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经济新闻

赶在发家前离婚

infzm — Thu, 02 Feb 2012 21:44:37 +0000

最近又有一桩富豪离婚大戏闹得沸沸扬扬。主角是中证万融投资集团董事长赵丙贤和妻子陆娟。女主角在2010年第一次提起诉讼，要求离婚，理由是男主角曾对她施暴，且有婚外情。但几次开庭，男主角要么“出差”，要么“生病”，女主角后来撤诉。一年后，再次起诉，仍然等不来对方应诉。案件后又移交到另一法院，至今没有下文。她心急如焚，通过各种途径“揭露”丈夫的面目。

离婚自然涉及分财产，陆娟说，我们具体有多少钱我不清楚，但粗略估计，我们共同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多家上市公司的股份市值应该有二十来亿。

这种事发生在谁身上都不好看。何况，赵丙贤头上还曾被外媒戴上过一顶名为 “中国巴菲特”的帽子，因为他是巴菲特的信徒，在资本运作上也有一定建树。他提起巴菲特就口若悬河，4年前还曾组团到巴菲特的老巢奥马哈“朝圣”。

其实他们夫妻俩多少年前挺让人羡慕的——都当过兵，后来一起创的业，上世纪90年代初第一批股民，共同完成原始积累，20年后坐拥巨额财富。但这是这样的伙伴型夫妻，到今天成为了一对仇敌。

所谓“能共患难而不能同富贵”，在许多中国商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的变化有时比你的心跳还要快，人的欲望会越来越复杂，所谓“幸福”的定义也不断被更新。

有一次去拜访“服装首富”周成建，他说了一套理论，可以称之为“中国企业家婚姻三段论”。听起来有些玄乎，其实琢磨一下还是很有道理的。

他说中国商人们的婚姻，与经济与社会的转型是密不可分，甚至亦步亦趋的。出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商人们，婚姻大都是父母包办或媒人牵线，只求门当户对或是看着顺眼；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商人们，大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结婚，彼时“下海”是时髦词汇，“志同道合”成为婚姻的一个关键诉求；进入21世纪才结婚的“70后”或“80后”们，则更多地注重双方在精神上的交流与分享。

周成建结过三次婚。我没有细问他是否正好跨越了上述三个阶段，只是听他说，现在的妻子虽是财经女，但很懂得生活，言外之意是一位上乘的“心灵伴侣”。

不是每一对糟糠夫妻在大富之后离婚都要掀一场风暴。但有的时候我也会想，如果周成建的第一位太太在周成建成为“服装首富”之后与其离婚，情形会是怎样？

这种假设显然有些“不怀好意”，就好比拿同样结过三次婚的潘石屹为例，如果在SOHO中国上市前后和第一任或第二任太太离婚，然后与张欣结合，他在财产分割上一定也会大伤脑筋。

管理你的婚姻，比管理一家企业更需要智慧，这是一门学问，可以称之为“荷尔蒙经济学”。商人也是人，他们的婚变与其他人一样，人心变了，感情没了，婚姻宣告死亡，至于彼时钱多钱少，虽不是婚变的决定性力量，但时常充当着诱发因子，并成为争夺战的主要筹码之一。年轻的单身创业者们常感慨现在物欲横流，艳羡二三十年前那种简洁的、具有乡土气息的婚姻，但赵丙贤们却以一个响亮的声音说，当初最好的结婚对象，现在还不是成了最坏的离婚冤家！

土豆网创始人王微与妻子杨蕾分道扬镳，赶集网总裁杨浩然与妻子王宏艳反目成仇等是最近一年来的典型案例。

但硬币都有两面，也有不少事业上有所成就后婚姻出现危机的商人和企业家们，能够把一切都处理得相对妥帖。第一类像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他通过股票套现补偿前妻洪燕芬，快刀斩乱麻，遵守契约精神，辞旧迎新，成为和平分手的一个经典案例，如今他和第二任妻子魏雪常公开秀恩爱。第二类像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其原配夫人是师妹谈剑、复星五位创始人中唯一的女性。二人离异后，郭与另一位师妹、上海电视台主持人王津元结合。而谈并没有离开复星。她现在的身份是复星集团监事长、星之健身俱乐部董事长。离异后仍默契有加，这是中国商业史上少有的婚变样本。第三类如潘石屹和张欣，离不起，也不能躲，他们处理婚姻危机的做法是：坐下来磋商，建立一种“新秩序”。

“发家”前离婚的两种商人最为扎眼。一种如网游与金融达人史玉柱。他30岁离婚时，妻子董春兰尽管深知他正处在“发家”的前夜——开发的一款软件当年利润即超过3000万元，但仍然由于受不了二人的性格差异和分居两地，而提出离婚。史玉柱至今单身，有人问他什么时候退休，他开玩笑称“找到老婆就退休”。

第二种如钢铁业巨富杜双华，其离婚手法堪称离奇。他的妻子宋雅红向法院起诉离婚时，吃惊地发现法院已经在2001年就判决他们离婚了，而她却浑然不知。杜双华真是“未雨绸缪”——他是2003年创建日照钢铁集团，5年后成为中国钢铁业首富的。而对于其陷入的离婚风波，有些人批其蹩脚，也有人赞其高明：大方向没错，只是技术路径欠佳罢了！

【吾乡吾民】大通小镇：历史深处的叹息

infzm — Thu, 02 Feb 2012 21:36:41 +0000

渡口经历了股份制改造、承包制等等反复改弦更张，漂浮在长江上的和悦洲的乡亲们也在多年前被强制搬迁至镇上。

春节期间，大通镇和悦洲来了一群拍电影的，拍的是《长江图》，据说这是一部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电影。而在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巨变中，我的老家大通镇所发生的一切可能比电影更具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

安徽铜陵市的大通镇在江南小镇中位置特殊，从清咸丰到民国，它是汹涌的财富和天堂般风景的门户所在。桃花源般的徽州，有白墙黑瓦清山绿水的诗意，据说，李白五分之一的诗都是在安徽的沿江和江南写出来的，“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但古徽州也有土地匮乏生计不保的挑战，而这个挑战成就了“无徽不成镇”的江南经济。徽州人对江南的渗透是通过三条河流完成的：著名的新安江、不太著名的青弋江和流往我老家大通的青通河。

新安江往东直达杭州，和京杭运河相接，联通苏州、扬州，还有上海，这是条徽州人拓展江浙财富版图的线路，我们可以称之为徽商财富东线。而两条河流青弋江、青通河所形成的西线常常被忽略了。这是两条抵达长江的河流，青弋江流向中国四大米市之首的芜湖，青通河则到达大通，徽州人通过青通河将他们的财富画卷沿长江向西边的两湖和更广泛的长江中上游徐徐展开。到了咸丰年间，为镇压太平天国，清政府在大通设立盐务招商局，统辖沿江盐税，一时间，老家大通成了富贵温柔的“小上海”。民国年间，大通每年上交民国政府的厘金税是一亿一千万银元。按我父亲的说法，那时一块银元可以买一担大米。

