让翁蔡双方都认为根本没有所谓第三势力，或者咬定这第三势力充其量只是一些搅局者、捣乱者，根本不成气候，所以也就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但是，这股势力最高明的地方更在于，即使到了今天，到了特大结束后，我们还只能说“如果真有第三势力”，我们还根本无法确定他的存在、他做了什么。

当那位碌碌无名的陈家全先生表示他代表第三势力发言，呼吁中央代表“除翁去蔡”时，有多少人把他当回事？最后的结果却真的是“除翁去蔡”！他们在黑暗中成功屠龙，而我们至今不知道他们是谁，甚至不敢肯定是他们做的。

如果真有第三势力，他们背后的操盘手到底是何方神圣？纵观全局，有需要、有能力、有管道介入这次党争的，不外两个方面：巫统或马华党内元老。

巫统操盘翁蔡之争？

如果是巫统，介入的理由很明显：他们不想要翁诗杰，因为他的强悍态度和执拗性格，会让国阵开罪马来右派人士，看看之前某些马来保守组织对翁的抨击，其实和巫统攻击行动党的华人种族主义说法相近；巫统也不能要蔡细历，除了他之前也曾得罪马来右翼团体，更因为其性爱光碟事件将让巫统被回教党的宗教道德攻势攻击得没有还手之力，也无法继续以鸡奸罪名来攻击安华。对巫统来说，最好的结果是翁蔡齐走。

翁蔡齐走的结局出乎翁蔡双方意料之外，但谁知道，也许翁蔡之争本来就是一早策划好的一盘局，也许不管是翁是蔡，以及双方的智囊或支持者，其实都成了别人的棋子，一个把对方拉下马、促成翁蔡齐下的棋子呢？

或许，双十特大的翁蔡两败俱伤，尤其是翁诗杰的意外失利，将是继李三春在声望顶峰上突然隐退、陈群川在好不容易登上大位后因新泛电事件急流勇退后，马华党史上的另一个不解之谜。

只是现在最重要的是，特大结果虽然出来了，这盘棋局仍然是一片诡谲，翁蔡由于被扯了后腿，如今双方都惊觉第三势力的暗中布阵，让形势更为复杂叵测；三方在黑暗中行军，马华的大局，却必须在12月31日，也就是召开年度代表大会的截止日期之前定鼎。

（照片来源：当今大马）

用東方智慧建構綠色合作

musa427@yahoo.com (张以勒) — Thu, 08 Oct 2009 00:56:00 +0000

天然资源及环境部日前宣布，我国将从明年起停止进口含氯氟碳化合物（CFC）等几种破坏大气层的产品，以减少有关产品的使用量；而在未来数年至数十年，其它各种类的消耗大气层物（ODS）亦将陆续被减少进口并停止使用。这些无疑都是政府积极推动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的重要措施。

惟，正如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在《风险中的世界》一书针对全球环境危机中“风险公平”的议题所陈述的那样，环保的主要矛盾在于某个地方的人做的事情，其风险或后果却由其它地方的居民承受。换言之，即便大马本身积极推动环保，也无法保证国内不受环境污染之害，因为我们还得承受来自邻国，甚或远在千里之外的外国人民因破坏自然环境而带来的恶果。

发展东盟绿色经济

因此环保不是做好本分就能自保，可以自扫门前雪的事情。大马政府除了进行本身的环保工作，还有必要积极主动的推动跨国，至少是区域性的环保合作；而开展这类合作的最基本、最重要平台，就是东盟组织。

合作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各国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是东盟合作关系中的一部分，大马如何在这个合作脉络的基础上，发挥大马作为重要成员国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充分运用并深化盟国之间在环保政策上的协同、联动作业，推广绿色教育、发展绿色经济、开拓绿色市场及实现绿色社会，这是大马政府和民间应该主动思考，也可以积极扮演的角色。

东盟绿色合作第一个最需要解决的环境问题，就是源自印尼部分农民烧芭垦殖活动，而导致的季节性烟霾灾害。

早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宣佈抗暖化的4点计划及目标，包括加强节能减排、大力推动再生能源、发展绿色经济和提高森林面积，使中国一举成为对抗全球暖化的先锋，为国际减碳环保合作、抗击全球暖化注入新的动力和希望。

大马和东盟可把握中国积极投入生态环保的契机，善用10+1（东盟+中国）以至10+3（东盟+中日韩）的框架，引进学习日韩两国先进的环保技术，结合中国绿色投资与绿色市场，全面开发和推进东亚与东南亚区域的绿色经济。

和谐之道的新价值

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儒家文化圈的东亚三国中日韩，还是儒、回、佛、梵文明大熔炉的东南亚十国，在这些国家或文明之间，其实有一个文化上的“共识”，即强调“和谐”的哲学。东方社会主张天人合一、适可而止、过犹不及、物极必反、阴阳调和、五行相生相克等思想，不仅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也追求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和乐；这与西方凸显民主、自由思想的文化虽有不同，但同时能对西方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物质主义起到制衡、抵消或克制作用。

