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不思書

正義，該以文明作底線

noreply@blogger.com (张以勒) — Mon, 13 Feb 2012 02:21:00 +0000

近日香港和大陆舆论，由于一系列课题的陆续发生，而爆发巨大争论，凸显中港人民之间的深层矛盾。

中港矛盾激烈化，在我脑中突然浮现一幕假想出来的画面。假设现在中国继《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后，决定再制作一部姑且名之为《复兴巨业》的史诗大片，邀请中港台演员参与演出，在这种陆港矛盾大爆发的风口浪尖上，香港演员的尴尬境遇，可想而知。他要是接受邀约，必遭香港网民残酷围剿，被骂成中共走狗、“蝗虫”帮凶；他要是拒绝演出，则又会被大陆的极左毛派主义和极右种族主义网民，视为“港狗”的走狗、西方帝国主义邪恶势力的走狗。

因而无论他演或不演，都只能变成走狗，这真是不幸之极，一个人即使什么都不做（也就是不参与演出），也会被人骂成走狗。这当然只不过是一个想象的境况，但在中港网民的冲突中，蝗虫和狗之类的词汇俯拾皆是，“走狗”已经算是一个很客气的骂名了。

马来西亚的虚拟世界也不遑多让，如今在网络上发表政治见解，只要内容是对某一个政治阵营的批评，立马就会被有关阵营的支持者集体围剿，最常见的，就是把批评者形容为另一个阵营的走狗。

这个世界确实有走狗，而走狗也真的该骂；但问题是，骂人走狗（或任何与走狗同义近义的词汇）是一个非常方便使用、甚至无需任何论据和辩论去支撑的方法——你不需要说明评论的哪一些内容能够证明或如何证明发言者是走狗，不需要说明评论的内容到底可信不可信，你甚至不需要知道发言者真正说了什么，你只想告诉别人（其实是告诉你自己），发言者是一条走狗。无论走狗说了什么，无论走狗说的有道理还是没道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一条走狗。

因为我们站在正义的一方，因此一切与我们立场相悖的人，以至于那些不选边站的人，都应该被视为不正义的人。事实上，在马来西亚，无论是国阵或民联的支持者，都相信自己是正义的；这其实没什么不对，在党派竞争当中，占据正义和道德的制高点，擎出正义和道德的大旗，从来都是一种能够快速直接动员群众的手段。

但是正义的终极追求，应该是一个更文明、更民主、更理性和更进步的社会，因此无论你所宣称的正义和道德是什么，都应该以文明作底线；失去这道底线，正义极容易陷入暴民有理、造反无罪的群众暴力逻辑，走上一条凡事不信、凡事对抗的社会激进化不归路。在这种逻辑和路线的终点，被牺牲掉的，可能恰恰就是我们原本要打造要改良的议会民主、法治制度和中道社会。

而骂人走狗，尤其是没有经过任何举证和辩论的纯粹骂人走狗，恐怕不能使社会更文明吧。

（本文刊登于2月13日《星洲日报》专栏）

問題不是誰受影響

noreply@blogger.com (张以勒) — Thu, 09 Feb 2012 03:21:00 +0000

伊斯兰党青年团提出要禁止庆祝情人节，因为这节日“伤风败俗”，这不是该团第一次有此倡议。伊青团强调禁令只及穆斯林，非穆斯林绝不受影响，也当然不是第一次做此保证。

伊斯兰党在宣传其伊斯兰国和伊斯兰刑事法时，同样保证非穆斯林不在政策规范的范围内。公正党和行动党领袖，以及民联华裔支持者为伊斯兰党辩护时，这也是一个常常被强调的论点——非穆斯林绝不受影响。

这个论点说白了，就是要告诉非穆斯林，别管伊斯兰党的目标和议程是什么，只要这些目标和议程不影响非穆斯林，都没有问题。

真的没问题吗？当然不是，因为真正的问题不是这些目标和议程会影响谁或不会影响谁，而是这些目标和议程本身有没有问题。

正如备受非土著诟病的土著固打制，固打制的问题其实不是土著受益而非土著受不公平对待，而是固打制本身就是不公平不合理，所以今天就算固打制的受益方和受损方调换了位置，非土著成为受益方而土著成为受损方，它仍然是一个不公平的政策，并不会因为非土著变成了得利者后，就可以改变立场，转而歌颂固打制是好的。

所以，无论是大如伊斯兰国、伊斯兰刑事法，或者小如禁止庆祝情人节，问题其实不是非穆斯林会不会受影响，而是如果这些目标、议程和措施本身就有问题，如果这些目标、议程和措施本身就不文明、不进步、不民主、不合理、不妥当，那么不管它落实在谁的身上，不管非穆斯林会不会受影响，它们都是有问题的。

退一万步说，即便非穆斯林确实完全不受影响，但是受影响的穆斯林中，有我们的同学、朋友、同事、邻居，如果你认为伊斯兰党的议程和措施实施在他们身上，是不文明、不进步、不民主、不合理、不妥当的，那么即使你自己并不受这些议程和措施的影响，但你当然也不愿意你的穆斯林同学、朋友、同事、邻居受制于这些有问题的政策。

（本文刊登于2月9日《中国报》人人咖啡店）

極端的聲音總能騎劫輿論

noreply@blogger.com (张以勒) — Mon, 06 Feb 2012 04:00:00 +0000

2008年大选后冒起的依不拉欣阿里和他领导的土权组织，因出位的言行，一再掀起社会争议，在短短数年内就家喻户晓，依不拉欣阿里和土权几乎成为马来种族主义者的代名词。华人新年团拜上派“白包”，是一个最新的例子。

除了国会议员这个职位，依不拉欣没掌握任何国家权力，不是任何政党的领袖，手上没有足以发动战争和革命的一兵一卒，也不见得家财万贯，简言之，他只不过是千千万万个马来西亚人的其中一个，而土权组织到底有多少人马也令人起疑。但就是那么一个人，那么一个组织，往往引起社会的沸腾。许多比依不拉欣阿里有素质的马来人，许多经营数十年的老字号民间组织，比起依不拉欣阿里和土权的媒体曝光率和社会知名度，以及影响舆论的能力，恐怕也得望门兴叹。

大陆与香港人民之间最近因一系列课题的发生，爆发巨大争议，口舌上的对立眼看延烧不绝，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骂香港人是狗，更激起新一轮的矛盾。在13亿的中国人口中，甚至在芸芸学者群体中，孔庆东渺小得如同一粒小沙子，但偏偏就是这么一粒小沙子，有能耐掀起滔天巨浪，使数以百计、千计、万计的人，为了他一个人，为了他的一句话，炮火冲天，争论不休。

极端的声音总能骑劫舆论，言论越激进、越劲爆、越荒唐，越能占据媒体的版位。这是媒体激烈竞争、过度竞争的结果之一，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所以依不拉欣阿里和土权种族主义味道浓厚的话，总是比首相苦口婆心劝勉国民互相包容的演说，更能吸引人们关注；所以一个孔庆东的一句“香港人是狗”，总是比千千万万理性温和人士呼吁大家冷静宽容的言论，总能在报章上被打成更鲜艳更刺眼的大标题。

当然，极端分子的极端言论之所以能够翻天覆地，绝不会仅仅因为个别极端分子或各别极端言论，而必有更深层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脉络。依不拉欣阿里和土权的窜起，有种族政治和党派恶斗的深层背景；孔庆东的狗论，则有大陆人与香港人深层矛盾持续发酵的脉络。

因此责任不完全在媒体，因为媒体报道新闻的取向，最大的考量，终究是阅听者的兴趣和关注对象。媒体如何呈现新闻，反映的是阅听者的口味。报章大幅而显眼的刊载依不拉欣阿里和孔庆东的话，正确而言，不是媒体的编辑或记者在意他们说了什么，而是读者在意他们说了什么。

人类有嗜血的原始本能，对血腥暴戾原素，往往会生出莫名的亢奋。极端声音之所以总能挑起人们的情绪，还有人性的因素作祟。

报纸是要卖给人读的，电视新闻是要播给人看的，微博是要写给人赞的，既然大多数人都那么在意极端分子的极端言论，而理性、温和、平静的声音总是千篇一律单调无味，读起来听起来皆令人昏昏欲睡，所以，极端分子的极端言论继续占据舆论空间，舆论唯有继续沦为极端声音的人质。

（本文刊登于2月6日《星洲日报》专栏，照片来源：Malaysiakini）

大樹與枯枝

noreply@blogger.com (张以勒) — Thu, 02 Feb 2012 00:25:00 +0000

土著权威组织办新春大团拜，用白色布桌，用“白包”派利是钱，引起华社骂声一片。由于一位名叫张秋明的区会执委出席了有关团拜，有关执委更在现场发表赞扬土权的演说，马华遂莫名其妙也成为网民和反对党讨伐的对象。

说是莫名其妙，但也不完全是莫名其妙。

即使已做出解释，但张秋明恐怕很难再将自己形象洗清白；但他倒有一句话说对了，就是他没有资格代表马华出席上述活动。

张秋明只是一个区会执委，是再基层不过的基层干部，其言行当然不能代表马华。正如有马来西亚公民在外国进行毒品买卖，决不能因此得出“马来西亚人都是毒贩”的概括性结论。

张秋明出席土权活动，在有关活动发表赞扬土权的演讲（据张秋明事后澄清，他当时其实是在翻译依布拉欣阿里的演词），当然也不能因此得出“马华是土权帮凶”的结论。

但是，如果说马来西亚人在外国犯罪，跟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的政府、社会和人民完全无干系，马来西亚政府、社会和人民也没有任何责任，看来也说不过去。

所以，身为马华基层干部的张秋明，出席引起争议的土权活动，马华难免形象受损。因此关键不是张秋明能不能代表马华——这是舆论说了算的问题，舆论认为他能代表就能代表，舆论认为他不能代表就不能代表——关键是马华对有关课题的立场，以及对党员张秋明言行的处理方式。