九华老爷（地藏菩萨）播下的佛音在十四座寺院腾云驾雾，山顶上响着来自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的钟声，长江上太平军与湘军刀枪火并，突然又传来唐才常吴禄贞们比“庚子首义”早三个月的反清炮声，江边的草堂戏院严凤英的黄梅戏把台下的小伙子唱得死去活来，电影院放着与上海同步的无声电影，文人们在五份报纸上舞文弄墨笔走龙蛇，来自扬州的妓女花香袭人地拉扯着我的乡亲，故乡是这般如花似玉而又血肉模糊……

常常，我的快感来源于故乡已经死去了的鲜活肉体的呼吸，以及，消逝的历史场景深处的叹息。这并非是历史本身，而是历史想象甚至是历史意淫。历史想象滋养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先锋文学，余华、格非、苏童是带领大家重返历史梦境的写手。在看完两页《百年孤独》后，莫言转身投入故乡高密的历史与家族，我也有同样的冲动。1990年我回到故乡所在的铜陵电视台，扛着摄像机的时候，我常问自己什么时候能成为马尔克斯。

1998年，我的故乡大通开始变得让我感到陌生。镇上，140年没有停船的渡口，因为要“像土改那样推进股份制”引发了工人闹事，这个叫“清字巷”的渡口停渡了。清明节回家，我被迫改乘汽车轮渡。

从此我开始了对渡口三户普通人家持续到今天的跟踪记录。两个月后，我的纪录短片《渡口》完成前期拍摄，同时，我意识到这是一部值得花更长的时间甚至一生去折腾的事。

三个家庭分别是我的同学、亲戚和邻居。他们的命运随着大通古镇的变化而摇摆。拍摄期间，渡口经历了股份制改造、承包制等等反复改弦更张，而漂浮在长江上的和悦洲的乡亲们也在多年前被政府强制搬迁至镇上。他们的抵制未能改变这一结果。

开始拍摄一年之后，下岗的同学周朝阳夫妇双双落水身亡；五年之后，下岗的亲戚陶礼贵摇摇欲坠的小饭店，变成了儿子陶程经营的豪华“大通土菜馆”，边上停满公款消费的奔驰和宝马；2011年，也就是十三年后，我的邻居贺国平，曾经强壮的渡口承包人，在家做了十年饭、喝了十年闷酒之后，被检查出食道肿瘤。周朝阳的儿子周鑫2011年在镇里好心人的帮助下去新疆当了武警，他忍受不了奇瑞生产线上重复的动作，也忍受不了厨房里的同事相互折磨。之前，他一直是烧桌子的问题学生、婚礼上骂姐夫的弟弟、饭店里打群架的服务生、一个月换几家饭店的厨子，但他也曾经是读四大名著的少年，他的作文充满性情，获得过全国比赛的优胜奖。现在，我经常接到他从遥远的新疆打来的电话，每次都是这样开头：叔叔你好吗？也常常这样结尾：叔叔保重，少喝酒……

我将纪录片命名为《渡口编年》，原本计划是用十年时间，就是拍到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后来发现我无法把这种与我生命平行的纪录定格在一个点上，时间和纪录宿命地牵引着我向前，仿佛一服无解的毒药，一旦喝下去，就再也无法回头。

【吾乡吾民】年轻人的分地“倒阁”运动

infzm — Thu, 09 Feb 2012 17:29:00 +0000

2000年村里的二轮承包完成，之后出生的新生儿都没有土地。年轻的父辈们为了替孩子争取土地承包权，发动了一场倒阁运动，终于如愿以偿。

腊月二十六，按理说来已是热闹的过年氛围，但我的家乡——华北平原上一个普通的村庄里，村里人却放下活计忙活起“分地”的事，村里的高音喇叭一直喊着：“2000年以后添过小孩的人家，到村委会来，商量一下把村东头的地分了。”

村里人形象的把“村东头的地”称为“小孩地”，意思是这块地是留给新生儿的。这块地原来一直对外承包，是面积有五十多亩的梨树地。

本来，我们村在2000年调整过一次土地分配，每家每户都领到了深红色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按照国家法规，土地承包权30年不变。这就意味着在30年之内，分田到户的土地就不能再变更。但2000年之后赶上生育高峰，村里平均每年都有十来个新生儿。

这次“分地”，每个新生儿到手的也不过三分地（十分为一亩），按照我们村种植苹果和梨经验来算，分到地的人家不过多了十几棵梨树，一年毛收入增加1000元左右。

在村委会集合之后，大家浩浩荡荡走到村东地头，丈量土地、埋划界的石灰粉、商量怎么挖灌溉沟。放眼看过去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大家倒是情绪激动。分这三分地也来之不易，我们村还因此换了一位村支书。

原来的村支书已经在任上23年，一直有后起之秀想取而代之，但很多时候都是势单力薄。这次新上任的村支书刚刚30岁出头，一下就找准了村民的诉求。

原来在老支书的计划下，这块“小孩地”要继续对外承包，新村支书乘机拉拢了一批年轻人，又是举报老支书乱砍树木，又是举报村支书私吞养老补贴——都是确有其事，在乡里闹得沸沸扬扬，最终将老支书拉下马。

土地永远是村民关注的话题，划好地块、标完号，剩下的就是抓阄，抓到几号地就种那块地，田有厚薄，果树也有强弱，没抓到好地块的自然就嘟哝两句。

但这次“分地”只涉及2000年之后的新生儿，至于这一时期嫁入我们村的媳妇就不在分地之列，因为她在原来的村里还留有自己的责任田。在农忙时节，经常能看到有些人急急忙忙出村，为了忙农活，他们不得不在两个村之间奔波几公里，我们村很多嫁出去的人也常因为这个原因“回娘家”。

要解决这个问题，得等到承包期到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赫然写着：2030年。否则，只能通过承包或私下换地的方式解决。

而到那个时候，我也将失去我在村里的两亩土地。不仅仅是我，我们村在2000年至今的12年里已有数十人迁出户口或故去，这个数字还在每年递增，但我们的土地理应就是那些留在村里的新媳妇和新生儿的。

从“民营电王”到新能源首富：“搅局者”朱共山

infzm — Tue, 07 Feb 2012 17:40:17 +0000

一家民营企业进入光伏行业五年即成为龙头老大，这得益于其掌门人 “破坏性开采”的思路，以及与保利渊源深厚、后又有中投保驾护航的独特背景。

2012年春节前不久，朱共山到菲律宾、越南等国考察，谈妥了多个能源项目，这位“光伏大佬”显然试图布局东南亚。

54岁的朱共山是位极为低调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几乎从不接受媒体采访。他曾是中国的“民营电王”，在五大电力集团的夹缝中建了二十余座电站；他于2006年才进入光伏产业，却在短短5年间发展成为了全球多晶硅和硅片行业老大，并以160亿元的身家成为2011年胡润新能源首富。