“和谐之道”是东方人古老的智慧，可是在人欲横流、功利至上、生态灭绝的今天，却可以释放崭新的价值，发挥先进的作用，更可以成为东亚各国构建绿色合作的文化纽带，引领世人实现人与人、人与天之间的和平共处。

近日由于天灾人祸的频仍发生，部分地方的灾情程度甚至空前少见，不断冲击人类的信心与情绪，因此种种关于“世界末日”的说法甚嚣尘上。回顾历史，“世界末日”的传闻往往在灾难涌现、人心彷徨的时刻趁机冒出。与其毫无来由的担惊受怕，不如实实在在的从东方智慧的“和谐之道”中寻找共识与力量，积极参与并推动环保。

（本文刊登于2009年10月8日《星洲日报》言路，标题“建构跨国绿色合作平台”，署名“墨工”）

再没有神蹟給他們看

musa427@yahoo.com (张以勒) — Wed, 30 Sep 2009 01:12:00 +0000

《圣经》马太福音12章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要求耶稣显个神迹给他们看，目的是要试探耶稣，但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

所谓约拿的神迹，说的是旧约时代的先知约拿在大鱼肚腹里困了三天三夜后，活生生被救出来的典故。在一个邪恶淫乱、信仰崩溃的时代，最可怕的其实不是没有了神迹，而是人们不再相信神迹；即便一个真真实实的奇迹在眼前发生，人们也无动于衷，只有像约拿的神迹那样惊天动地者，人心才稍微为之而动。

所以“再没有神迹”并不是说真的没有了神迹，而是人们根本不把神迹当神迹。类似的麻木，与上周国际透明组织公布《2009年环球贪污报告》里所说的，“贪污已成为大马人的生活习性”，听起来就像是同一写照。大马人对贪污现象几近麻木了！

有关报告特别点出PKFZ丑闻，根据港务局专案小组之前的调查，自贸区发展商KDSB涉嫌报大数的金额高达15亿令吉。15亿令吉是什么概念？政府早前的第二振兴经济配套为20所新建华小共拨出近1亿令吉款项，以此类推，15亿令吉等于可以兴建300所华小。

报告提出PKFZ丑闻中官商勾结的“旋转门”现象；由众多利益关系者（stakeholder）之间纠结成的复杂关系网中，何止“政商勾结”，许多简直就是政商合体的“变形金刚”。这些政商合体者在“旋转门”中任意进出游走，乍看是为民父母的政治显要，转眼又是经营买卖的商业巨贾，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个中的图谱，直教平民百姓瞧得晕头转向。

如果政府一边高喊以民为主、绩效为先，另一边却继续对这种政商勾结、政商合体的体制毒瘤视而不见；如果媒体只对这些政商集团的爆内幕趋之若鹜，却对于追究它们的敛财手法兴致索然；如果群众为这些政商集团的慈眉善目或英勇外貌而感动涕零，却对它们的狼狈吃相无动于衷——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一个比“再没有神迹”更可怕的年代——一个“再没有贪腐”的年代，并不是因为贪腐消失了，而是因为我们再也不把贪腐当回事，我们再也不把贪腐当作是贪腐。

（本文刊登于9月30日《星洲日报》六日谭，照片来源：当今大马）

李三春的“三打路綫”

musa427@yahoo.com (张以勒) — Wed, 16 Sep 2009 00:21:00 +0000

一个组织要保持生命力，就要不断寻找活下去的理由；一个组织要保持战斗力，就要让自己一直在战斗。所谓活下去的理由，说的是组织的理念和路线，而要让自己一直战斗，需要的是鉴定敌人和打倒敌人。后者看来比前者简单直接得多，但两者其实是一体两面——你要打败敌人，首先必须知道自己为了什么活下去；而你要活下去，就不能不打败敌人。

因为有强大的敌人，才有战斗力，在商业理论里，这叫“鲶鱼效应”。在中国历史上，完成统一大业的秦国、草创初年的汉、清两朝，是经典的例子。在马华党史上，第四任总会长李三春有一条“三打路线”，奉行的就是这套理论。

李三春接手的是一个从1969年大选颓败过后、“半生不死”（时任副首相敦伊斯迈语）的马华，他如何复原马华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他提出五大计划，这是马华活下去的理由；而“三打路线”，是为马华找回战斗力的手段。所谓三打，先打党内劲敌曾永森，次打党外天敌行动党，再打亦敌亦友的巫统。

汇聚党意民意

1979年马华党选，李三春在民间舆论倾向曾永森的情况下，稳打稳扎拿下后者，成功卫冕总会长职；这一仗打掉了党内劲敌，打稳了党意根基。1982年全国大选，李三春移师芙蓉撼倒行动党党魁兼创党人曾敏兴，险中求胜；这一仗打败了党外天敌，打回了马华的民意基础。