树大有枯枝，区区一截枯枝当然不能代表大树，但是要说枯枝跟大树毫无关系，这种说法也不能令人信服。

枯枝能不能代表大树，这种问题跟先有鸡或先有蛋的问题一样，根本讨论不出结果，即便讨论出结果也根本没有意义。有意义的问题应该是，大树要怎么使人相信，它不是满树皆枯枝，它仍是一颗健康的大树。

（本文刊登于2月2日《中国报》人人咖啡店）

平庸當道，極端崛起

noreply@blogger.com (张以勒) — Mon, 30 Jan 2012 06:06:00 +0000

晚近5至10年间，有三个国家，出现一种现象，看起来有那么一点的雷同。

在美国，自奥巴马中选为总统以来，右翼论述开始大行其道，表现为：茶党横空崛起，拥有一定群众支持力量；霍士新闻等保守派媒体跟奥巴马和民主党针锋相对，鼓吹激进右派主义言论；共和党日益右倾，难以回头，导致国会烽火连天；据西方媒体观察，2008年以来，美国本土与政治有关的恐怖袭击，以及极端组织的数量，都与日俱增。

极右分子激进民粹、极端保守的言行，往往带着明显的顽固可笑、愚蠢盲目成分，这种言行在上个世纪90年代克林顿当政时期，即使不是完全绝迹，但肯定没有市场，只要一出现，就会被理性的舆论力量所击溃。

在中国，近年冒起一股左翼势力，其中几个主要代表为“乌有之乡”等极左网站、薄熙来“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愤青群体激进爱国民族主义，鼓吹打倒所谓西方霸权等等。这类极左思潮不仅反对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更反对中国搞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搞改革开放，这类言行在改革开放初期以至90年代乃官方禁忌，没机会堂皇登场。

在马来西亚，自2008年大选以来，两线制成为华社的主流诉求，与此同时，以前非穆斯林敬而远之的伊斯兰党，如今已成为许多非穆斯林支持的对象，甚至挺身为该党的伊斯兰神权国和伊斯兰刑事法目标辩护。上个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这种现象几乎无法想象。当时行动党和华社视伊斯兰党几为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急，在1999年大选，马华只要打出“三回论”——回教党、回教国、回教法，行动党和伊斯兰党基本只有挨打的份。

这种局面，在308后已完全扭转过来，但事实是，伊斯兰党早就表明过，建立神权伊斯兰国和推动伊斯兰刑事法乃是他们绝不放弃的目标，而在马来西亚这个世俗国家推动这两个目标，无论你怎么辩护，它们即便不是一种极端主义，也起码是保守的、开倒车的政治议程。换句话说，今天的伊斯兰党固然有个别较开明进步的领袖，也有某些比国阵开明进步的思维论述，但其基本意识形态与1999年时并无大转变，不同的是，华社以前是反感抗拒，现在则觉得无所谓，更有为其辩护者。

无论是美国、中国或马来西亚，在极端主义崛起的同时，或者更正确而言，极端主义崛起的背景，乃是政治上的平庸当道。

美国牛仔总统小布什当家，以反恐之名四处征战，美国声望一落千丈，内政方面则更是几乎一无是处，小布什的形象往往与愚蠢无能、头脑简单划上等号。奥巴马挟着美国人的高期待而当选新总统，在外交事务和改善美国形象上固然交出成绩，但在内政和经济方面踟蹰难行，使许多美国人失望和不满。

中国自从邓小平等革命元老相继逝世后，江泽民之后的领导层基本上是踏着邓小平改革开放、抓紧经济发展的思路，亦步亦趋做跟进工作，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则不思进取，但邓小平那一套以追求经济发展和催谷生产总值，只重经济改革开放而拒绝政治民主兴革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路线，迟早遇到瓶颈，而事实是如今已确确实实遇到瓶颈。

在马来西亚，则是在马哈迪退位后，人民原本期待继任的阿都拉，能为被桎梏多年的政治、社会、经济体制，带来新的变革；但结局如何，大家都看到了，而人们对这个结局作出了何种反应，308大选也清清楚楚的显示出来了。

总的来说，当强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过去数十年以来原本行之有效的政经社会体制，逐渐扭曲失灵，而无法应对时代的新考验和新问题时，原本被强人领袖或威权统治相对高效的治理所掩盖起来的贪腐、无能、高压、停滞等体制问题，一夕凸显出来。最要命的是，全球已几乎再无真正有素质的政治家，人人只求得过且过，只有选票的考量而无政治家的胸襟和格局，造成政治领袖的缺席和领导能力的退化——平庸当道，极端主义势力遂有崛起的缝隙。

（本文刊登于1月30日《星洲日报》专栏）

破壞力就是影響力

noreply@blogger.com (张以勒) — Thu, 26 Jan 2012 04:19:00 +0000

一个人拥有工作能力、建设能力，才能得到与其能力相符的回酬。工作能力越高，或者对组织的建设越大，回酬也就成正比的越多。这是台面上的酬庸法则。

一个组织或单位要能产生某种服务，或生产某种货物，才能以有关服务或货物，交换价值相等的偿付。这是符合商业原理的交易法则。

但是，在任何社会，除了那些摆在台面上、符合正常原理的法则之外，还有一些藏在台面下、不符正常规范的法则。

这类台底下的法则，其中一种，叫做破坏力法则。这道法则与正常的酬庸法则和交易法则的逻辑，刚好背道而驰。

酬庸法则和交易法则的逻辑是，我付酬给你，是要你做某些事情；而破坏力法则的逻辑是，我付酬给你，是要你不做某些事情，就是不要搞破坏。正常酬庸法则和交易法则的原则是，建设能力越大，获得的报价就越高；而破坏力法则的原则是，破坏能力越大，能够换取的赏金就越高。

私会党向店家小贩索取保护费，被勒索店家小贩之所以愿意付钱，并不指望私会党人真的能提供什么保护，而是用钱换取他们不搞破坏。私会党人马越众多、武器越精良、作风越凶悍，破坏力也就越大，能够勒索到的保护费就越多。

每个政党里也总有那么一些乱人，每逢党选开打，依例向各候选人讨要利益。候选人明明知道这些人根本一票都没有，也绝帮不上什么忙，但也不能不给一点好处，最起码不得罪他们，怕的就是他们造谣中伤、挑拨离间的破坏力，一个不小心，可能就影响到自己的胜算。乱人造谣功力越强、造谣内容越惊爆，破坏力就越大，候选人就得付出越多去讨好他们。

吴思《潜规则》里有一篇“身怀利器”，写道：“人们怕那些吏，一定要贿赂那些吏，并不是指望从他们手里捞点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

所以，一个希望提升自己影响力的人，如果自觉无法从提升建设性能力着手，还可以从提升自己的破坏力开始。

（本文刊登于1月26日《中国报》人人咖啡店）

包容，是民主的基石

noreply@blogger.com (张以勒) — Mon, 23 Jan 2012 06:36:00 +0000

美国作家哈波李（Harper Lee）的经典小说《梅岡城故事》（To Kill a Mockingbird），说的是在美国南方一个平静朴实的小镇里，小女孩主角原本过着平凡的童年生活，可是当她的律师父亲成为黑人汤姆的辩护律师后，他们一家突然变成全镇的公敌。那些善良、信仰神的好人们，明知道那个黑人并没有犯下他被指控的强暴白人女孩，却仍判他有罪。

律师父亲为了帮汤姆伸张公道，而宁可与他自小相熟的老朋友、老街坊们对立起来，在整个搜证、开庭、抗辩的过程中，受尽这些老朋友老街坊的白眼和讥讽，甚至唾骂，但他仍尽一切努力还汤姆的清白，甚至在一些镇民打算动私刑对付汤姆时去保护他。

但真正令人动容的，还不是律师为了公义而坚持到底的正义感，而是他对于那些以肤色断定黑人有罪的人们的包容。他站在“道德正确”的一方，本可以用一种高高在上的正义凛然姿态，对那些无法摆脱种族歧视陈旧观点的人们，给予谴责，但他并没有，因为他知道他们其实全都是善良的好人，随时愿意为朋友、邻居和小镇作出牺牲，他们只是在种族平等这一点上无法再迈前一步而已。

律师的包容，在于他明白，自己虽然在种族平等这一点上比其他镇民进步一些，但这并不证明他比他们更道德更高尚一点。这恐怕恰恰是美国宪法中所谓人人平等的根本精神，人人平等，不仅仅在于掌权者看待公民的态度，更在于“人人平等”概念中那些所谓的“人人”，看待自己和看待别人的态度。由于在神的面前，没有人比其他人更道德更高尚，白人不比黑人道德，小镇律师也没有比其他镇民高尚，于是每个公民之间才能有对等的谈判关系，也由此才能建构出一套真正的民主制度。

但包容绝不是妥协原则。小镇律师虽然包容镇民的顽固保守，但是他也没有在真理的底线之前有任何退让，他只是没有以一种更道德更高尚的姿态，凌驾于其余镇民，而正正是由包容所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律师因而更自觉也更愿意用道理去说服镇民，而不是以说教式、指导式的居高临下位置，去强迫镇民屈服，或谴责镇民的守旧。

包容，不仅是平等的根本，也是自由与博爱的底色——唯其包容，自由才不至于失序，示威的人因为尊重和包容不示威的人，而有更自觉的自律，不示威的人因尊重和包容示威的人，而愿意容忍给自己带来的不方便；也唯其包容，博爱才不是空泛的口号，因为爱人的前提，就是要能包容人的缺陷。

自由、平等、博爱，是民主社会的三大精神支柱，而支撑起这些精神的，恰恰是包容这块基石。民主制度中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若没有公民普遍、共同认可也共同持守的包容精神，都会变得面目全非。