现在朱共山执掌的保利协鑫市值逾400亿港币（约330亿元人民币）位列全球新能源企业之首。几年前的新能源巨头——无锡尚德和江西赛维，已经被远远抛在了身后，前者甚至陷入破产传闻，后者则在艰难过冬。

保利协鑫与保利集团渊源深厚，现在的大股东是朱共山，第二大股东是中投公司（持股近20%）；这种股权结构，本身就使保利协鑫带有某种特殊的色彩。

保利协鑫董事长朱共山（CFP/图）

朱共山是什么样的人，又是如何掌控这家公司的呢？

央企伙伴

在涉足光伏产业10年前，朱共山对外界讲得最多的是，为什么他的火力发电厂不冒黑烟。

朱共山是电力科班出身，出生在苏北阜宁县东沟镇农村，在家排行老三，他的发家史在家乡近乎被神化。

朱共山从1978年就开始在阜宁打拼，还做过售货员等工作。上世纪90年代初，他开始创业。先是在海外注册成立协鑫集团（壳公司），以外商身份在内地找项目。其第一个项目，是在太仓建了一个热电厂，即1996年成立的太仓新海康协鑫热电有限公司。

这一公司由朱共山与香港新海康航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而后者的大股东，是保利集团的全资子公司“香港嵘高贸易有限公司”，持股65%。也就是说，朱共山初次“出山”，就和央企保利集团站在一起唱大戏，这也是保利协鑫公司名称的由来。

彼时，第一个热电厂项目曾因资金问题被迫停工，幸运的是，朱在后来得到了一位“贵人”的帮助，算是逃过一劫。

朱共山性格豪爽，他在短时间内打通了江浙人脉，开始在这两省的二三线城市及经济开发区建立工业配套电厂，主攻垃圾发电、生物质能等环保再生能源电厂。十年间建造了二十多家电厂，被坊间称为“民营电王”；他将电厂资产打包，在2007年把保利协鑫带到了香港主板上市。

“长单”之赌

2006年，朱共山决定进入光伏产业门槛最高的上游——多晶硅原料行业。他狠砸70亿元创立了江苏中能硅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江苏中能）。那个时候，国内光伏企业密集在海外上市，朱共山之所以区别于无锡尚德、天威英利进入上游，是出于市场竞争的考虑，更是因为他是个“大胃王”。

朱共山敢赌。江苏中能投产之后，恰好碰到多晶硅价格一路高涨的行情。但就在多晶硅异常紧俏的疯狂时刻，他决定利用多晶硅供不应求的机会与下游客户签订长期战略供应合同。

随后，江苏中能并没有乘机大赚500美元/公斤的现货利润，而是选择与客户签订利润相对要少得多的8年长期合同，合同价比现货价要低40%-50%，按照账目算下来，朱共山放跑了上百亿元的利润。

朱共山一直认为签“长单”是他在光伏产业打的漂亮仗，这一招为江苏中能在金融危机逆市扩产打下铺垫。当时多晶硅价格已经跌到了100美元以下，但有了这些“长单”，江苏中能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比其他企业的日子好过许多。

按照朱最初的设想，江苏中能将在美国或香港独立上市，但受金融危机影响，使江苏中能登陆日期一推再推，并最后导致上市未果。保利协鑫最终在2009年以逾260亿港元（折合人民币230亿元），收购江苏中能的全部股权，摇身变为新能源龙头股。

朱共山玩转新能源的效率之高与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2006年底才进入光伏产业，两年多就在全球多晶硅原料行业排行老三，2011年则成为全球最大；2010年，他又涉足硅片领域，只花了不足一年，就成为行业第一，不仅供应量占了全球约三成，成本更是业界最低。

难以复制

2011年1月，多晶硅行情还算不错，但到了3月底开始，太阳能电池相关报价一路走跌，由于欧债危机爆发，欧洲许多国家取消对替代能源的补贴，多晶硅价格又一次暴跌，甚至降到了前所未见的40美元以下。

为了安抚下游厂商，朱共山几次带队与客户谈判，采取的方式是降价、延长合同的方式，实现合同总价值不变的前提下减少硅料现货价格下降带来的损失。朱共山笼络了下游企业的心。

但他们有时并不买账，保利协鑫执行总裁舒桦曾在台湾受到尖锐的责问：“太阳能产业崩盘，你觉得保利协鑫是始作俑者吗？”

提问者是台湾大同集团董事长林蔚山，起因就是保利协鑫激进的低价策略。当时舒桦正在台湾国际太阳光电展夸保利协鑫的“大方”：“协鑫的做法是不需要客户开口的。我们主动会跟他们磋商相关问题，而不是说等他开口。”

与朱共山面相稍胖、行事沉稳的风格不同，舒桦清瘦精干。他依旧在台上微笑着说，协鑫的多晶硅生产成本2011年年底将降到20美元/公斤。他将皮球踢了回来：“你们该问的是，为什么其它公司做不到？”

从一出生就有央企保利集团参股，保利协鑫显然难以被复制，而更为吸引眼球的，则是2009年11月，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砸下55亿港元入股保利协鑫，取得20％股权，成为保利协鑫第二大股东。

中投的加盟不仅改善了保利协鑫的财务状况、减少了负债，更给朱共山带来了开拓太阳能电站的机会。2010年，保利协鑫得以进军美国两项光伏项目，这两个项目将全部由保利协鑫提供硅片生产的组件。

不仅如此，2010年上半年，保利协鑫获中国银行人民币100亿元的授信，在充沛的资金撑腰下，保利协鑫得以快速扩充产能。

保利协鑫一位内部员工和南方周末记者聊起保利协鑫的扩张模式，“老板敢押宝”和“有背景”是他引以为傲的两点：“北京有什么事都是保利出面。”朱共山进入东南亚市场也是由保利牵头。而在美国市场，则有中投公司“罩着”，保利协鑫在美国华盛顿州设立了全球化硅材料研发中心，这一机构主要是对海外技术进行吸收、转化从而实现自身的技术突破。“我们还在美国建太阳能电站，这都是学技术。”上述员工说，“当然，没有保利和中投，这些事是做不成的。”

朱共山认为，一家企业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机遇和规模。他乐此不疲与央企合作，称自己“流着央企的血液”，他喜欢“国字头”，手下不少高管都来自央企或大型国企，其近年来的合作伙伴有中电投、中广核、招商局等。员工们说朱共山“到哪里都有办公室”。

喧闹背后

在三四年前，朱共山还被媒体称为“神秘人物”，随着保利协鑫规模日盛，外界对这位背景复杂的“大佬”都深怀好奇。《华尔街日报》曾发表《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引起西方侧目》一文，直指中国以国家资本扶植朱共山，避开繁琐的审批流程，在15个月内即可开工生产，短短几年内就打造出世界最大的光伏企业之一。

但不管外界如何揣测，保利协鑫的扩张依旧在继续，2011年9月16日，朱共山牵手郭台铭，保利协鑫与富士康合作，分别在两人的老家——江苏盐城、山西大同共同建设多晶硅、电池、组件和下游光伏电站的垂直一体化的产业链。朱共山对这一项目颇为重视，已派出四五十人规模的队伍，但没多久又传出郭台铭不注资的消息。