打倒了党内党外的敌人，打稳了党意和民意，李三春的第三打，就不能不打巫统，这是历史必然引导他来到的一个阶段。早在1979年6月杪，李三春就带领马华中委会要员，针对大学收生配额对华人严重不公的问题，跟当时的首相胡先翁谈判，最终谈出一个土著55%对非土著45%的“628方案”。李三春此举是在打败曾永森和曾敏兴之前，那么，在他汇聚党意民意于一手后，筹码大增，他会跟巫统谈什么？巫统自然更为不安。

其次，他在大选中提出“突破”的口号，到底向谁要突破？马华的突破口从来都不在党内或行动党，而是在巫统，因为由巫统一党独大的国阵框架才始终是马华的关键局限。再者，李三春以马华总会长之尊，直挑并一举打败反对党大老，这在大马历史上寥寥可数，巫统主席就从来没去挑战过回教党主席，李三春之举，让巫统惴惴。

考验胆识手腕

李三春在1983年声望攀上巅峰时骤然引退，江湖传言巫统在背后操作。2000年他接受《亚洲周刊》访问，说道：“我到芙蓉和曾敏兴竞选时要证明马华公会可以得到华人的支援，马华公会不是靠马来人才中选的，这样政府会更重视华人的代表。但是，芙蓉的胜利不容易，巫统高层官员在背后破坏我，支援我的马来选票不多，他们并不喜欢我的做法。”多少印证了这个说法。

马华与巫统的关系，是华社最在意但偏偏是马华最难处理好的问题，它一代一代的考验着马华总会长的胆识与手腕。今天的翁诗杰会走上李三春当年的“三打路线”吗？彻查PKFZ是不是一个突破口？或者说，翁诗杰和蔡细历之间，谁比较可能是李三春？先看第一回合的斗争结果再说吧。

（本文原稿刊登于9月16日《星洲日报》六日谭）

搜查PKFZ（三）：切除自貿區毒瘤勿手軟

musa427@yahoo.com (张以勒) — Wed, 09 Sep 2009 00:53:00 +0000

内阁预料将于今天（9日）对PKFZ弊案专案小组的调查报告作出定夺；这是自首相署正式声明支持交通部长翁诗杰彻查弊案，及较后自贸区主要承包商KDSB亿元户头遭警方冻结后，PKFZ事件值得注意的最新发展。

首相纳吉早前曾表示，政府非常关注PKFZ的前景，从长远发展来看，这当然没错。PKFZ本是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目标是把巴生港口发展为全国及区域性的货运中心；但关键是，要确保PKFZ的成功，就必须从建立投资者对计划的信心开始，而这又得从保障计划的正常发展为基础，因此切除PKFZ弊案毒瘤正是政府不能不坚定进行的手术。

愿不愿抓大鱼？

切除贪腐毒瘤，不外“翻案”和“斩首”两项。从普华永道厚厚一份的PKFZ审计报告，到后来专案小组的调查报告，“翻案”工作基本上已由交通部长翁诗杰完成，有关报告并已呈交反贪委员会等执法单位。在这之后，执法单位对于报告所揭露的涉案人士进行调查，甚至展开执法，则是在翻案过后，揪出罪魁祸首的必要行动。

PKFZ弊案的涉案者，除了报告所揭示的KDSB主席张庆信、港务局前总经理冯惠珠等涉嫌串联索款高达14亿的5造人士，这个大马史上空前的大弊案，背后有没有更大的黑手，包括曾经位高权重的巫统和马华前朝政要？政府准备调查得多深入、愿不愿意抓大鱼？这关乎现任政府将在多大程度上与前朝贪腐切割，以挽救PKFZ，以及更重要的，挽救国阵形象。

自从翁诗杰决定彻查PKFZ弊案开始，到整个调查过程的进行，舆论普遍认为翁诗杰在孤军作战，其官位和党职也看起来开始不稳当，因为除了那篇马华7名正副部长表示支持的联合声明以外，其他内阁同僚基本上保持沉默，而在马华党内，翁诗杰也没有获得广泛声援。

交出调查成果

但是，到了调查开始产生实质成果，数份报告相继出炉并公布，政府立场亦随之明朗，首相署首次正式声明支持翁诗杰后，警方亦采取冻结KDSB户头的动作；可见翁诗杰在沉着应战数月之后，交出调查成果，终于成功赢取相当民意，甚至一开始与之针锋相对的行动党，也不得不支持他，从而扭转孤军作战的劣势。内阁本次讨论，会否顺着这种形势发展，采取进一步行动，彻底切割PKFZ毒瘤，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还有，因翁诗杰调查PKFZ而牵扯出来的几个话题，包括千万令吉献金、翁诗杰坐“霸王机”、张庆信要翁诗杰公开户口、马华翁蔡斗争特大等，纳吉除了曾针对翁蔡之争表示“不插手马华党务”之外，并不曾对其它课题发表过任何公开谈话，其实关键就在首相署支持翁诗杰彻查PKFZ弊案那篇声明，其讯息再明显不过：PKFZ真相才是真正的重点！