更唯其包容，民主选举的胜负结果，从此不再是成王败寇、你死我亡的纯权力争夺游戏。

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胜利的奥巴马没有嘲讽排挤落败的麦凯恩和共和党支持者，而是立志做全美国人的总统；落选的麦凯恩也不必号召革命推翻选举成绩，而是呼吁人民团结支持新总统。2012年台湾总统大选，胜出的马英九依旧要“从感恩出发，从谦卑做起，落选的蔡英文祝贺对手，落落大方。

正是包容，使民主赏心悦目，也使文明有了更扎实的底气。

（本文刊登于1月23日《星洲日报》专栏）

民主不走回頭路

noreply@blogger.com (张以勒) — Thu, 19 Jan 2012 03:30:00 +0000

台湾总统大选，代表国民党的马英九和代表民进党的蔡英文，都是非典型政治人物。马英九清廉正直、谦卑有礼，有别于传统国民党大老形象；蔡英文温和感性，亦不失刚毅理性，更与典型民进党政客大不同。

但正正是这两位非典型人物，一同为台湾打了一场美丽的仗，重新树起台湾作为华人社会民主典范的地位。

如果代表国民党竞选的不是马英九，恐怕蔡英文已经当了总统；如果代表民进党的不是蔡英文，马英九也兴许不必打得那么辛苦。这届台湾总统大选，固然还有抹粪泼尿的负面宣传，但跟往年比较，已大为减少，整体上是理性压过愤怒，温和取代悲情，这主要归功于领军的是马英九和蔡英文。

总统大选如此激烈，在于马蔡是实力相当的敌手，而实力之所以相当，关键在于马不是极蓝，蔡亦不是深绿，两人都极力摆脱蓝绿传统区块，跑到中间决战。

马英九不会参选下届总统选举，但国民党的下一个候选人，只能比马英九向中间靠得更近，或起码保持在马英九现有的位置上。蔡英文是不是披挂再战，不得而知，但民进党下届候选人，必须比蔡英文现有的位置再向中间迈进。

无论国民党和民进党下届候选人是谁，都不可能回到国民党传统大老和民进党典型政客的老路上。

时代毕竟不同了，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一党独大、威权统治数十年，李光耀是有棱有角敢做敢当的政治家，在21世纪的今天，仍敢在大选时说出“投票给反对党的选民将后悔5年”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话，害得李显龙赶忙澄清，与有关言论划清界限。

骨肉相连的两父子，李显龙与李光耀代表的是政治风格迥异的两个世代。李显龙这一代的政治人物，更谦卑亲和，也更愿意向人民说明自己和交代自己的理念。马英九与蔡英文，也都属这一代的人物。

壬辰龙年，祥龙吐珠创新猷，愿华人社会民主鼎革能傲视寰宇——下一站，我们就看香港特首选举。

（本文刊登于1月19日《中国报》人人咖啡店）

馬英九再拼四年

noreply@blogger.com (张以勒) — Mon, 16 Jan 2012 00:32:00 +0000

马英九经历号称是其从政生涯最艰难的一场选战，终于在上周六的投票中有惊无险成功“冻蒜”，连任中华民国总统职，继续为台湾打拼4年。

国民党正副总统候选人马英九和吴敦义组合得票近690万张（占总有效选票51.6%），比2008年的马萧配得票超过760万张（占总有效选票58.45%），大约流失70万选票。与此同时，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和苏嘉全得票近610万票（占总有效选票45.63%），比2008年的谢苏配540余万张（占总有效选票41.55%），也大约增加70万选票。马吴配的多数票近80万张，与上次净赢谢苏配200多万张多数票比起来，气势明显已大幅滑落。

但这只说明，自上届台湾总统大选以来，在蓝绿阵营两方均没有重大负面课题的牵累下，中间选民不再如上届大选般，因民进党陈水扁的贪腐而大规模投向国民党，选民投票结构终于回归“正常模式”，台湾政治格局也就复归“正常状态”，即蓝稍大于绿的格局。

最重要的是，本次台湾总统加立委选举，在理性中庸力量显然压过悲情诉求的同时，从总统候选人得票比例及立委席位对比来看，也不再有任何政党以绝对比数一党独大。

马英九当家4年，其政绩固然说不上励精图治、尽善尽美，他本身也看起来不是有大魄力，敢于大开大阖的魅力领袖，但一则其团队确实交出具体成绩，尤其是创造两岸稳定和平、拓展国际空间的有利环境，二则是执政期间，马英九行政队伍以致整个国民党或偶有小失误，但始终稳打稳扎，没有无可挽救的大错误、大弊案，三则马英九本身清廉正直的形象，使人信任和放心。

近年来，全球各个国家的城市居民、年轻人、中下阶层等选民群，反现状反体制情绪持续高涨，“改朝换代”、“政府倒台”等等诉求，几乎成为这些选民群一呼百应、大势所趋的集体想象，使当权者心惊肉跳。

事实上，推翻执政者这种诉求听起来稀松平常，可是如果不是多年下来制度的严重失灵和扭曲，执政党贪腐无能的过于突出，而制度本身的纠错和修复功能又付诸阙如，社会积累的不满找不到出路，把人民逼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改朝换代，从来就不是那么容易成为普罗大众心向往之的选项。

蔡英文和民进党竞选机器在本次台湾总统大选，一贯发挥在野党占优势的超强宣传攻势，更数次提出颇为大胆的未来执政纲领，诸如以台湾共识取代九二共识、执政后成立两岸关系工作小组、提出协商式民主与大联合政府概念，充分发挥在野党为选民提供新想象、新愿景的优势——当然，这类主张是否实际可行、是否只是政治画饼，则另当别论——但依然无法取胜，说明只要现政府扎扎实实工作，交出实际有感的政绩，兢兢业业履行人民委托，遏阻重大贪污腐败，在野党文宣和口号喊得再漂亮，其实大部分人还是不想要随随便便就换政府的。

因此，如果一个社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铁了心要改朝换代，其实真正关键的，不是因为这些人思想过于激烈，也不在于在野党的所谓炒作和煽动，而是执政者本身的作为。

（本文刊登于1月16日《星洲日报》专栏）

拆彈行動，絕地反擊

noreply@blogger.com (张以勒) — Thu, 12 Jan 2012 00:08:00 +0000

如果民联，尤其是公正党，已经印制好部分宣传用品，内容是以安华肛交案乃是国阵政治谋杀为主调，那么随着法庭宣判安华无罪释放，这类宣传品不是被销毁，就是得暂时收进仓库。当然，这还得看检控方要不要上诉。

安华被判无罪，正如林冠英所言，是为民联注入强心针。但与此同时，民联事实上也失去安华肛交案这个能够有力攻击国阵的武器，国阵把这颗致命的炸弹拆除掉，其速度就如法官宣判裁决的那数分钟，快得令现场人士错愕不已。

再看看其它一些民联本来可以，或者可能准备在下届大选，大举轰炸国阵的课题。巴生自贸区，两任交通部长先后被提控；赵明福坠楼案，陆续开了验尸庭和设立皇委会；民联说国阵都把人民的钱污掉，而不是如同民联般把钱分给人民，于是国阵做得比民联还激进，派发500令吉援助金、中小学生100令吉津贴等；民联控诉各种恶法打压民主，纳吉于是一举宣布废除或修改紧急状态法、内安法、印刷与出版法、大专法。

阿都拉政府在2008年大选前，面对多如牛毛的棘手问题，阿都拉对此有心无力，而试图在大选硬闯过关，结果国阵大船差点沉没。纳吉不是阿都拉，他决定用3年时间，不急进但也不松懈，把原本握在民联手里的武器，也就是国阵身上的计时炸弹，尤其是那些足以致命的炸弹，一步步一颗颗拆除下来。

当然，纳吉的转型不是改革，更不是搞革命，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以现有的国阵体制，看来也解决不了，而那些即使天塌下来也要投票给民联的死忠支持者，当然也不会买纳吉的账；但纳吉瞄准的对象本来就不是这些民联死硬派，拆弹行动的目的也本来就不是要绝杀对手，而是先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把对手掌握的最致命武器基本扫除，才能伺机而动，绝地反击。

日前传出内阁改组的消息，指纳吉将会撤换数位陷入贪腐丑闻嫌疑的正副部长，空穴不来风，是不是纳吉的下一个拆弹目标，令人引颈而待。

（本文刊登于1月12日《中国报》人人咖啡店）

安華肛交案三個戰場

noreply@blogger.com (张以勒) — Mon, 09 Jan 2012 00:12:00 +0000

由于高浓度的政治成分，安华肛交案的法庭判决，已衍生出三个战场。首两个战场落在1月9日，也就是法庭下判的当天，一个在法庭内，一个在法庭之外。前者指的是法庭的裁决本身，它是一场安华与国家司法当局的角力，打的是法律战。

在整个肛交案的演进过程中，国阵和民联阵营皆高喊司法程序要独立公正、司法独立不应受威胁施压之类的话；但事实上，在这个案件，司法独立不独立早已没多少人管，由于案件的高度政治成分，其裁决结果注定又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局面——无论法庭如何下判，相信安华鸡奸的人早就咬定安华有罪，不相信安华鸡奸的人也根本从来就认定安华是被政敌污蔑。

第二个战场，在法庭外，也就是公正党和安华支持者要发起的“109释放安华大集会”。集会的发起，从公正党与警方协商后针对集会细节达致共识，后来警方因公布10大条件而遭公正党抗拒，表面上是公正党与警方之间的角力，打的是法律技术战，事实上它是一场公正党的政治动员行动。