南方周末记者春节前到位于山西大同市党留庄乡兼埔村的光伏电站施工现场，工程概况上清楚地写着：大同协和光伏发电工程总规模500兆瓦，本期建设规模20兆瓦，占地面积600亩。工程于2011年9月16日开工，计划于2011年12月26日竣工并全部并网发电。

但在这片杂草丛生的土地上只是矗立着一幢两层简易房，除了兼埔村一位看管工地的老人之外再无一人。地上稀疏地打了几十个水泥桩，奠基的碑石还在，坑里散落着鞭炮碎屑，显示着这个工地曾经热闹过。

舒桦对工程未能如期完成的解释是：“前期审批比较麻烦，奠基后不久又赶上冻土期。”对于郭台铭是否注资，他反问道：“至少郭台铭没说过不干了吧？”

中国禁止境内航空公司参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

infzm — Mon, 06 Feb 2012 19:03:21 +0000

中国民用航空局近日向各航空公司发出指令，未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禁止中国境内各运输航空公司参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禁止各运输航空公司以此为由提高运价或增加收费项目。

2月6日，新华网消息称，根据国务院授权，中国民用航空局于近日向各航空公司发出指令，未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禁止中国境内各运输航空公司参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禁止各运输航空公司以此为由提高运价或增加收费项目。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航空公司这个能源消耗大户的碳排放量分外惹眼。据《经济参考报》早前报道，美国运输部研究机关的专家此前测算，2000年全球飞机的二氧化碳排量为5.72亿吨，2010年将增至6.05亿-7.76亿吨，2025年将进一步增至12.28亿-14.88亿吨，相当于2006年度日本全国的排量。因此，相关国际组织一直呼吁政府和航空公司合作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欧洲是航空业“低碳革命”中的急先锋。2008年11月19日，欧盟通过法案决定将所有抵离欧盟成员国境内机场的所有航班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ETS），并于2012年1月1日起实施。根据法案，欧盟对各国航空公司按一定规则给出碳排放的免费额度，航空公司的碳排放量如果超出免费额度就必须掏钱购买；如果额度用不完，亦可以出售。

法案自公布之日起便遭到欧盟以外多国航空界的强烈反对。美国航空运输协会、美国航空公司、大陆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在2009年年底为此提起诉讼。2011年12月21日，欧盟最高法院裁定，美国对欧盟碳税诉讼失败。

在美国航企诉讼失利后，有航空公司采用取消欧洲航线的方式进行反击。《中国经营报》报道，廉价航空亚洲航空旗下经营长途航线的亚洲航空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航X”）2011年年底宣布，取消欧洲航线的所有业务。亚航X的CEO阿兹兰奥斯曼拉尼公开表示：“对我们来说，欧盟将航空业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是压倒我们最后的稻草。我们一直在观望它是否存在转机，但是欧盟心意已决。”

中国有33家航空公司在“碳税”征收名单之内。上述《中国经营报》报道引述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简称“中航协”）统计资料显示，在欧盟目前的27个成员国中，中国在其中12个国家拥有航权。每周往返欧盟的航班量为国航121班、南航70班、东航36班、海航20班左右。

中国民航局节能减排办公室此前表示，按欧盟“碳税”的征收方法，中国民航业仅2012年一年将向欧盟支付约8亿元人民币，到2020年将超过30亿，9年累计支出约176亿元人民币。不过，也有业内人士对于是否会产生176亿的巨额成本有所质疑，因为碳排放量的价格始终在变动中。

有航空公司认为，欧盟分配碳排放额时对中国航企不公平。国航是中欧航班数量最多的航空公司，《每日经济新闻》转述其电邮表示，航空业的配额分配基于2010年各公司市场份额，一经确定至2020年之前，都没有调整计划。但中国航空公司初始配额比例很小，以2010年为基年，一次性分配长达8年的免费配额，会使高速发展的中国航企付出巨额代价购买排放配额。　

国航还表示，2010年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监测数据显示，中国航空公司单位运输量排放低于平均水平，说明更需要减排的是欧美航空公司。

《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指出，欧洲境内航空市场正在被高铁和其他运输方式代替，根据欧盟航空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机制设置，欧洲本土航空公司可以轻松完成减排目标，甚至配额还有富余。

中航协曾呼吁国内航企以“三不”原则抵制欧盟碳税，即不参加欧盟碳市场交易，不向欧盟管理成员国提交碳排放监测计划，不与欧盟谈判优惠条件。

中航协还考虑仿效美国航企起诉欧盟。在美国航企败诉后，据《21世纪经济报道》消息，中航协副秘书长柴海波表示，“对欧盟的碳税将采取两手准备，一方面坚持诉讼表明态度，二是配合相关部门积极促进政策与反制措施的制定出台。”据其透露，中航协在10月已经正式请求民航局及发改委采取相应政策与反制措施。

2月6日，据新华网报道，根据国务院授权，中国民用航空局于近日向各航空公司发出指令，未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禁止中国境内各运输航空公司参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禁止各运输航空公司以此为由提高运价或增加收费项目。

上述报道引述中国民航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欧盟单方面立法将进出欧盟国际航班的温室气体排放纳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违反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国际民航组织的相关原则和规定。此前，中方已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多次向欧盟方面表达关切，反对欧盟将他国进出欧盟的国际航班纳入排放交易体系，主张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国际民航组织多边框架下通过充分协商解决国际航空排放问题。

这位负责人说，中方希望欧方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国际航空可持续发展和中欧关系大局出发，正视中方关切，本着务实和建设性态度，加强沟通和协调，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善解决办法。此外，中方也将根据事态发展考虑采取必要措施维护本国民众和企业的利益。

目前，航空公司尚未需要真金白银的缴纳“碳税”。根据欧盟规定，虽然航空“碳税”从2012年1月1日起开始计算，但实际征收从2013年开始，分析人士认为这为各方协商预留了时间和空间。

【吾乡吾民】什么都在涨

infzm — Mon, 06 Feb 2012 17:39:47 +0000

在家乡菜场环境近20年没有一丝变化的同时，“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糖高宗”、“油不得”等等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物价却成了普遍现象。

时隔两年后，2012年的自己，首次赶了回春运的大潮。在不远的记忆里，偏安一隅的家乡贵州省安顺市，数十年内经济受制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多大的发展，近年来仅依托良好的气候与自然资源规模不大地发展了旅游业。然而相较全国，依然是个“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发展现状。

这次回到阴雨绵绵的家乡，最强烈的感受来自物价的飞涨：发展仍属落后的这个小城，在物价上却担当了先锋。诸多生活中的必需品价格都在噌噌地上涨。

春节前夕，陪着母亲置办春节物品。两天时间，走了市区多个狭窄且泥泞的菜市场，在菜场环境近20年没有一丝变化的同时，“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糖高宗”、“油不得”等等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物价却成了普遍现象。