（本文刊登于9月9日《星洲日报》言路，题目“切除PKFZ毒瘤勿手软”）

閱讀·國慶

musa427@yahoo.com (张以勒) — Wed, 02 Sep 2009 00:44:00 +0000

早前在台湾评论人杨照的讲座上，他的一些发言让我感悟特别深刻，大意是建议人们不妨多阅读那些自己不曾读过、不想要读或不熟悉的书籍；因为人如果老是只检自己喜欢的、熟悉的书来看，将很难有更多提升和进步。

50年代冷战时期，中台之间意识鲜明对峙，两岸各有禁书，限制了两个社会的阅读视野。今天，许多什么意识形态和冷战格局早已烟消云散，互联网更让“禁书”走入历史，但仍有一种叫做“刻板印象”的东西在限制着我们的阅读胸襟。

因为刻板印象，我们仅仅是看了书本的作者、书名、封面设计、内容简介，就不假思索的说“这本书不适合我看”、“这本书不好看”；许多好书，或许就这样错过了。

最大心障是觉得自己无心障

刻版印象还让我们不断理所当然的老调重弹。每年国庆日一到，最常听到人们说的、看到人们写的，就是什么“往往是一小撮的种族主义分子，破坏我们族群之间的和谐”，差不多都成为了鼓吹国民团结的应景话；似乎种族主义分子永远只有“一小撮”，而且似乎“我们”永远都不是种族主义分子，种族主义与善良的“我们”无关。

如果那么“一小撮”的种族主义分子就能破坏整个国家的族群和谐，那“我们”的抵抗力也太不济了吧；如果“我们”本身完全与种族主义隔缘，会那么容易被那“一小撮”的人破坏“我们”的和谐吗？认为种族主义的人永远只有“一小撮”，认为“我们”绝对没有种族主义，就是一种刻板印象。

许多人自认为心态很开放、多元和包容，其实觉得自己没有刻板印象，这本身就是一种刻板印象，而且是最难破除的刻板印象——最大的心障，就是觉得自己没有心障。

刚结束的第四届海外华文书市，如果我们是为了寻找想看的书、喜欢的书入场，那明年我们不妨去找找那些自己不曾读过、没想过要读、不熟悉的书籍；而今年的国庆月，我们也不妨用另一个角度、高度和宽度，去阅读国庆，阅读马来西亚，阅读马来西亚人，还有阅读自己的刻板印象。

（本文刊登于9月2日《星洲日报》六日谭）

他為國家奉獻一生，國家囚禁了他的晚年——《國家的囚徒》讀後感

musa427@yahoo.com (张以勒) — Sun, 23 Aug 2009 16:05:00 +0000

关于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材料，我读得不多，对赵紫阳其人其事也没有深入研究；这两方面认识的匮乏，《国家的囚徒》当然无法完全弥补，但它无疑是最重要的其中一部著作。

赵紫阳，1919年生于中国河南省滑县桑村乡赵庄，1932年（13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8年加入共产党，较后主要任官广东省，直到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以至被夺权，1971年始复职；1975年（56岁）出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翌年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开始主持四川的农村经济改革，调整四川经济政策，进行扩大农民自主权和企业自主权等试点改革工作，成绩斐然，声名鹊起。

1980年，61岁的赵紫阳调中央工作，历任中央数职，同年9月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着手策划和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政策，1987年取代胡耀邦任总书记。1989年“六四”事件，70岁的赵紫阳以“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罪名被罢免，自当年6月开始到2005年1月去世为止，他一直被软禁于北京住所。

对经济改革的热情

赵紫阳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充满热情和理想，《国家的囚徒》的逾半篇幅，从第三部分至第五部分（即第十章至第三十三章），基本上就是赵紫阳谈他对改革中国经济的想法和理念、推动经济改革开放的具体政策和战略、在改革开放的问题上如何与共产党保守极左势力进行角力，以及他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理想等。从书中所见，经济改革这一部分应是赵紫阳最引以为豪和享受其中的工作。

人们常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实际上赵紫阳是真正在台前幕后构思、策划、推动、执行的主要人物；当然，正如赵紫阳在书中一再提及的，若没有邓小平的支持，他不可能抵挡得住中共老人的保守极左势力一再的阻挠，而顺畅展开改革中国经济的大蓝图。在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上，邓小平很信任赵紫阳，给他很大的支持，两人一直保持很好的默契，这种良好的关系直到“六四”事件才破裂。

至于政治改革方面，赵紫阳在书里坦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的注意力集中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完全没有注意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对我们（中国）的基本政治体制，没有想到要作什么大的改变。”当时有一个陕西的工人写信给赵紫阳，认为赵是“经济上的改革派，但在政治上是个保守派”，赵夕阳说：“这确实符合我当时思想实际的”。

赵紫阳不曾在民主国度里长居过，没有亲身体验过民主制度，他读过的关于民主理论和体制的书大概也不会多，或者不会深入。像他那样终其一生身处于中国共产党极权体制，并长期在这个体制的权力核心里掌握实权大权的共产党人，是如何理解民主、体会民主，或更准确而言，是如何领悟民主的呢？