与过去公正党和民联直接或间接参与、支持或动员的群众集会相比，109集会在具体诉求上是一场相对纯粹为某个领袖发起的集会。相较于伊斯兰党和行动党，公正党在城市马来青年、城市马来中产阶级和马来大专生拥有较为广泛和稳固的支持力量，只是在公正党掌权雪兰莪约3年、公正党上届党选爆发激烈纷争、安华在被控以肛交案的同时又传出“公寓招妓短片”课题之后，安华的魅力和公正党的号召力，是否足以使109集会重演1998年浩浩荡荡的“烈火莫息”运动，这是公正党要检验的。

行动党和伊斯兰党针对109集会的公开立场是，其主要领袖将出席，不强制但鼓励党员参与，表面上看，两党似乎并没有真正启动动员机制，而事实上，雪州伊斯兰党经过哈山阿里掀起的一番风雨后，目前是否有能力在雪州党员间有效动员支持集会，也仍是疑问。因此109集会考验的是公正党本身的动员能力，更长远而言，也是测试公正党是否能在下届大选保住雪州政权的探温器。

第三个战场，与109法庭裁决息息相关，但又超越有关判决，就是关于民联首相人选的问题。民联比较正式的说法是，一旦安华入狱而民联又成功夺取中央政权，那么民联将委任一个过渡性首相，在安华出狱后才正式接过大位。但与此同时，媒体也传出另一则消息，指东姑拉沙里将取代安华成为民联首相人选。无论何者为真，其实这两则消息并无实质冲突，它们带出的同样讯息是，以目前的民联而言，除了安华之外，已不可能找到第二个首相人选。

值得注意的是，已被视为麻烦制造者的伊斯兰党雪州行政议员哈山阿里，声称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以及丹州大臣聂阿兹更有资格出任首相职，其言论固然多少有搅局的成分，而且哈山阿里本身也被一些伊斯兰党领袖抨击为受巫统所利用。但重点是，哈山阿里从之前到现在的言论已有明显而重大的纪律问题，但伊斯兰党领导层至今仍没有对他采取任何行动，而且他也得到部分伊斯兰党重要领袖的声援，说明他的主张在伊斯兰党内拥有不容忽视的支持力量。

后注：文章交稿后，伊斯兰党已宣布革除哈山阿里党籍。

（本文刊登于1月9日《星洲日报》专栏）

哈維爾vs希特勒

noreply@blogger.com (张以勒) — Thu, 05 Jan 2012 03:07:00 +0000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和朝鲜伟大领袖金正日，两位超重量级领袖，双双于去年12月辞世，难免使人对两人生平功过，以及捷克和朝鲜国情，做一番比较议论。

只是，朝鲜金氏王朝和劳动党政权再疯狂，也恐怕不至于疯狂到向欧洲大陆发射核子导弹；倒是晚近希特勒纳粹主义幽灵在欧洲的蠢动复辟，较诸朝鲜的核导弹，对欧洲社会的威胁要大些。

去年7月，被誉为全世界最安宁国家之一的挪威，发生惨绝人寰的恐袭事件，极端右派分子布里维克的屠杀行动致死98条人命。11月，德国警方揭发一个德国极右恐怖组织，13年来处决9名外国人的命案。

欧洲新纳粹主义再现，早已不是新闻，近几年来各国极端右翼政党崛起，以种族主义为号召，公然提出排外仇外主张，重点是，这些政党在许多国家都拥有不可忽视的民意基础。

欧洲大部分国家实行左派社会主义的全民福利政策，对人民照顾得无微不至，被视为现代社会的楷模；但民主选举加上福利政策，只能是一条民粹不归路，而且也只有越陷越深，福利支票越开越大手笔，到了后来，许多政府唯有举债开支票，债务大到永世还不了，也大到不能倒。

左翼政党和政治家失去最原始的民主社会主义理想，福利政策越到后来，就越跟买票工具无差别。

而当代欧洲已几乎没有政治家可言，既无哈维尔的政治良心和道德高度，也没有最起码的担当和勇气，面对国家危机，要么像希腊前总理帕潘德里欧，事到临头弄个公投出来，拱出民意来掩饰自己的不愿担当，要么就抄袭希特勒那套最简单最方便的招术，把所有问题统统推到外来移民身上，炒作仇外情绪，好让自己逃脱责任。

德国人纪律严明、顽强坚毅，确是全欧洲最有资格高傲自大、目空一切的民族，既淬炼得出魔头希特勒，也养育得出干练的默克尔。欧洲怯懦政客为求自救，有的乞灵于希特勒，现在各国深陷债务危机，欧元濒临崩溃，靠默克尔奔走打救。兜兜转转，总离不开德国人。

除非有邱吉尔的睿智、戴高乐的高傲，或者哈维尔的道德，否则以今天欧洲政治人物的素质，可与希特勒抗衡者几希，更别提与默克尔争锋了。

（本文刊登于1月5日《中国报》人人咖啡店）

世界風潮，山雨欲來

noreply@blogger.com (张以勒) — Mon, 02 Jan 2012 02:34:00 +0000

火红绵延的示威浪潮、诡谲骤变的政治格局、震撼人心的天灾人祸，使2011年在一片风起云涌的风潮中度过，也注定迎接2012年的是一股山雨欲来的氛围。由于多年以来各种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的日渐扭曲和失灵，导致社会郁闷和愤懑不断累积，迫使许多国家的公民在2011年回归街头抗争，向制度讨回庶民的公道。

2011年，是公民冲撞和挑战体制、向体制“算账”的一年；2012年，是体制回应公民的诉求，展开自我调整和翻修，向公民“还债”的一年，因而2012年既让人满心期待，也令人忐忑不安：

一、东亚酝酿民主变革。中国乌坎村村民反贪腐、反恶官抗争，官方开始时对事件的立场和定调，以及所采取的强硬打压措施，让外界恍如回到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警民对峙僵持不下，局势一片风声鹤唳。但村民始终保持理性自制、坚持据理力争但也有理有节的团结抗争，官方终于做出让步，基本满足村民的合理诉求。中国地方政府贪污腐败、官商勾结、欺下瞒上的事件层出不穷，而乌坎村的抗争模式和抗争成果，为各地群众反贪腐反压迫行动树立了关键范例。

2011年在进入最后倒数阶段之际，朝鲜最高领袖金正日辞世，步入金正恩领导时代。就目前局势而言，朝鲜表面上权力交替顺利无虞，但一如中共在告别毛泽东和邓小平等革命强人之后一样，由于再没有能够号令天下的威权领袖，权力的运作无可避免的进入集体的密室领导，国际分析也就普遍判断朝鲜政治进入党军头子集体领导。纵观历史的教训，密室寡头领导比独裁领导固然算是稍微进步，但也更容易爆发派系权力斗争，而且爆发起来也更险恶凶猛，但这种上层领导的内部分裂，也往往为国家开启民主政治、公民争取自由制造契机。

二、台港选举刺激大陆民权意识。台湾总统选举热火朝天，候选人公开的电视辩论，不仅候选人之间相互诘问，同时也得面对平民百姓的诘问，即便是仍属选委小圈子选举的香港特首选举，也在候选人刻意操作下，规格上宛如办成全民参与的普选。中国大陆人民多年以来对地方党政府的腐败现象纵然积怨益深，但整体上仍相信中央领导层，即“上面的人”都基本上是“好人”，可是台湾和香港选举的热络画面不停向大陆放送，以及大陆人对台港选举的热烈回应和向往，刺激大陆群众对自由民主的无限想象，这将催促共和国不能不逐步扩张民主的空间。

三、美国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决裂。美国资本主义被华尔街金融投机游戏骑劫，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金融寡头的裤袋，中产阶级逐渐消失，中下阶层群体不断扩大，最终导致“1%vs99%”的M型社会。而金钱贵族又与权力精英结合，致使民主选举制度的日益扭曲和失灵，现在美国接近一半的国会议员身家超过百万，平均比其他美国人富有9倍，国会俨然“富人俱乐部”，民主选举制几乎沦为金权复合体的扑克牌赌桌，只供金权贵族们游戏。

这种扭曲现象，过去已有许多学者和社会学家指陈出来，但席卷全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说明这种观点已不再仅仅停留在学术殿堂和学术论文里，而成为普罗大众的切身感受，因而才发起对抗1%群体的运动。有论者认为“占领”运动没有具体诉求和目标，也没有一套实际可行、建设性的替代方案，因此难以为继，也无法推动任何改变。但历史也告诉我们，当人们开始认知，其实就是改变的开始。

人们过去认为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是一对完美的结合，可是当资本主义的巨大财富不断侵蚀和扭曲民主制度，以致把民主制度变质为只为资本服务的机器，那么人们就不得不重新思考这种结合，是否仍然是民主社会的最佳选项。

（本文刊登于1月2日《星洲日报》专栏，照片来源：英国《The Sun》网站）

那個示威之年，烙上709的印記

noreply@blogger.com (张以勒) — Sun, 01 Jan 2012 01:21:00 +0000

从中东北非的“茉莉花革命”，到美国的“占领华尔街”、欧洲各大都会示威潮，再到中国的“保卫乌坎村”，这一道自西而东、自南而北的风景线，构成了一幅2011年壮观而绵长的公民起义画卷。

遍布世界各地的示威者，被《时代》周刊选为2011年度风云人物（Person of the year），而2011年，被誉为“示威之年”。

遍地开花、连绵不绝的示威抗议，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们不仅仅是群众表达诉求和发泄不满的展示，而是真正改变了某些事情。

看起来永远不可能被推倒的威权强人终于被推倒了，看起来永远不可能挺身反抗的弱势群体竟然挺身反抗了，看起来永远不可能被质疑被改写的游戏规则，终于被质疑并且终究会被改写。