长久以来，本地居民除了吃外省来的大米外，更多选择的是周边乡镇所产的大米品类，记忆中小时候的大米均为农村亲戚所产。主要大米的供应则来源于旧州、平坝、双普三个距离安顺市不过30公里左右的乡镇。

如此近的市场距离，大米价格却在一年内涨幅达到50%，在2011年，大米的价格还仅仅是1.8元-2元/斤，但2012年却持续地在2.8元-3元/斤之间高涨。同样，菜油的价格，在去年还在6.5元-7元/斤，今年也涨到了7.5元-8元/斤。

蔬菜类价格与猪肉价格，成为当地人公认涨价幅度最大的品类。近三年时间里，白菜的价格最低是5毛钱一斤，但在2011年的均价却达到了2元/斤，在今年春节期间，白菜的价格则高达3元/斤，涨幅高达600%。而豌豆的价格，也从5元/斤涨到10元/斤，其他菜类涨幅也均在100%左右。

在广州的超市里，猪肉价格一般在15元/斤-18元/斤，然而在家乡小城，一般的猪肉价格，便要达到20元/斤，而这一价格在前年还是10元左右，去年也仅为15元/斤。三年不到的时间里，猪肉价格也上涨了100%。

在这样的物价水平下，生活中的诸多消费也纷纷大幅度上涨，回家当晚，父亲带着我出外吃了顿简单的火锅，埋单时却得知消费了340元。父母告知，在最近的一年，家乡的用餐标准涨了一倍以上，以前请客400元的，现如今同等质量要达到800元甚至更高。

而餐饮价格上涨带来的，却是宴席红包的“厚度”增加。几年前还是50元的红包，如今在大家的默认下，提至200元。

在贵州，有句话称“穿在贵阳，吃在安顺”。这里最为吸引人的地方，毫无疑问是那三日都吃不完的小吃，读书阶段，曾无数次约同学朋友，身揣几十元“扫荡”小吃街。此次回家发现，几十元已远远不够。

大学时期，一碗粉面均价仅在5元上下，毕业不过2年，一碗简单的粉面已达到7元，大份的则是9元以上。这一涨价是在2011年中开始的。昔日读书时，最爱的早餐便是糯米饭，然而这1.5元一份的学生早餐，如今变为了5元一份。

小吃中，最受欢迎的便是一种用粉皮包裹辣椒、豆芽、海带等蔬菜的小吃，以前大份的不过5毛钱一个，如今为1.5元。小份的一盒里20个，前年尚未毕业时一盒不过5元，去年涨至7元，如今10元，春节期间15元。

诸多生活必需品大幅度上涨的背景下，这个平均工资不过2170元/月左右的中等发展城市，普通人的生活开支，由以前的800元-1000元/月，一跃而至1500元-2000元/月。在此情况外，占据当地人大量时间的休闲娱乐项目，价格也纷纷上涨。

一杯柠檬汁，从以前的5元，涨至如今的15元/杯，而以前百元上下就能买到的啤酒数量，在此次春节同学聚会时达到了300元。请几个朋友聚会，随意支出便是500元以上。

在当地人的眼中，“贵州省的物价水平可以说是全国最高，但安顺却是贵州省的最高”。而在谈及为何物价上涨如此快的问题，很多人都把原因归结到了工资上涨。然而，在父母的工资单上，看到的却是这样的数据：

在教师岗位上呆了二十多年的母亲，2009年的工资为2015元/月，2010年为2530元/月，2011年为2845元/月。这意味着，三年时间内，当地普通居民的工资上涨幅度不过41%左右，远远跟不上物价上涨的脚步。

而按当地2170元/月的平均工资，每月在日常生活支出（衣食住行）上便要花去七成，生活在这个平均线以下的人群，这一支出比例则要更高。这对于仅仅2年没有归家的自己，无疑是一个甚为刺激的数字。

尚未结束的控诉——“三亚宰客门”追踪报道

infzm — Sat, 04 Feb 2012 01:17:56 +0000

持续了近一周的“三亚宰客门”事件似乎并没有终止的意思。继《国际旅游岛商报》2月1日的一篇报道《罗迪和高先生，三亚请你们站出来》，网友们的情绪再次被点燃，媒体的“高姿态”让众多网友无法接受。同日上午10点，三亚市委市政府举行媒体见面会，海南省副省长、三亚市委书记姜斯宪对2012年春节黄金周期间游客反映的海鲜排档、出租车及个别景区“宰客”现象表示歉意。

不过，事件的发展并没有太大的扭转。

尚未结束的控诉

似乎为了回应早前三亚工商局因无确切证据很难从严执法一说，2月1日网友“黑人光辉”在网上贴出了一张高达9000多元的海鲜账单。据南海网消息，2月2日上午，位于三亚湾路的海岛渔村餐厅的老板之一已承认此事。该店股东之一张荣伟表示，“物价局的价格贴了，点菜的时候也经过他们同意，最后发到网上‘搞’我们，我们生意怎么做?”

目前，三亚市物价、工商等部门已介入调查，该店已经停业。三亚市物价局新闻发言人陈金波表示，将会根据调查的情况，会同工商等部门依照规定给出具体的事件处理意见，事件进展也会及时向社会公众公布。

而同样是2月2日，网友夜莫嫣发布微博，称与爸爸在三亚市凯丰大酒店社区凯丰花园被10多名保安殴打。据悉，三亚市公安局已经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调查，将及时公布调查结果。

海鲜档主的“明规则”

自1月28日罗迪先生的那一条微博开始，各种有关三亚宰客的控诉席卷而来。百度百科甚至因此成立新的词条“三亚宰客门”。而事件的主角三亚海鲜档档主也开始向媒体爆料，称海鲜档宰客在三亚几乎是“明规则”，不宰客的海鲜店甚至会被同行排斥。据《广州日报》报道，因的哥、导游要收取回扣，海鲜价格也被抬高，回扣率高达40%，不宰客的海鲜店反倒会被同行视为“异类”，甚至被排斥。也有导游称，假日三亚客房价格高还因为这些房间到游客手中前通常要加几次价，三亚本地一些旅行社和炒房者假日前会通过囤房来牟利。

尽管政府有各种明文规定，不过貌似只是一纸空文。2月2日，三亚市物价局在其官网上公布了《三亚市海鲜品社会平均批发参考价格》，按照规定，海鲜排档餐饮业经营者海鲜品的购进价格在不高于社会平均批发参考价格10％的幅度内确定。若发现海鲜排档不按最高销售价格标价，可拨打电话向物价部门投诉。

当地人的思考

在一个名为海南人的网上家园“阳光岛”网站上，众多海南网友在反思此次三亚危机。对于此次三亚政府的危机公关处理能力，众多网友表示并不满意。

网友“长寿村夫”表示，“三亚方面应该狠狠处罚用实际行动抹黑三亚的两类“害群之马”，一类是宰客的奸商，一类是因不作为或乱作为而火上浇油引发轰动“三亚宰客门”事件的个别官员；而不是将矛头对准广大对三亚旅游环境提出质疑的网民与游客！”