对民主的自觉认知

实际上，赵紫阳正是在推动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领悟了民主，这是一种自觉自发的、逐步升华的认知过程，从实际的经验中，意识到了民主的重要性和优越性。他在书中说：“引起我重视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主要的是我从经济改革方面认识到政治改革的必要性。”

为什么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会凸显政治改革、建立民主制度的必要性呢？依据赵紫阳本身的体会，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赵紫阳说：“没有政治方面的改革，经济改革很难深入下去。而且没有政治方面的改革，支持改革的力量也很难充分发挥作用。”这里指的是支撑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当时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顺畅运作的各种制度建构，涉及公司法、土地法、产权法等立法领域的改革。

二、再直接引述赵紫阳的话，“改革中遇到的各种社会矛盾，没有政治改革也很难得到妥善解决。比如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钱权交易、以权谋私，就是一个没有社会监督的大问题。”这里指涉的就包括了司法独立、言论自由、媒体自主等政治方面的改革。

三、赵紫阳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关于“六四”的自辩发言》如此说到：“我原来曾想，只要把经济体制改革搞好，把经济发展起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人民就会满意，社会安定，但后来发现，情况不完全这样。人民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提高以后，政治参与意识、民主意识都会增强，如果思想教育跟不上，民主法制建设跟不上，社会仍然不稳定。”这里说的是人民的公民意识提升、对自身应有的权利和自由的觉醒后，对民主和法治社会的必然追求。

这三个方面，让赵紫阳自觉的、逐步的认知了民主，以至最终得出了“西方议会制度是现在可以找到的最好的政治体制、民主形式”的结论——当然，这个结论是赵紫阳在晚年被囚禁时，对民主制度有了更丰富、更广泛、更深入、更严谨的思考后，收录在《国家的囚徒》中的想法，在他仍然是国家领导时，即便决心要推动政治改革，但还不至于要一蹴而就到“西方议会制度”中，而至多是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

更重要的是，赵紫阳认知民主的这个过程，对我们最大的启发是，任何国家和社会要发展经济，要追求国民生活品质的进步、要追求国力的提升和进步，建设民主制度其实是一个回避不了的必然选择，差别只在时间上的早晚，以及过程上的治乱而已。

民主制度的道德性

在赵紫阳逐步领悟民主的过程中，其实还有一个更细致、更具深度的醒觉之旅。赵紫阳体认到民主法治的重要性、优越性和必要性，这基本上还是把民主当作一种工具，也就是能够保障市场经济顺畅发展、确保社会民心稳定的一种工具，而这个工具比起专制、独裁、极权的政治制度，更具有持续性，成本也低得多。

如此看待民主，则民主终究是一种工具，并不具有道德性，民主制度下的关于人权、自由、法治的价值，也不是人类与生俱来所应享有的权利。实际上，是这样吗？

如果民主只是一项更优越的“工具”，那么看得见民主的优越性的不应该仅仅是赵紫阳，他的同僚们，包括那些反对改革开放的极左势力，难道就没有或不能体验到民主的优越性吗？那似乎说不过去。他们之所以没有像赵紫阳那样坚信政治改革和坚信民主，在于他们所体认到的民主，实际上仅仅是一项工具，民主的最大价值在于其功能而不是其意义，这样的民主有着所谓的时效性和选择性，换句话说，如果当权者认为还有其它更快速、有效及低廉的解决矛盾的手段或工具，他们会毫不犹豫的舍弃民主，而采用有关手段或工具，哪怕那是武力和独裁。

但对赵紫阳而言，民主其实具有道德性，民主制度下所保障的人权、自由和法治价值，是每一个人不辨自明、不言而喻、与生俱来的权利。在面对1989年中国学潮要求“拥护宪法”、“推进民主”、“反对腐败”的冲击时，赵紫阳在中共权力核心里头独排众议，拒绝保守势力要强硬压制学潮的主意，一直强调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其具体策略就是通过对话、沟通、疏导、劝阻，甚至采纳学生和知识分子一些意见，以及更大步伐的推动政治改革，来解决这个危机。

以民主方式解决“六四”，不见得会比武力镇压更有效和快速，但赵紫阳依然坚持民主的手段，说明在其意识里，民主已不仅仅是一项工具，而是具有道德本质的。赵紫阳对民主道德性的深层认知，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察觉到。

关键就在这里，当赵紫阳已经体认到民主的道德性，他要如何继续在一个专制极权、抗拒民主和政治改革的体制里自处呢？历史迟早要把他带到一个临界点，并在这个临界点上做出抉择，而这个临界点，正是“六四”。

坚守正义的底线

1989年学潮到了5月中旬，已是难以收拾，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权力核心决定实施戒严，调军队进京，武力镇压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这就是历史要赵紫阳做出抉择的时刻了，他要继续坚持民主、相信民主吗？还是暂时放下信念，跟随权力圈子的大部分意见，向权力低头？