而马来西亚的新生代，用709这一支画笔，在这幅示威之年的画卷上，抹上了一笔浓墨重彩。

在华社而言，709净选盟集会，是80后、90后的都市华裔新生代和面子书世代的民主成年礼——从想象民主，到体验民主、参与民主；从虚拟世界用滑鼠浏览人家的民主观点，到街头上用双脚走出自己的民主印记。

晚近十余年以来，国内的三场重要的人民集会，80后、90后的都市华裔新生代几乎都错过了。

1999年“烈火莫息”，主要的起义者是马来都会青年，从政治版图而言，实质上是马来社会内部的一次分裂和碰撞，那一次，华社选择站到建制这一边；308大选前的兴权会和净选盟1.0示威，前者的起义群体是印裔，诉求内容也锁定在印裔社会的权益和困境，后者则主要由回教党动员，参与者以该党支持者的巫裔群众为主，这两次，华社选择当旁观者。

但2011年7月9日的净选盟2.0集会，许多华裔新生代不再当旁观者，而是穿上黄衣，走上街头，成为了黄色浪潮的一部分。

黄色风暴，不仅在街头肆虐，更席卷网络虚拟世界。许多人将自己的面子书个人图像染黄，或贴上净选盟的黄底徽章。

各族的参与，使709集会成为了一场真正的“一个马来西亚集会”，这恐怕是自1950年代联盟三党为国家独立斗争时召集的群众大会以来，最成功聚集各族群各阶层各宗教年轻人参与，并且是年轻人们自发参与而不是体制动员的情况下参与的一次群众集会。

709本身，既是改变的结果，也推动了改变。

709是改变的结果，因为它可以追溯到308。如果没有308，大概就没有709，308和709之间，血脉相承，承接的是民权理念和公民意识的血液。

709也推动了改变，政府宣布解除紧急状态、废除内安法令、修改印刷及出版法令、修改大专法令，启动政治转型计划，709集会即便不是最直接的导因，但人们难以否定它起到的作用。

80后、90后的都市华裔，曾被视为是对政治和社会议题漠然无感的消费动物，尤其是进入面子书时代后，渗透骨髓的个人主义几乎变质而成个体的封闭化、原子化以至虚拟化。不只是大马华裔新生代，事实上是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年轻一代，都普遍与政治冷感划上等号。

但是2011年改变了这种既定印象，从中东“阿拉伯之春”、美国“占领华尔街”、欧洲都会示威潮，到马来西亚的709集会，正正是80后的都市新生代，扮演吃重角色。

（本文刊登于1月1日《星洲日报》2012元旦年刊，标题“双脚走出民主印记”）

制度失靈，公民再戰街頭

noreply@blogger.com (张以勒) — Tue, 27 Dec 2011 05:49:00 +0000

2011年，是“烽火连天”的一年——群众示威的野火在各国延烧不止，中东北非的“阿拉伯之春”、美国“占领华尔街”以及全球各地的“占领”行动、欧洲城市示威潮、俄国反普丁示威、中国乌坎村民反贪腐起义，从年初烧到年末，燎遍东南西北。

在过去的十年，大概没有那么一年，示威浪潮如同在2011年般如此集中、广袤而绵长。美国《时代》周刊，选择示威者为2011年度风云人物。

群众起义的浪潮，不仅在不民主的独裁专制国家爆发，也发生在以民主著称的西方发达政体。群众示威在不同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环境中成形，抗争的对象和诉求的内容显然不尽相同，有者是对威权强人、专制政体的斗争，有者是对贪污腐败、官商勾结的反抗，有者则是对经济不振、贫富差距和福利削减表达不满，但这些抗争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性质，或者说，是同一个问题，导致了这一系列群众抗争的浪潮，那就是制度的失灵。

任何政权，无论其体制为何，只有两项基本任务：其一是必须建构一套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的制度或秩序，确保权力的运作和资源的分配，能在合理、有序及稳定的基础上持续开展；其二是这套制度或秩序，必须同时能在最低限度上满足绝大部分公民的要求和期待，包括物质和精神的要求和期待，更包括对现在和对未来的要求和期待。

这两项任务，前一项要求的是这套制度和秩序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后一项要求的是这套制度和秩序的敏感度与灵活度。中国古老智慧强调刚柔并济、阴阳调和，既指为人处世之道，亦是维系天下长治久安的王道，最能说明这种对政权制度与秩序的要求。

换句话说，只要一个政权，即便它是封建古老的君主专制政体，只要它能做到上述两项任务，它基本上就能维持其权力的稳固，反之，若无法有效完成上述两项任务，则即使它是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制度，也难免招致动荡。

中东北非的威权强人和独裁政权，并不是在最近几年才开始非民主、惨无人道的寡头统治，突尼西亚的本阿里独裁22年、埃及穆巴拉克30年、利比亚卡达菲42年、也门萨利赫33年，但一直要到2011年，才终于爆发“阿拉伯之春”革命浪潮，把这些强人和他们的权力陆续推翻，说明这些政权过去数十年其实并非一无是处，起码在低限度上能做到上述两项基本任务。

但2011年改变了这一切。数据显示，在多个爆发“茉莉花革命”或受有关革命浪潮冲击的中东北非国家，30岁以下的年轻人口占总人口的半数以上：突尼西亚50%、埃及61%、利比亚60%、沙地阿拉伯60%、约旦64%、叙利亚66%等，与此同时，青年失业率也非常高：突尼西亚是31%、埃及25%、沙地阿拉伯28%、约旦27%、叙利亚19%等。

这些北非中东强人独裁政权所建构的制度和秩序，既无法满足两项基本任务，更要命的是，由于这些政权的封闭性与非民主性，人民无法通过正常或和平管道去指正以至参与纠正制度的失灵，走上街头抗争，是人民仅有的出路。

民主制度更优越的特质在于，在它遇到制度瓶颈时，人民可通过正常及和平的管道，去指正甚至直接参与制度的修正，但是美国“占领华尔街”以至蔓延全球各民主国都会的“占领”运动，以及欧洲各大城市的示威抗议潮，显示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在某方面的扭曲与失灵。这种扭曲和失灵，在大前研一于2006年付梓的《M型社会》，大概就已经指出来了——社会各阶层收入的两极化、中产阶级正在崩溃、中下阶层大量增加，形成大部分中下阶层、加上少数富人的M型社会。

中产阶级是民主社会的中流砥柱，今天以金融投机游戏挂帅的资本主义制度，导致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社会上富者愈富，虽不至于贫者愈贫，但问题是中产阶级快速消失，归类为贫者的群体也就快速扩大，最终形成民主发达国家中“1% VS 99%”的M型社会。

与此同时，金钱贵族凭借财富的强大渗透力与购买力，与权力精英结合，组成超级金权复合体，他们掌控媒体舆论，垄断社会资源的分配与信息的分发，控制政党，掌握民主制度的游戏规则，于是大众发现，99%的他们通过这套民主制度，选来选去，竟然选不出多少个真正能代表他们的代议士。那么，他们也就只能选择一条与阿拉伯百姓同样的出路，走到街头去抗争。

制度扭曲失灵多年，于是在2011年，公民唯有再战街头，让民主回归它最原始的战场。

（本文刊登于12月27日《星洲日报》专栏）

民政黨的跳槽史

noreply@blogger.com (张以勒) — Mon, 19 Dec 2011 00:58:00 +0000

林武灿倦鸟知返，民政高层领袖态度似乎是无可无不可，既没有一口拒绝，也没有热烈表示欢迎，倒是一众中层、基层党员和干部，爱恨分明，排斥之情溢于言表，其中法律及人权局峇日星说得最不留情面，自荐设立美化局，协助民政“挖池塘来饲养更多青蛙”，意指民政若接受林氏回巢，则民政党将变成不折不扣的“青蛙党”。

民政党员对于党被冠上“青蛙党”不雅称号高度反感，当然不是始于林武灿的回归。308后，民政党上演多起跳槽事件，既有从党内出走者如李家全、陈记光、杜乾焕等，也有从党外加入者如原马华彭亨州议员何业嘉、原沙巴进步党州议员陈树杰和区锦华、原自由民主党的彭恩荣等。

这些跳槽者，跳出者是在党遭遇近乎灭顶的308大选海啸、陷入空前低潮时期弃党而去，固然令党员痛心疾首，而跳进者也几乎都是在被原属政党放弃、本身为保住议员职或官位而选择加入民政，党以这样的方式增加席位，当然也要使有骨气的党员难堪。

可是，党员对于跳槽事件和跳槽者的反感，与民政党党史形成了一种悖论，因为民政党历史中的大部分时间，就是由跳槽者所领导的历史，先有林苍佑，后有林敬益。前者在出任马华总会长时与东姑阿都拉曼闹翻，在党内陈修信派系的挤压下离开马华，后成为民政党的创党元老之一；后者在马华大搞改革运动，与时任总会长陈修信交恶被开除出党加入民政，随后更出任党主席。

因此，民政党不仅是一个由跳槽者所创立的政党，而且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还是由跳槽者所领导，更讽刺的是，由跳槽者领导的阶段竟然也是民政党晋入政治势力高峰的时期，还要讽刺的是，民政党本身也是一个跳槽的政党——1969年大选后，从在野跳到在朝阵线，加入并组成国阵。

民政党要到了由华教运动出身、没有其它华基政党背景的许子根担任党魁后，才真正摆脱由跳槽者领导的局面。但偏偏正是在“血统纯正”的许子根领导之后，民政党却陷入了空前挫败、窘况百出的局势。历史一直在开民政党的玩笑，最尴尬的是，即便是民政党员，也无从知道老天的这种玩笑到底要终于何时。

中国历史典故中，为跳槽人士说话的，要数战国时期李斯的《谏逐客书》最著名。秦王嬴政听信宗室臣子进言，疑虑那些来到秦国受聘当官的外国人（即“客卿”）心怀不忠，于是下逐客令。当时在秦国任职的李斯为楚国人，为此上书进谏秦王，文章中最有力的论点包括：一、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二、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三、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