网友“一笑了之 ”则表示，应该“一手抓‘危机公关’治标，及时遏制事态恶性发展；一手抓‘法治’治本，正本清源地彻底解决问题！”

广东出台56项措施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

infzm — Fri, 03 Feb 2012 19:42:03 +0000

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小微企业的财税和金融支持政策。近日，广东省出台56项措施扶持中小微企业。其中，广东省财政将安排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2.5亿元，用于支持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安排5000万元设立小额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等。

在刚过去的2011年，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小企业倒闭潮的传闻不断涌现。据本网此前报道，东莞、温州等地都相继出现中小企业接连倒闭的例子。温州市工商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一季度温州全市私营企业注销户数534家，同比减少14.56%。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早前消息，工商联在2011年3、4月前后对广东、浙江、江苏等17省市中小企业的调研报告显示，当前中小企业生存非常艰难，困难程度甚至超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初期。

工商联人士称，除了首当其冲的融资问题，原材料价格、劳动力成本、人民币升值、用地成本导致了企业的经营性成本不断上升，而企业的产品价格却难以同步提升，使企业利润遭到严重挤压，不少小微企业利润已经出现大幅下滑，相当部分企业处于亏损边缘。

小微企业与就业、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息息相关。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撰文称，数据显示，经工商登记注册的小微企业有1023万户，占中国企业总数的99％，提供了85％的城乡就业岗位。

面对小微企业的艰难形势，减轻它们的税费负担一直是业内呼声。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小微企业的财税和金融支持政策。此次对小微国有独资企业减少上缴利润也被视为对小微企业的又一项扶持。

2011年10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小微企业在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科技创新与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出台了9项措施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包括：提高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将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延长至2015年底并扩大范围等。

2011年11月17日，财政部联合国家发改委发布通知，提出免征小微企业22项行政收费。具体包括，企业注册登记费、税务发票工本费、海关监管手续费、货物原产地证明书费、农机监理费等22项收费。2012年1月1日起执行，有效期至2014年12月31日。

2012年2月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近年来，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积极成效。但当前小型微型企业经营压力大、成本上升、融资困难等问题仍很突出，必须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

会议确定了四个方面的财税和金融支持政策。主要包括：要扩大中小企业专项资金规模，中央财政安排150亿元设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主要支持初创小型微型企业；支持小型微型企业上市融资；放宽小额贷款公司单一投资者持股比例限制，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

2月3日，据《南方日报》报道，在中小企业最集中的珠三角地区，广东省政府出台《2012年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推动中小微企业平稳健康发展。

《措施》共56项，从增强财政资金引导、落实针对中小微企业的各项税收优惠和税费减免、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强化公共服务等方面帮扶中小微企业。

省级财政资金扶持主要包括：安排2.5亿元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推动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建设；设立5000万元小额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损失给予适当风险补偿；安排50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安排2000万元发展专项资金，资助民营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和参加境内国际性展览会。

涉及税收优惠和税费减免的内容有24项，主要包括：对符合相关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6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中小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等。

微信是如何飞起来的

infzm — Mon, 06 Feb 2012 16:58:29 +0000

与腾讯的发展史一样，微信在骂声中飞快成长——虽然既非原创，又不具备首发优势，但仅仅一年，微信竟远远超越对手们，拥有了5000万用户。

它的风行，既依托于腾讯源源不断的弹药支援，又源自其持续改进的细节拿捏——2011年，微信一共发布了45个不同终端的版本，平均1.15周发布一个。

从微机时代到移动互联时代，腾讯未来的命运将寄托在微信等多款产品之上。（明镜/图）

“再多自个儿牛逼的日子，也比不上一起傻逼的岁月，以此纪念我们共同度过的2011。”

2012年1月初，腾讯广州研究院约200名成员，每人收到一份新年礼物——一张印有上述文字、个人姓名以及张小龙签名的卡片，以及一台MacAir。

这群人中的约80人在过去一年中参与了一款叫做“微信”的产品研发。这是一款通过网络免费发送语音短信、视频、图片和文字，支持多人群聊的手机通信软件，适用于大部分智能手机。

微信在2011年1月正式推出后，其发展速度远超微信团队自身的预期，也超出外人的想象。2011年11月初，微信用户数超过3000万；一个月后，这个数字已达5000万，数倍于其先行者、竞争对手。

2012年1月，微信的广告出现在广州街头的公交车站牌上，除了白色线条勾勒的几个拿着手机形态各异的小人，画面上只有四个字“微信·生活”。这是微信在腾讯平台之外的第一次大规模推广。

但微信的对手仍有增无减。米聊、神聊、飞聊、翼聊、沃友、口信、友你等等与微信类似的二十多个产品，陈列在各智能手机应用商店，这些绕开电信运营商一毛钱/条收费、基于网络的通信应用，除了省钱，还纷纷加入社交功能，试图更进一步渗入人们的生活。

微信一跃成为继开放平台之后腾讯公司最大的亮点。它的成功，究竟是得益于腾讯庞大的即时通讯用户群，还是产品本身的优越性所致？在模仿与被模仿的角逐中，微信能火多久？

既非原创，也非首发

腾讯2011年第三季度业绩报告显示，QQ同时在线人数已经达1.454亿。熊明华透露，这其中有一半来自手机QQ。这也意味着，移动互联网的布局，关系着腾讯的未来。

和很多产品一样，微信既非腾讯的原创，也非首发。他们的学习榜样是加拿大的移动IM服务提供商Kik Interactive公司。而在微信推出之前，国内同类产品已有多种问世。

2010年10月登陆苹果、安卓应用商店的Kik，是一款基于手机本地通讯录实现免费短信聊天功能的社交应用软件，因为上线15天就收获了100万用户而声名鹊起。随后却遭遇了一系列打击——2010年11月，在收到用户反馈之后，黑莓（RIM）经调查认定，Kik违反合约义务及责任，将其从应用商店下架；2011年6月，苹果iOS5发布，其中最重要的一项iMessage服务，同样可通过网络免费发送文字、图片、视频信息。

在中国，互动科技最早于2010年11月7日推出“个信”；一个月后，小米科技推出了“米聊”。

而腾讯的微信则姗姗来迟。微信正式立项是在2010年11月18日，2011年1月21日先是推出了iOS版本，随后几天陆续出了安卓和塞班版本。

虽然慢了一拍，但腾讯早已意识到微信的重要性，对其寄予厚望。

2011年6月中旬，腾讯CTO熊明华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提到，从2009年开始，腾讯已经留意到QQ手机用户不断增长的趋势。如何确保腾讯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的优势，是腾讯必须面对的挑战。

手机QQ，是QQ客户端从PC到手机的平移，但它并不能保证腾讯就能高枕无忧。2010年崭露头角的新浪微博，就越过QQ成为不少手机上网首选的应用，给腾讯敲起了警钟。

持续改进

把不认识的人圈到一起，成为了微信用户增长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在微信1.0版本一年前发布的时候，打出的口号是“能发照片的免费短信”。但这个口号并未让用户感到惊喜。微信并没有收获预期的用户。接下来三个月，微信团队埋头优化程序，改进包括收发消息速度、流量节省等等产品细节。