赵紫阳做了选择，他选择坚持信念，坚持守着正义的底线。在这个时候，已经无关经济改革的理想，也无关对民主的追求，而纯粹只有一条底线——正义的底线，赵紫阳选择了坚守这条底线；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个抉择，他以“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罪名被罢免，并遭软禁长达15年，直到去世为止——他为这个国家奉献了一生，而这个国家囚禁了他的晚年，当然，还粉碎了他的梦想。

“我要对历史负责，绝不做镇压学生的总书记。”赵紫阳的这句话被凸显在《国家的囚徒》封面上。赵紫阳之让人真正敬佩者，其实不在于他改革中国经济的成就，也不在于他对民主的认知过程，而是他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坚守正义底线的勇气。

从大局、从历史来看，赵紫阳的抉择到底正确吗？中共如果没有武力镇压“六四”学生，中国是否会如他们所担心的，将引爆一发不可收拾之全面动乱？老实说，我不知道；但历史早晚会给我们一个答案，而历史，正如杜导正所言，是人民写的。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

musa427@yahoo.com (张以勒) — Wed, 19 Aug 2009 00:37:00 +0000

从司马迁《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意旨，到孙中山“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警语，大体上都传达了同一个概念：历史是向前发展的，而且历史的前进无法逆挡。

上世纪40、50年代，民族主义是亚洲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结束被殖民命运的最有力武器。正如本尼迪·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所指，民族主义提供人们关于“同胞”的想象，从而划下敌我的界限，构筑了对“敌人”（殖民主）的同仇敌忾。

民族主义凝聚了被殖民者的人心，激起他们对掌握自身命运和权利的觉醒，也奠下殖民地独立建国的理论基础。

民族主义已曲终人散

与很多新兴国家一样，民族主义在马来西亚曾经代表正义力量，让广大群众心向往之。但国家都独立超过50年了，殖民主也早滚回老家去含饴弄孙，这时候，还无限上纲民族主义，还年复一年的凿刻敌我界限，还煽情塑造“同胞”们的危机感和悲情意识，会不会有点像破败的戏棚里，苍老哀怨的戏子们卖力演着老掉牙的曲目，而观众席上早已曲终人散呢？

某些巫统领袖和马来文报章，始终不能忘怀他们老祖宗们关于民族主义的想象，一只脚踏在21世纪，另一只脚仍深陷在上个世纪殖民主义的泥潭中，不能自拔、不愿自拔，颟颔的脚步，要如何前进？而残酷的现实是，历史始终是前进的，而且它的前进是不能逆挡的，你不能随着历史的步伐前进，就注定要被历史淘汰。

种族主义政客和知识分子，即使要旧曲翻唱，也回避不了一些问题：“敌人”到底是谁？是在更广泛意义上的“同胞”吗？族群的危机到底何在、来自何方？他们永远无法正面回答这些问题。

今时今日，当谴责所谓“民族叛徒”的人群来来去去只那几百人，而上街头要求废除《内安法令》的群众却数以万计，那么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的方向，难道还看不清楚吗？

（本文刊登于8月19日《星洲日报》六日谭，照片来源：White Vs Blacks in South Africa）

搜查PKFZ（二）：自貿區真相才是重點

musa427@yahoo.com (张以勒) — Tue, 18 Aug 2009 04:08:00 +0000

从交通部长翁诗杰宣布彻查并还原巴生自贸区事件真相开始，直到最近港务局主席正式针对涉及报大数、报假账的发展商KDSB向警方报案为止，期间牵扯及引发出来的大小风波和边际课题，可谓让人目不暇接。

这些风波和课题，包括KDSB首席执行员张庆信指控翁诗杰曾收取他的1000万令吉政治献金、KDSB副首席执行员法依沙指翁诗杰乘搭该公司私人飞机后拖欠付款、KDSB质疑李华民港务局主席地位的合法性、翁诗杰声称有马华党内外的政商势力结合发动“倒翁运动”等。

每一个课题都很劲爆，极大的增添了巴生自贸区事件的曲折性和火药味，吸引了许多人的眼光，但纷至沓来的课题，最终会否模糊了自贸区真相的焦点，值得我们提心。

这些从自贸区事件引申或牵扯出来的课题，当然都很重要，也应该追究。翁诗杰有没有收取张庆信的1000万令吉，他有义务向马华党员交代，马华党员也有权利要求他解释；翁诗杰有没有乘搭私人飞机后拖欠付款，或者部长乘搭私人飞机恰不恰当，关于这方面的公务员守则问题，也必须厘清；李华民的港务局主席地位合不合法，也有必要澄清；至于马华党内有没有“倒翁”“挺翁”之争，马华党员自会评估和处理。

但重要的是，不管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什么，自贸区真相才是关涉全民利益的核心议题，也是我们必须给予最多关注的重点。易言之，即使退一万步说，假设翁诗杰的确收取了1000万和乘搭了“霸王机”、李华民的确是不合法的港务局主席，那也不意味着巴生港务局中报大数、报假账的6个弊端就可以一笔勾销，KDSB也可以就这样开脱出去。