事实是，尽管林苍佑和林敬益都有跳槽的记录，但没有人会将他们贬称为“青蛙”，因为跳槽不能等同于“青蛙”。正确来说，民政党员看不起的不是跳槽，而是“青蛙”。跳槽之不使人目为青蛙，最关键的表现在于，他们并不是在原属政党最低潮、最脆弱的时期出走，也不是为了保住官位而加盟，而是在原属政党无法伸张本身的理想和目标时，选择转换到另一个舞台去发挥所长——林武灿和林苍佑，毕竟不是在同一个级别（level）上的。

（本文刊登于12月19日《星洲日报》专栏）

人才濟濟，資源有限

noreply@blogger.com (张以勒) — Mon, 12 Dec 2011 00:51:00 +0000

大概在去年十月，我在本栏发表了一篇拙文，题为“输的乱，赢的也乱”，说的是上届大选过后，那些在选举中成绩不怎么样的政党如马华、民政党和国大党等，相继发生党内纷争，而即便是那些在选举中大有斩获的政党如行动党和公正党，党内派系问题也是不遑多让。

一年后，用同样的标题，似乎还能再写一篇内容类似的文章，只不过这次的主角得换成砂拉越人联党和行动党——前者在砂拉越州选输得一塌糊涂，但党领袖们就跟更早之前的马华一样，打起党争来还是起劲得很；后者从308大选到砂拉越州选，在华人选区势如破竹，几乎战无不胜，但同时，党内派系斗争也从雪兰莪延烧到霹雳，如今又分别在柔佛和槟城引燃。

自从上世纪的巫统创党人拿督翁从巫统出走、陈祯禄与林苍佑之争、伊斯兰党的宗教司派系取代民族主义派系的领导，并且随着独立世代的党国元勋的相继辞世之后，马来西亚朝野各政党的党内斗争，几乎已不再跟政治理念或路线的分歧扯上干系，而是纯粹的资源争夺。

资源的性质，一是人们的生存有赖于资源的获取和掌控，二是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只要有资源存在的地方，就难免出现为争夺资源而起的竞赛。在政党里，诸如金钱、党职、官职、封衔等资源同样是有限的，但需要这些资源的党员又那么多，一分配下来，必然就有获得资源者和没有获得资源者，而获得资源者当中又有多得者和少得者，没有获得资源者也能分成服输者和不服输者，单单这么简单一划分，就能分出四种派系来。

政党领袖们常说要招纳人才，但如果人才的数量增加了，资源的规模却没有相应的扩张，或没有相应的进行重新调配，被招纳进来的人才手上就没有能够发挥才能的资源和平台，那么这些所谓人才只能有三个选择：一是既不受重用，唯有郁郁离去；二是什么都不做，无可无不可；三是拍案而起，加入资源争夺的圈子。

因此真正的问题似乎还不在于你是否能招纳有才华的人，而在于你能否调配足够的资源给这些人，在于你是否能善用这些人。只要你善于调配资源，能善用人才，则即便你手上只有寥寥无几的精英，也能组织起高战斗力的团队；可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资源，或不善于调配资源，那么人才济济反而变成一种负担，甚至变成一种危机，因为争夺这些有限资源的人更多，争夺起来的形势也更凶险。

一些领袖看起来平庸无奇，却能长久在位，并且在位期间诸事平顺，凭的不是什么个人惊天动地的技艺，而正正是一手高超的分猪肉功夫。

（本文刊登于12月12日《星洲日报》专栏）

互相否定的政黨競爭

noreply@blogger.com (张以勒) — Tue, 06 Dec 2011 16:11:00 +0000

巫统代表大会延续马华大会的备战大选氛围，被营造成与一场誓师大会无异，对准民联全力开炮。有趣的是，两个国阵最大伙伴似乎默契十足，马华大会炮火以伊斯兰党和伊斯兰刑事法为靶，巫统大会则由署理主席慕尤丁点燃火头，向行动党发动凌厉攻势。

这个相映成趣的场景，正好说明民联三党在政治生态的现况——在华社，伊斯兰党是民联的软肋；在马来社会，行动党则成为巫统的箭靶；而公正党延续2008年大选之前的命运，即便曾在上届大选一度成为拥有最多国会议席的民联成员党，该党仍然被国阵看遍，视其为没有威胁、无什作为，因而也往往被忽略的乌合政党。

从马华大会到公正党大会，再到巫统大会，每一场政党代表大会，在格调上都几乎无不被办成挞伐大会、誓师大会，以挞伐敌对党为主旋律，阐述本身理念和纲领则成为陪衬品。这种情况之出现固然与大选临近有关，但观诸目前政党竞争态势，“多挞伐对手、少说明自己”，其实已不仅仅是各政党大会的常态，而成为政治生态一种不分朝野的普遍现象。

一个政党或政治阵营攻讦挞伐其敌对政党或敌对阵营，本是政党竞争中无可厚非，也极为正常的求存手段，可是当一个政党的基本论述，到了一种以挞伐敌人为主，却鲜少陈述本身的理念、信仰、理论和政纲的地步，而这种情况又并不是出现于一个政党身上，而是成为每个政党的常态时，意味着由这些“多挞伐对手、少说明自己”的政党所构成的政治生态，已经不是在互相竞赛，而是互相否定的状态。

所谓互相否定，其特点是：

一、一个政党只能告诉选民“为什么不能选择敌人”的理由，却无法回答，或无法以具有说服力的论述来回答选民“为什么应该选择自己”的问题。

每个政党本身都应该有被创立并继续存在的某些理由，这种理由也应该是特殊的，是其他政党无可取代的。这种理由既构成这个政党最基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哲理，也是这个政党拟定政治纲领和提出政治倡议的基本参照、采取政治行动的底线和原则、动员群众的论述号召——简言之，每个政党总该有本身独有的、一个被社会大众需要的理由。

而在一个互相否定的政治竞争生态里，政党只能告诉社会其敌人不被需要的理由，而没法说清自己被需要的价值。

二、互相否定的竞争生态，同时也是骨子里互相模仿、互相承认的矛盾状况。试举数例：国阵提出的2012年财政预算案，民联一边批评其为大选预算案，一边又揶揄国阵抄袭民联的替代预算案，等于承认本身的预算案也是为大选而来；国阵批评民联的派钱政策为民粹，但其预算案和一些执政州属一样有派钱的措施，这也等于承认自己民粹。

类似这种自打嘴巴、自相矛盾的情况，源于两个阵营既要表面上互相否定，骨子里又互相模仿、互相承认。

（本文刊登于12月5日《星洲日报》专栏）

影像化的瘋狂，考驗文明拷問人性

noreply@blogger.com (张以勒) — Mon, 28 Nov 2011 02:53:00 +0000

2011年。

8月，英国伦敦因一名男子疑遭警员枪杀，引发群众抗议示威，随后升级为持续暴动，骚乱短短2天内蔓延到各地城市，暴民横行街头，攻击警察、砸抢商店，涉放火打枪者，不乏少年、受高深教育者及富家子弟；

10月，2岁女童小悦悦在中国佛山市先后被两辆车碾压，司机不顾而去，在7分钟内共18名路人路过皆视而不见，漠然走过；

11月，美国一年一度的感恩节“黑色星期五”购物高峰季节，消费者为抢购减价商品，大打出手甚至向别人喷洒辣椒水等。

上述三个事件，并无直接关联，发生于不同时间，发生地点也相隔千里，但起码有两个共同点：一、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或部分重点过程，都被拍摄下来，并在互联网广为流传；二、事件都发生在所谓的文明大国——中国自诩五千年中华文化，是东方儒家文明的圣地；英美更不用说，乃是执西方文明与现代文明牛耳的楷模。

一个事件的发生，一段历史的演变，纯粹耳闻与亲眼见证，不可同日而语。美国电视台SHOWTIME历史剧《都铎王朝》（The Tudors），其中有一段故事，说风流花心的主角英王亨利八世，与王后的侍女简西摩关系暧昧，王后安保琳开始时仅是听闻其事，犹能强颜欢笑，直到亲眼看见亨利与侍女亲热，怀孕中的她终于情绪崩溃，以至胎儿流产，亨利震怒，两人关系正式决裂。亨利最后以通奸罪将安保琳处斩。

发生在伦敦、佛山和美国城市的群众暴力或群众冷漠，之所以引起举世哗然，在于事件被影像化，于是远在马来西亚以及所有地方的人们，通过现代化的摄影技术和通讯设备，能亲眼目睹这些疯狂事件的真实过程。事件目击者以外的人们，全世界的人们，不再只是听闻事件的发生，而是以自己的眼睛，亲眼目视事件的发生。

如同安保琳王后，如果人们只是耳闻这些事件，总能为自己找到一些自我安慰和自我逃离的借口，但是亲眼目睹，使人们避无可避，不能不面对它们，因而也不得不为它们的发生，寻找某些理由某些解释。

问题是，上述三个事件，却几乎没有一个能够具体被怪罪的具体对象。历史上，集体暴力和集体疯狂时有发生，如秦朝的焚书坑儒、如二战的纳粹屠杀犹太人和南京大屠杀、如新中国的大饥荒和文革、如柬埔寨红色高棉大屠杀等等。对于这些事件，人们总能找到某个能够具体承担责任的人物或集团，如秦始皇、如希特勒和纳粹、如日本军国主义战犯、如毛泽东和中共等，但是，小悦悦事件、伦敦骚乱、美国购物狂乱，人们该如何解释事件的发生，谁又该为事件负责？

当疯狂被影像化，而这种疯狂又找不到导致其发生的具体罪魁祸首时，则将逼使每一个亲眼目睹的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文明，甚至重新审视自己。