经过几个月打磨，2011年5月10日，微信发布了2.0版本，新增语音对讲功能，用户数开始出现大增。这功能并不新鲜，也非微信独创——早在2011年1月推出的Talkbox就是主打免费语音。

不过，微信做了相应的改进。当距离感应器无感应，语音对讲默认为扬声器播放，只要把手机贴近耳朵，马上就改为听筒模式，方便在会议中接听。类似这样的改进，还有很多。

真正让微信从国内Kik类软件中脱颖而出的，是第一个加入LBS（基于位置的社交）元素。2011年8月3日，微信2.5版本发布，推出“查看附近的人”功能。它直接将微信从熟人之间的沟通，推向陌生人交友。第二天，陌陌这款定位于陌生人交友的软件也在App Store推出。

微信产品总监刘乐君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说，设计“查看附近的人”功能，为用户提供了查看附近人的头像、昵称、签名及距离，初衷是让微信走近用户生活，以便用户之间产生进一步联系。譬如拼车上班，用户可以把拼车想法写入签名，让人家找到你；如废旧物品出售，也可以把商品信息放进去，很快可以找到买家。

把不认识的人圈到一起，成为了微信用户增长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用刘乐君的话说，查看附近的人功能出来之后，微信新增好友数和用户数第一次迎来爆发性增长。

微信并不是第一个想到要把手机聊天和LBS结合起来的。一个来自韩国的女同性恋交友软件EL，2011年2月发布的1.5版本，会列出其他用户和你的距离、所在城市，并按照从近到远排列，方便用户交流。

但通过QQ邮箱和口碑营销，微信倒是第一个被更多用户知道有这个功能的产品，此后模仿者众，几乎成为国内同类产品的标配。

微信产品总监刘乐君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微信从来不担心被模仿，也从来没有去模仿别人，一直都是围绕用户需求来做产品。

但在微信的主要功能中，很难说有哪一个是微信独创。

少就是多

“做产品，少就是多。我们希望产品简单，把一些本质东西做出来之后，其余看用户的想象力。去掉某些功能，反而会让用户产生更多想象空间。”

2011年10月1日，微信发布第三个里程碑式产品3.0版本，两个主要功能是摇一摇和漂流瓶。摇一摇是找到与你同时晃动手机的人，漂流瓶是对陌生人信息的回应，也是QQ邮箱漂流瓶功能的平移。

2011年底，微信推出3.5版本，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功能，是加入了二维码，方便用户通过扫描或在其他平台上发布二维码名片，拓展微信好友。

摇一摇和二维码，同样也是微信在国内首创，但国外已经有先行者。2011年8月16日，来自日本的同类产品LINE发布了1.2版本，新增Shake it！和QR码（二维码的一种）添加好友的功能。当然，最后二维码功能还可以追溯到BBM身上。BBM是黑莓（RIM）开发的即时通信IM解决方案。

作为跟随者，在细节上比前人做得更好，是过往腾讯成功产品的一贯风格，同样也体现在微信上。比如，摇一摇的第一个版本中，摇动一下手机，视觉上男性用户可以看到一个维纳斯雕像，女性用户看到的是大卫雕像（因为版权的问题，现改为一朵小花）；听觉是来福枪上膛声；摇到用户之后手机会有震动。

在改进过程中，微信团队还面临着更多细节的考量。

微信刚上线的时候，很多用户反馈，希望能够支持消息已读状态功能。这个问题在微信团队内部争论了三天三夜。大家争论的是，微信究竟要给用户带来怎样的感觉？

消息状态，有时候会给用户带来压力，譬如睡午觉的时候，收到上司发来微信讨论产品问题，消息状态变成已读之后，上司知道你读了这个消息居然不回，可能会不高兴。最后他们的讨论结果是，要给用户轻松愉快的体验，不做这个功能。

“做产品，少就是多。我们希望产品简单，把一些本质东西做出来之后，其余看用户的想象力。去掉某些功能，反而会让用户产生更多想象空间。”刘乐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譬如，很多人想找异性搭讪，建议微信做一个过滤性别功能。这当然也没有被接受。“附近的人”也是基于这样思路，先把人绑在一起，后续事情是用户自行想象发挥。

2011年，微信一共发布了45个不同终端的版本，平均1.15周发布一个。微信的定义已经从“能发照片的免费短信”、“最时尚的手机语音对讲软件”，变成了“最火爆的手机通信软件”。

而这种快马加鞭的研发速度，是在没有盈利KPI考核的状态下完成的。虽然没有考核，但微信团队一天24小时都有人在办公室干活。微信团队所在的腾讯广州研究院，前台实行三班倒工作制，每到开饭时点，电梯口摆了一长条桌的外卖盒。

在2011年12月9日的腾讯媒体开放日，刘乐君介绍完微信，出人意料地说了一番动情的话作为结尾，“每天早上叫醒我们团队的，不是桌上的闹钟，而是心中的梦想。”

“离大决战还早”

“互联网应用一波接一波，三两年出一个新产品，2010年是微博年，2011年是微信年，明年希望微信还能红，将来很难说。”

回看这些聊天软件的功能，原理并不复杂，其实是利用了智能手机的各种性能。图片分享对应的是手机高清摄像头，手写输入对应的是多点触屏，语音对讲对应的是高清麦克风和扬声器，查看附近的人对应的是GPS定位，摇一摇对应的是重力感应器。技术门槛并不高，当一个新功能出现之后，很容易被其他竞争对手快速“借鉴”。

如何防止“被借鉴”，俨然成为同业竞争中的难题。2011年11月，神聊CEO王本睿索性在微博上公开了线控对讲技术原理，并@米聊、微信，这一策略起了作用，没有人好意思抄袭了。

而微信最让竞争对手们羡慕的，还是腾讯这个平台。2011年，腾讯对微信的投入约一亿人民币，这其中包括人力成本、带宽，以及上千台服务器。微信的系统插件，已经打通了QQ通讯录、QQ邮箱，QQ微博等产品，表现出移动互联网时代成为平台型产品的潜质。

微信发展快，离不开QQ的推广，从QQ聊天面板到QQ邮箱，不遗余力，几乎动用一切力量。

尽管获得了3000万美元的投资，王本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神聊很少做推广，因为“太耗钱了，我们得省着花”。

王本睿认为离大决战还早，在无线圈子“腾讯恐惧症”阴影下，眼下他和投资人讨论更多的是如何以弱胜强，并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在他看来，互联网的历史很短，可是已经有无数大企业衰落、被取代的前例，现在看起来也许困难重重，但只要能坚持下来，移动互联网有很多机会。