回归原点审视弊端

因此，让我们回归原点、回到重点，认真审视自贸区中的那些弊端以及其中的既得利益者或“嫌疑犯”。除此以外的那些牵扯出来的风波和课题，固然重要，固然要查，但不应该让它们模糊了最核心的重点。且让我们先提出以下几道问题：

一、交通部和港务局已经针对KDSB向警方报案，但这类舞弊属于一只手掌拍不响的双向行为，KDSB报大数、报假账如果真有其事，那么那些核准或审批他们的假账或超额索款的有关当局，包括港务局的管理层或董事局，同样脱不了干系。

早前普华永道的稽查报告已指出巴生港务局在这方面管理不当和监督不足的责任，交通部是否同样要举报他们？翁诗杰曾表示港务局将有更多进一步的行动，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二、在巴生自贸区丑闻中被指报大数、报假账的KDSB，由始至终不曾真正针对这些指控，向人民做过什么明确的交代，却东拉西扯的抛出诸如翁诗杰收取1000万和乘搭“霸王机”、李华民不是合法港务局主席等话题。这些课题或许重要，但关键是，KDSB的这些指控其实完全没有触及巴生自贸区丑闻的重点，也就是关于该公司报大数、报假账的指控。

至于KDSB说专案小组的报告乃“一面之词”，港务局不该在没有咨询该公司之前就报警的言论，顾兴光在《独立新闻在线》的评论《我给了翁诗杰一亿元》如此比喻——“发现寮里的鸡被偷了，农场主人必须先问涉嫌偷鸡的贼，查问清楚到底有没偷鸡，才能决定要不要报警。”

三、自从港务局将普华永道报告呈交予反贪委会，以及将专案小组关于6个弊端的报告向警方报案后，有关的执法单位到底有没有采取行动，或采取了什么行动？我们看到的是，反贪委会非常“主动”的调查翁诗杰被指收取张庆信1000万的指控，也非常“高效率”的调查民联议员的拨款，但是否以同等的主动性和高效率调查自贸区弊端？执法单位不能本末倒置、轻重不分。

（本文刊登于8月18日《星洲日报》言路，署名“慕洒”，题目“PKFZ真相才是重点”）

搜查PKFZ（一）：執法單位該行動了！

musa427@yahoo.com (张以勒) — Wed, 12 Aug 2009 00:26:00 +0000

由交通部长翁诗杰指示巴生港务局成立的专案小组，在经过2个月后完成的报告中，显示巴生自贸区总共出现6个领域的弊端，包括货不对版及超额索款高达5亿至10亿令吉；交通部长同时已责令巴生港务局针对有关弊端向警方投报。

换句话说，追查巴生自贸区丑闻的球已到了警方的脚下，执法单位有责任对专案小组的报告展开调查，甚至是进一步的执法和检控行动；但有关当局到底会否真正动起来，却不能不让人怀疑。事实上，早前港务局公布了普华永道会计公司的巴生港口稽查报告后，翁诗杰即已指示港务局主席将报告副本呈报给反贪污委员会，但时至今日，人民还未看到反贪委会采取任何具体行动。

反贪会没有积极反应

当然，反贪委会有可能已在进行工作，只是处理得较为低调，以致人民产生他们没有采取行动的印象或误解；但问题是，当反贪委会针对议员拨款对民联议员以及他们的助理展开调查时，显得过于大事铺张，而对于涉及款项更为巨大的巴生港口报告，却没有积极反应，这就难免引起人们的疑虑。

由于港务局隶属于交通部，反对党一直把巴生港口丑闻的矛头对准交通部，本是合乎情理，当然其中也不乏朝野政治竞争的考量；但各界也有必要对执法单位，即警方和反贪委员会施加更多压力，毕竟交通部或翁诗杰并非检察官、法官和执法者，没有检控权和提控权。

在港务局把普华永道的稽查呈交予反贪委会，以及针对专案小组的报告向警方投案后，相关的执法单位有责任采取进一步的侦查行动。

行动党顾问林吉祥曾质问“为何巴生港口事件中没有任何罪犯”，调查、鉴定、缉拿甚至提控罪犯的责任，正是责成在执法单位身上。

（本文刊登于8月12日《星洲日报》言路，署名“慕洒”）

民聯治國無固打制？

musa427@yahoo.com (张以勒) — Tue, 11 Aug 2009 00:46:00 +0000

安华在一项与华社的集会活动上，指责国阵的种族固打制局限了专才的发挥空间，导致国家无法善用人才，并说民联的治国理念是各族平等，没有种族固打制。

安华对固打制的批判，可谓一言中的，也道出了许多在此制度下深受影响的非土著社群的心声；而民联废除固打制的治国理念，也无疑是高瞻远瞩的。但理念归理念，民联到底会不会在执政中央后废除固打制，以及她现阶段有没有废除固打制，却是人民在检验这些理念的诚意时不能不问的两个问题。