因而，影像化的疯狂场景，毫无掩饰也毫不婉转的直接冲击每一个目击者的灵魂，乃是对文明价值的考验，对人性底线的拷问。在美国“黑色星期五”购物疯狂中，一名女子为了抢到一台电玩主机而向别人喷洒辣椒水，在另一边，有人为了一条大约6令吉的浴巾而受伤——人性的底线，文明的价值，原来并没有比一台电玩机，甚至不比6令吉更贵一些。

更重要的是，庶民在怨怼政治精英的疯狂暴行、无知无能的同时，才发现庶民自己原来也并没有比政客们更高尚、更理性和更文明一些。

或许，人们最终只能从不同文明对人性邪恶的概念，如儒家荀子学派的“性恶论”，基督教的“原罪论”，寻找到那么一些解读——简言之，其实就是英国首相卡梅伦形容伦敦暴民的那句话：“这是纯粹的犯罪（This is nothing but “criminality, pure and simple”）。”

（本文刊登于11月28日《星洲日报》专栏）

民政黨啟動接班程序

noreply@blogger.com (张以勒) — Mon, 21 Nov 2011 06:00:00 +0000

民政党主席许子根宣布下届大选不上阵后，马哈迪认为他应该“裸退”，连党主席职也最好一并辞去，许子根的回答是，他要留下来带领民政党迎战大选，起码要为民政党“挡子弹”和“吃死猫”。

事实是，如果许子根的不上阵大选，乃是为大选过后逐步引退的铺陈，那么一个已间接宣布退位的领袖，将不太可能再面对任何来自敌营的“子弹”和“死猫”。

行动党卡巴星促请党同僚不要再攻击许子根，既是给许子根做一次顺水推舟的人情，也只不过是道出了政坛竞争不成文的传统法则。从这一刻开始，所有的“子弹”和“死猫”，将主要集中到最有可能接棒为新党魁的人身上。

许子根下届大选不上阵，大选过后若再通过受委为上议员的方式担任部长职，不仅难以为大众和党员接受，恐怕连许子根也过不了自己那一关，所以他的不上阵大选，无异于宣布自外于官职，不再参与国家行政。以我国政治传统而言，许子根等于已宣布退位。

易言之，民政党基本上已启动接班程序，在下届大选后，继赛胡申阿拉达斯、林苍佑、林敬益和许子根的领导之后，产生第五代的党领导班子。

下届大选，既是民政党的生死战，也是许子根的最后一战。

在308大选中领军的国阵各成员党党魁，如巫统主席阿都拉、马华总会长黄家定、国大党主席三美威鲁等，都相继在大选之后退位，而民政党则至今未更换领导层。上届大选国阵各党的统帅，包括阿都拉、黄家定和许子根等，都是温和的书生型领袖，而后来因应政治环境转变走马上任的纳吉，以及历经波折突围而出的蔡细历等，在形象定位上则属战斗型将领。

民政党虽一再强调许子根不上阵大选的决定绝非由巫统操作，但许子根的优柔寡断，既已使部分民政党员不满，当然也不能不引起国阵领导层的忧虑。

选一个作风强硬、果敢、决断的人来领导党，固然会给党带来某些形象和宣传上的正面效应，问题是，领袖的强悍需要底气，如果没有底气，党魁再硬朗再勇敢，能做的最多是嘴巴上骂得比许子根再凶狠一些，表情上装得比许子根再威武一些，却无法实际改变什么。

所以民政党该问的，不是要让谁当主席，而是自己有没有足够的底气，去支撑一个强悍的主席。而这个底气，除了老老实实从大选中赢回来，再无其它办法。

（本文刊登于11月21日《星洲日报》专栏）

那些年，我們一起反英教數理

noreply@blogger.com (张以勒) — Mon, 14 Nov 2011 00:25:00 +0000

2002年，马哈迪政府以雷厉风行之姿，强行推出英语教数理政策，国内立即一片风声鹤唳，华人社会尤其反应激烈。

犹记得当时马华公会面对巨大的双重压力，一边是巫裔和印裔社会接受有关政策，并要求“要改大家一起改”，另一边则是华社和华教团体坚持母语教数理。马华为此好不容易拟出个2-4-3折中方案，才勉强安抚了各界的情绪。

想当年，华社同声反对英化数理政策，强调我族同胞应同仇敌忾捍卫民族之血脉，警惕我族同胞要紧记亲者痛仇者快之教训，当时要是有任何华人胆敢认同英教数理，或仅仅是认为不妨考虑有关政策的好处，可以想象到的下场，不是被痛骂为民族叛徒，就是被戴上汉奸走狗的帽子。

大约8年后的今天，政府终于宣布废除英化数理政策，华社没有预料中的亢奋，而是嘈杂得很，有人认为不应废除英教数理，有人认为应延续2-4-3方案，有人认为家长应该拥有为孩子选择使用母语或英语教数理的权利，当然也有人欢迎英化数理政策的废除。

连行动党也表示，家长应该拥有为孩子选择数理媒介语的权利，而不是非用母语不可，尽管这个立场已遭民联否决。

当年打从心底支持英化数理的华人到底有多少，不得而知，但今天愿意站出来公开支持英化数理的华人，显然并不在少数，而我们似乎不再听到“民族叛徒”、“亲者痛仇者快”这类惯用的高亢词汇。

时代毕竟不同了，威权领袖和威权主义淡出历史舞台，民族主义的号召力也日渐消散，更多人能够也愿意针对各种公共议题，表达真正属于自己，而不服从于官方权威论述，更不从属于“民族大义”的诉求和心声。

众生喧哗取代了同仇敌忾，各阶层各族群的群众对许多课题各自表述，由政治领袖或族群领袖以一言九鼎之姿态号召动员群众，已经越来越不可能，也失去了市场需要。

早前的子文华小易名风波和马六甲华堂被吊销注册事件，似乎还能看见和听闻一些诸如“誓死捍卫民族大业”、“民族叛徒”、“出卖华社”、“亲者痛仇者快”的慷慨喊话，但在全国华社，尤其是在年轻一代的华人中，还能引起多少共鸣，显而易见。这种课题如果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大概很容易就能搞成如同1987年华社大团结反对不谙华文者担任华小高职的事件。

于是，许多人仍念兹在兹的所谓民族大业，就如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里柯景腾和沈佳宜淡淡的初恋，对更多人来说，是既模糊暧昧又刻骨铭心，既苦涩又甜蜜，能够确定的只是，这都是那些年的事了。

（本文刊登于11月14日《星洲日报》专栏，照片来源：星洲日报网站）

潑紅漆製造恐懼

noreply@blogger.com (张以勒) — Mon, 07 Nov 2011 03:23:00 +0000

恐惧，是一种可以被制造出来的集体情绪。加拿大资深媒体撰稿人丹•贾德纳（Dan Gardner）在其科学类著作《贩卖恐惧：脱轨的风险判断》（Risk: the science and politics of fear）里指出，911恐袭事件后，许多美国人不再乘搭飞机而改用汽车。

这种转换交通工具的社会现象持续了一年，期间美国的车祸死亡率激增，据专家计算，与人们放弃乘搭飞机改开车直接相关、死于车祸的美国人多达1595人。

这个数字，超过了史上最残忍的恐袭死亡人数总数的一半、911事件中死于航班上人数的6倍、2001年著名炭疽菌攻击死亡人数的319倍，可当时的美国人害怕坐飞机、担心受炭疽菌攻击的恐惧却高于乘车发生意外。

根据科学推算，人的一生中死于飞机失事的概率为2万分之一，而死于车祸的概率为百分之一，死于心脏病的概率为5分之一，但美国约2500万人患有不同程度的飞行恐惧症，却甚少听闻有什么车祸恐惧症或心脏病恐惧症等。

这是一个危机与恐惧之间的悖论，人们忽略风险概率明明更高的事件，却对那些风险概率相对低的事故，有着更多的恐惧与担忧。

媒体报道当然要负上一定的责任，像车祸和心脏病发死亡这类几乎天天都发生，而且是每天发生多宗的事故，由于发生几率太多也太寻常，新闻价值不高，媒体也就往往不予报道刊载，或即使有报道刊载，也不会重点处理。而像飞机失事、恐怖袭击等事故，由于发生几率相对更低，新闻价值较高，媒体也就总是更愿意大幅度的报道刊载。物以稀为贵，诚哉斯言。

因而，较少发生的危险事故，在媒体上所占的篇幅和版位，竟然比常常发生的危险事故更多更大，这固然是基于“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的新闻价值逻辑，但也造成另一种悖论——危机与新闻价值之间的悖论——那些对人们带来更大更多危险的事情被忽略了，而那些相对不会或很少带来危险的事情却被过度重视和夸大其辞。

危机与新闻价值之间的悖论，是造成危机与恐惧之间的悖论的根源之一。

马华总部大厦被泼红漆，据说是马华创党60余年以来的首遭；律师公会办公楼几乎在同一时间内也蒙受红漆之灾，对该组织而言恐怕也是过去不曾发生的事故。一般人民因欠下债务逾期不还而遭大耳窿上门泼漆的事情，由于无日无之，已不是新闻，但同样的红漆，泼到了马华大厦和律师公会办公楼上，由于史无前例，也绝无仅有，顿时变成了大新闻。肇事者大概也略懂危机与恐惧之间的逻辑——制造恐惧，何难之有？

丹•贾德纳著作最值得分享的部分是其总结：相较于过去漫长的历史，我们是人类史上最健康和长寿、婴儿死亡率最低、史上最富有，因此事实上，“现代最适合我们居住”。但我们总是被许多被夸大、被制造出来的恐惧所困扰，担心国家动乱、担心种族宗教矛盾引发社会暴乱、担心经济崩溃、担心房子被烧毁、担心钱财被偷被骗被打枪、担心妻儿被绑架、担心孩子没学校可上、担心外星人入侵、担心世界末日…