2011年第三季度，在中国大部分应用商店，手机QQ和微信在社交类别中，总是一前一后排在榜首。耐人寻味的是，手机QQ2011版，也陆续添加了查看附近的人、语音对讲等功能。在微信之后，腾讯又推出了视频通话软件微视、陌生人交友软件搭搭，不敢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布局移动互联网的可能。

但微信的对手不仅在国内，也在海外。2011年6月23日，NHN日本公司（NHN是一家韩国互联网公司，拥有韩国排名第一的搜索网站Naver和最大网络游戏门户网站Hangame）发布的手机聊天软件LINE，3个月下载超百万，6个月下载量超过1000万次，7个月下载量超过1500万次。

LINE的用户已经在日本、新加坡、香港、澳门、台湾、中东之外，延伸到了欧洲，并在瑞士、澳洲、德国、新西兰等国手机应用下载中名列前茅。目前支持日、韩、英、中、土耳其五种语言。它在日本本土还开启了天气预报、餐厅查找等生活服务功能。

在2011年12月9日的腾讯媒体开放日上，熊明华表示，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需求不断被发现并被满足，“互联网应用一波接一波，三两年出一个新产品，2010年是微博年，2011年是微信年，明年希望微信还能红，将来很难说。”

【吾乡吾民】垃圾包围农村

infzm — Sun, 05 Feb 2012 15:32:16 +0000

农民越来越富，污染却越来越重。毒垃圾渗入土地河流，不仅损害农村人的健康，也将污染城里人喝的水、吃的菜，最终将无人能够幸免。

往日的盈盈碧水，如今却成了不忍目睹的垃圾场。（陈新焱/图）

这次过年回老家，感受最强烈的现象之一，是垃圾污染。

老家地处大别山深处，取名“理畈村”。家的四周，是郁郁葱葱的大山，门前则是穿村而过的一条小河。据说，清初就有人定居于此。从大山深处流来的泉水清澈见底，我的童年，基本上是在摸鱼捉虾、游泳戏水中度过。

那时，村民们也不打井。每天一大早，各家的男人们挑着水桶，就在河中取水。晨雾一过，妇女们就提着衣服，在河边洗晒。

大概在七八年前，喜欢打鱼的邻居抱怨，河里的鱼开始越来越少了；过了两年，乡亲们就不再在河里取水，转而挖井；再过了两年，井水也没人吃了，村里架起了水管，直接从小河的源头取水。

这样的变化，皆源于污染。而这种污染，几乎与村里的经济发展同步。

碧水良田成垃圾场

在大革命时期，老家是鄂东南苏区后方所在地，交通闭塞，贫穷落后，差不多处于刀耕火种的农耕时代——乡亲们吃的是自己种的大米和蔬菜，吃剩下的，喂猪；人畜粪便则是天然的有机肥，生态平衡，几乎没有什么破坏。

直到我出生后的1985年，村里才修通了第一条通往乡政府的土路。几年之后，村里通上了电。工业文明第一次照亮了这个大山深处的村庄。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有人外出务工，以后逐年增多，他们一部分在北京、西安做理石生意（因老家盛产理石）；一部分在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打工，至2009年，全村在外务工人数高达千余人。

外出的人们带回了财富，也带回了新的文明。这其中，变化最大的是，最近五年，几乎每家每户都盖起了钢筋水泥结构的二、三层洋房。

在泥砖瓦屋时代，为了方便积肥，村民的厕所基本和猪舍连在一起。换成洋房后，厕所移到了室内，增加了排污排水管道。难题由此出现——由于村里并没有统一规划，各家的污水便到处乱排。有的排到附近的田里，有的则直接排到了河中。

原来用的泥砖，拆掉之后打碎，又变成了泥土，在原来的地基上稍做平整，又是一块耕地。而现在换成了钢筋水泥，敲不烂，打不碎，村里也出现了城里才有的建筑垃圾。

富起来的乡亲们也开始消费工业品，化肥、农药、吃完就扔的罐头、各种包装精美的食品以及橡胶、电池、玻璃等各种化工产品都无一例外地进入了村庄。一些原有的优良传统，也在递增的财富面前瓦解。比如，原来谁家有红白喜事要办酒席，用的都是族人从家中带来的、自己吃饭的碗筷。现在主家都不麻烦别人，直接就买了一次性的塑料碗筷，吃完就扔。

问题随之而来。城市垃圾起码会有转运处理，而农村垃圾却无人顾及。乡亲们有的倒在屋角，有的倒在田埂上，有的则干脆倒入门前的小河里。

小河由清转黑，往日的盈盈碧水，如今却成了不忍目睹的垃圾场。而肥沃的耕田，有的也泛起了阵阵恶臭。已经搬到城里居住的父母也忍不住哀叹：好好的一个村，就这么毁了。

垃圾场的城乡之战

这样的景象，并非只在老家出现。周边村也是如此。春节前，我在大理洱海边，一个名叫“文笔”的渔村采访，看到的情形甚至比老家还严重。这里的人们家里都没有厕所，村里建了几个公共卫生间——那真是我见过最臭、最难以插脚的卫生间——门口是苍蝇横飞的小山一样的垃圾堆，里面则是没有入池的一堆堆排泄物。污水从各家排出，在村中的小路中粘结成一团团黑色的胶状物。这些未经处理的垃圾，有的甚至直接入了洱海。

众所周知的是，在城市，垃圾增长速度堪与GDP比肩，2007年，上海市生活垃圾相当于5个金茂大厦的体积。三年前，把北京市的生活垃圾堆起来，相当于一个景山的体积。而今当然更甚。

在农村，这一速度同样惊人，卫生部调查显示，目前农村每天每人产生的生活垃圾量为0.86公斤，全国农村每年的生活垃圾量接近3亿吨，而这还不算那些由城市转移到农村的垃圾——统计数据显示，至少85%的城市垃圾，也被掩埋在了乡村。

在我老家就是如此。离我们村几十公里外，有一个名为凉亭岭的垃圾场，是老家所在县城唯一的垃圾场，使用至今已经有二十多年，如今的垃圾场内已形成一座十多米高的垃圾山，仅“山顶”的面积就有一个足球场大小。

2010年8月，附近的村民怀疑垃圾场污染了环境，导致该村癌症患者人数增加（该村约2600人，从1994年至今，共有37名村民死于癌症），堵封垃圾场二十余天。导致县城每日上百吨的垃圾无法及时清运，县城差点成为“臭城”（在其他地方，由此导致的冲突同样屡见不鲜）。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农村垃圾主要是一些易腐烂的菜叶瓜皮，现在却成了塑料袋、废电池、农膜、农药瓶、工业废品、腐败植物等的混合体，特别是由于大量使用塑料，导致垃圾中不可降解物所占比例迅速增加，使得农村垃圾在日渐向“毒害化”发展。如果不加以遏制，由此导致的结果将是灾难性的——那些有毒垃圾一点一滴渗入土地，渗入溪流，不仅损害农村人的健康，也将污染城里人喝的水、吃的菜，最终将无人能够幸免。

达沃斯观察：中国离全球化有多远

infzm — Thu, 02 Feb 2012 21:26:32 +0000