基于民联如今尚未入主中央，因此第一个问题未免言之过早。至于第二道问题，我们则能通过对民联州属施政的观察，来得到答案；而我们难免有以下的疑问：

一、既然民联不要固打制，为何由民联执政的吉打州，不仅没有废除固打制，还变本加厉，将土著房屋固打从国阵时期的30%提高到50%，而在该州非土著社群表达不满后，民联中央还任由吉打政府一意孤行？

吉打州的50%土著房屋固打政策还有一点与前朝国阵政府不同的地方，是人们比较没有注意到的，那就是之前国阵政府的政策实际上较具弹性，即如果30%土著固打无法在6个月内售出，是被允许公开向各族出售，但民联州政府连这个规定也一并废除，意味着这50%配额将很难被非土著购得。

因此，这个政策影响的不止非土著的购屋者，还包括土著与非土著的发展商或承包商，最终受打击的是整个吉打州的房产业与经济发展。

国阵主导新经济政策

二、今年的回教党代表大会议决要求政府保留30%土著固打制，还呼吁中央政府收回经济领域的开放措施，与民联不要固打制的理念明显有所冲突，但安华和民联中央同样对此没有表态。

如果说以上两个例子是回教党引发的困惑，并不能代表民联的原则，但问题是，如果在民联仅仅掌握州政权的现阶段，也无法实现其不要固打制的理念，或者说无法说服回教党放弃固打制，那么在民联有朝一日执政中央后，又可以如何说服回教党，以兑现承诺？

更何况，据《独立新闻在线》与吉打州回教党行政议员帕罗拉兹的专访中所言，公正党行政议员根本没有在行政议会里反对50%土著房屋固打，因此这就不仅仅是回教党的问题了。

三、由公正党州议员担任州务大臣的雪兰莪州，早前发生非土著不能担任政府机构高职的事件（即刘秀梅事件），也显然与安华所说的“各族平等，没有种族职位分配固打制”的民联治国理念不符。废除固打制由公正党提出，但种族职位固打却发生在公正党掌政的州属，这是安华与民联更不能不解答的疑惑。

在国阵的主导下，种族固打制与新经济政策执行多年，关于应不应废除的问题，其中已渗入了许多种族因素的考量，而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要求民联在一夜之间废除固打制，当然是不公平的，但至少，民联在作出这样的承诺时，应考虑本身有没有在治下的州属加以实践。

（本文刊登于8月11日《星洲日报》言路，署名“慕洒”）

没有大目標，就有小牢騒

musa427@yahoo.com (张以勒) — Wed, 05 Aug 2009 00:39:00 +0000

“有了大目标后，一个国家才会认真审视自己的能力和现状，每一步怎么走心里就清楚，就踏实”，“如果没有大目标，人不会想把事情做好。…我们就吃喝玩乐好了，就腐败好了，有什么必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呢”。

即便你对《中国不高兴》这本书里的某些论点无法完全认同，但作者们关于“大目标”的见地，却实在说到了一些问题的根本。

一个人如果没有目标没有方向，不知道要往哪冲，也不知道要干啥好，他就特别容易也特别有空闲去注意身边那些琐琐碎碎的瑕疵，牢骚和埋怨也就特别多。

一个国家和国民没有大目标，就不会有高瞻远瞩的眼光，而总是透着小目光，全神贯注于眼前的、短暂的门外风光；也不会有恢弘壮阔的胸怀，有的是酸溜溜的小家子气，斤斤计较于自个的、肤浅的囊中家当。

政治意识上的“祭祖”现象

因此，当我们注意到一个社会，她的领导老爱将一些芝麻绿豆的事情看得煞有其事，刻意办得轰轰烈烈，却放着实事、正事、长远事不干，做秀多过做事，务虚而不务实；她的官员庸庸碌碌、得过且过，以少做少错为最高准则，以蒙混日子为人生目标；她的群众天天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无病呻吟，连伤风咳嗽都要批判谴责一番——先别谈什么制度、体制问题那些劳什子，这个社会的真正症结可能就是少了大目标。

近年来一些国家出现政治意识上的“祭祖”现象：中国一些愤怒年轻人特别怀念毛泽东时代、俄罗斯一些爱国青年特别怀想铁幕苏联，甚至乎我国也有不少不满现状的人忍不住想念起马哈迪来。仔细窥探这些心理，他们怀念的恐怕不是那个时代的荒诞，而是那些曾经拥有的大目标、大气魄、大抱负和大方向。

因为胸怀报仇复国的大目标，越王勾践能卧薪而不呻吟、尝胆而不唾沫；因为沉溺画笔词赋的小情调，宋徽宗终于铸成靖康之变，国破被俘，受辱而亡。

有了大目标不代表万事亨通，但没有大目标，就会有小牢骚，而且是特别多小牢骚。一天三个小牢骚，三天一个大埋怨，日以继夜下去，就是决堤的民怨了。

（本文刊登于8月5日《星洲日报》六日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