这些被夸大、被制造出来的恐惧，总能让政客从中捞取选票、企业从中赚取钞票、电影和畅销书从中赢取票房、评论人从中掳取读者——就像给马华大厦和律师公会泼红漆的人，总能从中获取一些什么。

（本文刊登于11月7日《星洲日报》专栏）

宗教緊張潛伏不確定因素

noreply@blogger.com (张以勒) — Mon, 24 Oct 2011 01:27:00 +0000

在国内三大马来穆斯林政党巫统、伊斯兰党和公正党皆不表示认可和支持的情况下，号称要集结10万人的“百万穆斯林大集会”，在集会当天仅吸引大约8000人赴会，与预期中的人数落差不可谓不大。

“百万穆斯林大集会”表面上直接冲着于8月发生的雪州宗教局临检百乐镇卫理公会感恩晚宴、主办单位被质疑向穆斯林传教风波而来，实质上有着更深远的脉络。从晚近几年一系列穆斯林改教事件所引发的争议，到禁止马来文圣经使用“阿拉”字眼、基督国等课题所造成的紧张，加上党派恶斗和政治纷扰的推波助澜下，确实导致部分国内穆斯林出现危机感，认为本身宗教信仰正深受异教徒的威胁和挑战，而不得不做出反应。

过去近20年以来，国内伊斯兰教保守主义高涨，不同宗教信徒之间，尤其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大不如前，许多过去从来不是课题的课题，在这种大气候之下变成了大课题，其中尤以马来文版圣经“阿拉”字眼风波最为凸显。这种现象，必须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国际伊斯兰复兴运动风潮。

但这毕竟是上个世代的事情了，今年初席卷中东国家的“茉莉花革命”，以年轻世代为主要代表的群众力量陆续将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的独裁者和独裁政权扳倒。这一股“阿拉伯之春”民主革命浪潮，已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版图注入前所未有的震荡因子，虽然其后续走向仍不明朗，甚至有论者担心最终将导致伊斯兰保守势力的再抬头，但显而易见的是，群众改革力量始终以民主、自由、人权、反独裁反贪腐为主要诉求。

易言之，茉莉花革命改变的不仅仅是中东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版图，还可能改写伊斯兰世界传统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论述。年轻世代以手机和社交媒体等高新科技为导体，在中东世界传播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毅然走出上世纪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神权论述，拒绝复制他们的革命先辈们以宗教保守主义对抗封建腐败体制的抗争路线。

作为一个以穆斯林国民居多的国家，马来西亚无法回避茉莉花革命的冲击；而与中东阿拉伯地区各政治势力和党团有着不同程度的国际联系的巫统、伊斯兰党及公正党，也一直密切关注革命的演变，尤其是这个革命浪潮所可能改写的意识形态光谱。

在爆发马来文版圣经“阿拉”字眼课题时，当时的局面是巫统势力想要尽可能操作有关课题，试图引发穆斯林危机感以换取政治利益，而伊斯兰党则挡住保守势力的压力，采取了相对中庸开明的立场。但较后的一年多以来，尤其是自中东“阿拉伯之春”民主浪潮爆发以来，这种局面不断出现不同的变动。雪州宗教局临检教会晚宴风波，巫统在公开立场上低调应对并努力撇清关系，作为雪州执政党成员的伊斯兰党则应付得相对狼狈，稍后更因再次提出落实伊斯兰刑事法而引发舆论争议，公正党则在许多课题上保持缄默；到了“百万穆斯林大集会”，则显然三党都极力与之划清界限。

如何面对、处理和诠释“阿拉伯之春”所带来的冲击，甚至于如何善用这股革命浪潮，这是巫统、伊斯兰党和公正党三个穆斯林政党正努力思索和探讨的考题，这道考题涵盖意识形态、历史、国际和内政领域，三党推演出的任何结论或解答，也将成为潜伏在我国宗教紧张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

（本文刊登于10月24日《星洲日报》专栏）

民主政治就是要優柔寡斷

noreply@blogger.com (张以勒) — Mon, 17 Oct 2011 01:57:00 +0000

民政党主席许子根的领导方式是否软弱，这是印象的问题，恐怕再讨论个500年，也论不出个所以然来，倒有几道问题，值得思考思考。

强硬的领袖，为什么是一件好事？或者应该这样问：为什么一般群众，普遍都希望拥有强硬的领袖？前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是强硬领袖的佼佼者，911事件后带领美国人发动轰轰烈烈的反恐战争，从阿富汗打到伊拉克，尽展西部牛仔好勇斗狠的强悍作风，结果弄得天怒人怨，美国在反恐反得最高潮的那几年，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美国政治学博士约瑟夫•波耶特（Joseph H.Boyett）在2009年付梓出版《选民进化论》一书（台湾天下远见出版，英文原著书名为“Won’t get fooled again”，中文直译应为“不再被愚弄”）就提出，一个优秀领袖该有的特质，是行为复杂、优柔寡断甚至前后不一致，因为这样的人，总是避免骤下断语，善于倾听并积极从各种管道寻求不同的资讯和想法，对于反对的意见即使不认同也愿意聆听，为了做对事情而不惜多次变换决定和立场，他们看起来过于理智，而且往往显得犹豫不决、优柔寡断。

但选民却偏好所谓强硬的领袖。这种类型的领袖把自己塑造得自信、果敢、有决断力，而且坚持立场和原则的前后一致。波耶特说这种领袖其实就是思想简单的人，他们“可能显得实际、决断而有原则许多，以一种简单的经验法则看待世界…然而，他们却可能过度自信、排斥新观念、太依赖综观的结果，而未能察觉情况的细微处，因此影响决策品质。一旦落入极端，认知简单的人可能变得有偏见、狂热而专制”。

正正是因为他们的自信、果敢、决断、坚持前后一致，所以他们作了的决定或表达了的立场，哪怕那是错误的决定和立场（例如小布什攻打伊拉克），也决不能认错，更不能纠正和推翻本身的错误——小布什怎能放弃小布什的战争？雷根怎能批评雷根经济学？撒切尔夫人又怎能批评撒切尔主义？

坚持不放弃、不改变方向、从不灰心、绝不屈服，这些都是传统上受人们所赞赏的、正面的人格特质，但不一定是政治领袖该有的特质，波耶特这本书就是尝试要打破群众对于领袖人格的迷思。

民主制度的设计，诸如三权的分立、议会的问责、言论的自由、媒体的监督、人权的保障，其根本的精神，本来就是要求每一个掌握权力的政治精英，在做出任何决策时都不能不经过一番折腾，避免刚愎自用、乾纲独断，也就因而总是犹豫不决、优柔寡断。

群众既想要领袖表现果敢决断，又要他们服膺于民主政治，这就如一个政党的成员们，想要一个既强悍神武，又能服从党基层心声和意愿的党首——这样的领袖，除了在《三国演义》里去找已经被神化的关云长来当党魁之外，实在别无他法。

（本文刊登于10月17日《星洲日报》专栏）

責任的傳承

noreply@blogger.com (张以勒) — Mon, 10 Oct 2011 00:39:00 +0000

美国参议院上周投票通过一项针对《排华法案》的道歉案，就1882年美国国会制定的这项针对华人的歧视性法案，向美国华人致歉。美国国会制定《排华法案》，是将近130年前的事情，大部分现任的国会议员，恐怕连他们的父母都仍未出生。

除了《排华法案》，美国国会历史上曾通过的道歉案还有：1988年就二战时期将日裔美国人关进集中营作出道歉和赔偿；1993年就派兵推翻夏威夷土著王朝道歉；2006年就过去的黑奴制向非裔美国人道歉；2009年就2个半世纪的奴隶制度道歉；2010年就印第安人的不公平待遇道歉。

美国国会通过上述道歉案时，参与投票的议员们，恐怕大部分都不曾亲自参与，甚至不曾经历那些他们为之道歉的事情。如果换在东方世界，国家和政党领袖十之八九会说，那是前朝犯下的错误，与我们这一代人何干，与我何干？

“前朝”这两个字，很能描述东方国家政治生态的特质。封建帝王制尽管在这里早已烟消云散，但帝王思维仍根深蒂固，强调个人领导、权力集中的家长式领导仍有市场，人们推崇个人领导能力多过相信制度，甚至制度体系往往要服膺于个人领导。因而在东方国家的政治生态里，国家或政党的当权班子，人们总要以魁首之名，冠之以“某某王朝”的代号，所以就会出现所谓“前朝”和“当朝”的说法。

既然这一代领导班子与前一代领导班子，乃是“当朝”与“前朝”之分别，前朝之罪责，就不可能由当朝之人去承担，更轮不到当朝之人道歉赔罪。在东方世界人们的认知里，这合情合理——秦朝始皇帝焚书坑儒，总不该让唐太宗李世民，向天下读书人认错致歉吧？

只是，如果本届的美国参议员们，也以《排华法案》乃是“切斯特•阿瑟王朝”（1881-1885）的事情，与“奥巴马王朝”无关，或者在2006年时以黑奴制乃“华盛顿王朝”的事情，同样与“布什王朝”无关，因而无错可认亦无须道歉，那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美国参议院的道歉，并不是个别议员代表自己作出道歉，而是来自制定有关歧视性法案的同一套制度系统。道歉之所以有效，其基础在于这一套制度的传承性——129年前制定《排华法案》的美国国会，与129年后为此法案而道歉的美国国会，虽然组成国会的成员是完全不同的人们，但制度系统却是一脉相承，议员们传承的，仍是基本不变的使命与责任。

披上民主面纱、骨子里是帝王制的东方政治生态，由于注重的是权力的传承，不强调责任的传承，所以国家和政党领袖针对历史错误的道歉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奢望。

（本文刊登于10月10日《星洲日报》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